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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拉开帷幕的中期选举,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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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贤  来源:澎湃新闻

9月13日,随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今年最后一场党内初选落下帷幕,2022年中期选举的阵营可以说正式确定了;虽然对政治媒体和华府观察者来说,选战早在选举日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前就拉开帷幕,但绝大多数公众的注意力是从劳工节周末、从最后一场初选结束开始才投向选举的。这场涉及了全部435个联邦众议员席位、35个联邦参议员席位、36个州长席位和无数其他州级和地方级职务的选举,虽然不涉及白宫是否易主,却也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

围绕中期选举,一个最著名的传统认知(conventional wisdom)是在两年前赢得白宫的执政党往往会或大或小地失败,在过去30年里,这个预期只在2次中期选举中没有应验。曾在奥巴马白宫中担任公共沟通主管的丹·费弗尔(Dan Pfeiffer)解释,这是由于中期选举所涉及的虽然完全是立法分支,却在选民心中往往无意会成为对现任白宫表现的一场公决;而哪怕最有智慧和能力的政治人物,在现实因素的限制下也往往无法实现竞选途中的全部承诺,甚至遭遇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经济波动、国际冲突等危机,这个时候,心怀沮丧的选民往往会忽视问题背后的种种复杂原因,而用讲立法分支交给反对党的方式惩罚掌控白宫的执政党。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遭遇就十分典型:由于得不到共和党的配合且需要与民主党内的几名保守派参议员谈判,无论是他的救市方案还是“奥巴马医改”都存在一些令人沮丧的妥协,再加上同时期兴起的茶党运动对后者的妖魔化,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一举净增了63个席位,成为了1948年以来最剧烈的一次众院席位分配摇摆。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民主党将在今年11月重演2010年的失利:自从去年混乱的阿富汗撤军开始,拜登的支持率就在一路下滑,一度低至就连特朗普都不曾触及的33%,在围绕中期选举本身所进行的“一般性民调”(generic ballot,意为在民调问题中不涉及具体席位、候选人,而直接向被调查者询问“你在这场选举中倾向于支持哪个党派”的一种特殊民调)中,共和党的领先也一度达到三个百分点,这在本身就存在偏向共和党的选区划分不公(gerrymandering)现象的情况下,会轻易在11月份转化为共和党赢得两院控制权的事实。除了阿富汗撤军留下的混乱画面以外,拜登重要国内立法议程的停滞不前、奶粉断供危机、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持续扰乱、通胀带来的物价与能源价格上涨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拉低民主党支持率的重要原因。

但在距离大选已经不到两个月的今天,再没有人可以依然如此确信地预测“红色浪潮(red wave)”一定会到来。在此前谈及应对策略时,包括费弗尔在内的所有民主党选举策略顾问都说,民主党唯一的出路是将这场竞争从对自身政府的公决重新定义为对共和党内部极端主义的公决:特朗普,“特朗普主义”,在多个文化、社会、经济议题上的极端立场……出人意料的是,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自身的一系列选择让这个转换成真。

这其中的头号因素自然是特朗普。众所周知,美国拥有一部分意识形态中间偏保守却无法接受特朗普个人特色的选民,他们虽数量并不庞大却也足以决定了拜登2020年在多个摇摆州的胜利。因此,对于其他联邦与地方级民选职位来说,共和党候选人与特朗普的紧密程度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得到这部分选民的支持。在去年的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格林·杨肯(Glenn Youngkin)就以独立性强的温和派身份在这个近十年里一直在转蓝的州中取胜。

但特朗普显然不愿放弃自己对共和党的控制,而接连用他在基础选民群体中分量极大的背书筛选出了一批对他本人和他“选举舞弊”保持忠诚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再也无法在大选中维持任何“独立性”,和特朗普保持距离,并且,以“忠诚”为唯一条件的筛选机制所选出的,在很多关键选区往往却是在竞选方面极其糟糕的政治人物。

这一点在参议院的竞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本来,重夺参院控制权应该是共和党最为唾手可得的目标,不仅参院选举本身就给了共和党不成比例的优势,共和党更是仅净增一个席位便可获得控制权。但特朗普显然很难忍住在这样广受瞩目的竞争中出手干预的冲动,他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摇摆州中接连背书了其中最糟糕、最不擅长竞选的候选人。

以俄亥俄州为例。这是一个在近几次选举中红色越来越深的中西部州,拥有大量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白人蓝领工人阶层选民,可以说是进入特朗普时期以后的共和党最稳定的票仓之一,特朗普在两次大选中也都以8个百分点的优势取胜,围绕本州共和党参议员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退休所产生的竞争本不应该有什么悬念。但是,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的可以说是对俄亥俄州来说最糟糕的候选人,保守派政治作者J·D·凡斯(J. D. Vance),仅从履历上来看,他就拥有在多年保守派意见领袖的妖魔化下典型俄亥俄共和党选民最为反感的“纽约/华府精英”背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同时是一名风险投资人,让他成名的作品是一本面对东西海岸高学历群体解释特朗普选民心态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当发现了俄亥俄州的这个从政机会后便很快在这点上180度转弯。他的竞选资金更是几乎全部来自硅谷保守派富豪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注资——另一个不怎么能激发俄亥俄蓝领工人选民热情的因素。

靠着这笔资金、特朗普的背书、选票被一众候选人所分散这几个因素,凡斯以不到33%的得票率赢得了共和党初选,但他在这前后的表现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准俄亥俄的政治脉搏:直到今天,他在俄亥俄州内常常是不见踪影的,缺席于被视为政治人物必经之站的许多传统市镇节庆活动,甚至对十分关键的募款活动都并不上心,而是忙于出席全美、全世界各地为保守派明星人物所举办的会议;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发言也往往与普通选民的关切无关,而是更热衷于参与全国级别的“文化战争”议题:攻击职业女性、性少数、司法机关对特朗普和其同党的调查等等。对此,许多州内共和党人物也开始为凡斯丢掉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红州席位而越来越公开地表示担忧和不满。

与此同时,民主党所提名的则正好是一位个人政见、风格极其适合俄亥俄州的候选人,众议员提姆·莱恩(Tim Ryan)。他拥有近二十年的国会履历,一直以来的形象都是关注蓝领工人阶层权益的传统工会派民主党人,是众院内“蓝领党团(Blue Collar Caucus)”成员,在民主党基础选民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市职业阶层偏移后,更是能摸准本党的哪些立场在自己的州内并不受欢迎从而总能适时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他支持将制造业转移回美国,反对不受州内保守选民欢迎的“对警察撤资(defund the police)”,批评拜登政府如近期的减免学贷在内的一些支出政策等等;他同时也十分擅长在俄亥俄等州十分重要的“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即亲自旅行至州内尽可能多的地区,举办可能参与人数并不多、但对赢得这些地区选民支持不可谓不重要的中小规模活动,同时利用自己在募款方面的优势向州内媒体大规模投放了诠释自己立场与“人设”的广告。

两人竞选水平间的高下立判,让莱恩在面对选民“定义”自己方面获得了比凡斯大得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共和党选民在民调中表示,自己虽然依然反对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反感其行事风格,却能够较为独立地看待莱恩,对他本人并不反感;甚至已有民调显示莱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领先。一位俄亥俄知名保守派电台主播的话很好地总结了这场竞选当下的局势:在他看来,莱恩是一位“十足的虚伪骗子”,但却也“(和凡斯相比)运行着一场我所见过的最有效率的选战”。

