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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雨:读台湾问题系列论文有感

作者:杨希雨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 者 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

海看快评对乔良台湾问题文章连续推出13篇评论(点此查看原文)之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与反响。我们收到了上百条评论和一些老朋友的来函。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下,我们在此和大家分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杨希雨研究员的“读台湾问题系列论文有感”一文。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海内外老朋友参与讨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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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教授:


非常感谢你向我推荐的十三位学者以及乔良先生的大作。尤其是你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新动向)"急介入",很有新意,令人深思。认真拜读了十三位学者的文章,以及乔的原文,这里提几点自己的拙见如下:


第一,台湾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必备条件,无论是最后台湾分裂出去了,还是台湾依然处在"不统不独实际分离"的状态,中国都谈不上复兴了,更谈不上真正的世界强国。试问: 近现代以来,由哪个世界级的强国连自己的一个省都还没有收回,就能在强国之林从容博弈呢? 当今中美竞争加剧,中国最大的软肋就是尚未统一。如果中国无法实现统一,永远不要侈谈所谓崛起的大国。


第二,台湾问题的本质,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即: 台湾问题的由来,源于一场"未打完的内战"(unfinished civil war)。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杜鲁门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多米诺骨牌”,在出兵干预朝鲜战争之前,首先于6月27日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迫使毛搁置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致使问题延宕至今未果。换言之,如果金日成晚半年发动朝鲜战争,毛如期发起攻台战役,中国那个时候就实现统一了!哪还有什么“台湾问题”?反之,如果金日成提早四个月,1950年2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那么共军连解放海南岛的机会都没了,如此,现在就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台湾-琼崖”问题。

台湾问题的国际法理问题,不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而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原来台湾是中国的,后来被日本抢去了,再后来日本有“归还”中国了。台独势力和美国人说“台湾地位未定”,根据是“旧金山和约”,该和约是第三方美国杜勒斯起草的,宣称日本“放弃”台湾。但是旧金山和会没有那个海峡两岸的任何中国人参加,其合法性自然不存在。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地位,日本这个台湾的“曾经拥有者”同台湾的拥有者中国政府,先是在台湾的民国政府、后来又同北京的中国政府,分别签署过正式文件,日本在各项文件中都正式宣布和承诺 “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之规定”,即“归还”台湾给中国政府。日本承诺把从中国却取得台湾“归还”给中国,这是中国统一台湾的国际法理基础。台湾地位的法理问题,早已经由中国和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解决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湾问题的产生,源于中日战争,台湾的法理回归,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日战争,而台湾未能实际回归,则是源于一场未打完的内战!所谓日本”放弃“对台殖民统治,台湾就地位未定,就有权按照非殖民化原则自行决定自己的独立,这完全是无视那段曲折的战争历史以及庄严的国际法原则以及用惨痛代价换来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落实,以及中国和日本两个直接当时国政府之间达成的正式约定。此外,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华民国宪法。连民进党都不敢公开否认该宪法,所谓”台湾地位未定“从何谈起?


第三,借用毛的方法论,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因素,是台湾内部因素,而非美国。中美建交后,北京决定武力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不在于美国的军事介入,尤其是当下条件的美国,对伊朗动武都如此难行,更不要说在自己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上,同一个核大国迎头相撞。坦率讲,武力攻台全岛占领并不难,难的是战后治理台湾人心以及面临的颠覆性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占领台湾后的美国因素。这是北京不喜欢 ”不统不独“ 又无法打破现状的真正原因。


第四,武力攻台解决不了战后治理与人心反抗以及由此牵动的国际环境大逆转,因此北京只能坚持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样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有一个底线,就是台湾的现状仍未打破,如果有朝一日美国支持台湾独立,或者台湾自己把现在的宪法给废了,那么北京就是承受再大的代价,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发动台海战争了。


以上刍议仅供参考。


愚弟 希雨

2020年6月16日于北京

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83

喵走看喵: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始末

作者:喵走看喵  来源:喵走看喵

196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的那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主要原因是一条从未明确划分的国界。50年后,关于这条国界的争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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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印度输掉那场战争后变成了替罪羊。人们指责他太过草率、太幼稚,没有认清局势。印度媒体更是充满了各种刻薄挖苦的语言。

德国汉堡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贝茨(Joachim Betz)表示:"尼赫鲁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有误。"他指出,印度军方当时不断强调自己的军事装备太差。"而且战地地形也对中国更有利。因为印度从军事战略上来讲处于低地,必须爬上山顶才能够进入战区,而中国军队则可以从高处展开行动。"

据估计,中国军队1962年10月20日从边境的东西两处同时发起进攻时,军力是印度军队的5至10倍。中国军队当时一直深入到印度今天的阿鲁纳恰尔邦省和喜马拉雅地区。整个战争延续了一个月,总共造成2000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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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讲话

复杂的历史

打响这场战争让印度有点措手不及。中印两国此前经历了一段长达数百年的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18世纪下叶,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疆土囊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部分地区。1835年,英国和俄罗斯进入了所谓的"大博弈"时代,争夺对中亚的控制权。俄罗斯曾试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南延伸。西藏当时处于博弈双方之间。

20世纪初,西藏成为英国的保护地。但1912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宣布对西藏拥有主权,而西藏则于1913年宣布独立。英国随后在1914年举行的西姆拉会议上宣布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当年中国和西藏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时任英属印度外长麦克马洪和中国在边界上达成了一致:并将其命名为"麦克马洪线"。中印双方对这条3500公里长的边界有不同的理解。中国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一种界定。贝茨指出,中国将麦克马洪线视为殖民地的界限,随着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消失,该边界也就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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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有争议地带

从兄弟变成敌人

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切诺伊(Anuradha Chenoy)指出,中国和印度在建国初期都想摆脱两国的殖民历史,也非常愿意维持友好关系:"尼赫鲁的设想是,中国和印度应该成为朋友。"理由是:两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历史中都经历了磨难,所以也可以成为亚洲的核心国家。当时"印中是兄弟"的口号得到广泛传播。

1954年,中印两国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甚至愿意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两国的边界,作为交换条件,中国要求印度放弃阿克赛钦地区。中国在兼并西藏的时候获得了对这片地区的控制权。印度不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条件,并在言辞上予以强烈回应。

亚洲专家贝茨解释称:"这不是获得领土的问题。阿克赛钦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经济意义。"更多的原因是中国需要这片地区来建设其连接西部和其他省份地区的交通要道。政治学者切诺伊总结称:"事实是,两国当时的民族主义都有所抬头。"从此,两国在边界地带不断上演小规模冲突。1959年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印度为他提供难民庇护:这也是扎在中印双边关系上的一根新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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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战争期间印军在调动

避免冲突升级

有趣的是,中国和印度从未正式宣战。双方都试图尽量限制冲突的规模。全世界都曾密切关注两国的争端,因为当时古巴危机也愈演愈烈。冷战以及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的对峙局势也给中国和印度带来了新的问题。1962年11月20日,中国单方宣布停火,并撤至麦克马洪线后20公里处。

中国专家切诺伊特别强调这是中国"采取的主动"。印度在此之前曾经向美国发出军事求援。是害怕冲突升级、还是担心这一世界海拔最高战场逐渐恶劣的天气情况?或是中国觉得让印度知道自己的短处已经足够,所以才愿意握手言和?这是历史学至今都无法明确解释的问题。

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82

傅莹: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能否实现良性竞争

作者:傅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0.6.22总第952期

2020年2月,我和几位中国学者一道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届会议报告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看“西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这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理论性问题,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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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困难之际,与会的美国政要们不仅对关于疫情的讨论或信息没有兴趣,而且抬高对中国批评的调门,纠缠华为5G、香港、新疆等问题,强势要求欧洲人站队,试图形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西方统一立场。出席会议的美国人阵容强大,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他们显然是协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致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话题,污蔑华为产品是“中国情报系统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指责中国奉行“胁迫性的海洋政策”,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同时宣称“西方没有没落”“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帝国’的渴望”,要求欧洲与美国共同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性”。

这些强硬表态呼应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的调整,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三年来,美方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政治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美方的持续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

中国与美国“一进一退” 

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不能不看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近年美国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灯塔效应”也变得黯淡。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国的政策和态度的转变给国际形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股力量的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美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外界普遍担忧: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现在看来,2020年初发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预示了,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里加速滑落。

对华战略关键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慕安会结束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还试图阻碍合作、制造对抗,令世人惊诧。

国际社会最初对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一方面,经过13轮艰难谈判,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在2020年初签署,延宕一年有余的经贸摩擦终于得到缓解,给持续下滑的双边关系踩了刹车。在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中美元首于2019年12月20日通了电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和平和繁荣”。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判断和两国合作的预期有所回升。

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根据中美2001年携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击非典、2008年同舟共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的经历,人们习惯性地预期,这次两国仍能将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转化为改善关系、恢复合作的机会。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愿。武汉疫情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关心和开展合作的愿望,而是单方面撤侨、断航,商务部长罗斯将中国疫情称作“加快工作机会回流的机遇”,言谈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关怀。美国有一些企业、个人和华人华侨给中国送来了物资援助,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实质性援助。《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刺激了中国民众的痛苦记忆,引爆两国间舆论对立,在美方拒绝道歉的情况下,中方取消三名驻华美国记者的执照,而美方则压缩了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的人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中美关系缓和势头很快被冲淡了。

但此后,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和失控,导致经济衰退,并牵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保选情,采取“推责中国”的策略,掀起批评中国的舆论浪潮。白宫的表态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辞指导,强调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延误、不透明、向外输出旅客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勾结,才导致美国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害。国会一些议员闻风而动,煽动对中国的抱怨,挑动针对中国的溯源追责调查,个别州的检察部门试图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中方也不示弱,坚决反击美方不实之词,同时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呈现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负责任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7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程和做法。

