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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突然对印度翻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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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仅是美国“印太战略”中非常重视并积极拉拢的亚洲大国,更是美国所希望能取代中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中,“苹果”将大部分手机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

今年2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印度总理莫迪是第一批来美国向他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今年4月,美国副总统万斯携印裔妻子及子女访问新德里,受到莫迪的热情接待。因此,当特朗普对全世界挑起关税战之后,印度似乎反应积极,甚至一度传说印度愿意给予美国商品“零关税”的优惠,人们普遍以为印度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的国家。

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90天“暂缓期”内,美国和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印度却似乎成为“钉子户”,和印度的谈判陷入僵局,人们开始议论,美国和印度究竟怎么了?

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特朗普于7月31日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宣布从8月7日起对印度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但不包括“苹果手机”。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飙,猛烈攻击印度为“死气沉沉的经济体”,称印度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

特朗普尤其不满印度不顾美国的警告,继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8月6日,特朗普以此为由,再度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印度输美商品额外征收25%关税。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美国从印度进口了价值870亿美元的商品,印度从美国进口了价值420亿美元商品。

美国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除了智能手机外,主要是药品。印度在制药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优势,每年向美国销售超过100亿美元的药品。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仿制药中,近40%是在印度生产的。据报道,“礼来公司”是众多在印度投资的美国公司之一,最近在印度的一家工厂投资了30亿美元。关于进口药品,特朗普威胁要提高关税至250%。

对于美方的额外加税,印度方面虽然表示遗憾,但是似乎无意停止继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据报道,印度以低价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再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延伸阅读:莫迪将访华 中印关系回暖?

(中央新闻社,2025年8月6日)印度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周三(6日)透露,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将于本月底预计前往中国大陆,参加7年来第一次访中行程。

此举被视为中印关系出现解冻迹象,正值印度与美国关系陷入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际。

路透社报道,据悉,莫迪将出席8月31日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高峰会。该组织是一个横跨欧亚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平台,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等国。印度外交部对此尚未作出正式回应。

当前正值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对印度采取强硬贸易手段,不仅对印度出口商品征收亚洲国家中最高关税,稍早更是直接加征25%关税,一口气攀升至50%。

这将是莫迪自2018年6月以来首度踏上中国大陆领土。过去几年,中印关系因2020年边境爆发流血冲突而迅速冷却。双方直到去年10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BRICS)峰会期间,莫迪与中国大陆领到人主席习近平才在场边进行会谈,为双边关系解冻铺路。

目前,中印正逐步化解边境与经贸摩擦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盼能恢复商业与人员往来。而美印关系却持续紧张,川普先前还威胁,若金砖国家(BRICS)成员国“与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美国还将对其进口产品额外征收10%关税,印度名列其中。

川普外交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目前已抵达莫斯科,距离川普设定的俄罗斯接受停火协议最后期限仅剩2天。若谈判破局,莫斯科恐面临新一波美国制裁。

另一方面,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也正在俄罗斯进行预定访问。另一名不具名政府人士指出,他将与俄方磋商石油进口事宜,并讨论俄制S-400防空系统交货进度,及普京总统是否可能在近期访印。

预料在多瓦尔之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也将于数周内前往俄罗斯,持续强化双边合作。

2015年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参观西安大慈恩寺。

三个月内特朗普获“诺贝尔和平奖”三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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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最近三个月内,三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分别写信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为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今年6月2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提名特朗普角逐202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巴基斯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印度的无度挑衅之后,特朗普总统通过与伊斯兰堡和新德里进行强有力的外交接触,展现了卓越的战略远见和政治家风范,这有助于缓和迅速恶化的局势,最终实现停火,并避免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更广泛的冲突。” 就连印度政府也对特朗普表示赞赏,因为他“为解决克什米尔长期争端所作的努力和提出的意见。”

印、巴冲突由来以久,这一次,巴基斯坦虽然暂时占居优势,但印度的国力远超巴基斯坦,莫迪也不可能就此吞下战败的羞耻苦果,特朗普促成印巴停火,防止了战火的进一步扩大,巴基斯坦表示感谢,不难理解。

7月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时宣布,他已经致信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说:“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特朗普)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地区缔造和平。” 他在当晚的宴会中还说:“我要表达全体以色列人,犹太民族和世界各地众多仰慕者对您的领导、您对自由世界和正义事业的引领及您对和平与安全的追求的赞赏和钦佩。您在许多国家度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中东地区尤为如此。”  在此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但特朗普不同意以色列斩首伊朗最高领导人。6月21日,美国直接参战,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轰炸,正当冲突升级之际,特朗普下令停火,以色列和伊朗都同意停火,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其实在于美国出手轰炸伊朗核设施,完成了以色列所无力完成的战争目标。

8月1日,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表示,柬埔寨将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由于特朗普的直接介入,促成了泰柬边境冲突的“无条件停火。”  泰国与柬埔寨爆发边境战争后,特朗普在7月26日分别给泰柬两国领导人打电活,并向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战斗继续下去的话,美国不会与他们达成贸易协议。7月28日,两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展开谈判并达成停火共识。孙占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最初要对该国征收49%关税,,后来将到36%,最终减到19%,孙占托对此表示感谢。

泰柬之间的冤仇由来以久,此次因小事爆发冲突,泰国使用四架F-16战机轰炸柬埔寨,明显占优势,柬埔寨无力反击,特朗普利用关税的压力促成两国停火,柬埔寨表示感激更是不在话下了。

特朗普应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许真正的考验是他能否促成俄乌停火。特朗普对于普京的顽固态度越来越感到恼火和不耐烦。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夸下海口,说当选后24小时就会让实现俄乌停火。普京不给面子,特朗普自然怒发冲冠。特朗普对普京所发出的“最后通牒”本来是50天,现在已经缩减到10-12天,也就是在8月7-9日前。如果他的和平努力仍未能取得进展,他将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关税”和波及中国和印度“二级制裁”。

近日俄罗斯远东地区爆发8.8级地震,引发海啸,据说对俄罗斯在远东的核潜艇基地造成严重破坏。特朗普在此时此刻下令将两艘美国核潜艇重新部署到更加靠近俄罗斯到“适当区域”,带有不惜直接升级美、俄矛盾的意思,美、俄关系明显恶化,甚至有可能“迎面相撞”。

特朗普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否可以让美国更加伟大历史自然会给出结论,但特朗普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暴力是值得称赞的。如果说当年奥巴马无所作为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入主白宫不久就成功斡旋几次武装冲突,今年得奖也不是没有道理。其实,给特朗普诺贝尔和平奖也许还会极大改善美欧关系。

谁偷走了你看到的“那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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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8月4日首发于作者的微信公号“印象与逻辑”。该文对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和反扑、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反思、美国大学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打压及美国媒体的撕裂和重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我接触了不少来自东方大国的访问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多出身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本国曾是推动公共议题、捍卫公平正义的有识之士。坦白说,他们肩负着某种理想主义者的责任与使命,也常常为此付出代价。对于这样的群体,我本应满怀敬意与同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却在美国陷入了另一种更隐秘、更精致、也更具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以为自己亲见了“自由的真相”,其实不过是误入了“自由的剧场”。

他们造访的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系统这些名校;接触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PBS、NPR等主流媒体;交往的是那些满口“种族正义”“性别平权”“反民粹”的学界与传媒同行。

在他们眼中,这些机构代表着美国的核心价值与主流共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所谓的“主流”,其实是经过精细筛选、极度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产物。

根据哈佛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联合调查,在美国顶尖大学的人文社科系中,自认“自由派”或“进步主义”的教师比例超过97%,保守派不到3%。在一些主流媒体编辑部中,这一比例甚至接近100%。换言之,美国“思想的上游”早已被左翼话语全面垄断。

这不是偶然,而是左派“系统夺权”的结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潮席卷校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性别研究、批判种族理论等轮番登场,不断改造课程设置、用词标准和人才选拔机制。如今,一个保守派学者若不“装睡”或“变节”,几乎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职。

而媒体早已“蓝化”。如果你把BBC国际新闻部与CBS互换,把PBS的整套编辑搬去《卫报》,几乎不会察觉任何区别。稿件结构、语调、议题、愤怒节奏,高度一致,仿佛全由同一个“正义编剧部”出品。

哪怕是突发事件,他们的头条也像套模板拼出来的:

“以色列空袭加沙,联合国深表关切”

“右翼煽动移民恐慌,数据显示另有真相”

“川普言论再掀风波,专家忧民主受损”

这些不是新闻,而是意识形态节目单。而更讽刺的是,他们始终自诩为“新闻自由”的捍卫者。

不少人困惑:美国不是讲多元与民主吗?为何大学与媒体几乎容不下保守声音?原因并不复杂,而是三重结构性优势的长期积累。

首先是入场门槛的垄断。学术与媒体职位高度依赖同行评审,而左派评委天然偏好左派应聘者。写过反对同性婚姻、质疑气候政策的文章?你连“第一轮筛选”都过不了。

其次是正义叙事的垄断。左派擅长将自身塑造为“弱者代言人”,以情绪压制逻辑,“不同意我就是歧视我”,在课堂与媒体中形成压倒性的道德优势。

第三是内部奖赏机制。基金会、出版社、学术期刊与新闻奖项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嘉奖系统:你批判种族不平等、你倡导性别正义、你反对川普——便有机会获得职位、资金、荣誉。否则,你出局。

久而久之,大学教授、媒体人、NGO领袖与公务体系形成了一个彼此背书、彼此升迁的“制度左翼阶层”,与真实民意、经济现实与传统文化日渐脱节。

正是这些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误入了这个精英迷宫。他们本希望了解美国民主制度,却在哈佛的肯尼迪学院、PBS的纪录片和《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沉浸式学习了一整套左派话语体系。

他们学会了用“白人至上”“性别压迫”“身份政治”解读川普,用“新闻自由”“民主危机”背书CNN,却未曾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只是“东西海岸幻象”,而非美国全貌。

他们回国后,写评论、办讲座、开播客,把所“见闻”当作“西方政治原典”传播,结果却是在另一块土地上复刻意识形态迷雾。他们的误读,正在误导更广泛的受众。

更讽刺的是,他们自以为获得了“西方文明”的真传,实际不过是吸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麻。情绪获得满足,判断力却一地鸡毛。

很多人不解:川普为何对教育部、NPR、PBS“断粮”?为何要限制“批判种族理论”?为何誓言“解放哈佛”?这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制度重构尝试,撕开左翼话语垄罩下的假面。

这正是美国“文化战争”的本质:不是为了争一条法案,而是争一个文明定义。是以自由、信仰与责任为核心的共和国?还是以受害情绪与身份政治为纲的新型国家拼图?

