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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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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晚,据说“宇树机器人”将再度出场表演,参加人形机器人表演的,据说有四家之多。

中国的《宇树科技》是全球领先的高性能“人形机器人“研发和制造商,该公司制造的”宇树机器人”在去年的”春晚“大出风头,

去年“春晚”登台演出的人形机器人看来动作比较生硬,甚至有些“痴呆”,事后还有人爆料称,每个机器人背后有一个真人在进行控制和操纵,前台表演的实际只是个被人牵线的“木偶”。

但这不能被视为“作虚弄假”,这是人形机器人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正如“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开发的初级阶段(2023-2024),通用汽车旗下的每辆Cruise无人(无驾驶员)出租车背后,都有1.5个真人在控制中心进行监控,一旦无人出租车出现问题不知所措时,就立即切换为控制中心的真人驾驶。如今已经发展到谷歌旗下的Waymo,一人监控十几辆。业内人士称,只有发展到一人能同时监控50-100辆时,无人出租车才有钱赚。

根据“春晚”导演组和厂商透露的信息,今年的节目旨在展现机器人“能干活”的实用属性,将工业场景中打磨出的精细操作能力搬上舞台。今年的除夕夜舞台上,这些机器人除了跳舞之外,还会展示抓取物体、人机协作等体现“高智商”和“灵巧手”的环节。

玉树机器人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量产和商业化,用户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国产的人形机器人,做一些简单的家庭服务项目。

例如宇树科技 G1 (Unitree G1),可以在几个大的电商平台上下单购买,单价约 9.9 万元人民币(部分活动价或低配版可能更低,甚至有 3.99万元 的青春版/R1系列传闻)。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真正把价格打到“汽车级”甚至“摩托车级”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能走路、拿东西、甚至表演“金鸡独立”和后空翻。但请注意,这个价格通常是不含二次开发服务的“裸机”,更适合用来做编程练习或大号玩具,还没法帮您做饭。

宇树科技 Go2 (机器狗):9997元人民币起(标配版)。这是目前中国销量最好的四足机器人。虽然它不是“人形”,但它是最成熟的。可以陪跑、跟随、做高难度动作,甚至可以安装机械臂帮您拿快递。对于想体验机器人技术的普通家庭,这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比较之下,美国的人形机器人还远没有发展到量产和商业化的程度。那么,这是否代表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

业内人士指出,美国的“强AI”优势依然明显。美国目前的领先企业(Tesla、Figure、Boston Dynamics、Agility)更侧重于“本身智能”(Embodied AI)的深度,即机器人的“大脑”有多聪明,能否处理未知的复杂任务。

特斯拉机器人

例如特斯拉的Optimus(擎天柱):虽然马斯克将大规模公开发售推迟(可能到2027年),但其核心优势在于数据闭环。Tesla利用数百万辆车积累的FSD(自动驾驶)训练算力和数据,直接迁移给机器人,使其视觉感知和路径规划能力处于全球顶尖水平。目前的重点是在自家工厂(Fremont)内进行高强度的“实战打工”测试。

又例如Figure AI & OpenAI: Figure 02 等产品最大的优势是与 OpenAI 的深度合作。通过接入顶级的语言和视觉大模型,美国机器人在“听懂人话”和“理解环境逻辑”上依然保持着一代左右的技术领先。

还有Boston Dynamics(波士顿动力): 结合谷歌DeepMind的AI能力,它在运动控制的极致精准度上依然是行业标杆,且已开始在现代汽车(Hyundai)工厂进行商业化部署。

看来,美国的“迟缓”并非技术落后,而是在憋大招。他们现在的策略似乎是在封闭环境(如Tesla工厂、宝马工厂)内进行高强度的“地狱训练”,收集海量数据训练AI大脑,直到机器人的智商和安全性达到“像iPhone一样好用”的临界点,再进行爆发式的全球推广。这种局面可能会在 Tesla Optimus 正式定型的那一刻被打破。一旦马斯克解决了大规模量产难题,美国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从“迟缓”变为“洪流”。

但马斯克也多次吹牛被打脸。

在2024年和2025年的多次股东大会及社交媒体上,马斯克确实高调宣布过:到2025年底,特斯拉工厂里将有“几千个”Optimus(擎天柱)机器人进行日常工作。它们应该在搬运电池、分拣零部件,甚至开始替代部分工人。就在几天前(2026年1月底)的特斯拉Q4财报电话会议上,面对分析师的追问,马斯克罕见地“说了实话”:目前特斯拉工厂里,并没有Optimus机器人在做实质性的“有用工作”。它们仍处于研发(R&D)和学习阶段。虽然有一些在工厂里走动或做简单动作,但那是为了收集数据训练AI,而不是真的在当工人用。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打工队伍”。

但马斯克在这次会议上放出了一个更大的炸弹,证明他并没有放弃,反而是在豪赌。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停产其旗舰车型 Model S 和 Model X(这两款车是特斯拉的起家之作)。这样做是为了把加州弗里蒙特(Fremont)工厂腾出来,专门改造成 Optimus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马斯克现在的说法是,预计在 2026年底 开始有意义的量产,目标年产能最终达到 100万台。

前外交高官贝莎兰(Sarah Beran): 亲历美中关系“动荡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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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今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贝莎兰(Sarah Beran)是刚刚退役的美国前外交官。她的任职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等职务。贝莎兰目前是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 的合伙人。)

感谢 Rickey 的热情介绍,也感谢 Barbara Smith、Yawei 以及卡特中心的团队邀请我与会。今天能够出席“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我深感荣幸。我们齐聚一堂,是为了庆祝女性在美中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纪念卡特总统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历史性角色,并回顾过去47年美中外交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战略竞争的时代。

我第一次见到前总统卡特,是在我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期间。后来,我又在选举观察任务中见到他。卡特总统在卸任之后依然投身公共服务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这些提前离开政府、却仍希望持续参与公共事务并推动积极改变的人。

在演讲开始之前,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我想特别致敬几位女性——其中许多人今天也在现场——她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美中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包括曾任职于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在“乒乓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外交官白丽娟( Jan Berris);在江泽民时代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实际操盘者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1999年美中双边协议谈判中担任强硬而一丝不苟的贸易谈判代表、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道路的查尔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从“接触政策”转向“战略竞争”过程中,担任美国亚洲事务负责人的董云裳 (Susan Thornton)。当然,还有许多不属于官方轨道的女性学者,她们长期帮助美中双方理解这一复杂关系,包括 葛莱仪(Bonnie Glaser)、Elizabeth Knup、易明(Liz Economy)、Meg Rithmire、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和 Bonny Lin。我没有提到的名字远不止这些,但至少在我任职政府期间,正是这些学者在解释现实、提供历史背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我们制定政策。

和白丽娟一样,我与中国的缘分也始于体育外交。我曾是高中足球队的一员,在邓小平南巡谈话、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后不久,我们前往珠江三角洲地区访问。当时,中国仍实行双轨制:外国人使用一种货币,中国人使用另一种货币;价格分为内外两套;一旦进入中国,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尽管我们输掉了所参加的每一场足球比赛,但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被中国吸引。我在大学学习中文,前往北京留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随后加入外交体系,成为一名专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外交官。当然,美国国务院“自有其安排”,接下来的十年把我派去了中东,但最终,我还是回到了中国。

在这一快速变化的时期观察中国,更加让我深刻体会到,未来的发展路径往往出人意料,而我们无论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是在思维和分析框架上,都必须保持高度灵活性。我们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所面对的那个中国,已经不再是今天的中国。外交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双方的领导人也截然不同。中国在地区内的硬实力投射显著增强,中国经济模式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也变得更加突出。

任何一位国际关系研究者都会强调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但今天我不打算重复有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经典争论。作为一名在过去25年里始终站在美中外交一线的实践者,我更愿意聚焦那些同样可能对双边关系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非结构性因素。

首先,领导人的个性比外界所意识到的更为重要,而且往往比战略本身更重要。在当前中美两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这一点尤为明显。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为双边关系注入了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可能性。如果领导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个人互动,关系就可能被推向一个全新的轨道。我在美印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曾亲眼目睹这种动态。时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之间的个人互信——他们真心喜欢并信任对方——促使双方在各自国内政治中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尽管当前美中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会影响北京如何与白宫打交道。反之亦然。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曾多次共事,这种熟悉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为在部分议题上取得进展创造了空间。而如今,这种可预测性已经不复存在,这也削弱了前期外交渠道在推动具体成果方面的作用。北京逐渐认识到,将问题直接上提到特朗普总统层级,反而可能获得对自身立场更有利的回应,这与其过去通过对话机制、自下而上塑造美国政策的策略形成了明显偏离。

第二,“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一格言同样适用于外交政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如此。首脑们密切关注通胀、消费者信心,当然也包括债券市场,并据此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有时难以预测的调整。拜登总统在选举年因担心油价上涨而推迟对俄罗斯能源部门实施制裁,导致莫斯科怀疑他是否具备采取强硬措施的政治意志。本届白宫也因担忧国债收益率上升,而放弃了将对华关税以及对欧洲国家关税翻倍的计划。尽管中国体制意味着领导人对普通民众诉求的回应程度较低,但他们对活跃的网络舆论依然高度敏感。这些由国内政治驱动的政策变化,往往被外部误读为对方拥有更大的让步空间,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方真正理解对方国内政治到足以精确计算战略优势的程度,结果反而更容易导致误判。