类似的现象并不仅发生在俄亥俄,特朗普为确保党内人选对自己的忠诚而将最糟糕、最缺乏吸引力的候选人推向初选胜利的行为触及每个对共和党来说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在作为长期以来共和党重镇、近期却开始转蓝的亚利桑那,共和党希望战胜民主党新人参议员马克·凯利(Mark Kelly)。身为民主党人,凯利同样拥有保守派选民并不讨厌的履历,他曾以海军陆战队上尉的身份服役,并是一位曾四度前往太空的NASA宇航员,同时和许多市镇级共和党政治人物都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他的共和党对手布莱克·马斯特尔(Blake Master)则靠着为选举舞弊谎言添柴加火而获得了特朗普和共和党基础选民的青睐,但党内初选结束、候选人需要面对整个州的公众时,在多个方面的极端立场立刻就成了马斯特尔最大的劣势,以至于他的团队被发现频繁修改自己一方的竞选网页,删去他曾经在堕胎权、移民、枪支、2020年大选等议题上的极端立场,就连参院共和党党团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也清晰表达了对他胜选的缺乏信心,撤回了近八百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在情况类似的佐治亚州,特朗普推举出前橄榄球运动员赫舍尔·沃克(Herschel Walker)来挑战民主党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Rev. Raphael Warnock),沃克不仅在此前毫无政治经验,更是不断面临着家庭暴力等指控,还围绕自己的履历撒下过许多荒唐而极易证伪的谎言,在这种对比下,原本被视为在今年中期中最受威胁的民主党参议员的沃诺克,已经在最新的昆尼皮亚大学民调中获得了六个百分点的领先;几个月前让民主党人担心无法守住的内华达和新罕布什尔两州的参议员席位,也在相似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摆动回“安全”范畴。

而哪怕当民主党也同时提名了并不完美、存在争议的候选人时,共和党一方的候选人居然也会用更大的劣势“追平”,最典型的莫过于宾夕法尼亚州空缺出的参院席位:在民主党初选中胜出的现任副州长约翰·费特尔曼(John Fetterman),是一个毫不掩饰自己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客,虽然在初选中回避了全部实质性政策辩论,但还是靠表演反精英的“外来者”人设和民主党内一部分“桑德斯—特朗普选民”的支持,在初选中战胜了比他拥有更翔实政策主张的对手;共和党本可以抓住这样一个证明自己具有执政严肃性和诚意的机会,但却依然在特朗普的背书下提名了更加小丑式作风、毫无政治经验的前综艺名人“奥兹医生(Dr. Mehmet Oz)”作为候选人。不难想象,这完全不是一场多么鼓舞人心的选战,除了两党最常规的“谈话要点”以外,两人都很少提及任何实质性的政策,而更多则是比着在社交媒体上创作出更走红的攻击对方的“负面竞选(negative campaigning)”内容,但奥兹无论是竞选广告还是日常的举手投足,都经常表露出一个富有名人的离地和对普通宾州人生活状态的一无所知,而费特尔曼的民粹色彩又恰好符合许多宾州选民的独特政治审美;所以,尽管许多民主党人都表示,这并不是一场让自己多么骄傲的选战,但特朗普为共和党亲手挑选的糟糕候选人,竟然让宾夕法尼亚成了摇摆州里对民主党来说最有可能赢得的一个。

当然,为了让整场中期选举彻底成为在自己一方和极端主义间的抉择,民主党人也没有完全被动等待特朗普亲手在每场竞选中挑选出最糟糕的候选人并将自己与其完全绑定,而是重新启用了一个涉及在共和党初选中插手的政治策略。

2012年,当密苏里州时任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Claire McCaskill)寻求连任时,她所面对的是自己在一个红州竞选和奥巴马的支持率并不明显领先的不乐观情况;于是,她便主动“挑选”了自己最希望面对的对手,在一众共和党初选人中最极端、最被中间派选民视为不可接受的众议员陶德·艾金(Todd Akin),并在他原本竞选资金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主动为他“出资”制作和投放了向共和党初选选民宣传他政绩的广告。在她的“帮助”下,艾金赢得了初选,他诸如“强奸的受害者根本不会怀孕,因此不用考虑在禁止堕胎时将她们视为例外”的极端表态也给共和党在密苏里州如期带来了许多麻烦。最终,在奥巴马以超过十个百分点输掉密苏里的同时,来自同一党的麦卡斯基却以更大的差距守住了自己的参院席位,她也因为这个策略被许多民主党人视为竞选策略方面的天才。

在那以后,这个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起来,没有得到被重新使用的机会,直到今年,民主党再一次面临一个同党总统支持率并不理想、同时共和党一方突然有了无数比艾金有过之无不及的候选人的情况。于是,这个策略被复制粘贴进了多个不同级别的选区内。最受关注的例子发生在密西根州的一个众院选区,代表该地区的是2020年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彼得·迈尔(Peter Meijer),他除了是一位意识形态方面的温和派、属于主张两党合作的“问题解决者党团(Problem Solvers Caucus)”以外,还是在“1·6国会山暴动”发生后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的仅有的10名共和党众议员之一,并且没有在此后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隐藏这个立场;不出所料,在今年的初选中,他就面临着一位曾在特朗普政府工作过、由他背书的挑战者约翰·吉布斯(John Gibbs),他极端主义色彩浓重到曾为发源于“匿名者Q(QAnon)”运动的阴谋论站台。迈尔所代表的是一个紫色摇摆选区,民主党希望能将其翻蓝,并判断吉布斯因过于极端而更不会为至关重要的中间派选民所接受、是更容易被击败的对手,因此在临近初选的最关键时期,投放了向共和党初选选民介绍他得到特朗普背书、反移民、反堕胎等立场的广告,且在其上的支出高达43万5千美元,超过了吉布斯本人在整个选战中所募得的。不出所料,吉布斯在初选中赢得了党内提名,这意味着民主党在十一月份将这个席位翻蓝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大幅增加,政治媒体Politico对这个席位的评级也从双方获胜可能性相等(Toss up)调整至了“倾向于民主党获胜(Lean Democratic)”。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马里兰。虽然作为整个美国最稳定的蓝色州之一,但马里兰选民却连续两届选出了一个共和党州长拉瑞·霍根(Larry Hogan),不难想象,他并不是一位今天典型的共和党人,拥有执政的诚意和能力,与民主党所控制州议会合作良好,且在批评特朗普攻击民主的极端主义时并不弱于民主党人,他也因此至今在马里兰保持着相当高的支持率。但在今年,霍根已经两任期满,不能继续参加选举,并在共和党初选中背书了一位和自己类似的温和派候选人;而这样一个蓝州州长的席位对民主党来说自然是挂在低处的果子,一旦使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过于极端便唾手可得,于是便在初选三周前为另一位由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大量投放广告,协助让这位支持选举舞弊阴谋论、主张限制堕胎权的候选人获胜,而各大政治媒体对马里兰州长席位的预测也随之被调整为“基本可判定民主党获胜(Solid Blue)”。

纵观全国,民主党负责国会和州长竞选的分支机构总共在密歇根、马里兰、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和科罗拉多等地为在共和党初选中推广极右翼候选人而花费了近四千四百万美元。在围绕迈尔和霍根的两场初选结束后,这种策略开始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争议。在批评“1.6暴动”、特朗普违规藏匿机密文件并攻击执法机关、共和党在红州内的威权式作风时,包括拜登在内的民主党人经常呼吁共和党各级别的民选官员能有与党内特朗普一派割席、超越党争而维护民主共识的勇气,但当其中一些人真的做出这个选择以后,民主党一方对此的“回报”则是激发极端选民的热情来惩罚他们、让他们失去政治前途,而这自然会让民主党人种种“为自己投票关乎保卫民主”的呼吁失去信用,也容易疏远许多中间派和支持其部分政策而反对其极端化的共和党选民。迈尔在输掉初选后,在采访中表示,明知其危险性而依然为政治利益有意推广极端候选人的行为,和寄希望于用煽动暴乱来推翻选举结果一样,都是超出可接受的政治策略范畴的行为;马里兰州长霍根在初选结束后的采访中,除了继续指责特朗普所背书的候选人是“QAnon运动的疯子(QAnon whack job)”以外,也批评了民主党人正在让正派共和党人夺回自己党派的努力更加困难。

