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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美关系紧张之际 印度改善对华关系能走多远?

这两天,印度处于风口浪尖,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和印度处在关税谈判之中,再加上其他因素,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彭博社8月8日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印度目前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观察网也对此进行了报道。两篇文章都分析了在印度与美国关系紧张之际,印度改善对华关系的原因以及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

彭博社的报道详细揭示了美印关系如何在短时间内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亲密朋友”状态急转直下。根据彭博社的文章,这一转变的导火索是今年五月印巴停火事件。在特朗普声称自己促成了停火后,印度总理莫迪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中明确表示,印度“不接受、也永远不会接受调解”,直接反驳了特朗普的说法。

彭博社写道,尽管美国从未直接要求莫迪承认特朗普在停火中的作用,但据新德里官员透露,在那次通话后,印度看到了白宫在语气上的转变。他们补充说,一旦特朗普开始公开攻击印度,就清楚地表明这次事件标志着两国更广泛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文章进一步写道,五月和六月的事件有助于解释两国之间令人震惊的紧张局势升级,本周,特朗普表示他将对印度对美出口征收50%的关税——其中一半是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施加的惩罚。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加塞蒂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的行为正在危及美印近三十年来的合作共识。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策略,彭博社报道称,莫迪政府的态度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印度政府公开抨击美国的关税是“不公平、不合理和不正当的”,莫迪本人也誓言要保护小农利益;另一方面,印度官员正在评估是否做出让步,以寻求达成协议,这表明印度并不想彻底断绝与美国的联系。

彭博社的文章指出,面对美国的施压,印度开始重新评估其近年来向美国倾斜的外交立场,并重拾其在冷战时期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在与特朗普关系恶化后,莫迪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邀请他访印。这不仅是印度的一个重要选择,也是在向美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印度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此外,报道还披露了印度正向其另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中国靠拢。彭博社写道,尽管自2020年边境冲突以来,中印关系一直紧张,但莫迪政府已加强了与中国的外交,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更引人注目的是,莫迪计划在七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一个区域安全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被视为印度对美国施压的最新反击。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洪在社交媒体上对印度的遭遇表示支持,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印关系回暖的迹象。

观察者网的视角:莫迪的“平衡”与“杠杆”

观察者网的报道也关注了莫迪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印度当前的外交策略。该报道援引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的观点,指出莫迪访华虽然是中印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但印度此举也可能是为了提升与美国博弈的筹码,以向华盛顿释放“印度并未在地缘政治上陷入困境”的信号。

观察网的文章写道,近来中印在国防、安全、外交领域高层互动频繁,中印关系已经展现出回暖的空间和势头。7月,印度外长苏杰生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长会议并访华。这是其自2020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6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以及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接连访华。林民旺指出,印度官方实际上为莫迪访华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铺垫工作。

中印关系回暖的信号还不止于此,印度政府智库“印度转型国家研究所”(NITI Aayog)早前提议,放宽针对中企投资的额外审查规则;印度外交部也表示,已与中国达成共识,将加快恢复两国直航航班。

林民旺表示,莫迪从去年开始实际上在悄悄调整对美国“一边倒”政策,但是,他在改善跟中国、跟上合组织以及俄罗斯的关系上能走多远,还有待于观察。例如,印度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也加入了“四方安全对话”。莫迪曾对《日经亚洲》表示,印度从未想过将自己束缚在某个单一的安全联盟中。“对印度来说,参加这两个组织并不矛盾或相互排斥。”莫迪还说:“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对任何多边环境的兴趣,都是充当不同声音之间的桥梁,为具有建设性和积极的议程做出贡献。”

观察者网的文章分析了印度“左右逢源”的外交传统是否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下还适用。文章中,林民旺指出,现阶段对于印度来说,又是在玩左右逢源外交的一部分,通过跟中国改善关系、更加积极参加上合活动,来为与美西方的矛盾化解提供杠杆。但文章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印度“左右逢源”的外交时代可能正在终结。

特朗普上台200天以来的六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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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极右网站BNN(“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8月9日撰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200天以来,已经取得了六大胜利。

  • 成功通过“大而美法案”:BNN称这是特兰普第二任期内的最重要立法。该法案“为收小费和加班的工人以及老年人提供了大幅减税,为美国人带来了全面的减税,并允许购买美国制造汽车的汽车贷款享受税收减免”。法案虽然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终获国会两院通过,并于7月4日签署成为法律。
  • 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BNN称特朗普“已与世界各国达成多项有利协议。他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过去几个月达成的众多贸易协议中最重要的一项。” 根据协议,“欧盟同意“购买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向美国公司投资6000亿美元,并取消其成员国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此外,欧盟同意美国对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
  • 非法移民降为零:BNN称,“非法移民问题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重点,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自4月份以来,美国没有接纳过任何一名非法移民,与上一届政府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 停火与和平协议:BNN称,特朗普一直不懈追求和平,截至今年7月,“他平均每月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或听过协议。他在7月底促成了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和平,还斡旋了以色列与伊朗、印度与巴基斯坦、美国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停火,并促成卢旺达与刚果在经历了30年的血腥冲突后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和平协议,卢旺达与刚果之间的停火。此外,特朗普还帮助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居尼罗河上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冲突达成和平协议。” 据报道,特朗普还促成了两个宿怨国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和平。此外,特朗普宣布:下星期五将与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会面谈俄乌停战事宜。
  • 数万亿美元的投资:BNN引述白宫的国内外投资清单:“企业和国家已承诺对美投资16万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包括阿联酋的1.4万亿美元,卡塔尔的1.2万亿美元和日本的1万亿美元。此外,苹果公司成为承诺投资额最大的企业,在已经承诺的5000亿美元投资的基础上,最近又追加了1000亿美元。”
  • 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影:BNN称,“特朗普为美国人民带来的另一项重大胜利是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年1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他在2月份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特朗普当时在“真相社交”帖子中写道:“今天,我很荣幸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对无辜儿童进行化学阉割和医疗残害。” 他还说:“我们的国家将不再资助、赞助、推广、协助或支持所谓的‘性别肯定护理’,这种护理已经毁掉了太多宝贵的生命。”

白宫助理新闻秘书泰勒·罗杰斯告诉《布赖特巴特新闻》,特朗普上任200天以来,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热的国家”。“特朗普总统在短短200天内就将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在乔·拜登失败的领导下,家庭和企业举步维艰,美国岌岌可危,但特朗普总统迅速恢复了美国的伟大。他代表美国人民达成了无数有利的协议,使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100天与第一个100天一样成功。”

