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漫长的‘美国世纪’的终结：特朗普与美国权力的根源”一文刊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5年第6期，作者之一约瑟夫·奈在文章出版之前已经过世。此文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者翻译，2025年6月19日首发于基地的微信公号。
原编者按：
2025年6月，《外交事务》刊登了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漫长的“美国世纪”的终结：特朗普与美国权力的根源》。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以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相对优势为筹码，向贸易伙伴施压。这种对全球贸易依存关系的攻击，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权力根基，并将加速围绕美国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过度依赖胁迫和行使美国硬实力，不理解软实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软实力的损失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都将对美国实力造成较大削弱。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注重提升软实力，在国际舆论和吸引力方面形成对美国的追赶之势。
文章警告，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美国其实是从全球化的创新与增长中获益最多者，美国实力来源于相互依存关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制裁手段并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是一次“押注于弱点”的战略性错误，最终可能终结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员。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1937.1.19—2025.5.6），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名誉教授；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美国世纪里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部著作作者。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共著了《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型时期的国际政治》一书。本文借鉴了约瑟夫·奈先前的一些著作。今年5月，在这篇文章进行最终定稿期间，约瑟夫·奈离开了我们。我们为他的离世表示哀悼，并对他的家人准许我们继续进行此事表示感激。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既试图将美国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又试图让美国与世界保持距离。他在第二任期伊始便挥舞美国的硬实力：因格陵兰岛控制权问题威胁丹麦，暗示他将收回巴拿马运河；成功利用惩罚性关税胁迫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让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他宣布对全球多国加征大规模关税，导致全球市场陷入混乱。尽管不久后他取消了大部分新增关税，但仍继续与中国打贸易战 —— 这是他当前针对华盛顿主要竞争对手的核心战场。
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特朗普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他试图利用关税向美国贸易伙伴施压，表明他相信当代相互依存的模式增强了美国的权力。其他国家依赖美国庞大市场的购买力，也仰仗美国军事力量的保障。这些优势使华盛顿对伙伴国家强硬相向。他的立场与我们近50年前提出的观点一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会让依赖程度较低的一方在关系中占据优势。特朗普对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表示不满，但他似乎也明白，这种不平衡赋予了华盛顿制约北京的重要筹码。
尽管特朗普正确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所在，但他正在以根本上适得其反的方式使用这种力量。通过攻击相互依存关系，他削弱了美国权力的根基。与贸易相关的权力是基于物质能力的硬实力，但在过去80年里，美国积累了基于吸引力（而非胁迫或强加代价）的软实力。明智的美国政策本应维持、而非破坏那些增强美国权力的相互依赖模式，包括从贸易关系中获得的硬实力和吸引力带来的软实力。特朗普当前外交政策的持续将削弱美国，并加速自二战以来服务于众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自身）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该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国家间稳定的权力分配、规范并合法化各国及其他行为体行为的国际准则，以及支撑这一体系的制度基础。而特朗普政府动摇了所有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进入一个混乱时期，这种混乱只有在白宫改变路线或华盛顿出现新的权力格局后才会平息。但当前的衰落可能不只是暂时的下滑，而是陷入晦暗不明的状况中。特朗普以反复无常且错误的方式试图让美国更加强大，却可能让美国的主导时期——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最早称之为“美国世纪”——草草结束。
逆差优势
1977年我们撰写《权力与相互依赖》时，试图拓宽对权力的传统理解。当时的外交政策专家通常通过冷战军事竞争的视角看待权力，而我们的研究则探讨了贸易如何影响权力，并提出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会赋予依赖较少的一方权力。贸易权力的悖论在于，贸易关系中的成功（如一国对另一国拥有贸易顺差）其实是脆弱性的来源。相反，看似有悖常理的是，贸易逆差反而能增强一个国家的谈判地位。毕竟，逆差国可以对顺差国征收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而顺差国由于进口较少，难以进行有效报复。
威胁禁止或限制进口可以成功地向贸易伙伴施压。从不对称相互依赖和权力的角度看，美国在与七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中均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贸易不对称性极强，这些国家对美进出口比率均超过 2:1；日本（约1.8:1）、韩国（1.4:1）和欧盟（1.6:1）的比率也呈不对称性；唯有加拿大保持着相对平衡的1.2:1贸易比率。
当然，这些比例无法反映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全部维度。抵消性因素（如与外国市场行为体有跨国联系的国内利益集团，或跨境的个人和群体关系）可能使问题复杂化，有时会导致例外情况出现或限制不对称相互依存的影响。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我们将这些多重联系渠道称为 “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在对1920年至1970年美加关系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联系常常增强加拿大的谈判地位。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车协定是加拿大单方面引入汽车零部件出口补贴谈判的结果。在对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和权力的每一次分析中，都有必要仔细研究可能削弱逆差国优势的抵消因素。
从贸易领域来看，墨西哥的反制力量较为薄弱，因此它仍然极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欧洲可以在贸易领域进行一些反制，因为它与美国的贸易比中国和墨西哥更平衡，但它仍然依赖北约，因此特朗普威胁不支持北约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讨价还价工具。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更加平衡，而且与美国的利益集团之间有着广泛的跨国联系，这使得其在贸易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但单就贸易而言，加拿大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其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要高于美国对加拿大的依赖程度。在亚洲，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贸易关系的不对称性。只要这种对抗继续下去，美国就需要其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和伙伴，而它就无法充分利用其贸易衍生的杠杆。因此，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对影响力取决于地缘政治背景和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模式。
