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八个月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颠覆了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推动美国外交。然而，一个关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外交取向是否会在他离任后延续？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发生了哪些变化。特朗普试图削弱那些对国家施加域外规则的多边组织。他抵制多元文化和自由主义。他将美国外交置于自己亲自参与达成协议的核心位置——无论是贸易谈判、结束战争的努力，还是为像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同类人物站台。他关注美国依赖其他国家提供关键投入（如稀土）的风险。特朗普还将阻止移民进入美国作为优先事项，并鼓励围绕血统和共同历史来建立国家认同。

特朗普以一种“普通人”的方式来处理外交政策决策。他质疑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或为何要在海外推动民主。他挑战那种认为美国因向盟友提供安全而受益的论点。他把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看作公司之间的财务报表。他对各国在全球变暖和公共卫生等集体行动问题上的承诺表示怀疑。在这些具体立场背后，是一种更广泛的批评：近年来，美国在海外过度扩张。特朗普认为，美国官员过于轻易地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财富去处理别国的问题，而国内状况却不断恶化。

一些分析人士，比如斯廷森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试图将特朗普对美国外交的重新定位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在这种解释中，特朗普拒绝重塑世界的宏大愿景是正确的，而应当接受全球秩序是“需要管理的，而不是改造的”。

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特朗普是一个交易者，而不是战略家。他把国际关系个人化，将其视为自己与外国领导人关系的延伸。事实上，第二任期的美国外交主要是特朗普个人直觉、怨愤以及机会判断的延伸。

例如，特朗普曾认为俄乌战争可以结束，因为他说普京“想和我达成协议”。类似地，他认为中美贸易协议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自己和习近平能够有效地谈判。他不担心台海冲突，因为据特朗普称，习近平向他保证在特朗普任期内不会发生。

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确实有连贯而全面的世界观。但他们既没有被赋权作出决策，也不能代表政府对外发声。这项工作主要由总统本人承担。与任何一位前总统不同，特朗普几乎无处不在于媒体上露面。特朗普是他自己的发言人。

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标志性外交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并不受欢迎。即使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也对其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持怀疑态度，但只要是特朗普推动，他们似乎愿意容忍。例如，美国工人并不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根据两党智库“经济创新集团”的民调，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追求自由贸易。同样，尽管特朗普试图推销一种更有限、更交易化的美国角色，但美国领导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支持度依然强劲。根据里根研究所6月的民调，73%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在外交事务中“更加积极并发挥领导作用”；83%的人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有道德义务，只要有可能，就要为人权和民主挺身而出。”

当特朗普离任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继续保持当前的轨迹，但也不会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样子。正如在共和党的“MAGA派”中没有人能够复制并维持特朗普这种个人化的国际关系方式一样，美国也不可能回到二战后传统的外交模式。在特朗普两届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之后，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能够让世界相信美国会恢复以往的外交传统。

相反，正如米拉·拉普-胡珀和丽贝卡·利斯纳所主张的，美国在特朗普卸任后需要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次“零基”审视。美国战略界将以一张白纸来评估应当优先考虑哪些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2028年的总统选举将成为美国未来如何与世界互动的一场理念之争。

从东南亚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也可能令人兴奋。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但这一过渡时期也可能促使美—亚关系变得更少安全化、较少价值导向，而更多以经济和利益为基础。或者，这也可能开启美国收缩的时代。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目前没有人能够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启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过渡期。那些在外交取向上保持灵活性和选择余地的国家，可能因此受益。而那些在此阶段就选择与美国或中国结盟的国家，则可能为了短期的确定性而放弃未来的潜在收益。

何瑞恩（Ryan Hass）是布鲁金斯学会索顿中国中心主任、台湾研究库讲席教授。2013年至2017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英语原文请点击。

【编者按：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9月11日发表了题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欧洲如何融入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该报告邀请了六位学者以小短文的形式回答了三个大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应该向欧洲寻求或期待什么？2，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情况下，中国为何对欧洲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京希望通过与欧洲大陆的接触达到什么目的？3，欧盟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定位自己？布鲁塞尔认为哪种美-欧-中关系最符合欧洲的长期利益？我们今天为读者发表了学者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乔纳森·A·琴（Jonathan A. Czin，布鲁金斯研究员）

坦白说，考虑到目前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对欧洲的期望不应太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许多曾有深入合作的关键领域大步倒退，比如放松了部分高科技出口管制、淡化人权问题，并从台湾问题上退缩。这两种趋势无疑都缩小了双方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的余地。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许多欧洲领导人就中国带来的挑战持续发出清晰的声音感到惊讶。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在七国集团（G7）会议上，就曾公开谈及中国在稀土磁体领域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虽然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对欧洲在对华合作上的犹豫感到失望，但如今看来，欧洲已经不大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对华一味迁就的政策。北京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其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支持，已经让欧洲各国的立场变得强硬。这表明，只要华盛顿能重拾更严肃的对华竞争姿态，美欧在对华问题上依然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丹尼尔·S·汉密尔顿（Daniel S. Hamilton，布鲁金斯非驻会研究员）

