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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谈中美如何进入关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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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查看贝森特接受ABC周日采访的文字。

昨天,4月27日,美国ABC电视对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了采访。根据媒体的报道,贝森特讲话的要点是:

  • 美国正在和17个主要的贸易伙伴进行了比较深人的谈判,并且制定了流程,可望在90天内达成原则性的协议。他说:“其中一些谈判进展顺利,尤其是与亚洲国家的谈判。”
  • “战略不确定性”是一种谈判的手段,他说:“没有人比特朗普总统更擅长创造这种筹码。你知道,他已经展示了这些——高关税,这就是大棒。这就是关税可以施加的地方。而胡萝卜就是,来找我们,取消你们的关税,取消你们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停止操纵你们的货币,停止补贴劳动力和资本,然后我们再谈。”
  • 要解决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必须首先缓和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正释放信号,表示有意缓和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

Walmart和Target等美国主要经营中国商品的零售商已经发出警告,由于高关税停止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今后几个星期内将出现货架空空如也的情景…… 美国人已经开始感觉到关税战的后果,就连婴儿车也已经涨价了。

贝森特对此似乎并不在乎。他指出,中国的商业模式就是“低价倾销”,现在这种商业模式突然停止了,中方会感到难以忍受,从而希望与美方进行谈判。

贝森特承认,“双方都在等待对话。” 他还说:“我认为,目前双方都必须缓和局势……如果双方以共同的方式走向缓和,我不会感到惊讶。” 贝森特的意思是不要在“谁先眨眼”问题上纠缠。

也有媒体报道,特朗普有可能单方面首先降低关税,即使中国不降低关税,美国最终也可能会降低关税。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那就是由他设定一个“价格”,对方是否接受“悉听尊便。” 但是《华尔街日报》指出,即便降低关税,也只是降到60%上下。还有媒体报道称,特朗普不会单方面降低关税,除非中方提供“实质性回报。”

上星期,世界各国负责经济事务的领导人都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即G20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贝森特称:“我与中国同行(财长)进行了交流,但更多的是讨论一些传统话题,比如金融稳定、全球经济预警。”

也就是说,虽然有接触,并没有进行任何有关关税问题的谈判。

卢特尼克:只要能与总统交谈,就是“美好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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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特朗普政府中,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是一位政商两界都关注的人物。《纽约时报》4月28日发表了一篇深度长文,剖析了卢特尼克上任以来的种种举措,以及他与特朗普总统之间密切而独特的关系,展现一位“非常规官员”对美国经济政策版图的深远影响。】

自从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被提名为特朗普总统的商务部长以来,全球一些最大公司的高管们就纷纷设法争取他的支持。

英伟达(Nvidia)、脸书(Facebook)、台积电(TSMC)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领导人纷纷造访他最近在华盛顿购入的一座价值2500万美元、面积达16,250平方英尺的大宅。卢特尼克,这位亿万富翁,曾打趣称这座豪宅“足够容纳我的自尊心”,而这些高管们的目标是游说他推动更有利于商业的政策议程。

随着特朗普大幅提高关税,达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福特汽车(Ford Motor)、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公司纷纷寻求卢特尼克的帮助,希望他能劝说总统采取更温和的做法。一些首席执行官甚至在深夜打电话给卢特尼克,希望争取他的支持。

现年63岁的卢特尼克领导的部门,既负责促进产业发展,也负责监管行业,并且被赋予了主导贸易政策的重任。因此,他成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坚持推行关税政策的总统与在关税重压下挣扎的行业之间的关键中间人。

作为一名前华尔街债券交易员,卢特尼克凭借在金融界积累的财富,成为政府内最为激烈捍卫关税政策的声音之一。他公开支持总统的立场,称征收高关税是重振美国工业的必要之举,并表示如果企业不满关税,就应当将工厂迁回美国。

但在政府内部的私下讨论中,卢特尼克却经常主张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他曾支持在全球征税后因市场动荡而提出的90天暂停期,并多次游说总统为特定行业争取关税豁免,帮助相关企业免于数十亿美元的征税负担。

例如,在今年三月,在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向卢特尼克警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将削弱美国工厂竞争力后,他成功促使总统为汽车行业争取到了重要的关税豁免。四月,他又帮助电子行业争取到了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豁免,当时包括苹果公司(Apple)的蒂姆·库克(Tim Cook)和戴尔科技(Dell Technologies)的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等高管都曾向他直接求助。

不过,特朗普本人似乎对这些豁免感到越来越不满。据悉,他曾私下抱怨自己本不想批准这些豁免,并在四月份于Truth Social平台发文称,“没人能‘逃脱惩罚’”,并表示未来电子产品仍将面临新的关税。

各家公司对贸易政策的走向感到极度困惑,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游说,希望争取到有利可图的关税豁免。卢特尼克(Lutnick)并不总是站在帮助企业的一边。他经常利用关税威胁或其他激进行动,施压企业在美国加大投资。

例如,卢特尼克暂停了对企业发放《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Program)下资金的拨付。该计划是一项由两党共同推动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旨在重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多家公司已经签署了相关合同,但卢特尼克仍向部分高管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作为领取资金的条件。

他还让一些公司认为,如果在美国增加投资,可能会获得关税减免。他曾讨论将企业缴纳的关税暂时存入托管账户,如果企业完成在美投资,就退还这笔钱。自从特朗普开始威胁加征关税以来,苹果(Apple)、台积电(TSMC)和英伟达(Nvidia)等公司陆续宣布了在美国的新投资项目。

作为一名前投资银行家,卢特尼克似乎对通过新奇手段来增强政府财政尤感兴趣。他支持特朗普提出的向富裕外国人出售美国“金卡”(gold card)公民身份的计划,还谈到政府可以从专利和创新成果中抽取分成。

卢特尼克的支持者认为,他为华盛顿带来了急需的新思维。但据大约六位熟悉相关交流的人士透露,一些企业高管和外国官员则形容他的某些提议既异想天开又有害,且在与他交流后感到极度不安。

尽管已经掌管着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卢特尼克仍在努力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力。

他正试图接管海关部门,以实现特朗普提出的“对外税务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一个专门征收进口税的新机构。此外,卢特尼克还表达了希望掌控美国邮政局(U.S. Postal Service)的意愿。他表示,特朗普曾给他“整整24小时”的时间来想办法解决邮政局的财政问题。卢特尼克提出,将邮政局并入商务部,并让邮递员负责进行全国人口普查。

作为总统的核心顾问之一,卢特尼克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特朗普的冲动和直觉。卢特尼克在今年3月一次华盛顿的会议上表示,在特朗普对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失去影响力表示担忧后,他让一位朋友用两部iPhone拍摄了运河上船只通行的视频。他把这些视频分享给特朗普,两人一起感叹船只和集装箱上到处都是中文标志。“巴拿马人已经卖身了,”他说。

卢特尼克最热衷推动的许多想法,其实并不属于商务部的传统职责范围。商务部是一家拥有约5万名员工的机构,负责监管商业、天气监测、渔业、人工智能和商业太空活动等领域。

在内部,员工们表示士气大幅下降,因为政府不断加重工作负担并裁减了数百个岗位。那些长期致力于提升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们——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宣称的目标之一——感到自己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一些商务部员工表示,与以往的部长不同,卢特尼克没有发送欢迎邮件,也没有发表欢迎致辞。他们在他被确认上任后的一个月内既不知道他的邮箱地址,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卢特尼克则对他人表示,他计划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白宫。

许多员工认为,卢特尼克的关注对象只有一个人:他称之为“DJT”(唐纳德·J·特朗普)的总统本人。卢特尼克经常赞美特朗普的直觉、智慧和先见之明;吹嘘自己经常在周五晚上与特朗普共进晚餐;并表示,只要那天能与总统交谈,那就是“美好的一天”。

他也积极拥抱媒体聚光灯。几乎每天一次的电视露面引发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及盟友的警觉,同时也遭到民主党人的批评,指责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内阁与普通民众脱节。

在三月底的一次采访中,卢特尼克表示,只有“骗子”才会抱怨没能收到社会保障金支票,并称他94岁的岳母“也不会打电话抱怨”。

到了四月,卢特尼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又表示,“未来那种成百万上千万的人类军队,在那儿拧着一颗颗小螺丝来组装iPhone的场景——这种事情将会回到美国来。”

