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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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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5月16日发表于作者微信公号“丁刚看世界”,原标题为“中美关系若失去机制,华盛顿会越来越恐惧”。

在有关美中日内瓦会谈的所有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引人注目,即双方同意建立经贸磋商机制。

虽然这似乎是在例行公事,但这也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华盛顿对近年来以对抗和阻割为目标的对华竞争战略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2001年到2002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从滑向“脱轨”而突然转向机制建设一个转折点。

9/11 袭击后,美国重新评估了与中国的关系,认识到其最紧迫的敌人是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北京。

从2002 年开始,中美两国建立了许多对话框架和专门的工作组——涵盖经济、外交、安全、执法、技术、环境保护等。到2017年,双方的各类机制及对话框架已经有170多个。

2018年,华盛顿发动贸易战时,随后又调整对华战略,将中国贴上“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美方认为,可以不依赖机制而靠所谓的施压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这一战略导致原有的机制一个接一个地瓦解。

从根子上讲,华盛顿一开始就将建立机制视为“给予中国的机会“,可以通过机制”塑造中国按照华盛顿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真心要与中国平起平坐。

但这些机制对于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确保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美是有可能找到一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的。

在原有机制被破坏后,华盛顿闭着门猜想中国的意图,不断采取单边霸权做法,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越来越疯狂。两国关系被拖入了一场新冷战,双方的猜忌、不信任感加剧,面临“脱轨”的严重危险。

华盛顿自身的安全恐惧感也在不断加剧。

事实证明,华盛顿没有能力通过保持长久以及全球性的遏制,压制中国的发展。越是压制,自己就会越是感到不安全

华盛顿越是觉得自己必须要用实力与中国谈贸易和其他问题,就越是会感到自身实力的不足,越感到不足就越是拼了命地采取单边霸权手段,从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脱钩”和单边施压助长了不信任和摩擦,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动摇了市场,削弱了对国际秩序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强调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而最终华盛顿回到谈判桌前的原因。

重新参与对话和重建机制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务实认识的标志。

为什么机制在中美关系中如此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互动形式。这不是冷战式的零和竞争。它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机制——一种通过稳定、可预测的渠道管理竞争的方法。

机制最大的意义恰恰是把对抗导向有规则、有预案、有弹性的合作。一张桌子、一种流程、一套定期碰头的制度,看似平淡,却能最大限度防止误判升级,把摩擦锁定在可控范围,找到一些问题解决方式。

美国和中国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各自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深厚的相互依赖。从气候变化和金融安全到新兴技术和公共卫生,如果没有两国的谈判,没有促进沟通和协调的机制,就无法应对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旧习惯——将每一步都视为输赢的计算,将国家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只会让两个国家和全世界都付出代价。

机制是落实中美相处基本原则的唯一途径,比如中方强调的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原则,只有通过机制才能得到保证。

日内瓦会谈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开始。机制建设重启的基础仍然脆弱,很容易被未来的紧张局势所动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在施加单边压力和取代原始机制的尝试失败后出现的。

大国的关系不是靠胁迫、不是靠绞杀,而是靠尊重规则、坦诚对话和制度建设。华盛顿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会逐渐明白这个道理的,虽然这可能需要时间,需要更激烈的磨合。

特朗普推动美AI布局中东 对中国是好还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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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刚刚结束的为期三天的中东之行中,他的政府联手来自硅谷的科技精英促成了一系列重磅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正将波斯湾地区从“AI新手”迅速推向全球AI版图的核心,这或许标志着美国正将中东视为其科技战略的重要支点。

中东国家近年来在5G、AI等领域与中国企业合作密切,华为、商汤科技等公司已在该地区布局多年。特朗普最近的中东之行试图通过提供替代性技术方案,扭转中国AI企业占据中东的趋势。此外,美国在中东建立芯片和AI产业基地,可减少美国对台积电、三星等亚洲供应商的依赖,同时降低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据报道,美国与阿联酋已达成协议,计划每年向该国提供数十万枚英伟达最先进的AI芯片,其中约10万枚将供应给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兼G42董事长塔农·本·扎耶德领导的本土AI企业G42。其余大部分芯片将用于支持美国云计算企业在当地部署的数据中心。

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沙特达成了数十亿美元的芯片销售协议,并正在就更大规模的AI技术合作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这些合作将借助中东丰富的能源资源,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建立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总电力支持规模达5吉瓦,为美国公司拓展非洲、亚洲和欧洲市场提供支撑。

不过,这些交易在白宫内外引发了激烈争议。《纽约时报》对此次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布局进行了两篇深度报道。多位现任与前任官员向《纽约时报》表达担忧,称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将核心AI基础设施“离岸外包”,甚至可能为中国打开技术渗透的空间,违背特朗普一贯“美国制造”“本土优先”的政策立场。

事实上,早在2024年,阿联酋就曾向拜登政府提出类似建设大型计算集群的计划,但被以“会将AI产业链与就业机会转移至海外”为由驳回。而如今,特朗普政府则转而支持这一战略转型。

硅谷人主导,中东崛起为“AI中转站”

促成此次交易的关键人物是特朗普政府的两位AI顾问:前风投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与斯里兰·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他们与英伟达CEO黄仁勋、OpenAI首席执行官奥特曼等AI领军人物一道,跟随特朗普出访。

这些硅谷精英认为,与中东国家建立广泛技术合作网络,将有助于美国企业加快全球扩张、巩固领先地位。“我们希望美国的AI技术能广泛传播,”克里希南表示。

根据协议,阿联酋与沙特同意为美国芯片提供物理位置追踪和使用透明度保障,并承诺在美国本土建设对等数据中心,以平衡对外投资。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宣布与阿联酋建立专门工作组,简化其在美投资流程。

政策矛盾激化:是战略合作,还是技术外流?

尽管协议旨在扩大美国AI影响力,但质疑声音不断。一位特朗普政府官员警告称,这可能意味着到2029年,全球最强大的AI训练中心将不在美国本土,而是在阿布扎比。

人工智能专家指出,美国在电力供应和基建审批方面面临瓶颈,而中东国家拥有充沛能源与快速建设能力。据估算,美国现阶段可用于AI数据中心的电力仅够支撑约2.5万颗高端芯片,而沙特与阿联酋可迅速建设支持10万枚芯片以上的大型集群。

但也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是“饮鸩止渴”。智库兰德公司技术顾问吉米·古德里奇(Jimmy Goodrich)指出,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好的AI人才与企业,应专注于改革审批流程、提升电网基础,而非“拱手将产业送到海外”。“我们已经在能源领域犯过同样的错误,不应重蹈覆辙,”他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温特-莱维(Sam Winter-Levy)则批评说,这种做法“与所谓的‘美国优先’工业政策背道而驰”,“为何我们要将未来关键技术的基础设施拱手让人?”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特朗普政府力推AI“全球化输出”的举措揭示了其政策中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强化本土制造与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却允许关键技术在海外扎根。这种张力将继续考验美国在AI时代的国家战略选择——是坚持主导地位、强化本土控制,还是在全球竞逐中以“技术输出”换取影响力扩张?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AI战略标志着美国正以更积极的方式重塑全球科技产业链。通过将芯片制造和AI技术嵌入中东经济,美国不仅扩大了自身产业影响力,还在地缘政治层面构筑了一道遏制中国技术扩张的防线。不过,这一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美国能否在中长期内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持,并帮助中东国家克服产业转型的瓶颈。

在拜登政府时代,美国政策制定者选择了对AI技术严加保护的策略,致力于在美国本土建立数据中心,对中东国家提出的建立芯片联合产业的想法并不感冒。但是,硅谷对这种策略颇有微词,认为限制美国AI产业全球布局,只会让中国的AI产业占据全球市场。

因此,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抢先布局AI产业,到底给中国的AI全球出海和自身发展带来好处还是增加困难,目前还不好说。一方面,受惠的中东国家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美国先进的芯片产品是否以某种形式流入中国企业,目前尚不可知;另一方面,美国AI企业在中国AI尚未完全占据中东市场之前,抢先一步在那里大规模布局,是否把未来潜在的中国AI全球市场已经吃掉一大半,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东未来可能成为美中科技竞争的关键战场,此次特朗普的中东之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布局。

胡锡进:美国的半导体牌与中国的稀土牌,那张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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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5月15日发表于作者的新浪博客专栏,原文标题是“中美谈归谈 手中的稀土杀手锏不能放松”。

美国商务部周二点名华为,发布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警告全世界谁都不要使用华为昇腾910系列芯片,否则将面临包括监禁、罚款在内后果。这一恐吓连刑事手段都用上了,极其恶劣。不过老胡认为,这有可能是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企业滥施淫威“最后的疯狂”。

美国商务部的公告声称华为昇腾910系列芯片“很可能使用了美国技术,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条例”,说“很可能”是因为它没有证据,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莫须有罪名。

美方这样干的真实原因被普遍分析为华盛顿对华为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取得的进展非常焦虑。华为一直专注研发和生产,对外十分低调,但是《华盛顿邮报》去年6月的报道称,华为昇腾910B人工智能芯片在某些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测试中,其效率可达英伟达A100的80%,但“在其他一些测试中,昇腾芯片的效率比A100高出20%”。《金融时报》昨天写道,“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将很快在国内外销售能够与英伟达和其他美国公司产品竞争的人工智能处理器。”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个月表示,华为是“全球最强大的科技公司之一”,他呼吁美国的政策应该有助于英伟达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不仅未能限制中国科技进步,反而让中国在芯片制造等领域实现了全速发展。”他说,“想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是很难的,将技术完全占为己有的想法并不现实。”

美国商务部的禁令有可能会惊吓到一些国际人工智能探索公司,但是就像多家外媒所说,中国市场已经足够大,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消化华为的产能。彭博社写道,“尽管美国的措施阻碍了华为在中国以外的增长,但该公司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华为的雄心已超越硬件领域,其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旨在规避美国对谷歌安卓系统的禁令,已连接超过8亿台设备。”

美方的最新禁令是在中美刚刚在日内瓦达成贸易协议之后发布的,它反映了无论中美怎么谈,华盛顿都不会放弃在高科技领域使出浑身解数阻止中国进步的野心。然而过去六七年的情况显示,在美国试图一招制胜的半导体制造领域,他们的围堵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促使了中国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突破,美国的围堵工具越来越捉襟见肘。

2023年华为发布的Mate 60 pro手机轰动性地使用了7纳米芯片技术。2024年《华尔街日报》称,华为已经向中国客户交付人工智能芯片集群,该系统依赖于大量的昇腾910C芯片,虽然单个芯片的性能不如英伟达最先进的产品,但在总计算能力和内存等关键指标上的总体性能超越了英伟达的同类产品。华为一直不声不响,但美国媒体声称昇腾910人工智能芯片已经有B、C、D系列,并且昇腾920也将在今年下半年问世。这些都被视为英伟达同类处理器的替代。美国人自己的报道将他们的芯片霸权描述为漏洞百出,现在美方使用起刑事大棒阻止华为扩大市场,这已经是无奈之中的流氓手段。

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挡不住,市场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也挡不住。就像歼10C在几天前的印巴天空中一战成名,它对原有军购市场榜局的冲击是自然的,强行封锁和强买强卖都非长久之计。

美国对华为的无理打压再次提示了我们,中美谈归谈,进展归进展,但是我们手中拥有的稀土等杀手锏决不能放松。美国这个时候宣布对华为实施新打击,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在为自己接下来的对华谈判造牌。老胡高兴地看到,在周一中美联合声明出来后,中方也发布了多部门加强稀土等战略矿产出口全链条管控的消息。

老胡还想说,在中国芯片能力不断突破的情况下,美国的半导体牌与中国的稀土牌究竟哪一张更硬,形势将越来越向稀土的方向倾斜。因为芯片制裁对中国的效果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弱,但稀土的限制效果在可遇见未来势必将越来越强。

