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年4月7日下午5:30到晚上8：00
地点：Emory大学商学院230教室(Emory University, Goizueta Business School Rm 234, 1300 Clifton Rd NE, Atlanta, GA 3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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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奥尔布莱特桥石集团合伙人特廖洛 （Paul Triolo，线下)、前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比根（Stephen Biegen，线上）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贝莎兰（Sarah Beran，线上）
主办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Emory亚洲与全球关系协会、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和卡特中心
3月2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海湾国家逐步倒向联合对伊参战》，副标题是：“沙特同意美使用其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阿联酋则开始打压伊朗资产，还关闭了与伊朗政权有关联的机构。”
2月28日美军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之初，海湾国家曾试图避免卷入，沙特甚至一度拒绝开放领空或军事基地用于打击伊朗。沙特的最高国家利益是发展经济和吸引投资。任何将沙特卷入战火的举动，都会让数千亿美元的经济转型计划化为泡影。因此，沙特不仅限制美军利用其基地发动攻击，甚至在拦截胡塞武装导弹时也极其谨慎，避免被外界解读为“替美国/以色列打仗”。
阿联酋对于与伊朗爆发全面战争充满恐惧。就在这场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2026年1月底），阿联酋外交部还专门发表过一份官方声明，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领空或水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并强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阿曼、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战前曾极力斡旋，试图阻止战争爆发。他们完全不希望被卷入这场冲突，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经济转型和国家安全。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在巴林，美军在中东拥有庞大的基地网络（如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导致海湾国家无法“置身事外”。
随着局势升级，伊朗向周边阿拉伯国家发起了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反击。据报道，阿联酋遭受了大量袭击，目标直指豪华酒店、机场、炼油厂及燃料库等核心基础设施。这种直接的本土安全威胁，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中立立场。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尤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严重打击。
就在这几天，面对美国威胁要摧毁伊朗发电厂的最后通牒，伊朗官方已经明确发出警告：如果本国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不可逆转地摧毁整个中东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其中特别点名了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和至关重要的海水淡化厂。
伊朗的这种“你打我，我就打他”的策略，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和阿联酋）对伊朗既恐惧又深恶痛绝的核心原因。
像迪拜、阿布扎比或多哈这些沙漠中的现代化大都市，本质上是极度脆弱的“玻璃城”。它们高度依赖昂贵的海水淡化厂和脆弱的电网，面对廉价无人机的袭扰，防御成本极高，且一旦受损，经济和社会代价将是毁灭性的。
面对伊朗日益加剧的军事打击，海湾国家领导人（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意识到被动防守无法保障国家安全。为了制止进一步的袭击，他们急需通过强硬的反制措施来重建对德黑兰的威慑力。为此，沙特已经转变态度，开始允许美军使用其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
除了军事上的配合，海湾国家也在内部收紧对伊朗的限制。例如，阿联酋已开始打击伊朗在迪拜等地的资产，关闭了伊朗医院和伊朗俱乐部等设施，旨在削弱伊朗获取外汇的渠道及其在海湾地区的后勤支援网络。
从更深层的地缘政治考量来看，海湾国家将此次美以的军事行动视为一个消除区域宿敌的战略窗口。据相关官员透露，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正在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在美军结束行动前，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
海湾国家的转变既是基于本土安全受到实质性威胁后的反弹，也是出于借机重塑中东权力格局的战略考量。
这些阿拉伯国家为什么“引狼入室”，允许美军在它们国家设立军事基地？
1990年科威特亡国的巨大心理创伤，是海湾国家安全观念的根本转折点。在此之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其实对西方驻军非常抵触，但 1990 年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在几天内就彻底吞并了富裕的科威特。这一事件彻底击碎了海湾国家的幻想：他们意识到，所谓的“阿拉伯兄弟情谊”在绝对的武力面前不堪一击。
他们花重金打造的本土军队，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人口基数小和战略纵深极浅，根本无法抵御地区强权（无论是当年的伊拉克还是后来的伊朗）的常规装甲洪流。只有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军队实体化地“锚定”在自己的领土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存保障。
允许美军驻防，也是这些君主制国家与华盛顿达成的一种隐性“政治契约”：作为东道国，他们更容易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出售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例如阿联酋长期谋求的 F-35 战机，虽然几经波折，但驻军是谈判的重要筹码）。
美国的驻军不仅防外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王室政权的一张隐形保单，震慑潜在的内部颠覆势力。
海湾国家非常清楚美国驻军带来的“引火烧身”风险，但相比于被萨达姆吞并或被伊朗渗透颠覆的“必然死亡”，充当美国的军事跳板是一种为了活下去而必须支付的昂贵保护费。
随着美中关系步入复杂的新常态，美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通”人才断层危机。位于华盛顿、专门致力于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的中美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USCET）组织了一批顶级美国专家，组成了一个以著名的中美关系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为主席的工作组。工作组在经过对美中两国50多家机构及个人的深度调研后发布了题为“美国的中国人才挑战”的报告（AMERICA’S CHINA TALENT CHALLENGE: Investing in Deeper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China）。报告指出，美国在最需要了解中国的时刻，却正在失去其宝贵的人才储备。（点击【这里】阅读英文报告全文）
报告显示，目前在华学习的美国留学生人数已萎缩至不足2000人，仅为疫情前水平的冰山一角。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削弱了美国政府、高校及私营部门的智力储备，更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外交与经济竞争中的长远判断力。工作组警告称，语言能力的退化与实地考察经验的缺失，正使得新一代美国人才难以洞察中国社会复杂的运行逻辑。
报告分析认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因。由于双边关系的冷战色彩加重，学术交流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此外，旅行安全担忧、签证办理困难以及公共与私人资助的减少，共同导致了美国对华研究“人才管道”的干涸。
针对这一迫在眉睫的挑战，工作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建议。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开启对联邦奖学金项目的投入，同时建议国务院应更精准地评估旅行风险，避免因政策模糊而阻断学术交流。在民间层面，报告鼓励高校探索“混合式”交流模式，并呼吁在华有重大利益的美国企业资助相关研究岗位，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依然拥有具备深厚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的专业队伍。
USCET 最终在报告中强调，深入了解中国并非仅仅是学术兴趣，而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战略必然。报告敦促美方各界立即行动，修复由于政治摩擦而受损的民间交流桥梁，以确保美国在面对全球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时，能够拥有足够的智慧与人才储备。
中美教育基金会（USCET）由美国首位亚裔大使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于 1998 年创立，旨在通过一系列教育和交流项目促进中美关系。该机构资助各类奖学金、会议、研讨会及交流活动，重点在于加强中国学术机构在美国研究、媒体与新闻学、美国治理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建设。阅读或下载英文报告，请点击【这里】。
USCET工作组的主要发现是：
美国需要持续稳定的、拥有在中国（PRC）实地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应对明天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政府、商界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者强调，中国的行为影响着极其广泛的美国利益，从地缘政治和安全到贸易、供应链以及其他全球性议题。为了确保美国的竞争力，中国专业知识必须被视为一种国家资源。对中国的评估需要准确，并由那些能够洞察当地发展脉搏的人员定期更新。拥有此类经验的个人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商界、媒体以及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许多美国人选择在台湾或其他华语社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虽然这些途径拥有优秀的课程和宝贵的知识，但仅从远处观察当代中国，无法取代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的洞察力。
联邦政府对中国相关项目的资助大幅下降，减少了实质性接触中国的机会。
许多传统上为赴华学习提供机会和资金的美国政府项目在疫情期间关闭，目前在针对中国（PRC）的使用上仍处于暂停或关闭状态。这些项目包括国务院的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CLS）、国家安全语言青年计划（NSLI-Y）、博伦（Boren）和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和平队（Peace Corps）等。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指出，这些项目的缺席为希望在中国学习的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限制，而许多学生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作为替代方案。
美国人担心，在中国度过的时光会负面影响他们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入职能力。
如今，美国学生和学者对赴华学习望而却步，因为普遍存在一种认知：这种经历会阻碍他们未来获得美国政府职位的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同时，许多目前依赖具有中国实地经验人员的政府机构发现，招聘顶尖人才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潜在申请人担心自己的安全审查资格，或担心如果他们在中国学习过，将面临更长的等待审核时间。学生和学者需要得到保证，即美国政府重视深厚的中国知识，且仅在中国学习这一项并不会使候选人失去政府服务的资格。
美国大学面临限制与中国互动的压力，许多学校正在关闭派遣学生赴华的项目。
美国大学提到，鉴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安全担忧、人体受试者保护以及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国参与的形式有哪些是可行的、且可能取得成功的，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动态导致一些大学削减了派遣学生和学者赴华的名额。许多学校在新冠疫情后没有重新开放设在中国的学习项目，或将其转到了台湾。美国的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对华参与方面也表现出日益扩大的分歧。一些州已经通过了严厉限制或禁止与中国互动的立法，导致那里的公立大学取消了考察旅行，甚至禁止从中国订购书籍、数据集和其他材料。
旨在保护 STEM 领域研究安全的大学规定，导致了更严格的安全措施，阻碍了所有学科对中国的接触。
美国大学管理人员和学者描述了对保护研究、防止无意间的技术泄露以及保护人体受试者的日益担忧，如何导致了与中国相关的更严格的研究规则和安全措施，而不论学术领域为何。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指出，虽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引发的安全担忧远低于 STEM 领域，但这些规则的连锁反应对整个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中国相关研究产生了威慑作用。
尽管美国学者在中国面临收紧的学术环境，但实地的有意义研究仍在继续。
虽然对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存在合理的担忧，但学术和政府利益相关者报告称，影响美国学生和学者的事件仍然极其罕见。许多中国学者和学术部门依然渴望支持访问的美国学者。在中国，学术和研究环境的限制因领域和机构而异。仍在华运行的美国学术中心指出，了解当今中国哪些研究是可行的（哪些课题仍可接触、哪些档案是开放的、哪些田野调查是可能的），并游说争取更大的准入权限，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实地与已知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个人和机构关系仍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且比依赖国外的评估更有效。
美国教育驻外机构在中国教育版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许多机构面临缩减或关闭的压力。
许多美国教育机构仍在中国保持存在，形式包括学术中心、代表处、留学中心或联合校区。这些驻外机构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一条宝贵的在华学习途径，同时保持了与母校的联系。其中为数不多的美中联合校区是中国境内独特的“学术岛屿”，体现了卓越教育、创造力和探索自由的美国价值。在赴华学习机会日益减少的时刻，这些设立在中国的中心仍然是国家资产，可以帮助维持美国的中国专业知识。一些中心还提供了在其围墙之外进行研究的平台。但是，赴华美国学生和学者流量的减少正使这些机构的预算捉襟见肘，同时它们还可能面临来自母校和州立法机构对其在华存在的质疑压力。
虽然美国教育机构在中国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但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各自为战。
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大学、留学中心和学术非营利组织指出，它们面临着重大的共同挑战，包括签证不确定性、研究障碍、资金担忧、合规问题和旅行指南，尽管它们通常独立处理这些问题。虽然美中关系在几个关键领域（包括贸易、金融、军事通信和禁毒）存在定期的双边磋商外交渠道，但教育问题尚无对等机制。在缺乏任何协调或双边对话来表达关切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美国学生、学者和教育机构在一种临时且缺乏系统（ad hoc）的环境下运作，这加剧了担忧和不确定性。