专访王缉思:今天的世界并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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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其第二任期内外政策议程与美国未来前景的热议。2025年初,《当代美国评论》编辑部对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邀专家王缉思教授进行了专访。王缉思就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内政外交、社会变化、中美关系等相关议题分享了真知灼见,指出在中美关系不断复杂化的当下,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应积极寻找机会,同两国科学技术界、产业界、金融界、战略界等不同领域的从业者保持沟通对话,积蓄更多知识和能量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和政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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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教授在采访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就经贸、技术、军事、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具体议题进行有实质内容、有独到见解的探讨,才能增进中美相互理解。中国学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发表自己的独到看法,并建立与政策圈和产业界的沟通渠道,才能让美方认可进行这种交流的价值。只讨论大而化之的话题是不行的。中国学者不仅要关注政策议题,还应更多地接触本国农村、工商企业、国防、科技的实际。中国的美国研究者应该积极寻找机会,在美国进行实地调研,同两国科学技术界、产业界、金融界、战略界等不同领域的从业者保持沟通对话,积蓄更多知识和能量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和政策讨论。”

2025中美智库经贸对话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2025年3月26日,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联合主办、利世控股(Lee World Group)协办的中美智库经贸对话(China-U.S. Think Tank Dialogue on Economy and Trade)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功举行。此次会议旨在促进中美双方智库交流,就两国在“特朗普2.0”时代的政治发展及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未来双边合作提供建设性建议。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发言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本次对话正值中美两国面临重要变革之际,具有特殊意义。他介绍了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的努力,强调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相互理解,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希望此次会议能为双方提供建设性讨论的平台,助力增进理解,避免冲突,并推动中美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卡特中心负责和平项目的副总裁芭芭拉·史密斯发言

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副主席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J. Smith)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这是她首次深入访问中国,意义非凡。她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诸多挑战,更需要加强对话与交流,以灵活、创新的方式推动合作。史密斯回顾了卡特总统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并指出,青年交流在未来合作中至关重要。她期待此次会议为增进双方理解提供契机,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交流机会,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做主旨发言

在主旨发言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强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历届美国政府均承认其关键性。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已形成深度融合,彼此密不可分,唯有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对抗则只会导致双输。他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需要智库、学者及民间社会广泛参与,加强人文交流,以增进理解与互信。同时,他呼吁双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反对单边主义和集团政治,并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合作。最后于洪君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期待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构建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双边关系。

首场专题讨论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主持,发言嘉宾围绕“特朗普 2.0”时代美国政治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展开深入交流。

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美国国务院原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Rick Waters)在发言中指出,目前评估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仍为时尚早,许多关键问题尚未明朗。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虽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但在具体执行上仍存在内部矛盾,未来可能需要调整。他对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持谨慎态度,认为在结构性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双方难以达成“大交易”或建立长期共存机制。同时,华自强认为双方仍有可能在特定领域展开合作,以管控政策影响并维持关系稳定。他提到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可能展现一定的务实态度,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政府内部国家安全机构和国会的对华强硬倾向,这种政策环境可能使得即便是有限的合作也难以顺利推进。

汇力基金董事长孟晓苏在发言中指出,美国房地产市场具有18年周期性的规律,这一规律深刻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并多次在历史上得到验证。他回顾了1972年、1990年和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下跌,分别引发了经济衰退,并强调这并非偶然,而是房地产市场的内在周期所决定的。他进一步分析了共和党执政期间房地产危机频发的现象,指出这并非政党因素所致,而是房地产周期使然。展望未来,他预测美国房地产市场将在2026年前后进入新一轮下跌周期,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虽短期利好,但无法改变周期性下行的客观规律,因此应超越政治对立,提前研究应对措施,以防范经济风险,否则盲目依赖政治叙事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芭芭拉·史密斯认为,美国政府对外援助资金的大规模冻结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和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她提到,美国每年约6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政策原本旨在促进全球安全、经济增长和繁荣,但目前较大部分资金已被取消或冻结,这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对外影响力,也对美国农民、贸易伙伴及全球稳定造成负面冲击。例如,美国农民原本供应40%以上的国际粮食援助,但现在粮食滞留港口,部分州经济受损。此外,对外援助的削减可能加剧全球冲突和不稳定,使美国面临更大的安全挑战。在未来,美国可能通过千年挑战公司(MCC,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调整援助结构,但成效仍有待观察。她进一步指出,不少美国观察家认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多领导和外交机遇,尤其是在多边机构和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

 

贾庆国教授在评论美国政治重组时指出,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经历了显著的意识形态变动。他强调,共和党由自由贸易立场转向保护主义,而民主党则由代表工人阶级逐步转向关注少数群体权利。这一变化亦体现在领导方式上,从制度化领导转向个性化领导。贾庆国认为,中国在面对当前的美国政治局势时,必须重新评估美国的政治动态,深入了解两党政策立场变化,并调整应对策略,以便更准确地把握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利世集团总裁李中子发言

第二场专题讨论由利世集团总裁李中子主持,发言嘉宾们围绕“特朗普 2.0”时代美国政治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展开深入讨论。

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在发言中讨论了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影响,他认为“美国优先”政策带来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且美国本身也未能从中受益。特朗普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并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受阻。霍建国提出,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应采取新的合作方式,包括扩大开放更多行业以吸引美国投资,并推动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他建议通过建立一个多层次平衡的贸易模式,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缓解贸易摩擦,推动合作。霍建国认为,虽然中美短期内可能会延续当前形势,但通过谈判和调整,最终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文哲凯(Jake Werner)在讨论中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尤其是其经济民族主义立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哲凯表示,虽然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旨在保护美国工人,但实际上未能有效解决美国制造业衰退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并导致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他呼吁未来的政策应更加注重国际合作,以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许子兰在讲话中强调了美中经济关系中的挑战与机遇。她指出,尽管美中贸易摩擦加剧,导致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但许多美国公司依然坚持在中国市场运营。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竞争加剧,许多公司在当地的盈利能力受到影响。她还提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了中国对美国企业的信任,导致部分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形象受损。许子兰呼吁,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推动经济合作,并强调民间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教育和人文交流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以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发言中强调了中美两国面临的复杂政治环境以及特朗普政策的背景和影响。他指出,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策略基于几个问题假设,如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其他国家通过贸易合作占据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跨国公司背离了美国利益等。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国际化进程的逆转,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冲突。王勇教授建议中美两国应尽早进行战略对话,同时增进两国民间交流,尤其是通过教育和投资促进理解与合作。王勇最后指出,尽管两国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挑战,但通过务实的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仍然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和平与稳定的局面。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参会嘉宾就“特朗普2.0”时期的贸易政策、供应链调整以及金融合作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第三场专题讨论聚焦“特朗普2.0”时代中美经贸关系的机遇,该环节由文哲凯主持。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在发言中首先强调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在本世纪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双方应该加强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创新和技术领域。然而,陈宏也提到,由于政策和监管的限制,两国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受阻,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寻求合作机会。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巨大市场潜力,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商业机遇。同时,陈宏呼吁,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和增进民间理解,可以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和睦家医疗创始人、新风医疗副董事长、中国美国商会名誉主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李碧菁(Roberta Lipson)在发言中强调了中美两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对双方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癌症和慢性病等问题上。她指出,中国和美国的医疗市场互为依赖,美国向中国出口大量药品和医疗设备,中国也向美国供应创新药品。两国在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合作已经拯救了无数生命,但由于近年来信任问题和安全限制,双方的合作面临挑战。李碧菁提到,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药品增加了关税,但中国对美国药品的进口仍然保持高需求,尤其是在癌症和肥胖治疗领域。她还提到中国正在放宽外资进入医疗领域的限制,表示未来中美医疗合作的前景仍然充满潜力。她呼吁双方继续推动合作,以应对全球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龙洲经讯创始合伙人兼研究主管葛艺豪(Arthur Kroeber)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的关税政策极具冲动性和不稳定性。特朗普本人将关税视为施压工具,意在推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强化单边权力,而他的贸易团队则试图建立更具结构性的经济贸易目标。这种政策调整虽然提升了可预测性,但由于对美国经济问题的错误判断,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葛艺豪认为,在美中贸易谈判中,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协议应当能够重塑两国经济关系,尤其是扩大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如果美国能够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这将是建立双方信任的重要一步。美中如果能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不仅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稳定的发展。