特朗普政府没有因为疫情而放松对中国的打压,美行政部门颁布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新规,限制进而准备封锁华为获得美方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同时将更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动与中方的科技、产业“脱钩”力度。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有舆论指责中国借疫情离间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扩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声称中国试图加强对国际组织的掌控,说中国已经“不再掩饰”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的意图。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动作不断,通过《2019台北法案》等新的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后续还有一批涉华议案等待审议。美行政部门违背“一个中国”政策,与进入第二任期的台湾蔡英文当局增加了官方接触和交往。加之中美航线联系、人员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缩,这些都在事实上加快“人文脱钩”的步伐。

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民意产生了负面的塑造作用,愤恨、敌视情绪迅速扩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以来最为消极的评价,2017年这方面的比例为47%。此次调查中,还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哈里斯民调中心4月在全美开展的调查中,90%的共和党人、67%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的扩散负责,66%的共和党人、38%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国内虽然没有民调机构进行此类调查,但从网络空间的大量评论和媒体声调看,民众对美国朝野疑华反华言行十分反感,负面情绪和不信任感也达到了建交以来的高点。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方针”)。该报告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向国会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战略方针”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为阐述对华战略的关键词。

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被称为“里根主义”。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中,美国处境并不十分有利,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有学者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而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如果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过程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180度的“圆”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划定了,也即美国朝野、府学各界基本形成必须调整对华战略的共识。但是对于后半个180度的“圆”怎么划,也即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对华新战略才是有效的,则一度缺乏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必要接触和合作的呼声,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叫嚣。2019年以来美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碰撞明显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美方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战。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战转向舆论战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他领域的竞争。

贸易战恶化的势头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基本得到控制,科技战则难以速战速决。在安全领域,美军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够威慑,而非主动进攻。而在舆论战方面,美方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

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战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换言之,就是改变中国的“人设”,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也是不断给苏联贴标签,从道义的角度将对手放到让公众认为无法相容的对立位置上。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3.3%。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其中在疫情高发的4月和5月,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45.8%,而开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达11620亿美元。预计2020、202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萎缩6.5%,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美国本年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推出约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也计划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内不变,直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种无底洞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直升机撒钱措施,不仅抬高债务率和赤字率,也会刺激高杠杆投机和流动性泛滥,埋下市场隐患。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美国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甚至长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美方少数政客主张利用金融霸权压制中国,尽管滥用金融工具会对美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造成伤害,但已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不过,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调整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许多外资企业把本地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对象,在没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离开中国。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方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并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

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

许多学者将新冠疫情视为战后世界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认为它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但是目前看,它带来的变化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产生催化剂和加速度的效果,全面加快和深化了已经出现的趋势。例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更快调整,国际权力进一步分化,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清晰等等,一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矛盾也更加严峻。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度量。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进一步挑战全球化思维,主要经济体纷纷反思和重审现行全球化模式下产业链对外依赖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会形成以中国(东亚)、美国、欧盟为中心的三大分体系,由此向外发散,离岸外包越来越被近岸外包取代,生产基地尽量靠近终端消费市场,供应链流程变短并更加多元,以便于灵活应对突发波动。

“三个中心”的形成也会促使国际资本相应调整流向,客观上助推中美“脱钩”。从目前各国的政策讨论和拟推出的举措看,有以下动向:第一,攸关美国安全的产品生产,如生物医药、个人卫生防护设备(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可能会移出中国,不排除美方立法强令企业回迁;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而从中国向外转移的步伐可能加快,美在耐用消费品上的对华依赖下降;第三,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行业巨头会驻守,它们在全球销量下降之际,继续从中国市场的复苏中获益;第四,5G等高科技产业“脱钩”,导致中国被排除在美国及其盟友市场之外,不排除形成事实上的不同体系和不同标准。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拥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两国专业人士在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冷战后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但是这一格局已经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力量变化而发生动摇。2020年初清华战略与安全中心举办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时,中外战略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力量和权力分配进行了评估。一个比较重要的看法是,美国的世界霸权难以为继,但是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超群;中国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规模和新经济态势上同排在后面的国家已经拉开了距离。中美加起来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全球军费开支的44%,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

中方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不愿意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概念,国际社会对“两极世界”也有很不好的历史记忆。但是,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发展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因此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准确判断彼此意图,避免基于误判确定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对新的全球问题进行探索并推进国际共识。这原本是一个在复杂互动中缓进的过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后果与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探索新路径的互动方式和节奏,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明显提速,中美界定彼此看法和相处方式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主线,未来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会进入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于对方和两国关系的定位,是“敌”还是“非敌”,结果大不相同。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其他各方政策取向的影响。国际上的其他主要力量,无论是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在采取一定的观望态度,构成某种“第三方力量”。

中国对世界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全球70%的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拥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乃至其同盟体系的聚合力量,仍对世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普遍不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到导致世界发生大分化的地步,各国也因与中美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不想在两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中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冲突,许多国家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不主动选择美国,也很难选择支持中国。

疫情期间,我在参加一些中外学术线上会议时注意到,国际学界在议论“他者的崛起”,言外之意,如果世界进入领导力缺乏的状况,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新的聚合性领导力。2019年法德曾提出“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意在联合多国应对单边主义挑战,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治理体制。

以上便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这些高度复杂和多元、多层次的因素是流动性的,也是可以转换的。中美竞争固然已经不可避免,但并非像美苏冷战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因大国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对立关系那样,两者不可进行简单类推。

近现代史上曾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大国竞争,如“一战”前的英德竞争、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日对抗、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有一些相近的特点。例如,都曾经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新兴大国表现出进取姿态,守成大国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被追赶的恐惧心理驱动下,选择了遏制对方的政策。

但是,中美竞争是在世界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被人为地突出起来的,两国相互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综合力量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抑或是最重要选择是,未来将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实现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无论中国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双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评估彼此,两国既存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与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两国对相互竞争的认识和基本判断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双方竞争的目标不在同一维度上:美方坚信中国的意图是从自己手中夺取世界领导地位,两国之争的性质是“老二”与“老大”的地位之争,因此其竞争战略以从各方面有效制约中国为目标;而中国的意图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民族复兴,如果说争,争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等现象,使得美国内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向“高政治”辩题发展,强硬势力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不能排除利用各种借口发动激烈攻势和采取激进举措,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和持续推动“脱钩”;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过激的对华政策措施对美自身的伤害日益显现,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常常被更加高调和尖锐的对抗声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这些都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很大程度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毋庸讳言,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前述两个方向的选择中,前者意味着正面对抗,意图将两国关系拖入恶性竞争的轨道。若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很难不受到大的冲击。一旦中美滑向局部乃至全面“脱钩”,美对华采取极端行为的顾忌就会减少,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度也会增加。第二个方向看似缓和,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所谓“合规”的压力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规范为美国治下的新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需要认识到的是,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但是,我们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

鉴此,我们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实现这种大国良性竞争新型关系的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儿。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明确站位,大胆博弈

我们需要学会从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和处理对美关系,客观和冷静地评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善用对未来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须以足够的自信、定力和韬略同美国这个老道的大国打交道。中美关系的更新和调整,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博弈过程,好的结果是不可能求来的,只能通过艰苦斗争、大胆博弈和主动协调来赢取。

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

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累积经验和条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这个协议在执行中难免遇到困难,尤其在当前气氛恶化和疫情持续的环境中,阻力和压力必然增大。但是,放弃协议带来的风险会更大,协议的有效落实才能避免两国关系更快下滑。协议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亦是中国的改革中需要解决的。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任何干涉国家内政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窠臼。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成长,其意图和目的必然是美国等其他海上传统力量关注和应对的新问题。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维系力量存在并建立有效威慑,通过必要的维权行动、积极的沟通磋商、务实的海上合作和专业有效的风险管控,实现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为此,须使我国的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

国际战略界也关心中美能否通过谈判构建军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战略均势。虽然目前缺乏谈判的气氛,但是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渠道尤显重要。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另外,中方虽然不参加涉及美俄双边问题的核裁军条约谈判,但一直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重要成员,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机制,在国际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动作为,例如推动有核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则等。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实以发展彼此互利合作为目的,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夺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目前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已构建起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合作机制和政策储备手段,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国际社会保持着比较好的互动,体现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为蓝本,在涉及反恐、防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上,培养官方和智库的有效合作,鼓励拓展国际对话渠道,不断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国际信息库提供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和资料,让世界更多地从中国人这里获取而不是从间接渠道得到中国信息。此次美国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用中国议题竞选,通过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来拉选票,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但另一方面,从传播逻辑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关注也为中方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知识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总之,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在美国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的战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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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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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培凤:坚持通过双边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冲突

作者:关培凤  来源:武大边海


事件回顾

5月初以来

中印边防部队在边境争议地区的对峙已持续数周,双方均力图通过军方和外交部门既有的沟通渠道和边境管控机制结束对峙。

6月6日

双方举行了军长级会谈。会谈虽然没有结束对峙,但双方达成了“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要共同努力去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双边关系健康与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的共识。这充分体现了双方管控对峙、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问题的良好意愿。但就在双方力图使对峙降级降温的过程中,中印边境风云突变。

6月16日

印媒大肆报道有三名印军在边境冲突中死亡,并指中方也有伤亡。消息一出,震惊中印。毕竟,中印两国虽因边界线未划定时有纷争,但边境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与安宁,已数十年无冲突致死情况。

6月16日晚间

印度军方又将死亡人数又更新为20人,除最早报道死亡的三人外,另有身受重伤的17人因为“暴露在对峙地点的零下气温中”死亡。印度官方部门同时披露中方也有“相同比例的伤亡”。

