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麦艾文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麦艾文（Evan S. Medeiros），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的彭纳家族主席，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2013-2015），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关键缔造者。麦艾文是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出身，研究领域主要有东亚国际政治、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美关系。
　　【编译】刘颖哲（国政学人编译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吕紫烟
　　【审核】邵良
　　【排版】高鹏
　　【来源】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 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3, 2019, pp. 93-119.
　　期刊简介
　　美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是国际事务的季刊杂志，由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共同承办，分析全球战略变化和公共政策的影响等。该季刊主要内容包括：新兴大国、导弹防御系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从全球视角来减少恐怖主义、地区问题。2018年影响因子为1.000。

Evan S. Medeiros

　　内容摘要
　　作者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由此提出了一些有关两国关系发展历程及前景的根本性问题：当前紧张局势的根源是什么？哪些会持续，哪些会因两国国内的政治和（或）经济变化而改变？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现任领导人的决定？中美关系在未来可能有怎样的轨迹，美国应该如何应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考察了中美关系核心的变化动态。随着中美关系进入第五个十年，中国正崛起为全球大国，中美关系的许多驱动因素正在演变，并朝着更具竞争力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反感、不信任、竞争和波动对中美关系来说并不新鲜，但两国在其中的相对角色一直在改变。
　　本文考察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加剧竞争的驱动与加速因素，二是抑制竞争的缓冲与稳定因素。本文前两部分将驱动因素与加速因素分为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以更好地理解其来源、表现和影响。第三部分概述了缓冲与稳定因素的无常性。最后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些综合注意事项。

