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剑  来源：一宅之谈

1789年6月10日，西哀士走进会场，说:“时候已到，斩断绳索吧。” 从这天起，大革命这艘饱经风雨、姗姗来迟却从未停航的大船，终于朝未来驶了过去。

——儒勒·米什莱

导读:

法国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左右对立的故乡。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革命史的主流解释，法国大革命源于阶级斗争是不容争辩的前提性认识，法国大革命史是阶级斗争的经典教科书，从阶级的分化、对立到斗争最后是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共同毁灭，几乎成为所有法国大革命史的通行叙事模式。本文挑战这个叙事模式，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的左右分化、对立与冲突才是真正决定大革命不断趋于极端化和恐怖化的内在逻辑，左右的两极化超越了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更多地是体现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主要是在第三等级内部形成的思想和政治分化，是革命者内部形成的不同派别，并最终是在不同派别之间形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者的自相残杀。革命偏离了正确轨道而走上了恐怖与专制的不归路，实际上是左右之争的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革命不断左翼化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的左翼化逻辑

——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之二

文 / 荣剑

法国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左右对立的故乡。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管是持赞美的还是持批判的或咀咒的立场，都无法回避这场革命对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所形成的深远影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承认：“大革命的得失主要还不在于原因和结果如何，而在于一个社会向着它的所有可能性敞开了。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1]傅勒是力图从大革命的巨大影子中走出来的，他一直期待“法国大革命结束了”，[2]这不仅是因为大革命之后近两百年时间足以消弭革命的动力和因素，而且围绕着大革命所展开的世纪之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性质，也不再包含强烈的革命预期，关于大革命的政治辩论更多地是停留在历史学层面，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讨论革命的遗产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予以继承。但是，对于法国的左翼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事和理论叙事关系着它们能否继续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它们轻易不会主动背离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所看到的：“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3]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主导庆典的官方立场是试图以“大革命结束了”来引导整个法国走向对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真正的革命性遗产的重新认可，由此彻底告别“激进化现象、社会冲突的激流回荡和大恐怖的阴影”。[4]但是，对于左翼的思想战士们来说，大革命是否结束了仍然是一个问题。法国革命史权威米歇尔·沃维尔以《为法国大革命而战》一书公开挑战傅勒的大革命终结论：大革命“对谁结束了?对雅各宾主义的老战士?还是对傅勒，对我们整个‘修正主义’一代?”[5]由此可见，大革命的物理时间结束了，但它酝酿产生的精神冲突——左翼和右翼的思想斗争，在持续了两个世纪之后仍然还远远没有结束。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产物，这是法国大革命史长期以来不容争辩的前提性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按照这个论断，法国大革命史堪称是阶级斗争的一本经典教科书——从阶级的分化、对立到斗争最后是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共同毁灭，几乎成为所有法国大革命史的通行叙事模式。所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序言里首先强调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在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位置，认为“大革命归根结蒂应该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解释”。[7]封建社会是因为不再适应迅速发展的生产力而成为生产的桎梏，这种桎梏“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8]基于这个前提性认识，法国大革命被左翼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其合法性在摧毁了“封建社会”以及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的进程中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地位，革命进程中所出现一系列恐怖行为和专制后果则被视为是革命的必要成本，与那些走上断头台的革命者一起，长期被埋葬在历史正当性的坟墓之中。

阶级的分化、对立和斗争，的确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条主线。法国大革命期间，第三等级和教士、贵族等级的冲突以及第四等级(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主导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这是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可的一个事实。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特迈的一封信中承认，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9]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是指的法国“复辟时期”(1814-1830年)所涌现出来的一批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米什莱等，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近距离观察和历史性反思，包括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事实”的深刻理解，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10]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系统中，谁掌握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语，谁就是掌握了观察现代历史发展动力的不二法门。