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下美中之间的“战术性休战”,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于北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提振消费者信心、促进国内经济复苏。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24年押注认为,北京是否会选择对抗或让步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这一判断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北京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策,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北京需要展示自己不会在美国压力面前退缩。

第三,美中两国的体制都不是铁板一块,重大决策往往源自不同机构、派系和世界观之间的内部竞争。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可以清楚看到鹰派与交易型思维之间的张力。由于缺乏共识,也没有有效的中央政策协调机制,公开表态和政策行动经常相互矛盾。在中国方面,尽管公开话语强调高度统一,但模糊的最高层指示、官僚体系内部的竞争以及省际之间的博弈,仍然推动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政策路径。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在双边关系走向上的能动性正在上升。一种“平起平坐”的认知正在驱动这一变化。北京如今采取的是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策略,而不再只是对美国行动进行被动反制。部分原因在于,北京认为自己曾两次成功迫使特朗普政府在4月和10月收回关税威胁,这种经验强化了其“对等地位”的认知。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最近对我表示,当美国率先出手时,中国将会以更强烈的方式回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承受冲击。这一变化的影响远不止局限于贸易领域。

基于对领导人个性、国内政治、官僚博弈以及相对实力变化的观察,回顾战略竞争时代的外交实践,可以发现,2017年——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实际上是美中关系相对稳定的一年。当时的外交模式依然熟悉:前期磋商、国务卿访华、全面经济对话、国事访问以及联合项目。第二年关系迅速升级,四轮关税上调接连出台,最终通过谈判找到“下坡道”,并在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原本看似进入稳定期的两国关系突然遭遇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一切戛然而止。外交渠道中断,世界陷入封锁,在病毒起源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特朗普将其首个任期的政治失败归咎于北京。领事馆相互关闭、签证限制、针对学者和学生的措施,以及激烈的政治语言,使双方都感到关系出现了根本性断裂。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留下了重要教训:不必惧怕一定程度的摩擦;必须设计外交“下坡道”;在谈判前清楚自身目标;坚持书面文本并明确授权谈判代表;认识到“黑天鹅”是常态而非例外,并建立缓冲机制;同时,必须保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交流,这是长期关系的真正压舱石。

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任后,将重心放在重建国内制度信心、基础设施和盟友关系上。对华政策的核心在于投资、结盟和竞争。拜登明确希望在竞争中通过外交手段防止失控,但疫情限制了交流,中国也处于防御姿态。阿富汗撤军和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分散了注意力。直到2023年,佩洛西访台和中国气球事件让双方意识到,在缺乏外交管理的竞争中风险巨大。

从2023年至2024年艰难重建外交渠道的过程中,我得到的经验是:需要为外交创造空间,避免误判,重视积极的政治呈现,并对合作保持现实预期,转而在执法和危机管理等有限领域寻求协调。

过去十年的战略竞争显示,这段关系具备韧性,但也呈现持续下滑趋势。中国信心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上升,加上华盛顿自身的不确定性,使未来充满未知。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新一轮疫情、军事系统中的技术失误以及领导层更迭,都可能成为新的冲击。我们是否具备足以承受这些冲击的外交机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缺乏持续努力,失控的战略竞争可能导致一个更加分裂、不稳定且更易冲突的世界。前方道路并不平坦,美中两国需要以灵活而耐心的方式

俄乌战争打了4年,俄国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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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7日,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国防指挥中心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部队正充满信心地推进,逐步瓦解敌军,击败敌方部队、集团军和预备队,其中包括在西方训练中心接受训练、装备现代化外国武器的所谓精锐部队。” 两天后,在年终问答环节中,普京指出:“自从我军将敌人赶出库尔斯克地区以来,战略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手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军正在沿着整条接触线推进。” 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正如一位美国决策者所指出的,俄罗斯“占据上风。而且他们一直如此。他们体量更大,实力更强……在某种程度上,体量优势终将获胜。” 

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Russia’s Grinding War in Ukraine: Massive Losses and Tiny Gains for a Declining Power)却指出:“尽管俄罗斯声称在乌克兰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数据显示,俄罗斯为微乎其微的进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大国地位正在衰落。自2022年2月以来,俄军伤亡近120万人,超过了二战以来任​​何主要大国在任何战争中的伤亡人数。按照目前的伤亡速度,到2026年春季,俄乌双方的伤亡总数可能达到200万人。俄军在2024年取得主动权后,在其最主要的攻势中,平均每天推进15至70米,比上个世纪几乎所有战争中的大规模攻势都要慢。”

本文根据CSIS的研究报告,从“领土扩张”和“人员伤亡”这两个重要角度来审视在这场已经进行了4年之久的战争中,俄罗斯究竟有何得失。

(点击【这里】查看报告全文)


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图示–上图:2024年1月;  下图:2026年1月

领土扩张

如果比较以上2024年1月和2026年1月的俄军占领区地图,可以看到,俄军这两年付出大量人员伤亡的代价之后,俄军占领区几乎没有多少变动。

在2022年3月最初入侵的高峰期,俄军在不到五周的时间内占领了约1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到2022年4月,乌克兰已收复超过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2022年11月,乌克兰已收复约7.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周边地区成功发起的反攻。

2024年1月,俄军开始掌握主动权,但在领土扩张方面,远低于之前。2024年内,占领区扩充了约3604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约占乌克兰国土面积的0.6%。2025年,俄军的扩张略有增加,占领了约4831平方公里(约占乌克兰国土面积的0.8%),并收复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约473平方公里的领土。

2024年2月,俄罗斯控制了顿涅茨克州的阿夫迪伊夫卡市后,俄军开始对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克市发动持续攻势。从2024年2月下旬到2026年1月初,俄军推进了不到50公里,平均每天仅推进约70米。到2026年1月,俄罗斯控制了波克罗夫斯克市的大部分地区。

攻占阿夫迪伊夫卡后,俄罗斯加大了对邻近的恰西夫亚尔市的攻势,2025年夏季,俄军控制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但未能彻底清除残余的乌克兰军队,也未能完全控制该市。从2024年2月下旬到2026年1月初,俄军推进了约10公里,平均每天仅推进约15米。

2024年11月,俄军向库皮扬斯克发起攻势,渡过奥斯基尔河,向西推进,试图夺取该市。从2024年11月中旬到2026年1月初,俄军推进了约9.5公里,平均每天推进约23米。

在南部的扎波罗热州,俄军近期发起的攻势取得了更大进展。2025年11月,俄军加强了旨在攻占胡利亚波列市的攻势。从2025年11月初到2026年1月初,俄军推进了约18.5公里,平均每天推进297米。

俄罗斯伤亡图示–上图为累计伤亡估计;下图为月伤亡估计

战时伤亡人数的评估既困难又不精确,各方都有动机出于政治目的夸大或缩小伤亡数字。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估计,2022年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伤亡近120万人,其中包括阵亡、受伤和失踪人员。仅2025年一年,俄罗斯军队的伤亡人数就约为41.5万人,平均每月近3.5万人。 此外,2022年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死亡人数约为27.5万至32.5万人。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强国在任何战争中遭受过如此惨重的伤亡。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阵亡54478人,越南战争47434人,海湾战争149人,阿富汗战争2465人,伊拉克战争4432人。

从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角度来看,俄罗斯的伤亡人数也十分惊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中死亡人数的17倍多,是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死亡人数的11倍多,是二战以来俄罗斯和苏联所有战争死亡人数总和的5倍多 。

俄罗斯战场上的伤亡人数远高于乌克兰,比例约为2.5:1或2:1。乌克兰军队在2022年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伤亡人数可能在50万至60万之间,其中包括阵亡、受伤和失踪人员,死亡人数在10万至14万之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伤亡总人数可能高达180万,到2026年春季可能达到200万。

结语:这场战争打了四年之久,俄罗斯交出了一张如此不堪入目的成绩单,“战斗民族”的神话终于破灭了,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已经降格为二、三流国家。

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 特朗普评论“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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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至31日,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英国首相时隔八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此前,两国关系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经历了长时间的冰冻期。

包括美联社和路透社在内的西方媒体一致认为,此次访问正值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剧烈调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采取更为强硬、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外交政策,欧洲多国也纷纷重新评估对华关系路径。在此大背景下,斯塔默此行被视为英国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找战略平衡点、并拓展经济增长机会的重要举措。

英国政府在出访前的官方表态强调,与中国发展稳定而可持续的关系,是实现英国经济复苏、吸引投资、拓宽出口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须在国家安全、价值观分歧与国际规范等议题上保持清晰态度。此前,英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讨论,长期聚焦于经济利益与安全顾虑之间的权衡,包括对中国在英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参与度以及潜在间谍活动风险的担忧。

此次访华,斯塔默率领由政府部长、高级官员以及50多家英国企业领袖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凸显出此次访问以经贸合作和经济议题为核心的导向特征。

