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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的前夕:战争一周年攻势 俄军可以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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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末谈国是

卢甘斯克成前线

事实上,俄军的攻击不止卢甘斯克。在顿巴斯另一州顿涅茨克(Donetsk),除了过去半年俄乌血战不止的巴赫穆特(Bakhmut)之外,从北部的谢韦尔斯克(Siversk)到南边的顿涅茨克市西部和武赫列达尔(Vuhledar)一带,俄军皆展现出明显的攻势。同时,从乌克兰南部出海口的金本沙嘴(Kinburn Spit),到赫尔松市(Kherson)对开的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河中岛,再到中部扎波罗热州(Zaporizhzhia)两军南北对分的前线,俄乌交烽也愈来愈频繁,俄军的前线轰炸重新变成常态,打破了部份地区在冬季的相对平静。虽然此前有分析称俄军可能会再次借道频频军演的白罗斯再试取基辅(Kyiv),不过近月部份俄国部队已从白罗斯调回卢甘斯克俄控区,乌克兰国会也表明不预期俄方会向基辅方向进军。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观察,俄方至少有三个师的兵力集中推进卢甘斯克州的攻势,此州将成本年俄国发动首轮攻势的主力所在,其他战线的火力加强很可能旨在分散乌军力量,并无大举进攻之意。

自乌方去年9月迅速夺回东北哈尔科夫(Kharkiv)近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后,卢甘斯克西部由北至南连接斯瓦托夫(Svatove)和克雷米纳(Kreminna)两城的陆上补给要道,就成为了俄乌僵持不下的前线。这两个城市很可能会成为俄军发动重大攻势的主力,其目标大概是要将乌军推回奥斯基尔河(Oskil River)西岸,甚至重夺战略要地伊久姆(Izyum),再次建立起针对顿涅茨克的北部前线,以配合夹攻顿涅茨克的乌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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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蓝色箭嘴代表乌克兰去年9月起在哈尔科夫的迅速推进。(Wikimedia Commons)

俄罗斯全力投入进攻?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去年9月以(二战以来首个)局部动员令招募得来的士兵不少已被送往乌克兰战场,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总数超过30万人,几乎是去年2月俄罗斯挥军入乌时人数的两倍。为了这次「战争一周年攻势」,俄罗斯据称更是准备了1,800架坦克、3,950架装甲车、2,700套火炮系统、810组多管火箭炮系统、400架战斗机和300架直升机。可是,俄罗斯从去年10月开始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攻击,目前也以较小规模持续,似乎印证了外界数个月以来对俄罗斯远程精准打击武器不足的预测。

一直相信乌克兰对西方来说不及对俄罗斯重要、相信西方长远将坚持不下去的普京,如今已不断加紧军备生产。就在前两天(2月8日、9日),从总统普京本人,到总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再到前总统、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都有出席与军备生产相关的活动。2月5日,《华尔街日报》亦引述美国盟国官员的消息指,莫斯科正与德黑兰合作在俄罗斯建造可在未来数年生产6,000架无人机的工厂。从财政上看,俄罗斯今年的国防和安全开支就占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其中国防开支由俄乌战争爆发前原有的 3.5万亿卢布(现价折合约3,258亿人民币)增加至4.98万亿卢布,而安全开支的增幅也高达50%。配合俄罗斯此前增加武装部队人数近三成、大规模调整军区等军事结构的决定,也可见普京长期投入乌克兰的决心。虽然此刻普京的乌克兰战争依然被称为「特别军事行动」,但经过去年9月至今的种种策略变动之后,俄罗斯已进入了实际上的战争状态,如今俄军发起的攻势正是新局之下俄方的「小试牛刀」。

为了「试刀」,普京1月就再次阵前换将,以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取代在任才刚3个月的「末日将军」苏罗维金(Sergey Surovikin)作为对乌作战总指挥。格拉西莫夫的上任,带来了多种转变。

阵前换将的策略转变

9月以来,俄罗斯的在乌军事行动某程度上是转交到国防部以外的军事力量手上,当中包括车臣军队、华格纳僱佣兵团等,而苏罗维金本来就是这两支部队的领袖所支持的将军。如今,格拉西莫夫取代苏罗维金,其实就是普京将对乌军事行动重新交回国防部手中的布局——毕竟,要长期作战,总不能靠指挥架构不清,甚至主要依赖在狱中募兵的非正规部队。

格拉西莫夫上任后,俄军就命令军人必须剃须,引来车臣领袖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对其歧视穆斯林士兵的公开批评;不知是自愿还是非自愿,人称「普京厨子」的华格纳军团领袖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日前也宣布了不会再从监狱募兵。

除此之外,在苏罗维金主军之时,俄军摆出来的是全面的守势,在乌克兰各地的俄控区前线布置阻碍敌人坦克推进的混凝土「龙牙阵」,几乎只留巴赫穆特一处前线任由华格纳军团对乌猛攻。格拉西莫夫掌军之后,俄乌对峙前线的俄军攻击就几乎马上有了明显的增加,转守为攻之势路人皆知。而在因双方人员死亡大增而被称为「绞肉机」的巴赫穆特,华格纳军团不计死伤、将一座座建筑物经血战慢慢打下来的前线推进手段,也似乎变回过去俄军在卢甘斯克进攻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等城市所用过的策略,即以大炮打击为主、尝试截断市内乌军的陆上补给路线,再从容击溃或击退市内军队。

从过去一年的战争形式来看,此等战术甚为有效,但其缺点是进展缓慢,在战前人口不足10万的北顿涅茨克,俄军的进侵就花费了一个半月时间,而当时乌克兰还没有美国海马斯(HIMARS)多管火箭炮、法国凯撒(CAESAR)自走炮等武器支持。

从长远战略来看,时间有可能真的是站在对乌坚决到底的俄罗斯一方。但从战场上的策略性考虑来看,时间却有可能是站在乌克兰一方。

赶在欧美军援之前?

