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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楠：在美国中期选举年重思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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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2022

作者：杨楠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21期

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进程的推进，美国政治中的党争因素迅速外溢至对华关系领域。近期针对台湾、新疆、供应链安全等议题的轮番炒作似乎预示，美国国会或将策应甚至主导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走向，中美关系的改善仍很困难。面对处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的双边关系，回溯和重思两国长期互动所培育的政治根基，或许能为我们带来启示。

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培育

台湾问题作为当下中美关系最大“痛点”，在20世纪70年代，却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起点。当时，随着国际格局急剧变动，两国决策者迅速调整国家战略，以求同存异的大格局打破了台湾问题造成的掣肘。从1972年的《上海公报》到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再到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美方在中方持续不断的外交斗争下承诺将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接受“断交、撤军、废约”“建交三原则”;中方也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立为对台政策基本方针。正是这些文件及其传递的原则促使两个大国摒弃成见，迈向全面合作。此后，尽管台湾问题仍不时对双边关系构成困扰，双方仍能聚焦合作、规避对抗。

当年中美之所以能够“破冰融雪”，在于双方从战略全局和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并主动寻找共同利益。冷战期间，中美因应对“北方共同威胁”和反对太平洋地区霸权以及避免战争等问题走到一起。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中美合作虽经历短期震荡，却并未终结。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推进经贸合作等领域重新找到较强战略依托。奥巴马执政时期，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和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深化，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整体向强硬方向转变，但双方仍能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寻找利益汇合点，正如奥巴马本人在该对话机制会议上的表态：“历史告诉我们，美中两国都受益于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接触”。

大国之间不乏交集，但正确认识彼此共同利益却需要有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等“国家内部政治哲学”的战略胆识。作为两个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中美能走出1972年前“不共戴天”的对峙状态，根源在于双方均能以务实、灵活的态度和策略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体制的藩篱，聚焦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对于中国来讲，超越意识形态因素是展现自信、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前提;对美国而言，选择为对华关系破冰则出于其始终抱有的“影响中国发生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变革”预期。初衷虽然不同，但仍奠定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及其后大发展的政治基础，换来了两国延续较长时间的战略稳定，并在彼此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新的战略默契。

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损耗

2022年8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公然窜访台湾，中国随即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在台海地区进行实弹军事演训并对美国相关政客实施制裁。中美关系再度因美方的错误行径遭受严重破坏，而该事件也仅是近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逐步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双边共识机制的最新事例，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黎安友所说，“只是总体趋势的一部分”。为实现对华施压的战略意图，美国战略界大肆炒作双边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从重新强调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到持续推出各类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涉台法案，再到刻意提高美台军事关系、支持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美政府和国会不断冲击双边关系的底线问题。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实际政策愈发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一中一台”的恶劣氛围在华盛顿决策圈更加浓厚。

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政治基础遭受侵蚀的缩影，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中美共同利益被刻意忽视、彼此制度差异被着重提及、分歧被置于聚光灯下的现实。随着中国崛起与影响力的上升，美国逐步放弃了塑造和改变中国的尝试，转而寻求打击和削弱自身地位的所谓“潜在挑战者”。为此，无视与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扩散与地区安全等共同威胁的重要性，美国选择将中国本身界定为“最紧迫的威胁”。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了“大国竞争时代的复归”，美国也随之正式放弃了对华“建设性接触”的姿态，不再对中国加以“利益攸关方”的定义，以缺乏“护栏”的“战略竞争”界定双边关系，并在政治、经贸、科技与安全等领域推动“全政府”式对华打压。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在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进一步界定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报告行文表露出构建排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明显战略意图。

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重新回归并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并不认同在制度、文化与理论上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并笃信这种现实将对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内外秩序形成挑战。为此，美国开始全盘否定与中国建立长期互信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安全高官发表系列演讲来论述美国受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同时悍然推动“中国倡议”等意识形态要素鲜明的行动阻碍民间交往。在双边关系领域，意识形态因素深刻融入两国互动之中，中美之间各类议题的“泛安全化”趋势更加明确。

捍卫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面临严峻挑战，相互认知的变化或许正是这种挑战的来源。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中国在近年来的长足进步并非源自美国预设的“美式蓝图”。随着中国独立自主去探索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道路，美国预期的“变革”似乎越来越难以发生，“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顺势成为“改造中国”的替代性方案，并且已是白宫决策圈的主导性思维。另一方面，美国从在国际上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并频繁发动局部战争，到其国内政治与社会持续极化和撕裂，被中国逐渐看清了其霸权蜕变后的真面目，对美国的“祛魅”正在进行。一个客观现实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与美国无法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和差异，双方核心议题注定龃龉不断、摩擦不止。

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培育和维系在于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寻求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强加给对方;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制度分歧，着眼共同利益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也在于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唯有做到这三点，中美双方才能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考验下妥善处理彼此关系，找到和平共处的合理路径，并维持双边层面的战略稳定性。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9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美国亚洲协会演讲中再次强调的：“没有尊重，就谈不上信任，没有信任，就无法避免冲突，也谈不上真正的合作”。然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大幕的拉开，“党争不过海”再次沦为奢谈，中国又一次成为两党不约而同大加炒作的涉外议题，被用来推进选举动员，进而成为美国“内病外治”的“药方”。

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世界必不可少，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固然已无法再以理想化的视角去期盼对方，但也不应从最坏角度去揣测对方。中国长期珍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同样应当如此。当前美国处于国家转型期，深陷政治和社会极化、产业空心化、治理能力退化等窘境，国际领导地位亦受质疑，难以发挥过去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相对实力暂未出现明显的系统性衰落，为避免这一点正加紧调用资源打压竞争对手。显然，比起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更热衷于想方设法把对手弄糟。面对难以寻求合作却又充满破坏力的美国，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改革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在世界上发挥好建设性负责任大国作用，同时对美国侵害我国尊严和利益的事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勇于反制，以斗争和反制坚决捍卫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从中国这一侧做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1/1 发布时间：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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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骏：2022年中期选举将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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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2022

作者：陈佳骏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21期

就目前来看，美国民主党预计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保持国会参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人则极可能赢得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这意味着拜登执政两年来，脆弱的“政府三重奏”(government trifecta，指同一政党同时控制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两院)将被“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指一党控制行政部门，另一党控制立法机构的一院或两院)所取代。“分裂政府”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二战结束以来的77年间，华盛顿有45年处于这种状态。从历史经验看，新的“分裂政府”短期内不会造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激进转变，政党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才是决定未来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的关键。

美国对外政策不大可能因中选发生根本性转变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国内意识形态愈发极化。随着参议院将“冗长辩论”作为一种杯葛议事的常规手法，“分裂政府”在外界看来往往意味着政治僵局的生成。那么，若中选后美国再度出现“分裂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否也会陷入僵局?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二战后，美国国内形成了“党争不过海”(ended at the water’s edge，又译“政治止于水边”)这个政治俗语，指的是两党即使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也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相互找到立场相近的盟友，发出统一的声音。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各自的“鹰派”和“鸽派”都能分别站到一起。

拜登执政后的议程本应植根于否定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治遗产和恢复所谓“多边秩序”，但不难发现在实际操作中拜登与特朗普的议程颇为相似，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例如，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将美国外交与国内和平、安全和繁荣联系在一起，实则是特朗普强调美国利益高于其全球承诺的“改装版”。特朗普执政末期，在没有与美国的北约盟友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与阿富汗当时的政府达成美军自阿匆忙撤军的协议，拜登上台后继续执行，最后的混乱撤退成为一场“战略灾难”，拜登也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在对移民和边境政策问题上，拜登没有表现出任何立即做出改变的紧迫性。同样，他姗姗来迟地取消了对欧洲钢铁和铝进口的争议性关税，却不肯取消特朗普时期向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甚至还不断抛出话术、采取措施，加剧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包括搭建排斥中国的芯片供应链和挑动台海和平的脆弱神经。

国会两党的对外政策“鹰派”正在将乌克兰危机、台湾问题等置于话语权的绝对主导地位，展现出高度的协同性。以美国“国会代表团”(CODEL)为例，围绕乌克兰危机，今年出访的两党CODEL有四个，分别是4月参议院两党代表团访问巴尔干半岛;6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代表团访问芬兰、拉脱维亚和土耳其，参众两院两党代表团出席北约峰会;7月众议院两党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围绕台湾问题，今年更是已有多达32名国会议员窜台，包括4个两党代表团，系2013年以来最多。

由此可见，即使拜登和特朗普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国会两党又围绕国内政治议题激烈“扭打”，两党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和协同性却不是那么容易因政党更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共和党对外政策派系加速“内卷”

但是，在宏观层面对外政策的确定性中，仍然存在中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这主要反映在政党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中，特别是如果共和党在本次中期选举中能够赢得一院甚至两院的话。

就共和党而言，其对外政策派系分野从未像今天这般鲜明。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科林·杜克曾把共和党的对外政策分成三大派系：“积极行动派”(activists)、“强硬派”(hardliners)和“不干预主义派”(non-interventionists)。“积极行动派”信仰“美国至上”，因而主张建设海外基地、打造强大军队、实施对外援助;“强硬派”也支持建立强大军队，要求对美国遭遇的“国际威胁”采取“惩罚性态度”，但对全球治理、多边主义敬而远之;“不干预主义”派则反对“无休止战争”，对外交妥协持开放态度，呼吁撤销美国对海外的军事承诺，认为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麻烦大于好处。但如今，“不干预主义派”越来越多地指那些所谓的“新右翼孤立主义者”。他们虽然也反对“无休止战争”，但强调有必要更强硬地解决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的更大外部威胁”，即，“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和美墨边境安全。

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最典型的“新右翼孤立主义”代表分别是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J·D·万斯和布莱克·马斯特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他们高调宣扬内向型的对外政策主张，万斯多次抨击美国对海外承诺的“财政激励”，将乌危机的升级与失控归咎于美国“愚蠢的能源政策和国防承包商”。

自今年3月以来，美国国会已先后三轮批准了总额超过66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经济和军事援助，反映了国防“鹰派”取得的一些胜利，但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不干预主义派”也不在少数。今年5月，总额400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援助在国会通过时，57名共和党众议员、11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事实上，像万斯一样发誓不会协助乌克兰的共和党候选人，是当前共和党“反干预主义情绪”的集中反映。过去15年，共和党选民发生了两点显著变化：一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记忆令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在海外四处介入冲突产生怀疑;二是选民更多地受到福克斯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的影响，后者掌握了右翼谈论俄乌问题的舆论主导，日益控制右翼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光谱。可以预见，中选后国会共和党右翼势力将进一步壮大，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多数也可能比之前更加保守。这意味着，共和党选民的“不干预主义”情绪将会使共和党整体对外政策倾向朝着“不干预主义”派系加速偏转。

国会制定对外政策的天平倒向共和党?