真正的权力
特朗普政府忽略了权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权力是让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胁迫、利益交换或吸引力实现。前两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短期内，硬实力通常胜过软实力，但从长远来看，软实力往往占上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嘲讽地问：“教皇有几个师？” 但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而教皇制度依然存续。
总统似乎过度依赖胁迫和行使美国硬实力，但他似乎不理解软实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对加拿大或丹麦等民主盟友的胁迫，广泛削弱了人们对美国同盟的信任；威胁巴拿马，则重新唤起了整个拉丁美洲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损害了美国仁慈形象的声誉；压制 “美国之音” 则抹去国家对外的传播声音。
怀疑论者会说：“那又怎样？国际政治是硬碰硬，不是柔软的。” 特朗普的胁迫性和交易性手段已经迫使对手做出让步，并有望带来更多成果。正如马基雅维利曾就权力写道，对君主来说，被恐惧比被爱戴更好。但最好是既被恐惧又被爱戴。权力有三个维度，特朗普忽视吸引力，就是在忽视美国实力的一个关键来源。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失败的策略。
即使在短期内，软实力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有吸引力，它就不需要那么依赖激励和惩罚来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如果盟友认为它是友善和值得信赖的，他们就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可能效仿该国的做法，尽管不可否认，他们可能会利用更强大国家的友善立场从而获利。面对欺凌，他们可能会服从，但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贸易伙伴是一个不可靠的霸凌者，他们更有可能敷衍应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长期的相互依赖。冷战时期的欧洲就是这种动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1986年，挪威分析家吉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将世界分为苏联和美国两个帝国。苏联使用武力建立其在欧洲的属地统治区域的，而美国方面则是“应邀而来的帝国”。苏联不得不在1956年和1968年分别向布达佩斯和布拉格派遣军队，以保持那里的政府从属于莫斯科。相比之下，北约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保持强大。
在亚洲，中国一直在加大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投入，但同时也一直在提升自身的吸引力。2007 年，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需要提高软实力。
至少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中国在全球公众舆论的评价中远远落后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对24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并报告称，在大多数国家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大陆的调查结果较为接近。最近，在2024年5月，盖洛普在13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在81个国家占据优势，而中国在52个国家占据优势。然而，如果特朗普继续削弱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数字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
诚然，美国的软实力在过去这些年里有起有落。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许多国家都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但软实力并非仅仅取决于政府的行为，而是源自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即便在越南战争期间，当世界各地的民众在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以反对美国的政策时，他们唱的也是美国民权颂歌《我们终将战胜》（We Shall Overcome）。一个允许抗议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开放性公民社会可以成为一种优势。但如果美国的民主继续受到侵蚀，且该国在国际上充当霸主角色，那么源自美国文化的软实力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是无法持续存在的。
就中国而言，它正努力弥补特朗普造成的任何漏洞。中国将自己视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旨在吸引其他国家，还旨在提供强大的经济实力。拥有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比拥有美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要多。如果特朗普认为自己能够在削弱美国盟友之间的信任、彰显帝国野心、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挑战国内法治以及退出联合国机构的情况下与中国竞争，那他很可能会失望。
全球主义的幽灵
西方民粹主义者（如特朗普）将全球化视为恶魔般的威胁，但实际上，这个词仅仅指跨洲际距离范围内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当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时，他试图减少美国在经济层面的全球相互依存，并将产业和就业流失归咎于此。全球化当然有正负两面影响，但特朗普的措施是错位的——它们攻击了那些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却未能遏制真正有害的部分。总体而言，全球化增强了美国的权力，而特朗普对它的攻击只会削弱美国。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确立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全球贸易可以通过比较优势创造价值。当国家开放贸易时，它们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贸易会产生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所称的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中会有就业流失，国家经济会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有时这种冲击是外国政府刻意政策的结果，但这种破坏可以帮助经济变得更具生产力和效率。在过去75年里，创造性破坏总体上增强了美国的权力。作为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从推动增长的创新和全球增长的溢出效应中获益最多。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可能带来痛苦。研究表明，在本世纪，美国已经失去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也创造了新的岗位），这使得调整的成本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而他们通常并未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的补偿。技术变革还导致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消失，因为机器取代了人力。而且，自动化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关系也难以理清。中国持续强劲的出口态势，使得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常规张力进一步加剧。
