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中美两国领导人谁先访问谁？

快报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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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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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中美两国代表已经开始探讨特郎普与习近平举行高峰会谈的可能性。

3月10日，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特朗普将于今年4月份访问北京。此前，特朗普曾经表示希望在上任后100天内访问北京。

同日，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习近平可能于今年6月份访问华盛顿。鉴于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出生日期都在6月份，因此这是一个“庆祝生日”的访问。

两位领导人都希望能够尽快见面，讨论双方所关切的问题，但是显然在“谁访问谁”的问题上存在纠结。

特朗普1.0期间，习近平首先于当地时间2017年4月6日到访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讨论。这次访问的时间，刚好是在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的100天内。同年11月，特朗普回访北京，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

此后特朗普一直称强调他与习近平“关系好”，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争。

这一次，如果又是习近平首先到访华盛顿，有可能被很多人视为中方对美国认怂，似乎是有求于美国，尤其是在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时受到公开羞辱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不可能冒这种险。

据说“外交无小事”，看上去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面子”问题，但涉及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尊严，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

自从特朗普竞选获胜后，各国最高领导人和各大跨国集团老板都纷纷排队来见特朗普，使特朗普过足了高高在上、各方来朝的“皇帝”瘾。这一次，如果特朗普同意出访北京，而且是他上任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将使北京感到很有面子，是一次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特朗普很可能不在乎谁先访问谁的问题。在特朗普1.0期间，他为了打开美国与朝鲜的僵局，不惜首先移尊访问小金。

这一次，如果中方坚持要特朗普去北京访问，否则宁可取消高峰会谈，那么我相信特朗普会同意出访北京，但也许不会在4月份。

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的起征日期，已经两次延期，4月份可能作出最后决定。此外，4月份起，美国还要对世界各国起征“对等”关税。看来今年4月份特朗普或许会忙的不可开交，不可能在这个月内出国访问。

特朗普1.0对中国所征收关税，受影响的是部分中国商品，特朗普2.0对中国增加的20%关税则是针对全部中国商品。到目前为止，中国商品所需缴纳的美国关税已经达到平均35%之多。

据报道，沃尔玛要求中方货源减价10%，即由中美双方分担本次美国加征的20%，否则就只能将订货单转移到其它地区。据说中方由于产能过剩而被迫降价，但是已经见底，甚至出现亏损。

如果中美举行高峰会谈，将谈些什么问题？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估计特朗普至少有四个问题要和习近平谈，一是要求中方彻底解决芬太尼问题，二是要求中方在乌克兰和平谈判中配合美方起积极作用，三是要求中方接受被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四是如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特别是中方能不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同意从美国采购大宗农产品和其他商品。

估计习近平也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和特朗普谈，一是要求美方停止或撤销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二是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三是要求美方停止支持”台独”。

如果谈不拢，特朗普将以继续增加关税为武器，对中国进行威胁和“极限施压”。

中方似乎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对特朗普抱任何希望。王毅更指责特朗普政府用“两面人”的做法面对中国，这指的是特朗普公开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示好，同时又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的做法。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幻想一边对华打压遏制，一边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

张千帆：美利坚沦陷的政治自然法根源

分析

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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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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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金融时报》中文网2025年2月16日首发，作者授权本站转载。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已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刮起政坛旋风。如果说他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走的雷人设想只是激怒了国际正义人士，那么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背叛则甚至让某些反俄“川粉”倒戈，后悔支持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料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允许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他能对巴勒斯坦做什么好事呢？第二任上任前，他就口出狂言“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他真的是神吗？能有什么大招？不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投降吗？在“美国契约终于破裂”(点击这里查看该文）一文中，我曾撂下一句“狠话”：

也许在未来几年，不再是美国拯救世界，而是美国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问题是，在经过二战和冷战之后，它早已成为军力独占鳌头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毁世界，世界还能否阻挡？就和特朗普当选一样，这个可能并非不存在。[1]

当时没有展开，因为觉得美国要和俄罗斯等国联起手来“摧毁世界”还有待时日，但现在看来，“邪恶轴心”正在形成。然而，国际局势再险恶，都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永远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立场是国内制度决定国际政策。国际关系领域的通说是，民主国家无战争，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就不好说了，独裁国家之间更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美加原来是铁杆盟国，边境都互不设防。特朗普一上台，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会儿要吞并格林兰岛，不是因为加拿大或丹麦变了，而是美国选上了一位独裁狂人。独裁者当政，则无论国内国际，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美国近一个月来国际政策的陡变让世界对“民主灯塔”大跌眼镜，根源在于它已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一、政治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符合政治自然法的五点最低要求：（1）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2）言论与新闻自由；（3）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消极平等；（4）自由与公正的周期性选举；（5）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这五点原则可以被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和平稳定，多数公民必须信守这些基本原则，并形成“契约共同体”共守之。

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准流程是：（1）公民通过自由辩论、交流、协商，根据某种多数决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者（主要是议会）；（2）议会根据多数主义程序制定至少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3）议会立法经由政治中立的行政获得忠实和有效执行；（4）如果行政执法违法侵犯了公民权利和利益，那么既可以通过议会监督也可以通过法院裁判加以监督；（5）在少数情况下，如果议会立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法院也可以审查并撤销立法，以防“多数人的暴政”。

以此衡量，美国已不是标准的宪政民主国家。事实上，就连它的法治秩序都已被打破，以上流程的第三、四点已经大打折扣。特朗普派出马斯克和“六小将”为首的“文革小组”，接管了白宫的关键部门，以清除“深层国家”腐败为名扣押资金、解雇人员并停止执行国会通过的立法。法院临时中止了某些“文革”措施，但身为最高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专门领导执法的司法部长竟口出狂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1832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宣称：（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如果说司法判决不能自执行，国会监督也靠不住，因为共和党议员已占据了国会两院多数，对行政分支发生的无法无天听之任之。民主党议员再怎么抗议，也孤掌难鸣。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选民身上。他们因为对民主党执政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有些不满的理由是真实和正当的，而选择了一位种族主义和独裁倾向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显露无遗的总统。如果没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铁杆支持，如果美国社会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可以更少一点，如果更多的选民能够信任职业操守总体上可靠的主流媒体（不论左右，包括Fox新闻等右翼主流媒体），而不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阴谋论，那么特朗普本来不会上台。[2]

换言之，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困局，根源在于“美国契约”破裂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放弃了政治自然法的前三条，成了政教合一、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的支持者。虽然美国宪法还在，剩下的“契约共同体”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有效运行的宪政国家。事实上，“美国文革”进行了一个月，却没有影响特朗普支持率仍然过半，甚至仍有高达70%的美国人认为他在“履行竞选承诺”。[3]

在许多人看来，近代最古老的宪政国家沦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可能性今天已经清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著名笑话，也叫“哥德尔漏洞”：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数理逻辑天才哥德尔逃亡美国，他以证明“不完备性定理”闻名。1947年，他在准备公民身份测试时发现，美国宪法存在漏洞。后来爱因斯坦陪他去法院参加面试，负责考试的法官问他奥地利是什么政体。他回答说：“原来是共和政体，但宪法最终被改为独裁政体了。”这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骄傲地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哥德尔回答：“怎么不会？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4] 其实，这是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假命题：只要是由人建构并维持的政体，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哥德尔预言的“漏洞”已经在美国捅大了，尽管未必是以其原先预见的方式。

