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希  来源：历史之岛

1948至1949年度来华访问的第一批富布莱特学者是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政局与中美关系最动荡的时刻，也见证了许多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在这场巨大历史转折中的心态和表现。本文依据档案考察并详细叙述了其中一位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的访华之行，以期为我们观察20世纪中叶革命形势下的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变化提供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最后离开的第一批”

富布莱特学者雷德斐尔德的中国之旅

陈希

在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史上，1948至1949年度的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具有颇为特殊的意义。自1946年设立以来，富布莱特项目就被认为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而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也最早参与到了该项目的运作中，1948年便是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正式实施的第一年。然而，仅仅一年过后，中美之间这一新的合作项目即宣告中止，负责该项目在华运转的在华中美教育基金会于1949年8月底停止了活动，至此，由19世纪70年代“幼童留美”计划开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官方文化交流被迫中断，直至1972年两国重新恢复交往。

 

清末留美幼童

1948—1949年度访华的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成员因此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极具符号性意义的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作为第一批来华的富布莱特学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冷战初期美国政府试图延续和扩大在华文化影响力的一种表现;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最后一批受美国政府官方资助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亲眼见证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时代的落幕和美国试图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方式影响改变中国社会命运前途企图的挫败。正是由于第一批访华富布莱特项目成员本身具有的这种矛盾属性，笔者选择使用“最后离开的第一批”(the First in Last out)这一同样看起来有些矛盾的说法来指称这个特殊群体。

第一批获得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资助名额的美国学者与学生共有41人，但由于战乱缘故，最终只有27人实际成行，其中4人身份为访问教授，另外还包括7名来华从事研究的学者和16名研究生。有不少项目成员在此后成为了西方学界知名的汉学家，如狄百瑞(W. Theodore de Bary)、牟复礼(Frederick Mote)等人。关于他们之中少数几位的在华经历，我们目前已有一些了解。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译者卜德(Derk Boode)于1948年8月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在清华大学访学，一年之后他回到美国后，将他在北平期间所记日记整理出版，该书还于2001年被译成中文。四名当年滞留中国的富布莱特研究生中有三人也留下了文字回忆。其中，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里克特夫妇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他们于1955年被释放，并在返美之后出版了回忆录，此书于1958年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也被译成了中文。还有一位研究生白智仁(Frank Bessac)当时在北平从事蒙古研究，1948年底北平解放后，他先后辗转四川、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期间历经诸多生死磨难，最终在1950年秋徒步到达印度，回到美国后，《生活》杂志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刊登了相关报道。

然而，除上述几人外，大部分第一批富布莱特项目美国访问学者的在华经历并不为人所知。2019年9月，笔者受中美富布莱特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资助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次年3月，笔者因疫情而被迫困顿于公寓之中，其间在阅读此前于芝加哥大学瑞根斯坦图书馆中搜集的档案文件时意外发现，芝大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竟也是这“最后离开的第一批”中的一位。本文即依据这些档案及相关文献，尝试讲述还原雷德斐尔德访华的前后经过。

01

罗伯特·雷德斐尔德于1897年在芝加哥出生，他一生所受的正式教育和整个学术生涯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从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和本科生院毕业后，雷德斐尔德先后进入法学院和人类学系学习，并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取得法学和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留聘芝大人类学系任教，直至1958年逝世。在此期间，雷德斐尔德还曾长期领导芝大社会科学部(从1934至1946年)，是芝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社会科学部部长。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edfield·Robert

(1897-1958)

在芝大人类学系学习期间，雷德斐尔德接受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训练，同时受到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费耶—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等知名学者的悉心指导。正是在帕克的鼓励下，雷德斐尔德决心放弃跟随父亲进入律师行业的机会，转而从事人类学研究。1920年，雷德斐尔德与帕克的女儿、也是他的同级同学玛格丽特·露茜·帕克(Margaret Lucy Park)结婚。六年后，两人共同前往墨西哥的特波兹坦(Tepoztlan)村庄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雷德斐尔德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以此为起点，他在之后十余年里对中美洲地区的几个村庄社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先后与夫人玛格丽特以及芝大人类学家索尔·泰克斯(Sol Tax)前往尤卡坦半岛的千贡(Chan Kom)、齐塔斯(Dzitas)和危地马拉的艾瓜埃斯康迪达(Agua Escondida)等地考察。雷德菲尔德的上述研究成为那一时期人类学由原始社会研究转向现代文明社会研究的代表，他也凭借这些研究在1944年当选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第一批访华的富布莱特项目成员对于中国文化大都怀有浓厚兴趣，其中不少人在1948年以前便到访过中国，还有一些人甚至在递交项目申请时就已在中国境内居住多年。雷德斐尔德虽然此前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与大洋彼岸缔结缘分同样远远早于1948年。他的岳父帕克曾在1932年9月受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在中国逗留的短短三个月里，帕克不仅讲授了两门课程，还时常带着学生们深入现实当中体验社会学理论。帕克重视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研究社会的做法，给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大四学生的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年后，已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受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的资助，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期间他专门前往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费孝通此行虽然没能遇见帕克，但他被安排在了帕克原先的办公室中开展工作。正是在这次访问中，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一家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雷德斐尔德夫人玛格丽特主动向费孝通提出，愿意不计报酬地协助后者修改、翻译两篇关于云南村庄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她还在费孝通离开后积极联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几篇译稿整理出版。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费孝通的这次短暂访问过程中，酝酿了雷德斐尔德后来的访华计划。

事实上，除了开展翻译和研究工作之外，费孝通此次访美肩负的另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尝试开拓战后中美两国社会科学界合作的可能性。1943年夏天刚到美国后不久，费孝通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向这些学校提议筹划战后合作。但从费孝通在1943年12月 7日给吴文藻的信来看，只有雷德斐尔德对他的提议给予了最热情的回应，费孝通还注意到芝大对于研究“世界上各种伟大的当代文化”(great contemporary cultures of the world)有着强烈兴趣，并在他到来前不久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想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恰好雷德斐尔德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费孝通因此认为，芝大是最有可能、同时也是最适合实施中美战后社会科学合作计划的美方院校。在雷德斐尔德的建议下，费孝通草拟了一份合作计划备忘录，其中提出了包括组建高校联合委员会、互派学者实地考察并将研究成果以中英文同时发表等七点具体设想。随后，雷德斐尔德将这份备忘录转交芝大管理层讨论，同时他还介绍费孝通认识了芝大地区研究委员会的主席约翰·A. 威尔逊(John A. Wilson)。威尔逊长期从事埃及学研究，当时兼任芝大东方博物馆(Oriental Museum)馆长，他对费孝通的提议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承诺将积极协助寻找资助方支持。在讨论过程中，二人又萌生了新的想法，即由美方派一位代表率先访华，考察中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整体状况，再根据其考察意见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合作方案。费孝通随后通过当时任职重庆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吴文藻获得了中国教育部的正式邀请函，并前往华盛顿努力争取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支持，但由于国务院当年预算已经确定，如要获得资助，出访人就必须尽快出发，时间上太过仓促，因此不得不作罢。不过，根据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中国项目负责官员费慰梅(Wilma C. Fairbank)的建议，以及在威尔逊的协助联络下，费孝通随后又赶赴纽约，成功争取到了同样对在中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久怀兴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费孝通 (1910—2005)