特朗普:“英特尔”CEO 陈立武必须立即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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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2日,“英特尔”公司任命了一位美籍华裔陈立武(Lip-Bu Tan)为该公司新首席执行官,成为芯片业的大新闻。“英特尔”的股票大涨15%,说明华尔街看好陈立武,认为他将给死气沉沉的“英特尔”带来新的活力。

但是这项任命现在却成为“英特尔”一个令该公司十分困惑的难题,以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竟也出面干预。

据媒体报道,8月6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致信“英特尔”董事会主席,就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陈立武与中国公司的关系,以及他之前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益华电脑”(Cadence Design)近期的刑事案件提出质疑。,

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其社媒平台“真相社交”发帖表示,“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利益)冲突非常严重,必须立即辞职。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特朗普似乎又在创造历史了。美国总统干预美国一家私营大企业的事务,要求该私营公司的CEO辞职,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回。但是,美国政府对“英特尔”有几十亿美元的拨款,似乎有权对接受拨款企业指手画脚。

根据网上资料,“益华电脑股份有限公司”(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或称“楷登电子”,成立于1988年,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与工程服务的厂商,主要提供集成电路设计(IC Design)、系统单片机(SoC)、以及印刷电路板(PCB)所需的软件工具与硅智财(IP),涵盖电路设计、封装/PCB设计等各领域。2009年起,陈立武成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益华电脑”的净资产在2012年增长至13亿美元,其中当年收益达4.4亿美元。2015年起,公司连续三年被财富杂志列为“百大最佳职场”。2017年,数据分析公司Relationship Science评选陈立武为科技行业最具人脉的高管之一,并给予其满分“权力评分”100分。

据7月29日的媒体报道,“益华电脑”承认该公司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出售硬件和软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芯片设计工具制造商表示,其一次性支出了1.406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款及没收款,用于和解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起的案件。

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一所大学,由于其使用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生产被认为支持中国核爆炸模拟和军事模拟活动的超级计算机,于2015年2月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美国司法部称,根据益华电脑的供述和法庭文件,从2015年2月到2021年4月,益华电脑及其在中国间接拥有和全资控制的子公司益华电脑中国(Cadence China)合谋违反出口管制规定,通过中南CAD中心(CSCC),即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别名和另一家关联实体飞腾公司(Phytium)向该大学提供受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管辖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期间未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申请或获得必要的许可。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益华电脑”、“益华电脑中国”及其员工将原产于美国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再出口和转移到中国的“中南CAD中心”,尽管他们明知该机构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别名。截至2020年9月,“益华电脑”和其子公司“益华电脑中国”出口和促成出口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至少59次。

据悉,美国司法部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刑事起诉书,指控“益华电脑”合谋违反出口管制规定,并已与该公司达成认罪协议。根据该协议,“益华电脑”同意认罪并支付近1.18亿美元的刑事罚款以和解指控。

除刑事指控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周一宣布,已就针对“益华电脑”的一项平行民事执法诉讼达成和解,该公司同意支付超过9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协调解决这些平行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双方同意将“益华电脑”支付的部分罚款抵扣各自的罚款,以抵消对方的罚款。在上述两个联邦机构根据协调协议抵扣益华电脑支付的罚款后,该公司将支付总计超过1.4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款及没收款。

延伸阅读:关于英特尔CEO陈立武与中国的关系,你需要了解的五件事

华尔街日报(2025年8月8日)

周四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在Truth Social上发贴呼吁英特尔(Intel)首席执行官陈立武(Lip-Bu Tan)辞职,称陈立武存在“严重”利益冲突,“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此番言论显然是针对陈立武在中国长期的商业往来,包括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国有企业出售技术。

陈立武在周四晚间致员工的消息中表示,4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他的家,英特尔已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以确保“他们掌握事实情况”。

他说:“从业40多年来,我在世界各地以及我们多元化的生态系统中建立了各种关系,而且我一直遵循最高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行事。”

以下是关于陈立武及其与中国关系需要了解的五件事。

“核爆炸模拟”

陈立武与美国官员因中国问题发生的一次最大冲突是在今年7月份,当时一家名为楷登电子(Cadence Design)的软件公司承认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非法出售其产品。国防科技大学是一家受国家控制的研究机构,负责开发中国许多最重要的军事系统。

陈立武在2009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楷登电子的首席执行官。自2015年以来,美国一直禁止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出售美国零部件,原因是该大学涉嫌参与“核爆炸模拟”试验及其他与作战相关的活动。

据美国司法部称,从2015年到2021年,楷登电子的员工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仍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出售敏感的半导体设计工具、软件和其他技术产品。今年7月底,楷登电子同意支付1.4亿美元以了结这些指控。

在该和解协议宣布一周后,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任职的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致信英特尔董事会,表达对陈立武的担忧。科顿指出,英特尔是2022年《芯片法案》(CHIPS Act)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获得约80亿美元的补贴用于在美国建造半导体工厂。

英特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董事会以及陈立武都“坚定致力于推进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正在进行符合总统‘美国优先’议程的重大投资”。声明还说,公司期待与本届政府“继续保持接触”。

“芯片先生”

早在今年3月执掌这家陷入困境的美国芯片巨头之前,陈立武在中国就已是最知名的科技投资者之一。他于1987年创立了投资公司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投资中国的电子和制造公司。

2001年,华登国际成为中国部分国有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 简称SMIC)的早期投资者,陈立武在中芯国际董事会任职至2018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等全球巨头竞争,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处理器,其中许多处理器可用于为人工智能(AI)模型和尖端军事技术提供动力。

据华登国际称,该公司总共投资了500多家公司,其中包括120多家半导体公司,陈立武由此在中国赢得了“芯片先生”的称号。

“军民融合”

2020年,由时任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领导的美国商务部将中芯国际以及陈立武的基金所支持的另外几家公司列入黑名单。

美国官员当时担心,美国的技术,包括用于制造功能强大、高度精密的半导体的工艺,正被秘密用于中国军队的先进武器,美国商务部将这种做法称为中国的“军民融合”。

罗斯当时表示:“中芯国际完美展示了中国利用美国技术支持其军事现代化的风险。”

华登国际于2021年退出了对中芯国际的投资。

“协助中国政府进行监控”

2023年7月,华登国际再次与华盛顿的对华鹰派人士发生冲突,当时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批评了陈立武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加拉格尔当时担任一个审查美中商业关系的众议院特设委员会的主席。

