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采访原载《当代美国研究》2025年第二期，采访者为刘卫东和胡然。张宇燕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15年，去年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内容提要：特朗普将对外经济政策聚焦于关税，意在一举多得地提高美国财政收入、降低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但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宏观经济运行逻辑。他发动全球贸易战的根本动因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一大支柱——美元霸权。特朗普绕开世界贸易组织，试图通过贸易战来改变全球经济规则，其背后也隐藏着大国竞争的战略意图。在对华政策上，特朗普奉行负和博弈策略，中美经贸斗争考验着两国的战略韧性。虽然特朗普政府推动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仍将致力于在高技术领域构建“小院高墙”,以制约中国发展。特朗普反对当前的全球化安排，挑战既有国际规则和多边体系，但尚无清晰的国际战略构想。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要实现“再次伟大”,仍需要拥抱全球体系，其核心诉求是未来国际秩序必须按照美国的逻辑和规则运作。然而，有意愿不等于有能力。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特朗普2.0冲击的结果，更取决于世界各国对这一冲击的应对。在此之后，全球秩序将经历漫长的变革期。
一、特朗普打全球贸易战的根本动因与底层逻辑
问：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意在实现哪些主要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排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
答：特朗普把对外经济政策聚焦到关税这个点上，是因为他认为关税能够解决多方面的问题。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有多个目标：一是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缺口，二是降低甚至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三是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表面上看似由他一人推动，实则背后有多个利益群体都想从中获益。例如，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白人蓝领阶层就对他承诺的制造业回流寄予厚望。然而，加征关税对制造业回流的促进作用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便关税每年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收入，但是对于美国庞大的联邦财政赤字而言，这笔收入至多起到一种边际作用。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本身存在内在矛盾。特朗普试图以关税手段解决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并不成立。美国的对外贸易收支从根本上是由国内储蓄、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过度消费的同时储蓄与投资相对不足，就会直接转换成贸易赤字。实际上，美国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也正因为有贸易逆差，大量美元流向海外，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通过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强、信誉高的优质金融资产，美国才得以动员全球资源，服务本国生产尤其是消费。如果这些流出去的美元永远不回流，就相当于美国向全球征收了一种广义上的“国际铸币税”。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逆差恰恰是美国享有广义“铸币税”红利的前提。当然，以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增加为基础、以贸易赤字为表象的美元泛滥，其最终侵蚀的对象之一，便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问：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与维护美元主导地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美元霸权，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支点。美国的霸权依托四个支点：军事(soldier)、文化与价值观(Hollywood)、高科技(Apple)、金融(即美元dollar)。这四个支点的英文首字母合成“shad”,这个词也是一种非洲鱼的名称。
美元的国际地位依赖于其他国家对它的信任。世界各国进行贸易、投资、资产储备都需要一种流动性强、回报高、安全性强且供应充足的金融资产，长期以来美元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各国仅靠黄金支撑对外经济活动是不够的，因为其流动性和供应量远不及美元。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国内一度激烈争论，很多人担心美元一旦不再与黄金挂钩，其国际需求将会减少。但事实证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反而增加了。美国国债成为各国首选的金融资产，我将其称为“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collateral)。而且，由于缺乏竞争者或替代者，美元得以独霸全球金融市场。即便一个国家将其持有的美元国债全部抛售，换来的仍是美元现金。但持有美元现金不仅没有任何收益，还需支付约0.3%的成本。
然而，现在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开始出现弱化迹象。首先是因为美国的债务持续攀升。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在缓慢下降，但美国的债务占其GDP的比重却在上升，这种结构性错位在逐渐侵蚀美元的国际信誉。我将此称为“罗格夫两难”。其次是因为美国将货币金融“武器化”。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了严厉的金融制裁，这让其他国家开始担心持有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我在近年出访调研时发现，一些中亚和拉美国家对此都有所担心。最后是因为近期出现了一些美元的潜在竞争者。一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充满期待。二是欧盟于2020年推出了“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首次以欧盟名义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了7500亿欧元债券，此举被视为推动欧盟财政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欧盟国家有统一的央行和单一的货币，但没有统一的财政，而个别成员国的欧元主权债务危机曾影响整个欧盟。虽然近期去美元化进程加速的迹象增多，但无论是欧元还是人民币，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核心关键货币的可能性都不大。毕竟，欧盟债券要在安全性、流动性、稳定回报率和规模上与美元国债相匹敌，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人民币真正实现全面国际化还需走更长的路。
问：特朗普的贸易战本身会对美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美国来说更多是机遇还是危机?特朗普的做法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乃至全球安全体系和供应链体系?