对此的另一种批评则来自更加实际的角度:在一个民主党选情依然并不乐观的年份,哪怕是极端的共和党候选人,在一个摇摆选区内也并非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美国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极端势力拥有更多席位、从而能左右重要调查与立法的国会,更是特朗普下一次政变的协助者有权左右选举如何进行的可怕情形。这其中最危险的例子是宾夕法尼亚的州长选举:被中间派选民“希望看到一位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的数据说服,民主党“帮助”了一位得到特朗普背书的极端派道格·马斯特里阿诺(Doug Mastriano)赢得了初选。在民主党的预期中,这个结果保证了自己一方至少十个百分点的领先,但随着拜登在该州支持率的持续下滑,两党州长候选人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一度竟减至三个百分点内,与民调本身的误差范围相等——换句话说,两人间真实的支持率可能已经没有差距。而马斯特里阿诺不仅直接在1·6暴乱中为参与者前往华盛顿组织了大巴车、并在当天参加了暴乱,他竞选的中心主张之一就是成为州长的自己会随即拥有“取消对2020年大选结果认证”的权力,且更能直接任命负责实施选举的州务卿。宾夕法尼亚作为近年来大选均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摇摆州之一,他一旦在未来真的拒绝认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该州的取胜,并决定派出违背投票结果的选举人,这无疑会引发史无前例、无人能够想象后果的宪法危机。

所以,相比一些正当性和可行性存疑的政治手段,可能最终对11月份选举结果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哪一方能够为公众关切的议题给出最有说服力的解答,或将大选的中心“拉”至对自己最有利的议题上。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和党在自己曾经擅长的领域,也因为自身愈发难以隐藏的极端主义色彩而失去说服力。

这个领域就是所谓的“文化战争”议题,涉及包括种族、性别、教育、气候、控枪、堕胎权等在内的所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议题。在近年来的选举中,煽动甚至制造围绕它们的争议是共和党取胜最快捷的战术,在去年弗吉尼亚的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格伦·杨肯(Glenn Youngkin)取胜的重要原因,就是很大程度上无中生有而来的围绕“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争论;相比之下,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的胜利,则是因为足够多的候选人纪律性极强地一致专注于以保护、扩大奥巴马医改为中心的民生议题。如今这个动态的改变,来自于近两年来共和党地方政府从审查学校课程和图书到动用公权力调查性少数儿童家长等一系列行为,超出了越来越多公众的容忍程度,但最重要的分水岭,自然是今年六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伟德”、猝然终止宪法对女性堕胎权近五十年保护的判决。一个竞选中具有讽刺性的常态,是一个议题中被认为“输家”的一方往往具有更高的热情,多年以来,共和党利用提名保守派大法官来推翻罗伊案的承诺,团结了一大批“单一议题选民”,以至于许多观察者早就看出,共和党所希望的其实并不是罗伊被如此迅速的推翻,而是能尽可能长地保留这个永远能够拿来激发选民热情的诱饵;而随着判决的做出,双方选民的热情程度则一下颠倒了过来:在堪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多个州内,判决发布后注册女性选民的人数激增了35%,在变化最显著的州内,判决后新注册选民中的70%都是女性。更重要的是,许多堕胎权活动人士在谈论这个议题、向公众传达其重要性时的方式极其有效:诸如“支持选择(pro-choice)”、“支持生命(pro-life)”、“生育权利(reproductive rights)”等华府常用的概念,要么过于技术型,要么在不断的党争和重新定义中已经对普通公众失去了实际意义,于是他们便从零开始,寻找对各自本地区选民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并用其来重新阐释堕胎权的重要性。

对此最成功的尝试,当然发生在堪萨斯州围绕州宪法是否保障堕胎权的公投中。在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往往能以两位数领先的红州,当反堕胎权的共和党人成功将公投合并至投票率往往偏低的初选时,他们基本没有预期会遭遇任何阻力;但堪萨斯州的堕胎权活动者看到了本州两党选民共享的一种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气质,于是,共和党选民,他们投放的广告中含有大量共和党常常使用的里根式对大政府的警惕:剥夺堕胎权是在扩大“政府权限(government mandate)”,是政府在你的“个人隐私”、“个人生活”、“个人自由”中插手,除此以外,他们当然也不忘讲述许多生命被堕胎权所拯救的个体故事。最终,一个红州内59%选民、领先另一方超过17万票支持将保护堕胎权写进宪法的结果,可以说让大多数华府的政治观察者也感到震惊。

证实相同趋势的迹象还有很多:在高院判决作出后,总共在内华达、明尼苏达、阿拉斯加和纽约有五场填补中途空缺众院席位的特别选举进行,其中所有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率,都相当显著地超出了2020年大选中的;在共和党的又一重镇阿拉斯加、填补其空缺的众议院席位的特别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玛丽·佩尔托拉(Mary Peltola)打破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击败了茶党运动的实际发起者、获得特朗普持续青睐的前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而在纽约第19选区的特殊选举更因为许多原因被视为对中期选举结果最准确的预言:拜登在此的得票率比特朗普高出二个百分点,和在几个重要摇摆州类似,该选区的人口结构也和民主党最需要争取的中间选民类似,双方候选人所选择专注的议题也是两党艰辛最能在中期选举中挽救自己的——民主党候选人帕特里克·莱恩(Pat Ryan)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宣传今年中期选举对于保护堕胎权的意义:民主党若能扩大在两院中的领先席位数,罗伊判例中所确立的对堕胎权保护便能够成为联邦级别的立法,而共和党的胜利则意味着联邦级别的堕胎禁令可能被提上议程,从而让纽约这样堕胎权还受蓝州政府保护的地区也面临和今天许多红州相似的危险;而他的共和党对手,选择了指望民众对通胀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不满,尽管在这些方面情况的好转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莱恩以三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选举,这个结果让许多面临艰难选情的民主党人都对十一月信心大增。

所以,许多民主党人自然希望看到共和党继续在堕胎权议题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继续无法找到一个自洽、统一而温和的应对策略,而至少至今以来的事实符合这种预期:一方面,包括上文提到的亚利桑那州候选人马斯特尔在内的许多人,已经因嗅到风向的不利而在暗中修改自己竞选网页上过于极端的主张;而另一方面,就在几天前,共和党知名度最高的参议员之一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则起草了一项法律,在联邦范围内禁止十五周以外的脱胎,比罗伊案所保障的少了十个多星期,此举引起的公众情绪无疑让许多候选人温和化自己立场的努力打了水漂。

将上述因素结合起来,今年中期选举的选情可以说已经比开头提到的传统认知复杂、多变太多:在政治新闻和民调信息网站538在夏天时刚刚开放对中期选举结果的预测时,它对参院的预测是共和党拿回控制权可能性过半的,但在见证了一系列“特朗普派”候选人的糟糕表现以后,今天民主党能够保持参院多数的可能性已经高达71%;对于众院,在年初时,共和党众院领袖麦卡锡对大选结果的预期是赢得60个以上的席位,但今天,大多数民调对共和党新增席位的预测已经减少到只有10席左右,在这周二最后一个初选日结束后,包括议长佩洛西、多数党领袖霍耶尔(Steny Hoyer)、党鞭克莱伯恩(Jim Clyburn)等民主党众院领导甚至前所未有地对保住众院表达了信心。

如果今天对两院的预测都最终成真,那么虽然仅控制一个立法分支的共和党还无法通过任何限制堕胎权、同性婚姻、威胁包括奥巴马医改在内重要社会福利项目的立法,但也足以制造许多对民主制度的扰乱和威胁:除了阻挠拜登政府应对严峻地缘政治局势和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必要的诸多重要立法以外,许多众院共和党成员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拿回多数以后计划进行的猎巫式调查,即以极右翼甚至QAnon论坛等阴谋论为基础针对拜登的家人,更扬言会因对特朗普的调查而针对司法部长加兰德(Merrick Garland)、“1·6委员会”成员,和以围绕新冠疫情和疫苗的阴谋论为基础而针对领导了美国疫情应对的福奇医生等因做好本职工作而触动了共和党党派利益的公职人员,而这无疑会为他们无数不具备同样知名度和保护的同事们带来寒蝉效应,更不利于招募有服务公众福祉理想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同时继续增加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不信任。更不要说在联邦级别以外的地方公职中,很多负责运行选举、学校、医疗系统、基建等公共服务的职位,很有可能被一些不相信每人都有权投票、认为学生们无权全面地学习历史、女性无权堕胎、性少数未成年人家长无权支持孩子选择的人所占据。

