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胜玉  来源：作者赐稿

全书摘要—中美大国竞争走向何方

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前些时间万字长文论述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并提到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傅莹认为，中国的战略界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本文想于此尽些绵薄之力建言献策。

一、中美大国竞争中短期形势走向

一是全球稳定的政治及经济合作两大基石可能被打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当下人们遭遇了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30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

二是疫情过后美国因为世界第一难保的危机意识，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美国下届政府可能极大幅度加大挤压中国发展力度，战略性反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地缘政治竞争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14日发表佐利克的文章称，今天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做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做的意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a parallel, separate system, with very different rules)。

三是中美经贸及科技将加速“脱钩”。经济全球化可能大幅倒退，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产业链去中国化加剧。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原因一是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国家，他们当然不甘心。二是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的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的模式。三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太快。

四是疫情过后，美国可能深刻反思，凝聚全球联盟。很多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只是暂时的特朗普，不是美国，相比信任中国，一定是更信任同文化的美国。美国如果经过反思，重视传统盟友。疫情之后，美国上下进行反思和战略调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五是未来将取决于国际合作开展情况。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无诚意领导国际合作。如同历史上美国对其他挑战者的打压一样，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其三分之二时，美国已经难以容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让中国承受宏观环境恶化的损失，其战略优先级已经超过领导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收益。

二、中美当前两国关系相对恶化形势严峻，应无需太过担心，有其疫情和大选等临时影响因素。

特朗普为了连任，影响了疫情控制，责任重大。在近几个月里，特朗普转移责任转移矛盾凝聚支持的内生动因强大，而他采取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甩锅给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等要员，为了推卸抗疫组织不力责任，平抑民众不满情绪，亲自出面抛出“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没有确凿证据下就污蔑中国隐瞒疫情、误导西方，污名化病毒冠名，煽动舆论造谣攻击，企图将祸水引向中国。上述这些自然会加剧中美关系紧张。

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以攻击中国获取选战利益的事就不会再有。同样，后面随着疫情的结束，疫情应对责任甩锅指责影响中美关系的事情也将走向消散。故当前疫情和大选等临时影响因素夹杂在内的中美当前两国关系相对恶化形势严峻，应无需太过担心，这些事情过去后，中美关系将极大可能缓和。

当前，尤其是11月份大选前，中国是否应该也应该有一个反击一个，随特朗普起舞呢?笔者认为：应秉持如下“七个区分开”，缓一缓，放一放，让子弹飞一飞，真到了必须要回击的时候，选择合适时机再回击对方动作也不晚。

应对当前中美紧张关系，应坚持和把握好如下“七个区分开”。

一、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中美关系的核心走向还是要依托两国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互不敌对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面向美国人民，适当加大中国正面形象及一些事件在美国人民中的中正宣传，以正视听，凝聚广大美国人民的信任、认可和友谊，不要听之任之美国政党政客肆意破坏损害中国在美国人民中的正面形象。当前中美两国都极其防范对方的有目的性的宣传。但是，非常好的是，当今世界，是个极其信息发达的时代。世界有200多个国家，中国的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非美国的其他200多个国家的各种平台传播出去，美国百姓获取不到中国的平台传播出来的信息，但是能获取到世界其他200多个国家传播的各种信息，故，中国要高度重视，在非美国的世界其他200多个国家的各种平台，讲述中国的真实事件，传递中国的客观声音，这些中国的事中国的声音，将可以通过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信息传播，让美国百姓获取到，可以极大的制衡和缓解美国政党政客为了利益目的而故意向美国百姓传递的诽谤中国的声音。

二、区分特朗普和美国政府。中美大国竞争，并不是“美国政府的过客——特朗普”要着急操心的。也不是特朗普总统个人会用牺牲总统连任来谋求的。

中美大国竞争，并不是美国政府过客——特朗普要着急操心的。美国还会有很多总统，面临中美大国竞争问题。就如同特朗普自己认为，美国财政赤字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以前的很多美国总统积累下来的，美国的后任很多总统也将继续面对，所以，他这一届，处理不处理都没事。但是要清楚的是，涉及到世界大国竞争时，一个普通的个人(总统)牵涉其中时，还夹杂了个人连任利益算计时，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竞选者个人的自身力量，任何一个政党的自身力量，涉及到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时，已经过于渺小。世界大国已经很容易用时以利相挺、警告时以痛相击，从而左右总统竞选个人的抉择。美国两党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的党，其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国的整个国家力量相比，其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完全不成正比的，更不用说特朗普个人掌握的资源力量。

三是区分美国鹰派和美国政府。哪个国家都有鹰派都有极端的政客。要有手段和办法制衡或惩罚鹰派，同时对美国鹰派要进行合理利用，有时可以将计就计。诚然，中国也要防范中美两国政府和百姓被这些鹰派牵着鼻子走。我们都不应该被极少数的鹰牌，极少数的幕僚的短期选举投机行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我们中国和美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应该呈现的被个别人左右和利用的结果。百姓是最容易被煽动被利用的，比较容易群情昂然，极其的容易被牵着鼻子走被利用。中美两国都存在鹰派，都存在民族情绪，只要制造极端事件，这些鹰派就会被调动，这股民族情绪就会被煽动起来。而国家、政府，及广大的普通民众，又将被沉浸在这些两国的鹰派言论及民族情绪中，政治正确的行为就不得不做出来，从而逐渐走向策划者设计的事件走向图。