　　01 结构性竞争Structural Competition
　　本文的假定前提为当今中美竞争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其产生根源是双方正在发展的长期结构性驱动因素。至少从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竞争至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而非随着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周期而变化的可变特征。
　　1.1 亚洲的崛起
　　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亚洲对美国和世界的长期重要性也在日益提高。二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一半在亚洲，占全球GDP的40%；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亚洲；世界十大常备军中有七个亚洲国家，八个已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六个来自亚洲。美国在亚洲有五个正式盟友，超过35万美军在该地区服役。因此，在二十一世纪，亚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只是反映潜在的全球动态，而是成为了动态的设定者。鉴于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中国的行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
　　1.2 安全
　　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二个主要结构性力量是不断扩大的双边竞争根源，这种竞争涵盖了安全、经济、技术和治理理念。中美竞争的长期来源（安全和经济）正在深化，同时新的竞争驱动因素（如技术和治理）正在出现。
　　安全竞争对中美关系来说并不新鲜，但它在中美整体关系中的性质和作用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中美对不同安全利益的管理策略包括改变行为、修改要求和期望、容忍分歧、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它们为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创造了空间。如今局势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若干事态的发展为安全竞争的加剧和多样化提供了解释。
　　第一，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中美相对能力的总体差距已经缩小，而且限制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尤其是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军事优势。中国在新兴国防和商业技术上的大量投资也在进一步强化其军事优势和加剧安全困境。
　　第二，作者认为，虽然过去中国勉强容忍美国的联盟活动，但是现在面对可能有损利益的美国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行动，中国更愿意为其提高成本。
　　1.3 经济
　　作者提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决策背景下，有许多结构性力量和相关政策选择正在加剧双边经济竞争。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专注于创新驱动力增长，双边经济互动在本质上变得更具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中美出口的互补性正在下降。
　　作者对加剧经济竞争的第二种解释是，中国从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更新和推广。中国政府着眼于树立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最终于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中国的产业政策削弱了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实力，也阻碍了它们近年来在第三国市场的发展。
　　中美经济竞争最令人担忧的新动因也许是一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双边经济关系安全化。这指的是经济挑战（新的和旧的）现在已经具有了国家安全特征（即中国的经济做法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
　　1.4 技术
　　中美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都认为自己处于长期的竞争中，力图主导对未来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技术，包括半导体、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自动驾驶车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5G与下一代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与遗传学。中美决策者都认为，这些技术对创新、生产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将在21世纪控制全球经济。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技术竞争不仅仅是谁将主宰这些关键的高科技领域的问题；也有人担心中国使用技术来做什么。美国国内就中国利用技术向其他国家推广中国模式展开了更广泛的辩论。美国的第三个关切是中国如何发展技术。美国认为，中国以直接补贴公私企业（以及其他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形式使用产业政策，使中国企业在这场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第四个担忧是关于技术控制。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分析师和投资者认为，中国利用了美国法律和监管措施的漏洞来获得高科技进步。他们指出了美国出口管制法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投资审查程序的弱点。技术竞争的最后一个驱动力与供应链有关。许多美国人担心，某些公司（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公司）的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制造商，从而造成潜在风险。这种担忧促使特朗普政府力图利用关税和其他工具，鼓励美国公司将其供应链移出中国以降低脆弱性。
　　1.5 治理
　　中美竞争的最后一个新领域是治理理念：全球治理和各国的国内治理方式的选择。公平地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受到自身身份危机的挑战。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盟友、国际机构和多边协议的传统国际主义深表怀疑，因此许多世界领导人已开始减弱对美国作用的重视。
　　当前的中国更加积极地表达塑造国际秩序的愿望。从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扩大在现有机构中的作用，建立新的机构，寻求给现有的区域机构注入新的活力，并着手起草有关网络安全和北极等新兴安全问题的规则。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能够在阻力和压力中重新校准。比如在对内改革过程中，积极听取私营企业的意见；在对外开放中，明确承诺采取做法解决一带一路倡议现存的弊端（如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中美关系面临的全球治理核心挑战是，两国都是选择性修正主义者，双方都想改革现存体系，但原因不同，方式也不同。中国的核心担忧是，当前的二战后体系是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的，尽管它受益于其中的某些属性，但中国对美国在影响其经济和安全利益领域的主导作用感到不满。正如分析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言，美国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寻求变化，但并非出于剥夺权利和应得权益，而是由于传教热情、不断发展的全球利益和不断变化的美国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的结合。由此产生的关于全球秩序的形态和轮廓的竞争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为双方都认为另一方的行动对他们所憧憬的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威胁性和不稳定性。
　　美国的第二个担忧是，它认为中国努力在海外推广其发展偏好。一些美国学者反驳称，中国的做法与其说是传播模式，不如说是验证中国自身的经验，让中国的治理选择与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合法。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部分民主及共和党领袖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和分析师认为这是一场新兴的全球思想竞争。
　　1.6 变化的时限
　　正如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所指出的那样，对中美两国决策者来说，时限（识别和应对来自一个大国的潜在威胁所需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两国当前都不认为自己有时间调整来应对对方构成的威胁，这种相互认知已促使双方从对冲战略转向更明确的竞争战略。
　　至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头三十年里，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可控的。近年来，美国基本的风险收益计算方式发生了变化，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持更加负面的看法。许多人现在认为，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的丧失和市场份额下降方面)和工人(失业)的经济成本远大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安全利益面临的威胁正在增加。