承认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历史只能唯一地由阶级叙事或阶级斗争史观来加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阶级分化，是基于整个社会简单地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革命的性质是由阶级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在现实的阶级关系和实际的革命进程中，根本就不存在着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如同雷蒙·阿隆在批评无产阶级作为“天选阶级”的神话时所指出的那样，根本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靠薪金过活的工人所属的阶级)的本质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是一个其中心可用特征或特点来显示，但其外延却难以区分的范畴。”[11]同样，主导法国大革命的“第三等级”也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其构成极为复杂。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在《法国大革命思想史》这本重要著作中揭示了一个他的前辈埃德蒙·柏克也曾发现了的事实：

“历史学家时常提到第三等级的代表中并无农民、手工业者或工人。然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农民和工人确实缺席，1789年聚集在凡尔赛的第三等级代表中也同样缺少商人、银行家、企业家或其他具备‘资产阶级’属性、代表社会中上阶层的主要职业团体代表。埃德蒙·柏克在伦敦深入观察大革命，对第三等级的成分深感愤慨。让他感到恐怖的是有钱人、大地主和高级神职人员在这次会议中惊人地缺席。如果第三等级要仿照英国的方式成立下议院，它必须能够代表对土地、金钱和职位的占有，这一属性在巴黎那个孕育革命的领导层当中如此欠缺，宛如阴谋。”[12]

柏克的愤慨是有道理的，法国大革命被公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却缺少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在国民议会里代表第三等级发表时政意见的人，主要是演说家、律师、法官、记者、作家、家庭教师、书商和其他专业人士，包括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叛逃而来的中下层教士与贵族。西哀士发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堪称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独立宣言，影响巨大，他本人的身份却是一个教区的代理主教和执法官。出生于贵族家庭的米拉波，是革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曾参与起草《人权宣言》并担任国民议会主席，因为对法国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死后被葬于先贤祠，但后来又因为被揭露出与国王秘密勾结而被迁出了先贤祠。大革命初期的“三头联盟”——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前者曾任格勒诺布尔大理院检察官，后二者均是来自于贵族阶层，他们在第三等级阵营中率先主张实现君主立宪制，致力于奠定一个“自由的和有限制的君主制政府”，反对授予国王享有对国民议会的否决权。巴纳夫在大革命期间写的《法国革命引论》，是对大革命的即时性观察与思考，他认为：“要判断大革命的性质并且指明它的那些真正原因，有必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应当看到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体系里所占有的位置，也就是要冷静地观察从封建社会到现在一直在导致欧洲一些政府连续地改变其形式的这种普遍运动，人们将会清楚地觉察到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这一点和引导我们达到这一点的普遍原因。”[13]巴纳夫的这个判断和后来基佐、米涅、米什莱的看法是大体一致的，他们都是在欧洲思想启蒙和政治变迁中把握到了君主制改革的时代潮流。第三等级是因为拥有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所传授的思想和知识而走在了革命的前列，革命与其说是来源于阶级的对立与冲突，不如说是来源于思想的分化与更新。革命几乎就是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之间作出抉择。米什莱在他的不朽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做过精辟的概括：“孟德斯鸠书写、阐释了权利，伏尔泰为权利哭泣和呐喊，而卢梭则建立了权利。”[14]在米什莱看来，大革命在“思想高层领域”已经完成，大革命就是要实现卢梭所说的“权利就是人间的帝王”、“普遍意志就是权利和理性”，这是所有人的意志(公意)和权利，“所以奴隶们，崛起吧!”[15]