 

阿特斯阳光电力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张慧峰发言

阿特斯阳光电力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张慧峰在发言中强调,中美两国的制造业和贸易问题可以通过合作解决。他提到,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和生产能够有效解决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和贸易赤字问题。张慧峰举例说明,阿特斯在美国已经创造了超过2000个就业机会,并计划在多个州建立更多的电池生产线。他认为,随着中国公司逐步进入美国市场,未来五年内美国的制造业将迎来显著增长,贸易赤字问题也将得到缓解。他还呼吁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解决中美合作中的瓶颈,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信息科学助理教授孙梅岑在发言中指出,关税并非保护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是实现保护主义的手段。她强调,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将通过非关税措施,如数据壁垒和信息技术控制,来实施贸易保护。她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对TikTok的监管,认为这种通过数字手段实施的保护主义将成为未来的常态,逐渐取代传统的关税措施,成为国家保护经济独立性的新方式。未来,越来越多国家可能会采用类似手段进行贸易保护,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社交平台领域,形成一种“无关税的保护主义”新局面。

青峰资产管理集团特别代表陈皓在发言中强调了中美合作中的三大机会。首先,在资本流动的背景下,跨国行业合作为双方创造了新的商机,例如美国农民通过上海期货市场保障大豆价格,肯尼亚通过自由贸易港向中国出口商品,以及深圳能源公司通过技术提升美国德州油田的石油回收率等。其次,技术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物流和电池技术上的进步,为中美之间的合作带来了新活力,提升了港口物流效率并推动了能源产业的创新。最后,在能源合作方面,中美双方在共同制定绿色标准和碳会计上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天然气和太阳能领域。陈皓总结道,地缘政治风暴不应妨碍人类进步,未来中美合作将是全球增长的新方程式,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马力在发言中强调了谈判中双方利益的平衡与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中美之间的谈判不仅仅是简单的赢输关系,而是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实现互利共赢。例如,在大豆和鸡爪的贸易中,虽然中国购买了更多巴西的大豆,但美国的价格更便宜,结果双方都未能从中获益,反而造成了浪费和损失。他还提到,高关税对两国经济造成了复杂的负面影响,包括损害消费者福利和造成就业市场波动。展望未来,马力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制定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以及改善全球贸易和移民治理,推动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和解决争端的机制。最后,他强调,谈判应着眼于创造价值,双方通过互相理解和合作,能够实现共同发展。

高途董事长陈向东在讨论中指出,人工智能(AI)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尤其是在安全和监管方面。他认为,全球范围内应建立统一的网络组织来规范互联网运作,而不是局部地区的网络规范。他提到,目前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在投资和技术定义方面。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新兴公司不断涌现,甚至可能影响到现有大公司的主导地位。陈向东还强调,从投资角度来看,AI安全性是未来的重要机遇,并提到Google等大公司正在加大在AI安全领域的投资。因此,中美两国需要就AI的定义和监管达成共识,以应对这一领域的挑战。

 

讨论环节中,嘉宾们围绕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展开深入讨论。

 

在闭幕式上,王栋教授表达了对各位参会嘉宾的感谢,表示此次对话在特朗普新政府对中美关系和全球秩序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举行,聚焦中美经贸议题,由双方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参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未来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但本次对话加强了双方的相互信任与理解,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梅岑教授则表示持续的合作和对话将为双方带来更多的机遇,推动全球合作迈向新的高峰。

此次中美智库经贸对话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在双边关系、经贸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交流,彰显着两国智库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时,致力于通过对话推动双方在相关领域增进信任,达成共识。此次会议也为中美学者搭建了研讨交流的平台,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学术智慧与智库力量。

参会嘉宾合影

特朗普先“眨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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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究竟有没有与中国领导人通话?美方说有,中方表示中美就关税问题没有任何接触,更谈不上两国最高领导人相互通话。其实,特朗普当选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2024年12月6日)就大言不惭地说,他刚跟中国领导人通了电话(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关于这次采访的报道)。其实,特朗普直到北京时间2025年1月17日才与中国领导人通话(点击这里查看关于这次通话的报道)。2025年1月24日,王毅与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通话;2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离何立峰举行视频通话;3月下旬,美国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访华,与李强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见面。本站曾就戴恩斯的访华发表题为“戴恩斯:美中贸易博弈的‘侦查员’”的评论。这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双方几次正式的接触。中国媒体报道,4月24日,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到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会议。目前美中两国都没有任何关于蓝佛安跟美国财政部官员见面的报道。在北京时间4月24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近来美方不断有消息称,中美之间正在谈判,甚至将达成协议。你能否证实双方有没有开始谈判?”发言人郭嘉昆说,“这些都是假消息。据我了解,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

“极限施压”和“漫天要价”,本来就是特朗普做生意的手段,因此当他有所退让时,你以为你赢了,他“认怂”了,其实他正偷着乐呢!至于谁先“眨眼”,并不重要,他不怕你“就地还钱”,就怕你扭头不理。

现在,他在对中国的关税战中似乎开始退让了,态度开始软化了。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为安抚北京,白宫正在考虑将关税调整至50%至65%之间,但战略性产品不包括在内。

其实60%的关税本来就是他在竞选总统期中所公开宣布的目标,更何况他对世界各国所征收的10%“基准关税”,看起来微不足道,似乎至今没有人为这区区10%和他翻脸。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笔交易是我选择的。换个角度看:我们是一家百货公司,我们自己定价。我会与这些公司会面,然后设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我认为公平的价格,他们可以支付,也可以不支付。他们不必与美国做生意,但我对各国设定了关税。”(《时代杂志》对特朗普的采访记录)

前不久特朗普的财长贝森特表示现在出现的“禁运”僵局难以持久,他还表示“脱钩”并非特朗普的目标,但是他也承认目前双方并没有开始谈判。白宫的那位金发美女发言人还特别强调特朗普不会单方面主动降低对中国的关税,特朗普本人也说是否降低关税取决于中方的态度。

但是本星期特朗普却一再表示,145%的关税太高,应该降下来。他还说中、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甚至说他已经和习近平多次通了电话。

中方坚决否认目前双方存在任何谈判,坚称美国需要先采取行动,取消关税。

星期四,特朗普告诉记者,对话正在进行。当被问及中方声明时,特朗普说:“嗯,他们今天早上开了会。‘他们’是谁并不重要。我们可能会稍后透露,但他们今天早上开了会,我们也一直在与中国会面。”

据报道,星期三至四(4月23日至24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出席了会议。

韩国媒体《中央日报》爆料称,美东时间周四上午7点左右,一位配戴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行证的中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在约10名随行人员陪同下,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该大楼位于白宫附近,是美国财政部的核心设施。该报认为,美国与中国已经就关税协议展开接触,双方官员于24日早晨于华盛顿展开了一场未公开的会面,媒体拍摄到中国高级官员及随行人员,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的画面。

星期五,《时代杂志》对特朗普进行了采访:

《时代杂志》:如果习近平不给您打电话,您会主动给他打电话吗?

特朗普:不会。

《时代杂志》:您不会?

特朗普:不会。

《时代杂志》:他给您打过电话了吗?

特朗普:打了。

《时代杂志》:他什么时候打的?

特朗普:他打过电话。我不认为这是他软弱的表现。

如果中、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这是好事,特朗普为什么不肯透露具体是谁和谁在何时何地进行谈判?如果习近平真和他通了电话,他又为什么如此讳莫若深?