中国社会根本不想与美国剑拔弩张,我们真心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但是美国一再使用帝国主义的手段威逼我们,结果就是中国在反制中一次次变得更强大。中美接下来大概会是打与谈、合作与斗争彼此交叉的阶段,没关系,多经历些风雨,中国势必更加成熟,更具韧性,也越来越走到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前列。

中美印象简报:美中对抗的副产品——对华裔的偏见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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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6期

【编者按:本期中美印象简报是为纪念5月美国亚裔传统月的特别期刊。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近日在布朗大学举行的题为“缓解美中军事化对抗”的会议上,做了华裔日益成为越来越紧张的中美关系的“副产品”的专题报告。报告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讨论。我们经作者授权,发表了这篇精简版本的发言,以飨读者。文中加横线的部分为编者所加。

有关亚裔传统月:1977年6月,来自纽约的联邦众议员弗兰克·霍顿(Frank Horton)和加州的诺曼·峰田(Norman Mineta)共同提出一项决议,建议将每年五月初设立为“亚太传统周”(Asian Pacific Heritage Week)。夏威夷州的联邦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和松永火山(Spark Matsunaga)也在参议院提出了类似立法。次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签署了这项联合决议,将这一年度活动正式确立为法律,首次庆祝活动于1979年5月举行。1992年,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正式将五月定为“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这一年度庆典旨在表彰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裔美国人以及夏威夷原住民在美国社会各方面作出的诸多贡献和成就。】

自2020年新冠病毒从中国传播至美国和其他地区后,反亚裔种族主义,包括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反亚裔种族主义的上升并非始于新冠疫情,也不止于疫情。这篇文章认为,反亚裔种族主义,尤其是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是美中关系从合作走向军事化竞争的副产品。这一转变始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国领导层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正在上升而美国在衰落,于是对美采取更具进取性的政策。而美国则对此作出过度反应,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起,美中关系陷入长期危机,为特朗普总统在疫情期间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埋下了伏笔。

据说,特朗普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词汇,是在2020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之后。赵立坚还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声称新冠病毒源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一个政府研究所。赵的言论对特朗普影响巨大,四天后他便在3月16日发推称新冠为“中国病毒”。这一地缘政治背景表明,疫情本身并不是反亚裔种族主义上升的唯一原因。虽然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与疫情期间反亚裔仇恨上升密切相关,但即便在更注重种族平等的拜登政府上台后,反亚裔攻击仍在持续增长。

作为美中对抗的内在反响,许多美国政客开始模糊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区分。例如,一些配有渲染中国威胁的阴沉配音的宣传图像,实际上使用的是美国境内的华埠(Chinatown)照片。一些美国人认为华裔美国人对原籍国的忠诚高于对美国的忠诚,因此也常常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当作中国人,忽视了亚裔群体内的族裔多样性。

2025年,亚裔基金会(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人认为华裔美国人对社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40%的美国人认为亚裔美国人更忠于其原籍国而非美国,这一比例比2021年翻了一倍,反映出“永久外国人”这种刻板印象日益加深。在反亚裔暴力事件中,施暴者往往将所有亚裔视为“外国人”“他者”或“威胁”,无论他们是否来自中国、是否为华裔,甚至仅仅是长得像亚洲人,这使得所有亚裔都更容易成为反亚裔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美中关系的长期危机

美中关系已经从以接触和信任为基础的“后退/危机—巩固/推进”循环模式,演变为一种由相互幻灭、敌意与威慑维系的长期危机。这一演变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巨大,但在对华政策上却达成了新的两党共识——即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必须采取相应行动。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关键转折点。相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挺过了危机,中国领导人因此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宣称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方在崛起,西方在衰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摒弃了“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倡议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不可妥协的核心利益”作为合作的前提。这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从原来的“仰视”(带有自卑感)转变为“平视”,甚至是“俯视”的姿态——没有人可以再忽视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在美国引发了类似于冷战期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在经历“霸权地位焦虑症”的同时,担心自身衰落、生活方式遭外力破坏。以往的“替罪羊”有全球主义者、移民、日本等,现在的中国成了新的焦虑源,引发出一种偏执和歇斯底里的氛围,而非基于自信和理性分析的对华战略。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外部威胁。许多美国政客担心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并推动一种威胁自由民主的威权体系。中美竞争由此被重新定义为“百年马拉松”或“持久战”,认为中国拥有一个长期战略,要在东亚乃至全球建立霸权。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痴迷于“谁丢了中国”,那么如今美国则沉迷于“谁将输给中国”。这种恐惧促使美国将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心,从反恐战争转移到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其中中美之间的权力博弈被置于核心位置。

美国过度反应及国内影响

在应对北京的战略扩张时,华盛顿自身也面临“过度反应”的风险,夸大中国对美国价值观、经济和政治的威胁,包括其在美国的影响力渗透。2025年,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其新书中不仅宣称中国是一个“邪恶帝国”,正准备发动战争和进行全球经济战,还声称中国已经渗透进美国社会和政府,甚至“正在瞄准美国的孩子”。他甚至认为中国可能赢得这场竞争。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威胁的焦虑与夸张情绪。

这种过度反应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可能加剧中美对抗、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也在美国内部引发了严重后果,助长了反亚裔种族主义,特别是对华裔美国人的渐进式歧视。根据2023年的一项调查,近一半美国人认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促成了反亚裔袭击或事件的发生。在反亚裔仇恨的原因中,33%的受访者认为将中国视为经济威胁是一个因素,47%认为将中国视为间谍威胁是一个促成因素。

第一批在这种“军事化”双边关系中受害的,是华裔美国科学家。曾几何时,美国政府和大学鼓励中美之间的科研合作,但随着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政府开始在科技领域推进“脱钩”。FBI局长号召全政府、全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全社会层面的威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甚至使用种族主义语言声称,中国构成的挑战具有独特性,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人的大国竞争者”。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美国政府对华裔科学家进行了种族刻板印象式的定性和不公正打击。

在这一针对华裔科学家的打压项目实施三年后,被指控的148人中,只有4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许多备受瞩目的案件最终被无故撤销,却彻底毁掉了无辜华裔科学家的生活与职业。

拜登政府于2022年2月叫停了“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但对华裔科学界造成的伤害已难以弥补,这一政策在美国学术界留下了“寒蝉效应”,因为它延续了将华裔科学家一律视为间谍的默认立场。2024年9月,在“对华行动周”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提出法案,试图重启“中国行动”。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季休会后,众议院议程的“重中之重”不是经济、教育、治安、移民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而是继续把美国的问题归咎于中国。

与将华人和亚裔美国学者错误地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相关的激烈反华言论,已经对无数华裔美国人造成了伤害,并加剧了对亚裔的歧视。在美国安全官员持续鼓吹“中国人和华裔科学家构成特殊国家安全风险”的叙事下,对华裔美国人的不当审查仍在继续。尽管起诉数量有所减少,但在“特朗普2.0”政府期间,具有侵扰性和恐吓性的调查仍在不断进行。许多亚裔美国科学家反映,他们在申请美国政府科研经费时依然面临不公正的负面审视。确实,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外国的经济间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但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基于族裔出身对亚裔科学家进行针对性打击,并煽动反亚裔排外情绪,而不专注于真正的安全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将继续得不到有效遏制。

排华”回潮

随着中美关系的军事化加剧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华言论,许多华裔美国人开始担心,对华裔的歧视性和排斥性举动会像1882年《排华法案》那样卷土重来。

尽管今天通过新版《排华法案》的可能性较低,但美国社会中一种“新的排华”趋势已悄然兴起。《排华法案》留下的歧视性政治遗产并未远去,而是通过“中国行动”等项目在政治中延续,并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对亚裔的负面情绪。一些政客为迎合民粹主义和反华情绪,散布有关华裔美国人的错误信息,导致亚裔社区面临的歧视现象并未明显减弱。

许多政客发起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运动,既针对中国政府,也殃及普通华人和华裔美国人。他们刻意模糊中国政府、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之间的界限,营造一个充满污名化和非人化的环境,引发种族攻击、破坏行为和消费歧视。

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遭遇跨党派议员的反华言论攻击。尽管他已明确自己是新加坡裔美国人,议员们仍质疑他是否为中共党员。

“排华”现象也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体现出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声称,中国人购买美国农地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仅持有不到1%的在美外国土地。但一些政治人物仍以“中国是危险敌国”为由,主张中国人不应拥有任何美国农地。同时,多州政客煽动排外情绪,推动立法禁止中国人拥有不动产。包括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和伊利诺伊州在内的二十多个州,都在积极推动限制中国人购买土地、房屋和商业地产的歧视性立法。

2024年,佛罗里达州通过法律,限制来自中国及其他“关注国家”的国际学生在公立大学担任研究生助理。此类法律引发亚裔美国人对骚扰和暴力的广泛担忧,并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其他一些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令或行政命令。例如,德克萨斯州州长在2024年11月19日签署行政命令,对州立大学施加限制和安全要求,可能禁止教职员工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研究或学生招生,并涉及商务及私人旅行。州政府雇员也被禁止前往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进行公务出行。

这些争议性立法与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息息相关。2023年2月,一个中国气球出现在蒙大拿州上空,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达到高峰。尽管北京方面解释气球偏离航线,美国仍出动先进战机将其击落。美军打捞残骸并送往FBI实验室分析,发现气球的感应器从未启动。七个月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该气球未进行任何情报收集”,只是因高空气流偏离了航线。这场“中国间谍气球”恐慌最终被证明大多毫无根据。

从州一级的限制措施,到对中国科学家的“猎巫”式调查,再到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美国社会中“排华”倾向正令人担忧地从经济层面蔓延至社会层面,从零星事件发展为系统性现象,严重影响了众多华裔美国人的生活。多项疫情期间及之后的调查结果描绘出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根据“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50.7%的华裔科学家表示他们对“自己是否受到美国政府监视感到相当恐惧和焦虑”。

中美竞争中的影响

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和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迫使许多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从2010年到2021年,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国家的华裔科学家数量从900人激增至2,621人,增幅达75%,尤其是在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加速上升。仅在2021年,就有超过1,400名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华裔科学家辞去了在美国学术或企业界的职务,转而前往中国或其他国家,比前一年增长了22%。

结语

美国历史的一个遗憾之处是常将外部挑战归咎于特定族群,并对该群体成员进行打压与歧视。亚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是受害者。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将约12万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这是20世纪美国政府最严重的侵犯公民权利事件之一。1950年代,冷战和对“亚洲”与共产主义的联想,进一步复杂化了亚裔移民在美国的处境。越战自1955年爆发后,持续数十年的冲突更是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敌视。在很多普通美国人,甚至越战前线美军士兵的眼中,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亚裔美军士兵都“看起来和敌人一样”。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和“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神话也逐渐形成,旨在削弱对非裔美国人斗争的正当性。许多华裔、日裔和其他亚裔移民及其后代奋起反抗这一叙事,努力阻止历史重演。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加剧对抗,反亚裔种族主义再次成为其副产品。这一趋势引发了亚裔、尤其是华裔美国人的警觉和行动。他们组织了抗议活动,将“中国行动计划”及一些带有种族动机的州级立法与行政命令比作排华法案,并称其违宪。他们还发起全国论坛,探讨如何增强亚裔的政治参与,监督国会,向国会议员及民选官员开展教育,并推动保护亚裔社区利益的立法。这些努力已获得全国性的关注与支持。中美关系的改善终将有助于这场抗争的成功。

书评:《原罪》展示了拜登的家人和智囊如何掩饰他的智力衰退和体力不支

编者按:本文是《纽约时报)2025年5月13日发表的对《原罪——拜登总统的衰退,掩盖,以及他再次参选的灾难性选择》(Original Sin: President Biden’s Decline, Its Cover-Up, and His Disastrous Choice to Run Again)一书的书评,作者是Jennifer Szalai,书评的题目是“A Damning Portrait of an Enfeebled Biden Protected by His Inner Circle” (速写:拜登的智力衰退、体力不支如何被身边的人所掩饰)。

在基督教神学中,原罪始于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但杰克·塔珀和亚历克斯·汤普森的《原罪》讲述了一个不同的堕落故事。封面是一张乔·拜登双手捂眼的黑白照片。《圣经》故事讲的是天真好奇的危险;这本新书的故事是关于故意无知的危险。