四、区分特朗普和美国鹰派。特朗普喜欢并经常解雇人，并不是哪个鹰派都能留得住。中国要合理区分，多用特朗普打击鹰派。

五、区分共和党和民主党。做好和拜登领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准备。

六、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美国企业是两国关系恶化的炮灰，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强烈，多做团结美国企业的事，他们也在等着总统换人政府换届。

七、区分近期行为和长远中美交往。现在各种两国之间的你一拳我一拳，暂时不要太和国家尊严挂钩，不要太和中美大国竞争挂钩，不要太和中美两国长远关系挂钩。

三、修昔底德陷阱在核武器时代是不适用的，在核时代坚持修昔底德陷阱判断是荒谬的。核武器让世界更安全，人类不会愚蠢到冒地球毁灭风险来赢国家尊严。

“修昔底德陷阱”，笔者认为，这套理论，只适用于核武器未发明前的简单兵器时代，使用冷兵器及后来出现的枪支坦克大炮飞机等常规武器的战争。战争发起者的最高风险意识也只会停留在死多少人层次，不足于威慑住他们的战争选择欲望。但是今天，中美俄等核大国均拥有毁灭敌国甚至毁灭地球的核能力，核战争的风险将是国家的毁灭、人类的毁灭、地球的毁灭。悬崖边上摘葡萄，都会悬崖勒马。修昔底德陷阱在核武器时代是不适用的，核武器让世界更安全，人类不会愚蠢到冒地球毁灭风险来赢国家尊严。这个世界，核武器让中美大国将保持极大的选择战争的清醒，并拥有极大的遏制战争冲动的动力。在核武器的威慑下，中美大国极大概率将是和平竞争下去的，偶尔的摩擦冲突也不会闹到大打特打。

美国防创新小组主任迈克尔·布朗、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埃里克·丘宁及国防创新小组顾问帕夫尼特·辛格联合发表题为《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统分析了中美关系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异同，全面阐述了美国技术竞赛中的对策与不足，并提出应对大国竞争的四个优先事项。报告指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将会持续几代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笔者完全赞同这份报告关于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将会持续几代人的判断。这份报告的持续几代人竞赛的判断，在另一个侧面也就是判定中美大国将是和平竞争，不会有战争告终的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在中美两国身上。

四、中国和世界无需过多担忧美国对中国的遏制，遏制更多是和平相处的大国竞争。

中国和全世界无需太过忧虑中美竞争及遏制，现在的遏制更多是竞争，国家这么大，每个国家都这样那样的弱点，薄弱环节被竞争对手打压，是极其正常的。也并不是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前才会有的，就是中国已经被国际公认成为世界第一，沦为世界第二的美国也会继续遏制和中国竞争很久。老大老二的排位在接下来几十年甚至百年内都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么大国家肯定是各有厉害，世界第一的定义都是大家心里的一个虚拟的感觉。天下苍生世界老大的排名放在百年后也将是各有说法。互相的遏制和竞争，更是随时在彼此提醒对方，你在哪有弱点，帮助你产生危机感，助你改进，助你前进。世界将是和平的，中美竞争将是极大有益于中国和美国更好更健康发展的。在中美相差不大的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老大老二分清与否并不重要，也分不清楚，没有明确的定义，世界也定义不了，只能随着大势所趋时间流逝。故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目前的所谓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打压，无需太过忧虑。没有什么比威胁更让人头脑清醒和冷静。有美国这个对手陪中国崛起和复兴，其实是中国的万幸。没有任何人包括自己，能给你带来敌人给你的宝贵的一切。若干年后，中国会感恩今天美国的遏制，感恩对手，因为他让我们更强大，只有美国在不时的鞭策敲打提醒督促，中国才不断的补足弱项变得更强大。

同时，中国的单一政党国家治理体系，有这么个美国天天踢两脚，有时远比老百姓天天去建议中国政府管用多了。封锁有时是最好的产业进步推动力，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极大推动中国薄弱产业的发展。中国需要这样的对手，中国的政府也需要这样经常敲敲自己的对手，所以有美国这样的，也是非常好的事。中美贸易战，技术封锁等各种打压，将极大消除厉害了我的国等骄傲自满情形，这种打压给国家，也给政府泼的是一盆有益的凉水，是非常有利的，是能促进更快更深发展的。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竞争和遏制，其最大的结果，将是全力推动中国走向崛起。

五、中美两国本土经贸体量巨大，个别领域的产业脱钩科技封锁推动的是彼此更健全发展，撬不动国家大体。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经济体，其实两国因遏制措施造成的贸易往来的变量，占整个国家的经济总体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2019年美国经济完成的名义GDP为 21.43万亿美元，约为全球四分之一。同期中国GDP达到了14.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指的是中国大陆)人口正式突破14亿，而美国人口约为3.286亿(全球排第三)。按照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年美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为42139.98亿美元。中国在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15446亿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在2018年高峰期也就是5000亿美元左右，一些领域的产业脱钩科技封锁经贸摩擦带来的变化部分本来就是这可能的5000亿美元中的很一小部分，更不用说这变化的部分在两国GDP总量的比例就更微乎其微了。

笔者认为，目前美国闹的这波脱钩，本质是导向了中国高端产业链去美国化与美国低端涉安领域去中国化，这其实是有利于两国产业链更加健全发展的举措。但是其结局将是，助推中国高端产业链的崛起，影响美国高端产业的全球化更大市场规模发展。而美国能收获到的也仅仅是一些曾经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产业回归而已，这些产业早已不是高端战略产业，刺激的短期就业及经济收益极大可能随着随后的企业收入及利润体量下降甚至被市场淘汰而得不偿失。