1月29日,英国首相斯塔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正式会谈。会后,双方共同宣示将推动中英关系发展成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有责任在全球治理、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超越分歧”,将双方合作潜力转化为实质成果,以造福两国人民并惠及世界。中国方面的表态重申了其一贯主张,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斯塔默在会谈中也表示,英国希望构建一段“更成熟(sophisticated)”的中英关系:在扩大商务合作的同时,也愿就双方存在分歧的议题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此次访问中,英中双方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涵盖经贸、投资以及人员往来便利等多个层面。据英国方面称,双方共签署十项合作协议,其中双边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尤为突出。此外,英国公民可享受30天内免签访华待遇的规定也备受关注,此举有望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商务活动和文化交流。

在具体经贸安排方面,中国同意将对苏格兰威士忌的进口关税大幅下调,从10%降至5%,这一举措对英国出口商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与此同时,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宣布将在中国投资约109亿英镑,用于制造能力和研发中心的扩展,为两国在高科技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提供支撑。

路透社评价称,此次访问是英国试图“重置(reset)”英中关系的重要努力,斯塔默希望建立一种更为成熟的合作模式,既容纳经济机遇,也正视战略分歧。但路透社同时指出,这种平衡外交面临复杂的外部压力,既来自英国国内的安全担忧,也来自美国方面的警告。

美联社则将斯塔默此行形容为一场“平衡外交”,认为英国一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机会,另一方面仍需在国家安全、人权等与中国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上维持立场。斯塔默周四下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了访问成果,称此行“富有成效,取得了切实成果”,并表示英中关系目前处于“良好而稳固”的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对斯塔默此行公开表达警告。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四在华盛顿出席活动时表示,英国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危险(very dangerous)”的。此前,特朗普也曾以类似措辞批评加拿大与中国的商业接触,并暗示可能采取报复性贸易措施。

多位国际关系专家与政策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能源与供应链持续受冲击的背景下,英国不得不寻求拓展新市场和新的投资来源,与中国保持贸易和投资联系在现实层面难以回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反而促使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中关系的回暖。

分析人士认为,斯塔默政府并未完全忽视安全和价值议题,而是在经济合作与国家安全之间尝试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全面对抗,也不盲目妥协。即便如此,斯塔默的访华之行在英国国内仍引发了强烈反对声音。英国保守党方面质疑,斯塔默在推动对华关系回暖的过程中,可能以牺牲与最亲密盟友美国的关系为代价。

总体来看,此次访问虽被视为英中关系中的一个突破性节点,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例如,香港、维吾尔等敏感议题依然是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中的长期分歧点;英国对中国企业参与通信、科技等敏感领域仍保持高度谨慎,这可能成为未来双边关系的潜在摩擦源;此外,如何在维护与美国及其他欧洲盟友战略同盟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对华关系,也将持续考验英国外交政策的平衡能力。

斯塔默此次北京之行,也被视为新一轮西方领导人访华潮的一部分。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已访问北京;下月,德国总理默茨计划访华。今年1月,芬兰和爱尔兰的领导人也先后到访北京。去年晚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魏红霞:聚焦特朗普2.0执政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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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在“美国优先”理念的驱动下,美国对外战略系统性地转向以 “关税施压与安全威胁”为主线的单边“胁迫外交”模式。这一模式不仅重塑了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也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与稳定带来深层冲击。执政一年来,特朗普政府通过高频使用关税工具、重构盟友责任、放大军事存在、退出或架空多边机制等一系列动作,将外交政策彻底工具化,服务于国内政治议程与集中行政权力目标。

“美国优先”的逻辑强化与外交工具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理念正从口号转向系统性战略实施,其核心可概括为“主权交易化”与“威胁杠杆化”两大原则,本质是将本土利益凌驾于多边合作之上,胁迫外交服务于内部政治诉求。这一过程伴随明显的外交工具化倾向,盟友关系、国际规则、援助机制均成为可灵活调配的筹码,而非稳定的国际合作基石。一方面,对外关系,包括盟友关系,被视为可量化、可谈判的利益交换;另一方面,通过制造并放大安全、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威胁感知,迫使对手或伙伴作出让步,从而使美国当期收益最大化。

在这一逻辑下,外交不再是美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与权力展示的舞台。特朗普政府明确将外交政策与选举政治、国内社会动员捆绑在一起,频繁借助外交危机或对外强硬姿态转移国内矛盾、巩固其基本盘。例如,在移民政策频受司法挑战、社会抗议之际,特朗普政府多次突然宣布对拉美国家加征关税,或威胁切断援助,以营造“强势维护边境”形象。这种将外交事件“内政化”的手法,使得美国对外行为更加不可预测,具有明显的议题驱动性与短期导向性。

经济胁迫成为外交核心工具 

关税手段是特朗普政府推行胁迫外交最频繁、最强势的武器。执政一年来,特朗普签署了近40项涉关税行政命令,不仅延续对华高额关税,也将矛头指向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传统盟友,以及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其策略呈现出三个新特征:

其一,关税征收范围扩大化与课税理由安全化

除传统的“贸易逆差”“产业补贴”理由外,特朗普政府频繁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钢材、铝材、汽车乃至数字服务征税,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从而绕过WTO规则并压制国内商界的反对声音。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药品和半导体的进口进行调查,试图对其征收关税,理由是这些产品过度依赖国外生产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6年1月14日,白宫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条款,对特定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如先进光刻和刻蚀工具)加征25%的关税,官方理由不再仅仅是贸易平衡,而是“美国目前仅完全生产其所需芯片的约10%,因此高度依赖国外供应链”,这种依赖是“重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 

其二,金融制裁与次级制裁的扩大化

特朗普政府将金融制裁从传统的“定点打击”升级为基于美元霸权的“全域威慑”。通过大幅扩大对伊朗、朝鲜及委内瑞拉等国的制裁范围,美国核心手段转向了极具侵略性的“次级制裁”,实质上将美元进一步转化为地缘政治的武器。2025年2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多家涉及伊朗原油贸易的航运公司、中介企业及相关船只实施制裁。这一举措明确伴随着对第三方机构的警告,即任何协助相关交易的企业或金融机构,都可能面临被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联接的风险。2025年4月,白宫宣布对所有继续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进口原油的第三方国家及企业,加征25%的惩罚性“次级关税”。这一举措将关税作为制裁武器,直接拉高了非美实体与委内瑞拉交易的边际成本。不仅针对买家,还延伸至为这些非美实体提供保险、航运补给和资金结算的第三方服务商。2025年12月,美方进一步以“安全威胁”为由,对参与委内瑞拉原油转运的数家航运中介实施了金融阻断,导致这些中介无法使用美元进行任何国际支付。上述政策虽在法律形式上仍属于金融或贸易制裁,但其实际效果在于通过次级制裁机制,将合规压力转移至第三方国家和跨国企业。由此可见,特朗普2.0时期的金融制裁不再仅以惩罚被制裁国为目标,而是通过扩大次级制裁的适用范围,重塑相关国际经济行为的成本结构,体现出金融制裁工具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制度化与强化趋势,实质上是将美元体系武器化。

其三,供应链胁迫与产业回流政策

特朗普发布的多个与供应链问题相关的行政命令反映了其贸易措施不仅仅聚焦关税或市场准入,而是明确针对供应链安全,涵盖从制药、食品到关键矿产产品。这些举措凸显了供应链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核心是通过关税、国家安全审查和行政权力,实施带有明显“胁迫”特征的供应链重塑战略。2025年4月起,美国以“对等关税”和国家安全为由,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并将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汽车零部件等产业纳入重点清单。白宫发布的相关声明多次指出,长期外包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和供应链韧性,必须通过行政手段“纠偏”。 在这一框架下,产业回流不再主要依赖税收优惠,而更多依靠外部压力和规则改变来逼迫企业进行选择。从效果看,这套战略正在改变全球企业的风险评估逻辑。企业面对的不只是成本核算,还有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因此,特朗普2.0的供应链战略呈现出鲜明特征:以胁迫促调整,以安全名义重构产业布局,试图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划定“必须在美国本土”的边界。这种做法对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冲击,已经清晰可见。

盟友体系的责任重构与关系工具化

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的态度从“安全共同体”彻底转向“责任分担”,其核心诉求是迫使盟友提高防务开支、接受美国贸易条件、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一年来,美国与北约、日韩、中东盟友的关系经历了严重震荡。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北约的核心诉求,是将安全责任从政治承诺,转化为可量化、可施压、可交换的硬性义务。2025年初,特朗普多次公开抨击北约“国防支出占GDP的2%”标准过时且不公平,明确要求盟友将国防投入提升至GDP的5%,且将此与美国防务保护直接挂钩,暗示未达标盟友无法获得同等安全保障。制度层面,特朗普推动扩展“军费分担”概念,打破单一军费比例考量,强调作战能力、前沿部署、军工产能等“实质性安全贡献”。2025年6月,北约海牙峰会前,美方施压盟友提交可核查、可持续的中长期防务投入计划,最终“胁迫”北约同意在2%基础上提升支出比例,并将网络防御、军事物流等纳入责任评估框架。特朗普的目标是重塑北约权责结构,将集体防御转为有条件的防务合作,安全成为需要持续“付费”的公共产品。此举不仅加大了盟友防务支出压力,也引发了北约内部关于联盟凝聚力与可信度的深层争议,甚至导致北约内部裂痕公开化。

