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春龙  来源：网络

就在昨天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康明大哥打电话，问他在做什么。他有些闷闷不乐地说，去了当地的政府部门，索要“光荣之家”的牌子。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9团团长，1953年6月26日，正在开团部会议时，突然遭到美军飞机密集轰炸，整个山体垮了下来，全部人员被埋。那时，康明只有两岁零两个月。

两个月后，坑道被挖开，包括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在内的114人全部窒息而死。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一个月了。

悬挂光荣牌，是党和政府给烈士家属的一份荣耀，从2018年7月开始实施。但两年多来，康明大哥一直没有接到领取光荣牌的电话，不得不亲自上门去领取。

昨天，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一

1951年初出生的康明，即将迎来自己的古稀之年。

15岁那年，他参加红卫兵去北京串联时，找到了父亲当年的战友，对方说，坑道被挖开时，他的父亲躺在床上，旁边墙上的作战地图一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

被困在坑道的团长，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活着出去了，穿好军装，扣好风纪扣，盖上被子，躺到床上，然后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慢慢睡去。

这个场景，让康明泪流满面。他想，等将来有机会，要去找到父亲的安葬地，接他回家。但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逝去的生命，即使他是为国捐躯，即使他是一个团长。

直到退休那年，康明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墓地。现在来看，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康明用谷歌地图，在三八线北侧，父亲当年牺牲的大概位置，一点点放大去看，有一天，他忽然看到有五个白色的连在一起的物体，后面有一个大土包。

后来，他委托朝鲜的朋友去到现场拍回照片，真是父亲的墓地。之后，每到清明，他和妈妈就打开电脑，对着屏幕遥祭。

二

遗憾的是，父亲安葬的地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退休后，他每年都要去朝鲜，把省吃俭用的钱换了礼品，送给当地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希望能带着他去父亲的坟前磕一个头，但至今都没有如愿。

两年前，我去康明大哥的家里采访他，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康明大哥住在阴暗潮湿的一楼。看着这个场景，我一时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烈士团长的儿子的家。

康明大哥说，为了打听父亲的信息，他曾找到刚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傅全有，对方听说他是康致中的儿子，立马见面。在刚刚入朝作战时，傅全有是他父亲的部下。

我有些打趣地对康明大哥说，如果你父亲没有牺牲的话，你也是红二代了。康明大哥听了这话，笑得有些尴尬。

同样没能成为红二代的还有河南的苗务才。2010年，已逾花甲的他来朝鲜，同样因为父亲埋葬在朝鲜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他向着埋葬父亲的方向，放声大哭：“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

为了给母亲一个交待，他在安葬有毛岸英烈士的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抓了一罐土，带到母亲的病床前，骗母亲说这就是父亲坟前的土，已处于昏迷中的母亲竟然有了知觉，把手使劲伸进罐子里，抓着泥土不放。

一将终成，万骨无还。

三

同样为了寻找父辈的忠骨，康明遇到了邓其平，后者的父亲邓仕均在抗战时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朝鲜战场牺牲时也是一个团长。他的父亲牺牲在韩国境内，埋骨的地方早已是一片田地。

在两位团长后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烈士后代们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自发而起的群体，开始用行动来告慰父辈的鲜血与生命。当年，他们的父亲为国而战，如今，他们带领父亲部下的后代们，为家而战。

寻找埋骨之地，前往墓地祭拜，或者带把土回家。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保卫国家的热血不再，亲情的脉络，日益凸显。

在疫情之前，康明每年都要前往朝鲜，经常一去就是几个月。他去了长津湖，去了黄草岭，当年战斗无比惨烈的地方。他已不仅仅是在寻找父亲，而是在寻找整个父辈。他和众多烈士后代们一起，帮助几百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康明带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女儿，去牺牲地祭拜她的父亲。她的父亲高连喜是一位副团长，至今尸骨无还。

在很多墓碑上，他看到这样的记载：XXX等以下几百人。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康明找到一名牺牲在朝鲜的团政治部主任，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官方公布的244名阵亡团职干部名单里。

朝鲜老秃山的志愿军墓地，也未出现在官方的名单里。

对于朝鲜战争有197653名志愿军牺牲的官方数字，康明确信这是不准确的。

四

一个让这些烈士后代们倍感失望的是，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却没有这些烈士的。按照规定，只有在2020年元旦后还在世的老兵，才可以领到这枚纪念章。

是的，在现实中，也只有活着的人，可以参加授勋仪式。这，就是战争。

但是这些后代们并没有抱怨，他们提议，各自出钱，定制一批纪念章，自己发给自己。

从小就失去父亲的这个群体，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为了省钱，他们在网上多次比价，最终核定：纪念章15.5元，带子1元，盒子5.1元，共计每套21.6元。

和国家发放的纪念章不一样的是，他们在章的背面，刻上父辈的名字。

有一天，我在他们的微信群里看到这一幕时，异常心酸。我告诉他们，这个纪念勋章的钱，由龙越基金会来出。因为勋章，不能是自己掏钱买来发给自己的。

包括在悬挂光荣牌时，我曾给主管部门提过建议，不应该打电话通知让退役军人或者烈属来领取，而应该敲锣打鼓给送到家里，现场悬挂。

荣耀，一定需要用仪式来彰显。

五

2013年6月，康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主持人陈晓楠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父亲的墓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康明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咱们回家吧!