法国大革命期间现实的阶级关系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表明抽象的阶级斗争理论根本不足以有效解释革命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的组合与博弈。最初在三级会议中显示出来的三个等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及截然分明的对立状态，很快被革命进程所瓦解，不断地有教士和贵族投身于革命的怀抱，以至于像米拉波、迪波尔、拉梅特这样的贵族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这似乎就是从阶级对立走向了阶级融合，包括国王路易十六在革命初期也选择了和第三等级合作的立场，支持君主立宪改革。正是基于大革命初期的良好态势，米拉波在1789年6月27日发出这样的感慨：“多么幸运啊，这次伟大的革命没有付出暴行和眼泪的代价!……历史专门叙述凶残的兽行延续得太久了……我们可以指望，我们正在开辟人道的历史。”[16]但是，这样的“阶级合作”和非暴力的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观察到革命进程中所出现的重大危机与转变：“是谁的过错使革命在大好形势下开始后，又急转直下走下坡路，革命是怎样把法国变成共和国的，而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又是怎样建立起帝国的。”[17]米涅认为，革命的这几个阶段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其背后“有那么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力量究竟是怎么构成的呢?难道是阶级对立和冲突?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直至共和国重新被拿破仑帝国所取代，出乎了所有革命者的预想。难道这也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谭旋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下述看法：

“1789年的宏大理想为何到1793年却变成了暴力和恐怖?时任议员兼部长的多米尼克·加拉这些写道：‘我们的后代将同时惊诧于我们的恐怖罪行和美德。我们做出的愚蠢之举与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大相径庭，这将是最令人费解的部分。’两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理解大革命中这一古怪的两极化现象。如何解释大革命后形势迅速演变为国家主导的排异和镇压?革命者们为何开始自相残杀?在与这个时代相关的所有问题当中，恐怖的起源或许是最难厘清也最不为人知的一个。”[18]

现在可以断言，在法国大革命的实际进程中，米涅所说的决定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实就是谭旋所指出的“两极化”现象，这个“两极化”现象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对立阶级的冲突，但实际上，“两极化”现象更多地是体现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主要是在第三等级内部形成的思想和政治分化，是革命者内部形成的不同派别，并最终是在不同派别之间形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者的自相残杀。革命偏离了正确轨道而走上了恐怖与专制的不归路，实际上是左右之争的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革命不断左翼化的结果。

基于左右之争的分析框架在米涅和米什莱的著作已有广泛运用，“左派”和“右派”的概念被他们不断地用来描述国民议会、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中的不同派别之争。在国民议会期间(1789年6月17日由三级会议改称国民议会)，由于贵族和僧侣被迫加入国民议会，使得三个等级之分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事实上也已消失。贵族和高级僧侣基于共同利益在国民议会中成为右派，他们也被称为“王政派”，政治主张是继续维持君主制;而左派则是由“平民派”组成，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所组成的“三头联盟”，政治主张是实现君主立宪制。到了立法会议期间(1891年10月1日国民议会转为立法会议)，按照米涅的观察：“和制宪会议一样，立法会议中也有一个右派、一个左派和一个中间派，性质却完全不一样。”[19]不一样之处就在于，原来国民议会中的右派——王政派已整体出局，代表左派的“三头联盟”则因为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而成了新的右派，他们被称为“斐扬派”(也译为“福扬派”)，其代表性人物除了“三头联盟”，还包括著名的西哀士(第三等级的精神领袖)、拉法耶特(时任国民军总司令)和巴伊(时任巴黎市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这个时候也是完全支持君主立宪。在立法会议中和斐扬派相对抗的左派是“吉伦特”党人：“左派组成的党叫做吉伦特党，在革命中它只是从中产阶级转向人民大众的一个过渡党派。它当时没有任何颠覆政府的企图;但是它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这一点和主张只用法律保护革命的立宪派不同。”[20]米涅的这个观察符合实际，吉伦特派较之于斐扬派之所以“左”，就在于前者的政治主张更激进，要求彻底结束君主制、实现共和制，而后者的政治主张相对保守，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制。正是在吉伦特派对抗斐扬派这个时期，罗伯斯庇尔从君主立宪主义转向了共和主义，开始主导比吉伦特党人更激进的革命路线，一个更加急速也更加极端的“左翼化”时期开始了。

