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854

十位女中豪杰,谁会成为拜登的竞选搭档?

0

作者:  来源:高见高论

  拜登在成为民主党唯一候选人后,开始着手挑选竞选伙伴。拜登承诺将选择一位女性担任其竞选伙伴,并将在5月1日前开始对可能人选的“背景调查”行动。拜登列出了一份他认为有资格在未来担任副总统的女性名单,该名单有12-15名女性。
  根据拜登的要求,一些名字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包括其以前的初选竞争对手,如卡马拉·哈里斯、艾米·克洛布彻和伊丽莎白·沃伦等。拜登也公开谈论了其正在考虑的其他候选人,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拜登就竞选伙伴人选问题咨询了前总统奥巴马后表示,他将选择一位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且可和谐相处的有能力、有优势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以下是可能成为拜登竞选伙伴的女性。如果民主党在11月赢得白宫,这位女性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1、斯泰西·艾布拉姆斯

""

  艾布拉姆斯在密西西比州长大,父母都是不富裕的工薪阶层,但十分重视她的教育。艾布拉姆斯从德克萨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和法学学位。艾布拉姆斯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加入政坛后曾担任乔治亚州众议院前少数党领袖。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乔治亚州从“红州”(支持共和党的州)变为“蓝州”(支持民主党的州)。
  2018年,艾布拉姆斯当选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成为美国首位主要党派中赢得州长党内初选胜利的黑人女性。她在获胜演讲中表示要让乔治亚州成为“能让多元化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包容成为我们与生具有的权利的地方。”但遗憾的是,艾布拉姆斯以总选票的微弱劣势输掉竞选。之后,她成立一个名为“公平斗争2020”的非盈利组织,为民主党在摇摆州的竞选团队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
  艾布拉姆斯最初表示,她对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不感兴趣,但最近表示,如果她被视为拜登的竞选伙伴将深感“荣幸”。上周,她在“拯救美国”播客上说:“如能作为竞选伙伴参加总统竞选,我将深感荣幸。但这不是一个竞选的过程,所以我也不会去靠竞选争取什么。我只是直截了当表达我的意思。”
  2019年3月,拜登在宣布竞选总统前会见了艾布拉姆斯。他们的会面引发了人们的猜测:这位前副总统将参加竞选(一个月后他参加了竞选),而艾布拉姆斯将是他的竞选伙伴。如果被选中,她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黑人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2、塔米·鲍德温

""

  塔米·鲍德温出生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因为母亲长期遭受精神疾病、慢性疼痛和阿片类药物的折磨,鲍德温是由她的祖父母抚养长大的。她就读于麦迪逊的公立学校,从麦迪逊西部高中毕业后进入史密斯学院攻读政府和数学双学位。毕业后,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开始学习。1992年,她当选为威斯康星州议会威斯康星州第78选区的代表。1998年,她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为威斯康星州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2012年,鲍德温竞选国会参议员成功,2018年再次当选。她是第一位公开当选国会参议员的同性恋者。
  在拜登被提名为民主党初选获胜者后,鲍德温很快做出了背书支持拜登。鲍德温在2018年再次当选国会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时,其领先的优势扩大到11个百分点,这一成绩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赢得威斯康辛州选票之后取得的,对民主党而言尤为珍贵。
  3、瓦尔·德明斯

""

  德明斯是美国国会的两届议员,她上个月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她如能被提名为副总统人选,这是“我的荣幸”。
  在2016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前,德明斯曾任奥兰多警察局局长,这是首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如果被选中,她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黑人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德明斯来自摇摆的州佛罗里达州,在弹劾特朗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并且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落败的共和党人在该州卷土重来。多年来,黑人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一直是拜登成功的关键部分,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关键群体。
  德明斯表示“我是女佣和看门人的女儿。我在南方长大的贫穷黑人女性。有人告诉我很多次,我不是正确的颜色或性别。但是我妈妈对我说,‘不,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因此,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如果我的名字以如此特殊的方式出现在如此重要的职位上,这是我的荣幸。”
  4、塔米·达克沃斯

""

  达克沃斯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是一位在伊拉克失去双腿的老兵,曾获得紫心勋章,也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残疾妇女。
  2018年,她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分娩的参议员。达克沃斯称特朗普是“逃兵”,并抨击他“利用特权”推迟服兵役。
  在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前,达克沃斯是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公共和政府间事务的助理部长,也是伊利诺伊州退伍军人事务部主任。
  达克沃斯的母亲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泰裔女性。如果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她将成为第一位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亚裔美国女性。
  5、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

""

  哈里斯于1964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毕业于美国霍华德大学和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2010年,当选加州总检察长,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司法部长,2014年连任。2016年,当选加州联邦参议员,成为美国国会参议院第二位非裔女性参议员。哈里斯的父亲是牙买加黑人,母亲是印度人。2019年1月21日,哈里斯正式宣布竞选2020年竞选总统。2019年12月3日,哈里斯宣布退出角逐2020年总统选举。
  尽管哈里斯与拜登在总统竞选初选中的辩论中曾爆发激烈冲突,但拜登并没有打消选择哈里斯作为竞选伙伴的想法。拜登曾对哈里斯说,“我很幸运你能成为我们合作关系的一部分。”
  他曾表示“当然”会把哈里斯当作竞选伙伴,“哈里斯参议员有能力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她很坚强。她有一天自己也能当上总统。她可以当副总统。她可以继续当最高法院法官。她可以当司法部长。我是说,她有巨大的能力。”
  上个月初,哈里斯在超级星期二之前支持了拜登的竞选活动。哈里斯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说:“我以极大的热情决定支持乔·拜登竞选美国总统。我相信乔。我真的相信他,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如果被选中,她将成为第一个黑人女性和第一个亚裔美国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6、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

""

  格里沙姆是新墨西哥州州长,她不是这份名单上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但在有着悠久的从政历史。
  格里沙姆2018年当选新墨西哥州州长,是美国唯一一位非白人女性民主党州长。她在代表新墨西哥州担任国会议员六年,期间担任国会拉美裔核心小组主席两年。
  格里沙姆出身于新墨西哥州一个显赫的政治家族。她的叔叔小曼努埃尔·卢扬(Manuel Lujan Jr.)曾担任乔治·布什政府的内政部长,她的祖父尤金·卢扬(Eugene Lujan)曾担任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格里沙姆作为拉美裔将会帮助拜登与拉丁裔选民的接触,而这一群体在初选中压倒性地支持桑德斯。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被选中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时,格里沙姆说,“我想继续担任新墨西哥州州长。但我将尽一切努力支持拜登政府,我期待一个能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正确制定国家战略的联邦政府。”
  如果被选中,她将成为第一个拉美裔副总统候选人。
  7、艾米·克洛布彻

""

  克洛布彻于1961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曾任检察官和企业律师,是一名温和派的民主党候选人。她于2006年首次当选为参议院明尼苏达州参议员,2018年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轻松赢得第三届参议员任期。
  2019年2月10日,克洛布彻宣布角逐2020总统竞选。她在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初选中获得第三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她的大选辩论为其获得了许多的支持。2020年3月2日,克洛布彻竞选团队新闻发言人表示,克洛布彻退出总统竞选并支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此后,克洛布彻一直在为拜登竞选积极奔走,但她表示没有和拜登谈过做竞选伙伴的事。她说:“这个国家有很多伟大的女性,没有人比乔·拜登更清楚如何成为副总统。”
  拜登曾点名克洛布彻“有能力成为总统”。
  8、凯瑟林·科泰斯·马斯托

""

  拜登与内华达州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讨论了马斯托作为可能人选的问题,里德为马斯托提供了担保。拜登说,选择马斯托作为竞选伙伴进入了他考虑的“前三名”。
  马斯托是美国第一位国会拉丁裔参议员,选择她有助于帮助拜登赢得拉丁裔选民的支持。马斯托于2016年首次当选参议员。在此之前,她担任内华达州司法部长。
  如果被选中,马斯托将是第一个拉美裔副总统候选人。
  9、伊丽莎白·沃伦

""

  沃伦1949年6月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贫困家庭,16岁时因出众口才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辩论奖学金。沃伦19岁时放弃了学业,选择跟初恋男友结婚,搬到休斯敦,并在休斯敦大学重读本科。28岁时经历了离婚,之后再婚。沃伦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完成学业,考取了律师资格,后来成为哈佛法学院教授。美国国家法律杂志称她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五十位女性律师之一。
  沃伦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共和党人,然而她在研究中碰到的那些破产者改变了她的想法,她认为共和党越来越向华尔街倾斜,在1996年她转投民主党。2012年,沃伦击败当时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布朗,成为首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女参议员。2017年起,她成为参议院民主党党团副主席。2018年,她在中期选举中获得连任。
  2019年2月9日,沃伦正式宣布参选总统。2020年3月5日,沃伦向其竞选团队表示将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但在4月15日才宣布支持拜登。
  3月25日,在《经济学人》、《YouGov》杂志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沃伦是选民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拜登竞选伙伴的人选。27%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希望沃伦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紧随其后的竞争者是哈里斯,占18%。
  拜登一直公开表示,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在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
  10、格雷琴·惠特默

""

  拜登曾在2018年支持惠特默出任州长,最近多次赞扬惠特默以及她如何处理该州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今年3月,在密歇根州初选前,她和哈里斯以及民主党参议员科里·布克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为拜登站台。拜登当时称,“我身后站着新一代领导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上周,惠特默曾参加了了拜登的播客秀。惠特默此前曾表示,她不会是拜登的竞选伙伴。“坦白说,我觉得能有一个女性竞选搭档对他(拜登)而言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他有很多优秀的潜在搭档。不会是我,但我会帮他一把,确保他拿到锁定胜局的选票。”
  拜登公开表示,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在他的候选名单上。

来源时间:2020/4/29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26

储建国:原则性与灵活性: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两种矛盾?