川普与保守派捍卫前者;主流大学与媒体则拥抱后者。

对东方学者而言,真正理解西方,不是去UCLA旁听左派讲座,不是看PBS如何赞美拜登,也不是和民主党智库开几场研讨会。而是要敢于走出回音室:

去乔治亚的教堂坐一坐,去俄亥俄的农场看一看,去德州的退伍军人俱乐部聊一聊,去共和党初选现场听一听。唯有如此,才能触摸到美国真正的灵魂与冲突。

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曾说,真正做一个左派,要有牺牲精神。他引用托马斯·莫尔的例子。这位英伦政治家因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甘愿赴死。那是左派曾经的精神高度:为信仰舍命,为理念承担苦难。

但在当今富足和平的西方,做一个“左派”几乎零成本:你可以在安全讲台上痛斥“特权”,在媒体上批判“压迫”,在社交平台收割正义,却无需承担任何风险与后果。所有光环,所有掌声,所有道德制高点,都是“内卷”的产物。

而那些被视为“顽固保守”的人,那些在教育、文化、政治中坚持自律、理性、信仰与责任的人,才是文明真正的守望者。他们所坚持的,正是文明成立的基石。

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原本抱持理想、追求真知的知识分子,带着真诚与使命感踏入漂亮国,却在灯光璀璨的自由剧场中沉醉太深,不知已偏离来时的方向。

他们以为看见了“真理”,其实只是走进了另一种权力话语的幻术。他们本想追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却被包装精美的“正义叙事”所征服,最终带回的,不是对民主的理解,而是对进步主义的臣服。

对这些人,我依然保有基本的敬意,因为他们曾经愿意寻找。但我要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所有人:

如果你没有真正走过那片沉默的中部,没有听过那群不善表达但真实存在的美国人说话,没有理解那种从宗教、家庭、责任中生长出的文化,那么,请不要轻易说你“理解了美国”。

理解美国,必须要有一种必要之勇。它不在哈佛的讲堂,而在俄克拉荷马的尘土里;不在CNN的头条,而在田纳西的乡村音乐中。

特朗普贸易战新阶段的政治与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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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税攻势到制度裂变的全球再布局

引言:一场改变世界的“交易战”

2025年夏,特朗普重返白宫半年后,美国贸易政策急转直下,从“观望期”进入“全面出击期”。从7月起,美国密集发起贸易攻势,不仅迫使日本、韩国、欧盟相继签下城下之盟,更单方面对加拿大、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施加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中美谈判僵持不下,90天关税战“冷静期”被延长,双方进入战略对峙的深水区。

这场贸易战,已不只是特朗普任性妄为的经济报复行为,更非简单的贸易顺差逆差之争。从实质看,它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撕裂全球信任结构,并在悄然打开一场新的“制度冷战”的大门。

第二章:欧盟在冲击中的战略退让与制度暴露

2025年7月27日,欧盟在美国强硬施压下签署了所谓“关税框架协议”。该协议表面上是互让互利,但其实质却严重失衡:欧盟商品将统一适用15%的对美关税,以避免原定最高达30%的惩罚性税率,而作为交换,美国商品进入欧盟则将享受几乎为0%的关税待遇。更关键的是,欧盟还承诺未来三年内向美国采购约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并提供约6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冯德莱恩的突然让步震惊了欧洲政界和媒体。此前,欧盟已准备好对美930亿欧元的报复性清单,但在8月1日美方“30%关税启动”最后期限前,欧盟选择弃械投降。不仅未换取实质性对价,还接受了一个被外界广泛视为“注定完不成”的能源采购承诺。有人戏称这是一份“新的《慕尼黑协定》”,标志着欧洲在美欧力量对比中彻底认输。

从关税结构看,协议形同将欧盟多年争取的对等原则化为乌有。按2018年前的关税平均水平,美国对欧商品平均关税为2.4%,而欧盟对美国为5.1%。这次协议将美方进入欧盟的门槛降为0%,欧方却仍需交出15%的“保护费”,甚至没有获得任何知识产权、数字贸易或金融准入领域的实质回报。

协议宣布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多位议员表示强烈不满,德国商界也对庞大的能源采购目标表示质疑。经分析,7500亿美元采购量约等于欧洲三年全部进口能源的2/3,而美方当前全年能源出口总额才1658亿。这等于让欧盟承诺一个根本不具操作性的“天价指标”,纯属政治姿态——但政治一旦变成交易,就再难保持战略自主。

问题的根本在于:尽管欧盟整体经济体量与技术实力堪比美国,远超英国与日本,但其制度结构为“多国邦联”,缺乏快速整合与战略统一的能力。欧盟27国在对美、对中、对俄等政策上分歧严重,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极易被各个击破。

欧洲制度的最大短板在于军事与战略自主。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欧盟愈发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战略选项被大幅压缩。在特朗普加压关税的同时,欧洲还需向美国交出更多防务预算,进一步巩固北约主导格局。这种“交易换安全”的外交逻辑,使得欧洲在经济层面也逐步丧失议价能力。

冯德莱恩最终接受协议,也说明欧盟的“高调自主”其实难敌一纸关税讹诈。事实说明,若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内在制度凝聚力,所谓“战略自主”终究会在关键节点屈从于霸权。

第三章:中国的韧性抗压与多边布局

与欧盟的被动妥协不同,中国在此次贸易战新阶段中展现出更高的战略韧性与制度自持。2025年7月底,中美第三轮高级别谈判在日内瓦告一段落,双方宣布将原定8月12日终止的“关税暂停期”延长90天。这不仅为中美双方保留了缓和空间,也使中国赢得宝贵的战略回旋余地。

不同于欧盟被动接受美方条件,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出冷静而灵活的策略。尽管面对美方新一轮的“包裹税取消”、加征“芬太尼税”、升级稀土关税等多重压力,中国并未做出关键性的妥协,而是着重推进三方面布局:

首先是强化国内应变能力。中国政府推出针对半导体、稀土、电池等关键产业的专项“链网融合”政策,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导的自主产业体系。同时推动大宗商品期货与人民币定价挂钩,努力减少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

其次是加快多边布局,建立抗衡美国的国际支点。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通过金砖扩容、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机制深化,强化与非洲、拉美、东盟国家的供应链协同与产业对接。中国还在新成立的“亚非拉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中注入千亿美元级资本,逐步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单极格局。

再次,中国大力推动数字贸易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阿联酋、巴西、印尼等国加入人民币清算网络,2025年7月人民币国际结算比例首次突破6%。中国还联合新加坡和沙特等国推进“非美元区碳市场”机制试点,试图构建绿色金融的全球新标准。

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在表层贸易谈判中维持了“不丢原则、不失主动”的基本态势,还借美方压力倒逼自身战略深化。这种“以战养势”的应变风格,已获得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逐渐确立中国在制度冷战早期的多边领导力。

不过,挑战依然严峻。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关税仍维持在50%以上,且美方不断尝试以非关税手段进行打压。同时,中国在诸如“芬太尼出口限制”、知识产权、数字技术审查等领域仍有议题空窗,未来谈判仍将反复。

从大势看,中国不再幻想恢复过去的“旧有全球化秩序”,而是在构建“去中心化”“去美元化”的新型经贸网络。贸易战使中国彻底告别“低成本—外需导向”的发展范式,走向以制度韧性为核心的新战略周期。

第四章:美国政坛内部的分裂与博弈

特朗普政府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战,固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美国优先”逻辑,但更深层的动因,植根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演变与党派矛盾的激化。从2016年以来,特朗普通过挑动民粹、打破建制派共识、以单边行动抢占舆论高地的方式,重塑了共和党的对外政策路线。贸易政策成为其赢得基层支持的核心工具之一。尤其是在铁锈带、农业州等选区,反对全球化、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情绪,为特朗普提供了继续加征关税的舆论基础。

但在国会与大企业层面,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却并非毫无争议。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建制派,仍然强调自由贸易、多边协定与稳定的国际规则。他们担忧关税政策带来的成本转嫁、供应链中断及国际信誉受损。而民主党方面,虽然在劳工保护与反对中国产能过剩方面与特朗普有交集,但在实施路径与外交手段上更倾向于通过多边机制协调解决。

因此,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方虽未取消大多数对华关税,但调整了操作节奏,并尝试与欧盟、日本协调统一立场,体现出一定的战略回摆。但特朗普若重新执政,其强硬倾向或将迅速回归,政坛的贸易政策仍将在对抗与调和之间反复摆荡。

第五章:战略竞争时代的全球再配置

贸易战不仅是关税壁垒的堆叠,更是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与技术分布的深层再配置。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方对中国产业链的打击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贸易纠纷,而上升为国家安全与战略主导权的竞争。这种态势在拜登执政时期非但未缓解,反而更加制度化、常态化。

美国一方面加大对本土高科技产业的补贴力度,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试图重建国内制造与高端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则不断扩大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清单,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崛起。这种“去风险”而非完全“脱钩”的策略,实质上是对全球化格局的一次主导性重组。

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尤其是欧盟,在追求战略自主的同时,面临能源依赖、安全承诺与市场利益三重制约,其政策空间受到明显压缩。全球南方国家则试图在大国博弈中维持自主性,但往往在技术转让与投资方向上不得不做出选择。

贸易战由此走向全球竞争新阶段,不仅重塑产业链,也将重塑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格局。

第六章:全球治理与未来规则的走向

当代世界已远非冷战时期的双极格局,也无法回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不仅体现在关税与科技战上,也体现在对全球治理机制的争夺上。特朗普时期的退群外交(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曾使美国信誉受损,但也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和主导部分多边议程。拜登政府虽力图回归传统同盟体系,但效果有限。

当前,WTO等传统贸易规则体系陷入瘫痪,而区域性协定如RCEP、CPTPP、USMCA等则逐渐填补空白。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演进,很可能呈现多中心、模块化的趋势,而不再由单一大国主导。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诉求、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及美国可能再度变政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将成为关键变量。

全球贸易的未来,既取决于各国的实力结构,也取决于政治意志与民意导向。特朗普式的激进政策若再次主导白宫,将再次加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而若新一轮合作主义抬头,某种新型规则体系也并非不可设想。

尾声:全球竞争的结构性拐点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2025年的世界,已不是2018年的世界。当特朗普再次浮现于权力舞台的前沿,其政治与经济主张虽未根本改变,但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演化。贸易战从初期的谈判筹码,演化为全面的制度竞争,其背后是美国试图延续主导权的焦虑,也是全球秩序步入多极化的必然趋势。

对中国而言,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分化中保持战略定力、提升制度韧性、重塑产业竞争力,已成为绕不开的核心问题。简单的对美反制或模仿性回应,难以解决深层结构性矛盾。相反,唯有在制度透明度、科技自主性、法治环境与国际合作能力上取得实质进展,方能在全球博弈中争得长远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警惕被动卷入“去全球化”的泥潭。以自我封闭回应外部封锁,既非战略之智,亦不合时代之需。构建多边合作网络、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争取全球南方认同,才是破解贸易战困局的长久之道。

特朗普贸易战的“新阶段”,并非一场简单的选举表演,而是美国政治深层结构的映射,是全球制度重塑的开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角力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不断求变、稳健前行的制度主体,才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赢得尊重与主动。

中美若爆发台海冲突,谁会选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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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周波,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外事局工作多年,目前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Which countries will pick sides in a US-China conflict over Taiwan?)2025年7月24日首发于香港的《南华早报》,8月3日,观察网发表该文的中文翻译,翻译是刘松瑀。周波对可能在中美冲突中协助中国的三个国家的分析入木三分。这样客观的分析目前能上线是不是说明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有所好转?为方便读者阅读,周波文章的英文全文附在翻译之后。

外界一直猜测,一旦中美因台海爆发冲突,哪些第三方国家会卷入其中。6月,《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近日,《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正在向日本和澳大利亚施压,就台海突发事态中的具体介入角色作出明确表态。

看起来,站在中国一边的国家恐怕寥寥无几。中国唯一的条约盟友是朝鲜。1961 年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任何一方若遭无端攻击,双方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共同应对。虽然朝鲜已向乌克兰前线派兵援俄,理论上未来也可能出兵助华,而且相比俄罗斯,中国对正遭受国际制裁的朝鲜政权显然更为关键,但目前中朝关系的温度似乎不及俄朝之间热络。

巴基斯坦被称作中国的“铁哥们”。鉴于印巴关系已几乎无法挽回,若事态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中国要求巴基斯坦出手牵制印度,巴基斯坦或许会认真考虑照做。然而,若要巴基斯坦为了协助中国而与美国为敌,则几乎不可能——毕竟美国仍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

中国最倚重的战略伙伴无疑是俄罗斯,两国的亲密关系体现在定期举行的海空联合演习中。但如果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又为何要卷入台海冲突呢?想必俄罗斯会继续向中国出售石油和天然气,就像中国仍在向俄罗斯出售非军事物资一样,但大概也就仅限于此了。

在美国一方,愿意在与中国冲突时提供军事支援的国家也屈指可数,且多半也不会心甘情愿。《经济学人》的文章似乎也持此观点,文中引用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份最新报告(点击【这里查看“CNAS:区域与全球对台海冲突的应对分析”),只是该报告的分析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报告的第一条结论显而易见:如果美国按兵不动,其盟友也会袖手旁观。第二条结论是,一旦美国介入,受其影响最大的盟友将是日本和菲律宾。日本的参与程度大概率仅限潜艇巡逻或导弹打击;菲律宾则会更加谨慎,但若解放军陷入僵局,它可能趁机在南海推进其主权声索。

我同意日本和菲律宾会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因为它们都处于靠近中国海岸的第一岛链上。不过,除非日本自身先遭到中国攻击,否则它最多只会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援,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导弹攻击(点击【这里】查看“没错,日本将保卫台湾”)。至于说菲律宾会趁机在南海“捞地盘”,更是无稽之谈。倘若如此,军力远胜菲律宾的越南和马来西亚为何不出手也捞地盘?一旦中美开战,所有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挑战都将是如何避免这场冲突波及整个地区。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南海那些有争议的岛屿恐怕都将不复存在。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说得没错:另一批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受到的冲击会相对有限,但美方大概率仍会施压,要求它们出力。其中,韩国的首要关切始终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澳大利亚能为美国提供的最大支持,莫过于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对中国的舰船和飞机发动攻击。澳大利亚官员担心,若在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奥库斯”(AUKUS)潜艇项目或将告吹,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对澳大利亚而言,避免与本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发生战争,难道不比购买几艘潜艇更重要吗?