二、谁来决定政府的大小

民主的沦陷不是没有缘由的，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起因于对民主的不满，譬如经济萧条、失业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移民剧增、有色人种或少数性别群体的崛起、基督教文化和白人优势的衰落……这些不满聚集起来，结果选出了一位承诺“让人民满意”的民粹领袖。有了底层民意的支持，民粹领袖可以大刀阔斧消灭实现独裁的制度障碍，法治化的官僚体系被描绘为既得利益盘踞的“深层政府”。在美国，这个人是总统，因而他的第一刀自然是砍向自己领导的行政系统。这也正是“深层政府”的主体。

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行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规模都不可与行政相比拟。美国国会两院才535名参众议员，加上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联邦三级法院加起来不到900名法官，加上工作人员也是大约3万人。然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430万人之多，其中文职人员220万（不包括63万邮政人员）、军队210万（其中80万为预备役）。注意，军队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任务特别的公务员而已，因为和所有公务员一样，军人的天职是忠于国家，而国家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因此，无论文武，忠诚对象都是法律而非领袖。总共近500万联邦工作人员中，行政人员占超过98%。各州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各国都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在谈论“国家”或“政府”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行政。

你可以说，政府这么“臃肿”，赶紧砍啊！如果你对民主还存有任何好感的话，还是赶紧把这个话收回去。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雇员、每个部门花多少钱都不是某个领导拍拍脑袋决定的，而是投票选出来的国会每年开好几个月的会，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从美联署到环保局到国防部，美国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规模、经费和存在理由都是经过民主审议和论证的。你是谁？凭什么砍？你也许会说，马斯克牛啊！你看他把私人企业做那么好，让他来砍！但马斯克自己的事做再好，他代表谁呢？只能代表他自己，代表不了美国选民。政府太大确实不好，但砍谁留谁总不能由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人来决定。

国内那么多“自由派”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好处，总以为政府越小越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问题是，即便是在美国也保守派也不会同意裁减警察吧？何况“新政”已经快一个世纪，即便是相对保守的美国也不可能回到政府只做“守夜人”的时代。政府一大，就难免低效甚至腐败，但只要还没有堕入国人熟悉的那种政体，裁不裁、怎么改都是民选议会通过立法决定的事，绝不能任由一群“革命小将”胡来。

那你说，特朗普是选上来的，他不可以决定行政部门的裁员和冻结开支吗？克林顿在任期间还“协议辞退”过40万不到的行政人员呢，何况特朗普开出的条件更好。问题是，克林顿裁员是经过近一年的公开调研和征求意见，最后以国会两党绝对多数通过的。不错，总统权力确实包含了提出年度预算，总统可以“自废武功”，砍掉部门预算。但不论什么预算，都得要两院通过后才能生效。事实上，预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国会立法。现在特朗普当局这么大的动作，征求过谁的意见吗？即便要做也得等到两院通过新的预算立法之后啊！这种故意不执行甚至公然违背国会现有立法的行为是可以构成弹劾的，林肯的继任约翰逊(Andrew Johnson)就差点因此而被弹劾。现在只是因为共和党占了两院多数，才使弹劾在政治上不可行，可见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党执政也不可能实现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那就只能有赤裸裸的人治。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法治确实不发达，政府也小，总统或党魁呼风唤雨；人事任命大行论功行赏的“分赃制”，从国务卿到清洁工，都是他拍板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任人唯亲，不仅效率低，而且很容易滋生腐败。十九世纪末期进步党改革，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现代文官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有一定的决策权，后者就是负责执行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总统要保证团队合作，政务官的任命仍然实行“分赃制”。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亲家为法国大使。这样的任命大概有3000多高级职位，美国比其它民主国家多得多。但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相比，他们仍然是九牛一毛，不足0.1%。公务员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职位的稳定性则受到法律保障。司法部长权力很大，但总统可以随时罢免；司法部的一名普通律师可能卑微得多，但总统看他不顺眼也不能随便开除，而是要有正当理由，而且他还可以向“文官体制保护委员会”乃至法院上诉。美国每年的行政诉讼是巨量的，其中1/3之多都是公务员的维权诉讼。

只有公务员的职务待遇享有相对独立性，才能保证行政执法公正中立。否则，公务员的饭碗掌握在上司手里，那还不是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这类现象，国内自由派应该很熟悉了。美国电影之所以还能经常上演下级挖出上级腐败黑料的故事，现实中也确实偶有其事，就是因为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独立。这是美国行政法治的基石。现在特朗普要摧毁美国的行政中立体制，以便他呼风唤雨，像解雇政务官那样随意解雇公务员，像统治自己的家族那样统治美国，就是要摧毁美国法治，回到十九世纪的“分赃制”，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独裁帝国。

三、美式“文革”能走多远？

既然美国法治基础深厚、行政中立传统悠久，摧毁“深层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最高领袖通过普通群众“砸烂公检法”，用底层来清除不听话的中上层。特朗普的办法是利用外部力量，将“马斯克木马”植入白宫。他任命的财政部长等亲信对“六小将”大开绿灯，任由他们发动“内部革命”，以“反腐”的名义接触政府机密、裁撤行政人员，甚至直接强迫职能部门关门，直到行政系统全体都变成“总统的人”。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法治、民主乃至自由的丧钟即将敲响。如莱维茨基教授指出，政府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为总统一人或一党所用，它们将被用于系统性地削弱反对力量。[5] 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如果公安、检察、税务等政府部门放弃政治中立并为一党服务，那么它们都可以被用来对反对派进行选择性的“查税”、“反腐”或“环保执法”。更不用说现代政府还掌握着特许经营、行政合同、税收减免等众多经济资源，可以用来奖励同党、打击异己。如果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精英和民众都体会到“顺昌逆亡”的道理，那么美国就会加剧向人人恐惧“枪打出头鸟”的“囚徒困境”演变。敢于出来说“不”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徒劳，直至第一修正案成为“有宪法无宪政”的具文。

目前，美国商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已纷纷“跪舔”新政权。一向以借鉴和强势谈判著称的亚马逊以4000万高价，买下第一夫人重返白宫的纪录片授权。特朗普此前起诉好几家媒体“侵权”，一度不了了之，在他当选后纷纷高价“和解”。Meta曾在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后暂停特朗普的账号，据说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2024年11月，创始人小扎进入海湖庄园晚宴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和新总统“从今往后相安无事”，就必须解决这起诉讼。此后，Meta支付了2500万“和解费”。迪士尼旗下的ABC新闻也以1500万，支付了特朗普提起的“诽谤”诉讼。[6] 特朗普难道不是诽谤法必须容忍的“公众人物”吗？他对煽动国会山暴乱难道没有责任吗？这些商界精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并不信任美国法律。在法律和权力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对美国法治来说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还有独立司法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不错，得益于法官终身制，特朗普当局一时还改变不了美国司法的大局。但我更相信汉德法官的名言：当社会整体江河日下的时候，法官也无力回天。事实上，美国司法并非固若金汤。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呈现6:3的保守派优势，在特朗普任期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已经给予总统在任期间的“职务行为”以绝对豁免权，无异于为他打造了违法作乱的护身符。其次，法官和其他高官一样，也是总统提名、参院任命。换言之，特朗普仍有机会任命自己的亲信以改变美国司法的构成。最后，对于坚持原则的法官，当局也可以通过“反腐”调查乃至弹劾恐吓之。弹劾法官的程序要求和弹劾总统一样，成功的难度很大，但只要通过众议院多数启动程序，也就达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

最后的希望当然是周期性选举。如果特朗普当局的胡作非为终于出了大乱、惹了众怒，得罪了自己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将在选票箱前付出代价。两年或四年之后，他们会成为美国人民的弃儿。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有许多变数。已经有“川粉”向特朗普劝进“第三任”，据说他本人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如果他连修宪都敢想，还有什么不敢想的呢？共和党一贯热衷于滥划选区(gerrymandering)，这是出了名的。除了系统性压制反对力量之外，也不能排除通过改变或扭曲选举规则来维持“永久执政”这种可能。到那个时候，政治自然法的五点原则就荡然无存了，美国也就彻底堕落为一个威权政体。