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美国企业回迁，将加速美国企业被世界市场淘汰。全球化经济发展几十年，形成今天的世界产业链分工是企业根本性逐利的内在推动力铸成，是成本、利润、市场收入等企业经营利益最大化的体现。政治正确往往并不是经济正确。之所以会选择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最佳的收入规模和利润构成。逆市场化的政治原因回流，将不可避免劳动成本高，离开市场，其结局将让其加速被世界市场淘汰。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反倒是降低美国竞争力影响力生产力的最佳办法。

特朗普各种要求美国企业回迁，禁售美国产品给中国企业的种种行为，让美国众多跨国企业成为大国关系恶化的炮灰。 “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中国”。离开中国市场，美国的企业不但是因此加速做小做亡，美国的影响力制裁力及经济总量也将因此加速式微。一个大国，经济影响力技术竞争力，主要是大型支柱企业带动和支撑，如果波音、苹果、高通、英特尔这样的美国特大型企业走向衰落，将极大加速美国的衰退。

其实美国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脱钩。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发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和乔治敦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联合署名题为《与中国脱钩的愚蠢之处》的文章称，盲目对华“脱钩”，不仅会伤害中国，还有可能伤害美国自己，美国不如考虑“调整挂钩”。尽管官方非常热衷于“脱钩”，但是对于“脱钩”的真正含义却基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与其考虑“脱钩”，美国应当考虑“调整挂钩”，调整全球供应关系，使之不太容易受到意外和打击的影响。

六、中美百年竞争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中美彼此不会让对方倒下，输掉这场百年大国竞争的将是先自身国家出问题衰败倒下的一方。中国内与外的发展思路理念与战略举措在接下来的百年竞争中应常审视。

特朗普治下的当今美国，各种退群，坚持美国优先。他的判断是美国在海外卷入已经过度，让美国承担了过多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负担，也公开喊出不想当世界警察，

中国可能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提升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导力的大好时机。美国也是认为中国具有操纵全球机构的愿望和能力的。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做一切发展的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我认为：是让我们14亿百姓生活幸福让我们拥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昌盛繁荣。如果我们更多的努力直接对内，其达到民富国强的直接性有效性可能比通过外向再服务内向来的更高效更高质。同时不过于追求外界的认可不过于重视世界影响力全球领导力，也能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实快。如果过于追求世界影响力，过于追求世界认可，不但可能不利于发展的实惠最实实在在的落在我们的人民，其次将更容易让国家陷入无休止的世界竞争大国竞争。过于追求被世界认可，过于重视世界影响力全球领导力，也是一种不自信的前进道路。

更多聚焦自身前进，合理减少国际竞争，适度修正世界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追求，可能将让中国发展的道路更迎合14亿百姓的内心向往，也将让中国发展的方式更聚全球80亿人民的友谊。

全球化，确实是极大加剧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各种竞争。诸如科技竞争，技术竞争，市场竞争，就业竞争，地缘竞争等都在全球化的这个大蛋糕中加剧。因为没有全球化时，这本来就没什么利益冲突大家各干各的。

全球疫情下的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急剧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其实也让中国停下脚步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发展道路。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不会不懂，更多的是产业链薄弱不健全，更多的需要走出去请进来。而今天，中国对外依存度已经大大降低。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到了可以闭关锁国的时候，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闭关锁国。都需要抱着谦虚谨慎的心态与外届交往不断学习。郑永年最近在参加中央会议时就提出，中国要继续开放。是非常好的建议。如果美国把大门向中国关闭，中国则要把大门开得更大。在现在这个世界，中国不跟美国比谁更封闭，哪一个国家更开放，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后的赢者。但这个开放，笔者更愿意倡导为更大的欢迎全世界走进中国来，同时不盲目求大求多求认可求影响力求领导力的走出去的重点对外做功的开放。我们把更多的开放应归结为让外界与我们自己更加对我们的内进行做功，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更加对外进行做功。

故要明确区别区分重点对内做功的开放和重点对外做功的开放。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就是重点对内做功的开放。自身的努力更多聚焦国内，同时继续欢迎全世界来到中国这个全球将来最的市场。

要清楚，美国的美国优先也从来没提出不要中国的市场，而只是想让美国企业就业回美国而已，他们回美国造出来的东西还是想卖中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美国优先，也是重点想对内做功，同时也依然想享用全球市场，它也不是闭关锁国。而更多的是让企业回国，让就业回归，让国家资源和精力回归国内，不再太过追求全球领导力全球影响力，减少国际义务和国家负担，全身心壮大美国自身。

美国的美国优先其实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要保持比美国更开放的前提下更多的聚焦我们的内循环，让中国自身和开放引进来的世界各国更多聚焦中国自身发展前进。

中国也没必要太过担心自己少做了什么就会出现世界众多国家倒向美国。绝大部分国家都并不是愿意当跟班的。更多的国家会选择正义、友善、和平、交往，而不会轻易选帮站。俄新社网站6月13日发表题为《新加坡和欧盟警告美国：“别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的文章称，美国外交企图在全世界撕毁当地政府与北京的一切新老协议，但新加坡和欧盟向美国表达了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的意愿。文章说：欧亚大陆两端高层采取的两个举动，其目的惊人一致，即意在表明：不要让我们在美中之间作选择，我们将同时和双方打交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真诚希望，美国和中国(以及任何在亚洲具备分量的国家)不要迫使我们在它们中间作出我们无法接受的选择。两者我们都需要。

