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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称韩国不能再走”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路线;中国这样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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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政策演讲并回答了问题。在演讲中,他说韩国将把增加的国防预算用于获取尖端技术和装备,以提升韩国军队的能力。

在与主持人的对话中,李在明说,,韩国不能继续走所谓“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路线。他说,在美国强力牵制中国,甚至采取对华封锁政策之前,韩方确实坚持“安美经中”路线。近些年,国际社会出现供应链重组,美国明确对华遏制方针。如此一来,韩国也只能在美国的基本政策框架内行动和做出判断。

李在明指出,美方与中方形成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同时,在个别领域也进行合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韩中两国更是地理相近,韩方致力于妥善处理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问题,维护好双边关系。

对于这样的表态,8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发表了评论。郭嘉昆表示,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的中韩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是中韩双方的共识。

“中韩关系发展源于双方共同利益,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郭嘉昆指出,中方对韩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希望韩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下为李在明在CSIS演讲以及与主持人就中国问题的对话:

哈姆雷博士: 是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高兴这是一场成功的会晤。总统先生,我想问您一个可能有些棘手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韩国一直以来都和美国保持着非常牢固的同盟关系,但同时您也和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有些人说,韩国在经济上会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会依赖美国。甚至有一些批评者直言,您“过于亲中”。您对此如何回应?

李总统: 在美国还没有采取明确立场来抗衡或遏制中国之前,可以说,韩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在经济合作上依赖中国。然而,过去这几年,随着自由民主阵营与以中国为主导的阵营之间的对抗日益激烈,竞争加剧,供应链也因此被重新调整,再也无法维持过去那种逻辑。

但是,如果我们看事实,美国虽然在某些领域与中国竞争,但在其他领域仍然与中国保持合作。因此,韩国在涉及美国出口管制或全球供应链事务时,并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特殊关系。只是因为我们在地理上与中国比邻而居,所以我们维持着一种基于地缘必然性的关系,着重于管理这种不可避免的联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采取或做出任何违背美国基本政策立场的行动或决定。

演讲内容:

尊敬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席约翰·哈姆雷博士,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在假期时间仍然出席今天的活动。能够与各位见面,我深感荣幸。在全球格局与地区安全局势依然严峻的当下,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韩美同盟的华盛顿智库——CSIS,慷慨地筹办了今天的活动。在此,我谨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大韩民国是唯一一个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同时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国家。今天,它是引领尖端科技、重塑人类未来的全球领导者,也是以创新内容感动全世界观众、不断改写文化产业标准的文化强国。而在这一切辉煌成就的核心,是韩国人民的决心与才干,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总能化危为机。然而,如果没有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贡献,今天的韩国不可能走到这里。

在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被称为“汉江奇迹”),以及在对抗残酷独裁、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中,美国始终给予韩国巨大帮助与合作。韩美之间长达七十余年的团结在去年 12 月 3 日我们克服军事政变时再次展现了力量。压制武装政变力量而没有流一滴血的力量,来自于韩国人民的和平抗议,他们向世界展示了生机勃勃的“K-民主”。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美国政界和社会的领导人们,是你们给予了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任、团结和支持,帮助我们恢复民主。

新政府由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民选出,我们已准备好进一步强化韩美同盟。作为自由民主共同体的一员,韩国在发展中受益良多,如今我们也愿意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韩国的民主和韩美同盟经历了无数考验,而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动荡的国际局势和新的艰巨挑战。

在韩国 6 月 3 日总统选举刚刚结束后,CSIS 发布了一份题为《韩国新总统:从油锅到火坑》的报告,标题本身就充分说明了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如今的挑战既多又复杂,包括朝鲜持续的核与导弹研发及其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乌克兰和中东的严峻安全环境,以及涉及能源和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问题。要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智慧,把危机转化为机遇,并为新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最佳途径是以战略眼光和灵活思维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这可以称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

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其支柱与核心正是韩美同盟。韩美两国并肩在无数战场上为和平与繁荣而战,因此我们是安全上的盟友。

曾经接受过美国援助的韩国,如今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绿地投资国,帮助美国人民改善生活,因此我们也是经济上的盟友。

在安全和经济同盟的基础上,我致力于与特朗普总统一道,开启一段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同盟新篇章。在今天的首脑会谈中,特朗普总统和我一致同意,让我们的双边同盟更具互惠性和未来导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格局。

美国对韩国的防务承诺和我们的联合防卫态势依然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同时,韩国将更积极地承担维护半岛安全的主导责任。

首先,我们将增加国防预算,用于将韩国军队建设成能够赢得未来战争的智能化军队,并用于获取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在首脑会谈中,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他愿积极支持韩国增强军事能力,并进一步扩大在先进防务产业方面的双边合作。两国的能力和态势将进一步提升,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格局和日益加剧的威胁。

然而,韩美同盟取得的诸多进展之下,朝鲜半岛仍然存在一个未解决的上世纪遗留问题,那就是朝鲜的核问题。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极为重要,这是实现半岛与世界永久和平的关键。特朗普总统和我已经同意紧密合作,推动和平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半岛必须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义务,这是符合南北双方利益的。韩国将严格遵守 NPT 体制,切实履行无核化承诺。

南北关系同样遵循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原则。韩美两国将努力与朝鲜展开对话,同时坚决应对朝鲜的挑衅。韩国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南北紧张,防止意外冲突;与此同时,朝鲜也停止了对边境地区居民造成困扰的宣传扩音广播。那些即便吃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的居民,如今对我的政府表示感谢,说他们终于能安稳入眠。

我坚信,建立在和解与合作基础上的南北关系将惠及朝鲜半岛,也将惠及美国。当无核化、和平与共存的道路最终在半岛打开时,韩美同盟将在全球层面得到升级。在韩国生活的约 20 万美国人以及驻韩的 2.85 万美军将更安全,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也将更加繁荣。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在国家安全深刻影响人民生活质量和国家未来的时代,安全与经济不可分割。今天,特朗普总统和我一致同意紧密合作,确保我们的同盟能让两国人民生活更加富足。我们两国达成的关税协议,将成为加强先进技术合作的重要跳板。拥有全球最强实力的韩国造船业,将带来美国造船业的复兴,并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历史转折点。

韩美将通过先进技术同盟,广泛应对这个安全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挑战——一个不同国家相互合作、实现互惠增长的未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吗?但这是能够实现的梦想,因为我们两国人民——作为同盟最坚实的基石——正在将这一理想化为现实。尽管两国之间隔着辽阔的陆地与海洋,但每年有近 300 万韩美两国人民互访,拓展交流,深化友谊。好莱坞电影、摇滚与爵士乐长期受到韩国年轻人喜爱,如今韩美年轻人也因在 Netflix 全球热播的《K-Pop 妖怪猎人》原声音乐而产生强烈共鸣。正如汉堡和披萨不再是美国独有的食物,紫菜包饭和拉面也不再是韩国独享的美味。一段在纽约一所小学里,韩裔女孩带紫菜包饭当午餐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一家知名的韩国汉堡连锁店在美国——这个汉堡的故乡——开出首家门店,引来大批顾客。我们确实正在见证韩美同盟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的人民彼此信任、彼此丰富着对方的生活。

在这一新篇章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就是日本。在来美国之前,我首先访问了日本——这个与我们比邻而居的近邻。我记得特朗普总统自第一任期起就强调韩美日三边合作的重要性。今后,我将与特朗普总统一道,在坚如磐石的韩美同盟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三边合作。三国将携手应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并共同为印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努力。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伟大的同盟最初在战壕与枪林弹雨中锻造,但在过去七十年里,它已发展成一个涵盖造船、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和核能等广泛领域的同盟。而在此刻,这一同盟正在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战略性的同盟,牢牢扎根于安全、经济和先进技术这三大支柱之上。这个以务实主义和人民利益为根基的坚固同盟,必将熠熠生辉。

韩美同盟的黄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这不是因为我们还缺少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有无限潜能可以实现。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即将到来的辉煌时刻创造更伟大的成就。

特朗普对印度加征50%关税:购买俄石油仅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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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视觉中国