根据该委员会领导层联署的一封信函,去年离开国会的加拉格尔将矛头指向了华登国际对云天励飞(Intellifusion)的投资。云天励飞是一家中国AI公司,曾因“协助中国在新疆进行监控”而遭到美国政府制裁。新疆是中国西部省份,中国被指控存在侵犯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情况。

该委员会还对华登国际在中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公司中日益增长的投资组合感到担忧,并称其中一些公司正在开发尖端的军事应用,包括密码破解和反潜技术。随后,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华登国际有数亿美元的投资流向了涉及军事活动或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

百人会

陈立武出生于现在的马来西亚,在新加坡长大,他与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有长达数十年的联系。该组织自称为华裔美国人利益发声。

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人员表示,该组织的立场旨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利益。百人会还与作为中共海外影响力部门的统战部有关联,且领导层有重叠。

在陈立武的领导下,华登国际还投资了一家与中国政府旨在吸引顶尖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 Plan)有关联的初创公司,并向中国半导体公司中微公司(Advanced Micro-Fabrication Equipment)注资约3,800万美元。美国政府已将中微公司列入其认定的中国军方实体名单。陈立武曾担任该公司的董事。

美民调显示中国在美民众中形象有所缓和 国际形象也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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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综合包括皮尤在内的多份民调,中国的形象在美国民众中有所缓和。不仅如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形象也在好转。

根据美国智库Third Way在8月5日发表的一项最新民调,美国选民对中国的看法正开始趋于积极。自2023年以来,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将中国视为“盟友或贸易伙伴”的比例则上升了8个百分点。

在这项民调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寻找“共识”,而不是一味“捍卫美国利益”;这一比例相比2023年的32%也有明显上升。Third Way于5月进行此次调查,当时特朗普已开始对北京采取第一轮激进的加征关税措施。

Third Way在报告中写道:“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缓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抱有高度敬意,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对使用强硬手段变得更加犹豫。”

该机构在2023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是在新冠疫情之后进行的。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紧张加剧,美国人对中国表现出的敌意比今天严重很多。受访者并没有呼吁战争或暴力,但他们热衷于采取激进的经济对抗措施来削弱中国,而没有强调这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他们对互惠互利的交易几乎没有兴趣。当时,只有3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或达成共识。超过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敌人。

Third Way的报告写道,目前,将中国描述为敌人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2023年的36%降至29%,而将中国视为盟友或贸易伙伴的比例则增加了8个百分点。因此,美国人现在的政策偏好有所不同,他们更倾向于鼓励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策略,而不是“对抗”中国。在2025年的调查中,52%的受访者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这与2023年的32%相比,是一个20个百分点的巨大转变。

  • 在2023年和2025年参加Third Way民调的共有800名登记选民和200名祖籍为东亚国家的美国人,正负误差为3.5%。

此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好感度正在上升,而美国的声誉却在急剧下降。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全球南方国家,也渗透到了全球北方。这可能显示中国因疫情等原因而导致的形象受损在改变。

这一转变最直观的证据来自多份权威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数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在其7月发表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对美国持好感观点的成年人中位数为49%,而对中国持好感观点的成年人中位数为37%。虽然对美国的好感仍旧高于中国,但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皮尤的这份调查是在2025年1月8日至4月26日期间,对超过28,000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

在八个国家中,人们对美国的看法比对中国更积极。在以色列尤其如此,83%的人对美国持好感,而对中国持此立场的只有33%。一些中国的邻国——包括韩国、日本和印度——也更倾向于对美国持好感。在另外七个国家,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比对美国更积极。这些国家包括美国的南方邻国墨西哥,该国56%的成年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而对美国持相同看法的只有29%。在其他四个接受调查的中等收入国家:南非、土耳其、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中国获得了更高的评分。

与此同时,在九个国家——包括五个欧洲国家——对美国和中国的看法相似。在这些欧洲国家中,更多的人倾向于对这两个国家都持负面而非正面的看法。皮尤研究的报告还写道,在许多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过去一年里对美国的看法变得明显更加负面,而对中国的看法则略微更加正面。例如,约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对美国(34%)和中国(34%)持好感。但对美国持好感的人数比2024年减少了20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则增加了13个百分点。

报告还说,如果只看过去九年里每年都进行调查的10个高收入国家,对美国和中国的看法现在比201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

根据民调公司 Morning Consult 5月份发布的的数据,全球对中国的正面看法近年来首次超过了对美国的正面看法,这一变化发生在1月至4月底之间。援引 Morning Consult 的数据,截至5月底,中国的净好感度评级为8.8,而美国为-1.5——这与去年1月美国评级高于20而中国处于负值区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1月1日到4月30日,Morning Consult 在41个国家调查了约4900名成年人,并追踪了好感度评级——即对一个国家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减去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该分析排除了美国和中国受访者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报告发现,自1月以来,美国在所追踪的41个市场中有38个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中国在其中34个市场的地位有所改善。自特朗普总统于1月再次上任以来,只有在俄罗斯,对美国的看法有了显著改善。

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Morning Consult 的主管贾森·麦克曼(Jason McMann)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是自我们追踪开始[2020年10月]以来出现的首次(美国名次下降),其中包括许多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伙伴,这对美国的软实力是一个明显的打击。”

在调查期间,有16个国家从亲美转为亲中,使这个群体达到29个国家。主要的转变国包括挪威、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和德国。调查显示,许多此前强烈亲中国的国家变得更加支持中国。

在41个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仍属于亲美阵营——即阿根廷、澳大利亚、捷克共和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菲律宾、波兰、韩国、瑞士、英国和越南——这说明“过去几个月对美国声誉造成的损害”,报告补充道,即使在这些国家中,约有三分之一也属于临界情况。

报告指出,有几个因素促成了全球情绪的转变,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影响最强的因素之一。

民主联盟基金会(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发布的年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趋势。根据路透社3月份对该研究的总结,全球对美国的净看法评级从去年的+22%急剧跌至-5%,而中国则从+5%上升至+14%。该基金会的创始人、北约前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战、与乌克兰总统的冲突以及让盟友感到脆弱的行为,是导致美国形象下滑的主要原因。

除了民调数据,中国在软实力和媒体领域的新攻势也正在取得成效。China Digital Times 的一篇文章指出,在非洲最受钦佩的品牌中,中国品牌的数量正在增加。在2025年的排名中,中国品牌有12个,而2024年为11个,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在非洲市场的认可度正在稳步提升。

《经济学人》在题为“中国如何变酷”的文章中写道,西方网络上的网红主播在一定程度上功不可没。美国网红 IShowSpeed 今春在中国的巡演被视为一场成功的软实力行动。彭博社也揭示了北京邀请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美国网红进行全包式中国之旅,表明中国正在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来塑造其国家形象。

