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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反对特朗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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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三周年致文明世界

 

作者胡伟教授为国际知名政治学者。本文原发于察哈尔学会官方网站,经作者同意在此转发,并由作者对原文进行了勘误和修改。本站之前曾转发胡伟教授的另外两篇文章。2024年2月24日,本站转发了胡伟教授“胡伟 | 失去的将无法挽回:俄乌战争一周年有感”(点击这里查看全文);2022年3月17日,本站转发了胡伟教授“胡伟: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点击这里查看全文)。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世界多极化不仅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的常态,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偏好。在特朗普主张的多极化框架中,美国将放弃世界霸主的角色,美国、中国、俄国各为一极,同时美国要拥有最强的实力,获得最大的收益。特朗普将逐步卸掉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责任,甚至有可能退出北约

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初,我曾撰文预测普京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俄罗斯陷入困境,美国将重新获得西方世界的领导权,“铁幕”再次落下,北约将继续扩大,中国要努力避免被西方孤立。没有想到的是,3年之后特朗普卷土重来,推出终止战争的“和平方案”,企图扰乱既有的国际格局和战争路径。

特朗普此番“搅局”的动机是什么?他意欲何为?这是目前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去年11月在特朗普胜出后的第一时间,我从五个方面做出其未来政策的研判,目前看基本都应验了,其中指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可能会立即施压乌克兰,俄乌战争的天平将向俄罗斯倾斜,普京将获得战略上的优势,但并不会出现美国一些鹰派所主张的‘联俄抗中’的局面,国际格局未来的走势有利于中国。”时下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倒向普京,旨在对抗中国,这应是一个误判。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特朗普的政治倾向和政策偏好——本文概括为特朗普主义——有一个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洞悉其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和对中国的政策。以下做一简要的分析和批判,由此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很多人对特朗普关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对他力挺普京而轻视泽连斯基不解。也有一些人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解读——特朗普早就被俄罗斯收买,是俄罗斯培养的代理人;特朗普智商低,存在认知障碍,甚至有精神疾病……对此我姑且不予置评,谨从相对理性的角度予以分析。

要理解特朗普的行为,首先要看一下特朗普主义关于未来世界的设想,或者说特朗普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通常把特朗普的外交路线概括为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其实并不准确。

抛开其他不谈,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商人总统,不关心政治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扭曲,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可交易的,见利忘义是他的基本人格。所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卖乌克兰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问题只在于,这样出卖乌克兰是否值得。网上有篇文章《美俄会谈上,川普卖的最贱的不是乌克兰,而是美国自己的霸权》。我想稍作修正:不是贱卖,而是白送。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葬送美国的霸权呢?他究竟想得到什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特朗普之所以不想维系美国的霸权,因为他认为美国做“国际警察”一点好处也没有,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任何收益,因此他从最初竞选总统开始就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问题。特朗普在其上一个总统任期,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未达到“军费占GDP2%”的目标,指责欧洲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俄乌战争爆发后,他一直抱怨美国给乌克兰太多的资助,这本应是欧洲的事情。所以他再次执政后就首先要美国从俄乌战争中脱身,还要把花在乌克兰身上的钱讨回来,所以就有了他所谓的“和平方案”。只是,仅到这一步还不够,美国进而还要主动放弃世界领导者(霸主)的角色,不再当世界警察,不再继续在国际事务上花“冤枉钱”、当“冤大头”。

美国不当世界霸主,怎么再次伟大呢?这是否与MAGA矛盾?他眼中的MAGA,不是美国继续做全球的霸主,而是维系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对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明确提出:多极化不仅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的常态,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偏好。华盛顿的目标是成为平等中的首要者——平等中的第一位——而不是一个衰落的霸主。这一宣示是美国外交话语和范式的重大变化,颠覆了数十年来的政策共识。

二战结束后,美国两党建制派都坚信美国是世界领导者,承担维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义务,而且要作为民主的灯塔。但特朗普政府明确宣布放弃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极化的大国政治格局,其中美国是最强的大国,可以凭实力攫取它可以获得的。特朗普信奉的是实力政治,道义一文不值。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不加掩饰地增强美国的实力,其前提是毁掉美国自己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不再为国际社会付出,而是索取。因此,美国必须卸下霸主这个担子。在特朗普眼里,霸主不是“收益”,而是“负担”。

在这个多极化世界格局中,各个大国各就其位,就像江湖排行一样,按照实力分配资源。美国虽然不再一家称霸世界,但获得的实际利益更多,因为做霸主不仅代价高昂,力不从心,而且领导者还要有领导者的样子,不能明火执仗,以大欺小,不顾吃相。而放弃了霸主的角色,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就像特朗普目前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至于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则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平衡来维系,小国要服从大国,必要时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有鉴于此,俄罗斯作为特朗普眼中的必要的“世界一极”当然不能死,也不能被继续削弱,而是要让普京起死回生,并确立其江湖地位。乌克兰是一个不入流的国家,被牺牲则无足轻重。

这就是特朗普的世界观,也与人们所熟知的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反建制派、民粹主义等内容一脉相承。由此才能洞悉他对俄乌战争的立场。这是按照特朗普的世界观处理一场战争的演示,也是他塑造未来所谓多极世界的前提之一。

特朗普主义横空出世的历史经纬

相信不少人弄清特朗普的上述世界观之后,都难免哀叹。无论从个人操守还是从政见智慧来看,特朗普都备受诟病,这样一个人何以能够横空出世且梅开二度?特朗普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美国的确面临很多尖锐的问题,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推波助澜,运动选民,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然后党同伐异,唯我独尊,一时间形成无人能够阻止他恣意妄为的局面。

不过,特朗普确实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俗称“川粉”)。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美国大众的“获得感”大打折扣,这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温床。

历史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发达,除了自身在科技、产业和制度等领域的优势,也得益于对广大殖民地的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但世界上依然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以及“依附论”,这一理论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两者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拉美曾经就是重灾区,这一理论在拉美也大行其道。美国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来收割全球化红利,全世界的财富向美国聚集,让美国老百姓过上了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更富足的生活。

然而,由于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一“中心-边缘”结构开始面临挑战。伴随着新世纪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被彻底打破,西方尤其是美国无法继续收割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多年达到3000多亿美金,美国的经济实力每况愈下,债台高筑,而美国作为国际警察的支出却与日俱增。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经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不断攀升,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的大关,但财政压力依然无法缓解。

就国内政治而言,没有了全球化红利,而移民却不断增加,分蛋糕的人却越来越多,传统的美国白人(红脖子)日益失去以往的优越,对现实越来越不满。特朗普抓住他们的失落,以MAGA画大饼,让大批底层民众成为其铁粉,这是特朗普的基本盘。这一问题又延伸到移民问题、性别问题、环保问题以及DEI理念,发展成为对欧美新自由主义(汉语称为“白左”)的全面否定,由此形成右翼民粹主义思潮,让整个美国卷入巨大的冲突。

客观说,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困境,对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应对得不够,过于注重保护少数而忽视多数民众的关切,包括其移民政策、性别政策等都蕴含巨大的危机。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这个“大熔炉”总有不堪重负的一天;美国的性别一度达到97种之多,不仅给很多人带来困扰,腐蚀社会机体,也给公共治理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这也涉及国际政治问题,除了新自由主义提倡的经济全球化给西方的“中心”地位带来的冲击,欧洲对穆斯林难民的过度接纳,不仅带了诸多社会问题,而且穆斯林人口的剧增也埋下了文明冲突的隐患,这是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却无法解决的难题。西方主流文明主张平等和人权,但这也造就了其自身的窘境。这个悖论无人能解。特朗普主义正是在这个悖论之下应运而生的。

为什么说特朗普主义是错的?

据此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对的,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所以他的崛起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不这样认为。

存在问题并予以纠正是一回事,如何正确地纠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病急乱投医。不少人(包括中国人)厌恶白左,的确白左在一些方面是走过头了。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白左,都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这个世界会更好吗?进一步说,让世界更加平等错了吗?让各个种族享受平等的权利错了吗?难道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更值得推崇吗?当然,对移民问题需要加以规制,只是各种利益需要平衡,公共政策不能走极端。

特朗普现象还涉及民主政治的深刻问题。不能认为他是民选的,就是正确的,希特勒也曾经是民选的。特朗普解构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代之以民粹主义民主,其危害将是持久的,并具传染性。

