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文博  来源：IPP评论

导读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政府进一步塑造对华综合威慑态势，中美关系正在陷入全面竞争状态。在中美竞争愈加激烈的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热点”，也是让中美关系倒退的“冰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2022年8月2日窜访台湾引发中方严正抗议，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美国政府正在采取“灰色地带”行动，扭曲“一个中国”原则和政策的原有内涵，将地区安全局势愈加不稳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将中国维护地区安全秩序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动宣传为所谓“挑战国际秩序”。美国政府不断提升其“切香肠”战术行动的频率和力度;在不改变“一个中国”宣示的条件下，更换美“一个中国”政策的真正性质;以中方的威慑和回应行动为借口进行叙事战争，为美方进一步的“灰色地带”行动提供理由和国内合法性。

本文希望通过简要梳理“灰色地带”基本概念及其特点规律，分析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灰色地带”行动策略，研判美对台政策和台海局势走向，为中国应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采取“灰色地带”行动提供建议。

本文作者：高文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灰色地带：

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21世纪竞争

“灰色地带”是一种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竞争手段。[1]

美国东西方中心学者丹尼·罗伊(Denny Roy)认为，所谓“灰色地带”，是指“一国使用侵略性的、但通常不至引发常规军事报复的策略，损害战略竞争者，为自身谋取利益”。[2]

从界限上看，“灰色地带”意味着一个广阔的竞争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竞争使用超越常规的手段，但并未演变成两个行为体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3][4][5]从内涵上看，“灰色地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竞争状态的“灰色性”，二是行为类型的“灰色性”。[6]

中国学者归泳涛认为，灰色地带活动的参与者(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会在试图压迫对手的同时，尽量避免相互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行动发起方的目标是在“安全困境”中逐步通过降低对手的安全来提高自己的安全。[7]

大国对“灰色地带”战术运用并不局限于直接动用武力，而是以军事实力支撑国家及政府行为，集合全政府和全社会力量，将军民力量混编，协调联盟一起行动，全方位发动网络信息战、外交战、政治战、秘密行动、支持叛乱等，对目标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8][9]

“灰色地带”行动至少包括：网络战和信息战;情报、渗透和破坏活动;向叛乱势力、非政府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后勤、政治和资金支持;实施特种部队行动，包括提供顾问、训练，甚至直接从事低烈度战争;在敏感的前沿地带部署武装力量和展示武力;发动代理人战争;外交施压或讹诈等。[10][11]

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扎尔绘制了“灰色地带”行为的光谱，按烈度从低到高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叙事战争、剥夺繁荣、民事介入、积极渗透、强制性发信号和代理人破坏。[12]

中国学者韩爱勇认为，秩序之争始终是国际竞争的焦点。大国都从既有国际秩序中获益，但也感受到既有秩序对它们利益的束缚，因此它们并不追求完全推翻现有秩序，而是希望精准推动国际秩序产生于己有利的改变。相比直接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重新诠释国际秩序的内容更契合大国的利益诉求。[13]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限、非对称、渐进、模糊、综合且能长期使用的“灰色地带”策略就成为国际行为体进行超常规国际竞争的优选。[14] 模糊性策略让现状的改变者继续以对现状满意者的身份进行伪装，行动的有限性和渐进性也能帮助行为体绕开国际社会的红线，在“更近一步”实现大战略目标的同时防止危机升级。[15]“灰色地带”行动要在不引起武力反应的前提之下，把局势升级的责任加诸其他国家。[16][17]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华实施

“灰色地带”行动的特点

总体而言，“灰色地带”行动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手段和规模的有限性;二是利益和能力上的非对称性;三是在行为方式上的渐进性;四是在信息和规范上的模糊性;五是行动领域的全面性;六是“灰色地带”竞争的持久性：七是看似分散的“灰色地带”的手段和特点都服务于行动方总体“大战略”目标的实现。[18][19][20]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宣称坚持“一个中国”，但不断改写、掏空和虚化“一个中国”政策内容，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加大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军事和安全支持。美政府策略的渐进性、模糊性和综合性展现出明显的“灰色地带”行动特征：

美对台“灰色地带”行动特征：

● 一，叙事战争

● 二，积极渗透

● 三，民事介入

● 四，议题联系

● 五，代理人破坏

● 六，前沿存在

叙事战争

美国政府正悄然调整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通过微妙地调整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表述，美国正在以模糊方式一点点地掏空其“一个中国”政策原有内容。2022年5月5日，美国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对相关表述做了大篇幅的调整和修改，尤其是删除了两处重要内容：“美国不支持台独”以及“1979年美中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将外交承认从台北改为北京。美国在联合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21]

除此之外，美国国务院还增添了一部分内容，如“美国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导”，其中，“六项保证”为首次出现。5月28日，美国国务院再次悄悄更新美台关系现况论述，重新增加了美国“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以及期盼"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等文字。

积极渗透

美以渐进方式放宽美台交往限制，违背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中有关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来往的承诺。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前，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2021年1月9日发表声明宣布，解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拜登执政后进一步鼓励美台行政官员进行接触，202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政府与台湾相关部门交往新的指导原则”，放宽了美国对台进行接触的限制。[22]

近年来，已有多批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组团访台，无视中国方面对于美正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2022年8月2日窜访台湾，侵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作为近年来访台的美最高级别官员，佩洛西对台湾的官方访问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事件余波尚未平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Ed Markey)就于8月14日率跨党派参众议员代表团再次窜访台湾，将台海局势推向难以控制方向。