0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中国主流媒体火力全开,猛烈批判美国国务卿蓬皮奥。《人民日报》钟声文章指出:“正当新冠病毒在美国露出最狰狞的面目,催演一出又一出丧失生命的人伦惨剧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四处散播同样凶险的‘政治病毒’,以偏见和傲慢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消散人类共同迎击新冠病毒的精力,力图把全球都拉入对抗冲突的局面。”这让一些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又紧张起来,好像局势又要升级似的。

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升级双方紧张关系,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对蓬皮奥等政客对中国的恶意攻击进行必要还击,并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升级的行为进行警告,起到关系止跌的作用;二是中国摸准了这些美国政客的脾气,你越示弱他们攻击得越起劲,你进行有力的还击,他们才有可能收敛,跟你谈合作。

因为疫情危机而打口水仗,只是表面现象。不少人判断中美关系因为新冠疫情而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判断过于夸张,回得去回不去,与疫情危机关系不太大。

这次疫情的全球扩散,的确超过了绝大部分疾控专家的预料,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美国的感染数和死亡数,更是遥遥领先,与其GDP领先比例大体相当。面对那么多的人一个一个地逝去,人们有些恐慌和迁怒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事情反过来,中国人处于现在美国的情况,老百姓的恐慌和迁怒也是少不了的。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吧。然而,美国政客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恶意攻击中国,共和党甚至制定了攻击中国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种攻击计划主要是为了选票,很难说是遏制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说是短期的政治需要。

所以,我们不能夸大疫情危机对于中美关系的长期意义。同样,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危机对于世界局势的长期影响。偶然事件的确常常成为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但疫情危机只是暂时让人们呆在家里,一些生产活动也只是暂时停顿。生产设施和能力并不像战争中那样被摧毁,只要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不是太难的事。除开其他的因素,全球产业链也不会仅仅因为疫情危机而受到多大的影响。“逆全球化”也好,“顺全球化”也好,都不会因此而有太大的改变。
""

如果没有全球性安全危机,譬如说大规模的战争,“顺全球化”的力量还是会强于“逆全球化”的力量。所谓“逆全球化”,尽管因素不只一种,但主要还是美国因为政治因素而人为推动的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的确给全球化带来破坏性影响,但相对于全球化内在和长久的动力来说,这种影响终究是一种短期的障碍。

看待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的大社会历史观是很适合的。现在马克思的某种回归更多的是因为西方国家阶级矛盾的激化,然而,马克思更重要的洞见是人类终将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基础上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其间会有各种挫折,但这一总体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有了这种认识,中国人对于全球化进程就会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因为美国的逆全球化政治而有所动摇。不管美国政客如何玩“脱钩”,中国都会积极地与各国发展经贸关系。

“做生意”有自身的逻辑,其根本的一点就是“互利”,只有对双方都有好处,这生意才能做得下去。尽管因为主观判断问题,生意双方获利大小不一,但总体而言,“做生意”改善了参与者的生存境况。“愿买愿卖”,这是各国经贸关系,也是全球化的最强大动力。

美国商界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过去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但这些商人不是带着慈善的目的与中国做生意的,而是看到有利可图才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支持特朗普打贸易战,只是为了在与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支持什么“脱钩”。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美国这些商人的利益会受到很大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也会岌岌可危。看清楚这一点,中国就大可不必为短期的“脱钩”言论和行为而惊慌。更不用说因为美国的“脱钩”威胁,中国会更加努力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了。恢复理智的美国,会重新走上“顺全球化”的道路,而且想重新领导全球化的规则制定。中国在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公平的全球市场经济方面与美国、与西方有不少共同的期待,一些分歧是可以通过谈判和调整加以解决的,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不应该造成让世界紧张的严重冲突。当然,中国对于全球化,有比美国更远大的追求,要让它更能够造福于世界各国普普通通的人民,中国人的这种伟大理想,美国人暂时不能够理解,未来会理解的。

总的来说,只要中国不主动“脱钩”,中美就很难真正“脱钩”,全球性“脱钩”更是天方夜谭。

让“脱钩”变为可能的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而主要是安全因素。

从宏观来说,美国担心中国威胁其全球地位和利益而威胁“脱钩”,但真正“脱钩”的话,美国的这种地位和利益能够得到更好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但美国的精英和民众一下子还认不清这个道理,中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其恢复理智的看法:只有在推进全球市场一体化过程中与中国进行利益竞争,而不是把中国排斥在某个圈子之外,美国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圈子实际上很难搞起来,即使搞起来,对美国也不利。
""

从微观来说,美国需要有具体的办法限制中国的行为和发展。台湾就成为美国利用的“棋子”。在过去的限制战略中,在“不独不统”的基础上保持美台亲密关系成为美方主流的策略选择。两岸冲突激化被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台独”势力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其越过红线,“急独”势力被认为麻烦制造者。但世易时移,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准敌人”,需要一种更具冲突性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进而需要代理人或“棋子”为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需要中国花费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去应对,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从中国自己处理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1996年的“融冰”阶段;二是1996-2019年的“防独”阶段;三是2019年以后的“促统”阶段。随着从被动防独走向主动促统,两岸冲突必然会更加激烈。一些台独政客也有了某种急独冒险的想法。这种想法与美国一些政客的谋划一拍即合,从而促成美台一些势力在“台独”方向上的合流。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台湾旅行法》,再到《台北法案》,完成了美国支持“台独”的三步曲,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比经贸本身的因素更容易让中美“脱钩”。这三部法律尽管是国会通过的,但与特朗普政府煽动起对中国的敌意有密切的关系。过去美国行政当局对国会的反华行动有一定的牵制,而特朗普政府则带头鼓动了反华情绪。

中美关系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仍然围绕着建交时就已存在的两大主题–台湾问题和经贸问题展开的。邓小平当时的态度是:在台湾问题上坚决斗争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在主权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怕中美关系倒退。当美国有所妥协,不越过中国划定的红线时,中国也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积极推进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现在的困境在于,在中美努力处理双方经贸矛盾的过程中,美国于疫情危机中通过了确认台湾是一独立国家的《台北法案》,越过了中国划定的红线。

在建交时就已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都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疫情危机其实是暂时掩盖了这种麻烦的严重性。中美无论是抗疫合作,还是打口水仗,对于处理两大基本问题都没有多大的直接影响,只是为双方思考下一步的行动留备了一定的时间而已。

如果延续邓小平的路线,那么就需要两条腿走路,在台湾问题上坚决斗争,在经贸问题上努力合作。在美方越过红线的情况下,要把斗争视为合作的前提。如果没有必要的斗争,那么所谓的合作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利益带来重大伤害,让更年轻的一代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有人在考虑美国大选的因素,也许想大选之后会有所变化。然而,由于美国精英和民众的反华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中美战略性竞争印象已经被塑造,中国想等待一个比较友好的美国政府可能性不大。因此,无论大选后谁上台,中国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思路都不会,也不应有什么变化。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前提,这是“大国之信”的基础。(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储建国: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
储建国:“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
储建国:《台北法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储建国:世界疫情與论会影响有关决策吗?
储建国:中美还能够坐在一起谈什么呢?
储建国:台湾问题与政治危机的转换
储建国:对台湾统派“政治失信”的风险
储建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和平机制–不是“G0”,而是“G2+X”
储建国:先交后兵,以战止战

储建国:台湾的前途:中国特色的“国中之国”

来源时间:2020/4/29   发布时间:2020/4/29

旧文章ID:21524

COVID-19 Could Bring Down the Trading System

0

作者:Chad Bown  来源:foreignaffairs.com

How to Stop Protectionism From Running Amok

For three years, the administration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ttacke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Now other forces are batte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andemic spread of COVID-19, the disease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is stoking new pressure for protectionism,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needs to prepare for more countries to capitulate under the strain.

If the trend is left unchecked, the world may repe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1930s, when industrial production fell by nearly 40 percent, unemployment soared, and economic activity remained anemic for the better part of a decade. Then as now, trade barriers did not cause the problems. America’s Smoot-Hawley Tariff Act did not trigger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ariffs today will not have caused the COVID-19 depression. But such barriers could affect the recovery, especially given the modern importance of cross-border supply chains. What happens now will influence the shape the trading system will take for decades to come.

THE TARIFFS ARE COMING

No one should be surprised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u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 a pretext for imposing new trade barriers. Trump has shown that he is happy to apply vast trade restrictions in good economic times, even over the objections of American business. Tariffs on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steel and aluminum are still in place. The administration reached a temporary truce with China in February, but most of the trade war tariffs remain, still affecting more than half of two-way trade. Now come the bad economic times—an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Trump will need someone to blame for the mass unemployment and bankruptcies that COVID-19 is leaving in its wake. If and when he picks foreigners as that scapegoat, his natural next step will be further protectionism.

Other countries have shown remarkable restraint during Trump’s first three years in office, in that they have not escalated matters with disproportionate protectionism of their own. Perhaps their leaders were waiting for Trump’s tenure to end, hoping to keep the rules-based trading system going as long as necessary for the United States—the system’s architect and leading member—to return to its historical ro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hina, countries largely kept their responses to Trump’s aggression in line with the WTO’s fraying rulebook. They also mostly acted in solidarity and refrained from lashing out at one another. The European Union even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en new trade deals with Canada, Japan, Brazil, and Argentina, portraying itself as a champion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pandemic, however, has strained that solidarity. Trade barriers within Europe have sprung up remarkably quickly. In March, France and Germany banned sales of vital hospital equipment outside of national borders, including to virus-ravaged Ital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d to step in with a compromise: member states could limit export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everyone else, so long as they played nice with one another. With that arrangement, Brussels salvaged internal harmony—at the cost of the moral authority on multilateralism that Europe had worked so hard to maintain during the age of Trump.

Export protectionism is contagious: the United Kingdom, South Korea, Brazil, India, Turkey, Russia, and dozens of other countries have restricted foreign sales of medical supplies, pharmaceuticals, and even food. But nativist economic practices carry risks, the most serious of which may play out not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after it, when industrial production restarts.

Much of Europe’s manufacturing sector rightly shut down to help limit the public health effects from the coronavirus. But the asynchronous timing of the global pandemic may mean that countries outside of Europe reopen their economies earlier than Europe does. When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euros in shoes, electronics, chemicals, and other low-priced goods suddenly show up at ports in Rotterdam and Hamburg, European industry will surely kick up a fuss, demanding tariff protection from the onslaught of unfair trade. Moreover, China might try to get its depressed economy going again by subsidizing manufacturing in the manner that led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s to complain of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in the first place. Since Chinese products will remain mostly walled off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wing to the trade war, Brussels will be an important bellwether.

But governments outside of Europe will also come under pressure to protect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European exporters will face the brunt of such measures in foreign markets. Companies everywhere can and will seek relief from imports by asking their governments to hit foreign competitors with many forms of tariffs. The WTO’s conditions for levying tariffs are pretty accommodating. An industry needs to show that it has been injured—not a difficult bar to clear given current economic hardships. After that, a common argument industries will make is that foreigners should be punished for doing something unfair.

One tariff catch phrase that will soon creep into public discourse is “countervailing duty.” The term describes an anti-subsidy tariff that is used to discourage unfair competition arising from state intervention in markets. Governments are currently allocat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to keep companies afloat. In the aftermath of COVID-19, lots of imports will arrive on foreign shores from companies that got bailouts. Under WTO rules, it matters little if the domestic industry got a handout, too, or if the foreign subsidy was sensible economic policy at the time. The rules allow for both sides to subsidize and both sides to reciprocate with anti-subsidy tariffs, as inefficient an outcome as that may seem.

In fact, while problematic, that scenario would be far from the worst case. Some governments may ignore WTO rules altogether, mimic Trump’s actions on steel and aluminum, and claim that imports need to be stopped because the trade poses a threat to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Or they may justify tariffs a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s Brussels effectively did with its export controls on medical supplies.

THIS TIME IS DIFFERENT

Only a coordinated political commitment among global leaders will prevent an onslaught of protectionism in these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WTO rules actually make such protectionism likely in the absence of an upfront plan to stop it. But no such global policy commitment has materialized. We know this, because we know what action against tariffs during a global economic crisis looks lik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also produced an economic collapse sharp and deep enough to threaten the modern trading system. Ever since the devastation of the 1930s, the fear has been that economic hardship would cause trade barriers to rocket out of control. Yet the last global recession turned out to produce a shockingly low level of protection. Trade barriers did not shoot up, in part because of the domestic policy response of the U.S. and other governments: large government spending programs, central bank interventions,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that ensured that the dollar and euro especially did not remain excessively strong. These polici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greeted the Great Depression.