也许,他是在给自己寻找体面下台的台阶。但即便如此,只要双方关系开始缓和,总是值得欢迎的好事,至于谁先眨眼,并不重要。

中方也表示谈判的大门是开着的,但美方需要端正态度。

《华尔街日报》强调:尽管特朗普多次释放希望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谈的信号,但后者始终未予以回应。

纳瓦罗:特朗普厌恶贸易的贸易顾问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纽约时报》记者Anna Swanson,文章英文题目为“The Trade Adviser Who Hates Trade–Once sidelined, President Trump’s counselor Peter Navarro has returned to Washington and quickly upende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发表于2025年4月20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劝说特朗普暂停对全世界各国的对等贸易,美国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特意在纳瓦罗不在白宫的时候进入椭圆办公室,说服特朗普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帖暂停对除中国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这件事说明纳瓦罗对特朗普的影响有多大。其实,特朗普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并不乐见纳瓦罗与特朗普走得太近,但是特朗普每次开会都要问“我的彼得在哪里”。纳瓦罗是唯一为特朗普煽动1月6日国会山暴乱进监狱服刑的人。他对美国司法体系的蔑视和对特朗普的忠诚为他进入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打下了基础。其实,纳瓦罗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历史的偶然性和一个曾经默默无闻或被人嫌弃的人在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改变历史的残酷现实。本站去年3月曾发表“纳瓦罗–从总统助手到阶下之囚”一文(点击这里查看该文)。

去年7月迈阿密的一个晴朗日子里,彼得·纳瓦罗走出了联邦监狱,他因藐视国会罪在那里服刑四个月。纳瓦罗拒绝在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调查中作证,他声称那是一场捍卫宪法的行动。

出狱几个小时后,纳瓦罗飞往密尔沃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他们判我有罪,把我关进监狱。你们猜怎么着?他们没有击垮我,”他当时说。这个向特朗普表忠心的举动,似乎得到了回报。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贸易顾问纳瓦罗一直被其他官员排挤、嘲笑和贬低,他们认为他在贸易问题上的保护主义观点是错误和危险的。

但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中,75岁的经济学家、贸易怀疑论者纳瓦罗获得了新的权力。他对美国经济的复仇主义愿景更有信心了,对批评他的人也更加不屑,并且已经起草了十多项与贸易有关的行政命令,其中许多已由总统签署。重返华盛顿的特朗普也更加坚定地要最终实现他几十年来一直持有的贸易观——不公平的贸易体系正在榨取美国的利益,需要从根本上改变。

随着特朗普任期100天的临近,纳瓦罗帮助他推出了六项重大贸易举措。这些措施使关税达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目的是遏制美国对进口的依赖,迫使工厂迁回美国。

20多年来,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度是民主党人的纳瓦罗一直在宣扬其他国家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尤其是中国。

主流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纳瓦罗的一些观点,如全球化如何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岗位,并破坏了一些社区。但他们对关税提出批评,认为这只会适得其反,导致价格上涨、经济增长放缓。

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贸易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说,纳瓦罗“可能是现代美国总统所拥有过的最糟糕的贸易顾问”。

纳瓦罗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在执行特朗普的指示和愿景,“入狱不仅是对总统忠诚的表现,也是对宪法忠诚的表现。”

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称他为“无价的财富”,并且“彼得·纳瓦罗在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如何损害美国工人方面,比主流‘专家’领先了几十年”。

纳瓦罗似乎纯粹是受意识形态和使命驱使,而不是对金钱或荣誉的渴望。他相信他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不能信任学术界对特朗普经济学的批评,”纳瓦罗在1月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们有信誉问题,因为他们一直在喊‘狼来了’。他们在第一任期就一直这么做。我们是对的。他们错了。就是这样。”

纳瓦罗曾凭借奖学金就读塔夫茨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经相信自由贸易的益处,198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其中有一章为自由贸易辩护。(“我那时从众了,”他在1月的采访中说。)

他先后在圣迭戈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商业和经济学,并在欧文分校成为终身教授,在那里待了20多年。他做过演讲,写过书,还在电视上做过评论员。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让纳瓦罗的观点——无论是对民主党还是他所在的领域——产生了转变。

纳瓦罗说,在21世纪初,他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出人意料地开始开始失去工作,于是他开始关注中国对贸易的影响。他让学生们去研究中国人如何能给他们的产品定出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低的价格。

他的主要发现是,推动价格上涨的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还有一系列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包括出口补贴、货币操纵以及对工人和环境缺乏保护。

他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一本是他与格雷格·奥特里合作撰写的《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于2011年出版,特朗普表达过对此书的赞同,说它“很到位”。

特朗普的老朋友、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说,尽管是一名海岸地区的教授,纳瓦罗还是一直关心劳动人民。

“他深刻地了解,铁锈地带的人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奥布莱恩说。“他从本质上理解,中国正在吃我们的午餐。”

纳瓦罗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的顾问,而保护主义言论在特朗普的票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纳瓦罗在2022年出版的《夺回特朗普的美国》(Taking Back Trump’s America)一书中写道,特朗普获胜后,他被许以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

然而,这个职位后来给了高盛前总裁加里·科恩,按照纳瓦罗的描述,那是一个“全球主义者”。纳瓦罗受命负责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但该部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源。

科恩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认为,从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征收高额关税,纳瓦罗的提议都是有害的。这在纳瓦罗和一些官员看来是在企图整他。

按照要求,纳瓦罗需要向科恩报告,并将自己的电子邮件抄送科恩。为了阻止纳瓦罗独自闯入椭圆形办公室,他们制定了一项策略。与其他顾问不同,纳瓦罗没有被邀请在每周的贸易会议上发言。

但特朗普内心也是一个贸易怀疑论者,他有时会特别问起纳瓦罗,说:“我的彼得在哪里?”

纳瓦罗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成功地让总统对钢铝征收关税后不久,科恩离开了白宫。但纳瓦罗又找到了其他的死对头。奥布莱恩回忆说,对于是否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进行谈判,他与财政部长史蒂文·马努钦在战情室和椭圆形办公室有过一些“相当大的争论”。

科恩拒绝置评,马努钦也没有回应。

现在的问题是,关税能否经受住它们所引发的反弹,并实现特朗普和纳瓦罗所承诺的东西。

特朗普政府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它已对钢铝和汽车征收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关税,并展开了可能导致对铜、木材、半导体和药品征收关税的调查。它对近60个国家征收了更高的全球关税,特朗普随后将其暂停90天,以便进行谈判。

汽车制造商、电子产品制造商、农民和其他人一直在就关税预计会造成的损害向白宫施压。小公司说它们有倒闭的风险。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的辩论中,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等一些顾问主张降低关税,以此作为打开外国市场的筹码。

但是纳瓦罗继续推行关税最大化的方法。

然而,由于债券市场的动荡,总统本月暂停了他的许多全球关税。特朗普还将电子产品排除在对华关税之外,并曾谈及对汽车等行业的其他豁免

在一片混乱中,有传言说纳瓦罗如履薄冰,尽管就连他的一些批评者也怀疑他并不会被迫下台。4月13日,纳瓦罗在NBC的《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中否认了有关他被边缘化的报道,并表示政府的政策仍然是“不豁免,没例外”。他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在上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纳瓦罗表示,主流媒体对乱象的描述“忽视了美国与90多个承认贸易欺诈的国家进行谈判的战略”。

“这是特朗普的三维象棋,那些无端惊慌的人需要信任特朗普,”他还说。

美中贸易依然藕断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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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4月22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承认,中、美之间目前的关税战不可持久,因为特朗普并没有意思要中、美“脱钩”。但是他也承认,中、美之间还没有开始谈判。

这也许是特朗普团队中作出这种评估的第一人。尽管贝森特的表态说明美国有意打破当前的僵局,但是要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从当前实际存在的“贸易禁运”现状回到以前的状态,看来很难。

同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就达成潜在贸易协议方面进展顺利。她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说明,但似乎表示中、美之间还存在某种低层的接触,莱维特的这个“进展顺利”的说法似乎和贝森特所说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

当前最令美方感觉“疼痛”的也许是中国对美国的稀土金属“禁运”。

不久前,马斯克在社群平台X上指出,许多人误以为稀土矿藏稀缺,实际上这些元素遍布全球。他强调,问题不在于稀土资源的取得,而是“如何有效提炼稀土金属,以及制造高效磁铁的能力”,这才是掌握产业命脉的关键。马斯克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其庞大的重工业体系,能以规模化方式处理稀土,而这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忽视的弱点。他指出,美国虽曾试图重建本土的稀土供应链,但由于环保法规严格与成本高昂,使得开采与冶炼规模无法扩大,美国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对中国稀土金属供应链的依赖。

马斯克提到了“磁铁”,这也许是稀土金属中最为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

马斯克认为“机器人”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上的最大宗商品,而机器人离不开磁铁元件。据说马斯克的每台机器人需要3.5公斤磁铁。

马斯克计划在今年生产5000台“擎天柱”人形机器人,目前磁铁元件的来源发生了困难。

4月22日,马斯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正在与中国方面协商此事,希望能得到使用稀土永磁材料的许可。中方希望得到保证,确保这些材料不会用于军事用途,而‘擎天柱’人形机器人显然不是武器,它们只会用于民用领域。”