民事介入

美国国会升级涉台立法行动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建交 40 年来，从 1979 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到“台湾旅行法”，美国国会对美国政府涉台政策的制定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手段将其涉台主张变为美国正式法律，将相关主张上升到美国家意志层面，对政府部门政策形成法律约束力。

近十年来，美国国会涉台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众多涉台法案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些法案内容全面，最关注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2018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强调美国将加强与台湾的“防御伙伴关系”包含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与“美台军舰互泊”等涉台内容。[23]《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包含“推动美台军队之间的联合实战训练和军演”、“推动美台资深国防官员与军事将领交流”和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战斗力及水下作战能力”等条款。[24] 《2020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强调美国国防部应该加强与台军的防卫计划合作，让美国军舰定期穿越台湾海峡。[25][26]2019 年 5 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旨在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的《2019 年台湾保证法》，内容包括主张重启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会谈，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27]

2022年6月16日，美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Bob Menendez)和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向参议院提交了《2022台湾政策法案》，该法案将台湾列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支持台湾安全及其自决权，内容涉及美台关系的方方面面，有关加强美台防务伙伴关系，为台湾当局提供安全援助和全面培训，透过全政府途径威慑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行动，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设计反制战略和将台湾纳入国际组织等。[28] 这部法案如果通过，将是自1979年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又一具有侵略性的立法调整事件。

议题联系

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形象联系，联合盟国对中国进行“综合威慑”，组建对华“不对称”联盟。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台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在进行深度协调。美国与有殖民主义历史的一些国家协调合作，阻扰中国统一，将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声称中国正在破坏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在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外交活动以及七国集团峰会、美国- 欧盟峰会等国际场合，拜登政府均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2019 年台湾盟友国际保护与强化倡议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以积极行动“支持台湾强化与印太区域及全球各国的官方关系和其他伙伴关系”，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将台湾定义为一个“国度”(nation)。[29]

2021 年 3 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举办“民主峰会”举行听证会，布林肯称台湾“是一个能够为世界而不仅仅是其人民做出贡献的‘国家’( country) ”。2021 年 3 月，美日举行国防部“2 + 2”部长级磋商，称“中国的行为更加咄咄逼人”，将合作反击中国“破坏稳定”的行动。2021 年 12 月 2 日，美国和欧盟举行美欧“中国问题”双边对话机制第二次高级别会谈，称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损害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并对美国和欧盟的安全和繁荣会产生直接影响”。[30]

在“剥夺繁荣”这一“灰色地带”层面，美国也试图利用台湾问题进行议题联系，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脱离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与台湾议题联系起来。

代理人破坏

美国不断强化美台军事关系，超出正常范畴，“空洞化”对中国的相关承诺。美国政府运用“灰色地带战术”进行针对中国的叙事战争，试图通过渲染中国大陆构成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威胁”，合理化美国在美台军事合作领域侵犯中国主权的超常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

美国指导台湾制订军事安全战略，声称要帮助台湾建设对中国大陆不对称防御战略能力，在美关于印太战略的官方报告《印太战略》(2022)中载明台湾是美“印太战略”布局的一部分。[31]

美国正在强化和台湾当局的情报与技术信息交流合作，美台目前构建了四大防务安全对话平台，包括：“蒙特利会谈”、美台年度“防务检讨会谈”、美台“防务工业会议”、美台“防务产业合作论坛”。[32]

美国军队显著增强了与台湾军事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协同训练，自2017年起，美国《国防授权法》允许美国助理部长以上层级资深官员及现役将官访问台湾。美国还打破过去由退役将领率团的做法，改由负责作战的现役军官率团观摩2017年台“汉光演习”，邀请台湾海军陆战队秘密奔赴美国夏威夷，接受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协同训练。2019年4月，美国批准提供亚利桑那州路克空军基地为台湾 F-16战机飞行员提供培训计划与后勤维护支持。2021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称，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及海军陆战队小队已在台湾秘密训练台军至少一年，美军人员以轮调方式参与，训练科目包括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特种渗透作战和装甲战。[33]

美持续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向台湾提供陆基-海基巡航导弹、短程防空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小型攻击快艇、无人航空载具、自行榴弹炮、海防火炮及水雷等，加强台军以武拒统能力。2022年7月，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1.08亿美元的军事技术援助，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5次对台军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八一七公报》(1982)规定，“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然而，43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总额据统计已经超过700亿美元，《八一七公报》中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内容实际上并未得到遵守。[34][35]

前沿存在

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进行危险的武力展示升级，同时又指责中国“改变现状”，试图将局势升级责任推卸给做出回应的中国政府和军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以多种方式展示对台所谓“安全承诺”，并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2021年10月22日，拜登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美国不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但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

美军舰机一直在中国周边海空域活动，以通过台湾海峡宣示对台安全承诺。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却一边批评中国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是“改变现状”，一边利用《公约》相关军事活动界定不清晰的“灰色地带”，执行其“航行自由行动”，将军事单位开入中国的专属经济区(EEZ)。2021年11 月 29 日，美海军 1 架 P-8A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行动期间最近距离中国大陆领海基线仅约15.91 海里，离中国领海不到5海里。2021 年美军舰累计 12 次穿越台湾海峡，穿越行动规律化、政治化，并创造两个首次。2021年8月37日，美海岸警卫队“门罗”号炮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美海岸警卫队舰船近年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2021年10月15日美海军“杜威”号驱逐舰联合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近年来美军首次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穿越海峡。[36]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将自身的通行权视为惯例和“权利”，同时指责中国军队在中国的主权领土上进行军演回应是“过度反应”。

中国如何应对美对台“灰色地带”行动?

