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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首提“持久战”，有本书去年曾重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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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其中首次提到“持久战”的说法，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人大重阳君向您推荐我院执行院长王文专著《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一书。该书出版后数次重印，多次获奖。后记中曾写道“本书最早的书名《中国崛起持久战》”，绪论、第七章、结论等三章更是明确以“新中国成立70年，重读《论持久战》”、“改革开放再出发，更是持久战”、“70年视角下，中国崛起持久战进入‘相持期’”为标题。现将绪论部分一字不改地刊发如下：  

“这是战争!这是战争!”2018年夏，当美国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税清单时，我正受邀参加一个重要政策咨询会，一位局长当场怒斥美国。我完全理解与赞同这位官员的愤怒，事实上，当时很多中国官员、学者、民众都会对美国的蛮横、霸道感到愤怒。上一次类似的愤怒恐怕要追溯到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

然而，当时间来到2019年夏，中美关系紧张感的警报虽未消除，但“斗而不破”将持续很久的局面日益明显之时，再回想当时的愤怒，多少有点像“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年轻人的毛躁与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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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中国人享受外部和平环境的时间是否太久了，以致很容易就把国际博弈对手实际多征了125亿美元的税额理解为“战争”了。当时，舆论很少会去算，那些税额约是当年中国经济总量的0.1%、对外贸易总额的0.3%、中美贸易额的2%。单就税额而言，对中美贸易大局、中外经济合作大局影响有限，对中国发展的大局冲击更是微不足道。而当时的两类观点——一类是对美回击，来一场史诗般的贸易战，直至击败美国;另一类则是主张全面妥协，以免中美大局全盘遭颠覆——现在看来，也都过于简单化。

2019年夏，经历了一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洗礼，中国社会心理变得更有承受力。多数中国人看透了特朗普政府的歇斯底里、口无遮拦、咋咋呼呼，对华经贸打压蔓延至科技、教育、学术、金融领域彻底撕开了美国虚伪的面具，尤其是美国仗一国之力打压中国公司华为更是激发了全民的斗志，催促中国提前进入“5G时代”。诚如2019年5月16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我的采访所言：“(美国的无理行为)实际上撕掉了它过去所伪装的面具，赤裸裸地把美国的真实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最终结果是美国信用的破产、美国神话的崩塌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世界历史的教科书在未来会书写下美国这次霸凌主义行为的耻辱性。”

此时，重读1938年5月26日—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论持久战》显得非常有必要。当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10个月，“中国必亡论”“中国速胜论”在中华大地弥漫。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初期经验，针对两种论调，全面阐述了中国以持久战方式最终获得对日作战胜利的战略信心。

5.6万字的《论持久战》，我读了多遍，每次都有拍案叫绝之感。在当时巨大困难、迷惘、无助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至暗的时刻，毛泽东拥有如此战略远见与必胜信念，以清晰与精确的判断与思路，照亮中国最终取得这场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未来，实乃中华民族之幸。

这种战略远见源于毛泽东“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更根植于其对中国深厚历史文化的透彻把握。正如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是中国人强大力量的一次充分爆发，而这种磅礴力量至少可以追溯到当年延安窑洞中的厚重历史感与豪迈气概。

溯往千年，中华民族有过漫长的消沉期，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几乎已坠到了谷底。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不只是有摆脱1840年以来屈辱感的“百年意义”，更有扭转民族颓势的“千年意义”。但民族复兴难免有曲折的探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国经济一度进入濒临崩溃的边缘，70年新中国建设，尤其是40年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在危难中重新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加速之势。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对个人来讲，是漫长的时间长廊，但对于一个伟大民族而言，却只是很小的时间刻度。中国人还没有到为国家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止步不前更是要不得。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说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破坏陈旧世界的冲击力;改革开放40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还拥有带领中国人建设全新世界的开创力，那么，面对中外博弈与国际竞争进入白热化，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得更稳更好，“改革开放再出发”，才更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拥有带领新时代的中国人塑造美好世界的持续力。这就更需要重读《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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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强国长征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8月版)，至今已第四次印刷。

“中国失败论”“崛起速胜论”都要不得

在国际形势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已有的成绩不能妄自菲薄，也须戒骄戒躁。能否应对好这个“大变局”，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可持续力与顺畅度。

2019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以朝核危机转圜、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发展积极迹象与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退群”、美伊冲突加剧为主要特征的大国摩擦消极趋势同时并存。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曾料到之新时局”。在国内，中国面临着反腐败(anti-corruption)持久战、反污染(anti-pollution)阵地战、反贫困(anti.poverty)攻坚战、反风险(anti-crisis)阻击战的重大考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繁重，社会稳定形势空前严峻，经济稳中有进的压力持续存在，对此，中国必须持续有针对“变局”的先招、高招与长招。

从国内治理看，中国已全面进入智能化时代，数字化力量无孔不入，既像“机器猫口袋”那样，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也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自带农耕文明特征的超稳定性正在发生动摇，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结构属性开始悄然瓦解，扁平化的治理结构正在重塑中国社会，即信息拥有者、流量领先者逐渐跨越级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新标尺。互联网技术产生了新时代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使社会服务快速均等化，过去只有富贵者才能雇用的司机、厨师、保姆等，目前都能通过互联网服务普及平常百姓家，但互联网时代会产生新的不均衡与新的极端性，各类奇葩现象层出不穷，社会稳定的迫切性陡增。更重要的是，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人口红利消逝面前暴露无遗，“幸福在哪里”成为社会天问，“全民焦虑”成为大众通病，近14亿人的高质量发展超越了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思考范畴与路径。

中国目前面对着巨大的贫富悬殊鸿沟以及“马太效应”能否彻底遏止，全面消除贫困且永不反弹是否能够实现，是中国出现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奇迹”的关键。目前，大国金融危机的脚步如同“灰犀牛”般无形有声，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导致未来不可捉摸的“黑天鹅”频繁显现，作为40年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个纪录，肯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解决以上难题，必将成就伟业，但外部的战争、冲突或天灾，内部的社会失序或金融危机，也会使发展盛况“一夜回到解放前”。在数字化时代，强化社会的韧性，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所未有之挑战，也是前所未有之机遇。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2018年底，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这句话，深意可能也在于此。

从国际形势看，自16世纪初全球化开启，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全面颓势。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使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构成的西方“铁盘”出现巨大裂迹。欧洲老牌强国云集，却深陷老龄化深渊，加之数百万难民的冲击，增长乏力，日益成为暮气之地。但欧洲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治理力量。美国不再是 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主体传统日渐式微。虽然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反全球化”等方式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遭遇国内外不同势力的强力反对，但美国的破坏力不可估量。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在一些领域的影响力不可低估。新兴国家集体大崛起，但未来前景不确定。全球政治大觉醒，西方经验在非西方国家出现“水土不服”，中国40年来发展实践的成功，为各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路选项。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出现“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人工智能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相比于1500年以来相继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中国崛起面临的局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中的局面。中国须克服的，不只是须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应对霸权国的压制、围堵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还要强化在新时代下的全球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分权”，以及与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的渗透中，中国力求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同样也是难题。

从历史来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但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则是10亿级，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弹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中国而言，未来已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着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或至少是中速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努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使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不是重复过往500年的大国崛起老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由此来看，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加接近，但要谈真正崛起成功，恐怕还为时尚早。2014年底，习近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到，“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这是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好提示，也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基础上的最好动力。当“学习大国”，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是对国内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改革和克服。“干中学”的精神，正是这种应对的体现、深化与坚持。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在江西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强调：“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而中国的国家崛起同样走在新长征路上。在这条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家的主角，都有一份时代的责任，都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强国长征路》的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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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长征路》部分目录

这本《强国长征路》同样是我个人“干中学”的产物。2013年初，我从媒体记者转型为智库学者，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有幸参与了不少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比如，2013年夏季，在相关领导支持下，报送《中国应积极申办2016年G20峰会》获得重要批示，带领人大重阳参与或承办了此后历年的二十国集团智库峰会(T20)，受邀赴十多个国家参加了 T20公报的国际磋商，参与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大量筹备与解读工作，还受到了多国领导人的接见。除此之外，我还多次参与了2014年 APEC北京峰会、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中国近年来历次重大主场外交的筹备咨政工作，这个难得的过程无疑是一次全球治理学识、胆识与见识的个人升华。

2013年秋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与同事们先后到了近百个国家调研、宣讲，还在全球十多个国家承办了“一带一路”双边对话会，如中国—美国、中国—土耳其、中国—伊朗、中国—尼泊尔等双边智库“一带一路”对话会，既开了中国甚至全球之先河，更学会了国际沟通与跨国倾听。

2016年7月，在“南海仲裁案”背景下，人大重阳在华盛顿举办“中美南海智库对话”，让“南海仲裁案结果是一张废纸”的声音传遍全世界。2017年 9月，人大重阳在纽约举办“中美大学与智库对话”，两国政要名流出席，成为中美两国人文与社会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8月，人大重阳在美国多地举行系列中美贸易智库对话，是中美经贸摩擦以来首次两国智库的密切沟通。除此之外，我还去美国各州调研30多次，深切感受到中美实力的差距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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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长征路》绪论第一页

是伟大的新时代给我提供了作为智库学者无比难得的机会。这些年，我把对美国的调研汇集成专著“王文看世界系列 1”《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把智库运营的经验汇集成专著“王文看世界系列 2”《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把到数十国的演讲汇集成专著“王文看世界系列 3”《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现在我再次把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汇集成了这本《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大体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漫长的大变局”先从习近平近年来多次讲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解释开始，讲到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五个方面。我认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全球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中国正在发生可借物理术语阐释的“相变”，如冰到水、水到汽，世界同样也在发生重大的“相变”。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的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的变数。在这个进程中，全球化与碎片化并存，整合与分散力量同在，中国则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第二章“长期‘斗而不破’的中美博弈”提到了多次访美进行智库对话的经历，分析从2018年经贸摩擦中得到的启示，那就是中美长期“斗而不破”。本章最重要的创新在于，认识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算起，美国实力逐渐走上“盛极而衰”之路，这个进程有曲折、有反复，但目前来看，走下坡路的大趋势没变。面对“特朗普攻势”，中国没有必要自怨自艾、妄自菲薄，而要做好长期“斗而不破”的准备。中国发展进入了“精耕细作期”，只要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将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美国的任何遏制都不能打乱中国的发展步伐。

第三章“国内治理：跨越发展陷阱”是偏重中国国内经济、金融研究的论述，是我这些年对经济金融议题研究的一些心得。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能够持续为人民带来福利的底线是，切不可跌入“发展陷阱”。发展，既是一个国家必须完成的永恒目标，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持久过程。这些年，许多学者强调了诸多“陷阱”的概念，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卢梭陷阱”“马尔萨斯陷阱”“斯奈德陷阱”等等。但首要须跨过的，仍是“发展陷阱”。目前，中国发展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社会信心出现动摇，精英焦虑感加剧，金融风险概率上升，制造业升级突围困难。要跨越这个“发展陷阱”，并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做到的事情。

第四章“全球治理：中国在适应的‘成人礼’”是关于中国参与并逐渐引领全球治理的论述。该章加入了许多亲历式的描述与研究，尤其是赴南极点调研的经历。21世纪初，全球格局深刻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这种深刻变化的“总爆发”，重创了欧美国家，也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首要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一大批新国际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带一路”倡议等也都在 21世纪初应运而生。对于中国来说，国力的崛起伴随着逐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进程，尽管迟到了，但好饭不怕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球治理是中国崛起必需的“成人礼”。

第五章“‘一带一路’进入‘耐力跑’阶段”专门讲述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倡议“一带一路”。该章讲到了几十个我在外宣讲与调研的亲历故事。以我的经历看，“一带一路”在重构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一定要以打持久战的心态做好“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不是凭空出现的，亦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近年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从无到有、从理念到行动、从高层倡议到分层落实、从双边合作到全球峰会、从一国倡议到进入联合国文件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说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内外宣传阵势、项目合作、国际洽谈的迅速铺开是“提速起跑”的话，那么，现在，总结经验、讲述故事、项目盈利、应对困难、持续前行，无疑则是一场漫长的“耐力跑”。如果以这种“持久战”的长远心态看待“一带一路”的建设，许多风险、波折、困难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而未来若能设立“一带一路学”，则更有助于“一带一路”的推进。

第六章“诸多强国的崛起之路”是我行走于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的调研手记与研究感悟。欧洲寻求着“脱美国化”的重新崛起，日本、韩国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崛起经验，俄罗斯内部有一股“偷师”中国潮，印度崛起不断以中国为尺度，巴西崛起是一种“看上帝心情”的崛起，土耳其对国家崛起的自信感令人惊叹，伊朗被压制多年但仍在崛起，波兰具有一个区域大国的崛起悲情，非洲领头羊埃及渴望着复制中国崛起的样板，而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崛起和阿塞拜疆的“小国雄心”常被忽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作为老牌的国际秩序主导者，美欧内部的撕裂以及两者力量的制衡，以及本身问题的倍增，将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战略腾挪的空间。就中国崛起走到了“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刻”而言，以史为鉴，从那些昔日大国、区域强国中吸取崛起的成功经验以及了解它们当下的状况，是相当有必要的。

第七章“改革开放再出发，更是持久战”讲述了对改革开放 40年的理解。未来，知识与思想不崛起，中国永远不能说“崛起成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创见，很少人能事业有成，即使发了财，也容易被看成暴发户。国家也一样，知识与思想崛起才意味着自我了解与剖析能力的成熟，意味着国家成长的稳健与厚重。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需要将40年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继续发扬，还需要学科化、学理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民族复兴再加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持之以恒，这一切无疑是一场更长的持久战。

结论部分“70年视角下，中国崛起持久战进入‘相持期’”是对全书的总结。中国近现代化经历了“自大的年代(1793 — 1840)”“挫败的年代(1840 — 1912)”“挣扎的年代(1912 — 1949)”和“崛起的年代(1949年至今)”。“崛起的年代”仍在继续，由衰转盛的进程尚未完成，且行且艰辛。若以《论持久战》中讲述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来细分的话，结合本书前七章的内容，应该说，当前的中国崛起进程仍然算是处在“相持期”。处在“全球大国阶段”的中国须逐渐完成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让民生状况真正领先于世界，并成为运筹世界的国际高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无疑也是一次漫长的“干中学”过程。

著作永远无法完美，诚如人也是一样。个人“干中学”过程是一场持久战，而这本不完美的著作《强国长征路》，权当是我个人成长“持久战”和“长征路”的阶段性总结吧。

——完稿于2019年7月11日

王文对“持久战”论述的报刊著文目录

王文：《中国崛起是一场持久战——与美国专家学者交流的几点感悟》，《参考消息》2018年9月10日。

王文：《以持久战的心态对外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对外传播》2018年第5期。

王文：《中国崛起还得打30年“持久战”》，《环球时报》2018年1月9日。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1

旧文章ID：22549

亚马逊 CEO 国会辩护词：给议员们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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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财经会议资讯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继民财经汇(ID：jimincaijing)

这哪里是辩护词， 简直就是给国会议员们热腾腾的鸡汤……

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于7月29日周三在国会听证会上为公司辩护，宣传亚马逊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对小企业的支持。

据已公开的发言稿，贝索斯将向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表示，亚马逊目前拥有100万名员工，公司建立的在线市场为部分第三方卖家提供了超10万美元的年收入。贝索斯承认亚马逊是“一家大公司”，但其庞大的规模为股东创造了超1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中包括“消防、警察和学校教师养老基金”。

声明反复提到了亚马逊取悦客户的动力，并指出这一取向使公司成为全美最受信赖的机构之一。

声明表示：“乔治城大学和纽约大学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机构和品牌信任度方面，亚马逊仅落后于军队。在共和党人中，亚马逊的受信任度仅落后于军队和当地警察;在民主党人中，亚马逊名列前茅，领先于各政府部门、大学和媒体。”

以下是该辩护词全文(中文翻译仅供参考， 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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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贝佐斯的发言

亚马逊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

美国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

反垄断、商业和行政法小组委员会

2020年7月29日

谢谢西西琳主席、副主席森森布伦纳和小组委员会成员。我是杰夫·贝佐斯。26 年前，我创立了亚马逊，其长期使命是成为地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