周三,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几乎所有来自印度的商品征收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此举震惊了印度商界,并给美印经济关系蒙上阴影。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最近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的采访时,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以及美印贸易关系发表了看法。他指责印度从购买打折的俄罗斯原油中“渔利” 。他表示,印度在俄乌冲突期间利用这种 “套利” 行为,购买廉价原油并将其作为成品油转售,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回应中国也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为什么没有遭到关税制裁的问题时,贝森特说,中国在俄乌冲突前就已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开战之后并没有明显提高,而印度在此之前进口的俄罗斯石油不到总进口量的1%,但俄乌战争之后,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据悉,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印度大幅增加俄罗斯进口份额。至 2023–24财年,俄罗斯约占其全部原油进口的 22.1%。到2023年5月,俄罗斯已约占印度当时每日4.8百万桶原油进口的 41%。截至2025年中,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占其总消费的三分之一以上,达到约 35–42%。

而对于中国来说,在2019–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15%,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原油来源国,仅次于沙滩。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明显提高俄罗斯原油依赖度。2022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占其总进口的 21.5%。到 2023年,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来源国,日均进口约 2.1 百万桶/天,占中国总进口约 19%

贝森特强调,美印关税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俄罗斯石油,还涉及到更广泛的贸易挑战。贝森特表达了对美印贸易协议谈判进程缓慢的失望。他指出,原以为协议会在今年5月或6月达成,但印度在谈判中采取了“表演性”的态度,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贝森特还认为,美印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这在贸易争端中给了美国优势。他说:“当贸易关系出现分歧时,逆差国处于有利地位。应该担心的是顺差国。”他指出,印度向美国出口大量商品,但同时维持着很高的关税。

此前,美国已与中国达成贸易“休战”,而中国长期被视为特朗普贸易战的主要对手。在此背景下,印度却成为主要受害国之一。这不仅威胁到印度出口商的生存,也可能破坏美国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印度的关键战略。

就在几个月前,印度仍对与美国的关系充满信心,认为其作为美国重要伙伴的地位,以及总理莫迪与特朗普的个人交情,能在关税问题上为自己赢得缓冲。但现实却出人意料。如今,在面临50%高关税的国家中,印度与巴西成了仅有的两个。

7月30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对印度商品征收25%的关税,已高于印度在亚洲的竞争对手。8月6日,在印度谈判代表以为有望达成妥协之际,特朗普再度宣布追加25%,以此惩罚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这些关税属于“次级关税”,其目的是“让俄罗斯更难从石油经济中获利”。然而,讽刺的是,仅仅四个月前,万斯在访问印度时还称美印关系是“一段非常双赢的伙伴关系”。

特朗普本人则长期批评印度是“关税之王”,指责其通过高关税和严格的质量认证保护本国产业。例如,美国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和高尔夫球具等商品在印度需缴纳高达100%甚至更高的关税。尽管印度官员试图通过增加进口美国能源和国防设备来安抚特朗普,但收效甚微。

《纽约时报》指出,这一关税将严重冲击印度经济。除了推高美国进口商成本外,印度的纺织品、化学品、机械、宝石和珠宝等多个行业将首当其冲。印度政府估计,这些关税将影响价值482亿美元的出口,并可能使大量商品运往美国“在商业上变得不可行”,引发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

援引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创始人Ajay Srivastava警告,这一战略性冲击可能抹去印度在美国长期建立的市场地位,导致依赖出口的产业中心陷入失业,并削弱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

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阿格拉市的皮革鞋类出口商Puran Dawar(客户包括Zara)表示,若国内需求不振、海外市场无法拓展,该行业将在短期内遭受重创。他提醒,美国应意识到,这些严厉的关税最终也会伤及美国消费者。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总干事Ajay Sahai也警告,一些产品线将“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行”,对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企业打击巨大。

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这是一张难打的政治牌。他以民族主义言辞回应,将当前局势与印度百年前的独立斗争相提并论,强调保护小企业主、店主和农民的利益。他公开表示:“无论我们面临多大压力,印度都将取得胜利。”莫迪暗示,印度可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转而寻求与中国、日本、欧洲等伙伴的合作。

这些关税也与美国在农业和乳制品市场的诉求相关。尽管双方已举行五轮谈判,但由于印度坚持保护数百万农民的生计,不愿开放市场,协议始终未能达成。面对美国的强硬,莫迪誓言不会屈服,称世界正在目睹一场“经济自私的政治”。作为回应,美国代表团已取消原定本周的新德里访问。

为缓冲关税冲击,印度政府已启动一系列改革,旨在提振国内消费和保护经济。例如,在排灯节前调整消费税以降低保险、汽车和家电的成本;为出口商提供金融激励;并计划扩大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出口,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路透社称,高关税带来的冲击将长期存在,并可能在政治上削弱印度总理纳莫迪的地位,因为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面临着风险,特别是在纺织、宝石和珠宝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几周印度的应对措施,可能重塑其与俄罗斯数十年的伙伴关系。

“印度需要俄罗斯在未来数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在可能时提供廉价石油、在大陆空间给予地缘政治支持,以及在敏感问题上提供政治后盾,”CSDR创始人雅各布表示:“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了印度不可多得的伙伴。” 但他同时补充说:“尽管在特朗普执政下,印美关系存在困难,但美国仍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至少目前,印度根本没有奢侈到可以在两者之间择一而行。”

彭博社当地时间8月26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印度计划削减俄罗斯石油进口。知情人士称,这是印度对美国作出的“适度让步”,但也表明该国没有与俄罗斯断绝关系的计划。

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则告诉路透社,印度希望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并愿意增加对美国能源的采购,但不愿完全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印度外交秘书当地时间8月26日告诉记者,印度与美国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两国官员就贸易、能源安全(包括核合作)以及关键矿产勘探等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

特朗普称要欢迎60万中国学生 铁杆MAGA支持者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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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周二,特朗普总统在参加内阁会议时突然表示,美国不仅想要中国学生,而且需要中国学生,并强调将允许60万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这一表态引人注目,因为此前他的政府在政策上对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态度并不友好。

“说不让学生来这里是非常侮辱人的,”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我乐于看到他们的学生来,也欢迎其他国家的学生来。”他补充说,中国学生帮助维持了大学的运营,“当然,我们会进行检查,我们会小心,看清楚他们是谁。”

特朗普还透露,他已向习近平表示“美国很荣幸有他们的学生来”,并在周一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时进一步强调,“习主席希望我访问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我们不让他们的学生来’的故事,但我们会允许他们的学生进来,这非常重要——60万名学生。”

然而,特朗普提到的“60万”这一数字令人疑惑。目前,中国学生在美人数约为27.7万。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学生人数逐年下降:2019-2020学年达到顶峰的372,532人,此后因疫情和政策收紧而持续减少。

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与其部分坚定支持者立场相悖。美联社报道指出,前顾问史蒂夫·班农、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以及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卢默,都反对接纳更多中国学生。班农直言“暂时不应该有任何外国学生在这里”。格林则质疑:“如果没有中国学生,美国有15%的大学要倒闭,那这些学校本来就应该倒闭,因为它们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撑着。”

在福克斯新闻节目“英格拉姆之角”上,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姆质问特朗普政策转变是否违背“美国优先”。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辩解称,特朗普采取的是“理性的经济观”,如果没有外国学生,15%的美国高校将会倒闭。但英格拉姆反驳说:“这60万个名额是美国孩子得不到的。”

事实上,国际学生的经济贡献巨大,对美国某些高校的运营确实很重要。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分析显示,2023-2024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38亿美元,支持了378,175个工作岗位。中国本科生尤其常支付全额学费,许多大学的财政依赖这一群体;中国博士生在高科技领域研究中也举足轻重。

但美国政界普遍担心中国学生带来的安全风险。近年来,两党逐渐形成共识:美国大学不应帮助中国培养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顶尖人才。拜登政府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表示,希望更多中国学生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非粒子物理学。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曾禁止与中国军方院校有关的研究生入学。今年5月,国务卿鲁比奥推动国务院取消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学生签证,以及涉及敏感领域学生的签证。国务院当时宣布,将“积极撤销”相关签证。

在近日开学之际,多位中国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遭遇盘问审查等刁难。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对中国学生采取“歧视性、出于政治动机和选择性的执法”。发言人毛宁表示,一些学生在入境时被长时间盘问甚至遣返。中国驻美大使馆也警告学生不要从休斯顿的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入境,称多名学生在那里遭到骚扰,其中一人被拘留80多个小时后遣返。