美国担忧中国在实现完全统一后，将会冲击亚洲地缘政治现实，颠覆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出于这种担忧，美国正在利用中国进行经济调整和美国经济总量仍高于中国的“窗口期”，针对中国进行“灰色地带”行动部署，阻止中国统一事业的推进。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有限的、模糊的和非对称的对华措施，以期实现对中国的“综合威慑”。

台湾问题是美对华实施“叙事战争”“民事介入”“积极渗透”“强制性发信号”和“代理人破坏”等“灰色地带”行动战术的样本。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灰色地带”战术，大大恶化了中美关系。台湾当局推动“去中国化”和“渐进性台独”的态势继续持续，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困难重重。美国在灰色地带运用渐进式“切香肠”战术，不断实质性升级美台官方关系和往来。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最大障碍。

美谋划将台湾打造成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地缘“支点”，一是为中美竞争制造筹码，二是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前沿部署，限制中国影响力。通过影响中国内部治理的方式，美国力图塑造有利于美主导霸权秩序的战略态势。美国官方将这种秩序称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灵活定义和精准修正国际秩序的内容，美国政府正力图将中国标签化为破坏国际秩序和造成地区安全秩序动荡的“修正主义”破坏者。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灰色地带”竞争突显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重要性。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竞争也是中美争取人心的竞争，包括争取当地人民和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支持。从长期看，“灰色地带”竞争的胜败取决于更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具体的战略和战术层面，中国既要让美国知道自己的“红线”，进行有效的威慑，也要善用中美合作项目为中美关系留下的空间，吸引更多对华友好的伙伴，建立中美危机管控机制。

参考文献：

【1】杨光海：《重拾“灰色地带”：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策略选择》，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2期，第41-55页。

【2】戴正、洪邮生：《美国学界对“灰色地带”挑战的认知》，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4期，第79-97页。

【3】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2015, White Paper：The Gray Zone,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Tampa,Florida.

【4】 马锋：《“灰色地带”与大国战略竞争》，光明网，2021年3月28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44467849515631118/

【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2017, Report on Gray Zon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Washington, D.C..

【6】 陈冠宇：《美“灰色地带”冲突理论引关注》，中国国防报，2021年4月21日，http://www.81.cn/gfbmap/content/2021-04/21/content_287597.htm

【7】 归泳涛：《“灰色地带”之争-美日对华博弈的新态势》，载《日本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45-70页。

【8】 戴正、郑先武：《“灰色地带” 与美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 “安全化”》，载《东南亚研究》 ，2020 年第 4 期，第42-65页。

【9】 徐若杰：《“灰色地带”与成本强加战略———美国在南海的对华遏制战略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6期，第1-27页。

【10】 蓝岸波、谭惠文：《“灰色地带”中美博弈中的网络战，“虚实融合”将成中美未来十年主战场!》，学术plus, 安全内参，2022年1月30日，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38854

【11】 刘金波：《美国之于南海的“灰色地带”战略》，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8年第25卷第6期，第6-16页。

【12】 陈永：《精准修正主义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41-73页。

【13】 韩爱勇：《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嬗变——以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71-82页。

【14】 谢梓飞：《日本 “灰色地带事态” 的特征及战略考量》，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5期，第34-47页。

【15】 Heather M. Bothwell, Gray Is the New Black: A Framework to Counter Gray Zone Conflicts, Joint Force Quarterly 101, March 31, 2021,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2556217/gray-is-the-new-black-a-framework-to-counter-gray-zone-conflicts/

【16】Kathleen Hicks, Alice Friend, Joseph Federici, Hijab Shah, Megan Donahoe, Matthew Conklin, Asya Akca, Michael Matlaga and Lindsey Sheppard, 2019, Campaigning in the Gray Zone, By Other Means No I.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 D.C..

【17】 Melissa Dalton, Kathleen Hicks, Alice Friend, Joseph Federici, Megan Donahoe, Matthew Conklin, Michael Matlaga, Joseph Kiernan and Lindsey Sheppard, 2019, Adapting to Compete in the Gray Zone., By Other Means No.II.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 D.C..

【18】 Ilan Goldenberg, Nicholas Heras, Kaleigh Thomas and Jennie Matuschak, 2020, Countering Iran in the Gray Zon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19】 Lin, Bonny, Cristina L. Garafola, Bruce McClintock, Jonah Blank, Jeffrey W. Hornung, Karen Schwindt, Jennifer D. P. Moroney, Paul Orner, Dennis Borrman, Sarah W. Denton, and Jason Chambers,2022.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untering China’s Gray Zone Tactics. RAND Corporation.Santa Monica, CA.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A594-1.html.

【20】 Heather M. Bothwell, Gray Is the New Black: A Framework to Counter Gray Zone Conflicts, Joint Force Quarterly 101, March 31, 2021,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2556217/gray-is-the-new-black-a-framework-to-counter-gray-zone-conflicts/

【21】 赵觉珵：《美国务院网站更改涉台重要表述》，载《环球时报》，2022年5月10日，第3版。

【22】 仇朝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台关系的演变及走势》，载《当代美国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61-79页。

【23】 郭永虎、王梦：《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新进展及其影响——基于第 111—115 届国会涉台法案的分析》，载《台湾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82-92页。

【24】 United States Congress, 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August 13,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text

【25】 United States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0, June 11,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1790

【26】 林冈、周文星：《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载《美国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35-51页。

【27】United States Congress,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April 1,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2002

【28】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June 16,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4428

【29】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 May 23,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1678/text

【30】 仇朝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台关系的演变及走势》，载《当代美国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61-79页。

