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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在大黄蜂航母上纪念所有在二战中牺牲的美中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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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报

为抗战胜利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纪念旧金山会议签署80周年,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

地点:USS Hornet 航空母舰博物馆(阿拉米达港)
时间:2025年8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00 至晚上8:00
活动内容:和平展览、国际论坛、《T台上的牺牲与荣耀》主题时尚秀、纪念演出、闭幕胜利合影与和平共识签署仪式等

购票与咨询:请联系活动主办方邮箱:info@sfpacificwar.org
官网了解详情与购票:www.sfpacificwar.org

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死亡人数统计

 (点击【这里】查看信息出处)

国家

军人死亡人数

军民死亡人数总计

阿尔巴尼亚

30,000

30,200

澳大利亚

39,800

40,500

奥地利

261,000

384,700

比利时

12,100

86,100

巴西

1,000

2,000

保加利亚

22,000

25,000

加拿大

45,400

45,400

中国

3-4,000,000

20,000,000

捷克斯洛伐克

25,000

345,000

丹麦

2,100

3,200

荷兰东印度群岛

3-4,000,000

爱沙尼亚

51,000

埃塞俄比亚

5,000

100,000

芬兰

95,000

97,000

法国

217,600

567,600

法属印度支那

1-1,500,000

德国

5,533,000

6,600,000-8,800,000

希腊

20,000-35,000

300,000-800,000

匈牙利

300,000

580,000

印度

87,000

1,500,000-2,500,000

意大利

301,400

457,000

日本

2,120,000

2,600,000-3,100,000

韩国

378,000-473,000

拉脱维亚

227,000

立陶宛

353,000

卢森堡

2,000

马来西亚

100,000

荷兰

17,000

301,000

新西兰

11,900

11,900

挪威

3,000

9,50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5,000

菲律宾

57,000

500,000-1,000,000

波兰

240,000

5,600,000

罗马尼亚

300,000

833,000

新加坡

50,000

南非

11,900

11,900

苏联

8,800,000-10,700,000

24,000,000

英国

383,600

450,700

美国

416,800

418,500

南斯拉夫

446,000

1,000,000

全球伤亡人数* 

战死人数

15,000,000

受伤人数

25,000,000

平民死亡人数

45,000,000

*全球伤亡人数的估计数字因来源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仅中国平民死亡人数就可能超过5000万。

中美斯德哥尔摩谈判:为习特峰会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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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两国最高经济官员周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恢复高级别贸易谈判。据路透社7月28日报道,此次会谈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寻求将当前的贸易休战期再延长三个月,但此次会谈更重要的目的可能是为秋季举行的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峰会做铺垫。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幕僚近期已讨论了两位领导人可能在今年秋季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会面的计划。目前正在考虑的两种可能性包括在韩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会见,或者在峰会前后顺道访问中国。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单独访问北京,时间在9月3日左右,以参加中国举行的二战结束80周年纪念仪式。对于第二种可能,中国网络上有很多期待的声音。但白宫和中方对于可能的秋季峰会都没有做出明朗的表态。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作为美国谈判团队的一员,于当地时间周一下午早些时候抵达了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瑞典首相办公室。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则通过视频画面,视察了会谈地点。

目前,中国正面临8月12日的贸易关税最后期限。此前,北京和华盛顿已在5月和6月达成了初步协议,以结束当时持续数周不断升级的以牙还牙式关税争端以及中国的稀土矿物断供。

上周末,特朗普在苏格兰与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及了此次会谈。特朗普表示:“我希望看到中国开放他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

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强调,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新的动荡。届时,美国对华关税可能重新飙升至三位数水平,这几乎相当于双边贸易禁运,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斯德哥尔摩会谈期间对CNBC表示,他不期望“今天能有某种巨大的突破”。他进一步阐明,此次会谈的预期是“持续监测和检查我们迄今为止协议的执行情况,确保关键稀有矿物在双方之间流动,并为未来加强贸易和平衡贸易奠定基础。”

《纽约时报》说,贸易专家还在猜测,美国的技术管制或TikTok的所有权转让协议是否会成为谈判议题。上周四,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CNBC节目中表示,美国已向中国提交了将TikTok所有权转让给美国公司的提案,美国政府正在等待中国的回应。他说,这个话题“正式来说”不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但非正式地说,当然是。”

此次中美斯德哥尔摩会谈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周宣布达成几个高调贸易协议的背景下举行的。上周二,美国和日本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对日本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以及日本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周日,特朗普宣布他与欧盟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将对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欧洲出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

贸易分析师普遍认为,中国和美国在5月中旬达成的关税和出口管制休战期很有可能再延长90天。若能成功延长,将为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举行的潜在会晤提供便利并进行规划。

据《纽约时报》说,曾担任政府官员并就中国问题向特朗普政府提供建议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这将是特朗普与习近平的第六次峰会。他说,每次峰会至少有两小时的对话,特朗普都会准备具体的交易要求。白邦瑞说,“总统认为面对面谈判更好。”

《金融时报》周一报道称,美国已暂停对中国科技出口的限制,以避免扰乱与北京的贸易谈判,并支持特朗普争取今年与习近平会晤的努力。

此前在5月和6月于日内瓦和伦敦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主要集中在将两国报复性关税从三位数水平降下来,并恢复中国此前停止的稀土矿物以及英伟达 H20 AI 芯片和美国此前停止的其他商品的流动。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次会谈尚未深入探讨更广泛的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美国抱怨中国以国家为主导、出口驱动的模式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世界市场,以及北京抱怨美国对科技商品的国家安全出口管制。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经济专家肯尼迪(Scott Kennedy)对此评论道:“日内瓦和伦敦的会谈实际上只是为了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以便他们能够在某个时候就最初导致两国分歧的问题进行实际谈判。”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暗示可能延长最后期限,并表示希望中国经济能够从出口导向转向更多国内消费,而后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几十年来一直以来的目标。

分析师普遍认为,美中谈判远比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谈判复杂得多,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国对稀土矿物和磁铁全球市场的控制力,已被证明是中国对美国有效的施压点。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美国两党参议员计划本周提出针对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异议人士和台湾问题的法案,强调安全和人权。这些法案的出台也可能会给正在进行的斯德哥尔摩会谈带来新的复杂性。

“各个击破”:特朗普又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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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日本达成框架贸易协议后不久,美国与欧盟也达成了一个很类似的框架协议。

美国对欧盟商品的进口税从特朗普所威胁的30%高位,下降到15%,看起来特朗普似乎是作了重要让步,但是和原有的1.5%平均关税相比,实际上是大幅度提高了。与此同时,欧盟国家同意从美国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并向美国追加6,000亿美元的投资,并将大量采购美国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军火。此外,针对某些特定的商品,美国和欧盟还达成了“零关税”协议,例如飞机和飞机零件、重要的工业原料、某些化学品和医药类商品、半导体制造设备、某些农产品等。