“2024年大选的原罪是拜登决定竞选连任——随后又极力掩盖自己认知能力的下降,”塔珀和汤普森写道。2024年6月27日晚,民主党选民惊讶而恐惧地观看了第一场总统辩论:满面红光的特朗普大放厥词,而拜登目瞪口呆,脸色苍白,勉力拼凑出能听得懂的反驳。

特朗普在辩论上的表现和他在竞选集会上是一致的,混杂着荒谬的离题和狂妄的主张。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拜登的衰弱程度令人震惊。到那个时候,总统的大部分露面都已成为受到严格控制的事情。至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拜登的助手们一直在努力照应一个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困惑的耄耋总统。《原罪》在副标题中尖锐地使用了“掩盖”一词,根据这本书的说法,那些惊慌失措、想要了解拜登认知状态真相的捐款人和民意调查机构一直被蒙在鼓里。还有一些人每天都能看到拜登衰落的证据,但不愿相信。

塔珀(Jake  Tapper)是CNN的主播(也曾担任总统辩论的主持人);汤普森(Alex Thompson)是Axios的国家政治记者。在作者声明中,他们解释说,他们采访了大约200人,包括高层内部人士,“其中一些人可能永远不会承认曾与我们交谈,但他们都知道书中所说的真相。”

这本书一步步地描述了与这位年迈固执的总统关系最密切的人如何使他下定不切实际的决心,进行连任竞选。两位作者追溯了拜登的原罪带来的大量麻烦: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被边缘化;类似汤普森这样的记者因为胆敢报道拜登明显的疲劳和精神状态而遭到各种人身攻击;美国公众没有与总统沟通的渠道而只能听天由命。“这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一位拜登身边的人告诉作者。“他偷走了民主党的选举;他从美国人民手里偷走了选举。”

这一尖锐的指控来自“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战略顾问”,但他也曾“公开为拜登辩护”。在《原罪》中,在公开场合说总统好话的理由有很多。一些民主党人,尤其是那些不经常见到总统的民主党人,依赖总统的代理人来得知他的情况(“他很好,他很好,他很好”);还有人担心会给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提供弹药,他们警告说,特朗普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塔珀和汤普森对这样的理由不以为然:“对于那些试图以特朗普连任的威胁为理由,试图为本书描述的行为辩护的人来说,这些恐惧本应该让他们震惊,从而面对现实,而不是因此就远离现实。”

2023年4月,拜登宣布他将竞选连任;去年11月,他已满80岁,成为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在漫长的一生中,他经历了很多:1972年,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1988年,他做了两次动脉瘤手术;2015年,他的大儿子博(Bo Biden)去世;他的另一个儿子亨特(Hunter Biden)似乎惹上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他正在戒毒,法律上的麻烦包括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

然而,拜登总是能东山再起。他不顾人们的反对,克服困难赢得2020年大选,对他和他亲密的家人及顾问圈子来说,这表明他很特别——而且一直被低估。他们“对拜登再次崛起的能力抱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两位作者写道。“和任何神学一样,怀疑态度是被禁止的。”

2019年宣布竞选总统时,拜登已经76岁。在那时候,“以良好面目出现的拜登,要远多于以老迈面目出现的拜登。”两位作者认为,到2023年,情况发生了逆转。拜登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很难与他们所说的“拜登特色”区分开来,其中包括他长期以来的失言、瞎编故事和忘记员工名字的习惯。

但是,那些并非每天都能见到拜登的人在终于见到他时都大吃一惊。他们会说他那曾经洪亮的声音如何变成了耳语,他那自信的步伐如何变得蹒跚。一位震惊的国会议员回忆说,拜登让他想起了罹患阿兹海默症的父亲;另一位议员也说,拜登让他想起自己死于帕金森症的父亲。

与拜登关系最密切的人想出了一些手法来处理(或掩饰)正在发生的事情:将紧急事务限制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指示拜登的撰稿人让演讲保持简短,这样他就不用花太多时间站着;让他用短舷梯上空军一号;在制作视频时,他的助手有时会“用慢动作拍摄,以模糊他实际走路有多慢的现实”。到2023年底,他的工作人员会尽可能把日程安排在中午左右。

在严格的露面管理之外的时间里,白宫助手们似乎总是把头埋在沙子里。根据乔什·道西、泰勒·佩格和艾萨克·阿恩斯多夫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拜登的助手们决定不让他在2024年初参加认知测试(cognitive test)。塔珀和汤普森引用了一位在过去四届政府中担任白宫医疗部门顾问的医生的话,他对隐瞒这些信息的想法感到失望:“没有诊断,也就不需要披露了。”

这种迂回曲折的做法到底有多少是绝望的自我行为合理化,有多少是深思熟虑的算计,至今仍难以完全厘清。塔珀和汤普森指出,团结在拜登身边的主要有两个群体:他的家人和一群在内部被称为“政治局”的亲信,其中包括他的长期策略师迈克·多尼伦(Mike Donilon)和顾问史蒂夫·里凯蒂(Steve Ricchetti)。拜登的家人鼓励拜登将自己视为一个历史性人物。而“政治局”则只讲政治上的精明算计。其成员强调拜登的执政记录和他身边有能力的人。至于那些打盹、耳语、步履蹒跚——他们都简单地归于总统工作中的“表演”部分。

塔珀和汤普森对此强烈反对。他们对调查拜登处理机密材料的特别顾问罗伯特·赫尔(Robert Hur)做了一番正面的描述,赫尔在自己2024年2月的报告中,将总统描述为一位“富有同情心、善意、记忆力差的老人”。拜登和他的团队被激怒了,并试图“诬蔑赫尔是一个不专业的右派打手”,但两位作者为这句著名的话辩护。他们强调,特别检察官有责任阐明调查对象如果出现在陪审团面前,可能是什么样的形象,而且赫尔所写的关于拜登的内容是真实的。

当然,在像2024年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之间的差异如此明显,利害关系如此重大,几乎每一个信息都会被从“是否有助于我的团队获胜?”的视角来看待。即使政策管理得当,也无法弥补难以同美国人民沟通的可悲无能。在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场悲剧——尤其是如果你像拜登一样相信,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危及这个民主国家的生存。

本月早些时候,似乎是为了赶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表态,拜登在《观点》(The View)节目上表示,他对特朗普的胜利负有一定责任。“我对特朗普的胜选负有责任。”但他对任何有关他认知能力下降的报道不屑一顾。在《原罪》中,塔珀和汤普森描述了他在2024年大选后的早晨醒来时的想法:如果他继续竞选,他是会赢的。“这是民意调查显示的,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作者写道。他的这个说法只有一个问题:“他的民意调查专家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民意调查。”

 《原罪——拜登总统的衰退,掩盖,以及他再次参选的灾难性选择》| 杰克·塔珀和亚历克斯·汤普森著 | 企鹅出版社 | 332页 | 32美元

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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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5日,美国使馆微信公号发帖说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庞德伟(David Perdue)已经抵达北京。

庞德伟是5月7日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庞德伟宣誓就职的报道)。

从庞德伟就职到抵达北京不过一个星期,但这一个星期中美贸易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点击这里查看“中美“关税战”出现了惊人大反转”)。

在社交媒体年代,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靠社交媒体“执政”的时候,美国所有高级官员都有社交媒体账号,并不断更新。庞德伟也在自己的X账号发布自己抵达北京的消息的。

美国驻华使馆的微信公号转发了这个帖子:

#庞德伟大使 今天抵达北京,他在X上说:“今天我到了北京。很荣幸能够代表#特朗普总统 成为美国驻华大使。我已经准备好开始工作,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 

这个公号还说,今天上午,庞德伟大使在美国驻华使馆受到了全体员工的热烈欢迎。他在X上说:“我们美国驻华使团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我很荣幸能和大伙儿一起工作,为在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关系当中推进美国的利益。”

在中国外交部5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的记者问发言人林剑:“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庞德伟刚刚说,“已准备好开始工作,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发言人对其抵京就任是否有进一步评论?”

林剑说,“昨天我已经回答了相关问题。我们愿为庞德伟大使来华履职提供便利。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一以贯之,我们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特朗普2017年出任美国总统后提名艾奥瓦州长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他是2017年6月27日抵达北京的(点击这里查看“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履新:想走遍中国每个省份,与人民见面”)。布兰斯塔德很早就认识中国领导人。同年7月12日,他向后者递交了国书。

布兰斯塔德2020年9月辞职,这个空缺一直到2021年12月才由职业外交官伯恩斯替补。伯恩斯2022年3月4日抵达北京,次年4月25日向中国领导人递交国书(点击这里查看“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面面观”)。

5月7日庞德伟在白宫宣誓就职的时候,特朗普曾让他向中国领导人问好。他还说,你出任驻华大使的时机真是“绝”了(“What timing, David, what timing. Only you could’ve picked this timing.”)。言下之意是,中美关税战打得白热化,你代表我为捍卫美国的利益去北京,时机是恰到好处。相信庞德伟很快就会向中国领导人递交国书。

之前,新华社将庞德伟的名字一直翻译成珀杜。估计庞德伟这个名字是他在亚洲出任美国公司高管时用的名字,让人感到很亲切。

The Risk of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High—and Getting Higher

Beijing’s Worry About the Future Could Spur a Deadly Miscalculation Soon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by Foreign Affairs on May 15, 2025. The authors are Bonny Lin, John Culver, and Brian Hart.

BONNY LIN is Director of the China Power Project and Senior Advise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 CULVER is a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in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He served for 35 years as 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er, including as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East Asia from 2015 to 2018.

BRIAN HART is Deputy Director and Fellow of the China Power Project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 growing. Even before Taiwan elected William Lai as its president, in January 2024, China voiced strong opposition to him, calling him a “separatist” and an “instigator of war.” In recent months, Beijing has ramped up its broadsides: in mid-March, the spokesperson for China’s Taiwan Affairs Office labeled Lai a “destroyer of cross-Straits peace” and accused him of pushing Taiwan toward “the perilous brink of war.” Two weeks later, as Beijing launched a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 around Taiwa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circulated cartoon images that portrayed Lai as an insect. One image depicted a pair of chopsticks picking the “parasite” Lai out of a burning Taiwan.

This effort to dehumanize Lai reflects Beijing’s deep anxiety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particularly what China views as Lai’s desire to push Taiwan toward independence. Compared with his predecessor, Tsai Ing-wen, Lai has taken a stronger and more defiant stance in the face of growing Chinese threats to the island, as evident in his rhetoric and new policy measures. This March, Lai characterized Beijing as a “hostile foreign force”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implement 17 wide-ranging strategies to defend the island from Chinese infiltration.

China’s vilification of Lai echoes Beijing’s denunciations, roughly two decades ago, of Chen Shui-bian, then president of Taiwan. Beijing labeled Chen a “die-hard separatist” and “a troublemaker” who “is riding near the edge of the cliff, and there is no sign that he is going to rein in his horse.” Beijing escalated external pressure against Chen and worked with opposition parties within Taiwan to frustrate his political agenda. China did come dangerously close to using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he island in 2008 and might have gone through with it if Chen had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winning Taiwan’s public support for his referendum.

Beijing’s attitude now should very much concern Washington. China does not view Lai’s rule as merely a continuation of that of Tsai. Instead, Beijing sees Lai as a disruptor like Chen and is treating him much in the same way. Since Lai became president, Beijing has demonstrated growing willingness to use military might to intimidate and punish the island. And it is far more prepared to use force against Taiwan today than it was 20 years ago.