从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校在6月16日的声明中可以了解以下信息:

第一,印方不止一次越过实控线进入中方一侧进行非法活动。除锡金段外,中印边界全线没有正式划定,但存在较为明确的实控线。自1962年以来,中国边防战士的守边巡逻严格限制在实控线己方一侧,印方却屡屡越过实控线挑起事端。2017年夏,印军越过实控线进入我方控制区域阻挠我军在洞朗地区的筑路活动引发七十多天的“洞朗对峙”仍犹昨日。至近在6月6日的军长级会谈中,印度应该也做出过不再越过实控线进入中方一侧非法活动的承诺,但印军显然又一次自食其言,于6月15日非法越过实控线进入中方一侧。

第二,导致伤亡的激烈肢体冲突是由印军蓄意挑衅引发的。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属我性质明确,印边防部队不仅非法越线,而且在高海拔高寒地带选择夜间行动,其目的不言自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这一点从中国与周边其他12个邻国通过和平方式顺利解决边界问题中能得到证明;更能从中国在1962年对印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单方面撤退的历史中得到证明。但爱好和平不等于任人欺凌和宰割。印军非法越线,进而蓄意发动挑衅攻击,理所当然应该遭到相应的回击。


6月17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的内容,提醒印方务必不要对当前形势做出误判,务必不要低估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双方同意公正处理加勒万河谷冲突引发的严重事态,共同遵守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尽快使现地局势降温,并根据两国迄今达成的协议,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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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上述事件以及中印双方发声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

冲突的发生,尤其是出现人员伤亡,对中印双方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与印度铺天盖地报道其边防人员在冲突中“被杀”不同,中国的表现极其克制。一方面,尽管从印媒报道中可知中方在此次冲突中也有一定的人员伤亡,但中方始终没有公布己方伤亡人数。另一方面,在6月16日回应边境冲突问题时,中方选择了西部战区而非国防部出面。不仅如此,中方有关张水利大校声明的报道没有辅以任何视频或图片,仅以文字形式出现。这两个细节充分反映了中方希望将边境冲突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通过谈判解决此次冲突的愿望。印方一再披露其死亡人数并提及中国也有相同比例的伤亡,是既要打“悲情牌”点燃民众反华情绪,又力图在国内保全己方体面。而中方迄今没有公布伤亡数字,并非是出于回避或是遮掩,大概率是为了控制事态的恶化,为中印双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此次冲突并最终结束对峙争取更多的空间。

由西部战区就冲突作出声明也表明,中方是将此次冲突作为局部边防事件对待,希望在局部范围内妥善解决冲突和对峙,不使其进一步恶化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全局性事件。


中印双方有能力也有理由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此次冲突。自1962年以来,中印关系起起伏伏,悬而难决的边界争端确实对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制约。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近60年的时间里,中印在广袤的边境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安宁,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成就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放眼全球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印对边境争议地区的成功管控证明,两国完全有能力通过现有的沟通机制和双边对话解决边境突发事件,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介入。

中印同为新兴发展中大国,互为搬不走的邻居,无论在双边关系还是地区或国际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在当前疫情全球肆虐,美国频频“退群”,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全球治理问题突出的形势下,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双边和平谈判解决目前的冲突,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80

博尔顿新书,中美夏威夷会谈和拜登竞选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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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韧 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53期
  今天的美中关系快报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即将出版的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的新书披露特朗普曾经向习近平主席寻求连任帮助;二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在夏威夷的会谈;三是拜登在17日发表的重开经济的讲话中开始集中火力攻击特朗普的抗疫不利和领导不力,改变之前跟随特朗普的步伐攻击中国的策略。

特朗普向习近平寻求连任帮助

对华鹰派人士博尔顿(John Bolton)将在下周出版一本自传,名为《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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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多家媒体事先得到的书稿,此书有很多爆料,极具爆炸性和批判性。火爆到特朗普政府6月16日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法庭,发起了对博尔顿的民事起诉,要求停止出版这本书,认为博尔顿违反了保密协议,公开机密信息,有损国家安全。这场诉讼标志着白宫与博尔顿就该书的发行所进行的博弈到达了最高点。

特朗普说,作为总统,他跟任何人的谈话都是机密;他还警告博尔顿,如果这本书出版的话,博尔顿将面临刑事麻烦

6月17日,有关新书披露的特朗普向习近平寻求连任帮助的事情成为美国各大新闻的头条。事件发生在2019年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一对一会议上。当时,习近平向特朗普抱怨美国有太多的人批评中国。博尔顿在书中写道,“特朗普立即回应说,习近平指的是民主党人。特朗普赞赏地表示,他与民主党人之间存在极大的敌意”。

博尔顿继续写道:然后,他令人惊讶地将对话转向了美国总统大选,暗示中国的经济能力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竞选活动,并与习近平一起确保他连选连任。他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在选前中国增加对大豆和小麦购买,这对选举的结果举足轻重。我记得特朗普的每一句话,但政府所进行的出版前审查就是要堵我的嘴。

博尔顿所说的政府出版审查是他之前与白宫合作进行的内容审查。博尔顿中途退出这个程序,决定强行“闯关”出版这本书。这也是白宫周二对他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理由,称他有义务完成这个审查程序。

除了有关中国的爆料,博尔顿的回忆录记录了很多特朗普政府开展的其他外交政策。博尔顿的这本592页的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政府内部人士对总统进行的最实质性,最严厉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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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和蓬佩奥夏威夷会谈

美国时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蓬佩奥将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与中国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晤。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日程表示,闭门会议定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举行。双方未列出会议议程,是一次闭门会议。有媒体说本次会议是由中国首先提出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两国的外交官都在说是对方先提出的会晤建议。

美国著名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lshop)说,他从某位知情人士那里得知不应该对会谈本身的成果有过高的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其实是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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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国务卿是特朗普政府内对华鹰派代表性人物,被北京称为“人类的公敌”。新冠疫情流行以来,蓬佩奥在多个场合坚持中国应该对疫情的大流行负责。蓬佩奥大概是美国近代历史少有的完全质疑与中国合作所带来的好处的国务卿。他最近在接受基督教广播节目的一次采访很能显示他对中国敌视的根源。他说,“(中国)有14亿人口,他们开始搬迁到非洲这样的地区,甚至在美国,也在开展影响力活动,破坏美国和欧洲等地所拥有的民主价值观,热爱自由的价值观”。“因此,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中共是否有意抹去我们建国之父赋予我们的那些中心思想,我认为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
  美国商务部15日宣布新规,允许美企与华为就5G标准制定进行合作。美商务部表示,根据工业与安全局(BIS)的新规,美企在与华为公司接触前将不需获得许可证。对此,华为16日晚发表声明回应称,华为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愿意与包括美国厂商在内的技术同行就新技术的标准进行坦诚的讨论和交流,为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

拜登重开经济讲话

美国时间6月17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了重开经济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拜登重点攻击了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各种失责。拜登说,特朗普不能用他在推特上攻击自己的敌人一样的干劲和专注抗击疫情,导致了我们生命的损失,并使重振经济的希望变得渺茫。五月的就业统计数字和零售额比预想的要好,这对我们国家是好消息,但特朗普想要宣布胜利并终止抗疫只能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启动,20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联邦政府并没有就如何安全和有效复工发布指南,国家要恢复正常还任重道远。

以下为他在这次讲话中的原文

“We still don’t have what we need when it comes to rapid results testing, contact tracing capacity, widely available personne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them, or clear nationwide guidance. Instead, President Trump pushes dangerous disproven drugs, stands in the way of the CDC issuing guidelines on reopening. They had them, wanted to issue them and he wouldn’t let them. He refuses to wear a mask, failing even the most basic test of leadership. He scaled back meetings of the COVID-19 task force. I guess there’s not much to do in spite of experts saying that testing and tracing is necessary for reopening, he sent his testing czar home. The money provided to the Pentagon for essential medical supplies, only 15%, only 15% has made it out the door”.

“Donald Trump wants to style himself as a wartime president against this invisible enemy, the coronavirus. Unlike any other war, any other wartime leader, he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he exercises no leadership, and now he’s just flat surrendering the fight. Instead of leading the charge to defeat the virus, he just basically waved a white flag and has retreated to get back on his campaign, to his campaign rallies that he’ll put people at risk as everyone’s pointed out, in violation of the CDC Guidelines that still warn against large gatherings as long as he’s going to allow this to happen, but he’s ready to do it as long as, notwithstanding CDC guidance, as long as the people showing up sign a waiver promising they’ll not hold the campaign liable”.

“Donald Trump’s failure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with the same energy and focus that he uses to troll his enemies on Twitter has cost us lives and is putting hope for an economic recovery at risk. Job numbers and retail sale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in May, and that’s great news for the country, but now Donald Trump’s desire to declare victory and be done with it is only going to imperil the continued progress we have to make. Our economy is still sputtering, with more than 20 million people unemployed and no clear guidance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what businesses need to do to reopen safely, efficiently, and generate a strong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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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评论:一、博尔顿的书下周是不是能出版不得而知,他已经从出版商那里拿了200万美元的预付款,因此被白宫称为是“见钱眼开”,动机不纯。民主党人因为博尔顿在弹劾特朗普时拒绝出庭作证还怀恨在心,并提出他们也许还会根据此书提供的细节考虑是否再次弹劾特朗普。其实,民主党人在年初弹劾特朗普就是失误,如果再去弹劾可能会激发更大的选民反感或反弹。他们目前应该做的不是弹劾,而是利用博尔顿提供的爆料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特朗普并不具备作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总统的品质和品格。二、蓬杨会是谁最先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都同意会晤,都意识到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有多重要。博尔顿在书中说,特朗普进入白宫后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连选连任。如果此话属实,那这次见面也许是因为中美渐行渐远已经对特朗普的选情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对双边关系做出调整。无独有偶,美国商务部15日宣布,美国企业在与华为接触前不需要申请许可证。无论美方出于什么动机,任何让双边关系转暖的努力对北京来说都不是坏事。迄今为止,美方对中印冲突也没有袒护印度的迹象。三、拜登在复工演讲中并没有甩锅中国,说明他的竞选团队正在反思要不要再竞选中与特朗普展开反华大赛。
跟进报道: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对话

人民日报客户端(2020-06-18)

当地时间6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

美国国务院就蓬杨会发表的简短声明

Secretary of State Michael R. Pompeo met today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Politburo Member Yang Jiechi in Honolulu, Hawaii to exchange views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Secretary stressed important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need for fully-reciprocal dealing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cross commercial, security, and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He also stressed the need for full transparency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o combat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and prevent future outbreaks.