如果共和党再次控制国会众议院多数，“效忠于”特朗普的共和党新右翼将比当年“茶党”带来的颠覆性效应要大得多。这些共和党人大多都宣扬特朗普的狂热阴谋论或者“2020年大选被盗”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将特朗普的“不干预主义”与对华强硬政策以及对“圣战恐怖主义”、拉美“反美主义”的强硬态度，还有削减美国国防开支的立场，结合在一起。

出面控局的将是现在的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他被广泛视为下任众议长的唯一人选。在他之前的两任共和党众议长是约翰·博纳和保罗·瑞安，他们在任时都充当着对冲共和党极右翼的关键力量。但是，麦卡锡并不以立法或管理党团能力著称，而是被视为一个控制力更弱，且更愿屈服于极右翼以获取政治权力的人。相比遏制新右翼，麦卡锡更可能做的是，找一些能产生“明星效应”的事情，来分散新右翼的注意力。对拜登政府开启“班加西式”调查(2012年9月11日晚，美国设在利比亚重要城市班加西的大使馆遇袭，由于白宫处置拖延，造成包括美国驻利大使在内多人未能及时得到救助而遇难。事后，美国国会设立“班加西事件调查委员会”，耗时两年于2016年公布调查报告)无疑是最有可能的选项。麦卡锡9月下旬公布名为“对美国的承诺”的中期选举议程，其中一项便是要追究“政府的责任”。

调查的范围可能包括南部边境移民危机、阿富汗撤军、拜登之子亨特的商业内幕交易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等等。理论上，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作为未来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对拜登政府开启弹劾程序的基础。在第117届国会中，众议院新右翼共和党人已经提出14项弹劾拜登及其政府成员的决议。虽然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调查针对的都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但调查议题本身均牵涉对外关系，因而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对外政策走向。

国会民主党更难夺回对外政策主导权，不仅是因为人数上的劣势，更是因为面临精通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众议员“流失”的风险。本次中选，一部分民主党议员即将退休，另一些议席处在摇摆状态。即将退休的国会议员中有四人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包括罗德岛州的詹姆斯·朗之万、田纳西州的吉姆·库珀、加利福尼亚州的杰基·斯皮尔，以及9月率团窜台的佛罗里达州的斯蒂芬妮·墨菲。军事委员会中的另外五人则面临极为激烈的连任竞选，包括康涅狄格州的乔·考特尼、密歇根州的艾丽莎·斯洛特金、弗吉尼亚州的伊莱恩·卢里亚、缅因州的贾里德·戈尔登，以及8月随众议长佩洛西一同窜台的新泽西州的安迪·金。与此同时，三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弗吉尼亚州的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新泽西州的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克里西·赫拉汉也都是共和党重点挑战对象。

如果国会民主党人的国安和外交“大脑”在本次中选中全线溃败，那么国会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将更加让与共和党。这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因为民主党内没有对外政策派系生力军迅速“顶上”，更何况新生代民主党人也多为追随伯尼·桑德斯的激进左翼，同为主张结束“无休止战争”的“不干预主义者”。

因此，未来国会的对华政策铁定将由共和党主导。由于共和党已将对华超强硬列入其“政纲”，中美关系将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不过也有并非铁板一块的地方，“新右翼孤立主义者”虽然呼吁更多关注中国，但反华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风格”而非实质。以近年来崛起的众议院亲特朗普派系“MAGA小分队”(MAGA是特朗普著名政治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为例，他们在对华议题上有大量的指手划脚，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立法努力。相比而言，共和党的对外政策“积极行动派”则在为增加国防预算而努力，关键招术之一便是推动对中国采取极端强硬立场，相应提出更多实质性和更具危害性的涉华立法。未来，“积极行动派”会继续利用针对中国的实质性举措来对冲“新右翼孤立主义”不断扩大的影响，“积极行动派”与“新右翼孤立主义”在对华政策上的“貌合神离”将会是一大看点。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1/1 发布时间：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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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然王缉思：论中美关系与国内治理

王缉思

01/11/2022

作者：胡然王缉思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胡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本文有删节，请前往中国知网查阅全文

内容提要

当前的中美关系不仅面临两国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而且这一大国关系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本文将4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追溯各个阶段内中美两国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推动这一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塑造。本文认为，当大国面临重大国内政策议程挑战时，其对外政策会偏重服务于国内治理的需要。中美国内政策议程及其治理也是决定两国未来是和平共处、良性竞争，还是走向全面对抗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键词

中美关系;外交政策;国内治理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面临两国建交40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而且这对关系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发生了质变，即从摩擦与合作并存转变为以摩擦和斗争为主。事实上，这一重大转变只是传承了两国关系自2009年以来持续下滑的总体趋势。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虽然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相对平稳，但依然摩擦不断，并无明显的改善迹象。

对于中美关系下滑的原因，有两种影响很大的解释，但都有片面性。第一种解释是，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两国关系必然恶化。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崛起国、美国作为霸权国，两国之间的权力之争和战略竞争难以避免，终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纵观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两国关系远近亲疏的变化与两国的实力对比无显著相关性。第二种解释是，中美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始终存在，而中美关系并非一直走下坡路或随政治分歧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共变。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长线，中美两国国内治理历程与面临的挑战始终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本文将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的双边关系划分为1979年至2008年的稳定发展期、2009年至2016年的持续下滑期、2017年至2020年的加速恶化期、2021年以来的战略相持期四个阶段，并对这些阶段的中美关系进行回溯分析，探析中美两国国内治理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如何影响两国政府的政治考量和战略选择，以及如何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

一 1979年至2008年：中美关系在波折中稳步发展

1979年至2008年，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30年。在几次面临攸关国运的严峻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及时做出重大战略决断，牢牢把握了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与改革的大方向，稳住了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大局。在这一阶段，美国国内政策议程推进的总体态势是在左右摇摆中平衡政府与市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性变革鲜有发生。

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的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9年至1988年：中美建交，开启战略与经贸合作

1978年12月，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也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20世纪80年代，为了配合国内经济建设，中国积极扩大与美国在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的交往。出于与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美国里根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协议，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两国关系逐渐缓和。美国政策圈也乐见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加强中美经贸关系是跨党派共识。

当时中国国内治理的主导思想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在与美国扩大合作交流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警惕。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制度差异和政治分歧坦诚沟通，维持了稳步推进中美关系的共识。

(二)1989年至2001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几经危机，但基本保持了稳定

1989年至2001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四次严重的危机，但两国实现了经贸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些紧要关头，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各自的国内局势和双方存在分歧的议题达成了共识，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避免了大的倒退。

1989年春夏之交，面对“苏东剧变”与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中国领导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保证了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好转。然而，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引发了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首次严重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持“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另一方面保持内外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老布什政府出于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直接沟通，避免了过激的反华行为。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1992年10月，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指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基于对美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认知，中国将对美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推动中美关系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发展。

然而，美国的选举周期、政府换届和行政当局与国会的矛盾阻滞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但很快认识到这种做法得不偿失。1994年中期选举后，克林顿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受到国会的掣肘，导致1995年台湾地区时任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陷入危机。此次短暂的危机使美国政界认识到稳定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末，其对华政策转而建立在更加务实的长远战略考虑之上。面对强势的美国，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之间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为20世纪末的中国对美政策指明了方向。到1996年年中，中美就两国的政治分歧达成了某种谅解，推动双边关系总体改善。1997年至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访，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再次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偏离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1999年9月，中美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11月，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协议。2000年，在克林顿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他在执政后，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建设性关系。4月，在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发生美国EP-3军用侦察机与中国军机相撞事件，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危机。中国政府在处理这场危机时，坚持既定的对美方针，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小布什政府也保持了克制，并未因“撞机”事件而阻挠对华正常贸易关系，也没有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三)2001年下半年至2008年：国际反恐合作与经贸往来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造成巨大冲击，美国调整全球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列为主要安全威胁。中美两国深化了国际反恐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欢迎强大、和平、繁荣的中国，寻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中美达成了某种政策协调。虽然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高科技出口、人民币汇率等领域的摩擦日益增多，但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再上新台阶。2004年至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在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旨在为继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开启第二任期的小布什政府表示，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9·11”事件发生至2008年，中美关系没出现任何重大危机。

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前30年，双边关系在起伏中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经历了四次严重危机，但危机发生不久便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战略和对美外交政策保持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延续性。而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又是由中国国内稳健的政治经济政策所决定的，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淡化意识形态因素。面对攸关国运的治理挑战，中国领导人始终以国内稳定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为中国的发展谋求更有利、更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战略的目标，沉着应对中美关系中的机遇与挑战。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几届政府才大体延续了对华接触的跨党派战略共识，并未让围绕人权、经贸、台湾等涉华议题上的党争与政策辩论影响中美关系总的发展方向。

二 2009年至2016年：中美政治互疑加深，双边关系持续下滑

2009年至2016年，中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两国国内面临的挑战及其引发的摩擦和分歧加深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导致中美关系持续下滑。但两国政府理性地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在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互有协商，尽力避免冲突升级。

奥巴马在2009年就任总统后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内经济复苏、在对外政策上“不做傻事”，故而积极寻求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确立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新定位。面对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奥巴马政府保持着对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自信，借由强调中国的经济竞争来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中国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抵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2009年至2012年，奥巴马政府重振国内经济的举措成效不佳，认为中国的出口补贴和倾销、控制人民币升值等贸易行为是“不公平”的，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损害了美国经济复苏。这些指责不仅成为美国对华经贸谈判的重点议题，也逐渐提上美国国内政策议事日程。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开始减弱。

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强调国内政治稳定，也越来越不信任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尤其警惕美国干涉内政。2012年，中美低调处理了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美国驻华使馆庇护中国盲人律师这两起孤立事件。处理这些事件耗费了双方大量精力，突显了两国法律体系和治理理念的差异，中美政治互疑加深。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外交原则的基本表述转向“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中国多次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无意取代美国称霸，但奥巴马政府仍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尽管如此，2012年6月，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时，仍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奥巴马赢得2012年大选，连任美国总统。2013年至2016年，美国对中国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解”，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方向和发展模式的批评增多。中国则确信美国在幕后煽动支持2014年香港“占中”行动，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政治稳定。美国也开始质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地位，增加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疑虑。

在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希望以更加积极的外交姿态与美国构建一种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上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对美国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遏制中国崛起的疑虑有增无减。在美国国内，奥巴马政府的改革举措步履维艰，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信心下降。美国不再积极回应中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但仍期待中国在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下，实现美国可接受的、有限度的和平崛起。

三 2017年至2020年：中美国内治理相背而行，双边关系加速恶化

2017年以来，中美国内治理均呈现出新特点。在美国方面，特朗普执政后，国内政治和政策议程急剧右转，社会空前分裂，两党的否决政治加剧，政治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高扬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导致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望下降。

在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得到加强，强调经济发展要服从于国内政治发展道路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成为中国内政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强调对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政治认同，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还加大对外宣传和交流合作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面对更加自信的中国，美国政策界充满焦虑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对华采取竞争战略和强硬立场，得到了国内政界的广泛支持。面对经济不平等、族群矛盾激化等国家治理难题，特朗普政府为掩盖自身失职，越来越多地将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转嫁国外。政治极化下的国会两党议员也竞相利用“中国威胁”来推进各自的政治议程。随着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中美之间的战略戒拒不断挤压两国和解与合作的空间，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持续恶化。

特朗普政府首先高举经济民族主义旗帜，对中国发起多轮贸易战，并以“国家安全”和“危害民主”为名，对中国进行技术打压和“脱钩”。中美经贸争端不仅涉及中国对外经济行为，还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虽然不希望与美国打贸易战，但也绝不接受美国对中国的肆意指责和打压。中国更加强调经济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减少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特朗普政府也放弃了美国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旗手角色，高度关注中国更为积极主动开展的对外宣传。美国指责中国使用“债务外交”“经济胁迫”等手段提升全球政治影响力和获得战略利益，甚至污蔑中国“干涉”美国内政。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不断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通过了多项相关法案，发布了多个总统行政令，甚至纵容支持分裂活动。中国则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国内事务的处理必须以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为原则，中国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在战略层面，中美都更加把对方当作“假想敌”，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博弈。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美国则给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试图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2020年暴发并在全球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非但没有促成中美合作抗疫，反而突显两国治理理念和治理效力的差异。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溯源和防控问题，中美之间的信息战、舆论战、外交战愈演愈烈，两国政府和民间相互的负面看法不断加深，恶化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氛围。中美停止了几乎所有的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和工作层面的日常沟通，代之以“隔空喊话”和互相指责。两国间的社会交往和人文交流也近乎中断，经济和技术“脱钩”仍在继续。

四 2021年至今：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2021年以来，美国将中美两国的国内治理议题与其对华政策紧密挂钩，国家治理观的分歧与治理能力的较量已成为中美之间突出问题。在缺少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政治气氛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美国方面，拜登政府面临多重挑战，既要尽快缓解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经济衰退与就业放缓、族群矛盾激化等紧迫问题，又要应对重塑“美国信条”和身份认同、缓和社会不平等等长期难题。在国际事务方面，拜登政府急于纠正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和“退群”行为，希望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国际信誉。

拜登政府要落实改革措施，就必须缓解国内政治矛盾。然而，在两党政治高度极化、民主党内部分裂严重的情况下，对华竞争成为美国国内难得的跨党派共识。因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支柱是加强美国自身实力，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同美国的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振兴制造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政策议程。

拜登承诺将领导美国富强和保持经济增长，不会使中国成为最领先、富裕和强大的国家。美国对华竞争的重要领域是国家治理能力，拜登政府意识到美国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试图通过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来影响政策选项。于是，拜登政府高调构建“民主国家联盟”以对抗中国，拉拢西方盟国共同干涉中国的台湾、香港、新疆等内政事务，将新冠肺炎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打造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关键供应链和高新技术产业链。

在美国国内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更需要对外强势，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优先服务于美国内政的需要，以巩固其执政地位。拜登总统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给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都带来直接的挑战。拜登政府也把对华竞争与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相联系，强调引领“民主价值观”和国际规则的制定，重视建立基于多边经济机制和安全联盟体系的制衡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行以美国为中心的“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