【31】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2, Indo-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32】 钟厚涛：《特朗普任内美台军事安全关系走向》，载《统一论坛》，2020年第3期，第50-54页。

【33】 程光：《美军驻台与美台军事勾连新动向》，载《统一论坛》，2021年第4期，第49-51页。

【34】 王英良：《《八一七公报》发表四十年，美方契约精神去哪儿了》，新京报，中国新闻网，2022年08月1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8-17/9829131.shtml

【35】 白纯：《美台军事关系的现状与走势论析》，载《台海研究》，2019年第1期，第64-71页。

【36】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1 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2年3月27日，http://www.scspi.org/zh/yjbg/1648366779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9

旧文章ID：28216

作者：  来源：玉渊谭天

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监管机构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这是个多赢的结果——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投资者有利，对上市公司有利，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消息公布前后，中概股连续普涨。

对于这一协议，中方公布的消息中有这样一句描述：

这标志着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为解决审计监管合作这一共同关切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理解“重要一步”，可以从这份协议带来的几个确定性说起。

中方发布新闻稿的时间，是8月26日晚8点左右。

谭主了解到，合作协议是在新闻稿发布前半个小时内签署的。知情人士告诉谭主，这份协议，是中美十多年谈判的结果。

回望这段谈判历程，第一个关键节点，是2013年。

2013年5月7日，中美双方签署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开展中美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为了这份备忘录，中美双方铺垫许久。

备忘录签署的3年前，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也多次表达同中国证监会合作的意向。

中证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宏胜告诉谭主，赴美上市的公司，需要符合上市地的监管规定，但这些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都在中国境内，美方必须通过同中方监管部门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合作交流，这是国际上的惯例。

为了促成备忘录的签署，中美召开了一场审计监督研讨会。随后，中方组织PCAOB对中方就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检查的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审计监管合作直接作用的对象，是会计师事务所，而非企业。

潘宏胜告诉谭主，按照证券活动的惯例，企业相关信息的确认和外部审计是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的，它对企业信息的专业性、准确性、真实性负有第一责任，所以，从监管要求上讲，尽管企业是相关信息的第一提供者，但会计师事务所，才是直接承担监管责任的。

监管机构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确保其依法依规履行了“守门人”的职责，可以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在这样的考量下，中美双方依照国际惯例，签署备忘录，开展合作。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2016年后。

2016年到2017年，中美双方对一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试点检查，中方团队对PCAOB进行了协助。

美国法律要求，审计在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PCAOB注册，接受PCAOB的检查。如果不能接受检查，或检查不过关，就会丧失审计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资格。这也会导致中概股公司无法找到对其年报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从而因无法出具经审计的年度报告而面临退市的风险。

此次试点检查，给中美双方审计监管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未能从根本上形成双方接受、可持续的合作安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张跃文告诉谭主，美方要求直接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掌握的审计底稿实施检查和调查，这不符合我国的监管合作原则。

近几年，美国一些政治势力逼迫中概股退市，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有被政治化的趋势，PCAOB在美国内部也面临一些政治压力。但中美监管部门还是以专业、理性的态度，持续沟通，这才有了此次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达成。

最终的合作框架，符合双方法规和监管要求。

协议达成后，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从试点变成了日常——审计监管工作更加系统完整。

从开始合作，到试点，再到常态化，中美双方监管部门按照国际惯例持续沟通，不断给审计监管工作合作进程以确定性。

这份历经十多年谈判达成的合作协议，上来就强调的，是对等互利原则。

对等互利，首先体现在约束力上。

协议条款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中美双方均可依据法定职责，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告诉谭主，对等体现在监管对象上——中国监管机构要对自身监管范围内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监管，同样，美国PCAOB也要对服务在美上市中概股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其审计监管职责。

当下，有不少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出于对美国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美方监管机构可以对中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日常化，这给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和投资者更多的确定性。

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融入一个更加明确的审计监管环境，也能降低企业的风险，更早被成熟市场接纳，被海外投资者接纳。

这是互利的选择。

目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有280多家，总市值超万亿美元。

郭雳告诉谭主，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企业跨境融资的需求是现实的，中介机构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也就更加需要中美双方推动会计师事务所提升执业质量，为市场增加确定性和化解问题的信心。

对等互利，还体现在协作的方式上。

双方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

“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字和资料。”

检查和调查活动，需要中方参与和协助才能进行，正是对中国法律法规的尊重。

对等互利，给中美审计监管的程序，增加了确定性。

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监管，必然涉及到审计工作底稿。

郭雳告诉谭主，审计工作底稿所涉及的信息安全关切，也是中美跨境审计监管的焦点问题。

从工作底稿本身来看。

审计工作底稿是事务所开展审计过程中，对其制定的审计计划、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以及得出的审计结论等所作的“工作记录”。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工作底稿并不涉及太多敏感信息。

到2020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向多家境外监管机构提供了23家境外上市公司相关审计工作底稿，其中包括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PCAOB提供的14家。

这些行动，回击了某些不实言论。

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实质是，审计工作底稿这类信息应通过监管合作渠道来交换，并符合安全保密的相关规定。

从企业视角来看。

无论企业上市与否，在哪里上市，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近年来，围绕信息安全，我国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

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通过;

2021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

中方主动作为，从源头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

从监管部门来看。

监管部门一直在推进修改一些配套政策法律法规，为跨境监管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就《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要求：

企业要明确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履行程序，避免不必要的涉密或敏感信息进入审计工作底稿，对确因审计需要进入底稿的涉密敏感信息依法依规做好全流程的记录和履行必要的程序。