所以,虽然“你的选择事关这个国家的一切”是一句在每次大选中都会被过多、过于夸张地使用的口号,但这在不到两个月后的中期选举中可以说是相当符合事实的。这里的“选择”包括许多人的:共和党人是否有勇气反对党内危险、极端的部分,民主党人会选择用什么方式对待坚持了可贵原则的党派对手,以及无数选民是否会将民主制度、民权的存续放在比一些党派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位置上,并清晰看到自己在选票上所涂黑的方框,能够足以决定美国民主的存续与否。

来源时间:2022/9/21   发布时间:2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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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连胜、支持率回升,被特朗普“垫高”的拜登行情能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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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杨帆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9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伦敦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后返回华盛顿。对于美国总统来说,这是世界舞台上至关重要的一周:他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与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会面,并在纽约为世界多国领导人举行招待会。

与此同时,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AP-NORC)近日与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合作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从7月份的36%回升至45%,这与中期选举前民主党整体支持率反弹息息相关。9月18日晚,拜登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采访节目中复盘了民主党自6月起的“连胜纪录”:两党枪支安全法、气候变化投资、降低处方药价格和学生贷款减免等,以上法案的成功签署似乎解释了拜登近期回升的支持率。然而,经济仍是拜登政府不能忽视的一大问题,或将极大地影响其支持率及中期选举结果。

“稳定”即优势?

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共和党领导人定制各州堕胎权法案引舆论反弹后,中期选举的走向便变得不可预测。共和党人狙击堕胎权所导致的政治影响以及已经很明确:堪萨斯州选民否决了一项从州宪法中剥夺堕胎保护的拟议修正案,民意调查也显示生育权问题正在中期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多次民意调查皆表明选民对堕胎权的支持态度。

这种政治态度的蔓延不仅限于民主党人,65%的独立人士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堕胎仍应合法。拜登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后罗伊政治环境中能做的更多,7月,他签署行政命令,旨在保护女性获得堕胎药物和紧急避孕药的权利,并表示了其否决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相关立法尝试的决心。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遭联邦调查局搜查的新闻登上头版,这位从未真正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前总统再次陷入“不法纷争”。拜登也在此时加大了对特朗普的批评力度,将特朗普本人及其政治运动视为“对美国民主的威胁”。NBC新闻上周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美国人中的好感度降到了2016年大选后最低点之一。

虽然往年中期选举倾向于更多地关注现任总统及其所在政党,但特朗普已被证明是民主党人的有效陪衬,近期频上头条的特朗普帮助拜登重新点燃了2020年大选时的民意活力。“在特朗普的衬托下,拜登看起来更好。”一位共和党战略家承认。

这些因素的结合为拜登赢得了民主党忠实拥护者的一些喝彩,和一些中立人士权衡后的支持。“我不相信他(拜登)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但他是我们可选择的人中的最佳人选。”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74岁退休人士博嘉茨(Betty Bogacz)对美联社说,“他代表了稳定,而特朗普做不到。”

据美联社报道指出,在取得一系列立法胜利后,迎接民主党等的似乎是更好的前景,能源价格的回落也给了拜登政府喘息的空间。

自6月以来,汽油的平均价格已下跌26%至每加仑3.71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家庭预算压力。据《国会山报》指出,拜登于上月签署的《降低通胀法案》包括了民主党的一些主要政策重点,系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最大投资,并提高了对企业和亿万富豪的税收。同时,该法案通过扩大联邦医疗保险补贴、允许政府就医疗保险中老年人的处方药价格谈判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

目前,该项法律已成为民主党眼中“进入中期选举的生命线”,帮助民主党政客向其选民表明,民主党人可以兑现他们的竞选承诺。“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民主党战略家兼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高级顾问斯由莱特(Antjuan Seawright)说,“总统的立法议程不仅很受(选民)欢迎,并且其中大部分已经付诸实施。”

危机仍在

不过,美国正在面临的高通胀依然严峻,拜登在《60分钟》采访中也承认,年通胀率已达到8.3%,“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他仍强调,“这不是突然到达这个程度的。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通胀率没有飙升,几乎是平的。”他仍希望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升薪资待遇及发展经济来实现“软着陆”。

同时,拜登对通胀下降持较为保守的态度,“我们在控制通胀”,当被问及这是不是向美国人民释放通胀将下降的信号时,拜登表示否认,转而解释称,美国政府将控制人们的生活支出成本以对冲高通胀,“处方药价格会低很多,医疗保健费用也会低很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例如能源价格,都会更低。”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仍是拜登的弱点——53%的美国成年人不看好他的工作,仅有38%的人赞成他的经济领导力。共和党人对拜登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消极。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共和党人支持拜登在经济问题及整体上的政治风格,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相比并无明显改变。

“我认为他(拜登)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目前发生了什么。”来自纽约宾厄姆嗯的耶努吉(Christine Yannuzzi)表示,“经济表现非常糟糕,我很难相信失业率会像他们(民主党政客)所说的那样低。”

美联社指出,目前29%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经济状况良好,而71%的人表示经济状况不佳。“中产阶级真的被淘汰了,每个家庭都需要两三份工作(以维持生计)。”一位共和党人补充称。

同时,被拜登政府视为标志性成就的《降低通胀法案》招致了一些美国盟友的不满。由于现代汽车在韩国生产的电动车将被排除在《降低通胀法案》消费者税收抵免之外,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称,随着盟国间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拜登政府突然取消对韩国电动汽车的补贴有可能破坏韩国对美国的信任。

“当拜登总统颁布和签署这项新法律时,该公司(现代汽车)受到了歧视,这种情况会引发盟国间的情感和政治影响。”安德根表示会通过双边会谈“将损失降至最低”。

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Adrienne Watson)在9月19日晚发布声明称,白宫理解一些盟友对税收抵免的运作方式“存在担忧”,承诺将继续“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担忧,并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开放的接触渠道”。

来源时间:2022/9/21   发布时间:2022/9/21

旧文章ID:28392

马晓光:“统一后台湾可实行不同大陆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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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共中央宣传部周三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状况。

中央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马晓光称,"一国两制"是为解决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案,是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赢的方案。"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也特别指出,"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在台湾真正当家作主,参与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红利。"

路透社指出,中国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的模式,类似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的模式。但所有台湾主流政党都拒绝此提案,台湾陆委8月中发布的例行民意调查也显示,"一国两制"几乎没有得到台湾民众支持,特别是2020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陆委会指出,根据民调结果,84.7%的受访者反对"一国两制"将台湾看作地方政府及特区,反映出台湾民众长期不接受中国对台湾的"错误政治主张继作为",也不同意"专制政权所设定的两岸终局与路径"。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民众主张"广义维持现状"。

中共“以武促统”可能性上升?