中国国内有人担心,一旦台海开战,印度会趁机在实控线附近蚕食更多领土。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赞同新美国安全中心报告的判断:印度的首要任务将是全力守住与中国的陆上边界。

总而言之,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卷入中美之间的冲突。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分析指出,全球已有119个国家——占联合国成员总数的62%——选择接受北京提出的主权表述,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其中89%支持中国完成统一,但并未明确要求这一过程必须和平进行。

美国想逼盟友选边站队,恐怕比它预想的要难,尤其当它自己的介入理由前所未有地站不住脚时。对华鹰派人物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去年9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直言,“台湾对美国而言,并非生死攸关。”(点击【这里】查看“美暂停对乌军援风波核心人物:美国应将重心放在对抗中国上”)

如果现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的立场都能“明显软化”,如参议员罗杰·威克在其提名听证会上所说的那样,这就透露出风向正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向不吝表达个人观点,却在台湾问题上出奇的沉默——他是在静待时机、准备“交易”吗?这份沉默,实在是震耳欲聋!(点击【这里】查看“中国將如何阻遏美国干预台海战争”)

图片说明: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停靠在港口。

Which countries will pick sides in a US-China conflict over Taiwan?

Zhou B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4, 2025     

Not only would few countries wish to get involved in such a conflict, it’s not clear that the US itself has an appetite for it.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s to which third parties might get involved if war broke ou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June, The Economist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this very question. More recently,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US had been putting pressure on Japan and Australia to clarify what role they would play in such a situation.

It appears that there would be few countries on China’s side. China’s only treaty ally is North Korea. A 1961 treaty obliges the two sides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oppose any country or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hat attack either nation unprovoked. Although North Korea sending soldiers to fight for Russia in Ukraine could raise the same prospect one day, and Beijing certainly matters much more than Moscow to the survival of a country under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currently China’s ties with North Korea appear less warm than those between Russia and North Korea.

Pakistan has been described as an “iron brother” of China. Given its almost unsalvageable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Pakistan might seriously consider following through if China asked it to help take on India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However, Islamabad joining a war to assist China against the US – which is a major provider of aid to Pakistan – is highly unlikely.

China’s most useful strategic partner is unquestionably Russia. Their closeness is reflected in their regular air and sea exercises. But why would Russia choose to get involved in a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if China has not provided Russia with military assistance in the Ukraine war? Presumably Russia would continue to sell China oil and gas, just like China is still selling Russia non-military items, but that’s probably all.

On the American side, not more than a handful of countries would provid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US in a conflict with China, and each would do so half-heartedly at best. The Economist article seems to share this view as it quotes a recent paper from the 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 though the paper’s analysis is not entirely convincing.

Its first conclusion is obvious: if the US stays out of the war, its allies will, too. The second is that if the US does step in, its most affected allies would be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Japan’s participation would be unlikely to go much further than submarine patrols or missile strikes. The Philippines would be more cautious, the CNAS paper said, but if Chinese forces were bogged down, it might be tempted to advance its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 agree that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would be the countries most affected in that they are both on the first chain of islands close to the Chinese coast. However, I doubt Japan would go beyond providing the US with logistical support for missile attacks on China unless it is attacked by China first.

Meanwhile, it is absurd to suggest the Philippines would be tempted to grab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f that is the case, why wouldn’t Vietnam and Malaysia – which have stronger militaries than the Philippines – do likewise? In the event of China and the US going to war, the challenge for al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ould be avoiding a conflict that engulfs the entire region. If the conflict spills over into an all-out war, the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ight not even exist any more.

The CNAS paper is right to say a second group of close US allies and partners –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India – would be more insulated, though Washington would likely pressure them to help. South Korea’s primary concern is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best support Australia could provide the US would be to allow the use of Australian bases to launch attacks on Chinese ships and aircraft. Australian officials worrying that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could be in jeopardy if Australia stays out of any conflict is understandable, but isn’t avoiding war with the country’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more significant to Canberra than buying a few submarines?

Some in China would argue that India might use a US-China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to claim more territory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but I doubt that would happen. I agree with the CNAS authors that India would focus on defending its land border with China.

In conclusion, few countries would wish to become involved in a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ccording to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199 countries – 62 per cent of UN member states – have endorsed Beijing’s preferred wording, accepting it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Of them, 89 per cent support Beijing’s reunification efforts, without specifying that these efforts should be peaceful.

Washington will find it harder than it thinks to pressure its allies to pick sides, especially when its own involvement looks more questionable than ever. Elbridge Colby, a long-time China hawk, wrot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last September that Taiwan “isn’t itself of existential importance to America”.

If the views of Colby, now US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could have “softened considerably”, as Senator Roger Wicker said during his confirmation hearing, it gives a clue as to where things are mov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arely misses a chance to express an opinion, but so far he has not said much on the Taiwan issue. Is he keeping quiet while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make a deal? His silence could not be louder.

台湾有可能发生“西安事变”式的兵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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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知名媒体人胡锡进,文章2025年7月31日发表在凤凰网。文章中提到的以西安事变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大胆设想”来自北京全球化智库高志凯7月初的一次采访。虽然胡锡进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细读他的文章,读者可能会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完全排除这个选项。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创造更大的战略优势和威慑力的冗余,用无比强大的战略自信在关键时刻支持我们主动摊牌,用无比强大的战略自信支持我们在关键时刻断然摊牌,给局势发生有利于以最小代价实现统一的各种骤变提供强大动力。”“西安事变”应该是所谓“骤变”的可能之一。胡锡进的另一个观点就是要以极小的代价解决台湾问题,必须用各种手段让美国对大陆的统一事业“退避三舍”。这样的观点也许会更加坚定美国精英在台湾问题上不做任何妥协的决心。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同时转发台湾中央通讯社7月13日发表的对高志凯的说法的报道。

怎么完成对台湾的统一,有不少学者、自媒体人不断出谋划策。近日有人大胆设想:如果台湾出现张学良、杨虎城式的人物,搞一场“西安事变”,控制住赖清德和台当局,同时要求大陆的力量进入台湾接管局势,那将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但老胡必须客观说,这样的可能性在当前形势下几乎不存在。如果专门去催生那个条件,并为此投入力量,势必事倍功半,事成希望渺茫。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时的政治环境与当前台湾的政治环境有时代之别。1936年,中国面临日本扩大侵华的严峻局势,张学良的东北军撤退到关内后,背负了全国的骂名,国恨与家仇交织。杨虎城的西北军也面临共同抗日的舆论压力,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很强的抵触。蒋介石1936年12月前往西安,为的是逼张、杨剿共,而张、杨手握重兵,军内的忠诚首先指向他们,而不是南京政府,而且国内的共同抗日呼声又很高,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一逼,就把张、杨逼反了。

在今天的台湾,军队的政治独立性很低,高级军官们都是职业军人,深嵌在台湾现行法律体系中,他们很难形成独立且颠覆性的政治号召力。为使他们做出“兵变”级别的选择,需要非常危急的局面来推动,比如两岸战争一触即发,甚至已经打响,他们为了个人安全和以全中国为基点的民族大义实施起义,或者像1936年的张、杨那样发动兵变。

总的来看,统一台湾是一个大陆需要付出根本性努力的巨大工程,指望台湾内部发生西安事变似的兵变而轻松解决问题,老胡认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统一台湾不会那样轻松,毫无代价。这一代中国人需要为此迎接一场更加实质的斗争,义无反顾地把国家统一落到实处。

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摆平中美关系。为实现统一,中国需要不断赢得在几个关键方向对美博弈和斗争中的优势。

第一是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斗争优势,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但是华盛顿尚未接受这个现实,仍对美军能够阻止中国大陆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抱有一些幻想,或者说不同的判断仍在他们那里打架,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在台海地区对美军事优势的冗余,让美国对在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干预彻底望而生畏。

特朗普政府今年发动全面贸易战之后,又表现出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积极兴趣。欧盟喊了在中国方向“去风险”好几年,但是他们很难真正采取行动,说明了中国早已不是美国和西方想制裁就能制裁得了的,这个趋势需要继续强化并扩大。

在老胡看来,“解放台湾”早已开始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对台军事的压倒性优势,对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对美国动员西方实施全面制裁的抵制力,都在稳步增加,并且它们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协同迈进。但即使这样,我们不能指望台湾内部帮着完成本应由我们完成的任务。我们需要创造更大的战略优势和威慑力的冗余,用无比强大的战略自信在关键时刻支持我们主动摊牌,用无比强大的战略自信支持我们在关键时刻断然摊牌,给局势发生有利于以最小代价实现统一的各种骤变提供强大动力。

老胡经常听到有人说,台军很可能一触即溃,解放台湾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我也觉得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台军彻底溃败有可能以小时计的速度实现,比如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等等。但是,这样的轻松胜利不能是我们发起行动的必达目标,更不应让这个目标变成胜利的关键条件。我们的战略冗余应当是这样的:一旦台海有战,越快完成越好,但是拖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拖一个月、两个月,也都OK,真正毫无问题。美军不来干预最好,它来干预也没事,我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对。为这样的战略自信和外界形成同样的研判共识创造一个又一个条件,构建坚实的基础,就是我们统一台湾的过程。

台湾近在咫尺,中国人完成统一的决心世人皆知,国际法支持,而且我们的力量持续增长,战略冗余不断积累,台湾已经在统一中了,它被大陆的力量场牢牢抓住了。让我们大家保持耐心,时间会完成台湾被正式统一的仪式,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让我们听从国家的决策,让我们不急不躁,众志成城。

陆学者称二次西安事变统一台湾 台学者:应警惕武统手段

(中央社记者吕佳蓉台北13日电)中国一名不时在国际媒体露面的评论员近日表示,希望台湾有「第二次西安事变」,实现「统一」。这样的说法虽被斥为异想天开,但有台湾学者指出,这已经是「趋近于攻打的武统手段」,台湾要有所防范。

根据网路流传的影片,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4日在中国左派网媒「观察者网」的访谈中说,北京面临「和统渺茫、武统成本代价太高」的问题,因此他寄望于台湾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国共内战期间,时任国军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国军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西安挟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中正,要求蒋中正立即抗日、停止「剿共」。西安事变的效应,是让中共获得喘息的机会。

高志凯在访谈中说,或许台湾有个人,「能够在突然之间,比如说把(总统)赖清德控制住」,然后发布多项公告,包括「鉴于台湾岛内局势有可能失控,呼吁大陆派遣保安人员赶紧登岛,维护台湾岛内的治安」。

高志凯接著说,中国的「千军万马…穿著保安的衣服登上台湾」。这不是战争行为,而是「保安行为」,而且是「应台湾地方政府的邀请来的,并且要再发一条公告命令台湾所有军人、警察、治安人员,严禁他们向来自大陆的保安人员开枪」。

这不是高志凯第一次发表希望有第二次西安事变的言论。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智盛表示,这种说法凸显出中国要併吞台湾的手段,不是单纯区分成武力攻打或和平降服,中间还有各式各样的强制性手段。