四、美国的希望

我无意把美国的前景说得很暗淡，但特朗普上台不足一月的迅猛进展不能不令人警惕。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美国当下的危机，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美国无疑是有希望的，但它不能有面试哥德尔的那位法官的盲目自信。如果大意，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完全可能在美国发生，甚至以前已局部频繁发生过，只是没有蔓延到美国整体而已。在宪政民主和威权独裁这两极的“纳什平衡”中，美国已开始向另一极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它的宪政制度仍然相对完整。就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宪政民主的希望在于抗争，而美国当下的抗争机会仍足够多、成本仍足够小、反对力量仍足够强大。如果反对派被悲观情绪击倒，那后果只会是江河日下、万劫不复。

美国的“民主灯塔”确实暗淡了，但重新点亮的最大机会仍在于美国自己手里。它仍然有政治自然法的几乎全套资源——相当完整的选举制度、相当中立的行政系统、高度独立的司法、几乎不受限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尽管一部分选民在政教分离、族群平等、政治认知上出了问题，或因为对政治自然法原则重视不够而让一时情绪或短期利益压倒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政治生态没有完全恶化之前，这些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们需要理解，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天选之子”；公然违反宪法的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美式“文革”不会带来清廉或高效，而只会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法治……

只有当这部分人开始觉醒，而觉醒者不放弃抗争，美国的“契约共同体”才能再次强大，美式“文革”闹剧才会结束，而文明世界才能迎来“民主灯塔”的回归。

注释：

[1] 张千帆：“美国契约终于破裂”， FT中文网，2024年11月7日。

[2] 张千帆：“‘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一：族群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FT中文网，2024年12月17日；“‘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后果”， FT中文网，2024年12月20；“‘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三：社交媒体的时代挑战”， FT中文网，2024年12月23日。

[3] Anthony Salvanto et al., CBS News poll — Trump has positive approval amid “energetic” opening weeks; seen as doing what he promised,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approval-opinion-poll-2025-2-9/.

[4] F. E. Guerra-Pujol, Gödel’s Loophole, 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 637-673 (2013).

[5] 史蒂文·莱维茨基、卢坎·韦：“民主的崩溃：通往美国的威权主义道路”，https://news.qq.com/rain/a/20250213A003RU00.

[6] Rebecca Ballhaus, Dana Mattioli and Annie Linskey, How the Trumps Turned an Election Victory into a Cash Bonanza, Wall Street Journal, 1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ections/trump-family-election-cash-bonanza-2f5f8714.

中美印象简报：为应对关税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

快报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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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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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2期

供应商、销售方、消费者，谁该为特朗普给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买单？近日沃尔玛（Walmart）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的消息似乎显示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希望从供应商那里先下手。

彭博社3月6日最先报道，沃尔玛开始与中国的供应商谈判，希望迫使供应商降价以弥补关税带来的压力，从而不给美国消费者增加负担。沃尔玛目前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低价格的做法有点像特朗普之前多次声称的美国消费者不会为关税买单的说法（但他最近也对此观点有所软化，称美国消费者可能也会承担一些短期的痛苦）。

在接受CNBC采访时，首席财务官约翰·大卫·雷尼（John David Rainey）二月底表示，尽管沃尔玛约三分之二的产品来自美国，但公司“不会完全不受”关税的影响。沃尔玛当时还表示，如果特朗普真的计划实施对外所表示的关税，尤其是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沃尔玛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我们在过去七八年里一直处于关税环境中，我们也一直努力应对关税，”雷尼说。“我们与供应商合作，加强自有品牌的建设，并在必要时调整供应链，以利用更低的成本，从而让消费者享受这些节省的成本（带来的低价）。”

雷尼此前曾告诉CNBC，由于关税的影响，消费者价格很可能会上涨，并补充说这对客户来说是“通胀性的”。这篇NBC报道指出，虽然一家公司在从受影响国家进口商品时必须预先支付关税，但企业最终不得不决定如何减轻这些成本——而这些成本通常会转嫁给消费者。

在针对来自中国的关税时，沃尔玛目前首先尝试的是要求中国的供应商降低价格。综合彭博社、路透社、NBC等报道，这家零售巨头已要求部分中国供应商（包括服装和厨具制造商）每轮关税调整中降价最多达10%。这实际上将关税成本的负担转移到了供应商身上。但是，据报道中国的供应商目前还没有答应沃尔玛的降价要求。

据报道，沃尔玛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强调，关税政策的实施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因此供应商需要与沃尔玛共同分担这一成本压力。谈判过程中，沃尔玛采取的策略是与供应商单独进行沟通协商，不同供应商面临的降价幅度要求也有所差异。部分供应商表示，此前虽也有过价格调整，但这次要求降价的压力非常大。由于利润被严重压缩，一些供应商开始考虑调整生产策略，例如从越南等其他国家采购部分零部件，以降低成本。但这也引发了新的担忧，即产品质量可能因供应链调整而受到影响。

沃尔玛的这一策略显然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润空间，将关税的影响降到最低。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沃尔玛长期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而采取低价采购的策略，供应商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任何超过2%的降价都会让它们亏损。据透露，2月初特朗普对中国加征10%关税时，沃尔玛就要求中国制造商降价，之后特朗普威胁将关税增加一倍，沃尔玛又要求供应商进一步降价。沃尔玛的首席财务官布雷特·比格斯（Brett Biggs）曾公开表示，关税政策对沃尔玛的利润率构成了“显著压力”。

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主要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电子产品、玩具、家居用品等。这些商品正是沃尔玛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沃尔玛已经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压力，近年来逐步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比如2023年，沃尔玛60%的商品来自中国，而2018年这一比例高达80%，但是，中国目前显然对于沃尔玛来说仍旧至关重要。

除了要求供应商降价之外，沃尔玛还在积极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沃尔玛正在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商，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制造商，以分散供应链风险。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降低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还能增强沃尔玛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此外，沃尔玛近年来已开始增加对美国本土制造商的采购，并计划到2030年投资3500亿美元支持美国制造业发展。

沃尔玛并不是唯一受到关税影响的零售商。其他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企业，如Target、Best Buy等，也面临类似问题。Target在表示将涨价的同时，声称会把更多采购转移到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西半球国家。

鞋类是最容易受到关税影响的行业之一。根据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大约98%的鞋类产品是在海外生产。因此，运动鞋公司斯凯奇（Skechers）表示，特朗普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正成为公司未来业绩预测中的不确定因素。

“最近宣布的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额外关税影响了我们的市场预期，”斯凯奇首席执行官约翰·范德莫尔（John Vandemore）在2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对分析师表示。“虽然我们尚未完全将这些关税的潜在影响及我们的应对措施纳入以下业绩指引，但应对方案可能包括调整部分生产布局、供应商降价以及调整（商品）价格等。”

生产沐浴与身体护理的公司Bath & Body Works的大部分产品在美国生产，但公司首席财务官伊娃·博拉托（Eva Boratto）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向分析师透露，公司约10%的供应来自中国。因此，该公司在最近在财报中预测全年盈利低于市场预期。

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许多商品的制造仍然依赖中国，大规模转移生产线既昂贵又费时，因此短期内，零售商们只能在供应商、消费者和自身利润之间寻找平衡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消费者最终可能会承担部分关税成本，因为即使沃尔玛设法让供应商降价，供应链上的其他环节（如物流、原材料等）仍会受到影响，导致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这可能会降低消费需求，进而影响美国经济增长。