报告提出了以下建议：
美国的“中国人才挑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涉及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到州级和大学政策与政治等诸多问题。在制定以下建议时，工作组将范围限制在美国教育其未来中国专家的挑战上，而非解决教育交流中的所有其他问题。我们还专注于那些在当前条件下既重要又可实现的措施。我们本着这一框架提出以下建议：
1) 美国政府应公开承认维持美国对当代中国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并释放支持教育交流的信号。 高级政府官员对赴华学习的支持表态，将使美国学生、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确信，参与和开展在华教育项目符合国家利益。这也将缓解大学对与中国进行教育接触所带来风险的担忧。
2) 应鼓励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为在华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美国人提供便利。 美国利益相关者应鼓励中国官员和各地的教育领导者支持为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友好的环境。中国关于加强间谍活动警惕的呼吁对从事研究的美国人产生了寒蝉效应，并抑制了一些中国机构接待美国人的意愿。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欢迎中国学者并为其提供学术自由；美国学者在华获得对等的准入权限应成为双边关系的支柱。
3) 美国政府机构需要明确，在中国的培训能提供关键技能，且不会使学生失去未来在政府工作的资格。 虽然美国政府不可能从国家安全角度指明赴华学术研究的最佳标准，但我们建议政府部门为学生提供更详尽的安全审查过程指南，以及一些关于可能引发安全担忧的互动类型的信息。这份指南对于确保具备所需专业知识的合格候选人不会被无意中阻挠申请至关重要。
4) 高等教育领导者应与美国政策制定者合作，为赴华旅行的学生和学者制定指南和最佳实践。 需要统筹努力开发行前指南，以确保前往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做好充分准备。行前培训需要包括：在中国使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应用和电子邮件的信息；如何保护电子设备和数据免受盗窃、丢失和侵害；以及在美国受到保障的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严格限制的事实。行前会议还必须涵盖一个现实，即在华美国学生曾被中国情报人员接触过（在少数记录在案的案例中甚至被招募），长期在华人员需要了解中国情报运作的微妙之处。在华学生和学者还应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在华支持系统，以便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提供更新的指导，并作为出现任何担忧时的联络点。
5) 研究安全协议应在减轻风险的同时不阻断联系。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旨在防止安全和诚信违规的联邦和州要求。需要一种涉及大学领导层、合规官员、教职员工和相关政府机构的协作方法，以制定安全协议，在保护美国研究事业的同时，不对与中国的联系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界定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给予比高风险 STEM 领域更大空间的合理性，并据此调整合规机制。大学还应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SECURE 中心（维护美国研究生态系统安全）等倡议合作，使政府干预建立在谨慎监管的基础上，同时不至于不必要地侵蚀美国长期培养中国相关专业知识的能力。
6) 政策制定者和学术领袖应支持现有的在华美国学术中心，承认它们在美中关系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这些在华的美国式教育驻外机构是美国学生和学者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在许多其他途径丧失的情况下。我们建议那些有能力的大学中心扩大其在中国实地接待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角色。许多中心已经作为母校学者的短期或长期基地，其中一些可能愿意接待来自其他机构的学者。
7) 需要定期的双边磋商以及美国在华利益相关者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以解决学术关系中的广泛问题。 美国政府是在华美国教育机构最有效的倡导者，定期的外交磋商将为表达共同关心的深层次学术问题提供急需的渠道。这也将鼓励在华运营的美国大学和教育非营利组织共享信息、协调对共同挑战的反应、制定协作方法，并为提议的双边磋商贡献集体意见。
8) 恢复并扩大由美国资助的中国专项途径，以加强美国在华严肃学生和学者的培养管道。 我们建议恢复由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提供的、用于在华学习的中国专项语言和研究的联邦资助和机会。几十年来，这些项目一直是美国中国专业知识的基础，支持学生和学者在没有专业担忧或对中国政府资助影响的顾虑下进行研究。我们还建议为在华的严肃美国学者设立一个新的美国奖学金项目。该项目将应对当今独特的中国人才挑战，并为美国下一代中国专家创造积极的激励。它还将释放出一个信号，即美国将中国专业知识视为多层面的国家资产；该项目可以部分参考在美中关系正常化前后（1970年代）演变出的前身结构。
延伸阅读：
（世界新闻网，2026年3月24日）
23日，美国非营利组织「中美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专家工作组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陆续退休，加上赴中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大幅下滑，美国在涉华领域正出现人才断层，恐削弱其在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方面的能力，并影响决策层处理美中关系的判断。
《南华早报》24日报导称，曾于拜登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学习普通话并亲身赴中生活，是培养相关专业能力的关键，「这是一项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目前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伯恩斯进一步警告，若无法持续培养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未来恐陷入不利局面。「我担心10年或15年后，美国驻华大使将难以像过去那样，拥有充足且成熟的人才梯队支撑。」
数据显示，目前每年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不足2000人，远低于2019年的约1.1万人。工作组认为，交流萎缩已对相关人才培养造成实质影响。
报告发布之际，正值美国政府近年缩减涉华政策与研究人力。报导指出，自川普政府重新执政以来，多名涉华专家遭裁撤或离开公职，使相关领域人才供给进一步承压。
报告指出，美国理解并管理其「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的能力正面临削弱。研究认为，造成此一趋势的原因来自多重因素，包括双方签证限制、对「间谍活动」疑虑升高、预算削减，以及国家安全审查趋严等。
该研究于2025年9月至2026年1月进行，并获得川普政府时期美国驻华大使馆资助。报告建议，华府应将涉华专业视为战略资产，提升教育交流的重要性，使其与贸易及安全议题并列。
「中美教育基金」工作组成员、同时也是宾州大学「美中关系未来项目」负责人的马瑞欣（Neysun Mahboubi）指出，尽管美方部分对中「对抗性措施」在去年底「贸易休战」前后一度放缓，但针对教育机构的审查不减反增。他并表示，若中美元首峰会得以举行，原可望成为契机，推动一项高层级声明，对一定程度的对华教育交流予以认可。
报告同时指出，美国部分州对涉华交流采取更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公立大学赴华交流或取得相关数据，进一步压缩学术合作空间，也在学生群体中产生「寒蝉效应」。部分学生担忧赴华经历，可能影响未来进入政府部门或取得安全许可的机会。
工作组成员、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员的蓝墨客（Mark Lambert）表示，这些制度性障碍使年轻人认为投入中国研究「成本过高、不值得尝试」。
此外，报告指出，当前国安监管范围过于广泛，甚至将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原本针对高敏感科技领域的限制规范，对整体学术生态造成影响。尽管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确实存在较高技术外泄风险，但相关规范的「下游效应」，已对涉华研究形成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与官方及政策层面的审慎态度形成对比，近期西方社群媒体上出现「极致中国化（Chinamaxxing）」现象，部分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与生活方式展现高度兴趣与向往。纽约时报报导称，相关风潮已从网络玩梗，逐渐转为带有认同与好奇的文化现象。
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其在48小时内重新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否则美国将对伊朗的“各类发电厂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毁灭性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做出了强硬回应。他们警告称，如果美国真的动手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将“彻底、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威胁要在“整个波斯湾”布设水雷。军方声明直言：“在我们被毁的发电厂重建之前，海峡绝不开放”。
就在特朗普的通牒到期前不久，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账号上发文（下图）称，美国与伊朗在过去两天里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基于这些对话的基调，他已指示将针对伊朗发电站等设施的军事打击行动推迟5天，但强调这取决于接下来的讨论能否取得成功。
伊朗官方及媒体对“双方正在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媒体直言特朗普此举是“虚张声势”，并称他是在惧怕伊朗反击的强硬警告下“退缩”了，推迟行动只是在进行心理战并为后续军事计划争取时间。
这一暂缓打击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中东全面爆发能源战的恐慌。受此消息刺激，今天早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快速下跌。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状态已经被国际能源署（IEA）定性为“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在过去短短三周内，这种阻断已经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已上涨约33%。
美国和伊朗究竟是否在进行谈判？
特朗普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尽管伊朗在台面上出于政治正确坚决否认，但国际社会的诸多动态表明，双方其实正在通过第三方国家进行密集的“间接接触”和底线试探。
就在这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进行了密切的电话沟通。土耳其官方也证实，菲丹不仅与伊朗沟通，还在积极与美国官员通话。作为北约成员国且与伊朗接壤，土耳其常年充当美伊之间的“传声筒”。
埃及总统塞西的办公室今天也公开发表声明，确认埃及已经向伊朗传递了致力于“局势降温”的“明确信息”。
双方并没有面对面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这也是伊朗敢于矢口否认的字面底气）。目前的真实状态是：双方正在利用中东的中间人交换信息。特朗普将这种间接的底线摸底包装成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以给自己台阶下并安抚恐慌的金融市场，而伊朗为了维持对内对外的强硬姿态，必须在口头上咬死不认。
即使双方正在通过第三方进行试探或谈判，要在5天内出成果也几乎没有可能。
针对目前极其脆弱的5天“缓冲期”，负责中东战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
如果5天内无果，美军有可能发动新一波的打击，将直接瞄准伊朗的发电厂、电网枢纽以及关键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如哈尔克岛的石油终端）。美军预计将主要使用防区外打击武器，即从舰艇和潜艇上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利用B-2隐身轰炸机投放精确制导炸弹。这旨在瘫痪伊朗的经济和后勤命脉，迫使其放弃对海峡的封锁。
美军的预案必须考虑到伊朗的“同归于尽”式报复。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库。一旦开战，美军的防空系统将全面启动，重点保护沙特阿美（Aramco）的石油设施、海湾国家的淡化水厂，以及驻扎在中东的美军基地，防止危机进一步外溢为全面地区战争。
在这5天的时间里，美军实际上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最后的侦察目标确认、弹药调配以及与盟友的战略协调。
随着2026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第二轮计票工作的尘埃落定，这块曾被视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民意最稳固、最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试金石”，在经过两轮投票的洗礼后，不仅彻底重绘了地方权力版图，更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提前勾勒出14个月后爱丽舍宫大选的残酷轮廓。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关于具体市政规划的琐碎争议，转而俯瞰这场跨越全法三万余个市镇的政治博弈，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已然浮出水面：曾经试图通过“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来缝合社会的马克龙主义，正在基层权力的崩塌中迅速呈现出一种无可逆转的“泡沫化”态势；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极右翼势力在多重掩护下的结构性渗透与极左翼力量在都市边缘地带的激进化接收，这两股力量正如同两道互不相容的洪流，夹击着法兰西政治那日渐干涸且日益空心化的中心地带。
第一部分：马克龙主义的“机构汽化”与贝鲁神话的终结
纵观本次选举最令政坛震撼的信号，莫过于以“复兴党”为核心的总统多数派在地方层面的全面失速。如果说2020年的地方选举失败尚可归咎于彼时新生政党的根基未稳，那么在执政九年后遭遇的这场大溃败，则无疑宣告了马克龙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验在地方治理逻辑中的结构性破产。中间派阵营在本次选举中的表现几乎可以用“汽化”来形容：其控制的市长席位从2020年的约1,700个锐减至今年的不足1,100个，跌幅高达35%，总辖人口更是从曾经的近千万萎缩至不足550万。
最为震撼法兰西政坛的丧钟发生在西南重镇波城（Pau），作为马克龙政治盟友支柱、法兰西中间派教父级人物的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在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意外败选，这不仅是一位政治巨擘的黄昏，更标志着中间派在地方层级失去了最后一位能够平衡各方、镇住局势的“地方诸侯”。贝鲁的失败揭露了马克龙主义在本质上的脆弱性——它是一种高度依赖总统个人政治魅力、精英官僚系统以及全国性宏大叙事支撑的“浮萍政治”。在街道、社区、学校食堂与地方警察等微观治理领域，中间派严重缺乏毛细血管般的动员能力。当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可能为了“阻击极端”而被迫选择中间派，但在决定自己家门口事务的市镇选举中，他们显然更倾向于那些拥有真实阶级底色与基层组织能力的派系。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崩溃过程预示着，在没有了马克龙个人连任预期的加持下，14个月后的总统大选，中间派极有可能重演2017年社会党式的整体坍塌。
这种“汽化”不仅体现为席位的丢失，更体现为政治人才梯队的断裂。当一个政党在基层无法产生足够数量的市长、省议员和基层代表时，其在全国选举中的动员能力便会由于缺乏物理支撑而陷入瘫痪。14个月后，无论是寻求接班的阿塔尔还是菲利普，都将面临一个极度尴尬的现实：他们的竞选公报在广袤的法兰西外省，可能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志愿者去张贴，因为那里的中间派机构早已在一场场地方选举的冲刷下灰飞烟灭。
第二部分：社会党的“制度化韧性”与都市堡垒的深层逻辑
与中间派的迅速泡沫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左翼、特别是以社会党（PS）为核心的建制派力量，在本次选举中展现出了极其深刻的“制度化韧性”。长期以来，由于在全国大选层面的低迷，社会党常被外界误读为已经走向了如同昔日共产党那般的政治边缘化。然而，昨晚的计票结果有力地击碎了这一论调。社会党及其盟友不仅以压倒性优势守住了巴黎、马赛、里尔及蒙彼利埃等一系列核心都市的市长宝座，更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了约8,500个市镇的执政地位。