　　对中国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它需要时间来发展经济、实现军事现代化，并积累综合国力。在主要对外关系上采取低调和基本合作的态度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现在中国可能会重新评估对美国的基本战略考量。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正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新审视：对中国日益积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信心，更加强调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自力更生，渴望在亚洲和全球做得更多，越来越担心美国采取试图遏制甚至破坏中国复兴的行动，相信中国能够承受与美国的紧张和摩擦(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全球联系和形象)，越来越不相信中国能够或者应该如此依赖美国。
　　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的声明和行动表明，中国现在不再专注于争取时间，而是更多地利用能力来推进外部利益，尽管还没有引发与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对抗。
　　02 周期性驱动因素Cyclical Drivers
　　中美竞争还存在一系列的周期性或短期的力量，主要源于特朗普政府政策。这些驱动因素是周期性的，它们源于两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周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往届政府明显不同，他单纯强调竞争，而削弱合作的作用。首先，特朗普政府建立并依靠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处理中美关系。这可能是特朗普有意为之，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第二，特朗普政府让双边关系的主要渠道萎缩。在2017年4月的海湖庄园会晤上建立的四个内阁级对话（涉及经济、外交和安全、网络事务、文化联系）都已经萎缩。中美领导人之间的电话、信件和会议不仅是处理关系的最重要机制，也正成为唯一的沟通渠道。
　　第三，特朗普团队缺乏连贯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据报道，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没有明确的优先事项，也没有制定优先事项的内部程序。
　　第四，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中国合作没有多大价值，并认为施压是促使中国改变行为的最佳方式。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伊核协议消除了合作的天然平台，白宫对多边组织的普遍蔑视进一步限制了合作机会。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将对华合作视为示弱和推动中国发展，即使这样做符合双方的利益。
　　03 缓冲与稳定因素：衰落的救世主？Buffers and Stabilizers: The Fading Saviors?
　　随着竞争驱动因素的加深、扩大和强化，分析缓冲和稳定因素对评估这种复杂关系的总体轨迹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分析了中美关系中的这些力量，它们可以抑制或抵消分歧。作者对缓冲和稳定因素的评估是，多数当前价值有限，相关性减弱或者不起作用。
　　3.1 缓冲因素的衰落
　　自1971年中美关系建立以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稳定一直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领导人一直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来源，也是紧张局势升级的防火屏障。但是领导人也会破坏关系。特朗普对关税的倾向、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和广泛的贸易需求都加大了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难度，并破坏了更广泛关系的稳定。
　　其次，中美关系可能正在失去其最强大的压舱石之一：经济联系和美国商界。自美国在2018年夏季首次提高关税以来，双边贸易收缩了约13%。此外，美国商界对双边经济关系的态度从广泛支持和公开谈论，转变为喜忧参半和基本保持沉默（存在一些直言不讳的批评）。然而，作为一种周期性现象，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取决于其在华业务结构，供应链出现大规模转移的预测尚未成为现实。
　　第三，关于中美关系的核心有一种共同的说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即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始终使中美安全利益保持充分一致。两国当前仍有共同的挑战可以应对，包括全球金融稳定、气候变化、人道主义灾难、全球卫生和流行病以及防核扩散。但是有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这些共同威胁很难在双边关系中产生新的约束力。随着竞争来源的增多，剩余双边合作领域将更难弥补竞争因素。
　　第四个可能衰落的传统稳定因素是核武器。与冷战时期不同，核武器从未成为中美关系的重点。然而，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美国如果在常规军事优势的竞争中落后，核武器可能在其国防规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与朝核问题都可能将核武器以非稳定因素的方式提到中美议程的中心。
　　3.2 稳定力量？
　　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缓冲和稳定因素的有效性评估可能不全是消极的。中美的公众舆论可能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但在这个变量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
　　最后一个潜在的缓冲因素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与伙伴的态度，他们担心不得不在中美间选边站，因此可能会寻求缓解紧张局势并减少竞争。随着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演变，一些亚洲领导人站出来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双方对抗性基调和行动的担忧。新加坡总理和外交部长都强调中美需要理解永久性长期冲突的代价。甚至像澳大利亚这样坚定的美国盟友也感受到了中美摩擦的压力。
　　04 陷入困境的时代Troubled Times Ahead
　　在中美关系的核心，长期结构性驱动因素和短期周期性驱动因素之间存在一种独特而令人担忧的融合。双方都在将这种关系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由此产生的竞争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和更多的参与者。与此同时，竞争的传统缓冲和稳定因素被削弱了（如果不是不起作用的话）。这些驱动因素中有许多与两国的身份、物质利益和能力有关，这表明了（但不保证）它们的永恒性。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点是竞争至上，冲突和对抗的风险增加。
　　这一发人深省的结论为决策者提供了几点总体考虑。首先，本文所定义的竞争更多是状态而非战略。决策者应更具创造性地思考应对挑战的战略：使用什么工具，在哪些问题上发力，以及付出什么代价。第二，许多分析家谈到要在中美竞合关系中找到平衡，但难度越来越大。中美合作领域会一直存在，但是其是否具有战略价值，能否抵消利益分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美国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将需要国内外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美国需要在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在国际上，与志同道合的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联盟将最有可能影响中国在经济、安全、技术和治理方面的选择。最后，鉴于结构性竞争的范围，决策者应重新思考美国过去用于处理中美关系的概念的适用性。
　　译后记
　　作者麦艾文曾是兰德公司学者，后在奥巴马政府负责制定对华战略，于特朗普上台前辞职。他的观点代表了部分美国“知华派”的战略认知，反映出奥巴马、特朗普两届政府（可能包括未来政府）的对华政策。本文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其中许多判断都极具洞见，并在此次疫情中得到印证，如中美双方的成本收益预期发生的变化，两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差异，共同威胁、舆论与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作用。但总体来看，本文在分析上具有较强主观性。
　　在因素分类上，作者将中国的实力变化与政策选择归为结构性的竞争驱动因素，而将特朗普加剧两国竞争关系的行为归为周期性因素。这是否是为美国自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的竞争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美国对华的负面态度和竞争偏好能否因政党轮替而逆转？在具体问题领域的分析上，作者强调中国模式与政策对美国的威胁，却没有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以及不扩张、不结盟、不干涉内政的负责任态度。这是否是倾向于用零和思维考虑问题？是否主动缩小了两国合作的空间？
　　作者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价值观的偏见代表了许多美国智库学者的看法，他们大多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尽管民主党政府更注重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近期作者参与了对中美抗疫合作的联名呼吁），但两党上台的区别可能仅在于对华竞争议题的先后次序和对抗方式。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指出的那样，当前世界形势严峻复杂，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来源时间：2020/4/30   发布时间：2020/4/29