本期文章推送：

KS Liu：密苏里州状告中国胜诉给中美关系增加了新的变数

中美博弈，无奇不有。美国密苏里州以Covid-19大流行为由，向联邦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卫健委、民政部、湖北省政府…… 竟获胜诉，法官判罚中方245亿美元赔偿。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因此扣押中方在美资产？密苏里州给特朗普政府出了个难题。如果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扣押中方在美资产，势必引起中方的报复性反应，扣押美方在华资产。

美中政策工作组新报告：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

美中政策工作组（Task Force on U.S.-China Policy）是一个由美国顶尖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联盟，以非党派方式分析和参与美中关系相关议题的讨论和研究。该工作组由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s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召集，汇聚了来自全美的中国问题专家。该小组由夏伟（Orville Schell）和谢淑丽（Susan Shirk）共同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和智库研究员，其中许多人曾在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各界美国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

弗里德曼：特朗普替普京说话说明了什么？

编者按：本文是纽时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eedman）2025年2月25日发表的专栏，英文题目是“The Disturbing Ques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Trump-Zelensky Drama”（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纽时中文网次日发表了该文的中文版，题目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代表美国反特朗普阵营的思路，但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支持他们的媒体阵营和精英阶层目前都不能阻挡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国内与外交政策的的颠覆。本站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标题为本站编辑所加。

刘学伟：美国会与中国达成大交易吗?

关于为什么特朗普在欧洲处理俄乌停战时，面对普京的姿态如此之低，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海格赛斯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美国（需要）优先考虑遏制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也认识到资源不足的现实，并做出资源权衡，以确保（对中国的）威慑不会失败，遏制不会失败。” 于是，欧洲这边，你们就只能是好自为之了。

笔者今天想来讨论一下，在太平洋方向，特朗普的新政府，打算怎么做。在这里美国真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增大压力，为把中国的崛起过程彻底打断，再做一次竭尽全力的尝试。第二个是，提前认清，把中国彻底压服已经为时过晚，重打锣鼓另开张，开始考虑“共享太平洋”吧。

KS Liu：特朗普与泽伦斯基决裂的阳谋

分析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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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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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纽时》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羞辱和教训泽伦斯基之后著文说，“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间闹出的这些事，不禁让我对我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疑问：我们是在被一个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傀儡领导着吗？在谁挑起了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必须如何结束这些问题上，这个人会全盘接受俄罗斯总统的扭曲观点。又或者，我们是被一个黑手党教父式的人物领导着吗？他像黑帮家族头目那样，盘算着与俄罗斯瓜分领土。‘格陵兰归我，克里米亚归你。巴拿马归我，北极的石油归你。然后我们瓜分乌克兰的稀土。这才公平嘛。’”（点击这里查看该文。）本站特约作者KS Liu认为特朗普的言行看似”恶心“，但却没有弗里德曼指责的那么离经叛道。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极限施压其实包含着更大的阳谋。

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开矿协议”在白宫谈崩后不久，美国冻结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暂停了军事情报的分享，甚至连马斯克也威胁要切断他提供给乌克兰的“星链”通讯。小泽虽然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但是知道美国的援助不能或缺，很快就放下了身段，向特朗普总统道歉，并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坚强领导”。如今，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又在沙特重新开始了。

这一回，如果美、乌之间达成协议，那么这将是特朗普对乌克兰“极限施压”的又一次胜利。

特朗普希望从欧洲抽身出来，为何又愿意在战乱之中投资乌克兰，难道美国竟如此急需乌克兰的稀土？

彭博社曾经发文称，乌克兰没有“稀土”，只有“焦土”。据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乌克兰问题专家埃琳娜·萨菲罗娃称，“乌克兰的确有一些含有稀土元素的矿床，但它们都没有被开采出来”。法国地质和矿产调查局也表示，乌克兰稀土资源需要进一步的勘探和开发，而这需要大量投资。乌克兰政府曾表示，乌国内已知的稀土金属存在于6个未开发矿床中，对其中最大一个矿床的开发需要投资3亿美元才能启动。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一份报告表示，乌克兰政府关于国内稀土资源的预测是基于“苏联时代对一些难以开采的稀土矿床的评估”，有关乌克兰稀土矿藏的开采难度很高，可能无利可图。何况稀土这种矿产资源，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包括美国自身。

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愿意与乌克兰合作开采稀土，究竟目的何在？难道真如美方所称，是为了给美国纳税公民一个支持乌克兰的理由？

根据网上资料，乌克兰即便有稀土，其70%分布在东部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等地区，目前基本都在俄占区内。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有关合作开矿的协议实际对乌克兰有利。考虑到这些矿产资源的地理位置，美国在那里和乌克兰合作开矿，不仅承认了乌克兰对矿区的主权，也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俄军继续向西扩展。

普京说俄罗斯也有稀土资源，而且很丰富。他知道稀土对美国很重要，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开采，条件是美方解除对俄制裁。

特兰普虽然“拥抱“普京，对普京的这一建议表示欢迎，但既没有认真接受，也没有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就说明，美国的基本立场仍然在乌克兰这一边。

美国甘冒“抛弃”和“出卖”乌克兰的罪名，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同样是对欧洲的“极限施压”，目的是要“北约”的欧洲会员国家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单独承担起支持乌克兰的责任，减轻美国的负担。

从目前欧洲国家对特朗普的反应来看，虽然骂声不绝于耳，但是他们的确在提高自身的国防预算，并且已经表态，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也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甚至有可能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欧洲军”和承担起“和保护伞”的责任。这一切似乎都符合特朗普对欧洲“极限施压”所达到的效果。

特朗普曾经表示，他对允许欧洲国家出资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并提供给乌克兰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减少或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援助，乌克兰仍有可能通过欧洲购买美国武器的方式获得支持。

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他也曾扬言要退出“北约”，尤其是马斯克强烈主张美国退出“北约”，甚至不惜与鲁比奥打嘴仗，但是特朗普至今没有听从马斯克的意见，并没有真退出。

欧洲也离不开美国，自从欧洲切断了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却改为依赖于美国提供的能源。特朗普也改不了商人金钱至上的本性，能有机会发战争财，既卖能源又卖武器，何乐不为？

当前美国对乌克兰和欧洲的“极限施压”，其目标仍然是希望俄乌停火，使美国能从欧洲抽身出来，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太地区。

美国和欧洲之间再怎么闹，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形成的同盟关系，不会成为对抗性矛盾。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互相配合协调下实行的全方位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已经产生了重大压力，这也是对俄罗斯的“极限施压”，其破坏性不亚于战场上的胜负，很可能成为迫使普京接受和平谈判的主要推动力量。

特朗普不惜美国的声名，在椭圆办公室教训和羞辱泽伦斯基，目的不是要抛弃乌克兰，或者与北约脱钩，而是一个一箭四雕的计谋：他要实现俄乌停火，避免俄乌更多美丽的士兵死于非难；他要北约自力更生，承担国防义务；他希望欧洲从美国采购更多的军火；他要全心全意地对付美国更大的威胁—中国。

黄严忠：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

编译

黄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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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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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资深研究员和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黄严忠2025年3月2日在《纽时》发表的时评，英文题目是“America Is Dangerously Ignorant of What’s Going On in China”（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纽时中文网》3月7日发表了该文的中文版。美中双方因意识形态竞争和安全顾虑，对正常的学术交流增加了很多限制。中方领导人常说，要搞好双边关系，美方决策人和精英必须有正确的对华认知，但是中方实施的政策其实限制了美方人员对中国获得客观和正确认知的路径，适得其反。比如，中国政府限制美国非政府组织人员赴华签证的时间和次数就是一个例子。