从人口学角度观察，社会党及其盟友管辖的总人口依然高达2,800万，平均每位市长管辖人口规模约为3,300人，这一数据不仅远高于传统右翼，更令马克龙派望尘莫及。这种对大型都市行政机器的长久掌控，说明社会党绝非一种“汽化”中的政治力量，而是一个拥有深厚行政底蕴与民选官员梯队的“体制内堡垒”。社会党市长们在地方治理中所展现出的专业性，使他们能够在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浪潮中，为温和派中左翼选民提供一个最后的避风港。
这种韧性的核心在于“行政资本”的积累。对于巴黎或马赛的选民而言，选择社会党不仅是选择一种价值观，更是选择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测的城市管理模式。在极左翼（LFI）高喊革命口号时，社会党通过对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运作，保住了其作为“治理型左翼”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 14 个月后总统大选不可或缺的变量：它证明了在极右与极左的夹击下，依然存在一个能够运转庞大行政机器的中左翼核心。因此，在未来总统大选第二轮席位的争夺中，社会党所代表的力量不仅不应被忽视，反而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重塑“共和阵线”，成为阻止极右翼入主爱丽舍宫的压舱石。
第三部分：右翼分裂中的“齐奥蒂变量”与极右翼的蚕食策略
如果说左翼在守城中看到了复苏的微光，那么传统右翼则在本次选举中经历了一场由于“齐奥蒂变量”引发的深度裂变。埃里克·齐奥蒂（Éric Ciotti）在尼斯（Nice）的胜选，并非一次单纯的地方行政更迭，而是一次极具威胁性的政治实验。齐奥蒂通过其领导的“共和右翼联盟”（UDR），成功地在大都市语境下将传统右翼的行政资源与国民联盟（RN）的民粹动员进行了危险的整合。这场在尼斯击败了马克龙派重臣埃斯特罗西的战役，标志着极右翼势力已经找到了某种进入法兰西主流行政体系的“特洛伊木马”。
在全国数据中，虽然由建制派维系的传统共和党（LR）依然保有约14,000个市长席位，但其势力范围正在不可逆转地向广袤的乡村与人口稀少的小城镇收缩，总辖人口约1,750万，平均每位市长管辖人口仅为1,250人。而齐奥蒂派与极右翼联军在本次选举中实际控制的人口已突破600万，其触角正延伸向中型工业城市与大城市边缘。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种扩张，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而非欣赏。极右翼在128个中型城市的突破，反映出的不是民智的提升，而是“去妖魔化”策略对大众心理的深度蚕食。
极右翼市长们正试图通过一种“务实管理”的姿态，为14个月后的大选铺设一条合法的行政阶梯。这种“地方执政化”的演变，极大地降低了选民对于极端势力入主国家权力的心理防线。当一个城市的选民习惯了极右翼市长的存在，他们便很难在全国大选时再被关于“民主危机”的宏大叙事所动员。齐奥蒂在右翼内部的叛离，实际上为这种蚕食提供了某种“建制派”的背书。这种合流如果被推广到 14 个月后的总统竞选，将意味着传统右翼的中产票仓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流失。
第四部分：极左翼的“局部高压”及其扩张的天花板
在左翼阵营内部，不屈法国（LFI）在本次选举中展现出的“局部高压”动员能力同样值得深度解剖。通过对圣但尼（Saint-Denis）等大巴黎地区核心重镇的接收，LFI 确立了其在大城市郊区及多元文化社区的霸权。尽管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仅拥有约45个正式市长席位，但其所管辖的人口密度极高，平均每位市长管辖人口高达2.6万人。
这种基于“身份政治”与“社会愤怒”的动员模式，在特定的社会断裂带上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然而，尽管这种激进的动员模式在局部产生了巨大的声浪，但从全国视角看，极左翼的影响力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孤岛特征”。其在本次选举中展现的爆发力高度依赖于特定阶层与地理区块，而在广袤的法国外省及中产阶层聚集区，LFI 的认可度依然徘徊在极低的水平。这种“有深度无广度”的政治结构，决定了极左翼虽然拥有在总统大选第一轮冲击高位的能量，但由于其难以克服的社会裂痕，其进军第二轮的前景虽可预估，却绝非一种板上钉钉的必然。相比之下，社会党在都市与中产层面的稳定性，反而使其在全国性博弈中拥有更宽广的斡旋空间。对于左翼而言，如何平衡 LFI 的动员力与 PS 的治理感，将是决定明年 5 月能否夺取决赛名额的关键。
第五部分：选民行为的深层异变——两极分化与中间地带的消亡
除了政党权力的更迭，本次选举中展现出的选民行为也为 14 个月后的大选埋下了伏笔。约 2450 万张有效选票的流向显示，法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价值共识”向“身份对垒”的转变。传统中产阶级选民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出于对治安与移民议题的恐惧，正被齐奥蒂式的“极右合流”所吸引；另一部分则出于对生活品质与公共服务的依赖，退守到了社会党的堡垒中。
在这种背景下，曾经由马克龙构建的那个“既非左派也非右派”的共识空间已然消失殆尽。选民不再相信可以通过一种中立的、技术官僚式的管理来解决法兰西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这种“中间地带的汽化”，直接导致了政治博弈的原始化。14个月后的大选，将不会是一场关于社会福利细节的温和讨论，而将是一场关于国家认同、关于法兰西在 21 世纪究竟何去何从的“全面战争”。选民们在本次地方选举中表现出的这种两极化情绪，预示着任何试图通过温和修补来维持现状的候选人，都将在第一轮就被汹涌的民意所抛弃。
第六部分：14个月后的大选预测——三极化对峙下的残酷未来
基于对本次市镇选举中各党派所辖城市人口、市长席位损益以及地缘分布的深度解析，我们可以对14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得出以下三点关键的预判：
其一，极右翼作为决赛入场者的定型化。 2026年的结果证明，极右翼（RN）及其在右翼内部的代理人（齐奥蒂派），已经通过地方执政完成了从“抗议者”到“管理者”的身份转换。由于共和党阵线的系统性拆解，极右翼进入大选第二轮的门票已处于几乎确定的状态。他们在本次选举中所表现出的组织严密性，是目前法国政坛任何其他派系都难以企及的。
其二，中间派泡沫化的不可逆过程。 随着贝鲁等人的落马，马克龙主义在地方基层的生命力已近枯竭。中间派在 2027 年极大概率会重演 2017 年社会党的悲剧，由于缺乏基层动员机器的支撑，其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便可能面临由于票源分流而导致的过早出局。这种“汽化”后的真空，正在被左右两端的激进力量迅速填补。
其三，第二席位的“多方博弈”待定区。 决赛圈的第二个席位，将成为本届选举中展现出“都市韧性”的社会党、展现出“基层余晖”的传统共和党以及展现出“窄带爆发力”的极左翼之间的殊死搏斗。应当看到，社会党在本次选举中守住的大城市版图，为其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候选人孵化器；而传统右翼虽然在人口覆盖上处于劣势，但其拥有的1.4万个市长资源依然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动员基础。对于极左派而言，尽管他们在本次选举中涨势惊人，但其进军决赛圈的能力，仍受制于其阶层动员的狭窄性，这使得这一席位的归属充满了变数。
总而言之，2026年的法兰西地图，预示着一个没有缓冲地带的、最原始的党派肉搏战时代的到来。中间地带的消失，迫使选民回归到各自的阶级堡垒与文化阵营中。对于14个月后的爱丽舍宫之争，我们唯一可以笃定的是，极右翼必然占据一席，而另一个席位的归属，则悬挂在温和建制派的坚韧性与激进派的冲击力之间。在那层层叠叠的 2450 万张选票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市长的选择，更是法兰西在两极分化的断裂带上，对未来命运的一次沉重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集体探路。
美以联军针对伊朗军事设施的狂轰滥炸已经进行了三个星期，伊朗的军事力量究竟被摧毁到什么程度了？美以联军是否已“完成任务”，可以“鸣金收兵”了？
截至2026年3月下旬，经过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以及自2026年2月28日爆发的全面战争，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了上万次空袭。根据目前的战况评估，伊朗的军事力量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创与系统性破坏，但其部分深植于地下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仍在运作。
具体摧毁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维度进行客观评估：
伊朗的军政高层和指挥链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最高统帅与核心将领阵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国防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以及情报部长等核心人物均在空袭中丧生。
中层指挥网断裂：多处战区指挥中心被毁。例如，在针对德黑兰“巴斯基”（Basij）民兵总部及临时指挥所的夜间精确打击中，据报有约300名指挥官和野战军官阵亡。
伊朗的防空体系已被大面积撕裂，基本失去了对本土关键空域的保护能力：
防空系统瘫痪：据以色列国防军（IDF）和美军评估，联军已摧毁了伊朗约 85% 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和雷达设施。
制空权易手：美以联军已在伊朗西部及首都德黑兰上空确立了局部制空权，能够对地下设施和内陆腹地目标进行持续、无阻碍的轰炸。
这是伊朗目前最具韧性的军种，虽然遭到重点削弱，但并未被彻底拔除：
发射平台受损：联军摧毁了超过 190部 弹道导弹发射器，并重创了沙赫鲁德（Shahroud）等多个导弹和无人机生产与储存基地。
残存战力：由于许多生产线深藏于加固的地下设施中，军事观察指出，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能力仍保持在战前的 60%至70%。伊朗目前依然能够维持对周边美军基地及以色列本土的弹道导弹打击。
伊朗的常规水面舰队损失惨重，但非对称海战能力依然存在：
舰艇损失：超过 120艘 海军舰艇被击沉。打击范围甚至延伸至北部里海的安扎利港，具备防空能力的“代拉曼”号（IRIS Deylaman）护卫舰等目标严重受损。
指挥所被毁：位于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总部被直接摧毁。
封锁现状：尽管缺乏大型水面舰艇，伊朗仍通过布设水雷、反舰导弹和无人艇群，实质性地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了西方及盟国的大部分商业航运。
维稳力量：约 40% 的空袭直接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和民兵的基地及检查站，意图从根本上摧毁其内部安全和镇压抗议的网络。
核设施：纳坦兹（Natanz）、福尔多（Fordow）和伊斯法罕（Isfahan）等核心核设施遭到美军重型钻地弹的反复打击。地表建筑被大面积摧毁，地下离心机大厅受损，核武器研发计划被大幅推迟。
整体战损概览：截至目前，伊朗军队已有超 6,000名 军人阵亡，超 15,000人 受伤。其常规国防体系和最高指挥层已基本瘫痪，但其深埋地下的武库和非对称作战意志尚未瓦解，战争已演变为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
针对伊朗的核能力，美以联军的打击目标非常明确，即试图将其“彻底拔除”。经过2025年6月的“午夜之锤”行动以及2026年2月底至今的全面战争，伊朗的核计划遭到了物理层面的毁灭性破坏，但核心威慑（高浓缩铀库存与技术储备）仍未被完全抹除。
根据截至2026年3月下旬（包括今天刚刚发生的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最新空袭）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评估和多方情报，伊朗核能力的受损与残存情况如下：
纳坦兹（Natanz）、福尔多（Fordow）和伊斯法罕（Isfahan）：这三大核心核设施是美以轰炸的重中之重。美军动用了B-2隐形轰炸机投掷重达3万磅的 GBU-57A/B 巨型钻地弹（MOP）。
受损程度：地表建筑群、离心机工厂以及部分浅层地下设施被彻底摧毁。IAEA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Rafael Grossi）证实，伊朗核设施在物理上遭遇了“极大规模的降级”（enormous degradation）。
尽管工厂被炸，但美国和以色列未能摧毁伊朗最核心的核燃料储备。
深埋地下的库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高级将领承认，伊斯法罕等地的部分地下储存库埋藏极深，甚至连美军最大的常规钻地弹都无法将其击穿。
60%丰度铀：在开战前，伊朗已经囤积了约 400至440公斤 丰度达60%的高浓缩铀（距离90%的武器级仅一步之遥）。目前这批足以制造数枚核弹的材料依然完好，被储存在防爆钢瓶中，但其确切的深地隐蔽位置对外界依然是未知数。
物理突破被阻断：在2025年开战前，情报显示伊朗制造单枚核弹所需武器级铀的“突破时间”（Breakout time）已缩短至不到两周，且在2024年底曾秘密探索过结构简单的枪式裂变核武器。连番轰炸后，由于离心机和基础设施被毁，这一物理提纯进程被迫中断，核计划目前处于“停滞”状态。
“核怨恨”与生存动机：战略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物理设施被毁，但伊朗的核物理学家团队和技术知识依然存在。更危险的是，随着常规军事力量被重创和最高统帅部被“斩首”，伊朗已经从一个将核计划作为解除制裁“筹码”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核怨恨”的国家——残存的强硬派极有可能将拥核视为国家和政权生存的唯一且必须的手段。
随着空袭的持续，IAEA已启动应急中心。虽然在今天（3月21日）早晨对纳坦兹的最新空袭中，暂未检测到明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但IAEA明确警告，对这些设施的持续轰炸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核泄漏灾难，其疏散范围可能将超过一个大型城市。
美国和以色列成功砸烂了伊朗制造新核弹的“工厂”，但没能销毁伊朗已经造好的“原料”，也无法抹除其大脑中的“图纸”。
在2025年6月美以联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前，IAEA的核查和监测报告明确计算出，伊朗已经囤积了超过400公斤（部分详细报告精确到约440公斤）丰度达60%的高浓缩铀。这些高浓缩铀主要以六氟化铀（UF6）气体的形式，被储存在特制的重型耐压钢瓶中。这种储存方式不仅具有极高的放射性和化学毒性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普通的常规轰炸极难将钢瓶内的核物质彻底“销毁”，最多只能将其掩埋。
目前各方（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IAEA）普遍评估，这批核心核物质依然完好。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近期也曾证实，这些材料目前被埋在福尔多（Fordow）或伊斯法罕（Isfahan）等被炸毁核设施的“深层废墟之下”，目前没有立即将其取回的计划。
自2025年6月的空袭以来，IAEA的核查人员已经超过八个月无法进入这些地下设施。IAEA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多次警告，这400多公斤高浓缩铀的确切位置、钢瓶的完好程度以及是否被秘密转移，目前对国际社会而言完全是一个“盲区”。
这批高浓缩铀在物理上绝对存在。即便伊朗的离心机工厂已被炸成废墟，但这批现成的“原料”依然是悬在国际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因其潜在威胁巨大，近期甚至有消息传出，美国军方正在评估派遣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等精锐特种部队，深入废墟执行极其复杂且高风险的核物质夺取任务，以求一劳永逸地解除这一隐患。
尽管遭受了毁灭性的常规军事打击，伊朗政权并未如预期般崩溃，并在新领导层的组织下稳住了阵脚。伊朗依托其经营多年的地下导弹库、无人机网络以及地区代理人武装，展现出了极强的战争韧性。截至目前，伊朗已经对美以目标发起了数十波反击，表明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和报复能力尚未被彻底摧毁。
虽然美军在战场数据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美以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面临以下现实阻碍：
停火条件分歧巨大： 双方的诉求南辕北辙。伊朗方面提出的停火条件非常强硬，包括要求获得损失赔偿以及美军完全撤出波斯湾。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则宣称对伊战事正进入“决定性阶段”，并且“没有时间限制”，旨在彻底动摇伊朗政权的根基。
咽喉要道的封锁： 伊朗通过实质上切断或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成功地将区域冲突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和能源危机。这种非传统层面的反制手段，使得美国很难在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之前轻易抽身。
战局的复杂化与消耗： 战争的持续时间已经超出了初期“速战速决”的预期。高昂的精确制导弹药消耗和激增的军费成本（开战首周即超百亿美元），使得这场冲突演变成了一场牵扯多方精力的消耗战。