两天后，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在未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提出，送还在韩国发现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

“他们也有亲属，他们的亲人也一定在等着他们回家。”朴槿惠说。

康明猜测，这个临时增加的外交礼包，或许是因为对方的人看了这个节目。

也正因此，康明对韩国的态度有了一些好感。曾经，那是父亲的敌人。

一个月后，康明和苗务才一起去了韩国。他们的父辈虽然安葬在朝鲜，但是隔着三八线南侧的铁丝网，就可以看见父辈的墓地，那是被允许到达的离父辈最近的地方。

康明曾有一个担心，他拿着盖满朝鲜签证的护照去办理韩国签证时，会不会被拒签，结果出其意外地顺利。

更让他意外的是，在三八线南侧，附近站岗的韩国军人，在看到他隔着铁丝网朝着父亲的安息之地祭拜时，突然站直了身子。

从那后，康明大哥每年都要去韩国。为了省钱，他带着帐篷，晚上就住在野外，吃饭都是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做。年近古稀的他，不会一句外语，却在韩国一住就是上月。

六

2019年夏天，康明和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去韩国，约我一起前往。我在韩国的朋友俊杰接待了我们。俊杰是一位中国通，在中国做生意多年。

俊杰(下图左)特别热情，帮我们安排食宿，还每天开车带着我们出行。

有一天，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在车上聊起父辈英勇的事迹时，慷慨激昂，激动万分。就在这时，俊杰一脚刹车，满脸愤怒地看着我们，然后大声说，你们的父辈都是英雄，你们是保家卫国，那么韩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400万人，算什么?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后来的几天，争吵越来越多。当志愿军烈士后代说到朝鲜时，俊杰会刻意纠正，那是北韩;当后代们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俊杰会说那叫韩战。而这些后代们，有时候也会故意用“南朝鲜”来代替韩国。

最激烈的一天，是俊杰带我们去韩国的显忠院，就是韩国的国家公墓。到了门口，这些后代们不愿意下车，直言不讳地说，这里面埋葬的人，可能就打死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可能去看他们?

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我作为中间人，十分棘手。

旅程的最后，是去三八线附近的一个战场，在那里，韩国的军人正在帮助寻找中国志愿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在一个山坡上，全是韩国年轻的军人。看到这一幕，曾经当过兵的康明，突然举起了右手，向他们敬礼。其他的后代，做了同样的动作。

韩国军人寻找遗骸现场。

“韩国军人帮助寻找的，都是我们的父辈，他们曾经互为敌人，韩国军人能放下历史的仇恨，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康明说。

就在这时，我的朋友俊杰说，为了让烈士们的遗骸回家，我愿意无偿来帮助你们。

冲突的双方，基于人性，终于站在了一起。

七

因为父辈共同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烈士后代们，走到了一起。而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也是因为父辈共同的经历，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微信群名是：180之子。

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180师，几乎全部成为美军的俘虏。

这个群体，相比烈士后代们来说，低调许多，战俘的身份，让他们父辈受尽苦难，而难以言说的屈辱，延至后代。烈士后代们聚到一起，是为父辈的荣光而努力，而他们走到一起，是为了让公众对父辈多一些理解。

老兵林模丛曾经就是180师的战俘。

两年多前，我在昆明采访他时，我能深刻地感受，他一生都没能走出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他和特务做斗争，终于回到了大陆，却开始了噩梦般的岁月。在这期间出生的儿子，患上了自闭症，不敢和陌生人说话。

而每有国家的纪念活动，他们是无法参与的。这些做过战俘的人，也有自己的节日，每年4月8日，他们会齐聚四川大学，纪念在这一天牺牲的战友林学逋。

林学逋是四川大学的学生，朝鲜战争爆发时弃笔从戎，在180师担任英语翻译。被捕后，面对特务的诱惑和屈打，他坚决不从，高呼“共产党万岁”。特务用刺刀把他的心脏挑了出来。

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林学逋死得很惨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如今，能去四川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不屈战俘林学逋，如同他们的精神明灯。

我曾采访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一个村子里，有两个战俘，后来，一个选择去了台湾，一个坚决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的，受尽磨难和屈辱。到了上世纪80个代末，县里的统战部突然派专车接大陆的战俘到县宾馆吃饭，这让他受宠若惊。去了才发现，台湾的战俘回乡探亲，统战部高接远迎，让他去作陪。

八

其实，还有一个群体，比战俘更为隐蔽。

真真是一位志愿军的女儿，直到2015年，父亲重病住院时，才告诉她，她的亲生母亲，是朝鲜人。

1953年7月，朝韩停战，志愿军陆续撤离，但有部队官兵被留下来，帮助遍地焦墟的朝鲜恢复建设。就在此时，真真的父亲和一位名叫妃臻的朝鲜女人好上了。真真的爸爸解释说，当时，连年的战争让朝鲜的男人急剧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当时政府默许女人和志愿军结婚生子。

真真和哥哥就是这样在朝鲜出生的。真真出生3个月后，爸爸的部队要撤回中国了，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按照朝鲜规定，如果有一个孩子，只能留在朝鲜，不能带走，如果有儿有女，就只能带走女儿。

1956年10月，爸爸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真真，坐上了回国的火车。真真的朝鲜妈妈，抱着一岁的哥哥，追着火车，边跑边哭。

当年，那一列列从朝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演了太多这样的生离死别，许多个家庭活生生被拆散，从此一生再未相见。