2022年12月，中国政府突然放弃了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在此之前，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这些措施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痛苦。这完全出乎我和许多中国观察者的意料：尽管我们一直从远处密切跟踪中国的情况，但都没有预料到政府政策会突然出现这种重大改变，这些政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程度。

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国政府将曾经可以轻易得到的信息视为国家机密，对中国政府的行动进行预测已变得更加困难。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把对华政策的重大决定建立在对中国内部动态越来越少的了解之上，这增加了误判的风险。

现在是信息不足的危险时候。对中国技术能力的误解会危害美国的竞争优势。对中国国内社会压力的误读让我们在应对重大的政策变化（如突然结束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上缺乏准备，对中国政府台湾意图的误判可能会无意中引发一场重大的全球冲突。

对于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新冠疫情之前的时代现在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尽管中国对信息的控制一直很严，政府决策一直缺乏透明，但学者们以前仍能去中国访问，查阅档案，与中国同行建立联系，与他们一起做研究。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曾对美国有好处：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机构一直定期（现在依然如此）邀请学者去做情况介绍，在听证会上作证，从他们的研究中挖掘对美国的政策决策至关重要的见解。

后来暴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将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对外国学者去中国进行学术实地研究、与中国官员和其他关系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关闭了国门。虽然政府已解除了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但学者们面临的研究环境已发生了变化：飞往中国的商业航班减少，政府对查阅档案、与受访者交谈进行了新的限制，研究新冠疫情和中国经济放缓等敏感问题的难度加大，中国的总体环境已变得更封闭。

中国政府对敏感数据的小心防范和系统性操纵有增无减，加剧了这一挑战。自201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发布其国防战略白皮书（过去每两三年发布一次），中国限制了一系列关键数据，包括可能提供线索了解中国有多少人死于疫情的信息，中国还于2023年开始限制国际访问一个中国学术论文、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的关键数据库。

冷战期间，美国仍与莫斯科保持学术交流，与当时不同，由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如今与中国的学术和其他接触已不再受青睐。几十年来，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在中美两国之间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学生，直到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暂停了该项目。该项目目前仍处于非活动状态。美国大学正在缩减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今只有大约1100名美国大学生在中国留学，然而十年前有1.5万人。由此产生的信息迷雾迫使西方的中国学者依赖远程分析和公开资源，如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这些方法在预测2022年底新冠政策变化时已被证明是不够的。

在这种氛围下，研究人员被迫大量引用彼此的研究成果，这几乎没有增加新的见解。有些人退回到档案材料仍然可用的历史课题。令人沮丧的信息短缺可能会导致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比如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尚未准备好发动战争，它引发了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严厉批评。一些研究人员回避敏感话题，只是因为可获得的数据有限，或者担心如果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利于中国政府，将来与中国的接触可能会被拒绝。去年，我提交了一份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拨款申请时，项目审查人之一以安全问题为由，建议我将研究地点改到香港——这就像是回到冷战时期，当时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不得不在相对安全的香港拼凑出对中国的不充分了解。

华盛顿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对中国的深入学术了解对美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需要，其重要性甚至可以同军事准备或情报收集相媲美。然而，我们观察中国的窗口正在变得阴云密布。误判是不可避免的：就在卸任前，拜登总统大张旗鼓地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永远不会超过我们”。两周后，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打破了人们对美国科技优势的假设，并引发了全球科技股的暴跌。然而，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模糊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它暂停对外援助的做法威胁到非营利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追踪中国的各种发展，包括商业趋势、人权和社会动荡，以及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和其他潜在的海外恶意活动。

美国可以采取一些重要的步骤。除了保留现有的信息来源外，它还应该发起新的、以中国为重点的重大研究计划。苏联访谈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项目是美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一项合作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苏联移民进行了访谈，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苏联生活的了解。类似的信息也可以从近年来进入美国的创纪录中国移民中收集，并提供给所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人员还需要开发新的方法，来处理他们掌握的往往零散的信息，比如通过人工智能工具，这一努力需要研究基金会的一致支持，最好获得政府资助。

美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重建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以及其所依赖的机构桥梁。至少，这必须包括在中国恢复富布赖特项目和类似的计划，同时确保中国政府作出强有力的承诺，保护得到授权的学术研究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

但华盛顿应该更进一步，寻求在文化、教育和技术交流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外交协议，类似于美苏之间存在过的那种协议，这些协议被广泛认为有助于建立互信，从而加速了冷战的结束。中国已经表示有兴趣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中国领导人于2023年底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接待5万名美国学生，但到目前为止，安全顾虑和紧张的气氛限制了美国的回应。

在《孙子兵法》中，中国军事家孙子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这一古老智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弗里德曼：特朗普替普京说话说明了什么？

分析

托马斯·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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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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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纽时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eedman）2025年2月25日发表的专栏，英文题目是“The Disturbing Ques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Trump-Zelensky Drama”（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纽时中文网次日发表了该文的中文版，题目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代表美国反特朗普阵营的思路，但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支持他们的媒体阵营和精英阶层目前都不能阻挡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国内与外交政策的的颠覆。本站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标题为本站编辑所加。

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间闹出的这些事，不禁让我对我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疑问：我们是在被一个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傀儡领导着吗？在谁挑起了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必须如何结束这些问题上，这个人会全盘接受俄罗斯总统的扭曲观点。又或者，我们是被一个黑手党教父式的人物领导着吗？他像黑帮家族头目那样，盘算着与俄罗斯瓜分领土。“格陵兰归我，克里米亚归你。巴拿马归我，北极的石油归你。然后我们瓜分乌克兰的稀土。这才公平嘛。”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的美国同胞们，还有我们在海外的朋友们，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了。美国一直以来赖以捍卫的那些基石价值观、盟友关系以及真理，如今都已岌岌可危——或者说可以用来买卖。特朗普不只是跳出常规思维，他根本就是毫无章法地思考，对过去激励着美国的真理或规范毫无忠诚可言。

我能理解我们的传统盟友所感到困惑。读一读英勇的苏联异见者、自由斗士纳坦·夏兰斯基在上周所写的那篇悲痛的文章吧：

“当我第一次听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停机坪上的言论时——当他指责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挑起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时——我大为惊诧，”夏兰斯基为网络媒体The Free Press撰文称。“特朗普似乎采纳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论调。他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的一种说法，听起来就像苏联式的宣传：泽连斯基不是一位合法的领导人。这样的话出自普京之口——一个看起来永远不会下台的俄罗斯领导人——会显得可笑。但当美国总统这么说的时候，就令人担忧、悲哀，且不符合常理了。”

这是对特朗普比较温和的一种解读——认为他只是对普京这位俄罗斯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反“觉醒”运动的斗士着迷，而没有运用他所承诺的常理来判断。但还有另一种解释：特朗普并不认为美国的力量是用来拯救那些渴望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的弱者的；他认为美国是来敲诈弱者的。他是个收保护费的。

《华尔街日报》关于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近在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令人震惊的内容。贝森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提议——让泽连斯基签署文件，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乌克兰矿产权益转让给美国，以此作为对美国援助的补偿。

这简直就是《教父》里的场景：“贝森特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要求泽连斯基签字……泽连斯基匆匆看了一眼，说他会和他的团队讨论一下。然后贝森特又把文件往泽连斯基面前推了推。‘你真的得签了这个。’财政部长说道。泽连斯基说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不签，‘华盛顿那边的人’会非常生气。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说他收下了文件，但没有承诺会签字。”

整个事件再次向你表明，当特朗普身边不再有缓冲的力量而只有附和他的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贝森特是个精明的投资者，他肯定知道，乌克兰总统不可能在不咨询他的律师、议会或民众的情况下，就随便签一份转让数千亿美元矿产权益的文件。但这位财政部长觉得他必须执行特朗普的命令，不管这命令多么恶劣或荒谬。如果总统想清空加沙地带，把它变成一个赌场，那你就得去推销这个想法。在战争期间敲诈乌克兰？那你就得这么干。