美军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伊朗的“正规军”作战能力和核潜力，但未能彻底瓦解其抵抗意志和破坏区域安全的能力。双方近期内达成实质性政治或停火协议几无可能，战火难以完全平息。
3月20日，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在线举办了题为“美伊战争与特朗普访华”的专题研讨会。多位中美学者围绕美伊冲突对美国全球战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特朗普推迟访华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中美双方诉求与国际局势交织下的结果；与此同时，战争的爆发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中美对话的议题结构。
研讨会由中心主任王建伟主持。他在开场提出三大核心问题：美伊战争与特朗普访华之间的内在联系何在？特朗普推迟访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一决定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围绕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展开深入讨论。
推迟访华：多重考量下的“共同选择”
关于特朗普推迟访华的原因，多位学者指出，其官方理由虽为“需坐镇国内应对战争”，但更深层原因在于政治与外交层面的复杂权衡。
复旦大学教授黄仁伟指出，中方原本即不认可3月底这一访华时间安排。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引发国际法争议的背景下，若此时接待美方领导人，将使中方陷入“公开谴责”或“保持沉默”的道义两难境地。特朗普随后宣布推迟访问，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体面的调整空间。
从美方角度看，政治风险同样显著。有与会学者援引华盛顿政策圈的观点称，在“战时总统”身份下访问竞争对手国家，一旦同期出现美军伤亡，将对国内政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美国国内油价上涨、反战情绪升温以及中期选举临近，也使得白宫更倾向于调整行程安排。同济大学教授夏立平也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政治周期压力下，必须在选举前控制战争节奏，这进一步压缩了其短期内出访的空间。
在经贸层面，原本被视为重要议题的能源合作亦受到冲击。有分析指出，特朗普访华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推动对华能源出口，但战争导致美国能源供给不确定性上升，使该议题在谈判中变得复杂甚至尴尬。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认为，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不仅需要盟友，还点名了中国。从这一角度看，这确实反映出特朗普把中国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比盟友的地位还高，认为美中是并驾齐驱的“对手”。当下，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面对如物价上涨、反战声浪走高等严重的国内问题，更迫切需要改善与中国关系，在经贸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对美国中期选举将造成积极影响。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太一表示，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决策始终以内政优先。而特朗普请求推迟访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战时总统前往竞争对手国家访问本身就存在政治风险——一旦同期出现美军伤亡，将对其国内政治产生负面影响。
孙太一还强调，在谈判议题层面也存在现实掣肘：“因为特朗普到中国来，他有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卖能源给中国。但随着对伊战争升级，美国能源供给出现不确定性，这一议题反而变得复杂。”
战略联动：中东与印太并非孤立
围绕美伊冲突与对华战略之间的关系，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在中东与印太的战略布局具有高度联动性。
朱志群指出，美国在两大战略区域之间频繁调动军事资源，例如在印太局势紧张时从中东调动力量支援，而中东局势升级后又从东亚抽调部署。这意味着，美国在对伊朗采取行动时，不可能完全忽视中国因素。
他进一步分析称，美方在攻打伊朗前，必然对中、俄的反应进行过评估，而其最终仍决定动武，说明美国认为自身能够承受来自中俄的外交甚至军事压力。
深圳卫视评论员庚新则从政治判断角度补充称，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中美关系持相对乐观预期，认为双方关系总体可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在中东采取行动的信心。他还指出，美方对盟友对华表态趋于温和的判断，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预期。
议题变化：双边问题或让位全球议题
多位与会专家强调，美伊战争的持续将显著改变未来中美互动的议题重点。
黄仁伟指出，如果访问按原计划在3月底进行，核心议题将集中在贸易、台湾等双边问题上；但随着战争爆发，战后世界经济、能源安全、美元体系以及中东格局等问题，可能上升为双方讨论的核心议题，原本的双边议题比重将明显下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指出，战争持续将彻底改变中美谈判议程：若访华后续成行，战后世界经济、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将取代传统双边议题成为核心，中美博弈的筹码也将随战争结果动态调整。
另有观点认为，战争进程本身也将影响谈判筹码的变化。如果冲突长期化，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将加剧，而中国由于能源结构多元及新能源发展较快，所受冲击可能相对有限。
前景不确定：风险与机遇并存
对于2026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一方面，若元首会晤持续推迟，可能影响双边关系的稳定机制。有观点指出，中美元首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为双边关系提供“护栏”，其缺位可能使部分敏感议题提前发酵，包括对台军售及科技领域限制措施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则金灿荣认为，2026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2025年那种直愣愣的正面冲撞，而是变得更加巧妙、更具组合性，因其正面博弈难以战胜中国，故而转向侧面包围。归纳来看，特朗普政府2026年的对华政策核心是“稳中国、拉俄罗斯、整欧洲”，同时对华抢资源、控航路、建排华供应链、限中间市场。因此，中美关系形势依然严峻，后续博弈仍将持续。
另一方面，仍有学者对高层互动持积极态度。朱志群指出，任何时候美国总统愿意到中国来访问，都是一个积极信号。在国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领导人会晤有助于防止战略误判，并释放双方维持沟通的政治意愿。
总体来看，与会专家认为，美伊战争不仅改变了特朗普访华的时间安排，也可能重塑中美关系的议题结构。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美高层互动的潜在价值仍值得高度关注。
（本文综合中评社、直新闻相关报道整理）
3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举行高峰会谈。此次访问，恰逢美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世界面临严重能源危机，高度依赖中东油气的日本首当其冲，能源供应链问题自然成为最重要议题之一。
日本约99%的原油需要进口，极其依赖中东地区，近90%的原油来自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液化石油气LNG方面，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中国），目前每年的进口量在6600万吨以上。澳大利亚是绝对的主力供应商（占比约40%），其次是马来西亚（约15%）和卡塔尔。
日本正开始系统性地增加从美国进口原油和液化石油气（LPG），作为换取美国关税减免而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的第二批项目，日美双方敲定了总额约73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项目：双方同意共同推动美国能源企业增产。高市并计划在日本国内建立美国原油的联合战略储备，实现能源采购渠道的多样化，以此对冲中东可能出现的断供风险。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严重依赖。
面对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日本汽车及制造业加征25%关税的巨大压力，今后日本大手笔买入美国能源是日本用来缩减日美贸易顺差、进行利益输送的最有效筹码。
在当前复杂的亚太地缘政治环境下，将能源供应链与美国进行物理层面的深度绑定，有助于巩固日美同盟。这确保了在极端军事冲突或海上航道（如南海、台海及马六甲海峡）受阻的情况下，日本仍能依托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护航，从东线获得相对安全的能源托底。
高市早苗此次访美明确且深入地触及了台湾问题。
鉴于高市早苗本人一贯的对华强硬立场，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考量，台海局势不仅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更是日美两国在防务与经济安全层面进行深度绑定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在此次会晤中，双方就台湾问题达成的共识和讨论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双方毫无意外地再次写入了“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标准化表述。尽管这是日美高层会晤的惯例用语，但在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的首次访美中重申，意在向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传递日美同盟在台海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的信号。
特朗普政府的一贯作风是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在台海潜在冲突的推演上，美方明确要求日本在“前沿威慑”中发挥更大作用。
高市早苗承诺将进一步强化日本西南诸岛（如冲绳、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的防卫力量，最近更近一步在那国岛上部署射程为1000公里的中程导弹（上海在射程内），这实际上是在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构筑第一道防线。
双方探讨了在极端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如何为美军提供更深度的后勤支持，以及扩大美日台三方在周边海空域的非正式情报共享机制。
台湾问题在日美高层眼中的另一大核心是台积电（TSMC）及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双方一致认为，绝不能让尖端半导体制造能力在冲突中受损或被垄断。作为应对措施，两国同意加快美日各自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复兴与补贴落地，并鼓励台积电等企业在美日两国扩大产能（例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和日本熊本县的工厂），以对冲台海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断链危机。
针对大陆在台海及钓鱼岛周边日益频繁的常态化巡航和演训，双方讨论了如何协同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挑衅。美方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而日本则表示将通过增加海上保安厅预算和强化美日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练来予以回应。
在此次会晤中，高市早苗试图利用台湾问题将美国更紧密地拉入印太安全框架，为其扩充军备和推动修宪寻找外部背书；而特朗普则利用日本对台海局势的焦虑，成功迫使日本在防务开支、联合武器研发以及巨额对美投资上做出了大幅让步。
鉴于中日关系紧张，高市访美的焦虑之一是想摸清特朗普的态度。
特朗普非常清楚，高市早苗政府在东海争端、台海局势以及区域安全上对中国有着极深的焦虑。特朗普的态度是：美国可以提供安全背书，但日本必须为此买单。
他并不介意中日保持适度的紧张关系，因为这正是迫使日本向美国输送巨额利益的最佳催化剂。近期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包括购买美国能源和投资基础设施），本质上就是日本为了换取特朗普在防务和关税上的“手下留情”而缴纳的“安全保费”。
在美中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特朗普绝不允许日本在中美之间首鼠两端。他的态度非常强硬：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如稀土）等核心科技和供应链领域，日本必须与美国彻底绑定，并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
特朗普政府将中日之间任何试图在核心技术领域相互靠近的举动视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因此大力推动日美建立“排除特定国家的安全供应链”。
特朗普一贯主张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卫责任。面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特朗普乐见中日之间存在一定的安全博弈，因为这为日本扩充军备提供了借口。他支持甚至鼓励高市早苗这种鹰派领导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提高防卫费并采购大量美国先进武器（如战斧巡航导弹、F-35战机等）。
特朗普的逻辑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承担更多对抗中国的实质性任务和成本，从而减轻美军的战略压力和军费开支。
尽管特朗普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但他同样防范中日两国在经济或外交上出现背离美国意愿的“自主性和解”。任何中日之间旨在绕开美国主导的经贸规则（例如推进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多边贸易协定），或是试图在东北亚建立独立安全机制的尝试，都会遭到特朗普政府的强烈施压和破坏。他需要日本在外交阵营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华盛顿一边。
特朗普看待中日关系的视角是高度交易性的。他并不关心两国历史纠葛或双边感情，而是将中日摩擦视为钳制中国发展、同时榨取日本经济与防务价值的完美战略工具。
图片来源：白宫网站
当地时间周四，华盛顿椭圆形办公室上演了一场极具“特朗普色彩”的外交大戏。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其任内首次访美之旅，试图通过安倍式奉承外交稳固美日同盟。纵观美国媒体对访问的报道，最多、最显眼的却是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高市早苗时对珍珠港事件的表述，这令日本客人很是尴尬。
“谁比日本更懂出其不意？”
据现场媒体披露，这场原本旨在展示美日同盟“坚如磐石”的会晤，在谈及美军近期对伊朗发动袭击的通报机制时变了味。
面对“为何未向日方等盟友提前通报”的提问，特朗普以他特有的风格回答了该问题。他先是强调军事行动必须保持绝对隐蔽，随后话锋一转，直指坐在一旁的高市早苗：“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就是要出其不意。谁比日本更懂‘出其不意’呢，对吧？”
特朗普显然并不打算点到为止，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反问道：“珍珠港事件，你们当时怎么没提前告诉我？对吧？”
此言一出，尽管部分随行官员和记者发出了尴尬的笑声，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表现却极度僵硬。据现场观察，高市当时双眼瞪大，深吸一口气，双臂紧紧交叉放在腿上，全程沉默以对。
记者：“在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你为什么没有告知日本等欧洲和亚洲的美国盟友？”
特朗普：“对某件特别的事情，你总想保守秘密的。当我们行动时，我们攻势极猛，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要的就是出其不意。谁能比日本更懂‘出其不意’呢？（当年）珍珠港事件，你们怎么没提前告诉我？对吧？”
记者：“你是否打算向该地区部署美军，或者增派更多部队？”
特朗普：“不，我没打算往任何地方派兵。如果我真要派，也肯定不会告诉你。我也不想搞这次军事行动，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想扑灭那场火（指伊朗威胁），当时我说，如果我这么做，油价会上涨，经济会稍微下滑。我原以为情况会糟糕得多。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坏，而且很快就要结束了。”
记者：“如果战争快结束了，为什么五角大楼还要向国会申请额外的2,000亿美元经费？”