欧美国家今年以来已密集宣布了一系列重大对乌军援,从榴弹炮、装甲车,到步兵战车(IFV)、主战坦克(MBT)都有,美国也决定提供可在海马斯发射、射程比原有供乌弹药远一倍的陆射小直径炸弹(GLSDB),几乎可以让乌克兰攻击到克里米亚半岛以外的每一寸俄占领土。与此同时,美国也正为乌克兰提供联合兵种作战训练,以便乌军能将这些武器在战场上互相配合使用。

随着时间推移,乌军将会变成一个愈来愈难缠的敌人。也许是出于这个考虑,俄方才会在此时发动攻势,以赶在欧美主战坦克等军援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之前。如果俄军在策略上没有突破性的转变,其「一周年攻势」很可能将会是去年4月至6月顿巴斯之战的重演,以俄军缓缓推进、乌军缓缓退守为主调。以几个月时间的维度来考虑,到今年初夏,俄军若能夺得顿巴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全境,已经算得上是非常乐观的战果。这当然不及去年9月透过「公投入俄」的四州土地,但却能给普京一个宣称胜利休战的台阶下。不过,这一次俄军攻势能否造就这个机会,而普京又会否把握这个机会,也是未知之数。(来源: 香港01 作者:叶德豪)

来源时间:2023/2/11   发布时间:202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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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气球:“间谍气球”事件与其背后的美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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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1月28日,一只来自中国的气象气球飘入美国阿拉斯加,并飘向美国内陆领空。1月31日,美国北方司令部和五角大楼向拜登总统发出警报,称该只气球携带摄像头和监视设备。2月4日,在经历一周的辩论和行动方案抉择后,美空军出动F-22战斗机,用一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将其击落。美国海军和海岸卫队的舰船随后开始回收气球残骸。五角大楼官员称此次气球事件为一次明火执仗的军事侦察活动。美国媒体对此事件给予高度关注,并将这只隐蔽不力、飘荡无依的气球称为“间谍气球”(spy balloon)。同时,因“间谍气球”事件,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取消原定2月5日访问北京的行程。为何一只气球会导致外交访问被取消?这只气球在美国及其盟国媒体的眼中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间谍气球”引发的激烈争论背后所涌动的“阴谋论”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本文聚焦近期备受关注的气球事件,通过回顾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让读者从历史和外交的角度走近和走入这次掀起政治风波的“气球事件”。

“流浪气球”引争议

1月末,正当美中两国的媒体和专家开始聚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开启的对北京的访问时,五角大楼发现一只来自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闯进美国领空,其携带有提供动力的太阳能电池板、摄像头、以及相关侦察设备,并飞跃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上空,该基地是美国运营和维护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之一,共有150多个洲际导弹发射井。2月2日,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莱德准将(Patrick Ryder)就此事发布简短声明。声明称,气球目前正在以远超空中交通的高度上行进,“对地面人员并不构成军事或实体威胁。”同时他亦表示美方已采取相关措施确保气球不能收集任何敏感信息。2月3日,美国防部称第二个气球正从拉丁美洲上空飘向美国空域。2月4日,美军在南卡罗来纳州临近海域上空用响尾蛇导弹击落气球并开始打捞碎片。2月3日,中国外交部称确认气球来自中国,称该气球属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研究,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属于意外情况,并对此表示遗憾。外交部还表示,在拉丁美洲上空飘行的气球也属民用无人飞艇,同样因气候影响而偏离航向。然而,拜登政府拒绝接受中国方面解释,仍认定气球属间谍性质。

媒体也就气球事件众说纷纭。TVBS 新闻于2月4日发表报道,称一般气象气球直径约2米,体积较小,而间谍气球直径可达15至20米,使用特殊材质制造,并可遥控。据Sky News于2月7日发表的报道,该气球高约60米,远超一般气象气球体积,且其飞行路线涉及美方核武设施重地。北美华人新闻平台Redian新闻于2月5日发表报道,表示中国国内设有120个气象监测点,并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站点。这些站点每天都会放飞探空气球并将获取的气象数据传输给中国气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进行信息共享。报道称,这些站点会在每天7时与19时两次同步放飞气球,数百个气球同时升空,出现偏离正常轨道和观测区域的情况在所难免。因此,中国气象科研气球受西风带影响飘入美国,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美方不必“反应过度”。

双方就气球一事各执己见,争议不下。在此背景下,美国高级官员向中方发出强烈谴责,国务卿布林肯还给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电话,宣布取消自己原定于2月5日至6日访华的计划。至此,外界所观望的美中两国能否借布林肯访华有所回暖、及布林肯此次访华将赋予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其将是2018年10月以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也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执政后访华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随着计划被宣布推迟而再次恢复原点并前路未卜。2月4日,当彭博社记者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提问,美国国防部宣布气球在有核导弹发射设施的蒙大拿州上空出现和布林肯推迟访华,中方是否计划重新安排相关访问时,毛宁回应称,“事实上,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我们予以尊重。”同时,毛宁表示,“中国无意也从不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美国一些政客、媒体借题发挥,对中国攻击抹黑,中方坚决反对。”2月6日,美国白宫与国务院表示,布林肯仍计划在合适时间重拾访华计划。同时,美国认为回收中国无人飞艇残骸具有情报价值,美政府无意将飞艇残骸归还中国。此外,美方承认失去了一次与中国对话的重要机会,但否认责任在美方。

  • 点击此处查看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详细时间线。
历史上的“间谍气球”

回首历史,无论是中国或美国都曾遭遇侦察气球。针对这些间谍气球,双方也都予以了回击。

Yahoo新闻Redian新闻分别在2月2日和2月5日的报道中指出,利用高空气球进行间谍活动和执行军事任务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时期。在二战期间,日军曾使用漂流气球轰炸美国。该计划当时由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主导,被称为“飞象计划”(FU-GO)。其研制了数量约10,000的巨大氢气球,这些气球由和纸制成,这种纸取材于构树(kozo tree)树皮,因此这些气球炸弹又被称作“日本纸炸弹”(Japanese Paper Balloon)。其下吊重磅炸弹和燃烧弹,意图借太平洋上空的冬季气流将气球带去美国西北部地区,气球可在这些地区落地后爆炸,在美国境内造成军事破坏和恐慌。

1944年11月3日,日本向太平洋气流中投放了一批“气球炸弹”,每只气球携带4支燃烧弹和1枚30磅重的高爆弹。几天后,第一批被放飞的气球抵达加州海岸并在那里爆炸。1944年12月,美国有关部门根据炸弹上的压载物中的沙土和气球碎片得出结论,这些气球来自日本南部,并未携带生化武器,其破坏力主要来自燃烧弹。虽然由于西风带的不稳定性,这些炸弹的攻击分散且无目标,但由于处于冬季干旱期,对美国西北地区的森林造成了威胁。此外,军方认为关于气球炸弹的报道会造成恐慌,因此不允许报纸和广播电台报道任何涉及气球的新闻。1945年2月17日,由于未在美国本土报道中发现任何气球炸弹事故的信息,日军通过英语通讯社向美国广播,声称气球炸弹造成500-10,000名人员伤亡,希望借此夸大气球炸弹的成功,但美政府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45年5月5日,一枚气球炸弹在俄勒冈州夺去6名美国平民的生命,美国军方才打破沉默,最终调查发现气球造成的破坏事件约有300起,除了对部分电力设施造成暂时性损坏外,并无其他人员伤亡。1945年4月,该计划被日军认为效果不大而放弃。