在被问及中共是否会"以武促统"时,马晓光重申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同时"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他还对"台独"势力发出警告:"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台独’分裂势力企图’以武拒统”倚外谋独’,只会加快自身灭亡。"

台湾中央社引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台湾多数人希望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进入第三次任期后,可能会改变现状。他认为,习近平会有一些促统动作做改变,将来要注意的不是反独,而是促统。

中国从未放弃武力统一台湾。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作为台湾试图独立时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

自2016年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北京拒绝与其直接对话,并视蔡英文为台独分子。蔡英文则多次提议在对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会谈。其前任马英九则曾于2015年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中共中央台办研究局长仇开明周三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会晤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并充分显示其为两岸通报谋福祉的诚意,"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

台湾政府则表示,台湾从未受到中国人民共和国统治,其主权要求是无效的。

(综合报道)

来源时间:2022/9/21   发布时间:202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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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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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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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9/21   发布时间:202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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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合作:中美关系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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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尚道战略

中美结构性冲突加剧了两国竞争,制约了两国合作。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中美关系正陷入历史冻结甚至冷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能否处理好两国关系,将影响全球未来的政治和经济。

尽管战略竞争仍可能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词。但两国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应探讨通过重建关系和加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合作来修复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上,双方在全球气候变化、贸易和金融、慈善等多个领域一直保持着积极沟通。但随着气候变化谈判的暂停和贸易摩擦的加剧,几个合作领域已经陷入停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国慈善合作不断加强和深化。疫情期间,中美许多友好城市相互帮助。

不仅是平民,很多企业也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帮助抗击病毒传播。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治理的严峻考验下,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年度报告(2022年)》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有社会组织900,900个,比2020年同期增长0.73%,其中社会团体37.1万个,社会服务机构52.1万个,基金会8885个。

中国的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沟通渠道的多元化。在“互联网+”时代,慈善项目推广的渠道和范围不再受到严格限制,自媒体、短视频、直播平台和即时通讯工具提高了推广速度。通过这些方式,传统慈善机构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中国慈善事业的第二个新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赋权。数字工具,特别是区块链技术,一直在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2020年,腾讯就已经将区块链应用于公益项目的跟踪,很好地利用了区块链去中心化、开放性和可追溯性的优势。这确保了捐赠的透明度,提高了筹资效率。当人们在微信上捐款时,可以更加确信他们的捐款真的被用于指定的用途。

尽管两国关系紧张,但两国应超越分歧,加强在慈善领域的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新形势下,双方在慈善领域的合作仍有很多可能性。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琼·麦肯蒂在中欧慈善合作倡议首次对话会上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慈善问题上的合作为美国、欧盟和中国加强重要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第一,继续开展抗疫公益合作。病毒已经在全球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奥密克戎变体增加了大流行预防的难度。中美两国非政府组织应继续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支持科研和跨国技术合作。

第二,发展慈善人文交流。文化交流在中美关系中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双方应考虑重启或加强慈善交流活动,如过去的“中美慈善交流3.0”项目。

第三,双方应该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技术方面相互学习。推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广泛应用于慈善事业,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媒体、公众合作,共同打造“全民慈善”

转自:the diplomat

来源时间:2022/9/21   发布时间:2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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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基础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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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zhou

2022-09-20

【编者按】美国CNN财经和金融领域记者Laura He于今年9月15日发表题为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通过3种方式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3 ways China and Russia are forging much closer economic ties) 的文章(点击阅读全文)。Laura He指出,自俄乌战争和中国提出与俄拥有“上不封顶”的合作关系以来,中俄之间正通过愈来愈紧密的经贸合作加强联系。中俄经贸合作的三大主要领域为煤炭与石油、人民币结算和中国品牌入主俄罗斯市场。此外,Laura He亦指出“上不封顶”其实是有天花板的,由于担心受到西方和国际社会制裁令国内经济受损,中国政府并未给予普京军事、商业和科技上的援助。以下是本站对该文的编译。


     九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举行自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面谈。两位领导人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会晤时曾宣称中俄友谊“上不封顶”。自那以后,随着欧洲和美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逐步升级,莫斯科正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然而,北京并未向莫斯科提供直接的军事、商业或科技支持,而是通过商贸与其逐步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所谓“有底线”的平衡之举表明,中国并不想因帮助其“盟友”而导致西方制裁,也就是说,中国尚对西方资本和技术有所依赖,不会为“拯救”普京而牺牲其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

     但由于俄罗斯正急切地寻求新的市场,而经济规模为俄罗斯10倍的中国则在争夺廉价商品,两国贸易关系正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蓬勃发展。在能源领域,随着中国抢购石油和煤炭以应对能源危机,中俄货物贸易急剧增长。今年5月至7月期间,俄罗斯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对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7月,中国进口俄罗斯煤炭达742万吨,创五年之最。

     与此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俄罗斯已成为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主要市场。俄乌战争使得俄罗斯对人民币的需求飙升。因为西方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莫斯科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并限制其与美元和欧元的兑换。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人民币交易量占7月份主要货币总交易量的20%。人民币兑卢布的日交易量也创下历史新高,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卢布兑美元的交易量。今年7月,俄罗斯是中国内地以外的全球第三大人民币支付市场,仅次于香港和英国。同时,俄罗斯企业和银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虽然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出于绝望,但对北京来说,它为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使自己免受西方金融制裁、增强其在国际金融机构影响力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

     此外,中国企业正争相填补西方品牌离开俄罗斯后留下的市场。今年4月至6月,中国智能手机占俄罗斯新销量的三分之二,在俄罗斯的总市场份额稳步增长,从第一季度的50%,到4月份的60%,再到6月份超过70%。曾是市场领头羊的三星 (Samsung) 今年7月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仅为8.5%,而苹果 (Apple) 仅为7%。尽管这两家公司一度占据俄罗斯近一半的市场,但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它们已暂停在该国销售新产品。同时,中国汽车也涌入了俄罗斯市场。今年8月,中国生产的乘用车占俄罗斯市场的近26%,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比例,因为包括福特 (Ford) 和丰田 (Toyota) 在内的全球主要汽车厂商今年都撤出了俄罗斯市场。

     不断跃升的数据能够反映两国之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中国对俄罗斯商品的出口在8月份较上年同期增长60%,达到112亿美元,超过了7月份49%的增幅。同时,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货运量在8月份跃升26%,至80亿美元,也较上月有所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俄商品贸易总额飙升31%,至1,172亿美元。这已经是去年1470亿美元总额的80%。

     前美国国务院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次卿基思·克拉克 (Keith Krach) 称,“俄罗斯对中国的需求大于中国对俄罗斯的需求。随着俄乌战争的拖延,普京正在迅速失去盟友,并因此越来越依赖中国。” 俄罗斯目前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8%。虽然这比去年年底的2.5%略有上升,但欧盟和美国的份额要大得多。然而,中国在俄乌战争之前已是俄罗斯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6%。尽管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战争爆发后停止公布详细的贸易数据,但欧洲经济智库Bruegel最近分析了俄罗斯34个最大贸易伙伴的统计数据,并估计中国在6月份约占俄罗斯出口的24%。

     Laura He表示,虽然中俄两国可能因为俄乌战争加深双边关系,但中俄关系的发展也存在重大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中俄之间“上不封顶”之所以触顶,是因为俄乌战争并非中国政府“利之所在”,中国政府与俄罗斯所建立的紧密经贸合作关系是出于一种“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心理。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表示,目前的中俄合作关系主要是“防御性”的,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共同认为北约和美国构成了“明显的国家安全威胁”。 董云裳补充说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考虑到西方的敌意,中国不会反对俄罗斯。”

快报:关于台湾问题,拜登又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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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韧  来源:美中故事汇

《美中关系快报》第115期
【编者按】9月18日,美国CBS“60分钟”节目播出对拜登的采访,当记者问美国是不是会派部队捍卫台湾,拜登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岛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美国部队会介入。之后,白宫发言人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第四次在回答台湾问题上发生口误(
乔桥:不能无视拜登总统的“油嘴滑舌”)。以下是对CBS就拜登“口误”发布报道的翻译。

点击这里查看拜登接受采访的英文原文


上个星期四,“60分钟”采访拜登总统的时候,普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人们担心俄乌战争将诱发中国攻击台湾岛。自1979年以来,美国一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其是否会发动军事力量保卫民主台湾却一直缄口不言。上周四,记者佩里(Scott Pelley)在“60分钟”节目就此问题向拜登总统提问。

佩里首先问道,“总统先生,关于你对台湾的承诺,哪些是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的?”

拜登回答,“我们很早以前就说清楚了,我们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就他们的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他们是不是独立,那是他们的决定。”

佩里追问,“美国的部队会捍卫台湾吗?”