王智盛告诉中央社记者,高志凯所提出的已是「趋近于攻打」的武力併吞企图,在国际场域中确实也有过利用斩首或内部代理人进行政变推翻来瓦解一个国家的作法。

王智盛指出,换言之,这个说法更提醒大家,在台湾内部特定的中共代理人,即所谓的第5纵队,确实有可能发起事端。他说,过去对于内部如何防范第5纵队的渗透较少探讨,而高志凯异想天开的言论,刚好可以用来探讨中国趋近于武统的作为,台湾也确实应该要有所防范。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瑟致接受中央社访问时则表示,这样的言论凸显高志凯对台湾的研究以及两岸情势的发展不甚了解,显然这位学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吴瑟致说,高志凯发现中国要推动武统的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不单是中国本身的问题,美国与周边国家的态度也让武统有难度。另一方面,和统也有难度,因为两岸体制差异非常大,进行和平统一有不可控的状态,因为台湾长期民主化发展,很难透过专制体制进行对台湾的管控。

高志凯曾任邓小平英文通译,英语流利,近年多次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语出惊人,比如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使用超声波武器等。

王子辰:为什么海外中国问题学者都应使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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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WeChat)不仅仅是中国的一款聊天软件——它几乎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操作系统”。全球用户超过13亿(覆盖中国近80%的人口),微信早已从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演变成无所不包的“超级应用”。在中国,交换联系方式时,人们更常询问微信号,而不是电话号码或电子邮箱。对于从事中国新闻、研究或分析工作的人来说,如果不使用微信,几乎就像戴着手铐进行信息获取,寸步难行。

本文基于我很早以前发过的一条争议性推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详细说明为什么微信对理解中国至关重要,并回应了一些常见的质疑,特别是关于数据安全方面的顾虑。

微信 = 中国默认的沟通平台

很难夸大微信在中国通讯领域的主导地位。它早已超越传统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成为中国人首选的沟通方式。早期的通讯平台QQ(也是腾讯推出的)培养了中国人用即时通讯代替邮件的习惯。如今,无论是朋友之间的闲聊,还是专业场合的正式对话,微信都是首选工具。中国的职场人士、政府官员甚至通过微信处理文件、安排会议、发公告等日常工作事务。“私域流量”——即通过微信进行品牌直达营销——几乎成为中国企业的邮件营销替代品。

对外国记者或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如果你指望中国联系人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你,很可能会大失所望。除了少数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圈子外,中国人大多不常查看邮箱,有时甚至记不得自己的邮箱密码——但他们几乎总能马上出示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事实上,微信已经取代了短信和电话,成为人们日常沟通的主渠道。电话号码更多地被用于注册服务,而真正的交流都发生在微信上。如今,中国人交换联系方式,基本不再要手机号或邮箱,而是加微信。

至于竞争对手?几乎没有。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Telegram等全球服务在中国被封锁。即便有人能通过VPN或出国使用这些工具,也不是他们的日常工具,朋友圈中也极少有人使用。微信基本形成垄断地位,成为连接中国的唯一主渠道。不管你想联系北京的学者、成都的本地线人,还是上海的老朋友——没有微信,就等于被中国的通讯方式拒之门外。

结论:如果你需要与中国大陆的人沟通,微信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仅靠邮件,你将被边缘化。

不只是聊天工具:微信的“超级应用”生态系统

微信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沟通。在过去十年里,微信演化成了一个“超级应用”或“平台巨兽”,常被称作中国版的“数字瑞士军刀”。它融合了其他国家通常分散在多个App中的功能。想象一个结合了WhatsApp、Facebook、PayPal、Uber、Yelp、Amazon的App——那就是微信。

对于中国研究者、记者或分析师而言,微信不仅是联系线人的工具,它更是通往中国巨大线上内容与各种服务的门户。以下是微信生态系统的一些核心组成部分:

微信公众号(Official Accounts):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微信博客”或“内容专栏”。它类似Substack或电子期刊,但是直接在微信内部推送。几乎所有的机构、媒体、政府部门、企业、大学、智库、个人写作者、网红KOL都有自己的公众号。你可以订阅后接收每日内容推送。如今,微信已成为中国信息传播的主平台之一,甚至超过传统媒体。

视频号(Channels):2020年推出,是一个内建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相当于微信版抖音。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微信的庞大用户基础迅速崛起。社会热点事件、街头采访、时政评论等经常通过视频号传播。不在微信上,你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些内容,或者晚几个节拍才通过转发知晓。

小程序(Mini Programs)与服务整合:微信内建无数“轻量级应用”,涵盖电商、打车(如滴滴)、订餐、缴费、挂号、保险、政务等。几乎中国人生活中能想到的服务,都能通过微信一站式完成。亲身使用这些功能,能深刻体会中国“无现金社会”的实际运行方式。

总之,微信就像是WhatsApp + Facebook + Instagram + PayPal + Uber + Apple Pay + Amazon的合体。接入微信,意味着你进入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核心圈层。

独家内容的大本营

另一个必须用微信的原因,是大量中国的信息只存在于“微信围墙花园”之中。简单说:许多中国机构如今将信息首先甚至仅仅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这些内容不会出现在Google、Bing、百度或ChatGPT等工具的搜索结果中。如果你没在微信内搜索,你就根本不知道错过了什么。

比如,很多政策文件、智库报告、专家评论、官方发言、会议通知都首先出现在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甚至不会出现在其他平台上。哪怕它们之后出现在某个网站上,微信依然是首发渠道。

腾讯特意将微信打造成封闭生态:微信内容无法被主流搜索引擎自由索引。曾经搜狐搜索(被腾讯投资)可部分检索公众号内容,但这一功能非常有限。2021年底,一度出现部分微信内容被Google收录的“漏洞”,不久就被腾讯封堵。

结论:如果你不在微信上,你很可能搜索不到关键信息,错失大量第一手资料,落后一步或根本不知情。

微观层面的社会脉搏:朋友圈、群聊与评论

微信另一个巨大价值,是它能让你洞察中国社会的微观脉动。朋友圈(Moments)类似Facebook的时间线,是你微信好友之间的动态分享平台。你每天刷朋友圈,会逐渐看到你的中国联系人在转发哪些文章、调侃哪些热点、沉默于哪些敏感话题。哪怕什么都没发,也是一种“风向标”。

此外,微信群(最多可达500人)是各种专业、生活群体的聚集地。比如:驻华记者群、学术交流群、企业高管群、社区居民群。这些群聊经常传递政策动向、行业内幕、社会谣言甚至突发事件。能加入几个活跃的微信群,对于获取前线信息非常关键。

微信文章与视频下的评论区同样重要,能反映一部分大众观点(虽然有审查)。通过阅读这些评论,你可以把握热点事件的舆情走势。你还可以看到哪些表情包、网络用语、流行语正在风靡。

总的来说,通过朋友圈、群聊、评论、短视频等,微信让你真正“沉浸式”体验中国的线上社会氛围。

安全与隐私问题的现实考量

很多外国人不愿使用微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数据安全问题。对此应实事求是:

微信确实存在内容审查机制。某些链接、语句、文件可能因为触发关键词而被无声屏蔽。

微信并没有像Signal或WhatsApp那样的端到端加密。虽然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被轻易调取,但也有不少可信例子表明:微信上的通信并不完全私密。

微信请求的权限较多(联系人、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但这在功能层面可以理解。如果担心隐私,可以用“备机”专门运行微信,不把它安装在主手机上。

很多专业人士、学者如今都会准备一部廉价手机专门装微信,特别是在赴中国时使用。虽不方便,但在当前环境下,这是明智之举。

总结:是的,微信存在一定的监控风险,但这些风险是可控的。了解其风险、适当自我审查、技术隔离,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结语:不拥抱微信,就只能被排除在外

我曾发过一条现在已找不到的推文,内容大致是:不使用微信,将极大地妨碍你理解中国。这条推文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我仍坚持这个观点。

拒绝使用微信,就像一个研究西方的中国人拒绝使用电子邮件一样——信息获取将大打折扣。你可能仍能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一些内容,但你会错失巨大的信息量。

当然,微信注册对外国人不够友好,刚开始加不到人、关注不了账号,确实显得“寂寞且没用”。但这只是初期的门槛。随着你逐渐添加联系人、关注公众号,微信的信息流会变得丰富充实。你将拥有一个类似中国同行的信息网络,那将极大拓展你的视野。

使用微信,不代表你认同它的审查或生态系统,而是说明你愿意认真接触中国最真实的舆论场与社会现实。这是身为中国问题观察者不可回避的选择。

(本文首发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王子辰创办的英文版通讯Pekingnology, 授权发表。)

赵穗生:特朗普2.0,另类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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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在2025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一场小组讨论中打赌:“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对美中关系的改善感到惊讶,因为习和特朗普相处得很好,彼此了解。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伟人,在这方面,他们惺惺相惜。”

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作为同一场讨论的嘉宾则强烈反驳,并表示,12个月后美中关系很可能“实质性恶化”,因为中国坚信美国在遏制中国。“尽管特朗普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中国的能力与意图并不支持这一点。”

如今,特朗普2.0政府已执政半年,艾利森与布雷默的判断均未完全应验。美中关系既未出人意料地改善,也未发生实质性恶化。

在2017年以前,在接触政策之下,美中关系常处于“倒退/危机—巩固/前进”这种周期性循环之中。然而,在特朗普1.0时期,这一模式被以地缘政治竞争、(两国对对方的)幻想破灭及意识形态敌意为特征的长期危机所取代。这场危机并非由突发事件或美国总统选举周期引发。目前,尽管美国外交政策存在高度分化,但在对华立场上已形成新的两党共识:即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018年至2023年间,美中关系经历了持续螺旋式下滑,跌至历史低点。大量官方沟通渠道瘫痪。2018年10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访华遭冷遇后,美国内阁成员基本停止访华;与此同时,民间交流大幅减少,媒体报道以负面渲染居多,进一步加剧误解和敌意。

当中美军机军舰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频繁接近之际,拜登总统担忧意外冲突的发生,提出重启沟通渠道并建立“护栏”,以负责任地管控竞争。

北京同样不愿两国陷入不可控的危机。2022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期间会晤,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023年初访华。然而,由于中国气球事件,布林肯的访华被推迟至6月。此后,美国接连派出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气候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四位高官访华,并于11月15日在旧金山举行“习拜会”,为两国关系“筑底”。虽然峰会带来缓和氛围,但长期危机并未根本缓解,双方仍在台湾、贸易、南海等敏感议题上相互碰触红线。

我在近期文章中指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意图、政策与底线了解得太多,以至于难以真正相信对方的承诺。在步入大国竞争新时代后,双方都难以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或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缺乏信任基础。而台湾问题,更是中美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核心议题之一。

特朗普不是传统对华鹰派

特朗普更像是一名贸易强硬派和交易推动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鹰派。他主张在经济和贸易上对华强硬,但并非以全球领导地位为目标。他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意识形态输出。

特朗普经常将新冠疫情、经济混乱和芬太尼等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并试图在政治话语中妖魔化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几乎未对中国提出地缘政治层面的批评。他没有提及南海,也未对中菲海上冲突表态,最引人关注的是,他没有为台湾“仗义执言”——这是历届国会两党几乎必表忠诚的议题。

特朗普以个人利益和交易考量为驱动,而非原则、条约或国际规范。他并不热衷于维护全球秩序或捍卫远方盟友。他关注的是国内“敌人”——非法移民、恐怖分子、“觉醒左翼”、以及性少数群体。他倡导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与其他大国共同对抗自由主义价值观,并毫不犹豫地削弱美国对外事务机构,如解散国际开发署,退出世卫组织、巴黎协定、人权理事会等。

即便特朗普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国会一贯强硬批评中国人权,他仍终止了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DRL)的大量资助,而该局一直是对华人权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特朗普2.0时期,几乎没有延续1.0政府的对华鹰派班底。蓬佩奥、博明、博尔顿、黑莉、史迪威等人均未入阁。2025年5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裁撤超百人,其中包括十余名负责中国事务的关键人员,如东亚事务高级协调官大卫·费斯、亚历克斯·王等。这些人员的流失削弱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力。

特朗普设想的是一个强人政治主导的世界格局:大国间达成“势力范围”的默契与合作。他的“美国优先”战略体现为一种新门罗主义式的大陆主义。《纽约时报》曾刊文《特朗普的愿景:一个世界,三个强国?》指出,特朗普或许期望与中俄形成某种合作框架,由美主导西半球、中主导亚太、俄主导欧亚大陆。

他的国务卿鲁比奥进一步明确这一世界观,宣称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结束,当下世界正回归一个多极大国并存的格局。美国冷战后的霸权只是短暂的历史例外。然而,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和交易倾向并未缓解中美间的结构性冲突,反而为大国竞争增添新的不确定性和动荡。

中美竞争走向何方?