我妈妈杰姬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17岁高中时就拥有了我。1964年，在阿尔伯克基，高中怀孕并不普遍。这为她来说很难。当他们试图把她踢出学校时，我的祖父去为她打。经过一些谈判，校长说，"好吧，她可以留下来完成高中，但她不能做任何课外活动，她不能有一个储物柜。我祖父接受了这笔交易，我母亲高中毕业了，尽管她不允许和同学一起走过舞台去拿到她的文凭。决心跟上她的教育，她报名参加夜校，挑选由教授带领的课程，谁让她带一个婴儿上课。她带着两个帆布袋出现——一个装满课本，一个装满尿布、瓶子，还有任何能让我感兴趣和安静几分钟的东西。

我爸爸叫米格尔，在我四岁时他收养了我。卡斯特罗接手古巴后不久，他从古巴来到美国，作为佩德罗·潘行动的一部分来到美国。我爸爸独自来到美国。他的父母觉得他在这里会更安全，他妈妈想象美国会很冷，所以她给他做了一件完全用清洁布缝制的夹克，这是他们手头唯一的材料。我们还保留有那件夹克;它挂在我父母的餐厅里。我爸爸在佛罗里达的难民中心Matecumbe营地呆了两个星期，然后被转移到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天主教传教所。他很幸运地到达任务，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说英语，也没有一条容易的道路。他所做的是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他获得了阿尔伯克基大学奖学金，在那里他遇见了我妈妈。你在生活中得到不同的礼物，而我的一个伟大的礼物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直是我和兄弟姐妹们一生不可思议的榜样。

你从祖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和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不一样，我有机会在德州祖父母的牧场度过我四到十六岁的夏天。我的祖父是一名公务员和牧场主，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原子能委员会从事空间技术和导弹防御系统工作，他自力更生，足智多谋。当你在无处可去的时候，你不会拿起电话，在东西坏了的时候给别人打电话。作为一个孩子你自己解决，我看到他解决了许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恢复一个破碎的卡特彼勒推土机或做他自己的兽医工作。他教我，你可以承担困难的问题。当你遇到挫折时，你站起来再试一次。你可以发明你的方式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十几岁时把这些教训放在心上，我打算成为车库发明家。我发明了一个自动门，靠近水泥填充的轮胎，一个太阳能炊具从伞和锡箔，和报警器，从烤盘，以诱捕我的兄弟姐妹。

亚马逊的概念在1994年来到我脑中。建立一个拥有数百万种书名的在线书店的想法让我兴奋不已。当时，我在纽约市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当我告诉我的老板我要离开时，他带我去中央公园散步。经过很多的聆听，他终于说，"你知道吗，杰夫，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对于一个还没有一份好工作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更好的主意。他说服我考虑两天，然后再做最后决定。这是一个决定，我的心脏，而不是我的头。当我 80 岁， 回想回来的时候， 我想尽量减少我生活中后悔的数量。我们大部分的遗憾都是不作为——我们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没有走的路。那些是困扰我们的事情。我决定，如果我不至少给它我最好的机会，我会后悔没有试图参与这个称为互联网东西，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大问题。

Amazon.com最初的创业资金主要来自我的父母，他们把他们毕生积蓄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在了他们不明白的事情上。他们没有押注于亚马逊或网上书店的概念。他们在赌他们的儿子。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失去投资的可能性是70%，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我花了50多次会议才从投资者那里筹集到100万美元，在所有这些会议的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是：“互联网是什么?”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中，它支持并不贬低企业冒险行为。我离开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到西雅图的一家车库，找到了我的创业公司，完全明白这可能行不通。就在昨天，我自己开车把包裹送到邮局，梦想有一天我们能买得起叉车。亚马逊的成功绝非命中注定。早期投资亚马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提议。从我们成立到2001年底，我们的业务累计亏损近30亿美元，而我们直到该年第四季度才有盈利季度。聪明的分析师预测Barnes&Noble会给我们带来蒸汽，并给我们贴上“Amazon.Toast”的标签。1999年，在我们做了近五年的生意之后，巴伦的头条新闻是我们即将灭亡的“亚马逊炸弹”。我2000年的年度股东来信以一句话开头：“哎哟。”在互联网泡沫的巅峰时期，我们的股价达到了116美元的峰值，泡沫破裂后，我们的股价跌到了6美元。专家和专家们认为我们要破产了。很多聪明的人愿意和我一起冒险，也愿意坚持我们的信念，亚马逊才能生存下来，最终取得成功。

不仅仅是那些早年。除了好运和伟大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只是因为我们继续冒很大的风险。要发明，你必须做实验，如果你事先知道它会起作用，这不是一个实验。巨大的回报来自于对传统智慧的押注，但传统智慧通常是正确的。许多观察家认为亚马逊网络服务是一个危险的分心，当我们开始。"销售计算和存储与销售图书有关?没有人要求使用 AWS。原来全世界都准备好了，渴望云计算，但还不知道。我们对 AWS 说的是对的，但事实是，我们也冒了很多风险，但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亚马逊已经制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失败。失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发明和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使亚马逊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失败的地方。

自成立以来，我们努力在公司保持"第一天"的心态。我的意思是接近我们用第一天的精力和创业精神所做的一切。尽管亚马逊是一家大公司，但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致力于保持第一天的心态，作为我们DNA的关键部分，我们可以拥有大公司的范围和能力，以及一个小公司的精神和心脏。

在我看来，以客户为焦点是迄今为止实现和保持第一天活力的最佳方式。为什么?因为客户总是很漂亮，非常不满意，即使他们报告是快乐和业务是伟大的。即使他们还不知道，客户也想要更好的东西，并且不断渴望取悦客户，促使我们不断代表他们进行发明。因此，通过专注于客户，我们内部推动改善我们的服务，增加优势和功能，发明新产品，降低价格，并加快运输时间 – 之前，我们必须。没有客户要求亚马逊创建 Prime 会员计划， 但事实证明他们想要它。我可以给你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每个企业都采用这种客户第一的方法，但我们会采用，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客户信任是很难赢的，容易输。当你让客户使您的业务成为现在的样东西时，他们就会忠于你——一开始，就在别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前。我们知道客户是敏锐和聪明的。当我们努力做正确的事时，我们视为一份信念，客户会注意到这一点，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我们将赢得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通过做好困难的事情来慢慢赢得信任——按时交付;提供日常低价;作出承诺并遵守承诺;做出有原则的决定，即使它们不受欢迎;通过发明更方便的购物、阅读和自动化家庭方式，让顾客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共度时光。正如我自1997年第一次收到股东信以来说过的，我们根据我们为满足客户需求而创造的长期价值来做出决策。当我们因这些选择而受到批评时，我们倾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当我们认为我们的批评者是对的，我们改变。当我们犯错时，我们道歉。但是，当你照镜子，评估批评，仍然相信你在做正确的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应该移动你。

幸运的是，我们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根据领先的独立民调，80%的美国人对亚马逊的总体印象良好。美国人比亚马逊更信任谁 "做正确的事"?根据2020年1月的晨间咨询调查，只有他们的主医生和军方。乔治敦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8年发现，在一项有关机构和品牌信任的调查中，亚马逊在所有受访者中仅落后于军方。在共和党人中，我们只落后于军队和地方警察;在民主党人中，我们处于最高水平，领导着政府、大学和新闻界的每一个分支。在《财富》杂志2020年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排名中，我们排在第二位(苹果#1)。我们非常感谢客户注意到我们代表他们做的辛勤工作，并奖励我们的信任。努力赢得和保持这种信任是亚马逊第一天文化的最大驱动力。

你们大多数人知道，亚马逊是一个送你你的在线订单在棕色的盒子与微笑的一面。这是我们开始的地方，零售业仍然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业务，占我们总收入的80%以上。该业务的本质是将产品销售给客户。这些业务需要贴近客户，我们不能将这些工作外包给中国或其他地方。为了履行我们对这个国家客户的承诺，我们需要美国工人把产品给美国客户。当客户在亚马逊上购物时，他们正在帮助在当地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因此，亚马逊直接雇佣了一百万员工，其中许多是入门级的，按小时付费。我们不只是在西雅图和硅谷雇佣受过高等教育的计算机科学家和 MBA。我们雇佣和训练了数十万人，遍布全国的西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堪萨斯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员工是包裹存放者、机械师和工厂经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对一些公司来说，这些工作是其他职业的垫脚石，我们很荣幸能帮助他们。我们花费了 7 亿多美元，让 100.000 多名亚马逊员工能够参加医疗保健、交通、机器学习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培训计划。该计划被称为"职业选择"，我们支付95%的学费和学费，用于按需、高薪领域的证书或文凭，无论它是否与亚马逊的职业相关。

帕特里夏索托，我们的同事之一，是一个职业选择的成功故事。Patricia一直想在医疗领域从事一项事业，以帮助照顾他人，但只有高中文凭，面临中学后教育的费用，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在通过职业选择获得医疗认证后，Patricia 离开亚马逊，开始了她在萨特古尔德医疗基金会的医疗助理的新职业生涯，支持一位肺科医生。职业选择给了帕特里夏和其他许多人一次机会，在第二个职业生涯，曾经似乎遥不可及。

在过去的十年里，亚马逊在美国的投资超过2700亿美元。除了我们自己的员工，亚马逊的投资在建筑、建筑服务和酒店等领域创造了近70万个间接就业机会。我们的招聘和投资带来了急需的就业机会，并增加了数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如秋季河，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内陆帝国，和像俄亥俄州这样的锈带州。在COVID-19危机期间，我们又雇佣了175.000名员工，包括许多在经济关闭期间从其他工作岗位上下岗的员工。仅第二季度，我们就花费了 40 多亿美元，为客户获取基本产品，并在 COVID-19 危机期间确保员工安全。来自整个公司的亚马逊员工团队创建了一个计划，定期测试我们的员工是否使用 COVID-19.我们期待着与其他感兴趣的公司和政府合作伙伴分享我们的学习。

我们竞争的全球零售市场规模惊人，竞争异常激烈。亚马逊占全球25万亿美元零售市场的不到1%，占美国零售市场的不到4%。与赢家为一等的行业不同，许多赢家在零售业中还有空间。例如，仅美国就有 80 多个零售商的年收入就超过 10 亿美元。像任何零售商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商店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客户对我们在商店体验的满意。每天，亚马逊都会与像 Target、Costco、Kroger 这样的老牌大型公司竞争，当然还有沃尔玛——一家规模超过亚马逊两倍的公司。虽然我们一直专注于为主要在网上完成的零售销售提供出色的客户体验，但在线发起的销售现在对于其他商店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增长领域。沃尔玛第一季度的网上销售额增长了74%。越来越多的顾客涌向亚马逊发明的其他商店所发明的服务，这些服务在其他大公司的规模上仍然无法比及，比如路边取货和店内退货。COVID-19大流行使这些趋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趋势多年来一直在增长。近几个月来，在线订单的路边取货量增加了200%以上，部分原因是COVID-19的担忧。我们还面临着来自 Shopify 和 Instacart 等公司的新竞争，这些公司使传统的实体店能够几乎即时地开设一个完整的在线商店，并以新的创新方式直接向客户提供产品，以及越来越多的全渠道业务模式。与几乎每个经济领域一样，技术在零售业中随处可见，而且只是使零售业更具竞争力，无论是在线的、实体店，还是当今大多数商店的两种组合。我们和所有其他商店都非常清楚，无论"在线"和"实体"商店的最佳功能如何结合，我们都在竞争和服务于相同的客户。零售竞争对手和相关服务的范围在不断变化，零售业唯一真正不变的是客户对更低价格、更好的选择和便利性的渴望。

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白，亚马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千上万的中小型企业的成功，这些企业也在亚马逊的商店里销售他们的产品。早在1999年，我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欢迎第三方卖家进入我们的商店，使他们能够提供他们的产品的权利与我们自己的。在内部，这是极具争议性的，许多人不同意，一些人预测这将是一场长期失败之战的开始。我们不必邀请第三方卖家进店。我们本可以自己保留这个宝贵的房地产。但是，我们致力于从长远来看，它将增加客户的选择，更满意的客户将是伟大的第三方卖家和亚马逊。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加入这些卖家的一年内，第三方销售额占单位销售额的5%，很快发现，客户喜欢购买最好的产品，并在同一家商店看到不同卖家的价格。这些中小型第三方企业现在为亚马逊的商店增加了比亚马逊自己的零售业务更多的产品选择。第三方销售额现在约占亚马逊实体产品销售额的 60%，而且这些销售的增长快于亚马逊自己的零售销售。我们猜想这不是零和游戏。我们是对的——整个馅饼确实增长，第三方卖家表现良好，并且增长迅速，这对于客户和亚马逊来说都很棒。

目前，全球有170万家中小企业在亚马逊的商店里销售。2019 年，全球超过 200.000 名企业家在门店的销售额超过 100.000 美元。除此之外，我们估计在亚马逊商店销售的第三方企业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超过22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其中一位卖家是雪莉·尤克尔，她想改变职业，为孩子多当家。她开始为朋友手工制作礼物和派对用品作为业余爱好，并最终开始在亚马逊上销售她的产品。如今，Sherri 公司拥有近 80 名员工，拥有全球客户群。另一位是克里斯蒂娜·克罗格，她是盐湖城五个孩子的母亲。在亚马逊上冒险之前，克里斯汀通过自己的网站开始了一家销售婴儿服装的生意。此后，她的销售额翻番，她得以扩大产品线，并雇佣了一支兼职员工团队。在亚马逊上销售使雪莉和克里斯汀能够发展自己的业务，并满足客户自己的条件。

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切是多么的最近。我们一开始并不是最大的市场——eBay是我们规模的很多倍。只有专注于支持卖家，并给他们最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发明，我们才能够成功，并最终超越eBay。其中一个这样的工具是亚马逊的交付，它使我们的第三方卖家能够将他们的库存存放在我们的交付中心，我们承担所有的物流、客户服务和产品退货。通过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显著简化销售体验的所有挑战性方面，我们帮助成千上万的卖家在亚马逊上发展业务。我们的成功可能有助于解释世界各地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市场的广泛扩散。这包括沃尔玛、eBay、Etsy和 Target 等美国公司，以及位于海外但在全球销售的零售商，如阿里巴巴和乐天。这些市场进一步加剧了零售业的竞争。

过去十年来，客户每天对我们的信任使得亚马逊在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在42个州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亚马逊员工每小时至少挣15美元，是联邦最低工资的两倍(我们敦促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我们已经向其他大型零售商提出了挑战，要求其符合我们的1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Target 最近也做了， 就在上周， 百思买也做了。我们欢迎他们，他们仍然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们也不轻描淡写地享受福利。我们的全职小时工享受与领薪总部员工相同的福利，包括从就业第一天开始的全面健康保险、401(k) 退休计划和育儿假，包括 20 周的带薪产假。我鼓励您针对任何零售竞争对手来衡量我们的薪酬和福利。

亚马逊超过80%的股份归外部人士所有，在过去的26年里，我们从零开始，为外部股东创造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财富。那些股东是谁?它们是养老基金：消防、警察和学校教师养老基金。其他是拥有亚马逊部分的401(k)共同基金。大学捐赠，也是，名单还在继续。很多人会因为我们为许多人创造的财富而更好地退休，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在亚马逊，对客户的痴迷使我们成为现在的一部分，并允许我们做更伟大的事情。我知道亚马逊在 10 岁时能做什么。我知道当我们是1000人，当我们是10.000人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知道今天我们差不多一百万的时候能做什么。我爱车库企业家——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就像世界需要小公司一样，它也需要大公司。有些事情小公司根本不能做。我不在乎你是个多么优秀的企业家， 你不会在你的车库里制造一架全纤维的波音 787 。