综上所述，在法国大革命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左翼力量始终在主导着革命进程，决定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向恐怖政治的演变。在国民议会期间，占据左翼位置的是斐扬派，他们是用君主立宪制来反对王政派的君主制。在立法会议期间，占据左翼位置的是吉伦特派，他们是用共和制来反对斐扬派的君主立宪制。到了国民公会期间(18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占据左翼位置的是山岳派，他们是用雅各宾专政——米涅称之为罗伯斯庇尔“暴政”——来反对吉伦特派的共和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国民公会最初选出的749名议员中，吉伦特派有160人，山岳派只有140人，大多数议员属于中间派(被称为平原派)。在如此悬殊的政治力量对比中，山岳派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来实现自己激进的革命主张，所以，他们选择通过发动“无套裤汉”的民粹力量以形成一个“院外”的巨大外部压力，进而选择通过暴力、恐怖和专制的方式来消灭政敌以达到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目的。1893年3月11日，国民公会决定成立特殊革命法庭，该机构有权在不允许上诉的情况下对被告作出审判，丹东为此发表了严酷的评论：“让我们站在前人的错误之上!我们必须变得残暴、变得面目可憎，以免我们的人民变成这样。”[21]罗伯斯庇尔在同年12月将宪法秩序和革命秩序做了对比：“后者屈从的一致规则更少，因为革命秩序形成的局势如暴风骤雨般动荡不安，而且，它被迫不断利用新的和快速的资源，应对新的和紧迫的危险……我们必须组织自由的专制来摧毁国王的专制。”[22]就是在“自由”的专制之下，罗曼夫人以自己的生命控诉：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恐怖统治自1793年9月5日正式宣布开始，至1794年7月28日被“热月政变”终止，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大革命就是在“左翼化”逻辑的支配下，形成了米涅所说的革命急转直下的转变和革命不断趋于激进化的态势以及最终走向军事独裁的结局：“从1789年的立宪派到吉伦特党。从吉伦特党到山岳党，从山岳党到热月反动派，从反动派到督政府，从督政府到两院，从两院到军事独裁，一直是以暴易暴。”[23]左翼化就是革命的激进化、暴力化和恐怖化，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库东、圣茹斯特，几乎个个都是残忍嗜血的活动家，在他们统治的十个月时间里，恐怖统治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政策，实施过程也没有特定的程序，主旨就是支持罗伯斯庇尔及其革命政府，“主要的方法是向所有事实上或者有可能对共和国构成威胁的人施加死亡威胁。”[24]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恐怖时期法国全国至少有30万名被捕的嫌疑人，经由司法流程被处以死刑的人数近17000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在监禁期间未经审判就被秘密处决的人，这一时期的死亡总数可能高达4万人以上。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所有阶层无一例外地被大规模的处决浪潮所冲击：超过四分之一的受害者是农民，近三分之一是工匠或工人，只有8.5%的受害者是贵族，6.5%是神职人员。[25]恐怖政治的高潮是在革命者内部启动了自我毁灭的机制——革命者内部的自相残杀，“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它杀死了它的兄弟，它在撕咬自己的肠子，它已经成为最恶毒、最可怕的怪物。”[26]1794年4月5日，丹东和他的盟友德穆兰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送上断头台。同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东等最后一批革命者也招致同样结局，被送上断头台。断头台成为大革命的一个象征，它令人不寒而栗的刀锋，昭示着革命者和国王、贵族、僧侣以及普罗大众的共同命运：成为革命的断头鬼。

弗朗索瓦·傅勒把米什莱称之为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说情者”，在米什莱倾注了巨大心血的不朽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大革命是以罗伯斯庇尔之死为终结，而作为革命事业继承者的拿破仑则被他排除在革命的史诗之外。他深深地同情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那些英雄：米拉波、韦尼奥、布里索、丹东，包括罗伯斯庇尔，他期待后人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把他们视为一个握手言和的整体，而不再是相互对立的敌人。”[27]他为此特别提到了卡米尔·德穆兰在革命初期提出的一个“令人动心却又不切实际的提议”——在拥护大革命的作家中建立联盟。提议之所以不切实际，就是因为左右对立和“左翼化”的逻辑严重撕裂了革命联盟。同样，米什莱期待左翼和右翼在革命之后能够握手言和，也是不切实际的。不仅是在米什莱的时代，革命自复辟时期以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持续展开，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革命化逻辑没有变，革命的左翼化逻辑也没有变;而且，在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两百年之后，按照雷蒙·阿隆的描述，不管是否认为大革命是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左翼和右翼的对立已经造成了“两个法国”的对立：一个是右派的法国，让人想到家庭、权威和宗教，使人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另一个是左派的法国，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使人深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在经历了长期的左右对峙并见证了法国左翼运动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阿隆断言“永恒的左派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可能也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左派这只“不死鸟”不只是在法国上空飞翔了两百多年，而且从欧洲飞到了东方，成为世界革命以及所有激进主义思潮的共同道德象征。