  • 点击此处查看日本“Fu-Go”计划“气球炸弹”的详细介绍。
  • 点击此处查看二战期间日军施放的“气球炸弹”视频资料。

二战期间日军投放的“气球炸弹”

根据卫报》(The Guardian)23日发表的评论,最早被记录在案的使用气球进行情报收集可追溯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人在弗勒鲁斯战役(Battle of Fleurus)中利用气球对奥地利和荷兰军队进行侦察活动。18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部队也曾乘坐热气球观察南军的军事部署,他们通过摩斯电码或“绑着石头的纸张”传递情报。此外,保卫民主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中国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表示,间谍气球在冷战时期曾被美苏两国广泛使用,他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情报收集方式。

根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资料,自1946年以来,美军便开始研究间谍气球的用法,并开启了“创生计划”(Project Genetrix)。1948年,美军开始研究以塑料气球作为摄影和电子侦察设备的载体。截至1954年中,美军在“白鲸项目”(Project Moby Dick)中试射了超过500个侦察气球。该项目是冷战期间美军针对苏联的一系列高空侦察行动之一,使用装载着摄像机的大型间谍气球飘浮在苏联领空以获取情报。其他气球行动包括“莫古尔计划”(Project Mogul),旨在通过高空气球上装载麦克风,从而远距离探测苏联核试验所产生的冲击波。 1955年3月,美军空军指派战略空军司令部对苏联领土进行高空侦察,这一侦察行动使用了可进行空中摄影的监视气球,这是美国空军首次进行的大规模高空气球情报行动。不过,这些气球的情报回报率并不高。据Yahoo新闻的一篇报道,美国每施放500只气球,大约只能得到40张有效照片,气球拍摄计划的所覆盖的1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也仅占苏联领土约8%。但是,这些气球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有关苏联军方雷达系统的宝贵情报,也曾因苏联方面发现来自美国的间谍相机的碎片而引发外交骚动。后来,时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觉得间谍气球的使用弊大于利,最终放弃了对其进一步的研发。

  • 点击此处查看冷战期间美军间谍气球“白鲸计划”简史。

根据凤凰网视频25日的报道,1974年5月,一只来自美国的间谍气球出现在中国河北省上空。这只气球直径约15米,装载有摄像设备,可以通过发射装置将所拍摄图像传回美国。在进入中国领空前,其曾出现在苏联境内,但苏联方面未能将其击落。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击落这只气球。最终,解放军空军指挥部派出4架歼-6战斗机将气球击落。

  • 点击此处查看关于1974年中国击落美军间谍气球的系列报道。

同时,在Nicholas Welch和Jordan Schneider24日主持的专题访谈之中国气球对话突发事件China Talk-BalloonTalk: Emergency Edition)中,也谈到了将气球用于军事侦察和武器的历史,以及美中之间的“气球嫌隙”。

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人员Eric Lofgren表示,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期间,侦察气球便已开始投入使用。但是侦察气球的大规模使用则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用于火炮瞄准(artillery targeting),当时这些载人气球通过烧煤为其自身提供动力。在一战期间,由于气球内充氢气,被子弹击中后会爆炸和和起火。不同于后来用于侦察的氦气球(被击中后不会爆炸),在二战期间,盟军使用气球(barrage balloon)拦截德国进行空袭的飞机。在诺曼底登陆时,补给船通过缆绳连接这些气球,阻拦德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这些气球还曾被用于侦察德国U型潜艇的踪迹,气球所载雷达迫使潜艇潜望镜难以正常工作。直到1962年,苏联引进核潜艇后,这一飞艇气球时代才宣告终结。

访谈嘉宾亦将空中不明飞行物(UFO)与中国的“间谍气球”相提并论。访谈提到Tyler Rogoway于2021年在The War Zon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敌方无人机在美盘旋 五角大楼称其是UFO”(“Adversary Drones Are Spying On The U.S. And The Pentagon Acts Like They’re UFOs”),该文章指出一些红外图像下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间谍气球。

美国五角大楼于2020年4月发布了3段由红外热像仪拍摄的短视频,其捕捉到不明飞行物

访谈还提到中国“间谍气球”引起美国政府强烈反应的原因之一——其有理由担心气球被用于大规模的情报、监视、侦察活动(ISR),并且美方目前需要考虑中国是否能够使用武装性气球实施军事打击。例如,这只“间谍气球”的有效载荷看似很大且具有低空飞行的能力,这种气球可以作为近距离空中支援平台。访谈嘉宾认为,不管布林肯对这只气球是否在意,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击落中国气球都是令人安心的结局。访谈之处,从双边关系的角度考虑,布林肯因气球事件取消行程并不明智,因为这不会改变任何谈判结果,此时取消行程是因为气球引起了过多关注,以致美国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平息众怒,而布林肯尚有时间来取消行程,以避免拜登政府看起来“软弱可欺”。

美国媒体破碎的气球破灭的希望

西方媒体认为被击落的气球带走了近期美中关系得以缓和的希望。

2月3日,Helen Sullivan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题为“间谍气球的今与昔:用途和目的”(“Spy balloons: what are they and why are they still being used?”)的文章。文章回顾了“间谍气球”事件,并对间谍卫星盛行的今天,间谍气球为何仍在使用和其工作原理进行了简要分析。例如,相较间谍卫星,气球更易回收,发射成本也低得多;移动缓慢的间谍气球能够从较低高度(24,000米至37,000米)“扫描”范围更加广阔的陆地或海面,并在特定区域停留更长时间;针对间谍卫星的激光和动能武器正被研制,而针对间谍气球的武器则少之又少。对于这次“明火执仗”的“间谍气球”事件,文章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认为中国在监视美国方面,拥有自己的间谍和军事卫星系统,这些系统相较于情报收益低下、难以隐藏的“间谍气球”更为重要、有效。此次中国之所以任由气球飘向美国,是希望借此向美国展现其态度:1)让美国政府难堪;2)让美国知道中国一直在秘密跟进和复制其技术。在竞争已向太空延伸的今天,“空间”已成为战略和军事活动家密切关注的议题。本应消逝于时间洪流中的用于监视和间谍活动的气球,在更高的地方、更广阔的大气空间中,再次大显身手。