应该说,这是特朗普关税战的又一个胜利,他不仅把进口欧盟商品的关税提高了13.5%,还迫使欧盟大规模投资美国和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出口商品的购买。

关于日本承诺向美国投资的5500亿美元,根据白宫所宣布的消息,这是日本企业之前所作各种投资承诺之外追加的额外投资,由美国决定投在哪里,并且允许美方保留高达90%的投资利润。

欧盟所承诺的6000亿美元投资是否也附带这些对美方十分有利的条件,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了美、日协议的参照条件,估计也会八九不离十。

在达成协议前,美、欧双方的唇枪舌剑令很多人感到担心,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美国股市再次大涨,达到了新的历史高位。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关税战已经和几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框架协议,包括英国、欧盟、日本和几个关键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尼、菲律宾。其余还在谈判中的国家或地区除中国外,主要是韩国、印度、台湾等,在目前美国乘胜追击的形势下,它们显然会受到来自美方更加强硬的谈判压力。

特朗普的关税战之所以敢于挑战全世界,就是因为世界各国难以团结一致来反抗美国的霸权,使得特朗普得以“各个击破”。

最明显的实例是巴西,特朗普由于不满意卢拉总统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处理,竟宣布对巴西商品征收50%高关税,但是十几个“金砖国家”却未能团结一致反制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谈判将是特朗普关税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战役”。

目前中美关税战虽然处于“停战”状态,美国海关对中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情况十分复杂,有高有低。根据“高盛”的测算,实际的有效关税水平是39%。

根据媒体报道,7月28-29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谈判,近期内财长贝森特和商长卢特尼克还将访问北京,就连特朗普也宣布可能很快去北京访问,这些都说明中、美之间的谈判气氛良好,前景乐观,很可能达成协议。

美方在“稀土”和“芬太尼”等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而中方的经济正处于下行的压力,显然不希望商品出口受到阻碍而增加对本国经济的压力。

8月关税大限逼近 特朗普已达成这些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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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宣布的8月1日关税截止日马上来临。这意味着,从这一天起,美国将对尚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几十个国家征收其通知的特定关税税率。特朗普政府最初在今年4月2日宣布对全球加征关税,称之为“对等关税”。 但当时国债市场反应负面,促使特朗普将给各国定的初始税率暂时下调至10%并给予90天的谈判窗口期,也就是8月1日的截止日期。

本月初,随着90天谈判窗口期的临近,特朗普已致函各国,告知他们新的“对等”关税税率,并明确表示将于8月1日生效。自春季首次宣布全面关税以来,白宫已成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贸易协议。

已达成协议的国家:

    与欧盟达成协议: 特朗普周日宣布,与欧盟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将欧洲商品(包括汽车)的关税税率设定为15%,低于他此前威胁的30%。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欧盟将从美国购买7500亿美元的能源,并同意在其他商品上向美国额外投资6000亿美元。

    与日本达成协议: 上周,特朗普与日本也达成了类似协议,将日本商品的关税设定为15%,低于他曾威胁的25%。协议中还提及,日本将向美国项目投资5500亿美元,并向美国汽车、大米及其他农产品开放市场。

    与菲律宾达成协议: 特朗普上周宣布,与菲律宾达成协议,美国对其出口商品的关税将从20%降至19%。

    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 与印度尼西亚的协议将对该国进口商品设定19%的关税税率。

    与英国达成协议: 特朗普在5月初宣布了与英国的协议,这是他宣布全面关税以来达成的第一项重大协议。该协议将关税税率设定为10%,低于此前的25%。根据协议,英国获准以10%的关税税率向美国出口10万辆汽车,而此前宣布的税率是25%。

中美贸易:

美中两国在5月下旬宣布了一项协议的框架,旨在暂时避免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根据协议,美国将其关税税率从145%降至30%,中国则将其关税税率从125%降至1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定于周一举行今年第三次会谈。据美联社报道,中方预计将在此次会谈中敦促美国取消与芬太尼相关的20%关税。目前,两国都额外征收10%的基准关税。

未达成协议的国家:

白宫本月已向数十个国家致函,告知他们8月1日生效的预计关税税率。尽管特朗普坚称不会进一步延长关税最后期限,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表示,即使关税生效后,总统仍将乐于继续进行讨论。

对于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以下是定于8月1日生效的关税税率:

    加拿大: 35%

    墨西哥: 30%

    韩国: 25%

    南非: 30%

    哈萨克斯坦: 25%

    老挝: 40%

    马来西亚: 25%

    缅甸: 40%

    突尼斯: 2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0%

    孟加拉国: 35%

    塞尔维亚: 35%

    柬埔寨: 36%

    泰国: 36%

    利比亚: 30%

    伊拉克: 30%

    阿尔及利亚: 30%

    摩尔多瓦: 25%

    文莱: 25%

    斯里兰卡: 30%

“大罢免”失败 两岸或许避免了一场即时军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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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7月28日由德国之声中文网发布。台湾国内的统独之争因为大罢免而变得极为激烈。7月26日“大罢免”的失败为紧张的台海局势带来了一点缓和。点击题目查阅本站最近发布的几篇与台湾问题和台海局势有关的文章:1)BBC:台湾立法委“大罢免”选举分析;2)台湾罢免选举结束,国民党立法委完胜;3)说说第一次去台湾遇到的台湾民众;4)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如何看待台海问题

由台湾公民团体发起,民进党全力以赴策应的针对国民党24名立委和新竹市长的大罢免”首轮投票,均未过关,结果超出几乎所有人预料。就在投票前几天,即便是岛内最乐观的舆论,认为过半很难,但至少有3-5席的国民党立委会被罢免掉。如今这种状况,被蓝营称之为“大罢免、大失败”。然而,这次大罢免不仅是蓝绿之间的斗争,其结果也关涉两岸,民进党虽受挫败,两岸关系却因此可能避免了一场潜在武力冲突。

我在大罢免投票前10天去了一趟台湾,问了台湾朋友一个问题:如果大罢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赖清德政府接下来的施政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若成功把国民党立委罢免掉,民进党重新控制立院多数,假如蓝白两党不满这种结果,发起街斗抗争,引发岛内局部动荡,北京评估这触及到了反国家分裂法之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台湾完全丧失,从而对台采取某种强硬措施,赖政府是否预估到了这种情况并有办法处理?

