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煮天下  来源：煮天下

当我们自得于某些人用打嘴炮、diss、battle所带来的酷炫感时，有没有想到，被民意裹挟的战狼式外交，带来的实际收效到底有多大呢？ 

一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本轮国际性反华潮正愈演愈烈，很显然已突破了“甩锅”的逻辑，而变成了对中国的制度围攻。在这一话语逻辑下，中国式抗疫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被描绘为“邪恶的集权制度带来的成功”，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抗疫中的表现则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困境”。

因为有了这一制度性的粉饰，所有的抗议、追责、索赔、围攻，包括推动“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等等，都可以统一装进“自由VS威权”这个话语体系的篮子里。这个篮子一旦贴上制度的标签，立马在西方上层就会形成新的共识，成了一只百宝箱，什么都能装，且百试不爽。 

不要觉得美、英、法、德、加、日等国已经发生了分化，一旦被引导到“自由VS威权”的制度篮子里，所有深受疫情所害的国家，都有可能在疫情相对平稳后掉转矛头、一致对准中国，指责中国在疫情暴发前期隐瞒、拖延，指控中国是病毒“源头”。

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治理成效所致，这几乎就是人性使然。所以这股反华潮，来势可能像疫情一样凶悍。

马克龙此时的话也许很有代表性。当被问及疫情处置是否暴露出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时，马克龙称，信息自由流动、公民可以批评政府的国家与“真相被压制的国家”之间没有可比性。他说，尊重“中国的选择与现状”，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好得多”。

再来看《纽约时报》的分析：“有些西方人开始反思和加强政府能力的建设，钟爱大政府，但若中国借此疫情把自己的价值观打造成普遍适用版，把中国塑造成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乃至和美国争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则无疑会遇到西方国家的强力阻击。这次疫情会使得中国和西方之前的隐形对立显著化。”

这轮国际攻势，目前看还只是特朗普、蓬佩奥等个别死硬政客及某些反华舆论对中国的抗疫围剿，但将来大概率将成为西方政要对中国的群起围攻。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

是准备了好几个工具箱，还是像现在这样，在一个箱子里装满了火药？ 

二

在上一篇《外交官应该学会说“人话”》里，煎炸君已经分析过，中国外交这两年“战狼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战狼式”外交官也越来越多，大家比着说狠话、说硬话。如果比斗嘴，我们肯定没输；但这些狠话硬话，除了振奋某些国人的肾上腺素之外，究竟收效几何呢？看看今天日益凶险的国际舆论环境，应该自有答案。

你越“战狼”，就越容易被装进那个篮子里，成为“威权话语体系”的又一张标签。

这里不提战略，只提外交话术。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否有过失分，分又失在哪儿了呢？

矛盾

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背道而驰”。这是针对美国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严格限制措施所说的。

一个多月以后，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再次表态，“遗憾的是，就连美国的许多媒体和专家都认为美方浪费、挥霍了中方争取来的宝贵时间”。这是针对特朗普公然把病毒诬为“中国病毒”所说的。

虽然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题，但如果把时隔一个半月两位发言人的话放在一起看，很容易让某些反华势力抓住破绽，中国到底认为美国是“反应过度”呢，还是“反应不足”呢？略显自相矛盾的表态，很容易被人扣上中国只顾自身利益、蛮不讲理的屎盆子。

每一次的外交表态，往往都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具体现象或者外国记者的某个具体指控而来，更多的带有即时性特点，但其中隐含的我国外交立场及其政策表述，应该始终是连续一贯的。

外交官态度有差异、风格有区别自然难免，但对外发声需要立场统一、逻辑自洽，说话时有时确实需要说一步想三步，没想好宁可先不说，切忌把话说绝、把路堵死，以免顾此失彼、不能自洽。

滥情

媒体常常绘声绘色地描绘发言人的讲话，对里面的“成语大全”赞不绝口，比如这句：“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看到一些人不负责任地散播谣言、制造恐慌。我不知道这些人发表荒谬无知、耸人听闻的言论目的是什么，是哗众取宠，还是欺世盗名？”