Protectionism was also limited because leaders of the major economies got out ahead of the problem. In November 2008, despite not yet knowing the full severity of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brought together leaders of 20 industrialized and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in a new G-20, where the attendees made an important pledge: “We underscore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rejecting protectionism and not turning inward in times of financial uncertainty. In this regard, within the next 12 months, we will refrain from raising new barriers to investment or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mposing new export restrictions, or implement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consistent measures to stimulate exports.”

The timing of the 2008 crisis was hardly ideal. Lehman Brothers collapsed, the U.S. financial and automobile sectors needed bailout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s suddenly found themselves out of work.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 U.S. government was in the midst of a transiti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about to turn out the lights after eight years in office, and Barack Obama would not begin until January 20, 2009.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both a lame duck and deeply unpopular abroad.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still reeling from the Iraq war. Tensions had escalated with China due to its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 Even trade was not going well, as the Doha Round of WTO negotiations had collapsed into acrimony in July. To its credit, the U.S. administration overcame all those obstacles to put together a Washington summit that ultimately helped the trading system survive.

Admittedly, the global disharmony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vercame in 2008 pal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itterness and distrust today.

A LOW STARTING POINT

Thus far, Trump has followed his usual playbook in his trade response to COVID-19. U.S. hospitals faced dire shortages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Still, the administration waited until March 17 to grudgingly remove trade war tariffs on respirators and surgical masks from China, where nearly 75 percent of U.S. mask imports are produced. Ten days later, Trump appointed Peter Navarro, a top trade adviser, China hawk, and leading proponent of tariffs, to direct COVID-19 supply chain and trade policy. The administration then almost immediately invoked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and mimicked Brussels’s beggar-thy-neighbor policy by limiting American exports of respirators and masks, too.

On March 30, the G-20 trade ministers had a virtual meeting. They made little mention of the coming protectionist pressure or what to do about it. To the contrar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a trade skeptic,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blame the COVID-19 crisis on trade itself: “Unfortunately, like others, we are learning in this crisis that over-dependence on other countries as a source of cheap medical products and supplies has created a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to our economy.”

The joint statement coming out of the G-20 meeting was “not as ambitious” as he had wanted, EU Trade Commissioner Phil Hogan confessed. But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partly to blame for having left a mess for Brussels to clean up. Instead of countering the calls for protection, Hogan had to explain why the EU’s own protectionist export controls on medical supplies weren’t as bad as they looked.

WHO WILL STEP UP?

Even if Trump had never come along, COVID-19 would have put the trading system to a stiff test. But Trump has left the WTO less prepared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Unlike in 2008, this time there is little hope that immediate leadership will come out of Washington.

Saving the rules-based trading system from a crisis of widespread protectionism will require creativity and foresight from somewhere else. Squint hard enough and some hopeful signs are visible. Trump torpedoed the WTO’s system of resolving trade disputes in late 2019—in response, the European Union organized a workaround, signing up a number of major economies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 framework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harmoniously. And a group of smaller economies—led by Canada and Australia—has put forward an antiprotectionist trade statement on COVID-19 that is more aggressive than any the G-20 could agree on.

Governments of the major economies must do more, and quickly. They should not let Washington’s current dysfunction hold them back. At a minimum, countries will need to channel potentially unstoppable demands for protection into the WTO system’s most transparent, time-limited, and least distorting instruments. A special tariff called a “safeguard” satisfies those criteria and may be the best option. Safeguards are for emergencies, when imports surge and threaten to further damage industry, and they do not require assigning blame to foreigners. Applying one will not tangle policymakers in esoteric arguments over which subsidies granted in response to COVID-19 are “unfair”—a topic unworthy of litigation during a pandemic in which nearly everyone is treating state aid like Monopoly money.

The failure to anticipate and prepare for the coming demand for trade protection could be catastrophic. Starting the trading system over from scratch would be not only extremely difficult but incredibly costly, as there would surely be an interim in which no system functioned at all. But as with containing the pandemic, shoring up trade cannot be any one nation’s sole endeavor. Until the pandemic is contained everywhere, it is a worry anywhere. The same is true for protectionism.

来源时间:2020/4/29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22

《外交事务》:新冠病毒有可能摧毁全球贸易系统

0

作者:Chad P. Bown  来源:外交事务

  《中美印象》第240期

  三年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不断抨击全球贸易体系。现在,其他力量也在攻击国际贸易。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COVID-19的大流行正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在多国的压力之下,世界贸易组织(WTO)需要做屈服的准备。(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

  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世界可能会重蹈1930年代的经历,当时工业生产下降了近40%,失业率飙升,经济活动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仍然疲软。那时和现在一样,贸易壁垒并不是问题的根源。美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未引发大萧条,而如今的关税也不会造成COVID-19萧条。但是,这些贸易障碍可能会影响复苏,特别是考虑到当代社会跨境供应链的重要性。现在发生的事情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影响贸易系统的发展。
  即将到来的关税
  如果特朗普政府以当前局势为借口施加新的贸易壁垒,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特朗普过去的做法已经表明,即使在美国企业反对的情况下,在经济良好的情况下,他也倾向于实施广泛的贸易限制措施。数百亿美元的钢铁和铝关税仍在实行中。美国政府在2月份与中国达成了暂时性贸易协议,但大部分贸易战的关税仍然存在,仍然影响着一半以上的双向贸易。目前正值经济不景气和总统选举的局面,特朗普将需要寻找替罪羊为COVID-19而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破产负责。如果并且当他选择某个外国作为替罪羊时,他的下一步自然将是变本加厉的贸易保护主义。
  其他国家在特朗普任职的头三年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克制,因为他们没有同样采取保护主义来升级贸易争端。也许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等待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希望等到美国能够重返其历史角色中,即作为以规则为核心的贸易系统的架构师和主要成员。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地区基本上都根据WTO的严厉规则对特朗普的强势做出了回应。他们也大多采取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避免互相抨击。欧盟甚至借此机会与加拿大,日本,巴西和阿根廷签订新的贸易协议,俨然成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拥护者。
  然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让这种团结备受考验。欧洲内部的贸易壁垒迅速崛起。3月,法国和德国禁止在国界以外销售重要的医院设备,包括被病毒感染的意大利。欧盟委员会不得不介入,进而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成员国可以限制向其他国家出口医疗用品,只要它们彼此之间遵循规则就好。通过这种安排,布鲁塞尔以内部多边主义的道德权威为代价,挽救了内部和谐,而欧洲在特朗普时代一直努力保持这种努力。

""

  出口保护主义具有传染性:英国,韩国,巴西,印度,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限制了医疗用品,药品甚至食品的外国销售。但是,自然主义的经济实践会带来风险,其中最严重的风险可能不是在大流行期间爆发,而是在大流行之后,即工业生产重新开始之后。
  欧洲大部分制造业都处于关闭状态,以限制冠状病毒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但是,全球大流行的异步时间可能意味着欧洲以外的国家比欧洲更早地重新开放经济。当数千亿欧元的鞋,电子产品,化学药品和其他低价商品突然出现在鹿特丹和汉堡的港口时,欧洲工业肯定会大惊小怪,要求关税保护免受不公平贸易的冲击。此外,中国可能通过补贴制造业的方式,来试图应对经济不景气,从而导致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抱怨其不公平贸易的做法。由于贸易战,中国产品将大部分与美国市场隔绝,布鲁塞尔将成为重要的领头羊。
  但是欧洲以外的政府也将承受保护国内工业的压力,欧洲出口商将在国外市场首当其冲。各地的公司都可以并且将通过要求其政府以多种形式的关税打击外国竞争对手来寻求进口的救济。WTO有关征收关税的条件相当宽松。一个行业需要证明它受到了挤压——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困难,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不困难。在那之后,业界将普遍认为外国人应因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受到惩罚。
  很快就会在公众场合讨论的一个关税口号是“反补贴税”。该术语描述了一种反补贴关税,用于阻止由于国家干预市场而引起的不正当竞争。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分配数万亿美元,以维持各自企业的生存。在发生COVID-19之后,许多进口商品将从获得救助的公司运到国外。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对内对外的企业都得到补贴,这样的做法效果微乎其微。(但)该规则允许双方进行补贴,并允许双方以反补贴税率进行互惠互利,因此这种结果看起来效率低下。
  实际上,尽管存在问题,但这种情况远非最坏的情况。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完全无视WTO规则,模仿特朗普在钢铁和铝方面的行动,并声称必须停止进口,因为贸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它们有可能将关税作为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必要应对措施,就像布鲁塞尔实际上对其医疗用品的出口管制所做的那样。

""

  世道不同
  只有全球领导人之间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才能防止在这种特殊时期出现的保护主义冲击。在没有(世界)协同的计划之前,世贸组织的规则实际上使这种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这样的全球政策性承诺。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针对关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造成了经济崩溃,其深度足以威胁到现代贸易体系。自1930年代的灾难以来,人们一直担心经济困难会导致贸易壁垒迅速失控。然而,上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低水平保护。当时贸易壁垒没有上升,部分原因是美国和其他政府的国内政策反应: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央行干预以及灵活的汇率确保了美元和欧元尤其不会过于坚挺。这些政策与历史上应对大萧条的政策明显不同。
  如果主要经济大国的领导人能够提前干预,保护主义会受到限制。2008年11月,在还没有完全了解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的情况下,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就未雨绸缪,将20个工业化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与会者在会上做出了重要承诺:“我们承诺拒绝保护主义,强调在金融动荡时期不关闭国门的至关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避免对投资或商品与服务贸易增加新的壁垒,施加新的出口限制,或实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一致的措施来刺激出口。”
  2008年危机发生的很不是时候。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美国金融和汽车行业需要纾困,数百万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失业。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正处在过渡时期:布什政府执政八年后即将下台,而奥巴马(Barack Obama)则要等到2009年1月20日才上台。
  小布什政府既是一个过渡政府,当时还在海外很不受欢迎。美国的国际声誉仍然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中国因认为贬值货币,一度造成与别国的局势紧张。就连贸易进展的也不顺利,因为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在7月份陷入了争议。但是,值得称赞的是,美国政府克服了所有障碍,举办了一次华盛顿峰会,最终让贸易体系得以维持。
  诚然,小布什总统在2008年所克服的全球各种困难的努力与今天我们正在遭遇的痛苦和不信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低起点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在对COVID-19的贸易回应中遵循了他惯常的做法。美国医院面临个人防护设备的严重短缺。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一直等到3月17日才勉强取消对中国呼吸器和口罩的贸易战关税,中国生产的美国口罩中有近75%是进口的。十天后,特朗普任命中国鹰派、主要贸易顾问、关税问题的主要支持者纳瓦罗(Peter Navarro)来负责指导COVID-19供应链和贸易政策。特朗普政府随后几乎立即宣布执行《国防生产法》,限制美国对口罩和呼吸机的出口,模仿了布鲁塞尔的以邻为壑的政策。
  3月30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举行了网络会议。他们鲜有提及即将到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或如何应对的问题。相反,持怀疑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借此机会将COVID-19危机归咎于贸易本身:“不幸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正在这场危机中学习到过分依赖其他国家作为来源廉价的医疗产品和供应已经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了战略性的脆弱。”
  欧盟贸易专员霍根(Phil Hogan)承认,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没有他想象的雄心勃勃”。但是,部分原因是由法国和德国造成的,它们给布鲁塞尔留下了这个烂摊子。霍根没有反驳要求保护的呼吁,还不得不解释为什么欧盟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出口管制对医疗用品的控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
  谁会站出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即使没有特朗普,COVID-19也会对贸易体系造成考验。但是特朗普让世贸组织在应对可能发生的后新冠大流行的准备工作方面困难重重。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看到华盛顿的领导地位。
  从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危机中拯救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将需要其他国家的创造力和远见。坚持下去,就可见一些希望。特朗普在2019年底破坏了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系统——作为回应,欧盟想出了一项变通办法,和美国以外的一些主要经济体签署了一个框架,以和谐地解决其分歧。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首的几个国家已经就COVID-19提出了反保护主义的贸易声明,该声明比20国集团出台的协定力度更大。
  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必须迅速采取更多行动。他们不应该让目前陷于僵局的华盛顿阻止他们的工作。一种称为“保障措施”的特殊关税可以满足这些标准,并且可能是最佳选择。当进口激增并威胁到进一步损害行业时,紧急情况应采取保障措施,而无需将责任归咎于外国人。在大流行期间,几乎每个人都像垄断金钱一样地对待国家援助,这一话题不值得诉讼。
  不能正确地预期以及为即将到来的贸易保护需求做好准备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从头开始建立的贸易系统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非常高,因为肯定会出现暂时没有任何系统运行的情况。但是,与遏制大流行一样,增加贸易也不应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唯一努力。在大流行被全部控制住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是令人担忧的。保护主义也是如此。
  (作者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月如翻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时间:2020/4/29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20