我们的规模使我们能够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气候承诺是亚马逊做出的承诺，其他公司也加入到一起，提前1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我们计划通过从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电动汽车生产商Rivian购买10万辆电动送货车来履行承诺。亚马逊计划早在2022年就拥有1万辆Rivian的新电动面包车，到2030年，所有10万辆汽车上路。在全球范围内，Amazon 运营着 91 个太阳能和风能项目，这些项目的发电能力超过 2.900 MW，每年提供超过 760 万兆瓦时的能源，足以为超过 680.000 个美国家庭供电。亚马逊还通过"现在"气候基金向全球造林项目投资1亿美元，其中包括亚马逊在4月份承诺的1000万美元，用于保护、恢复和支持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可持续林业、野生动物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自然保护协会合作，资助两个创新项目。四家全球性公司——Verizon、Reckitt Benckiser、Infosys和橡树景集团——最近签署了《气候承诺书》。我们继续鼓励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这场战斗。我们将共同努力，利用我们的规模和规模，解决气候危机。上个月，亚马逊推出了气候承诺基金，最初由亚马逊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该基金将支持可持续技术和服务的发展，进而使亚马逊和其他公司能够履行气候承诺。该基金将投资于有远见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他们构建产品和服务，以帮助企业减少碳影响，更可持续地运营。

我们最近开设了华盛顿州最大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它位于西雅图市中心我们最新的总部大楼内。庇护所是玛丽的地方，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西雅图非营利组织。该庇护所是亚马逊在玛丽广场投资1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横跨8层，每晚最多可容纳200名家庭成员。它拥有自己的健康诊所，并提供关键工具和服务，帮助家庭与无家可归作斗争，重新站起来。亚马逊还专门提供一周无偿法律诊所，就信贷和债务问题、人身伤害、住房和租户权利提供法律咨询。自 2018 年以来，Amazon 的法律团队已经支持了数百名 Mary Place 的客人，并自愿提供了 1.000 多个公益小时。

Amazon 未来工程师是一个全球性的儿童到职业计划，旨在激励、教育和培养来自代表性不足和服务不足社区的成千上万儿童和青少年从事计算机科学事业。该计划资助数百所小学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和专业教师发展，为全国服务不足社区的2000多所学校开设入门和AP计算机科学课程，为来自低收入背景的计算机科学学生提供100个四年、40.000美元的大学奖学金。这些奖学金获得者还可以在亚马逊获得有保证的实习机会。科技领域存在多元化管道问题，这对黑人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希望投资为该行业培养下一代技术人才，并扩大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民族的机会。我们同样希望现在加快这一变革。为了找到技术和非技术角色的最佳人才，我们积极与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合作，进行招聘、实习和提高技能。

让我在结束之前指出，我认为亚马逊应该仔细审查。我们应该仔细审查所有大型机构，无论是公司、政府机构还是非营利组织。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通过这种审查与飞行的颜色。

亚马逊出生在这个国家不是巧合。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新公司可以在美国开始、成长和茁壮成长。我们的国家拥抱足智多谋和自力更生，它拥抱从零开始的建设者。我们培养企业家和初创企业，拥有稳定的法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制度、民主自由以及深受人们欢迎的风险承担文化。当然，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远非完美。即使我们缅怀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并缅怀他的遗产，我们也在进行一场急需的种族清算。我们还面临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的挑战，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大流行病的危机。尽管如此，世界其他地方还是会喜欢我们在美国最微小的一口灵丹妙药。像我爸爸这样的移民看到了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宝藏——他们有远见，而且常常比我们这些有幸在这里出生的人更清楚地看到它。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还是第一天，即使面对今天令人谦卑的挑战，我对我们的未来依然没有如此乐观过。

我很欣赏今天有机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

以下是英文全文：

Statement by Jeff Bezos to the U.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July 28. 2020

Statement by Jeffrey P. Bezos

Founder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mazon

before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July 29. 2020

Thank you, Chairman Cicilline, Ranking Member Sensenbrenner, and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I’m Jeff Bezos. I founded Amazon 26 years ago with the long-term mission of making it Earth’s most customer-centric company.

My mom, Jackie, had me when she was a 17-year-old high school student in Albuquerque, New Mexico. Being pregnant in high school was not popular in Albuquerque in 1964. It was difficult for her. When they tried to kick her out of school, my grandfather went to bat for her. After some negotiation, the principal said, “OK, she can stay and finish high school, but she can’t do an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he can’t have a locker.” My grandfather took the deal, and my mother finished high school, though she wasn’t allowed to walk across the stage with her classmates to get her diploma. Determined to keep up with her education, she enrolled in night school, picking classes led by professors who would let her bring an infant to class. She would show up with two duffel bags—one full of textbooks, and one packed with diapers, bottles, and anything that would keep me interested and quiet for a few minutes.

My dad’s name is Miguel. He adopted me when I was four years old. He was 16 when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uba as part of Operation Pedro Pan, shortly after Castro took over. My dad arrived in America alone. His parents felt he’d be safer here. His mom imagined America would be cold, so she made him a jacket sewn entirely out of cleaning cloths, the only material they had on hand. We still have that jacket; it hangs in my parents’ dining room. My dad spent two weeks at Camp Matecumbe, a refugee center in Florida, before being moved to a Catholic mission in Wilmington, Delaware. He was lucky to get to the mission, but even so, he didn’t speak English and didn’t have an easy path. What he did have was a lot of grit and determination. 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to college in Albuquerque, which is where he met my mom. You get different gifts in life, and one of my great gifts is my mom and dad. They have been incredible role models for me and my siblings our entire lives.

You learn different things from your grandparents than you do from your parents,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my summers from ages four to 16 on my grandparents’ ranch in Texas. My grandfather was a civil servant and a rancher—he worked on space technology and missile-defense systems in the 1950s and ‘60s for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nd he was self-reliant and resourceful. When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you don’t pick up a phone and call somebody when something breaks. You fix it yourself. As a kid, I got to see him solve many seemingly unsolvable problems himself, whether he was restoring a broken-down Caterpillar bulldozer or doing his own veterinary work. He taught me that you can take on hard problems. When you have a setback, you get back up and try again. You can invent your way to a better place.

I took these lessons to heart as a teenager, and became a garage inventor. I invented an automatic gate closer out of cement-filled tires, a solar cooker out of an umbrella and tinfoil, and alarms made from baking pans to entrap my siblings.

The concept for Amazon came to me in 1994. The idea of building an online bookstore with millions of titles—something that simply couldn’t exist in the physical world—was exciting to me. At the time, I was working at an investment firm in New York City. When I told my boss I was leaving, he took me on a long walk in Central Park. After a lot of listening, he finally said, “You know what, Jeff, I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but it would be a better idea for somebody who didn’t already have a good job.” He convinced me to think about it for two days before making a final decision. It was a decision I made with my heart and not my head. When I’m 80 and reflecting back, I want to have minimized the number of regrets that I have in my life. And most of our regrets are acts of omission—the things we didn’t try, the paths untraveled.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haunt us. And I decided that if I didn’t at least give it my best shot, I was going to regret not try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thing called the internet that I thought was going to be a big deal.

The initial start-up capital for Amazon.com came primarily from my parents, who invested a large fraction of their life savings in something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ey weren’t making a bet on Amazon or the concept of a bookstore on the internet. They were making a bet on their son. I told them that I thought there was a 70% chance they would lose their investment, and they did it anyway. It took more than 50 meetings for me to raise $1 million from investors, and over the course of all those meetings,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 was, “What’s the internet?”

Un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great nation we live in supports and does not stigmatize entrepreneurial risk-taking. I walked away from a steady job into a Seattle garage to found my startup, fully understanding that it might not work. It feels like just yesterday I was driving the packages to the post office myself, dreaming that one day we might be able to afford a forklift.

Amazon’s success was anything but preordained. Investing in Amazon early on was a very risky proposition. From our founding through the end of 2001. our business had cumulative losses of nearly $3 billion, and we did not have a profitable quarter until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at year. Smart analysts predicted Barnes & Noble would steamroll us, and branded us “Amazon.toast.” In 1999. after we’d been in business for nearly five years, Barron’s headlined a story about our impending demise “Amazon.bomb.” My annual shareholder letter for 2000 started with a one-word sentence: “Ouch.” At the pinnacle of the internet bubble our stock price peaked at $116. and then after the bubble burst our stock went down to $6. Experts and pundits thought we were going out of business. It took a lot of smart people with a willingness to take a risk with me, and a willingness to stick to our convictions, for Amazon to survive and ultimately to succeed.

And it wasn’t just those early years. In addition to good luck and great people, we have been able to succeed as a company only because we have continued to take big risks. To invent you have to experiment, and if you know in advance that it’s going to work, it’s not an experiment. Outsized returns come from betting against conventional wisdom, but conventional wisdom is usually right. A lot of observers characterized Amazon Web Services as a risky distraction when we started. “What does selling compute and storage have to do with selling books?” they wondered. No one asked for AWS. It turned out the world was ready and hungry for cloud computing but didn’t know it yet. We were right about AWS, but the truth is we’ve also taken plenty of risks that didn’t pan out. In fact, Amazon has made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ailures. Failure inevitably comes along with invention and risk-taking, which is why we try to make Amazon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fail.

Since our founding, we have strived to maintain a “Day One” mentality at the company. By that I mean approaching everything we do with the energy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Day One. Even though Amazon is a large company,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if we commit ourselves to maintaining a Day One mentality as a critical part of our DNA, we can have both the scope and capabilities of a large company and the spirit and heart of a small one.

In my view, obsessive customer focus is by far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and maintain Day One vitality. Why? Because customers are always beautifully, wonderfully dissatisfied, even when they report being happy and business is great. Even when they don’t yet know it, customers want something better, and a constant desire to delight customers drives us to constantly invent on their behalf. As a result, by focusing obsessively on customers, we are internally driven to improve our services, add benefits and features, invent new products, lower prices, and speed up shipping times—before we have to. No customer ever asked Amazon to create the Prime membership program, but it sure turns out they wanted it. And I could give you many such examples. Not every business takes this customer-first approach, but we do, and it’s our greatest strength.

Customer trust is hard to win and easy to lose. When you let customers make your business what it is, then they will be loyal to you—right up to the second that someone else offers them better service. We know that customers are perceptive and smart. We take as an article of faith that customers will notice when we work hard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hat by doing so again and again, we will earn trust. You earn trust slowly, over time, by doing hard things well—delivering on time; offering everyday low prices; making promises and keeping them; making principled decisions, even when they’re unpopular; and giving customers more time to spend with their families by inventing more convenient ways of shopping, reading, and automating their homes. As I have said since my first shareholder letter in 1997. we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long-term value we create as we invent to meet customer needs. When we’re criticized for those choices, we listen and look at ourselves in the mirror. When we think our critics are right, we change. When we make mistakes, we apologize. But when you look in the mirror, assess the criticism, and still believe you’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no force in the world should be able to move you.

Fortunately, our approach is working. Eighty percent of Americans have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f Amazon overall, according to leading independent polls. Who do Americans trust more than Amazon “to do the right thing?” Only their primary physicians and the military, according to a January 2020 Morning Consult survey. Researchers at Georgetown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found in 2018 that Amazon trailed only the military among all respondents to a survey on institutional and brand trust. Among Republicans, we trailed only the military and local police; among Democrats, we were at the top, leading every branch of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the press. In Fortune’s 2020 rankings of the World’s Most Admired Companies, we came in second place (Apple was #1). We are grateful that customers notice the hard work we do on their behalf, and that they reward us with their trust. Working to earn and keep that trust is the single biggest driver of Amazon’s Day One culture.

The company most of you know as Amazon is the one that sends you your online orders in the brown boxes with the smile on the side. That’s where we started, and retail remains our largest business by far, accounting for over 80% of our total revenue. The very nature of that business is getting products to customers. Those operations need to be close to customers, and we can’t outsource these jobs to China or anywhere else. To fulfill our promises to customers in this country, we need American workers to get products to American customers. When customers shop on Amazon, they are helping to create job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As a result, Amazon directly employs a million people, many of them entry-level and paid by the hour. We don’t just employ highly educated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MBAs in Seattle and Silicon Valley. We hire and trai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such as West Virginia, Tennessee, Kansas, and Idaho. These employees are package stowers, mechanics, and plant managers. For many, it’s their first job. For some, these jobs are a stepping stone to other careers, and we are proud to help them with that. We are spending more than $700 million to give more than 100.000 Amazon employees access to training programs in fields such as healthcare, transportati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loud computing. That program is called Career Choice, and we pay 95% of tuition and fees toward a certificate or diploma for in-demand, high-paying field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s relevant to a career at Amazon.

Patricia Soto, one of our associates, is a Career Choice success story. Patricia always wanted to pursue a career in the medical field to help care for others, but with only a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facing the cost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she wasn’t sure she’d be able to accomplish that goal. After earning her medical certification through Career Choice, Patricia left Amazon to start her new career as a medical assistant at Sutter Gould Medical Foundation, supporting a pulmonary medicine doctor. Career Choice has given Patricia and so many others a shot at a second career that once seemed out of reach.

Amazon has invested more than $270 billion in the U.S. over the last decade. Beyond our own workforce, Amazon’s investments have created nearly 700.000 indirect jobs in fields like construction, building services, and hospitality. Our hiring and investments have brought much-needed jobs and add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economic activity to areas like Fall River, Massachusetts, California’s Inland Empire, and Rust Belt states like Ohio.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we hired an additional 175.000 employees, including many laid off from other jobs during the economic shutdown. We spent more than $4 bill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alone to get essential products to customers and keep our employees saf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And a dedicated team of Amazon employees from across the company has created a program to regularly test our workers for COVID-19. We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our learnings with other interested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partners.

The global retail market we compete in is strikingly large and extraordinarily competitive. Amazon accounts for less than 1% of the $25 trillion global retail market and less than 4% of retail in the U.S. Unlike industries that are winner-take-all, there’s room in retail for many winners. For example, more than 80 retailers in the U.S. alone earn over $1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 Like any retailer, we know that the success of our store depends entirely on custo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experience in our store. Every day, Amazon competes against large, established players like Target, Costco, Kroger, and, of course, Walmart—a company more than twice Amazon’s size. And while we have always focused on producing a great customer experience for retail sales done primarily online, sales initiated online are now an even larger growth area for other stores. Walmart’s online sales grew 74% in the first quarter. And customers are increasingly flocking to services invented by other stores that Amazon still can’t match at the scale of other large companies, like curbside pickup and in-store return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ut a spotlight on these trends, which have been growing for years. In recent months, curbside pickup of online orders has increased over 200%, in part due to COVID-19 concerns. We also face new competition from the likes of Shopify and Instacart—companies that enable traditionally physical stores to put up a full online store almost instantaneously and to deliver products directly to customers in new and innovative ways—and a growing list of omnichannel business models. Like almost every other segment of our economy, technology is used everywhere in retail and has only made retail more competitive, whether online, in physical stores, or in the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the two that make up most stores today. And we and all other stores are acutely aware that, regardless of how the best features of “online” and “physical” stores are combined, we are all competing for and serving the same customers. The range of retail competitors and related services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the only real constant in retail is customers’ desire for lower prices, better selection, and convenience.

It’s al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Amazon’s success depends overwhelmingly on the success of the thousan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that also sell their products in Amazon’s stores. Back in 1999. we took what at the time was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welcoming third-party sellers into our stores and enabling them to offer their products right alongside our own. Internally, this was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with many disagreeing and some predicting this w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 long, losing battle. We didn’t have to invite third-party sellers into the store. We could have kept this valuable real estate for ourselves. But we committed to the idea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it would increase selection for customers, and that more satisfied customers would be great for both third-party sellers and for Amazon.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Within a year of adding those sellers, third-party sales accounted for 5% of unit sales, and it quickly became clear that customers loved the convenience of being able to shop for the best products and to see prices from different sellers all in the same store. Th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ird-party businesses now add significantly more product selection to Amazon’s stores than Amazon’s own retail operation. Third-party sales now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60% of physical product sales on Amazon, and those sales are growing faster than Amazon’s own retail sales. We guessed that it wasn’t a zero sum game. And we were right—the whole pie did grow, third-party sellers did very well and are growing fast, and that has been great for customers and for Amazon.

There are now 1.7 milli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selling in Amazon’s stores. More than 200.000 entrepreneurs worldwide surpassed $100.000 in sales in our stores in 2019. On top of that, we estimate that third-party businesses selling in Amazon’s stores have created over 2.2 million new jobs around the world.