在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加快推进科技进步等方面得到充分展现。尽管中国的国家治理仍面临一些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等，但这都不可能像某些美国人认为的那样会引发危机或社会动荡。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安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因此必须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

中国对于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严峻形势已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出了战略思路和政策上的相应调整。中国不愿使用“竞争”等负面词汇定义中美关系，多次强调中美相处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强调要对美国丢掉幻想，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西化”和“分化”中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的对华技术“脱钩”与打压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强盛。中国不会在涉及主权和安全的重大、敏感问题上做出妥协，而是发扬斗争精神，准备迎接惊涛骇浪的挑战。

由于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分歧和摩擦，中美两国未能就如何定位中美关系，以及双边关系何以至此的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坚持要求美国首先纠正一段时期以来的对华错误认知和言行，希望美国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应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轨道。而美国政策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国内治理与美国所宣扬的“民主价值观”相悖，认为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不进行“对等”“公平”的交往，中国“迫使”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由于缺乏共识，中美两国在改善双边关系上鲜有进展。在政治互动、国际经贸、科技创新、军事安全、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全面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趋势。不过，2021年以来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有所缓和。虽然拜登政府没有调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方向，但是降低了对华政策的随意性和情绪化色彩。中美高层多次进行对话沟通，双方同意避免冲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国内政策议程和其他因素共同塑造着中美关系的基本方向。在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前30年，两国大致相向而行，美国在左右摇摆中推进其国内政策议程，社会运行相对平稳;中国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一时期，两国保持着基本的政治互谅和战略共识，因而能够多次化解危机，使中美关系在起伏中稳步发展。2009年至2016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经济复苏艰难，中国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强调政治稳定，双边经贸摩擦和政治分歧加深了两国的相互疑虑，中美关系持续下滑。2017年至2020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国内多重政治和经济挑战诿过于外，中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和自立自强，两国国内治理路径迥异，相互戒拒和负面看法加深，中美关系恶化加剧。2021年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和治理能力的较量成为中美关系的突出问题，在政治互信缺失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3期，全文约1.9万字。)

来源时间：2022/11/1 发布时间：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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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行动，打碎了西方右翼和俄罗斯可能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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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2

作者：不戴王冠的国王

2022-10-31

尽管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发动对乌作战，会重挫全球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锐气，让自由主义势力重占上风。然而，今年一系列选举中，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主义的民粹右派，在匈牙利、菲律宾、巴西、法国、瑞典、意大利都取得了非常好，甚至是突破性的成绩。

假如普京再耐心一点，等上几年，那么他完全有可能见证右翼民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范围复兴，到时候，俄罗斯将彻底摆脱苏联解体后这三十年来，势力范围逐渐衰退和被打压的地位，转而成为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民粹右翼的旗手。

可惜，俄乌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对俄全面制裁，会让俄罗斯在未来的20年内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孤岛“，失去任何获得先进技术的能力，以及和先进国家互通有无的资格。即便民粹右翼仍将在世界扩张地盘，俄罗斯也无力从中受益了。

一、冷战时期，西方右派比左派更讨厌俄罗斯

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右派是莫斯科的最大敌人，尼克松坚定反对苏联，为了遏制苏联不惜摒弃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距访问我国，开启“连中制苏”战略；同属共和党的里根总统更是直接把苏联叫做“邪恶帝国“。为了遏制苏联，里根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军费，另一方面联手沙特等国大幅度增产石油，以降低石油价格，减少苏联的石油收入。此外，他还限制整个西方阵营与苏联的高科技交流（美国发动美日贸易战的部分原因就是日本违反了对苏联的出口管制）、并暗中支援阿富汗游击队以拖垮苏联。

除了美国以外，西方其他国家的右派也对苏联没有好感。英国首相撒切尔曾说，苏联人“正不怀好意地存心支配世界，他们一向都是把钱花在枪枝（军事）而不是牛油（民生）；但我们却把枪枝放到最后”，因为对苏联的强硬，苏联记者送给了她“铁娘子”的绰号。同属保守阵营的西德总理科尔，在当上总理后，也一反二战结束以来西德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转而支持里根强硬遏制苏联。

相反，西方的左派对苏联较为温和，经常采取措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避免与后者的剧烈冲突。例如西德首位社民党籍总理勃兰特就启动了“东方政策“，与苏联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和解，并承认了东德的主权。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就是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之父）甚至在1971年当着苏联领导人的面声称，比起苏联，美国在国家认同、经济乃至军事上对加拿大的威胁更大。

二、西方右翼转向亲普京的五个直接因素

西方右派对普京的敌视，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全球化加深而逐渐改变。

苏联解体、WTO成立、欧洲一体化加深，让全球人口流动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国家接收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数量剧增，要求保护移民权益、尊重国内少数族裔文化，以及弱化国家边界的人越来越多。

另外，伴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少数族裔平权、性少数平权、女性主义等思潮也愈发壮大，与此同时宗教保守主义则日渐式微，社会日趋世俗化。总而言之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西方世界里，相比于右派，左派的思潮一直占上风。

这就让西方右派的愤懑日渐加剧，从而想要夺回本方阵营在文化议题上的话语权。具体来说，他们的反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反对全球化、多元文化和开放移民，强调国家主权。在他们看来，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会让治安恶化、犯罪增加，还会改变原有的民族构成，威胁到主体民族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支配地位，进而削弱国家的向心力，让他们的祖国不再是原来那个熟悉的家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移居西方的非白人移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移民，以及原本国内少数族裔的生育率高于白人主体民族。两个因素结合之下，西方国家的白人主体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在一些地区，白人占比甚至已经跌破50%，例如在美国加州，非西班牙裔白人在2000年只占全州人口的47%，到了2020年更是只占35%。

在西方左派看来，人口多元化为国家注入经济发展动力，带来不同风俗，丰富了国家的传统和内涵，是好事情。而且少数族裔的数量以及生育率被夸大了，如果控制经济水平等其他变量相同，他们的生育率和白人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在西方右派看来，随着这些非白人人口数量增加，他们会“取代”原有的白人，摧毁本土的白人文化。一个没有绝对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的国家，将丧失统一的国家认同，引发国家内部无休止的撕裂。

这种反移民情绪，在以前白人人口占全国90%、95%甚至更多的时候还不明显，但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到一定水平，许多右派开始感到不安。而上世纪纳粹的暴行，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强行分离原住民孩童与父母的往事被先后揭露出来，又把种族屠杀和强制同化刻在耻辱柱上——换句话说就是，这两种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已经为天下人所共同嫌恶，哪怕是当代极右翼也要敬而远之。

所以，现代的欧洲右派已经转向和外族“井水不犯河水“的孤立主义，以及国家主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有权利决定自己吸不吸引移民、吸引多少移民和吸引来自哪些地区的移民。简而言之就是：你们这些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移民，别来我们这里求生存，如果一定要来，请完全同化于我们。

2.他们反对针对少数族裔的各类平权措施。例如，在政府职位招聘或者大学录取时为少数族裔预留一定名额；投入巨资解决少数族裔聚集区的遗留问题；对过去本国侵犯少数族裔人权的行为进行补偿；修改历史教科书和移除雕像，以向本国的少数族裔昭告，当年对他们的歧视和侵害人权行为是不对的（例如美国在2020年移除了多位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军和政治人物的雕像）；下架过去那些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艺术作品；等等。

在他们看来，过度地反省殖民和帝国主义历史，也就是在贬低本民族的历史，丑化那些历史上为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之人。国家应该向前看，也应该歌颂本国历史上的成就，而非一昧自我贬低，矮化白人。

至于针对少数族裔的优待，在他们看来，这远非促进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反而被视为过度偏袒弱势群体，逆向歧视白人。许多西方右翼主张不看肤色的种族政策，俗称【种族中立】或者【色盲】政策。

设想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有900万人属于主体民族，100万人属于少数族裔。左派会主张以种族配额等制度，来缓解历史造成的族群结构性不平等，例如，在国会议员、公务员、大学录取名额中留出10%给少数族裔。而右派反对刻意划分种族、以种族框架来思考社会不平等，主张【完全不看种族属性】，刻意淡化不同族裔之间的差别，比如在大学录取中只看分数，不看其他指标。

在少数族裔当中，穆斯林群体是被攻击的重点对象。他们被西方右翼视为一群热衷于极端伊斯兰主义和分离主义，整天搞恐怖袭击，在女性权益和同性恋问题上还活在中世纪的“野蛮人”。不仅如此，在右翼白人看来，他们还反对融入现代文明，固执的坚守着伊斯兰教法，生很多个小孩，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种族置换”，取代白人。

3.他们反对性少数平权、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和世俗化等进步主义理念。例如，反对性解放、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同性伴侣收养孩子、反对让跨性别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而非生理性别选择厕所，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风潮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另外在宗教方面，西方右派普遍有浓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情结，不希望其他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稀释基督教的主导地位，

4.由于对移民、少数族裔、性少数等群体根深蒂固的反感，他们也反对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甚至“民主”本身。

许多人经常喜欢把“自由”和“民主”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是主张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其他人、政府、各类团体侵犯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民主是选民可以通过定期选举选择领导人，让后者来决定如何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可以有民主却没有自由。例如，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通过投票来剥夺少数族裔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的民主程度并没有降低，但是少数族裔的自由被剥夺了。而这正是许多西方右翼人士所渴望的“不自由的民主“——通过一人一票，依靠白人主体民族的人数优势，实现“民主下的专政”，剥夺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的人权。

甚至，在一些白人人口比例已经或者即将跌破半数的国家（地区），右翼政党已经公然放弃了民主，转而追求依靠占人口少数的白人来统治其他少数族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美国的德州、北卡州、佐治亚州，白人人口数量只有50%上下；而在全美地区，20年后白人人口比例也将跌破50%。这直接导致美国的右翼政党共和党已经放弃了民主，在全国和州一级的选举中，通过人为操纵选区划分、压制投票等方式，来提高本方的席位数并压制对方阵营选民的投票率。与此同时，共和党还明确反对取消选举人票——这个让共和党在过去六次大选中能够以少数普选票两次赢得总统大位——的制度，尽管选举人票制严重违反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原则。

5.最后，西方右派除了讨厌这些价值观本身，更讨厌西方左派为了维护它们而衍生出来的对言论自由的一些限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政治正确“。什么是政治正确呢？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发表一些对于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的歧视性言论，比如”黑人好吃懒做“、”女人不适合学理工科“这些话，在西方左派看来，不仅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这些边缘群体的严重冒犯。

更进一步的，有些语言虽然从表面看上去并无大碍，但是仍然隐含有一定的歧视性意义，即通常所说的“微侵犯”（microaggression）。例如，一个美国白人问一位加州的华裔来自哪里（where are you from），当后者告诉那位白人你来自加州时，白人并不满意，追问“你到底来自哪里？”（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意指追问其祖籍），这就构成了微侵犯，因为“你到底来自哪里？”背后暗指的意思是，你们（华裔）并不是土生土长、真正的美国人，只有我们白人才是天然属于这里的（虽然实际上，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并没有高低之分）。

再比如，政客在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比例高的选区频繁高喊“打击犯罪“、”强化治安“之类的口号也有歧视的嫌疑，因为这相当于暗示，少数族裔游手好闲、经常犯罪。

又比如，报道女性公众人物（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CEO……）时，焦点经常放在她们的容貌上面，比如会经常描述她们“有着乌黑的长发”、“长相清秀”等等，给人感觉，这些女性身上最关键的特征就是颜值，但事实上她们出人头地依靠的是自己的才华，这也构成了微侵犯。

西方左派维护政治正确，是为了保护弱势族群，但在西方右派看来，这损害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尤其是近些年来，西方世界经常发生以下事件：

某历史人物因为各种原因，如参与殖民压迫、贩卖奴隶、屠杀少数族裔，导致以其名字命名的地标被改名；或者某些文学名著、影视作品涉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被剔除出中小学教科书、从网站上下架。尽管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或者文艺作品中蕴含的价值观，以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非常正常。

某些大人物涉嫌性骚扰而被迫辞职（尽管证据可能并不充分）。

某人（通常是名人）或某家（知名）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论或行为（通常是疑似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言论），然后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失去大量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网络影响力。

这些事件旨在消除（历史）名人的影响力，当一个名人享受到类似待遇时，就是“被取消了”。“取消文化”的盛行，让西方右派认为，政治正确已经过了头。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对自由思想的打压，和当年苏联社会强行规定不准发表某些言论非常相似。