又如，在提到某位外国政要无端干涉中国内政时，发言人放了一串成语连珠炮：“自作多情、痴心妄想、颠倒黑白、厚颜无耻、自不量力、信口雌黄、不思悔改”。

外交需要明暗两手的博弈和妥协，而不单是表面上的打嘴炮，新闻发布会切莫变成“成语大会”。汉语里有很多对仗工整、自带感情的四字成语，用在文章和演讲中，可以极大地增强感性色彩、凸显个性魅力；但在外交场合，滥用浮夸辞藻却容易弄巧成拙。

首先，翻译问题。不仅仅需要“信达雅”，关键是，如何能确保“自作多情、痴心妄想、颠倒黑白、厚颜无耻”这些辞藻翻译成外语后能准确适度、不失客观地表达中方的真实意思？如果直译，立场固然可以清晰表达，但真实意思却很有可能跑偏。

其次，情绪问题。以上这些成语，都蕴含了极其强烈的情绪色彩和是非判断，在外交场合需要用好更要用巧，适可而止，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即可。一通劈头盖脸、喷薄炽烈的成语下来，反而容易被外媒扣上“意气用事、虚张声势”的大帽子，再给国内的民粹烈焰多添一把柴。 

自得

西方政要的“中国病毒说”固然要批驳，但怎么批、如何驳，需要智慧，而不是不过脑子一通乱喷。比如，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说‘中国制造有毒’，那么请说这种话的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不要戴中国制造的口罩，不要穿中国生产的防护服，不要用中国出口的呼吸机，以免染上病毒”。

这样的表态，打分是不及格的。我们的外交战太像小孩儿拌嘴吵架，你说一句我必得回一嘴，斤斤计较，意气用事，“有本事别用我的”，这不是典型的小孩儿思维是什么？另外，这种表态给人（包括国内民众）的观感是，我们以抗疫胜利者和道义至高点自居，有一种“施恩天下”的洋洋自得。

今天的全球化，中国与世界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塑造我、我塑造你的态势，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是本轮全球化的深度受益者。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潜在领导者，不该把自己置于弥赛亚式的“救世主”位置。用“别用我的”说话，气量小了。

另外，我们倡导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在这一共同体中，所有的“好人”“坏人”、所有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在一条船上，所以，想要完全以道义和好恶为标准，让“好人”留下、让“坏人”下船，我们不仅没资格，也根本做不到。

还有很多类似的表述，比如中国抗疫给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等等，同样值得商榷。这不但有一种“过来人”等你“抄作业”的自得，也很容易留下中国就是病源国的话柄。外交话术如果不经仔细斟酌和权衡，就很容易授人以柄。

进套

兵者，诡道也。外交战中不乏“设套”，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挑起的“病毒源头论”。

3月12日，赵立坚在推特指控，“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事后看，这是个大炸雷，主动“轰炸”的同时，也劈到了自己。

从第二天开始，中国外交界重量级人士，如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其他发言人等就开始轮番公开澄清，“新型冠状病毒源头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此有着明确、一致的意见，即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和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

对赵的行为动机自然可以有多种理解，如“鸽派鹰派说”“红脸黑脸说”等等，对其效果也有多种评价。有人认为，中方的“硬刚”，相当于在中美外交战和舆论战中主动扔了块石头、设置了议题，让人看到了中国外交的棱角和鲜明风格。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赵立坚挑错了议题，直接对准疫情当中最敏感复杂、最需要专业探求、最不需要外交交锋的领域下口；还有就是开了个头，将病毒直接与某个国家相联系。我们反对“病毒政治化”，但自己无形中点着了这把火，最终烧向自己。