关于访华的人选，费孝通在与威尔逊讨论时便提名雷德斐尔德。雷德斐尔德不仅在美国社会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还长期领导芝大社会科学部，组织、协调能力出色，加上他对战后中美社会科学合作的热情，由他担任访华代表显然再合适不过。雷德斐尔德在与威尔逊确认了国务院和芝大校方对他此行的支持态度后，也欣然同意接受这一使命。1944年5月底，在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来的正式邀请函电后，雷德菲尔德开始准备访华。他在芝加哥当地找了一位何姓太太学习中文，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关于战时中国的资料来阅读，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的李卓敏撰写的《战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陈立夫所写《战争中的中国大学》以及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发表在《美国学院协会公报》上的《战时中国的教育》等。此外，雷德斐尔德还专程前往纽约，拜访了当时寓居美国的胡适，听取建议。

一切准备就绪后，雷德斐尔德终于在1944年10月独自启程前往中国，按照计划，他将从加州的圣佩德罗(San Pedro)坐船出发前往印度，再在当地转机飞往重庆。然而，就在轮船驶离美国西海岸后不久，雷德斐尔德牙疾严重发作，不得不立刻返回，于加州另一口岸登陆。而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或是由于远东地区战事不断，航空运力紧张，又或是因为战争结束，原定访问的几所西南地区中国高校忙于回迁复校，致使雷德斐尔德迟迟无法重启中国之行。尽管如此，雷德斐尔德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此期间依然没有停止相互联络。雷德斐尔德不仅在吴文藻1945年初访问芝大期间给予热情接待，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包括李有义、林耀华、李安宅在内的吴文藻的几位学生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除此之外，雷德斐尔德还经常给他的几位中国好友邮寄英美学界最新出版的社会学与人类学重要著作。而吴文藻也不时地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吁请基金会协助雷德斐尔德尽快访华。

02

迟迟难以实现的雷德斐尔德访华计划终于在1948年春天迎来了转机。1947年11月10日，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代表中美两国在南京签署富布莱特项目合作协议，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参加富布莱特项目的国家。1948年3月，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正式启动，研究中国哲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卜德成为了第一批项目的首位成员。雷德斐尔德则很可能通过费孝通得知了新项目启动的消息，他于当年4月成功申请到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而合作的中方学者正是当时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

虽然访华之事重启，但相比四年前，世界局势此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和平，在冷战阴云渐渐笼罩世界的同时，中国也陷入内战的炮火声中。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任何长期性的国际合作计划无疑都成为奢想。1948年8月6日，雷德斐尔德接到国务院护照司发来的通知，强烈建议他除紧急事务外应尽可能避免前往中国。然而，尽管对于中国的局势发展感到担忧，雷德斐尔德最终依然决定踏上这场充满未知的异国之旅。临行前夕，他与费孝通通过信件交流，商议共同在清华大学开设一学期的“比较社会学”课程，同时召集一个学员包括清华和燕京大学两校社会学系年轻教员在内的专题研讨班。此外，他还打包寄出了一批图书，其中有不少是赠送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而费孝通也为了迎接雷德斐尔德的到来，拒绝了两所英美大学的访问邀请，并与吴文藻一起为雷德斐尔德访华制定了备选方案，一旦北平高校无法正常开学，雷德斐尔德将被安排前往广东的岭南大学继续访问。

1948年10月9日，雷德斐尔德终于正式踏上了这一迟到四年的访华之旅，此行他不再是孤身一人，夫人玛格丽特和13岁的儿子詹姆斯也一同随行。为了能够见到当时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派驻日本的吴文藻，雷德斐尔德一家特意先乘飞机飞至东京，两家人一起在日本度过了一周欢乐时光，之后又从东京飞到上海。在上海，雷德斐尔德参加了芝大上海校友会组织的聚会，随后于11月1日坐飞机抵达北平。在宾馆休息一晚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便被费孝通和潘光旦接至清华校园，暂时安顿在当时正好外出旅游的赵萝蕤家中。

 

登上飞机前的雷德斐尔德一家

1948年10月，由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拍摄

在北平，雷德斐尔德首先感受到的是迅速失控的经济秩序和寒冷的冬天。雷德斐尔德发现，仅仅就在他们从上海到北平的同一天内，他手中的美元就贬值了四分之一。实际上，在他们离开一周后，上海便发生了多起抢米骚乱，国民政府滥发货币导致惊人的通货膨胀，这使得经济秩序几乎陷入崩溃。与此同时，严寒天气让原来就患有支气管炎的雷德斐尔德在上海得了感冒，连日的行程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由于北平当时煤炭极为短缺且昂贵，连烧炉火也变得十分奢侈。

更让雷德斐尔德不安的是华北变化的军事局势。当他们抵达北平时，国、共两党在辽沈地区的战事已经结束，在跟随费孝通和潘光旦出城前往清华的路上，雷德斐尔德注意到共产党的部队已驻扎在沿途山上，北平解放显然只是时间问题，在清华园住下不久，他便预订了11月27日前往上海的返程机票。让雷德斐尔德惊讶的是，与日渐紧张的局势相反，此时的校园依然显得平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林耀华仍时常率领他的团队去附近村庄考察，而前来拜访雷德斐尔德的教授几乎无一例外都劝他留下来见证眼下正在发生的这场巨变。在他寄给女儿的第一封家信中，雷德斐尔德写道：“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校园里，人们仍然十分悠闲，面带笑容，没有人对共产党怀有丝毫恐惧。总的来看，人们似乎希望权力交接尽快到来，同时避免冲突。”雷德斐尔德观察到，清华和燕大的校园政治氛围总体倾向于支持共产党，这一印象在随后几天他与燕大、清华的教师、学生们的交谈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当从几位来他寓所聊天的学生处听闻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后，他发现这些学生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想要苟延残喘只能寄希望于共和党的胜利。他还注意到，与他聊天的中国学生大都沉浸在国内问题中，很少考虑除了苏联和美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他们不关心印度，对于尼赫鲁、亚洲会议还有当时流行的世界政府运动也几乎不了解，但对马克思的思想都有浓厚兴趣。