特朗普：“噢，我们申请这笔钱的原因有很多，超出了我们正在谈论的伊朗问题。这个世界动荡不安。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的状态非常好，但我们希望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为了确保我们能维持在巅峰状态（Tippy top），这点代价是很小的。”
长期以来，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维持着一种默契。自1945年麦克阿瑟主导盟军占领日本并强加《和平宪法》以来，美国对日本的改造经历了从“惩戒”到“扶持”的剧烈转向。随着冷战爆发，为了将日本打造成在亚洲围堵共产主义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历届政府开始刻意淡化珍珠港事件中的日本罪责，将其重塑为一场“共同的历史悲剧”。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珍珠港“和解合影”，用白色百合花和关于“英灵”的演说，努力将偷袭包装成跨越仇恨的典范。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米雷娅·索利斯（Mireya Solís）对纽约时报表示，特朗普的历任前任都会避免在日本领导人面前大谈珍珠港事件，因为“美日两国之间已经走过了一段极其深刻的和解历程”。特朗普的此番言论“不同寻常——令人震惊，”她说。“此次访问的核心目的是强调两国的共同愿景——联结美日两国的牢固纽带，”她说。“而不是那些制造分裂的过往，以及战争年代的尖锐对立与冲突。”
高市希望聚焦印太地区贸易与安全
高市于去年10月在东京与特朗普进行了首次会晤。她也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和台湾的长期支持者。在华盛顿期间，高市表示，她与特朗普讨论了深化美日在地区安全、关键矿产、能源以及应对中国方面的合作。分析普遍认为，她希望双方谈的最大议题是中国。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因为高市早苗“台湾有事时，日本可以出兵”的言论而严重恶化，高市早苗最想获得的就是美国的支持。但美联社一篇文章说，中国议题会被海湾战争所覆盖，“伊朗战争的全球影响让高市在面对特朗普时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因为她正寻求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中国著名的媒体人胡锡进写道，“想让特朗普公开表达在中日冲突中支持日本，又害怕特朗普当面要求日本向波斯湾出兵，自己不敢当面拒绝……带着这么多战战兢兢的希望和想要回避的算计，高市早苗可不是会觉得访问‘极其艰难’吗？”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高市早苗和特朗普的会晤上，前者故意把话头引向中国。特朗普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向高市早苗询问了最新情况，他说他知道中日关系“很紧张”。顺着这个话头，高市早苗借机诉苦撒娇，称“日本一直对与中国对话持开放态度。我们一直以冷静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关系。”好像自己真被中国欺负了一样。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将在北京举行会晤时“赞扬日本”。
北京时间周五（3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日本共同社记者询问在日美领导人会谈中，双方确认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剑回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应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分裂。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仅从媒体报道来看，高市访美可能并未获得她事先希望获得的在处理与中国的事务时能够得到美国的“撑腰”。不仅如此，在高市访问前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专门点名高市去年关于“台湾有事”的表态，在日本体制内具有法律意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依据，进而为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
报告还判断，中方已作出反制，若局势升级，可能进一步采取经济措施。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写道，这个细节很关键。从时间点看，报告在高市访美前一天发布，这不可能是巧合，也不可能是当天火速写出来的。所以，报告是美国特意选择了最有政治效果的时间点释放。从内容看，美国不是简单复述日本表态，而是把它放进了安全框架里加以标注。这相当于告诉各方：日本的这一步，已经不是口头表达，而是可能改变地区安全结构的变量。这篇文章认为，在高市启程前，美日之间已经围绕台湾问题出现了不小的分歧。
伊朗泥潭的影响
高市早苗此次访问最重要的背景是突发的伊朗危机。特朗普本周多次在镜头前和网上抱怨，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去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油气运输水道的安全。虽然他后来宣称不需要帮助，但其他言论表明他仍期待盟友出力。
据纽约时报报告，拜登政府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现任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主席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为了维护日本的利益，高市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暗示日本是美国中东计划的一部分。“她希望表现得像是一个合作伙伴，因为她意识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让总统更多地听取日本对台湾或其他问题的关切，”坎贝尔说。
亚洲集团合伙人、防务与国家安全事务主席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Johnstone）表示，日本可以协助扫雷，且作为反海盗任务的一部分，日本在该地区已保持了至少十年的“少量海军存在”。但要加入美国的任务，高市需要清除“极高的政治门槛，以援引集体自卫权”，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
战略考量：以经济贡献换取安全承诺
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访问美国，旨在通过深度利益绑定换取长期的能源安全承诺。访问期间，日美双方在落实此前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框架下，重点推进了能源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总投资规模高达730亿美元。
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后，白宫证实日美正式签署了一项价值40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协议。根据协议，美国GE Vernova公司将与日本日立公司（Hitachi Ltd.）展开深度技术合作，在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建造先进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该项目不仅是日美能源技术整合的里程碑，更旨在通过扩大发电量来稳定美国国内电价，强化其能源基础设施。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能源焦虑，高市早苗提出了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联合项目：由日本采购并在其国内囤积美国原油。 目前，日本超过90%的石油供应依赖中东，近期频发的供应中断彻底暴露了这一结构的脆弱性。若该计划付诸实施，美国原油将进入日本的储备库，成为继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之后的又一稳定供应源，极大程度实现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采购来源的多元化。
路透社指出，日美已就扩大美国本土能源生产达成广泛共识。为了证明其作为“能源盟友”的诚意，日本在近期由国际能源署（IEA）协调的联合释放战略储备行动中表现积极，贡献了8000万桶原油，释放规模仅次于美国。
在对华政策上，此次访美最显著的成果是双方发布了一份关于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的“行动计划”。虽然声明中未直接指名中国，但明确提到需要纠正“非市场政策带来的扭曲”以及应对“经济胁迫”。
该行动计划的核心在于，日美将讨论建立针对特定关键矿产的“跨境价格下限机制”。这一前瞻性政策旨在防止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影响本国企业的开采意愿，从而确保在不依赖中国出口的情况下，维持本土供应链的韧性。双方还同意在采矿标准、地质测绘以及关键矿产的协调储备方面共享信息，共同对抗潜在的供应中断风险。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 2026年3月18日 发布了《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该报告进行了汇报。
该报告涵盖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全球性风险。以下是报告的核心要点：
无2027年攻台计划： 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没有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入侵的计划，也没有设定实现统一的具体时间表。
倾向非武力统一但持续备战： 报告指出，北京倾向于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通过非军事手段为最终统一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并制定作战计划，以确保在接到指示时有能力通过武力实现统一，并具备阻吓或击退美国军事干预的能力。
五国威胁： 报告明确指出，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巴基斯坦正在研发一系列新型、先进或传统的导弹运载系统（可携带核弹头和常规弹头），这些武器的射程已能够覆盖美国本土。
数量激增与突防能力： 情报界预计，到2035年，对美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的导弹数量将从目前的3000多枚大幅增至16000多枚。中俄两国正致力于开发旨在穿透或绕过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先进运载工具。
持续的网络渗透： 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非国家性质的勒索软件组织，将继续试图入侵美国政府及私营部门的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其主要目的是收集情报、为未来的破坏行动做准备，以及谋求经济利益。
主要网络威胁源： 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在网络空间中最持久、最活跃的威胁来源，而朝鲜的网络项目则被评估为高度复杂且灵活。
伊朗及其代理人： 报告指出，虽然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在去年的打击中已被“摧毁”（加巴德在听证会上予以确认），但伊朗仍保持着重建和扩充核计划的意图。此外，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如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虽已被“严重削弱”，但依然具备在中东地区发动不对称攻击的能力。
恐怖组织重组： 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南亚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以及叙利亚的ISIS，是当前最有可能策划外部袭击的恐怖组织。叙利亚的ISIS正试图通过招募逃脱的在押人员来重建力量。
报告警告称，以哥伦比亚为基地的跨国犯罪组织（TCO）以及当地的非法武装团体，正在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制造并贩运大量可卡因，并出现了试图将毒品市场扩展至亚太地区的迹象。
在《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中美关系及中国带来的全面挑战占据了最大篇幅，也是情报界评估的核心基调。报告将中国明确界定为美国“最主要、最持久的综合性战略竞争对手”（most consequential and persistent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mpetitor）。
情报界对中美关系及中国战略意图的具体评估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替代性全球愿景： 报告指出，中国正致力于重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积极推广其替代性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安全倡议。北京试图在多边机构中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推动国际准则向有利于其威权体制和国家利益的方向倾斜。
拉拢“全球南方”： 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援助和疫苗外交等手段，加速扩大其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试图建立一个不受西方制裁和价值观约束的经济与地缘政治集团。
战略背书与经济输血： 报告强调，中俄之间的“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进一步深化。尽管中国表面上试图在俄乌战争中保持所谓的中立，但实际上为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外交掩护、大规模的能源购买以及大量军民两用技术（如无人机零部件、微电子产品），极大地支撑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联合军事威慑： 情报界特别关注中俄两军之间日益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在亚太地区和北极的联合海空巡航），认为这构成了对美国及其盟友日益严重的多极化军事威慑。
反制美国的科技与贸易封锁： 报告指出，面对美国持续的出口管制和高额关税政策，中国正加速推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给自足”。
关键矿产的强制力： 情报界警告，中国在稀土元素及其他关键矿产（如锂、钴、石墨）的加工链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北京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些供应链瓶颈“武器化”，以此作为反击美国贸易战和科技脱钩的筹码，这将对美国的国防工业和绿色能源转型构成直接威胁。
超越“第一岛链”的投射能力： 报告评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具备在西太平洋地区击败美国干预的能力，并将力量投射扩展至全球范围。其海军和火箭军的规模扩张尤为显著。
核力量的结构性改变： 情报界预计，中国的核弹头储备和运载系统（包括陆基发射井、战略核潜艇和隐形轰炸机）正在快速增加。北京正在建立一个具备更高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这使得中美之间在危机管控和战略稳定方面的对话变得更加复杂和紧迫。
利用美国国内分歧： 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扩大其全球隐蔽影响力行动（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情报界发现，中国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虚假账户和深度伪造内容，其目的不仅是宣传中国模式，更在于放大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歧。
干预民主进程的风险： 评估警告称，中国可能会更有针对性地试图干预美国的地方和联邦选举，特别是针对那些被北京视为在涉台、涉华核心利益上采取敌对立场的政治人物。
总体而言，2026年的报告表明，美国情报界认为中美之间正在经历一场“长期的、全政府的、全领域的结构性竞争”，且双方在短期内达成重大战略妥协的可能性极低。
关于《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针对台湾问题的具体评估，情报界给出了以下几个核心结论：
目前无2027年武统计划或时间表： 报告明确指出，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大陆领导层目前没有在2027年执行武力攻台的计划，也没有为实现统一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首选“非武力”途径： 情报界认为，北京方面非常倾向于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实现统一。报告写道：“北京可能将继续寻求为最终的统一创造条件，而非诉诸冲突。”
认识到武力攻台的极高风险： 报告指出，中国官员认识到，跨海峡的登陆作战将是“极其困难的”，并且“面临极高的失败风险”，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下。