中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双边出口管制对话交流机制,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合规贸易。这表明中国的出口管制并非全面禁止,而是需要提出申请,在合理合规的框架下,确保稀土资源的出口符合国家安全和国际义务的要求,也为包括特斯拉在内的企业提供了沟通协商的渠道。

这也许就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所称的“美国与中国就达成潜在贸易协议方面进展顺利”。

媒体指出,若特斯拉成功获许,将给其他依赖中国稀土的企业带来积极信号,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发展;反之,可能引发行业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促使企业重新审视和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寻求多元化的资源供应,这将对全球稀土贸易格局和科技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据报道,马斯克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甚至考虑把他的机器人放在中国制造,再运回美国,宁可缴纳高额的进口税也在所不惜。

中方有可能放宽对美方的稀土金属供应,作为回报,美方有可能放宽对中方的高科技禁运吗?看来不可能。

就在前不久,就连英伟达为合规美方禁运条件专门为中国设计和制造的H20芯片,也被禁运了。出口需要申请许可证,但多数不会批准。

中美关税战 中国应对措施实时跟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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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在经历了前一波猛烈升级以及暂时的平静之后,这两天又有了值得关注的重要进展。美国当地时间周二(4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将“大幅下调”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进口关税,但也不会降至零。他还表示“我不会说‘我要对中方强硬’,我们会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友好相待,然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同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由摩根大通举办的一场私人投资会议上说,“在当前(中美)的关税税率水平下,没有人认为目前的现状能够持续下去。”贝森特还表示,当前局势本质上是贸易禁运。美国目标并非与中国脱钩,两国可能在两到三年内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与中国就此类协议的谈判尚未开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向中国释放善意。CNN周二评论道:特朗普的这番言论“似乎标志着美国在数周的强硬姿态和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之后做出了(对华)言辞上的让步”。

不过,就在上周,特朗普还将中国称为“敌对贸易国家”,媒体还报道美国要利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孤立中国”。综合特朗普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些复杂信号以及最新的“善意”,北京采取了深思熟虑的态度,没有立即显示出急迫要进行贸易谈判的意思。

在北京时间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即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脱钩断链只会孤立自己。对于美国发动的关税战,他说,“中方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愿打,也不怕打。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停止威胁讹诈,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同中方对话。一边说要同中方达成协议,一边不断搞极限施压,这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的话,认为这些言论是“典型的特朗普风格” “没什么不寻常的”,认为这是特朗普向中国发出信号的方式。但他分析特朗普很着急,其政府在承受着压力,但中国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迹象。

《南华早报》还援引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的分析,认为由于市场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仍然高企,以及投资者明显对美元失去信心,“(特朗普)需要尽快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需要做出任何重大让步。”

根据美国媒体Axios周二的报道,美国三大零售巨头——沃尔玛、塔吉特和家得宝的首席执行官——在一次私下会晤中警告特朗普称,他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可能会扰乱供应链、推高物价,并导致货架空空如也。一位熟悉会议情况的政府官员告诉Axios:“这些大型零售商的CEO直接告诉他特朗普,目前价格还没有上涨,仍然保持稳定,但它们将会上涨。这次讨论的内容并不涉及食品,但他们明确表示,货架将会空空如也。”

另一位了解情况的官员表示,这些CEO还告诉特朗普,供应链的中断可能在两周内就会显现出来。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市场很吃惊——股票、债券和美元均走低,投资者因特朗普最新威胁罢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干预央行独立性而陷入恐慌。

特朗普政府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信号是在财长贝森特近几周影响力增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据多家媒体报道,贝森特甚至在纳瓦罗等在贸易问题上持特别强硬立场的顾问不在场的时候,迅速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向特朗普进言,劝他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放缓强硬立场。此外,特朗普释放善意的另外一个背景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他应对经济的做法表示不满。据CNBC 的一份最新民调,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3%,不支持率为55%。这是CNBC所有民调中,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首次在经济议题上出现“净负”评价。

至于特朗普发出的最新善意是美国先“眨眼”退让了,还是缓兵之计,媒体人胡锡进分析,目前做这样的分析意义不大,但他认为,“特朗普目前承受了巨大压力”。胡锡进总结了三条理由,第一是中国不退让——特朗普团队原想通过高压迫使中国让步,但中方展现坚定决心,无求和意向,使美方意识到难以速胜。第二是盟国不配合——美方试图以对华贸易施压威慑他国,但其他国家未屈服,反而因中国的反制获得周旋筹码,削弱了美国的胁迫效果。第三是战略受挫——特朗普团队野心过大,多个领域突击但进展不顺,包括经济在内的领域遭遇抵制,需降低对华攻势以调整策略、寻找突破口。

两国关税战下一步如何演绎,我们将继续跟进。

纽时:中国是如何掌控全球稀土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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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4月2日对全球加征关税之后,4月4日,中国政府下令限制六种仅在中国提炼的重稀土金属,以及稀土磁铁(其中90%产自中国)的出口。早在去年12月,中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美国出口镓、锗、锑等关键材料。在统称为稀土的17种金属中,美国目前有72%的需求依赖中国。在重稀土这一子类别下,中国是其中六种金属的全球唯一生产国。因此,中国是稀土领域的绝对主导者,生产全球稀土的90%,加工的稀土高达99%以上。

这些关键矿产是生产汽车、无人机、机器人、导弹等必不可少的材料。中国此举可能对全球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制造商、半导体企业和国防工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纽约时报》,一架F-35战斗机含有约410公斤稀土,而一艘潜艇可能需要用到超过四吨的稀土。稀土磁铁在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整体出口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因此,暂停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微乎其微,但对美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时间4月22日,马斯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说道:“我们正在与中国方面协商此事,希望我们能得到使用稀土永磁材料的许可。中方希望得到保证,确保这些材料不会用于军事用途,这显然不会。它们只会用于人形机器人。”他认为,“擎天柱”人形机器人“不是武器”,所以符合要求。马斯克此前表示,他预计特斯拉今年将生产数千台“擎天柱”机器人。

据报道,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是机器人伺服电机的核心材料。公开资料显示,单台人形机器人通常需要40个以上伺服电机,每个电机需要50到100克钕铁硼材料,总用量可达2至4千克。以特斯拉的“擎天柱”为例,单台机器人需要约3.5千克高性能钕铁硼。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纪思道写道,“中国就是稀土的欧佩克”。中国著名的媒体人胡锡进写道,稀土作为中国的“大杀器”对美国“生命线”的拿捏一点不小于美国把芯片当“命门”对中国的威慑。

稀土虽然名为稀土,在自然界中并不那么稀有。但是,由于稀土的开采和加工过程会造成污染,在美国获得稀土矿的开采和运营许可需要近三十年的时间,因此找到替代并不容易。1995年之前,稀土的主要生产国是美国。但后来中国开始以低廉的价格进行提炼,久而久之成为行业的绝对主导者。

近日,《纽约时报》的记者Keith Bradsher撰写了一篇深度报道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国是如何掌控全球稀土产业的。以下为该文的翻译:

2010年,中国禁止向日本出口重要的稀土金属,震惊了世界。惊慌失措的日本企业高管出现在电视上,警告说这些关键原材料即将耗尽。

当时这场由领土争端引起的禁运只持续了七个星期。但它改变了这些金属的全球供应链。禁运结束后,中国强行控制了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北京的高层官员根除了腐败,打击了走私者,将该行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这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稀土金属的最大消费国,从汽车到智能手机再到导弹,稀土金属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两国政府都起草了如何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详细计划。日本基本上落实了自己的计划,如今可以从澳大利亚采购稀土。

美国却非如此。即使在15年后,该国在稀土金属加工方面仍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因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公司和国防承包商处于弱势。

中国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感到愤怒,暂停了某些稀土以及由这些稀土制成、价值更高的磁铁的所有出口。

这些磁铁形体虽小,功能却强大,它们不过手指上的戒指大小,但磁力是传统铁磁铁的15倍,是一种廉价的、经常被忽视的电动机部件。它们被用于电动车和燃油车,以及机器人、无人机、海上风力涡轮机、导弹、战斗机和许多其他产品。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美国都未能找到一种替代方案来取代对中国供应的依赖。