由此联想到米什莱在他的著作的最后所言：“法国人民的博爱让我们得以看到上帝，希望这短暂一窥，能让我们所有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从那个时代的创痛中重新站起来，接过父辈们用热血点燃的那簇英雄之火，让它长明不灭。”[28]这是革命的先驱们对后来的革命者的精神召唤?还是历史学家对未来的革命的预言?生活于米什莱时代的人们肯定无法想象，在罗伯斯皮尔死了之后一百二十三年，公开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传人自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启了一场更大规模和更为血腥的革命，雅各宾专政未竟的事业在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时期终于得以实现，法国大革命的长明不灭之火在东方大地上形成了燎原之势。

本文注释：

1 [法]让-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09页。

2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上篇主题：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参阅同上书，第43页。

3 [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页。

4 参阅[法]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原编者序，第4页。

5 转引自孟明：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中译本序，第23-2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7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等译，张芝联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1页。

8 参阅同上书，第1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11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62页。

12 [英]乔纳森·伊斯雷尔：《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米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39页。

13 [法]安托万·巴纳夫：《法国革命引论》，王令愉译，王养冲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4 [法]儒勒·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卷一，李筱希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导言，第113页

15 同上书，导言，第114、115页。

16 转引自[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3-164页。

17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郑福熙校，商务印书馆，1977年，导论，第2 页。

18 [美]谭旋：《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黄丹璐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序言，第ii页。

19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107页。

20 同上书，第107页。

21 转引自[美]谭旋：《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276页。

22 转引自[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王瑶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205页。

23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37页。

24 [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第208页。

25 参阅[美]谭旋：《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344页。据伊恩·戴维森的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格里尔估计死亡人数为50万人，马蒂厄和索布尔认为在30万人。“将这些数字与法国当时的2800万人口相对比，估计被捕人数最高达到总人口的1.8%左右，相当于成年男性总人口的5%。”参见[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第209页。

26 曾经支持雅各宾派和山岳派的议员吕奥的看法，转引自同上书，第344页。

27 [法]儒勒·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卷一，1868年作者序，第36页。

28 [法]儒勒·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卷二，第447页。

来源时间：2021/11/14   发布时间：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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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荣剑  来源：中美印象

——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之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下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共及中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十月革命的相互关系。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雅各宾专政的终极模仿，那么，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则完全是“以俄为师”，在一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复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模式、政权体制包括制造红色恐怖的各种组织形态，并在革命成功之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以毛为核心的革命党领导集团在长达28年的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中并不是完全忠实地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的研究表明：“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2]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在莫斯科的“第一推动”之后，中共驾驶的革命列车便始终是游离于共产国际为中国所规划的革命轨道，党的领导集团内部也始终是处在长期的党内斗争之中，这些斗争围绕着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路径与方法、目标与手段而展开，最终都涉及到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毛是从党内持续不断的路线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既服从于又独立于莫斯科的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与此相对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则被打入到“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行列，由此形成了革命党特有的路线斗争传统和左右之争的政治文化。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领导的先锋党组织开创了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历史，一部国际共运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来，党内的两个派别之争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两个不同政党之争，布尔什维克党既是和孟什维克党以及其他左翼政党处于敌对性关系，宣称要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同时致力于在其内部消灭一切反对派，不管这些反对派是左派还是右派。斯大林在论述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指出：“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做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3]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标准，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左派”或右派的合法性位置，诸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不时地被贴上“左”的或右的标签，表明他们一律是人民公敌或反党分子，必须从党内被彻底清除出去。