综合来看,全球对中国态度的改善并非仅仅是短暂的公关胜利,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的国内因素和外交政策为中国的形象提升提供了空间,而中国则利用其日益增长的软实力和对社交媒体的精准运用,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新的支持者。虽然对中国的看法在某些地区(如日本、以色列和波兰)依然存在低信任度,但显然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疫情期间相比有了显著提高。

达巍:在乌克兰战争中,中国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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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在7月29日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析。本文引起了很多业内学者的关注。经授权,我们翻译了该文以供读者参考。】

乌克兰战争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上周欧洲领导人访问北京讨论贸易和安全问题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需要找到解决战争的办法是中欧关系达到“转折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欧洲而言,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以及被认为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支持,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笼罩着中欧关系。在北京,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告诉中方同行,中国应该“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使其尊重《联合国宪章》,并结束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中国领导人已做出一些努力,帮助促成一项长期和平协议,但他们未能推动冲突更接近解决。尽管中国许多官员希望战争结束,但北京不太可能在解决冲突和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普通公众,对于如何理解这场战争——以及如何回应——都没有达成共识。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及其战略文化也使北京难以敦促莫斯科做出任何可能有利于乌克兰的让步。然而,战争拖延得越久,中欧之间解决根本性紧张关系就越困难。

国内分歧

乌克兰战争爆发40个月后,中国的战略界成员,包括外交政策和安全官员、研究人员和评论员,对谁应承担责任以及北京领导人应如何回应仍持有不同看法。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亲俄和亲乌声音之间的激烈辩论。

对于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来说,这场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其中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鉴于中国自身遭受外国入侵的历史,这在其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许多中国领导人和公民对乌克兰感同身受。中国的外交辞令强调其对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承诺以及反对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这些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相符,并反映了乌克兰的立场。那么,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声称要维护的国际法。此外,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与乌克兰建立了积极关系。乌克兰向中国提供了关键技术,最著名的是喷气发动机,这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发展大有裨益。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场战争是冷战结束后该地区正在进行的重组的延续。尽管前苏联共和国现在是独立国家,但维系它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尤其亲近。沿着新划分的民族国家边界重建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困难、痛苦且常常是血腥的。

对于那些从这个角度看待该地区的人来说,乌克兰战争也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此期间忽视了俄罗斯潜在的不满和担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德国的对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一样,冷战后西方持续侵犯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空间,加剧了俄罗斯对被包围的担忧。一旦该地区在苏联解体后实现相对稳定,俄罗斯寻求反击西方所感受到的压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俄罗斯军队曾短暂占领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机场,是俄罗斯对北约反抗的早期迹象。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也是如此。随后的明斯克协议曾一度阻止了乌克兰东部的战事,但未能解决根本争端。同样,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今天同意放下武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长期对抗仍将无法解决。

中国许多公众也对俄罗斯的行动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也认为中国是西方包围和遏制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最近十年,美国和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并正在采取具体措施阻碍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中国公民常常认为北京对西方的外交过于克制和谨慎,他们从俄罗斯与西方大胆甚至鲁莽的对抗中感到一种“平反”的感觉。

过去三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反映了北京内部的这种分歧。这不仅仅是不同意见阵营之间的分歧;相反,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两种观点,并且不想为了完全接受其中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中国外交部2023年2月发布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12点立场文件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该文件的第一条原则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声明支持乌克兰捍卫其领土。中国也从未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及其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个地区的主权主张。然而,该文件的第二条原则指出“所有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必须得到重视”,这是对俄罗斯关于西方压力(包括北约向莫斯科视为其后院的地区扩张)的担忧的隐晦支持。

复杂的伙伴关系

中国并未选择这场战争,中国领导人可能宁愿它从未发生。在2022年2月冲突爆发之前,中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继续与两国进行贸易:许多西方观察家关注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尽管战争造成了干扰,中国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中乌双边贸易额接近80亿美元。

尽管北京继续寻求与基辅的合作领域,但俄罗斯在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中仍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是一个主要的核大国,与中国共享超过2600英里的陆地边界。中俄年度贸易额接近2500亿美元。美国和欧洲在战争中的行动和言论也推动中俄走得更近。西方领导人经常将中国和俄罗斯归为同一阵营,将它们标记为“轴心”的一部分,例如“专制轴心”,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西方国家及其政府的看法。

但中国的立场绝非绝对。尽管西方观察家和政治家根据中国领导人反复使用“无上限伙伴关系”一词而抓住中俄之间“无上限伙伴关系”的想法不放,但这一想法夸大了中俄关系的复杂性。这个词本身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北京如何看待莫斯科的描述。所有对外关系都涉及分歧、差异和潜在冲突——中俄双边关系也不例外。

中国整体上倾向俄罗斯的立场掩盖了北京与莫斯科关系中的挑战和矛盾。遵守西方金融制裁使得中俄贸易结算变得困难。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停滞,2025年上半年下降了近10%。尽管西方国家经常批评中国关于中国零部件被用于俄罗斯武器的指控,但乌克兰一直在广泛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并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进行自己的无人机生产。

和平前景

理论上,中国很有能力促使各方坐到谈判桌前。中国近年来在调解国际冲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包括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而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将消除改善中欧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这样的突破还可以推动国际秩序走向更大的多极化,并抵制中俄一方与美西方国家另一方之间日益固化的二元对立。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结束战争,将提升其作为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

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不太可能在解决冲突中发挥核心作用。它所能发挥的任何作用,最多也只是次要的,仅限于参与。如果多边和平进程得以形成,中国若受邀将欣然入席。但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当事方,美国和欧洲则通过军事援助间接参与。如果两个主要交战方——俄罗斯和乌克兰——不愿意停止战斗,并且双方都对战后停火安全保障保持警惕,那么中国作为第三方调解人将不会成功。

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也限制了其有效调解冲突的能力。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限制了其回旋余地,因为北京不愿向莫斯科施压以做出重大让步。中国的战略文化塑造了其外交:当一个国家与中国大体上保持一致时,北京不愿批评该国的具体政策——即使私下里存在分歧。西方国家一再敦促中国利用其影响力向其他国家施压——包括伊朗、朝鲜、苏丹以及俄罗斯——但中国通常会拒绝这些呼吁。

同时,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紧张关系进一步限制了其作为调解人的潜在效力。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可能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和平谈判,即使中国愿意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会推动对俄罗斯有利的解决方案。如果其他各方结束战争,中国领导人则希望为维和与战后重建工作做出贡献。但中国不太可能首先主动促使各方坐到谈判桌前。