我之所以问此问题,是因为绿营明显要把大罢免操作成反共护台,遏制大陆影响力对台湾的渗透,在绿营看来, 24个要罢免的国民党立委都是“亲中”、“卖台”的,是中共在台“代理人”。除此外,民进党还有另一更实际目的,即重夺立法院多数席位,为赖政府清除议会阻力。为此,赖在大罢免的最后关头,抛出 团结十讲”(实际进行了五讲),替大罢免造势和护航。而北

国民党成功鼓动了基本盘和中间势力

罢免原本是民主制度下民意纠错的机制,但对大罢免背后民进党的政治算计——表现为 “全岛一网打尽”的操盘方式,除了罢免名单上的国民党立委,蓝营政治人物也感到恐惧——有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殷鉴在先,在蓝营中营造起了一种要和绿营最后决战的氛围——如果不奋起反击,让绿营目的得逞,国民党将会被民进党吃干抹尽,从现在的投票结果看,国民党成功催生了基本盘的反罢免政治动能。

可仅仅动员蓝绿双方各自基本盘还不够,大罢免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取决包括浅蓝和浅绿在内的广大中间选民。然而,民进党这次将“大罢免”塑造成“反共护台”的说辞对这部分选民不灵,他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民进党用大罢免搞“政治清算”,特别是民众党的“小草们”,由于柯文哲还被司法羁押,若“大罢免”成功,柯要出来更遥遥无期,因此,联手和国民党反罢免。这期间,赖的“团结十讲”的某些失误——例如“杂质论”,以及对台南的救灾不力,被蓝白抓住把柄,也造成绿营内部部分民众反弹,对大罢免反感。此外,投票日当日的天气,或许也帮了蓝营的忙。

假如大罢免成功 两岸或提前摊牌

尽管大罢免是蓝绿的政治斗争,然而,既被绿营打扮成“反共护台”,从两岸关系来看,若成功,势必会有剧烈冲击,或让两岸面临“提前摊牌”,甚至像我前面提出的问题那样,岛内出现某种动荡让北京在反国家分裂的名义下,对台祭出军事手段。而现在这个结果,可说是暂时解除了一场可能的两岸危机。

绿营欲罢免的国民党立委,虽然他们声称其立场同样反共,但北京从两岸关系的实际情形考虑,还是把国民党看作所支持的“友中力量”。故一旦这些立委被罢免,国民党在立法院沦为少数党,赖政府不再受在野党立法制衡,意味着两岸政策将不再受蓝营阻挡。民进党会据此将大罢免解读为“全岛反中民意”的再确认,并很可能借势进一步推进宪政性去中化工程,包括推动《中共代理人法》《修宪草案》乃至《制宪公投》等行动。这类法律与制度性的改变,将使台湾实际摆脱“一中框架”,形同法理台独。北京目前在政治上尚未准备好和台湾直接军事摊牌,也因此无法承担同西方经济与外交全面脱钩的代价,故它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出现,这不符合其战略利益,会迫使北京 “不得不出手”,打乱当前的战略节奏。

但是北京也不能不应因此种可能的局面,从赖发表“团结一讲”开始,它就发动舆论批赖,一直到“大罢免”投票前一刻,官方学者还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批赖的“团结四讲”是在祸台乱台。赖不仅继续鼓吹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是台湾最大境外敌对势力等论调,更在“团结四讲”中构建一套系统化的台独理论,为法理台独作准备,因此,在北京看来,其对两岸关系产生的破坏作用,远比之前的台独论述严重得多,但和以前不同,北京这次只是“文攻”,没有 “武卫”。

北京力求避免突发事件使得统一问题被提前推上台面

北京或许是等赖的“团结十讲”全部讲完再进行军演,或采取类似行动,但更可能的是在等“大罢免”的结果。只要国民党的六席立委被罢免,民进党就能重夺立院控制权。以民进党目前掌控的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舆论资源,若立法部门再被民进党控制,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赖政府。赖清德会把此次罢免解读为全台民意对他台独路线的坚定支持。以赖对台独建国的孜孜以求,北京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挑衅的举动,因而必须预防两岸关系出现最坏情况。很有可能,无须等到真正的“最坏局面”来临,北京就会在罢免结果出来后,介入这场蓝绿对决,尤其当蓝营不接受失败结果而发动支持者街头反抗之时。

现阶段,北京的对台政策正处于“外强中稳”阶段,口头上不改“统一不可阻挡”的高调宣示,行动上却仍力图避免突发事件使得统一问题被提前推上台面。这种战略克制背后,是北京对外部环境压力——中美关系、经济疲软、区域多线挑战——的深度评估。如果罢免成功,赖一鼓作气推进宪政性脱中,北京将面临三难:(1)若反应克制,国内民族主义压力将剧烈上升;(2)若回应强硬,很可能引发台美安全机制联动,国际干预升级;(3)若寻求中间路线,将被解读为“无力统一”,战略威慑力下降。都不是理想的选项。故北京眼下宁愿见到“亲中蓝营”在立法院维持制衡地位,借由岛内的僵局与分裂,拖延台湾体制性脱中进程,否则,民进党一党独大,提早推高台独法理门槛,将使北京不得不提前动武。

大罢免失败等于拆除了一个引爆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源

“大罢免”首轮投票失败,让北京不必急于出重手,暂时解除了警报。虽然八月还有第二轮对国民党七个立委的投票,只要蓝白不放松警戒,一般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民进党的气势已损,其能有效动员的基本盘不会超过30%,只要国民党能够守住两席,民进党就无力改变立法院朝小野大格局。尽管因此不排除赖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采取某种冒冲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罢免失败使得绿营遭遇政治反噬,在台内部掀起“资源滥用”、“绿色威权”的反思潮,民进党在岛内的道义优势被进一步削弱,导致赖政府对两岸事务的处理变得谨慎,至少不会像大罢免成功时所假定的那样激进。至于北京对国民党,向来是 “弃之可惜、爱之不敢”的纠结心态,罢免失败,说明“亲中阵营”在台湾尚有基本选票基础,可继续利用其作为对话和统战的代理人,为继续施加认知战、舆论战提供了机会。

北京虽然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间,接受了国民党,可对台湾的政治红线,并不完全取决于谁执政,而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实质统治权力”上对大陆构成制度挑战。北京明白,真正危险的不是蓝营存不存在,而是绿营一党独大后的“制度去中化”。换言之,只有台湾的总统府、立法院、监察与司法系统同时被“急独派”控制,并推出制度性反中法案,北京才会真正感受到危机的临界点。此次罢免若成功,就是逼近这条红线的第一步。就此而言,大罢免失败,将赖政府的“制度去中化“推进卡死在议会障碍上,北京就不必为此而对台武力威吓,等于拆除了一个引爆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源。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战胜中国的6大关键

编者按:罗伯特·盖茨曾在美国两党总统下出任高官,1991年到1993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2006年到2011年为国防部长。他的专业是中国研究。本文2025年6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英文题目和题记是“The U.S. Can Rise to the Chinese Challenge–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has let its nonmilitary instruments of power atrophy. Trump has a chance to revive them.”文章的中心意思是特朗普对联邦政府进行了重大改革,这正是重新安排有效的遏制中国战略的好时机。文章中文编译由NewTalk网站2025年7月27日发表。特转发该文供读者参考。编译文字略微粗糙,将该文英文贴在中文编译之后。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曾任中情局(CIA)局长,并在共和与民主两党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是一位受到跨党派尊敬的人物。 他在《华尔街日报》2025年6月13日的文章中表示:川普应该重建美国对抗中国所需要的非军事力量。