在亚太地区,美国进一步施压日本、韩国大幅提高驻军费用分担比例。2025年11月美韩签署《韩国战略贸易与投资协议》,韩方承诺分阶段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投资领域覆盖美国造船、能源和半导体、制药、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战略产业;美方向韩方提供“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延伸威慑承诺”,同时将汽车、零部件、木材等产品的关税从25%降至15%,形成“经济投资换关税优惠+防务绑定”模式。这种操作本质是外交与本土利益深度捆绑。同时,美国以“延伸威慑”为由,推动讨论在日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此类计划虽未落地,但加剧了该地区核态势的紧张。

“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外交工具化,在美国与中东盟友关系中也非常突出——安全责任明确作为交换筹码,军事保护与盟友“回报”直接挂钩。2025年初,特朗普多次表态,美国不会无偿承担中东安全成本,要求盟友在防务经费、经济投入及地区稳定上承担更多责任。 对海湾国家,美方维持军事存在,但在军售、情报合作等方面强化条件性,捆绑能源稳定、红海航道安全及遏制伊朗等诉求。尤其是在处理与沙特及阿联酋的关系时,美国将高端防务合作与对美投资、军费采购直接挂钩,将安全承诺异化为可谈判的资源。

这种以即时交换与量化回报为目标的盟友关系,虽暂时提升了美方与盟友讨价还价的能力,却加剧盟友对其防务承诺的疑虑,推动多个国家寻求多元化战略布局。

多边机制的退出与架空

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多边机制的态度,绝非简单的“退出”所能概括,而是一场有步骤、分层次的“制度性拆解”。其策略从高调退群延伸到更隐蔽的“在位架空”,核心目标始终如一:挣脱国际规则的束缚,为美国单边行动扫清障碍。

其一,系统性“退群”,规模与象征意义

2026年1月7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至此,特朗普2.0的第一年,美国已明确宣布或启动退出程序的国际组织及机制总数超过了70个。这一长长的清单不仅包括《巴黎气候协定》这类全球焦点协议,更涵盖了大量涉及电信、文化、农业等专业领域的国际机构。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退出行动,传递出明确的信号:美国正主动卸下其自二战后主导构建的全球制度网络中的“领导者”身份,转而追求一种不受任何多边义务牵制的“绝对行动自由”。 

其二,“在位架空”,从内部瘫痪关键机制

比起高调的退出,更具战略侵蚀性的是“留在机制内,却掏空其核心功能”的“软性拆解”策略。这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美国持续单方面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最终导致这一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高法院”因法官人数不足而停摆。与此同时,美国不再寻求修复普遍性的多边体系,而是转向推动组建将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排除在外的“诸边谈判集团”,企图另立一套符合自身利益、且能由自己主导的小圈子规则。这种“架空”战术从内部缓慢而有效地削弱了多边机构的行动能力。

这一系列“退出”与“架空”组合拳的根本动机,是系统性地消除任何可能制约美国单边胁迫外交的国际制度“枷锁”。其逻辑在于,当共同的、中立的规则平台被弱化或废除,国际博弈将更依赖于原始的国家实力与双边交易,而这正是美国自认为的最大优势所在。然而,就其后果而言,一方面此举将导致“全球规则真空”,有效的合作平台与权威仲裁框架纷纷失效或名存实亡,全球治理赤字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国际新兴力量将会填补这些“真空”,区域合作协定与新的国际联盟加速涌现。长此以往,美国终将自我侵蚀其曾以低成本管理世界并塑造全球议程的制度性霸权根基。

胁迫试验:后果难以预料的零和游戏

特朗普政府推行一年的“胁迫外交”,在战术上虽靠极限施压换得一些短期让步,却将会引发深远的战略反噬,加速消耗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与领导资本。这种以威胁和交易为核心的外交方式,不仅未能巩固美国地位,反而将加剧全球动荡,也让自身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特朗普的“胁迫外交”是美国国内权力集中与“美国优先”理念的外延。该战略把复杂的世界简化为一场靠威吓取胜的零和游戏。短期内,这些强压或许能威逼其他国家让步;但长期看,没有哪个领导者可以仅靠胁迫维持影响力。真正的领导地位,还需源于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合作框架、赢得广泛信任的能力。这场以“让美国再次强大”为名的胁迫实验,正在加速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消减。当合作之门一扇扇关闭,最终被困在孤立与对立之中的,或许正是美国自己。

(原文发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公众号。)

孙韵:北京2026年是否武力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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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备受关注。在文章中,她从地缘政治博弈、军事战略考量、内部政治激励以及经济成本四个角度分析了台湾问题是否在2026年汇集成一场“完美风暴”,即北京武力攻台。孙韵并非断定战争一定会爆发,而是提醒外界:过去维系台海和平的“均势”正在瓦解。 当台湾的民意动荡、美国的战略收缩、以及中国领导人的历史紧迫感在2026年汇聚时,战争的诱因将达到顶峰。以下为文章的翻译。本文的原题为2026年台湾的“完美风暴”?——各种因素的交织如何诱使北京采取行动

2021年,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证言称,北京已设定了在2027年前控制台湾的严肃目标。他警告说:“台湾显然是他们在那之前的野心之一。我认为这种威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实际上是在未来六年内,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预测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关注,被称为“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并迅速促成了行动。一年之内,国会为新设立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拨付了71亿美元,旨在提升美国震慑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的能力,政策界也积极制定对策。美国政府为台湾提供了如此多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安全支持,以至于一些资深的台湾观察家开始提醒美国决策者,向中国保证美国不支持“台独”至关重要。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许多观察家开始质疑“戴维森窗口”。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尚未准备好应对如此艰巨的操作——这并非没有道理。两栖登陆紧接着对台湾这样的多山岛屿进行攻击,在行动上极其困难。此外,中国军队正陷入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多名高级将领被罢免。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代价和后果,也证明了夺取领土的难度以及制裁带来的毁灭性结果。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多的其他优先事项,台湾目前不太可能被列入议程。

但这种理论忽略的是,中国对台湾的看法在2025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一直高度强调其所谓的台湾“统一”的必然性和不可争辩性。尽管怀疑论者会说中国一向如此主张,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次,中国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政策界越来越确信,维护对台控制的努力将会发生,而且如果台湾做出挑衅北京的行为,这种努力甚至可能迫在眉睫。

这一新评估的根本驱动力是美国政治,以及中国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几乎没有军事保卫台湾的兴趣。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统一的执着追求,以及台湾总统赖清德民望的下降,也加剧了这一趋势。换句话说,中国看到了一个在未来可能不再出现的机遇。

历史上有些时刻,多种内外部因素会共同促进某种结果——当“完美风暴”酝酿时,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就开始变得真切。考虑到当前的环境,台湾的这种完美风暴可能会比人们预想的来得更早。

习近平的遗产

虽然习近平曾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很难想象中国会在那一年采取行动。中国共产党将于2027年秋季举行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一大),而在中国政治中,任何党代会年份的首要任务都是绝对的稳定。所有决策评估的第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会产生哪怕是最细微的政治不确定性。中共本质上是一个保守的组织,任何可能在党内政治高度敏感时期挑战脆弱权力平衡的重大决策,都可能会被推迟。

但2027年之所以关键,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标志着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结束。关于届时将满74岁的习近平的接班计划的讨论虽然低调,但一直在进行。观察家中的主流理论是,习近平不会一次性移交权力,但他最早可能在2027年交出三个最高领导职位中的一个: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军委主席。随后他将逐步交出其他职位,并保留随时暂停或放弃这一过程的选项。

自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层在关于这三个职位的继任问题上做出了不同的决策。毛泽东在1959年受到党内挑战后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保留了党总书记(注:实为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邓小平在1989年向江泽民移交权力时辞去了所有三个职务,但他通过由党内元老组成的咨询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幕后维持了无与伦比的权威。2002年,江泽民交出了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职位,但继续领导军队三年,直到胡锦涛的第一任期。而胡锦涛在退休时则将三个职位全部交给了习近平。

如果接班进程很快开始,许多观察家预测习近平会先交出国家主席一职,因为它是三个职位中权力最小的一个。然而,交出任何头衔都会危及体制内的绝对共识。随着权力去中心化,任何接管台湾的军事计划都可能被推迟。

完全有可能的是,2027年到来并过去,习近平仍以全权负责的状态开启第四个任期。习近平不必退位,也不必非要控制台湾——这并不是他的既定关键绩效指标(KPI),就像他的前任们一样。但习近平比以往任何领导人都更努力地推动让台湾臣服。如果习近平有机会实现其“统一”目标,他很可能会抓住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没有对台动武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不确定这种行动能否成功。这种成功与否的问题一直取决于美国会如何应对中国的攻击。中国现在确信,在对待台湾问题上,它不太可能看到比唐纳德·特朗普更冷漠、更不可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干预的美国总统了。

最近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优先考虑西半球,并宣称“倾向于非干预主义”,这支持了上述看法,因为它放弃了将中国定义为对美国的威胁或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2025年12月环台军事演习的反应大多保持沉默,这也令中方感到鼓舞。随后在1月初,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决定,证实了美国以西半球为重的优先事项。