经济与科技反噬的担忧： 评估强调，即使美国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武力攻台也会给中国大陆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技术供应链中断”和“市场投资动荡”等经济层面的巨大代价。
持续的军事威慑与备战： 尽管首选和平手段，但报告也指出，中国正在持续推进其军事现代化建设。其目的是在不得已使用武力时，能够有能力迫使台湾统一，并在可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时“获得优势”。
2026年的报告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情报界认为台海爆发迫在眉睫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低，北京更倾向于通过施压、威慑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目标，但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军事准备。
伊朗是受到最多关注的核心焦点之一。以下是报告及情报界高层（如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和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对伊朗威胁的具体评估要点：
浓缩铀能力被“摧毁”： 听证会上明确指出，经过2025年夏天的空袭，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已被“彻底摧毁”（obliterated），目前未能恢复到60%的浓缩铀水平。
长期意图未变： 尽管核设施受损严重，但情报界评估认为，伊朗仍保留了核材料库存，并且“维持着重建并继续发展其核浓缩能力的意图”。
设施受损与重新评估： 报告指出，“史诗狂怒行动”对伊朗的导弹生产设施、武器库存和发射能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虽然伊朗此前展示的太空发射技术理论上可用于在2035年前开发洲际弹道导弹（ICBM），但情报界正在根据空袭后的实际破坏程度对这一时间表进行重新评估。
寻求外部援助： 中情局指出，面临严峻局势，伊朗正在积极向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请求情报协助”。
能力降级但威胁仍在： 报告评估称，伊朗及其结盟的武装力量（包括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被“严重削弱”。
不对称打击： 尽管遭受重挫，这些组织在中东地区仍具备对美国利益及其盟友发动“不对称攻击”的能力，伊朗也依然致力于在美国本土及海外发展代理人网络。
政权依然稳固： 尽管美国和以色列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并有推动“政权更迭”的意图（包括导致伊朗高层发生重大变故），但一份机密情报评估坦承，即便遭遇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当前的政权结构也“不太可能迅速崩溃”或被轻易推翻。
内部压力： 报告指出，伊朗的战略地位正面临“极端挑战”，需要应对可能危及政权生存的冲突以及持续的国内动荡风险。但目前，伊朗安全机构（如伊斯兰革命卫队）仍保留着镇压内部威胁并维持统治的能力。
持续的网络渗透： 在传统军事能力受损的情况下，网络攻击成为伊朗重要的反击手段。报告将伊朗列为主要的网络威胁源之一，指出其日益增长的专业技术和激进的网络行动意愿，将持续对美国及盟友的政府网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
总体而言，2026年的情报评估描绘了一个常规军事和核能力遭到重创、但政权韧性依然存在且充满报复意图的伊朗。
针对俄乌战争及俄罗斯的军事动向，情报界得出了几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报告指出，尽管俄罗斯在其他领域的战略扩张受到了战争的拖累，但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目前仍占据主动。以下是关于俄乌战争及俄罗斯相关威胁的具体评估要点：
持续的推进： 报告明确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保持了上风（maintained the upper hand）。”
无意停火： 情报界评估认为，只要俄罗斯军队能够继续在战场上取得进展，俄罗斯领导层就“几乎看不到停止战斗的理由”。
兵力与装备支援： 报告详细揭示了朝鲜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实质性支持。情报指出，朝鲜在2024年向库尔斯克地区派遣了超过11,000名士兵以支援俄军的战斗行动，并在此期间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炮弹、军事装备和弹道导弹。
朝鲜的“战利品”： 评估认为，朝鲜军队通过参与俄乌战争获得了“21世纪战争的宝贵实战经验”。朝鲜将这些经验制度化并从中巩固收益的能力，将决定这种双边合作对朝鲜军力的最终价值。
控制升级风险： 尽管核威慑言论不断，但美国情报界评估认为，俄罗斯“几乎可以肯定不希望与美国和北约军队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核风险与本土遇袭： 报告同时也警告，俄罗斯迟迟无法在战场上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加上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持续打击，依然是引发外界对普京可能使用核武器担忧的主要驱动因素。
北极野心受挫： 报告指出，尽管俄罗斯加强了在北极地区使用军民两用技术和设施的准备，但“与乌克兰的战争限制了其全面实现北极野心的能力”。不过，俄罗斯仍将北极视为至关重要的安全区域，其大部分北极军事力量（包括核潜艇和远程导弹）仍部署在科拉半岛。
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加深： 战争的大量消耗迫使俄罗斯在军工和情报方面更加依赖中国、伊朗和朝鲜的支持，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国家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在《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朝鲜被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并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国家级对手”。情报界对朝鲜的评估重点聚焦于其不断膨胀的战略武器库以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资金和技术的能力。以下是关于朝鲜威胁的具体评估要点：
覆盖全美的打击能力： 报告明确指出，朝鲜不仅致力于扩大其包括核弹头和先进导弹在内的战略武器计划，而且其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已经具备覆盖美国全境的能力”。
强化威慑： 情报界评估认为，金正恩政权正坚决推进核武库的扩张，以此作为加强政权生存能力和对美韩战略威慑的核心手段。
21世纪战争经验： 如前所述，朝鲜不仅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兵力支持，其军队更借此获得了“21世纪战争的宝贵实战经验”。
军力转化的关键： 报告分析称，朝鲜是否有能力将这些实战教训“制度化”，以及能否从俄罗斯那里彻底巩固军事技术交流的收益，将直接决定其常规军事能力在未来的实质性提升程度。
2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盗窃： 情报界将朝鲜的网络攻击项目描述为“高度复杂且灵活”。报告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仅在2025年一年，朝鲜可能就通过加密货币黑客攻击窃取了高达 20亿美元 的资金。
为核计划输血： 这些通过网络犯罪获取的巨额非法资金，被直接用于维持平壤政权的运转，并为其昂贵的战略武器（核武器和导弹）研发计划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
隐蔽的IT渗透： 报告特别警告了朝鲜在规避制裁方面的新策略。朝鲜正在利用人工智能（AI）等先进技术，伪装其IT工作者的身份，使其能够顺利渗透进甚至包括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海外企业进行“隐蔽就业”。这既是筹集外汇的手段，也带来了潜在的网络安全和情报泄露风险。
总体来看，情报界认为朝鲜正在通过“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捆绑”以及“猖獗的网络金融犯罪”，成功对冲了国际制裁的压力，并使其核威慑能力变得更具实质性威胁。
在2026年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高科技”及其相关的新兴技术领域被视为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最核心战场，同时也是重塑全球安全格局的关键驱动力。报告将高科技不再仅仅视为经济或商业竞争，而是直接关乎国家生存与军事优势的“绝对战略重心”。
以下是情报界对“高科技”领域威胁的具体评估要点：
认知战与虚假信息： 报告指出，外国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隐蔽性利用生成式AI来制造和放大虚假信息。AI被用于生成高质量的深度伪造（Deepfakes）视频、音频和虚假新闻网络，试图撕裂目标国家的社会共识、干预民主进程并塑造对其有利的国际叙事。
网络攻击的自动化升级： AI大幅降低了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同时提升了破坏力。黑客组织正利用AI自动寻找软件系统漏洞、编写规避检测的恶意代码，并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如水网、电网、交通枢纽）发起速度更快、复杂性更高的攻击。
军事应用与自主决策： 报告强调，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军队的“智能化”建设，将AI整合到联合指挥控制、目标自动识别以及无人机蜂群作战中，试图借此在未来的潜在冲突中抵消美国的传统军力优势。
突破与规避制裁： 尽管美国实施了严厉的“小院高墙”出口管制策略，但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正集中举国资源，试图在先进封装技术和替代性芯片制造工艺上取得突破，以规避西方制裁。同时，中国正在迅速巩固其在“传统芯片（成熟制程）”市场的全球主导地位。
关键矿产的“武器化”风险： 报告警告称，中国依然控制着全球绝大多数关键矿产（如稀土、镓、锗、石墨）的提炼和加工。中国有可能将这些高科技制造（从先进战机到新能源汽车）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武器化”，作为反制美国科技封锁或在重大地缘危机中施压的核心筹码。
太空领域的攻防态势： 太空已被彻底视为一个活跃的作战领域。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速部署和测试能够摧毁或干扰美国卫星的武器。这包括先进的地基激光致盲武器、高功率电子干扰设备，以及具备在轨道上抓取或破坏其他航天器的“实验性”机动卫星。
商业太空系统的脆弱性： 随着SpaceX等商业航天公司的卫星网络在现代冲突（如俄乌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通信和侦察作用，情报界评估认为，对手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将这些商业太空资产视为合法的、高价值的军事打击目标。
“先收集，后破解”策略： 虽然具备全面纠错能力、能破解现代密码学的大规模量子计算机可能仍需数年才能问世，但报告发出了严厉警告：对手国家（主要是中国）目前正在大量窃取并囤积美国的加密敏感数据。这就是所谓的“先收集，后破解”（Harvest now, decrypt later）战略。一旦量子计算取得实质性突破，现有的数字加密体系将形同虚设，导致海量历史机密和金融数据瞬间裸奔。
报告重申了对生物防御领域的担忧。情报界指出，对手国家正在利用合法的医疗研究、基因检测服务和投资并购，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收集人类基因组数据。情报界担心，合成生物学技术与这些庞大数据库的结合，未来不仅可能在医疗科技产业中形成垄断，甚至可能被用于开发针对特定基因特征的先进生物武器。
总体而言，2026年的情报报告传递出一个极具紧迫感的信号：在以AI、半导体和太空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技术护城河正在变窄”，美国保持绝对领先优势的窗口期正在被压缩，高科技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前线。
据多家媒体报道，上周晚些时候，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员已召集Meta与Manus高管开会，就该交易表达关切。围绕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收购初创人工智能公司Manus一事，中国监管部门的介入引发了广泛关注。
Manus是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最初由中国工程师创立，后来将公司主体迁至新加坡。Manus主要专注于开发具备较高自主性的人工智能系统，其代表性产品是一类可以在较少甚至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复杂任务的AI应用。这类技术通常涉及多步骤推理、任务拆解和自动执行，被认为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向“代理型（agent-based）AI”发展的一个方向。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Manus这个公司的发展路径：初期在中国进行研发，随后将公司注册或总部迁至新加坡，然后再进入国际资本和市场体系。
这种模式近年来在中国科技创业公司中并不少见，部分企业通过设立海外主体来更方便地融资、拓展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美两国的监管限制。也正因为如此，Manus在被Meta Platforms收购后，引发了中国监管层的关注——核心问题不仅是并购本身，还包括是否涉及关键AI技术的跨境转移，是否规避了中国的技术出口审批，以及这种“先出海再被收购”的路径是否会被更多公司复制。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监管机构已对Meta Platforms收购Manus的交易展开审查，重点关注该交易是否违反中国有关技术出口的规定，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系统的跨境转移是否经过必要审批。报道指出，此举反映出中方对关键技术外流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可能对交易的推进带来不确定性。
彭博社则在报道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方面正在“加深审查”，并评估包括数据转移、资本流动及对外投资合规性在内的多重因素。报道认为，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该交易理论上存在被修改甚至被否决的可能，凸显出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加强监管的趋势。
美联社的报道更多从宏观层面切入，将该交易置于中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报道指出，类似跨境人工智能并购较为罕见，而中国对相关交易的审查，反映出其对技术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视。同时，该事件也被视为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博弈加剧的一个缩影。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这是意在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将业务迁往海外的趋势。受访的其中一位人士表示，目前监管措施的具体范围尚未完全明朗，但可能包括限制Manus部分高管离境前往新加坡。过往案例显示，北京方面在企业接受调查期间，曾对相关高管实施出境限制。
Meta发言人Andy Stone在声明中表示，该交易“完全符合适用法律”，并称Manus团队已“深度整合进Meta”。他同时表示，公司预计相关调查将“得到妥善解决”。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不了解具体情况，Manus及白宫方面则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此次收购被视为近年来少见的一笔跨境人工智能交易，将中美两国技术人才纳入同一体系。在此之前，Meta于去年11月刚刚在美国反垄断审查中获判未违规。该公司正持续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包括斥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吸引研究人员及建设数据中心，以争夺技术主导地位。
今年1月，中国监管部门已表示，将调查该交易是否违反有关技术出口的规定，尤其是涉及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需经审批的条款。同时，监管方也在评估该交易是否触及中国关于对外投资的相关限制。
在收购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外界尚不清楚中方后续将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有分析认为，除出境限制外，监管部门还可能要求收回已输出的数据，或认定Manus迁往新加坡的行为不具合法性。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件被认为向人工智能行业释放出明确信号。长期以来，该领域依赖中美之间的人才与技术流动，而当前摩擦可能影响类似Manus的路径——即中国团队在海外注册公司，从而规避中美两国监管。
有观点认为，若处罚进一步升级，将反映出北京方面对人工智能人才与业务流向美国的担忧加剧。相关限制措施可能引发中国工程师群体的不确定性，不仅涉及赴美发展的机会，也包括其在美国企业中的职位稳定性。