一个正经的美国总统会认识到，普京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利，我们应该加以利用。正如《经济学人》上周所指出的，俄罗斯“大部分的‘战果’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取得的。2022年4月从乌克兰北部撤军后，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19.6%的领土；其伤亡人数（死亡和受伤）可能达到了2万人。据英国方面估计，如今俄罗斯控制着19.2%的领土，而其伤亡人数已达80万。……俄罗斯库存的7300辆坦克已经损失过半。剩下的那些坦克里，只有500辆能迅速修复。到4月，俄罗斯的T-80坦克可能就会消耗殆尽。去年，它损失的火炮系统数量是此前两年的两倍…… 将资源从生产部门重新调配到军工综合体，已经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利率达到了21%。”

如果这是在玩扑克牌，普京手里握着一对2，却虚张声势地要押上全部赌注。而特朗普没有拆穿普京，反而说：“我还是弃牌吧。”

特朗普没有团结我们所有的欧洲盟友，没有加大对普京的军事压力，让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接受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提议”。他完全走在相反的方向。在联合国，他拒绝与盟友们一起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与朝鲜这样的国家投了相同的票，从而使我们与盟友产生分歧，并且还发起了一场充满谎言的运动，试图诋毁泽连斯基而不是普京的合法性。

除了谎称是乌克兰挑起了战争，特朗普还宣称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实际上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57%，比特朗普的支持率高出13个百分点），还说泽连斯基是个“独裁者”，应该举行选举。与此同时，他对普京却是毫不追究——普京判处总统之位的头号竞争对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总共28年监禁，让他在北极的一个地狱般的地方服刑，最终在那里离奇死亡。

显然，泽连斯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签署某种荒唐的矿产协议，尽管特朗普要求的金额是美国给乌克兰的约1200亿美元军事、人道主义及其他财政援助的三到四倍——而乌克兰人正是用这些援助来抵御俄罗斯侵略者，保护西方的。

整件事都太可耻了。实际上，特朗普是想通过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件事从乌克兰人身上获取好处，同时不要求普京赔偿，也不承诺美国未来会保护基辅。正如白宫明确表示的那样，“与乌克兰达成的这项经济协议不会成为未来为战争提供援助的保证，也不会包括美国向该地区派驻任何人员的承诺。”

我不反对美国在战后要求我们的公司优先获得对乌克兰自然资源的投资，作为对我们援助的感谢。但是现在就这么做，而且没有安全保障作为回报？唐·柯里昂都不好意思提这样的要求。但唐·特朗普好意思。

特朗普完全看错了普京。他认为普京只需要一点积极的关注，一点理解，一点对他安全需求的关心——一个拥抱！——他就会签署特朗普非常渴望的和平协议。无稽之谈。俄罗斯问题专家、广受好评的《骑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及其战争用途》(Riding the Tiger: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Uses of War)一书的作者莱昂·阿隆告诉我说：普京并不是在寻求“乌克兰的和平”。他寻求的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胜利，“他在国内就非常脆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会为和平做任何事，普京的独裁政权则会为胜利做任何事。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阿隆还说，改变的方法是向普京发出信号：面对普京的下注，西方盟国不但会跟，而且还会再加上一注——“不要中伤一个英勇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在为维护欧洲的完整和自由而战。

我们应该支持乌克兰人争取最好的协议。它很可能必须包括：停火，这样才能承认普京对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暂停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前提是俄罗斯将其进攻性军队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离。作为回报，普京必须接受欧洲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并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让乌克兰拥有自由和主权，由美国提供支持，以保证普京的军队不会返回乌克兰，此外，俄罗斯不得干涉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坚持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基辅目前正处于这一谈判进程之中。我希望俄罗斯人每天看着乌克兰，看到的是一个繁荣的、斯拉夫的、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自己生活在普京的斯拉夫盗窃独裁统治下。在我看来，整场战争从来都不是普京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普京真正害怕的是乌克兰加入欧盟。

一位只能私下谈论，无法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学者在莫斯科对我说，普京的团队把特朗普的团队视为一辆小丑车，里面全是业余选手——他们很容易成为精明而冷漠自私的普京的最终目标：“MRGA——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并让美国再次不那么伟大）。”他还说，普京的长期目标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局面，使美国成为“同等大国之一”，专注于西半球，从欧洲和亚洲撤出军事力量。普京认为特朗普是他手中的一件钝器，让他可以“管理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落”。

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点头娃娃会意识到这一点吗？也许吧，也许等到来不及的时候会醒过来。

KS Liu：密苏里州状告中国胜诉给中美关系增加了新的变数

快报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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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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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无奇不有。美国密苏里州以Covid-19大流行为由，向联邦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卫健委、民政部、湖北省政府…… 竟获胜诉，法官判罚中方245亿美元赔偿。

这一奇案需要从头说起：

2020年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艾瑞克·施密特向密苏里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提起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

起诉状指控中国政府、中共和其他中国官员及机构，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抵赖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从而导致密苏里州遭受生命和经济的损失。

起诉状称： “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染性撒谎，噤声了举报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这种疾病的传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起诉书强调：“在最初爆发的关键几周之内，中国当局欺骗了公众，压制了关键信息，逮捕了举报人；在证据越来越多的同时，否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破坏了关键医学研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暴露于病毒之中，甚至还囤积个人防护设备，从而导致了一场本来不必要和可预防的全球大流行。”

起诉状指控说，到12月下旬，中国卫生官员已经有了人传人的明确证据；但是，他们直到12月31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中国当局确实将疫情告知世卫组织时，他们否认了人传人的可能性。

此外，该指控状还指出，到1月13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病毒传播到泰国。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他们开始在未通知公众的情况下，将新冠病毒视为严重且具有传染性的病毒。在此期间，上百万人进出武汉，数千人被感染，使得全球爆发几乎不可避免；1月16日，在武汉还举行了一场有40,000人参加的“百家宴”。中国政府直到1月23日才采取行动来遏制疫情，不过已经为时过晚。

密苏里州的起诉状避开了有关“病毒起源”的争议，指控的焦点是中国造成并加剧了COVID-19大流行病，特别是阻碍了诸如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和出口。

根据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美国法院一般不受理针对外国政府的诉讼，因此一度传出密苏里州对中国政府的诉讼被美国联邦法院驳回的消息。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今年1月传出消息，密苏里州的联邦法院不仅受理了该州对中国政府的控告，而且还开了庭。

3月7日，密苏里州的联邦法官作出判决，密苏里州胜诉，中方须缴纳罚款244亿8882万5457美元，并从当日起按3.91%计息。

同日，州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新闻如下：

“今天，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获得了一项历史性的 240 亿美元判决，指控中国共产党释放 COVID-19 疫情——这是密苏里州历史上最高判决的六倍。

贝利总检察长表示： “这是密苏里州和美国在追究中国向世界释放新冠病毒大流行责任的斗争中取得的里程碑式胜利。中国拒绝出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逃脱了造成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经济破坏的罪责。我们打算通过扣押包括密苏里州农田在内的中国拥有的资产来收回每一分钱。”

联邦法院裁定，密苏里州“已通过令法院满意的证据确立了这一损害赔偿要求”，证明中国造成并加剧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伤害了密苏里州人民。该裁决是在前司法部长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tt) 于 2020 年起诉中国共产党在疫情期间阻碍关键医疗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装备）的生产、购买和出口之后做出的。