然而,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转变——以及其对待中国的方式——可能仅存在于未来的三年内。如果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控制权,且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失去势头,这种转变甚至可能消退。因此,机会之窗是有限的:中国可能再也遇不到华盛顿如此不愿为台湾出头的时候了。

传统上,中国的逻辑是玩“长线游戏”,认为一旦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超越美国,就能自然而然地阻止美国保卫台湾。这种乐观愿景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达到顶峰,当时中国坚信,由于“东升西降”,它很快就能将美国势力赶出该地区。但过去六年左右的大国竞争表明,中国预想的终局可能不会像希望的那样快到来。中国意识到,与其漫无目的地等待,华盛顿目前的冷漠态度或许提供了实现统一梦想的最佳机会。

任何被视为挑衅的台湾行动都可能引发中国的重大反应。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也塑造了中国的机会之窗。这场战争极大地分散了美国的宏观战略:拜登政府无法像其预想的那样专注于中国,而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也被迫偏离了其关注国土安全和西半球的初衷。只要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被拖在欧洲,华盛顿就越不可能想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对抗。但如果乌克兰战争走向终结,中国的优势可能就会消失。

特朗普的行动还通过影响台湾内部政治提升了中国的地位。2025年,特朗普对台湾征收了20%的关税;在刚刚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台湾同意在美国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进行芯片生产,以换取关税降至15%。同时,他对中国采取的安抚态度以及对台湾民主价值的漠视,引起了广泛担忧,即他可能正在寻求与中国达成一项大交易,涉及用经济利益换取对中国在台湾问题立场上的背书。

这些举动打击了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及其领导人赖清德,北京不信任赖清德,并认为他正在推动“台独”。去年夏天,赖清德支持了一项罢免反对党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民间行动,但最终失败,导致赖清德的支持率进一步下跌。台湾民意的变化让北京燃起希望,认为台湾人民终于在抛弃亲独立的民进党,甚至可能拥抱统一。

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被视为挑衅的台湾行动都可能引发中国的重大反应。正如去年12月,当美国宣布一项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协议后,仅仅11天,中国就发动了一场模拟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尽管军售规模巨大,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更多是特朗普在推动美国国防工业的利益,而非保卫台湾的承诺。12月的这次演习是同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自2022年8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以来的第七次重大演习——所有这些演习都在不断升级中国对决定性战役的演练。

成本收益分析

中共及其领导人默认是风险规避型的。事实上,赌注越大,他们就越保守。在台湾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们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在做出任何举动之前,他们需要对两个问题有确定的答案:军队准备好开战并取胜了吗?国家准备好处理后果了吗?

普遍观点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显然没有做好与美国作战的准备。习近平对军队高级领导层进行的一轮轮清洗削弱了该机构的士气和精神。高级军官担心自己的前途,这使得现在不是通过如此关键的任务来测试他们的决心和能力的好时机。特别是,被清洗的第31集团军将领被认为是在准备台湾行动方面最具知识和经验的人,罢免他们可能损害了这种历史经验的传承。

但解放军准备就绪与否的问题是相对于其对手而言的。如果美国不干预,解放军可以轻易压倒台湾的军队。解放军拥有超过200万现役军人,而台湾只有17万。中国2025年的国防预算为2470亿美元,而台湾2026年的国防预算在大幅增长16%后仍仅为310亿美元。台湾在2025年通过了400亿美元的额外专项国防预算,但这涵盖了2026年至2033年的八年时间。军事力量的悬殊如此之大,以至于台湾无法追赶。特朗普没有评论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但“美国会干预”的假设已比以前弱得多。

中国能否承受入侵的外部后果,也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如果北京认为在攻击台湾后,美国及其盟友会对中国实施毁灭性的经济制裁,这些成本会让决策者犹豫,他们可能会选择来日再战。但在最近与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北京有效地利用了稀土和关税报复来迫使华盛顿让步。在这一胜利后,北京可能认为任何潜在的美国制裁都是温和的,而其他国家动员和惩罚中国的能力则更不值一提。与此同时,在特朗普试图调解俄乌和平的过程中,他也迁就了俄罗斯的领土主张。由于中国认为台湾完全属于其势力范围,这同样令其受到鼓舞。

这并不是说中国会立即进攻台湾:目前还没有明显的部队动员、后勤准备或指向迫在眉睫攻击的政府政策变化。尽管如此,过去北京推迟对台行动是因为它知道不能承担失败的风险,而且它对“和平统一”战略充满信心——即中国的崛起最终会让台湾想要与其统一。这种算计正在发生变化——既因为过去几年的大国竞争动摇了北京对其崛起的预期时间表,也因为其对武力夺取台湾的信心正在增长。华盛顿必须意识到,当前的因素组合提供了北京可能认为的夺取台湾的最佳机会。

2026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1月29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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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论坛主题:美中关系中的女性力量
论坛将于 1 月 29–30 日 在美国亚特兰大 Jimmy Carter Center 举行,汇聚前外交官、学者与实践者,展开跨世代、跨视角的深度对话。

点击【这里】下载论坛议程

* 音乐会|论坛开场特别活动(Opening Concert & Keynote Speech, The Cecil B. Day Chapel, The Carter Center)

2026年1月29日下午4:30到7:00
论坛将以一场精心策划的音乐会正式启幕。音乐会由中国著名女高音邱曙苇与钢琴家 Zachary Deak、William Wu 联袂呈现,以音乐作为跨文化语言,为论坛定调,开启关于女性、沟通与理解的公共对话空间。

* 主题演讲|女性外交经验的第一视角
音乐会结束后,前美国高级外交官、Macro Advisory Partners 合伙人贝莎兰( Sarah Beran) 将发表主题演讲,分享其在美中外交实践中的亲身经验,探讨性别视角如何塑造外交决策与领导路径。

* 第二天议程|跨世代的女性对话

2026年1月30日上午10点到下午4:30
论坛将继续围绕女性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演变展开圆桌讨论,邀请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到当代新一代的多位女性专家,共同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

* 同期艺术展览|视觉中的女性与世界
论坛期间,吉米·卡特中心将同期举办一场艺术展览,展出中国摄影艺术家岳鸿军、陈远明、向荣的摄影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水墨画家吴立民的绘画作品。展览以影像与水墨为媒介,回应女性视角、全球经验与文化表达,构成论坛学术与思想讨论的重要延伸。

📍 时间:2026 年 1 月 29–30 日
📍 地点:The Carter Center|Atlanta, Georgia

453 John Lewis Freedom Parkway, Atlanta 30307

点击【这里】下载论坛议程

KPMG:美国AI遥遥领先欧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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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最近发表《2026全球技术报告》(点击【这里】下载报告全文),根据该报告的研究结论,美国的AI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和中国。

KPMG(毕马威) 是全球著名的专业服务机构,与德勤 (Deloitte)、安永 (EY) 和 普华永道 (PwC) 并称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虽然它以“会计师事务所”闻名,但其业务早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财务审计,实际上它是一家综合性的全球商业咨询巨头。

KPMG并非一家单一的跨国公司,而是一个由全球各地独立成员所组成的网络。总部注册在瑞士,称为“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各地的成员(如毕马威中国、毕马威美国)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实体,但共享品牌、战略和质量标准。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全球 500 强企业、大型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大型私营企业。KPMG的《全球技术报告》每年发表一次,是商业界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2026报告的主要研究结果是:

AI 正在从单纯的内容生成(Generative AI)演变为能够独立行动、决策和执行任务的代理型 AI(Agentic AI)。约 88% 的受访组织正在投资将代理型 AI 嵌入其核心系统。68% 的企业计划在 2026 年底前达到 AI 成熟度的最高水平,但目前仅有 24% 真正达到了这一阶段。这表明未来两年将是企业追赶技术差距的关键期。

技术领军者(High Performers)与普通企业在回报上拉开了显著差距。技术成熟度高的企业报告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 4.5倍。相比之下,行业平均回报率仅为 2倍。领军者不再局限于试点项目(Pilot),而是专注于将技术扩展到全企业范围,从而实现规模化效益。

随着 AI 推理成本(Inference costs)的考量变得重要,企业的云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企业正从单一的“云优先”策略转向混合架构(云 + 本地 + 边缘计算)。为了降低延迟和成本,越来越多的 AI 处理被转移到“边缘”(即数据产生的地方,而非远程数据中心)。

尽管雄心勃勃,但在扩展 AI 的道路上,企业面临两大核心挑战:网络安全 (Cybersecurity) 被列为实现 AI 战略目标的首要障碍。随着 AI 代理的自主性增加,安全防御的复杂性也随之指数级上升。旧有的遗留系统和数据孤岛(Silos)阻碍了新技术的无缝集成。

报告并没有预测 AI 会大规模取代人类,而是强调了协作。预计到 2027 年,技术团队中 42% 的角色仍将由人类全职员工担任,这与 2025 年的预测相比仅有微小下降。重点将从“替代人类”转向“人机协作”,员工需要学会管理和监督 AI 代理。

KPMG 的这份报告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2026 年将是 AI “落地”的一年。 企业的关注点将不再是“我们能用这项技术做什么新奇的事?”,而是“我们如何安全地扩大规模,并从中获得真实的商业价值?”。对于希望保持竞争力的企业来说,单纯的试点已经不够,必须着手解决数据基础、安全架构和全面整合的问题。