2月6日,David E. Sanger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题为“解析: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为何不同寻常”(“Balloon Incident Reveals More Than Spying 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tensifies”)的文章。文章指出,飘浮在美国上空的间谍气球让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五角大楼此前对疑似多起中国气球飞跃领空的事件缄默不语则令人更加疑惑且焦虑,因为美方不知道中国已通过间谍气球收集了多少情报。文章称,“间谍气球”事件显然是中国近期犯下的最严重的非强迫性失误(“This is clearly the greatest unforced error the Chinese have made in some time.”),其反映了三个政治挑战:1)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缺乏沟通。2001年,一架美国EP-3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上空相撞,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总统始终未能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时任国务卿鲍威尔的联络努力也未曾成功。虽然在该事件后,双方承诺改善沟通,但显然这些针对危机管理的努力并未生效。2)中国管理层之间似乎缺乏沟通。时值国务卿布林肯即将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开启数年来首次访华行程的关键时刻,中国领导人似乎也正在试图缓和中美两国近年来愈发紧张的关系,此时意外的“间谍气球”事件令布林肯取消访华行程无疑令中国领导人难堪。此外,中国官员在已知气球被发现的情况下仍未致电讨论处理办法,令华盛顿怀疑中国情报部门与其领导层是否“相互通气”,也令人疑惑中国究竟是谁在“发号施令”。3)超级大国“间谍战”日益激烈。“间谍气球”只是间谍战和信息战的缩影。美中两国针对彼此的情报活动还有很多。例如,中国顶级黑客团队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几乎无防范措施的计算机中窃取了2200万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档案、F-35设计图纸被盗、安塞姆健康保险公司的医疗文件窃取事件等;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进入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网络,监听中国领导人和负责转移中国核武器的部队的通讯联系等。随着半导体制造设备、人工智能、5G电信、量子计算、生物科学的发展,这一战场的硝烟只会愈发弥漫开来。

2月6日,Matthew Lee在OPB上发表题为“‘间谍气球’令美中关系缓和希望破灭”(“Balloon bursts hopes for end to spiraling US-China tensions”)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气球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下,美中双方依旧试图为其关系缓和寻找出路,尽管因“间谍气球”事件失去的机会可能难以重现。例如,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表示,布林肯的行程是被推迟,而非取消(“Blinken’s trip was delayed, not canceled.”),但重新安排该行程的前景并不明朗。此外,布林肯和中国高级官员在今年计划参加至少两次国际会议,分别为2月中旬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和3月初在印度举办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The meeting of G20 foreign ministers)。这些会议可能为美中双方领导重新接触提供场所。文章指出,近年来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等都成为美中双方保持稳定关系的巨大障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表示,布林肯访华为稳定美中关系提供了途径,但推迟这一计划“大大减少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在美中之间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许多盟友将更加担心美中之间的对抗会令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此外,美中两国领导人也不得不面对国内汹涌的政治漩涡。例如,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正为在对华政策上何方态度更加强硬比拼不下时,拜登政府遭到对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反应不力的谴责。与此同时,北京在最初对气球作出温和回应后,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公众反应,转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些政治漩涡阻碍了外交上继续对话的可能性,令许多人看衰美中关系近期能够得以缓和的局面。文章引述了达巍教授的观点“…如果我们将‘冷战’定义为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以不涉及军事和战争的方式陷入激烈的对抗和冲突…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迅速前进。”(关于是否将美中关系恶化和对抗看作“新冷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孔诰烽表达了不同观点,详情参见本站文章:《专访孔诰烽将冲突引向良性竞争寻求开放与保护的平衡》)

2月7日,文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题为“推特上的中国连续让两个气球‘失控’中国外交部说辞引来批评和揶揄”的文章。文章展示了美国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的公众观点。文章称,中国气球进入美国而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因其失控而销毁气球上悬挂的设备,这已侵犯了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美政府击落气球不是“反应过度”,而在“情理之中”。此外,文章引述了澳洲国立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布拉德·塔克(Brad Tucker)的推特,指出“不可抗力”难令人信服,因为用于天文学研究的气象气球都有较好的控制能力,若它们从相近地点起飞,其因天气原因而导致的航线偏离未免过大。

2月8日,Laura Kelly在The Hill上发表题为“间谍气球为美中危机加剧埋下伏笔”(“Spy balloon offers worrying trial run for a bigger US-China crisis”)的文章。文章指出,“间谍气球”事件加深了美中两国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并导致旨在稳定两国关系的战略会谈的推迟。尽管当前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于中国议题的激烈讨论的党争氛围中,这种危机有可能被激化至危险境地,因为在中国被视作美国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最大敌人的政治背景下,双方都不想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both parties don’t want to ‘look weak on China.’”)。同时,五角大楼在2月7日表示,在击落气球后,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试图与中国的国防部长通话,但遭到拒绝。美政府认为,在危机发生后,美中双方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和畅通极为重要,但中国的反应令事态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文章引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和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的推特,称中国政府的回应令人困惑,包括中国官员所发出信息的不一致性,这种回应的不一致在中国处理其他危机,如应对新冠疫情和政策变动时,也有所体现。此外,布林肯此行目的是在台湾问题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重建沟通渠道,但由于行程被取消且尚未重新安排,若据台湾中国时报消息,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按照原定计划4月访问台湾,美中之间关系将更加紧张。同时,根据Jenney Leonard于2月7日在Bloomberg上发表的题为“美中紧张局势升级 共和党计划台湾行”(“GOP House Panel Chair to Lead Taiwan Trip as China Tensions Rise”)的文章。受“间谍气球”事件影响,麦卡锡在本周二的一档采访节目中表示,其计划在今年春季率美国两党代表团访问台湾。麦卡锡表示:“我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表明我们支持台湾是一种威慑,这很重要。”(“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how China that we support Taiwan as a deterrenc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do that.”)

