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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援平:回望破冰之旅,启迪中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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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裘援平  来源:华智全球观察

尼克松访华暨“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我清楚地记得,1972年2月21日,我与几十个人挤在一台电视前,目睹了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那一刻。热烈的欢迎仪式,总统夫人橘红色的大衣,冲击着人们的视觉,驱赶着冬日的寒冷,也掀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一页,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开通了道路。

之后40多年间,两国曾长期处在冷战环境中,也经历过冷战后的风雨和坎坷,对话和接触、摩擦和矛盾、遏制和冲突都出现过,然而接触与合作构成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两国都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结果不仅改变了中美,也改变了世界,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定的一段历史。

然而50年后的今天,否定历史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被视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也到了所谓新冷战的边缘,讨论的都是如何避免新冷战甚至台海一战,这不能不引起两国战略学界和有识之士的反思。我不想卷入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论,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教益就在走过的路上。中美关系出现今天的局面,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拨乱反正,避免冷战热战?历史给了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要避免误读历史而重蹈覆辙。美国国内有种观点认为,对华接触战略是“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误”,错在允许中国在未满足特定条件之前就融入了自由主义资本体系,利用有利的贸易条件实现崛起,本可以通过遏制战略阻止和迟滞中国的崛起,就像冷战整垮了苏联一样。这是一种反事实的历史推论。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具有很强的自主探索和自我纠错能力,主动摈弃闭关锁国政策并实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凭借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冷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勃兴,走的就是这条共同路径。这是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是与全球化发展逻辑和市场经济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的恩惠,更不是外界所能塑造的。苏联解体同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最主要的,而不完全是所谓冷战的“功劳”。这个对历史的严重误区,虽然不是今天讨论的议题,但却有很大的相关性。基于对冷战历史的误读、对时代变化的冷漠,想重拾冷战剧本以搞垮中国,是注定会失败的。

第二,要避免误判形势而倒行逆施。5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认清当今时代与冷战时期的本质区别至关重要。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制度网络化、挑战多元化以及人类的共生性和战争的毁灭性等等,都决定了国际社会和各国相互依存、安危与共的紧密关联度,决定了大国战争和全面对抗没有赢家。如果还在旧秩序的废墟中“拾荒”,还用分割世界、两极对抗、零和博弈、断链封堵等老套路应对一体化的新形势,终究会害人害己,殃及世界和国运。中美贸易战是鲜活的案例,教训就值得记取。

第三,要避免误解对方而以己度人。中美自建交之日起,双方就很清楚,彼此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价值理念有很大差异,支撑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是双方的共同利益、遇到的共同挑战、面对的共同问题、形成的共同关切,是对国际体系的共同依赖、对核时代大国战争和全面对抗一损俱损的共同认知。这些“共同”是两国关系和合作基础,现在谈的太少了。中国要富民强国,美国要“再度伟大”,本来就有分歧矛盾的双方,产生新的误解在所难免。越是这样越要恢复和用好各类对话交流机制,推心置腹地进行战略沟通,建立管控机制防止冲突对抗。切不可被“修昔底德陷阱”的“心魔”缠绕,按自己的霸权逻辑和对所谓“结构性矛盾”的理解,去推断对方的战略意图和走向,认定强大了就是威胁,怎么做都是挑战。如果诊断就错了,开出的处方也必定是错误的。

第四,要避免战略误断而以偏概全。美国是个注重大战略的国家,但以什么为基轴制定对华战略?是体现整体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还是基于零和博弈规则的安全战略,或是基于市场规律的经济战略,亦或是迎合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不同领域的战略视角为基准,会导致两国关系定性定位乃至结局截然不同。中美关系在历史上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始终在国际关系范畴内、综合各方面国家利益需要、由外交来主导。外交的本质,是用和平手段处理国际关系,而不是基于战略误判和非理性的“政治正确”,跟着冷战热战机器,甚至成为冷战工具,去谋划如何制造问题、扳倒对方。在“相互摧毁”能力高度提升的限定性时代条件下,外交更应该回归寻求和平共处的本源。近几年美方战略层面扭曲错乱,安全战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突出,战略要素和话语体系都是非黑即白的对立和对抗,手段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竞争也成了遏制打压的装潢和代名词,而接触、对话、合作、谈判等外交空间和人文交流被大大挤压,这构成中美关系顶层框架中的突出问题。如果坚持以偏概全,夸大两国关系的消极面和竞争面,就会“镜像式”地导向恶性竞争和冲突对抗,这才是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综上所述,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主要问题,在于严重的战略误判和错误的战略选择。双方应该汲取两国关系50年历史经验,重视在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上寻求共识。以如何看世界、如何看彼此、如何看两国关系为认知起点,跳出双边关系的狭隘眼界和利益集团的私利捆绑,从全球化时代的新视角,探讨人类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共同挑战,重塑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的未来,不该在试遍各种竞争性、对抗性战略模式,甚至是冷战热战的废墟上搭建,如果真要把这些强加在中国头上,今天的中国也一定能“笑”到最后。正确的路径应该始于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话,拿出比前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来,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找到新时期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避免中美间的冷战热战,给本国和世界人民以及子孙后代一个人道的交代、和平的未来。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共同举办的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来源时间:2022/3/1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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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紧张对峙之际, 中美俄关系要守住哪些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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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志业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组三边关系,近50年来,中俄(前苏联)、中美关系都经历了曲折发展。上世纪,在中国领导人的审慎领导下,中国顶住苏联施加的战略压力,并利用美苏冷战的结构性矛盾,争取到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国际条件。如今,中美俄关系与中美苏关系已有本质区别,应如何把握新时代中美俄关系的特点? 本文指出,当今中美俄关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今天中美之间不是两个同盟体系之间的对抗。2、中苏关系与中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3、美国存在改善对俄关系的障碍。4、美国并不顾忌对中俄实行“双遏制”。根据这些特点,处理中美俄关系需要抛弃冷战思维,遵循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搞意识形态化”的原则。作者提醒,中俄关系的发展动力不应来自于外部压力,而应该挖掘内生动力,寻求世代友好和健康发展。 近日俄乌冲突在国际社会上激起千层浪花,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说,面对复杂的情势,有必要重建基本认识、防止发生战略误判。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东北亚学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季志业:对当前中美俄关系的几点判断

近年来,有关中美俄“战略三角”的说法在中国学界成为热点,这并非没有道理,当今世界,既能在外交上不仰仗他人鼻息,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只有中美俄三国。甚至有人将这种关系比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美苏。不过,学界也有人否定今天的中美俄为“战略三角”,认为今天的中美俄关系不能与当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相提并论。美国基辛格事务所常务理事托马斯·格雷厄姆也属于“战略三角”的否定派,他认为“战略三角”不是美国政府的关注重点,“战略三角”并未复苏。为此,本文拟比较当前中美俄关系与当年中美苏关系的异同,以便准确把握当前中美俄关系的实质,防止战略误判。

1 中美俄关系与中美苏关系的异同

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是“老二”的快速发展挑战了“老大”的霸主地位,“老大”要遏制“老二”,这与当年的美苏关系有相似之处,只是“老二”的角色由苏联变成了中国。“老大”为了遏制“老二”,就要拉拢第三方。这样的推断很容易让人产生简单的联想,就像当年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以对付苏联一样,今天可能会拉拢俄罗斯对付中国。因此,有必要将今天的中美俄关系与当年的中美苏关系从本质上区别,才不至于简单地“照葫芦画瓢”。

(一)所属体系不同

当年美苏是两个平行的同盟体系,双方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为美国经济总量的75%,与当年苏联同美国经济实力相比略强一些。历史上,一旦有别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2/3,美国必然会出手打压,苏联就是一个例子。但今天的中国既没有自己的同盟体系,也没有苏联那么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没有当年苏联那种要领导部分国家与美国一争高下的野心。相反,中国还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参与各种国际经济机构。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引起不少美国人的“战略警觉”和“战略焦虑”,也引发其他人,包括一些中国学者的“战略错觉”。其实,今天中美之间不是两个同盟体系之间的对抗,而是在一个体系内霸主动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包括改变自己先前制订的游戏规则,来打压崛起国的博弈。

(二)中苏关系与中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

当前的中美俄与当年的中美苏力量格局中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当年的中苏关系与今天的中俄关系具有本质区别。当年的中苏关系处于对抗和冲突状态,中国需要借重美国的力量,缓解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的军事压力。可以说,是中苏的对立和冲突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机会。而今天的中俄关系则处于两国关系史上最好阶段。这既是由于中俄两国存在内生性的动力,即两国都需要和平、稳定、发展的周边环境,俄罗斯需要平复苏联解体而被严重削弱的创伤,中国需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中俄又互为最大邻国,和睦相处是实现国内主要目标任务的基本保证。同时,中俄也面临共同的国际压力,即主要来自美国及其同盟集团从全球治理到周边环境再到国内事务对中俄两国的霸凌政策。今天的中俄关系在相近的压力面前很难被他国利用。