One of those sellers is Sherri Yukel, who wanted to change careers to be home more for her children. She started handcrafting gifts and party supplies for friends as a hobby, and eventually began selling her products on Amazon. Today, Sherri’s company employs nearly 80 people and has a global customer base. Another is Christine Krogue, a stay-at-home mother of five in Salt Lake City. Christine started a business selling baby clothes through her own website before taking a chance on Amazon. She has since seen her sales more than double, and she’s been able to expand her product line and hire a team of part-time employees. Selling on Amazon has allowed Sherri and Christine to grow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satisfy customers on their own terms.

And it is striking to remember how recent all of this is. We did not start out as the largest marketplace—eBay was many times our size. It was only by focusing on supporting sellers and giving them the best tools we could invent that we were able to succeed and eventually surpass eBay. One such tool is Fulfillment by Amazon, which enables our third-party sellers to stow their inventory in our fulfillment centers, and we take on all logistics, customer service, and product returns. By dramatically simplifying all of those challenging aspects of the selling experience in a cost-effective way, we have helped many thousands of sellers grow their businesses on Amazon. Our success may help explain the wide proliferation of marketplaces of all types and siz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ncludes U.S. companies like Walmart, eBay, Etsy, and Target, as well as retailers based overseas but selling globally, such as Alibaba and Rakuten. These marketplaces further intensify competition within retail.

The trust customers put in us every day has allowed Amazon to create more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n any other company—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across 42 states. Amazon employees make a minimum of $15 an hour, more than double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which we have urged Congress to increase). We’ve challenged other large retailers to match our $15 minimum wage. Target did so recently, and just last week so did Best Buy. We welcome them, and they remain the only ones to have done so. We do not skimp on benefits, either. Our full-time hourly employees receive the same benefits as our salaried headquarters employee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health insurance starting on the first day of employment, a 401(k) retirement plan, and parental leave, including 20 weeks of paid maternity leave. I encourage you to benchmark our pay and benefits against any of our retail competitors.

More than 80% of Amazon shares are owned by outsiders, and over the last 26 years—starting from zero—we’ve created more than $1 trillion of wealth for those outside shareholders. Who are those shareowners? They are pension funds: fire, police, and school teacher pension funds. Others are 401(k)s—mutual funds that own pieces of Amazon. University endowments, too, and the list goes on. Many people will retire better because of the wealth we’ve created for so many, and we’re enormously proud of this.

At Amazon, customer obsession has made us what we are, and allowed us to do ever greater things. I know what Amazon could do when we were 10 people. I know what we could do when we were 1.000 people, and when we were 10.000 people. And I know what we can do today when we’re nearly a million. I love garage entrepreneurs—I was one. But, just like the world needs small companies, it also needs large ones. There are things small companies simply can’t do. I don’t care how good an entrepreneur you are, you’re not going to build an all-fiber Boeing 787 in your garage.

Our scale allows us to make a meaningful impact on important societal issues. The Climate Pledge is a commitment made by Amazon and joined by other companies to meet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10 years early and be net zero carbon by 2040. We plan to meet the pledge, in part, by purchasing 100.000 electric delivery vans from Rivian—a Michigan-based producer of electric vehicles. Amazon aims to have 10.000 of Rivian’s new electric vans on the road as early as 2022. and all 100.000 vehicles on the road by 2030. Globally, Amazon operates 91 solar and wind projects that have the capacity to generate over 2.900 MW and deliver more than 7.6 million MWh of energy annually—enough to power more than 680.000 U.S. homes. Amazon is also investing $100 million in global reforestation projects through the Right Now Climate Fund, including $10 million Amazon committed in April to conserve, restore, and support sustainable forestry, wildlife and nature-based solutions across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funding two innovative projec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ture Conservancy. Four global companies—Verizon, Reckitt Benckiser, Infosys, and Oak View Group—recently signed The Climate Pledge, and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others to join us in this fight. Together, we will use our size and scale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right away. And last month, Amazon introduced The Climate Pledge Fund, started with $2 billion in funding from Amazon. The Fund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hat in turn will enable Amazon and other companies to meet The Climate Pledge. The Fund will invest in visionary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 who are build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help companies reduce their carbon impact and operate more sustainably.

We recently opened the largest homeless shelter in Washington state—and it’s located inside one of our newest headquarters buildings in downtown Seattle. The shelter is for Mary’s Place, an incredible Seattle-based nonprofit. The shelter, part of Amazon’s $100 million investment in Mary’s Place, spans eight floors and can accommodate up to 200 family members each night. It has its own health clinic and provides critical tools and services to help families fighting homelessness get back on their feet. And there is dedicated space for Amazon to provide weekly pro-bono legal clinics offering counsel on credit and debt issues, personal injury, housing and tenant rights. Since 2018. Amazon’s legal team has supported hundreds of Mary’s Place guests and volunteered more than 1.000 pro-bono hours.

Amazon Future Engineer is a global childhood-to-career program designed to inspire, educate, and prepare thousands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from underrepresented and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to pursue a computer science career. The program funds computer science coursework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 development for hundred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troductory and AP Computer Science classes for more than 2.000 schools in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100 four-year, $40.000 college scholarships to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from low-income backgrounds. Those scholarship recipients also receive guaranteed internships at Amazon. There is a diversity pipeline problem in tech, and this has an outsized impact on the Black community. We want to invest in building ou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ical talent for the industry and expand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We also want to accelerate this change right now. To find the best talent for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roles, we actively partner with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our recruiting, internship, and upskilling initiatives.

Let me close by saying that I believe Amazon should be scrutinized. We should scrutinize all large institutions, whether they’re companies, government agencies, or non-profits.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sure we pass such scrutiny with flying colors.

It’s not a coincidence that Amazon was born in this country. More than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new companies can start, grow, and thrive here in the U.S. Our country embraces resourcefulness and self-reliance, and it embraces builders who start from scratch. We nurture entrepreneurs and start-ups with stable rule of law, the finest university system in the world, the freedom of democracy, and a deeply accepted culture of risk-taking. Of course, this great nation of ours is far from perfect. Even as we remember Congressman John Lewis and honor his legacy,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much-needed race reckoning. We als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d we’re stumbling through the crisis of a global pandemic. Sti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would love even the tiniest sip of the elixir we have here in the U.S. Immigrants like my dad see what a treasure this country is—they have perspective and can often see it even more clearly than those of us who were lucky enough to be born here. It’s still Day One for this country, and even in the face of today’s humbling challenges, I have never been more optimistic about our future.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before you today and am happy to take your questions.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7/30

旧文章ID：22548

高娓娓：中国和美国真的会打起来吗？美国华人会帮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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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娓娓  来源：纽约高娓娓

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形势严峻。很多人在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也有人在问，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你是站在中国，还是站在美国?到底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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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在自己第一本书《高看美国》中就曾聊过“假设美国和中国打仗，你帮美国还是中国”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纽约的街头采访一下美国的老百姓，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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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可能打仗。让特朗普瞎说去吧！

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老百姓都不会想打仗的。你看起来是个中国人，我在和你聊天呢，我有对你大吵吗?我有说让你回去吗?不，我并没有。我们超友爱的，老百姓之间就像朋友一样。所以，让政府瞎说去吧！

现在战争的形式更多是必然贸易战、政治纷争之类的，不会有枪支弹药参与其中。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啊?!我们要杀谁?新冠病毒已经在帮我们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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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将会有战争。

希望现在人们都更聪明一点，他们应该意识到现在不应该有战争，让世界尽可能的保持和平。但我觉得特朗普总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糕。

如果战争真的发生，我一定会谴责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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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会有战争吧。但战争的方式不一样，也许更多的可能是发生在其它国家。

不过，我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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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因为战争是下下策，靠武力是最愚蠢的，这对人类是莫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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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了解这些，一点也不关心。

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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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抉择，可能搬到第三国居住吧。不要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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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的总统有时候挺傻X的，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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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美国人，两边都有好有坏，我也不知道我要选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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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为中国人，但肯定也希望中国和美国不要打仗，因为我生活在美国。但是我仍是中国人!

今天的采访，可以看到大多数人认为中美之间不会有战争、不可能有战争。娓娓个人也是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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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有美国朋友问我“假设美国和中国打仗，你帮美国还是中国”。我的另外一位美国律师朋友当场就和那个朋友翻脸，他觉得不应该问我那么残忍的问题。

移民美国的华人在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时，有一道仪式，那就是宣誓：誓言的大概内容就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要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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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入籍宣誓誓词：

我在此郑重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请上帝保佑我。

正是有了这个宣誓词，不少美籍华人都经历过这样的灵魂拷问：“假设美国和中国打仗，你帮美国还是帮中国?”

假如说你是出生在中国，你的亲人、你的父母在中国，而你生活在美国，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假如说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妻子是美国人，你的孩子也是混血的，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就难上加难。

事实上，从特朗普上台，白宫执政这些年来可以看到，虽然他在口头上经常挑衅，但在行动上他是比较反对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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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他和博尔顿的关系不好。大家都知道，博尔顿是美国著名的鹰派代表、主张战争的。但是，特朗普和他的关系非常地紧张，并且，把他开除出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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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得出，特朗普不好战，也不是战争狂人。大家不要忘了，特朗普是纯粹的商人，而商人一般会从利益上去考虑。而中美之间，不管是怎样的战争，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我想，特朗普也不愿意看到经济上的损失。

接下来看，拜登如果入主白宫，他会是战争狂人吗?事实上，拜登在公众眼中也不是鹰派的好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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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娓娓曾经采访过拜登，对他有所关注和了解。1997年，他带头推动参议院批准《防化学武器公约》，并支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1999年，他还试图推动参议院通过《全面核禁试条约》，但是没有成功。过往这些看来，他并不喜欢武力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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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不管是作为副总统还是议员，他都谈不上是一个对华强硬派分子。

好了，既然打不起来，大家都安安心心地把心放进肚子里吧。作为华人华侨，我们就做好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

我们衷心地祝愿中美两国不要有战争，中美两国人民友谊长存，克服眼前的困难，世代友好！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7/28

旧文章ID：22547

方兴东：为什么TikTok事件本质就是商业史上的巧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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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兴东  来源：博客中国

题记：仔细观察TikTok事件，虽然高举安全之大旗，其实美国政府和美国各界，没有人对所谓“安全问题”真正感兴趣。这就是对中国互联网乃至高科技产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创业新星，展开的一场强取豪夺的超级围猎。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硅谷科技企业，还有华尔街，大家高度默契，紧密协同，共同分食一场价值数千亿级美元的“掠夺盛宴”。手法之简单粗暴，手段之无所顾忌，目的之贪婪直接，堪称举世奇观，令世人叹为观止，垒砌一座人类商业史无耻之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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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美国一方面对TikTok施加政治压力，一方面洽谈收购大多数股份。分析此事的台前幕后，可以发现：TikTok在美国的遭遇，与其说是国家安全问题，不如说是商业史上的一场巧取豪夺。为什么如此说?

首先，如果说华为的5G涉及基础设施，勉强用国家安全，还能够自圆其说(其实华为事件本质也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那么，对于TikTok来说，用国家安全来施压，就实在圆不上。因为，TikTok作为一款短视频的超级APP，是一款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生活化、娱乐化应用。其服务与数据，与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远远无关。更何况，TikTok应用建立在美国谷歌安卓和苹果iOS之上，真有桌子底下的安全问题，美国互联网企业可以“一清二楚”。

其次，如果是安全问题，那应该有理有据，拿出切实的理由，拿出证据来说事。但是，迄今也没有证据和理由(因为事实上就没有)。更重要的是，对一款产品和应用有安全顾虑，那么，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合规，是可以解决的。安全问题都是平衡问题，都是有手段和办法的。比如核心系统的源代码托管，比如数据本地化，比如通过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性审查等等。更何况，针对安全问题以及安全审查合规制度，应该是一视同仁。无论美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在制度面前，可以进行合规性审查，针对不合格的严重问题，才可以实施严厉的处罚和制裁，甚至关闭服务。

但是，TikTok一事，美国政府还有相关部门，从来没有拿出具体的理由和制度，来证明TikTok存在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真不是TikTok是否安全，而完全是因为TikTok崛起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问题。说白了，从头到尾，美国政府也没有真正拿出TikTok的安全问题，也对所谓安全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没有兴趣。不具体指出安全问题，不着手共同解决安全问题。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安全问题显然只是一个借口和理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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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那么，TikTok事件背后争夺的商业利益究竟是什么?这也分几个层面。一个是TikTok本身的利益问题。TikTok前身是一个小应用，被头条收购之后，注入了新的来自中国市场的产品理念和娱乐元素，因此成为近年来全球性最成功的互联网应用(没有之一)。所以，TikTok蒸蒸日上，突破了主流化的瓶颈，成为了全民性的超级应用，其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千亿美元级的互联网平台。所以，这种“危难关头”如果能够“虎口拔牙”，从头条手中抢走TikTok，无疑是抢到了一座巨大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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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要看TikTok崛起背后的对巨大利益格局的冲击。迄今为止，真正对美国主要互联网巨头构成竞争压力的，就是TikTok。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美国市场，TikTok对Facebook、Google和亚马逊，甚至对Netflix和苹果，也构成长远的威胁。而且最明显，TikTok代表的短视频应用，代表了新一代的互联网“杀手级”应用，对于一直依赖搜索和社交媒体等旧一代互联网应用而成就霸业的Facebook和Google。TikTok的成功意味着用户群体不可逆转的大流失和大转移。所以，千亿美元级背后是万亿美元级的互联网商业版图势不可挡的格局重组。“狙击”与“扼杀”TikTok，是美国互联网巨头利益的必然取向。

第三层面，也是更大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的层面。无论是华为还是TikTok，这是中国高科技领域凭借自身原创性的创新能力而真正全球化的两家企业，一家硬科技，一家互联网，一软一硬，成为中国高科技全球浪潮的开创性力量。华为和TikTok的崛起，将对过去美国绝对主导的高科技垄断，开始构成了实质性的竞争压力，必然冲击和动摇美国基于科技的全球霸权地位。所以，TikTok崛起背后的全球高科技产业趋势，是美国政府最为焦虑的。通过国家安全的政治理由，将TikTok一举扼杀，无疑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互联网巨头来说，无疑是一箭双雕。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针对TikTok是一种上下的共识和默契。

为了利益，本来也是天经地义，通过企业家精神，通过创新，通过公平竞争，以市场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且，无论是企业家精神、创新还是公平竞争，这是美国过去成功和崛起的“法宝”，原本是美国精神的内在“基因”。但是，这一次，为了利益，不惜丢掉自己压箱底的价值观，吃相之难看，必将成为人类商业史上的最大丑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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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TikTok是一家纯粹意义上的创业公司，基于完全市场化的开放、公平竞争，以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赢得包括美国用户在内的全球用户的青睐。TikTok的崛起，和硅谷起家的Google、Facebook等传奇性公司的路径与方式，完全一脉相承。TikTok完全不应该被利益之手如此“明争暗抢”。这样的事情更不应该发生在美国。可以想象，这种争抢无论成功与否，得手者最终也不可能真正笑到最后。美国要谋求更大的商业利益，要维持高科技的全球优势，唯有通过正当的创新和竞争，才是唯一的正途。这是美国过去成功的关键，也依然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TikTok遭遇无辜的政治“迫害”，会给它带来极大的利益损害，甚至影响其全球发展进程。但是，只要不屈服这种不正当不道德的政治迫害，继续发扬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断完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这个事件最终只是TikTok成为一个全球化高科技公司路上的“成人礼”。最终，一定是高举开放、创新、公平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等时代精神的优秀企业，笑到最后。

针对TikTok的围猎，也有少数明白的声音，《纽约时报》难得刊登了一篇文章《除了“封杀”TikTok，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文章说：“坦白说：我不相信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紧迫威胁的说法。”而且，“作为一款外国应用，TikTok在某些方面比美国的技术平台更容易进行监管。”“迫使TikTok以彻底透明的方式运作，这将大大减轻美国人的恐惧。它还可能成为科技监管新模式的测试案例，不仅可以提高中资科技公司的可靠性和责任感，也可以令美国公司有所改善。”