与此同时，此举也可能引发华盛顿方面的政策回应。近期，美国官员刚刚开始放宽部分限制，允许更多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至中国企业。
该事件发生在中美关系较为敏感的时间节点。近期双方官员已举行会谈，为特朗普计划中的访华行程做准备。原定行程因中东局势变化一度推迟，但特朗普随后表示，相关会晤预计将在“五到六周内”举行。
此外，美国政府上周启动了两项针对包括中国在内多个国家的贸易调查，涉及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强迫劳动相关商品问题，预计可能带来新一轮关税措施。过往经验显示，北京方面通常会对美方贸易举措采取对等回应，包括针对美国企业的反制行动。
位于纽约的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助理王晟宇指出，中方对Meta交易的审查，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增加谈判筹码”，同时也向中国人工智能从业者释放信号，提醒其谨慎复制类似路径。他表示，如果该交易被默许，可能会促使更多中国研究人员利用本土研发体系开发产品，再转至海外并被美国企业收购。
分析认为，这一交易也可能成为中美官员会谈中的议题之一。类似案例还包括美国方面正在审查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持有Epic Games少数股权的问题。后者为热门游戏Fortnite的开发商。与此同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亦希望借助政府层面施压，争取扩大进入美国市场的空间。在企业层面，越来越多中国科技初创公司尝试打造全球化产品并吸引硅谷资本。为规避双边监管压力，包括Shein和TikTok在内的企业已将总部迁往新加坡等地。
美国天普大学政治学教授薛媖月将这一现象称为“新加坡洗白”。她指出，这一做法本质上是企业通过迁往第三国来弱化其中国背景。她表示，越来越多企业正在采取或考虑类似路径，原因在于希望规避监管压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本站特约撰稿人赵湘君，文章首发于《星岛日报》，原标题为“密电里的巾帼力量–从陈纳德密信看宋美龄对飞虎队的‘刚性指挥’与‘柔性守护’”。
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陈纳德文件中，保存着1941年至1942年间陈纳德与宋美龄的往来电报。这批通信的内容远超礼节性往来，涉及飞行员调配、后勤物资协调、人事任免，乃至阵亡飞行员的善后安排。电报稿经过多次翻拍，纸面上布满扫描噪点，但字句之间勾勒出的，是宋美龄在中国空军事务中一个远比”第一夫人”更具实质性的角色。
这些信息，是任何公开传记都不曾详述的。值此三八妇女节，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个在男权政治丛林中，以惊人的行政效率与细腻的人性关怀，撑起中国抗战蓝天的宋美龄。
1942年2月12日，昆明，陈纳德坐在飞虎队总部的办公室里，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这不是普通的工作汇报，而是一封真诚的感谢信：
“您的话让我觉得我为中国做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服务得到了极大的回报。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得到您坚定不移的支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会有任何价值。我努力让中国得到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但如果不是您清除了所有的障碍和阻力，我的努力将会毫无效果。”
这是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说得最直白的一次：没有宋美龄，就没有飞虎队。
蔣夫人宋美齡與陳納德將軍合影
这封信现在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这些文件包括电报、信件、战报、后勤清单，时间跨度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7月，完整记录了飞虎队从组建到投入实战的关键时期。而这些文件中相當重要一部分的收件人是宋美龄。
这些原始档案揭示了一个被历史叙事长期忽略的事实：宋美龄不是飞虎队的”名誉领导”或”外交花瓶”，她是飞虎队的实际指挥者。每一个战术决策、每一次人事调动、每一笔后勤开支，都需要经过她的批准。陈纳德不只是向她汇报工作，更是在等待她的决策。
“没有你，我无法工作“
1941年11月27日，缅甸仰光。陈纳德收到一条让他”非常困扰”的电报：蒋介石要求他以后直接向蒋委员长汇报工作，不再通过宋美龄。
陈纳德立刻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语气不是礼节性的客套，而是近乎恳求：
“我非常困扰于您最近的电报，要求我以后直接向蒋委员长汇报工作，而不是向您。您的协助和支持对飞虎队至关重要。没有您支持我，我知道我将越来越难以开展工作……除非您掌握完整的事实，我不认为我能一直得到您的帮助。”
他恳请宋美龄改变决定，允许他继续直接与她沟通。他甚至请求她：”我与Dr. Soong（宋子文）之间的所有通信都应该保留，副本放在您的特殊文件中。”
这封信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陈纳德的直接上级是宋美龄，不是蒋介石。
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陈纳德给宋美龄的每一封信，开头都是”Dear
Madame”。他向她汇报训练进度、装备短缺、人员问题。1941年10月28日，他向她咨询如何处理Magruder Mission（马格鲁德使团）的问题这涉及租借法案、中美关系、lend-lease
aid的控制权。1941年11月6日，他请求她批准他飞往重庆开会，询问”Generals Mow和Wong Kwong Yue是否应该出席？”
这不是礼节性的请示，而是真正的指挥关系。陈纳德在等待她的决策，而不是自行决定。
珍珠港之后：72小时的紧急决策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陈纳德给宋美龄发电报：
“建议立即将飞虎队转移到云南，因为我们在这里还没有准备好进行战斗行动。需要两架DC-3飞机用两到三天时间来转移。”
这是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个重大战术决策：飞虎队是留在缅甸仰光，还是转移到中国云南？陈纳德在请示她，等待她的批准。
从这一天开始，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重庆。12月12日，陈纳德向她汇报lend-lease设备的海关清关问题，需要Dr. Kung（孔祥熙）的许可。12月16日，他向她请示：飞虎队是否应该并入美国空军？
这是一个关乎飞虎队命运的决策。陈纳德在信中列出了利弊分析：优势：（1）可能更快得到增援;（2）开销更少;（3）被征召的人纪律更好。劣势：（a）不了解中国的美国军官可能会接管指挥。
他问她：”如果并入美军，中国是否会支付额外薪水（像南美国家那样给100%额外工资）？…”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由谁来决定？档案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12月20日，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次参战。在胡佛档案馆保存的这批战报中，收件人一栏反复出现同一个称谓：”FOR MADAME CHIANG KAI-SHEK”。
1942年1月4日：”第二中队在仰光击落3架、摧毁地面4架日机，所有飞行员和飞机安全返回。”
1月11日：”第二中队1月9日击落9架日机，损失1名飞行员和1架飞机。”
1月17日：”第三中队在缅甸附近拦截3架日本轰炸机，击落2架。”
每一场战斗的结果、每一位飞行员的伤亡、每一个战术决策的细节，都要第一时间报告给她。她需要知道飞虎队的每一次起飞、每一次降落。
这不是”名誉领导”的工作，这是军事指挥官的日常。
“我的孩子们”：飞虎队荣誉司令
1942年1月14日，陈纳德给她写了一封特殊的信：
“我很荣幸地向您呈上飞虎队成员募集的支票和现金，共5,133卢比。这笔钱是由飞虎队成员为中国战争孤儿捐赠的。虽然这笔捐款原本是作为圣诞礼物，但由于我们的队伍分散在从仰光到昆明各地，又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非常积极的战斗行动，收集这笔捐款的时间被延迟了。”
飞虎队成员自发为中国战争孤儿捐款，而他们选择把钱交给宋美龄——他们信任她的战时儿童救济协会。
三个月后，1942年4月24日，宋美龄给陈纳德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的署名让人震撼：
“Mei-ling Soong Chia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Honorary Group Commander”
飞虎队荣誉司令。这不是一个虚衔，而是她的正式头衔。
在这封信中，她称飞虎队为”我的孩子们”（my boys）：
“我想让你告诉我的孩子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荣誉司令从他们那里得到越来越大的满足感。请向他们转达我最温暖的个人感谢，感谢他们为中国战争孤儿做出的慷慨贡献。”
不是”飞虎队成员”，不是”志愿者”，而是”我的孩子们”。这个称呼背后是真实的情感联结。
还有一个温馨的细节。1941年12月31日，正值战争最激烈的时刻，重庆来了一封电报：
“陈纳德收到您12月30日的电报。有空时来重庆。请给我带一打硬毛牙刷，Tek牌或Prophylactic牌的。”署名：Madame。
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她还记得让陈纳德帮她带牙刷。这不是公事公办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彼此信任的战友关系。陈纳德是她在前线最信任的人。
1942年1月：最艰难的决策
1942年1月24日，陈纳德给宋美龄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标注”SENT”，说明已经寄出。信中，他详细解释了飞虎队面临的所有困难。
首先是飞虎队并入美军的问题。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战争部似乎决心要强制将飞虎队并入正规军编制，无论对飞虎队造成什么影响。我相信这一行动将导致战斗力的立即丧失，甚至可能导致飞虎队的彻底瓦解。我不相信有任何人希望这样的结果，我确信蒋委员长不希望在数月内失去飞虎队的使用。”
他在等待她的决定。飞虎队的编制归属、组织形式，最终由她来决定。
其次是后勤问题。他向她详细汇报：油料运输，他需要三辆燃料卡车，担心英国可能不会批准从缅甸运输燃料。飞机零件P-40飞机在缅甸热带气候下损耗很快，他正在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加快零件供应。战略风险，他听说英国的AVG部队可能会撤出缅甸，需要知道中国是否还会继续使用仰光。
信的结尾，他写道：
“我不愿意用这么多困难来麻烦您，我知道您已经很忙了，但我觉得有责任让您充分了解好的和坏的情况，因为这两者都会影响飞虎队的表现。”
这封信不是简单的工作汇报，而是决策者之间的深度沟通。陈纳德需要她权衡后勤、外交、战略等多重因素，做出最终决定。
同一时期，其他文件也在不断抵达她的案头：1月13日，陈纳德请示她批准油料卡车运输方案。1月20日，她通知陈纳德：”蒋委员长已批准立即修复广南和普洱机场。”1月25日，她通知陈纳德，罗斯福总统已向参议院提名他为准将。
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她。她需要在战术、后勤、外交、人事等多个层面同时做出判断。这是真正的战时指挥工作，不是外交”花瓶”能够胜任的。
“您清除了所有障碍“
本文開頭提到的1942年2月12日的感谢信，是陈纳德说得最深情、最直白的一次。
信的开篇，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您前几天在这里时，我告诉您我收到了您的信，但我发现我提到的是那封1月29日的信。您提到的信是两天后到的，读完后我意识到您指的是那封信，而不是前一封。”
他珍惜她的每一封信，仔细区分每一封信的内容。然后，他写下了那段最感人的话：
“您的信，连同给T.V. Soong部长的电报副本，是我收到过或期望收到的最好的表彰。我无法充分表达我对您写给我的许多美好事物的感激之情。您的话让我觉得我为中国做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服务得到了极大的回报。”
接下来是核心段落：
“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得到您坚定不移的支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会有任何价值。我努力让中国得到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但如果不是您清除了所有的障碍和阻力，我的努力将会毫无效果。”
这是最直白的表述：没有宋美龄清除障碍，陈纳德的努力”毫无效果”。
什么样的障碍？档案给出了答案。
1942年1月26日，陈纳德转发了一封Air Vice Marshal Stevenson（英国空军副元帅）的电报给她，讨论飞虎队并入美军空军的问题。这封电报”非常有趣，因为它无意中揭示了英国希望飞虎队在Magruder将军和受制于Magruder将军的Brett将军的指挥下运作”。
陈纳德说：”如果蒋委员长给予许可，他们希望在一个他们没有做任何空防准备的地区消耗整个飞虎队。”
这些”障碍”来自英国、来自美国战争部、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宋美龄要在这些复杂的外交和军事博弈中，为飞虎队争取最大的自主权和支持。
在信的结尾，陈纳德写道：
“美国志愿者团体的主要反对似乎来自我自己的战争部，我发现您的支持和蒋委员长的支持一样慷慨，也一样坚定。我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但我真诚地努力证明您的信任和信心是正当的。这是为像您这样慷慨的领导者服务的伟大特权。”
陈纳德提到的“马格鲁德使团（John Magruder Mission）”，是1941年10月在重庆成立的、由美国陆军少将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领导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该使团旨在协调《租借法案》援华物资、为中美并肩作战做准备，并为中国军队提供战术建议。而在陈纳德眼中，它本质上是美国陆军部试图夺回对华援助控制权的工具。宋美龄凭借她与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关系，以及对居里博士等白宫幕僚的影响力，成功地为陈纳德构筑了一道跨越国界的“防火墙”。
“为您服务的伟大特权。”这是陈纳德对宋美龄最高的评价。
3月：史迪威来了，但飞虎队仍是她的飞虎队
1942年3月21日，重庆来电：
“陈纳德将军：祝贺我的孩子们最近取得的辉煌成功。史迪威将军今天将前往会议与您讨论。我相信您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与他合作，因为他似乎是最好的军人类型。比塞尔将军将与中国空军联系，不会参与美国空军的行动。署名：MADAME。”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即将到任，成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但请注意这封电报的语气：她在告诉陈纳德如何与史迪威相处，她在协调美军内部的指挥关系。
她仍然称飞虎队为”我的孩子们”。即使美军的将军来了，飞虎队仍然是她的飞虎队。
1942年4月，陈纳德给她写信，讨论飞行员的晋升和勋章。3月25日，他请她转达给蒋委员长，希望给Squadron Leader Newkirk颁发嘉奖令。他说：”希望蒋委员长能够考虑这些嘉奖，因为对士气有很大帮助。”
5月14日，重庆来电：
“陈纳德将军：奉蒋委员长之命，您被指示晋升以下飞行员一级，以表彰他们在低空攻击敌军车队和机场时表现出的特别杰出的品行和勇敢。署名：MADAME。”
晋升令虽然以蒋委员长的名义发出，但通知是她发的。她是实际的执行者。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细节值得注意。1942年5月12日，她给陈纳德发电报，要求他派飞机侦察缅甸的日军动向：
“陈纳德将军：请派飞机查看密支那和八莫是否有日军，因为日军声称已经占领了这些中心。还要派飞机到密支那和八莫之间的Sdebo，看看我们的部队是否到达那里。”
这是战术侦察命令。她需要第一手情报来判断战场态势。
同一天，另一封电报要求陈纳德派飞机到印度的Myitkina和Bhamo侦察日军位置，并观察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这些侦察任务直接影响中国军队的战术决策。
她不仅指挥飞虎队，还用飞虎队的情报支持中国地面部队的作战。这是真正的联合作战指挥。
7月：最后的捐款
1942年7月12日，陈纳德给她寄送了飞虎队剩余基金：
“随信附上的是飞虎队基金的余额7,590美元。这笔基金从未被飞虎队成员完全用完，飞虎队希望把这笔钱赠送给您，用于您任何需要资金的战时慈善工作。”
飞虎队终于将要并入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也即将成为美军准将，8月1日，日軍投降前數天陳納德離開中國。但在飞虎队解散之前，成员们把剩余的钱捐给了她。
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的信任。他们相信，这笔钱在她手中会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信的结尾，陈纳德写道：”希望您能找到这笔款项的用处，虽然数额不大。”
7,590美元在1942年不是小数目。但陈纳德说”数额不大”，因为他知道战争孤儿的需求太大了。
被遮蔽的历史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这些档案，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宋美龄在飞虎队叙事中的位置大致停留在”外交使者”和”名誉领导”之间。她1943年访美的国会演讲广为人知，但在那之前她与飞虎队之间的实际工作关系，学界很少触及。
胡佛档案呈现的是另一个面向。陈纳德发出的战报、伤亡通知和战术情报，大量以宋美龄为直接收件人。飞虎队是否并入美军体系、战术部署的调整、关键人事的任免，档案显示这些决策环节都有她的参与，有时是批准，有时是直接指令。陈纳德在电报中不止一次表明，他的工作离不开她的支持。她的正式头衔是”飞虎队荣誉司令”，而她在通信中称飞虎队成员为”我的孩子们”。