中国不会领导世界，世界不需要也不欢迎任何国家领导。中国的崛起，只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国家昌盛百姓富裕。基于中国无力也无欲领导欧美白人世界，所以中国，并不是追求当世界的领导者。

可以说，美国现在的全球超强地位和世界领导角色，领导的也主要是欧美白人世界。其领导角色也基本局限在白人世界领域，并不是全世界范围全世界种族有领导地位。亚非拉世界，美国也是无力领导。

综上，美国的白人世界统治地位，中国无欲谋求。故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白人世界的统治地位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也构不成威胁。

七、让美国尊重中国核心要靠利益，需要中国更多的打好“交往利益与交恶利益”这两张牌。

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打压行为，自然有大选操作及疫情甩锅之因素。但本质上，也存在欠缺对中国的国家尊重之因素。而这个尊重的欠缺，根本上，是因为美国认为我们能给美国的利益，已经不再有太强的力量刺激出他们对中国的尊重。

这，也是美国很多人叫嚣脱钩甚至冷战的核心因素及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更多，美国有求于中国相对要少。这种利益的收获判断，直接抑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尊重的促生。

故，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尊重的欠缺，就是利益判断的结果。

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表现的是对中国的尊重的欠缺，根子里还是利益判断的变化。

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要想从根本上停止美国主动破坏中美关系，要想让美国主动停止对中国的各种打压，要想让让美国尊重中国，核心要靠利益!

示好远远不够，示好只是表明中国无恶意，不想成为敌人。示好不能让美国直接产生尊重，不能让美国放弃不尊重的行为。

那么怎么靠利益?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认真考虑两个方向。

一是增加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利益，让美国与中国交往有更多的利可图。

二是减少甚至打击美国与中国交恶的利益，让美国对中国的恶行一是收获不到什么利益，二是损失更大的利益。

首先看增加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利益。经贸往来，国际合作，彼此帮助国内危机应对等各方面都是可以增加美国和中国交往利益的领域。中国自身经济体量的今后加速壮大，做强，将是让美国更多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更多有求于美国的根本。增加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利益的工作，我想是可以发挥智慧和努力去想办法做大做强的。

再看减少甚至打击美国与中国交恶的利益。比如就美国打压华为和微信，中国一可以各种办法减少中国公司的利益损失，二是可以让美国公司为此损失更大利益，让其得不偿失算出一份打压收获不大损失太大太多的账。这次微信事件其实给中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以后打击美国的办法。中国人可以无苹果，但是必须得有微信。

增加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利益，这个需要两国间找到更多的共同的利益。减少甚至打击美国与中国交恶的利益，这个需要中国合理适时作出一些回击对方交恶行为的应对行为。

交往利益的一增，交恶利益的一少，这两大方面，需要中国同时使用，方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让美国更加尊重中国，核心要靠利益，需要中国更多的打好“交往利益与交恶利益”这两张牌。

八、美帝国的衰败根源是核武器时代，美国军事的强大已不再容易能兑现巨大经济利益。中美相争全球坐山观虎斗，美国和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都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战略产业民营催生资本绑架政治，西方国家制度将兼具更多社会主义性质。

笔者认为，美帝国的衰败根源是：核武器时代，美国军事的强大已不再容易能兑现巨大经济利益。以军事力量强大为表征的超级美帝国，释放不出他的军事优势。军事力量更多是在做无用功。自二战后，全球民族自主自立韧性极大，美国军事帝国欺负小国已不再轻轻松松。经济力量本身就难有全球统治力，更何况美国经济的感召力已经严重下降。美国的体制与价值追求高地已不再，对世界已无凝聚力。力量多极化的当今世界，某个国家要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总额，已完全超出总的收益。如果付诸武力谋求，完全得不偿失。200年的美国，国家及民族的文明还嫩，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虽有，但其文明的力量还远不能赋予美国足够的能力和力量支撑其长久持续称霸世界。

中美相争全球坐山观虎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希望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弱的，越来越不强大的。因为：

美国和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都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美国和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都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他们更多的真实态度将是：美国和中国你们尽管斗，你们斗得越惨，我们越是欢迎越是高兴!

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决策层，都能重视这种人类真实的看法。如果友好合作，美国和中国将友好强大，如果美国和中国相争相残甚至相焚，世界将来的老大老二将可能不是美国和中国中的任何一个，这是极大可能的竞争结局。

在发展模式上，西方认为中国的成功是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但这其实是不自信和停滞不前不与时俱进的理解。西方世界要深刻清楚，西方以民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并不是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要和现在一样不变及停止不前的。西方的国家体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模式也是会随着人类发展得到进步的。

每个国家各有其政经环境、文化土壤与社会条件，体制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每个人伸张自我、追求人权的基本渴望全球皆然，但每片土壤都会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人类的国家体制，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可以很鲜明的看到，让一切产业全部走民营化存在极大的弊端。与国家战略，国家命脉，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产业，如果全都交给民营，存在非常大的弊端。

一个国家的产业，其实可以从对国家和人民，对产业发展如何最有利的方式，分为如下三类，并以其最适合的发展方式发展，可能将是人类的国家体制的终极发展方向：

一是社会民生产业，诸如医疗、教育、社保、交通等需要国家层面牵头托底统筹策划组织运营的产业，这些产业从这些年的中西方运营对比结果可以看到，以公有制为主，以私有制民营化为力量补充，是最合适的产业运营模式。这类产业，如能以国家社会主义形式开展，让国家和政府以人民为重心以社会为中心，围绕全体人民利益开展一切工作，诸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国民医疗教育等事业能得到极大的全国人口总基数层面的推动。