(三)美国存在改善对俄关系的障碍

在这个格局中,还有一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敢于通过秘密外交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于他们相信能够说服国内接受中美关系改善。一方面美国因越南战争而陷于困境,与当时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形成鲜明反差,美国单方面进行抵御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了“两弹一星”,但毕竟是个弱国,不会令美国国内感到惧怕。当时,毛泽东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中国在中美苏三角中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的俄罗斯虽然失去了当年苏联霸权国家的地位,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留下的庞大核武库和强大军队,是当今世界唯一具备毁灭美国能力的国家,再加上冷战给美国人留下的深刻记忆,多数人不能接受与俄罗斯联手的设想。尽管特朗普政府拥有改善美俄关系的意图,但囿于国内压力,特别是“通俄门”调查的束缚,无法实际推动改善对俄关系。

(四)美国并不顾忌对中俄“双遏制”

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苏联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苏联与美国分别领导着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占世界人口的10%、国民收入的25%、工业生产的33%,成员国贸易接近60%。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除了部分一般性贸易外,没有金融、投资等深层次经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实际上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国际贸易、金融、技术和治理体系。如果说,当年美国从外部破坏苏联领导的体系,需要借重中国这样一个体系外围的力量;那么,今天美国已具有从体系内来损害中国的力量、遏制中国的能力,而体系内欧盟、日本等行为体既具有共同价值观,又具有能力,也可以成为美国有用的帮手。美国方面需要仔细掂量的是,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互交织的体系中,如何减少自己的成本开支和利益损失,不至于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让第三方获益。如果为了军事上遏制中国强大,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力及同盟体系足够构成威慑,无需让有能力毁灭美国的俄罗斯坐收渔利。这就是美国对中俄两国“双遏制”的必然选择。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当年的中国,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今天的国际格局更不是当年的格局。有人会从中得出结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以高枕无忧。但上述情况表明,中俄关系只是具备了保持高位运行的部分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有必要就拜登政府上台后,如何理解和处置中美俄三边关系,提一点思考和判断。

2 几点思考和判断

(一)中俄学界之间要增强战略互信

历史上,每当中美或俄美关系走近,中俄各自国内就会出现担忧的声音,特别是出现在中俄两国学者之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国一些学者担心美国挑拨中俄关系;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俄罗斯一些学者担心美国挑拨俄中关系。这两种担心反映了一个问题,即中俄学界均存在缺乏对对方战略信任的问题,一旦外部压力发生某些微妙变化,中俄学界这种信任缺陷就会显现。

(二)“双反击”并非“联合反击”

美国的战略目标既是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是遏制俄罗斯的发展。与“双遏制”政策对应的是“双反击”的表述。一些学者把“双反击”解读为中俄两国“联合反击”;甚至有俄罗斯学者阐释为,一旦俄美爆发冲突,中俄将组成军事联盟。这样的解读有点牵强,如果直接从字面解读,“双反击”即两个都反击,既可以解读为各自反击,也可以解读为同时反击,但与“一起反击”、“联合反击”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充分挖掘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

中国相关部门领导人提出中俄关系“上不封顶”;普京总统在今年瓦尔代视频会上也表示,俄中结盟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此前普京总统还表示俄罗斯可以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系统。双方领导层表达了进一步加深中俄关系的强烈愿望,符合当前国际局势对两国强化关系的客观要求。只是中俄双方都应看到,不能把强化两国关系的动力主要建立在外部压力上,这会造成双边关系的临时性、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一旦外部压力出现微妙变化,就会严重削弱中俄关系。双方应充分挖掘双边关系中的内生性动力,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中俄都应寻求世代友好和健康发展。

(四)坚持中俄合作“四不原则”

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20年来中俄以条约为准绳,共同克服了许多困难,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提升。这种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因为我们遵循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搞意识形态化”的原则,这是大国关系超越冷战思维的重要原则,既保持相互紧密合作,又给对方留有空间。今天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意味着双方将开展更多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并非要放弃“四不”原则。目前,双方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自动延续,表明官方坚持“四不”原则的立场没变。

(五)中美俄关系更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美国国内形成了强硬对付中俄的共识,拜登政府也不例外,并且会联合盟友共同对中俄施压。美国习惯了冷战思维,习惯了霸权主义,中俄两国不能简单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样只能重回对抗和冲突的轨道,这正是美国那些政客们所乐见的。中俄是在国际舞台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我们不应伴随美国的节拍起舞,而应紧紧围绕国内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为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合作,为稳定周边局势和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

2021年国际局势仍处于剧变中,美国政府将继续加大与中俄的对抗,三国关系的变化直接牵动世界局势的转换,牵一发而动全局,为此我们需要积极谋划,居安思危,守住和平与发展的底线。

来源时间:2022/3/1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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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慧生:美国外交精英代际变迁与对华战略的转变

作者:寿慧生  来源:《当代世界》2022年第2期

美国政治精英正在发生重要的代际转变,这对美国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分析这种代际变迁是理解美国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处理自我认知调整及能否进行自我重塑的前提。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美国对外关系和对华政策方面。深入分析美国外交精英代际变迁,对于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走势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中的年轻外交精英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拜登刚上任不久,媒体和舆论就注意到,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团队中涉华政策方面的官员相较于其他部门明显年轻得多。除了多位“70后”官员外,以先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和格维茨(Julian Gewirtz)为代表的“80后”和“90后”新面孔更加引人注目。这些年轻官员大多有着在中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并且有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在拜登上台前后几个月密集撰文或发言,显示出对华政策的一致态度——更多地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而非合作与接触,强调维护民主价值观和人权,以及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应对所谓的中国“锐实力”等。

这些人的年龄和他们的中国经历,很容易让人回想起特朗普政府国安委中年龄相仿的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中文名“博明”)和他在对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有些媒体甚至夸张地称他为“美国对华冷战设计师”。或许是这种比照,让国内媒体和一些评论家把拜登团队的这些年轻精英称为新“鹰派”的代表,并关注这些人较为强硬的对华态度。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美国年轻一代外交精英的观念和主张正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尽管他们的对华政策立场对拜登政府的影响尚未明晰,但可以从其言论中看出他们与老一代外交精英之间的区别及其对华理念的根源。对这些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拜登政府甚至后拜登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然而,简单给这些年轻精英贴上“鹰派”标签甚至比照波廷杰而把他们的立场视为特朗普“新冷战”政策的延续,则容易产生误导。全面理性的分析需要从多方面考虑,特别需要从宏观到微观,逐层分析美国新生代外交精英产生的背景和他们的对华外交理念,以及他们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理解美国外交精英代际变迁的前提

目前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由所谓的“中国通”或“知华派”主导,因此他们过多聚焦于通过这些人来解读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并试图提供应对方案。但这种想法或许是一厢情愿——所谓“中国通”并未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根本性影响,对华政策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尼克松时代开始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目标是联华制苏,而非改善美中双边关系本身;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是因为美国的总体战略目标向亚太转移,中美双边关系恶化是果而非因。因此,美国对华决策的主导者不一定是“中国通”。外交决策人事安排的标准首先是能够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并熟悉外交事务,尽管在现实中这些人选不一定都胜任。例如,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对中国或其他地区都谈不上是专家,但不影响他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通”或“知华派”,而是取决于美国特定时期的总体外交战略需求以及在此需求下特定政府的对华政策偏好和选择。目前,美国“知华派”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处于下风,中国已被美国左右两党共同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此前与中国的接触政策甚至被认为是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这种认识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经开始,以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DavidLampton)2015年提出的“临界点”之说为标志,并在特朗普任内被放大和固化。

在这种思维逻辑下,美国的“中国通”们掌握的对华知识和建立的关系网络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因为通过接触来从内部改变中国的策略已经被放弃。相反,美国今天的战略目标是如何从外部来对抗、制衡甚至遏制中国。关于这一点,“中国通”们看得非常清楚,年轻一代的态度则更加直白。