密苏里州现在将采取行动收取 240 亿美元的判决金额，并且如有必要，将与特朗普政府合作，识别和扣押中国拥有的资产——这是保护密苏里州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一步。”

以上判决是否会引起美国其它各州的连锁反应？有待观察。

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因此扣押中方在美资产？密苏里州给特朗普政府出了个难题。如果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扣押中方在美资产，势必引起中方的报复性反应，扣押美方在华资产。

KS Liu：台积电在美国建厂是对台湾的安全釜底抽薪吗？

其他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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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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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柯伯吉（Elbridge Colby）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中说：“台湾的沦陷将是美国利益的灾难。“ 这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那就是”台湾有事即美国有事！“

为什么台湾对美国的切身利益如此关系重大？

原因很简单，台湾的台积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市场占比高达90%，这些芯片不仅大量应用在智能手机中，也大量应用在人工智能和尖端武器中。

世界各国高科技行业严重依赖台积电的供货，不仅美国是如此，日本、欧洲也是如此。，这种依赖正是各国高科技行业的“软肋”，也是“国家安全”的软肋。世界各国都希望台积电到他们国家去设厂生产先进制程芯片。

2017年，特朗普1.0期间，台积电已经决定投资100亿元，在美国建立一个晶圆工厂。2022 年，前总统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在该法案的激励下，台积电决定将投资额增加到650亿美元，建设三个工厂，因此获得了拜登政府 66 亿美元的直接资金和 50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特朗普对台湾的芯片行业似乎充满敌意，他一再声称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他和拜登一样，很需要台积电来美国设厂，但是他却批评拜登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荒谬”。他的办法是威胁外国芯片进入美国市场时将面临25%至100%的高关税，而美国是芯片的最大市场。

新上任的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同样表示，“他们大规模地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们想避免关税，如果他们不在这里（生产），他们就必须承受关税。”

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上台后不几天，来访的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家就和特朗普共同宣布，台积电将在美国增加投资1000亿美元，增加3个制程更先进的代工厂，总投则将增加到1650亿美元，除了使台积电在美国的代工厂增加到6个，还增加了两个先进的封装设施和一个大型研究和设计 (R&D) 中心。台积电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外国直接投资，而且新增的投资没有以美国政府的资助为条件。

特朗普很得意地宣布，对于台积电的新增投资，美国政府不需要花费一分钱。

特朗普用关税为武器，如此“咄咄逼人”，却引进了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更先进的技术，这不能不令人乍舌称奇。

如今，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晶圆厂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大批量生产4纳米 (4nm) 芯片，用于英伟达（ Nvidia）最先进的图形处理单元（GPU）。第二家晶圆厂将于 2028 年投入运营，旨在生产 2纳米和 3纳米芯片。

特朗普声称，台积电的投资，加上三星等公司计划的投资，可能使美国占据全球芯片制造市场的 40%。

台湾人很清楚，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依赖台湾的芯片供应，使各国都希望台湾海峡保持现状，不要发生战乱。这正是台湾所需要的“安全保障”。

台积电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引起了台湾人的恐慌，他们觉得美国在“掏空”台湾。他们认为，当美国不再依赖台湾的芯片制造业，美国就可能放弃甚至出卖台湾，就好像现在美国放弃乌克兰那样。

这也是台湾试图将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留在台湾的原因。台积电一直坚称其研发只在台湾进行，最先进的芯片也将在台湾制造。

但是3月3日魏哲家和特朗普联合宣布1000亿美元的新投资计划时，魏哲家声称：“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将在美国制造。” 这一宣布令台湾人感到恐慌。

媒体称，台湾的国民党正试图煽动这些担忧。国民党立法委员傅昆池问道：如果台积电在美国生产先进半导体，“保卫台湾的圣山不复存在，台湾的安全何在？”

美中政策工作组新报告：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

快报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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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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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备受瞩目的美中政策工作组发布了今年的政策报告。中美印象翻译了该报告的执行摘要，以飨读者。今年的报告由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和前外交官华自强（Rick Waters）担任主笔，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评论。点击这里阅读报告的原文。】

美中政策工作组（Task Force on U.S.-China Policy）是一个由美国顶尖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联盟，以非党派方式分析和参与美中关系相关议题的讨论和研究。该工作组由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s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召集，汇聚了来自全美的中国问题专家。该小组由夏伟（Orville Schell）和谢淑丽（Susan Shirk）共同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和智库研究员，其中许多人曾在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各界美国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

执行摘要

在本政策备忘录中，我们提炼并综合了工作组成员在多次讨论中形成的关键见解。本文的建议旨在加强美国领导地位，维护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并推动一项可持续的长期战略，以应对美中竞争。

中国政府面临严重的自身国内问题，其程度比大多数外界人士所认识到的更为严峻。尽管习近平依然坚定不移地推进在地缘政治野心、高科技自给自足以及政权安全方面方面的工作，但他仍有意愿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内部困难为双方在诸多双边问题上的谈判创造了机会。
谈判可以从贸易和投资领域入手，并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国承担更大的地缘政治责任、对其亚洲邻国保持克制，以及减少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干涉。阶梯式推进的方法比“一揽子协议”更可行。
美国应采取分阶段、针对性的方式，结合经济压力与积极激励措施，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杠杆作用，同时避免升级为贸易战。
通过谈判向北京提供明确的选择，即“竞争性共存”还是“深化对抗”，这一策略将引起中国国内许多人的共鸣，并增强美国在盟友、合作伙伴及其他国家中的影响力。当前的外交努力可以加大国内对习近平的压力，促使他调整政策、稳定美中关系，并为其继任者未来采取更加务实的路线奠定基础——即便他本人不愿如此。
科技限制应基于风险评估，定期进行重新评估，并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保持一致。吸引人才、高等教育合作和科技外交有助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对投资和人才流动的限制应确保国家安全，同时避免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或阻碍有益的科学合作。在美中谈判中，最复杂的挑战之一在于确定现有或未来的技术限制是否应纳入讨论范围。
在解放军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下，加强威慑能力和台湾目前处于弱势的作战能力是当务之急。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暗示会放弃台湾或其他盟友，以换取与中国的任何协议。
美国应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在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同时在某些适当的区域事务上选择性地与中国接触。在与中国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削弱美国的优势或降低全球地位。
尽管美国政策不太可能改变解放军现代化的轨迹，但近期的发展表明，中国可能愿意就有限的风险降低问题进行对话。
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政策及其为争取支持所做的努力，需要持续的对抗力量。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国内政策影响有限，但必须坚决反对其向境外输出威权主义做法的企图。

以下为该行政摘要的英文原文：

In this policy memo, we distill and synthesize key insights that emerged from many discussions among the Task Force members. The ensuing recommendations aim to reinforce American leadership, safeguard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romote a sustainable long-term strategy for managing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ces significant self-inflicted domestic problems, which are more severe than most outsiders recognize. While Xi Jinping remains steadfast in his geopolitical ambitions, pursues high-tech self-sufficiency, and focuses on regime security, he has an interest in stabilizing relations with the U.S. China’s internal difficultie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negotiation on various bilateral issues.
Negotiations can begin with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extend step by step to broader issues including China’s assuming greater geo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exercising restraint toward its Asian neighbors, and curbing interference with critical U.S. infrastructure. A laddered approach is more feasible than a “grand bargain.”
The U.S. should introduce economic pressure and positive incentives in a phased and targeted manner to achieve negotiating leverage while avoiding escalation to a trade war.
Negotiations that offer Beijing a clear choice between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and deepening contestation will resonate with many inside China and strengthen U.S. standing among allies, partners and other countrie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taken now can increase internal pressure on Xi to moderate his policies, 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 and set the stage for his successors to pursue a more pragmatic course—even if he does not.
Technology restrictions should be risk-based, periodically reassessed, and aligned with U.S. interests and those of its allies. Attracting talents,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science diplomacy enhance U.S. competitiveness. Restrictions on investments and talent flows should take care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without eroding America’s technological edge or hindering benefici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challenges in U.S.-China negotiations is determining whether existing or future technology restrictions should be open for discussion.
Strengthening deterrence and Taiwan’s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is an urgent priority amid rapid PLA modernization. At no point should Washington suggest it would abandon Taiwan or other partners as part of any bargain with China.
The U.S. should increase security,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with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hile selectively engaging China in some appropriate regional initiatives as 5 well. We must be vigilant not to squander U.S. advantages or weaken our global standing in ou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ile U.S. policy is unlikely to alter the traje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moderniz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suggest China may be open to limited discussions on risk reduction.
China’s policies in Xinjiang, Hong Kong, and Tibet, and its effort to build support for them, demand a sustained counterforce. While the U.S. has limited ability to influence China’s domestic policies, it must firmly oppose efforts to export authoritarian practices beyond China’s borders