甚至有朝鲜妇女卧轨阻止火车开走;还有的志愿者官兵，为了把儿子带走，把他打扮成女孩，塞在炮弹箱里。

“真真，你一定要去朝鲜找到你妈妈和哥哥，妈妈叫妃臻，在新安洲，我对不起他们……”爸爸临终的时候，使出全身力气对真真说。

几乎每年，真真都要去次朝鲜，她感觉像回家一样，却至今无法找到家人。

在大陆，有很多这样的混血儿女，至今都没有找到妈妈。而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九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当天，电影《金刚川》上映，据公开的信息，这部战争大戏，从筹拍到上映，只有3个月时间。

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念活动，达到历史的高点。而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个体来说，他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如果能帮康明去父亲的墓前祭拜，如果能帮真真找到亲生母亲，如果能让每一个牺牲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这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最好的纪念;对每一个士兵的纪念，就是对整个战争的纪念;

如果能在授勋的时候，给那些战俘一枚勋章，告诉他们，被俘是万不得已，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这样人性的方式，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士兵，放下包袱，更为勇敢。

追溯关于朝鲜战争的上一部电影，应该是2016年上映的《我的战争》，电影的宣传片比电影更为出名：一帮老艺术家去韩国旅游，导游姐姐问，这是大家第一次来韩国吧?老艺术家们一脸骄傲地笑着说，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用护照，是举着红旗进来的。

这种毫无人性的表现方式，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

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勇气对这次战争来一次反思和复盘，我们不能用歌颂英雄的方式，来掩盖我们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直面伤痛，在历史中吸引教训，这是对战争更好的纪念。

十

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在位于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门口，我随机采访了几位本地的游客，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更应该放下历史，珍爱和平。

即使在纪念馆里，也看不到任何对敌国的仇视。

纪念馆外最著名的雕塑，是《兄弟缘》，战争结束后，韩国的哥哥与朝鲜的弟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中国有类似的手足之战，如果我们也能用这样柔软的方式，来期待两岸的统一，那该是多么温馨的场景啊。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如果能将这场战争的称谓，表述为相对比较温和的朝鲜战争，而不是有着明显立场，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和国际社会去共同纪念这场战争。

只要我们还没有放下仇恨，战争就还没有结束。仇恨教育，是祸国之源。内心充满戾气的人，一定会和这个世界的文明，越来越远。

真正的胜利者，一定是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格局，就像美国内战后，胜利的北方会厚葬战败的南方士兵，并且让他回家与亲人团聚;就像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胜利的同盟国会邀请曾经的敌人德国参加。

如果在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时，我们能邀请美国和韩国参加，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还欠韩国一个公开的感谢，是他们在帮我们寻找志愿军遗骸，并且送他们回家。

今年的志愿军遗骸回家时，我看到主办方精心策划的一个画面，中韩工作人员戴的口罩，上面有着中国和韩国的国旗。因为人性，曾经的敌人，终于站到了一起。

2019年，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参观时，特意去看了关于朝鲜战争的这段展览，澳大利亚曾和美国一起，参与了这场战争。全场的描述，没有出现对中国任何的仇视和敌意。

参观结束后，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围在大厅中央的一块石碑前，默默地祈祷。石碑上，写着：LOVE。

来源时间：2020/10/26   发布时间：2020/10/25

旧文章ID：23304

作者：陈方正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读：整三十年前，我们在创办《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样说：“在本世纪，中国人心里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风雨中它并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动，闪烁，终告熄灭……中国，有这样悠久文化传统，这样优秀人才和庞大潜力的中国，又再一趟遭到挫折，陷入危机之中了。”当时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波折重重……总的来说，建立新文化的决心和努力不足，恐怕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将“建设一种多元的、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定为本刊的信念和努力方向。三十年如流水般过去，其间中国再次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出乎意料的是，这虽然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进步，却也再一次产生重大危机，再一次把中国带到历史转折点上。因此，在此时刻重新审视我们当日的信念，并且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作更深入讨论，应当是再也适当不过了。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20年10月号 总第181期

01 中国的巨大变化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简单地说，它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1.3倍，跃居世界第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居世界之首。当然，那是由于人口庞大：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刚超越1万美元，发展水平仍然略低于中等国家。

但这个变化仍然是极其惊人的：在同期，中国的城镇化率激增至61%;中产阶级达到全国人口的39%，即5.45亿，超越了美、日、德三国人口之总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和最大旅游出口国;工业生产值和贸易出口值都稳占世界首位。

支撑如此强大生产力量的是基础建设：中国电力年产量现占全球总值26.7%，约略相当于其次三国之总和;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分别建成总长15万公里和3万公里的全球最大网络，后者更占全球总里数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体魄也强壮起来，不仅在奥林匹克赛场上表现优异，预期寿命也从69岁提升至76.7岁，超越世界和许多地区的平均值。在高科技方面，中国虽然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但在移动通讯、超级计算机、太空技术、衞星定位等领域却也达到前缘水平甚至领先位置了。

统而言之，和大多数人当年的预期完全相反，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取得了非常迅速和全面的进步。但这个巨大变化到底是如何得来，它的意义何在，为何反而导致了新的危机，而知识分子今后又应当如何为自己定位?这是我们要在下面讨论的一连串问题。

02 中国为何能够走向富强?