对话潘晓讨论主人翁之一黄晓菊:这是两代人的江湖

作者:程萍 郑晓艳  来源:腾讯

中国60年,“深度对话”特别报道系列之七

前言: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信中说,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句话,在那个还会将时兴的喇叭裤管剪掉的年代里,冲击着一代人陈旧的精神网络。直至今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还在学术界中盛行。

当年23岁的黄晓菊如今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彼时的青年“偶像”,在物质和精神盛产的今天,却遭遇到人生中最大的“宿敌”——风头正劲的80后儿子。

这是两代人的江湖。

对话人物:黄晓菊对话者:郑晓艳、梁嘉琳页面制作:程萍郑晓艳【我有话说
""

第一部分:童年黄晓菊:希望每天有面包存在冰箱里

我非常渴望每天都能有面包存在冰箱里,饿了就能吃。我很小就有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总告诫自己要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这种信念已经扎根到我的骨子里了,但有时候又觉得这种想法是有伤害力的,让人干不成大事。

深度对话:说说您从小在北京生活的情况。

黄晓菊:童年时,我家住在西城月坛地区,那里都是老房子,不是传统的四合院,筒子楼,一间一间的,像老的大学生宿舍一样,几间房一个厕所,后来就搬走了。

父母把我一个人放在北京,我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我很小就离开了我至亲的亲人,外祖父母是我的隔辈长辈而且他们去世也较早。孤零零活在这世上,我很早就学会自己靠自己生活。

我非常渴望每天都能有面包存在冰箱里,饿了就能吃。我很小就有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总告诫自己要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这种信念已经扎根到我的骨子里了,但有时候又觉得这种想法是有伤害力的,让人干不成大事。

深度对话:您是指哪方面的不安全感?现在还有吗?

黄晓菊:现在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我的儿子,他不稳定,没有成事,如果我现在不做我的服装生意,那别的收入只有退休工资,生活状况会很拮据。

我渴望精神层面的追求,但追求精神也要钱,比如说看现代舞、茶艺表演、展览……都要钱。要用钱来支持精神,少了钱精神上还会有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深度对话:您在“潘晓来信”中写“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也是因为当时的不安全感?

黄晓菊:不安全感是一直有的。写信时我才20多岁,是刚开始懵懂地理解人生困惑的年龄。当时最迫切的想法就是要养活自己,思想负担一重,人就不快乐。

20多岁是一个女孩子青春萌动的年纪,然而,社会上那种步调一致的革命思想的灌输和教育,却给人造成了精神上真正的苦闷。当时我们年轻的内心和时代是很不搭调的。再加上,我又深受我看的书(都是讲个人的)影响,就逐渐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想法我没法给人说。跟领导说,领导就说你是资产阶级思想;跟同龄人说,他们不喜欢听也听不懂。我只觉得自己被局限在一个狭隘的没有未来的工厂。正好那个时候《中国青年》杂志社搞人生观的讨论,我就写信过去了。

深度对话:80年代工人地位不是应该很高吗?为什么还会苦恼?

黄晓菊:你要是知道我工厂里都是哪些人就会跟我一样苦闷了。我所工作的厂是街道老奶奶办的,专门用来安置残疾人和病患的,整个厂死气沉沉。年轻人正当青春年华,当然不甘心。而且,我们那个工厂虽然是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但不过是个小集体作坊。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不苦闷吗?

深度对话:这个工厂给您的感觉应该是很闭塞。他们有没有做一些闭塞的行为?比如把时兴的喇叭裤裤管剪了?

黄晓菊:剪裤管那是文革时的事情了,社会上号召,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我大概还在念中学,是学校里典型的“倒霉蛋”,而我们的政治老师就特革命、特正直,我特“小资”。

深度对话:从文革就开始小资?

黄晓菊:是啊,我现在都能成“老资”了。那时候社会上鼓励看政治革命书,但我就特别爱看描写个人史的书,那些书不算反动但影响也不怎么好。照学校的标准,我算是“落后学生”,那些优秀的班干部肯定不看这些书的。

我的行为当时叫“倾向于资产阶级”,这些都涉及到入团、入党的问题。我看完书又喜欢跟别人讲。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个同学当堂站起来指着我打报告,那个特正直的政治老师就对我发动批判了,批判我意识形态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可怕啊,一个中学的女学生,在班级里站起来揭发你,从那之后,我就变成“孤家寡人”。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第二部分:成名后,还是一样不在社会体制内

我不喜欢那种旧体制,不但不讲求效率,还容易把一个人奴役。这种体制从本质上来讲可能是在寻求自我的心理安慰,也有可能是因为硕大的经济机器根本操作不了,也不敢给人自由。

深度对话:后来去《中国青年》杂志社也成了“孤家寡人”?

黄晓菊:我年轻时非常需要个人空间。当时成名了,就给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安排了个职位,那个杂志社是这样的情况:职工的小孩放暑假了或者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就让他们在我的那个部门做事,简言之,就是一帮退休的老人领着一帮孩子。大家的工作任务是卖书,谁想买书就给谁寄。我就是被安排在这样一个岗位上。

闲暇间,我就会跟孩子们聊天,我在孩子里面又是一个大人了。管他们的是老奶奶辈的,我跟他们年龄相近,再加上思想活跃,又爱接近年轻人,所以他们都愿意跟我聊。聊到探讨性的东西时,他们都觉得对小孩不利。他们会觉得我的谈话会让他们不听领导的话、思想不安定,不好管理。

深度对话:后来去社科院也是这种情况吗?

黄晓菊:本质上是。年轻时,我工作效率很高。给我8小时的工作,6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两小时的时间我就给自己安排。我已经尽力完成了我的工作,提出这个要求是应该的。我在厂里是这种情况,后来去《中国青年》杂志和社科院也是这样,实在待不住,最后离开了。

社科院的工作是在资料室,我负责分类,一天才那么几种杂志,”咣咣”搁在盒子里任务就算完成了。有时甚至半小时都用不了。完成工作之后,剩下的时间就都是我的:听报告,看资料,或者自己的书……但这些最后都成为我的“罪状”了。那边的人这样工作要8小时,我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他们还说我不好好工作。

我听后觉得很不公平,所以就主动请缨要求增加我的工作量,因为我觉得多干点活比干完了在那儿装干活舒服得多。现在我才知道,当时那些人表现得兢兢业业,把半个小时的工作拉长到8个小时,是为了表现突出然后争取入党。我这种人一进去,突然证明半个小时活干完了,他还怎么证明任务的繁重?怎么证明工作的兢兢业业?我的行为不等于揭穿了人家了嘛。所以他们也挺排斥我的。

深度对话:您还特别喜欢跟同事瞎聊吧?

黄晓菊:这个是我还在羊毛厂工作时的事,那时我才十几岁。我也是工作完闲着没事就跟别人聊。还是老问题,我不喜欢那种旧体制,不但不讲求效率,还容易把一个人奴役。这种体制从本质上来讲可能是在寻求自我的心理安慰,也有可能是因为硕大的经济机器根本操作不了,也不敢给人自由,换言之,领导看着你踏踏实实在这坐着,就成功了。但我不一样,活干完了,就很难受,就想找人四处聊天。

深度报道:您当时有一个故事,说给一位女同志选择,是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放在今天您选择谁?

黄晓菊:我也不好选择。其实,我挺崇拜毛泽东的。我看人不太看“代”(哪个年代),看的是人的动物性,从动物性看出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毛泽东还行,他有男人的思想力度和个人的坚持。

深度报道:您这样说是不是在把他比喻成一头狮子?

黄晓菊:把他比喻成什么动物,我也说不好。暂不说对错,不说政治,就说他的人性。我觉得,非常光辉、灿烂、伟大。以前我不敢选,现在我光明正大选择毛泽东,阿兰德龙没太大意思了,明星靠边站。

深度报道:您离开社科院后就南下闯荡,能说说那些事儿吗?特别是在深圳的电台里做“知心姐姐”的事儿?

黄晓菊:那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深圳,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家政,当时有一个女孩在主持一档女性广播节目叫“月亮湾”,我就通过我的雇主,跟女孩私人认识了。在跟大家一起聊的时候,觉得我聊得挺火,挺神经的,一传十十传百就找上我来了。刚开始是去做嘉宾,后来变成热线,我就成了“知心姐姐”。热线节目中打进电话来的什么人都有,我就都什么都要回答。开始觉得挺过瘾,后来觉得自己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每一个人问的问题都是很表面的。

有位知名主持人说,每一个人走到今天一定不是一件事决定的,是他整个生活轨迹决定的,做节目的目的不是给别人解答什么,而是让别人能够抒发出来。这本身对人就是有益的。我之所以后来没有选择再做这样的节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只能做到让别人抒发出来,而不是帮助他们解决些什么。

第三部分:当年的“80后”撞上当今“80后”

我比较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那种“80年代一定强于50年代”机械的理解,而是,真正的冲突还不在于“代际沟通”。代沟是有,但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还是人的不同。

深度对话:您现在跟儿子的相处情况如何?您儿子应该是典型的80后吧?您喜欢跟他们相处吗?