Apparent divisions withi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about how to approach Taiwan compound these risks. If Beijing doubts U.S. commitments to the island, that could encourage China to engage in more coercive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ll these factor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chances that Beijing will miscalculate—and that it could very well use force against the island around 2027, as China approaches critical military modernization milestones and Taiwan gears up for its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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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 SPIRAL

China’s official narratives have long emphasized that its peaceful unification with Taiwan is inevitable. But in recent months, anxiety has mounted in Beijing that Lai intends to systematically decouple Taiwan from China. Chinese media outlets have accused Lai of militarizing Taiwanese society as Lai prioritized efforts to increase Taiwan’s defensive resilience, reinstated the military court system to handle espionage and treason by Taiwan military officials, and accelerated training and preparation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Beijing is highly critical of Lai’s efforts to thwart Chinese infiltration and to counter Chinese cognitive warfare, arguing that Lai is preventing the resumption of tourism, suppressing and prosecuting pro-Chinese groups and individuals, discouraging Taiwanese citizens from applying for Chines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imposing barriers on academ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and altering Taiwan’s textbooks to undermin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ffinity.

In March, a Chinese government spokesperson claimed that Lai’s 17 strategies were aimed at “obstruct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has also denounced Lai’s efforts to encourage Taiwanese businesses to invest more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inclu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has cast these measures as doomed to fail and mocked Taipei when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ened to impose high tariffs on the island in April.

Many Chinese analysts believe that Lai’s political position is weak compared with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Tsai. But they worry that this weakness may make Lai bolder, as he might want to ramp up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to try to win public support.

Based on this analysis of Lai and domestic conditions in Taiwan, hawkish voices within China are urging an ever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ward Taiwan. Some are calling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he island or the resurrection of so-called civil war operations, nonpeaceful ways for Beijing to unify with the island, such as by imposing a maritime blockade of the island. Other hawks have publicly wondered whether Beijing can engineer a crisis in Taipei similar to the 1936 Xian incident, in which generals serving under Chiang Kai-shek—who was lead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Nationalist forces—seized Chiang and forced him to ally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that had invaded northern China.

The pace and scale of Chinese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

A more resonant parallel may be to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periods during Chen’s tenure. To boost turnout in Taiwan’s March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Chen paired that vote with a popular referendum on whether the island should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 the name Taiwan instea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roposal came perilously close to crossing a redline for Beijing: in 2005, Beijing had passed the Anti-Secession Law, which established China’s right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aiwan under several conditions, including if “major incidents entailing Taiwan’s secession from China should occur.” When the law was passed,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ggested that an island-wide referendum could be considered a major incident. And in 2007, after Chen proposed the referendum,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warned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at Beijing interpreted the Taiwan referendum in this way.

Beijing accompanied these warnings with significant military signaling. China increased its deployment of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aimed at Taiwan sevenfold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en’s term in 2000 to early 2008. Before the referendu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detected that the PLA had put mobile short-range missile units near the Taiwan Strait on heightened alert. The U.S.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elieved that China could fire missiles around Taiwan, as it had during the 1996 Taiwan Strait crisis—or, worse, China could actually attack the island.

Fortunately, the 2008 crisis passed without bloodshed. Low voter turnout invalidated Chen’s referendum, and the opposition Kuomintang candidate beat the candidate from Che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the presidential race. U.S. deployment of significant forces near Taiwan may also have given Beijing pause. Taking the risk of escalation seriously, Washington had publicly opposed Chen’s referendum and positioned two aircraft carriers to the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of Taiwan, and a third near Singapore, ahead of the vote. Nevertheless, the episode suggested that Beijing was serious about using force if provoked by what it viewed as “pro-independence” activities.

BAD OMENS

Since the 2008 crisis, Chin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have grown significantly. Its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have rapidly modernized, and its conventional rocket forces now field a far more capable array of longer-range missiles, including advanced hypersonic and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s. China has also doubled the size of its nuclear arsenal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Beyond advances in hard capabiliti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launched sweeping organizational reforms to enable the PLA to conduct more joint high-tech operations, and he has waged unparallele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to root out obstacles to military readiness.

Beijing’s willingness to use its military is growing, too. China has long engaged in military exercises to hone its capabilities and intimidate Taiwan. During Taiwanese President Ma Ying-jeou’s tenure from 2008 to 2016, Beijing limited these provocations as it sought to encourage greater cross-Strait engagement. But China resumed major exercises when Tsai, who emphasized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succeeded Ma. In August 2022, toward the end of Tsai’s term, China mounted larger and more provocative drills near Taiwan than it had ever held before.

Now the pace and scale of Chinese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 Not even a year into Lai’s term, China has broken precedent by staging three large-scale exercises, which were given names to raise their profile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smaller drills.

In a significant shift, the PLA is now using such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s to punish Lai’s administration for domestic political acts. All of China’s past major exercises—in 1995–96, 2022, and 2023—were launched after Taiwan’s leaders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met with senior U.S. officials. Last December, China did engage in a major—but unnamed—drill after Lai made stops in Hawaii and Guam on a tour of the Pacific. But all three recent large-scale exercises responded to domestic speeches or statements by Lai.

These military activities have become markedly more provocative, unpredictable, and complex. In April’s exercise, named Strait Thunder-2025A, PLA naval vessels reportedly ventured within 24 nautical miles of the island’s shores. China is engaging in large-scale operations around Taiwan year round and increasing activities to the east of Taiwan. In a break with the past, the PLA now provides little or no advance warning of its drills.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in Washington and Taipei about how much lead ti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might have should China decide to use force to seize the island.

Washington must ensure that China clearly understands the resolv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nother shift from earlier years, recent rounds of exercises have witnessed China’s coast guard joining with the navy to practice blockading Taiwan. China’s maritime militia, a state-backed network of civilian vessels often deployed to assert Chinese territorial claims, has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involv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se new actors suggests that China is preparing to conduct a broad variety of operations, such as an invasion, a PLA navy–led blockade, and a Chinese coast guard–led quarantine of Taiwan.

Finally, China is also operating across a bigger geographic range: its exercise in December involved one of the largest-ever deployments of maritime forces from all three of the PLA’s coastal commands. China conducted operations around Taiwan and in the East China and South China Seas, demonstrating its ability to dominate areas within the first island chain—an arc of islands and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tretching from Japan to parts of Indonesia—and block external forces from entering to assist Taiwan.

Apart from such major operations, China now conducts near-daily military incursions into Taiwan’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 self-declared area that extends beyond the island’s official airspace. In 2024, the Chinese military flew a record-shattering 3,075 sorties into this zone, an increase of over 80 percent from 2023. These operations aim to delegitimize Taiwan’s claims to its surrounding air and seas and complicate Taiwan’s ability to monitor and track activities around the island.

Some of these air incursions occur as part of “joint combat readiness patrols,” involving not just air assets but also coordinated maritime operations. These patrols are now occurring on a near-weekly basis and offer China opportunities to quickly step up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short of much larger-scale exercises. Days after Lai unveiled his 17 strategies in March, for instance, China launched two joint combat readiness patrols and then followed up two weeks later by holding its Strait Thunder-2025A exercise.

WILD CARD

U.S. officials are issuing warnings about these remarkable Chinese military activities. In February, Samuel Paparo, the head of the U.S. military’s Indo-Pacific Command, asserted that China’s “aggressive maneuvers around Taiwan right now are not exercises. . . .They are rehearsals.”

Yet as China increases its military activities against Taiwan, many in Beijing don’t know where Washington stands. Beijing is relatively confident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intensif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Chinese analysts also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rump will try to use Taiwan as a card in this competition,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how he will do so.

Chinese experts assess that Trump and his team are divided on Taiwan. Many believe that Trump wants to negotiate deals with China and that he and many of his supporters want to avoid foreign military entanglements. But national security hawks in the administration, such a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re still focused on checking Chinese aggression and influence. Chinese interlocutors note that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is not receptive to Chinese concerns about Lai, and they worry that when it comes to day-to-day Taiwan policy,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likely strengthen relations with Taipei through deepened cooperation and increased arms sales.

These conflicting assessments leave Beijing less certai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fend Taiwan from large-scale attacks or lower-intensity scenarios. But Chinese officials believe that, if left unchecked, the United States is likely to move even closer to Taiwan. That creates a dynamic ripe for miscalculation. China could determine that it needs to treat Taiwan more aggressively to make it clear to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hat it will tolerate neither growing U.S.-Taiwan ties nor moves by Taiwan that it sees as provocative. Meanwhile, China’s perception that Trump is not altogether willing to defend Taiwan may lead Beijing to consider still more escalatory actions against the island.

COURSE CORRECTION

U.S. and allied policymakers must not overlook these shifts in China’s perceptions of Taiwan and its actions regarding the island. As Lai’s term continues, Beijing and Taipei are likely to enter an even more dangerous situation. Chinese experts believe that Lai may take more radical measures to promote Taiwan’s independence in 2027 ahead of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f Lai is not faring well in the polls, Chinese analysts worry that he could ratchet up his anti-Beijing stance to win electoral support, much as Chen did in 2008. Xi himself has set a deadline of 2027 for the PLA to have the capability to forcefully take Taiwan. Given Xi’s push to accelerate the PLA’s modernization, it is unlikely that his military leaders will tell him in 2027 that China is not capable of successfully executing large-scale military operations against Taiwan, meaning that Xi may feel more confident then—and willing to provoke a crisis or conflict.

Beijing’s diminished patience and hardened intent make it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ensure that China clearly understands the resolv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illingness to counter Chinese aggression. There is extraordinary wor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do to deter a conflict or, failing that, to deny and defeat Chinese military adventurism. In addition to building up its own military capabilities—as well as those of Taiwan and its allies—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allied and partner defense spending, Washington must better integrate different elements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Taiwan to enhance deterrence and reduce the risks of misperception by potential adversarie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Beijing is not just assessing American resolve by looking a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on defense. For example, as Chinese experts watch the U.S.-Chinese tariff and trade negotiations, some are noting how rapidly Washington has both scaled up and temporarily backed down on tariffs, suggesting that Trump was bluffing initially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now recognizes that it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despite its focus on competition.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moving fast on multiple fronts,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Beijing may be connecting the dots of different U.S. policies in cobbling together a large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strategy and inten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China is mis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it will be crucial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correct and push back against Chinese narratives, both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want a crisis on its hands, it should not leave such a door open for Beijing. The Taiwan Strait will be volatile enough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without adding to the mix muddle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or not willing—not do.

特朗普及其家人的炒股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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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变化莫测,往往使股市暴跌、暴涨。每当股市处于低谷时,特朗普就公开鼓励股民入市,很多股民,包括特朗普家属,听了他的话,因此获利颇丰。

例如,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后,美国股市暴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呼吁大家乘低吸购。不久后他宣布暂停征收“对等关税”90天,股市又暴涨。中、美关税战打响之后,双方打起“以牙还牙”的拉锯战,又使股市暴跌,4月9日股市开盘后不久,特朗普在他的社媒平台Truth Social发文说:“冷静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美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 四分钟后,他写道:“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DJT。”

专家、批评者和社媒用户纷纷质疑特朗普是否涉嫌操纵市场或参与内幕交易。民主党议员呼吁对此展开调查。

特朗普的瞬息万变本来就是他的谈判手段,故意让人琢磨不透,很难说他是在故意操纵市场。如果说他是在炒股赚钱,就算是,那有如何证明?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被问到关于特朗普的帖文时说,特朗普或许只是在鼓励人们在股市相对低迷时入市。“特朗普明白……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对吧?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成就非凡的伟业。但需要有人来解除这些枷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说,没有证据表明特朗普试图操纵市场,或他本人或他的任何顾问根据内幕信息行事。

来自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希夫(Adam Schiff,民主党)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他在社媒上写道:“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正造成巨大的市场波动。这些政策的不断波动为内幕交易提供了冒险的机会。政府里有谁事先知道特朗普最新的关税政策变了?是否有人买卖股票,并以公众利益为代价获利?……公众有权知道。”

5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特朗普总统实施广泛而高额的关税导致股价暴跌,如今股市又回到了今年年初的水平。从当今金融市场的概况来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过去四个半月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

很多人表示,他们对经济的走向没有把握,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错过关税进一步降低和股市上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投资者仍在试图分析现行关税(包括对许多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将如何影响消费者支出和企业利润。