但是，TikTok事件的根本目的就是借助政治方式掠夺一家新兴的优秀公司，而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TikTok本身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安全问题，也没有人真正有心要真的改善TikTok的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漩涡中，巧取豪夺一家中国互联网最成功的创业公司，才是台前幕后的最终驱动。TikTok能否躲过一劫?在世界最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谁能够乐观呢?!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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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超：谈谈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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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汉超  来源：新史学1902

“唱盛中国”这一命题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的“唱衰中国”的积习。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崛起,美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中国日益关注,但直到最近,其主流仍是“唱衰中国”。①虽然说学术独立,学术界不必与时势紧密相连、亦步亦趋,但学者并不生活在时代之外,时势对学者肯定有影响。在我们谈学术界的“唱盛中国”学派前,先提一下学术界以外几部比较有影响的“唱衰中国”的著作。这些书还不能算“妖魔化中国”,但其基调是消极的。中国的发展也使其中一些著作很快过时,更有一些作品入了荒诞滑稽者之流。但这些出版物基于一定的研究,写作风格在雅俗之间,读者群远远超过纯学术著作,它们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水准。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Chang)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②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 TedGalen Carpen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双方终于在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引得大陆动武,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 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3]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属通俗读物,销售不错,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介绍和分析西方(主要是北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挑战中国落后论的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4]此书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K. Fairbank Prize)和2001年的世界史学会的著作奖,并被美国图书馆领域中权威性的《选择》(Choice)杂志选为2000年最佳学术书籍之一。此书国内已有译本,也引起一些讨论。[5]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乳制品1. 5%,脂肪3. 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与中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彭慕兰认为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E. Anthony·Wrigley)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如果没有煤矿, 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 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 2 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6]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煤的产量,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是250万到300万吨左右, 1800年达1 500万吨,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所以彭慕兰认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divergence)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却未被利用。中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亦复如此。[7]

美国《亚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专门刊登黄宗智和彭慕兰的各自的辩论文章。另有两篇文章各帮一方:李中清和王丰的文章意在回复黄宗智对他们的中国人口学著作的批评,黄宗智的一位欧洲史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黄的学生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则把欧洲和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结论与彭慕兰迥异。因《亚洲研究季刊》是英语世界在该领域中旗舰刊物,这场辩论更使彭著声名大噪。[8]

黄宗智和彭慕兰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人口问题。黄宗智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压力造成劳力密集性农场,每亩土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形成“内卷”型经济。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广泛知晓。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人口压力相差不大。而彭慕兰观点的主要依据为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李中清近年来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 )合著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 1774—1873》和与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和中国的现实, 1700—2000》,后者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人口学杰出学术奖和2000年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9]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人口发展有两种抑制,一种为阴性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例如晚婚、节制性欲、避孕等,西欧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另一种为阳性抑制,即人口无限制地发展,最后导致普遍的贫困,而普遍的贫困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是非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象,中国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则认为中国的情况要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照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来计算中国人口出生率(7. 5%结婚生育)和平均期待寿命(30岁),则中国人口会从1700年的2亿到1800年的13亿,而到1900年可达100亿。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的自觉地对生育的抑制,中国人口早已爆炸。中国人口发展远远没有符合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阴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这100年内江南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国生活水准最高的区域之一,其人口之稳定应与民间自觉的计划生育或称阴性抑制有关。这种阴性抑制并非贫穷的结果,因江南并非贫困地区。李中清等并根据辽宁省1774年到1873年12 000个农民的材料,指出当时当地中国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寿命跨度很大,男子为31—45岁,女子为25—35岁,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34—35岁相差无几。

黄宗智则质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争论之点是溺婴问题,特别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六个月之内被溺杀的女婴归属于避孕或人口控制(所谓“产后堕胎”)的一种手段,不被计算在死亡率之内,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寿命之外,显然尺度太宽。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黄则认为溺杀女婴首先是因为穷,其次才是重男轻女。中国人口控制是阳性的,是各种社会危机综合的结果。[10]

这里谈一下“社会科学历史”和社会史的差别。与传统的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气候,有自己的专业组织。[11]一般而言,社会史以资料为依据,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作叙述性的研究。“社会科学历史”也以资料为先决条件,但特别重视以数据资料立论,企图从量化中找出一种理论模式。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

17世纪起西方在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如钟表、螺旋、杠杆、滑轮等方面先进于亚洲国家。但迟至18、19世纪之交,西方仍在想方设法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技术。中国科技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学界普遍的讲法是从明代(或更确切地,从明代中期即16世纪初起)。宋元时期中国科技达到一个高峰,此后便停滞不前并落后了。虽然有些学者,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纪中,中国和西欧的技术发展水平还不相上下。但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似乎影响不大。一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大致把明代永乐(1403—1424)后即15世纪初作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A. Elman)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提出异议。[12]艾尔曼认为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尔曼认为因为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了,所以人们开始问中国何时起落后的,于是将此前推至明代。事实上19世纪前中国有许多地方仍先进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直到1778年英国王家的渥切斯特窑厂开工后,景德镇瓷器才慢慢落伍了。丝绸、茶叶业的情况也复相同。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了一个蒸汽机到中国,但未向他的中国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名叫丁伟迪(Dinwiddie)的给广州的商人们看了,他们喜欢得不得了,但丁伟迪没有留在广东教他们怎么使用这机器,而是去了印度的加尔加德并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教印度人蒸汽机原理。事实上当时马戛尔尼本人对蒸汽机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那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马戛尔尼后来在日记中略带幽默地写道,如果丁伟迪留在广东,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机赚大钱。

对蒸汽机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没有急迫感。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为什么注重于使用劳动力而不重视技术的改进?艾尔曼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人(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学界对以下这一点有共识:如果说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政权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僚、社会精英,到共和国时期,科技总放在人文学科前。但我们对此前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如何就有点不甚了然了。艾尔曼指出中国的知识界和精英分子对科学技术有着热切的学习态度。当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等技术时,中国人则在学习欧洲的代数(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几何、三角、对数等知识。尤其在清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对数学极有兴趣并作出重要贡献。

例如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3—1777)和钱大昕(1728—1804),他们都懂得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戴震在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唐代的《算经十部》挖掘出来。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主要是数学)有影响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并不懂得微积分。微积分是18世纪牛顿时代新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到19世纪才通过像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1833—1902)这样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所以在传教士将微积分等新科学带来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他们的数学。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身在中国,他们自身的知识也并没有与欧洲当时最新的科学同步。

艾尔曼还就科举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一般认为一流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二三流的落第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学。但能高中进士、状元的所谓一流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谓的二流。在中国庞大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群中能进入举人、贡生这样的二三流也是极为优秀。不能通过科举立身扬名,这些人就必须把精力投入其他领域,其中就有研究科学的,如上述李善兰、华衡芳等人。所以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艾尔曼还指出,在复兴数学的同时,明末清初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传统医学。清代的考据学不仅是考据儒家经典,同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虽然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西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市场,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药发明后,西医才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艾尔曼在重现或绘制一幅17、18世纪中国从科技、医学到人文领域的文艺复兴图景。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何伟亚(James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试图在外交上为中国落后论翻案。此书由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并有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13]

马戛尔尼使团是早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题目,而中外关系又是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早在1936年就有极具分量的专著问世,费正清、邓嗣禹在1941年也有专文。马戛尔尼的日记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档案写成的法文《岿然不动的帝国》出版,三年后出了英文版。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何伟亚的著作在材料上没有新的发掘,主要是诠释材料,但他显然以此为荣。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清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双方都了解对方,只是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执己见。由此何伟亚提出两点:一是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清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而清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上,清政府很有灵活性,只要马戛尔尼恭敬如仪即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关系来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此书获奖后引起一些争议。周锡瑞(JosephW. Esherick)在《近现代中国》上撰文对此书所代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锡瑞批评的重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虚夸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以词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为号召,以重新解释史料(而非发掘新史料)作为学术的基点,却往往在词语上错误百出。周锡瑞批评何伟亚连文本都未读懂,就妄出宏论。他罗列了何伟亚著作中的许多“白字”,例如“皇帝”写成“黄帝”,“贡差”写成“页差”,“一视同仁”写成“一视同人”,“恳求无厌”写成“恳求无压”,等等。周锡瑞公开申明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书本身,而在于将此奖授于此书。因为勒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汉学领域的最高奖,将勒文森奖颁给一本观点新颖但史料不严谨的著作无疑是鼓励这种学风。

有意思的是周锡瑞在美国学界向以左派著称,以“革命”起家(周锡瑞的成名作即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是20世纪70年代“讨伐”费正清学派的主将。[14]何伟亚所批评的西方汉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正是费正清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主要架构。但在这场辩论中,周锡瑞倒反而成为保守派,在为关于朝贡制度的传统说法辩护了。不过唯其如此,周锡瑞的批评更显得有分量。

周锡瑞还藉此褒扬了中国学者重史料的学风。周锡瑞指出,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以政治立场来左右或评估学术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政治挂帅时期,经历过意识形态为主、史料和史论不必相佐的时期,经历过以长官意旨为学术准则的时期,所以他们比何伟亚这样的学者更能认同“实事求是”的口号。中国学者也许过于重视史料而轻于诠释了,但学者们对客观的知识要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心。周锡瑞讽刺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这是商业主义,而非学术了。

勒文森奖书奖评委会之一的艾尔曼等人则为何伟亚的新观点辩护。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对此都有载文讨论。[15]

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罗威廉(W illiam T. Rowe)在其力作《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也有意作中西的比较研究。[16]他试图证明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进步思想,诸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在18世纪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其信奉者。不过罗威廉并没有过分强调这种比较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小心翼翼地刻画陈宏谋(1696—1771)其人其事来证明18世纪的中国官僚阶层中已有不少现代思想和意识。

罗威廉通过陈宏谋身上反映出来的三种矛盾对立来看18世纪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正统说教性的“理学”和务实性的“经世致用”之间的矛盾。陈宏谋既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政官员。从学问上讲,陈宏谋大概只能算普通。梁启超曾评论说陈宏谋的著作以广西的标准是杰出的,但类似他这样的学者在其他省份可以车载斗量。尽管如此,陈宏谋像当时许多的士大夫一样,是个理学家,是朱熹的信徒,极其推崇四书,尤其是《大学》。陈宏谋还是司马光的崇拜者。而在另一方面,陈宏谋又强调“实学”,并付之行动。例如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就成绩突出。《皇朝经世文编》提到陈宏谋处达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水利建设。陈在河南巡抚任上政绩卓然,水利是主要的。此外,他在云南、江西、陕西、甘肃任上都曾进行过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其次,在经世致用上,陈宏谋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局限性而极重视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间社团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陈深知有些事情国家并无能力去做或去管理,例如他对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态度。

最后,在众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下,陈宏谋对个体主义(包括个人思想的表达和对个人的尊重等)以及个人的欲望、需求和个人对团体、社会网络和等级制度的适应看作是一种“义”和“欲”的关系,认为“人情”“私情”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陈宏谋心目中有关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类:人作为一种天然的动物,即人类;人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成员,例如作为儿女、作为臣民;人作为某种类型或团体之成员,例如男人和女人(性别)、富人和穷人(地位)、汉人和满人(种族),等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陈宏谋的个体主义思想大致可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个人的救世思想。陈宏谋这类士大夫将本阶级看作是有救世责任的或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阶级,而非特权阶级。第二,个人的尊严。第三,良心和天良。遇事先求诸于心,然后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第四,故中国民间处处有“有心乡绅”、“有心者”。第五,为自我、个人求得利益是天性。所需者是在市场动力和社会控制、个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间求得平衡。

总而言之,罗威廉笔下的陈宏谋在“人情、私情、良知、为人、为己”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的关系中,已体现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学界一般承认王阳明的“良知”属儒家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但认为这只在明末昙花一现。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王阳明的“良知”大行其道,促使日本的现代化。陈宏谋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王阳明式的“良知”,从明末起就一直在延续。

现代中国的传记作者大多有一个道德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传主。西方学术界的传记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不是歌功颂德,不是鸣怨叫屈,而是着重于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分析一种时代精神。罗威廉的《救世》就在一个方面体现了传记著作在这场重估中国落后问题的史学潮流中的作用。

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的“唱盛中国”潮流

本文开始提到美国大众出版物中多的是唱衰乃至妖魔化中国的著作,与此相反,英语世界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反的可称唱盛中国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偏重历史,它们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妖魔化中国的一种反动,也是学术界“唱盛中国”潮流的一种延伸。下面介绍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罗伯特·天普(RobertTemple)将李约瑟(Jo-sephNeedham)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大陆中文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成一本通俗读本,适合用作大学教科书,题为《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此书自1998年出版后,已重印多次,深受欢迎。这是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帙庞大,连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为此鸿著做的简写本也有五卷之巨,即使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也未必都能仔细阅读。[17]天普指出,英国科学家富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言,纸张与印刷、火药、罗盘的发明对人类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宗教和政治强权的影响。培根当时并不清楚这些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李约瑟等人的研究就是试图证明中国在中世纪在科学技术的绝大部分领域里都领先世界。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业作家路易斯·勒瓦舍司(Louise Levathes)的《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 1405—1433》, 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讲郑和下西洋的一部佳作,《纽约时报》将其列为该年出版的百部值得关注的著作(notable book)之一。[18]作者最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得到李约瑟收集的许多中国古代航海业的材料,后来又在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地作研究,并收集了一些非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材料。路易斯·勒瓦舍司的书已提到郑和的航船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有关郑和下西洋最轰动的著作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退休的潜水艇军官孟席斯写的《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书。[19]孟席斯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发现了一幅1424年的地图,上面画有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屿,经他考证这些岛屿位于现在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哥等地。于是一个大问题出现了:当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是谁画制了这张地图并准确地标志了这些岛屿?孟席斯的结论是,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有此技术和财力进行远海航行,中国人是美洲的最早发现者,而发现美洲大陆正是15世纪初明朝政府派出的郑和航队。1492年,哥伦布就是利用郑和绘制的航海图到达了美洲,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6世纪在航海时也用过郑和的航海图。孟席斯认为,现在人们都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哥伦布却是靠了郑和的地图才摸索到了美洲,所以事实上“全世界都欠了郑和的债”。孟席斯所用的证据主要是美洲、澳洲、印尼等地许多中古时代港口发现的中国沉船、瓷器和非洲的刻石等,他还利用DNA测试证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有中国血统从时间上可上溯到15世纪,由此推论郑和船队的一些成员留在了美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家庭。

此书2002年在英国出版时题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文译本即据此翻译。[20]但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版本题作《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显然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需要,而它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由此也大得多。作者称为这项研究访问了120个国家, 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还访问了中古时代晚期的每一个港口,费时10年。

孟席斯最近又有新作。2008年出版了《1434年:中国宏大舰队驶入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一书,是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姐妹篇。在这本书中孟席斯更提出了一个大胆新论,他认为根据种种迹象,郑和的舰队曾到达意大利等地,并于1434年即明宣德九年在佛罗伦斯多次会见教皇欧钦尼斯四世,与教廷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直接将中华文明介绍给欧洲。这个明朝的代表团为欧洲带去了中国的艺术、印刷、天文地理(包括后来为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所用的世界地图)、数学、建筑、冶金等知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明朝中国直接“点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子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深受中国影响。[21]孟席斯这些语出惊人、挑战传统的观点当然引起了争论,他的书虽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销路极好,但却毁誉参半,在学术界普遍评介不佳。有人讽刺孟席斯如有第三本书出版,这本书可以题为《1438年:中国向火星放射第一颗人造火箭》。[22]

结语

如前所述,本文所用“唱盛中国”一语,是相对“唱衰中国”这一习语而言。虽然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本文提出“唱盛中国”这一命题却并无贬意,只不过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新潮流而已。学术研究需要有创新精神,一个优秀的学者往往善于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水平上发现问题,提出见解,推陈出新。这种创新精神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扎实的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某一课题或领域内另辟蹊径,从而能言人所未言。上述各种著作,除了几部通俗读物外,几乎全是由海外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创作的,其中不乏该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对其观点虽然见仁见智,也不能排除某些学者有点中国情结,或者矫枉过正,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解释中国落后这一问题的一种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表现在人们习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Grand Question)中,即中国科学技术在千百年遥遥领先世界后,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并试图从比较史学和世界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23]