二是国家战略性产业，这类产业如以国有制为主的国家企业模式，将让国家战略性产业等得到最高效最有力最全面的推动发展。同时，也能极其有效的防范国家政治被资本被被经济集团被寡头左右和控制。这可以让国家战略性产业中的任何人，没有力量和能量去左右国家决策左右国家运转，从而直接杜绝了寡头政治的产生，让资本左右政治的可能不存在。这本质上就是国家战略性产业走国家公有制对国家的极大利好。

三是，除上述一二涉及的社会民生产业及国家战略性产业之外的其他所有产业，这些产业如以私有制为主的民营企业模式，能充分释放全体国民智慧和推动全民努力创造最大财富涌现最大产出，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大疆这样和欧美企业一样优秀的企业也能在中国孕育成功。

以全产业私有制的民营资本主义，社会民生产业的发展弊端，核心是该类产业发展欠缺了社会主义性质。同时，西方世界当前资本绑架政治的现状根源，核心也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完全民营化。

可以说，美欧资本主义当前运转最主要的体制毒瘤性弊端，几乎都根源于两大根本性问题：一、社会民生产业完全民营化，二、国家战略性产业完全民营化。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私有制为主的民营企业模式、国有制为主的国家企业模式，三者相结合的模式，将极大可能成为世界国家体制发展变化的主流趋势。西方欧美世界的单纯的民营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模式，也将逐渐朝这个三结合模式趋势演变。

作者：彭胜玉，石油央企战略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IFF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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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1/4   发布时间：2020/11/4

旧文章ID：23387

作者：左亦鲁  来源：文化纵横

左亦鲁 |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2020年11月3日，纷扰已久的美国大选将迎来正式投票。很多人关心谁会当选总统，也在预测特朗普能否成功连任。但相比一届总统的变化，美国的长期趋势更令人迷惑。本文指出，无论特朗普能否连任，都很可能延续一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其动向值得警惕。

作者以政体变迁的视角分析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执政作为的意义和影响。当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美国自由派一度期待其引领美国政体的制度变迁，但由于共和党主导国会，奥巴马跛脚难行，到最后也没能终结延续了30年之久的以保守主义复兴为代表的里根政体。2016年，特立独行的商人特朗普成为总统，更被自由派视为美国民主的危机。但作者指出，若抛开对特朗普的主观好恶，冷静而理性地分析特朗普的种种行动，便可看到特朗普有可能重塑美国政体的现实。

作者指出，美国历史上曾有6种政体和4种总统类型。与历史上曾塑造新政体的杰弗逊、杰克逊、林肯、罗斯福和里根五位总统相比，特朗普重建美国的道路大不相同：他很可能在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上产生政体级别的影响，以改变世界的方式“从外到内”地改变美国。而无论今年特朗普连任与否，面对相似的时代挑战，继任新总统也很可能延续这一思路，一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很可能成为长期趋势。而这也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里根政体的衰败与美国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引子：宪法2020的十一年一梦

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任第44任美国总统。同年，还发生了一件对圈外人来说名不见经传，但在美国法学界却颇为轰动的事情—— 一本名为《宪法2020》的书出版。全书基本覆盖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议题都由该领域最权威的自由派学者撰写;除去顶尖学者的身份，其中几位作者更是在奥巴马上任后很快就通过旋转门进入政界。

整本《宪法2020》洋溢着“我们的时代到了”的喜悦。每篇文章都像是民主党全国大会或美国宪法学会的主旨演讲——既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如罗伯特·波斯特和瑞娃·西格所说：过去四十年里，自由派一直被保守派压制而处于守势，但伴随着奥巴马当选，攻守之势从此异也。在导论中，本书的两位策划者杰克·巴尔金和西格更是扬眉吐气地宣布：《宪法2020》就是要与里根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叫板。在他们看来，保守派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计划地从理论、组织和舆论等各方面重塑美国宪法，而此间最大的成果就是保守派宪法原旨主义(originalism)对自由派“活宪法主义”(living constitutionalism)的全面胜利。在“忍气吞声”多年后，奥巴马的强势当选让自由派坚信自己翻身做主的时机到了。如同保守派在里根上台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重塑了美国的宪法和政治，自由派同样计划通过“十年规划”改造美国。从2009年到2020年差不多正是十年，这就是《宪法2020》的由来。

十一年弹指一挥间，2020年已经到来。《宪法2020》又身在何处?——应该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落满灰尘，它的作者应该都已忘记或不愿提起当年的万丈雄心。之后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奥巴马和自由派不仅没有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反而迎来了特朗普——这个十一年前别说自由派，就是特朗普自己也不曾料到会上台的总统。2020年不仅没有给自由派带来新时代的曙光，反而因特朗普的出现而堕入无边黑暗。《宪法2020》的主要策划者巴尔金出版了《民主与失能》一书，其中有大量对自己误判的反思。从《宪法2020》到《民主与失能》，从“我们的时代到了”到“天塌了”，倒是这十一年一梦最好的写照。

《宪法2020》为什么失败?十一年前这批自由派精英的雄心来自何方?被他们作为参考和靶子的里根革命又为什么成功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把我们带向本文真正的主角——特朗普和里根政体。