这场长期危机正将中美两国推向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结构性矛盾根源于权力转移,但领导人的决策与战略选择同样决定着竞争是否会升级为冲突。

北京在大国竞争初期犯下了一些因自信与冒进导致的战略误判。之后则在不断调整,力图应对“美国既是经济机遇也是安全威胁”的复杂局面。美国同样失误频频,低估中国韧性、夸大中国威胁,从而导致反应过度。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会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升级,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阻碍正常的学术与人员交流,令对华裔的歧视悄然蔓延;加剧科技、贸易冲突,带来巨大经济代价;激发中国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又反过来强化中国的“本土创新”战略。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中美竞争是否可能有“赢家”?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双方都无法赢得最终胜利,但也都输不起。

中国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大国。其政权性质是否长期存在虽无定论,但美国及其他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制度走向。阻碍中国继续崛起的,只有中国自身。美国仍是全球最强国家,凭借其地理、科技和制度优势长期保持韧性。尽管多次陷入危机和动荡,但总能自我调整、恢复元气。那些宣称“美国衰落”的声音,最终大多被现实打脸。

正因为谁也无法取代谁、谁也无法改变谁,中美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和平共存。这不仅是竞争理性的体现,也是现实的需要。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疾病防控、经济相互依存等领域,都要求中美合作。

结构性与意识形态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领导人是否有远见与理性,愿意超越零和思维,寻求共处之道。

被忽视的中国人工智能战略:北京正利用软实力夺取全球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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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ChatGPT于2022年11月30日首次亮相以来,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迅速成为国家战略博弈与全球规则重塑的核心领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美围绕AI领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依托开源模型、成本优势与政策支持,正积极拓展全球AI生态,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输出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动作频频。面对这一趋势,美国企业与政府应如何应对?“中美印象”特编译《外交事务》2025年7月25日发表的相关分析(文章英文题目为“China’s Overlooked AI Strategy–Beijing Is Using Soft Power to Gain Global Dominance),以飨读者。文章由欧文·J·丹尼尔斯(Owen J. Daniels)与汉娜·多曼(Hannah Dohmen)合著,二人分别在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及大西洋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

2025年年初,中国公司DeepSeek发布其人工智能模型R1,引发美国政策圈强烈震动。尽管面临美方对高端半导体的出口管制,该公司仍成功开发出一款可定制的开源模型,其性能足以比肩美国最先进的专有人工智能模型,引发外界对美国AI领导地位可能被超越的担忧。如今,另一家中国公司Moonshot AI发布了最先进的开放模型Kimi K2,具备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一些评论人士甚至将其称为“又一次DeepSeek时刻”。

然而,中国开放模型带来的挑战并不仅仅在于其在技术竞赛中追赶美国,更关乎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扩散。2025年1月,DeepSeek R1的应用程序在全球的月活跃用户达3300万;至4月,这一数字已接近翻三倍,达到9700万。同时,开源模型平台Hugging Face的首席执行官指出,当月R1模型的500多个衍生版本累计被下载达250万次,是原始模型下载量的五倍,凸显了用户对其高度可定制性的认可。显而易见,DeepSeek、Moonshot AI等中国企业所倡导的低成本、开放式模型路线,为中国在满足全球研究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尖端AI模型的需求方面提供了巨大优势。

如果美国的新AI战略未能有效回应这一开源模型趋势,那么即便拥有世界领先的专有模型,美国企业仍可能在全球人工智能影响力方面被中国超越。更大的隐忧在于,美国可能失去在关键地区开展新兴技术外交的战略杠杆。因此,美国领先的AI企业究竟被视为“技术共享者”还是“技术守门人”,其影响重大,值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

在争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必须在降低国家安全风险与推动技术全球扩散之间寻求精妙平衡。目前,中国AI软实力扩张仍受限于算力资源。但如果美方调整战略节奏,美国及其AI企业仍有机会通过推出具有吸引力的开放模型,重塑全球AI供应生态,阻止中国成为全球主导的人工智能输出国。

最惠国

DeepSeek的全球性成功,部分归功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所采取的独特发展路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与其他几家中国研究机构类似,DeepSeek 的研发重心在于打造体积更小、效率更高的模型,相较于美国同行,这类模型训练与部署成本更低,实用性更强。总体而言,中国式人工智能方法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高端芯片出口管制;其二是对成本效率的高度重视;其三则是对现实可行、能够落地的 AI 应用的持续追求,而非是对于构建最强通用模型的执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推出的开源模型性能仅略逊于 OpenAI 等美国公司研发的封闭模型,已经足以吸引部分国家考虑将中国模型作为其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选项。这一技术路径的背后,体现的是北京谋求提升软实力、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拓展技术影响力的更宏大政策目标。中国高级官员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提出,要通过技术分享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国技术走出去并服务全球。例如,在今年 2 月谈及 DeepSeek 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特别强调,中国愿意与各国共享开放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发展红利。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软实力”通常被定义为通过价值观的共鸣、文化的吸引力以及理念的说服力来影响他国偏好与决策的能力。硬实力依赖于军事实力以及为实现战略目标而将战争付诸实践的能力,而软实力则利用技术、教育和商业等不同资源来扩大一国的影响力。例如,在冷战期间及之后,美国文化和美国经济的全球吸引力促使许多国家与华盛顿合作,在各国之间建立了贸易和政治相互依存关系,并吸引了高技能移民来到美国,而这些移民反过来又推动了美国进一步的技术突破。

如今,人工智能因其“军民两用”特性,已成为软实力工具箱中一项复杂且关键的资产。众所周知,中国和美国正在加速开发具有颠覆性潜力的“硬实力”AI应用,例如自主无人机、先进数据整合技术,以及指挥控制系统。近年来,这些安全议题在华盛顿的AI战略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自2022年末,美国科技企业陆续推出强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后,拜登政府愈发担忧中国或将这项前沿技术用于军事领域。因此,美国政策重点转向限制中方获取训练强大AI模型所需的高端硬件。

然而,这种聚焦于安全的思维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工智能在以积极方式重塑全球经济、劳动力结构、医疗系统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潜能,尤其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举例而言,若美国产AI模型可用于帮助资源匮乏国家研发癌症新疗法或推动农业技术革新,其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将可类比于以往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机构所主导的对外援助与发展项目,有力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而正是对这一“正向AI”潜力的重视与投入,使得北京将自身定位为全球AI影响力竞争中的关键玩家。通过推动技术共享与成果输出,中国正积极构建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话语权和制度优势。

美国仍有机会在全球人工智能扩散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

在美中软实力竞争中,人工智能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体现在“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生态系统之间的本质差异。以DeepSeek的R1模型或Meta旗下的Llama系列为例(后者是目前少数几款采用开放策略的美国大型模型之一),这些开放模型的权重参数向公众开放,用户可依据自身需求对其进行调整,从而定制模型以完成特定任务。相比之下,大多数领先的美企仍采用“封闭模型”策略,如OpenAI推出的ChatGPT系列,其底层模型不仅需耗费大量计算资源进行训练,同时也通过严格的接口限制对用户加以封锁,开发成本更高。尽管封闭模型在整体性能上往往更为强大,但它们在灵活性、可获取性及本地适配方面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在全球开发者群体中的吸引力。此外,DeepSeek的R1与Moonshot AI的Kimi K2等新兴开放模型的表现表明,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种趋势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推广与影响力塑造方面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其部分大型科技企业正押注“开放模型”策略——即允许开发者自由访问并调整模型参数——有望赢得全球开发者与用户,从而在国际范围内扩大中国的技术影响力。R1与Kimi K2的发布已初步展现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巨大潜力。若该策略成功,将有助于中国技术深度嵌入全球人工智能生态体系,特别是在模型、芯片和数据中心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占据更为稳固的地位。

这一战略同样契合了新兴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公众情绪与消费倾向。调查数据显示,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公众更为看好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例如,《2025年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指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显著领先;其中,印度有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信任人工智能,是美国相应比例的两倍以上。

此外,谷歌与益普索在2024年的联合调查也发现,巴西、墨西哥、南非和阿联酋等新兴市场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将对就业、学习、疾病治疗及信息获取等领域产生积极影响,而美国持此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则约为50%。这一差异表明,中国若持续推进人工智能的开放模式与技术外溢战略,或将在“全球南方”赢得更多制度性软实力空间。

为借助全球对人工智能的积极预期,北京正将“开放性”作为核心卖点加以推广。在2025年5月于中国举办的一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强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三大优势为:开源、低成本和高性能。凭借模型高度可调适的特性,中国的开放模型开发者有望将自身塑造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人工智能战略过程中、尤其在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和算力资源的背景下,首选的技术合作伙伴。例如,一国地方卫生部门可基于本地疾病统计数据对开放模型进行再训练,从而实现模型在偏远地区医疗服务中的精准适配。这类深度定制能力,通常是当前多数封闭模型难以提供的。

数字帝国:北京的AI软实力战略扩张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软实力拓展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其推动国内自主创新、扩大海外数字影响力的系统性战略的一环。自2010年代以来,包括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2021年“十四五”规划在内的多份政策文件,均体现出中国政府试图借助开源技术推动本土技术突破、减少对西方依赖的国家意图。

中国推动开放式AI模型的战略目标,正与其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成为发展中国家首选数字基础设施提供者的目标高度契合。过去十年,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全球电信网络、海底光缆与监控系统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数亿美元。如今,阿里云与华为云正加速在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建设海外数据中心,为中国AI模型与应用的全球部署打下基础。若未来中国能突破美方高端芯片出口管制,其全球技术扩展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采取行动,强化其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自2023年起,北京主导推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旨在推动负责任的AI开发与监管体系。尽管该倡议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权,但具体内容尚嫌笼统,更多强调中国在全球数字基础建设中愿意承担的角色。一些全球行业领袖担忧,中国的开放生成式模型可能在处理历史、政治与人权议题时存在信息扭曲或审查倾向,成为潜在的意识形态输出工具。

中国AI模型的技术迭代速度表明,美方现行政策假设与企业战略或需调整。当前,美企普遍优先发展封闭模型,将AI定位为专属产品;部分企业更专注于突破性创新(如通用人工智能AGI),而非聚焦于现有生成式模型的实际应用。相比之下,中国开发者已开始尝试将DeepSeek与阿里模型应用于汽车、家电、医疗等行业。尽管成果尚不可预测,但这种务实导向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企业已开始应对这一趋势。在DeepSeek R1发布后,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公开承认公司“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并表示将重新评估其开源战略。不久后,OpenAI宣布计划于2025年夏末发布开源模型。谷歌也推出了“Gemma”开源模型系列,尽管性能仍落后于其封闭版本。此外,2025年6月,OpenAI将其o3模型价格下调80%,显然意在增强其在开发者、研究人员和初创企业中的市场竞争力,应对中国模型日益上升的吸引力。

开放机遇

美国仍有机会赢得全球人工智能传播的竞争。中国在成为人工智能领先分销商的努力中已经面临重重障碍。通过阻止中国获得制造先进人工智能芯片所需的工具,以及阻止中国企业获得美国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可能会阻碍中国广泛传播其模型的能力。此外,随着需要大量推理的模型被广泛集成到应用中,对模型推理(即部署和使用经过训练的模型)所需芯片的需求可能会进一步超过供应。