贝莱德收购巴拿马港口李嘉诚“迫不得已”出卖

分析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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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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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就职典礼中，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表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此后，这个在美国媒体中根本不太被提起的名词，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这期间，特朗普还不断加码，称不排除用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不仅如此，他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在多个场合高调称中国在运营巴拿马运河。

几周之后，巴拿马运河的命运有了一个转折。

在3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称一个美国投资公司将收购巴拿马运河的运营权。很快，媒体曝出华尔街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公司（BlackRock）是这桩生意的幸运儿。

据彭博社的报道，在听到特朗普表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后，贝莱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urence D. Fink）就开始行动了。他在数周之内，与白宫取得了联系，商讨如何“收回”巴拿马运河。

芬克的提议是贝莱德收购巴拿马运河两侧的港口，这样就做到了将其转移到美国手中的目标。如此一来，美国就无需通过武力夺取这条运河。

据悉，根据收购协议，贝莱德旗下的一个投资集团将以约190亿美元的价格从和记黄埔手中收购巴拿马运河沿岸两座港口以及另外40多个位于其他国家的港口。分析人士表示，这笔交易大大缓解了巴拿马的压力。

《纽约时报》称，“这笔交易也表明，随着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美国企业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这让人回想起华尔街银行在拉丁美洲曾经拥有的巨大权力。”

据悉，贝莱德的这笔交易包括同意以约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香港和记黄埔在巴拿马拥有的两座港口——巴尔博亚（Balboa）和克里斯托瓦尔（Cristobal），以及另外40多个位于全球23个国家的港口。这些港口分布在墨西哥、荷兰、埃及、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地，但交易不包括中国境内的任何港口权益。

这笔交易必须得到巴拿马政府的批准，但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是一笔“基于共同利益的私营企业之间的全球交易”，似乎有意淡化其地缘政治影响。

特朗普的运河情结与美国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多次表示希望美国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并批评1977年吉米·卡特总统签署的条约“愚蠢地”将运河控制权移交给巴拿马。他还抱怨运河收费过高，并声称中国在运营运河，尽管巴拿马政府多次否认这一说法。

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特德·克鲁兹（Ted Cruz）也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利用或封锁运河通道的担忧，称这些港口“为中国提供了随时采取行动的观察点”，并认为这种情况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风险。

贝莱德通过其子公司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进行这笔收购。该公司是贝莱德去年以近130亿美元收购的，专注于港口、机场和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投资。贝莱德此举被视为其扩展传统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一步。

据知情人士透露，贝莱德高管，包括首席执行官劳伦斯·D·芬克和董事会成员阿德巴约·奥贡莱西（Adebayo Ogunlesi），在过去几天内向特朗普总统、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务卿鲁比奥等人通报了这笔交易。特朗普政府对此表示支持，显示出美国在“美国优先”政策下对全球基础设施控制的重视。

和记黄埔的政治压力与李嘉诚家族的退出

和记黄埔由亚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李嘉诚家族所有。该公司自1997年以来一直运营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并于2021年获得了25年的无竞标延期运营权。然而，近年来，李嘉诚家族感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巴拿马运河的持股问题上。

2023年1月，巴拿马法院受理了两名律师对和记黄埔港口特许经营权的违宪挑战。尽管律师诺曼·卡斯特罗（Norman Castro）表示这是个人行为，但外界猜测这可能是美国推动的步骤之一，旨在为美国公司接管铺平道路。

巴拿马的地缘政治博弈

巴拿马当局承诺对和记黄埔进行审计，以核实其是否如实报告收入、付款和对国家的贡献。2023年1月21日，近十名审计人员进入该公司办公室开始工作。穆利诺总统表示，审计将继续进行，并将帮助确定政府与港口特许经营商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2月初访问巴拿马，要求巴拿马减少中国对运河的影响，否则可能面临美国的报复。随后，巴拿马退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北京的强烈谴责。

这笔交易不仅缓解了巴拿马的政治压力，也标志着美国企业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下的全球扩张。贝莱德通过此次收购获得了对全球43个港口的控制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

对于巴拿马而言，这笔交易可能意味着其在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找到了暂时的平衡点。然而，随着美国对全球基础设施控制的加强，巴拿马运河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贝莱德收购巴拿马港口的事件，不仅是商业交易的典型案例，更是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力量交织的缩影。随着美国在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在未来继续上演，而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航运的关键节点，其战略价值将愈发凸显。

以上报道综合纽约时报、彭博社、美联社的报道。

有关巴拿马运河的一些历史事件：

巴拿马运河位于美洲大陆中部，纵贯巴拿马地峡，是一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船闸式运河，素有“世界桥梁”的美誉。运河全长81.3公里，最窄处为152米，最宽处为304米。从运河中线向两侧延伸16.09公里的地带为巴拿马运河区，总面积达1432平方公里。

早在1524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就曾建议制定巴拿马运河方案以缩短航程。1879年，法国组建了巴拿马洋际运河环球公司，并于次年动工开凿巴拿马运河。然而，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此项工程被迫于1889年中止。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军事和经济意义重大，决定接手该项目。1903年，美国通过支持巴拿马独立，与巴拿马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并以一次性支付1000万美元、9年后每年再付租金25万美元的代价，取得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和运河区的权利。

1904年，运河动工开凿。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几十万劳工参加了运河开凿工程，其中包括近万名从中国被招至巴拿马的华工。

1914年8月15日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美国东西海岸间的航程缩短了至少14800公里。但运河的开凿通航使巴拿马丧失了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为废除不平等的“美巴条约”和收回运河区的主权，巴拿马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7年9月，美国被迫与巴拿马签订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经营的条约》。根据条约，1999年12月31日起，巴拿马将全部收回运河的管理和防务权，驻在运河区的美军将全部撤出。

1999年12月14日，美国向巴拿马政府移交运河主权的仪式在巴拿马运河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举行。至此，这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黄金水道”回到了巴拿马手中。

随着世界贸易活动以及货运量的大幅增加，巴拿马运河通航条件已不能满足需求。2006年4月，巴政府正式提出总投资为52.5亿美元的运河扩建计划。根据计划，新建船闸可让更大型的船只通过。扩建后，每年将有1.7万艘船只通过。

2007年9月3日，巴拿马运河正式开始扩建，包括在运河两端各修建一个长427米、宽55米、深18.3米的三级提升新船闸和配套设施，拓宽并挖深加通湖至库莱布拉之间的蛇形航道。扩建后能通过的最大集装箱船的运力在1.3万标准箱，是过去的2倍多，运河的货物年通过量也有望从现有的3亿吨增加到6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