小结

对于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应对往往能反映国家或个人的底线,对于美中双方来说,“间谍气球”不啻为一次“测试”两国关系“弹性度”的紧急事件。虽然双方紧张关系氛围持续存在,但从此次事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到,尽管其引发了公众热议,且在两国社交媒体上均可以看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双方并没有爆发进一步的激烈对抗。这一迹象表明此次气球事件引发的危机,至少在表面上,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平息,从而令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是在表层之下,从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对历史上气球事件的回顾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只“间谍气球”成为飘荡在未来美中之间的“幽灵”的潜在可能。无论是中方强硬的指责美政府“反应过度”和拒绝与美政府沟通,还是“气象气球”抑或“间谍气球”的争议,以及历史上与战争和对抗相伴相随的气球情报行动,都可能令美国政界感受到来自北京的“挑衅”和“阴谋”的喻示,进而令美中双方在敏感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僵持不让、难以沟通的境况进一步恶化。这些负面影响在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关于“让中国意识到美国所支持下的来自台湾的威慑”的发言中得以体现,且其似乎与上文《卫报》2月3日报道中,美国公众认为中国“间谍气球”意在挑战美国政府,并向其明示中国政府持续侦察和获取美国技术的决心形成了阴郁的对照。这种相互猜疑的加深将令美中之间的沟通更添阻碍。虽然两国在全球稳定和追求和平之间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累加的误会将会令原本紧张的美中关系更难释解。

一个“气球”戳破逐渐失控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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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这几天,围绕一艘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美国自导自演了一出政治闹剧,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美国政府还在没完没了地炒作。

在这一起中美间的意外事件中,美国的行为逻辑,透射出其决策究竟凭何依据,也在考验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关系呈现出止跌的契机。面对2023年即将到来的经济大衰退,国际社会也希望中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利用全球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与关注,将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事件视为打压遏制中国的机会,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风险与变数。

一个受西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的“气球”,戳破了一个认知失准和决策失控的美国。


在现在这个节点,再回溯整个事件,更能看清全貌。

美媒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频繁使用了两个词:

“Chinese spy balloon”(“中国间谍气球”),

“High-Altitude Surveillance Balloon”(“高空侦察气球”)。

这是两个词在全球新闻搜索热度中的对比,可以很明显看到,第一个词的热度要远远高于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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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间谍气球”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通过大数据梳理我们发现,当地时间2月1日20时23分,一位名叫蔡斯·多克的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首张关于中国民用无人飞艇的高清图片,并带上了“(fancy) weather balloon”(“花哨的气象气球”)的描述。

但在2月2日17时46分,蔡斯·多克在另一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同一张图片,这时,他使用的话题词,变成了“chinesespyballoon”(“中国间谍气球”)。

时隔不到24小时,他为什么用了两种说法?

在接受采访时,蔡斯·多克表示,当地媒体的一位图片编辑打电话给他,自称看到了五角大楼的表态——确认这是个“间谍气球”。于是,蔡斯·多克在社交媒体使用了这个话题词。

我们重新查阅了五角大楼发布的相关信息发现,当时,五角大楼用到的,是“High-Altitude Surveillance Balloon”(“高空侦察气球”)。

也就是说,蔡斯·多克和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错借五角大楼之口以讹传讹,“制造”出“中国间谍气球”。

巧的是,2天后,五角大楼发布了一则公告,也改口用了“中国间谍气球”这个以讹传讹的词。

一圈儿下来,美国最终整齐划一地炒作“中国间谍气球”,如此步调一致,整齐得就像设计过的。

发酵的最高峰,是美国媒体报道所谓布林肯计划启程访华的前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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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这样的词之所以如此抓媒体眼球,和拜登政府对情报机构的重视分不开。

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到访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谭主曾在之前的《美国病毒溯源调查竟靠情报部门?》介绍过这个办公室,它是美国最高情报部门,负责监督17个情报机构和分支机构,其中就包括普通人熟知的中央情报局(CIA)。

在那里,拜登面对120位情报官员表示,我完全信任情报界,尽管情报不可能百分百准确。

还记得拜登政府刚就任时,情报机构所做的新冠病毒溯源的报告吗?就连美国专家自己都说,美国情报机构没有病毒溯源能力,但拜登政府还是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他们,拜登政府想让情报机构干什么,可想而知。

这一次,美国使用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又要将碎片送到情报机构研究。

曾10次陪同美国前总统访华的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告诉谭主,现在,情报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看法。白宫每天会接收很多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看法一直都是负面的,一直都是煽动说中国将来崛起了,对美国的影响会很大。对于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要经费。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数百位情报官被调到了中国事务的岗位上。为了经费,为了不被再“调岗”,这些人需要中国这一“敌人”。

这只是美国对华决策情报化趋势的一个切面。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酝酿对华战略,外界一直有其是否改弦更张的讨论,直到2022年,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框架逐渐形成,到今年,是行动的发力期。此次事件,从一定程度,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对华决策的底色。

这样决策背后的根源,是认知的问题。抱着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对中国的判断自然会出现偏差。

这种认知是怎么形成的?

不久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曾前往美国,他专门访问了美国智库——美国官员中,很多都有在智库任职的经历。智库,成为了观察美国决策者认知的重要视角。

吴心伯访问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坐落在华盛顿特区,距离白宫只有1公里。

2018年,这家智库的前主要负责人与其他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个观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

这篇文章在华盛顿政治圈,释放了一种一旦提到跟中国“接触”和“对话”,就“政治不正确”的氛围,甚至于跟中国交流只能用中性的“沟通”(“communication”)。

吴心伯告诉谭主,文章观点有很多夸大其词的地方,不够客观,但是它迎合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气氛的变化,所以实际上后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还是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起显著作用的原因很简单——这两位作者,分别是坎贝尔和拉特纳。其中一位,是现任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另一位,则是现任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来自这个智库。

从这种氛围的智库走出的美国官员,在认知上,自然会带有偏见。

事实上,最初的氛围,并不是这样的。

吴心伯此次访问美国的契机,是一名叫做莫里斯·格林伯格的美国人埋下的。去年7月份,对中美关系深怀忧虑的格林伯格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这位美国保险界的传奇人物直言不讳:

中美关系的恶化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稳定。每年交换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为两国经济带来巨大利益。

以此为基础,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改善中美关系,现在这样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已经年近百岁的格林伯格,在中美关系的冰点时刻,仍能看到积极的一面。但现在,这样的人在美国已经非常少了。

不久前,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当前美国政客的群像:

以美国自身利益为代价惩罚中国的政治意愿正在美国国会推波助澜。

就在这几天,美国议员正在炒作《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撤销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但事实上,中国入世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受益者。

先损己,再损人,正常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知?