旧文章ID：21537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冠病疫情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熔断器，熔断两者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联，导致中国的再次封闭起来吗？

中国的开放来之不易，中国的全球化更是来之不易；或者说，无论是开放和全球化在中国并不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开放，明清之后数百年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直到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大门，被逼开放。

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里也是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只和有限的国家交往，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主动向西方开放。不过，向西方开放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决定对外开放时，他们的决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近代是因为挨打而被动开放，改革开放就是主动向世界开放。

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这也是开放政策比较顺利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推和拉的互动关系。中国主动推，积极推动自己的开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国，即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

毋庸置疑，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状态转型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结果。

冠病疫情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熔断器，熔断两者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联，导致中国的再次封闭起来吗？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已经深度融合，没有可能被冠病疫情所熔断，更不用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了。的确，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人们一直相信中国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力量。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将其称之为中美国，而中国的一些人称其为中美婚姻关系。

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决心

即使在美国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也是这么行动的，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冠病疫情似乎正在改变一切。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中国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勃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在促成中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的升级，更指向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美（和西方）之间从往日的推和拉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挤和退的关系，即美国（和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而中国自己也在无意识地退出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已经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了。

首先是西方的挤。西方对中国的不放心由来已久，也可以理解。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其背后折射的是对中国的不放心。对一个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西方国家的这种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和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足够的政治信任，各种关系皆维持在利益关系上。

这也可以理解，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唯有利益是永恒的。不过，光有利益关系并不足够。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软力量。没有软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为一种威胁。实际上，在冠病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评中国，把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度武器化，即中国利用这种高度依存关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即经济制裁，但因为对中国的不信任，即使中国并没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认为中国在这样做。

从不相信中国到感觉到中国的威胁，到排挤中国，这是西方的行为逻辑。中美贸易战无疑是西方和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之前，西方总是认为有能力改变中国，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中国塑造成他们想看到的国家。但贸易战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放弃了这一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中国，就转而排挤中国。

病毒所引发的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议程的。对疫情在美国的扩散，他们从来就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而是一直把责任推到中国。从病毒冠名之争和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到后来的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指责和对中国秋后算账，各种行为都是这一议程的一部分。

很显然，这种行为逻辑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卫生物资，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视为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和地缘政治外交。秋后算账的声音在整个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

除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出现逆转，否则西方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反华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无论是在疫情之中还是疫情之后。

在西方对中国转向挤的时候，中国本身也从推转向了退。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实际上，在物理和物质意义层面，正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所显示的，中国近年来刚刚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态度层面，很多人开始从世界体系回撤，以至于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也持有了美国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态。