这个角色之所以长期模糊和战后两岸各自的叙事框架有关。1949年后的大陆叙事将她简化为”蒋介石的夫人”；台湾和海外则更多强调她的外交与慈善形象。军事参与这一层，在两种叙事中都不是重点。而性别也是一个因素，当一位女性出现在军事决策链中，惯常的解释倾向是”协调”而非”决策”，这本身就值得检视。
但原始档案不会说谎。
这些电报和信件，每一份都标注着”FOR MADAME CHIANG KAI-SHEK”，每一份都有她的批示或回复。它们记录了1941-1942年间，一个女性如何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指挥着一支传奇的空军部队。
陈纳德在1942年2月12日的感谢信中写道：”如果不是您清除了所有的障碍和阻力，我的努力将会毫无效果。”
1942年2月10日陈纳德所说的：”为如此慷慨的领袖服务是我最大的荣幸。”这不是外交辞令，在此之前的数十封电报里，陈纳德反复就飞行员调配、物资短缺、人事纠纷向宋美龄请示，而她几乎每次都给出了具体的回应和处置。陈纳德所说的”慷慨”，对应的是一件一件解决过的实际问题。
档案不支持一个简单的结论，说宋美龄”指挥”了飞虎队。但档案同样不支持那个流传更广的叙事，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她的角色落在这两者之间：深度介入、实质决策、持续在场。这个位置在既有的二战叙事中几乎没有被认真描述过，不是因为证据不在，而是因为既有的框架里没有放置它的位置。
5582卢比的阵亡抚恤，37名飞行员的去留，22架击落敌机的战果核实，这些事项逐一经过宋美龄的桌面，留下批示，归入档案，然后在胡佛研究所的文件夹里安静地躺了八十多年。它们现在被重新打开，说出的不过是一件朴素的事实：这场战争中，她不只是在场，她在工作。
【档案说明】本文所引用的档案，均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编号为Madame Chiang Kai-shek Papers。包括陈纳德与宋美龄之间的信件、电报、战报、后勤文件等，时间跨度1941年10月至1942年7月。所有引文均为原始档案的直接翻译。
编者按: 全球秩序震荡、大国关系重塑之际，一个问题再次进入国际舆论视野：中美是否会被推向某种“中美共治（G2）”的角色？随着中美之间高层互动频率上升，这一讨论再度升温。
3月8日，在两会期间召开的外长记者会上，两位美国媒体记者均直接问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与中方对“中美共治”的看法。
在回应特朗普可能在本月底访华的问题时，王毅表示，今年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现在需要做的是，双方为此做出周密的准备，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分歧，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
对于美媒记者提出的所谓“中美共治”问题，王毅则强调，多元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的面貌，多极共存才是国际格局应有的样子。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
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特别指出，经历了前一段时期的波折后，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确实面临一个机遇窗口。他同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能寄望于美方的善意，亦不能依赖于运气偶然因素。中美关系想要稳定，首先应建立在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基础之上。
澎湃新闻：上个月中美元首通电话，强调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在您看来，从2月的元首通话，到特朗普可能在本月底的对华访问，再到APEC和G20峰会，这样高频的元首互动对于塑造两国关系的预期和实际议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达巍：毋庸置疑，元首会晤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是在中美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的演变上，都可以观察到各国领导人——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正日益凸显。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是关键”的时代。相较于传统讨论中领导人、官僚机构、社会群体或经济界共同塑造国际关系的模式，如今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尤其重要。
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确实面临着一个机遇窗口。经历了前一段时期的波折后，现在两国关系可能有一些新的机遇。而这正需要两国领导人通过见面来碰撞出可能性。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及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访美后谈到，美国国内对华存在至少四五种不同观点，而特朗普的观点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您会如何评估特朗普这种“有利观点”的可持续性？
达巍：就个人层面而言，我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并不持有特别敌视的看法。他对中国的看法相对中性，且愿意做一些“交易”。无论是对中国领导人还是对中国这一国家本身，特朗普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这些因素构成了特朗普对华看法的有利方面。
我认为，特朗普个人对华态度大概率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回顾其第一任期，他的基本立场已有所体现。然而，尽管我之前强调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但任何领导人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环境。他的决策与影响力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包括团队成员、政府机构内部的立场差异，以及更宏观的国际格局演变。
因此，我们也不能将特朗普的作用简单地理解为凭个人意志能改变外部环境。比如，若他有意推动中美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而整体大环境却指向消极，他个人的行动就会被打折扣。不过我认为，在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大概率能对局面保持一定的控制力。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许多举措一旦落地，后续想要推翻并不容易。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即便在拜登政府上台、政党轮替之后，不仅没有被撤销，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码。这说明环境、政策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并不是一换人，此前的政策都会被推翻。一旦开启某个先例、打开方向，它便有可能超越具体执政者的任期，具有相当的延续性。
澎湃新闻：追问一个问题，基于刚才讨论的两个要点，一是今年中美元首可能会有的高频会晤，二是特朗普本人对华态度，您认为这些因素能否帮助两国构建一种更具延续性的关系框架？
达巍：我们预测不了未来，但是我觉得这会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中国应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较高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达巍：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双边途径，借助高层交往与各层级互动，在经贸、两军等具体领域构建更多制度性安排，以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也认识到，中美关系的稳定不能寄望于美方的善意，亦不能依赖于运气偶然因素。中美关系想要稳定，首先应建立在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基础之上。
这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尤为关键。军事领域中国已具备相当实力。在目前的大国竞争中，若中国能够在经济和科技这两个领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使对方认识到无法形成对华压倒性优势，只能接受共存的现实。如果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更稳定。
澎湃新闻：您去年曾探讨美国的关税政策反而让全球贸易形成了一种“WTO-1”格局。然后，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退群”举措，有分析认为当前正呈现出“world-minus-one/世界减一”的现象，您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现象，还是会演变为“新常态”？
达巍：当前国际格局并非简单的所谓“世界减一”状态。现实情况是，世界正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分崩离析，多极化、区域化发展。这些趋势不是“世界团结一致将美国踢出去”的所谓“世界减一”状态。
事实上，美国往外退以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之间也在经历着持续的分化与重组。各方内部既有矛盾，但新的合作契机也在同步涌现。例如，欧洲与南美、印度之间正在推进自贸协议谈判；中国与欧洲、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也有分歧。这都是一些新的形势变化，所以我认为“世界减一”并不准确。
但确实，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冲击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导致美国和全世界有些脱钩。“减一”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他方面也在裂解和重组，也是我们常说的“多极化”。
澎湃新闻：中国应如何应对？
达巍：一方面，与美国的关系需要保持稳定，维持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与世界其他主要行为体的关系同样至关重要。这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应秉持何种原则，拥护何种理念来指导这些关系？简而言之，目标应是不断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实现与各方关系的总体稳定，包括美国、欧洲、印度以及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
但是，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应当坚定地拥抱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关键在于，如何在具体的双边关系中，比如中国与欧洲、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中，将这些原则落到实处。以经济关系为例，若单纯遵循绝对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可能导致巨大的贸易盈余，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已达到人类历史上的峰值。
所以，怎样同其他国家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以及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是我们要考虑的，在双边关系中要考虑如何再平衡。原则容易说，但在具体实践中，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才是确保合作关系可持续的关键。
澎湃新闻：近期包括法国、韩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有评论认为这是在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对冲性外交”。您如何看待这股访华潮背后的战略自主与平衡选择？这一趋势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
达巍：这也反映出相关国家寻求多元化选择的考量。长期以来，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而当前形势下，欧洲希望拓展对外关系的空间。中国的发展机遇同样能为这些国家带来合作红利。但是，无论是与德国、法国等具体国家，还是在欧盟整体层面，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分歧是事实。中国难以完全绕开欧盟这一整体机制，去发展与个别成员国的关系。
我认为，中欧关系理应变得更好一些。但目前主要受制于两大障碍，一是乌克兰问题，二是经贸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这两大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轻易解决。
因此，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体现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共同意愿，但高层互访本身并非终点，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契机。访问的成效取决于双方能否有效管控分歧、务实推进合作，这仍需持续观察与努力。
双方固然都抱有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但高层互访的意义在于为解决问题提供契机，而非访问本身直接带来关系提升。能否通过对话缓和、管控矛盾，将决定中欧关系的实际走向。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美国在国际组织的“退群潮”为中国填补全球治理创造了契机，您是否认同“真空”这一说法？中国是否应主动填补这一“真空”？
达巍：中国既不会也没有意愿去代替美国填补所谓的“真空”，更不应被期待扮演这样的角色。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也不追求成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中国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主要国家之一，主张世界多极化，强调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共同参与。
中国的国力也没有达到可以单靠一己之力去填补全球治理空白的程度。世界是多极化的，应该大家一起商量着做。对于全球治理的空白、赤字，我们主张的是让联合国等现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并通过改革使其更加适应时代需求，而不是去填补所谓美国留下的空间。
最后，针对西方舆论中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可能会建立新霸权”的论调，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既不符合中国的政策实际，也属于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逻辑生搬硬套到中国身上，这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发展方向是融入并完善多边体系，而非寻求霸权更替。
澎湃新闻：您认为世界对中国在2026年的外交有何具体期待？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参与联合国、世贸组织改革等具体的多边议程上。
达巍：我想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期待中国能够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实现关系的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利益，更能为整个世界提供重要的确定性。
其次，在当前全球乱局下，许多国家确实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合理的期待，相信中国也会在全球治理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这既包括在具体议题上深度参与，也包括在国际事务中更加鲜明地坚持我们一贯倡导的基本原则。
现在的世界有点“礼崩乐坏”，世界秩序、原则都受到冲击。某些国家动辄对他国使用武力，危及他国领导人生命安全，这类行为严重打破国际秩序与规则。面对这种局面，需要更多国家站出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国际法治。中国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采取鲜明的立场。
总的来说，世界对中国外交的主要期待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希望中国能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本文转发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