民主理论的一个悖论就是人民主权与暴民政治的矛盾。民主政治既要防止个人独裁,也要警惕乌合之众。政治人物利用和运动民众,民众把政治人物当救星,这在东西方都出现过,即使民主政体也不能完全避免,纳粹和法西斯就是这样造就的。有时民主和极权就一步之遥,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严密的制度设计,其中民主不只是大众的选票,还需要健全的政党制度来过滤候选人,需要主流媒体来给选民正确的认知并凝聚共识,需要权力制约来防止当权者独断专行。如果这些都失灵了,大众选举导致的将不是民主,而是民粹主义、多数人的暴政甚至是暴民政治或极权主义。这在政治学和政治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特朗普的出现,实际上是互联网时代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后果。在自媒体出现之前,政治家只能通过传统主流媒体与选民沟通,但特朗普打破了这一路径。他通过社交媒体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支持者互动,散布阴谋论和各种谎言,对抗精英与建制派,自称代表“被遗忘的沉默大多数”,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塑造反体制的“局外人”形象。这使他获得了大量的拥趸,在共和党内势如破竹,冲破了政党政治的防线,最终促成了他竞选的胜利,但也制造了社会分裂,加剧了政治极化,给民主政治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必须认识到,任何时空条件下,普通民众都会对现实有不同程度的不满,都或多或少有打破现有秩序的欲望,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权力和权利。这就是革命、起义、暴动的原因。任何社会都会尽量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而在民主政体下,底层民众要破坏现有秩序,不需要革命和暴动,选举出来一个“大救星”来重新洗牌即可。然而民众对“大救星”的期待大多是无法兑现的,通常只能造就政治骗子和政治狂人,这就是特朗普现象的根源。诚然,美国的锈带地区的民生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让底层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即使按照特朗普的政策,美国人也回不到过去的优越地位。因为中心-边缘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产业结构也不同于以往,一个国家不可能垄断高端制造的全部产业链,盲目挥舞关税大棒更是害人害己。相反,一旦美国失去霸主地位,将动摇美元霸权地位,重创美国经济。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最后一定会大失所望。

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权力精英的妥协、共识以及改良。这取决于精英阶层认知水平和担当,有没有意识和能力去清洁国家机体里的不健康因素。目前美国两党精英相对缺乏mission和vision,竞争大于合作,偏执而不妥协,无法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求,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特朗普现象能够激发美国精英阶层反思,思考如何提升公共治理的水平。但多元社会协调各种利益的确很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南辕北辙,不容易找到最大公约数,任何人执政能获得半数民众的支持已经不容易了,不能太理想化。有相当一批人不满意是民主政治的常态,如果自由主义民主被颠覆,那才是最大的灾难!

尽管特朗普旨在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尚不至于很快会走向纳粹德国那样的境地,毕竟美国的政治精英还没有完全屈服。但特朗普利用自媒体直接运动选民,忽悠底层民众,打破了美国总统选举两百多年的政治生态,是其原有的政党制度和主流媒体都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后现代政治的一个新现象,但绝不是一个健康的取向,如何防范需要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去研究和思考。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不单纯是美国所遇到的,只是美国现在比较突出而已。

有人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医治美国现有病症的一个解药,在我看来他恰恰是一个毒药。如果说是解药,最多是提醒人们去思考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的一个药引子。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将不是再次伟大,而是带来无法弥补的权力与威望流失,再难恢复其世界领导者地位,普通民众不仅将失去以往的国家自豪感,生活也会因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的丧失而每况愈下。等美国选民看清这一切,为时已晚,将带来难以磨灭的遗憾!

特朗普是要联俄抗中吗?

对于某些反华人士而言,尽管不满于特朗普的俄乌战争和平方案,甚至沮丧,但还执着地认为这是特朗普在下一盘大棋,目的就是拉拢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因此还抱着最后的希望力挺特朗普。不过,他们最后还是难逃失望的厄运!

如前所述,特朗普主张的是一个多极化世界,如果离开了中国和俄罗斯的配合,这个多极化世界就是一个空想。这意味着不仅要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中国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极,而且还要加强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在这个框架下,中美难免还会有冲突,尤其是在经济利益上特朗普还将强化立场,但并非不共戴天。这与拜登声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21世纪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的战斗,要在大国竞争的关键十年(2022-2032年)内通过联盟来“Outcompeting China”(竞赢中国)的国家战略完全不同。换言之,拜登的对华战略是你死我活,特朗普则可以和平共处。

正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最近接受梅根·凯利采访时直言不讳的那样:多极化已经成为现实,“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多极化世界,美国和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多极化意味着“中国人会做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事情……美国需要做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鲁比奥还说,多极化“不是放弃我们的原则……(但)外交政策始终要求我们为国家利益而努力,有时甚至与我们不会邀请共进晚餐的人或者我们不一定希望接受其领导的人合作”。在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基于具体共同利益而不是空谈或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方法”。

在特朗普主义看来,在多极世界里,美国最终可以优先考虑自身国家利益,而不是专注于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国正是利用了这个世界秩序才成为了赢家。这意味着美国将放弃此前自认为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的责任,所以特朗普才不断“退群”。尽管鲁比奥是一个反华分子,否认多极世界对中国有利,但毕竟放弃了拜登组建反华联盟的外交路线,这客观上即对中国有利。单打独斗,中国是顶得住的,只要不“打群架”。况且在特朗普主张的多极化框架中,中美互斗只会两败俱伤,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需要合作。大国政治的逻辑经常是大国为了自身利益牺牲他国,而不是大国之间进行负和博弈。

可以明确的是,特朗普不是一个战略家,他的重心也不是外交而是内政。特朗普是要做一呼百应、万人景仰的王者,谁帮助他实现这一点,谁就是他的朋友。他2017年一上台,就把美国建制派多年苦心经营的遏制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两洋战略”都给废了,这显然不是要针对中国。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就是把美国经济搞好,让老百姓感激他、崇拜他,流芳百世,这就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没有原则,只有利益,只要中国能帮助他实现目标,他也可以和中国交朋友。但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而且睚眦必报。唯一的悬念是,中国能否满足他的愿望。

在特朗普主张的多极化框架中,世界将进入大国政治的“丛林社会”,美欧联盟走向终结,中俄也不可能结盟,美国、中国、俄国各为一极,各自为政,竞争合作,走向全球共治。同时美国要拥有最强的实力,获得最大的收益。特朗普寻求吞并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运河的努力,并从一些国际组织中退出,就是这个逻辑,也是试图更加做大美国这一极。他将逐步卸掉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责任,甚至有可能退出北约,欧洲不得不走向战略自主,日本也将重新武装。最后二战之后形成的联合国框架也可能寿终正寝,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新秩序”。

当然,这很可能只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我认为他没有能力彻底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以俄罗斯的实力也难以承担世界一极的重任,中国是否配合他也是一个问题。而且,即使特朗普对世界格局做出了某些改变,多极化下的大国政治也是不稳定的,难以达成均衡,而失衡的风险则很大。一旦特朗普下台,相信美国的内政外交必将“回归”。

文明世界应该怎么办?

特朗普能凭一己之力,可能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进程吗?我是不太相信的。尽管特朗普主义难以实现,它对文明世界的伤害却是不容忽视的。如前所述,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存在诸多危机——政治上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互联网时代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动摇了西方民主的根基;经济上是全球化的危机,“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被打破,西方实力日趋衰落;文化上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右翼力量尾大不掉,白左的意识形态霸权式微。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主义横空出世,对西方国家来说是雪上加霜,灯塔国黯然失色,美欧社会进一步撕裂,西方文明优势地位势必被无可挽回地削弱。同时,特朗普主义旨在使国际社会进入丛林时代,弱肉强食,加剧强权政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即使无法成功,也会严重扰乱二战以来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给世界带来动荡不安。

尤需警惕的是,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和个人独裁取向必然对已经岌岌可危的自由主义民主产生最后一击,摧毁人类文明的政治支柱。从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就着力打击政治对手和他认为的“敌人”,粉碎所谓的“深层政府”,使得人人自危,同时任人唯亲,大搞政治效忠,强化总统权力,裁撤联邦机构,削弱司法监督,威胁州长施政,动摇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政治架构,冲击了“合法反对”和“分权制衡”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石。他颠覆现代民主政治的传播模式,恶毒攻击传统主流媒体,收买并操纵社会媒体,散布虚假信息,蛊惑广大民众,催化信息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消弭社会共识和中间群体,造成社会的政治极化,掏空了公民社会赖以建立的地基。这一切还会产生“破窗效应”,使得劣币驱除良币,败坏整个文明世界。

无论如何,文明世界因此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特朗普关于俄乌战争的立场,抵御特朗普主义的倒行逆施。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谨期待并呼吁:

全世界有识之士和正义力量凝聚共识,形成反对特朗普的强大舆论;

美国精英阶层要力挽狂澜,依宪制约总统权力,并最后将特朗普赶下台;

外事不决看英国,希望英国成为新的灯塔,引领世界前进方向;

欧盟/欧洲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承担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责任;

泽连斯基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保住总统职位,争取最终胜利。

现在对泽连斯基总统来说的确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也是欧洲千钧一发的时刻。但是再艰难,能与2022年2月24日的时候相比吗?当时连拜登政府也劝泽连斯基逃跑,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乌克兰撑不过3天,当时泽连斯基除了殊死战斗的气慨几乎什么都没有。目前至少泽连斯基已经成功抵抗了3年,乌克兰拥有了相当的军队和武器,并一度取得了战场的优势。

当前这个关键时刻,希望泽连斯基顶住,英国顶住,欧盟顶住,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顶住!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胜利属于乌克兰!

谨以此纪念俄乌战争三周年!

