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来自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赵穗生在演讲中指出，许多原本押注特朗普会延续第一任期强硬对华政策的美国极端鹰派人士大失所望，因为特朗普2.0的意识形态取向已完全转向“对内”，他的主要敌人变成了民主党人，乃至移民、同性群体及欧洲的人权派，而非中国或俄罗斯。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战略思维更接近于一种“大国合作（Great Power Coalition）而非“大国竞争”，并削减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之音等传统对外宣传与民主推广工具的经费。
赵穗生认为，特朗普1.0时期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战略是错误的、不可持续的，而特朗普2.0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务实贸易谈判、寻求协商妥协，也让中美进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说的“战略稳定期”，双方博弈陷入“僵局”。而这一“稳定”能否持续，则取决于双方领导人个人风格、谈判成败以及大国合作的现实性等因素。
以下为演讲全文：
非常感谢王文教授给我第六次机会到人大重阳和大家一起交流。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1985年前往美国，今年正好是在美国的第40年。按照国内的标准我早就到了退休年龄，但美国的终身教授可以继续任职。所以，我亲眼目睹了中美关系这四十年的发展变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后，很多人都在观察他和第一任期有何不同，我个人感觉到他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非常不一样。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新冷战的兴衰》，书中讲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发起了“新冷战”，但第二任期“新冷战”似乎结束了，他对中国发起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挑战几乎销声匿迹，重心全部集中在做交易、做贸易。所以，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近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强调领导人的作用。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特朗普上台第二任期的第一个月打赌，说到明年1月份中美关系会出现令人瞩目的改善，原因很简单，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是政治强人，双方相互尊重，所以中美关系会相当稳固。8月份，特朗普政府把赖清德的过境计划取消时，艾利森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他的观点已经被证实，在今年年底之前，特朗普会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一旦见面，他认为特朗普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二个尼克松，第一任期对中国非常强硬，第二任期就会在强硬背景下与中国建立他认为的Partnership（伙伴关系）。
对于艾利森的观点，欧亚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不可能。他的观点基于所谓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中美两个大国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无论领导人如何，即便特朗普对中国再友善，使得中国领导人愿意和他改善关系，但这种结构性矛盾无法克服，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会更加糟糕，他的原话是“Materially Worse off”（更加糟糕）。如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感觉是中美关系没有变得更加糟糕，也没有像艾利森所预测的那样显著改善。
7月31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接受Fox News采访时，采访人问他：“你怎么样看待现在的中美关系？”他想了一下用了一个词，中美关系现在叫做“Strategic Stability”，战略上稳定下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Strategic Stability”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Stalemate”，也就是进入了一个“僵局”，谁也打不垮谁，谁也不占优势，美国不占优势，中国也不占优势，而双方都在探寻下一步怎么做。他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也许他内心并不认同，但特朗普是他的老板，认为双方可能会改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说法。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今天我想和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过程。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新冷战”可以追溯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次贷危机中应验了。当时中国对危机的应对比美国好得多，我当时到国内来，国内很多学者基本都觉得“美国有求于中国”大于“中国有求于美国”。
所以，我感觉国内的心态从2009年一直到2014年、2015年特朗普上台前这段时间，觉得中国已经要超越美国了。由于中美之间大家感觉到权力在逐渐平衡“Perceive Balance Power”，这种权力平衡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但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2009年以后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际上美国人对中国开始警觉，我感觉从2014年、2015年起美国越来越警觉。2015年，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兰普顿都开始担心中美关系到了“Tipping point（临界点）”，就是美国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政策失败了，导致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掘墓人和挑战者。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的背景。