从结果看，赵下的是一步“臭棋”，中国用更多的解释澄清换来了更多的凶恶反扑。我们设了个套，但不小心，自己也中套了。

三

中国外交“战狼化”，有个必须正视的原因，就是搞错受众。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到底是对谁讲的？对国内民众吗，当然。对国外政要吗？肯定也是，我们的公开回应，包括对那些不实之词的谴责和反击，对准的就是某些政要。但这不是全部，我们的外交话语，更大的受众是外国民众。

如何将对外国政要（包括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和对外国民众的话统一到一个话语体系里，用一种统一的、所有人都听得进去也接受得了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今天中国外交的一个大课题。

有些人，比如蓬佩奥，你越骂他他就越嗨，你还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服务于他的国家战略，还有他的领导、他的选民；但有些人，我们战狼式的语言越多，可能就越会引发他们的排斥和反感，没准就真把他们推到另一边去了。

总之，外交不是“自说自话”“自唱自嗨”的独角戏，外交所面对的受众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外交更不能成了你骂我我骂你、好勇斗狠拌嘴斗气的庸众狂欢。

中国越强大，国际环境就越复杂，“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的态势势将持续很长时间。这段时间，恰恰与中国国力更趋强大、与中国举国动员的“大一统”体制更趋坚固、与中国“战狼一代”“小粉红一代”更趋成长壮大重叠咬合在一起，导致中外发生的每一次碰撞和摩擦，引发的民意张力都可能被无限拉大，甚至扭曲变形。

外交作为内政的延a续，如果不能自始至终以清晰的目标和清醒的姿态超越民意之上，拥有充裕的运筹回弹空间，而是受民粹裹挟，沉浸自嗨于民意喧哗之中，我们就真的可能陷于孤芳自赏、闭目塞听。

战狼式民意，与战狼式外交，都是有害无益。

来源时间：2020/5/1   发布时间：2020/5/1

旧文章ID：21540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编者按：本文于2020年5月1日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点击这里查看作者提到的坎贝尔和多西的文章。点击这里查看王文题为“美国世纪（1941-2020）”的文章。】
  三月份以来，新冠疫情在欧洲与美国加速蔓延，美国尤其成为重灾区。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此次疫情中应对不力，不仅没有在世界上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成为受疫情冲击最厉害的国家，其威信与实力都受到巨大冲击，疫情后的世界领导力会受到极大削弱，甚至可能开始逐步让位于抗疫效果良好、并已经开始对外提供帮助的中国。

这种观点，以美国《外交》杂志前不久发表的坎贝尔与多西的文章为代表。该文并未做这种断言，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及其发生的一些条件。但这种观点在网络上受到部分中国民众的追捧。一些民众甚至完全忽略了原文提出的前提条件，认为这一趋势必然发生，甚至认为疫情将导致全球“去美国化”。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完全是误判形势：美国此次疫情应对失策是政府问题而非体制问题，美国的领导威信与领导实力都不会由于疫情受到严重削弱。

（一）美国的应对失策是政府问题而非体制问题

美国此次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的应对失策，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媒体的长篇报道，反对派的众多批评，专家学者的访谈，对此都有详细分析，包括：粗心大意，低估了病毒的传染性与危害；只关注了对中国的正面防控，而没有注意防范从欧洲转输的疫情，“马奇诺防线”从后方被攻破；过分关注政治争斗，将疫情警报指责为反对派的政治操作；等等。此外，民众的大意与不配合，也是政府应对失策之外的重要因素。

但是，美国政府的应对失策问题，属于特朗普政府的认识问题与工作失误，而不能归结为美国体制的失败。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教授也指出了这一点。相反地，美国体制的强大之处之一，就在于其及时的纠错能力。现在，疫情已经引起美国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紧急状态已经被启动，各项战疫措施快速到位，包括加强病毒感染的检测与隔离、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加紧防控物资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加上美国强大的医疗科技实力，战胜疫情是迟早的事情。

相比之下，中国疫情早期失控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全部原因） –对八名“吹哨”医生的惩罚，则带有鲜明的“维稳”考量与体制色彩。笔者在《中国应改变“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联合早报》，2020年3月17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而有关部门对李文亮医生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以及某些地方在抗疫期间违背法治原则的很多做法，显示其一些深层体制顽疾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思与改变。