由于学生罢课抗议国民党政府，雷德斐尔德与费孝通原先商定共同开设的两门课程也被迫停止，但专题研讨班未受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受邀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开设系列讲座。费孝通几乎每天都来看望雷德斐尔德一家，并与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玛格丽特一同翻译书稿，这些译稿后来由玛格丽特带回美国整理编辑，最终于1953年以“中国士绅”为题出版。在清华园待了两周后，因为实在太过寒冷，雷德斐尔德一家搬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临湖轩中。雷德斐尔德非常喜欢燕大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景色，同时也对校内的学生地下组织充满好奇。除此之外，在此期间，不断地有来自两校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教授前来拜访他，他们表现出的善意虽然有时也让雷德斐尔德感到尴尬和疲惫，但他仍然十分感动。在一封家信中，雷德斐尔德写道：“这里的人都很棒，我这么说并不是仅仅出于礼貌，而是他们真的很善良体贴，与他们聊天也很有意思。”他也对身处战乱之中的中国人的苦中作乐精神印象深刻，认为“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哲学，使他们能够渡过几乎任何的逆境”。

雷德斐尔德原本计划在1948年11月27日离开北平，但因局势变化太过迅速，离京的交通压力陡增，原定的常规航班一再推延，而铁路和由天津通往南方的水路也都早已中断。所幸雷德斐尔德从朋友处得知在京的哈佛燕京学社组织预备包机前往广东，在通过费孝通向岭南大学方面确认后续安排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于1948年12月10日清晨乘坐包机南下。费孝通此前已向雷德斐尔德表示他将留在北平，并与潘光旦、吴景超、陈梦家等几位清华同事一同前往机场为雷德斐尔德一家送行。三天后，解放军占领了南苑机场、颐和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

03

从北京出发经上海中转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于12月14日到达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校址现为中山大学)。冬季广东的温热气候使雷德斐尔德从感冒中解脱，也让他有了更多的精力活动。他旁听了社会学系的一些课程，仔细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并在岭大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的陪伴下，走访了学校附近的许多村庄。杨庆堃当时刚从美国归来不久，被委以重建岭大社会学系的重任，他计划在其中几个村庄设立实地调查站点，以此为基础壮大岭大社会学研究。除此之外，雷德斐尔德还见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他形容陈序经是一位“沉稳、敏锐且对高等教育有着出色见解的人”。受陈序经的邀请，雷德斐尔德在临行前就岭大的学校建设，特别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发展做了认真细致的考察。

 

在岭南大学访问期间雷德斐尔德与杨庆堃(左)等人合影(具体拍摄日期和拍摄者不详)

在1949年1月29日雷德斐尔德给陈序经的一封长信中，他详细谈论了自己对岭大各方面的印象，并就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在雷德斐尔德看来，相比中国其他高校，岭南大学地处中西汇通交点，它既以传统中国为腹地，又凭借着作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窗口的广东与西方建立了密切、多样的联系，岭大因此可以以这一优势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点，摆脱教会学校的传统定位，变为一所真正汇融两种文化的大学。然而，在短短几周的观察中，雷德斐尔德发现，岭大仍然与周边社区的生活相互隔绝，大多数教员也未对中西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他还注意到，当时的岭大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和派系，西方人不仅掌控着学校事务的主导权，还在薪水、生活水平上都高于中国人，他们拥有独立的管理体制，甚至连一些宿舍和设备储藏室也都只为西方教员保留。与岭大相比，雷德斐尔德认为同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在学校共同体建设方面要表现得更为成功。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岭大当时的国际生政策，岭大的交换生项目对来自美国的本科交换生给予了许多特殊安排，而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恰恰使不少美国学生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难以真正融入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对此，雷德斐尔德建议可以让中美学生混合组成学院，由中国学生组织开展混合学院的活动，同时规划一个方便中美学生共同聚餐的地方。

关于岭大的教学质量和图书馆建设，雷德斐尔德毫不避讳地给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总体上岭大的课程教学非常机械、无聊，且学分要求过多，课程大多鼓励的是死记硬背而非思考性的阅读和观察。在他停留的一个半月里，他从未碰到有教员或学生自发组织学术聚会，也没有任何关于世界局势、知识上的重要问题和改进学校教学漏洞的严肃讨论。雷德斐尔德建议学校可以通过设置一批与岭南地区相关的研究项目来吸引更多优秀师资和研究人员加入，提升学校整体的学术氛围和教学水平。此外，他还建议校方应鼓励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并加强图书馆建设。他发现岭大图书馆的分类系统非常混乱，《战争与和平》被归为历史类图书，而兹纳涅茨基的社会学名著《波兰农民》则被归为旅游类图书，同时社会科学院系的教员们大多只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和低水平的二手文献。雷德斐尔德还为此开列了两份书单供岭大图书馆在采购时参考：一份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性读物，另一份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

雷德斐尔德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建设视为岭大跻身中国高等教育界前列的关键，他也对杨庆堃领导社会学系重建颇有信心。信中他建议一开始的调研项目规模不应太大，而应该尽可能在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集中资源针对那些对于学校本身以及中国发展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投入，比如先对周边农村开展小规模的调查，待条件成熟后再扩展到对更宏大、更具挑战性问题的调查研究上。至于教学方面，雷德斐尔德指出当时社会学系的教学毫无章法，教员们的工作效率也非常低。他建议系里可以首先确定几个关键概念，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课程纲要。而从之后杨庆堃的改革举措来看，雷德斐尔德的上述意见的确得到了贯彻，杨庆堃不仅将他与雷德斐尔德共同走访过的鹭江村选为实地考察站点，还重新设计、确立了新的社会学系课程体系。

在岭大访问了一个半月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乘船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由此结束了这次短暂又惊险的中国之旅。他们随后辗转游历访问了曼谷、西西里岛、巴黎、法兰克福等地，最终于1949年5月初返回了芝加哥。

04

机场一别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便与费孝通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6月，雷德斐尔德夫人玛格丽特才收到了费孝通的一封“奇怪的”来信，信中费孝通强调，他和玛格丽特之前共同合作翻译书稿中的内容已经不再代表他本人的观点，并希望此书英文版最终出版时，雷德斐尔德夫妇能够在序言中向读者说明他的这一思想变化。一个月后，雷德菲尔德才从杨庆堃来信中得知，费孝通留下后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频繁参加会议接受思想改造。费孝通请杨庆堃将自己的《绅权与皇权》一书转寄给雷德斐尔德夫妇，并希望他转告二人在尚未出版的《中国士绅》的序言中，能够装作先前并不认识作者本人的样子。雷德斐尔德显然明白了自己的访问可能给费孝通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他亲自为《中国士绅》一书撰写了序言，其中特别声明自己在离开中国后便与费孝通断绝了一切联系，后者也从未介入此书的出版过程。费孝通后来读到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士绅》以及雷德斐尔德所写的序言，在他对魏特夫关于该书所写书评的著名公开回应中，费孝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远隔重洋、不辞辛劳帮助他出版书稿的雷德斐尔德夫妇表示了谢意，他这样写道：“雷德菲尔德夫妇和我私人的友谊，我是不愿意怀疑的。在美国政府这样敌视我们中国人民的气焰下，他们不可能主动地来和我联系了。他们很像是履行一个亡友的遗嘱，勤勤恳恳地完成了一本遗嘱的编辑。”实际上与此同时，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形势下，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变得十分敏感，麦卡锡主义一时猖獗。1952年至1954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先后设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就几个大型基金会及类似的非盈利性机构是否提供资金支持共产主义展开调查，而雷德斐尔德过往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相关文件也在被调查范围之内。