答：关税是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工具。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打贸易战是一招险棋，他想要出奇制胜。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宣扬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实质上是追求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实力，他真正关注的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特朗普的策略是“攘外安内”并重，短期“攘外”优先。但是，特朗普用关税打全球贸易战是有国内政治成本的。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益普索(Ipsos)在2025年4月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数据，特朗普的执政百日支持率为39%,较2月下降6个百分点，而且创下近8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执政百日支持率的最低纪录。72%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很可能在短期内导致美国经济衰退，53%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状况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变得更糟，41%的人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有所恶化。
对美国来说，特朗普贸易战的近期效果可谓损益参半。尽管一些国家做出了一定让步和调整，但特朗普的目标至今未能完全实现。而且，关税的负面经济影响非常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政策转变的关键时刻》(World Economic Outlook:A Critical Juncture amidPolicy Shifts)报告预计，2025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8%,较1月预测值低0.9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中下调幅度最大，甚至不排除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该报告指出，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贸易紧张局势以及需求势头减弱是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8%,较2025年1月的预测值低0.5个百分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当然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双输”。
现在看来，除非进行“大修”,不然现行的世界贸易体系恐怕也难以为继。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改变世界贸易体系，包括改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然而，特朗普对未来国际贸易秩序的构想，目前只显露出一些苗头。例如，特朗普及其经济政策团队强调抵制“产能过剩”,考虑建立关税联盟，甚至提出发行1万亿美元的无息“世纪债券”(century bond),但这些设想尚未转变为成熟、清晰的规划。
问：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国内民众不断发起示威游行活动以表达不满，但共和党内鲜有公开反对者，最有意思的是国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对其进行有力的制约。竞选期间特朗普称拜登“瞌睡乔”,现在整个民主党似乎进入了“睡眠状态”。您如何看待美国政治中的这一现象?
答：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纽约时报》2025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左派如何误入歧途——两位世界顶级思想家的对谈》(Two of the World’sLeading Thinkers on How the Left Went Astray)。交谈者为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话题正是西方左翼的未来。在此我们姑且笼统地把美国民主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视为左翼。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西方左翼最大的政治弱点在于，他们让右翼垄断了一些最强有力的政治情感，即爱国主义、社区和归属感。移民问题迫使人们质疑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以及国家作为相互依赖和责任的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同时，左翼没有解决贸易和就业问题，贸易竞争导致制造业从业者失业，而这些才是选民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左翼不会赢得在身份话语和移民问题上的竞争，因为民族主义右翼在这方面总是更有说服力。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左翼政治的未来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更为完善的答案。
尽管两人的上述见解无法为你的问题提供完整且准确的答案，但其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问：在诸多经济学家坚决反对的背景下，特朗普为何还要坚持发动贸易战?他为何会如此执着于将关税作为武器?特朗普的个人理念在美国政府对外发动贸易战的决策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答：如果仅仅用经济学逻辑去评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其所作所为有悖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然而一旦用政治经济学逻辑去观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人们便会发现其政策选择几乎完全遵循地缘政治博弈的逻辑，简单说就是权力先于福利。鉴于这个问题我后面会详细谈到，这里先不赘述。至于特朗普政府把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箱中的基本工具，我想这既有美国政治体制结构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实施策略上的考虑。美国宪法为总统行使行政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也为总统滥用行政权埋下了伏笔，而这也恰是特朗普总统不断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特朗普本人总体上看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贸易又是总统可以直接发挥巨大影响力的领域，再加上他需要兑现竞选诺言以迎合支持者，以及他本人与团队成员之间不断相互强化的大国地缘竞争信念，关税的工具化也就顺理成章了。问：特朗普是否在意识形态层面反对全球化?