他指出,要勇敢面对与目前的中国之竞争,唯一的方法是倾听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当年在冷战中避免了与苏联的军事冲突,而很灵活地运用非军事的优势,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些优势包括:经济实力、技术优势、外交战略、铁幕内外的策略性宣传、发展援助与人道支持、安全保障的合作、同盟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尽管苏联是军事上的超大强国,但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经济与科技方面却是相对脆弱。 更幸运的是,从1950年代起,苏联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但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更为强大且多面向的敌人。 中国拥有广泛的贸易网络、网络攻击能力、尖端科技、灵活而且大规模对全球南方国家传播信息,以及“一带一路”与“数字丝路”等的倡议,成为比当年苏联更强劲的挑战者。

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必须持续强化军事的吓阻能力。 但若要彻底胜出,光靠军事实力是不够的,非军事手段同样不可或缺。

过去这些负责非军事手段的政府机构是需要进行诸多的改革,并对各种课题加以整理,现在因为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机构加以解体,这反而为现在提供了一个重建的机会。 美国应该善用民间部门的优势,建立一个有效、精简而且具负责任的新制度。

目前中国在军事与科技上稳定扩张,其军工产能已经超越美国。 其庞大而发达的经济掌握了难以替代的供应链,例如稀土之,而具有能力要胁美国。 中国已成为超过120个国家(包含南美洲的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通过一带一路向约150个国家提供援助与建设计划,并在超过60个国家管理和运营超过100座的港口。

因此,重建美国非军事影响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改革现有的政府机构并将之加以重构。 目前国务卿鲁比奥正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盖茨根据其自身经验提出了如下几项建议:

(1)在开发援助计划方面,应整并为“千禧挑战公司(MCC,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2)战略性的国际传播应由国务院主导。 虽然编辑的独立性与诚实报道很重要,但这些媒体是政府的工具,必须遵循政策指导与国家安全上的优先事项。

(3)近年来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是正确的。 为了阻止中国的军事扩张与技术进步,制裁与关税等其他经济手段也当然是合理的。 不过,对潜在的同盟国施加经济压力的作法应该要重新思考。 与这些国家合作,比起单方面的施压,更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更。

(4)美国在全球南方与中国竞争的过程中,外交和大使馆的存在至关重要。 关闭大使馆是一种错误,一定要任命正式的大使。

(5)应给予充足的预算。

(6)干涉他国的内政通常会产生反效果,在冷战时期,坚定支持自由、人权与个人尊严,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声誉。 同样的,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意识形态依然是重要的关键。 “美国优先”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核心价值。

特朗普政府动摇了许多过时的制度,这反而是一个强化美国非军事手段的绝佳机会。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反而会把战场拱手让给已渐渐要掌握主导权的中国。

最重要的是,由总统与国务卿跟国会合作,共同制定一套完整的国家整体战略,也就是如何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运用非军事影响力的综合战略。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

The U.S. Can Rise to the Chinese Challeng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has let its nonmilitary instruments of power atrophy. Trump has a chance to revive them.

By Robert M. Gates

June 13, 2025

The only way to rise to the Chinese challenge in the epic contest now under way is to heed the words of China’s great warrior philosopher, Sun Tzu: “The supreme art of war is to subdue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Because we were able to avoid a mutually catastrophic military conflict with the Soviet Union, we won the Cold War through the skillful use of nonmilitary advantages. These included economic power,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diplomac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and around the world,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security assistance, alliances and ideology. We were lucky that the Soviet Union, while a military superpower, was weak in every other way, econom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most of all. After the 1950s, its ideology had little appeal around the world.

America faces a much tougher, multidimensional adversary in China. Its extensive trade relationships, cyber prowess,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kill and scale in communicating to the global south, and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Digital Silk Road all make it a far more formidable adversary than the Soviet Union.

We must avoid a mutually disastrous shooting war with China by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our military deterrence. But fully prevailing will require the diverse nonmilitary capabilities that were critical to winning the Cold War. President Trump inherited several institutions in this arena that were in serious need of reform, restructuring and refocusing. The administration dismantled them—creating the opportunity to rebuild our capabilities and make them far more effective for the battle. The challenge is to avoid the bureaucratic and programmatic flaws of past programs and create new ones that are effective, lean and accountable and that play to America’s strength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endeavor must start with a realistic view of the magnitude and danger of Chinese capabilities. Beijing is steadily growing more powerful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militarily, and its military industrial capacity now far outstrips America’s. China has a large, developed economy and the ability to hold the U.S. hostage in key supply-chain areas, such as refined rare-earth minerals, where we lack alternatives. It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including every country in South America), h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some 150 countries, controls or manages 100 ports i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aggressively uses economic leverage to attain political and geostrategic objectives.

In the early 2000s, Xi Jinping’s predecessor, Hu Jintao, invest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a glob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receives Chinese radio, television, social media, print media and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 opportunities. All these media spread the message that the U.S. is in decline and China is the only reliable and predictable economic partner.

The Chinese are beating us at our own gam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S. has let its nonmilitary instruments of power atrophy. In 1994, the allied committee to control the export of militarily sensitive technology was disbanded. In 1995, the House voted to abolish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 1997 President Clinton agreed to consolidate the agency more fully into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1998,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president to abolish the agency, but Mr. Clinton declined to do so. Also in 1998, Congress eliminated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the central element of our global strategic-communications network.

While elements of both USAID and USIA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y were much reduced in size, resources and support. As other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proliferated their own programs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d ev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 never given the authority to develop governmentwide strategies or to coordinate and oversee these nonmilitary instruments of power. All too often, the result was disjointed programs, mixed messages, waste, bureaucratic turf fighting and organizations like USAID and the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which took over Voice of America, Radio Free Europe and other USIA broadcasters) ignoring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even the president altogether.

After the Cold War,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residents lacked confidence in the traditional assistance agencies and created their own alternatives. Examples include Bill Clinton’s debt-relief initiative for Africa, George W. Bush’s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 and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Barack Obama’s Power Africa and Mr. Trump’s first-term Prosper Africa and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In the long term, the best way to reconstitute nonmilitary instruments of power isn’t to proliferate new,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s but to reform and restructure existing institutions, a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is trying to accomplish. Based on my experience, including as defense secretary, here is a starter set of suggestions for change:

Development-assistance programs should be consolidated and placed under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 and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When Mr. Bush proposed MCC in 2002, many conservatives argued it should replace USAID because of its requirements for accountability and insistence on recipient country buy-in. DFC is attractive because of its role in encouraging U.S. private-sector engagement. Both organizations should 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programs should be administer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as Pepfar has been from its incep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should also be in charge of all interagency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programs to ensure consistency of message. Fourt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48 agencies ha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programs, yet there is no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much less a broad White House-approved strategy. The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with a budget of $700 million to run all U.S. government radio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years refused to take guidance from the president or secretary of state.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honest reporting are important, but these are instruments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must be responsive to policy guidance and national-security priorities. There also is a desperate need for innovation. The world has moved beyond getting news by radio.