据吴心伯观察,美方对华智库更新换代很快,有很多“新面孔”。他们历史基础薄弱,不了解中国,也缺乏耐心,会有意识地回避,甚至排斥同中方人士的交往。

原因,有两方面:

其一,不同于老一辈,这些年轻的智囊对中国的初始了解不是跟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建交,没有共同发展的历史记忆,而是上来直接面对了一个日益强大崛起的中国。

其二,年轻一代对于世界的理解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手段。虽然技术手段极大增强了信息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但是其失真和片面的风险是无法回避的。

脱离了客观认知,这些智库人士进入美国政府后,阻华、遏华就不可避免陷入不着边际的恶性循环。

在飞艇事件发生后,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用一个词对美国政客做了形容——可悲。他告诉谭主,自己希望看到美国政府拥有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在当年所表现出的战略眼光和勇气,但很可惜,他没有看到。在他看来,拜登政府甚至都不敢告诉民众,和中国合作的利害关系。

这也恰恰说明,美国政府的决策,并不代表美国民众的利益,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

此次飞艇事件中,跳脚很高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是典型的案例。他在不断抹黑中国的同时似乎忘了,不久前,经过15轮投票,他才当选众议长。这是美国164年都未见的情形。

很多人只看到了两党斗争的激烈,但耗费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时间成本后,选出来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麦卡锡所在的选区,是美国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麦卡锡的官越做越大,但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还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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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客,毫不关心民众的诉求,也不关注中美关系恶化对民众切身利益的损害,一心想着打压遏制中国,不断做出失控的决策。

只是,这种脱离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决策,又能撑多久呢?

美方还称,向40国通报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事件及调查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希望美方基于客观事实向其他国家说明情况。但不用想都知道,美国一定会极尽所能,抹黑中国。

2022年,布林肯跑了不少地方,渲染“中国威胁”,希望拉拢别国围堵中国,他交出了美国外交这样一份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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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布林肯在这些国家的好评度没有超过50%的,大多数低于30%。

为了遏制中国,失控的美国不惜将世界其他国家拉下水,与和平发展的大势相逆。

这样的做法,又有多少国家能够认同呢?

就拿芯片行业来说,这是美国打压中国力度最大的领域之一。前不久,美国还在施压日本、荷兰,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制程芯片制造设备。

然而,就在美国向荷兰施压限制对中国出口的同一时间,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表示,预计今年对中国的出口会保持在去年的相同水平。

大多数国家的做法,还是与美国的臆想背道而驰。正如保尔森在文章中提到的,这些国家非但没有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或切割,反而仍在深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告诉谭主,美国希望在战略经济层面建起“小院高墙”,以实现与中国“有序脱钩”,但在哪些地方要圈“小院”砌“高墙”,在哪些地方稳定下来,在哪些其他的领域逐渐放开,美方的战略还并不清晰。

不清晰,并非不想,而是不能——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没人想承受脱钩的代价。

此前,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已经让国内企业有诸多怨言。

上个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刚刚发表了新的评估:

美国对中国芯片等行业施加严格限制后,可能会伤害本国产业。

美国不惜以人民福祉为代价,也要打压中国。这种疯狂的行径也让部分人感到恐惧,担心中国会被打垮,希望同美国“求和”。

但现实,是什么样的?

国内最先提到“卡脖子”的,是一家通信企业。这是中国通信行业遭受美国打压后,专利数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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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打压之后,我们在通信行业的专利数量,仍在持续上升。

这样的情形不仅发生在科技行业,也发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其他领域。

距离美方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有5年时间,5年过去,中美贸易额不降反增,甚至还屡创新高。

同美国财长耶伦相识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告诉谭主,耶伦是一个相对务实的人,她曾说过对华加征关税对美国不利。老实讲,美国是否取消关税已经是一件小事,因为关税取不取消,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大,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这几年我们也过去了。

一个个现实,展现了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发展优势,塑造了更多同美反华势力斗争的决心与信心。

得人者,先得之于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于己者也。

美国政客,不仅没有考虑世界的利益,甚至都没有考虑美国民众自己的利益。这些脱离本国民众利益做出来的决策,短视且不可持续。

考虑中美关系,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找到两国发展的正确方向。

只有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才能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中美关系,才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否则,一个认知失准、决策失控的美国,只会与世界渐行渐远。

来源时间:2023/2/10   发布时间: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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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借“气球事件”的外交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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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本周,拜登政府向包括北约在内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集通报该事件,助推拜登的盟邦和价值观外交路线。气球事件也激化了党争:国会对华鹰派势力,尤其是右翼共和党人指控拜登政府行动迟缓、对华示弱,施压白宫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美军和情报部门在新闻层面有节奏地公布了追踪、击落和打捞气球的细节内容。2月9日,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向美国国会就气球事件进行简报。

评析:一些美国外交观察人士认为,气球事件暴露了美中关系的脆弱和当前双边关系所处的微妙处境;一些观察人士担心此类“小事”可能引发双方更大程度的武力炫耀;还有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国内的极端右翼势力,包括一些强硬的自由派,可能将美国推向更加对抗性的对华姿态,增加双方今后可能因为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官员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从中国角度看,该气球的确不应该进入美国领空(中方表达了遗憾);从美国角度看,在决定气球对美国公众不构成威胁后,美国仍然宣布推迟布林肯访华并高调击落该气球,也是一大错误,破坏了双边关系近来取得的进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高级研究员Raffaello Pantucci认为,此次气球事件对今年中美关系来说不是好兆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华鹰派立场的进一步固化。而随着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恢复正常,美中竞争只会更激烈。

《外交政策》的副编辑帕尔默(James Palmer)2月8日文章认为,气球事件暴露了美中关系的脆弱。从美国共和党人的反应可以看出,美国政客倾向于将对华关切当作国内党争的武器,很多右翼政客的表态,已经脱离事实,比如有人指控气球是“生化武器”。这对美国进行冷静的决策只会起到反作用,但它的确反映了冷战期间的一些特征,比如冷战时期美国极端势力的“红色恐慌”。《外交政策》的副编辑帕尔默(James Palmer)表示,毫无疑问,气球事件证明,美国现在处于一场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编辑赫尔(Jeet Heer)2月6日文章称,华盛顿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对此次气球事件的过度紧张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虽然近年来打中国牌是两党惯性动作,但民主党人也如此痴迷于该事件这一事实促使共和党人更加排外。美国资深外交政策分析专家赫斯(Michael Hirsh)认为,面对共和党对他软弱的指控,拜登很有可能在未来对中国展现更多鹰派的一面,可能会放弃任何可能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期待。