中共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苏共，其特色在于将党内斗争置于同左右不同路线的斗争框架之中，确切地说，党内斗争是以路线斗争为前提的，也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取得党的实际统治地位之后俨然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次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

从毛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和斯大林在理解与阐释党内斗争性质时的一致性，即他沿袭了联共（布）党史的一贯做法，将“左”打上引号，以表明中共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在许多时候——如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实质是右派。同时，毛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否认而是主张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之所以有这个差异，是因为他们在获得党的最高领袖位置时的不同路径依赖所决定的。斯大林是在列宁生前亲自授权下而拥有了党的最高权力，而毛则是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党内斗争才在遵义会议（1935年）上取得了党的实际统治地位，他在党内同“左”的或右的路线斗争成了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正确路线”的证明。概言之，斯大林是因为拥有了党的最高权力而取消了党内斗争——从肉体上消灭了党内的一切反对派，毛则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党内斗争而获得了党的最高权力。所以，毛需要在党内反复陈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晚年亲自总结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依据他的指示，中共党史被写成了一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史：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放弃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一切依靠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抵制农民革命运动，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第二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冒险（盲动）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在终结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却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辟了道路。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不顾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指示全党不分南北尽可能地举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的总暴动，该路线存续了五个月时间便终止了，瞿秋白随后离开中共领导机关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正式免去党的中央领导职务。

第三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6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该计划仅仅存续了三个月时间便结束了，李立三则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退出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第四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因不满共产国际操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形成了王明的中央领导地位，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合法性的声明和致共产国际的信，该行动很快就自行终止，罗章龙为此被开除出党。

第五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在党内实行教条主义统治，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把“立三路线”打入右倾行列并进行反右倾斗争，使“肃反”严重扩大化，最后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瑞金苏区。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

第六次路线斗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拒绝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最后导致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张国焘于1938年4月离开中共投奔国民党，被中共开除出党。

中共自1949年建政之后又发生了从第七次到第十次路线斗争，它们分别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彭德怀反党集团，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反党集团。对于毛来说，这四次路线斗争的实质都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饶、彭德怀和刘少奇是彻头彻尾的右，林彪则是“形左实右”。当毛掌握了党内无所限制的最高权力时，他和斯大林一样，已经不是关心党内的左右之争，而是关心党内的权力之争——谁会夺取他的最高权力？至于他给党内的潜在竞争对手戴上什么帽子，是戴上“左”倾机会主义帽子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则完全取决于党内斗争的需要。[5]

事实上，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就左右之争的真实性而言，都是需要重新审视。史华慈在他的研究中对中共党史指控陈独秀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陈独秀所谓的“右翼”错误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这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在他领导中共的时期一直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中共必须在国共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另一方面，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期间一直主张保持中共的独立性，甚至主张由共产党来领导国民党。[6]从这两方面来看，后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指责陈独秀犯下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没有确凿根据的。同样，在史华慈看来，中共党史指控王明犯下“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由也是不足，因为王明既没有像毛后来所说的作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统治中共长达四年时间（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按史华慈的说法：王明“于1932年回到莫斯科，标志了他在中国共产运动中真正永久地失去了权力。”[7]他在中国期间也始终没有真正“掌握了一支军队、一块根据地和一个统治机构的坚实基础”；所以，要王明承担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的主要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给党内的不同派别或对手戴上“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夸大他们的错误，把党内的左右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都是为了证明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取得并垄断党的最高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按照毛自己的解释：“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8] 而正确路线的标志是不“左”不右，或既反“左”又反右。以毛的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确具有超前性和现实性、激进性和保守性、斗争性和妥协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左”往往代表前者，诸如瞿秋白和李立三领导的发动全国暴动和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的政治路线，具有左翼特有的激进主义特征。而“右”代表着后者，诸如王明在抗战期间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具有右翼特有的现实主义特征。这两个对立的政治路线的确未必有利于中共保存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毛能够取代二者而成为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表明他至少从策略上比他的党内对手高出一筹。但是，从根本上看，毛作为党内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党内丛林法则的结果，这取决于他所掌握到的各种政治资源——共产国际的授权，红军将领的支持，党内政治同盟的形成以及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包括个人的禀赋和决断力，所有这一切要素才实际决定着毛从党内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成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同时成为党的错误路线的终极审判者。