黄晓菊:喜欢。除了儿子,我也喜欢跟我店里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沟通。儿子是我唯一的亲人,而我跟其他80后、90后的相处就不存在亲情的关系。从店员身上,能很明显地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

我和他们这一代人的思维上的尖锐冲突点还不在观念上,是个性的问题,不是时代的问题。我觉得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时代越前进、经济越发展,人越接近自由,人的生态氛围应该越好。

我比较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那种“80年代一定强于50年代”机械的理解,而是,真正的冲突还不在于“代际沟通”。代沟是有,但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还是人的不同。

正如我前面把人用动物来比,有的人天生是个老虎,有的人天生是个猴子,有的人天生是个老鼠。他们在任何一代中都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有的人天生说话就迟,思维也迟,但我这人天生说话比较快,思维也快。你很难要求一个猴子像老虎那样,也很难要求大象像猴子那样灵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人是一类一类人,而不是一代一代人。

深度报道:那具体到您儿子呢?

黄晓菊:我能跟他探讨得特别超前,比如说男女交朋友,比如说适婚、同居。这种话题我都能接受,但如果你在我眼皮底下搞这套我就感觉怪怪的。

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种矛盾。我觉得他们的观念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实际中,当他们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又不愿意去接受和肯定。

我对现在的小孩们也不是没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浮躁,太急于反应这世界,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反应性动物,就是我打你一下,你就马上反弹一下,其实你自己主观没想跳起来,因为我动了你,你就跳。因为没有车我就开,因为没有漂亮的女孩不能炫耀我就弄一个,因为这样的话别人就觉得我有本事,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点偏,不过咱们没有道理去规定。

深度对话:这是不是跟您“50后”的思维有关?

黄晓菊:“50后”跟着时代走到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过程。50后并没有享受到正常的教育,像我,小学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我们这批50后大多数都是文盲,凤毛麟角的人考上了大学。

深度对话:那个年代的家长,也都跟您一样思想上容易认同,现实中难以接受?

黄晓菊:大多数家长思想也正统,表面也正统,言行一致。我的这种矛盾,是一种特殊、典型的表现。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对小孩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当自己矛盾困惑时,他们这一代要分解和消化我们的矛盾,如果再产生自己的矛盾,就更矛盾了。

深度对话:您跟您儿子之间的关系挺特别的。

黄晓菊:我跟儿子之间的关系特透明,特平等,能有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我看明白了。我知道他跟我是不同的动物。比如说,我是老虎,他爸是猴子,然后老虎和猴子的基因弄到一起弄成一只老鼠来。他一定不是猴子也不是老虎,可能他爸看着别扭,我看着也别扭,但他像我俩的部分都能够明白。

第四部分:因为“潘晓”,获得挚友

母爱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作为母亲,生孩子肯定是自然的人性的需要,生下的孩子肯定是你的,你爱他。这种爱肯定是发乎于自我,所以你也没有必要期待孩子恨不得命都不要了去爱你这个母亲,这不公平。

深度对话:当时来信中有一段“主观和客观”的论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也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吗?

黄晓菊:那天我偶然听到了于丹讲的一个故事:在一个村里面,有一个盲人,这个盲人老打着一个灯笼,照亮了旁边的路径。大家都觉得挺好,把别人的路都照亮了。事实上盲人是怕别人撞到他。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切合我当时的想法。

好多事都是发源于自我的一个需求,客观上回顾了别人。这是最自然的形态,别人也没有必要感恩拜佛地去谢谢你,有被爱被奉献的负担。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多高尚,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互惠互利的状态,应该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母爱也可以是这样。你作为母亲,生孩子肯定是自然的人性的需要,生下的孩子肯定是你的,你爱他。这种爱肯定是发乎于自我,所以你也没有必要期待孩子恨不得命都不要了去爱你这个母亲,这不公平。

深度对话:这个想法肯定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吧?

黄晓菊:恩,很多人不理解,不过我一直都是这种风格。我还挺满意的。这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品质,但是真诚表达自己就挺对得起自己。以前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其实这是挺奢侈的。敢于这样的人不多,有很多人才十几岁二十几岁,90后、80后成天戴个面具说着违心话。我能够坦然到今天,就应该为这真诚树个碑。

深度对话:您当时写信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效应吧?

黄晓菊:其实我们当时没有感觉到特别壮观,这也是后来随着发展和推移,就像你们当今的媒体还在去说这个事,说明他在历史的思想史中演变出来了不一般的价值。

我们作为当事者,个人并没有感觉到激流澎湃。你还是个工人,照样要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照样还是身边那几个人,该干嘛该干嘛,大不了就是《中国青年》有时候寄给我几封信看,写得比较好的就让我激动一把。

深度对话:“潘晓来信”产生效果之后,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读者来信?

黄晓菊:当时有两个人,我记住了他们的信,也见到了他们的人,一个就是现在在深圳工作的李潮。我挺喜欢他写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激情,他当时是南京《青春》杂志的编辑,我特意去找了他。还有一个叫赵琳的,来北京找我,现在还参加访问,武汉大学的教授。他当时那篇文章说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他的文章水准就较高,文笔也很好,痛快,坚决,没有模棱两可的词句,我喜欢那种文风。

深度对话:那您去看李潮的时候, 第一眼的感觉是一见如故吗?

黄晓菊:确实一见就觉得是一个老朋友,我们会走入彼此心的深处,精神的深处。整个呈现的状态,包括身材、脸形、眼神、表情全部包括在内。果不其然,聊得不错。后来我去海南、深圳,联系就不太多了,但还老写信。现在他来北京找我见面,照样一聊就直接往心里走,就像一个人一下会走到你灵魂里。

深度对话:那您觉得这么多年来他有没有变化?

黄晓菊:这么多年都没有见面,但是心灵里曾经沉淀的那些还有。一看见他,就知道那东西还在。有这样一两个朋友,挺知足的。永远都在,哪怕你跟他十年没有音信,但是只要拿起电话一定就往骨头里说,我觉得这挺过瘾的。

第五部分:我们就是一个思想符号,正好标志在那了

我觉得我整个是一个体外循环动力,永远是精神上的体外循环,因为这是我个性的问题,对所有的规范,不管你规范我的思想还是我的行为,我的自由的天性都要求最舒服。我觉得思想上自由是很重要的。

深度对话:八十年代年轻人有一些很乌托邦的东西,您怎么看待那个年代?

黄晓菊:那个年代年轻人还是被统一的东西规范着。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提倡大家要建立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整个舆论导向还是那样。我必须假装信那个,这样我才能入党、升官、挣钱。现在连假装都不能假装了,生活该怎么样我就反应什么。

深度对话: 80年代您说的是体制的一套,但80年代反抗体制的那套也是很激烈的。

黄晓菊:至少我在我的小工厂里没有感觉到,因为那些反抗、那些思想都在大学校园里,在知识层面里。我就是一个太偶然的情况了。

深度对话:那您怎么看待那些反抗的大学生呢?

黄晓菊:当时我在那个街道工厂里觉得特底层。所以我肯定觉得那些学生很小孩。但是我觉得它的思想是对的,社会应该被冲击,应该被真实的声音冲击。

深度对话:我这还有一个问题,香港有个记者的文章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和潘晓。

黄晓菊:当时一个年轻人可以诉说,应该说是社会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发出了自己诚实的声音,那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这么一件事,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显现出来的。至于他到最后多么重要,那是客观的,跟我们这个主观的当事者没关系。就是一个思想符号,正好我们标志在那了。

深度对话:那您觉得“潘晓”这两个字到现在为止对您这一生影响大吗?

黄晓菊:不是很大,我认为我个人的命运其实跟我的个性和成长有关。我绝不否认这是事实,我也绝不会骄傲得不行,但我也不自卑好像我做了一件错事。

深度对话:我发现您的人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80年代很多被认为思想先锋的人其实是怀着一种影响这个社会进程中的心态,但他可能最终从体制外又回到体制内了,当然有些人可能因为一些原因被打压,但是他毕竟是进入了这个体制,您是不进入体制。

黄晓菊:我觉得我整个是一个体外循环动力,永远是精神上的体外循环,因为这是我个性的问题,对所有的规范,不管你规范我的思想还是我的行为,我的自由的天性都要求最舒服。我觉得思想上自由很重要。

深度对话:“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还有很多人一直在争论,您对这些人在争论这个话题怎么看待?

黄晓菊:我觉得我这么说是用我的生命感悟出来的,他们说是学术争论是他们的事,我不关心,我觉得争论出来也是负面的。而我觉得我给他弄的没解的题,让他争去吧,永远也整不清。

来源时间:2020/4/28   发布时间:2010/9/22

旧文章ID:21838

法国世界报:石正丽焦虑失眠 担忧实验室外泄

0

作者:巴凯、佩德罗莱蒂  来源:法广网

世界报4月25日发布有关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调查。两位作者是巴凯(Raphaelle Bacque)和佩德罗莱蒂(Brice Pedroletti)。

根据这个调查,去年12月武汉肺炎爆发时,武汉P4实验室的病毒传染中心负责人石正丽陷入焦虑和害怕中,她说自己好几夜没合眼,反复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研究,每一个动作,不停问自己病毒是不是从我们那些实验室泄露的?

石正丽在法国蒙波利埃大学学习过几年。那是除了她会讲一点法语,法国科技部长给她颁过奖之外,大家对她不太了解。但她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因她研究蝙蝠取得成果,被媒体誉为“蝙蝠女郎”。2005年她识别了两个与萨斯病毒接近的冠状病毒。

她近几年恢复了研究。她极度担心基因序列显示武汉的杀手(病毒)是她所在部门外泄的。她告诉《美国科学》月刊的记者珍妮·丘(Jane Qiu):“的确这使我头脑乱了,闭不上眼睛。”

世界报这篇调查还说,武汉有多个研究病毒的实验室,石正丽的研究,需要P3和P4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中法合作的P4实验室位于武汉西南大约30公里处,一个浅灰色的碉堡,侧面是塔楼和办公楼。实验室背后是树林,初时周边没有其他建筑,后来附近建起一座学生宿舍楼。

这个P4实验室的地址和位置很难找到,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和谷歌地图都错误地将它定位在东湖附近的老病毒研究院的校园中。

P4 是最高安全级别,研究埃博拉等高致命病毒。这座实验室在2017年建成验收,2019年初投入使用。

石正丽并非是对实验室安全感到担忧的唯一一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外交官员在2018年来参观后,也对这个实验室的安全感到担心。认为缺乏经过正确培训的研究和调查人员。

不过,怀疑实验室泄露病毒的首先是中国自己人。从今年1月低开始,中国互联网就沸腾了。网民怀疑P4实验室,也怀疑海鲜市场附近的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该实验室的安全等级较低,专家田俊华在山洞捕捉蝙蝠的影片一度在网上流传。法国世界报引述中国媒体说,近12年以来,中国研究人员找到了近2000种病毒,而世界其他国家200年来,仅找到284种病毒。中国在病毒基础研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位专家后来承认,裸露的皮肤被蝙蝠的排泄物碰到对造成感染,他自己曾因碰触到蝙蝠的尿液自我隔离过。