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从小处来讲,中国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开放,使海外的中国研究者有条件在中国城乡作长期研究,从图书馆、档案馆到田野调查,学者得以深入中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感性知识,并与中国同行交流心得,加深了解,增加了他们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了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即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从上述讨论可知,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意见就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被夸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时,做评论的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就提出“中国何时落后西方”这一命题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事实上中国未必落后于西方。也许只有海外学者才会对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这一点提出商榷,因为这在国内是童叟皆知、无可质疑的常识;但这种责疑也反映了西方学界急于要重新审视中国落后论的一种倾向。[24]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与学术界较早的挑战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长期停滞不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是学术界的共识,似乎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是铁板一块,此后史学界质疑这一观点,并花了大约20年时间来证明东亚(主要是中、日两国)在19世纪西方介入以前一直在变化和进步着。这一观点在今日的西方史学界已成共识,谁再用“停滞不前”(stagnation)来形容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就不仅是落伍,而简直是忌讳(taboo)了。如果将这两个学术观点加在一起,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动乱和落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只是一个插曲,用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历史三峡”,过了以后,中国又会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再现一个汉唐盛世,世界超强。[25]

本文根据作者2006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作学术访问时的演讲稿修订而成，注释从略。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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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中美空军最高将领的首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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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小鹰  来源：两栖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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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司令员、一级战斗英雄王海上将于2020年8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35年前，我作为新华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有幸参与了中美空军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采访拍摄了美国空军参谋长加里布埃尔上将访问中国的全程。

1985年10月，美国空军参谋长加里布埃尔上将访华，受到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的热情欢迎，这是两国空军最高将领的第一次会面。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广场上，我国空军司令员王海为美国空军参谋长加里布埃尔上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阅兵仪式结束后，将开始正式会谈。他俩在广场上边走边说，回忆起当年的朝鲜战争。王海是我军的飞行大队长，一级战斗英雄。加里布埃尔则是美军的飞行大队长，有“美国的空中英雄”之称。

加里布埃尔上将说：“当时我打下你们两架飞机。”王海司令员微笑地说：“我打下你们三架。”就在这时，我连续按下了快门，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

这就是我当摄影记者不到三年时的成名作-《我打下你们三架》，后来曾数次获奖。

随后几天，王海司令员陪同加里布埃尔上将在北京参观访问，登长城，看演出，然后一起乘专机飞往天津杨村的空军某部，观看我军的飞行表演。我自始至终都在跟随采访拍摄，留下了许多中美空军友好交往的镜头。

昔日的空中对手，如今的和平使者。化干戈为玉帛，中美空军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美方的访问结束后，准备回国了。按照我国当时的外交礼仪，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要送客人一本影集，就是他们访问期间各种活动的照片，这本影集的照片全是我拍的。

当加里布埃尔上将看完这本影集后，赞不绝口。特别是欣赏那张《我打下你们三架》，后来他们回美国后又要求加洗、放大若干张。为了表示对拍摄者的谢意，加里布埃尔上将特意送我一把不锈钢的小刀，是专用拆信封的那种双刃刀。刀柄上镶有美国空军的徽标，盒子里放着将军的名片。

年底，新华通讯社摄影部拟将《我打下你们三架》评为社级好稿(新华社稿件的最高荣誉)，并推荐参加全国新闻摄影展览和评奖。为慎重起见，部里派摄影部中央新闻采访组的刘建生、兰红光两位同事，带着照片和文字说明去空军司令部核实情况。他俩一进大楼就踫到了王海司令员，王海热情地招呼他俩一同乘电梯到司令员的办公室，审核照片和文字说明。我的同事们得到了王海司令员肯定的答复和对照片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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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下：

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和美国空军参谋长加里布埃尔上将1985年10月4日在北京见面。他俩在朝鲜战争中曾是空中对手，如今都成为本国空军的高级将领。戏剧性的相逢使他们回忆起过去，加里布埃尔说：“当时我打下你们两架飞机〞，王海说：“我打下你们三架!〞

谨以此文此照，追忆刚刚仙逝的王海将军。期盼人类再无战争，祈祷世界永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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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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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空军将领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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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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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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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布埃尔将军和夫人登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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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军登上中国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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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中国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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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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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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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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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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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上将

注：文中所有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陈小鹰摄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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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国际政治风险常常后知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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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诸正  来源：诸正的国别投资策略

近几天来，美国准备封禁Tiktok成为了热门新闻。从中兴到华为再到字节跳动，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然而，很多中国企业似乎并没有做好面对国际政治环境巨变的准备。以字节跳动为例，距中美科技战开始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可是直到美国扬言封禁Tiktok，这家科技巨头才匆忙扩大自己的国际公共政策团队;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字节跳动的北京总部才频繁组织研讨会，听取外部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上这些做法未免给人一种亡羊补牢的印象。不只是在美国，中国企业之前在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政治事件的重创，因此我们需要剖析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国际政治风险常常后知后觉。

根据笔者的观察，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人事安排和资金分配是造成以上问题的最直接原因。以国内另一家互联网巨头为例。笔者了解到，虽然这家科技巨头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业务，但在2020年前，它的中国总部里居然没有专人负责国际政治风险的分析工作。与中国企业不同，美国企业早已有了这样的意识，在国际政经领域专门安排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分析工作，一些跨国企业甚至还邀请前外交官作为高管来为企业海外业务出谋划策。笔者之前曾在纽约荣鼎咨询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为欧美企业提供全球政经方面的咨询服务，它的客户企业里都有专人负责全球宏观的研究工作。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恶化，西方企业对这个领域的咨询需求正在不断上升，这使得就连安永和贝恩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地缘政经分析部门。然而，正如我在《海外投资：中国需要自己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美国公司的分析角度是基于美国地缘政治的现状，与我国的外部战略环境非常不同，因此中国企业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政治分析的需求外包给这些西方咨询公司。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笔者对不少拥有海外业务的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进行了访谈。笔者在访谈后认为，很多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对海外政治风险进行跟踪和预警的价值所在，因此这些企业里一定有律师和公关经理负责海外业务，但不一定有国际公共政策分析师。这种人事构成在风平浪静的年代还好，但到了政治危机高发的今天就容易造成亡羊补牢的后果。一个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应该能够洞察未来的趋势，并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提早做好准备，这在政策方面离不开政治分析师。举例来说，我在2015年底公开发表的预测文章《2016年影响海外投资的十大政治风险》中，把合规风险放在了第四位。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判，是因为我通过追踪美国智库研究员和前政府官员的公开讲话，发现美国政界越来越倾向于用金融和法律手段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的目的。果然，在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因为对伊朗违规出口而制裁了中兴。然而，中兴并没有在合规上吸取经验教训，直到在2018年再次被美国政府出口管制才慌忙扩大国际合规部。中兴要是对美国政治动向更加敏感一些，也不至于落到这么被动的境地。

除了企业高管忽视政治风险外，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鱼龙混杂的局面也给企业了解世界局势造成了困难。国际政治是一门门槛较低的学科，连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对国际热点事件进行评论。然而，当一个分析师真正踏入这个领域时，才会发现真正的专家和伪专家的预测准确率之间可以大相径庭。笔者曾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排名第一的国际战略与问题研究中心(CSIS)工作，回国后对比发现，国内智库的确存在着郑永年教授所讲的“有库无智”的现象。体制性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笔者写的《为什么中国国际关系界经常预测失准》一文。我在那篇文章里还指出，国内一些网红国际问题专家们的很多观点在事后被多次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在招募研究员对国际政治和政策风险进行分析时，企业应该回溯这些研究员先前的预测结果，以预测准确性而不是名气作为筛选标准。

从英国脱欧到中印边境冲突，从中兴事件到Tiktok事件，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样的新环境下，中国企业需要把对公共政策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与经济和法律同样的高度，在海外战略决策中把国际政治因素考虑在内。无论是采取外包还是内置的方式，对国际政治风险的跟踪和预测都应该成为中国企业海外运营的日常工作。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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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耶鲁黄艾琳：对华裔公开信质疑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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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骁奕，陈怡，张娟  来源：中美印象

“后浪看中美”第九期
【编者按：6月1日，在全美各地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大游行之际，华裔第二代、耶鲁大学本科生黄艾琳（Eileen Huang）同学向华裔社区发出了公开信：“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这封信在华裔社区引发了强烈反响，褒贬不一。《中美印象》的学生记者卢骁奕近日和黄同学进行了一个专访，探讨了她写这封信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对某些批评声音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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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印象：虽然很多人都读了您的来信，但他们不一定认识您。那么，您能否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黄艾琳：我叫黄艾琳（Eileen），在新泽西长大，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生活。我目前是耶鲁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就要升大三了。在耶鲁大学，我参加了亚裔美国学生联盟，同时我也一直热衷于维护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权益。许多黑人权益活动家对我启发良多。对于种族研究和种族批判理论的兴趣促使我写下了这一封信。

  中美印象：听起来您有很丰富的关于种族包容的经验，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在写这封信之前，您是否征求过家人或朋友的意见？

  黄艾琳：是的，我确实问过他们。不过，我并不是向我的家人去征求同意，而是简简单单把这封信拿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我要在微信上发布这封信。

  我的家人知道后，对此非常支持，他们认为他们社交圈里的人需要去读一下这封信。在我发表这封信后，我和家人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们之间关于BLM（Black Lives Matter，意为“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场美国维权运动）的沟通也变得更有成效。
  中美印象：他们的反应让您受到鼓舞吗？

  黄艾琳：当然，我想很多人对我的文章也都有类似于我父母的反应。虽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也有很多华裔社区的父母或孩子找到我，对我说：你的文章促成了我们家对种族主义和BLM进行了最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听到这些反馈真的很鼓舞人心。

  中美印象：在信的开头，您说：“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曾听到亲戚、家人、朋友，甚至我的父母对黑人社区发表微妙甚至是明确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评论。”您能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发表那些种族主义评论，特别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

  黄艾琳：我认为（他们中）没有人会故意说一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话。很多时候，当人们对非裔社区或BLM运动发表一些刻板的或带有伤害性的评论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说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只是被误导了。例如，我在社区里听到很多亚裔美国人说BLM不是一项合法的运动，因为（他们相信）在美国社会中已经不再存在那种程度的种族主义了。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假设和观点。

  中美印象：您说人们只是被误导了，所以当您听到这些评论时，您的感觉是什么？

  黄艾琳：我想当我作为一个孩子，在这些声音中长大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言论是多么有害。但随着我的成长以及对于这个国家所存在的系统化种族主义的逐渐了解，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些言论对黑人群体的进一步贬低和刻板化偏见，以及这其中的危害。

  我想很多时候您都能从华裔美国人，特别是那些从美国的财富中受益并在这里很成功的人听到这样（种族歧视）的评论。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即认为华裔美国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是因为努力工作。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我们（华裔美国人）之所以能在这个国家是因为1965年的《移民法案》。人们需要明白所有的不公正并不是因为没有努力工作，而是因为种族主义的整体性结构所导致的对一些人尤其是非裔社区的系统性的不利状况。

  中美印象：与老一辈相比，您对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有不同的看法，这也与我的下一个问题有关。您和签署这封信的人决定站出来，对BLM运动表示支持。是什么让您和您的同伴学生与那些发表种族歧视评论的亚裔美国人不同呢？

  黄艾琳：（我发现）回应我的文章的读者群中存在着一种代沟分歧。很多持批判态度的人通常是年长的移民或像我父母一样的第一代亚裔美国人，而我这一代人的回馈更多是持积极态度的。

  这是因为大家对种族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许多新移民而言，他们仍然相信英才制度的思想，认为你可以摆脱所有因为种族歧视而带来的创伤。我认为那些批评我的文章的人，他们也经历过种族主义，但老一辈人将种族主义内部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相信英才制度和美国梦，认为这（所经历的种族歧视）只是追逐美国梦所需要承受的一部分代价；我们必须妥善应对，保持低调，继续努力工作。

  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出生在这里的人，尽管我们拥有公民身份，但我们仍然面临着种族歧视。因此，我们更加意识到种族主义在这个国家有多根深蒂固，所以我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没有那么宽容，也更愿意对不公正的事情发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信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我们这些华裔（年轻一代）对种族主义的容忍度很低，并对追求种族平等充满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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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印象：在谈话中，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华裔美国人社会。同样，在您的来信中，您说：“我看到我周围的亚裔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沉默。我尤其对华裔美国人社区感到特别失望，他们对谋杀美国黑人的沉默令人震惊。”为什么您对华裔美国人社区感到特别失望呢？

  黄艾琳：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社区的情况比较有发言权，并且我这些话主要是对这一代日益壮大的保守派华裔美国人所说的——他们不相信诸如平权措施之类的事情，并且在BLM上基本保持沉默。总而言之，我说这些话主要是因为华裔美国人社区是一个我亲身经历并可以将其概括化的社区。

  我也收到了很多批评，说我是属于华裔美国人中生活优越的一群人，不能代表整个华裔美国社区发声。我认为这种批评的观点是正确的，华裔美国人确实并不只是那些符合“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的人。但我正如我所说，我写这封信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受益于阶级特权、但在他人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却不参与政治的人。我还想强调的是，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问题上，如果你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你认为黑人的生命不重要，而“黑人的生命不重要”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观点。保持沉默或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实际上就是站在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一边。

  中美印象：亚裔美国人同样也是有色人种，我个人也受到过种族主义言论的影响。在您的信中，您描述了您最近被称为“吃蝙蝠的人”的经历。那么亚裔美国人应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种歧视再次发生？可以通过加入BLM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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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艾琳： 是的，绝对是这样的。很多人在针对我的公开信的质疑中，指责我仅仅为黑人社区发声，而对亚裔社区不管不问。首先，我想说的是，我的兴趣是种族研究。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我就是在为亚裔美国人的权益倡导和行动谋利益。

  其次，谈论黑人解放与亚裔美国人解放不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不支持“黑人的生命也是命”，但又期望对亚裔美国人的公平对待。因为“黑人的生命也是命”与亚裔美国人的维权行动息息相关，都是致力于反抗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消除白人至上主义。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并支持BLM运动。因为我们的很多社区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不支持BLM也是非常粗暴的。此外，还必须看到，BLM的最终目标与亚裔社区是一致的。

  中美印象：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亚裔美国人用“暴徒”、“暴民”、“抢劫者”来形容抗议者。此外，在您的信中，您批评了一些华裔美国人，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词。然而，在BLM运动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暴力。在纽约，我看到纽约警察局的车的挡风玻璃被打碎了，到处都是喷漆。在亚特兰大，我过去常去的购物中心被洗劫了。那么，对于这种暴力，你是否仍然认为一些华裔美国人用“暴徒”、“暴民”、“抢劫者”来形容抗议者是不合适的？

  黄艾琳：是的，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们指出这些暴力事件并不是真正关心这些被摧毁的企业。它通常是被那些诋毁BLM的人所利用的。我认为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更关心对没有生命的财产的破坏，而不是关心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骚扰非裔美国人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暴徒”，“暴民”，“抢劫者”的语言是非常种族化的。这些词经常被用来为国家对抗议者的暴力做辩护。我们看到白人在抗议新冠疫情的限制令时，用枪支威胁执法人员，但他们没有被叫做“骚乱者”，而是叫“抗议者”。这类语言也被用来描述民权运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民权运动持负面看法，许多媒体用这些词来形容黑人活动家和抗议者。所以，我认为这种语言是非常种族化的，它被用来诋毁BLM运动和其他黑人行动主义。

  最后，我认为很多人试图反对BLM，说它是一场暴力运动。这是不对的，因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的定位是非暴力的，而且他们也致力于达成此目标。然而，我们如今看到的很多“暴动”都是对国家暴力的回应，这种暴力已经使黑人遭受了400年的惨痛折磨。即使在今天，警察仍殴打并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人们不再谈论这些国家暴力行为，而是把抗议者当作暴力的肇事者，这忽视了抗议者自身所面临的暴力。