此外,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还承诺对国际学生实施更严格的审查程序,导致来自中国、印度、尼日利亚、日本等国的学生难以预约签证面谈。据分析,今年秋季国际新生入学人数可能因此下降30%至40%。美国政府也取消了数以千计学生的签证,但未公布国籍信息。

过去几十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美国最大国际生来源国,其中中国在本科阶段长期居首。专家认为,由于中美关系紧张和中国人口下降,未来中国学生人数可能进一步减少。

惠顿关于台湾的主张过于极端且逻辑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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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美国前总统布什与川普政府时期的资深顾问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在 Domino Theory 平台发表了两篇涉台评论。惠顿自称为“台湾的长期支持者”,却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外来处方色彩的建议,包括:将台湾防务“以色列化”、加大无人机与新兴技术投资、去除“中华民国”象征以重塑身份,以及推动台湾金融体系的激进自由化。然而,台湾的战略道路必须立足自身历史与民主体制,培育内生性的社会韧性,而非依赖外部的处方性方案。 

谬误之一:将台湾防务“以色列化”

惠顿呼吁台湾实行全民皆兵,并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10%。然而,这一建议无视台湾的社会现实、简化了台湾的历史经验,也忽略了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台湾与以色列的安全处境存在根本差异。

以色列人口约一千万,仅为台湾的一半,国土面积狭小(22,072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四周被敌对邻国环绕。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至少经历了七场大规模战争,与阿拉伯世界的宗教与资源冲突至今未解。这种敌对环境迫使以色列实施全民役制,将其视为国家生存的必要手段。

相比之下,台湾虽承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但整体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中国大陆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而这种威慑多停留在“灰色地带”,未突破全面战争的门槛。外交层面上,台湾拥有更广泛的区域合作网络,并通过美日同盟间接获得安全支撑。这意味着台湾并不面临以色列式的“生存困境”,也无迫切必要照搬以色列防务模式。

此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长期承受威权统治与“白色恐怖”的创伤记忆,社会普遍珍视个人自由与宪政民主。全民皆兵若作为激进措施推行,势必引发民意反弹,破坏政府与社会的互信。事实上,自2024年以来的两轮“罢免潮”已表明,台湾民众更强调社会团结而非过度军事化。

经济层面的“枪炮与黄油”矛盾同样凸显。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台湾当下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于就业与财富分配,而非军费不足。2024年民调显示,49.1%的民众支持扩军,43.8%反对,社会分歧显著。财政现实更使惠顿的建议难以立足:2025年台湾国防预算为GDP的2.45%,维持债务比率24.9%的同时,社会福利开支仍占最大比重(2024年为21.3%,2025年为26.5%)。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已在2025年3月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在目前阶段绝对没有能力”将军费提高至GDP的10%。与之相比,新加坡虽实施全民役制,但军费维持在3–5%之间,越南役期长达24个月,但始终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置于首位。这些经验共同说明:中小国家的韧性源于安全与民生的平衡,而非极端军事化。

结论很清楚:台湾需要的是“国防韧性”,而非全民皆兵。安全来自繁荣与社会稳定,而非过度的军备扩张。惠顿的“以色列模式”缺乏社会与经济支撑,终究难以落地。

谬误之二:去除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符号

惠顿建议台湾移除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符号,以重塑国家身份。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华民国与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联系,也贬低了这些符号在台湾社会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中华民国宪法与五院制成为台湾治理架构的制度基石。尽管国民党一党专政备受批评,但这一体制同时为台湾的民主化与经济起飞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在对外领域,“中华民国”仍是台湾的正式称呼,被广泛用于国际交流,并已嵌入台湾社会的认同体系。

孙中山与蒋介石两位人物也深刻影响了台湾的政治文化。蒋介石主导了“375减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为台湾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战后长期作为教育与宪政合法性的核心内容,被纳入学校必修课程直至1980年代。尽管其被批评为威权工具,但“三民主义”思想本身也提供了民主宪政的理念延续,并启发了台湾本土民主先驱如蒋渭水。这表明,台湾的身份转型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而非与中华民国的彻底切割。

因此,惠顿要求台湾切割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身份,既忽视历史复杂性,也否认了台湾民主化的演进逻辑。这一主张如同要求美国因建国者曾蓄奴而推翻宪法、剔除所有英国文化遗产,逻辑上站不住脚。尊重历史而非抹去历史,才是台湾民主未来的根基。

谬误之三:金融自由化的幻想

惠顿主张台湾全面自由化金融体系,效仿“新加坡/迪拜模式”。然而,这一设想脱离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现实。

台湾长期重视社会公平与稳定。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基尼系数为0.272,处于亚太最低水平之一。相比之下,美国约为0.41,新加坡约为0.35,而阿联酋更高达0.63以上。经验表明,激进自由化往往带来财富高度集中,削弱社会公平与制度合法性。

台湾产业结构同样不支持迪拜式模式。2022年,台湾服务业占GDP的61.72%,半导体产业占22.6%。半导体作为支柱产业,使台湾对资本流动与市场波动格外敏感。激进金融开放不仅难以带来稳定增长,反而可能引发资产泡沫与社会撕裂。

区域案例更具启示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与韩国因过度自由化受到重创;反观越南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虽积极吸引外资,但保留对关键行业的管控,至今国企仍贡献超过四分之一GDP。这种渐进式改革有效避免了社会动荡。新加坡的成功依赖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台湾多元民主不具备复制条件。

因此,台湾的最佳路径是“稳健型开放”——在保障金融活力的同时兼顾社会韧性,而非盲目照搬外来模式。

比较分析与结论

新加坡、越南与台湾同为中小型经济体,处于美中竞争的夹缝,既是“摇摆国家”,也是“前线国家”。三者人口介于600万至2300万之间,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政治体制兼具国家能力与社会约束。共同的儒家文化底色则强化了稳定优先的社会取向。在此背景下,惠顿的方案更像是一种美国视角的映射,而非根植于东亚现实的策略。

台湾的真正优势在于“竹子外交”与“韧性社会”:既能随风而动,又有深厚根基;在“枪炮”与“黄油”之间不断调整,以维持长远的战略平衡。

台湾从未“失去”川普或任何外国政治人物。其竞争力根本不依赖外部认可,而在于基于本土优势的不可替代性。真正的战略成熟,不在于取悦大国领袖,而在于打造一个自由而坚韧的社会。唯有如此,台湾才能在大国竞争的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

特朗普又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200%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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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新闻”报道,8月25日星期一,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韩国新总统李在明,他利用这个机会再度对中国发出威胁言论,如果中国对美国停止出口磁铁,美国将用200%的关税对中国进行报复。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他对李在明说:“他们(中国)必须给我们磁铁。如果他们不给我们磁铁,我们就得对他们征收200%的关税之类的(报复),但我们不会有问题。”

这再度说明,稀土元素是中国制约美国的重要和有效手段。

他表示目前中、美关系良好。他对李在明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如你所知,我们从中国得到很多钱,因为关税……。我们会和中国处得很好。我听到很多关于我们不会允许他们的学生来(美国)的规划,但我们会允许他们的学生来这里,我们会允许的。这非常重要,60万名学生。这非常重要。不过,我们会和中国处好。”

特朗普不断利用关税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不久前,他曾经利用“二级制裁”来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如果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就要对中国和印度如何如何。不过因为因为他正在努力斡旋普京和小泽的直接会谈,所谓“二级制裁”的威胁暂时被撂在一边了。

尽管如此,近日他又发出威胁,要利用额外的关税来报复那些对美国高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数字服务征收关税的国家。

韩国新上任总统第一次出国访问,通常都选择美国。李在明当选后,第一个出访的目的地是东京,其次才到华盛顿。

鉴于韩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李在明的“亲中”倾向,特朗普显然需要拉拢李在明。他在会晤李在明时表示,美国可以向韩国大量购买船只,并且没有提出要韩国增加对美国驻军支付的费用。

与此同时,他再度表示他和金正恩关系良好,并表示希望在今年内再度和金正恩会面。这似乎是在提醒李在明,美国在朝鲜半岛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李在明访美:如何应对中国“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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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上任82天后首次访美。原计划聚焦安保与经贸,但从他抵达华盛顿的那一刻起,以及之后在白宫和特朗普的会面,其所说的每句话都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关注的焦点。