对于以上不确定性和风险,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在文章《中美不应让一只气球破坏双边关系》中提到,美国在过去和现在与霸权强国的权力斗争表明,在缓和美中关系方面存在着缺失的环节。中美必须至少保持最低限度的沟通与合作,阻止双边关系的恶化。英国《卫报》2月5日刊登社论称,在鹰派将世界带至战争边缘之际,美国需要和中国重启对话。“拜登治下的美国如果听取鹰派建议、依赖军事选项,任由美国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新兴超级大国的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将会遭受很多损失。旁观的世界诸国亦然。美中两国应该以气球事件为戒,迅速找到更好的相处之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学高级研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认为,拜登团队强硬应对此次气球事件的同时,也必须谨记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白宫最好寻找到和中国合作的方式。即便布林肯最终安排访华,美国展现实力的同时也要展现冷静。

来源时间:2023/2/10   发布时间: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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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鹏:中期选举后美国经济形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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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立鹏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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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4期,全文约1.3万字。)

来源时间:2023/2/10   发布时间:2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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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特中心发布《高科技与中美关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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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中故事汇

卡特中心于2023年2月7日发布了《高科技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High Technology in U.S.-China Relations )的报告。本报告是卡特中心“寻找更为坚实的合作基础”(Finding Firmer Ground)系列的第四个报告。

在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今天,报告的五位作者不仅指出了竞争的性质,还对可能的合作和不合作的后果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内容: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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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心“寻找更为坚实的合作基础”(Finding Firmer Ground)系列往期报告:

第一份报告:《非政府组织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and NGOs in U.S.-China Relations),发布时间为2021年。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第二份报告:《农业合作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发布时间为2021年,由卡特中心与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共同发布。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第三份报告:《高等教育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发布时间为2022年。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来源时间:2023/2/9   发布时间:2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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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21 中国学生留美30年 • 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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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uscet

2023-02-08

已毕业的曾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们,诚挚邀请您来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大型调研活动!

中美教育基金(USCET)是一个独立的非赢利型教育机构,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近30年来中国留学生们在美国的研读经历、需求以及时间变化趋势等情况,我们特组织开展了此次匿名问卷调查活动,此调研旨在从时间的纵向维度,通过中国留学生们的个体视角来分析其在美留学经验和整体发展趋势。如果您的留学经历符合以下条件,恳请您花几分钟宝贵时间帮助我们填写以下英文调查问卷,因为您的独特视角将是丰富和帮助我们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学习经验的重要指南。如果您认识身边有同样经历的中国留学生,也请转发此问卷,非常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参与者只需符合以下要求:
· 曾在美国的大学或学院完成了本科或研究生(硕士/博士)教育;
· 在美国教育机构注册入学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毕业于1991年至2021年之间
我们热切欢迎并衷心感谢您的参与和转发!

https://uscet.org/survey-chinese-students-in-america-1991-2021/

如有更多问题,请发送邮件至: chinesestudentsurvey@uscet.org

洪源远:中国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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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zhou

2023-02-08

【编者按近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评论,题为“中国回来了吗?”(Is China Back?)(点击阅读全文)。对于从“最严峻的形势”到“新冠不可怕”等180度政策逆转,洪源远作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解读,她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疫情后重新开放经济的成功将是短暂的。本站将此文编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洪源远(Yuen Yuen Ang)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从斯坦福大学分别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现在密西根大学任教,最近调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2018年被任命为安德鲁·卡耐基学者(Andrew Carnegie Fellow),是西达·斯考切波奖(Theda Skocpol Prize)的首届获奖者,该奖项由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以表彰“对比较政治学产生影响力的学者”,她的学术著作还先后获得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书籍奖。

洪源远主要研究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其研究兴趣为中国政治经济、官僚政治、适应性治理腐败,以及国家在国际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她的专著《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荣获2017年度卡赞斯坦图书奖,并被《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评为2017年度最佳图书之一。

以下是文章的中文编译:

中国领导层宣布了政策的180度大转弯,这让全球投资者和其他观察人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乐观。但纠正政策错误并不能取代实现强劲增长所需的改革,包括回归政治实用主义和诚实的反馈。

当美国总统乔·拜登于2021年上任时,他向世界其他地区发出的第一条信息是:“美国回来了。”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发布类似的宣言。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领导层宣布或暗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逆转,突然结束了近三年来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放松了对科技公司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重申了对经济增长的承诺,并在20国集团峰会上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重新开放商业大门,投资者反应热烈。

不过,尽管中国恢复亲商政策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和平与稳定是个好兆头,但要让中国经济重回正轨,需要的不仅仅是扭转近期的政策,真正需要的是将实用主义和诚实的反馈带回政治体系。正如我在《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适应性治理 (What is really needed is bringing pragmatism and honest feedback back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s I showed in my book,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these attributes defined China’s adaptive governance during the Deng Xiaoping era) 。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意味着由一个强大的威权政府,辅以强大的国有企业,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事实上,国中以往的贫困和苦难证明,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养尊处优的国有企业和无孔不入的政治压迫的组合是失败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引入了一个混合系统,我称之为 “有指导的即兴创作”(That is why Deng introduced a hybrid system that I call “directed improvisation”)。 共产党仍然大权在握,但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将私营企业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

中央政府扮演着导演而非独裁者的角色,确定了国家目标并制定了适当的激励措施和规则。同时,下级政府和私营部门针对地方问题采取了即兴的解决方案。

在实践中,往往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地方“治理模式”,自下而上地实现了变革性创新,其方式往往令中央政府感到惊讶。数字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思想必须先于行动,邓小平首先改变了党的思维方式和规范。在1978年12月启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讲话中,他将“解放思想”作为党的首要任务。

此前,人们因为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敢说真话,形成了一种令人心寒的政治氛围,导致了大跃进等灾难性的政策。但在邓小平时代,新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政策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福利,而不是政治正确。

邓小平的混合体制被西方“鹰派”和当今领导层所忽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成功有不同的解读,并不厌其烦地说颂扬自上而下的举国治理模式比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的制度更有优势。

这种自上而下的举国治理模式在新冠肺炎暴发初期取得了成效。通过大规模检测、严格控制和其他只有在强大的威权政体制内才能维持的措施,中国从2020年到2022年将感染和死亡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央政府将“清零政策”视为其标志性成就之一,并在10月份的中共20大上宣布,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政策。

但随后,事态迅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无休止的封锁令激怒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公民,他们涌上街头抗议,迫使政府改变立场。“清零政策”的突然逆转导致病例和住院人数大幅增加,中国将继续与之斗争。