这次难忘的中国之旅使雷德斐尔德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特性有了切身体验，他尤其对中国人“搞关系”的做法印象深刻。在一篇短文中，雷德斐尔德如此回忆他在中国提取包裹的一段经历：当他请一位海关官员按照规章制度为他的托运包裹办理清关手续时，办事人员却总是敷衍拖沓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拿到自己的行李。然而，当他的一位中国教授朋友陪他去找那位官员并告诉那人他是一位热爱中国人民的好人后，他的包裹却很快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甚至都不用再支付本应缴纳的手续费用。这让雷德斐尔德瞬间感到十分尴尬，也让作为人类学家的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处世的独特准则。在雷德斐尔德看来，中国人是“搞关系”的天才，他们厌恶正式的规则，而十分善于捕捉人性中的共通之处，并迅速创造出能够使特定社交情境中所有人都感到舒服的氛围，雷德斐尔德认为这在全世界他遇到的所有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世界政府运动的支持者，雷德斐尔德认为中国人的这一出众能力将成为助推实现和支撑一个世界政府理想的必要动力，因为他相信只有通过人性而不是任何的技术和机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社会的人才真正有可能凝聚在一起。

 

《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 著，王莹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之行也成为雷德斐尔德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大致在此前后，他的研究兴趣由民间社会(folk society)渐渐转向了比较文明(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研究。回到美国后，雷德斐尔德在1949年秋季学期开设了一门主题为“人类起源”的新课程，内容是讨论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兴衰，他希望从中发掘出不同文明发展的共同特征。雷德斐尔德还在随后不久出版的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oach to Civilization(中译本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借以概括和阐释他对于文明社会普遍性构成模式的看法。有当代学者认为，雷氏的这一理论明显受到了费孝通学说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同时代不少西方社会科学家不同，雷德斐尔德明确排斥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点，而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世界不同文明立足于各自传统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时，他也不赞成将社会科学视作纯粹工具性的知识，而是强调社会科学有其关乎价值、需要理解默会的一面，社会科学家则应以成为世界公民为追求目标。这些在今天看来颇具价值的另类现代化思想，在当时却被更为主流的声音所淹没，而雷德斐尔德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诸多学术贡献也因此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挖掘。

在国际秩序迎来新一轮动荡和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今天，回顾第一批富布莱特访华学者的经历不免令人有些感慨唏嘘。在外交关系恶化的形势下，国家间人文交流的脆弱性可见一斑，但雷德菲尔德访华之旅同样表明，即使是在二战炮火弥漫和冷战阴云密布的恶劣环境之下，中美两国内部都依然存在着维系交往的不息动力。而在雷德斐尔德的整个访华旅程中，虽然不乏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状况的不适甚至是批判，但他仍尽可能地试图以一种人类学家的世界主义眼光观察并理解他匆匆访问的这个古老国度。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雷德斐尔德一家与费孝通、吴文藻等中国学者在此次访问前后培育起深厚跨国情谊。在1949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停止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近三十年。1979年4月，在西方学者眼中销声匿迹已久的费孝通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再次访美，虽然故人已逝——雷德菲尔德夫妇已先后于1958年和1977年离世，但费孝通此行见到了雷德菲尔德的女儿，并从她手中接过了雷德斐尔德夫人玛格丽特替他保管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士绅》一书的版税。费孝通此行还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友杨庆堃，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共同合作，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在中美社会科学界之间重新搭建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实现了当年未能与雷德斐尔德共同实现的中美社会科学合作设想。

 

 

 

 

* 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注释从略。作者陈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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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处理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问题，两岸领导人要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责任感来对待，历史上国共之争，同族中国民众血刃相见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毛蒋为了独争天下内战使老百姓生灵涂炭都成了历史的罪人。邓小平先生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显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责任感。

二、台湾的国号仍是中国——中华民囯，并且在法理上拥有对外蒙古，海参崴江东六十四屯等多地近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主张权利，如果内斗中国将失去对这些领土的主张权益。

三、台湾在蒋经国先生后已逐步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民主社会，多党制民主选举，教育医疗科技养老等民生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三万美元以上，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已失去了解救人家于水火之理由。

四、两岸再战必将大伤中华民族之元气，同族内战将在国际上丢尽脸面，并有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战争发起者追究反人类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罪行……

五、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进行内战是与历史背道而驰的，违背了两岸和平人士达成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望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一起反对内战。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6

旧文章ID：26402

作者：何瑞安  来源：网络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近日发表文章，对台湾的防卫战略做出分析。中共和台湾在军事方面，台湾无疑是弱者。但在非洲草原，强者狮子，遇到弱者豪猪，看到刺猬的一身刺，也是要退避三舍的。

何瑞恩指出，对台湾来说，遏阻中共军事侵略的威慑，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这些条件包括广大民众坚强的战斗意志、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及与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相关国家的密切协调，因为一旦台海两岸爆发衝突，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切身利益。然而，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还是台湾人民强韧持久的战斗意志。

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虽然关于中共的军事攻击是否迫在眉睫，或者入侵是否有预定时间表的争论仍在持续进行中，但中共的军事能力正在扩张，却是清晰可见、无可争议的现实。随著能力的提升，北京当局也愈来愈有意愿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共在十月初派遣148架次战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只是最近一次提醒我们认清这个严峻的现实。

面对这些咄咄逼人的趋势，台湾的领导者被迫在若干彼此矛盾的优先事项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台北需要决定如何应对北京方面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台湾也需要发展足以防御军事突发事件和中共渗透台湾内部制造事端的能力。此外，台湾还需要在财政限制的范围内制定应对方案，并准备解决可能出现的经济突发事件。

幸好，对这类问题的深入和持续思考已经有一段时间。十多年来，美国和台湾的军事规划者一直默默地思考台湾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捍卫自身安全。这些讨论在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政府中交替进行，也贯穿在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的对台战略中。

这些努力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豪猪战略”（porcupine strategy）的构想，这种方法寻求利用台湾的地理和创新优势，为北京的攻台行动制造代价高昂的目标。这种方法使台湾从寻求坚守海上防线、空中优势和长程打击能力，转向强调阻绝中共利用军事力量占领台湾的能力。在这个概念中，台湾军队将把战场集中在他们的地理优势上，针对逼近台湾海岸的入侵登陆部队最大弱点发动攻击，而不是试图与位于中国大陆或横渡台湾海峡的人民解放军交火。

这种方法若要奏效，台湾必须获得大量的小型装备，可以向对手发出讯号，表明任何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的企图，都将产生巨大的成本和风险。符合这样设想能力的装备，包括高度机动的海岸防御巡航导弹、短程防空武器、水雷、机动火砲、最新的侦察设备，以及无人机和无人水下潜艇等。提出这种不对称作战概念设想的主要作者之一是美国的赫尔维.大卫（David Helvey），他指出：所有这些小型系统“与战斗机或大型海军舰艇等更传统的武器平台相比，操作和维护的成本要低得多，生存能力也更强。”