特朗普关税政策下 亚洲“赢家”开始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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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朗普政府上任才刚刚满一个月左右,但他的贸易政策已经深刻影响了亚洲国家的经济。上周三(19号),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表示中美两国可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该消息一出,中国股市就立即得到了提振。

周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强。离岸人民币(USD/CNH)汇率下跌0.65%,降至2024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恒生指数(HSI)扭转了当天早些时候的跌势,收盘下跌1.6%,但仍维持在四个多月来的高位。在周五亚洲交易时段的香港股市开盘时,恒生指数上涨2%。不过,上涨的另一推动因素是阿里巴巴的正面财报。

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表示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很好”:“但请记住,他爱中国,而我爱美国。所以你知道,在这方面,存在一点竞争性,但我与习主席的关系,我会说,是非常好的。”

他还提到,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内,曾与中国达成了贸易协议:“我们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很棒的协议,我们为农民和制造商谋福利。他们(中国)购买了大约500亿美元我们(美国)的产品,我们强迫他们买。这其中的问题是,拜登没有敦促他们履行协议。”特朗普这里指的是2020年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本月初,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征收了10%的关税。两天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将对来自美国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LNG)征收15%的关税,并对美国原油、农用设备以及部分车辆征收10%的关税,相关措施自2月10日起生效。

自那以来,两国并未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彭博社引用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香港高级策略师Eddie Cheung,称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迄今为止“比预期的要温和”,这为市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可以合理假设,在达成这样的贸易协议的过程中仍会有波折。” 《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内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辩论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讨论由谁来负责对华贸易讨论。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回应特朗普新一轮关税时,最初提议恢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其他提议的措施包括承诺不贬值人民币,并减少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

在外界拭目以待中美贸易关系走向的时候,特朗普对其他国家关税的威胁,让所涉及的国家和行业也处于不稳定之中。

根据越南美国商会(AmCham)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三分之二的美国制造商认为,如果特朗普对越南制造的产品征收新关税,他们将被迫裁员。该研究发现,自特朗普威胁要对全球各国征收关税以来,不确定性和不安情绪一直在高涨。

在2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接受调查的100多家公司中,81%的公司表示,他们担心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对他们的业务产生影响。92%的制造业企业对此表示担忧。

越南美国商会执行董事特拉维斯·米切尔表示:“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在越南经营的美国企业对潜在关税感到非常焦虑。我们的会员纷纷担忧业务中断,财务压力,潜在的失业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根据越南美国商会的说法,成员们表示,他们认为关税会减少贸易,破坏长期的商业伙伴关系,并最终导致美国消费者的价格上涨。但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等以及越南对美国商品的高关税必须得到解决。2024年,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纪录地增长了18%,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总额为1366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9.3%(221亿美元)。相比之下,越南只进口了131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一数字比2023年增长了33%。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越南对美国等最惠国伙伴的平均关税税率为9.4%,而根据《美越双边贸易协定》,大多数越南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关税税率约为2%。

特朗普声称将于3月12日开始对进入美国的全球钢铁贸易征收25%的关税。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亚洲国家担心如果有一部分钢铁不能进入美国,将会加剧已经饱和的区域市场。越南和印度是亚洲快速增长的两个钢铁生产国。如果特朗普的钢铁关税真的付诸实施的话,两国的钢铁贸易可能会受到影响。

亚洲是七个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的所在地。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台湾的芯片和印度的药品等都在美国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比例。中美两国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开始的贸易争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蓝图。因为受美国对华关税的影响,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成为中国商品和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个动态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这些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增加了复杂因素。对于中国公司去东南亚办厂的做法,特朗普指责中国通过后门进入美国市场。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称,特朗普颠覆世界贸易规则的做法也有可能对美国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专家表示,结果可能是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各国转向内部并提高关税以应对美国的贸易壁垒。这种动荡还可能产生新的区域联盟,并最终降低美国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

“美国确实有可能过度利用其杠杆,”瑞士IMD商学院教授西蒙·伊夫内特说。“美国市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比例上比20年前要低。”

除了征收关税之外,特朗普还承诺实施“对等关税”,即对个别国家的一对一征税。此外,他表示,他还将根据他认为损害美国的其他因素来制定关税政策,例如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税收政策和对企业的国内补贴。

在特朗普强劲的贸易施压之下,亚洲国家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来应对。越南提出了进口更多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可能性。印度削减了对波本威士忌的关税。韩国政府承诺提供2493亿美元的贸易融资,以帮助受关税打击的出口商。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商品大量进入其市场。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赢家”。根据这篇文章的报告,廉价中国商品的存在有助于东南亚企业降低成本,同时提供比本地更便宜的零部件选择。在此过程中,中国工厂正在建立供应链,雇佣当地员工并在这些国家纳税。此外,最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建立的经济贸易区吸引了因关税而无法在中国制造的美国和中国公司。

在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徐徐拉开帷幕的时候,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外界正在密切关注的问题。

何瑞恩:2025年赖清德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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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作为全球90%以上精密半导体的供应地,“硅岛”台湾在全球经济与美中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九个月前,民主进步党党魁赖清德宣誓就职,创下“一党三任”的新纪录;一个月前,特朗普政府迎来第二个任期,“美国优先”政策回归,不干涉主义重新影响印太战略布局。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2025年的赖清德政府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美印象”特约作者徐宇深特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主任何瑞恩(Ryan Hass)的外交政策评论翻译并总结如下。本文于2025年2月12日首发于布鲁金斯学会。为丰富阅读体验,请点击超链接获取印太安全动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手资讯。

文章摘要:

何瑞恩认为,三重挑战正在考验台湾安全:

  • 内部政治分歧与在野党的强烈抵制;
  • 中国对台湾日益加大的压力;
  • 全球盟友之间的政治动荡与转型。

未来18至20个月内,赖清德政府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将直接影响民进党在2026年地方选举的表现,并决定其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的战略布局。

对台湾总统赖清德而言,2025年将是其执政生涯的关键节点。赖政府需平衡国内政治对立、两岸关系紧张及国际环境变动的三重考验,从而为一年后的九合一选举与2028年的总统大选稳定局势。

内政困境:台湾政治版图分裂,国会呈现“悬峙议会”格局(Hung Parliament),民进党(DPP)与国民党(KMT)、台湾民众党(TPP)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由于政府预算审议陷入僵局,司法体系瘫痪,财政分配争议影响国防开支,赖清德或难以有效施政。
中国施压:北京将赖清德视为“危险的分裂分子”,对台湾采取“非暴力胁迫”(Coercion without violence)策略,实施经济打压、网络攻击、军事实力威慑等手段,意图通过“心理战”瓦解台湾社会信心,削弱台湾内部团结。
国际局势挑战:特朗普政府重返“美国优先”路线,使台湾直面决策不确定性日趋上升的华盛顿。即便对华强硬,特朗普政府仍指责台湾“搭美国安全保护便车”,并扬言对台半导体出口加征关税,要求台湾提升国防投资。与此同时,全球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同样受到其内部政治稳定的影响。

赖清德的应对策略:

强化国际外交:加强与美国、日本、欧盟等民主国家的合作,吸引国际支持台湾政治自主权(Political autonomy)与民主管理(Democratic governance)
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台湾资本流向已逐步由中国大陆转向美国、日本、欧盟,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经济依存度
提升军事防御:推动不对称防御战略(Asymmetric capabilities),强化台湾军力,确保应对北京可能的军事行动

然而,赖清德的军事与外交政策面临台湾内部政治掣肘。由于国会拨款数量大幅削减,台湾政府即将面临外交和国防预算方面的治理困境。

结论:

2025年将决定赖清德未来的政治命运。如果赖能稳住台湾政治局势,争取国际支持,并有效应对北京压力,他将为2028年连任铺路。但如果政策受阻,在野党与中国的双重施压可能使赖大受限制,从而影响民进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面对美中竞争与台海安全挑战,赖清德必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找到平衡,确保台湾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利益。

全文详细翻译:

台湾的内政挑战

即便在最佳时期,台湾政坛都始终激烈,当下更是进入“全速运转模式”(Hyperdrive)。关于政治共识破裂与社会分裂加剧的原因,三大主要政党都各执己见。

执政党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抨击两大在野党,认为国民党(Kuomintang, KMT)与台湾民众党(Taiwan People’s Party, TPP)置台湾2300万人民的福祉于不顾,选择政治阻挠和恶意操弄。民进党尤其担忧,部分反对派人士正在迎合北京意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僵局削弱台湾内部治理。

国民党(KMT)则指责赖清德试图打造“帝王总统制”(Imperial presidency)。在国民党看来,在朝小野大的格局下,赖清德拒绝民主政治中的协商妥协,反而试图加强个人权威,展现出强硬、固执且缺乏弹性的领导风格。

作为台湾第三大政党的台湾民众党在立法院拥有8席,在113席的议会格局中成为关键摇摆票 (Swing vote),游离于国民党(52席)与民进党(51席)之间。TPP创党领袖、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贪腐指控被捕,让该党深感不满。TPP认为赖清德滥用司法,将法律作为政治工具,打压在野势力。同时,TPP主张发展核能以弥补未来电力供需缺口,并倡导对两岸关系采取更灵活的政策。这些都使该党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与赖清德政府相左。

台湾内部的社会与经济挑战

台湾社会在能源政策、国防支出与财政预算等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岛内正面临人口萎缩与老龄化、工资停滞、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青年就业机会匮乏等问题。