  中美印象：让我们继续下一个关于平权措施的问题。在您的信中，您说：“我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我们自己的社区争取种族公正。”但在华裔美国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有时黑人会以牺牲亚洲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得好处。一个常用的论点是关于大学录取。根据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在SAT考试中考1000分的黑人学生与考1310分的白人学生和考1450分的亚裔美国学生的入学机会均等。”您如何回应这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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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艾琳：一些华裔美国人反对平权措施，就像他们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视为孤立事件一样，认为这并不代表着对非裔社区的野蛮政策。他们同样还利用孤立事件来反对平权措施，没有考虑到阻止有色人种进入高等教育的（歧视性）系统。

  这些反对平权措施的论点都是基于英才制度的理念，也就是认为你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大学。这绝对是错误的。例如，我不认为我在SAT考试中取得了一个较好的成绩是我自身的智力使然，相反，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些SAT的预备班，而且我能够花时间离开学校去听这些课程。有研究表明，SAT分数与财富的关系比与智商的关系更大。为了证明英才制是错误的，哈佛大学最近将SAT列为可选科目，因为许多研究表明，SAT并不代表成绩，而是代表财富和获得考试资源的途径。

  同样，那些把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当作替罪羊的人不会特别提到白人学生。在哈佛，有传言说，那些和学校很有关系的学生，即使他们不符合录取标准，也可以在间隔一年之后进入顶尖大学。这些传承学生（Legacy Student，指的是家中前辈有毕业于此学校的学生）占了学生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耶鲁大学，有11%是传承学生。

  中美印象：您提到您仍然需要准备SAT课程。一些亚裔美国人认为，对于学生而言，在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取得好成绩之后，由于平权法案政策，他们仍然无法进入好大学。您对这个论点有什么反应？

  黄艾琳：亚裔美国人意识到有色人种入学是不利的。然而，他们经常把目标对准黑人、棕色人种、比例很低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并因此指责他们，却没有考虑到这些大学一直以富裕的白人精英成员为主这个事实。我希望看到更多关于为什么学校是排他性的并且不利于低收入学生、黑人和棕色人种学生的问题；为什么亚裔美国人将这些人视为问题？我不认为他们是问题所在，大学的排他性做法才是问题所在。

  中美印象：我接下来的问题是，您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SAT和财富有关，所以如果您能做出改变，您希望大学申请流程如何运作？大学应该如何提高入学率？

  黄艾琳：我认为最公平的录取不能用什么标准来衡量。SAT和AP分数这些看门关卡系统地阻止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学生上学。我认为最公平的高等教育模式应该是最容易被人们所获得的。我认为哈佛这些学校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让SAT成为可选课程。

  中美印象：那如果学校取消了标准化考试，大学应该如何挑选学生？这些学校会寻求何种资质？

  黄艾琳：通过在耶鲁上学，我意识到这所学校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但同时它只被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所获取。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富人精英的子女能够获得这些知识和资源而不是普通大众？我们不应该再问这些学校应该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因为那种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获得这些资源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质疑，为什么大多数公众都无法获得这些资源，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在经济或制度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中美印象：我的一个朋友是西班牙裔美国人。从BLM运动一开始，他就对我说：“我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我想我是黄种人，所以在这个运动中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也适用于亚裔美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场运动是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黄艾琳：我想这正是我在文章中所反对的，即BLM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运动。它不仅限于“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所有的有色人种都牵涉其中，我们不能因为你支持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就对BLM运动坐视不理。

  其次，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岌岌可危。对于那些反对我的文章并认为平权措施对他们不利的亚裔美国人而言，他们也会谈论由于新冠疫情而遭受的种族主义言论和仇外情绪的经历。也正是这种种族主义导致了针对非裔社区的政策暴行。不存在针对不同种族群体的不同种族主义。这都是白人至上主义总体架构中针对有色人种的一部分。只有我们决定不再对其坐视不理，所有的这些事情才不会继续发生在黑人和有色人种身上。

【本采访是中美印象的原创作品。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3

旧文章ID：22540

James Mann: The China Challenge, 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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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mes Mann  来源：Washington Post

The Iraq war isn’t over, but one thing’s already clear: China won.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bleeding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China has been gaining both. That’s largely because it has been coming into its own as the first full-blown alternativ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Washington’s model of free markets and democracy. As the U.S. model has become tarnished, China’s has gained new luster.

For authoritarian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seeking to maintain their grip on power, China increasingly serves as a blueprint. We’re used to thinking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miracle, but it’s also becoming a political model. Beijing has shown dictators that they do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power and profit; they can have both. Today’s China demonstrates that a regime can suppress organized opposition and need not establish its legitimacy through elections. It shows that a ruling party can maintain considerable control over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net without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t indicates that a nation’s elite can be bought off with comfortable apartments, the chance to make money, and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personal, non-political freedoms (clothes, entertainment, sex, travel abroad).

This all adds up to a startling new challenge to the fut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esult is ominous for the cause of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China’s single-party state offers continuing hope not only to such largely isolated dictatorships as Burma, Zimbabwe, Syria and North Korea but also to some key U.S. friends who themselves resist calls for democracy (say, Egypt or Pakistan) and to our neighbors in Cuba and Venezuela.

The China model has emerged from the confluence of two independent developments over the past decade. Each stands on its own, ye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has been especially toxic for democratic values.

First has been the fail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symbolized above all by the war in Iraq. Over the past decade, U.S.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dominated by a school of thought that emphasizes military power and has tied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to the use of force. Not only has this failed, it has also undermined support for democracy. U.S. attempts to export free markets and political liberty by force have been unable to bring even security, much less prosperity, to Iraq. And they’ve eroded our appeal and clout worldwide.

The second ke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staying power and economic suc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after the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Western pundits predic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one foot on a banana peel. Any day now, they said, it would fall or be forced to embrace far-reaching political reform to survive. Instead, China’s economy expanded by a factor of nin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remains firmly in control.

Westerners next seized on the Internet as the inevitable liberator of the Chinese. "Information will knock down the bamboo curtain!" went the refrain. Instead, Chinese cops in the 500 citi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Internet police bureaus are using the Web — tapping into people’s e-mail accounts and monitoring individuals us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Web sites — as a handy tool to stamp out dissent.

China’s stability has belied the hopes and forecasts of Western leaders that growing prosperity would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country’s one-party political system. Over the past decade, presidents, prime ministers and others have frequently offered a soothing scenario about how China will inexorably move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1997,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aid China was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Political change would come "just as, inevitably, the Berlin Wall fell," he predicted. President Bush has repeated many of these same themes: "Trade freely with China, and time is on our side," he once sai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said two years ago that he thought there was "an unstoppable momentum" toward democracy in China. Not quite.

The optimists assume that once a country becomes more affluent, its emerging middle class will press for democratic change. But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 (itself still tiny as a proportion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supports or at least goes along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order; after all, that order made it middle clas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ruling party allows urban elites the freedom to wear and buy what they want, to see the world, to have affairs, to invest and to profit mightily; in return, the elites don’t challenge the Communist Party’s hold on power. Moreover, China’s new business community is hardly independent of the party; in effect, it is the party, linked to China’s power structure through financial connections or family ties.

In economic terms, China doesn’t fit into the standard model of a free-market system, either. American magazine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have for years joyously proclaimed that China has "gone capitalist" — a supposed sign (along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McDonald’s, Kentucky Fried Chicken and Starbucks) that the Chinese are becoming like us. In fact, the fast-growing economic system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merican model — a fact not lost on other countries. Yes, China has private firms and stock markets. But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tock of any given company is traded on the stock market; the majority is hel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frequently retain a majority of the seats o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keep veto power over personnel decisions. And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businesses, the Chinese system has been so good at attracting outside investment and fueling economic growth that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recently asked, "Does Communism Work After All?"

Of course, the Chinese model doesn’t really work for, say, Burma; China is unique because of its sheer size and the allure of its massive markets, which no other country can match. Still, repressive regimes elsewhere are increasingly looking to Beijing. And often the sympathy flows both ways: China has, in recent years, helped to prop up Zimbabwe, Sudan, Uzbekistan, Cuba and North Korea.

So what can U.S. leaders do to turn things around?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 is a conceptual one. We need to get beyond the arid framework of seeing every policy dispute involving China as a choice between "engagement" and "isolation." Those loaded words set up a false selection and have little meaning anymore, if they ever did. With the third-biggest trad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a is already engaged.

We also need to get beyond the notion that our trade, investment and interaction with China are going to transform its political system. Any serious policy must be based on China as it is, not on our mistaken assumption that prosperity and liberty inevitably go hand in h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should be evaluated for their economic costs and benef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for their political impact on China.

Take, for example, the economic meetings coming up this week between Treasury Secretary Henry Paulson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Wu Yi. China has maintained its currency, the yuan, at a value so cheap that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has soared to more than $200 billion a year. The result has been to boost Chinese exports and depress U.S. 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But some American officials are concerned that pressing China too much on this issue might spoil U.S.-China ties. I don’t think so.

Above all, we should approach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 That includes not just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but our interest in a world with open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freedom to dissent. If we don’t take China’s new model as seriously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does, we could find that we’re the ones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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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力：1989年邓小平与美国高层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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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宫力  来源：《百年潮》2004年第3、4期

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

1989年动乱之后，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保持压力，以图以压促变，另一方面，也留有余地，注意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并适时作出一点姿态，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一发而不可收拾。

美国在宣布中止中美两国副部长以上的高层官员互访之后，仍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中国对话，因为这是了解彼此立场，避免错误判断的唯一有效途径。1989年6月7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说美国总统布什希望在当天下午6时以前与邓小平通话，请中国大使馆将这一信息转告国内，帮助安排。当天下午3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外交部美大司的回电，请其转告美方，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习惯，美方有事可以通过中国大使馆与北京联系。布什由于未能与邓小平通话，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说明了他的想法，并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国，希望中国有所回应，以便让特使“得以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使命。”6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办公室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讨论解决方励之夫妇在美驻华使馆“避难”问题。

1989年6月12日晚，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国内致布什总统的一封英文口信，口信指出：“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您，中国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形势，我们一贯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邓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讲话中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信对美方的信件作出回应说：“您表示愿意恢复与发展中美关系，这与中国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双方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做伤害民族感情与利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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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拿了布什总统的一封密信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面见韩叙大使，并且说：布什总统本来想下午接见韩叙，但是怕被记者泄露，改派他来与韩叙碰头。布什表示他本人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希望中国政府发表宽恕闹事学生的声明，并妥善解决方励之问题，为了商谈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布什决定派一名特使去北京见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领导人予以考虑。中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下午5时，韩叙约见斯考克罗夫特，面交北京的来电，表示愿意接待总统特使。这样，中美高层之间的私下联系终于有了着落。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并与其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格尔伯格事后所述，在会见中“我们坚定地表明，美国不宽恕使用骇人听闻的暴力来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也不宽恕随后采取的镇压措施。”“我认为，第一次访问表示了美国的目的是严肃的，清楚表明了我们关系的恶化包含了多大风险。”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1989年7月下旬，恰逢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又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7月31日中美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在会谈中，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也就中美关系进行了坦率的谈话。钱其琛外长向贝克国务卿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他强调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外长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1989年8月8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租借签署土地划片开发合并的仪式。表明了美方对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视。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中美关系恶化后，双方签署的最大一个项目，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中国方面抓住这一机会，作出适度反应，向美国商界人士及美国大使阐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希望中美能够保持在经济领域的合作。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马利克波尔一行是在天津签署了划片开发的合同后来到北京的。李瑞环对马利克波尔的远见表示赞许，对为此项目尽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李瑞环认为，这一项目的签署有力地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最近，有许多外国朋友都很关心或者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能持续下去。他表示相信，如果这些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看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些顾虑就可以很快消除。李瑞环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史，大量的事实证明，实行改革、开放对于四化建设的推进，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搞得还不够好，而今后的困难如何解决，也要靠继续搞好改革、开放。李瑞环对会见时在座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到天津参加合同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说，希望大使先生多跑跑这种地方，多促成这类事情，这很有意思，其意义可能超过具体项目的本身。

为了使处于困境中的中美关系早日出现转机，中国方面继续做出努力。1989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参加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其琛向贝克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步骤。

10月2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钱外长在讲话中阐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根本不同，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需要。其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发展经济贸易中获利。

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中美目前出现的困难并不是因为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由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所引起的。其次，中国对纯属自己国内的事务实行什么政策，采取何种行动，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那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首先要准确地了解事实，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其次，应该避免用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如果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我们不想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输出给其他国家。我们也希望别的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暂时困难之机，加紧推行“弹性外交”，其实质是谋求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做法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希望这些声明能见诸于行动。

钱外长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战后历史的发展表明，凭借军事优势发动军事入侵、对别国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合时代潮流，也不能奏效。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不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一贯身体力行，并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讲话结束后，钱其琛外长还耐心地回答了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传递中国的立场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布什总统对外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肩负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美国白宫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就在一项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说：“总统正期待着阅读尼克松的报告”尼克松的发言人在谈到此次的目的时指出：“这是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的访问，以估价中美关系目前形势，并讨论两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格局”。

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也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邓小平对尼克松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邓小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邓小平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在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认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还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也分别会见了尼克松。江泽民对尼克松表示，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尼克松在上述会谈中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正面临着严重困难，但是，按照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仍能找到现在和未来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他希望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想办法，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尼克松不同意中方关于解决中美冲突，应先由美方采取主动的提法，他认为，恢复两国关系的势头，需要双方的努力，向前迈进的唯一方法是共同起步。

尼克松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份发生的事件重新作出估价。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希望找到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正常化的方向。他对记者说，尼克松是受中国尊重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情况非常困难的时刻打开同中国关系的人，他看到这种关系至为重要，我也看到这种重要性。他说，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原因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希望以静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许是双方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他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以及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基辛格。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在谈到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原因时，邓小平认为：“美国确实有人希望中国动乱。你只要查一下美国之音前两三月的报导就可了解”，“美国在中国动乱中卷入太深了”。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钱其琛外长会见并宴请了基辛格博士。钱其琛说，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妨碍两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只要我们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差别现在和将来也不应成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钱外长说，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发现这样的客观现实，即中美之间有着长远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希望尽快结束中美间这几个月来不愉快的纠葛，共同开辟未来。基辛格说，多年来，两国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双方发现彼此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报”起草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他说，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既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要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传统。基辛格说，一些美国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走第一步，而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应走第一步。他认为，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共同采取步骤，使双方的关系更顺利地发展。

在此之后，邓小平又于1989年11月17日会见了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夫妇，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80年代的事情要拖到90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与以私人身份所进行访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谈话与沟通，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促进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这对于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布什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六·四”事件发生伊始，美国参议院就于6月6日以100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资助与中国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作出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也以406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并提出一系列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措施建议。在此之后，美国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并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再要求加大制裁中国的力度，在恶化中美关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7月19日，美国42名参议员致抗议信给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声称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在“暴力和恐吓的道路上走下去”，美中关系将会遭到“极大的”危害。同日，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把中国驻美使馆附近的一块草地命名为“天安门广场公园”。7月21日，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支持达赖喇嘛所谓“争取人权的斗争”。

面对美国国会就人权问题对中国黑云压城一般的攻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邓小平还认为，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中国自己怎么去把握。他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与美国国会咄咄逼人的对华姿态相比，白宫的态度稍稍冷静一些。因为，布什认为“一个总统必须关注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重要性”。1989年9月18日，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正在等待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能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适当信号”。他说，“我一直尽力保护和维持这一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长期关系，但现在还不是正常化的时候”。他声称，他不想“因切断商业联系而伤害中国人民”。