蔡英文在2020年5月展开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接受了这项方案，强调她的首要国防目标是“致力依据‘整体防卫构想’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蔡英文的声明在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美国政府和专家团体普遍强烈支持这种低成本的“豪猪战略”。

只要台湾能够长期坚持“豪猪战略”的防卫构想，发展越来越多的低成本防卫武器，对手中共使用武力侵犯的成本代价就会越来越大。台湾面临的生存危机不可等闲视之，但是避免战争的最好手段，就是做好准备，让狮子不敢张口。

台湾国防部长投书《华尔街日报》：台湾不会投降

2021-11-05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1月5日投书《华尔街日报》，题为《台湾不会向中国投降》（Taiwan Won’t Capitulate to China），强调当前台海局势是他从军四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时刻，虽然台湾军力不如对岸，但国军决心为台湾全体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以及国家生存与繁荣而战。

《华尔街日报》上月25日报道称，台湾现役与后备军力不足、士气低落，难以成功抵御中共攻击。

邱国正在投书中指，台海引发全球关注的主因，是中共不断扩大印太地区军力，并通过台海周围“灰色地带”侵扰台湾。

邱国正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的捍卫者”，大陆从未放弃并吞台湾的野心，做好准备、对抗大陆所有可能军事行动，已成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日常。

邱国正强调，在资源、人力和军事科技上，台湾都不是大陆的对手，这是严峻的现实；大陆意在迅速夺取台湾，且不让任何第三方势力有机会介入，因此，国军正发展“不对称防卫战略”，利用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增加国防支出，建构机动、长距离及精准打击能力，开发中的武器系统也有助台湾建立多层次及多领域防卫能力。

邱国正表示，台湾军队运作向“菁英化”转型；国军也正在改革储备战力，“全民防卫动员署”将在2022年元旦成立，国防部也计划加强预备役人员训练，增强台湾整体防御能力。

邱国正强调，台湾国军知道“和平是靠争取来的”，因此，“我们不会向中国投降。我们有决心和能力克服挑战，秉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理念，我们决心为中华民国的生存与繁荣，为台湾全体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而战”。

《华尔街日报》在文末，介绍邱国正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防部长。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6

旧文章ID：26401

作者：老鼠记者  来源：老鼠画漫画

没想到，忽然间，战争竟然成为一个热词。

几天前，在成都坐出租，司机信誓旦旦地说，这下台湾肯定要拿回来了。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放射出掩饰不住的兴奋的光芒。

连菜市场卖菜的大妈也开始议论起解放台湾的问题了。

武汉的一位哥们，甚至都设计好了统一大业完成后到台湾买房子的攻略。

更不用说那些一年到头喊打喊杀的爱国者们了，他们为想象中即将到来的战争而血脉贲张，高潮迭起，欲仙欲死。

面对这种氛围，微信上开始流传据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政委、上将刘亚洲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他为当前这种气氛感到担忧，并从军事及国际政治角度分析“武力攻台”的难度。

他首先回忆说，前年，有关部门论证台湾可不可打，雄心万丈，壮语盈耳。有的讲：‘打!朝发夕至!’有的讲：‘台湾军队不堪一击，我军稳操胜券。’有一张报纸更以唬人的大标题这样写道：‘我军的导弹可准确无误地打到李登辉的办公桌上。’

去年，这个部门论证如何打，他去参加，更见一团鼓噪。心浮得都飘到半空中去了。

刘亚洲当场出了一个题目：“现在举头是卫星，低头是雷达，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福建运兵?”一人回答：“那还不容易!你看见这几个七天的长假期了吗?全国那么多老百姓在列车上移动。我们可选一个长假期，将军队士兵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坐火车入闽。神不知，鬼不晓!”

刘亚洲报以苦笑。主办单位让他最后发言，他只讲了一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然后，刘亚洲从多个角度谈了他自己对“武力攻台”的几个主要认知：

(1)从台湾地形分析：台湾靠近海峡一边，几乎没有适合的登陆海滩，一般距离海岸线不超过十公里就是山地森林，山上有多年修筑的永久堡垒，火力配置强悍完备。

如此一来就算顺利上岸了，远处高地的火力控制滩头易如反掌，登陆场就是屠宰场。所以走最近海抢滩基本没有可能性;而适合登陆地点都在东部，由此就必须绕岛，这样航程增加一倍，无法达成战役突然性，更谈不上速战速决了。

(2)台湾东部军用机场都建在山里，背对大陆面朝大海，而且深入山洞，外部跑道只有一两百米，近千米加速跑道都在山洞中，飞机一出洞就拉起来了。

所以使用导弹密集轰炸根本没用，除非用核弹，那就另说了。

台湾中央山脉宽度只有一百公里左右，如有战事发生，对岸已然发起登陆攻击，台湾战机起飞后立即掉头，10分钟就能飞到西部海岸参战，什么都不耽误。而且其空军战力强悍，飞行员都是在美国经严格训练的，不仅练陆飞，而且练海飞，且都有航母起降经验，并不亚于大陆空军。

(3)台湾是全民兵役制，预备役适龄兵员200多万，且每年都集训。如遇战事，24小时就能完成征召并组建，且无需培训就能直接投入战斗。

况且，台湾早已购买了大量先进的防御武器并由美国负责培训，最近又买了MQ9无人机和鱼叉反舰导弹，在临海山地到处设立了密集阵自动机炮，其杀伤力惊人，应对登陆确实绰绰有余。

如果再入列F35，就基本拿到了台岛的制空权。所以，就算美军不驰援，周边的盟国也都不参与，大陆也得拼全力并以伤亡几十万的代价，方有可能建立一个或两个登陆地点。

但是，如果占领不了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大型装备无法上岸，所有已经登陆的作战人员不投降就是死亡。

因此，仅仅靠台湾自己的力量，大陆强攻的胜算都极其渺茫，而且还会将大陆现有军队的精华基本消耗殆尽。海陆空加火箭军，元气大伤还未必能打赢强攻战役，更别说“解放”台湾全境。

(4)再从国际态势分析：美韩有共同防御条约，美日有安保条约，一旦有事，只要美国介入，日美、美韩条约自动生效，随即必须加入联合战团。

且日韩两国都是亚洲经济大国，也是空军海军强国。仅韩国的海空实力，即可与大陆势均力敌，日军数量不及大陆，但其实力和战斗力绝对赶超大陆。

再加上最近的美日澳印联盟，几乎亚洲所有海空强国都和台湾站在一起，一旦有事，大陆四面楚歌，同时发难，南海还有越南菲律宾，都是美国铁杆，何况越南还有血海深仇?

他说，他早说过，印度为报边境之仇，完全可以使用其杀手锏，即派出海军进入印度洋，封锁马六甲海峡，以使大陆粮食和石油等经济命脉都运不进来，出口货物也运不出去，台湾战役如何打?