此次合作协议，对于审计监管合作中可能涉及敏感信息的处理和使用作出了明确约定，针对个人信息等特定数据设置了专门的处理程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张跃文告诉谭主，中方对相关信息安全规则和操作指引进行完善以后，才与美方就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和审计底稿的调阅达成协议，体现了我国兼顾开放与安全的基本原则。

在法治轨道上，通过协商谈判来妥善处理工作底稿问题，是中方完善信息安全法规制度的又一次实践。中美双方对于审计底稿相关内容的共识更加明确，同样增加了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确定性。

此次合作协议达成，对中概股意义重大。

到今年7月底，已经有159家中概股先后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列入“预摘牌名单”。

这一名单，源于2020年12月美国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案要求，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其证券禁止在美交易。

美国政府声称，该法案适用于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但这个法案，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

中国证监会曾对中概股退市问题做出过回应：

列入清单的公司是否在未来两年真正退市，最终取决于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进展与结果。

如今，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签署，如果后续合作可以满足各自监管需求，则有望解决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从而避免自美被动退市。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告诉谭主，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中概股风波发酵升温以来取得的首个突破性进展，是解决困扰中概股由来已久监管风险的第一步。合作协议的签署至少为接下来中美双方监管开展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表明中美监管合作依然是大方向，具有积极的信号意义。

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上市公司有利。

美股市场一直是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中资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2010年以来，赴美上市的中概股首发募资金额764亿美元，为这些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投资者有利。

今年以来，在“预摘牌”风险的影响下，摩根大通、景林资产等多家机构还是选择增持中概股，这不仅是对中概股投资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中国资产长期看好的信心。

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中美双方都有利。

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表明，中美双方的监管部门并没有将证券监管政治化，而是用相对理性、专业的方式，处理中美在审计监管中的问题。

当然，合作协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后续具体合作过程中，在如何操作以及如何协调中美双方要求的一致性上，仍可能存在变数。

美方能否推动国会和政府支持此监管合作协议，为协议执行提供便利，还需要对协议有开放与合作态度，积极行动。

回顾这份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国，站在了更高的维度去思考这一问题——既考虑了中概股的利益，同样也为很多国际企业来中国上市，作了制度安排。

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更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2019年到2021年，外资累计净流入A股市场8874亿——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潮平两岸阔，这份协议，只是一步。不确定的世界，需要的是开门，而非关门。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8

旧文章ID：28214

作者：于泽远  来源：联合早报

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PCAOB宣布将在9月中旬赴华审阅在美上市中企的审计底稿。消息传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闻声大涨，近期备受关注的的中概股在美退市风潮似乎告一段落。

中美在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美方认为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审计监管存在问题。2020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曝出财务造假案，实锤了美方对中概股审计的质疑。

2020年底，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将审计底稿出境审查，如果企业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方要求，将被强制退市。中国监管部门认为，那些在美国上市的大型国企以及部分民营企业的数据和信息，不仅涉及到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也牵涉国家安全，如果接受美方随意检查，会给国安造成危害。

由于中美双方在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上一直没有谈拢，中概股在美国市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截至今年7月底，美国证监会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将159家中概股列入“预摘牌”名单。8月12日，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上海石化五家大型央企一起宣布从纽约证券交易市场退出，外界预计中美资本市场之争将更加激烈，中概股掀起集体退出美国市场的风潮，中美在金融等更广泛的领域都有加速脱钩的风险。

中美8月26日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则为双方解决“审计之争”开辟了道路。按照中方解释，协议条款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中美双方均可依据法定职责，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双方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同时，合作协议对于审计监管合作中可能涉及敏感信息的处理和使用作出了明确约定，针对个人信息等特定数据设置了专门的处理程序，为双方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同时保护相关信息安全提供了可行路径。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协议允许委员会在选择调查公司、审计业务，以及潜在违规行为方面拥有完全自由裁量权，无须与中国有关部门协商，也无须他们提供意见。委员会有权直接访问所有与其检查或调查的审计工作有关的人员，并获取他们的证词。声明还强调，真正的考验，将是书面达成的协议能否在实践中完全转化。

显然，中美双方对协议的解读并不完全一致。双方都尽量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去理解协议，这将给协议的执行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双方未来难免还会就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打口水战。但整体上看，双方都作出一定的妥协，为中概股继续在美国市场融资创造了条件。

根据协议，中美双方将在审计底稿问题上采取跨境审计监管合作，中概股的审计底稿将存放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美方原来要求中概股公司需要将全套审计底稿送交到美国接受审查，而双方谈判结果是将审计底稿存放在中国，由美方派人到中国(包括香港)进行在地审查;审查对象也从原来只针对中概股公司进行审计，转为对审计事务所和中概股公司同时审计，相当于把审计师事务所纳入了监管对象，避免审计造假行为。

尽管如此，中国国内有人认为中方让步太多，美方可以自由审查中概股审计底稿，可能造成重要数据泄露，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

还有人认为，在中美全面博弈的大背景下，双方达成的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只是昙花一现，不能阻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的势头。而且，美国牢牢把控着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权，任凭规则如何制定，主动权依然在美国手中。中美达成审计合作协议，并不等于美国要与中国在金融领域合作。中概股在美国市场的前景，仍有很多疑问。

但中国主流舆论普遍对这一协议感到振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中美能够坐下来谈判，找到一个理性、务实的方案，体现了双方监管部门的担当和智慧，也表明中美有能力就一些重要敏感议题达成符合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