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重要矿产专家米洛·麦克布莱德表示:“15年来,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对中国稀土,特别是稀土磁铁的依赖风险。”

他说,稀土是“过去几届政府讨论过的所有矿物中最具战略意义的矿物”。

中国政府2010年对日本实施的禁运遭到了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破坏,这些犯罪团伙与地方官员勾结,控制了中国中南部地区的大部分稀土产业,将中国稀土年产量的一半偷运出境。

当时禁运结束几周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整治行动。根据国家安全指令出动的政府部队袭击了江西省龙南附近的山谷,那里是世界上大部分重稀土矿的产地。他们查封了私人经营的矿山,并在中国南方逮捕了数以千计人。该行业的监管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北京。

这些稀土矿后来被收归国有,合并为一家国有公司——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上周,在当地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访问了这座山谷,并且没有在那里发现曾经看守那些中国南方稀土矿的暴徒的踪迹。

中国最近发展了自己的磁铁工业,而不是把材料运到日本的磁铁工厂。中国政府已投入大量资金,在龙南附近的赣州建设先进的磁铁工厂。

中国现在生产世界上90%的磁铁。上周,赣州两家最大的磁铁工厂正在扩建。

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示,西方的供应链继续依赖中国,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

参观赣州最先进的磁铁工厂的几个月后,他表示:“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他呼吁“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2010年的禁运事件后,日本也采取了影响深远的行动。其制造商开始储备足够的稀土库存,以满足时间长达两年的自身需求。他们还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

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大型企业集团住友商事帮助扶持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莱纳斯的发展,该公司开采和提炼的轻稀土占日本需求的60%,轻稀土与少量重稀土混合后可制成稀土磁铁。该公司正准备今年夏天在马来西亚开始为日本制造商提炼重稀土,尽管初期产量很小。

日本最大的磁铁制造商——Proterial、信越化学工业和TDK公司——已经将部分生产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以获得可靠的稀土供应,同时也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越南转移。但它们也在日本保持了相当规模的产量。

美国的稀土磁体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在印第安纳州北部的一个子公司。但后来该工厂关闭并将业务转移到了中国和新加坡。

2010年的禁运之后,日本的日立金属公司(2023年更名为博迈立铖)于2011年至201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建造了一家稀土磁铁工厂,以回应奥巴马政府的担忧。

日立金属的这家工厂拥有数十名员工,其成本高于赣州正在兴建的大型综合工厂。事实证明,美国公司不愿为美国生产的磁铁支付额外费用,于是转而向中国供应商采购。日立金属于2020年关闭了这家工厂,设备也被封存起来。如今,美国唯一一个活跃的稀土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斯山。它的运营方MP材料公司计划年底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工厂开始稀土磁铁的商业生产。但即使满负荷运转,该工厂一年的产量只相当于中国一天的产量。

中国工厂每年向该国的电动汽车和海上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供应成千上万吨稀土磁铁,而这两个行业都曾经遭到特朗普的批评。

像磁铁生产的情况类似,美国的稀土开采的历史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965年到1995年,帕斯山稀土矿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1995年,中国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全球市场出口低成本稀土。

该矿于2002年关闭,部分原因是加州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一项耗资15亿美元的升级工程始于2010年,但直到2017年,开采才恢复,然后该矿不得不将矿石运往中国,在那里的低成本精炼厂进行加工。直到现在,该矿才开始对其大部分产出进行精炼。

区划和环境法规使得在美国开稀土矿困难重重。NioCorp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史密斯说,在美国开一座稀土矿需要29年的时间。该公司已经获得了在内布拉斯加州建一座矿的施工许可。

“你可能要花上整个职业生涯的时间,才能使一座矿建成投产,”史密斯先生说。

相比之下,中国的矿山可以快速开采,而且不需要经过同样严格的监管审批。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与铜等其他矿产相比,稀土的全球市场规模很小。

很少有美国公司愿意在稀土领域进行大笔投资,因为正如日立公司所经历的那样——客户更喜欢中国获得政府扶持的产业所生产的更为廉价的产品。

“美国企业一直不愿冒险,”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关键矿产政策的戴维·桑德罗说。

特朗普启动全球贸易战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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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贸易战没有赢家,但是特朗普认为美国会赢,也许因为美国已经赢过一次,那就是40年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

那一次美日贸易战的起因,主要是日本通过对美国出口大量汽车和电子产品,造成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引起美国对日本的不满,从而采取关税等种种措施来阻止日本商品进入美国。双方通过谈判,于1985年9月22日签订了“广场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同意采取措施,包括扩大进口、降低关税和促进市场开放,以减少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顺差。这一协议被认为是美日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确实赢了。

“广场协议”是一项国际货币政策协议,旨在调整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通过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变得更加昂贵,影响了日本的出口经济。

40年来,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广场协议”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不振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日本经济的不振还有其他原因,如泡沫经济破裂、人口老龄化、高企业债务、缓慢的结构改革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与40年前的美日贸易纠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40年前的美日贸易纠纷主要集中在汽车和电子产品等特定领域,而当前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多个方面。此外,40年前的美日贸易纠纷更多地是基于双边贸易不平衡和关税等传统贸易问题,而当前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更多地涉及到地缘政治、结构性问题和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因此,虽然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今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协议将涉及第三国,那就是中国。

当前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谈判,尤其是墨西哥、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美国要求对方将出口商品的中国成分降低到一定程度,例如不得超过40%。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各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几乎不可能不含中国成分。美国为了防止大量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进入美国,在和各国进行贸易谈判时,都要求对方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关税。也就是说,各国仅同意降低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简而言之,美国要求各国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任何国家的商品要想出口进入美国市场,必须同时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

例如,越南制造的服装如果要出口进入美国,不仅需要在越南本国制造,还可能必须使用越南本国生产的布料而避免采用来自中国的布料。美国的具体办法可能如下:产品出口美国前,厂方必须向美国使领馆声报产品的成本结构,以获取“产地证明”,使领馆有权对厂方调查核实,如发现虚报造假,有权对厂方罚款或列入黑名单。

从目前越南对美国高关税的反应来看,为了不丢失美国市场,很可能尽量满足美国的要求,除了降低对美国货的进口关税外,还要配合美国尽量减少出口商品的中国成分。

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4 月 21 日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周一警告各国不要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与美国达成更广泛的经济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北京坚决反对任何一方达成损害中方利益的协议,并“将坚决采取对等措施”。

美国对世界各国的高关税“极限施压”,只是特朗普的谈判手段,其实有很大的弹性和谈判空间。

很多专家认为特朗普愚蠢,因为他向全世界宣战,把自己孤立起来。但是当特朗普发现愿意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的国家是绝大多数,只有中国硬扛,他立即改变策略,用贸易谈判来拉拢各国,孤立中国。

特朗普并没有低估中国的实力,他视中国为最具威胁的“敌对国家”,必须联合各国围堵中国,集中力量把中国往死里整,因此很可能在和各国的谈判中作出让步。

目前,越南、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国家对于中美贸易纠纷的僵局都在偷着乐,认为这是它们难得的机遇。

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也许是今后最具关键性的节点,因为中国很希望和欧盟联手对抗中国。其实美国对欧盟所开出的“对等关税”并不很高,只有20%,除了其中适用于世界各国的10%基准关税外,和欧盟的争议只有10%。美国为了防止把欧盟推给中国,和欧盟达成协议的难度并不大,何况欧盟也愿意妥协,提出了“工业产品零关税”的建议,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对等”原则。

欧盟的人口比美国多一个亿,GDP和美国相当,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也远低于美中贸易逆差,2019年为1770亿美元。至于服务贸易,美国处于顺差地位。

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有可能在90天缓冲期内,和日本、越南、印度等国首先达成协议,作出“样板”,供其他各国参考。

中美关税战 中国应对措施实时跟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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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朗普政府在谈判中要求其他国家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换取美方关税豁免的做法,北京时间4月21日(周一),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牺牲中方利益为代价达成交易。”商务部同时严厉警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对等地采取反制措施。” 

声明还写道,“美国打着所谓‘对等’旗号对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同时又胁迫各方与其开启所谓‘对等关税’谈判。这是打着‘对等’的幌子,在经贸领域推行霸权政治、实施单边霸凌。绥靖换不来和平,妥协也得不到尊重。为一己一时私利,以损害别人利益来换取所谓豁免是与虎谋皮,最终只能是两头落空,损人不利己。”