答：在讨论意识形态时，首先需要明确其定义。在西方政治学语境里，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指一种信念，即认为当今世界并非处于最理想状态并且存在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按照这个定义，特朗普是坚定的和典型的意识形态者。在他看来，美国当前的状况远非最佳，实际情况十分糟糕，而他坚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曾公开表示，美国陷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而是因为此前的几届美国总统和政府的愚蠢决策，以及“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影响。
把意识形态扩展到外交领域的一大表现就是，认为自己所在国的社会制度与价值理念优于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国家需要照搬或移植其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就这一点看，特朗普与包括一些共和党建制派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一定要讲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大致上可以做如下描述：尽管曾经“伟大”过的美国眼下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但在“英明”总统带领下完全能够实现“再次伟大”,并将“不公平”的全球化安排特别是现行国际贸易体系改造成促进美国繁荣并遏制竞争对手的坚强保证。在特朗普眼中，全球化让美国吃了大亏，中国占了美国最大的便宜。特朗普要做的，并非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推动变革，而很可能是选择绕开甚至抛开该体系来实现改变。
问：特朗普政府暂停贸易战，与多个国家开启经贸谈判，但仍保留10%的基础关税和钢铝关税。您如何研判特朗普政府的意图?90天以后的局势可能出现什么变化?
答：对一个将“交易型外交”奉为圭臬的决策者而言，特朗普必须考虑的是达成交易的成本与收益。高举“关税大棒”让人产生恐惧感与“大棒”打在身上的疼痛感，在谈判的不同阶段会收到不同的效果。漫天要价后“大棒”轻轻落下，写过《交易的艺术》的特朗普自然知道其“底价”大概率会被一些国家“感恩戴德”地接受。以此为基点，针对不同的谈判对手，他同时还保留了进一步要价的余地。退一步讲，特朗普在阻力甚小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所有贸易往来国的输美商品加征10%基础关税和钢铝关税，日后也完全可以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外交胜利。
至于90天以后的变化，在经过与多个国家的多轮双边谈判后，美国很可能与一批国家达成至少是临时性的贸易协议，条件是后者要么接受更高水平的关税，要么进一步降低对美关税，抑或是在减少非关税壁垒方面做出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还会积极与主要博弈对手进行谈判，以求达成一项初步或临时性协议。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其一是拖延时间，意在不给美国国内市场带来猛烈的价格冲击；其二是巩固已获“成果”,并为下一轮谈判做充分准备。
问：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贸易战与其第一任期、拜登政府的经贸政策，有什么样的延续性?
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可以用八个字概括——”B规T随，变本加厉”。“B”代表拜登，“T”代表特朗普；变本加厉指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延续拜登政府对华基本政策的同时，还会层层加码。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即使不发动贸易战，美国也在不断收紧高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关键产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做法背后始终隐藏着大国竞争的战略意图。在货币金融霸权的策应与支持下，美国可以把贸易作为工具，通过限制高科技交流和利用高关税，为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发展设置阻碍。
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其2023年出版的《没有贸易是自由的：改变方向、与中国抗衡、帮助美国工人》(No Trade Is Free:Changing Course,Taking on China,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一书中，将中国的战略意图判断为，中国要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复仇。这一说法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在美国，以莱特希泽、纳瓦罗(Peter Navarro)、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有《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为代表的一批人，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基本认知，他们认定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日后向西方复仇。基于这种对华认知，贸易政策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对华累计6万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说成是中国对美国财富的掠夺。
按理说，贸易寻求的是互利共赢。我和一位合作者正在构建博弈论模型，用以分析中美贸易关系。中美两国互相开放市场，进行贸易，就会产生比较优势和相对收益。在初始阶段，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0%,差距很大。假设在每一个贸易过程中美国均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比如美国得10而中国得8,但只要中美贸易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GDP差距就会不断缩小，直至中国GDP达到美国的80%。改革开放近5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按市场汇率计算，1980年中国GDP仅为美国的不到7%,而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7%。近几年来，由于受汇率和物价变化的影响，该比例有所下降，但当前中国GDP仍为美国GDP的2/3左右。
即使中美人均GDP差距持续拉大，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也仍有可能出现中美两国经济总量不断接近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不少美国人造成了强烈冲击，许多美国人对此产生恐惧。随着中美经济实力日益接近，战略竞争与相互依赖交织并存，第三方国家便开始感受到“选边站队”的压力。这意味着它们很可能会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策略。如果把上述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将会引发关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找到有效合理的大国相处之道的难度，便很可能迅速上升。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在其著作《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部分人的恐慌。该书的副标题是“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Can America and ChinaEscape Thucydide’s Trap?)。艾利森在书中讲，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让中国再次伟大”。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曾有过长期辉煌的历史，如今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对其他主要国家形成的冲击和压力能否以较为平缓的方式化解。可见，西方精英内心深处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一旦中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它会对世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特别是将如何对待曾经奴役过中国的西方国家?