由此,美国的同盟关系变得更为重要,对华政策也需要服从于重建同盟关系这一目标。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事实上更多掌握在关心和熟悉美国盟友的专家手中。这一点可以从拜登政府人事安排中反映出来。拜登政府中很少出现以前较为熟悉的“亲华派”外交官,而是多以研究日韩或者是广泛意义上的亚洲为主的专家。例如,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是拜登政府印太地区政策的主导者,严格意义上讲他是日本/东亚问题专家而非“知华派”。大部分其他对华决策的参与者也是以研究美国与日韩同盟关系、美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国家关系为主的专家。杜如松本人作为印度裔,对南亚地区的兴趣并不弱于对中国的兴趣。同样,观察拜登政府接触较多的智库和智库专家也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偏向于研究日韩的专家和智库更占优势。

从这一点来讲,新一代美国外交精英,无论是否属于中国问题专家,在理解中国的时候必然是从维护美国全球战略和联盟关系出发,很少再把中国国内事务、中国周边外交抑或中美关系作为单一研究对象,而后几种研究路径在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中非常明显。这种研究视角转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国内事务的专注度和理解深度相对减弱,在感情上也难以像老一代“中国通”那样对中国产生国别研究者通常会有的感同身受。因此在分析美国新生代外交精英时,有必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观察,而不是聚焦于所谓的“知华派”或者“中国通”,无论这些人对华态度友好与否。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对“知华派”的制约

美国对华外交决策既从属于美国的外交大环境,也受限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并未因为特朗普的离任而有所缓和,相反却呈现出更加极端的趋势,而且在年轻精英当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后,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态度在三四个月后就发生急剧转变,从最初的谴责转变为重新聚拢在特朗普周围,再次响应特朗普对2020年总统大选有效性的质疑。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共和党内三号人物利兹·切尼因为支持对特朗普的弹劾并不断抨击共和党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在2021年5月12日被共和党议员集体投票从众议院党团主席任上开除,由一位年仅36岁的特朗普拥戴者伊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Stefanik)取代。需要指出的是,斯特凡尼克以及很多其他年轻共和党成员此前都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些人之后努力洗白自己,转而取悦特朗普来赢得他背后的选民,有些人甚至攻击那些看起来不够激进的共和党候选人,以此来显示自己对特朗普的忠诚。

在这样的极端政治环境下,很难想象拜登有能力改变美国目前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取向。“特朗普主义”会持续影响美国内政外交,激进势力会长期占据话语主流,美国的外交风格也难以避免走向激进,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在政治上不仅讨巧,也成为让两党形成共识的重要工具。对于美国年轻政治精英来讲,选择这种激进策略更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和政治包袱。相反,任何新政府(无论党派和政治立场)过度依赖“中国通”都不是明智之举。尽管偶尔会有像董云裳(Susan
Thurton)和史文(Michael
Swaine)这样的专家发声反对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但越来越多过去对中国持友好宽容态度的“中国通”开始向“对华强硬新共识”靠拢,或至少保持缄默。相反,对华强硬派即便对中国了解有限,也更容易因被视为爱国人士、能够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在对华决策中获得主导权。

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于新一代“知华派”在美国政府对华决策方面可能起到的正面作用不可高估。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自身崛起过程势必会触动原有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无论中国自身有怎样的美好意愿,做出怎样的努力,西方国家注定会产生焦虑和不安,这或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决策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美国新老“知华派”的区别

在厘清美国对华外交精英面对的结构性约束后,我们可以集中分析这些年轻精英的特点。

一方面,与老一代“中国通”相比,这些美国年轻政治精英普遍质疑通过与中国接触减少中美分歧的有效性,也不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美经济交融会让中国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相反,他们普遍认为,中美分歧源于难以弥合的制度差异乃至意识形态冲突。这种认识决定了美国年轻一代外交精英普遍存在的对华强硬态度和不信任感。

这种认知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年轻精英的成长经历。美国老一代知华派成长于二战结束之后。在当时他们的眼中,尽管中美间有意识形态差异,但中国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美国人相信中国可以被改变和塑造,而且这些专家也看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意识到中国与苏联在体制上的不同,特别是中国在外交方面显示出的克制态度很难让这些专家对中国产生类似于针对苏联的敌意。即使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正如兰普顿所评价的,“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中国可能造成很多麻烦,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是今天的美国年轻精英成长于中国快速崛起的21世纪初期,令过去几代美国人记忆深刻的苏联威胁早已不在,中美关系由合作接触向竞争转变的关键期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不仅相信而且也目睹了中国正在崛起为美国“最主要对手”的过程,让他们自然地倾向于接受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段来应对中国。

另一方面,这些美国年轻外交精英的对华认知也受到美国“霸权衰落综合症”导致的战略焦虑的影响。这一代人成长在全球动荡不安、美国相对衰落的转折期。他们成长过程中目睹的美国社会是一个被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身份政治、信任缺失等多重问题困扰迷失自我,但依旧沉迷于二战后辉煌霸权记忆的社会。换言之,当前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我矛盾、自信缺失和焦虑等问题在年轻精英们中更为突出。这种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一代很难平和地看待国际关系,甚至会使他们相较于老一代学者更加在意维护美国霸权。如果说美国老一代精英基于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的沉淀,有可能更加从容地接受美国衰落的现实和历史循环更替的必然规律,新一代精英则很难有这样的历史视角和人生体验去超越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思考全球正在发生的变化,从更多元的视角思考中美间的异同和美国的前途。

以上这些差异让美国年轻的“知华派”精英与传统的“中国通”保持着较为明显的政策分歧。相比之下,他们的对华政策主张更接近于那些年龄较长但不属于“中国通”的外交官员。换言之,他们的对华政策倾向与今天的美国主流对华战略共识并无太大差异。

美国年轻一代“知华派”的内部差异

正如美国精英整体上陷入极度分裂一样,年轻一代美国知华精英内部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对这些精英简单地标签化会干扰对他们的全面准确认识和有效应对。

在个人层面,美国年轻外交精英的个人经历不同,这对他们的对华政策偏好有明显影响。例如,特朗普政府内的波廷杰和拜登政府内的格维兹、杜如松、韩美妮(Melanie
Hart)等多位年轻官员虽然都有长期在中国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但事实上这些人彼此间差异明显。特别是相较于波廷杰,拜登团队中的几位年轻中国问题专家进入白宫之前接受过长期学术训练并拥有智库经历,因此对中国问题和国家安全议题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和外交职业素养。这些专业训练显然让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远比波廷杰更为深厚,也不太容易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情绪所左右,而是能够认识到“对抗”和“竞争”之间的不同,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会谨慎考虑对华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在执政团队层面,拜登政府与前任的最大区别是专业人员主导外交事务。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正如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哈斯(Ryan
Hass)所言,拜登团队中不存在类似于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那样热衷于将国家安全政治化的极端人士,因此在强调强硬外交的同时不会忘记合作的重要性,至少不会接受特朗普式的极限施压手法。虽然从表面上看,拜登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像以往大部分新政府一样以强硬开始,甚至不乏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对抗性做法,但事实上,拜登政府也在积极重塑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想与中国陷入全面对抗之中。前不久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同理,拜登团队中的年轻官员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内会采取与波廷杰不同的策略,即将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帮助拜登恢复与盟国的关系以更好地应对中国;二是恢复与中国的外交沟通渠道。

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在美国党派差异中体现出来并可能被进一步放大。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存在明显差异。民主党倾向于专家治国,因此偏向于使用受专业训练较多的人员。相比之下,共和党在内部严重分裂和极端化趋势的影响下,更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和对党派忠诚甚至领袖忠诚的角度来选拔官员,因此容易压制专业人员的晋升。波廷杰的任命本身已经是个明显的例子。这种倾向会影响美国年轻精英的自我定位和身份塑造,即意味着具有共和党倾向的年轻外交精英会积极主动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在专业训练方面可能会弱于民主党倾向的年轻精英。反过来说,意识形态强烈但专业训练较弱的年轻精英也会更偏向于加入共和党阵营来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将持续恶化。因此,未来美国年轻外交精英在发展取向上的差异会继续沿着上述的党派路径不断加大。考虑到共和党未来会延续目前的极化和分裂倾向,可以预期,一旦共和党政府再次执政,其外交团队(包括对华政策团队)在很大程度上会复制特朗普政府的模式,在团队建设上会有较大的内部分歧和政策不确定性。这种团队特性很容易鼓励年轻官员们采取极端主张来引起注意,博取政治资本。

美国精英代际变迁发生在美国全球战略转变的大环境下,因此,当前美国年轻一代对华政策精英对中国的关注点更多聚焦于中国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挑战,而非中国内部变化或中美关系本身。这种关注点的变化让他们更容易被中国舆论理解为“鹰派”,但事实上在这一代人当中并无与此相对应的“鸽派”,因为与中国全面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以及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对此,美国年轻外交精英内部已经没有分歧,但党派差异仍将影响他们的自我定位和政治生存策略,也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本文是2019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美国网络空间的语言行动研究”(项目编号:19GBQY06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时间:2022/3/1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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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报》开辟的中美关系大方向不可改变——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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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伟  来源:复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编者按:本文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黄仁伟在纪念上海公报50周年中美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们和美国朋友们一起,在上海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也是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

纪念《上海公报》,就是要深刻理解它的重大历史背景,要深刻理解上海公报的丰富内容,更要理解上海公报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重大现实意义。

在讨论这些重大问题之前,我讲一段小的故事。那就是在1972年一、二月份,我当时不满18岁,正在中苏边境上站岗放哨,冒着严寒零下40度,对面就是苏联军队,整整一个装甲师。当时我们收到的苏联无线电广播,里头播送的是尼克松将要访问北京,“中共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反对苏联”。我们听了非常吃惊,也不敢相信,以为这是苏联在造谣。过了一个月,我们才读到人民日报,上面就是毛主席和尼克松握手的照片。当时我们在中苏边境上的这种准战争状态,就是尼克松来中国的战略背景。

从这一点来说,虽然我们没有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起草与谈判这些重大事件的历史进程,我们的边疆生活却是当时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上海公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呢?