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71

胡锡进:中印冲突中国为何未发布解放军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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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锡进  来源:

关于中国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地区与印军肢体冲突中的伤亡情况,中国人很关心,印度媒体也很关心,还有印度同行向老胡私下打听的。那么中方为什么没有公布呢?老胡昨天夜里发了一个推特,谈了我的理解。我是这样写的:

“中方没有公布解放军士兵在与印度军人肢体冲突中的伤亡数字,我理解,是中方不想让两国民众对双方伤亡数字进行对比,从而刺激两国公众的情绪。这是北京的善意。”

最后我要再次对网友们说,请相信我们的政府和解放军处理边界问题的能力。不要听信任何来自境外对我方伤亡人数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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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中印边境冲突印军死亡升至20人胡锡进深夜连发推特

北京时间昨天深夜,印度军方表示,又有17名在加勒万河谷肢体冲突中受伤的印度军人由于暴露在零度以下的高海拔地区死亡,印度军人的死亡人数从3名增加至20名。这件事引起印度舆论的强烈反响。

看到消息后,老胡在深夜连发两条推特,内容分别是:

第一条:“这肯定不是我这样的中国人希望听到的消息。中印军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把这些年轻军人推向致命肢体冲突的印度政治力量要对他们的死承担责任。印度必须停止边境冒险。”

第二条:“多达17名受伤印度军人被报道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身亡,这反映了印度军队紧急救助伤员能力的严重落后。这不是一支真正有现代高原作战能力的军队,印度舆论需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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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7

旧文章ID:22070

天眼视界: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的由来及可能演变

作者:  来源:天眼视界

据环球时报、西部战区发言人表声明,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

据媒体公开报道,印方有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中校军官,13人受伤送医治疗。中方军人亦有多人负伤和牺牲,但具体人数官方不说,我也不能告诉你。之所以称为激烈肢体冲突,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开枪,死者均被石头当场砸死或伤重不治。

5月5-6日高山地区班公湖附近出现边境军人发生冲突之后,双方向对峙的边境地区调派了大量支援部队。虽然之后展开了一系列谈判,竭力克制避免引发激烈冲突,但最终还是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了这起较多人员作亡的激烈冲突。

我先简单说说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来龙去脉,然后分析一下中印漫长边境线的边防人员冲突为何近年来愈演愈烈。

加勒万河谷地区属于中印有争议领土,各自声称自古以来属自己所有。我不是历史学家,在领土主权问题是毫无保留地听自己国家的。因此,我相信印方是胡言乱语,我方是有理有据。

据国内官方资料,就在解放军1959年进藏平乱的那一年,印度趁火打劫,占领了加勒万河谷。印军沿河谷向中国纵深推进了10多公里,并在河谷两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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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对印进行自卫反击战,全歼入侵印军,收复了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其中也包括加勒万河口。1962年11月21日,为了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关系,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与印军脱离接触。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控制线20公里以内地区。包括加勒万河口,解放军也退出了。

解放军撤离不久,加勒万河口又被印军重新占领,印军沿河谷前推了5公里,与解放军形成对峙。现在我们看见的相关地图和谷歌地球,关于加勒万河谷的这根红线的实际控制线,其实是印军单方面提供的对峙线,但并不是两国的边界线,也不是实际的控制线。中方主张的暂定控制线在加勒万河口与什约克河的交汇处,应将什约克河划为暂定边界线。印方当然是绝不退让。

2020年5月,加勒万河口被我军的再次到来打破了宁静。原因是印军单边改变现状,跃过什约克河,从加勒万河口向河谷纵深修建了一条简易公路,已修建约2公里,并准备在什约克河上架设桥梁,通行武器装备。印军再次进入河谷,不但侵占中国领土,还威胁解放军安全。解放军立即上前制止,驱赶了印军,重新控制了加勒万河口和附近山顶。

解放军之所以重新进驻加勒万河口,控制加勒万河谷,起因是莫迪政府于去年决定用两年时间在中印边境修建66条边境公路方案,方便印军和重型武器装备在中印边境的运输,其中包括沿中印边境走向的什约克河(DSDBO)战略公路,向加勒万河谷修建的支线公路。

前几天在中印边境会晤点举行的中将级别会谈,印军让解放军退出加勒万河口,并恢复到2020年4月以前状态,中方没有答应。解放军要求印军停止所有在中印边境修建的工事和公路,包括在什约克新建公路,印军也没有答应。

双方本来计划接下来举行将军以下的一系列缓和边境冲突的会谈,但两国前线军人互不相让,于是由轻度肢体冲突,演变到昨天这样的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双方较多人员伤亡的不幸事件。

大家一定还记得中印洞朗对峙事件。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修建一条公路。因为这条公路直插印度东西两部分的咽喉古里西里走廊,虽然中方在自己领土内施工,但印度以此前中印两国订有外交协定,中方公路不得靠近古里西里走廊20公里为由,强行越境阻止中方施工。最后,中方出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修改了这条公路的走向。

这回是印方前出到两国有争议的领土上修筑战略公路,中方自然决不答应。虽然印方声称加勒万河谷属于印方实际控制,但中方认为那是骗人的谎言,中方1962年就恢复了这处领土,之后主动退出完全是为了中印友好。现在你单方面改变边境现状,修建战略公路威胁到我方安全,我方当然要出面制止。

换句话说,纯粹站在中立的立场,这次解放军的行动理由,跟2017年印方在洞朗地区阻止中方施工的理由一模一样。区别在于,印方2017年在洞朗地区阻止中方施工,越境进入了中方领土,而这次解放军出面制止印方施工,则是属于有争议的地区,用中方立场来说,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当然不容印方侵犯。

为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大局,很可能双方各退一步,参照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印度停止加勒万河谷支线公路施工(印方绝不可能答应停止什约克河战略公路施工),中方退回4月份之前的位置,与印方脱离接触,也就是保持4月份之前的边境现状不变。

但是,现在造成了多人死伤的悲惨,印度方面议会吵得很凶,给莫迪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疫情导致的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美国与中方交恶,增加了印度跟中国叫板的底气,印度是否做出明智的让步,还真的很难估计。

印度一直主张整个中国阿克赛钦地区都是印度领土,并指责中方正在这些争议地区增加军事设施,增加边防部队规模,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我相信中方是真心不愿意中印边境鸡犬不宁的,更无意在中印之间再打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印度媒体和一些政客们的炒作,当然是贼喊作贼。

实际上,随着印度近2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印度也快速提升着军队的现代化水平。虽然印度与巴基斯坦长期发生边境冲突,但印度的国防建设重心一直放在中印边境。近年来,印度不但在边境与内陆修建高等级公路,大大增强了其战场输送能力,而且在中印边境地区修建了大量机场,部署了大量先进战机和直升机,甚至对中方形成局部的空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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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空军力量对比)

印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助长了一些军方人士和政客所谓“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的嚣张。他们不自量力地认为,现在有了跟中方较量的实力与本钱。

与此同时,中国从上到下对印度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认为印度极其落后,完全不堪一击,充满了对印度的不屑。正如胡锡进先生今天在环球时报评论中所说的:“中国确实不想与印度冲突,但决不怕冲突。希望印度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保持自知之明。”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只要动动手指着,印度武装力量就灰飞烟灭。

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加上双方认知的巨大落差,极易造成对另一方实力和决心的误判。一方有误判另一方非常理智,就不容易发生激烈冲突,但如果双方都有非常严重的误判,冲突就很容易发生,而且会愈演愈烈。近年来中印边境冲突越来越频繁,对抗程度越来越激烈,根源就在于此。

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69

中印边境冲突:印度伤亡多少 俄罗斯怎么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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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汇总

编者按:印度媒体的报道显示,印度方面伤亡大大超过中方。“至少有23名印军在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比哈尔邦第16团的指挥官桑托什·巴布(Santosh Babu)上校。”目前还有24名印军重伤,超过110人受伤。” 中国政府对冲突的描述十分低调,外交部发言人强调。首先,“6月15日,印方部队严重违反双方共识,越线非法活动,并对中方人员进行挑衅、攻击,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其次,冲突已经停止,“两国边防部队正在现地共同处理有关具体问题”。第三,事态不会扩大,因为“中印双方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解决有关问题进行密切沟通”。最后,和为贵:“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要切实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中印关系按照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期待的正确方向前行。” 更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在17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通了电话。莫斯科的表态一点不像是中国最坚定战略伙伴:“中国和印度都是俄罗斯的亲密伙伴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盟友,都是与俄罗斯关系十分紧密、互惠互利、互相尊重的国家。”】
延伸阅读:
天眼视界: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的由来及可能演变
美中关系快报:英美媒体如何报道中印冲突
胡锡进:中印冲突中国为何未发布解放军伤亡人数?
郑永年:边境事闹大了, 绝不能再低估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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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体:幸存者说解放军在实控线附近疯狂地追捕印度军队

Original 初晓璐  初晓璐走天下  2020年6月17日

这两天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版面,初哥一直在试图了解在实控线(LAC, Line of Actual Control)附近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印度媒体News18有了一篇采访了解印度政府官员的报道,报道中称这位印度政府官员熟悉收治在莱赫的医院(hospitals in Leh)印度官兵的情况,他向News18转述了印军幸存者们(原文如此,使用的是survivors一词)对于实控线附近冲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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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哥将本篇文章翻译摘录如下:

1) 本场冲突一共持续了八小时。解放军手持铁棒和用铁丝网包裹的警棍

Furious hand-to-hand fighting raged across the Galwan river valley for over eight hours on Monday night, 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sault teams armed with iron rods as well as batons wrapped in barbed wire hunted down and slaughtered troops of the 16 Bihar Regiment, a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 familiar with the debriefing of survivors at hospitals in Leh has told News18.