中国如此庞然大国，在列强冲击下受贫弱困扰将近两个世纪，现在短短数十年间陡然脱胎换骨，走向富强，那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它何以能够致此，是必须认真探讨的。

我们将发现，这其实有许多不同层次原因。其中最切近的，当然莫过于1978年底定下的改革开放政策，亦即放弃自力更生，打开门户，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习，从而改革体制，“与现代世界接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体现这个政策最关键、最具象征性的一步。

然而，奉行类似政策甚而受西方积极提携的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能够像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一样大获成功，而中东、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等许多其他国家却徘徊歧路， 踌躇不前呢?有人将此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亦即中国人之自律、刻苦耐劳、注重教育、力求上进，以及它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当然不错，所谓“东亚文化圈”优势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概都就是指此。

但这样从外面看并不足够，因为我们不能够忽略俄国这个显著的反例。它虽然历史不及中国悠久深厚，却累积了将近两百年虚心向西欧学习，而且大获成功的经验。更何况，在苏联瓦解之后，它全面和彻底地转向西方，完全接受民主选举和保障私有产权这两个制度，并且起用大批西方学者，以引进资本主义体制为国策。然而，这个破釜沉舟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不但没有带来进步和富强，更导致了经济倒退、人口锐减的大灾难。

反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虽然卑之无甚高论，却显示出极大的智慧。说到底，巨大如中俄两国，其体制改革必然是高度复杂、史无前例的创举，因此必须谨慎缓慢地视乎实际情况来逐步尝试、探索，并且在每个重要关头作出独立判断。西方先进经验固须借鉴，却不能够简单移植，而需要缓慢吸收，也就是主动消化、选择、修订以适应实际情况。这是个艰辛、缓慢、痛苦、绝不能够省略的过程，中国成功的关键即在于此，俄国自彼得(Peter I)和叶卡捷琳娜(Catherine II)两大帝以至叶利钦(Boris N. Yeltsin)总统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同样在此。

庞大如中国的那样一个政治体系，如何能够实现如此复杂的外来知识、体制之引进、衡量和本地化呢?很显然，强大和具有坚定目标的中央政府是先决条件，但那并不足够，它还需依赖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一直非常活跃：他们不但在各自专业领域努力吸收国外信息和推动创新，更在许多不同层次协助政府形成明智决策。换而言之，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全面合作与互动，是改革至终能够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如所周知，近两百年来中国的自强、维新、改革、革命、新文化等连串重大运动，就都是由当时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推动，而毫无疑问，他们则是承接了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这个传统的渊源更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

因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其对个人素质的熏陶，而还在于它所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与理念，即国家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知识分子承担国家命运，那是超越地域与民俗，而承载于中国文化整体之上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体制前后凡三变，这个传统理念虽然饱受冲击而曾经一度崩溃，却仍然蛰伏在文化意识底层，一旦如同1978年那样暴露于新的政治气候，就迅速复苏和发挥无比巨大的作用。

反过来看俄国，在历史上它相当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是东正教教士。他们与广大民众关系密切，并曾经在极其艰困的环境中领导多次抵御外侮的运动，因此无异于国家灵魂之所寄。然而，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东正教会便成为教宗与沙皇反复斗争的牺牲品，至终被压制而完全失去活力。此后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在专业上十分出色，文化上却缺乏传统的滋润而显得飘荡无根，由是政治上便只能够依托于外来意识形态，而不断地走向激进。

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丧失了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国家建构意识与承担。因此，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与对国家命运之承担，是中国能够复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03 巨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近三十年的巨变令人振奋，但它到底为中国带来了些什么，那还需要仔细分析。

就国内而言，最直接和明显的，自然是相当部分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得以享受现代科技成果，而广大民众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脱贫”，这是个举世公认的了不起成就，绝不容轻视。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变革，中国终于从将近两百年的挫败与屈辱中站起来，重新获得尊严和自信，并且由此而摸索出一个持续发展、蜕变的模式，因此在可见的未来，譬如说今后三十年间，达到先进发展水平已经不再是空想。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清：生产力和经济成就是发展的基础，却并不是一切。中国目前的大发展是以放弃政治改革，压制言论自由以维持稳定局面换回来的，其代价是知识分子丧失了相当大部分功能，以及社会下层承受大量不公正待遇，由是使得怨愤不断累积。

当然，有不少人认为，为了快速发展，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它们将来会随着社会变得富裕而自然消解。但真就是如此吗?还是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制约呢?那样的可能性是不容抹杀的。

就国际而言，经济大崛起无疑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为它赢得了国际上的重视和尊敬——当然，疑虑、恐惧乃至敌意也就随之而来，当今中美之间的全面激烈对抗方兴未艾，实际上已经成为无硝烟战争了!