Economic tools were essential to victory in the Cold War. The U.S. began limiting transfer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49. Recent presidents’ crackdown on exports to China was appropriate, if overdue. Other economic measures to impede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cluding sanctions and tariffs, make sense.

But if China is the main enemy, we need to rethink our use of economic sticks against potential allies.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s opposed as we are to many of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s and policies. We’re much likelier to pressure China to change those policies by working in concert with other governments than by acting alone.

Diplomacy and an American presence on the ground matters in competing with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Global South. Not only is it a mistake to close embassies there; we should make sure we have confirmed ambassadors representing us.

Without providing necessary money, restructuring all these instruments of power and better integrating them into U.S. national security-policy will be pointless.

We usually fail when we publicly nag other governments about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Yet for most of our history,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nd reputation have been enhanced by consistent advocacy for liberty, human rights and individual dignity. America’s ideology matters in the contest with China. America First must not mean abandoning American values promoted by our government and by such organizations as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and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To neglect our values as part of our foreign policy would make us just another transactional great power without the unique appeal we have enjoyed for nearly 250 yea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isruption of outdated institutions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America’s nonmilitary arsenal. Failing to do so would mean abandoning the field to the Chinese, who already are running rings around us. Above all, there must be an overarching national strategy developed by th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in collaboration with Congress—for applying nonmilitary instruments of power to the contest with China. We have no time to lose.

Mr. Gates served as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1991-93, and defense secretary, 2006-11.

美国Z世代选民是”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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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本站特约撰稿人杨大巍2025年7月26日发表在他的微信公号“印象与逻辑”,原文标题为“他们可以选川普,也可以推马克思主义者——Z世代的信仰真空、制度断裂与保守主义的新契约”。杨大巍的观点是,以往被民主党视为票仓的Z世代选民在2024年大量流失进入共和党候选人行列是因为他们感到特朗普和共和党更关心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生活与事业。但是,他们投谁的票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中间不少人2024年11月投了特朗普的票,但在2025年6月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预选中,他们又是让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成为该党候选人的投票中坚。研究美国青年选民政治倾向的布斯(Ruby Belle Booth)在谈到马姆达尼的胜选时说,“与许多年长选民一样,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美国)年轻人最关心的议题一直是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这种经济焦虑促使年轻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比起2020年,转向右翼投票。与特朗普总统一样,马姆达尼将经济问题置于竞选的核心。他不仅为年轻人展现了一张新面孔,还提供了一个与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平台。探讨年轻人关心的问题,并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景,让他们投票支持,而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让他们投票反对的候选人,这可能是吸引年轻人的关键。”以下图表显示,与2020年大选相比。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佐治亚州,特朗普在其他所有战场州都获得更多俄年轻选民的支持。

2024年美国大选,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唐纳德·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重返白宫,不仅在传统保守州大获全胜,更在多个曾由民主党主导的摇摆州实现惊人突破。
而在所有选民群体中,最出人意料、也最值得深思的,是Z世代的投票行为:这一代原本被认为天然偏左、拥抱进步主义的年轻人,却在2024年成为推动特朗普胜选的关键力量之一。

Generation Z 是谁?
Z世代(Generation Z),通常指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的人群。他们自小生活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全球化资讯与政治极化的环境中。这一代人出生于美国科技爆发期,但成年后却遭遇金融危机、疫情封锁、通胀失控与社会撕裂。他们对制度缺乏信任,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是“网络原住民”,也是“失去庇护的一代”。
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选后总结道:“这些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特朗普,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突破旧秩序的可能性。”他更指出:“Z世代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稳定。他们这次可能投给共和党,两年后,也可能支持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如果他们无法通过传统方式获得繁荣,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投票让自己繁荣起来,而许多煽动家会承诺,只需剥夺那些比他们富裕的人的财富,就能轻松实现这一点。”
这不仅是对美国政治的一次深刻提醒,更揭示出一个全球性的世代困境:一个在制度崩解与价值漂流中长大的青年群体,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归属,在愤怒中寻求重建。

结构性困境
Z世代不是不肯努力的一代,而是在结构性劣势中挣扎的一代。他们背负高学费与学生贷款,面临高房价和看不见的未来。他们使用“先买后付”来支付食品与演唱会票价,并非出于挥霍,而是因为这是维持“正常生活”的唯一方式。
1980年代的年轻人毕业三年就能买房,而今天的Z世代,到35岁仍难以攒够首付。当代制度将他们困于租房、债务与不稳定就业的旋涡,使他们的梦想变得荒诞可笑。他们是这个富裕国家中最无产的群体,是一个“失语者联盟”。

文化漂流
除了经济困境,Z世代更面临精神与文化的漂泊。他们对家庭的认同被削弱,对宗教信仰被摧毁,对国家归属被标签化。从小被灌输“世界主义”、身份政治与对传统价值的解构,他们习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坐标。
柯克指出,他们“对机构的信任已经崩塌”,不仅是不信任学校、政府、媒体,更是一种文化孤立感。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却冷漠,开放却无根”的世界中,不再相信父母那一代所追求的“美国梦”,也无法真正认同进步派描绘的“乌托邦未来”。
这种文化漂流,本质上是对信仰真空的反应。西方文明的核心从来不只是理性与宪政制度,更是一条贯穿千年、支撑艺术与尊严、构筑社会契约的精神主轴——基督教信仰。

信仰的坍塌
当Z世代面对一个去宗教化、去家庭化、去国家化的世界,他们所失去的不仅是物质保障,更是一种关于“我从哪里来、我属于何处、我为何存在”的根本意义。
西方最伟大的绘画与建筑、最深刻的哲学与音乐、最庄严的政治与法律,无不植根于基督信仰。从托马斯·阿奎那到约翰·洛克,从《马太受难曲》到圣母院,从自由的灵魂到良知的声音,西方文明的荣光源于那份超越人间的神圣联系。
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人类的理性并不足以凭空建构社会,它需要传统的积淀与宗教的光芒。”而托克维尔也曾指出:“在美国,每当你追溯一项制度的根源,最终总会发现它指向宗教。”
如今,Z世代多数在无神的语境中长大。他们所接触的是碎片化的短视频、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与相对主义的教育体系。在灵魂最渴望确立与依托之时,他们却只听到:“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理”、“一切都是建构的幻象”。
这是一种文明性的贫困,也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无家可归。

共和党的机遇
2024年的胜利,不是共和党的终点,而是一场历史性的召唤。Z世代的转向代表着一种重建的渴望——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重新找回“属于我的社会”。
这场选举表明:年轻人并非天生倾向左派,他们只是过去十年里找不到一个真正能代表他们利益与精神归属的右派。如果共和党能够直面他们的困境,并真诚回应其诉求,那么2028年将不仅是一次续任选举,更是一场文明方向的确认。
共和党必须抓住 Z 世代的机遇,否则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代人。