基于这种背景，特朗普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美国外交战略重点。此前是反恐，包括小布什在内，即使到2014年、2015年已经开始大国竞争，但反恐还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方向非常明确，2017年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大国竞争”，其中原话是：“After being dismissed as a phenomenon of an earlier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turn.（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上个世纪的过时现象后，大国竞争将卷土重来。）”
当时美国国安会的亚洲主任叫做博明（Matthew Pottinger），这个报告一出来，他在中国大使馆的讲话就清楚提到了“大国竞争”的概念，他原话说：“We 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updated our China policy to bring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to the forefront.（特朗普政府已更新对华政策，将竞争理念置于核心位置。）”——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跟中国是接触和合作，现在我们和中国是竞争关系。
所以，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提得非常明确，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发表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当时大家听了非常吃惊，觉得完全是新冷战的宣言，他批评他所有的前任对中国的所谓“姑息政策”全是错误的。他就说，我们要“speak up, stand up, fight and win”，（说出来、站起来、跟中国斗），要赢得这个竞争。这就有了“新冷战”。我很不喜欢用这个概念，中美之间很难用“新冷战”来概括，但当时很多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开始说到中美的新冷战，它说的是在中美之间是全面的对抗关系。
经贸上，特朗普第一任期搞了贸易战，要把那些制造业弄回去，要削弱贸易不平衡；炮制了所谓的“China Initiative（中国倡议）”，要用美国全社会、全政府的力量来对付中国在经济上“偷窃”“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意识形态，当时他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就说得非常清楚，说中国是对美国意识形态最大的威胁。
当时有人给特朗普出主意，说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完全是冷战思维；在台海问题上，也是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这么多年来，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期间，是美国第一次送内阁级部长窜访台湾地区，还签署了很多所谓的涉台重要法案。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推动之下，形成了一个“华盛顿新共识”，不仅仅是共和党，民主党也跟着他大大转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新共识”是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意见，但在中国问题上，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掘墓人”、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一定要把中国打败。
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只干了四年，没有连任，民主党拜登上台以后，其他很多政策都变了，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变本加厉。拜登不仅认为“在我的任期内绝对不能看到中国超越美国”，还把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所谓“民主与专制的竞争”。在台海问题上，拜登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有过之无不及，四次讲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就把台湾地区作为它的北约、盟友一样对待，进行军事干预，彻底改变过去的战略模糊政策。
所以，这个变化使中美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到拜登任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过去的中美关系都呈现出周期性变化，有进就有退，有危机就会解决危机，也有稳定。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我用的概念叫做“长危机”，一直处于危机状态。
长危机的最低点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贸易战直到拜登下台之前的2023年达到最低点，所有高层交往全部中断，过去中美大概有100多个制度化的交流机制，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大多数都已经中断了，最后一次美国的内阁级部长蓬佩奥到中国访问是2019年，那次访问是非常失败的，甚至一顿宴会都没有。
在那之后的五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内阁部长来中国。中国外交部长可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这五年中没有被请去华盛顿。中美两国间高层交往减少了，民间交往在这期间也大大下降，当然有“新冠疫情”因素，但主要还是政治原因。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我所在高校的中美交流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全部取消，取消很多中国学生的签证，尤其是一些他们认为对美国有威胁的人的专业。在这之前，有很多中国媒体在华盛顿，每一家都有几十个人，在这之后都只有两三个人；美国媒体在中国就更少了。媒体少了，互相之间妖魔化更明显了。我到中国来，一些美国的同事、朋友都警告我，你去了回不来怎么办，你一去肯定会被抓起来。双方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所以，2023年、2024年，双方没法交流了。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说“这两个国家在梦游一般地走向对抗。（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collectively sleepwalking down a path of conflict escalation）”2023年，就连拜登也开始觉得这样很危险，怕擦枪走火，会引发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冲突。之后在双方努力下，2023年6-8月恢复了高层交流；2023年11月举行洛杉矶峰会。