首先,《上海公报》的最大背景就是中美面临共同威胁,即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中美要共同对付,这就产生了共同利益。这就是尼克松来到中国时说的一句话:“是共同利益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这共同利益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始终存在,没有中断过,而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这是当时的战略背景,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环境。

“9·11”后我们面临共同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2008年后我们面临共同的国际金融危机威胁,2020年以来我们面临共同的新冠疫情威胁,未来我们还将共同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共同威胁。

其次,当时《上海公报》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从上海公报开始到现在,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重大、最关键、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上海公报中的台湾问题表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等老一辈政治家,以高超的智慧、高度的灵活性、极大的包容性,既存留双方的分歧,又找到共同点,完美体现了宽阔的胸怀和精巧的艺术。

《上海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的表述,中美双方是不同的,但是在“一个中国”根本原则上找到了一致性。以此为基础,才有此后50年的中美关系发展。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上海公报》没有找到“一个中国”的共识,我们怎么会在今天纪念这份伟大的历史文献?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上海公报》中包含着妥协性,台湾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种不彻底性保留至今成为当代中美关系的最大绊脚石,甚至是影响地区安全的最大负面因素。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亲台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制造危机,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控制台海局势,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今天我们纪念《上海公报》50周年的关键所在。

第三点,《上海公报》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求同存异。50年前中国还是处于“文革”的斗争状态中,中美两国尚可在摆明分歧的前提下找到共识,找到共同语言,找到共同点。《上海公报》所说的,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的企图。至今这依然是构建亚太地区秩序的基础,中美两国对此负有共同的责任。

反对地区霸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两个共同点是《上海公报》的核心内容。它们在50年前构成了中美关系的起点和总框架。到今天,它们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框架。

所不同的是,这个框架里的内容比当年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广泛得多。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面临全球治理的共同任务,面临着人类的共同挑战。《上海公报》建立起来中美关系纽带绝不是所谓“中美脱钩论”能够切割的。

当年建立的中美关系框架正在经受历史的考验。它的未来是越来越脆弱呢,还是越来越坚固稳定呢?这是现在许多人担心的事情。

《上海公报》建立的这个框架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还将经历下一个50年。从长远看,总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改变,不可倒退,不可摧毁的。因为它符合两国的、两国人民的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此,我们纪念上海公报50周年,远远不是停留在50年前,而是要看到50年后,看到未来的50年。未来的50年,中美两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将建立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共存共赢的双边关系。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都要走《上海公报》为起点的这条道路。谁也不能改变这个大方向。谁改变了就要铸大错,吃大亏;谁坚持走下去就会赢大局,获大胜!

来源时间:2022/3/1   发布时间:20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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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这份报告,暴露了美国在南海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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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相秒  来源:中国南海研究院

前言

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了上任后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这也是时隔两年多之后美国官方发布的第二份印太战略报告。这份由白宫代替国防部发布的新报告,以不到旧报告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美国之于印太地区的总体战略及未来1-2年内的行动计划。新报告篇幅虽短,但其所显示出的美国印太战略的变化,尤其是南海政策的新变化,以及对海上和地区形势的挑战,值得引起关注。

作为推进新战略全面实施的重要抓手,美国力图强化以海洋为核心领域的印太地缘政治战略安排,其中南海又是重中之重。新报告至少十处提到“海洋态势感知”和“海洋安全”,两次特别强调“南海”。拜登政府称,中国在南海“欺凌”周边国家,美国将支持在南海建立基于国际法规则秩序。

除此之外,美国还数次提到将与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行动和海域态势感知的能力,暗示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共同应对在南海面临的挑战并加强涉南海问题的协调与合作。

基于此,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处处隐藏着将实施南海“新策”的潜台词,并有意无意地透露在南海新的政策安排。

第一,新报告标志着海岸警卫队将成为美实施南海新政策的主要抓手。美国自2016年开始讨论并在2019年试探性地向南海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也早已在周边地区谋划海上执法领域的合作机制网络。譬如,美国2020年与越南签署增强渔业执法能力的备忘录,并在2021年为越南在巴地头顿港建设了一处海警综合性基地,同时也与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建立了围绕海警部门的制度性合作关系。但将海警纳入印太战略还属首次。

美新战略毫不隐晦地称,将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在海警训练和能力建设领域的合作。拜登政府此举是把海岸警卫队作为其未来在南海开展外交布局和配合执行军事任务的最后“通牒”。

第二,主导和支持的小多边机制将整合成为美国在南海实施“盟友和伙伴”战略的两种主要策略。从将“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升级为首脑级别,到建立美英澳“奥库斯”军事安全联盟,以及推进美菲越、美印尼、美马等三边和双边“混搭”合作,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构建以南海为核心的对华小多边“包围圈”。

新报告除了阐述美国试图构建由其主导的小多边机制外,还提出鼓励区域内外盟友和伙伴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支持他们承担地区领导角色。这表明,拜登政府除了继续构建由其主导的涉南海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外,还将支持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建立周边国家间、区域内外国家间及区域外国家间等不同层面的小多边合作关系。美国试图在亲自操刀和主导的小多边机制之外,建立另一个由其支持和间接发挥领导作用的小集团,为在南海实施“盟友和伙伴”的策略打造两把交叉但又相互补充的“利器”。

第三,新印太战略表明美国已经挑明对南海地区规则秩序主导权“势在必得”。美国在新战略开篇就以“航行自由”为例指责中国破坏国际法规则,并一再强调将建立基于国际法规则的南海秩序。事实上,美国在今年1月初就已通过发布代表政府立场的《中国南海主张》的海洋界限报告,向中国发出了竞争涉南海地区规则秩序主导权的“战书”。

同为美政府文件的新战略与海洋界限报告可谓前后呼应,共同显示出美国已经把同中国在南海的竞争从硬实力的较量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升级为地区规则制定和最终解释权的角逐。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规则和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为代表的国际实践,向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和政策行为发起新的更强的“合规”“合法”攻势。

第四,美国在南海周边的小多边机制将从外围向中心渗透。新战略特别提出,将探索四国安全机制与东盟的合作。这一表态意味着,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酝酿将四国安全机制从讨论涉南海问题向介入南海局势演变转变。同时,美国也特别提出通过“奥库斯”联盟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新的方式集合印太和欧洲的合作,此举表明美英澳联盟除了将三边安全合作向南海延伸之外,还将吸收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声索国参与其中。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不仅预示着美国在南海前沿军事部署和外交策略的变化,同时也将对其域外盟友和伙伴涉南海问题的决策部署带来不可抗拒的影响,将催动南海形势发展延续“多事之秋”态势并产生新的、结局难以预料的变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开启中美跳出冷战泥淖的进程。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出将管控中美之间的竞争,早前也提议建立“护栏”,南海问题毋庸置疑是双方最为迫切需要建立管控措施的领域。但是,中美之间能否重拾50年前的宝贵经验,取决于彼此的诚意和言行一致的政策举措。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像对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其他议题那样,把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对立与竞争摆在政策选项的优先位置。

来源时间:2022/3/1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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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胆魄和持续努力: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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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庆国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2022年2月24日,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在北京凤凰国际传媒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尼克松访华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中美在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新动向。

凤凰网副总裁、总编辑邹明,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贾庆国教授指出,50年前尼克松访华的成功是两国领导人敢于担当、深思熟虑的结果。时至今日,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同样需要这样的智慧和魄力。以下为贾庆国教授发言全文,与读者分享。