▍美国的六种政体和四种总统类型

为什么奥巴马当选会让自由派认为可以推出《宪法2020》?因为自由派认为奥巴马会开创一种属于自己的全新政体(regime)。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体”?总统换届和政党轮替无疑是人们分析美国政治的重要窗口，每位新上任的总统都或多或少会带来变化;但由于总统换届和政党轮替的发生相对频繁，新上任总统能带来的变化是有限的。在自由派眼中，奥巴马当选的意义远大于一个民主党总统取代共和党总统——奥巴马是携全民授权(mandate)为美国带来“变革”的人，这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出场的结果。因此，应该用一种比一或两届任期更大的单位和尺度看待奥巴马，而这个更大的单位和尺度就是政体。《宪法2020》就是自由派为“奥巴马政体”准备的纲领和路线图。

历史分期和政体总结在美国历史和政治研究中并不少见，斯蒂芬·斯克罗内克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在《总统政治》一书中，斯克罗内克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六种政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总统类型。在斯克罗内克的基础上，巴尔金对政体分期做了进一步细化，如下表所示：

联邦党人政体是以1787年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华盛顿、汉密尔顿、杰弗逊、亚当斯、富兰克林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所开创的政体，它延续了不到20年，在1800年前后就被杰弗逊政体取代。政党的出现是导致联邦党人政体崩溃的原因。1787年宪法设计的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世界，但以亚当斯、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杰弗逊、麦迪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日益分裂。最终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杰弗逊和民主共和党大获全胜。法律人非常熟悉的、确立了美国司法审查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是联邦党人政体向杰弗逊政体转换的产物。杰弗逊政体维持了约30年后被杰克逊政体取代，标志事件是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当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而杰克逊政体最大的特点就是美国政治开始从贵族制进入大众民主时代。杰克逊政体的寿命也在30年左右。1861年林肯作为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的矛盾彻底爆发。内战和重建确立了第一共和党政体，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对峙的局面也由此形成。第一共和党政体相当“长寿”，最终埋葬它的是70年后的大萧条。

大萧条危机中上台的罗斯福则通过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开启福利国家时代，并由此建立新政政体，历经“二战”和20世纪60年代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新政政体也延续了近半个世纪。1981年，里根就任第40任美国总统。以此为标志，以保守主义复兴、小政府和去管制为代表的里根政体(又称第二共和党政体)取代了新政政体。今天的美国仍身处里根政体之中。

在上述六种政体上，又可以提炼出四种总统类型：跟随型(affiliated)总统、反抗型总统(preemptive)总统、重建型(reconstructive)总统和断裂型(disjunctive)总统。斯克罗内克将自己的总统类型学称为“政治时间”(political time)。判断一个总统属于何种类型或身处什么样的政治时间，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美国当时处于何种政体;第二，这一政体是处于强健期还是衰退期;第三，该总统属于这种政体的主导政党还是反对党。我们逐一看一下这四种类型：

1. 跟随型总统。也就是守成型总统。当一个政体仍处于强健期，而新任总统又恰好属于当前政体的主导政党，那么这种环境下的总统大概率会成为一位跟随型总统。当本党主导的政体仍具备活力和红利，同党出身的总统从理性和情感出发，没必要做出大的改变。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跟随型总统是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和第43任总统小布什，两人都是里根政体下的跟随型总统。而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则可被视为新政政体下的跟随型总统。

2. 反抗型总统。反抗型总统是相对于跟随型总统的存在。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当前政体都处于健康期;但不同在于，反抗型总统来自目前政体的反对党。身处“敌对”且充满活力的大环境，反抗型总统首先面临的是处处掣肘;而他们所能做的，是在无力动摇整个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反抗或突破。克林顿和奥巴马是近年反抗型总统的典型。作为民主党人，克林顿能喊出“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反抗型总统在里根政体下的无奈甚至迎合。而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任期给人的总体印象，也多是他们在共和党主导大环境下(尤其是共和党主导国会)的处处受限和寸步难行。当然，反抗型总统并不等于一事无成。奥巴马医改就是“反抗”成功的案例。但医改通过时所耗费的巨大政治资本、大幅妥协和通过后的脆弱，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反抗型总统成事的艰难。

3. 重建型总统。重建型总统则出现在一个政体摇摇欲坠的末期，并多来自旧政体下的反对党。重建型总统往往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超凡魅力，彻底埋葬旧政体——以及更重要的，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和所在政党的新政体。按照斯克罗内克六种政体的划分，只有五位总统可进入这一“万神殿”，他们就是分别开创了后五种政体的杰弗逊、杰克逊、林肯、罗斯福和里根。这五位加上开国总统华盛顿，基本也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和受人爱戴总统的集合。

4. 断裂型总统。如果说重建型总统是“开国之君”，断裂型总统就是“亡国之君”或“败家型总统”。断裂型总统往往身处一个政体的末期，且来自这一政体的主导政党，最终旧政体在他手里分崩离析。与跟随型总统相比，断裂型总统并不一定在能力上存在明显差距。他们之所以无法挽救自己政党所主导的政体，最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时间——旧政体已“病入膏肓”，最初的红利已经消失，新的矛盾、利益和派系纠缠，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赶上了大萧条的第一共和党政体“末代总统”胡佛和新政政体的“末代总统”卡特是断裂型总统的代表。

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宪法2020》的期许和误判：自由派本以为里根政体已经摇摇欲坠，而奥巴马将成为继往开来的重建型总统，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七种政体。但现实却是：里根政体的生命力要比他们想象的更顽强，而奥巴马只是里根政体下又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反抗型总统。

▍断裂还是重建：特朗普是什么类型的总统?