全球的世代焦虑
这场代际之争并非美国独有。在欧洲、日本、韩国,类似的青年失望感广泛存在。他们面临高房价、低生育、就业困难与文化空洞,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与传统机构,也无法真正拥抱数字泡沫中的虚拟自由。他们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却充满焦虑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Z世代正在经历一场“低烈度的全球青年革命”。他们不再冲上街头,而是走向投票站,用选票改写命运。他们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承诺。他们用投票对抗被遗弃,用政治投射文化焦虑。
这正是特朗普在2024年得以重塑民意版图的深层力量。

华人家庭与Z世代的“平行现实”
在美国的华人社区,这种Z世代的文化断裂同样显而易见。有些父母已经难以理解,自己的孩子究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我有一位医生朋友,事业有成,住在郊区一栋漂亮的独立屋中。但他的Z世代孩子,不仅不愿工作,甚至反过来批判父母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医生不该拥有如此大的房子,因为那代表着对不平等制度的妥协。这种“反向道德优越感”,体现的不仅是代际价值的崩裂,更是一种对现实社会正当性的否定。
另一个年轻人则令人震撼。他也是Z世代,却是Web3.0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在加密货币、去中心化金融与虚拟空间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平行社会”。他对历史、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理解令人惊讶,甚至公开提出:“既然我们夺得了经济基础,为什么不去夺取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语汇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他创建了自己的虚拟社区、货币系统与交易平台,聚集了大量年轻追随者。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力建构归属,却在虚拟世界中找到了身份、结构与“主权”。对他们而言,真实世界的制度是令人厌恶的,而虚拟世界的建构才值得向往。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设定,而是活生生的代际现实。在精神荒漠与制度断裂之间,Z世代正以自己的方式搭建另一个世界,而大多数家长对此一无所知。

共和党的使命
若要真正抓住这一转机,共和党必须完成三项转型:
政策层面:解决住房压力、教育债务与基层就业困境,让Z世代重新拥有“稳定人生”的可能性;
文化层面:提供真正能安身立命的价值观,重建家庭、社群与共同体意识,让年轻人不仅能生存,更能“归属”;
信仰层面:重新唤醒那条连接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历史的精神轴线——恢复对真理、责任、牺牲与永恒的尊重,让年轻人找到灵魂的定位与人生的尊严。
这将是保守主义的新使命,不是守住昨日的形式,而是让传统在当代表达中重新获得生命力,让文明的根系继续滋养未来的世代。

未来寄语
Z世代并非冷漠无情,他们只是太久未被真正理解,也太久没有真正归属。
他们不是否认国家,而是尚未遇见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不是抗拒家庭,而是未曾真正体验稳定与温暖;不是拒绝信仰,而是早已对伪善与空洞的教条免疫。
这不仅是一个世代的困境,更是西方文明传承力的危机。
一个无法将意义、尊严与归属传递给年轻人的社会,终将失去未来的可能。
未来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制度的重建、文化的更新,也需要有人承担起沉重的传递工作。
正如林肯所说,“最值得忧虑的,不是我们的敌意,而是我们的冷漠。” 

美国国防部和苹果公司出手重建美国稀土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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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拉斯维加斯西南方大约50英里处,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地点Mountain Pass (简称MP),这里是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区,经营这个矿区的公司,不仅开采稀土矿,也提炼稀土金属。它曾经是全世界稀土金属供应链的最主要货源,但是在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在中国稀土产品的低价竞争和美国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的打击下,经过多次破产重组,现在经营这个矿区的公司叫做“MP材料”(MP Materials),一家中国公司“盛和资源”还成了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占股7.7%。“MP材料”的经营方针是把开采的稀土矿石运到中国去进行提炼,而后运回美国销售,从而产生了对中国稀土业难以摆脱的依赖性,成为外贸谈判中美国的一个软肋。

每次开车沿15号公路前往洛杉矶经过MP矿区时,我总会想到一个问题:2010年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闹矛盾,中国用限制稀土金属出口来制裁日本,开始引起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警觉。现在15年过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知稀土金属材料在高科技行业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明知对中国的稀土供应存在严重的依赖,成为任由中国拿捏的软肋,这是什么原因?

进一步的分析不难看出,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环保问题,而是市场价格问题。中国的稀土金属价格太低,用中国官方自己话来形容,是没有卖出“稀”的价格,却卖出了“土”的价格。每当中国限制稀土金属的出口,它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暴涨,MP公司出现盈利,股价也跟着上涨,而中方一旦放宽稀土金属的出口,市场价格就会回落,MP公司就可能出现亏损,股价也跟着下跌。由于稀土市场很不稳定,投资者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敢投资。

稀土金属是制造永久磁铁的主要材料,永久磁铁虽然在各种电子、高科技和军用产品中不可或缺,其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却很小,就好像人不能缺盐,而盐的价格在人的食品成本中的占比却极低一样。也就是说,稀土的买方往往追求低价格,现在他们开始明白,供应链的稳定性远比价格重要得多。

7月10日消息,美国国防部以4亿美元收购MP的“优先股”,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MP将建立专门为国防部服务的第二工厂,生产和提供用于制造用于制造永久磁铁的钕镨氧化物(NdPr),国防部将收购该厂的全部产品,并且保证最低价格为每公斤 110 美元,据说几乎是近期市场价格的两倍。也就是说,这是MP稳赚的托底价格,即使中国全面放宽稀土供应造成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也不会影响国防部的购买价格。MP的股价因此暴涨50%。

对此,白宫发言人表示,这是“美国在重建稀土产业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实,这是“政治挂帅”的一步,旨在摆脱以价格为主导的商业行为。

7月15日消息,美国“苹果”公司是永久磁铁元件的大客户,为了获得稳定的供应,向MP注资5亿美元,MP将建立一个专门从废旧电子产品中提炼稀土金属的新厂,这个技术据说是中国的创新。MP的股价再度暴涨。

据报道,“苹果”手机已经大量采用从电子废物中提取稀土金属所制造的磁铁。“苹果”计划到2025年在所有自研电池中使用100%回收的钴,并让所有设备中的磁铁都使用回收的稀土元素,后者已经出现在去年“苹果”的旗舰手机iPhone 15和第九代智能手表中。

澳洲的稀土公司“莱纳斯”(Lynas Rare Earths)也不干落后,除了在马来西亚设厂提炼稀土外,也在美国设厂。据说该公司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提炼“重稀土”的工厂。

7月25日消息,“莱纳斯”第四季度的产量和销售都大幅增长。在截至6月30日的三個月里,该公司生产了3,212吨稀土氧化物,其中包括2,080吨釹和鐠,产量环比增長68%。銷收收入环比增長38%,至1.702亿澳元(約合1.12億美元)。公司的CEO称,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的产品供不应求。