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对中国抱有共同的担忧。他们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感到愤怒。他们对中国的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侵犯、未能充分履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义务，以及许多行业因国家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北京会利用其对欧洲经济至关重要材料的控制，并且对中国在欧洲战略产业的投资保持警惕。此外，他们也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对香港的收紧控制、对台湾的威胁姿态，以及对欧洲贸易关键海上航道的争夺。欧盟领导人对中国高达3500亿美元的对欧贸易顺差深感不安。2025年7月的欧中峰会气氛紧张，最终成果只有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然而，跨大西洋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仍旧困难，部分原因是欧盟27个成员国并非总能步调一致。尽管许多国家已转变为对华强硬派，但仍有一些国家将经济机遇放在首位。此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对欧洲经济已至关重要。欧洲人也担心，那些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的中国产品会转而倾销到欧洲。

迈克尔·E·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

首先，从一个消极的角度看，美国不应该奢望，也肯定不应该期待，欧洲能在与中国的任何冲突中提供多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可以希望，当美军专注于亚洲的冲突时，欧洲盟友能基本靠自己来应对欧洲的安全危机。例如，在当前背景下，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欧洲要在没有太多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维持乌克兰的主权并保护北约的东翼，特别是在小而脆弱的波罗的海地区。

此外，我曾在2019年的著作《钓鱼岛悖论》中提出“综合威慑”战略，这与前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后来在国防部所倡导的理念相似。根据这个战略，欧洲应该继续监测并减少其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依赖。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在安全危机中被中国勒索，并能在西太平洋发生战争时，与华盛顿携手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经济战工具可能是以可接受的条件结束冲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联盟，我们需要在事态升级中对北京保持主导地位。

另外，或许这有些异想天开，但如果欧洲富有创造性的地缘战略家们能找到一个台湾和中国都能接受的未来“统一”方案——至少是某种邦联安排——那将是极好的。我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假设我们能用目前的政策和工具轻松地处理台湾问题（尽管我支持“双重威慑”政策，将其视为可预见未来的次优选择）。由于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被认为历史包袱较轻，他们可能比美国更有能力在时机成熟时发起这场辩论。

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欧洲在对华问题上最重要的合作，是如何在全球化经济中应对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制造业巨头。美欧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应该共同努力，重塑全球贸易、金融和公司治理规则，从而为减少利益冲突和保护主义、实现更广泛的增长以及为负面外部性承担责任奠定基础。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也必然会触及国内治理，无论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制度下。为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都必须牺牲部分主权并承担一定的依赖风险，正如自现代商业出现以来它们一直在做的那样。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我希望欧洲能继续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旗手（尽管有许多言论，但全球化不会成功逆转），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围绕规则和公平建立共识。经济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双赢的互动，也让参与者有继续保持关系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而不是更少，但我们也需要承诺更好的规则、更好的执行以及更好的外交。我希望欧洲能继续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坚持不懈。

塔拉·瓦尔马（Tara Varma，布鲁金斯访问学者）

欧洲在应对中国挑战时，必须既要考虑其与美国关系的演变，也要独立于美国行动。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转变已经让人们对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在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背景下，欧洲明白自己不能简单地用对另一个国家的依赖来取代在安全上对华盛顿的依赖。

因此，美国必须为欧洲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方式做好准备，这些行动可能与美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欧盟的数字法规可能会导致对TikTok的禁令，而这几乎没有与华盛顿进行任何协调。

尽管在对华问题上存在跨大西洋分歧，但欧盟和美国此前已设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轨迹达成共识，这部分是在美欧对华对话期间形成的，最近一次对话是在2024年9月举行。这些旨在制定对华共同行动计划的交流尚未在“特朗普2.0”政府下恢复。随着美欧中三方战略竞争的加剧，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分享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仍然符合双方的利益。

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

美国应该希望欧洲在对华关系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并通过欧盟以统一的方式共同努力。欧洲对中国采取了更具竞争性的立场，这并非为了帮美国的忙，而是因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也因为北京的策略实在过于拙劣。美欧在对华政策的每个细节上不会总是意见一致，但如果欧洲的方针是统一且具有战略性的，那么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立场将大体上保持一致。反之，如果它们内部出现分歧和混乱，那么跨大西洋关系将出现严重背离。

在某些领域，美国应该与欧洲人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举两个例子：他们应该就如何应对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达成共识，包括产能过剩、对关键矿物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确保企业能在北京的非市场竞争行为下保持竞争力。他们还应该在技术上更紧密地合作，包括美荷在半导体领域的持续合作，以及共同管理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机遇。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传递出的信号是，它对跨大西洋在对华问题上的合作并不那么感兴趣。这不意味着欧洲会转而支持中国，但许多潜在的合作机会将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