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国际化

改革开放无疑促成了中国经济愈来愈国际化。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就投资贸易开放度来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加国际化。

人们的心态则愈来愈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变得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的拉的一面，中国尽管也会最终崛起，但崛起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愈来愈多的人就骄傲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落，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但是，一旦面临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而物质（尤其是技术）面受到西方大力挤压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更倾向于内部化。人们不是像从前那样选择和西方互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团结内部力量来应付恶化的环境。这自然也符合行为逻辑，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冠病疫情发展至今，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如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每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都是旗帜鲜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犹如井水不犯河水。围绕着《方方日记》和其人其言的种种争论，使人想起了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攘外必先安内场景。

儒家社会本来就比较保守，比较内向，所以儒家社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在东亚，日本和之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但这些社会的国际化都是人为的结果。这些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典范，而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些社会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了解这个西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努力促成社会和国际的接轨。

但今天的中国似乎不是这样。不难看到，被视为最了解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变成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群，他们不去引导民众，而是主动屈服于、甚至诉诸民粹。如此，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官僚部门不作为。人们忘记了，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也就是说，内部发生什么都会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从事战狼式外交的人们，他们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考虑到外部影响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事件呢？

精英部门是这样，民间更是如此。实际上，精英和民间是互相强化的。在自媒体时代，商业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愈来愈多的自媒体投入到爱国主义这一蒸蒸日上的行业之中。媒体操作和资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作为？如果说对政治上敏感的媒体与人能够有效管治，对类似xx国想回归中国那样愚昧无知，又能产生极其负面国际影响的的言论，难道不应当进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们与世界的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和世界隔离的心墙会愈来愈高、愈来愈厚。以至于一旦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人们犹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与世界沟通，更不知道与世界沟通什么。自然，世界也并不认同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的人们了。

「我就是世界」离封闭不远

从经验来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观念，离再次封闭也就不远了。历史上就存在过，笔者称之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时间，无论从国家能力（例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是社会能力（例如反映民间海商力量的所谓倭寇），在当时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么都不缺，哪用得着开放的心态主导下，明朝实行海禁，最终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闭关锁国，直至近代被西方彻底打败。

但这并不是说，再次封闭是必然的。其实，自始至终，并非整个国家都骄傲了，也有清醒的社会和精英群体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领导层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领导层的清醒表现在和西方世界进行求同存异的互动，他们不仅发现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发现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讨论对话的。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西方也进行了价值观（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的对话。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对话可以，但并不能互相取代。但这种对话本身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人们心态的开放。

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对话因为各种原因少了，但领导层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动全球化。很显然，领导层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具有清醒的认知。就以人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来说，中国所处的现实仍然严峻。被视为处于衰落之中的美国仍然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梯队，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甚至更低一些。

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推和西方拉的结果，也就是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效应，中国如果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还须有30年的时间。简单地说，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整装产品，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阶段，中国的整装产品少而又少。

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对付中国，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灭亡。不过，随着西方的挤和中国的退，中国再次封闭起来是有可能的。曾经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

来源时间：2020/4/30   发布时间：2020/4/30

旧文章ID：21532

作者：施展  来源：施展世界

这一篇札记就在前面的基础上，来说说中国当下的国内舆论、国际处境、以及中国应当的努力方向。我简单地做如下清单式分析。

1、今天的中国毫无疑问是超大规模国家。无论你喜不喜欢它，这都是个必须承认的事实，中国肯定是有参与到底层秩序博弈的能力的大国。

2、网络上经常看到网友们各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试图以此来提醒国人要提防西方国家。我不知道持这种说法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看不起中国，是因为他们觉得今天的中国是落后的吗？但是，还是这一波人，经常又会在网上欢呼“厉害了我的国”。这两种矛盾的表达就让人晕掉了，照他们这么说，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厉害呢还是落后呢？