与此前韩国总统访美的高规格待遇相比,李在明此次受到了“最低规格礼宾”的接待。这引起了韩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不满。此外,韩国还面临美国在投资问题上的强硬施压。

就在李在明赴美的同时,一支由前国会议长朴炳锡率领的特使团同步抵达北京,向中国传递积极信号,意图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正轨”。媒体分析这一“双轨外交”的布局,清晰地展现了李在明政府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

李在明抵达美国时,迎接他的美方阵容仅有国务院副礼宾长和一名韩裔美军上校,并只获赠一枚纪念币。这与过去总统访美时有部长级官员陪同、甚至时任总统亲自迎接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多家韩媒的“不满”和吐槽,认为这是美方对此次访问采取“最低规格”的明确信号。

更让韩方感到压力的,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美方要求韩方将此前承诺的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 落实在文件上 。有消息甚至指出,美方以 “取消首脑峰会”作为筹码,加大谈判力度。尽管双方在7月已达成贸易协议框架,但韩美双方对这笔巨额投资的解读存在明显分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将亲自挑选投资项目,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则澄清,“大部分投资将以贷款和担保的形式进行,直接投资将只占一小部分” 直接投资将只占一小部分” 。在维护国家利益与保持原则之间寻求平衡的严峻考验。正如他在大选期间曾言,为保护国家利益,如有必要,他会“从特朗普总统的胯下爬过 “” ,但也强调自己“也不是软柿子”。

李在明的“中国考题”

在特朗普和李在明会见之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韩首脑即将会面,李在明如何应对“中国考题”》。这篇文章分析了李在明政府面临的复杂的中美地缘政治情况。

的确,在这次会谈中,中国是记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特朗普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关于他接下来的访华计划时,当场邀请李在明一同访华。凤凰记者问:“您和李在明总统实际上都计划前往中国,您提到可能是在今年或明年。能否请您分享更多有关您访问中国的计划,以及李在明总统访问中国的情况?”

特朗普回答说:“也许我们会一起去。如果你(李在明)想一起去,我们可以共乘一架飞机。这样可以节省能源,保护臭氧层。记得吗?奥巴马总统以前常谈论臭氧层,但他们却飞到夏威夷去打高尔夫、玩乐。”

凤凰记者问:“您接受这个邀请吗,李在明总统?” 特朗普说:“我是半开玩笑的,但如果你想要一起的话……” 李在明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去。”

特朗普说:“如果你想去,我可以申请特别许可。我肯定你可以一起去。我们会和中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正在发生,你们也看到了,正在发生。他们有一些筹码,而我们有着极其强大的筹码,但我不想打出那些牌。”

特朗普在讲话中还否认美国不欢迎中国留学生。他表示,六十万中国留学生非常重要,他欢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特朗普还谈到中美各自手中都握有王牌,中国有稀土,美国有波音零部件,以及关税。不过这些并未影响中美保持良好关系。

会谈没有直接涉及此前报道中涉及的美国要求韩国扩大驻韩美军的作用以遏制中国。此前的报道称,美国近期向韩国施压,要求扩大《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原本条约仅覆盖朝鲜半岛及周边水域,但美方提出将其扩展至“整个印太地区”,明确意图将韩国卷入台海潜在冲突中。但韩国方面担心这会把韩国拖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

过去几年,中韩关系系一度陷入低谷。2017 年,韩国不顾中方反对,执意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中国认为严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两国经贸、人文交流因此大幅降温。2023 年,尹锡悦政府在涉华议题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导致两国间政治互信受到严重侵蚀,双边关系再次遭遇寒流。李在明新政府上台后,多次作出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表态,两国关系趋于回暖。

当着李在明的面说想见金正恩

在会谈中,两位总统讨论了美韩同盟、朝鲜半岛局势、美韩制造业合作等议题。特朗普还说打算要求韩国把一些驻韩美军“大型军事基地”的土地所有权交给美方,这样可以摆脱“租借”事宜。事实上,根据美韩关于驻韩美军的协定,韩国不仅免费向美方提供土地用作美军基地,还分担维持驻军的大量费用。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会削减驻韩美军人数,特朗普称,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件事,“因为我们一直是朋友”。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有朝一日将再次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李在明会晤时,被在场记者问及打算今年还是明年见金正恩,特朗普回答说“我想要今年见他”,强调他与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表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除了他的妹妹”。他说:“我和他(金正恩)相处得很好。我认为他领导的国家潜力巨大,前景光明。”李在明称,希望特朗普开启朝鲜半岛“和平新路径”。特朗普说,期待与李在明一道在对朝关系上取得“大进展”。

谈及美韩经济关系时,特朗普说,韩方想就7月达成的美韩贸易协议“重新谈判”,“我不介意。那不意味着他们能得到任何东西”。李在明表示,韩方愿参与美国正在推动的造船业等制造业复兴。特朗普说,美方打算从韩国采购一些船舶,同时希望韩国造船企业在美国用本地劳动力进行生产。他提到在二战期间, “我们曾一天造一艘船” 。他预测,随着韩国在美国的投资,那个工业时代将再次到来。

7月30日,韩美达成贸易协议。当时双方约定,美方将包括汽车在内的韩国输美产品关税税率降低至15%,韩方将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采购价值10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

协议达成后,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协议,韩国将向美国拥有和控制的投资项目提供3500亿美元。作为总统,我将亲自挑选这些项目。” 不过,韩方对这笔投资的解读与美方存在明显差异。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容范此前解释称:“大部分投资将以贷款和担保的形式进行,直接投资将只占一小部分。”

在会谈中,双方还谈及韩日关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同韩日一同开发美国阿拉斯加州油气资源,但韩日之间存在历史敏感问题,他对韩日是否会因此难以相处有疑问。李在明称,韩美日合作非常重要,为推动韩美关系发展,韩日关系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另外,特朗普表示,他不久将访问韩国,参加一场韩方主办的经贸会议。韩联社解读,这很可能是指定于今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新书座谈会:《到美国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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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劳泰瑞(Terry Lautz)编辑的《在中国的美国人》(Americans in China: Encounter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2025年,哥伦比亚大虚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续集”《去美国的中国人》(Chinese Encounters with American: Journeys that Shaped the Future of China)。8月28日下午两点,美国卡特中心和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将在该馆的Latino Room举办该书的座谈会。本书的编辑之一劳泰瑞、作者刘美远(Melinda Liu)、赵文词(Richard Madsen)将参加这次活动,活动的主持人为本站主编刘亚伟(Yawei Liu)。

时间:2025年8月28日下午两点(美国西部时间)

地点:旧金山公共图书馆Latino Room(100 Larki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Zoom 链接:https://sfpl-org.zoom.us/j/98923884621

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本书编辑之一劳泰瑞的采访。劳泰瑞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研究员。此前,他在亨利·卢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担任副总裁兼秘书,退休后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任教并担任东亚项目主任。他曾任哈佛燕京学社、岭南基金会和耶鲁中国协会的理事会主席,毕业于哈佛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本书的另一个编辑是戴慧思(Deborah S. Davis)。戴慧思1978年起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曾获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立老龄研究所、卢斯基金会、圣殿顿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等机构的资助。2016年以来,她一直担任复旦大学特聘访问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任教。她还担任《The China Quarterly》和《The China Review》编委,并是耶鲁中国协会的理事。

刘美远毕业于哈佛大学,于1980年代开设了《新闻周刊》的北京记者站并长期担任站长。社会学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和社会理论等,1941年生于加州阿拉米达。他曾获玛丽诺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1971年间,他先后在天主教辅仁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学习。赵文词现为圣地牙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首席教授及复旦-加大中国硏究中心主管。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执政时期的陈庄》(1992年,合著)、《中国村庄中的道德和权力》(1984年)、《中国与美国梦》(1994年)、《中国天主徒: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不幸与希望》(1998年)。

本书介绍的12个改变了中国人的美国观的中国人分别为:冀朝铸、谢希德、资中筠、王缉思、杨敏德、张烨、郎平、杨美琦、邓兴旺、洪晃、马天杰和龚天鹏。

专访《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到美国的中国人》作者:民间交流并没有止步

2024年12月,我有幸采访了劳泰瑞(Terry Lautz),主题是他的新书《在中国的美国人》(Americans in China, 2022)。该书讲述了13位曾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的经历。六个月后,我采访了劳泰瑞和戴慧思(Deborah Davis),讨论他们的新作《去美国的中国人》(Chinese Encounters with America)。这本书和上一本正好相反:聚焦那些曾在美国生活的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该书由劳茨与戴维斯共同主编,收录了12篇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的传记文章,作者多为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其中包括戴维斯本人。戴维斯撰写的章节介绍了中国物理学家谢希德的生平,在此次访谈中她也分享了许多细节。书中由劳茨撰写的导言与结语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在访谈中也有所涉及。