因此，我们需要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置于当前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和中美战略博弈的视角下进行分析。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300年后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人类今天的这段历史?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只是三流历史事件；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也只是二流历史事件；唯有中国的崛起，才是真正的一流历史事件。至少在萨默斯眼中，百年变局中的主要变量之一即是中国崛起。
二、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博弈策略与工具
问：您如何评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和大国博弈逻辑?
答：中美正在进行一场世纪博弈。博弈分三类：正和博弈，零和博弈，负和博弈。正和博弈是互利共赢；零和博弈是在损益总量不变情况下，你输的就是我赢的；负和博弈则是双输博弈，我可以受损，只要你的损失更大。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增长或福利水平提升。只要福利有所改进就是好事，在其他人福利不受损时，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甚至一个人的福利得以改进，便可以称为“帕累托改进”。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则不一样，因为大国博弈追求的不只是福利，还有权力，简单说就是让他国做其不愿做但又不得不做之事的能力。福利的改进来源于财富或产品绝对量的增加，而权力则主要源于国家之间的相对综合实力差距，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维持或扩大相对实力差距的途径，可以是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也可以是让对方遭受比本国更大的损失。后者正是特朗普所奉行的博弈策略。一切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本逻辑，便在于此。
问：您认为，中美开启高层经贸谈判的条件是什么?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动用其他领域的对华施压工具?中国应如何应对来兼顾战略利益和企业发展?
答：中美双方正在比拼各自的战略韧性。球在特朗普的脚下，美国需要做出选择。如果美方希望与中方展开谈判，就需要主动做出一些明确而又不伤面子的姿态，毕竟贸易战是由美方率先发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谈判就是通过有条件让步获取最大收益的艺术，或以最小代价来换取对手最大化损失的艺术。当双方都认为存在上述结果可能性的时候，开启谈判的条件也就具备了。这里特别值得说明一点，两个大国间的博弈是否走向鱼死网破，还取决于第三方坐收渔利之可能。换句话说，渔翁得利的可能性制约了鹬蚌相争的残酷性。我正在和合作者撰写关于“渔夫效应”限定了鹬蚌相争惨烈程度的论文。欧盟、俄罗斯、日本或印度的存在及其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构成中美最终达成共识性经贸协议中的重要变量。
在缓解贸易战给国内企业带来的短痛方面，中国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做出了相关部署，提出对当前受特朗普贸易战影响较大的困难企业予以特殊的融资、就业等政策支持。中美两国政府也分别对原产于对方国家的部分关键产品，包括一些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免除“对等关税”。尽管地缘政治博弈至关重要，但支撑国家权力的两个基础性要素是财富和福利，这一点不容忽视。总体来看，我对中美贸易战的短期前景持较悲观看法，因为即便两国达成了部分共识，但美国有保留的“让步”与过度索求，意味着接下来的谈判仍将异常艰苦。比较而言，我对中美经贸博弈的中长期前景保持相对乐观，这是基于我对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信心。中美经贸博弈是对国家战略韧性的考验。只要政策对头，时间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中国这艘巨轮挺得过任何惊涛骇浪的冲击。
如果美国对华贸易战持续下去，或者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未能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特朗普政府势必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华施压，例如怂恿菲律宾在南海主权争端中挑衅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行为、渲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炒作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和索赔诉讼等。
面对这些可能的挑战，中国要做好应对准备。同时，我们也可以让美国看到如何做一个真正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最严格的国家，并将继续严厉打击芬太尼类物质犯罪；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际贸易体系，对部分来自美国的商品给予关税豁免亦是明智之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与目标追求，而不仅是迎合美国的要求。中国这样做，世界各国都会看在眼里，进而会形成合力影响美方的想法和行为。
问：在美方的主动提议下，2025年5月10日至11日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并迅速取得显著进展。这一结果是否超出了您的预料?您如何评估这次谈判取得的成果?