《纽约时报》也注意到了这则措辞强硬的声明,当天对此进行了报道。文章写道,特朗普政府并未正式表示会以减免关税作为交换,迫使其他国家限制与中国的贸易。但特朗普本人已经释放出对此想法持开放态度的信号。上周,在福克斯新闻一档西班牙语节目中,主持人问特朗普,拉美国家是否应该在中国投资和美国投资之间做出选择。

特朗普回答说:“也许吧,可能是的。他们应该这样做。”

前几天,《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与70多个国家的关税谈判,要求他们限制与中国的贸易,不许中国货物经由他们的国家运输、不许中企在其境内设立工厂以规避美国关税、不将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吸收到其经济中等等,藉此换取美国对他们降低关税。提出这一战略计划的是美财长贝森特,目的是迫使美国贸易伙伴在经济上“孤立中国”。

在最新一轮关税升级前,美国一直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单一市场。不过,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部分原因正是为了防范与华盛顿关系紧张带来的风险。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西班牙首相,前几日他还对三个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访问。在越南,习近平呼吁其他国家与中国一道捍卫自由贸易以及“一个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在马来西亚,他则敦促地区各国“拒绝脱钩、供应链中断”和“滥用关税”的做法。

《纽约时报》写道,“自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中国加紧巩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是为了向外界传递不会被孤立的信号,另一方面也是要塑造自己作为一个可靠、不同于美国这种难以预测的国家的形象。”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付中国,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还涉及到其潜在的进入美国的贸易出口通道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制造商在越南和墨西哥等国设立了工厂,使他们能够绕开“中国产”标签,继续向美国销售产品。如果这些国家限制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后门”就将面临风险。

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一些国家可能会向美国作出与中国相关的让步。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的名字,但越南官员承诺将打击“转运贸易”行为。此外,其他国家在表态上也避免明确支持中国呼吁的联合起来抗击美国关税的立场。例如,《纽约时报》写道,当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社交账号称中日韩三国已就联合应对美方关税达成共识时,韩国一名官员回应称,这种说法“有些夸大”。

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些国家如何做到不激怒中国,又能抵抗住来自美国的压力。

特朗普、关税战和中国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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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是特朗普的万能武器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世界征收对等关税,并声称这是美国的“解放日”。

之后几天,美国股市大跌,债券市场动荡,美国经济将会进入萧条的预警此起彼伏,特朗普竞选时让美国消费品再次减价的承诺受到广泛质疑。

4月7日,特朗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路德维克乘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不在白宫之际劝说老板顾全大局,暂停关税战。他们的游说获得成功,但对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的反制不停反升,从104%到125%,之后又从145%飙升至现在的245%,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年之前,2017年4月7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晤并长谈,他们就双边关系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同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一系列中国采购美国大宗商品的协议,中美因为贸易不平衡(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是3750亿美元)而产生的巨大隔阂可能会迎刃而解。然而,到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突然签署备忘录,决定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关税,理由是中国企业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同年9月,特朗普变本加厉,将征收中国关税的额度从500亿上升到2000亿。

2020年1月15日,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答应在知识产权、商标等美国认为不公正的领域深化改革之外,还同意在2017年贸易总额的基础上,在今后两年采购价值达2000亿的美国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中美贸易战没有继续升级,但也没有终止。

之后不久,新冠疫情爆发,中美两国的正常交往终止,特朗普也在同年的大选中败北,拜登在次年1月20日入主白宫。

2020年,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是3108亿美元;202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53亿。疫情期间,中美贸易总额减少,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增无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为2794亿和2806亿美元。

美中贸易的这种难以缩减的不平衡可以解释为什么拜登在执政期间没有取缔任何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其次,为了阻遏中国高科技的突飞猛进,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的美方赤字。第三,拜登在对华关税领域的无所作为为特朗普在竞选中批评拜登执政无能、只能照搬他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杀伤力巨大的弹药。

因为疫情和美国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打压,中国没有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定条款。

对特朗普来说,关税是解决贸易争端和外交困难的万能武器,任何不愿意服从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都可以被关税制裁,因为美国基本上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市场。特朗普曾经说,如果中国要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他也可以用关税终止中国的行为。其次,关税可以增加美国的国家收入,增加的国库收入既可以用来偿还日益扩大的联邦债务,也可以支付美国高昂的国防和社保经费。用纳瓦罗的话说,对外增加关税就是给美国人民减税。

美国关税的针对性

特朗普本人似乎对中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从2016年开始竞选总统到2021年1月离开白宫,从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到最近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他对中国最大的抱怨是中国产品在美国泛滥,导致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和流失,使得美国的蓝领阶层生不如死。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美国的制造回流或者让全球各国都在美国建厂并雇佣美国工人,让美国再度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换句话说,特朗普本人滥用关税似乎并没有要与中国脱钩的动机,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的关税具有普遍性,并非剑指中国。

但是,特朗普身边的人头脑是不是这么简单就不得而知了。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国安会顾问(奥布里安)和国务卿(蓬皮奥)都是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决策人。拜登政府把中美竞争意识形态化推向新的高度,即使在俄罗斯试图用武力征服乌克兰之后,还继续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危险的致命的敌对势力。特朗普目前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是靠渲染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致命威胁博得特朗普的青睐而进入他的决策团队的。特朗普的国务卿卢比奥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任不久就秘密下文告知美国武装部队将士美国最大的敌手是中国。

纳瓦罗在特朗普终止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并增加对华关税后对媒体说,特朗普从一开始就在下一盘大棋,先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然后对这些国家手下留情,将矛头对准中国,这样在与这些国家谈判时,其中一项条款就是它们必须对中国商品征税。

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贸易战开打之后推进的大规模转口贸易心知肚明。虽然中美贸易总额有所下降,但美国的贸易赤字有增无减,原因就是中国制造变成了越南制造、墨西哥制造、马来西亚制造。要一劳永逸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必须营建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共同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1)中国的经济从此进入原地踏步、低迷甚至萧条并一蹶不振;2)美国的供应链不在本国就在友好国家,永远不会受制于中国。

关税战如不偃旗息鼓,结局会是两败俱伤

中美第一次贸易战2018年开打,当时国内有三种声音,一种是美国欺人太甚,中国不能任人宰割,大不了再上一次井冈山,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另一种是美国没有能力打持久战,因为中国手里有三个杀手锏,即大豆、波音和苹果;第三种是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北京不能意气用事,要保持冷静,与美国谈判,走出困境。

应该说中国政府听进去了第三种声音,因此才有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美第二次贸易战中国肯定是有备而来,反制的力度和速度都不同寻常,但在如何应华盛顿的打压对方面依然是之前的三个选项。但2018年与2025年的双边贸易战所处的政经局势已经大不相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经济处于比较脆弱的境地。其次,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目前要少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其三,反华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第四,特朗普身边的高官和高参都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多级阶段,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但必须竭尽全力让中国处于不利地位。最后,世界其他政经中心虽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对是不是加入中国的阵营并非胸有成竹。

目前僵持在于美国在等中国的电话,中国在看美国有没有尊重北京并愿与其平等和诚恳谈判的实际表现。双方也许都在期待对方顶不住,先缴械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彼此妥协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华盛顿在与他国贸易谈判中继续对该国与中国的贸易指手画脚,北京退后一步的可能性就更小。

如果关税战在今后90天后继续僵持,美国一大批靠进口中国商品挣钱的小企业会打烊,中国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裁人或破产。

如果中美贸易争端超过半年达不成协议,特朗普就算是背弃了自己的竞选承诺,美国的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美国民众的不满程度也会飙升,2026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使共和党丢掉国会的多数席位,特别是在众议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因贸易战的延续继续走低,就业机会也因此减少。北大国发院的院长姚洋教授预测,中美贸易冲突会将2025年中国的GDO减少至少两个百分点。

这样的对峙如果一直以不同方式和程度持续,整个世界就会分成三个阵营,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以共同市场和相同价值观为支撑的阵营,因为特朗普对盟国和友邦的背信弃义,这个阵营的构成和团结密度目前并不清晰;另一个是围绕中国组合的、制度并不一定相同、价值观也各异的阵营,连接这个阵营的纽带是对美国霸权的同仇敌忾;第三个阵营主要以摇摆国家所组成,其中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个阵营的稳定性不大,成员国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会因其他两个阵营的此起彼伏而变换自己的行头和嗜好。

冷战因为两大阵营的目标明确和对使用核武器的恐惧,局势相对稳定;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世界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和平与发展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主旋律;一个一分为三的世界没有敢于和能够维护稳定的警察,再加上民族和民粹主义的泛滥,还有两个主要阵营分化和拉拢第三阵营的竞争与博弈,丛林法则也许就成了这个时代约定俗成的决策杠杆。在这个分裂的世界,气候和环境挑战将越演越烈,区域危机会更加频繁,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也会大大增加。世界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中美关系会不会“柳暗花明”?