虽然这种交流恢复了，但双方“说归说，做归做”，我有一篇同名文章的题目叫《Talk the Talk and Walk the Walk》。这种情况持续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上来以后完全变了。虽然现在才大半年，还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我感觉这种变化太明显了。
特朗普是今年1月上台，2024年4月，博明和当时美国的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务》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中美竞争的结局必须是中国政权的倒台，《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没有对胜利的替代，美国必须赢》），争议很大。这都是投名状，这些人认为特朗普上台以后还会继续他的第一任期的政策，所以这些人交投名状：你使劲干，我们跟着你。
没想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后全变了，他的意识形态跟他第一任期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完全不一样。他的意识形态的敌人是“enemies within”，是内部敌人，是那些民主党。美国过去的内斗，彼此之间不是作为敌人，而是政见不同。但特朗普把这些人当作敌人了，那些同性恋者、移民、变性人，这些是他的敌人，甚至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人权分子现在都是他的敌人了，他觉得对付这些人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这些大国合作。
对大国竞争，现在英文词有一个叫做“Great Power Coalition”，“大国合作”“大国联盟”，而不是大国竞争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划分势力范围，美国西半球，特朗普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墨西哥、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都变成美国的，这是典型的门罗主义。亚太地区呢，中国再怎么搞，美国不管了。欧亚大陆给俄罗斯。特朗普认为，我们这几个大国领导人可以合作，Coalition（联盟）而不是Competition（竞争）。他把过去搞民主推动的机构，像民主基金会、国际开发署USAID等全部减资、弄掉了。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变化也很大。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没有批评过中国在南海的任何动作，包括对菲律宾。大家注意一下，他下边人在说，但特朗普没说，很奇怪。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去白宫见他的时候，说中国现在对我们形成很多威胁，而特朗普居然说了让小马科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话，说你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我不在意。
台湾问题，他更是说得很少，唯一说的就是台湾把美国的芯片产业给弄去了，台湾没有给美国交保护费，完全是在抱怨台湾。记者问他，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会不会保护台湾？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你，因为这个事永远不会发生。
现在特朗普完全把台湾地区作为他和中国谈判的一个棋子、交易、筹码，台湾地区领导人8月上旬准备去美国，当时纽约、达拉斯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了解到台湾当局都在运作了，突然就说不允许他过来，不允许在美国停留，这是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可能为了能和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为了中美经贸商谈能够顺利。而且在这之前，台“防长”要去华盛顿也被他拒绝了，生怕中国不满意。赖清德在这之前说了很多大陆不喜欢的话，加剧了台海的紧张情况，所以特朗普很害怕，他手下人也很害怕。
所以，特朗普第二任期，最近你们看看美国媒体的报道，我是非常吃惊的。我罗列了一些，比如“特朗普是中国鸽派，对华态度出人意料地温和”，“特朗普的初期举措将有利于中国”，“对华鹰派停止叫嚣”，以及“特朗普正逐渐成为一位非常亲华的总统”。这些是美国媒体最近的报道。
为什么特朗普第二任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写了一篇文章，其实特朗普是一个“另类的中国鹰派”，不是所谓的“Orthodox China Hawk”（正统中国鹰派）。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四年和马上要开始的四年，他很多政策在不断变化，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崇拜心理，他和中国做交易的说法一直都没变。
为什么第一任期中，他任由“新冷战”这种说法膨胀呢？因为他刚刚进入华盛顿，而且他周围聚集着共和党建制派的人物。举几个例子，国安会的博明、国务卿蓬佩奥、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还有东亚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这个人和我关系比较好，住在我们旁边，空军的一位准将，聚集在他周围的都是极端反华人群。
但他第二任期上来以后，报道就说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任期当中用错了人，所以我这里面列出的对华鹰派一个都没能回去。我的邻居史迪威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他和我信誓旦旦地说，第一任期我帮特朗普这么大忙，他一定会请我回去的，而且他觉得助理国务卿都太小了。结果特朗普第二任期一上台，一点他的戏都没有，这些人一个都没有进去。
他的第二任期的班子中有没有建制派的人？有，比如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是建制派的，副总统万斯是建制派，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华尔兹也是建制派的，现在不用他了。但选这些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鹰派和建制派，而是你必须对我忠诚，他第二任期的选人标准就是必须对我忠诚。所以，这些人上台后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对华观点和特朗普不一样，但全部哑口无言。