睿智、胆魄和持续努力

——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

贾庆国

五十年前,应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一周的访问。在此后的岁月里,两国逐渐化敌为友,和平相处。尽管由于政治制度、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两国时有矛盾和摩擦,甚至激烈冲突,但两国关系总体还是朝前发展:经贸关系不断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展和增厚。两国都由此获得巨大的收益,世界也因此更和平、更繁荣。尼克松总统后来写道,这次访华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回头看,这并不为过。

五十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得以实现,既是两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睿智选择,也是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敢于担当的结果。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二十年,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围堵政策,使得我们两个国家关系断裂,相互隔绝,给双方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巨大的伤害。那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不得不花大量宝贵和稀缺资源来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也因此卷入两场伤筋动骨的战争。历史证明,对抗和敌对不仅解决不了两国面临的问题,还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是一条走不通和风险巨大的绝路。两国唯有放弃对抗,化敌为友,才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

当时,改善两国关系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风险极大的选择。在冷战和两国间政治上高度对立的背景下,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的挑战,搞不好,意识形态上说不清,政治上也会很被动。但是,两国领导人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分别做出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

现在看来,当时改善两国关系也是一个极为明智并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由于这个选择,短期内,中国的安全环境出现大幅改善,美国也不再需要担心来自中国的挑战,两国还可以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选择还创造了一个合作互利,共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两个国家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才获得上面提到的巨大收益。

这个极为睿智但风险巨大选择最终能够成功主要在于,尽管面对困难和挑战,两国领导人都采取了相互体谅和务实进取的态度和做法。在双方高度对立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双方领导人都决定在直面分歧的同时,按照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处理两国关系,这才使得两国有了和解的机缘。此外,面对极为敏感和棘手的台湾问题,双方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努力开展坦诚和深度协商和谈判,最终硬是找出了一个既不失原则又能照顾对方重大关切的解决办法,这才有了中美上海公报。还有,双方不顾国内可能出现的反对,选择坚持推进两国关系,积极争取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建立外交关系,虽然由于意外事件的出现,这个目标没有达成,这也使得和解进程能够继续。

五十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再度遭遇困境,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引人注目。那么,五十年前中美和解的历史经历对我们走出这个困境都具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我们需要继续重视两国关系,努力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中美都是大国,也是强国,两国在塑造彼此的利益和世界事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两国关系关乎两国的重大利益,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是两国的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讲,就是“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其次,两国要理性和务实地面对两国之间的分歧。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很多其他方面都存在不同和冲突,这是事实,无法回避。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还是维护国际秩序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这也是事实,需要正视。合作的利益大于冲突和分歧,这也是事实,需要认真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处理两国关系过程中,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第三,两国需要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之后1979年中美之所以能够建立外交关系也是因为美国在此基础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从台湾撤军。两国建交后中美关系之所以在相当长时期能够良性发展也是因为美国在这个时期坚持了这个共识。现在中美关系虽然非常困难但没有完全破裂也是因为尽管美国不断挑战这个共识,但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个共识。总之,要想避免冲突和对抗,要想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改善,美国需要回到“一个中国”的共识上来。

最后,两国需要做更大的努力来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目前两国政治气氛不好的情况下,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需要极大的智慧、魄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五十年前,两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推动两国关系的和解,两国努力了,最终做到了。今天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很大,相信如果我们做出足够的努力,我们也还有机会做得到。

愿未来的五十年,在两国共同的努力下,中美关系会再次好起来,给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新的和更多的惊喜。

来源时间:2022/3/1   发布时间:20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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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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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毅  来源:外交部网站

尊敬的李强书记,

尊敬的基辛格博士,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

很高兴出席“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与中美各界人士一道,回顾破冰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前行之路。我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50年前的今天,就在大家所在的上海锦江饭店,中美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这意味着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愿意和平共处,标志着国际关系迎来格局性变化。

在“上海公报”精神指引下,中美关系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建立起50对友好省州和233对友好城市关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每周有300多个航班往来于中美之间,每年有500多万人次跨越大洋两岸。曾经可以忽略不计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7500亿美元双边贸易和2400亿美元双向投资的规模。从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到推动签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引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美合作办成了一件又一件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吃水不忘挖井人。此时此刻,我们要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老一辈领导人致以崇高敬意!向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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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

由“上海公报”开启的中美关系,走过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准确把握“上海公报”精神,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中美关系为何能够融冰消障,弄明白中美关系怎样才能砥砺前行。

历史告诉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就能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上海公报”的发表震撼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洞察世界各国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期盼,顺应中美人民对两国和平友好的愿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跨越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让两国彼此走近的根本逻辑并没有改变。

历史告诉我们:坚持求同存异,就能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上海公报”保留了双方持有的不同意见,因此使两国达成的共识更具意义。这一外交史上的首创,也为不同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认识到,中美虽有分歧,但都没有改变对方的意图,都乐见两国并行不悖发展,基于共同利益开展合作。这是“上海公报”体现的重要精神,5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效。

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能为中美关系构建起真正的护栏。台湾问题是“上海公报”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上海公报”强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要恪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过去管用,现在适用,今后更要用。

各位朋友!

中美关系目前正面临建交以来少有的严峻挑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世界重陷分裂的严重担忧。出现这一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公报”确立的原则和精神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

中美双方再次需要做出历史性的抉择:是继续和平共处,还是走向冲突对抗?是坚持开放合作,还是回到隔绝对立?正确的答案,其实就蕴含在“上海公报”当中。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明确了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框架。拜登总统予以积极回应,并表示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两国元首达成的上述重要共识,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弘扬,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创新。我们敦促美方重拾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的共识以及拜登总统作出的表态落到实处,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首先,我们要坚持一中原则,夯实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中英美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年,旨在结束二战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必将实施。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不存在任何争议。台湾也依法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作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并受到美国等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长期陷入政治对立的特殊情况。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祖国统一的努力也从未停止。

1971年,美方向中国申明愿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新的原则,包括美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今后不会有任何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美方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运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期间,向周恩来总理确认了上述原则。这才诞生了“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明确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中美1978年发表的“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1982年签署“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同时,美方郑重声明,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将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中美建交后不久,美方出台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又内部提出所谓“对台六项保证”。这两个东西都是美国单方面炮制的,违背了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做的承诺,违反了联大2758号决议确立并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因此从一开始就是非法和无效的。

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只能建立在两国达成的共识,也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之上,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法或单方面政策。这是国际上的通行规则,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美国不能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回顾这段历史,台湾问题的事实清清楚楚,一个中国的经纬明明白白。历史不容篡改,是非不能歪曲。美方应该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义,恪守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承担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径,停止策划“以台制华”的图谋,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第二,我们要坚持相互尊重,把握中美关系正确方向。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美都会是两个在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国家,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双方要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为包容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合作而不冲突,开放而不封闭,融合而不脱钩。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选择和集体意志,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中国尊重美国的社会制度,从不赌美国输,希望美国继续开放自信,保持发展进步。同样,美国也应当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摒弃零和博弈的迷思,放下围堵遏制中国的执念,冲破“政治正确”的桎梏,真正把中国当做发展进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权力游戏中的敌人。

中美关系的主流应当是合作,以竞争来定义是以偏概全。即使是竞争,也要有边界,基于公平公认的国际规则,既让本国更快更强,也让各国更加团结,一起向未来。即使有竞争,也应该比一比谁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更好,谁能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第三,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促进中美各自发展繁荣。当前,中美都面临新的发展形势。中国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美国着力振兴中产阶级,合作才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世界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的发展,也期待两国致力于双赢,并且与各国共赢。

中国愿同美方一道,发挥彼此相对优势,扩大在经贸投资、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拉长两国合作的清单。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更短的负面清单、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与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欢迎美国企业更积极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美方也应该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表率,带头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我们要推进各领域各层级的接触沟通和交流合作,加强地方省州、城市之间和两国民间、智库、媒体、企业等各界的相互交流,激活两国人民交往的热情,拉紧中美之间友好的纽带。

第四,我们要坚持大国责任,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合作,中美都应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

两国可以携手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形成“免疫屏障”,助力全球战胜疫情。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韧性,推动疫后复苏走深走实。双方还可以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实现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我们对美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持开放态度,也愿考虑同美方“重建更好世界”倡议进行协调,向世界提供更多的优质公共产品。

中美在“上海公报”中共同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一条在当下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过去现在今后都不会谋求任何霸权,美方也应该这么做。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两国互动最频密的地区,理应成为双方构建互信合作的示范田,而非一方谋求势力范围的后花园,更不是两国对立冲突的角斗场。美国应该停止在地区搞阵营对立、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同中方及地区国家一道,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大家庭。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再关上。世界既然走出了冷战,就不应再降下铁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当从“上海公报”中汲取更多智慧,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努力找到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努力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美两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谢谢!