“让美国再次伟大”(主要标志是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安全)和让“中国再次复兴”(主要标志是台湾回归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落地)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各自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结果就是中美无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故意或意外而发生撞车。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的撞车不仅会使两国人民生灵涂炭,也肯定会给全球的发展、和平与繁荣带来漫长的冬天。

今年1月17日,当选总统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之后特朗普激情四射地发帖子说,他刚跟中国的习主席通了电话,他的预期是中美会一起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合作会马上开始。特朗普还表示,他会跟中国领导人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和安全。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打断了特朗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路,虽然他也经常信口开河说没有任何依据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把他这番话当作耳旁风或不实之词。尽管效果不明,但特朗普要和平(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中东实现停火、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和不愿意介入台海冲突)、求安全(让美国的边境固若金汤、让美国人的就业更加稳固、让美国的社区没有任何打砸抢)的意愿是真诚的,措施是果断的,执行过程也相对透明。4月17日,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怎么不给中国的领导人打电话,他说,中美很快就会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无论真假,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并不想把两国关系搞僵。2024年他对美国选民的承诺太多,与中国搞僵会使其中很多烟消云散。

问题是,中美怎么尽快突破僵局,先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

无论特朗普身边的高官和高参如何妖魔化中国,美国行政部门在今后近四年的时间里是一人说了算,而且这个人并不在乎或计较媒体的报道或国会的反应。如果特朗普对自己与中国直接交涉感到灰心丧气,并将这个权力下放的话,中美贸易谈判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和漫长。2020年特朗普对对华政策放任自流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教训北京必须牢牢汲取。

如果北京能与短、平、快的节奏跟特朗普就眼前的贸易摩擦达成化解协议,两国的经贸发展会重整旗鼓,并为北京和华盛顿解决双边结构性的问题赢得时间。

在两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之后北京如果能进一步在令美国头疼的芬太尼、俄乌、中东、非法移民、伊朗和朝鲜问题提供更为具体的支持或政策协调,中美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协议也不是不可能。在中美史诗级的贸易战开打之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提出,中美应该有一个上海公报2.0。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中美能在2027年(美国一些将领连篇累牍说这是中国武统台湾的年份)前后拿出第四个制约和管控双边的关系的公报,那两国的国运之船都会朝着和平与繁荣的码头行驶。

北京手中的四张“王牌”

4月17日,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发表拜登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不要低估中国”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自它国土的辽阔、人口的庞大、国防现代化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和产业链的丰满。虽然这篇文章旨在为特朗普政府更加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建言献策,但它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中国不必为由特朗普启动(2018)、拜登推动(2021-2025)和特朗普再次助推(2025年4月)的反华攻势感到过于担心,因为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决策机制足以保障自己的国运之船可以乘风破浪。

忆往昔,1978年年底的中美建交和11届3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中国的国运转危为安,而这两个巨大事件的本质就是中国不再搞思想革命,而是以建设物质文明核心,一心一意奔小康。看今朝,中国政府手中最好的王牌还是鼓足干劲解决内需问题,只要目前已经是最大群体的中国中产阶级和刚刚进入城市化的农业人口可以扩大自己的消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就很容易被化解。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中国需要找到虽然不能替代美国市场但可以消化部分中国商品的新兴市场,并且要主动出击,争取亚洲主要国家不加入美国的阵营。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已经饱和或开始出现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迹象;亚洲主要国家的“出走”会给中国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风险,“留住”它们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实际的物质福利;全球南方国家人口众多,潜力巨大,但战乱不断,中国必须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缺席对这些的国家的经济和治理援助时找到与他们共建和平与繁荣的路径。

在目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时,对北京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台海的和平,而保证海峡两岸人民不打仗的根本因素是两岸华人笃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耐心和韧性找到和平统一的路径。

华盛顿可以通过关税堵住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的销路,可以通过出口管制堵死美国高科技产品进入中国的途径,可以通过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普世的价值观把一些发达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刺激中国去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但是它应该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中国扩大内循环的千方百计,止不住中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和赶超的努力,拉不住那些因美国的趾高气扬或指手画脚而对其失望和幻灭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把两岸的中国人再次推向自相残杀的灾难之路。

这是北京手中的四张“王牌”(trump cards),只要打得好,中国这艘在46年前离港的巨轮就会顶住狂风暴雨,并最终驶入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安全、幸福和满足的港湾。

美国民众为何不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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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和两星期前的周末,都是美国有组织的“50501全国行动日”,全美爆发了数百场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活动。所谓“50501“,即50个州、50场示威和统一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据媒体报道,本周末的声势已经比两星期前减弱了。

笔者所特别关注的是,美国人对特朗普最近发动的“关税战”2.0是否表示反对或不满,结果发现,他们所反对和不满的,集中在特朗普解聘大批联邦政府雇员、精简政府预算、驱赶非法移民和削减美国大学经费等问题。这些问题,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既得利益,当然会有所不满。也就是说,目前还看不到美国民众对关税问题的态度。

根据媒体报道,“50501运动”起源于2025年初,由Reddit用户u/Evolved_Fungi发起,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该运动反对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行政权力扩张、对LGBTQ+群体的限制以及与埃隆·马斯克相关的政府项目等方面的举措。​参与者呼吁维护宪法、保护少数群体权益,并要求对特朗普和马斯克进行调查。

这些示威的主题,是抗议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破坏,有人把它简称为“住手”(“Hands Off”)。50501 全国协调员之一莎拉·帕克 (Sarah Parker) 告诉 CNN:“我们正在向国家和当权者发出明确而紧急的信息:人民正在关注,我们正在组织,我们不会接受专制的过度扩张、法西斯政策或对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的剥夺。” “政府持续针对边缘化社区、将异议定为犯罪、并侵蚀公民自由,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回应——而这正是我们该做的。”

其实,特朗普的行动计划早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就已经公开宣布了,现在他只是在兑现他的竞选诺言而已。至于他是否“滥权”或“越权”,自有美国的司法系统来对他设置障碍,民众的反对和示威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4月16日,《华盛顿邮报》刊登长文,将特朗普的竞选诺言归纳为31项,并逐项评论他如何兑现这些竞选诺言。根据该文的分析,特朗普已经兑现了其中的4项,正在兑现的有19项,尚未兑现的有8项。至于正在兑现的项目中,有5项遇到了阻力。

已经兑现的4项是: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最低关税和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退出2015巴黎气候协议、对他的政敌采取报复、赦免“1月6日诉讼案”的被告。

遇到阻力的5项是:终止美国出生公民权、取消教育部、重塑联邦政府、改革投票规则、改革军队中的“多元化”。

尚未兑现的8项是:恢复旅行禁令、结束通货膨胀、减税、取消小费和加班税、降低医疗保健和处方药成本、维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让IVF(体外受精)免费、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

当前特朗普最“疯狂”的举措是对世界各国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和对中国商品征收近250%的进口关税,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不满呢?分析其原因,一是视中国为“敌对国家”已经成为两党共识,美国民众中很多人也持有这种看法;二是特朗普对所有各国(中国除外)关税的实施日期延后90天以便进行谈判,受到各国的欢迎,而特朗普也不断放出谈判进展顺利的利好消息;三是三月份美国的失业率(4.2%)和通货膨胀率(2.4%)表现都还不错,美国民众尚未体会到关税所带来的恶果。

近期美国RCP网站统计今年4月份以来各大民调机构对特朗普民意调查的平均结果为:46.8%满意,50.5%不满意,差距为负3.7%,和拜登末期的负18%相比,显然大不相同,与特朗普1.0的同期民调结果(约负9.5%)相比,也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