以上总结了西方右派反感当代左派思潮的五个方面。巧合的是，普京也对西方左派这一套价值观极为反感，一条条对应如下：

针对前文第1条提及的全球化、多元文化和开放移民，以及第4条中的自由民主，普京一直持批评态度。

作为克格勃出身的政治强人，普京一直主张维持强有力的国家主权。早在2007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俄罗斯应该走“主权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时，普京就强化超级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让俄罗斯从原来的半总统制、联邦制向总统制、单一制靠拢。例如，2000年5月，普京一上任就宣布，将全国分为八个联邦管区；他还在2004年取消地方长官选举，改由中央政府指派数人，让群众从中挑选（虽然后面又恢复地方直选）。

在2021年瓦尔代年会的演讲上，普京更是宣称，国际秩序是围绕着民族国家而构建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公民的要求。因此，任何有效的国际秩序都应该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和能力，以此为行动依据，而不是试图证明它们不应存在。此外，普京还表示，不可能将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人，无论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原则，还是某人出于自身原因而称之为普遍的价值观。

强调国家主权必然意味着背离全球化。事实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对全球化一点都不感冒。苏联解体以及此后十年的经济危机，让俄罗斯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俄罗斯的工业制成品丧失了和其他国家产品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只能依靠出口能源、军火为生，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号加油站”、“有核武器的沙特”。可以说，俄罗斯完全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相比于中国、韩国、越南这些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俄罗斯从全球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中得到的净收益非常少。

在这种条件下，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并无意维持国际秩序，反而希望国际形势越乱越好，便于“趁火打劫”。2019年10月，瓦尔代俱乐部在年度报告中指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徒劳无益，宣称“国际秩序缺失并非灾难，无政府是国际关系更自然的状态，它比现今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更民主，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大可能”。

可以看到，俄罗斯并不为国际失序而感到惋惜和惶恐，反而是从中嗅到了难得的机遇。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透过散步虚假新闻、非正规部队武装干涉、恐怖主义等“混合战”手段，扰乱全球局势。特朗普当选、欧盟极右翼势力崛起（包括英国脱欧）、朝鲜屡屡试射核弹破坏地区安全，背后都有俄罗斯的影子在作祟。

俄罗斯的势力还渗透进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透过人称“普京大厨”普里戈任指挥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俄罗斯频繁插手非洲和中东事务，支持当地的独裁者政权，攫取经济利益，并散布俄罗斯的影响力。

至于多元文化和开放移民，普京也毫无兴趣。在2019年的G20峰会上，普京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性别多样化和多元文化疏远了核心人群所信奉的传统价值观。他说：“我们对 LGBT 人士没有意见。上帝保佑，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生活。但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确实有些过分，比如他们现在声称孩子可以扮演五六个性别角色”。

他还抨击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接纳百万难民的决定，他说：“自由主义的前提是什么都不需要做。移民可以肆无忌惮地杀害、掠夺和强奸，因为他们作为移民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这些是什么权利？每一种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与此同时，普京还赞扬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洲移民（难民）的强硬立场，以及加强美墨边境管控的决策。

总体上来看，普京的思维和西方左派提倡的全球化、多元文化、支持移民，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扁平化背道而驰，但是却得到了强调国家主权、反移民反难民的西方右派的支持。此外，普京反对外部势力强加价值观，和西方右派也是异曲同工；后者讨厌政治正确在社会公共话语中的“霸权”地位，认为这些都是全球化自由左派精英强加给他们的。

针对第2条少数族裔平权措施。同样是2021年在瓦尔代年会上的演讲中，普京也对西方愈演愈烈的少数族裔平权运动表达了反对：

“我们困惑的看到，那些自我标榜进步的国家正在走向瘫痪，西方某些国家正在发生社会和文化冲击”。他指责西方某些人“正在抹去自己的历史”（意指西方国家删去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部分），为少数民族的利益采取“平权行动”太过火以致于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地步。

普京还提到了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说：“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成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取消文化，变成了逆向歧视，逆向的种族主义。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而真正的公民权利斗士则正试图消除这些差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小孩子有一天会生活在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不会以肤色来判断他们，而是以他们的性格内容来判断他们。’那是一种真正的价值观。”

总的来说，普京倾向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提倡前文所提到的【色盲】政策，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民族、种族属性，政府不主动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各族裔之间的不平等。

普京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都深得右翼好感。在西方，许多左派呼吁彻底地、系统地清算本国的殖民史、帝国主义史和白人至上主义史；但是在俄罗斯，这种观点并不受欢迎。

这是因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对主体民族也很不友好。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历史上长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而苏联领导人为了讨好乌克兰族，将这些地方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例如1954年赫鲁晓夫为了纪念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三百周年，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

另外，与西方白人平民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享有相对于其他族裔平民的特权（如被警察盘问的概率远低于黑人）不同，苏联治下的俄罗斯族在国家机器面前，并不能得到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待遇”，比如，克格勃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是俄罗斯族就放弃监听他。这就让许多俄罗斯族认为，自己也是苏联统治下的受害者。

总而言之，在俄罗斯，并没有多少支持本国深刻反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公众舆论。尽管不论是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都有过迫害少数民族的黑暗历史。

例如，来自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少数民族图瓦族，曾经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游牧民族，但在聚集地被苏联控制以后，他们被强行编入集体农庄，强迫放弃佛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将近十二分之一的图瓦人受到过监禁、处决、流放等政治迫害，该民族的文化、家庭传承被彻底摧毁。如今，图瓦族非婚生子的比例超过了2/3，比美国黑人还要高出不少。

从1930年代到二战末期的这十多年间，苏联还对数百万少数民族进行了强制迁徙，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大林以“和纳粹合作”为理由，在1943-1944年间，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里面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逐出其所在地，并转移到北高加索等地，造成这些民族20-50%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除了强制迁徙以外，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农业集体化中也遭遇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例如30年代的苏联大饥荒时期，280-400万乌克兰族、以及130万哈萨克族死于饥荒（当然，这里必须再次指出的是，俄罗斯族也遭遇过类似的灾难，例如俄国内战引发的1921-1922年俄罗斯大饥荒，夺去了约千万俄罗斯族的生命）。

然而，这一切针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待遇，很少在俄罗斯的公共平台上得到坦诚的讨论，与此相反的是，自从普京上台以后，俄罗斯就开始更加频繁地推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例如，普京上任以后，每年5月9日二战胜利日，红场阅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以后，阅兵的规模迅速上升，几乎成为了一种全民爱国主义活动。再比如，普京早在2003年上任伊始就表示，历史教科书应该着重培养年轻人对祖国及其历史的自豪感。他推动编写全国统一的历史教科书，试图逆转以往教科书对苏联时代过于消极的评价，对于斯大林等争议性极强的领导人，还增加了歌颂、肯定其成就的篇幅，相对而言淡化了其过失。

这正是西方右派所期望的世界。一个白人不需要反省自己历史上过错的世界，一个白人不需要为自己族群历史上的行为进行补偿的世界，一个白人不需要让渡任何资源纠正系统性不公的世界，一个白人主体民族可以不须顾忌地强调自己爱国主义的世界。俄乌开战后，俄军战死和负伤的士兵、军官中，来自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兵员不成比例地多，但很少有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俄罗斯族的居民，这正是一些西方右翼政客想做而不敢做的。

针对第3条性少数平权、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和世俗化。普京选择抵制。同样是在瓦尔代年会，普京批评西方左派的主张是要求放弃对母亲、父亲、家庭和性别做区分的基本价值观，与苏联时期激进的意识形态革命类似。

他先是举出苏联时期的例子：“布尔什维克说的不仅仅是财产国有化，也谈论将妇女国有化。1917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条，也说要改变现有的方式和习俗，不仅改变政治和经济方面，更要改变人类道德概念和健康社会的基石。破坏古老的价值观、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到完全拒绝、摧毁家庭，鼓励告亲人的密——所有这些都被宣称为进步“。

随后普京话锋一转，痛批西方左派：

“这种左翼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甚至想要消除整个男人和女人的概念，那些敢于说男人和女人存在（差异）并且这是生物学事实的人，他们几乎都被排挤了。为了照顾跨性别人士等群体，你不能说父亲和母亲，只能使用家长1号和家长2号，或者生过孩子的父母，或者人奶（而不是母乳）这样的词。只有这么说，那些不确定自己是男是女的人才会高兴。”

普京同样反对跨性别人士按照自己的心理性别认同来选择自己在各类证件上的性别，或者通过医学手段来改变自己生理性别、使得自己心理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达到一致：

“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男孩可以很容易变成女孩，把这种选择强加给他们，并把父母推到一边，让孩子做出可能会毁掉他们一生的决定。”

至于宗教方面，普京一直以宗教保护者自居。他拨款资助教会，修缮了许多东正教教堂，多次重申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高地位（例如2020年，在他领导下，俄罗斯将“信仰上帝“，以及婚姻为一夫一妻结合写入宪法）。另外，普京还身体力行，例如在葬礼上行东正教礼仪，参加东正教传统节日活动等。

而对第5条“政治正确“。普京在瓦尔代年会的演讲中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是带着不解的心情看到俄罗斯过去的做法，争取平等和反对歧视的斗争变成了在荒谬边缘的侵略性教条主义，当以往的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不再是学校和大学的教授教材时，是因为左派宣告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了解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

“好莱坞的一些清单提醒你应该在电影中有什么平衡，比如在电影中，你应该有多少人物和演员，有什么性别的演员，什么样的肤色，有时甚至比苏共中央宣传部做的还要严密严格。”（这里指的是，好莱坞电影为了体现种族、性别、性取向平等，往往会安排一定比例，例如10%或者20%的少数族裔、女性、LGBT演员出演，并且有时候，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歧视少数群体，刻意不让这些演员出演负面角色）

可以说，在反对政治正确上，普京和西方右翼有着共同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西方左派的平权活动，和苏联时代那种激进改变文化传统的革命，以及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完全相同。

三、西方右翼转向亲普京的深层次因素

以上所讨论的是西方右翼和普京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的相似程度。事实上，西方右翼和普京有着更深层次上的契合——他们都信仰保守主义、反共主义、民族主义。

普京内心的保守主义观念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形成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普京在克格勃驻东德办公室担任特工，时值柏林墙倒塌之际，他办公的地点被东德民众围攻，普京请求苏联红军派兵保护，但始终得不到反应。无奈之下只好自行决断。许多年后，他曾在采访中说：“我自己就烧了很多材料，炉子都爆炸了”。对民粹的厌恶，让普京走上了保守主义的道路。

在2021年的瓦尔代年会演讲中，普京也再次重申，俄罗斯将走保守主义道路。他说，如果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话。国家和社会决不能对技术的质变、环境的剧变或传统体系的破坏做出激进的反应。为此，他提到了俄罗斯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破坏比创造容易。遗憾的是，俄罗斯人民是从多次亲身经历中清楚了解这一点的。”

“就在一个多世纪前，俄罗斯面临着诸多严重的客观问题，包括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些问题并不大，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小或更为缓和。俄罗斯本来可以逐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问题，但革命的冲击导致了大国的崩溃和解体。第二次发生在30年前，当时它有潜力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适时走上急需的、灵活的、依据充分的改革之路，结果它成了各种教条主义者的受害者，包括反动者和所谓的进步人士——他们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双方都是如此。”

“有了历史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说，革命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而是加剧危机的方法。相比于被损害人类的潜能，任何革命都不值得。“这里，普京提到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91年苏联解体，两大历史转折点前后，激进思潮给苏联/俄罗斯带来的深重灾难。”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然而列宁的暴力革命，以及随后的四年俄国内战，彻底让俄罗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长达七十年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是建立在相当激进的理念上的，试图完全靠人类的理性构建一个没有私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我国诗人徐志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在苏联成立后的20年间，上百万干部和上千万平民死去，他们或死于各类政治运动（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或亡于非正常灾害（如大饥荒）。

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来可以转型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过于急躁，尤其是叶利钦不顾俄罗斯生产链高度捆绑的情况，试图”500天步入资本主义“，经济上全面自由化。最终，俄罗斯不仅彻底丧失了前苏联时代的旧工业基础，也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新兴工业，只能沦为一个出口原材料的国家。

1991-2000这十年对俄罗斯的打击，是该国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人均GDP下降超过40%；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500%；预期寿命下降了近四年。