拜登说,“会的,如果(中国)对(台湾)岛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

“所以说,总统先生,让我们把话挑明,”佩里接道,“在台海事务上,(美国会采取)同乌克兰情况不同的做法。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的武装部队,美国的男人和女人们会参与台湾保卫战。”

“是的,”拜登回答。

采访结束后,白宫某官员回应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在官方层面,对于美国是否会派遣武装部队捍卫台湾问题,美国一直以来都保持着“战略模糊”的态度,而“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必须提供装备保卫台湾。

本月上旬,国务院宣布向民主台湾销售价值达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在9月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帕泰尔(Vedant Patel)说,“这次军售酝酿已久,因为我们认为台湾在中国提高军事压力的时候需要这些武器。我们过去一直、今后还会继续保持负责、稳重和坚定的态度,保持与北京沟通的渠道畅通无阻,但也会按照我们的政策保证对台湾的支持。”

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连续发推说,这笔军售“给台独分裂分子递送了错误的信号,严重危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坚决反对。”


来源时间:2022/9/20   发布时间:202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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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右翼身份政治:被操纵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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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欣钰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2年8月8日,特朗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遭到联邦调查局(FBI)突然搜查。[1]尽管此次搜查据称是因为特朗普离任时带走了大量机密文件,但仍有大量共和党议员、州长发出强烈谴责。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表示这是司法部武器化的表现,佛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则宣称这次行动是左派所为。[2]搜查发生后,大量特朗普支持者在海湖庄园外举旗抗议,批准搜查令的佛州地方法官频繁遭到侮辱性言论攻击,网络上针对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的死亡威胁持续增加,甚至在12日还有一名武装人员试图暴力闯入FBI大楼。[3]同时,阴谋论迅速在右翼社交网站上传播,呼吁在美国发动内战的发帖数量短时内飙升。[4]此次搜查引起美国右翼群体巨大震动,体现了特朗普与其支持者的紧密连接,更深层次上也是政党通过右翼身份政治牢牢把控特定群体的表现。

美国语境中的身份政治是对社会中少数群体争取自身权利与独特地位进而影响政治的概括,上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被自由主义者和政治左派垄断。随着特朗普当选,右翼身份政治开始为全美各阶层所重视。这一波右翼身份政治以“白人至上”为核心理念与追求目标,以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为主要行动者,以总统乃至整个共和党的行动支持为合法性来源,持续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5]社会意识与政党政治的联合,不仅使右翼身份政治愈演愈烈,也使共和党抓稳了白人中下层基本盘。

作为一种蕴生于美国社会的大众自觉,身份认同并不会天然与政党结盟并发挥政治作用。其发展为右翼身份政治并成为两党政治极化下的关键议题,大致经过三步推进转化。

一、作为社会意识的身份危机感

第一步,经济与文化危机催生白人群体的身份危机感。

“位置商品”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内部,人们通过购买商品来彰显自身地位,通过与他人比较地位获得幸福感。[6]该理论揭示了人们将财富与地位挂钩、将地位与幸福感挂钩的心理,也同时暗示相对于不曾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来说,那些曾拥有大量财富并享受过由此而来的高社会地位的人对地位降级更敏感,对降级后的生活状况更加焦虑与惶恐,因而也更容易出现反抗现状等激进情绪。[7]

美国中产阶层萎缩主要波及遭受全球化和高科技普及化冲击的蓝领群体。直到2012年,白人劳工都还以62.6%的比例在制造业工人中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制造业空心化必然导致大批白人失业。[8]1970年以来,白人在美国劳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到2022年仅剩55.4%,预计到2031年会跌至50%以下。[9]即使是保住工作的白人劳工,也因传统制造业日益稀薄的利润而逃脱不了工资增长停滞甚至降薪的命运。对于大量白人劳工来说,曾经“一房一车一狗”的中产生活如今难以为继,财富缩水、社会地位降低已成为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

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数量、法律、文化地位均快速上升。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非拉美裔白人占比已经下降至57.8%,而在18岁以下人口中已不占多数。[10]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William H. Frey)预测,到2045年白人比例将降至50%以下,届时美国将不存在主体族裔。[11]除了人口不断增长,20世纪以来“肯定性行动”“伟大社会”倡议等政治举措也使少数族裔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但少数族裔与左派对身份权利的追求没有止步于此。部分由于美国学界对族裔身份的细分和深入研究,少数族裔的诉求从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升级到保护自身个性文化。[12]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虽没有明确定义,但从20世纪90代起便作为少数族裔保留自身文化特质、平等共存于同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态度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13]

时至今日,多元文化主义虽已在美国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各族裔特殊化自身文化的要求却把美国推向了身份认同破碎、族裔对立加剧的深渊。凡此种种都会导致白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与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怨怼,走投无路的绝望和不断升级的愤怒刺激他们走上右翼民粹主义之路。

二、媒体渲染下的右翼民粹主义

第二步,媒体对部分白人生存现状的偏向性渲染使白人身份危机感的程度加强、影响范围扩大,相应政治诉求被激发,右翼民粹主义逐渐发展壮大。

当下,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渗透赋予了其凭借传递大量信息塑造族裔认同与偏见的能力。[14]对底层白人经济与生活状况的反复且夸张的描述在揭露现实、吸引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白人的恐惧与偏执。

2008年,由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创建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线上社交论坛成为极右翼者传播白人“正统身份”、歧视少数族裔、性少数、女性等群体的大本营。大量侮辱性话语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充斥论坛,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白人“文明”的假新闻与阴谋论四处横行。[15]他们还建立了大量带有种族主义暗示名称的浏览器和搜索工具、凸显族裔差异的网页下拉菜单与视觉设计以及更快捷的“另类右翼”网站入口。随着这些信息不断传播和“另类右翼”发展壮大,支撑“白人至上”的话语要点逐渐混入主流政治话语,论坛中带有歧视隐喻的符号也开始出现在主流新闻网站。[16]

2016年大选期间,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的畅销引发了公众对底层白人悲惨生活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作者詹姆斯·万斯(J. D. Vance)因此名声大噪,并于2022年5月在特朗普的背书下获得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提名。[17]实际上,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在1993年便从白人非婚生率快速提高这一细节入手分析发现,犯罪、毒品、贫困等社会问题正逐渐创造一个全新的阶层——底层白人群体。[18]之后,《纽约时报》等媒体和智库持续关注底层白人的真实境况,发现无论是城市中的“白色垃圾”(White Trash)还是五大湖以西的农民,都深陷失业、失学、物资匮乏、家庭破碎、不受尊重等生存困境。[19]

此外,对移民犯罪的频繁报道也加强了美国白人确保自身人数和文化均处于主流地位的愿望。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曾分析称,官方文件长期低估美国大量“非法移民”(Illegal Aliens)的极高犯罪率。[20]福克斯新闻的观众相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更倾向反对国会放松移民限制等法案。[21]此类报道令越来越多白人深刻认同“白人主流身份已然陷落”这一观念,由此迸发出的保护自身文化地位的强烈愿望使此波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收获了更多支持者、更具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和更明确的政策诉求。右翼身份政治自此成为美国两党竞争的备选策略之一。

三、被政党操纵的右翼身份政治

第三步,右翼身份政治广泛的选民基础、简易的政治操作以及可以预见的长久影响力使其受到保守派政治精英看重,成为国内政治重要议题。

相比于即使经过精巧设计、复杂计算也不一定受到关注与欢迎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身份理念可以通过简洁明了的口号快速向特定群体传达极具诱惑力的政治承诺。[22]这意味着,以右翼民粹主义吸引选民的政党无需在政策制定上煞费苦心,而只需通过直白明确的话语和简单粗暴的政策将自身与右翼民粹主义挂钩。反过来,该行为也使白人群体在身份诉求不断被满足中变得更加极端。政党与目标群体在身份族裔议题上的相互强化使政党轻易实现了一呼百应的政治结果,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上升成为影响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右翼身份政治。

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便展现出明显的“反建制派”风格,对经济、移民、海外军事行动等多项重大议题发表惊人言论,包括“美国优先”、其他国家破坏美国利益等。[23]这些鲜明的右翼民粹主义主张使特朗普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路飙升,在各州初选中披襟斩棘,将包括底层白人、传统经济从业者等越来越多群体收入囊中。[24]特朗普执政后,又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多边条约和组织,以《美墨加协议》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本土主义”“反智主义”“偏执风格”贯彻到底。