尽管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经济的生产力，但这些变化对许多个人和家庭而言可能并非都是好事。在许多社区中，人们不愿意迁往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愿意跨越半个地球去寻找更多的机会。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呈现出大规模的人口跨境流动这一特点，这是另一种重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具有文化上的丰富性，并为移民接受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它能将具备技能的人带到那些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来源国可能会从人口压力的缓解中获益，而移民者则会通过汇款为家乡提供资金。无论如何，移民往往会引发进一步的迁移。如果没有国家所构建的高壁垒，当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个自我延续的过程。
特朗普将社会变革的动荡归咎于移民群体。尽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从长远来看对经济显然是有益的，但批评者却很容易将其描述为短期内有害的因素，并且往往会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对情绪。移民数量的突然激增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移民常常被指责为各种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罪魁祸首，即便事实上并非如此。近年来，在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移民问题已成为针对在任政府的主导性民粹主义政治议题。它推动了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并在2024年再次发挥了作用。
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将经济动荡归咎于外国人要比承认技术变革和资本的决定性作用要容易得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在许多国家近期的选举中，执政者都面临着诸多挑战。面对这些压力，政客们往往会试图通过征收关税和设置其他国际交流障碍来逆转全球化进程，就像特朗普所采取的做法一样。
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逆转。19世纪的显著特征是贸易和移民数量的迅速增长，但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进程急剧放缓。贸易占全球经济活动的比重直到1970年左右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尽管需要一定条件推动。1950年至2008年间，世界贸易增长极为迅速，而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增速放缓。
总体而言，1950年至2023年，贸易增长了 4400%。全球贸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引发一场更持久的贸易战，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破坏。一般来说，贸易战很容易演变为持续升级的冲突，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要撤销超过五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所产生的成本，很可能会削弱各国发动贸易战的意愿，并可能促使各方寻求妥协。尽管其他国家可能会对美国采取相应行动，但它们之间未必会限制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贸易流动的终止。例如，中美如果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就有可能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戛然而止。
一些分析人士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浪潮归咎于全球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冷战结束后，随着政治变革和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跨境和长途流动的成本，贸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关税和边境管制可能会减缓这些流动。这对美国实力而言将是个坏消息，因为纵观美国历史，包括过去几十年，移民带来的活力和生产力一直推动着美国实力的提升。
无国界的问题
没有哪场危机比气候变化更能凸显相互依赖的不可逃避性。科学家预测，随着本世纪后期全球冰盖融化、沿海城市被淹没、热浪加剧以及气候模式的混乱变化，气候变化将带来巨大代价。即使在近期，飓风和野火的强度也因气候变化而加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是阐明气候变化危险、分享科学信息并鼓励跨国合作的重要声音。然而，特朗普却取消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和国家行动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试图限制具有益处的全球化类型的同时，也在蓄意削弱华盛顿应对生态全球化（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能力，而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代价可能是极其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国导致超过120万人死亡，《柳叶刀》统计的全球死亡人数约为1800万。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作为全球化核心要素的国际旅行，恰恰助长了病毒的传播。
在其他领域，相互依存仍是美国实力的关键来源。例如，科学家之间的专业互动网络在加速发现和创新方面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学活动和网络的扩展几乎没有引发负面政治反应。任何关于全球化对人类福祉利弊的评估都必须将其列为积极因素。
这就是特朗普新任期中最令人费解的方面之一：他的政府大幅削减了联邦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包括那些在投资回报方面表现优异、对现代世界的创新速度起着重要作用并提升了美国声誉和实力的领域。尽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特朗普政府却试图通过取消资助、削弱其独立性以及加大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学生的难度等方式来打压这些大学。这种攻击很难理解，除非将其视为一场针对那些不认同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精英的文化战争的一记炮火。这对于美国无异于巨大的自我伤害。
特朗普政府还在逐步放弃美国软实力的另一关键工具：即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抑制民主的进一步传播并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押注于弱点
全球相互依赖无法逆转。只要人类保持流动并发明新的通信和运输技术，它就会持续。毕竟，全球化跨越了多个世纪，其根源可追溯至丝绸之路甚至更早。15世纪，远洋运输的创新催生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随后的欧洲殖民扩张塑造了今天的国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蒸汽船和电报随着工业革命改变农业经济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今，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以服务业为导向的经济。数十亿人口袋里揣着的计算设备，其存储的信息量相当于50年前一座摩天大楼的容量。
两次世界大战曾短暂逆转经济全球化并阻断了移民流动，但在没有全球战争的情况下，只要技术继续高速进步，经济全球化就会持续。生态全球化和全球科学活动也可能持续，规范和信息将继续跨国流动。某些全球化形式的影响可能是有害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个突出的无国界危机案例。为了将全球化重新导向并塑造为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各国必须进行协调。要使这种协调有效，领导人必须构建和维护连接网络、规范和制度。这些网络反过来将使它们的中心节点——美国受益，并为华盛顿提供软实力。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最强大的国家。不幸的是，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目光短浅，专注于依赖贸易不对称和制裁相关的强硬实力，这一做法可能会削弱而非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朗普过于关注盟友搭便车的成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美国掌握着方向盘——因此可以选择目的地和路线。特朗普似乎并未理解美国实力在于相互依存。他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用美国的劣势进行悲剧性的豪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