看到激进主义的恶果后，普京一上台就立刻改变了方向。他回购了许多国有企业，加强了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从市场经济回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伴随着普京的改革，以及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经济在2000-2008年间取得了7%的增长，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同时期的中国，而普京也籍此获得极高人气。

2007年，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1%的俄罗斯人支持普京，远高于同时期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尽管随后因为世界金融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但是总的来说，普京基本上让俄罗斯恢复到了90年代以前的大国地位，和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俄罗斯民众也普遍支持他的保守主义哲学。可以说，保守主义不仅是普京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俄罗斯许多普通百姓的观念。

那么，这些观念为什么可以得到西方右派政客们的迎合呢？是因为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剧烈变革以致国家失去稳定，经济出现衰退等情况，在近十年的西方重演。近些年来，一方面，少数族裔在西方国家人口中占比持续上升，在许多国家已经超过10%，美国更是达到惊人的40%；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此后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风波，使得西方国家的人均居民收入在过去十年间仅有微小的增长，甚至，由于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底层所得不增反减。在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人拥抱保守主义，想要回到“伟大的过去”——街上都是白人、经济欣欣向荣的时代。

除了保守主义，西方右派欣赏普京还因其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

由于普京出身克格勃、在苏联解体后保留苏共党员证、歌颂苏联在二战中抵抗纳粹侵略，许多文章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政治家，但是这并不符合事实。普京保留苏共党员证，只是为了表示其敢作敢当、大义不悔的品质；歌颂卫国战争，是从民族主义角度，而非从共产主义角度来讴歌俄罗斯人民坚忍不拔、团结牺牲的精神。

对于“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普京批评其在革命成功后单独与德国谈判，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割让大片领土，让德国以战败国的身份，从俄罗斯身上榨取了许多利益：”我们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输给了战败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是向德国投降了，而之后它又向协约国投降了。这是当时的国家领导背叛民族行为的结果“。

在宗教政策上，普京严厉批评列宁以及其后数代苏联领导人打压宗教的做法，他指责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摧毁我们的精神根源和宗教根源，做得非常坚决和残酷”；“许多教堂被毁灭和拆除，大量的神职人员被消灭，直接消灭了。就在集中营里被枪决了“。

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时候，普京多次以具有贬义色彩的“十月政变“称呼之，暗示布尔什维克是非法夺权；他还将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从国家法定休假日中移除。而对苏联大大小小的残酷镇压，普京也极为反感，他批评苏维埃政权残忍杀害末代沙皇一家，也反对斯大林搞极权主义和大规模个人崇拜的做法。

在民族政策上，普京更是对苏维埃政权口诛笔伐。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列宁最大的失误是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而列宁之后，一代又一代的苏联领导人都强调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以及所谓“民族自决“，为最后苏联解体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不仅如此，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内的俄罗斯族瞬间离开了莫斯科的管辖，据统计，1990年代有2500万俄罗斯族人在俄罗斯以外的地区生活，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很大的人力资本损失，而这也让普京耿耿于怀。

在今年二月出兵乌克兰之前，普京在他那篇《有必要再一次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宣战演讲中是这么说的：

“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俄罗斯创造出来——准确来说，被布尔什维克，被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出来的时刻——开始讲起。这一进程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立即开始的。而且列宁和他的同志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粗鲁的方式——分离开，撕毁掉俄罗斯历史领土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向居住在那里的数百万人询问过任何事情。“（这段话批评的是列宁将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顿巴斯地区转划给乌克兰，让顿巴斯成为后者的领土）。”

“之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以及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已经把一些之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领土并入苏联并移交给了乌克兰。同时，作为一种补偿，斯大林将部分原德国领土划归波兰，在1954年赫鲁晓夫因故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也赠送给乌克兰。实际上，这就是苏维埃乌克兰领土的形成方式。”

在最后，普京说：

“在苏联解体前两年，她的命运其实已成定局。现如今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将获得独立的功劳归于自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苏共领导层在不同时期在国家构建问题上犯下的历史性、战略性错误，导致了我们统一的国家的解体。历史上的俄罗斯被人以苏联的名义瓦解。”

普京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让西方右派为之一振；而他对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抗拒，以及对地方自治的反感，也完全符合西方右派的口味。和强调关怀少数族裔、尊重其习俗和自治权的左派相比，右派较为看重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反对权力下放。许多右翼政客对本国少数族裔的分离倾向相当不满，甚至连一些中间派政客也持相同看法。例如，西班牙右翼激烈反对加泰独立运动，其支持者多次和加泰分离主义分子爆发冲突；又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2020年底表示，要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

四、西方右翼得势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技术进步缓慢、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引发的经济停滞，以及种族多元化带来的排外情绪上升

近些年，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了“日本化“的趋势，所谓“日本化”，可以概括为“三低三高”并存的经济常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背后主要的支撑动力有三个：

1.技术进步缓慢：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增长速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为年均1.9%左右，然而70年代之后到现在连年均1%都不到。

许多专家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停滞“时代，图为1947-1995年单位时间产量变化，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产率的增长明显停滞

2.人口老龄化：除非洲以外，各大洲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在2050年超过20%，其中欧洲更是达到近35%；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还有人口减少。例如，根据预测，即便有着移民补充，到本世纪末，意大利人口依旧会降到5000万以下，比现在少1000万。

3.贫富分化：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最富有的26个人资产之和，就和后一半人(38亿人)的资产相等；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为了应付疫情，各国央行疯狂放水，抬高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令富人们从中狠赚一笔。据统计，疫情期间全世界新增了500多位亿万富翁，平均每30个小时就增加一位。

2021年，全球财富最多的500人资产之和达到了8.4万亿美元，超过整个拉丁美洲的GDP。此外，这些富人的资产相比疫情前增加1万亿美元，其中前十大富豪的资产更是暴涨4000亿美元，占所有增加资产的4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等地的许多国家，2021年末的GDP都还没有回到2019年的水平，国内经济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完全恢复。

相对应的是，低收入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与股票上涨和资产增值没有什么关系，也享受不到它们带来的好处。在2020年，全世界前10%人口坐拥82%的财富，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拥有45%财富（按照一些不同的统计数据，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50%）。

贫富分化让贫困阶层的收入和资产不断缩水；而人口老龄化不仅削弱消费者的基数，还减少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后果就是国家税收收入下降、内需不振，被迫印钞来刺激经济。而过度货币放水，导致大量资本长期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无法流入实体经济以达到提高增长率的效果，相反却推高了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让富人越来越富。

于是这就形成了两个恶性循环：（1）经济低迷-老龄化循环：经济低迷-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育儿补贴减少-新生儿数量减少，老年人比例升高-一人一票民主制度下，选出增加老年人福利、削减年轻人福利和其他投资的领导人-经济低迷；（2）经济低迷-贫富分化循环：经济低迷-国家大量放水-资产价格升高-贫富分化-内需不振-经济低迷。

在负反馈效应之下，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以西欧为例，下图显示了欧盟28个成员国（此时英国仍未脱欧）的经济增长率，其中EU-15指2004年欧盟吸纳东欧10国之前的15个欧盟成员国；EU-N13指2004年以后加入欧盟的13个东欧国家。可以看出，即使有东欧新鲜血液的补充，传统的西欧国家经济增长也非常堪忧，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在2%以下的低位。

美国独立记者、撰稿人雷切尔·努韦尔（Rachel Nuwer）曾在BBC撰文引用政治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一段话：

“现代西方社会比作一台稳定的自行车，它的车轮依靠经济增长而不断转动。如果这种向前推动的力量变慢或停止，我们的社会支柱——民主、个人自由、社会宽容等等——就会摇摇欲坠。我们的世界将变的越来越丑恶，人们会争夺有限的资源，并拒绝小团体外的任何人。”

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感到不安，他们就会更加坚守自己的身份（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白人、基督徒、穆斯林、……），愈发排外。

以上这些说的都是经济因素。除了经济问题以外，让欧洲棘手的还有少数族裔问题。其中，穆斯林对西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最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穆斯林本身独特的习俗和文化导致其和主体民族之间摩擦不断；另一方面也有主体民族保守、排外乃至“恐穆症“的情绪在作祟。

人类数百万年以来，在残酷的互相竞争中，逐渐形成了抱团的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进步让这种狭隘心理变淡了不少，但由于经济下行、恐怖袭击频发等因素，这种对外族的排斥又浮出水面。

下图为2010年欧洲各国实际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以及民众认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对比。可以看出，各国民众普遍大大高估了穆斯林人口在本国公民中的占比。例如，穆斯林在波兰人口中只占0.1%，然而波兰民众却认为本国有5%的人口是穆斯林；法国人口中穆斯林占8%，但在法国老百姓看来，全国31%——即接近三分之一人口是穆斯林！

2016年，穆斯林人口仅占欧洲4.9%，就足以闹出难民、移民危机，促使各国极右翼政党崛起，假如日后穆斯林人口占到欧洲10%甚至15%，很难想象欧洲能够和平化解种族对立。

总结：普京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发动战争

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进步停滞、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这三大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无法得到明显改善，更不要说被结构性地根除了；另外，少数族裔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挑战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体系。

1.技术进步：从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过去的半个世纪，除了电子信息技术以外，其他领域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成果。以交通运输业为例，2009年首飞的波音787和1969年首飞的波音747相比，虽然在燃油效率、发动机性能等方面有提升，但并没有颠覆性的改变。从香港飞到纽约需要的时间仍然维持在15-16个小时左右（事实上，波音747飞机直到今年才停产）；1972年人类最后一次登上月球以后，整整五十年间就再也没有踏入月球一步；乘客搭乘各种交通工具（飞机、高铁、汽车）的平均旅行速度在这半个世纪内甚至还略有下降。

在其他方面，同样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技术进步的停滞。例如癌症、心脏病等问题依旧棘手；基因研究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可控核聚变永远处于“还需要50年才能成功”的状态。从政府研发经费以及各类私有资本的流向来看，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预期将有重大突破的领域出现。

2.人口老龄化：以下为欧洲2020年的人口金字塔。考虑到许多欧洲国家的退休年龄都超过65岁，可以说，当前欧洲的老龄化危机并不严重，但是接下来的数十年内，随着占人口比重最高的30-65岁人群逐渐老化、步入退休年龄，欧洲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又剧烈的衰减期。

二战时期美国著名将军乔治·巴顿曾经教导部下不要吝惜弹药，他曾说浪费弹药比浪费生命好得多。因为造就一个士兵至少要18年，而制造弹药只需要几个月时间。

相比培养士兵，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需要更多时间。一般而言，培养一个初级工程师需要22-26年，而培养一位助理教授需要27-30年，至于资深工程师和教授，培养的周期更是长得多。即便欧洲从现在开始大力鼓励生育，让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回到1990年以前的顶峰时期，那么也至少需要25-30年才能见效。

相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况是，欧洲的生育率继续维持当前1.6左右的水平，并且，随着数量更稀少的年轻一代替代80后成为主力生育人群，欧洲的新出生人口数量将迎来断崖式下跌，每年新生儿数量将仅为顶峰时期的60%，这将让欧洲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

3.贫富分化：世界贫富分化的主要推手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富豪可以将资产在各国之间自由转移，由此带来：（1）富豪将资本转移到避税天堂，使得国家资本流失；（2）各国为了吸引资本流入，以及防止本国富豪因为嫌弃高税率而外流，纷纷降低税率，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此带来国家福利减少、债务增加。这两个因素都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并拖累国家经济增长。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剧中调度。例如，设立统一的执法机构，当富人规避税务漏洞、转移财富的时候，将其逮捕并引渡回所在国候审，并把这些被转移出去的资本收缴回原来的国家；制定统一的最低税率以防止各国逐底竞争，并为此设立仲裁法院，若某国私自减税以吸引资本和人员流入，则对其进行制裁；各国互相共享富豪权贵的银行账户资料，以防止税务欺诈，等等。

然而，这些举措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大困难，仅以第一条为例，当前许多国家之间并没有签署引渡协议，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出于对对方政体的不信任，不愿意与他们眼中的那些“非自由主义国家”签订引渡协议，而且，这样的跨国执法机构肯定会引发各国对于长臂管辖的抗议。

我们当前还是处于一个民族国家阶段，国家构成了国际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单元，在国家至上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发号施令、约束各国如何行事。想象一下，一个国家A将本国税率降低，吸引别国资本流入，其他国家会因此联合起来制裁、孤立他吗？A国会愿意把自己“吃“到的财富”吐出来“吗？仲裁机构对某个国家私自减税所下达的制裁令，几乎不可能被得到执行，因为违反这种制裁的成本太低了。

