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今年上周五进行了通话，这是两位领导人今年第二次进行通话。位于纽约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接受CFR 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的采访时， 深入分析了此次通话的关键议题，以及元首电话会议所涉及的高级别筹备工作。杜如松曾经在2021年到2024年在拜登政府的国安会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主任。阅读英语原文，请点击。】

弗罗曼（FROMAN）：拉什，在我们两人曾经的“白宫辉煌岁月”里，你我都曾为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做过准备。我参与过多次双边会议、几次国事访问，当然还有阳光之乡（Sunnylands）的会面。在那期间，双方还进行了很多电话沟通。与中国元首的通话一般都是如何安排的？

杜如松（DOSHI）：我很荣幸能为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几次通话——以及他们在巴厘岛和旧金山的面对面峰会——做准备。电话会议可能没有面对面会议那么复杂，但它们仍然是重大事件，尤其是在现在。鉴于与北京日益复杂的关系，与中国的双边外交有时给人一种冷战峰会的感觉。这些对话具有一定的分量。

即使是同意进行通话也往往比应有的复杂，因为北京很少主动要求通话，并且总是倾向于让华盛顿提出要求——即使他们实际上是想通话。有时，北京会拖延数月不进行通话，暗示“氛围”不合适，除非华盛顿做出某些让步，而美国理所当然地不愿意这样做。一旦双方同意通话，就会进行关于通话时间和讨论内容的例行谈判。工作人员级别的会谈有时是直接与北京方面进行的，考虑到时差，这可能发生在令人痛苦的清晨或深夜，并持续数小时。其他时候，信息是通过大使馆传递的。

在紧急情况下，通话可以很快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会在极其压缩的时间内完成。其他时候，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

弗罗曼（FROMAN）：每位总统以及他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准备此类通话的方式。据说特朗普总统倾向于依靠直觉。但传统上，你们在内部会做哪些准备工作来迎接通话？

杜如松（DOSHI）：为美中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起草谈话要点是一种强大而又令人谦卑的体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互动，当你开始着手时，就能感受到它的分量。当然，你也会征求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或召开跨部门会议来讨论方针或就成果达成一致。但随后，你必须将文字落在纸面上。为了进入合适的心境，我发现回顾我们现有的与习近平主席以往领导人级别的接触记录或记录稿很有帮助，甚至可以追溯到前几届政府或时任副总统拜登的会议。这也会让你对他们可能会说什么有所准备。我发现这是一个丰富的来源，可以找到个人化的细节——对过去一次互动、一个共识点或一句富有洞察力的评论的回忆——总统可以在当下引用。总统明白有关个性化细节的价值。

弗罗曼（FROMAN）：您认为今天的通话讨论了哪些关键问题？

杜如松（DOSHI）：正如预期的那样，这次通话侧重于主要的经济和技术问题，以及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从官方的“阅读记录”来看——特朗普总统的“真相社交”帖子、中国的发布稿——双方讨论了贸易、芬太尼、乌克兰战争、TikTok交易，以及未来在十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举行的高级别会晤和明年在中国可能举行的面对面会晤。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到中国的所有关注，双方在“会议简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尽管中方鼓励美国不要实施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

除了同意会面以及可能达成TikTok交易的迹象之外，我们没有看到特朗普总统在关税、美国出口管制或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根据官方的“会议简报”，没有迹象表明讨论了台湾问题。

弗罗曼（FROMAN）：在通话前，可能有哪些关键人物在为习近平主席提供建议？美国方面又如何呢？

杜如松（DOSHI）：有关通话的“会议简报”通常不会说明谁在现场，尽管我们当然知道面对面会晤的出席名单。因此，根据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会晤时在场的人员，可以合理推断外交部长王毅在场，他领导了通话的准备工作并在通话过程中向习近平主席提供了建议。中方的关键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几乎可以肯定也在场。常务委员会的其他亲信，如蔡奇、王沪宁或丁薛祥，也可能加入了。蔡奇在他们的小型面对面午餐时与习近平主席在一起。

在美方，我认为包括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当然还有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等核心白宫工作人员也加入了。安迪·贝克（Andy Baker）和伊万·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等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高级工作人员可能在房间里，或者在被我们称为“监听线”（drop line）上听取通话。

弗罗曼（FROMAN）：特朗普肯定不会用他的个人手机直接拨打习近平的电话。一次典型的领导人通话是什么样的？是视频会议吗？还是传统的电话通话？它会被录音吗？翻译是如何进行的？人们会实时回应，向总统传达他们的想法吗？

杜如松（DOSHI）：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视频通话通常比电话通话需要更多的准备。大多数通话都是传统形式的，除了一些例外。翻译要么是交替传译（consecutive），要么是同声传译（simultaneous），这通常会提前协商。交替传译让双方在翻译进行时有一点思考的时间；同声传译意味着通话进行得更快。这次似乎是一次传统的电话通话。