特朗普的言行成功将自身与美国新一波右翼民粹主义紧密相连,收获大批追随者。这些“铁粉”为特朗普创造了执政期间极其稳定的支持率,并间接导致1月6日国会山暴乱和海湖庄园搜查后的民众暴力行为。就共和党来说,其也在常年累月的政治宣传与运作中为自身贴上了右翼民粹主义标签。自茶党势力崛起以来,共和党内“反建制派”候选人频出。[25]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众议院前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共和党前领袖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和凯文·麦卡锡共同计划在全国招募民粹主义者参加中期选举;众多共和党人士在竞选活动、社交媒体和广播讲话中大肆围剿奥巴马本人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26]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共和党的右翼标签在党内“特朗普化”态势的驱动下更加鲜明,越来越多捍卫并效仿特朗普理念的议员不断涌现。[27]由此共和党通过将源自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为我所用实现对基层选民的吸引甚至是理念塑造,确保了近在眼前的新一轮政党重组中自身的选民基本盘。

四、结语

在美国的两党制下,社会意识被操纵为政治议题并非新鲜事。二战结束至今,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身份政治、80年代的保守主义、还是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右翼身份政治,背后均是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治的纠缠融合和草根民众与权力精英的相互利用裹挟。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公意的确通过政党进入国家层次辩论并最终上升为法律,但政党对大众公意的操纵与利用又剥夺了大众的政治自觉,国内社会最终沦为党争战场。政党与选民间的此种矛盾或许是“美式民主”难以打破的悖论。

参考文献

[1] Marc Caputo, Ryan J. Reilly, “FBI search at Trump’s Mar-a-Lago home tied to classified material, sources say”, NBC News, 2022,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trump-says-mar-lago-home-was-raided-large-group-fbi-agents-rcna42133,2022年8月14日访问。

[2] Morgan Winsor, “Republicans speak out against FBI raid of Trump’s Mar-a-Lago estate”, ABC News, 2022,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republicans-speak-fbi-raid-trumps-mar-lago-estate/story?id=88134193,2022年8月14日访问。

[3] Herb Scribner, “Florida judge who approved FBI search for Trump’s home hit with threats”, AXIOS, 2022,https://www.axios.com/2022/08/13/florida-judge-fbi-search-trump-mar-a-lago; TuAnh Dam, “FBI chief: Threats to law enforcement after Mar-a-Lago search ‘dangerous’”, AXIOS, 2022,https://www.axios.com/2022/08/11/fbi-chief-threats-law-enforcement-trump-search; Herb Scribner, “Armed man who tried to breach Cincinnati FBI office dead after police standoff”, AXIOS, 2022,https://www.axios.com/2022/08/11/fbi-cincinnati-armed-breach,2022年8月14日访问。

[4] Ben Collins, Ryan J. Reilly, “After Mar-a-Lago search, users on pro-Trump forums agitate for ‘civil war’ — including a Jan. 6 rioter”, NBC News, 2022,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justice-department/mar-lago-search-users-trump-forums-agitate-civil-war-jan-6-rioter-rcna42148,2022年8月14日访问。

[5] 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5, 2018, p.102-104.

[6] Robert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6-30.

[7]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p. 137-138.

[8] Paul Taylor, The Next America: Boomers, Millennials, and the Looming Generational Showdown, NY: Public Affairs, 2014, p.10.

[9] Tamara Draut,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 Class”, Demos, April 16, 2018, https://www.demos.org/research/understanding-working-class; Valerie Wilson, “People of color will be a majority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2032”,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9, 2016,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the-changing-demographics-of-americas-working-class/,2022年3月11日访问。

[10] “2020 Census Results”,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21,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y=2020&d=DEC%20Redistricting%20Data%20%28PL%2094-171%29&tid=DECENNIALPL2020.P1,2022年3月11日访问。

[11] William H. Frey, “The nation is diversifying even faster than predicted, according to new census data”, Brookings, 2020,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new-census-data-shows-the-nation-is-diversifying-even-faster-than-predicted/,2022年3月11日访问。

[12] Michael Kazin, American Dreamers: How the Left Changed a Nation, NY: Alfred A. Knopf, 2011, p.210; Melody Crowder-Meyer, Rosalyn Cooperman, “Can’t Buy Them Love: How Party Culture among Donors Contributes to the Party Gap in Women’s Represent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80, No.4, 2018, p.13.

[13]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52页;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31-34页。

[14] Marina Pignatelli, “Ethnic Conflicts and the Media”, Public Sciences & Policies, Vol.2, No.1, 2016, p.136.[15] Deena A. Isom, “Status Threat, Social Concerns, and Conservative Media: A Look at White America and the Alt-Right”, Societies, Vol.11, No.72, 2021, p.4.

[16] Jessie Daniels, “The Algorithmic Rise of the ‘Alt-Right’”, Contexts, Vol.17, No.1, p.62.

[17] Trip Gabriel, “J.D. Vance’s Rise From ‘Hillbilly Elegy’ Author to Senate Nominee”, The New York Times, 2022,https://www.nytimes.com/2022/05/03/us/politics/jd-vance-ohio-senate-primary-results.html,2022年8月5日访问。

[18] Charles Murray, “The Coming White Underclass”, AEI, 1993,https://www.aei.org/articles/the-coming-white-underclass/,2022年8月5日访问.

[19] 具体可见:Nicholas Kristof, “The White Underclass”, The New York Times, 2012,https://www.nytimes.com/2012/02/09/opinion/kristof-the-decline-of-white-workers.html; Richard C. Longworth, “The New White Underclass”,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2013,https://www.ussc.edu.au/analysis/the-new-white-underclass; Tex Sample, “’Laughing at What I Love’: Notes on White Working-Class America”, Reflections, 2013,https://reflections.yale.edu/article/future-race/laughing-what-i-love-notes-white-working-class-america等分析,2022年8月5日访问。

[20] Hans A. von Spakovsky, Grant Strobl, “What the Media won’t Tell You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Criminal Activit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7,https://www.heritage.org/immigration/commentary/what-the-media-wont-tell-you-about-illegal-immigration-and-criminal-activity,2022年8月5日访问。

[21] Tim Groseclose, Jeffery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0, No.4, p.1191.

[22] 林红:《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63页。

[23] TIME Staff, “Here’s Donald Trump’s Presidential Announcement Speech”, TIME, 2015,https://time.com/3923128/donald-trump-announcement-speech/, 2022年8月21日访问。

[24]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31-34页。

[25] 刁大明:《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第34页。

[26] Norm Ornstein, “The Eight Causes of Trumpism”, The Atlantic, 2016,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1/the-eight-causes-of-trumpism/422427/, 2022年8月21日访问。

[27] 刁大明:《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第39页。

来源时间:2022/9/20   发布时间:2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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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分析:基辛格真的是“唯利是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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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盖盖、徐青蕊  来源:库智交外大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中美两国同时受到尊重,他一直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曾经无数次来到中国访问,并且在美国国内大胆直言。基辛格在美国政坛享受尊荣,两党总统经常想他求教问计。他本人也八面玲珑,善于纵横捭阖。虽然从国务卿职位上已经卸任46年,但依然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不过,基辛格在7月19日一次采访,似乎惹怒了美国国内不少政客、大学教授、智库学者和分析人士。在此之前,一贯八面玲珑的基辛格发言谨慎,从未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批评拜登

基辛格受到美国历史上历任总统的尊敬,他一直享受高级顾问的待遇。连特朗普都经常求教于基辛格。不过他和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关系似乎并不亲近,他只是说两人相互认识,但拜登当了总统之后从来没有和基辛格联系过。基辛格抱怨说,拜登是近50年来第一位还没有邀请他访问白宫的总统。

基辛格批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对抗性,过于受国内两党政治的影响,他呼吁拜登总统采取打开中国大门的前总统尼克松的灵活性。基辛格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言辞批评过美国的总统。即使在特朗普在任期间,他也只是一直在试图打圆场。