另外,人们还担心武汉病毒所的女实习生黄燕玲的命运和下落。她的部分简历在病毒所的网站上被抹去。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推特发动10天民调,在1万人的回答中,51%的人相信武汉肺炎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意外泄露,24%的认为是故意散播,只有12%的人认为来自大自然。

中共政权最高层也作出重大决定 : 解放军防化兵陈微少将在1月31日抵达武汉。当时官媒纷纷向她献上“如出一辙”的热情文章,把她描绘称“战争女神”。官方说法是,陈微少将去P4实验室是为了研制抗冠状病毒疫苗,但世界报指出,如果中共最高当局不怀疑武汉P4实验室,就不会派这样一位全权特使去调查…

""

世界报的调查说,武汉P4实验室有大约六人在几年前到过法国里昂的梅里约实验室(Laboratoire Jean-Mérieux)培训3个星期。据这个实验室的免疫病毒学家布兰卡-霍瓦特(Branka Horvat)介绍,他们练习上千次穿潜水防护衣,学习管理呼吸,计算动作,截断或链接供气阀门,每次启动实验之前,要仔细准备,避免遗忘。


世界报说,法中合作的武汉P4实验室有多个减压气闸保护,必须通过读卡系统才能打开闸门。最后出口处还有防污淋浴装置。

世界报说,实验室泄露事故远比人们想象的多,比如2014年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有2349个萨斯病毒样本找不到了。幸而这些样本只有病毒的一部分,没有引发严重后果。2014年,美国一些非活炭疽病样本被错误寄往美国各地…

在武汉,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实验室泄露的假设变成了政治问题。在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外交官担忧武汉病P4实验室安全的消息4天后,武汉P4实验室主任,石正丽的“老板”袁志明出面表示,病毒不可能来自这里。因为有防止病毒泄露的非常严格明确的规定。袁志明是在中国,法国和丹麦接受过培训的微生物专家,他只是在捍卫整个中国科研界的声誉。他意识到当地和国外对他们实验室的传言,以及对他们实验室有大量学生进出的传言。他们的研究员有时一人同时带20名学生。(而法国一个研究员最多带三名学生。)袁志明眼睛不眨地排除了实习学生出意外的可能性。他肯定地说,我们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没有人被感染。

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的人很多。石正丽跟她的一些团队做“功能获得”实验,也就是重塑病毒,让它们具有更强的传染力,然后识别弱点,以便测试治疗。此外,石正丽在今年1月20日发表了一篇有关新病毒基因组的成果,表明,找到迄今为止未被认知的病毒,它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有96%的相似度。

与中国方面的狂热相比,法国方面更迟疑保留。生物污染的风险总让观察中国研究的观察者感到担忧。特别是,中国所有研究领域的实验室都在展开竞赛。而且中国的科研首先要当国家强大的工具。法国神经科学专家杰南Alexis Génin作为反走私器官协会Dafoh的科学顾问对中国感兴趣。他表示,中国的科研项目不透明,而且以过分的方式进行,有时候并不遵守科学医学伦理,可能导致走偏。

他还表示,在追求高生产力的环境下,很多年轻研究员轮流做实验,增加操作错误与感染的风险。至于武汉实验室里重塑过的病毒是否会外泄,他表示,惟有派专家进入实验室检查,审阅实验室病毒学笔记本,方可以澄清这一点。而流行病经常扮演“揭密者”的角色。

对武汉P4实验室的怀疑显示了法国与中国合作的困难。到目前为止,在法国,有一些失望的企业,一小队的外交官和国防部几个高官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不透明行为表示抗议。

""

法中合作内幕法方被排除

世界报说,这次疫情让人们突然发现了法中合作的内幕。这个武汉P4实验室建好后,除了2019年3月,法国驻武汉领事访问过这里(照片挂在墙上为证),实际上,法国很快就被排除在该“实验室”的运作范围之外了。

虽然石正丽和其他中国研究人员受到法国里昂P4实验室的接待,但两国合作的“对等”远未实现。甚至积极推动与中国合作的工业家梅里约,也在武汉P4被中方验收后撤离。在武汉P4实验室启用前的18个月测试期(未放毒),法国传染病学家René Courcol医生被法国外交部派去武汉。他的任务是保证P4实验室各项程序正确完成。他是否真被允许进入武汉P4?他今天对武汉P4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担忧?他拒绝回答世界报的问题。

实际上,法国完全不知道帮助建成的武汉P4实验室内发生了什么。曾经参与一大部分法中这个合作项目的里昂P4实验室主任拉乌尔Hervé Raoul表示 : “实验室的设计看起来不错,但要确定的话,需要看它在操作模式下怎么样。我去过几次,但是我没有看到它运作。”拉乌尔先生承认,武汉P4里面没有法国研究人员。他说,我一点也想不出这个实验室怎么运作。

世界报说,总而言之,这个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2004年庆祝的双边关系已成为单边了。这种情况在法中合作中很典型,几乎所有在中国的法中合作项目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来源时间:2020/4/28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23

国际锐评:散播“政治病毒”的蓬佩奥正把自己变成人类公敌

作者:国际锐评  来源:央视客户端

“蓬佩奥不仅没有展现出任何领导力,他还利用新冠疫情打击美国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和伊朗,这大大削弱了全球抗击疫情合作,而合作是当下最紧迫的。”近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点名批评美国现任国务卿。

类似的批评在美国国内正形成声浪。比如,《华盛顿邮报》日前刊文直斥其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国务卿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汤姆·怀特批评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缺席的,我们所了解的是他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为什么蓬佩奥成为众矢之的?来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吧:

正如怀特所指出的,疫情暴发以来,蓬佩奥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在疫情防控上毫无作为,如同“隐形人”。相反,他在给中国泼脏水方面跳得最凶,将其作为“每日功课”。从多次公开将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到污蔑“中国未能及时报告疫情”,再到叫嚣向中国“追责索赔”……蓬佩奥将他在中情局期间推崇的“撒谎、欺骗、盗窃”那一套演绎得淋漓尽致,给美国外交纪录添上一笔又一笔道德污点,不断地摧毁美国国家信誉。

不止如此,蓬佩奥还放言,美国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公然站到了国际公共卫生利益的对立面,暴露出丑恶的霸权嘴脸与强权心态,遭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多国强烈抵制。讽刺的是,蓬佩奥竟然还大言不惭地吹嘘美国将继续“引领”全球抗疫进程,并声称将新增2.7亿美元人道主义和经济安全援助资金。然而,巴勒斯坦明确表示没有见到任何美国宣称的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也回应说,“一个子儿都没有见到。”危机面前,这种“口惠实不至”的外交实在令人不齿。

显然,蓬佩奥的所作所为令世人看清:疫情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令人伤痛的事件,美国民众的生死对他来说也事不关己,只有谋取政治私利、搞地缘政治才是他“钟爱的事业”。

为达此目的,蓬佩奥的造谣污蔑可谓登峰造极,带有反智反人类色彩,不由令人怀疑他是否已经“失心疯”。

首先,病毒溯源问题是个科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早在2月中旬,27名国际顶尖公共卫生科学家就在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认为该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并指出这样的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防疫工作外,别无他用”。蓬佩奥恶意将病毒与武汉挂钩,无非是通过种族主义手法制造对立,抹黑中方的抗疫努力,企图借此转移视线,转嫁责任,用心极其险恶。

其次,蓬佩奥对中国隐瞒疫情信息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疫情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同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同国际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合作。中方还多次以时间线方式详细介绍了疫情发布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情况。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蓬佩奥视而不见,肆意栽赃,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部“谣言制造机”。

近日,美国加州发现2名死者很可能在1月份就已感染新冠病毒且没有中国旅行史。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杰哈推测,新冠病毒或在更早时间(早于1月)就已在美国境内传播。此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公开承认在去年9月开始的流感季中,美国部分流感死亡病例实际感染的是新冠肺炎。到底是谁隐瞒疫情信息?蓬佩奥有勇气给国际社会一个交待吗?

第三,所谓向中国追责、索赔的论调更是无理取闹、哗众取宠。疫情不分国界,疾病不分种族。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的受害者。不论从法律基础还是事实依据,抑或是国际公义上,这一谬论都站不住脚,不过是个政治噱头罢了。

看来,在蓬佩奥这样一个说谎成性的人面前,事实与真相是不存在的。然而,他叫嚣鼓噪的音量越大,推卸责任、包藏祸心的目的也越明显。疫情之下,蓬佩奥正在政治投机的路上越走越远,企图通过拙劣的表演积聚起周遭保守势力的支持,帮助其实现迈向权力之巅的个人野心。

所以,要说到追责,蓬佩奥才是最该被追责的人之一。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他在危机面前没有表现一丁点职业操守与责任担当,反而不断散播“政治病毒”,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不断践踏人类道德底线,不断干扰国际公共卫生合作,自甘沦为全人类团结抗疫的绊脚石,沦为病毒的帮凶。

谎言和诽谤无法弥补失去的时间,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生命,更无法让美国“再次伟大”。蓬佩奥应该清楚,美国的敌人是病毒,不是中国。任何破坏团结、损害互信的行为只会加剧危机,削弱全球合力,最终损害美国自身利益。蓬佩奥若一意孤行,继续将政治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那么他必将被美国人民所抛弃,在美国外交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国际锐评评论员)

来源时间:2020/4/28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19

特朗普:不会推迟今年大选时间,建议一些州考虑学校复课

0

作者:王逢治  来源:央视新闻

  据美国媒体报道,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上周暗示,特朗普可能会试图推迟大选时间以赢得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发布会上称,他“从未想过”改变定于11月3日的大选时间,并称这是“有些人”的“虚假宣传”,但他不认为拜登说过此话。
  另据《纽约时报》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州长的电话会议上建议一些州考虑学校复课的问题,特朗普说:“在这场我们都经历的灾难中,孩子们表现得不错,所以很多人都在考虑重开学校。”
  《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推动学校复课的举动与医学专家的建议背道而驰,这显示他在推动各州开放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来源时间:2020/4/28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16

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实施更严格限制

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周一宣布将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国通过民用商业等途径获取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转为军用。
  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要求,如果美国公司要向中国出售军事相关产品,即使是为民用而购买,需要先获得商务部的许可证。
  商务部还取消了对某些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在内的民用产品的豁免。这项豁免规定,如果是用于非军事实体和用途,则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出口某些美国技术。
  目前美中关系因科技竞争和新冠疫情恶化。业内人士担心,新规可能会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和民用航空设备的销售造成影响。
  除了要求更多产品在出口前获得许可外,美国还将这些限制扩大到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交易中。但最大的影响将是与中国的贸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些国家有将从美国公司购买的商品用于军事用途的历史,考虑到这一点很重要。”
  分析人士表示,在新规定下,美国放宽了对军事用途和采购者的定义,任何可能被军方使用的产品都将受到审查。
  特朗普政府还公布了另一项拟议的修改,要求向中国出口某些美国产品的外国公司不仅要取得本国政府的批准,还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

来源时间:2020/4/28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14

Maatje Benassi是赵立坚要找的美国零号病人吗?