在KPMG(特别是其德国分公司与德国AI协会合作)最近发布的关于 《2030年AI地缘政治:欧洲通往战略AI主权的道路》(AI Geopolitics 2030)的研究中,对美国、欧洲和中国进行了详细的量化对比,并得出了美国“遥遥领先”的结论。

这份报告引入了一个名为 “战略AI能力指数” (Strategic AI Capability Index, SACI) 的评估体系,满分为100分。以下是该报告关于这三大经济体对比的核心要点:

总体得分:美国断层领先

报告的数据显示,美国在AI综合实力上与其他地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

🇺🇸 美国:75.2分 (遥遥领先)

🇪🇺 欧洲:48.7分

🇨🇳 中国:48.2分

报告指出,美国在几乎所有关键指标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报告特别指出了其深厚的资本市场、可扩展的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极快的技术采用率(从实验到商用的转化速度极快)。结论: 美国的AI生态系统非常成熟,能够最快地将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

欧洲以微弱优势(仅0.5分)领先中国,位居第二。欧洲在负责任的AI(Responsible AI)、法律框架和安全标准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市场碎片化严重,商业化进程缓慢。虽然研究实力不俗,但在将技术转化为大规模商业应用方面不如美国。

中国紧随欧洲之后,位列第三。中国在专利数量和工业应用场景方面表现强劲。主要短板是国际合作的减少(Lower international openness)和外部信任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AI技术的全球扩展。

KPMG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未来可能形成三种场景:

主权区块 (Sovereign Blocs): 各地区建立封闭的AI生态。

联邦未来 (Federated Future): 通过共享标准实现互操作性(这是欧洲最希望看到的)。

赢家通吃: 技术领先者主导全球标准。

近期的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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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习特会”,是近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战休战”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同意暂停或降低部分对华关税(涉及半导体等关键产品),以换取中国在稀土出口管制上的松动以及对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的采购承诺。

2026年1月21日左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了会晤。贝森特表示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确认“稀土正在流动,中国正在购买大豆”。目前双方正在积极筹备,计划在今年4月再次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以进一步巩固釜山峰会的成果。

尽管经贸关系有所缓和,但在结构性安全问题上博弈依然激烈。美国国务院于去年12月中旬批准了新一轮对台军售。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于2025年12月26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及个人实施制裁。尽管有贸易休战,但美国在AI、量子计算等核心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并未完全放松,中国也在持续加强自身的供应链独立性。

根据最近(2025年底至2026年初)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 和《国防战略》(NDS) 文件,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一个令地缘政治界颇感意外的结构性回调。中国不再是美国国防唯一的“最高优先级”,取而代之的是“本土防御”与“西半球安全”。中国从“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被重新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文件用词从“战胜” (prevail) 转向了寻求一种“体面的和平” (decent peace)或“战略稳定性”。美方战略意图已从“击垮”转为“管理”。

与前任政府在文件中高调提及台湾安全不同,新文件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更加交易化 (transactional)。虽然仍强调威慑,但更多体现了“拒止战略” (strategy of denial)的色彩,即重点在于让中国“无法轻易拿下”,而非承诺美国会“无底线介入”。文件极其露骨地要求盟友承担“主要防御责任”。这意味着美国希望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第一岛链的防御中扮演主角,美国则退居二线提供高端海空支持。

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特朗普喜欢做交易的商人本性,是否对“台独”产生压力,鼓励了“武统”的可能性?

2024年2月,笔者曾经发表过有关台湾的两篇题目不同但内容为一的文章《武统台湾不能轻敌》(“知乎”)和《武统台湾必须三思而行》(“中美印象”)。文章认为:武统台湾的最佳时机应该是2009年前后,那时美军已经退出亚太,“中美友好”高唱入云,而2008年美国正面临金融危机,自顾不暇。那时如果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措手不及,解放台湾很可能成为“既成事实”。遗憾的是,由于“南海主权”问题引起了美方的警觉,在李光耀的推动下,2009年美方发布了“重返亚太”战略,要在2020年前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达到“再平衡”的目的。

17年过去了。

这17年中,美军已经在亚太地区基本完成部署,还与多国组成国际“反武统”(即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统一战线。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台海一旦有事,日本很可能首先直接干预,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此外,与17年前相比,美国也已经认识到台湾芯片行业的安危与美国利益直接息息相关。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已经“醒悟”,不再幻想经济和贸易能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今天中国在美国眼里,不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不论把中国看作“最大威胁”或“竞争对手”,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伙伴,更不是可依赖的盟友,必须随时提高警惕。

此外,台湾也已经按照美国的意图,成为一头难以对付的“豪猪”。解放军即使成功登陆成功,仍可能受到顽强抵抗,美军或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断其后路,就可能反败为胜。

解放军自从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再没有打过仗。俄国被称为“战斗民族”,但是在乌克兰打了三年多,如此大国,却拿不下一个小国;伊朗看似强大,在以色列和美军的攻击下,全无反击能力。伊朗和委内瑞拉都采用中俄提供的防空系统,但是在美军的攻击下据说都失灵。中国大陆和台湾隔着一个海峡,解放军能否成功“武统”,有待考验。

最近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严重违纪违法”被逮捕的消息,成为震撼全球防务界的核心事件。军队高层“外科手术式”的清洗,对台海形势有着立竿见影且深远的影响。

在新的军队指挥班子磨合完成前,发动像“武统”这样需要极高协同能力的超大规模两栖登陆战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目前解放军内部的首要任务已从“备战打仗”转向了“政治整顿”和“肃清流毒”。各级军官为了自保,会极度规避风险,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军事行动的保守化。也就是说,2026年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概率几乎降至零。

虽然短期内战争风险下降,但从长远看(2027-2030年),风险反而可能变得更加不可控。张又侠、刘振立等资深将领,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最清楚解放军与美军的真实差距,因此在关键时刻可能敢于向最高层报告“现在还打不赢”。随着这批老将的离去,填补空缺的很可能是更年轻、更急于表现忠诚的“政治将领”,可能导致最高层听到的全是“我们可以打”、“没问题”的乐观汇报,从而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如2027年建军百年)基于错误的情报做出开战决定。

这次高层变动也反向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愿意在2025年底与美国达成“釜山休战”协议。攘外必先安内,军队高层在如此剧烈动荡的时刻,北京绝对不希望外部环境出现危机。因此,通过经贸妥协换取外部局势的稳定,是为了腾出手来完成内部的一场“刮骨疗毒”。

美国国防部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在台湾问题上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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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 美国国防部(现已改成“战争部”)发布了《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这份战略文件是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更新,由国防部长(文中称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签发。(点击【这里】下载报告全文)

战略的核心主题确立为 “通过实力实现和平” ,并明确了 “本土优先” 的基调。以下是该战略的四大核心支柱及具体内容要点:

捍卫美国本土是美军当前的最优先事项,战略重心从海外干预显著回收到西半球安全。重申并强化了“门罗主义”,强调对西半球关键战略地带(特别是 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军事和商业准入权的掌控。文件强调,五角大楼“将恢复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将边境安全直接纳入国防任务,明确将贩毒集团定性为“恐怖组织”,并授权军事力量介入打击。文件还提到了建立 “美国金钟罩” 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以及加强反无人机能力。

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但关键的转变,强调“威慑”而非直接“对抗”。目标是通过军事实力阻止中国主导印太地区,而非寻求羞辱或扼杀中国发展。文件强调在第一岛链建立强有力的“拒止防御” (即让对手无法成功实施军事行动 ),对华目标设定为“通过实力而非对抗来威慑中国”,并提出寻求一种“体面的和平”,明确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或遏制中国的发展,只求防止中国“主导”地区。这种表述暗示美国可能更倾向于维持一种力量平衡的“冷和平”现状,而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无底线地介入冲突。

美国明确表示不再容忍盟友“搭便车”,要求盟友承担主要的常规防御责任。明确指出欧洲盟友应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美国将仅提供“关键但有限”的支持。文件指出韩国有能力承担遏制朝鲜的主要责任。以色列被称为“模范盟友” ,美国将全力支持其自我防御能力。文件中设定了更高的盟友国防开支目标(有报道提及总安全支出需达到GDP的5%)。

文件强调重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为大国竞争胜负的关键。呼吁进行“百年一遇”的国防工业复兴,目标是恢复美国作为“民主兵工厂”的地位,能够大规模、快速地生产武器装备。强调通过放松监管、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整合人工智能(AI)和其他先进技术。

文件中具有象征意义地恢复了 “战争部”的称呼,旨在重塑军队的“战士精神”,强调军队的唯一使命是赢得战争。

整体战略体现了从“全球警察”向“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转变,减少在非核心区域(如漫长的国家重建项目)的资源消耗,集中力量于大国竞争和本土防御。

最引人注目且最具争议的一点是:这份战略文件正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台湾”二字。

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防战略文件的一个重大变化。虽然字面上“隐身”,但结合文件中关于“第一岛链”和“印太威慑”的具体表述,可以看出美国对台策略发生了从“政治/外交宣示”向“纯军事/地缘实利”的深刻转型。

与以往的国防战略(如2018年、2022年版本)明确提及台湾、重申《台湾关系法》或“对台承诺”不同,2026年版本完全省略了“台湾”一词。这体现了新战略试图降低“对抗性”调门,转而强调“实力威慑”。