1936年12月1日，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全面失败，他带着残兵败将来到延安，输尽了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的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党的严厉审判。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国涛路线”戴了三顶帽子：“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9]随后在延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运动，被批判者深刻地体会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10]张国焘最后决定出走延安投奔国民党，既是他个人的主观选择，也是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当时参与激烈批判张国焘的党的高级干部——王明、张闻天、刘少奇、凯丰、博古、彭德怀、贺龙、林彪、高岗等，均在后来的党的路线斗争成为被批判者。刘少奇曾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11]不幸的是，这位中共党内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和指挥者，也没有摆脱党的路线斗争轮回的魔咒，最终沦为了他所倡导的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中共基于路线斗争的党史叙事在1945年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全面清算了中共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认为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为严重，“给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损失”，决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始终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议最后指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12]这份决议无疑是毛在中共“七大”正式确立其全党领袖地位的合法性证明，中共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似乎也证明了毛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即使对毛的政治品格给予诸多质疑，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毛的确比他所打倒的那些“左”倾和右倾的战友们更多地具备着领导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能力，当他通过一批御用的理论家把自己的思想奠定为党的正统意识形态时，所有和他相对立的思想都被当作“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而被置于党内的非法地位。

中共在“十四大”通过的党的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增加了一个新的说法：“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说法源自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它之所以被置于党的章程之中，而且在以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被保留下来，表明中共依旧坚持着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确立的思想原则——将同时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党的正确路线的前提。之所以把反“左”置于比反右更重要的位置，是基于中共建政前的历史经验。毛曾经反复在党内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1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重点就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清算。但是，在中共建政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则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消失了，那些先后和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的负责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都曾经分别被毛定性犯了右的错误。毛于1956年曾严厉批评周恩来和陈云在推行“反冒进”政策时离右派只有五十米，[14]在1958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发表指示：“以后反冒进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15]林蕴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中认为：“由此，只许反右，不许反左，就成为中共党内的一条定律。”[16]

中共建政前主要是反“左”，到中共建政之后主要是反右，思想路线上的这个重大转折，不仅体现为党内斗争已经完全失去了左右之争的逻辑，党内所有不同于毛的思想的现实和潜在对手统统被打入到右派行列，而且党内的反右斗争扩大到了党外，延伸到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共建政之后先后在全国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反右。1957年的反右运动，原来货真价实的左翼“民主人士”在反右斗争中成了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作为左翼思想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中整体沦陷，不复产生任何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反右是左翼的整体性毁灭，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党内形成了极左的思想路线，这条极左路线在史华慈看来，已经颠覆了整个党的系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17]极左政治在党的领袖与底层群众的互动中把党视为攻击对象，使党的结构和机制处于混乱之中，在摧毁党的统治机器的同时也在摧毁党的路线斗争的左右分类标准。

贯穿于革命党路线斗争史的左右之争，完全超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范畴，也超出西方左翼和右翼的思想与价值观之争的基本框架，“左”被打上了引号而在性质上等同于右，左倾和右倾作为错误路线在党内没有任何合法性与正当性，之所以还有左右之分，是因为它们作为错误路线的两极为党的“正确路线”的存在提供了历史证明。革命党内部的路线斗争和左右之争，既不是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左右政党之争，也不是平等和自由意义上的左右思想及价值观之争。在由一党执政的体制下，根本就不存在着左右分野的政治空间。

来源时间：2021/11/14   发布时间：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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