美国的霸权行径有许多先例，它在1980年代强加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以及最近不择手段阻止“北流二号”(Nord Stream 2)油气管道的兴建就是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它对于盟友尚且如此横蛮箝制，对于体制、文化、理念截然不同，而经济总量则寖寖然即将超越自己的中国，自然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而必然要如目前般不惜一切来全面压制。那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必然后果，而绝非美国何党派主政，或者中国在贸易上作何让步，甚至在体制上作何调整，所能够改变的。

所谓“匹夫何罪，怀璧其罪”。我们必须认清一个关键事实：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潜能现在已经充分显露出来，而中国人口(14.0亿)远远超过整个第一世界，包括英、美、加、澳、纽、欧盟以及日、韩、俄之总和(12.4亿)。

因此，倘若中国以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至终必将左右甚至支配整个世界，其压倒性力量将远远超过今日之美国。对于这个前景，其他发达国家可能只是感到害怕和无奈，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则绝不可能接受，而必然要如它目前所做的那样，联合一切力量，穷尽一切方法来阻挠、对抗、打压。这不折不扣就是它的“存在之战”。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美国当初之所以接受中国加入WTO，也就是让它融入其所主导的世界，其实完全是基于战略考虑：一则是在越南战争大败之后需要联合另外一个大国来对抗苏联，再则是看中了中国的庞大市场，最后则希望藉此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即使这个企图失败也无妨，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倘若坚持社会主义体制，则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率，也就不足为患。

它的第一个盘算不错，因为大约十年之后就赢得了冷战胜利，但其余的想法则显然大错了，而那正就是美国发动贸易战争，甚至不惜损害本身利益，以坚壁清野战略来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原因。

在它的巨大压力下，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无可避免地转趋复杂多变，今后恐怕还将不断受到困扰而逐渐冷淡下来。在这严峻形势之下，中国一再宣示扩大与各国交流合作的决心，并且以多种实际行动来吸引外资，包括开放利润丰厚的金融业和保险业，但是否能够就此扭转局面，长远发展如何，都尚在未知之数。统而言之，中国的大发展打破了现有国际格局;旧局既破，新局未成，其间的碰撞推移就是当今大混乱、大危机的根源。

04 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基本矛盾

如上面所说，改革开放惊人的成功已经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应和阻力;不但如此，而且它是个双向过程，所以本身和中国现行体制也有潜存矛盾，倘若照目前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难免对后者造成冲击，并且因此而受到制约。

让我们从最浅近的问题开始谈起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鼓励国人出洋留学，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学生输出国，2017至2018年间，每年达六七十万人。然而，学成归国的学者人数，却只及同年出国人数的七八成，至于学术领军人物选择归国定居的，更属凤毛麟角。

换而言之，鼓励出国留学造成了严重和长期的“脑流失”(brain drain)问题——事实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各国也都深受其困扰。国际上的剧烈人才争夺是世界性现象，而左右人才去留的因素很多，家国情怀和薪酬水平仅仅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文化氛围、社会活力、言论空间等虽然是间接和无形的，其实也同样重要。毕竟，对大多数才华洋溢、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宽松自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的工作环境，以容许他们的新观念得以尽量发挥。因此，讲究纪律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容或有利于保持稳定，但对吸引高端人才却极其不利。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来，这矛盾是必须解决的。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发展，但那却会反过来冲击集权体制本身。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之间的人员流动量极其惊人：2018年出国旅游者达每年1.5亿人次，来华旅游的外宾，来往求学、经商、工作者也以数千万计。这巨大人流加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体，必然会在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造成习俗、品味、思想上的相互瀰散、渗透，从而影响国人的深层次观念和倾向，包括对个人自由、伦理关系、社会习俗、政治追求的理念和判断。迄今为止，这些影响好像还不太显著，还完全能够为现行体制所控制。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本观念的变化必然会继续累积，中央也因此将会需要不断加强控制力度以维持稳定，由是体制本身与社会之间的日益疏离和对立也就难以避免。

从以上两个问题看来，倘若要继续扩展和深化改革开放，那么中国至终恐怕不能够避免考虑其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本身之改革。这是个极为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没有人能够清楚知道应当如何进行而不重蹈苏联的覆辙。更何况，政治改革不仅终极目标重要，变革过程本身也同样重要，它们都同样是问题的一部分。

很显然，我们无法在此讨论如此重大问题，但有两个基本原则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中国需要借鉴西方发展政治体制的丰富经验和理论，但绝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地移植或者抄袭西方体制，而必须寻求自己的独特解决方案。这显然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困难，需时也将更长，但为了民族复兴，也是迟早都必须跨出的关键一步。

05 改革开放的终极意义

从更宽广的角度看，上面的讨论不免令人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超过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现在经济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国际贸易上更是大量“出超”，却为何在文化、艺术、思想的交流上总是严重“入超”，总是害怕受到外国理念的颠覆而丧失主体性，因而要花大量资源和精力处处加以防范呢?这并非通过政策或者体制调整可以解决的小事，而是根本性问题，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张和深化，它只会愈来愈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追问，造成文化理念“入超”或者所谓“软实力”不如西方的根本原因到底何在。

这可以从两方面看。比较切近现实的是，出于维护稳定和掌握民心的考虑，中央政府往往致力于宣扬狭义的传统文化和爱国理念，并且以这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和管制书籍、报章、杂志、戏剧、电影、教育、电子媒体等各种文化载体，以致在今日经济如此蓬勃的局面下，文化的发展反而显得异常单调和停滞，不能够对世界各地发挥与国力相应的冲击力。这是十分可惜而又可悲的事情，其关键就在于文化的判断和发展不可能由小部分行政官员承担，而应该归还给文化人，也就是广大知识分子，那样它才可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影响世界。当然，这也就意味，言论自由的尺度必须放宽，否则一个繁荣蓬勃的文化环境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退一步从历史上看，则必须老实承认，所谓“现代世界”根本就是由欧洲文明造成，因此它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伦理观念、政治观念等等，以至各种学术发展方向，也莫不是首先出现和蓬勃发展于西方，然后扩散到全球的。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努力吸收和消化他们所创造的这个现代文明。