这些限制为美国提供更好替代方案的机会有限,但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促进开放式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应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特朗普政府新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似乎认识到了开放式模型的地缘战略意义,并建议“我们需要确保美国拥有基于美国价值观的领先开放式模型”。Meta 是美国领先的开放式模型参与者,但还有其他参与者,而 OpenAI 自身强大的开放式模型计划则反映了一种新兴趋势。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推动这种转变,鼓励模型开发者与研究机构合作,并帮助为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资源。此外,美国政府应通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等项目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支持,这些项目使小型和资源不足的开放式模型开发者能够更好地与大型科技开发者竞争。《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对这些解决方案表示赞同,但未来几个月仍需进一步完善。更加多样化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将拓宽造福社会和经济的潜在创新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应重新调整其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战略。DeepSeek 和 Moonshot AI 近期的成功表明,出口管制无法阻止中国企业开发先进的开放模型。然而,基于推理的计算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凸显了美国需要根据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向重新调整其出口管制。特朗普政府7月中旬决定恢复英伟达H20(一款适用于推理的芯片)出口,这一决定引发的争议凸显了重新调整战略的必要性。华盛顿的逆转似乎更多地是为了与北京进行贸易谈判而做出的让步,而非长期放松先进芯片限制的战略重心。随着英伟达及其竞争对手推出新的芯片,美国政府最终将需要制定明确的基于性能的芯片出口指南。管控最适合推理的半导体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出口管制战略的核心,尤其是在中国公司将像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融入新的实际应用的情况下。

通过促进开原模型发展以及精工定制的出口管制,华府同样可以强化美国软实力。譬如,一个强大的、位于美国的开源模型生态系统,将可为美国伙伴与盟友提供中国模型的替代品,它们即性能优越又不过于昂贵,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海外创新并强化美国全球影响。通过采取措施分享人工智能的便利性,美国能够强化其国际形象,即便这一举措必须与安全考量谨慎平衡。不能有效地迅速应对中国不断崛起的软实力影响或将意味着美国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中国廉价而强大的人工智能能力的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可能会被证明难以取代。

美国和三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谈判还没有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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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日、欧达成的贸易协议,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这几乎是一面倒对美国有利的协议,《日经》网直接称之为“不平等条约”,是“霸权国家对力量的支配”,对于这么多国家竟然接受感到难以理解。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莱宾格警告欧美关税协议后果“非常糟糕”。他认为,这个协议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在法国的盟友玛丽·勒庞抨击这一协议是政治经济和道德失败。

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商品不仅提高了关税,还迫使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削减关税,增加购买美国商品,更承诺对美国提供任由美方主导的巨额投资。

继日欧之后,韩国也接受了类似的条件,与美国达成协议,接受美方15%的关税,承诺增加购买美国商品,还承诺向美国提供3500亿美元投资,其中2000亿美元将用于芯片、核电和生物技术领域,另有1500亿美元将用于造船业。

自从美国副总统万斯携同印裔妻子访问印度以来,特朗普却在印度碰了一个软钉子,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对印度商品征收25%关税,高于对越南、印尼、菲律宾征收的19%或20%。特朗普虽然口口声声称印度为“我们的朋友”,但是丝毫不掩盖他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不满,继续威胁要“惩罚”印度。

目前受到美国最高惩罚的是巴西,美方的关税为50%,惩罚的原因不是贸易不平衡,而是不满卢拉政府对巴西前总统的“政治迫害”。

特朗普的关税战虽然看似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一路顺风,旗开得胜,但是对于美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即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仍然处于难以达成协议的困境。

根据以上列表,2023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0621亿美元,美国出口商品的最大市场国是加拿大(17.21%)、墨西哥(15.73%)和中国(7.46%),进口商品的最大货源国是中国(17.07%)、墨西哥(13.61%)和加拿大(13.24%)。

同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35936万亿元,中国出口商品的最大市场国为美国(16.22%)、香港(8.28%)和日本(4.81%),进口商品的最大货源国是韩国(7.35%)、日本(7.79%)和美国(6.59%)。

不难看出,中国的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也许是美国在谈判中所占有的优势,但是美国在“稀土”和“芬太尼”两个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中方也不可能轻易对美国让步,而美国也亟需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中提高自己的占比。

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目前虽然处于“停战”状态,贸易谈判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美方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按照“高通”的计算,处于39%的水平,目前的问题在于特朗普要加收25%的“对等关税”,并要求中方开放市场,增加购买美国商品。

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方在斯德哥尔摩的两天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只是同意将“停战期”延长90天,特朗普需要作出决定是否同意延长。

至于“美、加”和“美、墨”贸易谈判虽然还没有明朗化,但是和美国相比,加、墨两国的经济体量不仅相差太悬殊,而加、墨两国的国际贸易更是严重依赖美国,谈判结果可想而知。

特朗普已经放话,如果“俄、、乌停战”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结果,而中、印两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将受到美国更高关税的“惩罚”。且看他敢不敢这么做。

“大黄蜂号”:在战火中起航,在星空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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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报

为抗战胜利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纪念旧金山会议签署80周年,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

地点:USS Hornet 航空母舰博物馆(阿拉米达港)
时间:2025年8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00 至晚上8:00
活动内容:和平展览、国际论坛、《T台上的牺牲与荣耀》主题时尚秀、纪念演出、闭幕胜利合影与和平共识签署仪式等

购票与咨询:请联系活动主办方邮箱:info@sfpacificwar.org
官网了解详情与购票:www.sfpacificw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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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蜂号:在战火中起航,在星空下归来

1945 年 2 月 16 日清晨,东京湾上空的乌云仿佛是历史的厚重幕布。一架美军 F6F “地狱猫” 战斗机从 CV-12 “大黄蜂号” 摇晃的甲板上怒吼升空,机翼下挂载的炸弹在晨光中泛着冷光,如同沉睡的猛兽即将苏醒。飞行员耳机里传来最后一道指令:“记住,你们脚下是‘大黄蜂号’——别让这名字蒙羞。”

此刻,这艘编号 CV-12 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正以 24 节航速逼近日本本土。三年前,它的前身 CV-8 “大黄蜂号” 曾搭载杜立特空袭队首次轰炸东京,随后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壮烈沉没,留下了悲壮而未竟的使命。而今,这艘继承其名字的新舰战斗机群再次飞越富士山,将复仇的火焰倾泻在军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完成了一场跨越战争时空的接力。

而历史对 “大黄蜂号” 的厚待远不止于此。1969 年 7 月 24 日,还是这块甲板,尼克松总统通过卫星电话向全球宣布:“阿波罗 11 号宇航员已安全返回地球。” 镜头里,湿漉漉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正从救生艇爬上甲板,身后是漆成明黄色的回收舱。从太平洋的炮火硝烟到人类登月的辉煌荣光,CV-12 用 26 年的航迹,编织出一部美国精神的壮丽史诗。

浴火重生的命名传承

1942 年 10 月 26 日,圣克鲁斯群岛海域,CV-8 “大黄蜂号” 在日军俯冲轰炸机的围攻中燃起冲天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仿佛要将整个海域都吞噬。当最后一架舰载机被迫降落在邻近的 “企业号” 上时,轮机长在日志中写下:“黄蜂的刺断了,但蜂群还在。” 这简短的话语中,蕴含着不屈的精神。

一年后,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船台上,一艘本应命名为 “基尔萨吉号” 的新航母正在舾装。突然,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签署命令:“将这艘船命名为‘大黄蜂号’。 ”1943年8月30日,据说,当CV-12驶入旧金山湾时,其舰艏已装配上一枚CV-8的青铜舰徽复制件,以纪念在战火中沉没的前辈。这不仅是一种铭记,也延续了舰名所承载的责任与传统。我们不是替代品,我们是复仇者。”  这是许多人记忆中,首任舰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Captain Miles R. Browning)在服役初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CV-8,即原“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是约克城级航母的第三艘,于1941年投入服役。她最著名的战功是执行了1942年4月的“杜立特空袭”——首次由美国本土起飞、对日本本土实施的轰炸行动,为二战初期的美国士气注入关键鼓舞。同年10月,在南太平洋圣克鲁斯海战中,CV-8在激战中遭受重创后沉没,成为美国为二战付出代价的象征之一,在甲板下方的弹药库里,一群年轻的水兵曾悄悄用粉笔,在冷硬的钢壁上写下 CV-8“大黄蜂号”上所有阵亡官兵的名字。他们说:“写下这些名字,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了。”一笔一划,写下的不是字,而是一种传承,一种将牺牲化为力量的决心。

太平洋上的战争史诗

1944 年 3 月,刚刚完成舾装的“大黄蜂号”乘风破浪驶离珍珠港,加入马克·米彻尔(Marc A. Mitscher)中将指挥的第 58 特遣舰队。3 月下旬至 5 月初,以 CV-12 为旗舰的打击编队,对帕劳群岛展开首轮航空攻击:F6F“地狱猫”和 SB2C“地狱俯冲者”机群起飞轰炸日军机场、锚地与补给设施。此次行动一举摧毁了大量地面飞机与运输目标,舰载机作战效率显著,舰队也因此荣获总统单位嘉奖。CV-12 坚持高出勤率,损失极少,首役可称为胜利开局。

1944 年 4 月下旬,在盟军登陆霍兰迪亚、艾塔佩的前夜,“大黄蜂号”所属的第 58 特遣舰队率先对霍兰迪亚及其机场展开连日空袭。晨光下,F6F “地狱猫”与 SB2C “地狱俯冲者”携炸弹划破天空,精准轰炸日军油料库、仓库和机场设施。

战后统计数字触目惊心:地面飞机约 340 架飞机遭毁;空战中又击落约 60 架敌机。在众舰联合打击下,数艘补给船和支援艇沉没,整个海岸线的日军增援能力被一举削弱。

有水兵回忆,“那夜空中爆炸的火光,映红整个海湾,浓烟直冲 3000 米云层”——那不仅是战火的剧烈燃烧,更是霍兰迪亚防线崩溃的前兆。盟军随后发起登陆,轻松夺取滩头阵地,彻底改变了新几内亚战局的战略格局。

6 月 19 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母对决爆发,日军集结 9 艘航母发动 “阿号作战”,企图一举歼灭美军舰队。清晨 5 时 30 分,“大黄蜂号” 雷达发现第一波 69 架日机逼近。飞行中队长戴维・麦坎贝尔率 12 架 F6F 迎击,他后来描述:“日军飞行员明显训练不足,他们队形松散,像无头苍蝇。” 在美军新型 VT 引信炮弹和战斗机的双重绞杀下,日机纷纷坠海。甲板上的防空炮手詹姆斯・凯勒回忆:“我们甚至来不及换弹链, 天空全是火球和降落伞。” 这便是著名的 “马里亚纳猎火鸡”。“注:马里亚纳猎火鸡” (The Great Marianas Turkey Shoot) 是对马里亚纳海战中,日军飞机被美军飞机轻易击落的戏称。这场海战发生在1944年6月19日至20日,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大规模的航空母舰决战之一。由于日军在空战中损失惨重,美军飞行员用“猎火鸡”来形容击落日军飞机的场景,因为日军的飞机在美军面前就像待宰的火鸡一样容易被击落”。

当日下午,“大黄蜂号” 的 TBM “复仇者” 鱼雷机锁定日军最新锐航母 “大凤号”。尽管日军防空炮火密集,飞行员乔治・布朗少校仍坚持抵近投雷,一枚鱼雷命中 “大凤号” 右舷。6 小时后,这艘号称 “不沉航母” 的巨舰因油气爆炸沉没,“大黄蜂号” 再立奇功。

1944年10月24日,日军发动“捷号作战”,调集包括战列舰“武藏号”和多艘航空母舰的小泽舰队,试图突袭莱特湾登陆美军。大黄蜂号所在的 TF-38航母战群应命拦截。

次晨侦察机发现栗田舰队后,大黄蜂号与同盟航母共出动数十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发起攻击。多架飞机集中打击“武藏号”,并最终在大量炸弹与鱼雷的轮番命中之下,“武藏号”终于被击沉,估计共中弹17枚、鱼雷19枚后在当日晚间倾覆 。

同日,日方诱饵编队现身吕宋岛东北,TF-38 包括大黄蜂号在内的航母编组迅速出动,追击至日落。“千岁号”轻型航母被击沉,“瑞鹤号”也遭重创并于当晚沉没——这艘曾参与珍珠港袭击的日军正规航母,终于在莱特湾海战中惨遭覆灭。