周一晚上,当解放军的突击队手持铁棒和用铁丝网包裹的警棍追捕和slaughtered (不懂请查字典)比哈尔邦第16团(16 Bihar Regiment)的部队时,激烈的肉搏战在加尔旺河谷持续了8个多小时,一位熟悉在莱赫的医院幸存者情况的政府高级官员告诉News18。

2) 至少有23名印军在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比哈尔邦第16团的指挥官桑托什·巴布(Santosh Babu)上校。

The savage combat, with few parallel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mies, is confirmed to have claimed the lives of at least 23 Indian soldiers, including 16 Bihar’s commanding officer, Colonel Santosh Babu, many because of protracted exposure to sub-zero temperatures the Indian Army said late on Tuesday.

这场野蛮的战斗在现代军队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相同的案例,据证实已经夺去了至少23名印度士兵的生命,其中包括比哈尔邦第16团的指挥官桑托什·巴布(Santosh Babu)上校,这么多的伤亡是因为他们长期暴露在零度以下的低温,印度军队周二晚些时候说。

3) 说是冲突,基本上是解放军追着印军漫山遍野跑,还有印军慌不择路跳河被淹死的。

“Even unarmed men who fled into the hillsides were hunted down and killed,” one officer said. “The dead include men who jumped into the Galwan river in a desperate effort to escape.”

一名警官说:“即使是逃到山坡上的没有武器的人也会被追捕。”。“死者包括跳入加尔旺河拼命逃跑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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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还有24名印军重伤,超过110人受伤。

Government sources say at least another two dozen soldiers are battling life-threatening injuries, and over 110 have needed treatment. “The toll will likely go up,” a military officer with knowledge of the issue said.

政府消息人士说,至少还有24名士兵正在与危及生命的伤势搏斗,超过110人需要治疗。一名了解此事的军官说:“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5) 冲突的起因是印军越过实控线烧毁了解放军搭建的帐篷。

The fighting at Galwan, News18 had first reported on Tuesday, began after troops under Colonel Babu’s command dismantled a Chinese tent sent up near a position code-named Patrol Point 14, close to the mouth of the Galwan river. The tent had been dismantled following a meeting between Lieutenant General Harinder Singh, who commands the Leh-based XIV Corps, and Major-General Lin Liu, the head of the Xinjiang military district

据News18日报道,加尔旺的战斗是在巴布上校指挥的部队拆除了一个中国帐篷后开始的,这个帐篷是在加尔旺河口附近一个代号为“14号巡逻点”的位置附近搭建的。这座帐篷是在总部位于莱赫的第十四军团指挥官哈林德·辛格中将和新疆军区司令林刘少将会晤后拆除的

6) 解放军占据高处有利地势向下投掷石块,而印军没有还手之力。

Large rocks were also thrown towards the Indian positions by Chinese troops stationed on the high ridge above Point 14, one source said. Though some fought back using the improvised weapons carried by the PLA, most had no means of defence.

一位消息人士说,驻扎在14号巡逻点高山脊上的中国军队向印度阵地投掷了大量石块。尽管有些人使用携带的简易武器进行反击,但大多数人没有防御手段。

看了这些描述后,整场冲突的轮廓基本显现了出来。如果这篇报告的内容属实,那么可以看出印军基本上是被解放军追得漫山遍野乱窜、毫无还手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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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中印双方都表示将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路透社记者:上上周末就有消息说,中印双方同意以对话方式来解决边界冲突,但是为什么现在冲突却升级了?现在双方是外交部还是军队在牵头进行对话?

赵立坚:关于第一个问题,近来,为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密切沟通。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晤,就缓和边境地区局势达成重要共识。但令人震惊的是,6月15日,印方部队严重违反双方共识,越线非法活动,并对中方人员进行挑衅、攻击,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共识精神,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得越线活动,不得挑衅滋事,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作出努力。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印双方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解决有关问题进行密切沟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外交部能否就6月15日晚上发生的事情提供更多细节?

赵立坚:昨天,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中印边防人员位于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冲突对外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历来属于中国。印度边防部队出尔反尔,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协定协议,严重违反中印军长级会谈共识,严重损害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感情。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一,中方如何看待目前现地的情况,尤其是在冲突发生地加勒万河谷?第二,加勒万河谷被普遍认为是中印之间已经划定的区域,为什么该地区突然发生了问题,你刚才援引中国军方声明称,中方历来对加勒万河谷享有主权。但这个地方被普遍认为直到近期中印双方才划定。你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关于中印军队在一线的事态,中印双方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解决有关问题进行密切沟通。当前中印边境地区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可控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印双方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此次事态的是非曲直是十分清楚的,有关事件发生在实控线中方一侧,责任不在中方。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印度媒体称中方有人伤亡,你能否证实?

赵立坚: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两国边防部队正在现地共同处理有关具体问题,我没有需要发布的信息。

相信你也注意到,事态发生后,中印双方都表示将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要切实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中印关系按照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期待的正确方向前行。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为此作出努力。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根据中印双方目前的表态,我们能否假设或理解为,双方将不会在边界上发生更多冲突?

赵立坚:从中方来讲,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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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爆发冲突事件俄罗斯表态

2020-06-17   香港01

对于中印在拉达克(Ladakh)6月15日晚再次爆发的冲突,以及持续两周的僵局,俄罗斯方面6月17日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6月17日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中印边境事件表示忧虑,但认为双方能够自行采取措施避免冲突的情况再次发生。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17日文章称,佩斯科夫表示:"我们极为关注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并认为这是令人紧张的消息,但我们觉得双方有能力采取必要措施来避免冲突再次发生,使地区局势具有可预见性,保持稳定,成为对人民,特别是对中印人民安全的地区。"

佩斯科夫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是俄罗斯的亲密伙伴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盟友,都是与俄罗斯关系十分紧密、互惠互利、互相尊重的国家。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6月17日在Twitter发文称,印度和中国的军事代表已经互相联系,他们正在讨论边境局势,并讨论降低冲突的措施,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印度时报》6月17日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4名印度士兵在6月15日晚上与中国军队发生暴力对峙后处于病危状态。6月16日下午,印度军方发表声明说,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15日晚上发生的一场暴力对峙中,中印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印度一方牺牲的人员包括1名军官和2名士兵。16日晚上,印度军方又发表声明说,印度死亡人数增加了17人,共死亡20人。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6月16日在社交网络微博上证实,在这次冲突中,中方也有人员伤亡,但中国官方暂未透露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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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

中国外交部,2020-06-17

2020年6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

王毅表示,6月15日晚,印方一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在加勒万河谷现地局势已经趋缓情况下,再次跨越实控线蓄意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印军的这一冒险行径严重违背两国有关边境问题达成的协议,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再次向印方表示强烈抗议。我们要求印方对此开展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挑衅性举动,确保此类事件不得再发生。印方务必不要对当前形势做出误判,务必不要低估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

王毅强调,中印两国都是10亿级以上人口的新兴力量,加快实现自身发展振兴是我们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为此,双方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是正道,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相互猜忌、相互摩擦是邪路,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通过中印边界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边防部队会晤机制等既有渠道,就妥处边境事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苏杰生介绍了印方的立场,并表示印方愿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边境地区争端,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

双方同意公正处理加勒万河谷冲突引发的严重事态,共同遵守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尽快使现地局势降温,并根据两国迄今达成的协议,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来源时间:2020/6/18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68

义乌:掌控世界的第五大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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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城市档案馆

当黑人弗洛伊德哀嚎着死在白人警察的脚下,数百万美国人选择了走上街头。

特朗普口中的“美丽风景线”在全美500个城市同时上演:示威、打砸、暴动……

“2000年我曾预言美国在2025年将会崩溃,但现在我将时间缩短了5年。”

挪威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和平研究北欧学派领衔代表约翰·加尔通如此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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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差的疫情防控,全球最严重的暴动,美国的神坛在2020年终于开始晃动。

“美国的暴动,不会很快结束,美国要完咯。”

远在义乌的中国商人李宏强(化名),笑嘻嘻地说道。

而他这么说的依据,来自于一个神秘的数据——“义乌指数”。

1、全球最“靠谱”的情报中心

李宏强的公司,最近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的订单——黑人抗议活动的周边产品。

而且类似的订单,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这座本就不大的小城。

像李宏强这样的义乌商人,凭着各类订单信息,曾经成功预测过众多国际大事件的走向。

2016年,义乌率先预测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特朗普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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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起源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义乌预言骚乱将扩大并蔓延:不久,运动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土地。

口口相传中,义乌成了继美国联邦调查局、俄罗斯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北京朝阳群众之外的全球第五大情报机构。

而神秘的“义乌指数”,则成了义乌人心中判断时事趋势的重要指标。

所谓“义乌指数”,就是一种大数据的集合。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义乌市场经营户和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该指数不仅关注市场价格态势,也关注市场整体的景气状态。

这个指数有多牛?