举个例子，美国会执行国际法院对本国的制裁吗？相反，在蓬佩奥任国务卿的时候，美国还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官员。说到底，在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面前，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不过就是个花瓶。

更何况，现在世界各国，不仅是法国、意大利这种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连印度、土耳其、菲律宾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增加的态势，在各国纷纷强调国家主权、排斥外来干预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说服各国领导人让渡更多主权给超国家机构？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自己就崇尚自由主义，而且是现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极大地受益于当前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并不想发动革命，然后以一套新的体系来取代之。

美国左派反对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希望从各国吸纳移民，让美国彻底拥抱多元化，成为整个地球种族构成的缩影，即“民族大熔炉”；美国右派反对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他们秉持“小政府、低税收”的经济理念，把一切政府管制和提高税率的政策，攻击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要彻底摧毁让美国伟大的那些理念；即使是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作风的特朗普也不例外，在其任内，他签署减税法案，试图让海外资本，尤其是美国企业在海外赚得的利润回流美国。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进步缓慢、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会让经济更加低迷，而GDP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会让国家财政支出减少，进而削弱科技研发水平，以及鼓励生育的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技术停滞和老龄化。

其实早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决定进攻乌克兰之前，世界就已经笼罩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乌云下。各国尚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恢复（这从下图中高居不下的债务比例就可见一斑），甚至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美国就出现了经济危机的前兆——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

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为了救市疯狂印钞，导致债务剧增、增长乏力，物价飞涨。由于通货膨胀长期维持在5%甚至7%以上的高位，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一度跌至35%上下，其他国家建制派领导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普京发动战争，导致化石能源等物资的价格暴涨，让通货膨胀继续维持在高位，这看似可以继续削弱各国建制派领导人的支持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让那些重视北约、欧盟等多边主义机构的建制派政客们得以重申这些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并且借此攻击那些支持普京的右翼民粹政客，两相抵消。甚至，右翼民粹政客也不得不表现出对普京的强硬。例如，9月份当选的新一届意大利极右政府，在胜选之后就立即表示支持乌克兰；而匈牙利也加入了其他10个中东欧国家的行列，谴责普京用导弹大规模轰炸乌克兰，伤害平民。

倘若俄罗斯不发动战争，耐心等待，随着世界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乃至负增长，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在各国人口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时候，欧洲、美国，乃至第三世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朗普式领导人“。根据《时代周刊》的估计，到2030年，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瑞士、丹麦、荷兰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达到10.3%、7.1%、8.2%、5.4%、9.9%、8.1%、5.6%、10.2%，相比于2010年，穆斯林人口所占比例会普遍增加40%以上，甚至翻番，这还没考虑到气候变化、饥荒、自然灾害、极端贫困引发的难民以及移民潮。

2050年欧洲各国穆斯林人口比例（皮尤研究中心测算）。届时，法国、德国、奥地利将有五分之一人口为穆斯林，瑞典更是会有30%人口为穆斯林，欧洲各国内部可能会因为种族矛盾而四分五裂，出现极右翼政府执政的情况，这是俄罗斯乐于看见的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西方右翼和普京不论是在对一些具体事务的浅层看法，还是在更深层的价值观上，都高度契合，他们完全可以结成同盟，而俄罗斯完全可以借机成为这个右翼联盟的“共主“。

然而现在，经历这场战争以后，虽然全球右翼崛起的势头仍将持续，但是这已经和俄罗斯没什么关系了。受到重重制裁、外交上极度孤立的俄罗斯，人才将大量外流，科学技术会被发达国家甩开数十年，整整一代甚至甚至更多俄罗斯人的未来毁于一旦。这个曾经诞生过普希金、契诃夫、门捷列夫、切比雪夫等伟大人物的民族，其人民极有可能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沦为和朝鲜百姓一样的境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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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君. 英国年轻人闹爆脱欧：被出卖！老人们却不用承受后果. The News Lens. 2016/06/2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2794

清和社长. 全球经济正加速日本化. 2020/06/23. https://mp.weixin.qq.com/s/TCmez3hNpeJHc_kx2anjrg

Jason Crawford. Technological stagnation——Why I came around. The Roots of Progress. 2021/01/23. https://rootsofprogress.org/technological-stagnation

2021年超级富豪资产“暴增” 印证“最有钱者赚最多”. BBC中文网. 2022/01/09.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59897908

冯玉军. 俄罗斯：外稳与内忧. 国际网. 2020/01/14. http://comment.cfisnet.com/2020/0114/1318607.html

Pratheek Rebala, Chris Wilson. Growth of Muslim Populations in Europe Map. TIME. 2015/01/16. https://time.com/3670892/muslims-europe-map/

瑞秋·纳威尔. 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种方式崩溃. BBC中文网. 2017/05/20.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39989261

中共20大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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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2

作者：美中故事汇编辑

2022-10-31

【编者按：中共20大上周闭幕，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具体职务中国媒体已经开始陆续公布。为方便读者，我们把收集到目前已经正式公布或者在网上流传的中共核心成员的具体职务发布于此。部分信息根据网络整理，无法核实。】

常委职务：

习近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李强，国务院总理；原任上海市委书记

赵乐际，人大委员长；原任中纪委主任

王沪宁，政协主席；原任政治局常委

蔡奇，书记处书记；原任北京市委书记

丁薛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原任中办主任

李希，中纪委书记；原任广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职务（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瑞（1959）：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原任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

王毅（1953）：中共外办主任；原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长

尹力（1962）：北京市委书记；原任福建省委书记

石泰锋（1956），统战部部长；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国中（1962），国务院副总理；原任陕西省委书记

李干杰（1964），中组部部长；原任山东省委书记

李书磊（1964），中宣部部长；原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李鸿忠（1956），人大副委员长；原任天津市委书记

何卫东（1957），军委副主席；原任东部战区司令

何立峰（1955），国务院副总理；原任发改委党组书记

张又侠（1950），中央军委副主席；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国清（1964），国务院副总理；原任辽宁省委书记

陈文清（1960），政法委主任；原任国安部部长

陈吉宁（1964），上海市委书记；原任北京市市长

陈敏尔（1960），天津市委书记；原任重庆市委书记

袁家军（1962），重庆市委书记；原任浙江省委书记

黄坤明（1956），广东省委书记；原任中宣部部长

非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或国务院职务：

刘金国（1955），中纪委

王小洪（1957），中办主任；原任公安部长

李尚福（1958），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原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吴政隆（1964），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原任江苏省委书记

谌贻琴（1959），国务委员‘原任贵州省委书记

秦刚（1966）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原任驻美大使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 美国公众如何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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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2

作者：j-zhou

2022-10-31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10月10日至16日对509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于当前美国面临的紧迫的“中国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57%的美国人认为中俄友谊对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半的人则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表达了担忧 (50%) ，至少四成的人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台两岸的紧张关系 (43%)、中国的人权政策 (42%) 以及与美中的经济竞争 (41%) 。

自今年3月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与3月份相比，美国公众将台海的紧张关系视为美国“非常严重的问题”的人数上升了8个百分点。这一增长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8月份初访问台湾之后发生的（该访问使她成为25年来访问的最高级别美国立法者，中国不仅强烈谴责她的做法，还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演）。

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也引起美国公众的关注。与3月份相比，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军事能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人数增加了7个百分点。除了佩洛西访问后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外，中国一直在扩大其海军能力，并通过最近（与太平洋岛国）签订的安全条约和建立人工岛来凸显其在太平洋的存在感。

自3月份以来，美国公众对美中之间的经济竞争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看法上升了6个百分点。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 今年8月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并在最近宣布了进一步的措施。这项法案以对美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担忧为由，遏制中国获得和生产先进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另一项调查中，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实力感到担忧。

尽管中俄友谊仍然是核心问题，但美国公众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人数比3月份降低了5个百分点（此前的调查是在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几周后完成的）。

此外，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人权政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比例与3月份相比没有变化。

与以往一样，年长的美国人比年轻人更关心调查中问到的每一项问题。例如，65岁及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人权政策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的人数比18岁至29岁年龄段的人高出32个百分点。

同时，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可能将美中关系中的大多数问题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该中心新调查的六个问题中，有五个都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人权政策，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各占43%)。

拥有大学及以上学位的美国人不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那样，认为其中一些问题对美国来说“非常严重”。

54%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在损害美中关系的情况下继续让美国高层政界人士访问台湾时。相比之下，38%认为美国应该优先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派政治人物去台湾。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外交访问，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相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也呈现相同趋势(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有可能跳过这个问题)。

在美国应该如何对待未来的官员访台的问题上，各党派没有明显的差异。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各占56%）倾向于支持美国官员访台。但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共和党和自由派民主党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台湾派遣高级官员的比例大致相当 (分别为61%和64%)，而每个党派中的温和派持这种观点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同时，认为台海关系紧张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美国人，比那些认为“不那么严重”的人更有可能认为应该支持美台之间的高访 (63%比49%)。

金灿荣：“大争之世”下，中国外交的六大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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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2

作者：金灿荣来源：人大重阳

【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于8月24日在人大重阳进行主题为“中国外交这十年”的讲座，本文为讲座实录第一部分。

过去十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很多事，非常不平静。总结一下挺好的，尤其是对中国，中国人要做出更好的解释。

中国现在发展相对来讲是相当好的，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和挑战。过去十多年的全球增长，大部分增长是中国提供的，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所以，总结一下过去十年很有必要。

我今天的任务是对过去十年的外交做一个点评。坦率讲，过去十年外交的特点很多，值得讲的内容很多。今晚在讲座的有限时间里，我只能挂一漏万，这没有办法，而且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国关学界藏龙卧虎，观点很多元，我只是讲一种看法。

我的总观点是，过去十年我们处在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内外政策都有变化，包括外交政策，但我有一个感觉，无论是内部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民族复兴。

民族复兴概念是梁启超先生最早提出的，然后由孙中山先生作为政治家正式写入他在1919年出版的《建国方略》里，一直传承下来了。过去，民族复兴主要是一种愿望，但是这十年就变成了实践，扎扎实实在做了，因为有现实可能性了，具有国力基础了，这是一个总的特点。

总之，过去十年，在新时代内外政策都有变化，无论怎么变，有一个目标很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服务于总目标的方向之下，我国外交有一些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了，比如对中国主权的重视、对国际义务的重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视，这些都没有变。也确实有一些变化，不变的部分我不讲了，我重点讲讲变化。

1.过去十年中国外交的六大变化

一是自我定位变了。

在十年前，我们是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定位不明确，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东亚地区大国。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要有相应的实践。大国外交就是以前我们经常指出的美苏等级的外交。在自我认知中，中国的世界大国定位就确立了，这是新定位。

二是新风格。

以前我们的外交是反应式外交(Reactive approach diplomacy)，十八大以来就变成积极进取的外交了，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这一变化闹得美国人有点无所适从，因为美国人很适应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国，中国人突然讲话很坦诚，他们有点不习惯。我们叫做“积极进取”，他们说我们“咄咄逼人”，个别时候还指责我们aggressiveness，说我们有侵略性。但没有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外交风格肯定会变的。

三是开始主动地提出很多新的外交理念。

最引人注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同样的思路里面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等。

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理念很乱，西方很强势，推广它的普世价值，觉得真理在它手上，不听就是异端邪说。当然各种其他社会就用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来抵抗，这坦率讲不利于人类内部合作团结。

所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好的，有针对性。现在这个世界有点碎片化，这个时候强调人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分享着共同的未来，共享未来(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这挺好的。

另外还提出了很多新倡议，以“一带一路”为标志。还有很多具体新政策理念，比如在大国关系里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里倡导合作共赢，在世界经济里强调包容性发展，在周边外交强调“亲、诚、惠、容”。

四是一些新的外交实践。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国主动倡导成立了两家新的银行：一个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这对美国也是有一点刺激的。我记得网上有一些人把“中国制造2025”看得很重，有一些中国网民——主要是右派公知——说就不该提这个，要做就悄悄做，宣布干什么，刺激了美国。更有人说，2017年央视拍的《厉害了，我的国》刺激了美国。

我感觉美国的变化还要早一点，2014年、2015年我们提出亚投行、新开发银行，而且搞成了，这对它刺激很大。因为美国控制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金融，所以美国觉得金融是它独占的领域，对中国介入这个领域挺生气的，对它刺激挺大的。