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经济基础，以及中国人的勤奋才智，这肯定是可以做到而绝不需要担心丧失民族归属感或者认同感的——以日本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脱亚入欧”运动，他们的传统尚且没有丧失之虞，甚且因此更为焕发，为何中国反而需要担心呢?所以，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过份强调统一思想的必要。国家施政或者发展策略固然需要有一定方向和目标，但就更广泛的、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而言，则必须依赖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和判断，他们在过去近两个世纪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说明。

说到底，长期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意义是：中国承认自己总有不足，因此需要向全世界学习，不但今日如此，日后也应当如此，所以这是长期的吸收、改进，而非短期的“恶补”。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这个大道理讲得再浅白、再透彻没有了。

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把这个基本国策用于科技与经济而获得极大成功，在将来，则应该把它推广到学术、文化、艺术、音乐、习俗乃至政治体制等所有其他层面，这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突破和民族复兴。

虽然中国目前的体制带来了三十年空前蓬勃的经济发展，但还不能够就此认为已经完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成功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以种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移民海外了。

因此，必须承认，中国其实还有许多可以借鉴于西方国家，可以通过仿效、吸收它们的经验而改进的地方，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带来的宽松自由环境就是其中之大者。我们不可忘记，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不断地吸收域外事物、哲理、观念、风尚、人才，这才得以壮大、丰富，才得以造成汉唐盛世的。“有容乃大”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老话，它本来仅指个人修养，但推广到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整体，意义当更为重大。

06 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

那么，在今后更宽广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知识分子究竟还有些什么与前不同的责任、功能是应该担负起来的呢?

倘若我们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比较，则他们的功能，特别是在引进、阐扬新学说和对传统发起激烈批判这两点上，的确颇为相似——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就将胡适比为“现代伏尔泰”。

然而，近代中国虽然不乏扭转时代风气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之辈，也尽有在考古、古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中具开创能力的第一流学者，却独有一块空白至今无人尝试也因此未能弥补，那就是政治理论的创新。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更不要说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边沁(Jeremy Bentham)、穆勒(John S. Mill)、马克思、罗尔斯(John Rawls)。这些名字令我们肃然起敬也望而生畏，他们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泰山北斗。

我们有大量学者去钻研最高深的数理科学、最复杂的分子生物学，他们都不缺乏创新雄心和获取最高荣誉的能力，像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等几位数理科学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榜样。但现代政治理论在中国却有如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是个荒凉的无人区。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就是政治理论。但自从大一统帝国出现以来，我们所有的政治论述就都被古代圣贤和诸子百家所笼罩，再也无法从中跳出来，再也没有开创崭新体系、自成一家的雄心和气魄了。其后果是，就近现代政治观念而言，我们只有输入、吸收、阐释、推广，而从来不曾想到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可以创新，可以自成体系。然而，现成外来理论决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这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况且，国家体制比经济体制更根本、牵涉更广，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容易，这就是当前中国在政治发展上所遭遇的基本困难。

这困难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造成。事实上，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并非凭空出现，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极其丰富、悠久的政治理论传统，那从十二世纪索尔兹伯利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撰《政治家》(Policraticus)开始，以至十四世纪但丁(Dante Alighieri)撰《王政论》(De Monarchia)和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撰《和平保衞者》(Defensor pacis)、十五世纪沙鲁达提(Coluccio Salutati)撰《专制论》(De Tyranno)、十六世纪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撰《君主论》(Il Principe)和博丹(Jean Bodin)在《共和六书》(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提出绝对主权观念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

而在他们之前，则还有五世纪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上主之都》(The City of God)，和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那场著名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它在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之间引起了历时近一个世纪，以法理学为利器的全欧洲政治和宗教大论争、大风暴。

这个传统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在西方，政治分裂和竞争是常态，如罗马帝国那样的一统反而是变异，而正就是分裂和竞争，使得西方有关不同政体的优劣比较和正当性争论此起彼落，从不止息，由是促进政治理论的蓬勃发展。

反过来看中国，则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皇朝已经成为常态，政治讨论遂局限于具体政策问题，或者乱世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再也不涉及宏观和基本政治原理。因此当二十世纪之初西方政治学说大量输入之际，我们的学者就只能够奉之为圭臬，致力于吸收、消化和弘扬，再也没有想到创新的可能和需要了。

这样一个由历史造成的困局，如何才能够打破?很明显，它是个长远文化问题，只能够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来谋求解决，而解决的第一步，则是重新认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功能。对传统士大夫来说，这有两个不同方面，即从政和议政。在今日，知识分子的身份改变了，“从政”扩大为以专业知识贡献国家，“议政”则扩大为抨击社会和政治上的弊端和一切不公平现象。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而后者尤其为社会所看重，因为它不但填补了社会需求的空白，而且需要担冒风险。因此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更往往以此为本身的唯一使命。

但一个文明的进步不能够单凭批判，而还需要创新。在今日，人人都知道创新的重要性，都呼吁、提倡创新，但那都是指经济和科技创新，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则无人问津。这自不足为奇，因为市民大众的关注自然在有切身影响的事物。不过，如上文所反复论证，中国目前最需要认真考虑的，反而是政治格局的长远改进，而这有赖于中国人自己的新思维、新构想。

因此，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前述两重功能以外，还有急需发展的第三重功能，即宏观的、有关人类文明与政治理论体系的思想创新。没有这样的创新作为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强劲有力，也都将难以转化成为主导世界的政治力量。