答：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高层会谈，并于5月12日发表《会谈联合声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谈总比不谈要好，谈出一个结果就更好。会谈结果一经公布，便在世界多数市场引发积极反应。这表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的行为与选择影响整个世界。必须说明的是，虽然美方做出了减税和90天暂停关税战的承诺，但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仍在2025年初19%的基础上大幅攀升，截至5月18日平均税率已高达49%,新增部分包括10%的“对等关税”和20%的“芬太尼关税”。要知道，2018年之前中国输美商品的平均关税仅为3.4%;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发动贸易战后，这一数字升至19%;目前约为49%。同时，美国输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为31%。若在90天内两国未能达成一致，美国将恢复34%的“对等关税”,即再把暂停征收的24%加上去，届时中国输美商品将面临高达73%的关税税率。显而易见，这一水平的税率是绝大多数企业难以承受的。如果仅从关税水平变化看，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目标带有相当程度的“脱钩”意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问：特朗普曾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提到，如果再次当选，他将推动中美两国在多个重要经济领域“全面脱钩”。您认为，按照当前中美互动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能够实现对华“全面脱钩”吗?如果美国一直朝这一方向推进，中美关系是否会进入某种“新冷战”状态?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冷战。冷战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遏制的方式就是彼此隔绝、不发生联系，实际结果就是“完全脱钩”,让被遏制方自生自灭。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美国对古巴、朝鲜等国的政策也是如此。按此定义，特朗普政府推动与中国“全面脱钩”、使美中进入“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做的代价极其高昂。即使美国能够在国内重建部分低端制造业，也很难扭转当前的全球产业分工结构。在高技术领域，美国的优势在于研发，中国的优势则在于产业应用和市场普及。从产业链或供应链的角度看，美国掌握着关键的高精尖技术“链结”,而中国则以“链段”见长，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规模大，参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较长。如果美国试图与中国对抗，就需要依靠其高精尖“链结”来掌控中国的“链段”,并逐步将中国参与的长链条产业体系至少部分地转移至美国或其盟伴国家。显而易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会显著提高美国自身的成本，而且需要时间和他国进行配合。
特朗普政府企图在高技术领域筑牢“小院高墙”,推动与中国“脱钩”。但美国的盟国能否真正做到对华“脱钩”呢?如果第三方国家不完全配合美国，那么建立平行体系的难度将大大增加。此外，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时，还要考虑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尽管目前美国国内各党派和利益集团在对华立场上较为一致，但它们的涉华利益依旧是分散多样的，因而有动力在特定议题上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细节。可以肯定，未来数年内美国不会改变对华高科技“脱钩”的大方向。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能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填补并占领美欧日“让出来”的高科技市场。
问：2025年1月，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提出了“恢复贸易公平法案”(Restoring Trade Fairness Act),要求撤销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计划在五年内对中国“战略商品”逐年加征关税至100%,对中国“非战略商品”加征35%关税。该法案目前尚未进入表决程序，且面临来自共和党内部和民主党的反对意见，但其方向契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脱钩”思路。您如何评估该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
答：该法案遭到部分议员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立法的严肃性。也就是说，一旦该法案成为法律就难以更改，而且相关程序又会大大压缩政策调整的回旋余地。相比之下，特朗普用总统行政命令来推行对华关税和经贸政策，则可以保留政策调整的灵活度。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也就是俗称的“最惠国待遇”,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阻断美中正常贸易。鉴于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不能完全排除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尽管该法案与特朗普对华政策在方向上高度契合，但我仍觉得，面对如此伤筋动骨的议案，即便是共和党建制派议员也会反复权衡利弊。更可能的情景是，通过高关税阻断对华“战略商品”贸易，同时对其余约90%的“非战略商品”加征明显高于拜登时期的关税。
问：有美国学者建议，美国应建立一个新型关税联盟，要求其成员国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国内消费，并增加国内投资，以实现总体贸易平衡。该关税联盟各成员国统一对非成员国设置关税、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壁垒。您认为，这种想法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
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关切，特别是针对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可能有意愿积极考虑共同采取行动，包括建立关税联盟以排斥中国产品。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共同利益的存在只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众多国家间难以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诸多机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困境，例如存在“搭便车”现象和外部性问题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比喻则更加形象生动。