欧洲的挑战

直到今天,尽管北京坚称希望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乌克兰战争仍然是中欧关系中最显著的刺激因素。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战略界将其视为一场重要但遥远的冲突。它未能充分理解冲突对欧洲影响的全部程度——也没有预见到战争会因此对中欧关系造成多大的压力。

2019年,欧盟提出了一项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竞争者和合作伙伴的战略。但竞争很容易,伙伴关系却证明难以捉摸。北京日益认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定性对改善关系有害。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对支持美国和欧洲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并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几乎没有兴趣,即使这样做有助于缓解与欧洲的紧张关系。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欧洲纠正其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作用的误解——而不是中国需要改变其战略。

当战争最终结束时,其解决方式将塑造前苏联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决定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如果俄罗斯被削弱,一些东欧和高加索国家可能会进一步转向欧盟和土耳其,而中亚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平衡的对外政策,以在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区参与者之间进行对冲。相反,如果战争以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式结束,莫斯科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可能会收紧。

这些不同的结果将塑造中国的战略。北京最终想要的是一个稳定、开放和可预测的区域环境,使其能够保持友好关系,同时扩大其贸易和经济利益。两种可能的未来情景都存在该地区出现新紧张局势甚至暴力冲突的风险,这可能会使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并给北京带来更多麻烦。中国的战略家们正在辩论这些战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将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如何为即将到来的重新调整做好准备。

中国试图在一场它既未预料到也不欢迎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甚至被动。但这种做法并未缓解紧张局势。相反,与中国的愿望背道而驰,这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国对立。没有人从这一结果中受益——乌克兰受害最深。但在战争结束之前,似乎不太可能有人能够扭转局面。

特朗普关税战的三种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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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8月7日)起,美国开始向69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美国从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成为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

经过三个月的讨价还价,特朗普的关税已经明朗化,大体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 基准性:只有英国一家,即10%。美国和英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也被征收“基准关税”,这是美国向世界各国商品普遍征收的最低关税,无一例外。
  • 交易型:即通过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的国家,例如日本、欧盟、韩国、越南等。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关税税率为15-20%。这些国家大都承诺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和开放本国市场,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等。
  • 单向型:与美国没有谈判或谈判无果的国家,例如巴西、瑞士、印度等。特朗普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单方面决定关税税率,从30-50%不等。

虽然已经开始执行,仍然可以谈判,但是要改变已经开始执行的税率应该是越来越困难了。瑞士联邦主席祖凯尔紧急访美,却无功而返,碰了一鼻子灰。

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却面临重税,但特朗普1.0期内签订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继续有效,未纳入该协议的若干商品将被征收25%和35%的关税。

迄今还悬而未决的,只剩下中国这一家。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美中两国如何解决贸易争端。

中美之间经过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日内瓦、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三轮会谈之后,没有达成任何框架协议,只是宣布将最后期限再延长90天,但这个决定还需要得到双方领导人的同意。

特朗普至今没有宣布是否同意再延长90天,只是说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表示“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访问北京”,但是又说“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就不会去中国”。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数量最大,最不平衡,双方要达成协议的困难也最大。美国除了“贸易逆差”、“芬太尼”等问题外,最近又增加了一个“二级制裁”,成为美中之间达成共识的三大障碍。(点击【这里】查看美国对印度因俄乌战争的二级制裁)

美方已经以“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为由,将印度商品的进口税提高到50%。印度反应不会停止购买。既然印度态度强硬,中国更加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软弱。

特朗普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似乎顺风顺水,节节获胜之后,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股市没有因为关税的执行而产生激烈震荡,增加了特朗普的底气。如此看来,美中之间要达成共识似乎比前更加困难了。

然而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目前双方的谈判气氛良好,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愿望,也都有求于对方,说明双方都愿意作出某些让步,例如在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问题上,中国有可能用减少购买来换取美方在关税税率上的让步。

特朗普的关税战究竟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贸易格局产生什么影响,短期之内也许看不出结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特朗普突然对印度翻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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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仅是美国“印太战略”中非常重视并积极拉拢的亚洲大国,更是美国所希望能取代中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中,“苹果”将大部分手机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

今年2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印度总理莫迪是第一批来美国向他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今年4月,美国副总统万斯携印裔妻子及子女访问新德里,受到莫迪的热情接待。因此,当特朗普对全世界挑起关税战之后,印度似乎反应积极,甚至一度传说印度愿意给予美国商品“零关税”的优惠,人们普遍以为印度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的国家。

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90天“暂缓期”内,美国和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印度却似乎成为“钉子户”,和印度的谈判陷入僵局,人们开始议论,美国和印度究竟怎么了?

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特朗普于7月31日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宣布从8月7日起对印度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但不包括“苹果手机”。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飙,猛烈攻击印度为“死气沉沉的经济体”,称印度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

特朗普尤其不满印度不顾美国的警告,继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8月6日,特朗普以此为由,再度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印度输美商品额外征收25%关税。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美国从印度进口了价值870亿美元的商品,印度从美国进口了价值420亿美元商品。

美国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除了智能手机外,主要是药品。印度在制药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优势,每年向美国销售超过100亿美元的药品。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仿制药中,近40%是在印度生产的。据报道,“礼来公司”是众多在印度投资的美国公司之一,最近在印度的一家工厂投资了30亿美元。关于进口药品,特朗普威胁要提高关税至250%。

对于美方的额外加税,印度方面虽然表示遗憾,但是似乎无意停止继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据报道,印度以低价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再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延伸阅读:莫迪将访华 中印关系回暖?