彭博社报道,基辛格认为当今地缘政治需要“尼克松的灵活性”(Nixonian flexibility),以帮助化解美国和中国之间以及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冲突。基辛格说,拜登总统应该警惕别让国内政治干扰了“理解中国永久存在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permanence of China)。

基辛格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拜登和前几届政府受美国国内对中国观点的影响太大。”他说,“防止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很重要。”但是“这不是可以通过无休止对抗来实现的,”他后来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补充。

基辛格之前曾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敌对关系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的灾难”。

支持基辛格的声音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海尔(Paul Heer)同意基辛格的观点。他说,“我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存在过度对抗的风险。”海尔认为,基辛格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驱动的批评也是对的,认为拜登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主要是因为担心国会的压力,拜登不愿意自己被视为“软弱”的总统。

海尔认为,拜登政府强调竞争的对华政策压缩了美中间进行合作的空间。为应对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拜登和民主党可能不会放弃对华强硬的姿态。他说,“我认为政府不断强调竞争,从而忽视了合作的必要性和机会。”

反对基辛格的声音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退休教授文贯中认为,美中之间冲突的根源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他批评基辛格“把利益放在是非之前”。他认为,问题的一切根源在于中国的中央计划体系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决定性配置,而不是让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他还指责中国试图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和西方国家。甚至,他竟然说美国当初不应该把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

文贯中要求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开放政策,并且指责基辛格的“和平”要求是没有道理的。他嘲笑基辛格“现在还有什么人听他的呢?”

不过,文贯中的观点也受到质疑,这更主要体现在文贯中的政治立场问题。文贯中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文强,他曾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之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进行了26年的改造。根据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的记载,文强属于功德林战犯中最顽固抵制改造的战犯之一,直到1975年才成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文贯中在中美两国的舆论发言判若两人,经常高谈阔论美国如何讲道义,大肆呼吁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遵守美国的规则。

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议

另一个得罪美国舆论的观点,是本月基辛格就其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接受采访时,针对台湾问题发表的看法。基辛格说,解决台湾问题是现在中国人计划中的最后一件事。他反对美国放弃模糊态度。他认为,如果美国放弃模糊态度,那么中国几乎将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模糊性是为了防止冲突。他也表示,“震慑必须是坚定的”、“我们集中军力的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达了与基辛格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大陆显然不会立刻攻打台湾。不过,问题不是中国大陆会不会用武力夺取台湾,而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武力。他认为,未来十年,时间越往后推进,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风险就会越大。伯恩斯强调,“我不会低估他们的决心。”

被指责“唯利是图”

美国企业家、史带基金会主席也是基辛格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e Greenberg)呼吁“重建美中关系”,并宣布成立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由14位美国商界金融界领袖和前政府高官成立的新组织来推动有关工作。该组织表示,“尽我们所能改善美中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但该组织的倡议受到了一些批评。7月11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三篇读者反应,两篇是负面的。特拉华州的理查德·博特尔呼吁系统性地减少美国对中国战略性市场的依赖。”另一位读者说,“我们的政客、企业领导人和消费者需要停止喂熊。”

有人认为基辛格和这个组织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是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研究员海尔认为,“商业利益是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但还存在着范围更广的美国与中国全面接触的地缘战略原因。”

还有人认为,不可能仅仅从利益角度来理解基辛格的观点。今天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很少,冲突和对抗肯定大于共同利益。问题在于,美国用什么筹码来施压中国让步,或者在这场对抗中保持优势地位?如果美国没有这样的筹码,那么就还是不得不和中国缓和关系。基辛格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不是获得利益。

持续遭受舆论“围剿”

目前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利益团体,势力都很强大。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并且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表达对华政策主张。

目前美国国内反对中美友好的利益集团,力量已经超出了支持中美友好的利益集团的力量。特朗普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左翼劳工团体、右翼民粹主义、高科技企业、新能源资本,它们分属不同的党派,但都已经成为坚定的反对中国的力量。在这种局面下,基辛格在此时发表这样的观点,难免被美国国内解读为“不合时宜”。

基辛格遭到美国舆论不满的另一件事情,是之前有媒体报道他要求乌克兰放弃一部分领土来达成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但后来,基辛格否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尽管如此,基辛格还是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为“亲俄”,并将被比作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缔造者。(作者王盖盖,大外交智库创始人兼院长;作者徐青蕊,大外交智库全职研究员兼院长助理)

来源时间:2022/9/20   发布时间:202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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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大:王毅谈中国自身发展和对美政策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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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王毅谈中国自身发展和对美政策的确定性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王毅说,今天的世界很不太平,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乌克兰危机硝烟又起。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不少人担心中美将进入“新冷战”。针对当前中美关系前景中的确定性越来越少,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王毅阐述了中国的五个“确定性”:

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将规划制定中国下步发展蓝图和目标。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韧性足够强。中国实现现代化,14亿多人迈向共同富裕,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和发展机遇。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新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三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是各自人民的选择。中美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打倒不了谁。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拜登总统多次强调“四不一无意”,关键是美方要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四是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在华发展,将继续提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美经贸应该多做加法而不是减法,拉手而不是松手,拆墙而不是筑墙。对各自关切,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协商不要胁迫。美方应停止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停止搞排除中国的“小团体”“小圈子”。

五是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为此,必须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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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王毅祝贺博士将迎来百岁诞辰,表示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方赞赏博士始终对华友好,对中美关系抱有信心。希望博士继续发挥独特重要作用,助力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王毅表示,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美应该认真总结好50年交往的有益经验。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是中美关系50年经验的积累,也是下一步发展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拜登总统也作出“四不一无意”的承诺,但美方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驰。美方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和长期挑战,一些人甚至把中美交往成功的故事描绘成失败的叙事,这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自己。博士曾警示,中美关系已经处在“冷战的山脚”。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不仅对中美、对全世界都将是灾难。美方应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轨,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王毅强调,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否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佩洛西众议长窜访台湾地区、美参议院审议《台湾政策法案》、有关协防台湾的言论,都严重挑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实现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也将为此尽最大努力。但必须看到,“台独”越猖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减。中国有句老话:宁失千军,不丢寸土。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如果触犯《反分裂国家法》,中方必将依法采取坚决行动,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方就应认认真真回归一个中国本义,明明白白反对和制止“台独”。

基辛格回顾了当年同中国领导人达成“上海公报”的历史经纬,表示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美中之间要对话而不要对抗,应打造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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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座谈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王毅说,今天的世界很不太平,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乌克兰危机硝烟又起。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不少人担心中美将进入“新冷战”。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是值得总结经验、重整行装再出发的重要年份。但当前中美关系前景中的确定性越来越少,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对此,王毅有针对性地阐述了中国的五个“确定性”。

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将规划制定中国下步发展蓝图和目标。中国实现现代化,14亿多人迈向共同富裕,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和发展机遇。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新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三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拜登总统多次强调“四不一无意”,关键是美方要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四是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在华发展,将继续提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美经贸应该多做加法而不是减法,拉手而不是松手,拆墙而不是筑墙。对各自关切,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协商不要胁迫。

五是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为此,必须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王毅强调,美方有人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这不符合事实。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受益者,理所当然是维护者。我们没有必要另搞一套、另起炉灶。中方反对的是单边霸凌,抵制的是冷战思潮。中美应共同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和普遍认同的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前途命运和世界和平稳定。双方应共同努力,找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两个大国和平共处之道。王毅鼓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做中美互利合作的维护者、和平共处的推动者、友好互信的促进者,为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美方人员表示,当前,美中关系面临严重挑战。作为相互依存的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中两国管理好双边关系,减少阻碍和负面因素,共同应对气变、公共卫生、粮食和能源安全挑战,将为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美中经贸合作给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美企业界致力于长期在华经营。双方应本着合作精神,朝着正确方向努力,持续开展建设性、多层次、富有成果的对话,积小步为大成,增进互信,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来源时间:2022/9/20   发布时间:2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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