“‘义乌指数’一有风吹草动,大洋彼岸的CPI指数都得打个喷嚏。”

作为21世纪全球化最典型的产物,不管你去没去过义乌,都没办法和这个地方切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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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拥有近40万种商品,与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每年订货交易额在300亿美元左右,8000多个外商常年在此安营扎寨。

义乌就像古老的加利福尼亚,你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来自全球的勘探者都在这里淘金。

如此巨大的样本量和覆盖面,使得“义乌指数”更具有参考意义。“义乌指数”也成为了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大市场行情的晴雨表。

义乌,就这样成了一个窥探全球的地下情报汇集中心。谁要是吃透“义乌指数”,谁就能成为国际关系的专业分析者。

2011年叙利亚战乱爆发,比拉登还暴虐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肆虐中东,伦敦、纽约、巴黎的媒体和政客老爷们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视屏幕分析当前局势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却早已洞察先机。

因为常驻义乌的叙利亚人陡然增多,超过1000名叙利亚人获得暂住证,他们就是一切信息的源头。

他们在本国与义乌间建立了脆弱的贸易联系,当地什么工业被毁,义乌就会出现什么订单,恐怖组织造的孽,义乌小商品市场慷慨来还。

2018年,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大婚,义乌商人半年前就知道了消息。

来自英国的订单成批的向义乌砸来,义乌生产的旗帜出现在哈里王子的婚礼上。

更神奇的是,2018年世界杯决赛前,义乌就已经成功预测出了法国队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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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法国队拿下比利时后,义乌商人就收到两个加急订单:十几万面法国小国旗、几万条冠军围巾。

在决赛开赛前,就有数据显示义乌生产的庆祝法国队夺冠的纪念币、帽衫等用品出货量要远远高于克罗地亚队。

依据当时的订单数量,“义乌指数”预测法国队会获胜。

义乌当地商人用自己秘而不宣的算法,破解了上亿人闹不明白的冠军队人选,被媒体称为:神秘的东方力量。

如果说预测一支足球队的胜利只是牛刀小试,那预测美国总统大选则可以说是将“义乌指数”第一次凿进了美国人的政治体制。

2、押宝特朗普 “义乌指数”一战成名

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晚上,义乌老板姚丹丹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作为生产美国大选应援小道具的厂商,姚丹丹接到的订单中,特朗普的应援产品数量是希拉里的9倍。

但当时,美国最具权威性的民调网站“538”认为希拉里胜率高达72%。

这家网站在2012年成功预测奥巴马胜率9成以上,并且50个州的得票全部预测准确。依靠“贝叶斯理论”,加之精准的编程算法,538网站被称之为“算法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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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会赢。”姚丹丹斩钉截铁地说。

尽管民调显示希拉里支持率高涨,但“义乌指数”预测,特朗普获胜是必然。

毕竟,从初选开始,义乌接到的特朗普周边面具、T恤、旗帜订单就远高于希拉里,其中仅T恤一项两者就相差10倍之多。

最终的结果如姚丹丹所言:特朗普赢了。

那时距离大选最终结果出炉,还有半年之久。

数据十分精准,时效超越旁人,这股东方神秘力量简直颠覆了美国大选的预测史。

自此,“义乌指数”被视为可以比肩穆迪、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的重要参考依据。

义乌,也成为世界民众眼中的“中国奇迹”。

而事实上,这个“中国奇迹”,从穷乡僻壤到如今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义乌人只能靠种粮食维持生计,即使辛苦劳作,一年的人均收入也仅有88元。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行商坐贾”似乎成为了当时义乌人唯一的出路。

于是,义乌各街道就出现了“敲糖人”的身影。“敲糖人”边摇着拨浪鼓,边吆喝。这时,各家各户闻声而动,用自家熬制的红糖换取鸡毛、鸭毛和鹅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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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肩担日月、背负乾坤的“敲糖人”队伍不断壮大,一部分人干脆直接做起摆摊的生意,义乌小商品市场初显雏形。

外界对义乌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能吃苦。

从广东拿货回来,绿皮车上没座位,义乌商人们就连货带人往位子底下一钻,甚至市场上流传着“要当老板,先睡地板”的说法;而家中做生意的小孩,往往有过在父母的摊位上写作业的童年经历,把书本摆在货堆上,诵读声与叫卖声一唱一和。

正是在这种吃苦奋斗之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雪球越滚越大。从最初的摆摊到如今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规模大到“一店三分钟,一年逛不完”。

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义乌的商业模式也从过去国内生产、远销海外的出口贸易,转向“买全球,卖全球”的转口贸易,当起全世界“赚差价的中间商”。

3、全球商品交易中心

不久前,美国商务部长放话:中国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不少国外机构也预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不保。

但从“义乌指数”来看,即使流失了大量的订单,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还是离不开义乌。

早在美国疫情大爆发之前,义乌商品城就接到了美国大量的裹尸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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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美确诊病例才2000人,美国人甚至都自信地认为确诊病例不会破万,但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百万。从义乌漂洋过海的上百万个裹尸袋派上了用场。

哪怕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全世界盛行的时候,中国作为小商品“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依然未曾撼动。

以圣诞商品为例,全球80%的圣诞商品是在中国制造的,而中国份额中80%是义乌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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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这样评论:“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但特朗普偏偏不相信这种说法,2018年9月,美国正式决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其中,也包括了圣诞产品。

结果,美国的加税政策并没有改变义乌的地位,相反义乌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3个季度,义乌的圣诞商品出口22.3亿元,增长了22.08%。

“圣诞礼物和装饰品是季节性的,我们的出口标准都是欧盟和日本标准,任何国家仿制产业链都将十分昂贵。”

“特朗普做什么跟我们无关,我们不过圣诞,我们只生产圣诞商品,美国依赖中国的制造商,最终美国关税将转移给美国消费者。”

从马达加斯加到波罗的海,从潘帕斯高原到阿拉斯加荒野,义乌小商品无处不在,统治了219个国家地区。

“只要提供样品、定金,想要什么产品,剩余事情我们搞定。”

这座只有80多万户籍人口的小城,每年都接纳了超过1.3万的外国人,外籍人口比例不输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其中,超过一万名中东穆斯林常年驻扎义乌。数百年前伊斯兰商人承担的全球贸易中枢如今交予义乌小商品市场承担。当地缺什么,义乌就提供什么,物美价廉。

欧洲更是不甘落后,义乌提供全球运输线最长的货运班线——义新欧班列,历时21天运行13000公里,穿越中亚,途径俄罗斯,将触手伸进德国、法国。伦敦倒腾奶粉和婴幼儿用品的商人要是不知道义乌,生意就别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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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到底谁能当美国总统,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在相当于26个纽约梅西百货大的义乌国际商贸城里,李宏强面带微笑地说道。

他的工厂里,美国大选用的旗帜早已开始生产。关于2020美国大选的局势,也已在义乌收到的订单中酝酿成形。

来源时间:2020/6/17   发布时间:20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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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莹: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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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傳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52期

2020年2月,我和几位中国学者一道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届会议报告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看“西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这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理论性问题,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冲淡。

当时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困难之际,与会的美国政要们不仅对关于疫情的讨论或信息没有兴趣,而且抬高对中国批评的调门,纠缠华为5G、香港、新疆等问题,强势要求欧洲人站队,试图形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西方统一立场。出席会议的美国人阵容强大,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他们显然是协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致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话题,污蔑华为产品是“中国情报系统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指责中国奉行“胁迫性的海洋政策”,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同时宣称“西方没有没落”“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帝国’的渴望”,要求欧洲与美国共同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性”。

这些强硬表态呼应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的调整,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三年来,美方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政治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美方的持续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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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傅莹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问,引发高度关注。图/作者提供

中国与美国“一进一退”

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不能不看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近年美国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灯塔效应”也变得黯淡。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国的政策和态度的转变给国际形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股力量的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美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外界普遍担忧: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现在看来,2020年初发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预示了,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里加速滑落。

对华战略关键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慕安会结束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还试图阻碍合作、制造对抗,令世人惊诧。

国际社会最初对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一方面,经过13轮艰难谈判,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在2020年初签署,延宕一年有余的经贸摩擦终于得到缓解,给持续下滑的双边关系踩了刹车。在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中美元首于2019年12月20日通了电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和平和繁荣”。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判断和两国合作的预期有所回升。

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根据中美2001年携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击非典、2008年同舟共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的经历,人们习惯性地预期,这次两国仍能将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转化为改善关系、恢复合作的机会。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愿。武汉疫情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关心和开展合作的愿望,而是单方面撤侨、断航,商务部长罗斯将中国疫情称作“加快工作机会回流的机遇”,言谈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关怀。美国有一些企业、个人和华人华侨给中国送来了物资援助,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实质性援助。《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刺激了中国民众的痛苦记忆,引爆两国间舆论对立,在美方拒绝道歉的情况下,中方取消三名驻华美国记者的执照,而美方则压缩了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的人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中美关系缓和势头很快被冲淡了。

但此后,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和失控,导致经济衰退,并牵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保选情,采取“推责中国”的策略,掀起批评中国的舆论浪潮。白宫的表态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辞指导,强调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延误、不透明、向外输出旅客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勾结,才导致美国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害。国会一些议员闻风而动,煽动对中国的抱怨,挑动针对中国的溯源追责调查,个别州的检察部门试图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中方也不示弱,坚决反击美方不实之词,同时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呈现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负责任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7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程和做法。