3、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在作怪。一方面，“受害者”心态面对世界的时候没有安全感，总担心“挨打”；另一方面，“受害者”心态强烈渴望不再“挨打”，于是总会欢呼“厉害了”，这在根本上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4、“受害者”心态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信，于是会有各种激进的表达，这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各种“网络战狼”言论。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各国间的信息传递成本很高，世界上未必看得到国内的激进言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成本急剧下降，越是偏激的、越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信息传播得就越快，世界上迅速就会看到这些激进言论。结果就是世界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疑虑，“网络战狼”言论反过来会对中国的对外交往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5、咨诸历史，是否“挨打”和是否落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德国在大战当中挨打不是因为落后；独立之后的坦桑尼亚没有挨打也不是因为强大。倘若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只剩下“挨打”与“不挨打”两种极化选项，只能说明这种思路确实该打；因为这种思路没给“合作”留下任何空间，基本上把“合作”视作通往“挨打”的路上，把推动合作的人视作“叛徒”，最终真的就会通向战争。

6、“网络战狼”最爽的口号是“虽远必诛”，从这口号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并不弱，否则有什么能力去“诛”别国。只要别国不合你意，你就想着要“诛”别人，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了，确实只剩下“打人”以及最终被“围殴”了。因为这种人不懂得“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的道理。在这一点上，老祖宗早说了，“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

7、说实在的，古代中国的胸怀与格局，远超当今“网络战狼”。“网络战狼”光看到“虽远必诛”的力量论，却没有看到背后还有着对远超“强汉”之上的普遍规则的承诺。老祖宗也说过这个问题，孟子曰，商汤代表着公义，四出征战之时，“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所“诛”者，是公义支撑的普遍规则的破坏者。如果不是从普遍规则出发，只是因为惹毛了你，就要去“诛”的话，那是“诛”不完的，因为全世界都会成为你的敌人。

8、今天的中国根本就不是“弱肉”，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来“强食”，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安全威胁。即便是美国，若不付出极为巨大的代价，也根本没法在安全上实质性威胁中国；而如此巨大的代价，基本上也就排除了它在安全上实质威胁中国的可能性，因为稍往底层博弈的层面上去思考，就能有成本低得多的办法，比如，推动世界与中国“脱钩”。

9、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何防止世界与自己“脱钩”？如果中国表现得咄咄逼人，表现出了用自己的制造业供应链当成武器来威胁它国的意思的话，世界真的会选择与中国“脱钩”。因为供应链“武器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论的路数，其他国家在与中国合作的时候，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和前述国内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时的它们面对中国的供应链，往往才会强烈觉得自己是“弱肉”，担心会被“强食”一下。一旦陷入这种担忧，它们会觉得莫如不再依赖中国，才更安全些。

10、吊诡的是，网络上的“战狼”言论看到这些“脱钩”的可能性，反过来就更觉得世界不安好心、想害中国，于是表达得更加“战狼”。外部世界就更加担忧，更加想要和中国“脱钩”；“网络战狼”就进一步极端化。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会展开。

11、“网络战狼”观念的形成，与我们对于近代史的“屈辱史”单向度叙述有关。中国近代史上当然有很多屈辱，但近代史上有比这更宏阔得多的东西。近代史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过渡阶段，如果没有近代史的一系列转型铺垫，就没有现代中国，那我们很可能到今天都还在裹小脚、坐马车。而近代转型过程并不是靠中国自己就能独立完成的，否则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近代转型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构过程当中完成的。

图丨晚清流传的“时局图”见证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屈辱史”

12、同样，今天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也是在加入世界秩序之后才实现的，如果一直是自我隔离的状态，则根本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远比今天落后，但是也并未挨打，还被世界顺利接纳；而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超大规模国家，“网络战狼”为何觉得中国会挨打呢？在他们眼中，中国似乎是落后要挨打，强大了也要挨打，难道中国就是挨打的命？

13、对于“强大了就要挨打”，网络上还流传一种“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所谓老大与崛起中的老二必有一战，这还是一种单向度的力量论观点。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没有看到真正高级的力量博弈。真正高级的博弈所追求的是规则的主导权，而不是力量对决。规则主导权背后当然有力量的逻辑，但是还有更加复杂得多的逻辑。如果仅仅从力量论的角度出发，将会丧失掉参与规则主导权竞争的机会，因为仅仅奉行力量论的国家，无法拉到盟友，被迫只好“以一国对全世界”。