当被問及“莱纳斯”目前与美国同行“MP材料”相比是否处于劣势时,“莱纳斯”称,该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关系仍然非常不错。该公司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开设加工工厂。

“莱纳斯”拥有韦尔德山——世界上品位最高的稀土矿之一,位于西澳大利亚韦尔德山拉弗顿以南 35 公里处。该公司在马来西亚关丹港附近工业区开设了稀土分离和加工工厂,于2012年投产,据说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最大稀土金属提炼厂。

7月24日消息,“莱纳斯”与韩国永磁体制造商“JS Link”签署谅解备忘录,准备在马来西亚合作设立生产稀土永磁体的新工厂。根据协议,莱纳斯将向“JS Link”供应轻稀土和重稀土,支持JS Link生产永磁体。

综上所述,中国对稀土供应链的绝对垄断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政治挂帅“和”国安第一“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企业击破。

台湾罢免选举结束,国民党立法委完胜

编者按:2025年7月26日,史无前例的台湾立法委罢免选举结束,所有2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与无党籍新竹市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全数不获通过。台湾选举委员会表示,各选区投票率在50%至60%之间,投票率比预期更高。赖清德表示尊重投票结果,强调“不是某一方胜利,也不是另一方失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均要求赖清德道歉。8月23日将举行第二波投票,决定另外7名国民党立委的去留,但民进党试图通过罢免终结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的努力已告失败。因为本次选举的结果对今后民进党执政期间的两岸关系有很大影响,本站特转发几篇评论文章供读者参考。

第一波罢免战打完 人民学到什么?

联合报(2025年7月26日)

昨天开出第一波罢免案结果,反罢免胜利得之不易。 原因很简单,除了绿营网军早就呐喊助威外,赖政府动用司法解决蓝营罢团,顺手摆平了部分组织动员能力,还有侧翼民团甘为党政机器驱策,但投票结果显示,赖政府不仅无法团结国人,连他自己党派的团结也摇摇欲坠。 只是开票前有不少评论说此次罢免反映出台湾有民主、两岸、经济,以及因为不团结造成的国安等危机,仔细想想这次反罢免虽然赢了,但也只是危机暂时解除。 因为危及赖的统治权威,他的反应难料,危机还在,还要加上社会无法沟通的严重问题。

之所以观察到绿营内部也出现不团结现象,是因为此次多数罢免区域本来就是蓝营优势选区,在那么多人被锁定、整个气氛被炒热后,选民能意识到这等于是一次重新选举,外界可从投票率看得清楚; 就连选前绿营评估可以拿下几席,也是以无法过半的席次为多。 绿营最后就对这些自估会赢的少数席次里投入大量资源,但即便开票前有绿营各派系大团结模样,结果票却仍没开出来。 这戳破了民进党内团结假象,对明年地方选举,想必产生深刻影响。 可是外界也不用猜测赖是否会成为跛脚总统,这次罢免,绿营除挫了气势,可以分配的政治蛋糕并未缩小,真正战场是明年地方选举,如果这次气势能烧到明年,那才是绿营派系向赖挑战时候。

也因为赖的权力根基还在,开票前各家所述危机,恐怕仍是伺机而动:首先是民主危机。 宪政上五院合一、无法制衡的危机看似解除,但行政院是否就会开始学习妥协? 犹记得卓院长刚上台时,不少人称赞他的协调沟通能力,但后来他对立法院态度远不如期待,恐怕是受到赖的影响。 真正做决定的人不用负责,台式民主恐怕还要继续沉沦?

其次是两岸危机。 此次罢团主要理由就是抗中保台,至少在台北市街头,常看到抹红立委的大幅广告,连外媒最后都报道此次是针对“亲中”立委的“大罢免”。 如果罢团赢了,以后选举恐怕没有候选人敢对大陆政策发表理性看法。 这个压力,在德国世大运议题上看得清楚。 但即便反罢赢了,就代表抗中保台招失效了吗? 倒也未必。 尤其是注意到罢团侧翼对反“中”的信仰程度,这些铁板一块的选民,政客恐怕不能放弃。

再者是经济危机。 台美关税谈判进度在开票前一直不肯透露,恐怕是不妙结果,否则绿营肯定大鸣大放。 台湾产业将面临市场开放、较高关税,甚至汇率升值三重压力,但这阵子赖政府关心的却是怎么搞政治斗争。

接着是国安危机,来自于当家者带头撕裂社会。 立法院有僵局,透过妥协、分配资源仍可推进政务,却偏要采取罢免方式,未来赖是否愿意妥协? 从过去台南经验看来,不容乐观。 如前述,此次投票,让人看到连绿营看似整合成功之处,票也开不出来,这反映许多党内派系不满赖的统治方式,不团结危机恐怕继续发酵。

最后其实还有台湾社会无法沟通的危机。 前面罗列了各项危机,每项都显而易见,也都是对台湾的严厉挑战,但无论是执政党或罢团侧翼,多未回应上述疑虑,好似大家都在杞人忧天; 同样的,绿色阵营的抗“中”焦虑,也让人莫名所以。 连一些基本观念都无法好好坐下来沟通,这恐怕才是无法团结的根源。

上所述,罢免虽然失败,但僵局危机依旧。 看到结果出来后,许多支持者表达高兴情绪,但仔细想来,费了那么大力气、国政空转那么久,好像又什么都没改变? 被罢的政治菁英们有不少头脑清楚者,称罢免案没有赢家、全台人民都输家。 庶几近之。

大罢免 大失败 外媒反应一次看

ETtoday,2025年7月27日

台湾726罢免投票24位国民党立委及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全数未过,外媒分析,民进党失去重掌立法院多数席次的机会,也显示出民进党未能成功化解朝野对立,错过打破立院僵局的机会。

根据美联社报道,罢免案遭到否决,代表民进党无法借此重夺国会主导权,部分支持者对此感到失落。 若8月23日的第二波罢免投票结果仍不利民进党,预料赖清德政府在2028年大选前,将持续面对立法院的强势掣肘。

彭博新闻指出,此次罢免案中,多数选民投下“不同意”,让在野阵营顺利守住过半席次,对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而言,是一项政治上的挫败。报道也分析,在预算审查、国防政策等重大议题上,朝野对峙恐将延续。

法新社则指出,台湾选民此次投票选择挺国民党立委,对民进党夺回国会主导权的期待造成重击。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南乐(Lev Nachman)分析,这显示2024年选出的立委,仍获得选民支持。

路透社则报道,罢免案的失利对民进党来说是一记打击,不仅丧失重塑国会结构的机会,也无法借此改变立院目前朝小野大的局势。 尽管民进党去年顺利赢得总统选举,但未能保住国会多数,让在野阵营近年来屡次主导通过执政党反对的法案,并冻结相关预算。