《在美国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美国人》一样,提醒我们两国的“交流并未停止”,正如劳茨所强调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书中所描绘的人物故事也凸显了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价值、友谊与合作。

8月28日,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中国中心的协办下,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的中国项目将举办一次新书分享会,邀请劳泰瑞及该书的作者刘美远(Melinda Liu)和赵文词(Richard Madsen)进行对话。更多活动信息可在此处查看

劳泰瑞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研究员。此前,他在亨利·卢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担任副总裁兼秘书,退休后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任教并担任东亚项目主任。他曾任哈佛燕京学社、岭南基金会和耶鲁中国协会的理事会主席,毕业于哈佛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戴慧思自1978年起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曾获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立老龄研究所、卢斯基金会、圣殿顿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等机构的资助。2016年以来,她一直担任复旦大学特聘访问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任教。她还担任《The China Quarterly》和《The China Review》编委,并是耶鲁中国协会的理事。

米兰达·威尔逊(Miranda Wilson): 首先,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在美国的中国人》?两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书的结构是怎样的?

劳泰瑞(Terry Lautz): 书中有十二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中国人,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又返回中国。他们涉及外交、商业、教育、科学、体育、文化和公民社会。他们不是游客,而是真正深入美国文化与社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理解美国。

核心问题是:这些经历在他们回到中国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他们个人、所在的机构、专业领域以及中美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他们在中国快速变革的时期如何吸收新的思维方式?我们主要关注的是1979年中美建交正常化之后到现在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能展现与中国交流的益处。同时,美国人也需要理解中国的视角,而不仅仅是官方政策声明。

戴慧思: 在书名中,我们以“经历/相遇(encounters)”为核心词,是为了凸显交流、互动与纠缠的重要性,而不是隔绝、疏远或敌意。强调“经历/相遇”也使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成为该书叙事的中心。

威尔逊: 《在美国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美国人》的续篇。比较这两本书时,你们发现了什么不同或相似之处?

劳泰瑞: 差异非常明显。双方在认知、动机和假设上差距极大。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中国抱有理想主义,想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或基督教国家。而中国人则务实得多。这是由历史决定的:他们必须现实地考虑如何从战争、贫困、外来入侵和自然灾害中恢复。我们在书中说,中国把美国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引力弹弓”,就像航天器借助其他星球的引力来加速一样。美国就是那颗“星球”,而教育是中国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因此,中美目标和诉求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匹配。

戴慧思: 我们同样强调个人的轨迹。在个体层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追求,这与国家领导人的目标是有区别的。

威尔逊: 在导言中,你们写道:“这些章节所描绘的思想交流展示了在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中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价值。”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戴慧思: 作为社会学家,我不太愿意从国家层面去泛化价值观。但在个人层面,中美社会都十分重视家庭安全,这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其次是终身友谊。中美社会都认为友谊重要,并且基于友谊可以为国家和个人做很多事。第三是团队合作。尽管其他社会也重视团队,但对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团队合作是共同价值。

我还观察到两国都强调自立与个人自主。人们常说中国是集体主义,美国是个人主义,但这种对比并不成立。我们一次次发现,中国父母和美国父母一样,非常重视孩子的自尊和独立人格。

劳泰瑞: 这些“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建立在双语和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冀朝铸和洪晃就是两个典型案例(分别由查尔斯·海福德和刘敏兰撰写)。他们很小就被送到美国,深入了解美国文化,最终都成为中美之间的重要桥梁。冀朝铸后来成为外交官,曾担任周恩来、毛泽东、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翻译。洪晃则成为企业家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人物。

威尔逊: 书中也谈到教育交流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以推动国家现代化。特朗普政府前不久一度宣布将取消中国留学生签证,但很快又改口说“我们很欢迎中国学生”。这种反复无常的政策会带来什么后果?

劳泰瑞: 学生签证的不确定性已经对两国产生了损害。如果这是一种谈判策略,那很不幸,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中国学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与焦虑。

美国依靠“软实力”建立影响力的成功正因“美国优先”政策而被侵蚀。这些政策推动美国走向孤立。讽刺的是,美国越是限制中国、对半导体和其他技术实施制裁,中国就越有动力实现自立。我们已经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看到了快速的进展。

戴慧思: 还要提到的是,太平洋两岸都有一些人支持减少中国学生赴美人数。在美国,一些支持现任总统关税和移民政策的人倾向于减少外国学生。在中国,也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人才外流”和“文化污染”是严重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仍有二十多万中国学生在读,他们感到不安、困惑、愤怒,许多人觉得被“搁浅”了。

威尔逊: 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会遇到哪些挑战?

戴慧思: 首先是语言。比如谢希德(第2章),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她在中国就读过英文学校,但在史密斯学院的一年让她的英语大幅提高。

第二是社交孤立,尤其是缺少家人或朋友的陪伴。任何人移居异国都会有这种失落感。虽然书中人物最终都交到了朋友或导师,但几乎都曾感受到缺少家庭支持的痛苦。

第三,对许多人来说,除了实现个人职业目标,他们还肩负着实现国家梦想的义务。

劳泰瑞: 是的,他们不仅要面对个人期待,还要承受来自家人、朋友和领导的期望,这是巨大的压力。

另一大挑战是种族主义和反华、反亚裔仇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明显,但这在美国有着悠久历史。不过,美国也有欢迎中国学生的传统,即便在排华的年代仍如此。

我还要补充一点,双方都受到政治宣传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冷战时期尤其如此。早期章节中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都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军”的负面故事。但他们在亲身接触美国人之后,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

正因如此,我们决定纳入两章关于“美国观察者”的故事。资中筠与王缉思(由史蒂夫·莱文和兰普顿撰写)都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转向更细致地理解美国的内政与外交。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威尔逊: 《在美国的中国人》把故事分为三个世代。能谈谈不同世代的主题,并举个例子吗?

劳泰瑞: 第一代人主要受爱国主义驱动,渴望让中国更强大——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借鉴西方成功的关键。第二代人着重于文革浩劫后的重建。第三代人则更多出于追求个人发展和中国的繁荣。他们依然有民族情感,但更重视能否把技能应用于一个日益富裕的中国。随着时间推移,赴美原因发生了巨大转变。

戴慧思: 在书的第一部分,我们描写的是1949年前出生的人,他们成长于中美作为二战盟友的年代。这些人多为受过教育的精英。例如我与理查德·马德森合写的谢希德,她1921年出生于中国南方一个开明的家庭,家族几代人都有赴美留学经历。战乱让她辗转多地,直到二战结束,她才得以赴美,并于195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但此时中美已交恶,美国政策阻止理工科学生回国。她通过一个政策漏洞绕过了限制——美国政府允许她去英国结婚并从那里返回中国。1952年她回到中国,凭借MIT博士学位很快走上学术高峰,直到文革期间被下放扫厕所。1974年后,她被平反,重返复旦大学,1983年出任校长,1984年还曾接待里根总统访华。

劳泰瑞: 值得注意的是,像谢希德这样的第一代人在赴美前,就已深受美国教育和价值观的影响。她从小学就读于燕京大学附属小学,之后进入北京的汇文中学、武汉的圣希尔达学校以及长沙的复兴学校。这些传教士创办的学校虽小,但影响深远。

威尔逊: 第七章(作者苏珊·布朗奈尔)写的是著名排球运动员郎平。体育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比如乒乓外交。体育如何能把两国联系起来?运动员在民间交流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戴慧思: 郎平是位令人敬佩的运动员,我1981年在武汉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她。她在我心中占据重要位置。

如果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谈体育,奥运会是最关键的舞台。郎平不仅作为运动员取得辉煌成绩,还先后执教中美两国国家队,带领她们赢得金牌和银牌,这让中国公众曾质疑她是“爱国者”还是“叛徒”。她的故事非常独特,但也揭示了体育在促进交流中的作用。

但体育的作用随着时代变化。例如1972年乒乓球队访美(书的封面即为这一场景)、1984年中国获得首枚集体项目奥运金牌,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而在当下,体育的商业化使部分中国运动员成为千万富翁,他们与美国同行一样,更像是全球化的自由球员。

劳泰瑞: 体育确实为两国提供了共同语言。音乐(由谢力拉·梅尔文与蔡金东撰写)和舞蹈(由魏艾米撰写)也有类似作用,政治色彩更淡。乒乓外交开启了现代中美关系,当时中国远远强于美国。那时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过很快,赢得比赛与奖牌也成为国家荣誉的重要来源。对中国而言,体育成绩象征着现代化与被世界接纳,是全球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慧思: 无论中美政府在地缘政治上如何博弈,运动员的职业轨迹都可能超越国界。郎平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经历显示,即便在官方关系紧张时,体育仍能提供人际交流的契机。顶尖运动员和他们的粉丝都渴望与真正的对手切磋。

威尔逊: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美国的悖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本书对“美国梦”的神话或现实有什么启示?