特朗普政府没有因为疫情而放松对中国的打压,美行政部门颁布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新规,限制进而准备封锁华为获得美方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同时将更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动与中方的科技、产业“脱钩”力度。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有舆论指责中国借疫情离间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扩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声称中国试图加强对国际组织的掌控,说中国已经“不再掩饰”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的意图。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动作不断,通过《2019台北法案》等新的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后续还有一批涉华议案等待审议。美行政部门违背“一个中国”政策,与进入第二任期的台湾蔡英文当局增加了官方接触和交往。加之中美航线联系、人员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缩,这些都在事实上加快“人文脱钩”的步伐。

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民意产生了负面的塑造作用,愤恨、敌视情绪迅速扩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以来最为消极的评价,2017年这方面的比例为47%。此次调查中,还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哈里斯民调中心4月在全美开展的调查中,90%的共和党人、67%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的扩散负责,66%的共和党人、38%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国内虽然没有民调机构进行此类调查,但从网络空间的大量评论和媒体声调看,民众对美国朝野疑华反华言行十分反感,负面情绪和不信任感也达到了建交以来的高点。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方针”)。该报告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向国会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战略方针”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为阐述对华战略的关键词。

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被称为“里根主义”。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中,美国处境并不十分有利,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有学者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而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如果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过程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180度的“圆”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划定了,也即美国朝野、府学各界基本形成必须调整对华战略的共识。但是对于后半个180度的“圆”怎么划,也即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对华新战略才是有效的,则一度缺乏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必要接触和合作的呼声,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叫嚣。2019年以来美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碰撞明显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美方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战。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战转向舆论战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他领域的竞争。

贸易战恶化的势头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基本得到控制,科技战则难以速战速决。在安全领域,美军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够威慑,而非主动进攻。而在舆论战方面,美方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

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战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换言之,就是改变中国的“人设”,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也是不断给苏联贴标签,从道义的角度将对手放到让公众认为无法相容的对立位置上。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3.3%。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其中在疫情高发的4月和5月,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45.8%,而开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达11620亿美元。预计2020、202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萎缩6.5%,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美国本年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推出约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也计划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内不变,直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种无底洞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直升机撒钱措施,不仅抬高债务率和赤字率,也会刺激高杠杆投机和流动性泛滥,埋下市场隐患。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美国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甚至长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美方少数政客主张利用金融霸权压制中国,尽管滥用金融工具会对美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造成伤害,但已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不过,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调整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许多外资企业把本地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对象,在没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离开中国。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方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并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

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

许多学者将新冠疫情视为战后世界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认为它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但是目前看,它带来的变化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产生催化剂和加速度的效果,全面加快和深化了已经出现的趋势。例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更快调整,国际权力进一步分化,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清晰等等,一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矛盾也更加严峻。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度量。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进一步挑战全球化思维,主要经济体纷纷反思和重审现行全球化模式下产业链对外依赖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会形成以中国(东亚)、美国、欧盟为中心的三大分体系,由此向外发散,离岸外包越来越被近岸外包取代,生产基地尽量靠近终端消费市场,供应链流程变短并更加多元,以便于灵活应对突发波动。

“三个中心”的形成也会促使国际资本相应调整流向,客观上助推中美“脱钩”。从目前各国的政策讨论和拟推出的举措看,有以下动向:第一,攸关美国安全的产品生产,如生物医药、个人卫生防护设备(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可能会移出中国,不排除美方立法强令企业回迁;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而从中国向外转移的步伐可能加快,美在耐用消费品上的对华依赖下降;第三,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行业巨头会驻守,它们在全球销量下降之际,继续从中国市场的复苏中获益;第四,5G等高科技产业“脱钩”,导致中国被排除在美国及其盟友市场之外,不排除形成事实上的不同体系和不同标准。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拥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两国专业人士在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冷战后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但是这一格局已经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力量变化而发生动摇。2020年初清华战略与安全中心举办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时,中外战略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力量和权力分配进行了评估。一个比较重要的看法是,美国的世界霸权难以为继,但是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超群;中国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规模和新经济态势上同排在后面的国家已经拉开了距离。中美加起来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全球军费开支的44%,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

中方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不愿意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概念,国际社会对“两极世界”也有很不好的历史记忆。但是,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发展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因此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准确判断彼此意图,避免基于误判确定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对新的全球问题进行探索并推进国际共识。这原本是一个在复杂互动中缓进的过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后果与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探索新路径的互动方式和节奏,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明显提速,中美界定彼此看法和相处方式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主线,未来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会进入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于对方和两国关系的定位,是“敌”还是“非敌”,结果大不相同。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其他各方政策取向的影响。国际上的其他主要力量,无论是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在采取一定的观望态度,构成某种“第三方力量”。

中国对世界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全球70%的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拥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乃至其同盟体系的聚合力量,仍对世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普遍不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到导致世界发生大分化的地步,各国也因与中美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不想在两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中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冲突,许多国家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不主动选择美国,也很难选择支持中国。

疫情期间,我在参加一些中外学术线上会议时注意到,国际学界在议论“他者的崛起”,言外之意,如果世界进入领导力缺乏的状况,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新的聚合性领导力。2019年法德曾提出“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意在联合多国应对单边主义挑战,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治理体制。

以上便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这些高度复杂和多元、多层次的因素是流动性的,也是可以转换的。中美竞争固然已经不可避免,但并非像美苏冷战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因大国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对立关系那样,两者不可进行简单类推。

近现代史上曾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大国竞争,如“一战”前的英德竞争、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日对抗、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有一些相近的特点。例如,都曾经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新兴大国表现出进取姿态,守成大国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被追赶的恐惧心理驱动下,选择了遏制对方的政策。

但是,中美竞争是在世界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被人为地突出起来的,两国相互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综合力量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抑或是最重要选择是,未来将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实现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无论中国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双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评估彼此,两国既存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与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两国对相互竞争的认识和基本判断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双方竞争的目标不在同一维度上:美方坚信中国的意图是从自己手中夺取世界领导地位,两国之争的性质是“老二”与“老大”的地位之争,因此其竞争战略以从各方面有效制约中国为目标;而中国的意图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民族复兴,如果说争,争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等现象,使得美国内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向“高政治”辩题发展,强硬势力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不能排除利用各种借口发动激烈攻势和采取激进举措,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和持续推动“脱钩”;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过激的对华政策措施对美自身的伤害日益显现,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常常被更加高调和尖锐的对抗声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这些都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很大程度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毋庸讳言,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前述两个方向的选择中,前者意味着正面对抗,意图将两国关系拖入恶性竞争的轨道。若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很难不受到大的冲击。一旦中美滑向局部乃至全面“脱钩”,美对华采取极端行为的顾忌就会减少,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度也会增加。第二个方向看似缓和,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所谓“合规”的压力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规范为美国治下的新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需要认识到的是,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但是,我们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

鉴此,我们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实现这种大国良性竞争新型关系的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儿。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明确站位,大胆博弈

我们需要学会从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和处理对美关系,客观和冷静地评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善用对未来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须以足够的自信、定力和韬略同美国这个老道的大国打交道。中美关系的更新和调整,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博弈过程,好的结果是不可能求来的,只能通过艰苦斗争、大胆博弈和主动协调来赢取。

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

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累积经验和条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这个协议在执行中难免遇到困难,尤其在当前气氛恶化和疫情持续的环境中,阻力和压力必然增大。但是,放弃协议带来的风险会更大,协议的有效落实才能避免两国关系更快下滑。协议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亦是中国的改革中需要解决的。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任何干涉国家内政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窠臼。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成长,其意图和目的必然是美国等其他海上传统力量关注和应对的新问题。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维系力量存在并建立有效威慑,通过必要的维权行动、积极的沟通磋商、务实的海上合作和专业有效的风险管控,实现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为此,须使我国的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

国际战略界也关心中美能否通过谈判构建军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战略均势。虽然目前缺乏谈判的气氛,但是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渠道尤显重要。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另外,中方虽然不参加涉及美俄双边问题的核裁军条约谈判,但一直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重要成员,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机制,在国际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动作为,例如推动有核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则等。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实以发展彼此互利合作为目的,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夺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目前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已构建起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合作机制和政策储备手段,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国际社会保持着比较好的互动,体现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为蓝本,在涉及反恐、防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上,培养官方和智库的有效合作,鼓励拓展国际对话渠道,不断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国际信息库提供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和资料,让世界更多地从中国人这里获取而不是从间接渠道得到中国信息。此次美国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用中国议题竞选,通过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来拉选票,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但另一方面,从传播逻辑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关注也为中方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知识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总之,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在美国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的战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来源时间:2020/6/17   发布时间:2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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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冲突:45年来首度流血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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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宣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印度军方周二(6月16日)发布消息,在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谷(Galwan valley )与中方发生的一次冲突中,有3名印度军人丧生。此前数周,这一边境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

"在加勒万山谷正处在缓解矛盾努力的过程中之际,昨日夜间发生一起导致伤亡的武力对峙”,印度的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印方死者包括一名印度军官和两名士兵。这是中印两国间自1975年以来首次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边境冲突。

据美联社、路透社援引印度军方人士称,冲突期间,中印士兵互掷石块、棍棒,并发生肢体冲突,但双方均未开火。据新德里电视台(NDTV)报道,死亡的印度军官是指挥官军衔,印方军人并非死于枪弹,而可能是在近距离肉搏战中受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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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指责印度方面要为这一事件负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印度军队周一两度越过边界,中方人员受到挑衅和攻击,导致双方的边境安全力量间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对此印方应承担责任。

赵立坚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到双方有人员伤亡。不过,《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周二在微博上发帖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中方也有人员伤亡。

印度方面则称双方都有越界行为。过去数周,中印军队在两国争议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两侧紧张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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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四千多米的班公错湖

此轮边境对峙始于今年5月5日,在位于拉达克地区的海拔四千多米的班公错湖(Pangong Tso lake),中国和印度军方人员发生冲突,相互投掷石块、木棒、铁棍等,双方都有人员受伤。印度方面称中国士兵在三个不同地点越过边界,搭建帐篷和岗哨,并无视印方的口头警告,双方遂起口角和冲突。