14、仅仅依凭力量论，则其叙述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力量论者会愤怒于晚清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进而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问题是，条约“平等”与否的标准在哪里呢？没有标准的话，什么叫“平等”呢？倘若说不清什么是“平等”，“不平等”又从何而来呢？这个标准肯定不在力量上，否则的话，依照力量论的逻辑，当时中国力量弱，就不应该有平等条约呀；所以力量论者实际上也认为在力量之外应当有正义的平等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普遍规则的基础。

15、中国不能落入单向度的力量论这种思维陷阱，因此，中国必须打开胸怀和格局，不能自我压抑在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受害者”心态中。拥有如此庞大力量的国家，如果始终抱有一种“受害者”心态的话，其行为上的表现，会让世界觉得这是个秉持力量论的国家，不敢相信中国的承诺，会更加急切地想要和中国脱钩，哪怕一时脱不开，也会持续地为此努力。

16、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是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力量，它最大的利益一定是来自对于国际秩序的深度参与乃至构造。中国如果与世界相隔离或者被世界脱钩，真正受到最大损害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17、如果觉得美国对中国始终抱有不信任，那就做出更多的努力，让世界其他部分觉得中国是个可信任的国家。毕竟，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是否可信，不是美国说了算的。中国应做的这种努力绝不仅仅是给出一些援助就够的，真正的信任，基于能够带来稳定预期的规则。

18、给援助，这是“授人以鱼”；推动规则的演化，这是“授人以渔”，两种做法在获得信任的效用上有很大区别。“授人以鱼”是个一次性的行为，没人知道你下次是否还会给这条鱼，甚至别人有可能为了继续获得“鱼”而不得不讨好你，但是这种关系是无法持久的；“授人以渔”才能够让对方形成持久的稳定预期，相互间能够有一种更加对等的关系，也能带来真正的信任。

19、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能够参与底层秩序的博弈，也就意味着它是能够参与规则的生成与修订的，中国能够、也应当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推动规则缓慢的演化。博弈中不排除有对抗，但一定要清醒，对抗不是目标，对抗只是博弈的手段而已，目标是推动形成普遍规则。咨诸历史，世界秩序及其规则从来不是任何国家单方面制定的，而是在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博弈过程中，演化出来的。秉持单向度力量论的国家，很难参与到规则演化的过程中，更容易与世界发生对抗关系。

20、我在前面札记中提到中国的供应链应该“去武器化”，有人误解为我主张中国要放弃自己的供应链，这是一种巨大的歪曲。今天的中国在供应链上拥有巨大的优势，但中国只有把供应链“去武器化”，才能真正地长久保住自己的供应链；如果把供应链“武器化”了，其他国家只好不惜代价重建自己的生产体系，等到人家都有了，你这供应链的价值也就大大下降了，也没有机会再“武器化”了。

21、供应链的“去武器化”，就是指应当把供应链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一种超国家的规则机制中。中国主动发起这样的议程，才有机会在这里面体现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被世界脱钩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才会受到最大的伤害。

22、“网络战狼”中还有人从“文明的冲突”角度出发提出，因为文明的差异，“中美必有一战”。同样地，看看历史就知道，文明之间的差异丝毫不妨碍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恰恰是共存时需要一些超越于各文明之上的共识规则，否则根本没法共存。如果以为规则仅仅是哪个文明单方面制定的，其他文明就不该接受，那就像在说数学是印度人的东西，不信印度教就不应该学数学一样。这些共识规则就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则，它远远超越于各大文明的差异之上，价值巨大。所以，没有什么“文明的冲突”，只有“文明和不文明的冲突”。

来源时间：2020/4/30   发布时间：20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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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玉芳  来源：澎湃新闻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如“五月惊雷”，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在1981年第3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六万颗心的回响》中写道：“‘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有多少人被卷入？难以估算。在‘讨论’展开的这七个月里，编辑部收到讨论的信件就达六万件。其中，不少的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