劳泰瑞: 美国充满了极端对立:财富与贫困、平等与种族歧视、安全与枪支暴力——不胜枚举。美国的个人主义令人向往、解放人心,但也可能令人疏离。如今“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无疑让许多人心中的“美国梦”黯然失色。

中国人来美国,再把所学带回中国,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正如伊丽莎白·纳普所写美国优先” 的孤立主义无疑使许多人心中的的美国的经验重新整合、转化为适合中国的做法。我相信这种学习与理解的过程不会消失,它会持续下去。

一些美国人认为,与中国的接触是个巨大的错误,现在应该停止交流。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两国关系远不止国家安全层面。个人之间的外交与人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会超越当前的政治问题,正如过去一样。在冷战之后,曾有过美国经历的中国人对重建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未来,那些理解美国的新一代中国人也将在维系两国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我要强调:(中美人间)交流并没有止步。

特朗普为俄乌结束战争提供这次的机会为什么不可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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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刘学伟是本站专栏作者,本文发表于海外各大中文网站和国内的观察网。阿拉斯加“二普会”带来的激动人心的俄乌实现和平的期待似乎在过去几天正在烟消云散。特朗普昨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唯一迫使莫斯科停火的路径是攻击俄罗斯本土。基辅之前不能大规模攻击俄罗斯本土是缺乏长射程武器。难道特朗普在暗示,如果普京不“改邪归正”,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还是这也特朗普试图启动另一轮谈判的“计谋”?乌克兰刚刚表示,基辅不考虑让中国提供任何安全保证,俄罗斯则宣布它不能允许任何国外武装力量驻扎在乌克兰境内。没有真正的安全保证,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难能可贵的和平的机会肯定会与期待它的人失之交臂。

特朗普为俄乌结束战争提供的这次的机会为什么不可错失

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美俄峰会,被许多人视为一场政治豪赌。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并没有立刻带来白纸黑字的和平协议,却意外揭开了一个关键性的可能性:俄乌战争或许正在走向转折点。几天后,泽连斯基与七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集体赴华盛顿,与特朗普面对面,气氛之凝重,已说明了问题的重大性。

这场战争自 2022 年爆发以来,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最初的震惊与激情早已消耗殆尽,留下的是无数的废墟、伤亡与失望。现在,战场上的僵局与资源的枯竭,使得三方都不得不承认:继续下去,不会带来胜利,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于是,一个新的问题被摆上桌面——是否有勇气承认现实,是否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结束一场耗尽各方的战争。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语出惊人,他并没有掩饰普京的要求:俄罗斯希望保住顿巴斯全境,哪怕其中一部分至今未完全占领;而作为交换,可能在哈尔科夫州等地做出某种“土地置换”。这番话,令许多人感到刺耳,甚至愤怒。但冷静想想,这恰恰点中了最核心的症结:战争终结的关键,不在道义高地,而在如何处理战线与边界。

这并非令人愉快的现实,却可能是唯一现实的道路。正因如此,阿拉斯加会晤并非只是一次外交秀,而可能是决定未来十年欧洲格局的转折点。

这场战争之所以难以持久,首先是因为其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乌克兰社会几乎陷入停摆,大量人口流失,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欧洲国家财政吃紧,长期援助的压力越来越难以承受。美国本土也逐渐出现“为何要为一个遥远的东欧国家耗费巨额资源”的质疑。

更重要的是,战争在战略上已经进入僵局。俄军虽然未能闪电攻下基辅,却稳稳掌控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大部分地区,并在战线上构筑了难以突破的防御。乌军即便得到西方先进武器,反攻效果也有限。反之,俄罗斯凭借更大的人口与资源,承受消耗的能力仍然强于乌克兰。

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拖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但并不会改变结果。军事学上的老话再一次被印证:“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今天无法收复的土地,明天也不会凭空回来。

更残酷的现实在于,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任何想象彻底击败俄罗斯、迫使其无条件撤军的战略,都是不切实际的。乌克兰并非科威特,俄罗斯也不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当年老布什能挥师而去,是因为对手弱小,国际共识清晰;而今天的俄罗斯,却足以让任何军事冒险者三思。

如果未来几年,战争继续消耗,最后回到谈判桌时,很可能还是类似今天的框架——以现有战线为基础,辅以某些模糊安排。区别只在于,那时乌克兰会更加疲惫,欧洲会更加分裂,美国会更加厌倦。换句话说,拖延只能换来更坏的起点。

因此,当下出现的契机,尽管残酷,却不可错失。

泽连斯基的困境:坚持与体面

在这场外交角力中,泽连斯基的处境尤其艰难。作为一国总统,他必须在国内民众面前保持坚定,不能公然承认任何割地。于是,他的口头立场一再重复:“乌克兰绝不会放弃一寸土地。”这句话,既是政治宣誓,也是维系合法性的最后屏障。

然而,事实却冷酷无情。克里米亚不可能收回,顿巴斯的大片区域已牢牢落入俄方之手。战场上的经验告诉人们: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乌克兰军队无法凭实力夺回的地方,谈判也难以要回。泽连斯基本人当然清楚这一点。

他现在的真正任务,不是“收复失地”,而是如何让既成的现实“体面化”。换言之,他必须把“事实上的放弃”包装成“法律上的坚持”。这一点,可以从以巴问题的经验中看到端倪:约旦河西岸在法律上仍属巴勒斯坦,实际上却长期由以色列控制。类似的“主权悬置”安排,很可能就是乌克兰一部分土地未来的命运。

泽连斯基所能争取的,是在这种妥协中保留最大的尊严。他希望获得的是:西方的长期安全保障、重建的承诺,以及一种政治上的解释——乌克兰不是永久地丢失了那些土地,只是承认那些土地“暂时落入了别人的管辖”。这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也是一种政治的无奈。

正因如此,当前的谈判机会,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节点,更是政治语言能否找到出口的关键。泽连斯基若能找到一条叙事之道,或许还能在历史上留下“守护国家的领导人”的形象;若不能,战争的延续只会吞噬他和国家的未来。

欧洲的苦衷:道义与现实之间

与泽连斯基相比,欧洲领导人的立场同样尴尬。表面上,他们坚定支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欧盟几乎唯一能一致发声的口号。但在私下里,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句口号更像是政治正确的遮羞布。

三年来,欧洲已经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能源价格飙升,通胀居高不下,财政压力沉重,军费开支不得不显著增加。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众,早已对无休止的援助产生疑问。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虽然更为强硬,但也不得不承认,继续这样下去,欧洲社会难以承受。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没有独立解决战争的能力。军事上,他们依赖美国;政治上,他们依赖欧盟内部的妥协;经济上,他们又需要保持对外贸易的活力。三重束缚,使得欧洲在俄乌问题上看似团结,实则无力。

因此,他们对泽连斯基的支持既是真诚的,也是有限的。真诚在于,没有一个欧洲领导人愿意看到俄罗斯赤裸裸的扩张得逞;有限在于,他们必须在国内民意和国家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于是,他们的真实目标,与其说是“帮助乌克兰获胜”,不如说是“帮助乌克兰不至于惨败”。

现在,特朗普抛出的“停火框架”,让欧洲陷入更大的两难。如果拒绝,他们就必须继续投入巨额资源,面对愈加不耐烦的民众;如果接受,他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曾经斩钉截铁的承诺,如今却要吞下割地的苦果。