体制是一个国家长期盛衰的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会由于此次疫情应对失利而受到削弱，更不会让位于中国。

（二）美国的领导威信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损害

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通过其自身以及与盟友的联合行为，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强有力领导地位而实现。在包括气候变化、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美国尽管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其领导色彩比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本来就要弱很多，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也要弱很多。

特别是，国际社会很多国家（包括但不限于西方发达国家），都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与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是其总干事谭德塞的表现密切相关。他们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与谭德塞对疫情反映迟缓，迟迟不宣布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宣布后又声言不建议（甚至反对）对中国实行旅行管控，对疫情在欧洲的蔓延并最终冲击美国，负有很大责任。

国际社会已有超过百万人联署督促谭德塞下台。前不久特朗普更与谭德塞隔空交火，并宣布暂停对世卫组织的拨款。美国参议院领袖声明将谭德塞的去职与美国对世卫组织的拨款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世卫组织与谭德塞的问题，在于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甚至将其与中国对世卫组织的援助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更声言将对世卫组织与谭德塞个人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

西方国家的这些指控，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受到重创，并抵消疫情对美国领导威信的不利影响，甚至会使美国的领导威信得到相对增强，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得到提高。

（三）美国的领导实力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

目前，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但如前所述，这次疫情是一次自然灾害，而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1929年大萧条那样由其经济系统自身的问题带来的。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而且自身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大。即使本次疫情给其带来的短期影响超过前面两次危机，其对经济的长远影响也应该没有1929年大萧条那么大。

即使是前两次那样由经济系统自身问题带来、发端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而且，此次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比较均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的差距本来就较大。因此，本次疫情危机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

综上所述，那种基于美国抗疫的一时失策，以及中国后期抗疫的有效，认为此次疫情将会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甚至会导致“去美国化”的观点，以及认为中国将借此机会取代美国领导地位、或者相对于美国的领导力会上升的观点，属于典型的误判形势。相反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与追责风浪越来越高涨，由此可能引发的中西“脱钩”与“去中国化”的风险，倒是中国应该重点关注的。

（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0/5/1   发布时间：2020/5/1

旧文章ID：21538

作者：新华网  来源：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任何的社会变革总是思想先行。而振聋发聩的文字，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震撼，从而开启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28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场讨论，虽然那是一场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简单而不深入、结论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

五月的惊雷

▲1980年的黄晓菊。

1980年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开始，延续着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如这一年第5期《中国青年》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白玉兰盎然绽放，花瓣上飞舞着一只蜜蜂……

然而，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搅动了一个时代……

在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28年后的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已78岁高龄的关志豪说到这里，激动起来。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盛夏的炽热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现在是《青年心理》杂志社社长，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6月18日下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胡乔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版面扩大到二十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记者电话采访了现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赵林，他说:“我在一封给黄晓菊(潘晓讨论的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的信中明确说，由你和潘祎(潘晓讨论的另一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了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谁是潘晓？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在签发《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稿签上，记者发现签发编辑叫马笑冬，试图与她联系，彭明榜说:“马笑冬现在病得厉害，没法接受采访了。她离开中国青年杂志社后，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好在另一位编辑马丽珍还在，这位从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休的热心大姐讲述了当年事情的缘起。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

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马丽珍在准备过程中，越来越觉得难度很大。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也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易牵涉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一旦与这个问题沾上，就不好收场了。马丽珍决定推翻这个选题，但推翻这个选题，必须提出新的选题。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

马丽珍与总编辑关志豪住同一个单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1980年4月7日，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马丽珍就向他约了稿。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认为，很显然，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

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对80年代初“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秋天的萧落

▲“潘晓”的两位主人公黄晓菊和潘祎唯一一张合影。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热在夏天结束了，进入秋天，“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

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一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响。在《调查报告》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

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胡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周晓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78岁的关志豪，在28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仍脱口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得没错。”