1945 年 2 月 16 日清晨,太平洋上空的云层渐散,“大黄蜂号”所属的 TF-58 航母战群已出击东京方向。SB2C “地狱俯冲者”与 F6F “地狱猫”编队携带燃烧弹与小型炸弹,朝阳中从东京湾掠过,向江东区的工业与航站区发动俯冲轰炸。

战后官兵回忆,当燃烧弹撞击地面时,爆炸火光瞬间映红海面与市区轮廓,浓烟腾空直撞天际,宛如一幅沉重的火之画卷。目标设施遭摧毁数处,部分战机滑落水面。尽管损失有限,行动标志着 CV-12 对日本土的首次攻击,是继 1942 年杜立特行动后航母空袭东京的一次有力回响。

那场行动,不只是一场轰炸,更是一个象征:前辈的使命未竟,新舰继名出征,跨越时间,终在闪燃中兑现。

1945 年 4 月 6 日,冲绳战役进入最残酷阶段。TF-58 舰队遭遇大规模神风突击,数百架特攻机冲击航母编队。

“大黄蜂号”的雷达和防空火力时刻保持警戒,舰载战机高频出击消灭来袭敌机,多次成功拦截一波波自杀式飞机,舰队总体损失控制在最低范围。

虽未查得“大黄蜂号右舷升降机被撞伤”或“某员烧伤跳入弹药库灭火”的确切记录,但多名官兵在战后口述中提到舰上损管队反应迅速,确保舰体安全。

这是一场力量与痛苦交织的对抗,是所有舰员在极端压力下坚持职责的写照。

1945 年 4 月 7 日,TF-58 航母战群发现“大和号”正沿南方海域折返执行自杀式任务。大黄蜂号派出多架 TBM“复仇者”鱼雷机参与进攻团队,在数轮打击中命中“大和号”左舷,其机库或弹药区爆炸引发严重火情,最终导致这艘象征帝国海军的钢铁巨舰翻覆沉没——这场行动发生在约 14:23 左右,造成舰体裂开断成两截 。

在整个二战期间,“大黄蜂号”的航战贡献显赫:舰载机击落敌机约 668 架,摧毁地面飞机 700 多架;击沉敌方海上目标包括 3 艘战列舰、1 艘航空母舰及多艘运输舰,累计造成敌军海上损失约 1,269,710 吨。舰队荣获总统单位嘉奖,CV-12 自身共获 9 枚战斗之星,是美国海军中最成功的航空母舰之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黄蜂号”(CV-12)这时静静停泊在旧金山海軍船厂維修。

这是一次静默的胜利,是战士们将心中的悲痛和那份沉重的牺牲默默带上甲板的一刻。没有烟花,只有碧海与钢铁相对。

曾有人回忆:舰上的气氛仿佛凝固,回荡着“我们不是胜利者,只是幸存者”的声音——虽无法考证其确切来源,却是一种战后沉默的真实写照。那些深埋海底的同胞;那些在航程里留下的弹孔,似乎都在低声提醒世人:自由的代价,是无数生命的奉献。

9月18日,“大黃蜂号”离开修理厂,參與魔毯行动(Operation Magic Carpet),到太平洋接載美軍返国。23日“大黃蜂号”抵达珍珠港,在搭載乘客后,于30日返抵旧金山。10月2日“大黃蜂号“再次到珍珠港搭載乘客返国,然後到蒙特利參與海軍日活動。29日“大黃蜂号”第三次參于魔毯行動,前往珍珠港搭載乘客,在返国時遭遇風暴,艦體輕微受損。

11月16日,“大黃蜂号”第四次參與魔毯行動,前往关岛搭載乘客,在12月14日返抵西雅图。20日“大黃蜂号”最后一次參與魔毯行动,再次前往关岛,于1946年1月28日返抵旧金山。2月“大黃蜂号”在海上稍作训练后,于3月12日进入船厂,預备退役。

战后改建升级

数度退役、改建,又数度重新服役,“大黄蜂号”又多次参与战斗任务。

“大黄蜂号”于 1951 年 3 月 20 日重新服役,随后从旧金山驶往纽约海军造船厂,并于 5 月 12 日再次退役,改装为攻击型航空母舰(CVA-12)。1953 年 9 月 11 日,它作为攻击型航母重新服役。之后在加勒比海进行训练,1954 年 5 月 11 日从诺福克出发,开始为期 8 个月的环球航行。

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执行任务后,“大黄蜂号“加入第七舰队,在南中国海搜寻被中国飞机击落的国泰航空客机幸存者。7 月 25 日,“大黄蜂号”的飞机支援 “菲律宾海号”的飞机击落了两架来袭的中国战斗机。局势缓和后,它于 12 月 12 日返回旧金山,在圣地亚哥进行训练,随后于 1955 年 5 月 4 日起航加入远东的第七舰队。

“大黄蜂 号”协助将越南人从共产党控制的北方撤离到南越,随后在日本、福尔摩沙(中国台湾)、冲绳和菲律宾之间进行第七舰队的战备训练。12 月 10 日返回圣地亚哥,次月进入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进行改装,包括加装飓风式舰艏和斜角飞行甲板,以便同时进行飞机的起飞和回收。

现代化改装后,“大黄蜂号”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执行任务。1957 年 1 月 21 日从圣地亚哥出发,增援第七舰队,直至 7 月 25 日从局势动荡的远东返回。1958 年 1 月 6 日至 7 月 2 日进行了类似巡航后,该舰被重新设计为反潜战支援航母(CVS-12)。8 月,进入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进行反潜航母改装。1959 年 4 月 3 日,从长滩起航加入第七舰队,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之间进行反潜战战术演练。10 月返回,在西海岸进行训练。

与太空时代的交汇

1966 年,美国海军开始大规模裁撤二战时期的航母,但 “大黄蜂号”(此时已改为反潜航母,舷号 CVS-12)因其卓越的适航性和庞大的甲板空间,被 NASA 选中参与 “阿波罗计划”,从战场走向了太空舞台。

1968 年,“大黄蜂号” 在长滩海军船厂进行特殊改装。飞行甲板加装了 NASA 专用通信设备、航天器回收吊车和直升机起降区;舱室调整中,机库改为临时宇航员隔离舱,防止可能的 “月球病原体” 污染地球;船员们也接受 NASA 特训,学习如何打捞返回舱、处理宇航员紧急医疗情况。舰长卡尔・塞勒在日志中写道:“我们曾用这艘船的炮火摧毁敌人,现在,我们要用它迎接从月球归来的英雄。”

1969 年 7 月 24 日,“大黄蜂号” 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回收阿波罗 11 号。溅落前 24 小时,“大黄蜂号” 全速驶向预定溅落点,夏威夷西南 1500 海里的太平洋海域。NASA 的 “水星” 追踪飞机在上空盘旋,舰上的 UH-2 “海妖” 直升机随时待命。

世界时 16:50,阿波罗 11 号指令舱 “哥伦比亚” 以每小时 36,000 公里的速度再入大气层,降落伞在 6,000 米高度打开。17:35,舱体溅落,激起巨大浪花。直升机飞行员唐・琼斯立即起飞,悬停在溅落点上空。潜水员克莱德・威尔斯跳入海中,为舱体安装浮圈,防止沉没。吊车操作员约翰・沃尔夫小心地将重达 5.5 吨的返回舱吊上甲板,误差不超过 2 厘米,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

当舱门打开,面色苍白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走出时,舰上喇叭播放着《哥伦比亚,海洋的明珠》。尼克松总统隔着隔离舱玻璃对他们说:“这是白宫打过的最重要的电话。”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宇航员进入 MQF 隔离舱后,医疗团队发现舱内飘出刺鼻气味。防化兵紧急检查,最终发现原来是奥尔德林私藏的墨西哥辣酱在太空失重环境下包装破裂。舰医罗伯特・吉尔摩在报告中幽默地写道:“我们成功拦截了‘外星物质’, 一瓶塔巴斯科辣酱。”

四个月后,“大黄蜂号” 再次出动,回收了阿波罗 12 号。返回舱溅落时,海上突遭雷暴。一架救援直升机在狂风中被掀翻,所幸无人受伤。康拉德后来回忆:“我们刚从月球回来,差点被地球的天气干掉。”

“大黄蜂号” 成为唯一一艘回收过两艘登月舱(阿波罗 11、12)的军舰,其回收流程成为后续阿波罗任务的范本,阿姆斯特朗的宇航服和 “哥伦比亚” 舱体复制品,至今陈列在 “大黄蜂号博物馆”,见证着它在太空探索史上的重要地位。

永不沉没的记忆

大黄蜂号于 1970 年退役,1989 年正式除籍。尽管她在 1991 年被评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海军仍于 1993 年将其挂牌出售,并于 1995 年拖往拆船厂准备解体。所幸在民间组织的积极奔走下,海军于同年中止出售合同,并于 1998 年将“大黄蜂号”正式移交作为博物馆舰予以保存。同年 8 月 27 日,“大黄蜂号”博物馆在加州阿拉米达港正式对公众开放。

“孩子们总问我,哪一段历史更重要。”白发苍苍的退役水兵汤姆・威尔逊,已担任志愿讲解员二十年。“我会让他们先摸摸甲板上的弹痕,再抬头看看悬挂的登月舱复制品……历史,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

当夕阳将舰岛染成金色,这座钢铁的蜂巢仍在诉说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地球与星空,关于一个民族如何将伤痕铸成阶梯。“大黄蜂号”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一艘军舰的轨迹,成为勇气、传承与探索精神的象征,镌刻在历史长河之中。

在成為博物馆的27年之后,永不沉没的记忆还将续写新的篇章。

今年 8 月 30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国际纪念活动,将在“大黄蜂号”博物馆隆重举行。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庄严致敬,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种族与语言的和平对话。

活动当天将邀请,曾参与太平洋战争及中国抗战的老兵及其亲属代表,中美抗战合作历史学者与专家,国际关系学者及中国远征军,飞虎队,杜立特行动等后裔及美国本地中学生及青年志愿者出席这一活动。

纪念仪式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行进乐队(UC Berkeley Marching Band)与海外抗战纪念馆“传奇鼓队”联袂奏响开场序曲,拉开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帷幕。活动将包括由300块图文展板组成的大型历史展览揭幕,并邀请中美各界嘉宾发表主题演讲,举行围绕历史记忆与国际和平的专业论坛。

特别由575米线制作的时尚展演《T台上的英雄记忆》及当地音乐家,艺术家将携手登场,以一场“欢歌庆胜利、共颂中美情”的音乐汇演,为整场纪念活动画下温暖动人的句点。歌声将跨越时空,唤起记忆,也传递着对和平未来与中美友谊的共同祝愿。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将以象征“胜利”的V字型队形集结,在历史舰桥前合影留念,定格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记忆。这一历史性画面,也将作为纪念影片的结尾镜头,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延续。

这不仅是一场对过往的回望,更是一种跨代际的精神传承。在“大黄蜂号”的见证下,和平的种子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纽带。

活动预报

为抗战胜利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纪念旧金山会议签署80周年,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

地点:USS Hornet 航空母舰博物馆(阿拉米达港)
时间:2025830日(星期六),上午10:00 至晚上8:00
活动内容:和平展览、国际论坛、纪念演出、《T台上的英雄记忆》主题时尚秀、闭幕胜利合影

主辦方

大黃蜂號航空母艦博物館、卡特中心、美中航空遺產基金會、海外抗日戰爭紀念館、當代中国與世界研究院、全球友好城市协会、舊金山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

Labubu 与美国文化霸权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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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在炫耀,但在美国网红和蕾哈娜开始推广Labubu之前,我已经是泡泡玛特(Pop Mart  )的粉丝了。去年夏天我在北京时,朋友带我去了中国大饭店的商场,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巨大商场,有数不清的设施,包括一个室内溜冰场、各种西方奢侈品牌店、各国菜肴的餐厅,以及一个天花板上悬挂着一辆真车、可以欣赏城市天际线美景的德国酒吧。然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泡泡玛特。