任何国家的发展，最关键的都在于坚持对外开放和市场原则。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国家不仅要注重技术创新和提高国内劳动力技能，还应重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DavidRicardo)的贸易理论虽未直接涉及技术进步，但他们都强调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进行交易，就能带来“贸易收益”,从而改善所有参与者的福利。这一思想早在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和司马迁的《史记》中便有所体现，正所谓“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我将他们的观点称为“刘安—司马迁定理”,即通过分工与贸易实现经济增长，用古代汉语讲就是“货殖”。具体到美国，如果它要追求持续经济增长或“再次伟大”,尤其是在难以压服博弈对手或负和博弈策略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它就必须改弦更张，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之一在于，各国应发展本国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并最终收获尽可能多的贸易收益。然而，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演化之中，国家间的竞争态势和相对优势也随之变化。
从短期看，美国可以通过加征关税、设置其他贸易壁垒等方式打压竞争对手，降低其出口收益和国际市场份额。但从长期看，美国自身利益也会因此受损。依据前述逻辑，市场规模变小后的关税联盟不仅可能直接降低贸易收益，还会保护国内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低效产业或企业，甚或助推国内寡头垄断，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代价很可能至少未被完全纳入决策考量。至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代价及其潜在的连带效应或溢出效应，恐怕也没有被充分评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5年4月发布的《2025年美国对华出口》(US Exports to China 2025)报告指出，2024年美国对华出口总价值约为1407亿美元，支撑着全美超过86万个就业岗位。如果美国完全叫停对华贸易，那么数以千计的美国跨国公司将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美国本土就业也势必受到冲击。如果考虑到代价的遗漏计算和连带的溢出效应，那么在贸易战带来的两败俱伤结果中谁会受损更大，是发起贸易战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例俯拾皆是。
三、全球化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问：如果特朗普只是对当前的全球化安排不满，他是否会支持对美国有利的新的全球化安排，而非采取绝对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立场?
答：美国若要实现“再次伟大”,就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再次走向国际化，重新拥抱全球化。美国光靠自身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唯有推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调整，使其更加符合美国利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在这里，我引入一个概念——“制度非中性”,或者“规则非中性”,其含义是，同样的制度或规则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不同的结果。汉语词句中大致可以对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虽然规则在形式上适用于所有人，但并非中性：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规则本身是公正的，也不一定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规则至关重要。所有优势、能力、水平和天赋，如果没有规则作保障，就将失去意义。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体系，原本就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挂钩机制，即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同时其他所有货币再与美元挂钩，使美元成为世界唯一的关键货币。在这套规则运行过程中，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规则收益”或“制度收益”。如今，美国从现行国际规则中获利的空间缩小，并认为在其中如鱼得水的竞争者至少拉近了与美国的整体差距。同时，国际社会开始质疑美国未来的领导地位，并对美国时常滥用制度霸权表示不满。在此背景下，美国不得不进行调整，力求通过改变现行规则来保护既得制度收益，并拓展未来制度收益。
尽管特朗普新政实施只有短短几个月，我们仍可大致看出美国现政府重构现行国际体系的端倪。特朗普以关税为切口，发起双边贸易谈判，试图以重塑国际贸易规则带动新国际体系的建构进程。同时，特朗普配之以其他方式来改变规则，比如“退群”,无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要求盟国承担更多责任，等等。美国寻求制定的未来国际规则，其核心目标是确保美国能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低价格获取资源，并维护其在军事、文化、高科技和美元领域的霸权地位。
然而，美国如果想重新制定国际规则，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联合盟国和伙伴国。在重构国际体系时，如何应对中国始终是头等大事，美国有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美国要利用新的国际体系“规锁”中国，即接纳中国加入新体系的前提是中国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并以此将中国锁定在美国设想的未来世界版图中的特定位置。另一方面，美国又试图构建一个将中国等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的“平行体系”,孤立中国，以求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赶超速度，压缩中国的国际市场规模和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域。有理想是一回事，理想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
问：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贸政策和其他对外政策将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世界上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联盟，以及地缘政治经济冲突线?