来源时间:2022/2/28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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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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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于2022年2月4日访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出席第24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双方”),声明如下: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大变局,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的新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持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大大加深,国际力量分布趋于重构,国际社会对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国际及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全球性威胁挑战日益上升。国际上少数势力继续顽固奉行单边主义,诉诸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制造矛盾、分歧和对抗,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国际社会对此绝不接受。

双方呼吁各国从全人类共同福祉出发,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捍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及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世界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双方一致认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促进和保障民主是国际社会共同事业。

双方认为,民主是公民参与管理本国事务的途径,旨在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民主应是全过程、面向全体人民的,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保障人民权利,满足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民主制度的实践不是刻板的,应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及文化特色。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践形式和方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双方指出,中俄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世界大国,其深厚民主传统根植于千年发展经验,受到本国人民广泛支持,体现了公民的需求和利益。中俄确保了本国人民依法享有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两国人民拥有充分的道路自信,尊重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传统。

双方指出,民主原则不仅应在国内治理也应在全球治理层面得到体现。个别国家企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迫他国接受这些国家的“民主标准”,通过拼凑各种小集团、“情景式”联盟垄断民主定义权,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践踏,以及对民主精神和真正民主价值的背叛。此类谋求霸权地位的行径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国际秩序稳定造成损害。

双方坚信,捍卫民主、人权不应成为向别国施压的工具。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滥用民主价值,借口维护民主、人权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挑动世界分裂对抗。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各国文化和文明多样性、不同国家人民的自决权。双方愿同所有有意愿的国家携手推进真正的民主。

双方指出,《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全球人权事业确立了崇高目标,制定了基本原则,各国均应遵循和践行。同时,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必须坚持人权普遍性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按照本国国情和人民需求保护人权。推进和保护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同等重视、系统推进各类人权。国际人权合作应由各国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共商,各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协作与合作,加强国际人权体系建设。

双方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流。发展是实现人民福祉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给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严峻挑战,完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至关重要。

双方将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深化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提高亚太地区和欧亚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双方愿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并行不悖、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组织发展及双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造福欧亚大陆各国人民。

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北极可持续发展务实合作。

双方将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重要位置,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源,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促进全球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俄方重申愿就推进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包括参与联合国平台“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活动。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将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采取务实行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双方呼吁国际社会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

双方呼吁各国加强可持续交通领域合作,积极开展交通能力建设和知识交流,包括智能交通、可持续交通、发展运营北极航道等,助力全球疫后复苏。

双方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强有力措施,作出了重要贡献。双方共同纪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30周年,重申恪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目标、原则和规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致力于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双方将履行各自承诺,期待发达国家切实落实每年1000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双方反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设置新的国际贸易壁垒。

双方坚定推动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将共同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绿色转型,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俄元首肯定双方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维护两国和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双、多边合作。双方将继续加强疫苗和新冠病毒药物研发生产合作,深化公共卫生和现代医学领域合作。双方将加强防疫措施协调对接,为两国人员健康、安全、有序往来提供有力保障。双方积极评价两国有关部门和地方为保障边境地区防疫和口岸稳定运行所做工作,将建立边境地区联防联控机制,统筹推进边境口岸疫情防控、信息共享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口岸货运通关效率。

双方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俄方欢迎中国同世卫组织开展的联合溯源研究,支持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俄方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双方对两国体育和奥运合作水平给予高度评价,愿进一步推动相关合作发展。

双方对国际安全形势面临的严峻挑战深表关切,认为各国人民命运与共,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应脱离世界安全、以他国安全为代价而实现自身安全。国际社会应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双方重申相互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

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中俄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全和稳定,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颜色革命”,将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协作。

双方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社会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加强多边反恐领域政策协调与建设性合作。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推行“双重标准”,谴责利用恐怖和极端组织以及打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地缘政治目的。

双方认为,个别国家、军事政治联盟或同盟谋求直接或间接的单方面军事优势,通过不正当竞争等方式损害他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竞争,渲染对立对抗,严重破坏国际安全秩序,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呼吁北约摒弃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尊重他国主权、安全、利益及文明多样性、历史文化多样性,客观公正看待他国和平发展。双方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抗,高度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中俄始终致力于构建平等、开放、包容、不针对第三国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维护和平、稳定与繁荣。

双方欢迎《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的发表,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不允许毫无限制地发展全球反导系统,切实降低拥有军事核力量国家之间发生核战争以及任何军事冲突的风险。

双方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平衡推进条约三大支柱,共同维护条约权威性、有效性和普遍性。

双方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特别是在核动力潜艇等涉及战略稳定领域开展合作表示严重关切,认为上述行为同保障亚太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悖,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危险,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双方强烈谴责类似行为,敦促AUKUS成员国严格履行防止核、导弹扩散义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双方对日本拟将福岛核电站事故放射性污染水向海洋排放及其潜在环境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日本须与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在公开透明、科学论证、符合国际法基础上,以负责任的方式妥善处置放射性污染水。

双方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加快研发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寻求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部署并向其盟友提供,加剧紧张和不信任,增加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削弱国际防扩散和军控体系,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双方敦促美国积极回应俄方倡议,放弃在亚太和欧洲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计划。双方将就此保持沟通,加强协调。

中方理解并支持俄方提出的构建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长期安全保障的相关建议。

双方指出,美国退出军控领域一系列重要国际协定,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美国推进全球反导计划并在世界各地部署反导系统,同时强化具备执行先发制人式打击等战略任务能力的高精度非核武器力量,双方对此表示关切。双方强调和平利用外空的重要性,坚定支持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促进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维护和发展外空领域国际法及管控外空活动方面的核心地位,并将继续就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空间资源开发和利用等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加强合作。双方反对个别国家企图将外空演变成军事对抗疆域的行为,重申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反对旨在谋求外空军事优势、实施外空作战的相关活动,重申应在中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基础上,尽快启动谈判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件,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提供根本和可靠的保障。

中俄强调,有关透明和增进信任措施,包括“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国际倡议/政治承诺有助于实现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目标,但此类措施仅作为规范外空活动的补充措施,不应替代有效法律约束机制。

双方重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至关重要的支柱,决心维护《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双方重申《公约》应得到完全遵守和进一步加强,包括《公约》制度化,加强《公约》机制,达成包含有效核查机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并通过定期协商与合作解决与公约执行相关的任何问题。

双方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在境内外开展的生物军事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对其遵约的严重关切与质疑。有关活动对中俄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损害了相关地区的安全。双方敦促美国及其盟友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作出澄清,同时支持重启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双方重申致力于实现无化武世界的目标,呼吁《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各缔约国共同维护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俄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政治化深表关切,呼吁缔约国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协商一致传统。中俄敦促美国作为唯一未完成化武销毁的缔约国加快库存化武销毁。

双方强调,应平衡推进履行防扩散义务与维护各国在先进技术、材料及设备领域开展和平利用国际合作的合法权益。双方指出,由中方提出、俄方共提的“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获第76届联大通过,希望该决议按既定目标得到贯彻执行。

双方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双方愿就人工智能问题加强交流与对话。

双方重申将深化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协作,推动构建开放、安全、可持续、可及的信息通信技术环境。双方强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不使用武力、尊重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及自由、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适用于信息空间,重申联合国在应对国际信息安全威胁领域的关键作用,支持联合国制定该领域新的国家行为准则。

双方欢迎在统一的机制框架内开展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全球谈判,支持联合国2021-2025年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的工作,愿在该工作组内发表共同立场。双方认为,应联合国际社会制定信息网络空间新的、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准则,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各国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活动的普遍性国际法律文件。双方认为由中方提出、俄方原则支持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工作组讨论制定数据安全等国际信息安全威胁的应对措施提供了基础。

双方重申支持联合国大会第74/247号和75/282号决议,支持特设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谈判制定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国际公约,倡导各方建设性参与谈判,确保根据联大第75/282号决议尽早达成一项具有权威性、普遍性的全面公约并向第78届联大提交。中俄已共同提交公约草案作为相关谈判基础。

双方支持打造国际化的互联网治理体系,认为各国平等享有互联网治理权,主权国家有权管控和保障本国网络安全,任何企图限制国家网络主权的行为不可接受,应促进国际电信联盟在解决有关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双方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协定》(2015年5月8日签署)为基础,深化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双边合作,并商定近期将通过两国该领域合作计划。

双方强调,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坚持责任道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内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该理念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合力应对共同挑战。中方积极评价俄方为推动构建公正的多极化国际关系体系所作努力。