当然，要从无到有，在西方传统以外另起炉灶，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实际上等同于为中华文明开辟一个新领域，那是既艰巨又长远的工作，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绝大挑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处虽然是相当低迷的文化氛围和十分狭窄的言论空间，但这仍然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必须开始填补的空白，那是没有疑问的。

07 倏忽卅年如电抹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今日中国已经可算进入小康，而在下一个三十年站到世界最前列，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似乎也不再止于梦想，而是依循目前的道路稳步前进就可以抵达的了。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未来的确就会如此。

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不能够忽略的：在未来，当中国经济力量可以与整个第一世界匹敌，也就是能够左右全世界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到底将用何种理念、何种愿景来领导世界?届时那将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将变为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了。而且，这种理念和愿景恐怕也正就是决定一个民族是否的确能够站到世界最前列的决定性因素。

让我们回顾一下十六世纪初的西方吧。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鼎盛时期，它们凭借一个多世纪的远洋探索、大无畏的勇武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在新大陆和远东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不但攫取无量黄金、白银和珍贵香料，而且在海外建立起庞大富庶的殖民帝国。在当时，如梦初醒的英法两国方才刚刚开始探索北美洲的荒凉沿岸，那里并没有金山银山，也没有大量可供奴役的土著，而只有大片荒野可供辛勤开垦，以及饶勇善战的印第安人节节抵抗他们的入侵。然而，五百年过去，将今日的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贫富强弱之分何啻天壤。它们长期发展结果的巨大差别，并不取决于当初的起点如何，而取决于开拓者的志行、理念、愿景之高低，那是再也清楚不过了。

因此，在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固然可喜，但在世界上地位提高、力量增强之后，其所急切需要的，绝不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是戒慎恐惧，清楚认识到这个进步只是在经济建设而已，至于在科技、学术、建筑、艺术、音乐、文化等其他方面，落后于先进国家、需要虚心学习和努力追赶之处，其实还多得很。

如我们一再指出，现代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观念塑造而成，这从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开始，至今已经七百年。在此期间，在它这个文明体系里面的十数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许多不同方向呕心沥血相互竞争、激烈比拼，其所释放的能量以及获得的成就极其惊人，可谓人类历史上并无前例的。

所以，在与伊斯兰文明长达千年的碰撞与争战之中，它们至终获得决定性胜利绝非幸致。除非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将这些过往教训时刻铭记于心，继续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先辈那样夙兴夜寐，奋发有为，那么当未来三十年犹如闪电般一抹过去之后，中国到底能够站在世界上何等位置，恐怕还是难以确定的。

08 遥望未来新天地

在过去五百年间，欧洲人以大无畏精神探索海外，从而发现、征服和占领新世界，然后更进一步创造出一个无论理念、经济或政治都由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今日如梦初醒的中国人虽然立定脚跟，重拾信心，但心底里却总不免愤愤不平，总有先机已失，时不我与之叹。其实，这是非常短视而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自诩具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那就更应当把眼光放长远，而不局限于当今大国之间的角逐和竞争，因为影响人类前途深远得多的，可能是今日大家只隐约意识到，但尚未认真思考过、正视过的，由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飞跃发展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当2050年来临的时候，中美问题很可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甚至消失于无形，而最令人感到焦虑乃至恐慌的，倒很可能是完全由人工设计的新生命已经在繁殖，人工智能已经接近乃至超越人类。届时由人担当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都已经交给了机械人，人的存活价值和生命意义因此都成为迫切问题了。

倘若这有如痴人说梦，那我们不妨回顾，四百年前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梦：月球天文学》(Somnium seu De Astronomia Lunari, 1621)这部小说中已经想象人类登月和月球上所见天体景象;而差不多同时，一位德国修道院院长在其身后出版的《密码术》(Stenganographia, 1606)一书中，已经预见今日的互联网与智能电话技术。因此，在不舍昼夜地滚滚前进的科技洪流之中，今日的异想天开变为明日之现实是完全有可能的。

科技进步冲击和重构社会，改变地球环境，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是大家都熟知、都承认的事实。然而社会一旦发生基本改变，它无可避免也要反过来冲击人的本身，包括人对自身的观念。

在今日，医学的飞跃进步使得人的躯体日益沦为名符其实的“臭皮囊”，其中各部分都可以修补乃至替换;胚胎学、遗传学的进步使得传宗接代丧失了本质性和神圣性，而变为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来干预、补救，甚至选择性地优化、改进的过程;脑神经科学和微电子技术则已经入侵人的大脑，试图使它直接和计算机沟通。

对人体每一部分，每一功能、作用的科学研究不会，也不可能停止下来。那么，当人被研究、分析透彻之后，他还能够是那个变化莫测、具有无上尊严的万物之灵吗?他的行动、功能、思维难道不会被大量生产的仿制品，甚至更灵巧、更高级的崭新产品，所替代乃至超越吗?如所周知，在较低层次，人类功能之被替代已经如野火般在蔓延，而在不少特定领域，人类智力之被超越也已经成为现实。唯一剩下的问题只在于野火何时会燎原，所谓“普适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何时会出现而已。

对许多人来说，这前景也许并不可怕甚至很美妙。毕竟，高科技是为人服务的，在一个主要由智能机械人运转的世界中，人不正好各自享受丰盛人生，也就是极视听之娱、口腹之乐，或者遨游四海，或者从事自己喜爱的创作或者研究吗?