应该看到，过去20年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的审计监管确实存在不规范、不透明的灰色地带。在中美关系基本正常的年代，双方没有把这些灰色地带视为大问题。近年来随着中美博弈加剧，这些灰色地带很难再有生存空间。

规范中概股审计监管，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对中国来说，规范、透明、合法的审计监管，不仅有利于更多企业走出去，也有利于国内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9

旧文章ID：28213

作者：郁风  来源：我就是郁风

近日，一篇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文章的结论是，传统“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观点是过时的、站不住脚的，是“特定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产物”。

恰恰相反，该政策起到过反侵略、反殖民、反海外敌对势力干涉、反文化渗透的积极作用。

文章原文称，“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查了下这篇文章刊登于今年6月底，当时并未翻起多大浪花，但8月24日，历史研究院将全文发到了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考虑到当下的局势，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过美化、赞扬、合理化“闭关锁国”政策，打造理论和历史经纬支撑。

不过，将写进历史教科书多年的“闭关锁国论”翻案，美化成正面的“自主限关”，势必需要坚实有力的史实支撑。但将此文通篇读完，基本没有发现任何新颖、有说服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历史学家认为”“某学者指出”这样的“论据”。

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见的谬误是“诉诸权威”或者“诉诸专家”，即以某个专家的言论去判断事物，而不是依据事实本身。全文拉出了不少学者专家为观点背书，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逻辑还是事实，都无法佐证文章的论点。

除了“诉诸专家”外，此文常见的一种手段是将已有史实进行扭曲、利用，或者“争夺词语解释权”，比如称中国原本并无“闭关锁国”一词，该词是一个外来嫁接词，本身就含有人为和主观色彩，是西方的“中伤”，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

将不好的解释为好的，或者将不好的解释为“被误解”“被施加”的。可谓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这里简举几例进行批驳：

引言中称，“学术界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即被迫实施全面关闭国门的政策”。

首先，学术界主流观点是闭关是满清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政策，而非“被迫”。其次，“被迫”论从何而来?西方国家恰恰想要的是开口岸通商，一个毫无来由的“被迫”，却表现闭关是出于无奈的为国之举。

第一段称，“王宏斌通过细致考证，提出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第四段进一步称，“事实上，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并未禁止西方各国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那么，“细致考证”了什么，“事实”是什么，一字未提。

1757年，乾隆明确下诏，“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即便对广州口岸，清廷也设立了严格苛刻的管制条令。

《防范夷商规条》等条例规定，洋商只能住在划定的十三行区，由清兵严密把守，不得自由出入，且冬天需搬离，洋人不得随意和中国人交流，不得携带家眷，不得学习汉语，不得踢球，洋商还需要向各级官员送礼行贿，才被允许上岸。

对这些限制措施，此文解释为，“在经济上限制对外贸易区域，以便有效管辖”，“为了防范外国商船及商人的不法行为”，干脆别让外国人来了多好。

第四段称，“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地闭关锁国”，这样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海禁目的是为了保护百姓不受侵扰，那为什么还要像防贼一样防范本国人民?

该文称，““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但无论是“闭关”还是“限关”，其目的究竟是维护国家安全，还是维护爱新觉罗一家的统治，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出来。

实际上，清廷“防汉甚于防夷”，清廷千方百计阻止国人与西方交流，就是害怕西方的思想、宗教、科技文化传到国内，会开拓国人的眼界，产生自由思想，滋生反抗情绪。

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虽然有80万常备军，为世界规模之最，而英军连同海军不过2万人。但清朝的军队，大部分用来防范、监视、威慑本国百姓，使得清廷根本不敢抽调大量兵力迎战英军。

兵力不足的清廷只能临时招募乡勇作战，但临时拼凑的乡勇如何和装备先进的英军作战?更讽刺的是，对这些乡勇，道光皇帝更为恐慌，今天你用武器赶跑了英国侵略者，明天你就有可能用武器赶跑作威作福的满人统治者，因此，只要英军退去，道光第一道命令就是裁撤乡勇。

“国不知有民，乃民不知有国”，清朝闭关锁国，维护的只是爱新觉罗和满人权贵的利益。这种结果就是老百姓根本不愿意维护清廷，一个听上去颇为荒诞的真实例子是，英军进犯江浙时，有地方乡绅组织武装自卫队，目的却并不是反抗英军，而是防范清军路过时抢劫。

清廷非但给不了他们安全、权利和尊严，反而带来的是无穷的盘剥和压榨。这样的清廷，失败是怎么闭关锁国都避免不了的。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7

旧文章ID：28212

作者：赵明昊  来源：IPP评论

导读

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总统签署了此前在国会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这是拜登政府在《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等之后取得的又一项重要立法进展。该法案虽然突出了“芯片”问题，但实际上有很多条款事关美国科研和创新体制的深层次调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针对此项立法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该法案将加强美国“面向未来的产业”，确保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安全，将有助于增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布林肯强调，《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成法，再次表明美国有能力应对“时代挑战”。

《芯片和科学法案》在美国国内的推进，与所谓“中国挑战”密切相关。布林肯曾用“投资、结盟、竞争”概括美国的对华战略。所谓“投资”，即是加强美国国内自身建设，通过科研创新等领域的变革不断提升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

与特朗普政府一味指责中国不同，拜登及其核心幕僚承认美国国内存在的诸多挑战，并认识到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是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拜登政府强调要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努力使美国比中国“跑得更快”。

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负责人、新美国安全中心前副主席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曾提出，中国是美国在现代历史上面对的最有活力、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比起削弱或改变中国，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增强自身以及盟友伙伴的实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曾表示，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