双方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否定、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

为防止世界大战悲剧重演,双方坚决谴责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帮凶推卸历史罪责和污蔑抹黑战胜国的行为。

双方倡导并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

双方重申,国际社会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双方反对国际关系退回大国对抗、弱肉强食的时代。反对企图以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制定的“小圈子”规则取代普遍认同的、符合国际法的安排和机制,反对以未达成共识的规避方案解决国际问题,反对强权政治、霸凌行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滥用出口管制,支持并促进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贸易。

双方重申将加强对外政策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在多边机制内合作,捍卫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力量平衡,携手完善全球治理。

双方支持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双方将就共同关切的经贸问题加强对话合作和立场协调,为保障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长期稳定运转作出贡献,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双方支持二十国集团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和危机应对重要平台作用,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发扬团结合作精神,在国际抗疫、恢复世界经济、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完善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支持金砖国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拓展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大方向合作,促进公共卫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提高金砖国家国际协作水平。双方致力于将“金砖+”模式和金砖对话会作为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区域一体化机制和组织的有效对话机制。

俄方将全力支持中方做好2022年金砖国家主席国工作,共同推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双方将全面增强并进一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推动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多边主义,平等、共同、不可分割、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基础上构建多极化世界格局。

双方认为贯彻落实关于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的共识至关重要,为此双方支持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职能。

双方将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提质升级,继续加强成员国之间贸易、产业、交通、能源、金融、投资、农业、海关、电信、创新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开展先进、资源节约、节能、绿色技术应用。

双方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2009年6月16日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际信息安全专家组框架内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欢迎2021年9月17日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在杜尚别通过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2022-2023年合作计划》。

双方认为,人文合作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不断提升。双方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环保、旅游、人员交往、体育合作,增进成员国人民相互了解。

双方将继续巩固亚太经合组织作为区域主要多边经济对话平台的作用,加强落实《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方面协作,构建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测的区域贸易投资环境,重点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推动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振兴偏远地区经济,并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同其他区域多边组织开展上述领域协作。

双方将继续在中俄印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加强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平台中的协作。中俄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继续就深化同东盟合作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合作,强化东盟作为构建区域架构关键组成部分的角色。

二〇二二年二月四日于北京

来源时间:2022/2/28   发布时间:2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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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印太战略”能遏制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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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志勇  来源:中评社

日前,美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文件,宣布将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联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以抵制其所认为的中国“试图在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国家”的举措,应对中国竞争带来的挑战。

拜登政府上台一年多来,对华战略竞争有增无减,涉及军事、技术、经济、太空、政治等领域,印太地区成为中美博弈最为激烈的地区。

此次美国出台最新的“印太战略”,阐述了未来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旨在打造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广衮的印太地区,试图塑造包围中国的战略环境,以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该报告将成为美国重塑“印太战略”未来十年走向的纲领性文件。

在目标上将中国视为首要防范对象与战略指针;美国以所谓“中国威胁”为借口推进“印太战略”,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的存在与合作,建立海洋能力和海域意识,以扩大在太平洋诸岛的影响力,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手段上强化盟友、伙伴共同作用;推动印太安全援助,兑现对“四方安全对话”承诺;重点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在对象上极端重视安抚拉拢印度和东盟,第一次明确提出支持“一个强大的印度”,支持印度崛起和地区领导地位。拉拢东盟国家,并挑动地区国家间对立对抗,冲击地区多年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以架空、抵销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地区合作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内容上非常重视经济议题;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加大在该地区投资。

此次出台的“印太战略”第一次公然将台海作为首要安全关切,美国、日本等国家借“印太”战略加大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步伐,充分暴露了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美国的“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这是美国欲利用“印太战略”继续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遏制中国崛起。不过,囿于目前美国国力的下降态势,美国官员也承认改变中国的能力有限。

拜登政府延续和发展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不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外交投入力度,重点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攻势。美国积极联合域内相关国家在南海等传统安全问题、供应链等经济安全问题上极力构筑排华“小圈子”。美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印太伙伴关系网络,既涵盖韩国、泰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友,也包括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合作伙伴,积极拉拢东南亚国家,煽动和挑唆域内国家与中国对抗,力争将东盟拉拢为其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力量,恶化中国周边环境。

2022年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落实之年。美国将通过“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湄公河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继续强化美国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国家等印太伙伴加强经济交往,包括供应链和贸易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坚决反对所谓的“中国非法主张”;继续以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为主要导向。

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打造“印太战略”辅助性支点面临诸多挑战:

美国版“印太战略”与东盟提出的“印太展望”强调以东盟为中心、推动东盟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在印太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相违背,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更不希望自身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棋子”。

美国也难于建立反华同盟,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美国企图将东南亚国家拉入其“印太战略”中,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是美国的主要候选人。但目前多数国家都不想选边站队,大多数国家采取“大国平衡”政策,在中美博弈中以获取最大利益。

因此,美国新“印太战略”无论怎么变换概念,遏制中国的难度和深度将不得不随中国的快速发展而黯然失色,最终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但尽管如此,中国仍应高度警惕,早作应对,将因“印太战略”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来源时间:2022/2/28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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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上海公报五十周年 中美关系需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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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评社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先后对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了访问,并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第一份联合公报(后被称为《上海公报》)。这在当时是国际大事。事实也证明,这一周不仅对当时被视为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的改善有重要作用,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所以尼克松称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在《上海公报》发表五十周年的日子,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至少有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解决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还是要靠政治智慧,而且中美领导人都不缺这种智慧。当时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两国领导人的互动与影响,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典范,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这也几乎是两国朝野的共同认知。所以,要维系和发展中美关系,处理好台湾问题,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国问题,是一个关键和前提;有些美国政治势力或政治人物如果想破坏中美关系,也往往从台湾问题上着手挑战,这已被反覆验证的事情。

其三,当前的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态度立场一如既往,希望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深入发展,但美国的心态有重要转变,自认为受到中国的挑战甚至威胁,因此想方设法加以遏制,而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台湾问题,台湾被认为“兵凶战危”、台海局势严峻复杂,都与美国密切相关。

现在的中美关系比五十年前更重要,也更复杂,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也牵涉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中美五十年前的互动和五十年来发展,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或者得到启示。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许多挑战,需要新的超越!

来源时间:2022/2/28   发布时间: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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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中美关系“护栏”可从《上海公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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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50年前的1972年2月28日,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结束了两国长达22年的隔绝状态,奠定了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从更宽视野来看,《上海公报》也为之后的全球多极化格局写下了伏笔,它的出现在当年就像一道彩虹划过冷战的铁幕。

今天人们评价《上海公报》,依然折服于它求同存异的智慧。《上海公报》创造性地先将中美两国间的分歧开诚布公地摆出来,然后再阐述双方的共识。这显示出双方既承认差异,又寻求合作,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意愿,由此开创了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新模式,这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上海公报》发表5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从9000多万美元攀升至7500多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疫情前超过500万人次;有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还有30多万中国学生在美留学。对享受到实实在在好处的两国人民而言,《上海公报》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对世界上期望和平与发展的广大国家而言,《上海公报》毫无疑问同样是成功的。

历史反复证明,只要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中美就能实现和平共处,扩大共同利益。反之,每当美国背离《上海公报》精神,像教师爷一样居高临下对中国指手画脚,动辄横加威胁和干涉时,中美关系就起伏不定、曲折不断。

应该看到,今天中美关系面临的严峻复杂挑战,根本原因就在于美方不断寻求改变、甚至打压中国。在《上海公报》中,美方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近些年来,美国不断做出挑战一个中国底线的危险举动;在《上海公报》中,中美表达了减少国际军事冲突危险的共同愿望,但近些年来,美国却热衷于在亚太乃至印太地区搞霸权主义军事集团;在《上海公报》中,中美承诺为拓展双方的人文交流和双边贸易提供便利,但近些年来,经济、科技、人文领域成为美国大搞对抗、“脱钩”的重灾区。

不过,无论美国的一些所谓战略家对“大国竞争”有多么痴迷,此起彼伏的国内外危机都让华盛顿最终无奈地意识到,美国无法在全球性挑战和所谓“大国竞争”中做单选题,它必须同时应对多选题。而无论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还是在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方面,中国始终都是重要力量。因此,华盛顿才有了所谓的对华外交“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用“竞争”制造话语陷阱,把“合作”当作权宜之计,把“对抗”作为最终目的。

因此人们看到了一个无比纠结的美国:一方面,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假想敌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寻求搞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反对“台独”、无意同中方冲突对抗。这种言行不一,又如何取信于中国、取信于国际社会?美方应该知道,每一次出尔反尔,都是对国家信誉的损耗和挥霍。