弗罗曼（FROMAN）：我记得交替传译就像看油漆变干一样。从一位领导人说完到另一方的回应被翻译出来，耗时太久，完全扼杀了任何自由流畅对话的可能性。我记得在阳光之乡，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卷着衬衫袖子一起在院子里散步，那似乎是进行了一次真实、几乎正常的对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通话的时长？如果很短呢？如果超时呢？

杜如松（DOSHI）：交替传译可能会非常痛苦，但有时比较你听到的中文和英文也很有趣。这次通话的确切时长尚不清楚，但看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长时间的通话可能是一个好兆头，也可能意味着存在严重分歧。通话总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象这是一个建设性对话的迹象，而不是一场激烈争吵，尤其是在一次领导人会晤之前。

弗罗曼（FROMAN）：通话的结果“预先准备”到什么程度？通话本身是否有发生意外或取得重大胜利的实际可能性？您能想到任何公开的值得注意的历史案例吗？

杜如松（DOSHI）：最好是让通话尽可能地“预先准备好”（baked），尤其是当涉及到重大的“成果”时。在重要通话之前，我们经常会看到中美高级官员的会晤。这次我们也看到了。贝森特部长刚刚在西班牙会见了何立峰副总理。他们就包括TikTok在内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努力达成协议。

但领导人——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会把对话引向他们想要的方向。目前尚不清楚我们在核心经济和技术问题上离达成协议有多近。也不清楚TikTok的交易是否已完全完成和获批，或者是否仍面临法律或其他障碍。

对于双方来说，我认为这次通话以及未来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是：是否会在经济和技术上达成协议（以及谁将从该协议中受益更多），我们是否会继续保持关税“停火”，或者我们是否会看到经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弗罗曼（FROMAN）：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通话后的“会议简报”？它们是如何协调的？对于中美双方不同的描述，我们应该如何解读？

杜如松（DOSHI）：特朗普总统的“真相社交”帖子非常积极，暗示可能就TikTok达成协议，并在芬太尼、贸易、俄乌冲突和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其中一些说法几乎可以肯定被夸大了。中国的描述则更为保留。它强调了原则，告诫不要采取单边竞争行动，并指出了TikTok上仍未解决的一些法律问题。

弗罗曼（FROMAN）：这次通话是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的峰会做准备。这次初步通话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的会晤、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会产生多大影响？

杜如松（DOSHI）：看来这次通话足以让我们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举行会晤，但还不足以让特朗普总统改变他的日程安排并前往北京。考虑到两国关系中仍有如此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会晤之前，双方可能会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我们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中国战略倡议将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编者按：备受关注的香山论坛于今年9月17日到19日在北京召开。创立于2006年的香山论坛，已从最初的“二轨”国际防务智库间学术交流，升级为“一轨半”防务高官及学者的高层对话。据中国国防部介绍，本届论坛吸引了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包括4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东盟秘书长等国际机构代表，注册总人数达1800余人。在论坛上，《凤凰大参考》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进行了专访。访问涉及美国政治以及中美关系。以下为摘录的涉及中美关系的部分。】

吴心伯：美国要懂“台湾牌”代价，两年内中美关系将低开高走

凤凰大参考：特朗普曾表示“不愿与中国发生任何潜在的战争”，却不忘频繁干涉台海局势，将其当作战略筹码。这种长期言行不一的政策是否只是单纯的战略博弈？特朗普任期内的台海局势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吴心伯：我觉得特朗普表示他不想和中国发生冲突，他应该是真心的，他作为一个商人，同中国这样的军事大国发生冲突，这个账划不来。

但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有强大的惯性，长期以来美国打“台湾牌”，无论是特朗普，拜登，还是小布什都打“台湾牌”，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获利，比如在战略上或者战术上牵制中国，或者在讨价还价时多了一个筹码，还能让台湾地区向美国买武器，把台积电搬到美国来，实现获利。

问题在于他如何掌握好程度，要考虑是否会超过红线，并产生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这一点都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拜登上台后就发生了佩洛西窜台事件，这对他们是一个失误。

如果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和中国的经贸或其他方面谈判时打“台湾牌”，提升所谓的“美台关系”，加强军事联系，特别是目前已有部分美军训练人员在台湾地区，并且在菲律宾，日本部署反导系统，这已经触及到了我们的红线，到了很危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升级，摩擦会越来越激烈。

接下来要怎么做？中方应在特朗普访华时敦促美方停止一切对台军售行为，要求美方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这一点中方在拜登任期也一直提出，但拜登政府没做到，不接受中方的立场，仅表示不支持“台独”。

当前特朗普政府还把“不支持台独”从国务院网站上剔除，所以中方要抓住一切机会，尤其是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向美方施压，必须在台湾问题这一核心利益上表达关切。如果美方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要指望从中国得到好处，中美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会上升。因此要警告特朗普，而且必要的时候要出手，让他理解这么做的代价。

凤凰大参考：您如何看待中美在马德里经贸谈判中取得的结果？与“贸易战1.0”相比，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哪些不同特征？