那么，特朗普是什么类型的总统?

首先可以排除反抗型。虽然里根政体已进入晚期是各方的共识，但特朗普是以共和党——里根政体的主导政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的。尽管特朗普并非传统建制派共和党人，也曾多次改换门庭，但他的绝大多数主张和基本盘与共和党是高度重合的。特朗普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去“反抗”里根政体。

特朗普也不太可能成为老布什和小布什那样的跟随型总统。阻碍特朗普成为跟随型总统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时间——里根政体本身已风雨飘摇。虽然自由派在奥巴马能成为重建型总统这一点上错了，但他们对里根政体已进入晚期的诊断并没有太大问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政治极化和国际挑战均更加严重，这也使得里根政体的衰败进一步加剧。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传统建制派候选人的全军覆没，以及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一左一右两位“非主流”候选人的异军突起，都从侧面反映出里根政体下两党(不只是共和党)的困境。民众之所以钟情特朗普和桑德斯这两位“局外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传统候选人和方案并不能解决现有问题。同时，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本身就说明：现在的美国——里根政体下的美国——已经不再伟大了。

选择只剩下断裂和重建型总统。不难想象，无论从理性还是情感而言，不少人都倾向于认为特朗普是一名断裂型总统。单从理性出发，认为里根政体将“亡”于特朗普也有相当道理。按照斯克罗内克对“政治时间”的分析，这首先是由大环境——而非特朗普本人的一些特质——决定的。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就有不少人认为这标志着以“去管制”(deregulation)为核心的里根政体进入倒计时。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包括《宪法2020》的作者们)对奥巴马给予厚望。

到了2016年，又延续了八年的里根政体更加摇摇欲坠。政治上，美国国内僵局(gridlock)和极化日益严重;经济和民生上，去管制、降福利、减税与美国中下层民众对福利和平等的需求难以调和;外交和安全上，中国崛起、恐怖主义蔓延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也早已超出里根政体能给出的答案。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不同派别、群体间的诉求和利益也越来越难以协调。特朗普上台标志着选民认为共和党的传统力量已无法给出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寄希望于特朗普这种“外人”来“重症下猛药”。而特朗普上台后，其本人行事作风、美国国内撕裂的加剧和国际秩序的动荡，再加上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似乎都在印证许多人的判断：特朗普将成为里根政体的“亡国之君”。

但是，还有一个选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排除了——那就是特朗普成为重建型总统的可能。人们排除这种可能的理由也不难理解。第一，重建型总统相当于改朝换代的“开国之君”，因此多来自当前政体主导政党的对立面。照此逻辑，开创新政体的总统应来自民主党，或至少是共和党之外的力量。第二，历史上重建型总统的前任是断裂型总统，比如胡佛之于罗斯福、卡特之于里根。如果特朗普能够开创属于自己的政体，那么这意味着奥巴马变成了一名断裂型总统。但断裂型总统的最大特点是败掉了自己政党所主导的政体，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重建型总统往往与“伟大”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重建型总统不仅仅是一种类型，它还是一种符号和象征。重建型总统除了在政治上改天换地外，往往还具备非凡的品格和魅力。在自由派占据绝对多数的学界和媒体眼中，他们不认为、更不能接受特朗普可以位列重建型总统的“万神殿”。

但上述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前两个过于教条，后一个则过于主观。但正如之前分析过的，首先，特朗普并不属于传统共和党建制派，其本人也曾多次改换门庭。共和党更像是被特朗普用来“借壳上市”的“壳”。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不仅外在于传统共和党建制派，更外在于美国整个传统两党。其次，上述严格形式要件其实只对民主共和两党对峙格局成形之后的美国最有解释力，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此前的时期，或两党建制派甚至两党体制出现危机的时期(比如现在)。这也允许我们适当放松前两个形式要求。

至于从主观好恶出发认为特朗普远够不上重建型总统的“伟大”，首先，重建型总统的“伟大”更多是量级而不包含价值判断。极端一点，一位总统只要做出了政体级别的改变，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可算是重建型总统。再者，不管是用辉格党史学还是成王败寇来描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他重建型总统在生前誉满天下的同时，或多或少也谤满天下。如果特朗普真做出了政体变迁级别的改变，当时间拉得足够长，今人毁誉并不太能左右后世的评价。

▍“出口转内销”：特朗普的重建型总统之路?

上面的分析更多的是证明不能简单排除特朗普成为重建型总统的可能性，但要回答特朗普是否真的有可能成为重建型总统，我们必须回到重建型总统的本质——特朗普是否有可能做出政体级别的改变。

但恰恰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斯克罗内克的总统类型学暴露出两点相对不足。第一，这是一套“回头看”而非“向前看”的分析工具，更适合事后总结，而不是判断当下或预测未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是“向内看”而非“向外看”的，换言之，斯克罗内克的类型学侧重总统在内政上的功绩，而不是其对外作为。特别是五位重建型总统，他们多是因国内政治遗产而名垂青史。打赢“二战”并主导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罗斯福和奠定冷战胜利基础的里根，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其实都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持续和深远的影响，但他们能够成为重建型总统主要还是因其对内表现。在基辛格眼中曾深刻塑造美国对外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老罗斯福和威尔逊，却由于国内作为的不足而距重建型总统甚远。