(5)最后再说美国，总说美国不敢介入、不敢真打、更不敢派兵，甚至有人夸海口说叫他来多少死多少、有来无回等狂妄自大、毫无自知等狂言。

殊不知，美国早有台湾战事预案：即“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台湾海峡。联手台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

刘亚洲是八路军的后代，血液中流淌着军人的基因。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战争，他并未像某些所谓鹰派军人那样，表现得像一头见到红布的公牛，兴奋莫名，而是直面战争叫嚣，泼出一瓢冷水，而这是需要勇气的。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文章中最后的这番话：

真诚希望中国人少说空话大话、多一点实实在在，并认真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多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台湾人民、香港人民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不是没有希望的。否则，兄弟反目，一定会亲者痛、仇者快，结局必将愧对全体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

但愿刘将军的这瓢凉水，能多少浇醒那些不知天高地厚、丧心病狂的战争叫嚣。

有道是：

骨肉同胞贵和平，堂堂将军耻言兵。

口炮从来多误国，喊打喊杀蔑苍生。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4

旧文章ID：26398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星期四表示，中国是美国必须注意的“首要威胁”，中国有朝一日以和平方式或军事手段接管台湾的意图，会对美国经济安全带来最严重影响。德尔·托罗透露出美国不接受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的终极态度，而美方通常还披了一层台海问题解决方案要两岸共同同意的伪装。

德尔·托罗再次表达对中国海军“快速扩张”的担忧，称中国海军一年新建20艘战舰，构成了显著的威胁，他宣扬美国应当扩大投资并兴建战舰。德尔·托罗显然有通过宣扬中国海军威胁来为美国海军争取更多军费的意图。

台湾问题被华盛顿推到美国对外政策日益突出的位置，其赌注越来越朝这个焦点集中。美参院共和党议员本周连续推出两个法案，要求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至30亿美元援助，帮着武装台湾。通常美国的对外军援额度要比这个规模小得多。

我们要让美方知道，无论他们发出怎样的威胁，投入什么力量，中国统一大业必须实现。要阻挡海峡两岸的统一，那将是一场根本的对抗。

中国没有兴趣与美国开展全球军备竞赛，但是在台海地区，我们建立绝对军事优势的决心坚定不移。台海地区就这么大，美国纵有再多战舰和军机，也无法全部转化成在台海地区的战斗力。但中国大陆可以把海空力量和陆基力量联合使用，把中国的科技和制造业能力充分调动起来，支持反复和长期的台海军事斗争。我们在这个地区压倒美军干涉的能力有着意志和战略资源的充足保障。

美国通过武装台湾，使其强大到足以对抗统一，这是自欺欺人的宣传。即使美军充分提供协防，也无济于事。华盛顿必须搞清楚，民进党当局搞“台独”和美方长期操弄台湾牌的意愿很强烈，但中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决心更加强烈。如果他们不后退，中国大陆更不会后退。

所以说，这根本不是美国给台湾多卖点武器，再提供些援助的问题。阻挡中国统一，那必将是一场殊死搏斗，美国需要拿他们的大量人命来挡，这决非他们多花点钱再搞点所谓制裁能解决的事情。

民进党当局总是很关心美方表态，从中揣摩华盛顿协防台湾的意愿是否又增加了些。这些细节在就台湾命运做根本摊牌时将变得毫无意义。台海的战与和最终要由两岸的政治态度来决定，美国岂能主导得了。

我们不知道两岸最终是否能和平统一，我们希望会是那样。中国历史上有过和平统一的很多先例，尽管接受统一的弱方往往都是被迫的。但我们很清楚的是，民进党当局要想进行在外部势力帮助下将台湾分裂出去的冒险尝试，他们必须先拿出自己的人命在前面趟路，他们还要动员、哄骗尽可能多的岛内年轻人为他们殉葬。

民进党当局必须放弃以武拒统、“联美抗中”的任何幻想。台海和平唯有通过政治方式才能实现。民进党当局必须回到“九二共识”，放弃甘做美“印太战略”反中国大陆前哨的路线，为台海局势降温创造根本政治前提。

台湾可以和平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样的可能性决不存在。台海今天的局面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民进党当局如果不改弦更张，美国如果鼓动台当局一意孤行，军事摊牌终有一天要到来。那就让未来的那场殊死搏斗来决定一切吧。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6395

作者：孙成昊 郑乐锋  来源：澎湃新闻

10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开启任内第二次访欧之行，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其间又分别与意大利、法国、德国、土耳其等国领导人会晤。虽然拜登的二次访欧与两场多边会议在欧洲召开有关，但距首次访欧时隔不足五个月，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拜登对欧洲的重视。如此频密访欧，拜登究竟有何盘算?跨大西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二次访欧打的什么算盘?

除了参加一系列峰会及双边会晤等“规定动作”外，拜登仍想通过访欧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回归多边，重塑全球领导力。特朗普任内，美国“退群毁约”导致国际信誉严重受损，而拜登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多边议程，试图向国际社会证明熟悉的美国又回来了，试图“让美国重新得到全世界尊重”。从首次访欧到联合国大会，再到此次出席G20和COP26，拜登回归多边机制的同时也在努力捍卫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虽然拜登任内对外策略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有所不同，但其维护霸权的根本目标并无本质改变，只不过拜登放弃单打独斗，更重视通过多边的方式发挥所谓“榜样作用”，引领盟友和伙伴为美国外交服务。作为一直强调“规范性权力”的欧洲乐见其成，希望能够与美国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拜登所秉持的是另类的“美国优先”，推动的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只会加剧国际形势中的竞争因素，形成按议题划分的“小圈子”，增加国际社会中的对立与矛盾。

二是弥补裂痕，稳定盟友关系。拜登一直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也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明确指出“联盟关系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然而，在未与盟友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美国在阿富汗仓促撤军、与英澳签署“三方安全伙伴协议”(AUKUS)，一次又一次挑动欧洲盟友的敏感神经，致使跨大西洋关系再生裂痕。

这两次事件充分显示拜登作为“最大西洋主义的总统”成色不足，欧洲盟友对拜登政府的预期降低。拜登尤其针对法国做了大量安抚工作，包括访前通电问候，再到访欧期间举行双边会晤，拜登在AUKUS议题上承认做法“笨拙”也是对法国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将于2022年上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因此拜登希望稳住法国和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继续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拉住欧洲。

三是以外促内，推动国内议程。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明确表明外交必须服务于国内民众利益，而此次访欧也体现了拜登国内外议程的交织重叠与相互作用。

根据美国盖洛普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拜登上任9个月来支持率大幅下跌，平均支持率降至44.7%，成为二战后支持率下降最快的美国总统。就在访欧前，拜登本打算在国会推动通过包含气候政策等多项国内议程的支出法案，以期欧洲之行为盟友带来相关政策的确定性。然而，最终国会议员还是无法达成一致，而且民主党温和派与进步派也未能在支出法案上形成共识，导致拜登“空手”奔赴欧洲。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拜登国内优先事项频频受阻，执政地位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拜登也急于通过外交领域的“斩获”倒逼国内议程，以期部分缓解执政危机。

拜登完成任务了吗?