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4月份美国失业率保持在4.2%的低位,通货膨胀率为2.3%,略低于市场预计的2.4%。特朗普的“关税战“似乎还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任何明显的影响。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艾伦·岑特纳表示,周二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预期“并不意味着关税没有影响经济,只是意味着它们还没有在数据中体现出来。”

美联储也处于观望状态,不愿在新关税的通胀效应显现之前继续降息。这是因为降息会刺激经济,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对美联储下次降息时间的押注已逐渐被推迟。今年年初,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在上周的会议上降息。现在,投资者预计今年首次降息将在9月份的会议上到来。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就市场而言,现在人们认为贸易战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的趋势是缓和。” 但他们也警告说:“美国尚未脱离险境。”

华尔街日报:特朗普的关税大撤退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本文是《华尔街日报2》编辑部社论,发表于2025年5月12日,英文标题是“The Great Trump Tariff Rollback”。中文编译来自中天新闻网,发表时间是2025年5月14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社论“川普关税大撤退‌”(The Great Trump Tariff Rollback),直言川普挑起的贸易战已经失败,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更像是川普的投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两国12日在瑞士日内瓦经贸谈判中达成重大共识,同意相互调降关税,暂时休兵90天。美国将把对大陆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45%大幅下调至30%,而中方也同意将关税从125%降至10%。这项为期90天的贸易休战协议一出,立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强劲反弹。

文章称,投资者为这一决定欢呼。据纽约研究机构Strategas Research的合作人兼政策研究主管克利夫(Daniel Clifton)测算,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贸易让步总计可减免约3000亿美元的关税,堪称大规模减税。

文章直言:“很少有经济政策会被如此彻底且迅速地否定,而且还是出自川普自己之手。”并批评川普的这项政策是一种“先让美国自伤的策略”,不仅疏远了盟友,更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信任度。

文章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主导了这次谈判,而川普的高阶贸易顾问纳瓦洛(Peter Navarro)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协议中包含了中方对非关税贸易壁垒改革的模糊承诺,这类承诺北京过去曾多次做出又放弃。

文章分析指出,川普此次决定很可能受到节庆购物季的压力影响。先前白宫建议美国民众减少购买玩具的说法在民间引发强烈反弹,加上联准会警告、洛杉矶港口货运量锐减,以及华尔街施压等因素,都迫使白宫不得不改变立场。

文章最后总结,川普政府未能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大陆的贸易行为,反而给了北京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川普承诺要削弱中国,但最终却向中国领导人投降,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The Great Trump Tariff Rollback

The President started a trade war with Adam Smith. He lost.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ay 12, 2025 5:44 pm ET

Rarely has an economic policy been repudiated as soundly, and as quickly, as President Trump’s Liberation Day tariffs—and by Mr. Trump’s own hand. Witness the agreement Monday morning to scale back his punitive tariffs on China—his second major retreat in less than a week. This is a win for economic reality, and for American prosperity.

Make that a partial win for reality.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scrap most of the 145% tariff Mr. Trump imposed on Chinese goods on April 2 and later. What remains is his new 10% global base-line tariff, plus the separate 20% levy putatively tied to China’s role in the fentanyl trade, for a total rate of 30%. In exchange, Beijing will reduce its retaliatory tariff to 10% from 125%. The deal is good for 90 days to start, as negotiations continue.

Investors are cheering at this border-tax reprieve, since this is a step back from mutual assured trade destruction. Dan Clifton of Strategas calculates that Mr. Trump’s trade walkbacks add up to some $300 billion in tariff relief. That’s a huge tax reprieve.

The 30% tariff is still exceptionally high for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but the 90-day rollback spares both sides from what looked like an impending economic crackup. U.S. consumers were facing widespread shortages, while China feared growing unemployment.

As with last week’s modest British agreement, the China deal is more surrender than Trump victory. Apart from the tariff rollback, neither side announced any broader concessions on the substantive trade issues that weigh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ose include China’s barriers to American firms, especially in services such as digital and financial, and its chronic intellectual-property theft.

Many of these bad Chinese practices have become worse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strong-arm economic management. One tragedy of Mr. Trump’s shoot-America-in-the-foot-first approach is that he’s hurt his chances of rallying a united front of countries against Beijing’s mercantilism. By targeting allies with tariffs, Mr. Trump has eroded trust in Americ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iability.

Beijing now also has the benefit of concrete experience to reassure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Washington would struggle to impose economic sanctions in a crisis such as a Chinese blockade or invasion of Taiwan.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to the tariff fiasco, it’s the timely reminder to Congress to get serious about true military deterrence again.

Taking a step back, where are we now after nearly four months of Mr. Trump’s protectionism? The President’s concessions since his initial tariff announcements include: exemptions for goods from Canada and Mexico produc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USMCA; a 90-day pause on his reciprocal tariffs against everyone except China; exemptions on China tariffs for iPhones and electronics; the mini-deal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w the 90-day rollback on China tariffs.

The landing spot coming into view is a 10% global tariff, and higher (but not 145%) for China. The negotiations allegedly underway with dozens of countries while the reciprocal tariffs are paused may make some marginal headway opening markets for American firms. But so far there’s scant sign of the substantial trade deals that Mr. Trump promises.

So after weeks of market turmoil, the economy is left with higher trade costs and greater uncertainty for business, but at least a step back from Smoot-Hawley 2.0. Investors,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probably would welcome this outcome, which is considerably better than Mr. Trump’s initial plan.

But a 10% across-the-board tariff is still four times the average U.S. tariff rate before Mr. Trump took office. It keeps the door open to the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destructive special pleading for tariff breaks for well-connected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U.S. companies protected by high tariffs will gradually lo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gains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to this turmoil, it is that markets have forced Mr. Trump to back down from his fever dream that high tariff walls will usher in a new “golden age.” The age didn’t last two months, and it was more leaden than golden. White House aide Peter Navarro, the main architect with Mr. Trump of the Liberation Day fiasco, has been repudiated.

Mr. Trump will not want to admit it, but he started a trade war with Adam Smith and lost. He’s not the first President to learn that lesson.

特朗普谈“统一”引起台湾的严重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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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当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增加到145%时,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目的是和中国彻底“脱钩”,但贝森特却说特朗普并不寻求“脱钩”。现在,当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下降到只剩下30%(90天内),贝森特却说美国在“战略必需品”方面必须和中国脱钩。

           这或许说明特朗普所寻求的是“选择性脱钩”,即在“非战略必需品”范围内,不仅不寻求“脱钩”,甚至还希望大做生意,尤其是希望中国开放市场,使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

          这可能吗?

          首先,所谓“战略必需品”的范围很广泛,例如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发现对中国医药商品有很大的依赖性,事实上这种依赖性高达30%,美国因此将医药类商品的供应也定义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希望美国人所用的医药类商品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这就不得不在此类商品的范围内和中国“脱钩”。

          在“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观念下,如果滥用“国家安全”的定义,尤其是把中国纳入“敌对方”,那么供应链中任何对中国的依赖,例如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都有可能被圈入“战略必需品”的范围。

          其次,你要求人家开放市场,自己也必须对人家开放市场,那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可供中国购买的商品很有限,主要是天然气和玉米等能源和农业产品,而中国也要考虑经济安全,不可能完全依赖美国的供应,更何况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商品,美国又拒绝供应。

          美国对中国的服务类贸易处于顺差地位,但此类贸易顺差毕竟很有限,不可能抵消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

          笔者认为,美国要和中国保持平衡的贸易关系,也许只有一种可能,即放弃对台湾销售武器。如果美国肯这么做,中国或许愿意做一些赔钱的买卖,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以此来作为交换条件。

         还有一种可能,即美军退出西太平洋,尤其是退出中国南海。

         特朗普是个商人,对他来说,金钱的地位高于一切,他完全有可能出卖台湾,用地缘政治和中国做交易。

         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白宫罗斯福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把台湾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引起台湾方面的严重恐慌。

          特朗普说:“他们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件好事,对统一与和平来说也将是一件好事。” 他没有提到台湾,但是提到“统一”,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下,美国对台湾也有很强的依赖性,因为台湾供应美国90%以上的尖端芯片。美国也需要摆脱对台湾的依赖。

          尖端芯片无疑是“战略必需品”,美国也在寻求和台湾的“脱钩”,办法是要求台湾在美国设厂,尤其是美国国防所需的军用芯片必须在美国设厂,而台湾的台积电也的确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芯片代工厂一个接一个的开张。

          但是,台湾也担心美国一旦在芯片方面达到“独立”和“自给”,台湾也就丧失了“芯片王国”的地位,随时可能被美国所抛弃,因此必须继续把最尖端芯片的研发和生产保留在台湾。

         台湾留得住东西却未必留得住人才,而人才远比东西重要。随着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开厂,台湾也在向美国输送芯片人才和技术。

        《纽约时报》报导,两年前,台积电第一批员工抵达凤凰城北部,开始在晶圆厂工作时,当地几乎没有亚洲食品店或台湾餐厅,不过自那时以来,这些员工和他们的家眷已经把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郊区商业街一角变成了“小台北”。当地托儿所和各级学校都听得到有人讲中文,今年有282名台湾学生入学。

US says Trump’s ‘unification’ comment was about US-China trade

By Reuters, May 13, 202511:53 AM

TAIPEI, May 13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mment on “unification” was about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has not changed, the de facto U.S. embassy on the island said on Tuesday, after the wording caused unease in Taipei.

China claims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Taiwan as its own territory and has vowed to “reunify” with the island, by force if necessary. Taiwan’s government rejects Beijing’s sovereignty claims, saying only the island’s people can decide their future.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greed on Monday to slash steep tariffs for at least 90 days, pausing their trade war, a move Trump praised when speaking to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he said, without mentioning Taiwan.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which operates as a de facto embassy in the absence of formal diplomatic tie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rump was speaking about U.S.-China trade.

“It’s clear President Trump was speak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a spokesperson said. “U.S. policy on Taiwan remains the same, and the U.S. approach to Taiwan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across decades and administrations.”

A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person reiterated that Trump “was clearly referring to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Taiwan’s presidential office, in a separate statement, noted the U.S. comment that Trump was referring to trade talks with China and not Taiwan.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remains strong and unchanged,” spokesperson Karen Kuo said, adding that Taiwan’s understanding was that the U.S.-China trade talks did not touch on Taiwan-related issues.

Trump’s remarks created concern in some government and diplomatic circles in Taiwan about whether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nd had changed, seven sources told Reuters.

“Is he go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ccepting the annexation of Taiwan?” one of the sources said, a senior official who declined to be identified due to the sensitivity of the matter.

The U.S. government only officially recognises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does not take a position on Taiwan’s sovereignty, only acknowledging China’s position on the subject under Washington’s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Washington is bound by law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means to defend itself, and has repeatedly expressed condemnation of stepped up Chinese military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latest round of war games in April.