台湾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产品及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产业。(译者注:别名为硅岛”, 台湾是外向型经济体的典型)其中,台湾半导体产业贡献了全球90%以上的先进芯片产量,占全台GDP的15%以上,却只满足了2.8%的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这一产业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使高薪职位集中在单一领域,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极化;而服务业薪资长期停滞,则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土地、劳动力与能源短缺三重制约(译者注:超过97.73%的台湾能源需求依靠外国进口)其中,能源供应瓶颈最为紧迫,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挑战。随着能源需求持续攀升,台湾亟需应对电力供应压力。尽管台湾社会普遍支持能源绿色转型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但对于是否保留核能仍存在较大分歧。

2023年,核能仅占台湾电力结构的4%,而台湾政府计划在2025年前全面废核。然而,最新民调显示,台湾社会对核能的态度正在转变。诺丁汉大学亚太韧性与创新中心(CAPRI)研究指出,2024年民调显示:

  • 63%的受访者支持核能,30岁以下人群支持率更高达70%。(译者注:这一群体是民进党的重要“票仓”)
  • 核能议题虽仍具党派色彩,但国民党支持者中88%支持发展核能。
  • 传统上反对核能的民进党内部亦出现分裂,44%支持,45%反对。

赖清德还须应对16年来首次出现的分裂政府,这也是台湾民主历史上第二次发生此类情况。这种朝小野大的局势导致台湾司法体系陷入瘫痪。

《宪法诉讼法》(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CCPA) 于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1月生效,并在2024年由国民党(KMT)和台湾民众党(TPP)进一步修订。新修正案提高了裁定政府行为违宪所需的最低大法官人数,从原来的过半数门槛提高至15名大法官中的10席。然而,由于去年已有7名大法官任期届满,目前宪法法院仅剩8席,无法达到法定人数进行裁决。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的联盟已阻止对赖清德提名的新法官进行任命确认,导致宪法法院无法对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进行合宪性审查,使台湾的最高法院陷入停摆状态。

此外,台湾正面临潜在的财政危机。立法院推动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计划将其从25%提高至40%。值得注意的是,台湾22个地方行政区中有14个由国民党掌控。该党的战略重点是在2026年地方选举(译者注:即九合一选举)前巩固其地方的执政优势。若财政收入重新分配,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大财政资源,则台湾的国防预算与社会韧性建设可能面临资金压缩,影响全国层级的发展规划。

台湾预算审议机制的僵局与赖清德的挑战

台湾立法院年度预算审议与协商机制已陷入停滞。按惯例,预算审查通常由相关委员会初审,随后各政党协商并最终表决通过。然而,在朝小野大的分裂政府与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的格局下,台湾主要政党尚未展现出有效推动预算审议的能力。党派分歧的加剧,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在政府资源分配上的更广泛分歧。

近期民调显示,关于是否增加国防预算,49.1% 的台湾选民支持增加,43.8% 表示反对。尽管中国对台军事威胁(译者注:如灰色地带战术)不断升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公开要求台湾加大国防投资,但赖清德至今仍未能打破僵局,说服对政治感到疲惫的台湾选民认同增加国防开支的必要性。(译者注:台立法院将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削减约2075亿新台币,大大限制了台湾的防务与外交预算。这一预算削减被民进党称为藍白合送新年惡禮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战型政治家(Retail Politician),赖清德善于与民众互动,展现共情能力,并具备优秀的演讲技巧。然而,作为领导人,他最严峻的考验或许在于能否促进民进党内部共识,并与台湾各政治派别的关键决策者达成妥协。目前看来,赖清德已意识到这一挑战,并正在努力应对。然而,他的努力能否真正取得实质性成效,仍需时间检验。

两岸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压力持续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已明确表示有意在法律和政治上对台湾实施管控。北京认定赖清德是“危险的分裂分子”,不可信任,必须加以遏制。因此,北京采取了布鲁金斯学者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所称的“非暴力胁迫”(Coercion without violence)战略,并实施了一场全面的压力攻势,包括:

网络攻击、经济胁迫、渗透与影响行动、贿赂和有组织犯罪;

统战活动,以及持续升级的军事威慑,围绕台湾进行高强度军事活动。

换言之,北京采取了全方位行动,但尚未真正诉诸武力。北京的目标是削弱台湾领导层及民众的心理信心,并在台湾内部制造政治分裂,最终使台湾民众认为抵抗无望,唯一出路是与中国大陆统一(译者注:美国与台湾方面称之为“認知戰/cognative warfare”)。与此同时,北京正在进行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扩张,以备“非暴力胁迫”战略失败时,仍能依靠“武统”达成目标。

赖清德政府的应对策略

面对北京不断升级的压力,赖清德政府推行了一项多层面的总体战略(Multipronged grand strategy):

  • 提升全社会韧性:推动全民抗压倡议,以打消北京快速或低成本控制台湾的幻想。
  • 降低对大陆经济依赖:2010年,台湾84%的对外投资流向中国大陆,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5%。台湾资本流向已转向台湾本土、美国、日本、欧盟及其他伙伴国家。
  • 强化国际外交布局:积极与关键国家开展外交,提升国际社会对台湾经济“不可替代性”的认知。
  • 发展不对称防御能力(Asymmetric capabilities):构建非对称作战体系,以威慑解放军入侵,并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有效抵御解放军对台建立军事控制。

然而,这一军事防御战略在台湾国内政治博弈中遭遇严重阻力。立法院冻结了部分关键国防预算,包括:

  • 军事运作经费
  • 自主潜舰计划
  • 无人机产业园建设
  • 军方公共事务预算

如果赖清德无法与立法院达成协议,争取军费增加或是至少维持当前的国防开支水平,这将可能削弱其向特朗普政府证明台湾严肃对待自身防务的能力。这也将影响美台安全合作,使台湾在(印太)区域安全格局中被视为“搭便车者”(Free-rider),而非可信赖的防务伙伴。

台湾的国际关系

作为其总体战略(Grand strategy)的一部分,赖清德承诺争取更多国际支持,以维护台湾的政治自主(Political autonomy)与民主治理 (Democratic governance)。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支持,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七国集团(G7)、日本、新西兰、韩国、英国和美国。然而,台湾的诸多关键伙伴正经历政治动荡与政权更迭。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冲击赖清德的战略目标,削弱民主国家在军工技术合资与去中国化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协作一致性。

赖清德面临的华盛顿挑战:赖清德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华盛顿。特朗普誓言强硬应对中国,但同时也批评台湾国防支出不足以匹配其所面临的风险。此外,特朗普曾指责台湾“窃取”美国半导体产业,并不满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创新高。在特朗普看来,贸易逆差是美国被贸易伙伴“占便宜”的标志,尽管实际上这主要是美台两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正因如此,特朗普曾威胁对台湾出口产品(包括半导体)加征关税,并推动将更多半导体产能回流美国。

特朗普的台湾政策悖论: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不可预测性和外交政策强硬路线将使中国不敢对台动武。另一方面,他在2021年曾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我们也(原话:他*的)无能为力”。特朗普顾问团队同样观点各异,既有优先考虑台湾防务的鹰派,也有主张减少美国对外军事介入的克制派,还有人认为美国应将重心转向拉美,以巩固其在西半球的影响力。此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与特朗普保持有特殊往来,并曾将台湾比作中国的“夏威夷”,并认为美国不应因防卫台湾而卷入战争。(译者注: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曾多次表示,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将提供军事支持。)

国会的支持与制度约束:相较于行政部门,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统一,支持力度更大。但从宪政结构和实际运作来看,国会在影响台湾政策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

  • 作为政府的平行权力机构,国会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提名人选具有建议权与同意权;
  • 通过“财政拨款权”(Power of the Purse),国会决定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如何分配;
  • 虽然国会有权决定美国是否进入战争,但自二战以来,该权力未被正式行使;
  • 国会可通过听证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但总统在实际决策上享有由国会准许的广泛自主权。

迄今为止,第119届美国国会在履行其作为“平行权力机构”的角色上较为谨慎,更多是沿着党派界限运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与人事提名。

台北的两种对策:

正因如此,特朗普的回归已在台北引发激辩:赖清德政府应如何应对一个更加难以预测的美国?