为了实现“让美国跑得更快”，拜登政府致力于确保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科技力量是大国经济、军事等实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甚至被视为一种“新军备竞赛”。

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针》宣称，当前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ection point)，美国面对一个“民族主义兴起、民主衰退、与中俄等威权国家较量日深、技术革命重塑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由是观之，科技竞争是塑造未来世界、决定中美之争的关键因素。

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科技因素也已经渗透到美国对华竞争的其他领域。在美国力图打造对华“全域竞争”“跨域竞争”“长期竞争”新格局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强调科技竞争的重要性，并着力凸显这一问题与外交、国家安全、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政策的紧密关联度。

布林肯曾提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八大优先事项，其中之一就是确保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布林肯称，全球性的技术革命正在展开，世界主要大国竞相研发和部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美国的对手则利用技术对美国进行侵扰破坏，“如今，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要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加大投入，并提升这一议题在我们外交和国防中的地位”。杰克·沙利文宣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保持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这些技术对自由社会而言是安全、可靠且有益的。

应当看到，强化对华科技竞争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中有较强共识，《芯片和科学法案》正是集中体现。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两党重量级议员在国会联手推动多部法案，力图为行政部门对华科技施压提供重要支持。

前科技企业负责人、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Mark Warner)称，中国对美国科技优势的侵蚀对美国构成所谓“生存性威胁”。他和其他议员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与美国科技企业的联系与合作，设立负责对华科技竞争的跨部门机构，主张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应对中国的科技联盟。此外，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施托伊贝(Greg Steube)、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等人也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提出多个法案。

概而言之，美国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具有“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特征，尤其是注重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进而从根本上巩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力图在增加科研投入、改革科研体制、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等多个层面推进政策调整。

首先，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投入将显著增加。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成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等人认为，美国政府对研发投入不足是导致美国对华技术优势缩减的重要因素，2030年前后中国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总额将超过美国，拜登政府需尽快提升联邦政府对科技的资金投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称，2000年以来，全球研发投入增长幅度超过200%，从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看，美国正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少于德国、韩国等经济体。

《芯片和科学法案》将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增加研发投入，将使相关研发支出接近美国GDP的1%，实现70年来最快的年度占比增长。拜登强调，新增加的2000亿美元研发资金将用于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商务部等机构的项目，确保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中引领世界。

其次，美国注重调动私营部门和社会力量推动创新活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执行主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前主任凯尔文·德罗格迈尔(Kelvin Droegemeier)称，除增加科研经费之外，美国应在科研体制上有更多创新，建立“统合多部门并涵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的跨部门架构”。他表示，与中国不同，美国拥有最有竞争力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创新体系，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大学和学院，营利性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当它们携手推进美国科学研究的共同目标时，就超越了个别部分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同于中国的竞争方式”。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推动《芯片和科学法案》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她表示，该法案针对芯片研发和制造所投入的527亿美元将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预计将通过“税收抵免”等方式撬动2000-4000 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

在《芯片和科学法案》的推动下，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宣布投资400 亿美元支持内存芯片产业，高通宣布为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Global Foundries)在纽约扩建提供42亿美元资金，并计划在未来5 年内将美国本土芯片产量提高50%。据统计，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与芯片相关的投资总额达到近1500亿美元。

第三，美国注重推动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能力提升之间的融合，将对华科技竞争与强化美国供应链韧性等政策目标相互捆绑、并行推进。《芯片和科学法案》聚焦芯片，旨在该产业领域推动供应链的全面重塑，实现“在美国发明、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制造”的目标。

拜登表示，美国人发明了芯片，30多年前美国的芯片产量曾占全球产量的40%，但随着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当前美国国内芯片产量的全球占比已不足10%。拜登表示，中国正试图在制造先进芯片方面把美国甩在身后，这也是中国积极游说美国工商界反对《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原因。该法案要求，接受美国联邦政府研发资金支持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其研发成果。

有分析认为，未来六年内《芯片和科学法案》将在美国国内创造超过100 万个工作岗位。美国政府试图“利诱”相关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出，或是远离中国的供应链。此外，美国政府和国会还有意推动建立新的“海外投资审查机制”，阻止美国机构和个人在中国国内投资高技术产业和项目。这些做法或许将推动中美“科技脱钩”更趋加剧。

总之，中国不宜低估美国在推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的决心和进展，要看到这场较量不仅仅是围绕科技研发投入的比拼，如何打造更具持续性和效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才是中美博弈的关键。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提速升级”的新态势，对中美关系带来复杂严峻挑战，中国需着眼“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善，积极构建与“科技强国”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安全体系。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5

旧文章ID：28210

作者：彭淑庆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义和团虽然组织相对松散， 但绝非“乌合之众”。尽管100多年前，“帝国主义”、“民族国家” 的概念还未在中国广为流传， 但义和团的“ 反帝” 目标是明确的。

义和团运动是19、20世纪之交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它是近代列强对华不断进行武力侵略和文化渗透背景下，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结果，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对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回应。对这场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的运动搞“污名化”是是非不分、极为有害的。

这场运动是正义的

义和团运动发端于19世纪末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高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者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西方教会充当帮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愈演愈烈，传教活动与列强侵略的联系更渐紧密。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突然占领胶州湾，从教案发生到出兵强占，中间只隔短短12天，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教会在帮助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也趁机加快了自己的扩张步伐。借助列强势力和不平等条约，他们恃强凌弱、干预诉讼、侵夺财产、败坏风俗，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对普通民众来说，传教士及教会势力是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侵略者，他们就是列强的代表，对自己的生活构成了直接威胁。