我在美国40年研究美国政治，我认为这次这些政客这次真服了：马尔科·鲁比奥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对华鹰派，结果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脚步在跳，政治家城府太深，简直不可思议。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变成了他自己，第一任期中，他的记者招待会很少，现在天天和记者谈，在飞机上还意犹未尽要和记者谈，他这次表露出来对中国领导人的崇拜，要和中国做交易的渴望。
这样一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最后讲两点。
第一，证明了之前的美国战略新冷战是错误的，是不能够持续的。我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是个“Cause Correction（改正错误）”。两方面改正错误：
一是美国低估了中国的韧性，又是两方面的低估：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另一方面，对中国政权的韧性。两者都低估了，所以打了这个“新冷战”；
二是对中国威胁高估了，因为对中国韧性的低估和对中国威胁的高估，导致他对华政策的“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很危险的，这会产生几点已经清晰可见的可怕结局：
首先，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美国夸大敌手，包括1954年法国人离开东南亚，美国军事涉入以后，从越战中几十年出不来，夸大了所谓“共产党威胁”，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伊拉克战争也是夸大对手的威胁，美国一进去就出不来。
其次，反华教育。中美之间的人文、社会、文化、学术交流，由于这种过度反应，我举了很多例子，我看到的这方面的故事要让我讲可以讲一天一夜。
最后，导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反美情绪上涨。
这都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
第二，现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愿意和中国谈判了，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区别和地缘政治的冲突，而只是要做贸易。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这样一来，双方就有可能妥协。意识形态方面谁也不能妥协，地缘政治、美国的霸权和全球领导力谁都不愿意妥协，但在做贸易、交易上可以妥协。
我最近几次到国内感受太深刻，中国对这次贸易战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中国是在4月2日“解放日”宣布加关税中唯一几个打回去的国家，你给我145%，我给你125%；特朗普说你们没理解，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主动要求谈判，先是在日内瓦，之后在伦敦、瑞典。谈吧，最后双方都做出让步。通过谈判和妥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我想正是这样的局面导致鲁比奥说了“战略稳定”，相互之间产生僵局，谁也吃不了谁，双方必须做出妥协。
但这个战略现状是否稳定？我认为还是有待观察的，几方面原因：
一是特朗普周围还是那些传统的对华鹰派主导，对中美战略稳定不利。美国国内的政治，你到美国华盛顿去可以感觉到政治反华的气氛非常浓厚，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华政策中完全是一个另类。这种另类意味着什么？他现在有能力把那些传统鹰派压下去，因为他要谈判，但如果他和中国的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又不能谈了，又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期，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二是现在这个“战略稳定”更多是中美之间两国领导人个人风格、个人因素所主导的，这很难稳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和特朗普很不一样，中国是讲“大局”，讲“战略框架”，特朗普是非常随意的，说变就变，而且他只看眼前。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三是特朗普现在提的大国之间的“联盟”非常不现实。因为这种力量对比一直在变化，中美、美俄、俄中一直在变化，而且中小国家也不会买账，他和中俄领导人能否达成这种他想象中的联盟也很难说，需要有俾斯麦，当年他们讲Council of Europe，就是俾斯麦体系、三皇同盟，美国需要这种外交家，但特朗普没有这种外交家，他也不是这种外交家。
总结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僵局，处于一种鲁比奥说的战略稳定期，说明中美谁也“吃”不了谁。从美国来讲，我个人感觉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走到这一步？是因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已经对美国的霸权政策深恶痛绝。
我引用两个数据来做说明：一是在特朗普今年1月份上台时，《纽约时报》提供的民调数据，60%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不要在海外去多事了，不要做世界警察，关注国内的事情，国内都这么乱了，你们还去国外管？二是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1月份的民调，1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没有财富和力量领导世界，美国人不应该再这样做了。
上个礼拜迈克尔·赫什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引用了下来，他说：“美国两党相似之处是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失败了，至少美国二战后、冷战后不应该再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了。”所以，无论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Progressive Democrats（进步民主党）”，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美国应该后撤（Pull back）。这是历史背景。我在美国感受太强烈了，国在内大家不一定都会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机会还是有的，能够很好的相互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