(中央新闻社,2025年8月6日)印度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周三(6日)透露,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将于本月底预计前往中国大陆,参加7年来第一次访中行程。

此举被视为中印关系出现解冻迹象,正值印度与美国关系陷入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际。

路透社报道,据悉,莫迪将出席8月31日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高峰会。该组织是一个横跨欧亚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平台,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等国。印度外交部对此尚未作出正式回应。

当前正值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对印度采取强硬贸易手段,不仅对印度出口商品征收亚洲国家中最高关税,稍早更是直接加征25%关税,一口气攀升至50%。

这将是莫迪自2018年6月以来首度踏上中国大陆领土。过去几年,中印关系因2020年边境爆发流血冲突而迅速冷却。双方直到去年10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BRICS)峰会期间,莫迪与中国大陆领到人主席习近平才在场边进行会谈,为双边关系解冻铺路。

目前,中印正逐步化解边境与经贸摩擦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盼能恢复商业与人员往来。而美印关系却持续紧张,川普先前还威胁,若金砖国家(BRICS)成员国“与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美国还将对其进口产品额外征收10%关税,印度名列其中。

川普外交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目前已抵达莫斯科,距离川普设定的俄罗斯接受停火协议最后期限仅剩2天。若谈判破局,莫斯科恐面临新一波美国制裁。

另一方面,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也正在俄罗斯进行预定访问。另一名不具名政府人士指出,他将与俄方磋商石油进口事宜,并讨论俄制S-400防空系统交货进度,及普京总统是否可能在近期访印。

预料在多瓦尔之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也将于数周内前往俄罗斯,持续强化双边合作。

2015年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参观西安大慈恩寺。

三个月内特朗普获“诺贝尔和平奖”三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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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最近三个月内,三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分别写信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为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今年6月2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提名特朗普角逐202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巴基斯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印度的无度挑衅之后,特朗普总统通过与伊斯兰堡和新德里进行强有力的外交接触,展现了卓越的战略远见和政治家风范,这有助于缓和迅速恶化的局势,最终实现停火,并避免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更广泛的冲突。” 就连印度政府也对特朗普表示赞赏,因为他“为解决克什米尔长期争端所作的努力和提出的意见。”

印、巴冲突由来以久,这一次,巴基斯坦虽然暂时占居优势,但印度的国力远超巴基斯坦,莫迪也不可能就此吞下战败的羞耻苦果,特朗普促成印巴停火,防止了战火的进一步扩大,巴基斯坦表示感谢,不难理解。

7月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时宣布,他已经致信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说:“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特朗普)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地区缔造和平。” 他在当晚的宴会中还说:“我要表达全体以色列人,犹太民族和世界各地众多仰慕者对您的领导、您对自由世界和正义事业的引领及您对和平与安全的追求的赞赏和钦佩。您在许多国家度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中东地区尤为如此。”  在此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但特朗普不同意以色列斩首伊朗最高领导人。6月21日,美国直接参战,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轰炸,正当冲突升级之际,特朗普下令停火,以色列和伊朗都同意停火,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其实在于美国出手轰炸伊朗核设施,完成了以色列所无力完成的战争目标。

8月1日,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表示,柬埔寨将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由于特朗普的直接介入,促成了泰柬边境冲突的“无条件停火。”  泰国与柬埔寨爆发边境战争后,特朗普在7月26日分别给泰柬两国领导人打电活,并向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战斗继续下去的话,美国不会与他们达成贸易协议。7月28日,两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展开谈判并达成停火共识。孙占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最初要对该国征收49%关税,,后来将到36%,最终减到19%,孙占托对此表示感谢。

泰柬之间的冤仇由来以久,此次因小事爆发冲突,泰国使用四架F-16战机轰炸柬埔寨,明显占优势,柬埔寨无力反击,特朗普利用关税的压力促成两国停火,柬埔寨表示感激更是不在话下了。

特朗普应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许真正的考验是他能否促成俄乌停火。特朗普对于普京的顽固态度越来越感到恼火和不耐烦。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夸下海口,说当选后24小时就会让实现俄乌停火。普京不给面子,特朗普自然怒发冲冠。特朗普对普京所发出的“最后通牒”本来是50天,现在已经缩减到10-12天,也就是在8月7-9日前。如果他的和平努力仍未能取得进展,他将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关税”和波及中国和印度“二级制裁”。

近日俄罗斯远东地区爆发8.8级地震,引发海啸,据说对俄罗斯在远东的核潜艇基地造成严重破坏。特朗普在此时此刻下令将两艘美国核潜艇重新部署到更加靠近俄罗斯到“适当区域”,带有不惜直接升级美、俄矛盾的意思,美、俄关系明显恶化,甚至有可能“迎面相撞”。

特朗普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否可以让美国更加伟大历史自然会给出结论,但特朗普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暴力是值得称赞的。如果说当年奥巴马无所作为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入主白宫不久就成功斡旋几次武装冲突,今年得奖也不是没有道理。其实,给特朗普诺贝尔和平奖也许还会极大改善美欧关系。

谁偷走了你看到的“那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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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8月4日首发于作者的微信公号“印象与逻辑”。该文对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和反扑、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反思、美国大学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打压及美国媒体的撕裂和重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我接触了不少来自东方大国的访问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多出身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本国曾是推动公共议题、捍卫公平正义的有识之士。坦白说,他们肩负着某种理想主义者的责任与使命,也常常为此付出代价。对于这样的群体,我本应满怀敬意与同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却在美国陷入了另一种更隐秘、更精致、也更具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以为自己亲见了“自由的真相”,其实不过是误入了“自由的剧场”。

他们造访的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系统这些名校;接触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PBS、NPR等主流媒体;交往的是那些满口“种族正义”“性别平权”“反民粹”的学界与传媒同行。

在他们眼中,这些机构代表着美国的核心价值与主流共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所谓的“主流”,其实是经过精细筛选、极度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产物。

根据哈佛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联合调查,在美国顶尖大学的人文社科系中,自认“自由派”或“进步主义”的教师比例超过97%,保守派不到3%。在一些主流媒体编辑部中,这一比例甚至接近100%。换言之,美国“思想的上游”早已被左翼话语全面垄断。

这不是偶然,而是左派“系统夺权”的结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潮席卷校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性别研究、批判种族理论等轮番登场,不断改造课程设置、用词标准和人才选拔机制。如今,一个保守派学者若不“装睡”或“变节”,几乎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职。

而媒体早已“蓝化”。如果你把BBC国际新闻部与CBS互换,把PBS的整套编辑搬去《卫报》,几乎不会察觉任何区别。稿件结构、语调、议题、愤怒节奏,高度一致,仿佛全由同一个“正义编剧部”出品。

哪怕是突发事件,他们的头条也像套模板拼出来的:

“以色列空袭加沙,联合国深表关切”

“右翼煽动移民恐慌,数据显示另有真相”

“川普言论再掀风波,专家忧民主受损”

这些不是新闻,而是意识形态节目单。而更讽刺的是,他们始终自诩为“新闻自由”的捍卫者。

不少人困惑:美国不是讲多元与民主吗?为何大学与媒体几乎容不下保守声音?原因并不复杂,而是三重结构性优势的长期积累。

首先是入场门槛的垄断。学术与媒体职位高度依赖同行评审,而左派评委天然偏好左派应聘者。写过反对同性婚姻、质疑气候政策的文章?你连“第一轮筛选”都过不了。

其次是正义叙事的垄断。左派擅长将自身塑造为“弱者代言人”,以情绪压制逻辑,“不同意我就是歧视我”,在课堂与媒体中形成压倒性的道德优势。

第三是内部奖赏机制。基金会、出版社、学术期刊与新闻奖项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嘉奖系统:你批判种族不平等、你倡导性别正义、你反对川普——便有机会获得职位、资金、荣誉。否则,你出局。