0

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36期
    3 月 12 日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用中英双语连发 5 条推文怒对美国:华盛顿欠中国一个解释!推文中,赵立坚写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 · 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谁是“零号病人”和病毒源头的争论一时成为网络热点。双方你来我往,在都没有拿出确凿证据的前提下隔空喊话,至今仍在发酵。身处漩涡中心的被网络阴谋论者认定为“零号病人”的麦特姬·班纳西(Maatje Benassi)的平静生活从此被打乱,家庭地址被曝光,邮箱被各种指责的信件充斥。近日,她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商业网(CNN Business)专访时说:“这一切,就像从恶梦当中醒来,然后又进入另一个梦魇,日复一日,永无止境。 

病毒从何而来、谁是第一个被感染的“零号病人”,疫情爆发至今,全球的科学家正在竭尽全力地寻找答案。虽然“零号病人”的寻找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球的民众依然翘首以盼,希望有朝一日能水落石出。时至今日,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疫情从未明确找到严格意义上的“零号病人”。Maatje Benassi是赵立坚所说的零号病人吗?谁是最先曝光她的始作俑者?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传言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相关的报道:

2月中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各种版本的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入武汉的阴谋论被疯传。有一种说法称,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举行的10月18日至27日间,有300名美国军人运动员来到武汉,但其中很多人 “不参加赛前训练,而是活跃在武汉的各个公共场所。”在此赛事上美国运动员收获0金牌,被指“心不在焉”,并且美方招待所距疫情最初的暴发点华南海鲜市场不远。

2月23日,《新京报》发表文章《谁是 “零号病人” ?新冠病毒的解与未解》,推翻了一开始大家认为的蝙蝠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主流说法:一是武汉发现最早的新冠病人,跟华南市场也没有任何联系;二是被列入重点怀疑目标的华南市场,并没有售卖蝙蝠。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新冠病毒跟武汉的世界军运会有关。

3月4日,加拿大一个自称 “全球研究”的机构 (Global Research) 在其网站上发表了署名拉里·罗曼诺夫的文章:China’s Coronavirus: A Shocking Update. Did the Virus Originate in the US? (中国的冠状病毒:最新发现令人震惊,该病毒起源于美国吗?)。该文被赵立坚援引,因为它的结论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被感染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武汉。

3月11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接受监督委员会质询时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3月15日,俄罗斯一家媒体报道,前联合国生物武器委员会成员、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俄罗斯微生物专家伊戈尔·尼库林认为,新冠病毒完全可能来自中国之外。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也都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

3月16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刊登的《国际锐评》说:美国此次流感季始于2019年9月;10月,美国军人运动员来到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有外籍运动员患上输入性传染病;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出现症状。

3月25日,《环球时报》引用一个美国“记者”乔治·韦伯(George Webb)的说法,指病毒可能是来自一个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军自行车手,但官媒报道已表明,这种说法没有证据。乔治·韦伯事实上也并非“记者”,他被美国媒体视为是极右阴谋论在YouTube上的网红。

4月26日央视网消息: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检测报告显示,早在2月6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例新冠死亡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20多天。这位死者没有出国旅行史。圣克拉拉县行政长官史密斯24日表示,这是目前美国确认的最早的新冠死亡病例,这表明新冠病毒早在1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在加州传播。此前,美国公布的境内首例确诊病例1月21日出现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华盛顿州2月29日报告一例新冠死亡病例,认为这是美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一下Maatje Benassi这个人。

据CNN报道,Maatje Benassi是一名美国陆军预备役军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维吉尼亚州贝尔沃堡(Fort Belvoir)陆军基地担任安保人员,从来没有确诊证实得了新冠病毒,也不曾有过任何感染病毒症状,却因为去年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被一名叫乔治. 韦伯 的美国记者称为 “把病毒带入中国的零号染疫者” ,让她饱受骚扰及威胁,人生彷佛变成一场梦魇。

根据韦伯的说法,Maatje Benassi有个兄弟叫Matthew Benassi,而他就在发生泄露事故的美军生化武器实验室所在的迪特里克堡基地(Fort Detrick)工作。她另外一个亲戚Benny Benassi是荷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据CNN报道,Matthew Benassi实际是Maatje的丈夫,是一名退休的美军前五角大楼空军官员。Benassi夫妇现在都住在Fort Belvoir基地,而非关闭的陆军生物武器研究所迪特里克堡基地。前者在华盛顿南部的弗吉尼亚州,另一个在华盛顿西北的马里兰州。

""

韦伯所称荷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为Benny Benassi,因Maatje Benassi与同姓,韦伯认为他们是亲戚关系。实际上,Benny Benassi并非荷兰人,而是一名著名的意大利唱片骑师(DJ),并且也没有被确诊,是主动居家隔离。Maatje Benassi虽然曾有荷兰经历,但Benassi应为意大利姓氏,人数众多。

最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爆料人乔治·韦伯。

据CNN报道,韦伯是一名Youtube阴谋论网红,拥有2700万观看量和10万粉丝。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他自诩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 的超级粉丝,喜欢调查各种政治、军事、经济、腐败内幕。如:克林顿基金会内幕、军事承包商Dyncorp的间谍/偷渡/器官交易、国会里的暗藏的间谍网、佛罗里达律师神秘死亡事件、彼得雷乌斯/克林顿等人的武器交易,等等。重点针对民主党。主要模式为上网搜寻资料以及私人 “可靠情报”

2017年6月16日,他当时诈称停靠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 “孟菲斯马斯基” 号货船上有炸弹,结果导致美国海岸警卫队很快包围了这艘船,并一度关闭了当地一个美国最主要的港口数小时。但最后发现虚惊一场,是他的恶作剧。因为此事影响恶劣,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约谈了他,美国媒体《纽约时报》、CNN都对此做了相关报道。

""

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伴随着许多扑朔迷离、让人浮想联翩的阴谋论。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也层出不穷,除了生化武器说之外,还有诸如基因武器论、电子烟不明肺炎论、实验室泄露说等等。Maatje Benassi是不是零号病人,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从以上爆料人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来看,无法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论证,更像是一场“恶作剧”。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突发奇想”还是合理推测,如果给当事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样的恶搞就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尊重科学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正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在4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吹风会上回应有关新冠肺炎 " 零号病人 " 的问题时表示,追溯 " 零号病人 " 是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的大量工作。

来源时间:2020/4/28   发布时间:2020/4/28

旧文章ID:21511

曾写文章批判潘晓人生观的周晓东成了商人

作者:  来源:世界浙商网

文章原标题:周晓东:充满激情的理想实践者

在那场被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的“潘晓讨论”中,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用血肉拥抱世界》一文让无数读者热血沸腾。他现在是企业家,却爱文学,理想是当个作家。他曾期待摸索一条农村致富的路径,结果办成了镇上最大的企业,解决了许多乡亲的就业问题。他就是浙江诸暨五峰电容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东,一个怎么看都不像老板的企业家。

世界浙商网记者 苏旭

周晓东特别不像一个企业老总。

每天早晨,他早早起床,在自家院子里伺候那些花花草草。一棵橘子树,被他照料得挂满了红红的橘子。有时候,他乐滋滋地欣赏欣赏那块从太湖边拉回来的大石头——石头特像一只停在枝头的喜鹊,他一脸陶醉。之后,他会跟他的两只大狗道个别,步行去办公室上班。 

短短5分钟的路程,遇上乡亲邻居都会点头打个招呼——他从创办企业起,就在这个镇子上,二十多年了,镇上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他与他们都是好朋友。 

他就这样乐呵呵地,走进公司大门。他在公司院子里种了几棵枫树,这个季节枫叶红得正好,他一脚踏进这片红彤彤里,于是,一天的生活都带着劲儿。 

不得不提的“潘晓讨论” 

跟许多草根出身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当初“穷则思变”的从商背景不太一样,周晓东并不是单纯地因为自己家庭不富裕而干起了企业。 

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周晓东已经是江西南昌一个颇有点名气的木工师傅,他带了几个徒弟,生意很好,收入也颇高,生活安宁,日子过得挺不错。 

但他的内心,并不踏实。他从18岁告别诸暨老家在外做工,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可他每次回到家乡,感觉乡亲们仍然生活得十分艰苦,心里总酸酸的。“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呢?”有时候他会这样问自己。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并不能够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那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情操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矫情,有些虚假。然而,在那个年代里,却是那么真实而朴素的。 

有1980开始的那场著名的“潘晓讨论”为证。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场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人生的路呵,为什么会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写信的人叫“潘晓”,在信中,她抒发了郁积已久的苦闷,对过去一直接受的“付出就有回报”、“人生在于奋斗”等等思想表示了怀疑。 

这封信一登出,触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场历时一年多的大讨论拉开序幕。 

周晓东的心弦,也被拨动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二十多年来神思梦萦地翻腾于他脑际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从16岁初中毕业就抱着“把社会当作我的大学”的念头,到江西、福建等地做流动工。“像录音机,又像照相机,把看到的、听到的统统烙在脑际里。”在散文《风雨》中,他这样写到。 

在后来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上的《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一文里,周晓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说明:“心中有了人民,一个人是能够献身的。我热爱周围的人们,我有不少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在社会上,我一方面受到歧视和压抑,一方面又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爱护。为了这些善良、正直的人们,我甘愿贡献自己的一切……” 

更有意思的是,周晓东还曾给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写过一封长达万言的《自荐信》。在信中,他深刻阐述了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看法,对党的建设、基层干部管理、民主与法制的完善、农村建设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在信中,他大胆提出:给我一个最穷的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5年之内我有信心叫它有所改观。 

这封信由于针砭时政、想法大胆,后被《中国青年》杂志社作为内参呈报中央。时隔26年,在记者看来,信中许多内容在今天仍有很大的价值,许多想法在今天仍然前卫。 

现在看来,也许这样的举动有些“形而上”,可放在当年的背景下,我们却是完全能够理解并相信一个人的信仰就是这样纯粹。而记者之所以要不吝笔墨回首那些往事,也正是要说明,周晓东之后人生道路的每一步,都是以这样的信仰为基础和前提——这令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少了“商”味,而有了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为理想的探索 

20066月,周晓东参与策划,并载有他文章的《奋斗改变命运》一书出版。在这本回忆“潘晓讨论”的书中,记者看到了一张周晓东当年的照片。那时候的他,穿着中山装,浓眉大眼,一看就觉得是个“热血青年”。 

这个胆子大、有想法的年轻人,后来还真的找到了老家的县领导。县委办公室主任接见了他,对他颇为赏识。无奈在当时的体制下,要想真的给他安排一个“最穷的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是不太现实的。 

怎么办?周晓东有点沮丧:这一“炮”没打响,我又将回到那种永远的苦闷和彷徨中去吗? 