不点名可能是为了给美中关系留出“交易”或“谈判”的政治空间,避免将台湾问题过度政治化而导致直接冲突。赫格塞斯的战略更侧重于军事层面的部署,而非外交辞令的重申。

尽管未提台湾之名,但战略中关于地缘防务的描述实际上将台湾纳入了核心防御圈。文件明确提出要在 “第一岛链建立强有力的拒止防御” 。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枢纽位置。要在第一岛链实现“拒止”,在军事逻辑上必须包含台湾的防御能力,目标是让中国军方意识到,试图武力突破第一岛链(包括攻台)将面临极高的军事成本和失败风险,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美国明确表示不会为盟友的“安全短板”买单。这意味着美国将极大压力要求台湾(以及日本、菲律宾)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购买更多武器,自行承担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美国可能更倾向于扮演“离岸平衡手”或提供高端战略威慑(如核威慑、情报、高科技打击),而将一线防御任务推给地区伙伴。这可能意味着对台支持将更加侧重于“台湾是否有能力自卫”以及“是否符合美国核心利益”。

这份文件对台湾发出的信号是 “既冷酷又现实” 。政治上,美国可能减少在公开场合对台湾的口头政治支持,不再将其作为挑动北京的杠杆。军事上,美国将台湾视为“第一岛链”物理防线的一部分,要求必须守住,但更强调通过“拒止能力”让中国知难而退,而非承诺直接派兵“保卫”。行动上,台湾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被要求证明自己有能力通过购买美国武器和强化自身防御来“守住阵地”,而不是依赖美国的无条件保护。

五角大楼发布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 对华定位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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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白宫网站

美国国防部1月23日正式公布《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简称NDS)。这份指导未来数年美国军事战略和资源配置的核心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调整安全优先顺序,在强调“本土防御”和盟友分担责任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表述明显趋于克制,不再将对华竞争置于压倒性首位。(下载报告英语全文,请点击。)

包括NBC和美联社等多家美媒指出,与2022年版《国家防务战略》将中国界定为“步步紧逼的主要威胁”不同,新版战略虽然仍承认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具有历史性”,但在整体威胁排序和措辞上明显降调,更强调避免正面军事对抗。

根据报告,美国国防战略的首要任务是“保卫美国本土”,并将整个西半球视为核心安全空间。文件强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美国需要重新排序全球军事承诺,避免过度扩张。

在此背景下,五角大楼提出要求盟友和伙伴国家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对美国单方面安全承诺的依赖。这一表述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对欧洲、东亚盟友释放的明确信号,即美国不再愿意无限度承担全球安全“兜底者”的角色。

尽管中国仍是战略文件中的重点对象之一,但《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在论述中刻意区分“竞争”与“对抗”。

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清醒、现实地”看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规模、速度和质量上的军事发展,但同时强调,美方目标并非“支配、扼杀或羞辱中国”,而是防止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主宰美国或其盟友。

在具体路径上,五角大楼提出在印太地区通过“以实力遏制,而非对抗”的方式,维持力量平衡,并提出沿第一岛链构建“拒止型防御”(denial defense),以降低潜在冲突的诱因。这一表述被认为比前几年的“高强度竞争”“系统性挑战”等措辞更加谨慎,也更强调战略稳定。

这份34页的政策文件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的一股既定力量。在拜登政府时期,中国被视为头号对手。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政策认为,目前只需要威慑中国,使其不主导美国及其盟友即可。文件中写道,目标“并非主导中国,也不是要勒死或羞辱他们”。随后又补充道:“这不需要政权更迭或其他某种生存斗争。”文件中称:“特朗普总统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尊重的关系。”此前,该政府曾努力缓解因其征收高额关税而引发的贸易战。文件还提到,将与中国军队“开启更广泛的军事交流”。

与此同时,该战略未提及也未对台湾做出任何保证。《日经亚洲》报道称,一名阅读过此前版本的人士透露,这份正式文件一次没提“台湾”,与去年8月份在五角大楼流传的初稿不同。Politico也提到,去年9月,草案版本已提交至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案头。但由于政府官员对于如何描述“中国威胁”存在分歧,草案被搁置数月。相比之下,拜登政府2022年的战略则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台湾的不对称自卫能力”。

针对韩国,文件指出:“韩国有能力在关键但更为有限的美国支持下,承担起威慑朝鲜的主要责任。”报告同时强调,美国将在印太地区继续与盟友合作,但方式将更加侧重“赋能”而非直接介入。文件提出,美方将“敦促并协助关键地区盟友和伙伴为集体防御做出更多贡献”,从而通过分担责任来维持整体威慑。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思路可能对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台湾的安全预期产生深远影响,意味着美国在危机中的介入方式将更加审慎,条件性更强。但多名研究中美安全关系的学者指出,《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向,而更像是一种战略收缩与风险管控的体现。

清华大学教授孙成昊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How China reads the 2025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认为,2026年的防务逻辑已从“自由国际主义”转向“保守民族主义”。这反映了美国在资源和财政约束下的重新定位,即通过降低对华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再视其为生存威胁),转向一种更具交易性、以国内经济利益为先的风险管控模。美国正试图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关系,避免将中国定义为“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报告指出,由于美国明确要求盟友(如日、韩)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让外界感到美国在危机中的介入将是“条件性”的。如果盟友的防务支出或贸易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提供“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保障。

位于纽约的纽约外交事务中心 (New York Center For Foreign Policy Affairs)在1月2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How US is reframing competition with China – Pentagon strategy shift is China no longer the top threat? )中认为,2026年的防务报告标志着美国军事优先事项的“重大转移”。报告强调,美国正从“全球威胁对抗”转向“国土与西半球防御”,这种战略收缩使得美国对印太盟友(如台湾、韩、日)的支持变得更加具条件性,旨在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管理大国竞争中的风险。

以下为报告的“介绍”部分涉及中国的内容:

Deter China in the Indo-Pacific Through Strength, Not Confrontation. President Trump seeks a stable peace, fair trade,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he has shown that he is willing to engage President Xi Jinping directly to achieve those goals. But President Trump has also shown how important it is to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and he has tasked DoW according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sident’s approach, DoW will therefore seek and open a wider range of military-to-militar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with a focus on supporting strategic stability with Beijing as well as deconfliction and de-escalation, more generally. But we will also be clear-eyed and realistic about the speed, scale, and quality of China’s historic military buildup. Our goal in doing so is not to dominate China; nor is it to strangle or humiliate them. Rather, our goal is simple: To prevent anyone, including China, from being able to dominate us or our allies—in essence, to set the military conditions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NSS goal of a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that allows all of us to enjoy a decent peace. To that end, as the NSS directs, we will erect a strong denial defense along the First Island Chain (FIC). We will also urge and enable key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In doing so, we will reinforce deterrence by denial so that all nations recognize that their interests are best served through peace and restraint. This is how we will establish a position of military strength from which President Trump can negotiate favorable terms for our nation. We will be strong but not unnecessarily confrontational. This is how we will help to turn President Trump’s vision for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nto reality in the vital Indo-Pacific.

中文翻译:

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国。特朗普总统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并已表明他愿意直接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以实现这些目标。但特朗普总统也展示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的重要性——并已就此向国防部(DoW)下达了任务。根据总统的方法,国防部将寻求并开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更广泛的军事交流,重点是支持与北京的战略稳定,以及更广泛的冲突化解和降温。但对于中国历史性军事建设的速度、规模和质量,我们也保持清醒且务实的认识。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要主导中国,也不是要勒死或羞辱他们。相反,我们的目标很简单: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人能够主导我们或我们的盟友——从本质上讲,是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NSS)的目标设定必要的军事条件,即在印太地区实现力量平衡,使我们所有人都能享有体面的和平。为此,按照《国家安全战略》的指示,我们将在第一岛链(FIC)建立强大的拒止性防御。我们还将敦促并支持关键的地区盟友和伙伴为我们的集体防御做出更多贡献。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强化“拒止威慑”,使所有国家都认识到,通过和平与克制最符合其利益。这就是我们将如何建立军事实力地位,以便特朗普总统能够在此基础上为我国谈判有利条款。我们将保持强大,但不进行不必要的对抗。这就是我们将如何帮助特朗普总统在至关重要的印太地区将“以实力求和平”的愿景变为现实。

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挥中等强国力量,抗击弱肉强食

编者按:2025年1月20日,加拿大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指出在世界进入新秩序的时刻,类似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应该如何应对,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发展壮大。他30分钟的演讲获得全场听众的起立鼓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几位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内阁成员都尖锐批评卡尼的演讲,说卡尼狂妄,说加拿大忘恩负义等等。《纽约时报》1月22日发表题为“对特朗普‘掀桌’,加拿大总理卡尼跃升全球政坛明星”的文章(Mark Carney Says Firmly That ‘Canada Doesn’t Live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spoke after returning from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here he urged middle powers to team up in resisting President Trump)。点击【这里】查看卡尼演讲的英文全文。中文翻译来自网络,本站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似乎每天我们都会被提醒: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

非常感谢你,拉里。我将先用法语开始,然后再切换回英语。

(法语) 似乎每天我们都会被提醒: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 修昔底德的这句格言被呈现为不可避免,仿佛国际关系的自然逻辑正在重新确立。面对这种逻辑,各国有一种强烈倾向:随波逐流、与人为善、做出迁就、避免麻烦、寄希望于顺从能换来安全。

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1978年,捷克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后来成为总统)写了一篇题为《无权者的力量》的文章,在其中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Communist体制是如何维系自身的?