“中美欧“关系可能比“中美俄”关系更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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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5月14日首发于作者的微信公号“胡言天下事”。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中美经贸会谈达成联合声明后,白宫立即发布简报,标题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为美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贸易胜利》。我不知道,美国历史上还有没有比这更没有底线的自吹自擂。

但本文不想为此多费口舌,因为我已经说很多了。我看到迄今还有人在为特朗普辩护。明白的自然明白,糊涂的依然糊涂!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中美联合声明发布后,特朗普随即在白宫记者会上将矛头转向欧盟,称欧盟“比中国更腻心(nastier)”,并批评欧盟“占美国便宜”

那么,欧盟会向特朗普屈服吗?欧盟会联中抗美吗?未来中美欧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美欧矛盾升级并公开化

据外媒报导,记者会上特朗普激烈抨击说:“欧盟在很多方面比中国更腻心。我们跟他们才刚开始。喔,他们会降很多。大家等著瞧。”

正像2月28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斥责泽连斯基“你手里没牌”那样,特朗普5月12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说:“牌都在我们手中。他们(欧盟)对我们很不公平。”

特朗普眼里只有“牌”,而没有道义、信用和价值观。这是损害欧美关系的致命杀器。

特朗普二进宫后,国际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出“跨大西洋盟友翻脸”的戏码。尤其是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的激烈争吵,不仅恶化了美乌关系,更直接引爆了欧盟对美国的“领导力信任危机”。以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公开喊话:“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领导人”。

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多次指责欧盟“占美国便宜”,声称欧盟对美贸易顺差是“经济掠夺”,甚至威胁对所有欧盟产品加征25%关税。欧盟则反击称,美国对欧出口以农产品和能源为主,而欧盟出口多为高附加值工业品,“顺差差异反映的是产业结构,而非不公平竞争”。双方在汽车关税、数字税等问题上的拉锯战,早已让欧盟对美国的“霸权式经济政策”忍无可忍。

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意图是用惩罚性关税肢解欧洲一体化,将欧盟27国拖回各自为战的丛林时代

例如,西班牙内布里哈大学经济学教授冈萨雷斯就表示,欧盟各国的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要忍受美国对欧盟的统一关税,难免有失公平。他进而认为,不排除美国特朗普政府怀有通过关税政策来瓦解欧盟的意图

欧盟也对特朗普发出威胁,若谈判破裂,将对价值950亿至100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税,涵盖飞机、农产品等领域。

但欧盟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法德主张强硬应对,东欧国家则倾向妥协。这不仅是在经贸领域,而且也包括安全和国际事务领域,俄乌战争就是一个集中表现。

5月13日在法国电视一台的一档特别节目中,总统马克龙尖锐提出:如果未来5到10年,欧洲依然未能自我组织、仍对美国依赖,那将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迅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在特朗普任上,未来美欧关系将如何演变?这对国际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再加上中国的角色,那就更为错综复杂了,或形成新的大三角关系 

中美欧“三角关系”暂露头角

以往,国际格局涉及“大三角”关系,都是指中美俄或中美苏(苏联,1991年之前),因为美欧是传统的盟友,欧洲没有战略自主。由于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欧美渐行渐远,而中俄关系密切,加之俄罗斯实力不济,传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似乎正在向新生的“中美欧三角关系”转向。

中欧于2025年5月6日宣布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这是特朗普在俄乌战争中“拉偏架”并启动全球关税大战的后果之一。

过去几年,由于人权问题引发的相互制裁,双方的交往受到了严重阻碍。欧洲议会自2021年起对中国实施了单边制裁,甚至在2023年进一步收紧了限制,要求议员与中方接触需提前报备,限制官方代表团互访。中方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导致双方的政治沟通渠道几乎完全中断。

在中欧建交50周年纪念日前夕,双方宣布同步解除所有交往限制,标志着特朗普上台后国际格局的微妙的重要变化。这要感谢特朗普的“搅局”。如果是拜登执政,这几乎没有可能性

不过,目前欧盟内部对华合作分歧仍存。欧盟能否走向“联华抗美”,并不乐观。甚至有分析认为,欧盟目前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实际上是在向特朗普施压。正常情况下,欧洲的第一选择自然是与美国结盟;但如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那也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与中国合作

下一步,中欧能否在经贸乃至更为广泛的领域实现合作共赢,是关键的问题。而中美关税战突然熄火,让欧盟面临更大的压力。

5月13日,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投资论坛上宣称:“中国已同意向美国开放贸易和更多领域”。如果这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的话,对欧洲来说的确意味深长。

同时,美欧关系未来如何,也存在不确定性。近日本公号文章《国际政治格局又在发生微妙变化——红场阅兵后,欧美立即采取什么共同立场?》(点击阅读)曾说,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后,5月10日英法德波四国领导人与泽连斯基一起在乌克兰宣布:敦促俄罗斯接受一项无条件的30天停火协议。

特朗普与欧洲和泽连斯基重新协调了立场。特朗普挺俄的立场难道发生了改变?

由于俄罗斯拒绝上述停火协议,5月14日欧盟已经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告诉媒体,从现在开始,欧盟将与美国一道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结语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这场战争将形成西方主导的阵营与其竞争者的最后对决,世界格局将走向两极化。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这一趋势被打乱并可能出现逆转,而他是否会再次改弦更张,仍然值得观察。

但无论如何,只要特朗普执政,美欧已经不可能维系以往那样的同盟关系;中欧即使拉近关系,也达不到结盟的程度;中美则更不可能成为盟友。相反,三者间存在巨大张力

如果本文上述判断成立,中美欧将形成一种“大三角关系”。至于传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随着俄罗斯实力的下降,将不断式微,衰变为“准三角关系”。俄罗斯虽然实力不济,但在一定时间内余威犹存,而且战略自主性很强,目前尚不能被忽视。

因此,未来的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中,或将形成“中美欧”为主和“中美俄”为辅的两个“三角关系”(大三角关系+准三角关系)相互交织的局面,或者说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结构中还存在俄罗斯这个独立变量,其复杂程度在二战之后前所未有。

也许,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所期望和主张的“多极化”世界。笔者在《反对特朗普主义》(点击阅读)一文中曾有阐述。美、中、欧、俄各构成世界的一极。只是,其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过程是不稳定的,经过一个时期的互动,也不排除重新进入两极格局,尤其是在特朗普之后

由于特朗普的高度不确定性,未来“中美欧”大三角关系,可能比“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更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心脏脆弱的人,最好多备一点急救药品!

中美瑞士谈判,结果远超预期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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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首发于作者在“万维读者网”的专栏,时间是2025年5月13日。

大家屏息以待的中美瑞士谈判,周日晚得到的乐观消息是“双方已达成重要协议”。 连对中国人的称呼,也变成了“合作伙伴(partner)”。本来只期待改善一下气氛,两天时间,突然就谈出了重大成果。一时间,让世人如坠五里雾中。

特朗普一上台,就开始对各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就是分两次的芬太尼关税20%。为省篇幅,细节略去。4月2号,特朗普的超级关税大棒挥出,名号叫做对等关税。算法奇特,世所未闻。世界所有国家至少10%,中国领得34%。东南亚一些国家领得更多。一时哀鸿遍野。大多数国家都在跪与不跪之间犹疑徘徊。欧盟倒也是艰难犹疑,跪不下去。

中国这回则是选择了斩钉截铁的不跪,而是立即还以颜色,对所有美国商品征收34%的真正的对等关税。特朗普一看,哈!你居然敢不服!看我第二棒84%压下!没成想中国再一次还以颜色,84%奉还。特朗普气得发疯,于是第三棒,把关税加到125%。再叠加前面说到的芬太尼税20%,中国的商品输美就有了众所周知的至少普遍145%的骇人听闻的关税了。中国再还击,把关税加到125%!在这之后,美国先,中国后,都对小部分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对己方有重大利益的商品给予豁免。中国宣布的原则是: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

特朗普很快就感觉到,这种税率,不好玩了。因为中美之间的所有贸易,立马全面停摆。横跨大洋的集装箱船停驶,货运飞机停飞。迄今刚满一月。各商家比如亚马逊的囤货基本耗尽,被迫自行负担145%的关税开始补货。沃尔玛等零售商的大量原本摆满中国商品的货架上也变得空空如也。无数等待中国零部件进行生产的美国厂家开始叫苦连天。

10天以来,特朗普开始打饶命拳,要和中国重开谈判。种种放话,比如说习近平给他打电话啦。记者问他哪一天,说了什么,他又答不上来。又说中国更需要谈判,因为他们的出口额比我们的出口额大好几倍。他怎么不明白,这正说明,中国的商品对美国,比美国的商品对中国,意义更是重大呢?钱都是一样的,是可以腾挪的。而商品则有千万种,少了必须的任何一种,比如某一种稀土,都会让日子过不下去。其间的风险,是要大无数倍的。

与美国的谈判是在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访问瑞士之后,在周末附加的。美国人则是屁颠颠地专程赶去的。有记者问贝森特,这次约会,谁先约的?贝森特面红耳赤,钳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

就在前几天,特朗普还说:“145%的关税的确就无法做生意了。降到80%看来合适。”改天又有人说,50-60%可能更合适。特朗普说,让那个财政部长自己相机决定吧。应该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过,美国和中国后面三次加的125%的关税,会被双方同时抹去115%而只剩10%呢!

大家都知道,世界的其它国家的各种对等高额关税,基本都已被豁免90天,只有中国在征。这次也免去后,全世界都只剩下10%了。当然这90天之内,不知特朗普又会兴出什么幺蛾子。但他这场声势浩大的以保护美国产业为目标的关税墙,现在已经就被拆得只剩下大致10%!而且还面临多国各种反制!哪里还会有一点点效果呢?不过,世界各国的股市,倒是肯定可以大涨一波了。只是,特朗普希望用关税把企业逼回美国的重大谋划,岂不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

特朗普把4月2号称之为“解放日”。如今辛辛苦苦40天,5月12号,岂不是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

那他岂不是满盘皆输了吗?不过还剩一点呢!那就是20%的芬太尼税。据说,中国的公安部长    王小洪也去了瑞士,芬太尼,会上必有讨论。这件事,于中国损失甚少,是最可以配合美方的。笔者假设,可以让美国派个联络员,到中国的公安部缉毒科蹲点,随时跟进查获非法芬太尼(前体)的动静。恰当时,不妨让这位联络员与中国人一同出任务,亲眼见识一番中国警员的机警干练。

中国没有强求美国把那个20%也取消,恐怕也是意在给特朗普留点面子,不要让他输得太难看,好给国人和MAGA们一点交代:“看我的关税还是中国的三倍呢。” 不过,对应这个20%,中国也有好些项反制措施,自然也会保留。特朗普周一又说,他可能本周与习近平就芬太尼通电话。如果之后,能把20%的芬太尼关税取消,打这通电话,倒是很值得。

现在回头细思,当初特朗普加芬太尼关税20%时,中国没有立即对等还以20%,似是一个失误。后来特朗普加到145%时,没有跟进145%是第二个失误。因为这样在后来对等减税115%时,才会给中国剩下30%而美国只有10%。中国古话有云:姑息可能养奸呀!以后,当吸取教训。

还有去年9月开始就被拜登就加征的100%的电动汽车进口税。这次也没有提及。其实,这个项目也可能达成重大妥协。比如,特朗普一再要求中国到美国设厂生产电动车。有比如福耀玻璃厂珠玉在前,这件事不是一定不可行的。中国有电池和自动驾驶联网软件两大护城河,一时半会儿,不怕美国竞争的。

联合声明中,还提到一句,“中方的其它非关税措施,也将暂停或取消。” 这其中也包括对7种稀土矿物的进一步出口限制。但中国对稀土开始限制,早在特朗普回锅之前很久。笔者相信,这些限制不可能全部取消。本人坚定认为,稀土的对标是芯片,除非美国取消对芯片出口的限制,中国绝不可以完全放弃对稀土出口的管控。因为这方面的限制,如同点穴。要让美国感到疼,实在是难找比这更有性价比的工具了。

中美贸易争执,显眼的还有,美国拟对中国的货轮收高额港口特别税,已经取消的小额包裹免税待遇,(今传小额包裹关税也从120%降到54%。)香港长和公司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经营权,和悬而未决的TikTok强迫交易。看来,中国还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呀!

一些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挽回。比如中国已经取消好些对美国的农业采购,转向巴西、阿根廷。怎么可能过河拆桥?40天间,中国商家努力开拓非美市场应变,又岂可能全部回到被特朗普随心所欲消遣的美国市场。

不过,实在说,特朗普先漫天要价145%,再就地还钱到30%,还让中国人心里觉得赚到。这就是他在《交易的艺术》中自爆过的老伎俩呀!只要赚到钱,丢脸的代价,他是不理会的。

特朗普说,希望中国对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什么市场?笔者还没有整明白,美国的朝野共识,不是想和中国“脱钩”吗?为什么还想往里进呀?还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吗?贝森特说:“中美都不想脱钩。”笔者看,中国显然是真不想的。美国嘛,岂是不想,只是不能(做不到)尔。贝森特用词不准确耶!