观点一:绕开特朗普,强化亲台派网络
一种观点认为,应重点与特朗普政府中的“亲台顾问”合作,如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chael Waltz),并深化与美国国会挺台议员的关系。换言之,这一观点强调绕开特朗普本人,同时保持台海稳定。

观点二:直接影响特朗普,塑造美台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台湾问题已成为全球焦点,台北应主动接触特朗普及其核心顾问,以确保台湾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考量:

  • 台湾对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战略不可或缺,并能推动美国先进制造业复兴;
  • 台湾严肃对待自身安全,不是美国的“安全搭便车者”;
  • 台湾在台海问题上始终稳健负责,而非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在台湾政坛,无论党派立场如何,都普遍认同当下并非激化两岸关系的时机。若台海局势恶化,赖清德政府必须确保国际社会将责任归咎于北京,而非台北,以免落入中国的叙事陷阱。

结论

2025年将是赖清德的关键考验,直接影响其2028年连任前景。他面临国内强硬的政治反对派、对岸日益施压的中国,以及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若要成功,赖清德必须解开国内政治僵局,或至少说服台湾选民,政治僵局的责任在反对党,而非他本人。与此同时,他需在复杂的对外关系中游刃有余,而维系美台关系则是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他还需稳妥应对台海局势的紧张升温。

尽管挑战重重,但低估赖清德将是一个错误。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是少数在2024年成功制胜的先进民主社会的领导人之一。去年这场呼求变革的政治浪潮中,许多在任领导人败选,而赖清德却突破重重阻碍,登上台湾政治权力的巅峰。他能否成功驾驭2025年的三重挑战,将直接决定其政治生涯的延续性,以及他在台湾的长期影响力。

KS Liu:美国对华表述“小动作”或预示政策“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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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对官网有关台湾事实陈述进行了更新,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仍然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内容。国务院官网还特别提及美国国防部与台湾在科技和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合作。官网同时表述,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美国国务院官网有关台湾的事实陈述2022年也曾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这一表述一个月后又重现于相关文字之中。本文是本站特约撰稿人KS Liu对这一修改的分析。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最近,美国国务院(外交部)有关中国问题的表述,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重要变化:

  根据《日经亚洲》(Nikkei Asia)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在有关中国的“情况说明书”(Fact Sheet)表述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即PRC)改称为“中国”(China)。此外,还称华盛顿致力于“打击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政府的恶意网络活动”,并3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而在拜登执政期间,从未提及执政党。

  在有关台湾的“情况说明书”的表述中,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声明,并表示美国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特朗普提名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斯特凡尼克在参议院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将致力于“确保台湾在联合国体系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有意义参与”。她说:“我承诺确保台湾在联合国体系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有意义参与,正如其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保持警惕,确保中国无法通过中共在国际组织中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日经亚洲》表示:“美国国务院定期更新其网站和情况说明书。中国情况说明书的更新反映了现任政府与中国和中美关系有关的政策和优先事项。”

  也就是说,以上的更改,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提法和态度。

  这些更改也许可以作以下解读:

  (1)“中国”和“台湾”成为两个互不逮属的独立政体,也就是所谓的“一中一台”表述;

  (2)虽然没有明讲“支持”台湾独立,但已明确表示“不再反对”台湾独立,甚至可以说是在暗示“支持台湾独立”;

  (3)沿用前国务卿蓬佩奥把“中共”和“中国”分隔开来的提法,暗示不承认“中共”代表“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华盛顿的立场“严重倒退”,并敦促美国“立即纠正错误”。但是台湾方面则表示欢迎。

  以上这些更改,虽然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在搞“小动作”,或在玩“文字游戏”,但是却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

  只有一条表述没有改变,那就是“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说白了,就是反对“武统”。

  就美国的中国政策而言,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1.0的遗产,而特朗普2.0又将继承拜登政府的遗产,加上特朗普内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高度共识,已经视中国为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其战略目标是“脱钩”,是“冷战”,是把两国关系推回到1979年之前。

汤名晖:「大国协调」正在拆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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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实主义视角:大国协调的复苏
过去三十年来,国际社会普遍相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持续巩固。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浪潮、民主制度与国际机构的多边治理,被视为冷战结束后的稳定基石。然而,自2010年代起,地缘政治竞争再度升温,中国与俄罗斯等新兴或复兴大国在军事与经济层面迅速扩张影响力;同时,美国因内部政治分歧与全球反恐战略的消耗,其「自由世界领袖」角色出现疲态。在此背景下,各大国开始以更务实、更交易导向的方式寻求跳过其他行为者进行协商,重现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曾经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模式。

现实主义学派主张,国家行为终将回到「权力与安全」的核心动机,尤其当国际体系逐渐走向多极化,原先以规范与国际机构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秩序,往往沦为权力竞逐的舞台。曾在冷战后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霸权论」(liberal hegemony)也面临冲击:美国不再能轻易定义国际议程,更多时候则必须与中俄等大国进行「交易式协商」(transactional diplomacy)。因此,我们正见证着一场从「制度与普世价值」回归到「权力与互利交换」的转变,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让国际秩序面临退化,逐步侵蚀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

二、 历史借镜:欧洲协调如何封锁小国声音
19世纪的欧洲协调是典型的大国协调范例: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法、奥、俄、普鲁士等列强透过频繁的外交会议与临时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管理欧陆秩序。最重要的是,许多中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甚至沦为列强「协商式瓜分」的标的,一如今日正在乌克兰所发生的现况。自由主义批评此种协调体系缺乏规范正当性与普世价值考量,然而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它在当时却有效避免了欧洲大规模战争的再次爆发,至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前维持了约六十年的和平。

这种「列强主导、忽视小国」的模式也为当代现实提供了警示。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致力于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多边机制,期望给予小国更平等的发声机会与利益保障。然而,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范与制度纽带逐渐松动,甚至吝惜于公共财的使用时,大国协调的变项就会增强;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显示,一旦列强选择跳过中小国,则「国际秩序」的走向便几乎掌握在少数强权手上,神圣同盟迅速扑灭日耳曼和西班牙的民主浪潮,也使得日耳曼统一的进程选择没有奥地利参与的方案。

三、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规范与多边机制
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大致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强调人权、民主与法治的普世规范;第二,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所维系的多边经济治理;第三,强国对集体安全的承诺,如联合国安理会与各种地区安全架构。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其盟国透过扩大北约、推进欧盟整合、鼓励新兴市场国家融入自由贸易体系,试图打造一个「没有竞争者」的全球秩序。

然而,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整合军事力量,以及中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崛起,对原本的制度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规范虽仍存在,但在实务操作中却屡遭质疑;例如,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美国对他国施行制裁,都显示强权依旧倾向将军事与经济施压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相互否决陷入僵局,WTO也因贸易冲突与保护主义抬头面临困局。这些现象意味着,原本以规范与多边主义支撑的自由主义秩序,正一步步受到大国交易的现实政治所侵蚀。

四、 川普2.0:美国优先如何冲击自由秩序
川普时期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政策,是直接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转捩点。虽然冷战结束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免强调美国利益,但川普将之上升为外交策略核心:不但批评欧洲盟友「搭便车」、对WTO与北约指责不断,甚至威胁退出各种国际协定。
拜登上任后,虽恢复与欧洲及其他盟友的紧密合作,但对中国、俄罗斯与伊朗等对手,仍在经贸与制裁方面保留川普时期的强硬做法。此举意谓美国逐渐转向「选择性多边主义」:若能彰显自身实益就积极参与,不符利益或缺乏国内支持时则采单边行动或私下协议。虽然可在短期内维系美国主导地位,却间接削弱了原本讲求规范约束的自由主义秩序根基。
在美中相互强硬的恶性循环之下,中国逐渐失去过往享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红利,美国也陷入与盟邦之间对华政策不同调。包括印太地区之间的中小型国家面临对冲或是扈从的选择,退化回十九世纪小国的境遇,只有大国之间赤裸的国家利益,半导体产业发达的第一岛链成为当代版的莱茵兰地区(Rheinland)。

五、 中俄与全球南方:另类大国协调的崛起
伴随美国主导权的相对减弱,中俄正开拓「另类大国协调」的空间。俄罗斯在欧洲与中东利用军事与能源影响力,中国则在全球南方藉「一带一路」倡议渗透基础建设、金融与科技领域。两国虽存在互信不足,但面对美国的制裁与围堵时,时常展现「团结对外」的姿态。
这些互动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冲击:中俄在国际舞台上试图推动「不干涉内政」、「主权高于人权」等替代规范,并透过区域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巩固多边合作基础。随着更多全球南方社群基于安全或经济利益倒向中俄阵营,以西方为主导的普世秩序逐渐被部分侵蚀,导致自由主义规则的威信与效力下降。

六、 多极化与大国交易:自由秩序的松动
多极化的国际权力结构,让大国更易以「议题式交换」处理利益分歧:在气候、能源、区域安全等议题上合作或互让,但遇到核心利益之时又迅速转向对抗或军事恫吓。这样的模式与自由主义秩序强调的「制度化合作」与「集体利益」并不相容。

以俄乌战争为例,美国与欧洲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援与团结,但双方仍保留与俄罗斯进行私下或间接接触的空间,例如能源谈判与粮食出口安排。美国不希望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以免核风险升高,也顾虑到全球能源供给的稳定;俄罗斯则透过「核勒索」和其他高压手段测试欧盟内部的立场差异,不断扩大战略回旋空间。透过大国之间的交易和协调来管理冲突,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原本强调规范和制度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七、 「大国协调」:欧盟被边缘化的隐忧
令人担忧的是,欧盟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虽然积极,但真正掌握战争与和平谈判核心的仍是美俄两大核强权。形同「欧洲协调」再现的局势,与19世纪列强排挤小国的情景形成某种呼应:当时的列强是英、法、奥、俄、普;如今则可能是美、俄、中等核强权直接主导,大量边缘化或弱化欧盟的战略主动性,而今的欧盟如同松散的日耳曼邦联,若无法进一步团结或形成更紧密的政治实体,就会不断的被其他大国干预,无法形成有效的国际议题能力。