答：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国际关系的最大影响是，其对外政策动摇了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的基石，也就是《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确立的领土主权原则。战争的赢家提出领土要求、输家被迫割地赔款的时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主权调整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束早已成为历史。战后各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完整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常态。然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多次公开表达对扩张美国领土的强烈兴趣，明示国家领土是灵活可变的。他不但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还对加拿大表达领土诉求。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强国，美国如果带头蔑视国家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那便无异于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根基。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将这些领土主张付诸实践，那就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处理自身领土争端的立场和方式。实际上以色列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了。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层面在于，其外交政策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政治”,导致多边国际机构日渐式微。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未能有效维护美国的利益，反而助长了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利益与影响力，因此美国必须抛开世贸组织，以单方面加征关税等方式调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进而实现全球经贸体系的重构。在当前贸易战中，尽管特朗普向几乎所有国家施压，但其核心关切只是中国，并将美中经贸对抗纳入大国博弈逻辑之中。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特朗普选择绕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盟，直接同俄罗斯方面谈停火与和平条件，同样充分体现了其对大国政治运作的偏好。总体来看，特朗普热衷的外交方式是单边主义和大国间双边互动，而不是依托联盟体系或在多边规则体系下进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动摇了西方国家在核心价值理念和国际制度构建上的基本共识，以加剧西方国家内部裂痕的方式，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战后近80年来，国际规则体系始终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尽管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时有发生，但分歧主要集中在低政治领域，而在核心价值理念、国际行为规范、多边制度安排等方面，它们长期保持高度共识，在维护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然而，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北约防务开支分摊、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以及领土主权、民主政治等问题上挑战既有的美欧共识。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做法既加深了美欧裂痕，也侧面反映出美国不再能得心应手地通过维持现行国际体系来维护其霸权和利益。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将难以修复与欧洲国家的分歧与裂痕。
欧洲国家也对此做出反应，开始深入探讨如何重新武装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尽管欧洲希望美国一如既往地支持欧洲，但也必须为“没有美国”的局面做好准备。在德国，甚至有人试图利用美欧裂痕来加强本国的战略自主性，谋求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日本在这一点上与德国有相似诉求，也在探索是否以及如何发展本国的战略军事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思考如何把握当前国际关系新趋势带来的现实风险和潜在战略机遇，并据此调整对欧、对日政策以及外交策略。
问：美国能否在决定国际秩序未来走向中继续扮演主要角色?
答：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自身的变化会影响其国际行为，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缩减美国联邦政府规模的改革，本质上是借助民意，以“反建制”的政治动员策略，从体系外部进入体系内部，试图冲击并整治联邦政府内部的结构性弊端，包括机构繁冗、监管过度、财政浪费、政治正确过头等问题。特朗普及其身边的政治幕僚深知，美国民众对国家种种积弊积怨已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著作《对武士的战争：自由守护者遭遇背叛的内幕》(The War on Warriors:Behind the Betrayal of theMen Who Keep Us Free)描绘了美国军队内部因“觉醒运动”和过度政治正确而导致的乌烟瘴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Kash Patel)在《政府黑帮：深层国家、真相和我们的民主之战》(Government Gangsters:The Deep State,the Truth,and the Battle for Our Democracy)一书中，揭露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严重腐败以及“深层国家”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政治攻击，并列出了“打击深层势力”的改革要务。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的首位实际负责人马斯克(Elon Musk)也曾公开抨击联邦政府内部存在严重欺诈。
我最近在读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 Gasset)的经典著作《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该书论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出现的所谓“大众人”(a mass man)及其后果。在作者眼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智识上冥顽不化，敌视拥有责任感的精英和制度，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行使这种权利。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目睹了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投票选举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最终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正是在此背景下，德国孕育并滋生了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这种场景与当今的美国颇为相似。美国民粹主义泛滥，自然会催生一个强人，标榜代表大众被忽视、被剥夺的利益，带领被遗忘的大众进行对建制派的反攻。读罢此书，我又重温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他在第七章专门论述“多数人的暴政”,指出了民主可能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放眼当今的美国，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正在使国家逐渐失能。美国国内的失能不仅影响国家治理，也削弱了其维护现有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人口的族群结构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无疑会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严重冲击。据统计，2013年，20岁以下的美国人口中已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不少人甚至预计，到2030年美国总人口中的白人比例很可能将不足50%。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与族群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认为，西方民主体制主要适用于欧洲裔白人。一旦美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政治制度便将面临挑战。欧洲情况亦然。
说到美国能否继续主导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今时代。历史的航船已驶入世界多极化的时代，由单一大国主导世界的“历史之页”已经翻过去了。当然，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它在未来世界秩序形成中自然会扮演主要角色。至于这个角色扮演得如何，还取决于特朗普2.0的冲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美国内部矛盾激变与世界多极化不断延展的进程中，特朗普2.0无非有两种可能：成为美国加速衰落的起点，抑或是美国进入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周期通常意味着波动起伏，意味着不排除未来某个时段美国国力回升的可能。不过实事求是地讲，现在判断特朗普2.0对国际秩序冲击的结果及未来国际秩序的总体趋势有点为时过早。
问：特朗普政府有清晰的国际秩序观吗?与拜登政府的观念有什么不同?特朗普政府之后的美国会如何选择?