1980年，“潘晓讨论”的热度超过了一个夏天，放在今天，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网络时代热搜每分钟都在变化，而“六万封信的回应”，这个数字在动辄成千上万的回复和转发量面前显得好像没那么有分量。但那六万封信却是研究那一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的最好样本，如果今天的人能看到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潘晓讨论”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如果向今天的90后、00后提起“潘晓讨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也许会以迷茫回应。今天重提“潘晓讨论”，有什么意义？

“潘晓讨论”过时了吗？也许，但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1 9 8 0 年6 月1 8 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第二排左六） 来到《中国青年》，就“潘晓讨论”如何开展与编辑座谈。 座谈后与全体工作人员 合影。

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今天的年轻人不必再纠结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判断中，不用受制于单一的生活方式，但是拥有更多元的选择和更大自由度之后，他们就没有人生困惑了吗？

如今回看这场大范围的笔谈讨论，年轻人的坦诚和真切，在将近40年后依然流露在字里行间。我相信真实的情感不会褪色，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能够寻到共鸣之处。

从1980年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

“人应该通过认识个人的价值去建立一种富有自我尊严的生活，去培养一种严肃的独立的生活态度。爱人类，永远不忘记关心帮助别人和对社会正义、社会道德的责任感。”

青年们开启了滚雪球式的讨论，“潘晓来信”促使浙江的林木工人周晓东来信，在《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一文中他写道：“潘晓同志的信，促使我下决心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自荐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我一个最穷的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我有信心叫它五年改观。我知道，困难重重，风险不小，我也自知没有特殊的本领。可是，我有一颗赤子之心，有十多年深入社会、观察社会所取得的一些实践经验，有旺盛的求知欲，还有充沛的精力。如果我的请求得到批准，我将遵循党的三中全会方针，依靠人民，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我愿把我的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他引用了张志新烈士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无聊，那便是因为你没有献出生命的力量，没有用血肉来拥抱这个世界。”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作者直接收到各地青年来信200多封。

江苏读者高保平在给周晓东的信里说：“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你的信后，犹如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读着你的信，就像看到你正在思索、奋进、实干一样。我深深地敬佩你在生活的锤炼中迸发出来的生命火花。”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周晓东奋斗成了一名身价过亿的企业家。回忆当年，他说：“写下那封信就是为自己积累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六万颗心的回响》一文中指出，“讨论”越出了青年的行列，长辈们也举笔畅谈这一代青年大有希望。“讨论”向空间扩展，牵动了海外赤子之心，增添了他们对祖国的期望。

河北读者柳亭：“一场人生意义的热烈讨论把我这个已迈入中年门槛的人也卷进来了。我那颗原已‘古井不波’的心，又掀起了波涛。读着这一封封信稿，心中仿佛注射进一股股新鲜的血液。从这一段段诗一般的语言中，我看到了无数颗水晶一般剔透的心。且不说他们观点的对错，光是那探索的勇气、无讳的直言、深沉的思索、磊落的胸襟，已使我十分佩服了。”

江西读者高康俐：“第七期的《中国青年》使我流了泪，我的心又被燃烧起来了。中国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令人感动的一代啊！他们虽然被十年动乱摧残了美好的理想、抱负，有人失去了前途、有人失去了家庭，有人失去了信仰，有人看透了，但，为了盗来真理之火，还是犹普罗米修斯式的青年啊！”

香港读者林老九：“想通的，哪里只是青年们的心呢？我这个‘外流’中年人的心，不是也被祖国青年们火热的心紧紧牵动着、畅畅地沟通着吗？”

进一步扩散影响

进入1980年6月中旬，“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 。

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 。

《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1980年6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胡乔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1980年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总结性文章，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

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中国青年》全社大会，图中站立讲话者为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

关于“潘晓讨论”的过程、规模及其重要的历史位置，当代中国大陆很有代表性的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卢跃刚曾在近年一次采访中概述道：“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潘晓讨论”结束了，青年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不会停止。

来源时间：2020/4/29   发布时间：20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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