吴心伯：在马德里谈判之前，中美已经有过三轮谈判了，此前的谈判主要还是围绕关税问题。但是这次谈判除关税以外，开始涉及一些关税之外的事情，比如TikTok，美国对华技术打压，美国对华实体清单限制，谈判的议程范围已经扩大至投资、技术、实体制裁等。这意味着中美在朝着解决更大范围的经贸分歧的方向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双方不能老是在关税问题里打转，因为中美经贸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意味着中美元首会晤需要达成一些共识，这个共识还应包括其他领域，如贸易、投资、技术等等，这是我对马德里谈判的基本判断。

特朗普1.0时期对华关税战是逐步升级的，从500亿开始缓慢升级，中美谈判也几经周折，时间也比较长，最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所以中美关系先是受到关税战、贸易战冲击，接下来是技术战，如中兴、华为等公司，然后接下来是外交战，如双方后续都关停了各自的总领事馆，还波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最后到2020年夏天，从某种程度上中美已经走向战略对抗，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所以特朗普1.0时期，中美关系是高开低走，高开是指特朗普上台三个月就实现中美元首会晤，但在访华后双方关系一路往下走，最后甚至到悬崖边上。

但今年来讲，中美关系可能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特朗普在刚上台后中美对抗很激烈，从打贸易战，再到双方谈判，再到接下来的元首会晤，从短期看双方关系在往上走。但是未来三年会是怎样的局面还很难说。

特朗普明年面临着两件大事情：一是中期选举，他必须稳定同中国的经贸关系，确保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农产品，这对他赢得农业州的选票很重要；二是G20峰会，特朗普必须请中方领导人前去，否则峰会不会精彩。这都意味着他要稳定中美关系。

若中美关系今年收尾较好，明年经过双方的努力，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的状态。但之后两年又很难说，如果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和特朗普算账，大搞内部纷争，那么两党都要打中国牌。

此外目前美国经济走势不容乐观，而美国人最擅长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外部因素，那到时候又归咎于中国，向中国挑起新的经贸冲突；还有2028年的总统大选，加上特朗普本人反复无常的性格，还有可能的第三方冲击，决定了明年之后的两年，中美关系是很难预期的。

吴心伯：美国后续或加强对华遏制，中国强大是关系缓和的关键

凤凰大参考：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当前中美关系会怎么发展？

吴心伯：短期来看，我的观点就是“大趋势”和“小周期”。“大趋势”指美国把中国看作其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因为美国认为只有中国符合标准，有能力，也有意愿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它和中国搞所谓的战略竞争，实质上是在遏制打压。这是长期的趋势，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过去几年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短期内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但在“大趋势”下会有一些“小周期”。拜登执政时，在其执政的后两年，因为国内政治和外交需要，如APEC会议，大选年稳定对华关系，经济困难需要中国帮忙等需求，那么在短期内他会寻求与中国适度地缓和、改善关系。所以大趋势博弈很激烈，但是小周期的竞争会缓和，关系会改善。

特朗普上台后，我们也在经历这样的“小周期”。最初特朗普对华态度强势，前所未有地加征了145%的关税，试图马上拿下中国，但失败后又要求和中国谈判，希望和中国达成新协议。那么中美关系短期上呈现出缓和改善的前景，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后续可能因国内政治、战略的需要，会加大对华遏制和打压，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周期”。

这样的“小周期”可能持续一年，最长也就是两年，然后中美继续博弈，这是我对中美关系在当前历史阶段发展的规律总结。

凤凰大参考：您此前表示“中美两国并不注定是对手”，从长期来看，您能否预测并分析一下未来双方关系缓和的契机与可能性？

吴心伯：从长远看中美关系，我觉得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如果等到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包括芯片、光刻机等，那到时候无论美国是否愿意，美国会认识到多年的对华竞争、遏制、打压的政策没有成功，就会需要调整。

例如美国在二战后封锁遏制中国长达20年，直到失败后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可能会改弦更张，可能会把中国当做一个主要的伙伴，在经济上，甚至在外交上需要主动和中国合作，实现美国的利益目标，到时候中美关系实质性改善的机会就来了。

在尼克松访华后的几十年，中美间合作都是大于斗争的。美国既把中国看作伙伴，也看作对手，但是主要是伙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循环的。所以在未来某一阶段，美国会把中国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对手和伙伴，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投资，甚至如新能源等技术，以及关键的供应链。

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状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小布什政府发现很难从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西方国家获得帮助，只有中国有能力帮忙，所以美国需要二十国集团，将中国拉进来，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合作。

从长远来讲，这一天肯定会到来，但是什么时候到来？这不能单纯期待美国人良心发现，发善心，主动前来，而是需要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成为新的现实，迫使美国人面对新的现实。国际关系很现实，美国人尤其现实，如果国家能力没到一定程度，美国也不会给予你超出这个程度的待遇。

他们内部也必须要有一场彻底的对华政策辩论，认识到从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推行的政策目标既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而持续这样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必须务实调整对华政策，那么中美关系会迎来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