诚然，但这有两个大问题。首先，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结构基本上是由它各部分对于生产的相对贡献来决定的，倘若生产不再需要大部分人的投入，而可以委诸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大量机械人，那么社会到底应当根据何种原则来建构，一般人又还有什么生存价值?目前高科技在社会上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之极度不均正就是这个问题之反映。

其次，在更根本层次，倘若人人都可以不劳而获，生活只在于享受官能刺激和驰骋智力，这样的生命还有意义吗，人还能够自觉有生存于天壤之间的价值吗?自从大约五十亿年前地球形成，生物出现以来，不同物种(species)就一直在互相竞争，不断进化，人之出现好像意味这过程已经来到了终点。然而，进化果真会就此停顿下来吗，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以迄比人类更高级、更神灵的物种出现呢?这无人能够知晓或者预言，但从科技不断加速发展的趋势看来，这样一个突变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出现，也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

面临如此不可知、不可测，也难以想象的前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什么理念、什么构想呢?能够为未来人类生命的意义提出什么新看法呢?三百年来的科技大发展已经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前所不能够梦见的新天地，那比之当年哥伦布所发现的新世界已经宽广新奇得多。如何领导二十一世纪新人类理解、建构、经营、适应这个新天地，以及迎接也许将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到来的，更不可思议的另一个新天地，正就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有权利;当然，同时也就是他们不可推诿的责任。

来源时间：2020/10/26   发布时间：2020/10/26

旧文章ID：23299

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

美国与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作法上南辕北辙，这项差异正在改写中美两大强权之间的全球角力。

大约11个月前武汉爆发新冠疫情，而根据本周公布的数据不仅显示中国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而且中国民众对疫情控制的信心十足，国内消费景气强劲复苏。

中国目前的新冠病毒病亡总数不到5,000例，每日新增病例微乎其微，这些是中国当局先前实施铁腕封城、完成数以百万人次计的病毒检测、严格执行接触追踪疫调的成果，也为中国经济反弹打好底子。

“中国成功控制疫情，让中国经济得以反弹得更快，而且相较于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动用的政策支撑相对较少，”曾任美国财政部高层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Stephanie Segal指出。

在美国，已有22.1万人死于新冠疫情，此前联邦政府响应迟缓，两党围绕戴口罩和封锁措施争论不休，而且很多公开活动未遵循公共卫生指引。美国正处于新一波疫情之中。

娱乐场所、餐厅和旅游景点关闭或部分开放，数百万人无限期失业，预计本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美国面临可能持续数年的经济产出缺口。

“显然美国政府搞砸了，”美国前资深贸易官员、Berkeley Research Group董事总经理Harry Broadman称。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使政府得以实施接触追踪和封锁措施。新西兰和韩国等民主国家也像中国一样控制住了疫情。

曾经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属下工作的Broadman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美国“国会一直在争论刺激方案，但仍然太少太迟。”“这给企业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在11月3日大选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造成了疫情的扩散，并坚称美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采取了控制措施。在周三将通过Sinclair Broadcast Group播放的会议上，当被问到当初是否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时，特朗普说，“不会，差不多。”

白宫发言人Brian Morgenstern周三表示，中国不会精确地报告任何事情，“更遑论关于新冠感染和疫情增长的数据。”他说预期中的新疗法和疫苗将以创纪录的速度来临，在此背景之下，特朗普将重建一个强大而全面的经济。

美联储周三发布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稍显温和复苏，但不同行业的情况差别很大。

**涟漪效应**

专家举出中国经济前景的长期隐忧，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债务水平。

“依赖投资型增长，信贷扩张使之加剧，在一个已然疲弱的金融系统中甚至进一步增加杠杆与风险，将更加拖低效率与可持续的增长率，”前美国财政部官员Mark Sobel说。

但专家认为，目前为止美中对疫情的响应迥异，将对两国严峻的政经敌对关系产生一定程度影响，并给全世界带来涟漪效应。

“2021年中国经济将会比2019年成长10%，其他主要经济体则将是萎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Nicholas Lardy说。

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将继续增大”，Lardy预期，这样一来，美国决策者如果试图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或者说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受海外医疗商品需求推动，中国出口强于预期。在IMF预期2020年全球贸易减少10.4%的同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整体比重则提高了。

北京当局也在享受其他方面的好处。“我们看到中国在汇率和股市表现方面取得成功的迹象，与此同时其他许多经济体却在承压，”Segal说。

IMF财政监测报告显示，中国2020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将增加5.6个百分点，达到11.9%–与中国政府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时相比，增长幅度较小。

相比之下，美国202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料将升高12个百分点至接近19%。

虽然中国的消费情况在改善，但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仍下降7.2%，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0.3%。今年早些时候的严格封锁措施，导致许多工人拿不到数月的工资。

中国官员也在强调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领导角色。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介绍2020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说：“中国的疫情防控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企业以复工复产来支持全球的复工复产。”

Lardy说，与此同时，美国仍没有强有力的接触追踪系统以及足够的检测。他还说，美国不是集权的一党制国家，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做得更好。(完)

编译 蔡美珍/王灿/李婷仪/郑茵/汪红英;审校 张若琪/王颖/艾茂林/王兴亚

来源时间：2020/10/25   发布时间：2020/10/22

旧文章ID：23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