法德等主要欧陆国家虽不断呼吁外交化解,但实质的制裁、军援、谈判多半由美国领头。若莫斯科与华盛顿达成某种交换筹码、停火或战后重建的协议,欧盟恐怕只能选择配合,乌克兰本身则更可能变为「被协调」的一方。自由主义者长期提倡的「欧陆团结」与「价值外交」在此场景下看似有力,实则日益被冷酷的现实交易削弱。

十九世纪的日耳曼直到普法战争后成立德意志帝国,才真正的摆脱法国和奥地利的干预,成为一个足以与其他强权鼎足的政治实体,今日的欧洲面临的正式相同的问题,义大利等国已率先抛出组织统一欧洲武装力量的议题,但是距离成为一个能与美俄鼎立的「欧罗巴国」仍有相当长的距离。

八、 大国协调下的中小国命运:背离自由秩序的危机
在这波大国协调浪潮中,中小国的命运更显不稳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提供「制度庇护」与「规范保障」,而当大国回归权力平衡逻辑、小国的需求与意见便容易被忽视或牺牲。乌克兰在欧陆中原本试图融入欧盟,但遭俄罗斯视为其势力范围,最终爆发冲突。

这和19世纪欧洲协调时期中小国被列强操弄的情境相似,不同的是当代的普世价值与集体安全的承诺直接被忽略,军事恫吓与势力范围交换的展现让21世纪的国际秩序直接后退百年。此种交易式和平也许能在短期内压制战火,但因欠缺正当性,民族自决与公民共识,将为日后冲突埋下更多风险。

九、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自由秩序解体
「修昔底德陷阱」强调新兴强权崛起与守成霸权冲突的结构性风险,一度被视为美中之间的重要命题。然而,目前更显著的趋势在于「大国协调」正逐步瓦解以规范与制度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秩序。当强权把私下谈判和交易视为最高指导原则,原有的多边机制和价值规范反而变得可有可无,国际秩序面临的是比「修昔底德陷阱」更严峻的问题,一个多极化且无视国际法,紧随着大国意志施展权力的野生世界。

过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指出,制度与规范只能在大国愿意遵守时发挥作用 ,一旦大国判断维持制度框架的成本高于自行协商,便会弃制度而采权力操作。对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挑战。美国与其盟邦致力建立的安全与贸易体系正在动摇,若无法以有效方式回应大国协调的新态势,整个国际秩序或许面临更深层的危机,小国将面临成为菜单的选项,仗势核武与强大传统军事能力的大国则彼此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势力均衡。

十、 美俄跳过欧盟与乌克兰:决定俄乌战争终局?
俄乌战争最终走向,或将成为自由主义秩序能否延续的关键考验。当前美欧对俄罗斯祭出强力制裁并军援乌克兰,但若战事长期胶着,双方都得承担高昂的政治与经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与莫斯科目前选择私下接触,促成一项能兼顾双方最低利益需求的停火或终战协议,却跳过欧盟与乌克兰的核心诉求。

在沙特阿拉伯招开的会谈即将揭示,乌克兰将沦为第一个「被协调」的对象:虽可暂时停止冲突,却难掌握自身未来命运,其他在地缘政治边缘的国家也正在关注其后果。欧盟在此局面下也只能被迫「追认」美国的决定,进一步显示出欧陆战略自主性的软弱。若此结局成真,就不仅仅是俄乌冲突的终止,更象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21世纪面临重大改变:强权交易取代制度化对话,势力范围交换取代普世价值,势将为全球局势留下更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暗流。

吴志远:盾牌,剑,抑或象征?解读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性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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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威慑及其相关力量备受关注。为加深对这一关键议题的理解,“中美印象”特别翻译了吴志远博士的评论文章“盾牌,剑,抑或象征?解读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性威慑”(Shield, Sword, or Symbol: Analyzing Xi Jinping’s “Strategic Deterrence”)。该文章于2024年3月7日首发于美国智库布鲁金学会。吴志远博士(Dr. Joel Wuthnow)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译者徐宇深为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特约撰稿人。请点击文中链接,以了解更多背景知识与重要研究成果。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二十大上提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引发外界关注。这一表述让人联想到中国当时已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核力量建设。同时,也让人想到不到一年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战略威慑力量”以阻止北约介入乌克兰局势,而当时亦有传闻称中国可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这并非随口之言。早在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中国共产党便号召解放军“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然而,中国领导人及其他官员均未对这一表述作进一步阐释。那么,中国领导人的意图是什么?从中又能窥见中国威慑战略的哪些考量?

根据解放军在二十大前后的相关讨论,这一表述可能有三种解读:

第一,这一表述可能针对中国领导层所认为日益具有攻击性的美国,旨在强调增强威慑能力以应对外部威胁;第二,这一表述可能更侧重于“定向施压”,即通过多种军事手段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威慑”;第三,这可能是对火箭军更高地位和资源投入的支持,凸显其作为中国核武库“核心力量”的作用。尽管无法确认哪种解释更接近事实,但每一种解读都反映了解放军在打造和运用更具威慑力的力量时所面临的关键议题。

盾牌:回应美国威胁

第一种解读认为,“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是对美国战略力量升级及中国对美干预台湾问题担忧的回应。中国学者的部分讨论将“战略威慑”视为维持核大国之间战略平衡的关键手段。早在2002年,时任中国领导人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建立“战略威慑体系”(译者注:参见《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第597页)的要求,并指出:

战略威慑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军事斗争的重要特征。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均将核武器作为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美国形成了包括核与非核打击系统、主动与被动防御系统及国防基础设施在内的“三位一体”战略威慑体系……我们要立足现实、着眼发展,逐步形成多手段结合的战略威慑体系。

解放军分析人士对核大国调整战略威慑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解放军国防大学学者张岩梳理了“战略威慑”概念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后期的发展历程,并指出,自1990年代以来,信息威慑、太空威慑和网络威慑的作用日益突出,战略威慑理论逐步体系化。进入21世纪,解放军关注美国核与非核威慑能力的持续升级,包括反导系统、全球常规打击和反卫星武器。此外,学者们还对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变化进行了评估,尤其是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的崛起。

中国战略家日益担忧,美国战略能力的提升,包括导弹防御系统的增强、退出《中导条约》及常规全球打击力量(Conventional global strike forces)的进步,可能消弱中国的核威慑力。这些变化也被认为是中国推动核武库扩充与多样化的重要动因。亨利克·海姆(Henrik Hiim)、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和谭大伟(Magnus Trøan)的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依据。

此外,其他讨论认为,升级战略威慑力量的需求不仅在于维持核力量的生存能力,还源于中国对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日益敌对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评估(译者注:美国在线刊物China Leadership Monitor刊载了一篇由吴志远博士和Elliot Ji合著的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战略家对“美国威胁论”的看法),尤其是在台海冲突中解放军可能需要增强威慑美军干预的能力。2022年,国防科技大学学者葛腾飞在中共中央党刊《人民论坛》发表文章(译者注:文章题为《打造强大的国家战略威慑体系》),将战略威慑描述为“在对抗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战略性军事斗争中具有最终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可以依靠的战略性军事力量”。他强调,“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不仅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牌”,更是向外部干涉势力发出的明确信号,表明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任何外部干涉都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击,任何外部干涉都不会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葛腾飞的分析紧随一系列关于俄罗斯战略力量的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了俄罗斯战略能力在限制北约干预乌克兰中的作用。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孙飞(Phillip Saunders)和塔夫茨大学教授罗根(David Logan)认为,中国的核扩张通过对抗美国的核威胁提供“核盾”,这不仅有助于威慑常规干预,还可能为解放军在台海危机中争取更大的战术自主性。美国国防部秘书办公室撰写的《2023年中国军事力量报告》(2023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国追求‘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可能是由于对美国威胁的感知以及对台湾问题的具体担忧所驱动”。

利剑:塑造安全环境

第二种解读认为,“战略威慑”是指中国在多领域综合运用力量,以塑造有利的安全环境。一些观点指出,“战略威慑”这一概念包含“威慑”(deterrence)与“胁迫”(compellence)的双重内涵,即既要“阻止对手的行动”,也要“促使对手采取特定行动”。这一解释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兼外交政策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此外,中国军事战略的重要著作《战略学》将“战略威慑”归纳为五大工具:核威慑、太空威慑、信息威慑、常规威慑,以及“人民战争”(即动员民间资源)。这些手段不仅影响美国的决策,还能通过精准运用军事力量,影响其他区域竞争者的行动。

出版于2004年的《第二炮兵战役学》(属于机密书籍)以及其他解放军相关著作,描述了在危机情境中展示核力量的多种方式,例如提高核警戒级别或进行突击演习。2020版《战略学》进一步指出,通过展示先进武器、开展军事演习及发动信息攻击等方式,可以实施“战略胁迫”(Strategic coercion)。2022年,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的应对行动生动诠释了这些策略。

此外,该书还提出“限制性军事行动”的概念,如干扰对方军事活动、威胁空海通道(Air and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s)安全等,这与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台海地区的行动高度一致。例如,中国海警船曾在仁爱礁(Second Thomas Shoal)附近封锁入口,引发与菲律宾的对峙。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2024年2月19日,一艘中国海警船在金门岛附近巡逻,并登检了一艘台湾游船。这些加强“战略威慑体系”的选项得益于中国常规空海力量的扩展,以及近年来在地区争端中更加冒险的策略。(译者注:最新一次中菲海上对峙发生于2024年6月17日,并得到和平解决。)