美国的这次失败,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损耗了已经被特朗普折腾掉的大量的美国的软硬实力。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这回,中国真是当了全世界对抗特朗普面向全球的高个子。有中国珠玉在前,大小兄弟们,包括被特朗普一视同仁攻击的他的盟友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捍卫自己利益的底气都会大增。大家都知道了,原来今天的特朗普还是欺软怕硬

记得特朗普1.0时代,代表中国与美国谈判的代表是刘鹤。他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还是被特朗普放到与他的下属一般的位置。何立峰先生现在的气势已是今非昔比,中国已拿到完全与美国对等牌面。特朗普吃瘪的次数,已经是不能再多。比如,他多番言及与习近平会面,通电话,与中国谈判。中方的回应简单地就是,“捕风捉影”,“虚假信息”,“没有任何….” 真是让至尊总统情何以堪!

网友有一个相当准确的评判,这是中美贸易战整个战役中的一次阶段性胜利!但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关税战,笔者看,特朗普基本上就已是武功尽废。听说特朗普又威胁,90天后,如果达不成长期协议,关税还会升回去,虽然到不了145%。这自然更是吓不倒中国了。你加多少,我还多少。加少了,等于挠痒。加多了,自然是美方重蹈覆辙。何况,其它大批国家的90天豁免,还在中国之前30天就会到期。届时,与那些国家先开干,就已经够特朗普喝好多壶了。

本人一直对特朗普有所欣赏,觉得他的出现是西方/美国面对整体颓势想要力挽狂澜的一种表现。他的战略意图,比如美国必须缩减赤字,收回制造业,减少非法移民,制止过分的政治正确等,大方向当是没错?但他的具体作战部署则实在是太过粗暴草率非专业,以至于经常搞得适得其反。

笔者属文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这次胜利,干净漂亮。大体可以相当于从陷阱底部开始上浮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有个格言,叫做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中国人善下的是围棋,一点一点占领实地,最后才能制对手于无可挽回的败局。美国人说,中国人干的是“百年马拉松”。这回已经赢得远多于最乐观的预期了。不为已甚吧。

CSIS和布鲁金斯报告:美中如何在战略竞争下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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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初,CSIS和布鲁金斯的中国研究学者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探讨在中美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战争竞争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在竞争中开展某些领域的合作。报告写道,“本报告的目标正是为中美如何在不是出于友好、也不是出于提升双边关系的崇高愿景,而是出于冷静务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协调努力,提供新的思路与讨论基础。”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历史上的大国在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仍旧在跨国性问题上开展合作,中美也应如此。《中美印象》将报告的部分内容翻译出来,供读者思考中美如何在竞争状态下合作这个核心议题。阅读英语全文,请点击。】

核心议题
美中摩擦持续升级,但即便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对手也曾基于国家利益在共同有挑战的领域开展合作。2022年11月,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与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联合启动专项研究,探索两国非政府机构在关键议题上开展安全有效合作的方法。本简报提炼了研究核心发现,包括冷战时期合作的历史案例分析、中美专家研讨会,以及为验证初步结论而设计的”气候智慧型农业”二轨对话。

第一部分:界定挑战
美中关系可追溯至十九世纪——确切说是1844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两国签署首个外交协议《望厦条约》。近两百年间,双边关系在密切交往与疏远对抗间反复摇摆,既有共同御敌与携手并进的阶段,也不乏朝鲜战争等兵戎相见的敌对时期。

当前两国竞争态势持续强化,任何一方都不满足于现状。这场全面竞争涵盖军事、经济、科技、外交、意识形态及全球治理领域。现阶段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缺乏能够缓冲冲击、增强韧性的共同战略目标。

美中竞争激化之际,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加速失效。欧洲和中东战事、经济全球化退潮、民粹主义抬头,叠加粮食能源危机与环境冲击,持续冲击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两个国家,美中均无意整合资源共同应对跨国挑战。美国持续强化与G7等发达民主国家联盟的协调机制,中国则通过扩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投资、塑造发展中国家领导者形象予以制衡。北京在国内推行”威权韧性”战略,加强经济管控与社会治理,持续增加国内外安全投入。两国政策的综合效应导致近年分歧持续扩大,这一趋势恐将持续。

美国对华认知的演变轨迹,清晰体现于三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表述:2015年奥巴马政府称”美中合作规模空前”,同时警惕中国军事现代化;2017年特朗普政府警告”中俄正侵蚀美国安全与繁荣”;2022年拜登政府认定”中国有意愿且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为其)谋利”,但强调要”负责任管控竞争”。

这种幻灭感也在美国公众中得到了共鸣。过去八年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日益负面。2024年5月,有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一数字创下了自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高纪录。这种对中国看法趋于负面的趋势,在全球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表现。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与中国协调的意愿也在减弱。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追求与中国的协调是一种陷阱。根据这种逻辑,与中国进行协调的尝试会把关系中的筹码交到北京手中,因为中国往往会利用美国希望中国做出贡献的意愿,来迫使华盛顿在其他竞争性议题上让步。另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则担心,若在共同挑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可能会削弱美国容忍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担心美中合作会让华盛顿在采取对抗中国野心(如在台湾问题或出口管制等方面)的竞争性行动时变得犹豫不决。

北京方面也似乎出现了类似的动态。尽管在协调问题上通常是被动反应而非主动提出,但近年来北京的态度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几乎没有近期证据显示北京主动提出与美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倡议。

由于双方都不太信任对方的承诺或言辞,在两国首都,“用实力来说话”的政策理念正在获得一定支持。因此,就像1940年代末美苏冷战初期的情形一样,如今“只有实力才能让对方听懂”的观念占据上风。即使是外交接触,也最多只能起到缓冲作用,难以真正缓解摩擦的根源或为双边合作打开空间。

除了整体关系氛围日益恶化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实际障碍,进一步限制了美中在共同挑战上的协调。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推高了美中关系的政治敏感度,从而压缩了探索合作可能性的政治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人更倾向于展示强硬和决心,而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软弱或妥协的对华举动。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领导人变得更加谨慎,不愿轻易给予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甚至要求中方在获得这些外交排场前,先在一些符合美国利益的实质性事务上作出承诺。在当前的氛围下,几乎难以想象美国领导人会为中国领导人举行国事访问。这种谨慎减少了美方以“形式换取实质”的外交空间——而这种做法在过去曾经发挥过作用。

2020年和2023年,美国总统拜登曾公开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和“恶棍”。中国同行回应称,拜登的言论违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因为中国期望外界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给予公开尊重。

在过去的一些时期,两国的前官员和专家曾通过“二轨”对话(非官方渠道)提出和测试新想法,然后再将其带入正式外交渠道进行讨论。然而,即便是在这些非官方、风险较低的场合,近年来美中合作也面临种种障碍。

中美双方参与“二轨”对话的人员现在都越来越谨慎,不愿前往对方国家。许多中国前官员和专家表示,他们对去美国感到忧虑,担心会在入境时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拦截,并被盘问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同样地,美国的前官员和专家也越来越不愿意前往中国,他们担心人身安全,尤其是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非法拘押之后,以及一些美国公民被禁止离开中国的情况。这种相互猜疑影响了双方的“二轨”互动,导致许多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或转至第三国举行。

部分由于新冠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以及前文提到的官方与非官方互动渠道减少,整体来看,美中双方高层之间的私交已远不及2017年前的水平。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前副总理刘鹤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在一起建立关系,并于2020年1月签署了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莱特希泽与刘鹤的关系正是“例外验证规则”的案例。过去45年中,凡是能够达成实质性成果的重大双边谈判,几乎都是由那些有实权、并花时间建立个人关系的官员主导进行的。他们努力理解对方的背景、动机与政治约束。但截至2025年,能满足这一标准的官员或专家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稀少。

此外,美中“二轨”对话的参与者还表示,两国政府对探索新思路、应对挑战或打开合作空间的兴趣明显减弱。尤其是在中国,如果官方对改善关系缺乏兴趣,个人在提出新想法时就可能面临政治风险,担心这些想法会被视为偏离中共官方路线。

中国的专家和前官员表示,部分由于潜在风险,他们正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与其他国家对口人士进行“二轨”对话,这些国家被北京视为在推动关系发展方面更具潜力。随着北京将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及“金砖+”集团国家的关系作为优先事项,许多中国前官员和专家也在将关注重点调整为配合政府的努力方向。

需要明确的是,北京依然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并认为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阻碍中国实现国家雄心的国家。尽管北京越来越以防御性和竞争性的视角看待这一关系,但它对中美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预期正逐渐减少。这种立场部分源于北京的分析:中美关系紧张的核心原因在于权力格局的变化,具体而言,中国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以维持自身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特权地位。

这些合作障碍并非大国关系中的新问题,许多障碍也将是长期存在的。因此,等待中美关系回到某个较为平和的阶段,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战略。如果双方希望真正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国挑战,如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就必须重新思考各自的政策路径。如果无法找到打破协调障碍的办法,或至少在某些具体领域实现合作的方式,结果将是疾病无法被治愈、环境灾难不断恶化、粮食系统面临更大压力、人口迁移更加频繁,最终,全球范围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显著上升。

“如果无法找到打破协调障碍的办法……结果将是疾病无法治愈,环境灾难愈演愈烈,粮食系统压力增大,人口迁移加剧,并最终导致全球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本报告接下来的部分将聚焦于如何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推动符合双方利益的实际协调建议。这些建议的制定,并非为了让双边关系更和谐,而是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目标是建设一个对美国公民而言更公平、安全、繁荣和健康的世界。

第二部分:案例研究与“二轨”对话的关键启示

2022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布鲁金斯学会启动了一项联合项目,旨在探索在战略竞争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更安全、更有效的条件下推动中美之间,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该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史蒂夫·戴维斯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一项目的前提假设:“健康、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领域实现重大社会影响的机会近在咫尺,但这将取决于能否建立新的机制与话语体系,使中美合作在具备战略敏感性、信息透明和智慧管理的前提下得以推进。”

该项目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是识别出实现这种合作的可行机制。我们首先回顾了历史,委托开展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探讨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是如何在共同挑战面前实现协调的。

在第一项案例研究中,资深记者、美国全球健康政策专家内莉·布里斯托尔研究了冷战期间美苏如何在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仍能合作推进天花的根除工作。

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莱弗勒则分析了美苏如何在最尖锐对峙时期,在战略武器控制以及全球卫生等领域实现有限合作。

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唐讲席教授、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副教授黄志环 (Jennifer Bouey)研究了2000年代初中美在艾滋病预防和缓解方面的合作。
最后,美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ONE公益组织前首席执行官盖尔·史密斯详细描述了2010年代中期,美国与中国如何共同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传播。

每项案例研究都阐明了在激烈对抗的背景下,美国政策制定者或非国家行为体(如科学家、医生和基金会)如何找到政治空间,共同应对共同挑战,并详述了他们成功合作的具体机制。随后,我们于2024年3月在意大利贝拉焦举办了一场“气候智慧型农业”主题的“二轨”对话,作为一次“现场”案例研究,探讨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每项研究都阐明了,在激烈对抗背景下,美国政策制定者或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找到政治空间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以及他们成功合作的具体机制。

选择“气候智慧型农业”作为研究主题的逻辑十分简单:近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达了在该领域推动双边合作的兴趣。但即便如此,这一领域的合作并不轻松。中国在美国农业用地上的投资日益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而北京方面则决心降低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依赖,以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因此,“气候智慧型农业”成为一个难度适中但足够复杂的议题,适合用来检验我们对在战略竞争时期开展合作机制的初步结论。

此次“二轨”对话的与会者包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贸易代表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农业部、国务院、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前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全球营养改善联盟的前高层人员;以及来自中美多家智库、高校和私营机构的研究人员。这场对话本身就是一次重要倡议,推动了在一个全球关键议题上的实际合作。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检验在战略对抗背景下,优化合作机制的相关假设。结合这次会议、历史案例研究,以及我们与中美专家和实务人士所开展的额外研讨,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观察。