日本共同社也指出,这场由公民团体发起、意图改变国会对立的大规模罢免行动,是台湾史上第一次,但最终失败。 民进党原期盼能透过补选在关键选区至少夺下6席、拿回国会主导权。 尽管第二波罢免仍将于8月23日登场,但国会局势已难动摇。

赖政府未来恐面临在野势力持续杯葛,包括防务预算遭删减或冻结、人事案遭否决等挑战,施政之路将更为艰困。

总统赖清德谈大罢免结果  贴文秒遭网友灌爆

ETToday(2025年7月26日)

726大罢免首波投票落幕,以大罢免大失败告终,总统赖清德事后表示,这次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另一方的失败,尽管社会上存在不同立场,台湾人依然能透过合宪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这正是民主台湾最珍贵的地方,不过贴文一出,立刻被不满大罢免的网友留言灌爆。

赖清德表示,今天(26日)台湾人民再一次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展现决定,对于投票的结果,所有人都应该尊重接受,不论是支持罢免,或者反对罢免,他要向所有行使公民权利的国人朋友表达感谢。也要感谢所有投入选务工作的人员,让投票作业能够完成。

赖清德指出,回顾这一年多来,有许多公民挺身而出,在最后几天,更有许多人不辞千里返乡投票,“这段期间,许许多多的人在大雨中弯腰收连署书,在艳阳下行脚发传单,在下班后奔赴街头,在假日时坚守路口。大家不是为了仇恨谁,而是因为热爱我们的国家”。

赖清德表示,选举和罢免都会有结果,但台湾的民主,只会因为一次次的公民参与,而更加坚韧,“今天过后,我们还有许多挑战,但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是一个有能力用宪政制度化解内部纷争的国家,更是一个能够在竞争过后,以民主精神团结彼此的国家”。不过赖清德的贴文一出,立刻被许多不满大罢免的网友留言灌爆,有人说,“好想罢免你,再次展现民意”、“还不是执政党带头搞的”、“真的浪费人民的钱”、“也请赖清德总统倾听反对者的民意,并勇于承担错误”、“绕了一圈回到原点,然后浪费10几亿元,可以看看老百姓生活有多苦吗”。

民进党失势 不代表年轻人转向“认同中国”

今日新闻网(2025年7月27日)

726大罢免投票落幕,中选会公告结果,24位国民党立委以及停职中的新竹市长高虹安,25项罢免案全数未能通过。

 对此,政治学者小笠原欣幸表示,投票结果可说是国民党的全面胜利,但是民进党失势不代表年轻人转向认同中国,只是他们对民进党高举“抗中保台”大旗,试图藉此主导政治、巩固自身利益的作法感到质疑。

长期观察台湾选举的小笠原欣幸在大罢免落幕后接受《产经新闻》专访,小笠原分析此次投票结果,认为一直到6月初似乎都是罢免方处于有利地位,但赖清德总统的团结十讲激怒了反对者,让先前一直饱受批评的国民党找到了反击的支点,以“不能让赖清德政府为所欲为”当作反罢方的诉求,从投票结果来看,这是一个转折点。 不过一直到正式开票之前,普遍的观察都是支持罢免的选民更积极,而那些反对罢免的人是否会踊跃出来投票则不确定,但最后结果是国民党胜利。

小笠原认为,这次大罢免的结果可以解读为国民党立委亲中的说法被多数选民否定。 台湾政坛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民进党长达十年的优势时代,已在去年的总统与立委选举中划下句点,而这次大罢免再次确认了民进党优势时代已经结束,对明年的地方选举,乃至2028年的下届总统大选,势必会产生各种影响。

不过,即使说民进党的优势时代已结束,台湾社会的“台湾认同”主体性并没有改变。 从长期进行调查的政治大学最新民调来看,无论是对“我是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还是维持现状的民意结构,基本上都未改变。 真正改变的是朝野两党的实力对比,变成五五波的局面。

小笠原指出,民进党失去优势的背后,存在着台湾民主理念中的一项信念:长期将政权交给同一个政党是有风险的。 民进党经过蔡英文前总统的8年执政,在台湾政治中已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目前对民进党批判最为强烈的,是年轻世代。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转向中国认同,事实上完全不是,他们依然坚持拒绝统一的立场。 然而,他们对民进党高举“抗中保台”的大旗,试图藉此主导政治、巩固自身利益的作法感到质疑。

在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之间,普遍存在对就业不稳定、薪资停滞、房价飙涨等现实困境的不满。 他们感受到民进党当局无法回应年轻世代的切身需求。 这些人当中逐渐浮现一种声音,“我们不想统一,但也认为有必要和中国对话。 我们不觉得中国会马上打过来,反而是民进党对中国强硬,才让局势紧张起来“。

小笠原表示,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年轻人支持赖清德政府“不向中国压力低头”的立场,年轻世代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 民进党过去所主张的抗中保台路线,在这次罢免投票中可说遭到否定。 对中国而言,这是极为有利的局势,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工作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向习近平提交国书

2025年7月25日,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递交国书。

这次参与递交国书活动的还有其他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

《星岛日报》的报道说,“74岁的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纵横国际商界40年,深得美国总统川普信任,来华后先后获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小洪等领导人单独接见,规格之高,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超级大使。”

在接收各国大使的国书和并与他们合影之后,习近平发表讲话。

他欢迎使节们来华履新,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良好祝愿,希望使节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为深化中国同各国友谊、增进中国同世界交往作出积极贡献。

他还说,中国始终珍视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愿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全方位合作,加强各领域交流。当前,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让中国新发展成为各国的新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

他强调,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合作,以宽广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运。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携手开创这个星球更加美好的未来。

庞德伟出任驻华大使时间表

  • 2024年12月5日傍晚,当选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前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戴维·珀杜(David Perdue)已答应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 2025年4月3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庞德伟出任驻华大使听证会。
  • 4月29日,参议院以67票支持、29票反对确认庞德伟为美国驻华大使。
  • 5月7日下午,庞德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宣誓就职。(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
  • 5月15日,庞德伟到美国驻华使馆“上班”。(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
  • 6月3日,王毅在京会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庞德伟。

王毅欢迎庞德伟履新,希望他做中美之间可信的沟通者、分歧的调解者、合作的促进者,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处在重要关键节点。回顾中美建交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最重要的启示是,平等尊重是双方交往前提,对话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王毅强调,日内瓦经贸会谈后,中方认真严格落实双方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近日以莫须有理由,接连出台一系列消极举措,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相向而行,切实落实两国元首今年1月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创造必要条件。

庞德伟表示,特朗普总统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两国元首保持积极、建设性交往十分重要。作为驻华大使,愿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聆听的精神,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中国外交部网站)

6月19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19日在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小洪表示,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等执法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的成果。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秉持平等态度,尊重各自关切,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庞德伟表示,愿做两国关系发展的沟通者、促进者,推动禁毒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中国公安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