访欧之前，美欧就已在技术和贸易领域开启跨大西洋合作新篇章，在此基础上双方又在调整国际税收以及缓和贸易争端等方面取得进展。一方面，推动核准全球最低税率。在拜登推动下，G20核准并支持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预计2023年实施。在此之前，美欧一直对跨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征收方面分歧很大。当前的税收框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缓和美欧分歧，但由于欧洲各国经济水平及税收存在差异，要达成统一标准也非易事。

从七国集团(G7)峰会到G20峰会，拜登推动完成全球最大税收改革，成为了任期内以制定国际规则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的第一次尝试。更为重要的是，设置全球最低税率实属美国“一箭双雕”的图谋，是拜登政府利用多边机制满足国内经济议程的需要，意在配合其为巨额基建计划筹资而推行的增税计划。

另一方面，暂停美欧钢铝贸易争端。G20峰会期间，美欧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同意暂停持续三年的钢铝关税争端。美国将以关税配额方式免除部分欧盟钢铝产品关税，330万吨以下的欧盟出口将免征关税，超过部分则仍按《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同时欧盟将暂停实施报复性反制措施。接下来，美欧将加强执法机制，阻止中国钢铁进入美国市场，并承诺在2024年之前就全球首个以碳为基础的钢铁和铝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然而，拜登此行在其他议题领域的成果仍然有限。美德英法四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伊朗重新返回伊核协议，但美国对取消伊朗制裁仍附加严苛条件，美伊要恢复互信仍需时日。在气候问题上，拜登虽在COP26会上为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道歉，并再次承诺将在2030年前把美国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50~52%，但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不足以支持拜登的气候雄心，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的利益也难调和，全球气候治理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局已经到来

拜登上任以来对欧政策重回传统路线，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新变化，但也存在巨大分歧与挑战，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局已经到来，关键在于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美欧对同盟关系的期待，是恢复还是重塑?从美国层面来讲，拜登执政时期的美国仍然分裂严重，虽然特朗普已离开白宫，但“特朗普主义”仍然活跃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对于拜登而言，他的首要任务不是赢得欧洲盟友的支持，而是优先考虑弥合国内分歧和社会撕裂，做好美国人自己的事，因此美国的期待依然是恢复到过去的跨大西洋关系。

从欧盟层面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事实无法改变，阿富汗危机、AUKUS都是对欧洲的“叫醒电话”，欧盟也从“战略觉醒”走向“战略清醒”。欧盟一直将提升“战略自主”作为立足于国际政治舞台的必经之路，积极主张“重塑”而不是“恢复”跨大西洋关系，强调制定新的合作议程而不是延续之前的合作事项。因此，如何平衡美欧政策立场与利益分歧，将会成为未来影响跨大西洋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其次，修复跨大西洋关系，是目的还是手段?拜登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恢复对欧关系是为了维护跨大西洋联盟，还是将其作为与中俄开展“大国竞争”的手段。如果对欧政策始终加上对华或对俄竞争的滤镜，跨大西洋关系难回从前。尤其是在对华议题上，美欧存在显著分歧。欧洲对华认知与美国不同，更多是经济和规则层面的担忧，而不想与中国走上战略竞争的道路。欧洲对华关系始终保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度，不愿成为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更不愿落入“大国竞争”的陷阱。如果美国强迫其加入对华竞争的战略轨道，只会把欧洲越推越远。

最后，美国回来了，但欧洲又在哪里?拜登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治愈”美国以及如何“重新领导世界”。因此，拜登将会更加侧重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其外交政策就应当为美国国内服务，根本原则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很难真心实意为欧洲利益考虑。“拜登主义”在外交上仍然体现为一种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虽然打着团结盟友的旗号，但本质上实行的仍是自私自利、以“护霸”为己任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的表现只会加强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决心，而美国和欧洲也无法再“踏入同一个大西洋”。

(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郑乐锋，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6393

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一年前，私募股权公司高管格伦·扬金在美国金融圈远近闻名，但在政治上却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名之辈。

自今年1月宣布参与州长选举以来，这位54岁的共和党籍金融巨亨仅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便迅速“出圈”，成为整个弗吉尼亚州家喻户晓的政治新星。

当地时间11月1日，扬金参加竞选造势。 中新社记者陈孟统/人民视觉 资料图

要知道的是，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在该州的领先优势比特朗普高出10个百分点。而自2009年之后，再也没有一位弗吉尼亚州州长是共和党人。作为国会和总统选举重要“摇摆州”之一，弗吉尼亚州在过去十年间“由红变蓝”，成为共和党人的“伤心地”。

然而在11月3日，格伦·扬金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赢得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局外人，如何在民主党支持率颇高的弗吉尼亚州掀起一场“政治地震”?

有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是“新特朗普路线”的重要胜利。不同于传统上过分依赖特朗普残存的影响力动员选民，扬金面临的挑战在于，既要维系忠于特朗普的共和党基本盘，又要扩大增长点，赢得该州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的郊区中间派选民。

如果扬金能做到这一点，他竞选的成功经验将成为其他州共和党人在“后特朗普时代”的选举密码。事实证明，扬金做到了，他在特朗普支持者和温和派、中间选民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这或为共和党人在明年中期选举提供重要的策略借鉴。

立人设：勇于进取的成功人士

作为一位拥有25年金融从业经验的老将，扬金的职业经历几乎是顺风顺水。据《福布斯》估计，扬金的个人财富估值为4.4亿美元。在此次竞选中他豪掷2000万美元，这笔巨资用于支付顶级共和党顾问和大量电视广告的费用。在竞选早期，扬金投放的广告不谈政治立场，而是侧重于介绍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树立起一个通过努力进取获得成功的人设。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早期的广告介绍中，扬金儿时家境贫寒，父亲失业，迫使十几岁的扬金找了份在餐厅洗盘子的工作以补贴家用。不久后，扬金举家搬迁至弗吉尼亚海滩(Virginia Beach)，他在那里的私立走读中学诺福克学院上学。

一项篮球奖学金让他得以进入休斯敦的莱斯大学，后来他考入哈佛商学院深造。报道称，扬金的职业生涯沿袭了从顶尖私立大学毕业的校队运动员进入金融行业的老路。

在职业生涯初期，扬金曾供职于企业咨询巨头麦肯锡公司。1995年，他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彼时，该公司仅是个规模较小的初创企业。在与妻子苏珊娜(Suzanne)抚养四个孩子的过程中，扬金在凯雷的事业一路攀升：从领导英国的收购交易，到成为华盛顿一家全球性工业集团的负责人，再到2012年帮助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募股，最终扬金于2018年被任命为联席首席执行官。