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

总政治部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八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结束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做总结。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丈夫陈汉涛夫妇俩在社领导的“钦点”下，开了一回“夫妻店”。

▲1980年5月，关志豪在看稿。

郭楠柠说:“我和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

文章写好后，编辑部决定送请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讨论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只提出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

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 “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关志豪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

赵林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彭明榜说，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做。首先，《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上级写了《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罪状”: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其次，为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公开表态。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编者按”自己违心地否定了自己:“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作为社会学家的彭明榜说:“如果说这就是定性的话，是很遗憾的，同为遗憾的还有，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改变的命运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作为旋涡中的三个关键人物黄晓菊、潘祎、赵林又如何呢？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当时，这场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社会上的‘正统人士’，尤其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在讨论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热情参与讨论的青年人，许多都受到了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现实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赵林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 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在百盛星巴克，黄晓菊喝着苦咖啡，跟记者聊天。

潘祎没有读完大学，命运也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潘祎现在何处，彭明榜和黄晓菊都在猜测。“也许出国了？他妻子在挪威。”

赵林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赵林说，“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那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窄与宽的辨证

无论如何，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其影响是深远的。在1980年第9期《中国青年》上，一个叫周晓东的浙江农民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参与讨论、并因此收到全国600多封青年朋友来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组织了一场《怎样从“愤青”到“奋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谈会。

“为什么25年后，要再组织这样一场讨论？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场讨论了。”对于记者的提问，周晓东说:“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冷场的。”

现在的周晓东是浙江五峰电容器公司董事长，身家过亿。“我是个地主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与一般青年人相比，经受的折磨更多，参加潘晓讨论前后我在浙赣地区漂泊着做苦力，学木工，但‘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阐述的观点也是这样。那封信发表后，全国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给我来信探讨人生问题，互相鼓励，更增添了我奋斗的勇气。”

靠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周晓东做过木工、养过长毛兔、推销过树苗，一直到用两万元作本经营一家小电容器厂，直到今天做得风生水起。“参与过潘晓讨论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在我的经营道路上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情。”周晓东说。

1982年，周晓东去安徽推销养蚕用的桑树苗，在宣城地区宁国县，也许是这样的推销见多了，当时县林业局李局长，听了周晓东的介绍，无动于衷。可当周晓东递上名片时，李局长态度立刻大变，激动地问:“你是不是参加潘晓讨论，并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的那个周晓东？”“正是本人。”“就凭这个，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没想到，李局长也是个热血之人，参与过那场讨论的人，永远不会泯灭那份激情，”周晓东说，“1996年，我去参加一个电容器技术研讨会，当时江西的黄渭国也在会上，当得知他也参加过潘晓讨论，我问他愿不愿意加盟我这个当时还没有规模的厂子，黄渭国二话没说，回去跟原单位办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总经理，一干就是10年，前两年才离开，自己经营自己的去了。”

“那种广泛的认同就如同更远的年代凭一曲《国际歌》找到同志一样。”彭明榜说。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周晓东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今年8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彭波认为:“改革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说，是人的个性的最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不满走向寻求变革、寻求个性解放、寻求创造的过程。潘晓的所有疑问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一种旧体制的诘问。当让潘晓痛苦万分的生存环境一点点消失之后，我们意识到，那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一次必然铺垫。”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说。

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来源时间：2020/4/30   发布时间：2009/8/31

旧文章ID：21834

作者：潘晓  来源：爱思想

　1980年的中国青年：潘晓来信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1980年4月

黄晓菊
1955年生，原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工人，做过记者、家政、销售员等多种工作，现经营某服装公司。1980年受邀为《中国青年》杂志写稿，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两位执笔人之一，该文引发了 轰动一时的“人生观大讨论”，作者化名“潘晓”也广为人知，成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潘祎
潘祎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宜兴。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迁往青海，潘祎在北京寄居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78年，潘祎考上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之后，他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来源时间：2020/4/30   发布时间：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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