他的思想斗争得很激烈,如果回南昌做木工,生活将会很安定,收入也不错,但他怎么对得起那些对他寄予厚望的人们呢?在那些矛盾的日子里,他一遍遍与朋友们讨论着。 

“那的确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我虽然提出了许多理想主义的设想,但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一切从我做起,我相信路是走出来的,我决心回到家乡农村做些探索,看看能否找出一条可以使农民脱贫致富的规律性的路。”周晓东回忆往事,告诉记者。 

于是,他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回到家乡跟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孝四公社综合养殖场”,开始养长毛兔,并种植一些花卉苗木,还培育起了桑树苗。 

“长毛兔很娇贵,怕湿、怕热,病又特别多。当我们把长毛兔养到300多只时,青饲料成了大问题。正是江南的雨季,我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挑着篮子到山上田里采野菜,累得天天一身汗一身泥,晚上还得熬夜伺候小兔崽。村里的老百姓特别不理解:‘周晓东堂堂一个木工师傅,一手好手艺,怎么做起这种事来了?’听到这些话,我也是五味杂陈,说不出的滋味……”在周晓东回忆那段往事的文章里,他这样写到。 

养殖长毛兔并不顺利,种植花卉苗木也不容易。那些天,他们嫁接好的桑苗刚露芽,偏又逢上了阴雨绵绵,杂草疯长,他们蹲在地上拔了一天又一天,10个手指甲磨光了,鲜血直流…… 

可是在周晓东的心目中,只要有一个能让他施展的空间,他不会惧怕任何的失败和困难——其实在过去20多年的人生历程里,背着“地主阶级”的烙印流浪他乡,所承受的痛苦远比这些要大得多。所以,直到今天,当记者问起五峰电容器公司成长中的困难时,他想了许久,最后告诉记者:“企业发展得很顺利,似乎并没有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坎。” 

是真没遇到吗?其实,只是由于过去承受的东西太多,那些困难对他而言,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失败了,再尝试,到了那年年底,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几千元钱,而且,他们培育的桑苗也带动了当地蚕桑业的发展。 

周晓东似乎离自己的理想,又进了一步。 

像牛虻那样奋斗 

周晓东爱读书,而所有的书中,他最爱的是《牛虻》。这本书在他流浪在外的时候激励过他,到他后来创办企业,跟着企业一起历尽种种艰辛时,他又重读了多遍。 

前两年,他去意大利考察,专门抽空去了美丽的阿尔卑斯山脉,站在牛虻亚瑟曾生活过的地方,他感慨万千。他告诉记者,他最佩服的就是牛虻那种忍受苦难,但又从不诉苦的精神。这种精神,他在创办企业屡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成为他最大的慰藉和力量。 

1984年,周晓东所在的县开始发展乡镇企业。那时候的周晓东,早已名声在外了,所以,区政府委任他筹建“诸暨市电容器厂”,给他的条件是借来的两万元钱和10间简陋的平房。“一个仅仅只是听别人说电容器好销的信息,派一个连电容器都没见过的人去筹建一个电容器厂,这就是当时乡镇企业的特色,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周晓东说。 

周晓东硬着头皮干起来,用他的话说,筹建的过程“可以写一本小说”。1985年,工厂终于开工了。当时,厂里生产的是电风扇电容器,特别好卖,客户都是背着现金来厂里提货。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电扇装配的季节性很强,一旦过了季,产品就没了销路。“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质量意识不强,把关不严格,许多产品出现了问题,用户纷纷要求退货。”周晓东并不掩饰建厂之初存在的种种问题,坦率地告诉记者。 

工厂不得不停产整顿。在安徽一家电扇厂闷不透风的仓库里,周晓东与一位供销员整整干了3天,检测返修了3万多只电容器,人近乎虚脱,但头脑却异常清醒。那次返修风波后,周晓东有了深刻的质量意识。 

更可怕的打击还在后面。1990年底,企业已经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那天是腊月二十九的凌晨3点多,周晓东突然被一阵擂门声惊醒。开门一看,厂子里火光冲天,工厂已经没有救了!“我惊呆了,深深体会到了‘掉入冰窖’这个词的含义。”周晓东回忆说。 

在火场,他抱着水枪,不要命般地左突右冲,恨不得与工厂一起化为灰烬,幸亏同事们拦住了他,使他幸免于难。 

周晓东深深叹了口气,说:“在见到大火的那一刻,我是仰天长叹!想不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多难。” 

可周晓东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正如他最爱的那个牛虻,不是也在艰难中重生吗? 

正月初三,家家户户团聚过新年的时候,周晓东赶到了上海。他骑一辆自行车在上海的瑟瑟寒风中找人想办法,在那些孤独萧瑟的夜晚,支撑他的只有重振旗鼓的信念…… 

正月十三,厂子里又响起了机器声,企业活过来了。而这次大火,又给周晓东上了一课,从此,他特别注意厂子里的安全管理,决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当然,现在的五峰电容器公司,管理愈加科学、严格。采访期间,周晓东带记者去参观车间,在门口,每个人都必须戴上鞋套才能入内。车间里,干净温暖,年轻的女工们见到她们的老总,开心地打着招呼。 

能够打倒自己的其实永远都只有自己。听了周晓东的故事,记者还想起了另外一个“硬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的那位老人,他曾有句话说,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 

也许,这样的说法有些“英雄主义”的味道,可在那样一个年代,多少人是为英雄主义而感动着的,从而有了更多奋斗的勇气! 

在那些创造企业的日日夜夜里,周晓东经历过的又岂止那些?为了及时送货他开夜车翻过车差点送了命,为了多拿点订单他也被人坑被人欺骗…… 

这些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晓东在这20多年的创造中体现了自我的价值,他把自己的一切融入到企业里,建立起了讲诚信、重价值和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 

“我的企业做得还比较顺利”,我们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他似乎已把磨难当作了享受。 

不要让企业垮掉 

2005年,周晓东参加浙江大学的EMBA班,课堂上老师问起这些企业老总们办企业的理念。问到周晓东的时候,他说:“不要让企业垮掉!”同学们哄地大笑后突然又沉寂下来。“短短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老师说。 

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大风浪后,周晓东现在的思想,已经趋向于更朴实,但却是反璞归真的彻悟。 

为了办好企业,周晓东也曾尝试过多元化,做过服装,也搞过建材,后来都舍弃了。现在,他只想着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电容器行业,在这个领域做到最好。 

每年,他投入技术改造的资金都有好几千万。现在他的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准在行业内一直位于最高之列。从2004年开始,企业年年被评为“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每年的产量达到10亿只,解决了当地600多人的就业问题,其中,有许多还是残疾人。逢年过节,周晓东总不会忘记左右乡邻,为老人们封一个红包是他坚持了许多年的习惯。每年,公司都有几十万元钱捐赠出来,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们…… 

26年前的那些记忆已经泛着微黄,但周晓东始终铭记着那时候的理想和誓言,他对记者说:“那些东西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他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曾经的诺言,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他做到了。 

在周晓东的办公室,整个下午的采访就像是对过去某段岁月的纪念。他和记者的对话更像是两代人关于人生的交流。记者本带着探讨企业经营理念的目的而去,却似乎更多地在谈那些曾经尘封于岁月的理想。也许,一切本就是这样简单,也许,任何一个人,只要抱定了一个决心,不畏艰难地去做,那么,总会有所领悟和收获。在这里,决心和理念,比方法更重要。 

这也是记者之所以会觉得周晓东并不像企业老总的原因吧,他看起来更平和、淡然,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不是在为他自己创造,他是在为所有人创造着。 

“有理想,独立、踏实地做些实事,是我对现在的年轻人的期待。不要老是眼睛向上看,试着多往下看,看看那些最需要你们的地方。”周晓东最后说。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看着窗外——一树枫叶红得正好,在这寒冷的隆冬季节,像火焰一样温暖。

来源时间:2020/4/27   发布时间:2008/1/28

旧文章ID:21835

钟声:蓬佩奥四处散布“政治病毒”,罪责难逃

作者:钟声  来源:人民日吧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十分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让一切富有同情心的人都感到揪心。正当新冠病毒在美国露出最狰狞的面目,催演一出又一出丧失生命的人伦惨剧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四处散播同样凶险的“政治病毒”,以偏见和傲慢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消散人类共同迎击新冠病毒的精力,力图把全球都拉入对抗冲突的局面。

他不顾新冠病毒这一人类当前面对的共同敌人横行肆虐,不仅无视国际组织和医学专家的科学论据,还到处搬弄是非,连续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攻击。据报道,他多次诋毁中国未能及时报告疫情,妄称中国“销毁了所有样本”,拉帮结派“索赔”,图谋“抱团敲诈”,并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助长中国关于疫情的“虚假信息”。有媒体评论说,这个曾经掌控美国情报机关的国务卿,正在将美国国务院彻底“中情局化”。他抱持冷战思维,肆意挑动对抗;他无视美国一幕幕生命逝去的悲剧,置民众疾苦于不顾,四处出击,八方生事;他罔顾事实,不断借向中国泼污水转移视线,妄图以“甩锅”推责,嫁祸于人。蓬佩奥如此散“毒”,罪责难逃。

蓬佩奥四处散布“政治病毒”,他的信口雌黄,就连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美国《华盛顿邮报》一针见血指出,当更有责任心的领导人努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蓬佩奥却在追求他“钟爱的事业”,“致力于将疫情的暴发归咎于北京”,“蓬佩奥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将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国务卿之一”。

蓬佩奥针对中国的种种无端指责,都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方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同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同国际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合作,这是事实充分、有目共睹的,也为国际社会普遍称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始终充分保障全体人民平等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最基本的人权,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竭尽一切努力使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得到免费检测和治疗。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阶段性成效,14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政府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信任。是谁在人类面临突发疫情,最先拉响警报;是谁把挽救生命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代价;是谁采取最严密的防控,实行举国动员;是谁科研公开、信息透明,与国际社会共享;是谁向防控薄弱国家和地区伸出援手,承担国际义务。这些,都是铁的不争事实,任何人也无法抹杀和篡改。

在最需要携手应对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敌人的时候,蓬佩奥们却借疫情挑起事端,以中国为对手,拉帮结伙,制造荒谬的“政治病毒”,撕裂国际社会合力抗疫的力量。这种价值的颠倒和逻辑的错乱,只能用掩藏罪责和包藏祸心来解释。无视战胜疫情离不开国际合作这个铁律,挖空心思挑拨是非,破坏国际合作,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堪称“病毒帮凶”。

抗疫失当,欲盖弥彰。疾在腠理,不治恐深。奉劝蓬佩奥之流,停止喋喋不休的反华聒噪,摒弃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尊重并保障人民平等的生命权健康权,抬头看一看事实,闭嘴听一听公论。

病毒不分种族,疫情没有国界,各国必须联手才能打好这场全球防控阻击战,这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惟一选择。蓬佩奥们应该明白,造谣生事无法消灭病毒,攻击抹黑不能挽救生命,当前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与中方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聚焦合作,排除干扰,共同负起守护全人类生命安全的重要责任,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来源时间:2020/4/27   发布时间:2020/4/27

旧文章ID:2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