在竞选活动中，扬金也毫不掩饰自己曾经的职业生涯，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位敢于冒险、扭亏为盈的艺术家。《金融时报》介绍道，在一则30秒的竞选广告中，他将从麦肯锡加盟凯雷描述为一次“信念的飞跃”，即他押注了一家规模不断扩大的初创企业。

“我成为了联席首席执行官。如今，凯雷拥有近2000名员工。我们投资了好公司，好员工，让他们变得强大。”扬金在竞选视频中满怀信心地说道，“现在，我又有了一个信念上的飞跃——竞选州长。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能让弗吉尼亚州从良好走向卓越。”

据彭博社报道，扬金在凯雷被誉为“好人和企业文化传播者”(the nice guy and culture carrier)，凯雷的创始人致力于将他培养为公司的代言人。但因为在公司高层权力斗争中失利，他于2020年9月离开了凯雷。

离开时，扬金告诉同事，他打算去亲身探索政治。他写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公共服务的召唤。新冠疫情下的混乱以及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强化了这一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来，扬金一直是共和党建制派的慷慨捐助人。据《纽约时报》报道，他的捐赠对象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众议院前议长保罗·瑞安，以及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扬金曾向罗姆尼提供7.5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巩固基本盘：与特朗普“若即若离”

人设打造完毕后，如何在弗吉尼亚州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是扬金面临的棘手挑战。一方面，在“后特朗普时代”，特朗普相当于共和党内的“精神领袖”。因此，对于政治局外人扬金而言，必须拿下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州打下的基本盘;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影响力更盛，倘若一味高举特朗普的旗帜，恐怕最多只能维持基本盘，还疏远了那些温和的中间派选民，无法扩大赢面。

如何才能既稳住基本盘，又获得增长点?在州长竞选过程中，扬金选择与特朗普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在需要时借助其力量，在不需要时回避，以此达到在维护特朗普支持者的同时又不疏离中间选民的目的。

在竞选的不同阶段，扬金采取了差异性的方式来处理与特朗普的关系。在州长竞选党内初选期间，扬金试图借助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扬金竞选团队中的数名工作人员曾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的资深助手。在党内初选之前，扬金投放的电视广告显示，在白宫此前的一次贸易活动中，特朗普点名表扬了他。

不仅是扬金，在竞争激烈的共和党初选中，大多数候选人都在争夺特朗普的支持。他们基本上都相信特朗普所宣扬的2020年大选“舞弊”。尽管没有直白地表达对“选举舞弊”的支持，扬金当时仍将“选举诚信”这一更为体面的表述作为他在竞选中的首要议题。

在5月份获得党内州长竞选的提名，基本盘大抵稳固后，扬金选择了与特朗普保持距离。面对特朗普的夸赞与帮助其竞选的邀请，扬金仅将其称为“一种荣誉”，并将竞选中心转移至与特朗普无关的其他议题之上。CNN评论称，扬金的举动反映出为吸引更多温和派选民，他必须走一条更为微妙的路线。

与此同时，在州长竞选最后一场辩论中，扬金再次试图与特朗普拉开一定距离。他说，2020年的选举“不存在实质性欺诈”，“确实是公平的”。扬金“若即若离”的政治策略也让其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的战术失效，后者一直试图将扬金塑造成一号“特朗普式”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扬金的竞选表现也得到了特朗普的肯定。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在州长竞选前一日(11月1日)的电话集会上称赞了扬金。“明天我想请大家都出去投票给扬金……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完成了没有人能做到的工作。”

根据美联社一项针对弗吉尼亚州选民的调查(VoteCast)初步结果显示，在这次州长选举投票中，共和党选民的投票比例(48%)略高于民主党人(44%)，该调查或从侧面表明，扬金在动员共和党核心选民方面略胜一筹。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特朗普那套理论，还是只是利用那套话术维系选民。”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前共和党议员、目前在乔治梅森大学任教的戴维·拉马丹告诉《纽约时报》，如果扬金只是在利用话术以换取支持，“那比相信特朗普那套还要糟糕。”

开拓增长点：与愤怒的郊区父母“结盟”

尽管扬金小心翼翼地巩固着基本盘，但直到8月初麦考利夫的民调支持率仍领先扬金近8个百分点。不过，当扬金掌握了关键性的“选举密码”之后，两人选情差距一路收窄。到投票日前3天，扬金以不到1%的支持率实现反超。

上届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未能争取到选票充裕的郊区中间派选民的支持，故而失去了弗吉尼亚州。而扬金之所以能够逆风翻盘，就在于其开拓了新的增长点——在教育问题上拉拢郊区愤怒的父母。

扬金和麦考利夫在州内的选民支持分布，红色区域支持扬金，蓝色区域支持麦考利夫

今年夏天，发生在北弗吉尼亚劳顿县的一起家校纠纷，让教育议题罕见地成为左右弗吉尼亚州选情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该问题上，扬金支持家长应在公立学校治理中有更多发言权，而麦考利夫则认为家长不应插手教育管理机构的工作。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最后一次州长竞选辩论上，麦考利夫与扬金就父母试图从学校图书中删除有关性表述的内容展开激烈争吵，麦考利夫当时怒气冲冲道：“我认为父母不应该告诉学校他们应该教什么。”这句话迅速成为共和党竞选广告的有力素材，不少美媒分析认为，麦考利夫的这一立场让他丧失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从而痛失此前的有利局势。

在此背景下，扬金把自己定位为支持“父母权利”的候选人，并把麦考利夫和民主党人描绘成阻碍选民和子女教育的障碍。《纽约时报》分析称，“父母权利”是一个笼统的口号，表达了保守派对戴口罩、接种疫苗要求以及学校种族主义历史授课方式的愤怒。共和党人把重点放在这个口号上面，从而找到了一个能激发选民的议题，把特朗普选民中不满政治现状的白人与疫情期间对学校教育方式愤怒的家长充分调动起来。

从结果来看，经过竞选活动的渲染与强化，“教育”问题的确成为此次州长选举中最牵动选民神经的议题。《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弗吉尼亚州选民表示，教育是决定他们投票的最重要的问题;约有一半的选民表示，父母应该对孩子学校教学内容有“很多”发言权，而另外大约十分之三的人表示，父母应该有“一些”发言权。“让我们共同改变弗吉尼亚州的发展轨迹。”扬金在获胜演讲中呼吁，“朋友们，我们将在第一天就开始这种转变。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的孩子等不了……我们要恢复学校的荣光。”

在批评人士看来，扬金的“文化斗士”形象是虚伪的，且目的性极强，就像一个拥有4亿美元财富的职业投资经理会做出的交易决定一样。

不论以何手段制胜，扬金当选州长已被共和党视为迈向2022年中期选举的“开门红”，党内政客和战略家计划在未来的地方、全国选举中复刻扬金的竞选策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发表声明称，共和党在弗吉尼亚的胜利是对拜登和民主党政治议程的强烈回击。“共和党将在2022年掀起一股红色浪潮，而弗吉尼亚州只是一个开始。”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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