但这种新实践又是必须的，因为原来国际金融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西方掌控之下，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现在中国倡导建立两个新银行，这两个银行是按照西方规范来做的，但是确实在促进发展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源。这是好事，对世界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好，因为中国作了贡献，这方面影响力上升，对我们也挺好，是多赢的。

五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一直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感觉自十八大以来，过去十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的积极性更突出了。

在这块我稍微多说几句。全球治理原来都是西方来治理的，尤其是美国治理，从中国进去以后，坦率讲，全球治理增加了新元素。我总结了美国那套全球治理哲学和中国的有四点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美国永远以它自己和美国盟友为中心，但中国强调全球治理必须依托联合国为中心，这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思路从法理上讲更好。

迄今为止，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最强的还是联合国，代表性最好的还是联合国。现在美国动辄把联合国甩一边，以它和所谓的七国集团发号施令，不把联合国当一回事，它的多边主义是伪多边主义、小集团多边主义。中国强调的多边主义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更反映了国际社会多数人的愿望。简而言之，美国是以小集团为中心，中国是以联合国为中心。

第二点不同，是美国重视安全，我们更强调发展。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从成立到今天一直有两大使命，一是发展，一是安全，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很肯定地讲，西方国家是更重视安全，对发展是有所忽略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占多数，现在真正进入发达国家集团的不到20%;严格讲，西方集团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80%多的人口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硬任务、硬道理。现在主导世界格局的西方集团的重心永远是安全，发展就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强调发展。2020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出国，我印象中过去和西方同事开会有一个特点，在美国开的会一定强调安全，在北京开的会一定强调发展。我曾经跟一个美国朋友讲，安全是花钱的、发展是赚钱的，这边琢磨的是赚钱，你们琢磨花钱，长期来讲对谁有利?不言自明。

第三点不同，是我们重视平等性，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近十年，我国特别重视和别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马尔代夫也成了战略伙伴，弄得有些西方媒体不太理解。马尔代夫50多万人，在海淀区属于两个街道的人数，但我们中国就承认它是战略伙伴，在法理意义上是平等的。

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搞等级制的，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在美国战略精英眼里，世界就是分等级制的：

美国在第一等级，它是“婆罗门”;

它的亲戚英国是它亲爹，以及从英国独立分家的三个弟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第二等级;

然后是它的盟友，日本、韩国、德国、法国，都属于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是伙伴，比较多，泰国、马来西亚、巴西等都属于第四等级，其实印度也属于第四等级，只不过美国有时候会故意把印度抬一抬，但它就是第四等级;

中国在第五等级，是战略竞争者;

俄罗斯因为跟美国撕破脸了，在第六等级;

第七等级就是美国公开敌视的国家，如朝鲜、伊朗，过去一段时间也敌视委内瑞拉;

第八等级最惨了，就是以前奥尔布莱特女士讲的失败国家，更恶心的措辞是前总统特朗普讲的“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这描述好像到今天仍有影响，最近布林肯去非洲，非洲对这个很恼火——管我叫做“屎坑国家”，还跟我套近乎。

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即美国比较明显，在外交态度上表现为等级制，而我们是平等的。

第四点不同，是我国强调不干涉内政，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平共存，而美国是要干涉人家内政的，而且它正义感凛然，觉得我比你道德优越，我就是要干涉你的内政。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把新的全球治理哲学带进去了。而且我个人感觉这是好的，它比原来西方一家说了算，尤其是美国说了算好多了，是好事。

再下来就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这块最明显的是明确承诺碳达峰、碳中和。到2060实现碳中和，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时期，正在爬坡期，工业能源使用量还在往上走，不像西方老了，“饭量”减少，碳排放减少，但咱们也承诺了，而且很认真在做。西方承诺挺好，但它不做，特别是美国这一点挺明显的，它没有很认真地在气候变化方面作出具体的贡献。

第六个变化，是强调外交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现在有一个全球电话“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领事保护大大加强。过去十年，外交部总体人员比较少，控制比较严，但领事保护司的人员大大增加，很简单，任务重了。所以，外交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块是过去十年外交的新动向、新特点。

这是对过去十年的粗略概括。到新时期了，内政外交都有目标了——民族复兴;反映在外交上，在继承很多优秀传统的同时有一些变化。

2.世界进入“大争之世”

今天这些新的变化是有成果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肯定是上升了，像“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很受欢迎的。这十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外交系统的努力，中国外交还是成就卓著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随着我国外交的变化，就会有一些外部反应了。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情况是国际格局更乱了。

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正式做了一个判断，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和以前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比，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的追求永远不变，但现阶段应该讲世界是比较乱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古人会用一个更简洁的词来形容它，即世界进入“大争之世”，乱象更多、矛盾更多、冲突更多。眼前看到的一个大冲突，就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是百年变局的具体表象，反过来又会加速百年变局，这是我们遇到的情况。

在大争之世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美矛盾上升了。这是一个大的特点。原来中美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的，现在很显然是矛盾面占上风。就全球影响来讲，中美矛盾的影响也在上升。两面说，双边关系里矛盾面上升，同时中美双边关系在全球的重要性也是上升的，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更大了。这是一个现实。

3.中国的五大外部挑战

对中国来讲，中美关系恶化对我们带来的外交挑战更大了。我先罗列出中国现在面临的五大外部挑战，大家可以补充。

第一个挑战是中美关系全面恶化，而且这恶化会持续很长时间，一时半会好不了。

这也不是中国单方面妥协就行的，单方面妥协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恶化的主要责任还是在美国，而美国是骨子里不接受中国崛起。这里面有种族主义的成分，一个非白人国家干得越来越好，有超过我的势头，那哪行?种族主义很害人的。

世界第一强国、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现在正儿八经地把中国当对手了，两党一致开始全政府外交，各部门协调一致对付中国，这是现在中国外交的第一挑战，且这挑战会持续很长时间。

第二个挑战是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崛起也越来越难以接受，包括欧洲、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这跟美国矛盾略有不同，中美矛盾更全面，其他西方国家和我们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全面，是局部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部分周边国家不接受中国崛起。这里不点名了，大家可以意会;中国是大国里面周边环境最差的，这一点大家也要知道。

我是研究大国外交的，中国外交有四块：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得告诉大家，周边为什么很难处，一般关系过得去，但铁杆盟友很少，因为中国周边太复杂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是所有大国里周边环境最复杂的。我们陆地上14个邻国，海上8个邻国，有2个邻国即越南、朝鲜重叠，去掉2个，还有20个邻国。不光邻国多，而且很复杂，有很大的，有很小的，大到俄罗斯，小到不丹;同样有很发达的，也有很落后的;什么政治制度、什么宗教都有。

中国的周边环境客观上不是一般的复杂。大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确实有少数国家真的内心不接受中国崛起，大家猜也能猜到是哪几个国家，我就不点名了。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附带讲，大国中周边环境最好的就是美国。两个邻国，南边墨西哥、北边加拿大，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北边是它“亲弟弟”，南边是它家“世代长工”，它一生气就欺负人家，矛盾外移。这也就是羡慕的份。

反正我们的命就是这样，周边特别复杂，国家多、人口多、情况复杂，有一部分和我们的关系还相当不好。如何处理好这些国家关系?邻居搬不走，但内心又不接受中国崛起，这真挺难的。

第四个挑战，海外利益非常多，但保护手段缺乏。这是客观情况。

我们现在海外利益越来越多，可是现在保护是不是有缺陷?当然中国政府很负责任，尽自己的能力保护，这几年撤侨花很大的力气，有些撤侨案例还不错。但总体来说，保护手段是缺乏的。

300年前西方人跑到欧洲以外去殖民，三管齐下：先是军队去把人家打一顿、把地方抢了，然后商人去把地盘瓜分了，再之后派传教士给人家一本《圣经》，告诉他我打你、我抢你是上帝的意志，你要老老实实听从。我们国家就单兵突进，就是企业出去了。

坦率地从军事上讲，现在我们缺乏保护手段;从舆论和思想上讲，我们没有传教士，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帮西方向中国传教——人大重阳是一个例外，人大重阳是往外宣传正面信息，但相当比例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帮西方向中国传教的，对中国企业很挑剔，中国企业在外面受委屈没有人帮他们发声，出一点事天天骂。所以，中国企业挺可怜的。

这些是一大外交问题，我们的利益走出去了，也挺快，面挺大，量挺多，但真的没有保护手段，很危险。

最后一个挑战是国际责任增加，现在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聚光灯下，出什么事得找我们：“碳中和”，中国要承担最大的责任;斯里兰卡出事了，用所谓“中国的债务陷阱”诬蔑我们。明白人都知道中国债务只占整个斯里兰卡债务的10%，国际商业资本是48%，都是西方债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就说你们导致了斯里兰卡债务陷阱，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困境。

总之，这十年，进入新时代以后，外交确实有很多变化，变化总体来讲是对的、应该做的，客观上就是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但不可避免有反弹，反弹的结果是美国对我国的敌意更重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随着其他方面的矛盾突出，外交的挑战还是挺多的，我只是列举了五个。

现在就外部挑战来讲，有两个东西可能比较突出：一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看起来恶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都是非常严重的;二是台湾问题，对我国的牵制更大。台湾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内政问题，但台湾问题对我国的外交牵制变大了，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台当局越来越猖獗，国际势力利用台湾牌牵制我们越来越猖獗，现在我们一多半的外交资源要应对这个问题，这是最新情况。

来源时间：2022/10/31 发布时间：202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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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党觊觎美中期选举 170年前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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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2

作者：丁敏帅来源：世界说

每次美国大选后的中期选举都是对总统和执政党的期中考，而成绩及格的考生并不多。

1974年以来，美国总统所在党派在中期选举中平均丢失23个众议员席位。选民的意向仿佛一个经年稳定的钟摆，平衡着两党的力量。最近几十年只有两次例外，分别发生在1998年经济表现空前的克林顿第二任期和“9·11”之后的小布什第一任期。

2022年11月8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34位参议员、全部435名众议员，以及36名州长将进行改选。按照往年的钟摆效应，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国会的势力将大幅削弱，至少众议院是保不住了。

然而，今年中期选举却很难预测，民调和博彩网站近几个月关于选情的数字波动十分剧烈。众议院方面，据著名的538网站的预测，6月初共和党拿下多数席位的机会为88%，10月初跌至68%，这个数字最近重回8成。在当前两党平分席位的参议院，五个月来民调预测的参院选举结果已经出现三次平局，期间两党席位各有起落。随着选举日的接近，一些关键州的赔率仍在活跃变化之中。

● 本次中期选举中各族群、年龄段、教育程度人群间的政党支持率 / 皮尤研究中心

和2020年一样，人们对拜登本人兴致寥寥，真正看点在于一批新面世的共和党候选人，是否可以利用民主党的被动局面高奏凯歌。这批新晋玩家更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为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党人。

他们缺乏从政的经验，人设未经抛光，却甫一出道便能和资深的政治家分庭抗礼，恨不得乱拳打死几个老师傅。他们忠于特朗普的政治路线，身负这位前总统的背书，在党内初选中势头凶猛。他们不承认2020年大选结果，在堕胎、持枪、移民、性少数等指标议题上持极端态度。他们对既有的政治建制充满敌意，声称自己才代表和维护真正的美国。

#2022: MAGA克隆人的进攻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Kari Lake)就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政坛角斗士。MAGA阵营中每一个人都想模仿特朗普，讲起话来味冲劲大，不打官腔，能拿蓝领酒吧里的工人大叔的语气对着听众唠嗑，拱得座下心潮澎湃。然而，莱克可能是迄今所有模仿者中最得其神韵的。

这位有22年经验的凤凰城电视台新闻主播，有不止一点强过特朗普——她不仅有出色的外形，干练短发加一张生动的面孔，肤色完美，嗓音柔中有刚，辞令也更加精致，且能够在煽动听众情绪时自己保持冷静，不会口不择言。她的女性、妻子、母亲的身份既是加分项也是挡箭牌。特朗普的语言经过她口中说出，冒犯性降低，感染力强化。如果说特朗普是一台莽撞粗糙的T-800终结者，那莱克就是精密的T-X型号，是MAGA运动的新招牌。跟莱克相比，几个月前还被普遍看作特朗普接班人的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在大众面前简直就像蜡做的假人一样木讷。