这正是他们“陪同泽连斯基赴华盛顿”的微妙之处:他们既不想显得背弃乌克兰,又不得不认真考虑特朗普的方案。表面是团结一致,实际上是各怀心事。最终的走向,很可能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到一套体面的叙事方式,让妥协看起来不像是投降,而更像是“为和平负责”。

特朗普的作用:粗暴与直觉

在整个事件中,特朗普的角色最为独特。他是以一贯的粗暴姿态介入——直接点破“克里米亚拿不回来了”,直接提出“边界让两位总统自己谈”。这些话,在外交辞令的语境中显得极其突兀,甚至冒犯。但也正因如此,他反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特朗普的特点,在于战术粗暴,战略直觉却往往精准。他似乎总能判断出哪些事是真正可行的,哪些事是虚张声势的。例如,他强硬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初看不靠谱,却最终逼得北约成员国纷纷行动;他发动对华贸易战,征收高关税,虽然过程混乱,进退并不自如,但到头来,他却保留了比中国向美国收的10%高出许多倍的的50%不对等关税。

这一次,他在俄乌问题上的直觉同样清晰:乌克兰无法完全取胜,俄罗斯也难以彻底扩张,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在现有战线基础上寻求停火。这个判断,也许粗糙,却未必错误。

与拜登的稳健相比,特朗普的犀利更像是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政治手法。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愿明言的话,他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要求。正是这种“不靠谱”,让他在很多人意料之外取得成效。

当然,特朗普并非没有退让。他提出过 145% 的对华关税,但试行一个月后发现难以维持,就果断收手。这说明他并非一味蛮干,而是会试错、会调整。在俄乌问题上,他显然也会根据各方反应来微调,但大方向——逼迫乌克兰和欧洲接受妥协——恐怕不会变。

某种意义上,普京在记者会上所说的那句话,揭示了特朗普的价值:“如果 2022 年特朗普在白宫,战争也许根本不会爆发。”潜台词很明显:特朗普会在开战之前,就做出足够的让步,换取一个脆弱但现实的和平。【三点:承诺乌克兰永远不入北约;克里米亚正式归还俄国;顿巴斯获得真实自治。】

这句话听来刺耳,却点破了一个残酷事实:大战往往并非不可避免,而是政策选择推动了最坏的结果。今天的谈判框架,其实就是当年的“如果”——只是多付出了三年的鲜血和废墟。

普京的抉择

必须承认,普京是一位异常强悍的领袖,他带领俄罗斯从叶利钦时代的衰败与迷惘中重新站了起来。至于他对北约东扩的反对是否合理,那是一个太过复杂的话题,本文不打算深入。

然而至少在眼下,俄乌战事僵持不下,特朗普艰难地打开一个可能的和平窗口之际,普京完全没有必要摆出如此苛刻的姿态。乌克兰毕竟是俄罗斯的兄弟之邦,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如今,他的军队已凭武力夺占约五分之一的乌克兰国土,军事进展本就步履维艰,不如适可而止。

毕竟,正式的和谈难道还能在炮火声中展开吗?昨天与今天的战线都可能不同,又如何精确划定?每天都有士兵和平民死去,又如何营造出和谈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氛围?

事实上,就地停火本身,就应当成为和谈的起点,而不是障碍。回望历史,德法世代为敌,流血数百年,今日却已能化仇为友,成为欧盟的双翼。难道俄国与乌克兰这对同文同种的民族,就不能在新时代展现更大的宽容与气度吗?毕竟今日已非十九世纪,以武力大规模割占土地的景象,早已令世人震惊。

历史的镜鉴:从科威特到反恐,再到中国

人们常常忘记,历史上并非总是如此无力。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总统老布什果断出兵,率多国部队将萨达姆赶出科威特。那一次,正义与实力高度重合:侵略者被惩罚,国际秩序得以维护。对于习惯了那段往事的西方人来说,如今的局面格外刺眼——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为正义而战”的凯旋?

答案残酷而简单:对手不同了。俄罗斯不是伊拉克,而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头等核大国。它可以承受巨大代价,也有能力反制任何试图彻底打败它的企图。要想重演当年的辉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西方在 21 世纪已经多次证明,战略误判的代价极其沉重。9·11 之后,美国陷入“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消耗二十年,最终仓皇撤军,留下满目疮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本意是希望它“和平演变”,结果却是扶植出一个无法摆布的竞争对手。西方的聪明与制度优势毋庸置疑,但还是在太多的关键节点上,做出错误的战略选择。

今天的俄乌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一开始,如果西方能以更灵活的方式处理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如果能够容忍某种程度的灰色空间,也许普京就不会冒险开战。事后诸葛亮式的感慨毫无意义,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叹息,却再一次回荡。

冷峻的逻辑:米尔兹海默的预言

芝加哥大学的米尔兹海默教授以冷峻著称。他很少谈“应该怎样”,只反复问两个问题:“事情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的核心逻辑是实力而非道义,过高的道德姿态只会导致反复的失望。

他早在多年以前就预言:乌克兰夹在大国之间,若一味追求加入西方体系,必然招致俄罗斯的反击。今天的现实,正是这一逻辑的验证。

战争进行到现在,所有人都懂得一句残酷的真理:“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拿不到。”俄军虽然未能席卷乌克兰,但牢牢控制住的土地,恐怕难以通过外交谈判归还。真理,就这样留在了大炮的射程之内。

因此,泽连斯基坚持“不割地”的口号可以理解,但更像是政治上的必需,而不是实际的政策。事实上,很多时候他真正争取的,不过是“如何让无法避免的现实说得更体面”。

以巴冲突与小国困境

如果说乌克兰今天的处境令人沮丧,那么回顾以巴问题,则更能揭示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宿命。

巴勒斯坦人在道义上无疑拥有充分理由,他们的土地被占领,他们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数十年过去,道义并没有带来结果。原因很简单:实力的对比过于悬殊。

国际社会的决议无数,但最终能落地的,往往只是“事实上的停火线”。约旦河西岸的“主权悬置”状态,既不是正式割让,也不是完整主权,却成了持久的现实。乌克兰的未来,很可能也会走向类似的局面:无法承认割地,却只能接受某种形式的长期“冻结”。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坚持,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坚持。

当今世界的格局:没有主持正义的足够力量

冷战时期,国际秩序至少有一个相对清晰的逻辑:美苏两强相互制衡,只要他们达成妥协,就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小规模冲突虽多,但秩序仍有大体框架。

今天则不同。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欧洲无力独立支撑,俄罗斯和中国又不足以全面主导。结果就是“七拱八翘”,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却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调停人。

在这种局面下,特朗普的调停反而显得突出。尽管粗糙,尽管伴随着自利的算计,但至少他有能力推动谈判,有勇气提出现实可行的框架。在未来的世界,连这样的调停人都可能不复存在,那时的国际政治,才会真正沦为丛林。

机会不可错失

​从阿拉斯加会晤到华盛顿谈判,一个新的停战机会正在显现。它并不光彩,甚至显得屈辱。但如果错过,未来只会是更长久的战火、更大的代价,最后回到大体同样的结果。

泽连斯基或许无法公开承认割地,但可以接受“主权悬置”;欧洲或许无法对民众解释彻底的妥协,但可以包装为“负责任的和平”;俄罗斯或许无法吞下失败,但可以宣称“完成了既定目标”。

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完美的胜利,只有勉力接受的妥协。

正如历史一次次证明的那样,有魄力的政治家,不是那些高喊口号、坚称道义的人,而是那些能在迷雾中预见未来,敢于做出妥协,从而避免“悔不当初”的领导者。

今天的机会,或许就是这样的节点。它不可错失。

MIT《国际安全》期刊:中国想要什么?