象征:提升火箭军地位

第三种解读认为,这一表述或主要强调火箭军的地位和资源投入。中国领导人2022年的讲话或通过“战略威慑”的表述,优先凸显对火箭军的关注和资源分配。这类似于他在2016年宣布将原第二炮兵升级为火箭军时,称其为“战略威慑核心力量”。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及火箭军的重要地位,例如称其为“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此外,火箭军内部还通过媒体报道进一步巩固了其战略地位。二十大后,火箭军内部对这一表述反响强烈。《解放军报》报道称,火箭军肩负起为国家提供“可靠有效威慑”的重任,并被誉为“国家宝藏”。2023年12月的训练报道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与火箭军使命联系,强调通过“强有力的武器”实现“可靠有效的威慑”。这些言论进一步支撑了火箭军重金投入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解放军其他部门也引用了领导人的讲话来强化自身定位。例如,广西和山东的军事动员部门在2023年的场合中提到,“国防动员是构建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重要措施”。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主要针对火箭军,但其他部门也借此提升了自身的重要性。

结语:更强“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影响

解读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容易。解放军官方网站对“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诠释并未涉及“十四五规划”与战略威慑力量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军事训练和战备,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创新军事战略方针,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构建强大战略威慑体系,提升新领域新质作战力量比例,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未详细阐释这一表述的具体含义,但上述三种解读为理解解放军的威慑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重要视角。

作为“盾牌”,解放军正迅速扩充核与非核战略力量,旨在防范美国在台海危机中的干预。而这种能力的增强,也促使美国及其盟友加强自身的战略部署与反制手段。这一扩军计划可能会在反腐调查持续进行的背景下得以推进。美国国防部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部署1,000枚可用核弹头。与此同时,这些发展促使美国及其他国家优化自身战略能力,例如AUKUS(译者注:即 Australia – United Kingdom – United States 三边防务伙伴关系,是一个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的防务合作框架,旨在通过共享技术与资源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合作)。

作为“利剑”,中国通过展示军事实力和采取区域行动,试图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安全环境。然而,这种“战略胁迫”也引发了区域内国家的反弹,并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与印太盟友之间的合作。2024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中国军费预算增长7.2%,为扩展空海优势和维持现有行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与此同时,这也加剧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并促使部分国家与美国协作升级自身军力。例如,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决定保留美军轮换驻扎,而马科斯政府则进一步扩大了美军的基地建设与访问权限

作为“象征”,火箭军成为战略威慑体系的核心力量,依靠现代化的核与常规系统获得了大量资源投入。然而,近期火箭军高层人事调整引发了外界对采购体系管理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反映出对领导层专业性和装备可靠性的进一步审视,同时也为未来加强管理和优化资源分配提供了契机。

综上所述,中国在二十大上提出的“战略威慑”表述,展示了其在战略能力建设方面的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外部反制、地区反弹及内部治理等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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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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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领导力洞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KS Liu:特朗普用商业之道处理地缘问题往往“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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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可以与之做交易的商人。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在今天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仍然如此看待他,那就可能判断错误。他提出“收回”巴拿马运河和“拿下”格陵兰岛,说明他似乎也开始懂得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再是一个只会谈条件做交易的商人。

但是,由于他出身商人,仍然处处保留了他的商人本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钱!钱!钱!”

特朗普把很多事情都用钱来做问题的主要衡量标准,如果不是唯一标准;也把钱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如果不是唯一手段。

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主要不满,就是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说得多做得少。俄乌战争打了三年,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高达1800亿美元,欧洲政客如马克龙等,喜欢高谈阔论,但是一旦触及“钱”,他们就退缩了。特朗普把钱看做是对一个人或国家的考验,你的姿态再怎么高,“民主、自由”的高调唱得再如何响亮,如果不肯拿出真金白银来解决问题,就是懦弱的表现。如今,他甚至提出,“北约”国家的国防预算应该提高到GDP的5%。

特朗普把“关税”当作是一种万能的武器。你不同意我,我就加关税,而关税就是钱。特朗普认为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上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就威胁对这两国的商品征收25%关税,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可以取消关税,只要两国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上配合美国。

这两国也一再表示要在关税问题上“以牙还牙”,但是当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动了真格,他们也就立即认怂软化,于是就出现了延缓30天的决定。

哥伦比亚曾经拒绝接受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特朗普也是祭起了关税武器后,使得哥伦比亚不得不认怂。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有钱能使鬼推磨,今天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无不“有奶便是娘,给钱就是爷!”

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表示不惜动用武力。他还要购买格陵兰,令很多人以为特朗普疯了,因为这种念头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实现。对于特朗普的“疯言疯语“,巴拿马、格陵兰和丹麦都予以严辞批驳和断然拒绝。

但是知道特朗普商人本性的人,都知道特朗普并没有疯,这无非是特朗普“漫天要价“的谈判技巧,他就等着双方讨价还价,以便最后达成一个他所希望的折中交易。

果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巴拿马后,巴拿马迅速表态: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再和李嘉诚的公司续约管理两个港口;并就是否允许美国军舰免费自由通过巴拿马运河展开讨论。也许,这正是特朗普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笔者从来没有看到两国之间的争议能如此快速地达成某种协议或共识,这也许就是“漫天要价”所产生的高压效果。

格陵兰问题也是如此,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谈判,但是丹麦似乎已经认定美国并非真要买下格陵兰,他的真正意图有二,一是美国希望加强该岛的美国军事基地,以便使该岛有效控制北极洋在欧洲的出入口,二是美国希望开发该岛的稀土。丹麦已经表示,这两个问题上都可以满足美国的要求,一切都可以谈。

三、“公平交易”

这里所称的“公平”相当于“对等”。特朗普认为一切交易都必须是对等的,即“等价交换”,任何人或国家想占美国的便宜,就是不公平,美国有权说“No!“

特朗普要取消一切美国的无偿对外援助。他表示美国可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要欧盟国家肯出钱来买,或乌克兰肯用该国的稀土资源来交换。小泽已经表示,可以考虑用乌克兰的稀土资源来换取美国的先进武器。

特朗普扬言要台湾向美国交保护费,要有美国驻军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承担美国的驻军费用,因为美国的“国际警察”不能白当。

特朗普已经宣布,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实施“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即我是否对你的商品收取关税,要看你是否也对我的商品征收关税,你收高关税,我也必须向你收高关税。这有点像外交关系中的“对等”原则。

特朗普认为中国政府对商品的“出口补贴”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必须用关税来对冲,才能创造商品竞争的公平环境。其他的“不公平”涉及知识产权和外汇管制等等。

(作者为《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文章观点不代表卡特中心的立场。)

专访赵卫华: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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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关系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以及中美两国与东南亚的三角关系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东南亚国家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因美国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很多中国工厂转移到东南亚,这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对东南亚当地经济又有什么意义?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教授。赵教授还是中越关系与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召集人。他在南海问题的研究上主张采取国际政治、历史学和国际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如何影响中国目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如果你认为影响不大的话,你的论据是什么?

赵卫华: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很早就有着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从现在有文字确切记载史料看,双方的这种交往至少从魏晋年间就已经开始。众所周知,中国在17世纪之前,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不仅是双方通过贸易互通有无的过程,也是双方在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国古代与东南亚互动,与近代西方对东南亚的殖民和入侵完全不同性质两种行为,前者是双向的互动,友好交流是主流。后者是西方对东南亚单方面的殖民、侵略和压迫。

至于现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是受到古代双方关系的影响,倒不如说更多是受到冷战以来两大阵营斗争或受到美国对中国打压的影响,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出现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介入有关,而与历史上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互动没有太多的关系。例如,当前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对中国很不友好,但实际上菲律宾作为一个国家只是近代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的产物,在历史上就没有菲律宾这个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不久之前的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很好,恰是在亲美的小马科斯政府上台之后,菲律宾才对中国采取了极为挑衅的政策。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赵卫华: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上正日益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确实有部分国家怀有疑虑,但随着该倡议不断推进和越来越多成功的案例出现,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了日益积极的态度,印度尼西亚的亚万高铁项目和中老铁路项目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成功案例的典范。特别是中老铁路项目,它使得老挝由路锁国变成了联系亚欧的交通枢纽,使得货物由万象经中国到达欧洲从海运的50余天迅速缩短到了15天,不仅吸引了来自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周边国家的货物竞相通过中老铁路运往欧盟,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其它国家与中国合作项目的进展,例如越南加快了中越合作的老街-河内-海防铁路的施工进展,泰国则加快了中老泰铁路泰国段的进展。

南海领土争端如何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

赵卫华: 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南海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这是个别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存在的双边争端。相关国家很早就已经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决定通过谈判和协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南海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各方在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基础上拿出诚意,保持战略耐心,通过双方的和平谈判来达成最后的解决。南海问题当然不能回避,但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除了菲律宾外,中国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合作,包括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争端国在内,都没有受到影响。

自特朗普政府第一界任期以来,美国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导致许多中国工厂在越南等国家设厂。中国工厂向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转移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卫华: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的确有不少中国企业将生产链转移到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但据我所知,这种转移并不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的,而是在此前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增加关税的政策加快了这一进程。企业将生产链向外转移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产生的现象,日韩等国也是如此。这种产业转移对于促进越南和老挝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越老等国的反应总体上是非常积极的。我在2024年7月曾经与部分中国投资者参观过越南的北江工业园区,当地越南工业园区的越南管理官员非常欢迎来自中国和其它外国的投资者进驻工业园区。

中国工厂向东南亚的转移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全球供应链?这可能会如何影响该地区与美国的关系?