西方教会势力的扩张，激发了抵御外辱的义和团运动。同治八年（1869），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民在传教士的怂恿下，分割了本村玉皇庙及附属义学公产，教民在分得部分地产后，随即转让给传教士修建教堂。这引发非教民一方的强烈抵制，展开了长达近30年的诉讼和斗争，这就是“梨园屯教案”。在此事件中，传教士不仅怂恿教民，还胁迫或勾结地方官员，因此获得官府的偏袒而占据上风。1898年，当地民众因感势单力薄，于是邀请附近威县的梅花拳（义和拳）加入护庙斗争。随着反侵略、反教会斗争不断高涨，“梨园屯教案”从一个区域教案，迅速演变为以华北为中心，影响全国、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义和团在廊坊击溃英国将军西摩尔所率八国联军，史称廊坊大捷。图为画家戴泽的油画《义和团廊坊大捷》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义和团虽然组织相对松散，但绝非“乌合之众”。尽管100多年前，“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未在中国广为流传，但义和团的“反帝”目标是明确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首先，义和团有统一而清晰的斗争目标——“扶清灭洋”。团民明确锁定了要反抗的帝国主义国家。“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神助拳，义和团》揭帖中的内容。这则揭帖流传最广，所列斗争对象涵盖了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明确地将当时天主教护教国法国锁定为“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在该揭帖的另一传抄本中，义和团将“胶州湾事件”和掀起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元凶德国列为“头号”敌人。

其次，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展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义和团的理解中，“清”既是朝廷，也是赖以生存的“国家”；“洋”就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扶清灭洋”的口号彰显了中国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

最后，义和团运动坚决抵抗西方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之一。义和团辗转各地，反抗西方侵略者，沉重打击了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嚣张气焰，刺激了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高涨。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这段插曲（义和团运动——引者注）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污名化”由来有自

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对其历史定位和评价，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问题，因而一些人长期以来“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长期以来，解读义和团运动的一手资料，多出自西方势力和晚清官僚之手。他们在作品中凿空投隙，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和捏造诸多血腥细节。而除少量反洋教揭帖外，义和团自身几乎没有留下系统的档案文献。

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出版了大量相关书籍，称义和团运动为“拳祸”，甚至将其与“黄祸论”相联系。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将义和团运动视为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对抗。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主题系列小说风靡欧美，其中塑造了一个“丧心病狂地要消灭白人、征服全世界”的中国“恶棍”形象，其主要“素材”即来自义和团运动。

晚清官方文书及官绅的私人记述，也多把义和团称为“拳匪”，并将“庚子国变”归咎于义和团。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后，为利用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将义和团称作“义民”。战败后又无耻地对外求和，反过来血腥镇压义和团，并下令销毁招抚义和团的谕旨，将失败的责任归之于义和团。义和团因之成为清政府钩心斗角、昏聩无能的遮羞布。

上述历史叙述多是“选择性”的，它刻意遮蔽了义和团民众奋起反抗的原因。正是因为西方列强和教会的侵略压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才使那群衣衫褴褛、在生存线上垂死挣扎的民众，不甘做亡国奴而奋起抗争。与此同时，这些历史书写诱导人们同情那些自称“被迫害者”的传教士和教民，而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暴行和教会势力的肆意妄为，却往往略而不谈或掩过饰非。

次之，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受一些西方思潮影响，随着所谓“范式”的转换，曾经作为“显学”的义和团研究逐渐被“边缘化”，而之前所形成的主流观点则不断遭到冲击。在此背景下，一些别有用心者刻意夸大、扭曲义和团运动的部分细节、表象以博人眼球，尤其在互联网上，出现各种打着“揭秘历史真相”旗号，彻底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错误观点，使得义和团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贬义词。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优越）论”的折射，其危害在于落入“反现代”、“反文明”的理论陷阱，掩盖列强对华侵略的本质，抹杀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

不能脱离时代主题认识这场运动

评价义和团运动，必须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既要充分肯定其反帝爱国性质，颂扬其抵御外侮的伟大民族精神，也要辩证地看待其局限性。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鸦片战争之后几十年间列强殖民侵略和西方教会恃强扩张的必然结果。西方教会的肆意妄为和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最终点燃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尽管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其具有深远意义，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民反抗欺压、抵御外侮的精神，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也迫使列强认识到中国民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我们也承认这场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义和团是华北民间各种拳（刀）会与秘密教门的多元融混，其组织和活动形式中不可避免地掺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因素。种种因素的制约，决定了苦难中的民众只能从最熟悉的民俗传统和宗教信仰中，寻求组织力量与精神支撑。对于这种历史运动之一环的不足，可以指出，但无可指摘，更不可诬枉。放眼长远，中国人民的探求真理、自新自强的精神是不可限量的。义和团运动20余年后，一个得到科学理论武装的救亡图存的核心力量，就像壮丽的日出出现在世界东方。一些西方学者将义和团运动定义为“宗教战争”或“文明冲突”，消解其“反帝爱国”性质，明显是出于遮蔽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维护西方的“历史形象”、“文明形象”或某种当下的意图。

还有一些人喜欢指责义和团运动的反“现代化”行为。不可否认，“现代化”总体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现实中的“现代化”总是与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绾合于一体的，并非天然无瑕的“白莲花”。一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掠夺史、殖民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列强正是用铁路、电线等现代文明成果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自然，未把工具和运用工具的人加以明确区分，是义和团的不足，但一味苛责义和团“反现代化”，更是以今律古的错误评价方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9

旧文章ID：2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