5月9日,在距此以东1200公里的印度锡金邦那图拉山口,中印军人相互投石并发生肢体冲突,有数十人受伤。

6月初以来,中国与印度的高级将领在拉达克边境地区的莫尔多(Moldo)举行会晤。在军方高层边境会晤期间,中印两国外交部都曾表示,将致力于和平解决边境对峙局面。

但从此后公开发布的消息看,双方的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结果。与此同时,中印双方还向喜马拉雅山麓的边境地区增派了数千兵力。据路透社报道,谈判期间,印度方面要求中国撤回派往边境地区的部队,而中方则要求印度停止在边境争议地区修筑公路。

来源时间:2020/6/17   发布时间:202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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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霜霜:美国正在分化成两个国家

作者:王霜霜  来源:《Vista看天下》 总第491期

“反种族平等的力量一直都在,它一直和种族平等力量一起进化,在修辞、战术、政策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间的博弈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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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3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美国警察指挥警犬攻击民权运动示威者。(@视觉中国 图)

一千余名美国青年南下来到密西西比,动员、协助该州的黑人公民参加政治选举。黑人具有了选举权,但南方各州政府保守势力却设置障碍,限制黑人投票。其中,以密西西比表现最甚。

那是1964年的夏天。这些青年多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白人大学生,他们对种族不平等深恶痛绝,目睹那些黑人要求平等而被高压水枪和警棍袭击后,喊着“撬开密西西比,改变整个南方”的口号,在密西西比开展“自由之夏”民权运动。

他们刚来不久,就有三位年轻人失踪了。成百FBI探员在当地搜寻数月,最终在一个农场土坝底下发现了三名失踪者的尸体,他们遭到种族主义者暗杀。

56年过去了,现在是2020年。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都已经结束了他的两个任期。可是,黑人弗洛伊德还是死在了白人警察膝盖下。这场悲剧或许存在诸多偶然因素,但随后,面对全美掀起的抗议浪潮,美国的种族主义阴影也再次浮现。FBI、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发布警报称:“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国内种族主义恐怖分子构成最大的暴力威胁。民兵和右翼种族主义正试图通过针对抗议活动,发动美国第二次内战。”

历史的车轮仿佛正在倒退。

“当我研究美国的种族往事时,我没有看到一支单一的历史力量在种族问题上不断前进或后退,我看到两支不同的历史力量——种族进步和种族主义同时发展、相互斗争。”在《天生的标签: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一书中,美国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伊布拉姆·X·肯迪写道,“反种族平等的力量一直都在,它一直和种族平等力量一起进化,在修辞、战术、政策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间的博弈还会继续下去。”

更难的问题

对美国黑人来说,每一次权利的争取,都极为不易。借助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南北战争,美国黑人才逐渐摆脱奴隶制度。之后,南方各州陆续公布了以“种族隔离”为目标的法令。为了反抗这一制度,又不断有权力运动发生,也不断有支持平权的人士遭到极端种族主义者杀害。

在美国,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之间,犹如两股潮汐,时而一方在上,时而另一方又占了上风,它们之间的缠斗,不断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潮。

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农工州立大学4名大一新生跑进格林斯博罗德一家沃尔沃斯超市静坐,以抵制超市的种族歧视行为——挂着限制黑人出现的标志。这个行动得到了上百个地区大学和高中学生的响应,掀起到种族隔离的南方企业中静坐的浪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也在这一时期成立,它是策划“自由之夏”运动的主要组织。

黑人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公民权利,赢得北方白人自由派和世界舆论的普遍同情,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直至1963年,达到高潮。1963年4月,伯明翰爆发了大规模的黑人抗议示威斗争,要求取消隔离制度、扩大黑人就业。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头和警犬驱逐示威人群,这些画面经电视画面播出,在全世界引发舆论狂潮。其组织者马丁·路德·金因为违反示威禁令,也被判处9天监禁。

“他(马丁·路德·金)选择的这个地方很有讲究,伯明翰的警察局长康纳是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你只要非暴力抗议,警察一定会镇压,一镇压就会引起社会关注、国际关注,那么联邦政府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美国民权运动研究者于展说,这一时期,民权能够取得成功并非因为马丁·路德·金提倡的“非暴力”,而是他的非暴力引起的种族主义者暴力反应,才引发了最终的结果。

二战后,美国以自己无可匹敌的资本、工业力量和军事武器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能与其争锋的似乎只有苏联。为了赢得非殖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以及他们的市场资源,冷战开始了。

此时,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正在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你说自己是民主、自由世界的灯塔,要其他第三世界都追随,但是你国内还存在种族隔离,这是多大的污点?”于展解释道,“很多国家都批评美国,‘你这怎么能做老大呢?’它要把第三世界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没办法,必须改。”

1963年8月28日,25万美国黑人、白人举行进军华盛顿的运动,民权运动达到顶点。在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在民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以立法形式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取消了美国黑人受到的在选举权方面的限制。

本文开头的密西西比之行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场行动遭遇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扑,但随着权利法案通过,黑人的政治权利逐渐得以确认。这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民权运动解决了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却没能有效解决黑人面临的经济窘境。

1967年,马丁·路德·金一家刻意搬到芝加哥“贫民窟”居住。他的4个孩子进来以后问,“爸爸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脏乱差?”之后,他们的脾气也变得很暴躁。马丁·路德·金说,“我能理解那些青少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住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安分守己?”不久,马丁·路德·金发起了意在对抗经济问题的穷人运动。

种族歧视病在黑人内部也经常发作,这里流行着肤色等级制度,认为颜色越浅越好。废除种族隔离让黑人精英得以崛起,但他们实现阶级流动后,大多会选择让自己“不像个黑人”。

“大家现在记住的多是他非暴力,融入、同化到美国社会的一面,这其实是一个被美国‘和谐’过的马丁·路德·金” ,于展说。1965年之后,被认为是温和派的马丁·路德·金开始走向激进,他把贫困人口带到首都来迫使联邦政府通过一项《经济权利法案》,以承诺充分就业、保证收入和保障性住房,但这次没得到主流社会支持。

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后,正式提出“伟大社会”构想。承诺继续向贫困宣战,推进新的民权立法,为民众提供住房、教育与医疗方面的保障。1965年,约翰逊公布“肯定性行动计划”。但由于越战爆发,国家的大部分经费都用于战争,黑人收到的只是“空头支票”。

恶性循环

巴基是一个白人男孩。1978年,他连续两年申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都被拒,但很多成绩不如自己的黑人学生却被录取了。原来,医学院有规定:黑人的录取比例需要达到16%。巴基向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自己是“反向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肯定性行动计划”实施后,一些政策开始向少数族裔倾斜。比如,政府机构、大学必须为过去遭受歧视的黑人、女性保留一席之地。这也遭到了一些白人的不满。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加州大学必须录取巴基,但法院也认定大学的多元化招生政策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宪法精神的。

这是一个非常折衷又含糊的做法,却也显示了美国社会种族问题之复杂,并非简单的黑白对立,也并非简单的权利多寡问题。在对黑人权利作出保障同时,常有白人群体感觉利益受损。如巴基一样,认为自己反而成为受害者。但这些人没能看到的是,看似已经实现政治权利平等的黑人,仍然面临着隐性种族问题。

于展认为,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遗留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导致了黑人生活、教育非常差,犯罪率比较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于展说,“到现在,这一直是引起各种动乱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

“虽然说黑人精英已经有很多,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为经济、政治结构毕竟还是白人主导。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这必然导致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黑人之前的底子薄,对他们的上升带来很大束缚。”于展说,这背后还有阶层固化、上升通道变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如果一出事就把它简单地当作一个种族问题,会让人们看不到更复杂的东西。

“白人群飞”

刘亚伟是《中美印象》的主编,他1987年到美国生活,现在住在亚特兰大的郊区,周围以富裕白人家庭居多。

美国社会有一个特有词汇“白人群飞”(White flight),指的是面对有色人种大量涌入城市,白人中产阶级就会避开,陆续搬到郊区。这在美国很多城市都形成一种区域格局: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少数白人中下层蜗居在城市中心,郊区则成为富裕白人的天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指出:“美国出现了两个纽约、两个华盛顿、两个亚特兰大、两个洛杉矶。”

一些少数族裔当然也希望能到郊区生活。但一些城市郊区制定了种种排除措施,加上联邦政府修建的大部分公寓都在城市中心,而且,城市通往郊区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很薄弱,几乎堵死了他们迁往郊区的可能。

十多年前,刘亚伟的社区曾讨论是否引入公交车,但直到去年,几次投票,这个提议还是没通过。反对者认为,“如果有公交车,低收入的人就会进来,犯罪率就会增加。”刘亚伟说,这些低收入的人,一般就是指黑人。“制度上的种族隔离不存在,但实际的种族隔离是存在的,这是经济收入造成的。”

美国民权领袖杰西·约翰逊也曾表示,“美国正在分化成两个国家,一个是郊区——繁荣的美国;一个是城市——贫困的美国。”

“两个美国”由来已久,它仍然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延续,只是变得越来越隐秘,以经济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它比以往政治的种族隔离,更难以解决。

“乡下是富裕的地方,”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对本刊记者说道,这次抗议浪潮,大多发生在大城市,“穷则思变”。

种族问题即便在美国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它从未远去,它隐藏在很多人的心里,即使他们不敢说。“在知识界、文化界,可能已经形成种族平等的观念,但是在普通大众中,很多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受不受损来确定主张,”于展说,民权运动在美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共识其实根本就没有达成。”

来源时间:2020/6/17   发布时间:2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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