对此，邓小平已有所察觉。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认识中国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鉴于中国政局逐渐趋向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来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结果，显然对布什作出上述决定，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曾建议布什，“应考虑主动采取一个步骤，即恢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这一行动不应要求中国方面先行采取”。尼克松还在向国会两党领袖提交的访华报告中指出，假设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不再是美中两国的一个重大威胁，我们仍然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来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为此尼克松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就不会奏效。我们就根本无法阻止人家向位于中东这样的麻烦地点的国家出售导弹和其它毁灭性武器。二、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而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对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三、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他的10亿人口将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难道我们希望我们被排除在外而把那个市场留给日本人和欧洲吗？四、尽管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国家，它将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难道我们希望冒在下一个世纪做中国的对手，而不是盟友的风险吗？五、没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合作，我们怎么能解决全球变暖和其它环境问题呢？尼克松还认为，恢复中美合作关系对中国就和对我们一样，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弥合分歧。中国可以考虑解决围绕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事出现的争端、取消戒严、赦免举行和平示威的人，并对外国游客、学生、科学家以及希望在合资企业中投资，从而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的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则可考虑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希望在中国投资的那些人的帮助。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信贷机构可恢复对中国重大项目的资助。尼克松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谁先采取行动。答案是，如果我们今后要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起走下去，我们就必须一起采取行动。

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1989年12月2日至3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美苏首脑会谈，这为布什策划派遣特使去中国提供了机会。因为自1972年以来，美方一直向中方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这样，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谈之前一个多星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即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布什总统想向北京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12月4日，布什从马耳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并很快与中国方面就此行的细节达成协议。尽管布什的这一主动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布什仍然认为这一举措是必要的。事后，他在向国会解释此事时说：“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我觉得有必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通报。在马耳他会议之前我就清楚地告诉他们我要这样做。”另一种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特使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事后回忆，布什总统交给他们的“使命还是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需要中国采取行动改善两国关系。总统知道，他采取这项行动会引起公众反对，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是一个他愿意冒的风险，因为他本人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并有多年来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为他判断这样做可能开创一个进展。中国领导人需要知道，他们怎么做才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再次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

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大特抵达北京。随同特使来访的有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总统人事事务助理查·格·昂特迈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道·海·帕尔。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同机到达。在美国总统特使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分别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钱其琛外长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完全赞成您的说法。”邓小平和客人落座后接着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他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我代表布什总统告诉您，他非常感谢，尤其是在您已经退休了，又是在星期天抽时间来见我。”邓小平笑着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不是地区性的，至少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整个是一片混乱。当然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江泽民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双方都真诚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我们的合作前景就是广阔的。斯考克罗夫特对认识江泽民总书记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布什总统十分重视美中关系，总统希望把美中关系放在积极的轨道上，而脱离过去几个月的消极轨道。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12月9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钱其琛设宴欢迎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宾主发表了讲话。钱其琛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多年来，他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曾数次访华，为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次布什总统派他作为特使来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并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说明了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在谈到国际形势时，钱其琛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战后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前景和它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影响，为各国人民所关心。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应该经常交换意见。良好的中美关系无疑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钱其琛强调：中美关系几经风雨，仍能始终向前发展，充分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不可能抹杀我们之间的重大共同利益。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各自的立场而又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了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困难的途径，我们应该加强接触，互相沟通。我们相信，这次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必将有助于我们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克服困难，消除分歧，使中美关系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天作为朋友来到这里，就我们两国都极为关心的国际问题，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重要对话。我们认为，这种对话能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谈到美苏首脑会晤时，斯考克罗夫特说：“上周末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重要会谈。随后布什总统指使我到中国来，向我们的中国主人通报马耳他会谈的情况。”斯考克罗夫特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我们今天来，还为我们的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并寻求双方意见一致的新领域——经济、政治和战略。我们是为减少我们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的。斯考克罗夫特强调说：“总统的强烈愿望是这次同中方的会谈取得进展，并为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打下基础。”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在这次会谈中，我们将寻求勾划出我们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找出那些有分歧的领域。我们越早完成这个任务越好。在过去，当我们一起努力时，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双方必须坚持不懈，现在更应如此。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作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中美作出改善关系的姿态

然而，布什的这一举措引起了美国一些人的强烈批评。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乔治·米歇尔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没能使中国领导人有任何举动表示要进行民主改革，并保障公民的人权。米歇尔说：在勇敢地宣布了（在人权问题上的）严格标准，并看到它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总统现在却以一种最不恰当的、最令人尴尬的、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那个政府屈服了。格普哈特说：“在美国两党致力于自由的立场在东欧结出果实这个时候，他（布什）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国内自由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因派遣特使访华而受到攻击的美国总统布什对此辩解说，他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寻找发现共同基础的方法”。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想孤立中国人民。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知道保持这样一种关系是困难的，但我不想使这种关系进一步恶化。”布什还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是为了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马耳他首脑会晤情况，这不意味着美中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布什说：“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战略地位，这一点对美国来说仍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又称，中国应采取措施，使“目前仍然存在的某些不满情绪得到平息”。布什之所以要冒着某种政治风险来保持美中之间的联系，是因为他对当时苏联东欧的形势发展前景还不能确定，仍需保留中国牌，以着眼于世界政治的未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布什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又采取以下的主动行动来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1989年12月19日，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布什决定给三颗美国制造的，由中国发射的通讯卫星颁发出口许可证。中美两国曾于1988年就中国发射美制卫星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所承担发射的三颗美制卫星中，有两颗是由澳大利亚卫星公司订购的，美国政府已于1989年3月颁发了出口许可证。另一颗是由亚洲卫星公司订购的，出口许可证也在“巴统”获得通过。但在北京政治风波过后，美国政府根据布什总统的制裁措施，暂停了澳星出口许可证的实施和亚星的出口许可证的审批。这次布什决定批准这三颗美制通讯卫星的出口许可证，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同一天，布什还作出决定，取消一项不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给予资助的禁令。布什在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一封信中说，出售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这些卫星将由中国制造的发射器送入太空）和撤销对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的限制，符合国家利益。布什写道：“因此，我放弃禁止进出口银行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贸易活动提供资金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信用贷款、信贷担保、保险或分保……”布什称这些决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作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

中国国务院还于1990年1月10日正式宣布，鉴于“首都和全国局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九0年一月十一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因为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实行戒严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

美方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布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欢迎中国解除戒严，这是一个好迹象”。他重申，他不愿采取不接触的办法来孤立中国，不愿使时钟倒退。美国副总统奎尔也认为，北京解除戒严的决定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说明布什总统对华政策取得成果。他还暗示准备重新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做法。但白宫发言人称，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没有改变”。

随后，美政府正式宣布美国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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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怎样打碎美国封锁TIKTOK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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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建章  来源：作者微信公号

继封锁华为之后，美国部分政客近期又接连有敌视中国的表态，比如扬言要限制共产党员留学生的签证，要限制中国金融机构用美元，还要封锁WeChat和Tiktok等等。同时，美国还在通过外交战，劝说其传统盟国和美国一起封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这些措施的目的，显然想打压中国经济和中国高科技事业，短期内的确可能给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我们只是简单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同样实施排外和封闭的策略，反而会正中美国的下怀。我们的对策应当是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在各方面加强对外合作的力度，更加欢迎外来的投资，顺势取得经济和国际形象上的制高点，提升经济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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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正考虑对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实施签证限制，那么中国的反制措施，就应该是以开放姿态接受更多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也许其中会有极少数人继续抹黑中国，但必定会有更多外国人感受到中国的开放合作，发现这是一个人民更幸福安全、经济更加繁荣的国度。

又比如，美国计划限制中国使用美元，那么中国的反制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力度，或者更广范围地使用替代货币如欧元、英镑或者日元。美国对中国的无底线打压，其实已经让美国以往标榜的开放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所以，如果中国能够成长为比美国更加开放和公正的经济体，那么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必将受到动摇。

美国还要封锁WeChat和Tiktok，我们也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开放谷歌和其他国际主流互联网网站，使得中国拥有更开放的国际互联网环境。我们来推演一下，假设我们开放了谷歌和其他国际主流互联网，而美国封锁了WeChat和Tiktok, 会发生什么？

首先，中国经济会享受到很多开放国际互联网的好处：

1、开放国际互联网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现在，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国外同行交流或者获得国际学术资料的门槛很高。而且如果美国断了WeChat，那么中国和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交流会进一步受阻，所以现在更有必要开放国际互联网。此举不仅关系到科技创新，保持国际交流畅通也将有利于文化创新。如今文化和娱乐产业在GDP的占比正变得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在游戏，流媒体方面也已经崭露头角，未来文娱产品有机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文创工作者需要紧跟世界文化的潮流和时尚，才能创造出全球消费者喜欢的文化产品。

2、开放国际互联网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商品开拓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只有熟悉国际媒体，才能很好地推销我们的品牌故事和文化理念。现在，和国外主流社交媒体交流不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软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间口口相传的传播途径，而用户在社交媒体的口碑传播如今正是商品传播最重要的途径。中国每年有那么多人出国留学和旅游，会讲英文的人口也有几千万，如果他们活跃在国外的社交媒体，就可以成为中国商品、服务和文化在国际推广过程中的最佳传播者。

3、开放国际互联网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如果美国限制WeChat，哪怕仅从维持社交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很多中国人也可能因此选择不去美国。与此同时，我们肯定希望吸引更多的各国科学家（包括美国科学家）到中国来。但是，你愿意去一个上网不便的地方去工作或者旅行吗？现在很多在美华人科学家已经感受美国的不友好，开始考虑回国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上网不便成为他们的顾虑之一，他们担心回到中国以后，和国际学术界以及企业界的交流会变得不再通畅。就连他们的小孩都会竭力反对来到中国，因为小孩喜欢的各种娱乐、教育和社交网站都会难以登录。

以上都是经济上实实在在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趁着美国要封锁中国社交媒体的时机，及时开放国际互联网，就会赢得舆论战和外交战。美国抹黑中国无非是三个维度，一个是中国的体制低效，二是中国的体制封闭且排他，三是中国缺乏人权和自由。第一条已经被中国近几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彻底打碎，如果中国未来具有美国更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媒体环境，那么第二、三点也会变得不攻自破。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开放了谷歌、Facebook、Line等网站，反倒是美国封锁了WeChat, 或者Tiktok，结论就是中国创造出比美国更开放的媒体环境，这对美国一向标榜的自由、开放和法治的国际形象会形成极大打击。那么在舆论战的战场上，中国会成为代表开放和自由的好学生，美国则会变成蛮横和孤立的坏学生，将为中国在国际形象战中扭转局势，打压中国的所谓正义性也将荡然无存。这也许将成为美国在软实力优势方面的转折点，美国所谓“自由”、“开放公正”的标杆就成了笑话。美国国内现在支持打压中国的主流民意可能得到逆转，也将导致美国在和中国争取盟友时的咄咄逼人势头得到逆转。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就可以争取更多的盟友，其中包括原来美国的盟友比如西欧和东亚的等经济强国。

在开放国际互联网的同时，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加以监管，在获得开放国际互联网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适当降低本来就不大的稳定风险。例如用法律手段屏蔽一些热门的高度敏感的词。这样控制的正当性会大幅度提高，毕竟要比美国完全封闭WeChat和Tiktok要开放很多。

当然在更开放的国际互联网环境中，的确可能导致部分负面消息流入国内，但同时必定会有更多正面的声音流出去，适当放开国际主流互联网可以体现我们的自信心。西方主流媒体经常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有些是夸大甚至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对此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有理有据地逐一反驳。这种反驳不仅可以来自官方，也可以来自民间。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很多都是英文出色且具备国际视野。经常出国的他们，回来后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普通民众的声音，可以有力回应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来自民间的正面声音其实最有说服力，这些声音多了，西方普通民众甚至于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偏见也会逐步改善。

比如在外媒近几年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中，主题之一是环境污染，这对中国的入境旅游和吸引人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外有关中国话题的论坛上，每当我听到有关中国污染的不实或者夸大的论述，我就会尽量反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外国网民，中国政府近几年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成绩卓著，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已经大幅改善，甚至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好很多。但在国外媒体上，由于来自中国的声音还是太少了，导致很多不实或者过时的负面报道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被纠正。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正面声音出现在国外网络媒体上，这种声音不只是涉及时政方面，还可能是各种角度各种版本的中国故事，比如像“李子柒”这样的正面的中国故事，可以提升中国的整体形象。反之，如果在国际主流互联网上缺失中国声音，就会妨碍我们提升国际形象。相信随着中国国力和生活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人未来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将更具自信心，也会真实感受到西方社会的很多问题和偏见，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能力向世界正面传播中国的故事和文化，可以和全世界人民交朋友，帮助传播中国在各方面的正面形象。

总结一下。面对美国的各种封锁，我们要加大开放和国际化的力度。比如对外资更加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交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尤其是要加大国际互联网的开放力度。如果我们开放了国际互联网（包括美国公司如谷歌等，也包括日本的Line等），而美国则屏蔽了WeChat和Tiktok，不仅仅可以为中国带来各种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美国所谓“自由和法治”的虚伪面纱就被彻底揭破，其打压中国的正当性也就荡然无存，我们就可以在争取盟友的外交战和舆论战上取得优势。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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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ikTok owner ByteDance is no Huawei for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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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an Yang  来源：Financial Times

China is unlikely to spend effort on a privately owned social media app

Given Beijing’s readiness to threaten countries blocking Huawei’s 5G technology, it would be easy to presume Beijing has retaliation in mind for Washington for forcing TikTok’s Chinese owner to sell the app’s US operations. In reality, ByteDance is not another Huawei and Beijing is unlikely to defend the company, said Chinese tech industry players.

“Most people in China would laugh at the idea that ByteDance works closely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a Chinese technology industry executive who has worked with ByteDance founder Zhang Yiming.

Huawei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ByteDance for the domestic economy, o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uilt its legitimacy. Huawei made the cell phone masts that supported China’s mobile tech revolution, and indirectly employs legions of factory workers.

ByteDance, on the other hand, makes news and video apps that are a source of concern for Beijing’s censors. While it is one of the few companies that has kept hir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mainly hires elite graduates in big cities.

“Bytedanc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good at all: they find it very hard to control this kind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 said Li Chengdong, chief executive of tech-focused think-tank Haitun.

“They are not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mpany,” added Mr Li. While Huawei is a 33-year-old “national champion”, ByteDance is a relative newcomer. Its founder lacks a seat o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unlike his more established peers at Baidu and Tencent.

The US sanctions against Huawei are also much more life-threatening for the company, which relies on the global chip supply chain. More than 60 per cent of Huawei’s revenues come from overseas. By contrast, ByteDance is spending its China profits in order to expand in the US, where it is not yet profitable.

By building Huawei into their networks, countries are locked into an ongo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suits Beijing. But while TikTok’s algorithms have made it go viral globally, ByteDance does not engender strategic dependence.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world’s teens to find another internet craze than for governments to rip out their telecoms infrastructure.

The result is limited impetus for Beijing to fight back. Beijing is guarding more important interests: supporting the economy and foreign demand for its goods. The high-stakes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led with anti-China rhetoric, makes it less safe for Beijing to play a game of escalation.

“Beijing is not going to open another battlefield against the US on ByteDance,” said Feng Chucheng, a political risk analyst and partner at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firm Plenum. “The issue also touches on the US elections, arguably the most sensitive topic in the US right now, which China doesn’t want to be perceived as meddling in”.

Even if there were the appetite, there are few US tech targets left for China to strike against. Facebook, Twitter, and Google’s YouTube — Bytedance’s main competitors — are already banned in China, although they do sell advertising to help Chinese companies reach foreign customers.

Microsoft, which is in talks to buy TikTok operations in the US, has long been on good terms with Beijing. The company has been an incubator for China’s tech talent, including briefly Mr Zhang. For now almost 90 per cent of China’s computers run Microsoft Windows. Beijing has sought to try and replace Windows with a domestic equivalent, starting with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But analysts reckon the replacement will take years. Meanwhile Microsoft remains welcome in China.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Bytedance’s forced sale to the US — beyond its market capitalisation — is the indirect harm to Chinese entrepreneurs, who see their global prospects shrinking.

One such founder, James Liang of travel site Ctrip, posted an article arguing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US’s decision over TikTok, China should take the high ground and open up its internet. The message was promptly censored.

“Chinese start-up founders do not want an alliance with China’s government. They just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big and make a fortune,” said the Chinese tech executive who had worked with Mr Zhang.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tightened its control at hom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ose entrepreneurs looked to foreign markets. Now they have few places left to go.”


来源时间：2020/8/3   发布时间：2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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