而他的答案从一位蔬菜水果商开始。

每天早晨,店主都会在橱窗里放一块牌子:“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他并不相信这句话。没人相信。但他仍然把牌子放上去,以避免麻烦、表明顺从、与人相安无事。由于每条街上每家店铺都这样做,体制便得以延续——不仅仅靠暴力,也靠普通人在他们私下明知是虚假的仪式中参与其中。

哈维尔称之为“生活在谎言之中”。体制的力量不来自其真实,而来自每个人都愿意表现得仿佛它是真的;而它的脆弱也来自同一源头。当哪怕只有一个人停止表演,当那位蔬菜水果商把牌子撤下,幻象便开始破裂。

朋友们,是时候让公司和国家把自己的牌子摘下来了。

几十年来,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我们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我们加入其机构,我们赞颂其原则,我们受益于其可预期性。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其庇护下推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

我们知道,国际“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故事部分是虚假的:最强者在方便时会豁免自己;贸易规则的执行并不对称;我们也知道国际法的适用严厉程度并不一致,取决于被指控者或受害者的身份。

这种虚构曾经有用,尤其是美国霸权帮助提供公共产品:开放的海上航道、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以及支持解决争端的框架。

于是我们把牌子放在橱窗里。我们参与这些仪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指出修辞与现实之间的裂缝。

这笔交易不再奏效。

我直说。我们正处在一次断裂之中,而不是一次过渡。 过去二十年里,金融、卫生、能源和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危机暴露了极端全球一体化的风险。但最近,大国开始将经济一体化当作武器,把关税当作杠杆,把金融基础设施当作胁迫工具,把供应链当作可被利用的脆弱点。

当一体化成为你受制于人的来源时,你就无法再生活在“通过一体化实现互利”的谎言之中。

中等强国所依赖的多边机构——世贸组织、联合国、COP,以及集体解决问题的整个架构——正受到威胁。

因此,许多国家得出同样的结论:它们必须在能源、粮食、关键矿产、金融和供应链方面发展更强的战略自主性。

这种冲动可以理解。 一个无法自给粮食、无法自给燃料、或无法自我防卫的国家,选择很少。

当规则不再保护你时,你就必须保护自己。

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会走向何处。一个由堡垒构成的世界将更贫穷、更脆弱、也更不可持续。

还有另一个事实:如果大国甚至放弃对规则与价值的表面承诺,而转向毫无阻碍地追求自身权力与利益,那么交易主义带来的收益将更难复制。

霸权国家无法不断将其关系货币化。盟友将通过多元化来对冲不确定性。他们会购买“保险”,增加选择以重建主权——这种主权曾经以规则为基础,但将越来越多地锚定在承受压力的能力上。

在座各位都知道,这就是经典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有代价的,但战略自主与主权的成本也可以分担。对韧性的集体投资,比每个人各自修建堡垒更便宜。共同标准减少碎片化。互补性带来正和结果。

对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适应新的现实——我们必须适应。 问题在于,我们是仅仅通过筑起更高的墙来适应,还是能做得更有雄心。

加拿大是最早听到警钟的国家之一,这促使我们从根本上调整战略姿态。加拿大人知道,我们过去那种舒适的假设——认为地理位置和盟友成员身份会自动带来繁荣与安全——不再成立。而我们的新方法建立在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所称的“基于价值的现实主义”之上。

换句话说,我们力求既有原则,也务实。有原则,体现在我们对基本价值的承诺:主权、领土完整、除非符合《联合国宪章》否则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尊重人权。

务实,则体现在承认进步往往是渐进的,利益会分化,并非每一个伙伴都会分享我们所有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以开放的眼光、战略性地广泛参与。我们主动面对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等待一个我们希望存在的世界。 我们正在校准我们的关系,使其深度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并在当下世界流动性极强、风险重重、且对未来走向利害攸关之际,优先推进广泛接触,以最大化我们的影响力。

而且,我们不再只是依赖我们价值观的力量,也要依赖我们力量的价值。 我们正在国内建设这种力量。

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我们下调了个人收入税、资本利得税和企业投资税。我们取消了所有联邦层面的省际贸易壁垒。我们正在加速推进1万亿美元的投资,涵盖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新贸易走廊等领域。我们将在本十年结束前将国防开支翻倍,并以能够建设本国产业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我们也在迅速推进对外多元化。 我们已同欧盟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加入 SAFE(欧洲防务采购安排)。

在六个月内,我们在四大洲签署了另外 12 项贸易与安全协议。

过去几天里,我们又与中国和卡塔尔达成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正在与印度、东盟、泰国、菲律宾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还在做另一件事:为帮助解决全球问题,我们正在推进“可变几何”。换句话说,基于共同价值观与利益,针对不同议题组建不同联盟。

因此,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是“志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核心成员,也是其防务与安全人均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北极主权问题上,我们坚定与格陵兰和丹麦站在一起,并全力支持他们决定格陵兰未来的独特权利。

我们对北约第五条的承诺坚定不移,因此我们正与北约盟友合作,包括北欧—波罗的海八国(Nordic-Baltic Eight),进一步巩固联盟北翼和西翼的安全,其中包括加拿大对超视距雷达、潜艇、飞机以及地面部队——冰上靴子——进行史无前例的投资。

加拿大坚决反对针对格陵兰的关税,并呼吁开展聚焦对话,以实现我们在北极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共同目标。

在多边贸易方面,我们正在推动搭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欧盟之间的桥梁,这将基于关键矿产打造一个覆盖 15 亿人口的新贸易集团。

我们正在组建以七国集团为支点的买方俱乐部,让世界能够从集中供应中实现多元化。

并且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正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以确保我们最终不会被迫在霸权国家与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之间作出选择。

这不是天真的多边主义,也不是依赖他们的机构。这是在逐项议题上与拥有足够共同基础、能够共同行动的伙伴建立联盟。在某些情况下,这将涵盖绝大多数国家。它正在做的是,在贸易、投资、文化等领域编织一张密集的联结网络,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加以运用。

我们的观点是,中等强国必须共同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不在桌上,我们就在菜单上。

但我也要说,大国目前还负担得起单干。他们拥有市场规模、军事实力和足以左右局势的筹码来制定条件。中等强国没有。

但当我们只与一个霸权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我们是从弱势出发谈判。我们接受被提供的一切。我们彼此竞争,看谁最顺从。 这不是主权。这是在接受从属地位的同时,上演主权的表演。

在大国竞争的世界里,夹在中间的国家有一个选择:彼此争宠,或联合起来开辟一条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

我们不应让硬实力的崛起蒙蔽我们,看不到:合法性、正直与规则的力量,只要我们选择共同运用,它就仍将强大。

这就把我带回到哈维尔。

对中等强国而言,“活在真实中”意味着什么?

第一,它意味着指认现实。不要再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仿佛它仍按宣传那样运作。要把它称作它本来的样子:一个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体系,最强者将经济一体化作为胁迫工具来追逐自身利益。

它意味着一以贯之地行动,对盟友与对手适用同样标准。当中等强国批评来自某一方向的经济恐吓,却对来自另一方向的同类做法保持沉默时,我们只是在把招牌继续挂在窗里。 它意味着去建设我们声称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旧秩序恢复。

它意味着创建名副其实、如其所述地运作的制度与协议,也意味着削弱使胁迫成为可能的杠杆。 这就是建设强大的国内经济。

它应当是每个政府的当务之急。 而国际多元化不仅是经济上的审慎;它也是诚实外交政策的物质基础,因为国家通过降低自身遭报复的脆弱性,赢得坚持原则立场的权利。

所以,加拿大。

加拿大拥有世界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能源超级大国。我们拥有大量关键矿产储备。我们拥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我们的养老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成熟的投资者之一。换句话说,我们拥有资本与人才。我们还拥有财政能力极强、能够果断行动的政府。并且我们拥有许多人向往的价值观。

加拿大是一个能够运转的多元社会。我们的公共空间喧闹、多样而自由。加拿大人仍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在一个几乎一切都不稳定的世界里,我们是稳定可靠的伙伴——一个着眼长远、重视并经营关系的伙伴。

我们还有另一项优势:我们认识到正在发生什么,并决心据此行动。我们明白,这场裂变需要的不只是适应;它需要对真实世界的诚实。

我们正在把窗里的招牌撤下来。

我们知道旧秩序不会回来了。我们不应为它哀悼。怀旧不是战略,但我们相信,从裂缝中我们可以建造出更大、更好、更强、更公正的东西。

这是中等强国的任务——这些国家在“堡垒世界”中损失最大,却在真正合作中获益最多。

强者拥有他们的力量。但我们也有一样东西:停止假装的能力,指认现实的能力,在国内建立实力的能力,以及共同行动的能力。

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们公开而自信地选择它,而且这条道路向任何愿意与我们同行的国家敞开。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