答：拜登政府的国际秩序观非常清晰，其核心思路可从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2021年发表的论文《美国的新大国战略》(America’sNew Great-power Strategy)中窥见一斑。奈指出：“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政策，它们仍将占据世界经济的最大份额，并有能力构建一个能够塑造中国行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种联盟是应对并掌控中国崛起的战略核心。”我对此的解读是，拜登政府意图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使中国意识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国必须与美国合作，否则最吃亏的将是中国。奈在文中把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界定为“合作对抗”(both cooperation and rivalry)。在中文语境中，合作意味着互利共赢。而在英文语境中，合作的含义则更广泛。博弈论中的“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指的是，博弈各方遵守共同的规则，并接受裁判的判决。如果中国“不合作”,即不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就会自讨苦吃。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思路与奈的观点基本一致。顺带提一句，这份报告写到，世界进入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决定性十年的初期。什么叫“决定性十年”?我理解就是大国博弈将在未来十年内胜败见分晓。
当前特朗普政府在大国战略上奉行的是负和博弈策略，力求通过挑战既有基本国际规则和多边国际体系让对手付出更大代价，但并未提出一个清晰完整的新国际秩序构想。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了他独特的外交政策标签。然而要注意的是，他也没有完全抛弃盟国和国际体系。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国际金融协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孤军奋战，反而意味着美国将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并寻求扩大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以恢复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性”。可见，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仍然需要国际秩序，无法彻底“退群”,其核心诉求是国际体系必须按照美国的逻辑和利益来运行。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调整当前政策，适度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即便如此，我对其可能修补努力的效果深表怀疑，因为至少目前欧洲的产官学三界主流未必买账。更大的可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会尽力修补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并努力与盟伴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一套新的国际体系。这套新体系表现为“双轨结构”,即我前面提及的“规锁”和“平行”结构。“规锁轨”指的是，美国及其盟伴接受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者加入由其主导设定的、更能体现和保证其最大利益的非中性国际规则体系，同时通过规则将对手的行为与利益加以锁定。如果对手拒绝被“规锁”,或“规锁”效果不佳，则启动“平行轨”,即建立不相交的“平行体系”,将对手排斥在体系之外，使其孤立边缘化。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建造两堵墙：在贸易投资领域打造不平衡的“平行体系”(unbalanced parallel system),形成以孤立为目标的“大院高墙”;在高科技领域打造“小院高墙”,确保美国及其发达经济体盟友垄断科技创新成果。当然，如意算盘还需要有手段支持。我从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没有实现目标的手段，就等于没有目标。
问：您认为中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未来的国际治理?
答：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时代，特别需要认真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国际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倡导：一是“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二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为我们思考未来国际秩序演进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一套相应的国际秩序或规则体系作为支撑，这需要我们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战略思考和制度设计。
面对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中国既要坚决维护自身利益，也要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特别是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是成功，而非胜利。胜利往往是相对于对手而言的，是以他人或别国的失败为前提的。成功则主要是相对于自己而言，含义是自身的不断繁荣与进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有两句醒目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句标语代表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理念与根本遵循，既体现了中国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诉求，也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文明昌盛的理解和向往。我们正在而且将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