事实上，莱克的政策观点并不新鲜，甚至与其他的MAGA候选人只存在修辞方式上的差别，内核像同一条工厂流水线下来的一样。比如，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问题上，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J.D.万斯将冲击国会山的人认定为“是我们的人民”，莱克则坚称2020年总统选举是“偷来的”和“腐败的”;在性少数权利问题上，佛州在任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公立学校不准在课堂上谈性取向”的法令，莱克反对保护性少数的反歧视法，誓死保护持枪权;在堕胎权问题上，曾请付钱让怀上自己孩子的女友去堕胎的乔治亚参议员候选人赫歇尔·沃克坚决反对堕胎，尽管身为橄榄球明星的他曾经付钱让怀上自己孩子的女伴去做流产，莱克则以女性的角度认为堕胎是“极端的罪恶”，高度评价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

此外，由于亚利桑那地处美墨边境，莱克还操弄移民议题，声称当选后要根据州宪法，宣布州处于入侵状态，从而合法接管与墨西哥的边境，完成特朗普未竟的建墙大业，遣送非法移民，并杜绝偷越入境。

不难发现，MAGA军团的策略，就是旗帜鲜明地主打文化战争。

可是，2024年的最大议题不是经济吗?的确，每个人都在议论通胀、油价、贷款利率、股票熊市，以及将要降临的经济凛冬。此时其他议题本应让位于经济民生，选民该青睐内行、稳健、懂经济、调动得了资源的政治家才对。MAGA素人纷纷走红，反映了选民对整个政治建制的信心在持续流失。

无论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和主流媒体将特朗普和MAGA运动描述成何种丧尽天良的大魔王，都已经无法喝阻人心中的失望潜流暗涌。在科罗拉多的丹佛郊外的荒原上，“上帝保佑特朗普”的大牌子在他卸任两年后依旧树立。在内布拉斯加的老人公寓，所有人一听拜登的名字就直摇头。我的邻居，89岁的Perry奶奶，曾经在2020年选举前数九寒天去参加特朗普的集会，她天天看从电子邮箱转来的社交媒体文章了解时局，厌恶地告诉我拜登不仅无能还对这个国家有“魔鬼计划”。在全国各地的加油站，工作人员时不时得在油泵的单价牌上撕掉讥讽拜登治下油价飞涨的不干胶。

如今的美国政坛，讨论往往自经济开始，以文化战争话题结束——很多人厌倦了零敲碎打、老成持重的政客废话。他们宁肯相信那些善于怒吼和带节奏的MAGA克隆人，尽管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通常都很不靠谱。或许应了越战时期一个美国少校所言：必须摧毁这个村庄，才能拯救它。

这种集体情绪背后当然是很多美国人对国家方向的忧虑。今年八月份，主流媒体NBC的民调创纪录地发现74%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并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这个数字至今仍在七成上下徘徊。质疑大方向后，紧接着就是“怎么办”，分歧在此产生。因此，堕胎、持枪、移民、性少数、警务改革、税收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具体的政策问题——重要的不是先医头还是脚，而是到底什么是美国，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之后才能得出美国该往何处去的答案。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蓦然回首“选谁都差不多”的共识政治时代，竟觉沧海桑田。

吊诡的是，这整场从2016年特朗普横空出世而起延续至今的MAGA浪潮，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出现。美国上一次出现可类比的情形，是170年前的“一无所知”运动。

“一无所知”运动：从未远离的美国问题

1851年到1858年，一个名为“一无所知”的本土主义政党在美国东北部的崛起。他们起初是反天主教移民的秘密社团，自称“星条骑士团”，当被外人问及组织时，必须回答“我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党的主张与MAGA惊人契合：他们反对移民(主要是19世纪大量涌入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以真正的爱国者自居，坚持新教的价值和信仰。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被颠覆，鼓吹阴谋论——教皇庇护九世通过爱尔兰人主教对移民的控制来征服美国。他们的重要选民群体就是底层的劳动者。一无所知党在1854-1858的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德岛、宾夕法尼亚连战连捷，出人意料地突然崛起，一时风头无两。《纽约黑帮》中的反派、与爱尔兰帮派过不去的“屠夫比尔”的原型，就是一无所知党的精神领袖威廉·“屠夫”·普尔。普尔在一场酒吧挑衅后被政敌所杀，出殡时有25万人上街瞻仰。

可以说，一无所知运动成功塑造了美国政治一个以犹太-基督文化为核心，工农阶层为基础，本土、排外的面相，并且余绪不绝。从1882年的《排华法案》，1912年国会关于意大利人是否算纯种白人的争论到二战时期将日裔关入集中营，都有一无所知运动的影子。并且在美国移民国家的特殊背景中，底层劳动者、“真正的美国精神”和本土主义从一开始便结合通过“一无所知”运动结合在一起了。

这正是MAGA与“一无所知”运动的呼应点。令很多人困惑的是，为什么MAGA的文化战争会有人买账——难道有人不喜欢自由、权益、平等吗?这正是文化战争策略的高明之处。文化战争这个概念，是1992年保守派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发扬光大的。布坎南提出，为了寻找美国的灵魂，美国人正处于一场宗教战争之中。这是一场文化战争，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这场战争对我们将来成为何种民族至关重要。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将文化战争真正付诸行动。金里奇在当年，与美国国会中行事乖张的“MAGA小队”如马乔里·格林、马特·盖茨以及中期选举中的MAGA候选人们实际上相去不远。文化战争策略的使用者成功看穿民主党的一个弱点：民主党是一个同床异梦的政策联盟，是由文化上存在严重潜在冲突的群体在政策利益的名义下团结起来的。在民主党内部，工人和移民在文化上的保守程度被大大低估了。因此当民主党的议程越来越偏向于城市居民和边缘群体，因此留下利益代言的真空时，看似丑陋的文化战争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170年前的“一无所知”运动被当时更为激烈的奴隶制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战所打断，历史并没有通过“一无所知”运动预演今日的MAGA运动会如何收场。

如果MAGA候选人们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助推共和党控制两院，或是成为关键州的州长，那么MAGA党人的一只手就抓上了美国这辆大车的方向盘。关于这些来路不明、粗制滥造的土制政治炸药，引信燃烧的结局可能惊天动地，也可能只是一记哑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多事之秋，他们将释放巨大的不确定性。

来源时间：2022/10/31 发布时间：20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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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中国永远不会接受美国式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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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2

作者：来源：浙里看美国

来源时间：2022/10/31 发布时间：20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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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党的二十大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分析

赵明昊

31/10/2022

作者：赵明昊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编者按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赵明昊日前在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文章“US and China must avoid the tragedy of armed conflict over Taiwan”。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展现了一种显著的政策延续性。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将更加进取地塑造自己的外部环境，坚定应对来自美国的挑衅和压力。

在下个月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可能举行面对面会晤，在巨大分歧和激烈竞争之下找到“和平共处”的道路，更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党的二十大，展现了一种显著的政策延续性。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标志性概念，如“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关键词。美国已将新时代的中国视为美国的最重要竞争者。拜登政府在党的二十大举行前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对手。这意味着美国针对中国的竞争性战略将会在未来数年变得更为强势。

中共领导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表示，“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地缘冲突、高通胀、能源和粮食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变得日益危急，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将更趋严峻。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需要应对青年就业、老龄化、收入不平等、保护生态环境等诸多艰困挑战。在中共看来，这更加需要保持国内政治的稳定。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地强调了政权安全的重要性。

显然，美国正在经济、科技领域对华推动有管理的“脱钩”。拜登政府10月7日发布的前所未有的新举措，被认为是试图完全阻断中国在芯片产业以及超级计算等领域的进步。

在此背景之下，北京正在重新考虑如何保障经济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并且强调要增强内循环的“可靠性”。

中共领导人也对科技问题赋予了更高程度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将科技视为中美竞争的首要领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访问硅谷以动员美国科技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针对中国的“技术外交”。

在外交政策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体现了中国将会更加进取地塑造自己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称，未来要继续“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这些话似乎表明，中国将会坚定应对来自美国的挑衅和压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确立为一种原则。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精英倾向于认为，即便作出妥协和让步，美国也不会改变阻滞中国崛起进程的战略意图。

未来数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党的二十大报告基本延续了中共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述，称“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武力”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美国过度渲染中国大陆的“武统”时间表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策略。就在党的二十大举办期间，布林肯声称中国正在“大大加快”统一台湾的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克尔·吉尔代(Michael Gilday)则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警告，大陆甚至可能会在明年展开行动。拜登政府希望借助这些几无事实依据的猜测推动盟友整军备战，并对中国大陆进行一种政治威慑。但它很可能导致本不愿出现的后果——中美在台海兵戎相见。

在北京越来越多人担心，美国有意复制挑起俄乌冲突的戏码，炒作战争的可能性，并制造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将中国拉入“战争黑洞”。如果美国采取“台湾政策法案”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挑衅举措，中国大陆不会坐视不管，北京坚持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里最敏感的问题。

即便存在上述战略风险和挑战，中共领导人仍然展现出一种信心，并强调中国将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美两国元首有可能在下个月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在巨大分歧和激烈竞争之下找到“和平共处”的道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我们这个时代最惨烈的悲剧将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之间爆发战争，世界期待中美拥有共同智慧来避免这样一场世界末日。

本文中文版2022年10月28日首发于“观察者网”

Zhao Minghao: US and China must avoid the tragedy of armed conflict over Taiwa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message from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one of continuity. Xi Jinping continues to serve as the party’s top leader, and his signature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modernis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remain prominent i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Washington has already cast Xi’s China as the most serious geopolitical challenge the United States is fac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lates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leased on the eve of the 20th congress, asserts that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the intent and ability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means America’s competitive strategy vis-à-vis China will only increase in scope and intensity.

Beijing is fully aware of this. In his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Xi said that China must be “be ready to withstand high winds, choppy waters, and even dangerous storms”. Given ris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 high inflation and energy and food crises around the world,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is becoming incredibly grim, and China is not immun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also has to deal with daunting challenges at home, such as youth unemployment, an ageing populati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CPC’s view, these adverse factors are exactly why domestic political stability is needed, to weather the coming storms; this point was repeatedly hammered home i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It is at this juncture that America is attempting a managed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from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sued unprecedented chip export controls on October 7, which were widely seen as an attempt to halt China’s progress in chip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advanced electronic industries.

In light of such developments, Beijing is reconsidering how to safeguard economic securit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calls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emphasises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party is also focusing more on technology. In his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Xi stated that “innovation will remain at the heart of China’s modernisation drive”, and proposed an improved “new system for mobilis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make ke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so views technology as a primary area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recently visited Silicon Valley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diplomacy”.

On the foreign policy front, the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indicates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more active in shaping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Xi said that China has “taken a clear-cut stance against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in all their forms, and we have never wavered in our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ism, protectionism, and bullying of any kind”.

These words mean that China will firmly respond to pressure from the US, which it perceives to be manifestations of the aforementioned “hegemonism”, “unilateralism” and “bullying”. The congress report also said that China would adhere to principles including harnessing its “fighting spirit”.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political elites hav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even if China makes compromises and concessions, the US will not change its strategic intent to contain or even reverse China’s rise.

In the coming years, Taiwan in particular is likely to emerge as a key flashpoint in this competitio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mostly maintains the party’s policy on Taiwan, stating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he greatest sincerity and the utmost effort, but we will never promise to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nd we reserve the option of taking all measures necessary”.

At the same time, Xi emphasised that such an option is aimed “solely at interference by outside forces and the few separatists seek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ir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not at most people in Taiwan.

The US playing up China’s supposed timetable for armed reunification i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tactic. In the week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eijing, Blinken said in Silicon Valley that China was accelerating its plans to reunify Taiwan, while Admiral Michael Gilday, chief of US naval operations, warned at the Atlantic Council that China could make a move as soon as this ye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y be hoping that such unsubstantiated speculation would push America’s allies to prepare for war, thus serving as a political deterrent to China. But it could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inadvertent consequences that neither side wants, such as armed US-China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in Beijing that the US is intent on replicating the playboo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yping up the possibility of war, and creat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at pulls China into the black hole of war. If the US takes a series of provocative steps as outlined in the Taiwan Policy Act, China will not sit idly by, as Beijing considers the issue of Taiwan to be the most sensitive one in US-China relations.

Even faced with these strategic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has demonstrated its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and emphasised China’s commitment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t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both sides that the Chinese and US heads of state meet face to face, possibl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next month, to find a path towards peaceful coexistence, amid deep differences and fierce competition.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our age would be a war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powers, for they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 collective wisdom to avoid such an Armageddon.

Zhao Minghao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of CISS,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 China Forum Expert.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 Oct. 25, 2022.

来源时间：2022/10/31 发布时间：20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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