赵卫华: 当前中国企业将生产链向东南亚等国的转移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发生作用,随着中国发展,其用工本在逐渐上升,而东南亚各国用工成本相对较低,中国企业,特别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必然就要转向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各国。但是,造成中国企业生产向东南亚转移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美国和西方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需要对中国的打压和制裁,同样的产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其西方盟国相比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关税税率高出很多,这使得在正常情况下尚不会外迁的企业也不得不迁移到了东南亚。这些外迁的企业包括中国本地企业和在华投资的西方企业。

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这种企业生产的外迁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美国与西方对中国的打压有可能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重塑地缘经济版图。

中国企业之所以外迁,主要是生产成本和出口环境,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浪潮的深入发展,中国在人工智能、自动化、数字技术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原有依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将逐步过渡到自动化批量生产,很多中国外迁的生产领域将在更高的技术标准上在本土实现升级转型式的恢复,美国企图使中国国内生产空心化的企图难以达到。但是,美国在现阶段对中国的打压无疑有利于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届时,国际社会各领域的生产链将变得更加均衡分布,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企图主导全部的生产链都是不可能的。

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之中。这种动态如何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和阵营选择?

赵卫华: 从东南亚总体而言,东盟希望在中美之间维持中立,利用中美竞争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从东南亚各国的不同国家而言,其对中美两国的态度和运用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菲律宾更加亲美,企图借助美国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则更倾向于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则更倾向于中间立场。我认为,就中国而言,中国愿意与任何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也能接受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和平衡;而美国则是希望东南亚各国都能与其站在一起遏制中国。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后,随着其美国向中国的地缘攻势日益激烈,东南亚各国保持中立的空间将日益缩小,特别是对于部分小国尤为如此。

白宫开始辩论对华贸易 或倾向于达成全面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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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月19日,《纽约时报》负责中国贸易的记者Ana Swanson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一个全面的贸易协议,其政府内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辩论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讨论由谁来负责对华贸易讨论。以下为该文的部分翻译内容。】

重返白宫后,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与中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超过六位现任及前任顾问以及了解特朗普想法的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达成协议面临重大障碍,但总统希望与习近平达成一项覆盖范围广泛的协议,而不仅仅是重新调整贸易关系。

尽管中国未能履行2020年协议中额外采购2000亿美元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承诺,但特朗普对一项包含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承诺的协议表现出兴趣。此外,他还希望该协议涵盖核武器安全等议题,并设想通过与习近平的直接会谈来解决相关问题。特朗普正在沿用熟悉的关税和其他施压手段,以促成谈判。2月1日,他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称之为“开场炮”,中国随即进行反制。他还提出可能撤销美国在20多年前给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中国被视为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并在核安全、技术发展和全球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美中关系是走向更加紧密,还是陷入更深的对抗,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特朗普的决策和施压方式,以促使北京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贸易谈判提供建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特朗普“几个月前告诉他,他希望与习近平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白邦瑞表示,特朗普团队正在讨论谁将主导谈判、中国未能履行2020年贸易协议的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最佳方式让中国重回谈判桌。

分析人士表示,两国政府需要克服许多障碍才能达成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尚未确定其对中国的具体要求。双方一直在探讨让习近平前往海湖庄园,或特朗普访问北京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未计划正式访问。据一名前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顾问,包括商务部长霍华德·拉特尼克、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以及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一直在鼓励总统,告诉他现在有机会达成一项重要协议。

特朗普总统及其顾问指责中国未能履行2020年协议的条款,同时也指责拜登政府未能执行该协议。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与中方进行了贸易谈判,并最终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迫使中国达成协议,而拜登则选择维持这些关税。

在2020年达成的协议中,中国官员承诺向外国公司开放部分市场、更好地保护技术机密,并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但中方从未接近完成采购目标,并表示未能履约的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影响。

在上任第一天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特朗普总统指示其顾问审查中国对协议的履行情况,并决定是否在四月份之前对其施加关税或其他惩罚措施。在今年一月的确认听证会上,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北京可以通过“补购”来履行此前的承诺。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国经济的疲软可能会使习近平更愿意达成一项协议。然而,美中关系已变得更加复杂,可能会使达成新协议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房地产市场疲软,北京被迫更加依赖出口。中国正向全球市场大量出口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导致其他国家的工厂面临倒闭风险。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的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即使你想与中国展开谈判,也将非常困难,”她说道。知情人士称,贝森特和卢特尼克正在考虑他们认为可以重新平衡贸易的提案,他们最终可能会领导与中国的谈判。包括中国在美国的重大投资;大量购买美国农作物、飞机和其他商品;以及可能的解决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欢迎中国工厂在美国投资可能会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引起特别大的分歧,因为包括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和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内的几位官员将中国投资视为安全威胁。

联邦和州政府以及国会近年来对中国购买技术公司和房地产的立场也变得更加严格。但特朗普考虑过其他人不会考虑的交易,比如支持日本新日铁对美国钢铁的投资,并寻找收购者来拯救TikTok。在竞选期间,特朗普表示,只要中国公司在美国当地雇佣员工,他就欢迎它们在美国建立汽车工厂。

特朗普还认为,就个人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任第一个月,特朗普对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和巴拿马的外国领导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但对习近平却说了积极的话。

一月份,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他和习近平将合作,让世界更加和平与安全。“我期望我们能够马上开始共同解决许多问题,”他说。

KS Liu:特朗普是否在出卖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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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党已经产生共识:俄罗斯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中国才是美国最具威胁力的敌人。尤其是俄罗斯在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与无能,早已失去了“军事强国”的地位,就连乌克兰占领俄国小片领土都无力驱赶。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早就一败涂地了。有鉴于此,俄乌战争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分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注意力,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这也许是特朗普急于结束“俄乌战争”的真正原因。

          有关俄、乌战争的和平谈判,已经在美、俄之间展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安顾问沃尔兹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已于2月18日在沙特阿拉伯会晤4小时。据报道,特朗普与普京的直接会晤时间还没有商定。有关美国和平方案的内容和细节也还没有公布。

           参加此次会谈的,既没有乌克兰的代表,也没有英国和“北约”的代表参加,已经引起他们的严重不满。欧洲媒体开始散布关于“美国出卖乌克兰”的种种怀疑论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声明,乌克兰不接受任何没有乌方参与的谈判结果。

          如果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初心是防止“北约”东进,反对乌克兰参加“北约”,那么俄罗斯输定了,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导致三项无法挽回的后果:(1)原本比较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成为会员国;(2)“北约”国家,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3)大举提高国防费用已经成为“北约”国家的共识,特朗普甚至要求它们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5% 。

          总体而言,这场战争使俄罗斯的国际处境更加孤立和困难,而“北约”的欧洲会员国则因此而更加团结和强大。

          乌克兰似乎已经不再坚持要回到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前国境线,愿意“用领土换和平“,关键是今后乌克兰的安全必须得到有效的保证,解决办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都认为乌克兰在目前条件下参加“北约”是不现实的,那么今后是否同意乌克兰加入?尤其是在俄国再度侵犯乌克兰时,是否允许乌克兰加入?

          美国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在上星期的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提出,如果俄罗斯再次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应自动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他指出,“北约”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没有及时向俄罗斯提出这样的警告,使普京在2022年再次入侵乌克兰。他认为这是“北约”的严重错误,不应再犯。

          但是,“北约”国家对于是否接受乌克兰加入为会员国的问题举棋不定,不仅现在不同意,将来是否同意也还存在巨大争议。

          泽伦斯基已经表示,如果乌克兰今后没有确切的安全保障,一切“和平条约”都没有意义。   

          然而,乌克兰今后的安全保障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在这次“欧洲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强烈批评欧洲国家,指出他们应该承为乌克兰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该把责任推给美国。

          特朗普似乎更加“务实”,他认为,乌克兰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美国不能继续耗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支持一场和美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战争。

          但是由于普京的强硬态度,他也没有把握能在他所希望的4月20日之前达成任何和平协议。 作为后备方案,他建议:如果乌克兰愿意向美国提供该国丰富的稀土资源,美国援助乌克兰就有了可以得到美国人民支持的正当理由。

          更重要的是,美国两党已经产生共识:俄罗斯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中国才是美国最具威胁力的敌人。尤其是俄罗斯在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与无能,早已失去了“军事强国”的地位,就连乌克兰占领俄国小片领土都无力驱赶。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早就一败涂地了。有鉴于此,俄乌战争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分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注意力,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

          这也许是特朗普急于结束“俄乌战争”的真正原因。

          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可以使美国卖能源、卖武器,趁机发战争财,还可以使欧洲更加依赖美国,但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议员政客们知道,这只是蝇头小利,美国需要集中全力,应对一个强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