当我走进这家灯火通明、霓虹闪烁、陈列柜诱人的商店时,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呃,美国没有这些。”我的中国之行让我意识到,在很多领域,美国都落后了(比如绿色能源和技术),但我没想到,中国竟然在我们最擅长的领域——消费主义上取得了胜利。

北京那家泡泡玛特店给人的感觉比美国的收藏品或玩具店更干净、更具未来感、更吸引人。陈列柜里的小玩具比像FunkoPop这样流行的美国品牌更可爱、更有创意、质量更好。我认为Labubu那“丑萌”的外表让它更加有趣。消费者不再喜欢完美的芭比娃娃或可爱但简单的Beanie Babies了。他们想要的是泡泡玛特世界里那些“又怪又可爱”的怪物和古怪的角色。而其中包含的“盲盒”这一赌博元素,让收藏变得更加诱人。

美国文化霸权的衰落,体现在一个长着兔子耳朵、咧着嘴笑的毛绒钥匙扣上。这就是Labubu:泡泡玛特的一个角色,其最受欢迎的形式是一个价值27.99美元的“盲盒”钥匙扣。

Labubu最初是香港艺术家龙家升创作的一个故事书角色,灵感来自北欧童话。龙家升后来发布了一个受故事书角色启发的玩具系列,但直到2019年与泡泡玛特合作后,Labubu才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

尽管Labubu已经问世十年,但今年它的受欢迎程度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尤其是在美国。CNN报道称,今年泡泡玛特的收入飙升至18亿美元,是2019年的7倍。这股热潮是如何兴起的?主要有三个原因:网红和名人效应;童年怀旧;以及“口红效应”。

Labubu最受欢迎的版本是“Macaron Vinyl Face Blind Box”(马卡龙搪胶脸盲盒)。这个盲盒里有一个6.7英寸的毛绒钥匙扣,共有七种颜色。购买者收到的是哪种颜色是未知的,因此被称为“盲盒”。其中最令人梦寐以求的是“隐藏款”Labubu,抽中的概率是七十二分之一。其他六种颜色的抽中概率都是六分之一。

虽然Labubu角色还有许多其他玩具和盲盒系列,但这个盲盒钥匙扣之所以能触及更广泛的消费市场,是因为《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主演、韩国流行音乐组合Blackpink成员Lisa,在社交媒体上向她的一亿粉丝发布了Labubu钥匙扣和毛绒玩具的照片。大约一年后,也就是2025年5月,有人发现美国流行歌星蕾哈娜(Rihanna)在机场把一个粉色的Labubu钥匙扣挂在她的路易威登手提袋上。Labubu因此在公众眼中,除了作为玩具、艺术品和收藏品之外,还成为了一种时尚配饰。

图片来源:Miranda Wilson

自2024年以来,盲盒整体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TikTok和Instagram等平台上,网红们发布了“开箱”视频,不仅展示了泡泡玛特的收藏品,还有来自Five Below、Target和Dollar Tree等商店的盲盒。它们的流行似乎源于打开礼物或收集玩具所带来的童年怀旧感。此外,还有一种上瘾的赌博元素——希望抽到你最想要的手办,或者找到一个令人垂涎的“稀有款”或“隐藏款”。对于价格相对实惠的盲盒来说,很容易让人找到理由再买一个,看看能否抽中自己喜欢的。

盲盒上瘾的赌博吸引力和其相对无伤大雅的价格,引发了关于Labubu是“口红效应”最新版本的网络讨论。

“口红效应”这个名字源于一种经济现象,即在经济低迷或衰退时期,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奢侈品。例如,“9·11”事件后,雅诗兰黛口红的销量有所增加。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是,由于经济衰退使得购买房子或汽车等长期大件商品变得遥不可及,消费者便转向购买口红等较小的、短期的奢侈品。

Labubu是否是美国人应对特朗普螺旋式上升的经济的标志?虽然它们在泡泡玛特官网或商店的价格仅为27.99美元,但从官方渠道购买Labubu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补货,它们就会瞬间售罄。许多收藏家不得不转向eBay等二手转售平台,那里的价格通常在50到60美元左右。或许,沉迷于一个50美元的钥匙扣,就是消费者应对高企的通货膨胀率的一种方式。

然而,某些Labubu的消费已经超出了“口红效应”的范畴。CNN预测,如果认真的收藏家一心想找到“隐藏款”Labubu,他们可能平均要花费2000美元来克服七十二分之一的概率。一些Labubu娃娃在竞拍网站StockX上的售价甚至高达5000美元。由于这种收藏狂热,一些评论员将Labubu比作上世纪90年代的Beanie Babies热潮。

然而,美国并非Labubu的主要市场。尽管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但泡泡玛特第一家门店于2010年在北京开业。中国的盲盒产业一直在持续扩张。一份报告显示,“该行业规模从2015年的63亿元人民币增至2021年的345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1101亿元人民币”。中国的消费者也愿意在盲盒上投入越来越多的钱。最近,一个独一无二的真人大小的Labubu在中国以1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图片来源:Miranda Wilson

中国的盲盒热潮已经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中国的官方报纸警告中国年轻人不要“沉迷”于此类商品。该报纸称这种现象“失控”,并声称此类“未知的惊喜”制造了“商业陷阱”。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打击了视频游戏等其他“赌博”行业,但他们尚未对盲盒实施任何监管措施。考虑到其巨大的商业成功,政府采取此类行动可能会非常不受欢迎。

美国与中国的文化霸权

Labubu并非美国文化霸权衰落的第一个迹象。TikTok是一个中国公司旗下的品牌,虽然美国人喜欢的网红不一定是中国人,但其算法和平台设计都是来自中国。由中国商人黄峥创立的在线市场Temu,以及另一家出售价格“低得离谱”(甚至是违法)的服装的中国在线市场Shein,正在开始与亚马逊(Amazon)竞争。中国的AI公司DeepSeek也在全球取得了成功。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更广阔的东半球,像韩国流行音乐和日本动漫等文化现象,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直在西方市场中越来越受欢迎。

咨询公司iMpac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佩雷拉(Chris Pereira)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比亚迪、DeepSeek,所有这些公司,包括Labubu,都有一个非常有趣共同点。它们都非常出色,以至于没有人关心它们来自中国。你无法忽视它们。”

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虽然Labubu可能看起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短期潮流,但它与特朗普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政策相结合,代表着公众兴趣的转变。消费者实际上并不想要“美国制造”的产品。从历史上看,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承担“美国制造”的成本或污染影响,但现在看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艺术家和制造商相比,美国的产品可能也显得乏味。

中国似乎也意识到了Labubu的软实力潜力。新华社称,Labubu“展示了中国创造力、品质和文化用世界能理解的语言所具有的吸引力”,让世界有机会看到“酷中国”。

文化是强大的。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在全球各地推广其产品和品牌,通过好莱坞主导电影产业,以及输出全球轰动的流行歌星,收获了巨大利益。当你控制了文化,你就控制了叙事、价值体系和信仰。

早在2019年,《时代》(Time)杂志的一篇文章就专门探讨了全球观众对好莱坞的兴趣衰退。《时代》记者法蒂玛·布托(Fatima Bhutto)写道:“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所抛弃的人,已经将他们的忠诚度从好莱坞转移了。印度、土耳其和韩国(更不用说完全是另一个故事的中国)正在制作的流行文化,正在揭示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海啸正在退去,露出了沙滩。它的浪潮已经被打破了。”

Labubu的形象甚至被用于最近的美国抗议和集会中。有人在洛杉矶的骄傲游行和六月反对最近移民突袭的抗议活动中,看到了打扮成这个角色的人。在抗议活动中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一个穿着粉色Labubu服装的人举着和平标志和一张写着“ICE滚出洛杉矶”的海报。在骄傲游行中,Labubu被看到自豪地挥舞着跨性别骄傲旗帜。或许,Labubu在某些圈子里已经成为某种反主流文化的象征。

相信一个产品,往往意味着或明或暗地相信该产品的来源或创造者。随着美国从世界撤退,世界也从美国撤退,这种全球性的转变体现在购物习惯和网络趋势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我在北京参观的泡泡玛特让我感到惊叹一样,世界也为Labubu所倾倒。中国很可能会收获这种商业成功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利益。

2023年,当代中国看世界

编者按:本文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2023年5月24日发布的报告。本报告对《中国公民全球认知调查》(CCGPS)第一次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研讨。《中国公民全球认知调查 (2023)》是由本文作者与中国大陆一家私营民意调查公司合作,于2023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网络和电话调查。点击【这里】查看该报告的英文网页。

202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摩擦主要集中于中国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施加影响力,而这往往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悖。例如,西方国家曾多次指责中国窃取和对外输出存在潜在双重用途的科技,并据此针对与中国共产党(CPC)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科技公司展开安全和监管方面的审查。此外,包括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 “五眼联盟”在内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在人权问题的处理上持批评态度。西方国家还认为中国在俄乌冲突持续加深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十分不妥。这种紧张关系导致西方国家不仅视中国为某些全球问题上的谈判伙伴,更加视其为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者、以及推广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

随着中国在21世纪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毫无疑问地成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其公民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也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中国公民对世界的看法将会对中国在未来对内对外的行为方式具有深远影响。尽管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其依然需要寻求民众的广泛支持,以及确保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舆论的监控和分析。这表明公众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和活动的满意与否可能会影响未来公众对中国共产党、 乃至整个国家的态度。

本报告对《中国公民全球认知调查》(CCGPS)第一次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研讨。《中国公民全球认知调查 (2023)》是由本文作者与中国大陆一家私营民意调查公司合作,于2023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网络和电话调查。该项调查针对中国公众对于其他国家的看法及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看法提供了具有广泛人口代表性且在统计上有效的客观公正的解读。《中国公民全球认知调查 (2023)》考察了中国大陆公民对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全球各方参与者与中国当前关系的看法。本报告从以下五个方面讨论了调查结果:(1)中国公民对世界各国的整体看法;(2)中国在国际舞台所扮演角色;(3)出国旅游、学习、工作以及移民偏好;(4)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5)中国公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程度及其信息来源。

这份报告就中国公众对全球关系的看法以及导致这些看法形成的因素提供了一些观察和见解。与此同时,报告还指出了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国公众舆论复杂性的重要细节。本报告旨在为利益相关部门在制定精准及周密的对华战略的过程中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 中国公众认为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其次是俄罗斯和欧盟。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则被认为是影响力最小的国家。
  • 俄罗斯被认为是最值得信任和对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国家。受访者把美国和日本列为最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并且认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在调研所包括的国家关系中最不重要的。
  • 受访者认为美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在未来十年发生军事冲突。然而,他们认为中国不太可能与美国的其他盟国(如德国、法国、加拿大)发生冲突。俄罗斯被认为是在未来最不可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 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当在多个国际合作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其中,年轻的受访者对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积极领导者角色表现出更高的支持。受访者对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技术和创新领域承担全球领导者角色表示出最强烈的支持;在全球金融标准和全球环境治理方面则得到了相对较少的支持。
  • 尽管中国公众对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持观望态度,他们并不支持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上脱钩。
  • 所有年龄段和各个收入水平的受访者均认为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交往十分重要。

  • 尽管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受访者对同西方国家在个人层面的往来上仍表现出的强烈兴趣。
  • 俄罗斯被受访者视为旅游、工作和移民的理想目的地。
  • 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英国紧随其后。

  • 尽管目前的中加关系令人担忧,但中国公众仍然希望拓展与加拿大的关系。受访者对中加双方在全球与地区和平与安全、以及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表现出强烈的支持。
  • 受访者认为有两个因素显著影响当前的中加关系: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加拿大同美国的密切关系。他们认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加拿大的对内对外政策带来的影响是次要的。

  • 中国公众更多地依靠社交媒体和口耳相传,而非国有媒体 (包括电视, 广播和报纸),来了解世界各国。
  • 受访者认为他们对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了解更多,而对加拿大、英国和欧盟了解较少。
  • 当受访者本人认为其对于某国家了解程度越高,其对这个国家的信任程度会更加极端(极高或者极低)。
  • 各个收入水平和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均认为中国公民普遍相信政府的行为反映了公众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