久而久之,大学教授、媒体人、NGO领袖与公务体系形成了一个彼此背书、彼此升迁的“制度左翼阶层”,与真实民意、经济现实与传统文化日渐脱节。

正是这些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误入了这个精英迷宫。他们本希望了解美国民主制度,却在哈佛的肯尼迪学院、PBS的纪录片和《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沉浸式学习了一整套左派话语体系。

他们学会了用“白人至上”“性别压迫”“身份政治”解读川普,用“新闻自由”“民主危机”背书CNN,却未曾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只是“东西海岸幻象”,而非美国全貌。

他们回国后,写评论、办讲座、开播客,把所“见闻”当作“西方政治原典”传播,结果却是在另一块土地上复刻意识形态迷雾。他们的误读,正在误导更广泛的受众。

更讽刺的是,他们自以为获得了“西方文明”的真传,实际不过是吸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麻。情绪获得满足,判断力却一地鸡毛。

很多人不解:川普为何对教育部、NPR、PBS“断粮”?为何要限制“批判种族理论”?为何誓言“解放哈佛”?这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制度重构尝试,撕开左翼话语垄罩下的假面。

这正是美国“文化战争”的本质:不是为了争一条法案,而是争一个文明定义。是以自由、信仰与责任为核心的共和国?还是以受害情绪与身份政治为纲的新型国家拼图?

川普与保守派捍卫前者;主流大学与媒体则拥抱后者。

对东方学者而言,真正理解西方,不是去UCLA旁听左派讲座,不是看PBS如何赞美拜登,也不是和民主党智库开几场研讨会。而是要敢于走出回音室:

去乔治亚的教堂坐一坐,去俄亥俄的农场看一看,去德州的退伍军人俱乐部聊一聊,去共和党初选现场听一听。唯有如此,才能触摸到美国真正的灵魂与冲突。

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曾说,真正做一个左派,要有牺牲精神。他引用托马斯·莫尔的例子。这位英伦政治家因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甘愿赴死。那是左派曾经的精神高度:为信仰舍命,为理念承担苦难。

但在当今富足和平的西方,做一个“左派”几乎零成本:你可以在安全讲台上痛斥“特权”,在媒体上批判“压迫”,在社交平台收割正义,却无需承担任何风险与后果。所有光环,所有掌声,所有道德制高点,都是“内卷”的产物。

而那些被视为“顽固保守”的人,那些在教育、文化、政治中坚持自律、理性、信仰与责任的人,才是文明真正的守望者。他们所坚持的,正是文明成立的基石。

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原本抱持理想、追求真知的知识分子,带着真诚与使命感踏入漂亮国,却在灯光璀璨的自由剧场中沉醉太深,不知已偏离来时的方向。

他们以为看见了“真理”,其实只是走进了另一种权力话语的幻术。他们本想追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却被包装精美的“正义叙事”所征服,最终带回的,不是对民主的理解,而是对进步主义的臣服。

对这些人,我依然保有基本的敬意,因为他们曾经愿意寻找。但我要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所有人:

如果你没有真正走过那片沉默的中部,没有听过那群不善表达但真实存在的美国人说话,没有理解那种从宗教、家庭、责任中生长出的文化,那么,请不要轻易说你“理解了美国”。

理解美国,必须要有一种必要之勇。它不在哈佛的讲堂,而在俄克拉荷马的尘土里;不在CNN的头条,而在田纳西的乡村音乐中。

特朗普贸易战新阶段的政治与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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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税攻势到制度裂变的全球再布局

引言:一场改变世界的“交易战”

2025年夏,特朗普重返白宫半年后,美国贸易政策急转直下,从“观望期”进入“全面出击期”。从7月起,美国密集发起贸易攻势,不仅迫使日本、韩国、欧盟相继签下城下之盟,更单方面对加拿大、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施加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中美谈判僵持不下,90天关税战“冷静期”被延长,双方进入战略对峙的深水区。

这场贸易战,已不只是特朗普任性妄为的经济报复行为,更非简单的贸易顺差逆差之争。从实质看,它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撕裂全球信任结构,并在悄然打开一场新的“制度冷战”的大门。

第二章:欧盟在冲击中的战略退让与制度暴露

2025年7月27日,欧盟在美国强硬施压下签署了所谓“关税框架协议”。该协议表面上是互让互利,但其实质却严重失衡:欧盟商品将统一适用15%的对美关税,以避免原定最高达30%的惩罚性税率,而作为交换,美国商品进入欧盟则将享受几乎为0%的关税待遇。更关键的是,欧盟还承诺未来三年内向美国采购约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并提供约6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冯德莱恩的突然让步震惊了欧洲政界和媒体。此前,欧盟已准备好对美930亿欧元的报复性清单,但在8月1日美方“30%关税启动”最后期限前,欧盟选择弃械投降。不仅未换取实质性对价,还接受了一个被外界广泛视为“注定完不成”的能源采购承诺。有人戏称这是一份“新的《慕尼黑协定》”,标志着欧洲在美欧力量对比中彻底认输。

从关税结构看,协议形同将欧盟多年争取的对等原则化为乌有。按2018年前的关税平均水平,美国对欧商品平均关税为2.4%,而欧盟对美国为5.1%。这次协议将美方进入欧盟的门槛降为0%,欧方却仍需交出15%的“保护费”,甚至没有获得任何知识产权、数字贸易或金融准入领域的实质回报。

协议宣布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多位议员表示强烈不满,德国商界也对庞大的能源采购目标表示质疑。经分析,7500亿美元采购量约等于欧洲三年全部进口能源的2/3,而美方当前全年能源出口总额才1658亿。这等于让欧盟承诺一个根本不具操作性的“天价指标”,纯属政治姿态——但政治一旦变成交易,就再难保持战略自主。

问题的根本在于:尽管欧盟整体经济体量与技术实力堪比美国,远超英国与日本,但其制度结构为“多国邦联”,缺乏快速整合与战略统一的能力。欧盟27国在对美、对中、对俄等政策上分歧严重,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极易被各个击破。