每一位重建和断裂型总统很大程度上都是被时代塑造的，区别在于前者成功地回应了时代挑战，而后者失败了。今天的美国其实在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都遇到了时代级别的挑战。今天美国国内困境的根源仍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分裂——即E. J. 迪昂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和“保守主义的僵局”。里根政体初期——尤其是里根本人——曾多少带来一些整合与妥协，但现在却越来越难以维系。但在国内问题上，特朗普所做的更多的是把里根的某些做法不断强化甚至极化，其中包括仰仗里根为共和党奠定的基本盘——南方、中下层白人和宗教右翼，同时强调减税、去管制、回归制造业等新时代的“里根经济学”。如果说之前的总统多少都会走出自己的基本盘来做些团结或弥合工作的话，特朗普或许是第一个下定决心放弃“让更多原本不爱我的人爱我”，转而只求“让原本爱我的人继续爱我”的总统。就像目前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抗议所表明的，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美国社会在种族、移民、堕胎、枪支和同性婚姻等议题上很可能会愈发撕裂。简言之，在国内议题上，特朗普与里根政体下其他共和党总统更多的是“量”而非“质”的差别。特朗普之所以给人“动静更大”之感，一是其本人的行事作风，二是进入里根政体末期的美国社会本就更加极化和撕裂。

特朗普真正可能产生政体级别影响(或破坏)的地方，恰恰是在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方面。如前所述，要想成为重建型总统，首先得看是否遇到了时代和政体级别的挑战。对特朗普和今天的美国来说，在国际方面的确存在这样的挑战——这就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摇和重组。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那么他将有可能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重建之路：相比其他五位重建型总统“从内到内”完成政体变迁，他有可能是“从外到内”——通过改变世界来“出口转内销”地改变美国。

特朗普“从外到内”的重建之路会是怎样的?首先应该承认，在冷战甚至“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促进了和平与发展。这套秩序包含三大支柱：一是作为道义制高点的价值观;二是作为安全基石的军事同盟体系;三是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与体系。但冷战结束、“9·11”事件、恐怖和极端主义兴起、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和“脱钩”以及当下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冲击着这套秩序及其三大支柱。对于目前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基辛格、亨廷顿、福山、罗伯特·卡根、约瑟夫·奈、约翰·加迪斯都有自己的诊断和药方，但这套秩序本身已难以维持已是各方共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代表了中国高层的判断。目前暴发的新冠疫情，很可能变成这场大变局的催化剂甚至最后一根稻草。

在特朗普和不少人眼中，中国就是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今年5月26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国际秩序”和“四十年”是这份报告的两个关键词。在白宫看来，正是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四十年来让美国总体而言处于“舒适区”的国际秩序;而四十年，也恰恰是从里根政体建立到今天的时间。同样，在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瑞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相继发表针对中国的演讲后，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在尼克松图书馆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点直接宣布美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失败。在一定意义上，美国这一轮政体变迁，与其对华战略调整和国际秩序重组是同步的。如果说“能否重塑国际秩序”是特朗普能否成为重建型总统的资格考试的话，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就是这场考试中分量最重的那道题。

特朗普会怎样重塑世界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美国呢?“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是关键。虽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任务表，而更多的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但趋势和共性却也相当明显，它包括但不限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用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退出《巴黎协定》、撕毁伊核协议、中美贸易战、制裁华为和5G之争、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以及最近发生的退出世卫组织。特朗普最受争议的一些国内政策——如禁穆令和边境建墙——其实也可被视作“美国优先”在国内的反向延长线。

把这些分散事件拼在一起，它们的指向性非常明确——特朗普试图通过“断舍离”重塑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新秩序中的领导角色。特朗普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就是上述“断舍离”的最好体现。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就是做减法和收缩，扔掉不必要的议题和包袱，只与同类(like-minded)国家合作等。用特朗普今年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不当世界警察”，“我们的职责不是重建外国”。另一方面，“有原则”则是指那些不能放和不想放的，必须牢牢抓紧。比如对中国来说，美国在环保甚至人权等“软性”议题上的相对退潮，换来的是贸易战和华为制裁等更硬、更实的议题和武器。此外，如前所述，虽然特朗普无意也无力实现国内的团结与整合，但他的一些对外政策若见效(比如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转移和缓解国内压力。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就颇为关键。从历史上看，五位断裂型总统——约翰·亚当斯、昆西·亚当斯、布坎南、胡佛和卡特——均只有一届任期，而五位重建型总统均赢得了连任。因此，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这不仅为他又赢得了四年时间，更表明他成为重建型总统的可能又增加了许多。

但如果特朗普没有连任，这是否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留下政体级别遗产的可能?答案也不尽然。首先，要观察拜登和他的政治时间：拜登究竟会成为改朝换代的重建总统，还是又一位里根政体下的反抗总统?其次，我们更应警惕是否会出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可能。换言之，如果国际秩序的重组、美国国内里根政体的衰亡和美对华政策的调整皆不可避免，那么不管之后上台的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继续使用特朗普的话语和政策，并将之与自己原本的议程、工具和“武器”叠加的可能性同样不小。

如果说美国前五次政体变迁更多的是“别人家的事”(其实新政政体和里根政体已经对国际秩序和中国产生了相当的溢出效应)，特朗普以及“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重建之路如果成功，美国历史上第六次政体变迁将会首次直接作用于我们。

2020年，《宪法2020》所期待的变革虽未出现，但一场更剧烈的革命却可能正在发生。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来源时间：2020/11/3   发布时间：20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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