[编者按:由David C. Kang, Jackie S. H. Wong, Zenobia T. Chan三位学者联合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想要什么》的学术论文近日由著名的《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出版。该论文分析了上万篇中文文章以及习近平上百次讲话,通过大数据来论证中国是一个更关心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不是某些分析人士所强调的希望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我们把该文的摘要和结论部分翻译发表出来以飨读者。文章加粗部分为编辑所加。阅读全文,请点击。《国际安全》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由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赞助并编辑。]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霸权国家,渴望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机构,并按照自身意愿重塑自由国际秩序。本文通过对12,000篇文章和习近平数百次讲话的分析,以辨析中国的意图,聚焦于中国话语中的三个关键词或短语:“斗争”、“东升西降”,以及“无意取代美国”。研究发现,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更关心政权稳定,内向性大于外向性。中国的目标明确、持久且有限:关注的是边界、主权和对外经济关系。其主要关切几乎全部是区域性的,涉及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在区域范围内均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本文的论点有三点主要启示。第一,中国并未构成传统观点中所宣称的那种军事威胁。因此,美国在太平洋采取敌对的军事姿态是不明智的,并可能不必要地制造紧张。第二,中美两国在一些被忽视的领域可以开展合作。第三,传统对华看法忽视了经济和外交领域,而这些领域并不适合以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方式。

西方对中国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17万亿美元。过去一代人中,中国实现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并迅速增加核弹头储备。中国每年在国防上的支出接近3000亿美元。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巩固了权力,似乎将长期统治这个威权的共产党国家。中国企业常常从事一些存在争议的行为,例如限制数据、不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网络窃取。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限制公民的诸多自由。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各国都在东海和南海争议岛屿进行填海造地并推动军事化。简言之,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构成了许多潜在问题。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圈中,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意在称霸世界并扩张领土。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第二任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写道:“如果中国能够征服台湾,那么它就可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目标……一个自然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菲律宾……越南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也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目标。”拜登政府中国和台湾事务副高级主任、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设计者杜如松(Rush Doshi)则认为,中国一直在打一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持久战。布什政府时期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政策规划主任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警告称,中国正在“扩大领土主张”,并积极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与科技国家,并在东亚取而代之”。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则认为问题在于“亚洲的地区霸权:中国希望获得这种地位……并利用该地位对国际现状进行重大修改。”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与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断言,“虽然北京肯定愿意打压越南,但一个更诱人的目标是菲律宾,它符合成为理想敌人的全部标准……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项宏伟计划,要改写亚洲乃至更广范围的全球秩序规则……它希望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2年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声称:“在我看来,中国是对美国的生存性威胁……中国把自己看作世界第一,并且想要保持这种地位。”

这些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使得美国主流学者与政策分析家,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提出了长远的政策方案,几乎完全聚焦于备战、威慑与对华脱钩。相信“中国威胁论”的人呼吁美国增加军费开支,并向中国展示“决心”。传统观点还主张扩大地区联盟,不论伙伴国是民主还是威权政体,只要愿意联合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即可。正如科尔比所写:“这是一本关于战争的书。”布兰兹与贝克利认为,美国应当加大力度威慑中国入侵台湾:“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项战略,以在2020年代威慑甚至赢得一场冲突……五角大楼可以通过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变成一座‘死亡陷阱’,大幅提高中国发动入侵的代价。”杜如松则主张,美国应当武装“台湾、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以遏制中国。

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究竟想要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中国的言论与行动出发,探讨当代中国的目标与担忧。与传统观点相对比,本文提供的证据得出一个总体结论和三个具体观察。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关心的是政权稳定,内向性大于外向性。更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的目标明确;第二,中国的目标具有延续性;第三,中国的目标有限。

首先,中国的目标明确:中国关注边界、主权以及对外经济关系。它关心在东海、南海以及与印度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几乎所有的关切都是区域性的。其次,中国高度重视对各个已被区域普遍视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区的主权,包括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第三,中国在处理与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有着越来越清晰的战略,其目标是扩大贸易与经济关系,而不是削减。

同样清楚的是,中国不想要什么:中国话语中鲜有关于全球领导或霸权的宏大目标或野心。此外,中国并未输出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普适的世界模式。相比之下,美国声称代表全球价值和规范。中国同样不想做的事情包括入侵和征服其他国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对其边界之外、或区域内不在其主权声索之内的国家构成生存性威胁。

本文还探讨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区域及全球中的位置与角色。鉴于公开声明的权威性存在差异,我们主要考察了三个来源:《人民日报》(既代表国家,也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及其他高层官员的讲话,以及中共发布最新政策导向的《求是》杂志。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方法,对中国表述的目标进行系统性评估,以更准确地追踪中国的关切并识别其变化。同时,我们还发现,中国高层始终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谋求地区霸权,也不打算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相反,中国将国际关系视为多边和合作的。

其次,中国的目标是历史延续的,而非新近产生的。中国存在一种“跨朝代”的身份认同:几乎每一个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注的重大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清朝时期。这些并不是1949年共产党建政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中国的核心关切也不是习近平才提出的。这些都是延续至今的中国关切,尽管在过去两百年间,中国的政治权威经历过数次剧烈变迁。

第三,中国的目标是有限的,即便其实力在过去一代人中快速增长。中国的诉求和目标要么已逐步解决,要么保持静态。这一现实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许多预期,以及国际关系学界的传统观点(即国家利益会随着国力增长而扩张)形成对比。相反,证据表明,中国领导层更关注内部挑战,而不是外部威胁或扩张。

我们发现,中国并未构成传统观点中所宣称的那种军事威胁。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在太平洋采取敌对的军事姿态,事实上,美国可能正在不必要地制造紧张。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建议两国在许多当前被忽视的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最后,传统对华看法淡化了经济与外交领域,而这些领域并不适合以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方式。美国大战略中的主流认知存在问题,华盛顿对中国的想象是危险地错误的。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美国高层政策制定者与现有学术文献中关于中国目标的传统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中国话语,并指出解读其中细微差别的方法。第三部分使用量化方法,更系统、准确地评估中国在最具权威性表述中跨时间的诉求。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的主要优先事项如何具有延续性和跨朝代特征;第五部分则表明,尽管中国国力快速增长,其最重要的诉求并未扩张。最后,我们在结论部分提出本文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结论

理解中国想要什么,是制定一项成功且持久的对华及对整个东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当前,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的主流观点对中国持悲观态度。在这种视角下,中国被视为在领土上雄心勃勃、在经济上具有威胁。然而,其中许多论断所依赖的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对现有证据的仔细审视使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主要关注的是政权安全(如国内稳定,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远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和雄心勃勃的大国,其利益是清晰的、持久的、且有限的。

我们研究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必要维持一种敌对的军事姿态。中美两国有许多问题需要谈判——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可能会很困难,中国政府可能会强硬固执,而美中在许多重要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这些摩擦都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并不需要美国在未来数代人中持续聚焦于战争准备、威慑和经济脱钩。事实上,这种战争导向的聚焦反而有害于解决两国所共同面临的外交、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高风险问题。难以想象,诸如人权、民主、气候变化或移民等议题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

我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第二个启示是:中美在许多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型、减少污染以及为大流行病做准备。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就曾启动项目探索合作可能性。该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指出:“在健康、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实现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机会近在眼前,但这些机会将取决于能否建立新的机制和叙事,使中美能够开展合作。” 因此,美国国内确实存在一定的开放态度来探索合作,但这种态度往往被主流的“遏制中国”观点所掩盖。正如科尔比(Elbridge Colby)所写:“读者在这里不会找到关于如何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任何讨论。”

最后,当前主流的美国政策建议——即对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和经济遏制——尤其令人担忧,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创新能力远超许多人的认知。第二,东亚地区存在多项稳健的贸易和外交倡议,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东盟(ASEAN)。CPTPP 于 2018 年签署,目前有 11 个签署国,另有 9 个国家已经申请或正在考虑加入。RCEP 于 2020 年签署,它是东盟 10 个成员国与 5 个伙伴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并未参与这些倡议。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作为区域和全球领导者的地位,那么它理应参与这些区域与全球治理机制,而不是选择退缩。2025 年初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政策虽显极端,但与主流的“对华脱钩”观点是一致的。即便特朗普此后降低了部分关税,总体关税水平仍远高于数年前,而且未来很可能再次上调。

然而,考虑到中国在创新和追赶美国方面的惊人速度,贸易壁垒可能并非最佳的长期大战略。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深入讨论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贸易限制和关税似乎已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默认政策,至少目前如此。随着东亚国家不断加深与中国的互动,这些举措将是一个重大错误。例如,在特朗普 2025 年 3 月宣布关税政策之后,习近平应邀宣布将访问越南;中、日、韩则举行了五年来的首次三边峰会,并宣布将进一步探讨建立三大经济体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通过误解中国的真实意图,美国有可能在不存在问题的地方制造问题,并在东亚被边缘化,从而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