欧洲制度的最大短板在于军事与战略自主。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欧盟愈发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战略选项被大幅压缩。在特朗普加压关税的同时,欧洲还需向美国交出更多防务预算,进一步巩固北约主导格局。这种“交易换安全”的外交逻辑,使得欧洲在经济层面也逐步丧失议价能力。

冯德莱恩最终接受协议,也说明欧盟的“高调自主”其实难敌一纸关税讹诈。事实说明,若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内在制度凝聚力,所谓“战略自主”终究会在关键节点屈从于霸权。

第三章:中国的韧性抗压与多边布局

与欧盟的被动妥协不同,中国在此次贸易战新阶段中展现出更高的战略韧性与制度自持。2025年7月底,中美第三轮高级别谈判在日内瓦告一段落,双方宣布将原定8月12日终止的“关税暂停期”延长90天。这不仅为中美双方保留了缓和空间,也使中国赢得宝贵的战略回旋余地。

不同于欧盟被动接受美方条件,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出冷静而灵活的策略。尽管面对美方新一轮的“包裹税取消”、加征“芬太尼税”、升级稀土关税等多重压力,中国并未做出关键性的妥协,而是着重推进三方面布局:

首先是强化国内应变能力。中国政府推出针对半导体、稀土、电池等关键产业的专项“链网融合”政策,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导的自主产业体系。同时推动大宗商品期货与人民币定价挂钩,努力减少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

其次是加快多边布局,建立抗衡美国的国际支点。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通过金砖扩容、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机制深化,强化与非洲、拉美、东盟国家的供应链协同与产业对接。中国还在新成立的“亚非拉基础设施融资平台”中注入千亿美元级资本,逐步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单极格局。

再次,中国大力推动数字贸易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阿联酋、巴西、印尼等国加入人民币清算网络,2025年7月人民币国际结算比例首次突破6%。中国还联合新加坡和沙特等国推进“非美元区碳市场”机制试点,试图构建绿色金融的全球新标准。

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在表层贸易谈判中维持了“不丢原则、不失主动”的基本态势,还借美方压力倒逼自身战略深化。这种“以战养势”的应变风格,已获得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逐渐确立中国在制度冷战早期的多边领导力。

不过,挑战依然严峻。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关税仍维持在50%以上,且美方不断尝试以非关税手段进行打压。同时,中国在诸如“芬太尼出口限制”、知识产权、数字技术审查等领域仍有议题空窗,未来谈判仍将反复。

从大势看,中国不再幻想恢复过去的“旧有全球化秩序”,而是在构建“去中心化”“去美元化”的新型经贸网络。贸易战使中国彻底告别“低成本—外需导向”的发展范式,走向以制度韧性为核心的新战略周期。

第四章:美国政坛内部的分裂与博弈

特朗普政府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战,固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美国优先”逻辑,但更深层的动因,植根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演变与党派矛盾的激化。从2016年以来,特朗普通过挑动民粹、打破建制派共识、以单边行动抢占舆论高地的方式,重塑了共和党的对外政策路线。贸易政策成为其赢得基层支持的核心工具之一。尤其是在铁锈带、农业州等选区,反对全球化、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情绪,为特朗普提供了继续加征关税的舆论基础。

但在国会与大企业层面,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却并非毫无争议。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建制派,仍然强调自由贸易、多边协定与稳定的国际规则。他们担忧关税政策带来的成本转嫁、供应链中断及国际信誉受损。而民主党方面,虽然在劳工保护与反对中国产能过剩方面与特朗普有交集,但在实施路径与外交手段上更倾向于通过多边机制协调解决。

因此,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方虽未取消大多数对华关税,但调整了操作节奏,并尝试与欧盟、日本协调统一立场,体现出一定的战略回摆。但特朗普若重新执政,其强硬倾向或将迅速回归,政坛的贸易政策仍将在对抗与调和之间反复摆荡。

第五章:战略竞争时代的全球再配置

贸易战不仅是关税壁垒的堆叠,更是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与技术分布的深层再配置。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方对中国产业链的打击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贸易纠纷,而上升为国家安全与战略主导权的竞争。这种态势在拜登执政时期非但未缓解,反而更加制度化、常态化。

美国一方面加大对本土高科技产业的补贴力度,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试图重建国内制造与高端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则不断扩大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清单,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崛起。这种“去风险”而非完全“脱钩”的策略,实质上是对全球化格局的一次主导性重组。

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尤其是欧盟,在追求战略自主的同时,面临能源依赖、安全承诺与市场利益三重制约,其政策空间受到明显压缩。全球南方国家则试图在大国博弈中维持自主性,但往往在技术转让与投资方向上不得不做出选择。

贸易战由此走向全球竞争新阶段,不仅重塑产业链,也将重塑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格局。

第六章:全球治理与未来规则的走向

当代世界已远非冷战时期的双极格局,也无法回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不仅体现在关税与科技战上,也体现在对全球治理机制的争夺上。特朗普时期的退群外交(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曾使美国信誉受损,但也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和主导部分多边议程。拜登政府虽力图回归传统同盟体系,但效果有限。

当前,WTO等传统贸易规则体系陷入瘫痪,而区域性协定如RCEP、CPTPP、USMCA等则逐渐填补空白。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演进,很可能呈现多中心、模块化的趋势,而不再由单一大国主导。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诉求、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及美国可能再度变政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将成为关键变量。

全球贸易的未来,既取决于各国的实力结构,也取决于政治意志与民意导向。特朗普式的激进政策若再次主导白宫,将再次加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而若新一轮合作主义抬头,某种新型规则体系也并非不可设想。

尾声:全球竞争的结构性拐点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2025年的世界,已不是2018年的世界。当特朗普再次浮现于权力舞台的前沿,其政治与经济主张虽未根本改变,但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演化。贸易战从初期的谈判筹码,演化为全面的制度竞争,其背后是美国试图延续主导权的焦虑,也是全球秩序步入多极化的必然趋势。

对中国而言,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分化中保持战略定力、提升制度韧性、重塑产业竞争力,已成为绕不开的核心问题。简单的对美反制或模仿性回应,难以解决深层结构性矛盾。相反,唯有在制度透明度、科技自主性、法治环境与国际合作能力上取得实质进展,方能在全球博弈中争得长远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警惕被动卷入“去全球化”的泥潭。以自我封闭回应外部封锁,既非战略之智,亦不合时代之需。构建多边合作网络、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争取全球南方认同,才是破解贸易战困局的长久之道。

特朗普贸易战的“新阶段”,并非一场简单的选举表演,而是美国政治深层结构的映射,是全球制度重塑的开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角力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不断求变、稳健前行的制度主体,才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赢得尊重与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