观察一:整体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开展合作的空间。

黄志环 (Jennifer Bouey)关于2000年代初中美在艾滋病防治合作的研究表明,当时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政策为两国在全球挑战上的协调打下了基础,其中包括将艾滋病防治合作作为提升美国软实力、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工具。中美高层官员的参与至关重要,包括中国卫生部长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他们共同推动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医生、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定下基调。

盖尔·史密斯回忆说,在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亲自指示其幕僚动员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提供切实支持。总统本人投入了大量精力,与其他国家元首进行沟通协调。

历史学家梅尔·莱弗勒则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领导层决策为在特定领域推进合作铺平了道路。

观察二: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只有在中美两国都能从合作中明确获得对国家利益有好处的领域,合作才最安全且最具成效。

案例研究强调,大国竞争对手之间的历史性合作并非出于理想主义动机,而是出于国内与地缘政治利益的权衡。例如,天花根除符合美苏双方的国家利益:苏联经常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输入病例,美国则在高成本使用一种有严重副作用的疫苗。

此外,积极参与全球天花根除工作也为美苏双方带来了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可借此挽回越战带来的国际声誉,苏联则可展示其在疾病控制上的成就,作为其科学与医疗实力的象征。

莱弗勒进一步指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总统都在官方与非官方框架下寻求与苏联的合作,只要符合美国利益。例如,美苏合作旨在避免热战、延缓中国的核计划、维持战后德国的分裂状态,以及遏制核武器在日益多极化世界中的进一步扩散。

中美过去的合作实例也直接服务于两国政府的国家优先事项。黄志环指出,SARS 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中存在的明显漏洞,这使得北京方面更加愿意与美国的公共和私营机构在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反过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机构也向传染病应对的科研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推动了中国治疗覆盖范围的显著扩大。

这对美国本身也不是没有好处。黄志环 的研究显示,美国医生和专业人士成功说服中国官员向边缘群体提供服务,例如 LGBTQ 群体和性工作者,从而推动了包括普世人权在内的美国价值观的传播。此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获得了大量研究数据,这些数据在美国本土难以收集,从而推动了美国在 HIV 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类似地,盖尔·史密斯指出,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努力,并非出于对华政策的考量,而是为了展示美国在全球领导力方面的作用,迅速且有效地控制疫情。美方也认识到,这一目标离不开中国的资源与支持。

在这些案例中,美国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基于其国内需求和地缘政治的考量。这对今天的合作项目具有启示意义。希望在当前更具争议的环境下与中美同行安全、有效合作的非国家行为体,应该能够向政策制定者明确阐述其工作的国家利益理由。

在本项目的贝拉焦“二轨”对话中,我们要求与会专家在探讨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潜在合作领域时,始终将中美两国的国内优先事项置于核心位置。

因此,会议讨论聚焦于几个可以明确证明合作符合中美国家利益的领域,包括:

  • 在水资源紧张的农业地区推动可持续农业生产:这一目标对两国都至关重要;
  •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这一领域中美最近都已设定了国内目标;
  • 就农业气候影响建立双方认可的统一评估标准:中美技术专家可通过合作建立基于证据的正式标准;
  • 加快动物饲料和人类食用替代蛋白的投资

观察三:在战略竞争时代,第二轨对话需要新的方法。

在我们的研讨会中,中美专家都强调,多日会议可以促进更融洽和放松的交流。这一点也得到了案例研究的支持。例如,内莉·布里斯托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国际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日常非正式互动提供了平台,使他们能够建立融洽关系,并在不受过多宏观政治力量干扰的情况下朝着共同目标努力。

在贝拉焦,我们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我们的会议持续了四天,比通常的一到两天的第二轨会议更长。议程中安排了小组讨论、散步以及参观周边小镇的活动,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氛围,使得关于会议议题的讨论更加轻松自然。社交活动的安排加深了与会者之间的个人联系,多日活动所提供的反复接触机会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联系的建立。

更重要的是,许多与会者彼此之间早已相识,曾在以往的会议中见过面,因此对彼此已有了解,这表明在讨论复杂议题时,持续性的会议安排非常有用。一些中美与会者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或其他多边机构共事,另一些则通过智库和大学的交流项目相识。这些个人联系有助于以共同的经历为基础展开对话,并激发一种共同使命感。

会议的灵活性也是其富有成效的关键。会议期间,我们多次临时调整原定议程,以抓住美中代表自然交流中出现的积极势头——特别是在第三天和第四天。例如,虽然我们会前预设了三大议题:中美在第三国的粮食安全合作、农业技术共享的边界问题,以及在食品安全与质量领域提升国际标准的合作,但鼓励与会者自由提出这些议题之外的想法,反而使讨论和建议变得更加具体和有意义。

我们还发现,会议地点也可能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式颇为复杂。我们选择2024年的会议在意大利贝拉焦召开,部分原因是为了验证“中立”地点是否更适合在中美关系紧张、双向出行变得更加敏感(尤其涉及人身安全顾虑)的背景下召开会议。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发现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中美与会者认为,新加坡或意大利等“中立”地点的确有助于促进更开放的对话,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新加坡地理上距离中国较近,而意大利则对中国公民要求签证,但美国人可以免签。

第三部分:在战略竞争时代推动合作的具体建议

呼吁中美在共同挑战上加强合作的声音很多,但很少有报告真正深入探讨在当前持续的大国竞争格局下,双边协调应通过哪些机制、采用哪些最佳实践来推进。指望中美关系回到一个更温和的时代,并以此为前提开展合作,不是一种现实的策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方法,来释放中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协调潜力。

本项目第一阶段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以下几个要素可望帮助推动中美在共同挑战上的更大协调:

建议一:将“竞争中协调”这一概念常态化。

中美在共同挑战上的协调,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要放弃为保护国家安全或维护长期国家竞争力而采取的竞争性行动。这种协调也不是出于一种“皆大欢喜”的努力,试图在两国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之间寻求弥合。中美在具体且现实的共同挑战上的协调,纯粹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行为,旨在提升各自人民的安全、福祉和健康。

这种协调是一种互利合作,借助对方的能力和资源,减轻各自独自应对挑战的负担,并在理想情况下加速在治愈疾病、保护环境、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作为全球领导者,中美两国有责任共同推动应对超越国界的挑战的解决方案,尽管在某些哲学理念上存在激烈竞争,在某些利益领域存在冲突。

建议二:明确优先事项,争取高层支持,并将峰会作为推动行动的契机。

在当前两国的政治环境下,中美在跨国议题上的协调往往遭到怀疑,甚至是公开反对。然而,由于双方对彼此口头承诺和理解缺乏信任,中美在事实层面展开对话的动能正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双边协调不太可能自下而上自然发展。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两国领导人需在政策上开辟合作空间,指示各自政府围绕具体的共同挑战展开合作。

要实现这一点,双方领导人必须确定优先事项,并持续推进这些议题。若这些优先事项能在美国国内获得跨党派支持,就更具持续性与权威性。例如,2023年至2024年间,中美为遏制芬太尼前体物流开展协调就是一例。2023年10月,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访华,直接向习近平主席提出将打击芬太尼前体流动作为优先事项。这种跨党派的有力呼吁为一个月后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同意加强中美执法合作奠定了基础。一年后,两国领导人在2024年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面,并共同审视了中美执法合作的进展与问题。尽管成效尚不完美,但这段合作过程确实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美国芬太尼过量死亡数量出现下降。

这一案例说明,只要双方领导人将合作列为优先事项,并通过峰会推动下属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就有可能取得进展。领导人会根据对方承诺的可信度来评估彼此,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被视为无法兑现承诺。因此,两国应善用这种动态机制,在事关两国人民健康、安全与福祉的挑战上解锁基于自身利益的协调空间。

建议三:识别协调的平台。

在某些特定的双边问题上,中美存在通过协调来解决问题的空间,例如中国通过墨西哥向美国流动的芬太尼及其前体问题。然而,在大多数跨国性挑战上,华盛顿和北京必须发挥创造力,寻找适宜的协调平台。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华盛顿通常不愿支持中国主导的倡议,北京也不愿背书美国主导的跨国议题。两国都希望主导自身的事务,而不是成为对方计划的资助者或配角。

因此,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平台显得尤为重要。有些时候,可以借助联合国主导的倡议,例如中美共同为联合国维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先例。在其他情况下,合作可以采取“并行贡献”的方式,共同参与应对跨国挑战的行动。例如,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中美互相指责,破坏了共同筹措资源、加速疫苗研发的努力。尽管如此,中美都对Gavi疫苗联盟提供了大量支持。虽然两国未能直接合作,但却都通过支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解决影响本国及全球民众的问题。

展望未来,面对如下一次大流行病等必须依靠全球两大科技与财政强国力量才能解决的挑战,中美必须展现灵活性与适应能力,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调平台。

建议四:通过“二轨对话”识别合作机会与解决障碍之道

中美政府间的正式对话主要用于让双方了解对方在各项议题上的官方立场,但这类对话很少深入探讨“为什么”双方会持有这些政策立场,也就是:双方如何评估新兴挑战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如何判断国际格局的趋势与可能演变。若能有效运用,来自两国的专家、学者与前官员之间的“二轨(非官方)对话”可以弥补这种理解上的缺口,也能对官方对话形成有益补充。非官方交流有助于发现潜在风险,帮助预判对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可能反应,并在官员因身份限制而无法畅所欲言的议题上,创造性地探索解决障碍的思路与方案。

要有效发挥作用,二轨对话必须与官方渠道中的讨论相联动。双方都需要相信,他们在二轨对话中的对手方,会将对话中获得的见解私下反馈到各自的政策讨论中,而不是将这类对话当作与对方“共赏问题”的沙龙。若双方都明确了解对方的参与者与各自政府保持联络,就能使这些非官方交流变得更具目标性与现实意义。在二轨场合中,保密性往往也是促进富有成效交流的重要因素。

此外,要提升成效,双方应在议程设计阶段就积极合作。在对话开展之前,就应在主要议题、关切与讨论目标方面达成共同理解。对话中还应为参与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预留充分时间,例如共进餐食、咖啡间歇,或以结伴散步、实地考察等形式进行结构化互动。二轨对话中的突破性进展,往往不是发生在会议桌上的正式发言中,而是在这些非正式互动之中诞生的。

会议的主持也对二轨对话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该次对话聚焦于公共卫生问题,主持人就应当在有人借发言时间对对方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讨论与公共卫生无关的议题时及时制止。理想情况下,参与者应根据其专业知识、与对方专家的私交、审慎性以及专注于议题本身的能力来遴选,避免将讨论引向无关主题而影响整体进展。

此外,必须重视“口译”这一细节。如果整个对话仅用英文或中文进行,讨论内容可能会不自觉地偏向一方的关注重点与话语体系。因此应采用同声传译或耳语传译,以保持讨论的连贯性,避免对话沦为一轮轮预设发言与展示。

会场的选择也是二轨对话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尚未建立足够互信,确保与会人员可以毫无阻碍地前往彼此国家参与对话之前,许多二轨对话将需在中立第三国举行。若选址第三国,应考虑包括对中美双方的地理可达性、签证要求,以及第三国境内的交通与沟通便利程度等因素。

结语

归根结底,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深层互不信任,没有灵丹妙药可以迅速化解。中美两国已经步入战略竞争时代,且这一状态短期内难以结束,因为双方都不愿在未来全球或地区领导权问题上让步。除非出现大胆、富有创造力的新思维来推动创新、合作与协调行动,否则诸如疫情、粮食安全与环境恶化等跨国性挑战将持续恶化,使全球为之受害。本报告的目标正是为中美如何在不是出于友好、也不是出于提升双边关系的崇高愿景,而是出于冷静务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协调努力,提供新的思路与讨论基础。历史上的大国竞争者,即便在激烈地缘政治博弈中,也曾找到在跨国性问题上展开合作的方法。今天的中美,也应该如此。

 

作者介绍:

何瑞恩(Ryan Hass)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台湾研究主任,以及亚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瑞安·麦克尔文(Ryan McElveen)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副主任。

莉莉·麦克尔维(Lily McElwee)是凤凰城外交关系委员会(Phoenix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弗里曼讲席的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