政府因此希望摆脱疫情,恢复商业信心,放宽经济管制和结束疫情控制来提振资本市场。

而且,在新冠肺炎感染高峰过后,国内消费可能会大幅回升,制造业也将逐步恢复正常。中央政府还承诺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想要让新的经济形势在较长时间内取得成效,就需要重新打开政治系统的反馈渠道。这意味中央政府着要树立个人榜样,并向党国官员表明,真诚地希望他们报告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讲真话的人被压制,阿谀奉承者被抬高,那就不会有人再说实话。

政府还需要给民间社会和媒体更多的空间。认为取消言论自由将加强中共对权力的控制是短视的,最终会弄巧成拙。如果没有一个正规的政策反馈系统,政府治理就会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侵蚀基于业绩的政权合法性。

然而,自上而下的做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将使投资者怀疑中国何时会再次转向。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多次宣称致力于各种改革,但其行动却恰恰相反。

给具有实用主义和敢说实话的官员更大的权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市场。改变政治体系的招聘和晋升标准将比单纯的口号更有说服力。

中国在197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积累了大量的适应性治理经验。但是,到2012年后,邓小平的经济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开始产生的腐败、不平等、债务风险和环境污染等使该经济模式不可持续。

尽管如此,解决方案永远不可能是回到过去。相反,中国需要将“定向即兴治理”( directed improvisation )引入21世纪。

Is China back?

China’s leadership has announced major policy U-turns that have left global investors and other observers bullish about its economic future. But correcting policy errors is no substitute for the reforms needed to deliver robust growth, including a return to political pragmatism and honest feedback.

Whe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ok office in 2021, his first messag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America is back.” Having assumed his third term as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October, President Xi Jinping appears to be issuing a similar proclamation.

In the past two months, China’s leadership has announced or signalled a series of major policy reversals, abruptly ending nearly three years of severe “zero-Covid” restrictions, easing the crackdown on tech companies and the real-estate sector, reaffirming its commitment to economic growth and extending an olive branch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Group of 20 summit. With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pparently reopening its doors for business, investors are reacting with enthusiasm.

But while China’s pro-business reset bodes well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putting the Chinese economy on the right track will require more than just a reversal of recent policies. What is really needed is bringing pragmatism and honest feedback back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s I showed in my book,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these attributes defined China’s adaptive governance during the Deng Xiaoping era.

There is a common misperception that the “China model” means top-down control by a strong,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flanked by muscular state enterprises. In fact, 30 years of poverty and suffering under Mao Zedong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op-down planning, state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was a recipe for failure.

That is why Deng introduced a hybrid system that I call “directed improvis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remained firmly in power, b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legated authority to numerous local authorities across China and liberat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from state controls.

Playing the part of a director rather than a dictator,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defined national goals and established appropriate incentives and rules. Meanwhile, lower-level authorities and private-sector players improvised local solutions to local problems.

In practice, a wide variety of local “China models” emerged, delivering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s from the bottom up, often in ways that surprised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one example.

Since ideas must come before action, Deng made sure he first changed the party’s mindset and norms. In his December 1978 speech launching China’s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made “emancipating the mind” a top priority for the party.

Under Mao, people dared not speak the truth for fear of severe punishment, creating a chilling political climate that gave rise to disastrous policies such a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ut under Deng, the new imperative was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Policies should be chosen because they improved people’s welfare, not because they were politically correct.

Deng’s hybrid system has been overlooked by both Western China hawks and by Xi’s own leadership. When Xi came to power, he favoured a different story about China’s success, celebrat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a top-down command system supposedly has over Western democratic capitalism.

This top-down approach yielded results during the initial Covid-19 outbreak. Through mass testingstrict containment and other measures that could be maintained only under a strong,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China kept infections and deaths at low levels from 2020 through to 2022. Xi embraced “zero Covid” as one of his signature achievements, declaring as recently as October, at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that China would stick to the policy “without wavering”.

But then events took a rapid, unexpected turn. Exasperated with endless lockdowns, Chinese citizens from various walks of life poured onto the streets in protest, forcing Xi to change his position. The sudden reversal of the “zero-Covid” policy has led to a massive surge of cases and hospitalisations with which China will continue to struggle.

Xi and his team are eager to put the pandemic behind them and restore business confidence. Relaxing economic regulations and ending pandemic controls have buoyed capital markets.

Moreover, after Covid-19 infections peak, domestic consumption is likely to come back with a vengeance and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norma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lso pledged additional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o boost growth.

But for the new economic terrain to bear fruit over the longer term, Xi needs to reopen the political system’s feedback channels. That means setting a personal example and making clear to party-state officials that he genuinely wants them to report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That will not happen if truth-tellers are silenced and propagandists are elevated.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give civil society and the media more space. It is short-sighted and ultimately self-defeating to think that quashing free speech will strengthen the party’s hold on power. Governance suffers without a regularised system of policy feedback, leading to the kinds of mass protests that exploded in November and eroding the party’s 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

Yet another problem with Xi’s top-down approach is that it will leave investors wondering when China might pivot again. In the past decade, Xi has repeatedly proclaimed a devotion to various reforms, only to do the opposite.

Empowering officials with track records of pragmatism and candour w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s reassuring markets. Changing the political system’s criteria for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would speak louder than mere slogans.

China accumulated ample experience in adaptive governance between the late 1970s and the early 2010s. But, by the time Xi came to power in 2012, Deng’s economic model had reached its limits and begun to produce unsustainable levels of corruption, inequality, debt risk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ill, the solution can never be a return to Maoism. Rather, China needs to bring “directed improvisa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Yuen Yuen 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and China’s Gilded Ag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美国卡特中心《高等教育与中美关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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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3-02-08

2022年,美国卡特中心发布《高等教育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报告。

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美国卡特中心发布《高科技与中美关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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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3-02-08

卡特中心于2023年2月7日发布了《高科技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High Technology in U.S.-China Relations )的报告。本报告是卡特中心“寻找更为坚实的合作基础”(Finding Firmer Ground)系列的第四个报告。

在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今天,报告的五位作者不仅指出了竞争的性质,还对可能的合作和不合作的后果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内容: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卡特中心“寻找更为坚实的合作基础”(Finding Firmer Ground)系列往期报告:

第一份报告:《非政府组织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and NGOs in U.S.-China Relations),发布时间为2021年。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第二份报告:《农业合作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发布时间为2021年,由卡特中心与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共同发布。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

第三份报告:《高等教育与中美关系》(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发布时间为2022年。点击这里下载报告英文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