之前,出于在所谓“大国竞争”中维护美国利益的需要,华盛顿创造了“护栏”一词。中美之间的确需要“护栏”,但绝不会是美方为了一己之私、单方面定义的“护栏”,而是双方为了实现和平共处而共同设定的“护栏”。如果认真重读一下《上海公报》,相信华盛顿的精英们能够找到安装“护栏”的正确做法。特别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提出的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这是对《上海公报》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值得美方认真思考和对待。

我们注意到,在《上海公报》美方立场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想必当时的美国另有所指,但这句话在50年后特别适合说给美方自己听。我们希望美方重温当年“破冰之旅”承载的初心,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认知,同中方一起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来源时间:2022/2/28   发布时间:20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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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动计划”成过去式 它的功过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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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灏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司法部周三(2月23日)宣布停止执行“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目标国家更为广泛的安全战略。“中国行动计划”自启动之后,不断引起民权方面的担忧,但中国威胁的严重和独特性已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共识。在该计划正式结束之际,国安界人士、分析专家、民权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司法部在未来应对中国威胁时,依然有改进空间。

在周三的一次讲话中,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 (Matthew Olsen) 宣布了“中国行动计划”的终止。但他同时表示,司法部将扩大打击范围,全面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敌对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不过,奥尔森也强调,中国依然会是司法部国安工作的核心之一。

司法部结束“中国行动计划”的决定得到了一些前国安官员的赞同。

“在不使用带有某种煽动色彩的名称的条件下,司法部和美国执法部门以及情报界的伙伴可以有一套广泛的、法律授权下的工具来反制(中国)威胁,” 前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大卫·劳夫曼 (David Laufman) 告诉美国之音。

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有正当性

“中国行动计划”于2018年启动,旨在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计划着眼于辨认并起诉涉嫌商业秘密盗窃、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个人和团体,同时保护美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免遭来自中国的暗中影响。

“在我担任反情报和出口控制部主任时,绝大多数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威胁,特别是在盗窃美国知识产权领域,都来自中国,没有另一个国家可以比拟,” 劳夫曼说。他于2014至2018年间在司法部任职。

2018年6月,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还推出“千人计划”等举措吸引和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让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CSET)的“中国人才项目追踪器” (Chinese Talent Program Tracker)显示,中国仍在实施的海外人才招募项目有27个。它们不仅面向中国公民,有一半以上的项目也向非中国公民开放。

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分析师艾米丽·韦恩斯坦 (Emily Weinstein) 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间谍的担忧一直都是正当的。

“中国在政府级别的一些政策宣言里展示出需求和野心,要获取外国科技,外国技能,以及外国资本,” 她告诉美国之音。

国安专家:计划获一定成功 帮助公众提高警戒

司法部并未清楚定义哪些案件归类于“中国行动计划”之下,仅不定期在其网站上公布一系列案件的进展。麻省理工学院旗下独立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MIT Technology Review)的统计和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底,一共有77起案件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网站上出现过,有超过150人受到起诉。

这其中包括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向中国透露机密信息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试图偷窃商业秘密的中国情报官员和中国商人,以及隐瞒来自中国资金的美国大学教授等等。

不过,司法部处理过的与中国有关的案件远不止这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调查局平均每10个小时就展开一起和中国相关的调查案件。

在今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雷说:“当我们总结在调查中所发现的,2000多起调查集中在中国政府试图盗取我们的信息或技术。”

“中国行动计划”去年年底赢得了最大的一场胜利之一。

去年12月,波士顿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定哈佛大学知名纳米科学家、前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向当局提供虚假证词、虚报联邦所得税,并未能报告一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控罪成立。

检察官说,利伯2011年同意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一名“战略科学家”。但他在回应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出的质询时,就他与中国这个招募计划的关系问题撒了谎。

利伯的律师已于2月初申请再次受审,寻求无罪宣判。

分析师韦恩斯坦在回顾“中国行动计划”的成果时,表示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社会提升了对中国技术偷盗和经济间谍的戒心。

“如果你在2017或是2016年的时候询问学术界或者产业界的人,问他们对中国的人才项目有多少了解的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多少,或是对中国人才项目持有着与现在相比较为正面的看法,”她说。

被起诉者多华裔 引发“种族歧视”担忧

不过,“中国行动计划”在提升美国戒心的同时,也招来了有关种族主义和“寒蝉效应”的批评与担忧。

被起诉人中大量的华裔面孔被外界怀疑有“种族定性” (Racial Profiling) 的可能性,即担忧司法部出于这些个人的华裔血统而对他们产生犯罪怀疑。

多起针对学术界研究人员缺乏证据的指控,也给一些与中国有合作的学者带来焦虑。

这两点担忧体现在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机械工程和纳米技术专家陈刚的案件上。

陈刚受到的指控包括他在申请美国能源部拨款时没有披露他担任中国政府的“海外专家”,并且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上个月,这些指控被全部撤销。联邦检察官瑞秋·罗林斯(Rachael Rollins)在一项声明中说,检方已无法在审判中证明他们的指控,撤诉“符合司法公正利益”。

“在这场我认为是由政治和种族原因驱动的起诉上,没有胜利者,” 陈刚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30多年前,我从中国来到美国。这是我选择养育我的家庭和贡献此生工作的地方。这个国家的承诺是种族并不重要。但我很难从‘中国行动计划’上总结出这一点。”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加拿大籍华裔教授胡安明也经历了一样的曲折。他此前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隐瞒与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同时接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资助。这也是“中国行动计划”启动后,第一起进入庭审阶段的案件。

但去年9月,联邦法官托马斯·瓦尔兰(Thomas A. Varlan)称,当局未能证明这名纳米技术专家在申请研究资助以参与NASA项目时隐瞒与中国的关系。胡安明随后被宣布无罪释放。

“他们摧毁了人们的生活和事业,”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田纳西大学分部主席玛丽·麦克艾尔平 (Mary McAlpin)告诉美国之音,“胡博士需要好几年才能重新树立名望。”

国安分析师韦恩斯坦表示,“中国行动计划”在学术界的案件上过于投入,调查重点落在了法律框架之外。

“问题是,参加中国的人才项目本身不是非法的,” 她说。“参加任何国家的人才项目本身都不是非法的。”

她认为,这导致了司法部不得不寻找可能存在的研究资金诈骗和税务犯罪上。而许多类似起诉都以失败告终,扭曲了公众对“中国行动计划”的理解。

在周三的讲话上,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也表示,司法部意识到了公众对“中国行动计划”侵犯嫌疑人民权的担忧,包括被认为存在的种族主义因素。

但奥尔森强调,在对“中国行动计划”进行了重新评估后,并没有发现任何案件中存在种族定性。

美国大型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高级职员律师帕特里克·图米 (Patrick Toomey) 有10年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经验。他对奥尔森和司法部的这一说法并不认可。

“政府没能解释,为什么过去这么多的案件都失败了,”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拒绝认识到歧视和(种族)定性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中扮演的角色。”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目前正在帮两名华裔教授打官司。这两名教授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被司法部以非法下载数据和与中国分享敏感技术为由起诉,但最后罪名也都被全部撤销。

图米表示,这两起案件虽然出现在“中国行动计划”之前,但也显示司法部在调查上存在的歧视。

与奥尔森一样,前司法部国安官员劳夫曼不认同歧视的说法。

他说,起诉的决定通常不会随意做出。司法部要求检察官只有在相信手中的证据足以定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才能发出起诉。

“根据我在国安部门监督几十起和中国有关案件的经验,在我看来这些调查都是有扎实的证据基础的,”他说。

但他也表示,在这么多被起诉人都是华裔的情况下,他理解人们会担忧种族歧视的存在。

专家:执法部门需与华裔社区多沟通以化解误解

在韦恩斯坦看来,司法部接下来在打击来自中国的威胁上,需要改变语调。

她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面对着一些独特的挑战,比如来自中国统战部的影响。韦恩斯坦认为美国政府应就此和华人社区进行更多交流沟通并提供帮助,同时使用例如哈佛白人教授利伯被定罪的案例表明,美国打击的目标并不是某个族裔。

近来的一些迹象似乎显示美国的执法机构或多或少意识到了这一点。

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上个月的讲话中曾表明,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并不是美国政府针对的目标。正相反,他们反而常常是中国政府“非法侵犯” (lawless aggression)的受害者。

“美国因为来自中国的几代移民而更加富足强大,” 雷说。“在联邦调查局,我们承诺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安全和权利。”

来源时间:2022/2/28   发布时间:20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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