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说  来源：黄说

对方方的围剿，烽烟再起。

除了原来的那批鸟人，一些方粉都在倒戈。

因为据说方方的日记就要在海外出版了。

这次方方的罪名，在“试图颠覆政府”之外，又加了一个“给八国联军送炮弹”。

说句实话，方方的日记会被敌人利用，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敌人只要还是敌人，他利用什么来攻击我，真的不可预料，  即使我递给敌人一个土豆，敌人也可能用这颗土豆来砸死我。这是由敌人的本性决定的。

即使我说政府有100%的支持率都会被敌人利用，敌人会说：“百分之百的支持，来自百分之百的恐惧。”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除非你举手投降，否则你永远无法避免敌人的攻击。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可行不可行：解除一切武装，从此以后敌人连航母都不需要了，直接开着货船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纸质书只是转换了一个载体，如果说送炮弹，这个炮弹早就送出去了，不是现在。

何况，是不是炮弹、炮弹是否为方方所送，完全可以说道说道。

当看到有人说方方日记被敌人利用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王实味。

1947年7月1日，晋西北某地，翻译家、评论家王实味被秘密处决，处决工具是大刀，葬身之地是一眼枯井。王实味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几篇评论文章，会因此丢掉小命，而且还死得这么惨。

王实味在评论中说了什么呢？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衣服问题上。“

这是王实味同志的原文。他所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指的是当时延安的等级供给制。王实味同志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王实味同志的观点错没错呢？也没错。

当时，延安仿照苏联搞了一个供给制，干部按级别拿的津补贴不一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普通人穿本地土布做的普通服，高级干部穿从外地采购的斜纹洋布做的干部服。吃饭，按级别分为大灶、中灶、小灶、特灶，特权和腐败有点初见端倪的意思。王实味同志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对马列主义教条应该比较了解，加上他性格耿直，看不惯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真实情况比这更严重。比如说舞会，比如说那时候领导干部夫妻晚饭后在延河边散步，后面跟着个小战士帮他们抱着娃娃，成为延河一景。人家兴冲冲来参加革命，一不小心就成了不花钱的保姆，这些王实味同志都还没有说。王实味同志是小心翼翼地、有节制的表达，他都没有上纲上线地进行定性，说好的“官兵一致”呢？说好的“同甘共苦”呢？王实味同志都不敢动问，只是避重就轻地说了个“没有必要”，就这么一句不痛不痒地话，竟然闯下天大祸事，王实味同志因此被开除党籍、被逮捕关押、被扣上“托派”、“特务”等等帽子，最后被砍头。在批判中，指证王实味的很重要一条罪行，就是他的文章“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

这个也是事实。可是我想问问，送炮弹的，到底是搞特权的人呢，还是批评特权的人呢？

你消灭了批评者，就等于消灭问题本身了吗？

张大爷和李大妈都知道：要想啥啥啥，除非己莫为！

尼玛敢做不敢当，自己做的事，屎盆子扣别人头上。

再来看方方现在的遭遇，是不是觉得有点穿越啊？

中国是个文明国家，连戏剧都分公母，有个《女起解》，也有个《男起解》。

现在，我们连炮弹都分出了雌雄。

有人担心方方日记被敌人利用，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真是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我就想问问，敌人利用的内容是什么？批评庸官么？方方批评的矛头，一直指向的是庸人，而不是政府，说长江有污水就是反对母亲河，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如果这个也算，那么抓周永康、徐才厚岂不是给敌人送原子弹？如果有些官员的反应迟钝、工作不力不是事实，你怎么解释走马换将？怎么解释上百个处级以上干部被免职？就算是送炮弹，这个炮弹也不是方方送的吧？

有人说，敌人会把方方日记当成证据，来向我国索赔、来嫁祸和制裁我国，我想说方方多次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常识！你觉得用日记来打国际官司符合常识或者惯例么？敌人有你这么弱智么？方方又不是第一个爆料者，中国政府早在1月初就把疫情通报给了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方方写日记是20多天以后才开始的事情。你的逻辑，是不是中国应该捂盖子？或者说，向世界通报疫情也是送炮弹？传染病爆发地不一定就是罪魁祸首，否则你怎么解释日寇罪恶的731部队在中国制造的鼠疫和霍乱？

有人说，方方的日记没什么正面价值，我想说，你爹妈死了，你捶胸顿足也没什么正面价值，你应该在你爹妈棺材旁边跳舞，一边跳舞一边喊“加油“，这个比较正能量、比较有正面价值。

有人说，方方不代表武汉人民，武汉人民没那么悲观，并举出了好多例子。我想说，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感觉会有不同，有的还会存在巨大差异。家里死了人和没死人感觉就不同，死了几个和死了一个感觉不同，死了老人和死了孩子感觉也不同，死了邻居和死了隔壁小区的人感觉都会不同。你特么不知在哪里找来的几个傻逼，过几天他家人死了，你再去问他感觉如何。

有人说方方造谣，请问哪个是谣言？小护士之死么？这个“谣言“对敌人来说有利用价值么？方方不过是表达一种对年轻生命的痛惜和怜悯，信息没搞准是事实，可是，小护士还活着，不正是方方高兴看到的事情吗？何况方方第二天就在日记里道歉了。你肯定会说手机是吧？说到这个问题，方方再次强调了常识，请问手机哪里去了？在医院？在亲友手里？炉子里烧了？你不依不饶地要求看照片，你特么想干什么？你这才是想送炮弹。

有人说方方关在家里，都是道听途说。我告诉你，连道听途说都算不上，因为她就没出过门。可是你应该知道，人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了解事情不是只有用一双眼睛，我想问问搞新闻的，电话采访是不是也是一种采访？最顶层的管理者我也想问问，你们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不是也靠汇报（听别人说）？不是事必躬亲、凡事亲历亲为得来的吧？

有人拿方方的房子说事，我想说，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不过一码归一码，这和日记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说你八岁还尿床、十岁还在流口水是不是你就输了？

这种人的人品如何我不知道，但其批判手法一定下三滥。

我记得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里表示，日记虽然告一段落，但敦促追责的事，她也不会放弃。这句话对某些人来说，非常可怕。方方是个毫无心机的女人，她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不知道这句话会给自己带来多大麻烦。我现在几乎可以断定，围攻方方是个阴谋，那些被免职的庸官和有可能下一步被追责的庸官，余威还在、关系网还在，他们的能量非常大，为了保全自己，他们需要疯狂反扑，我疑心这股浊流的背后，是他们在兴风作浪。恶狗和毒蛇咬人，往往是因为恐惧，对这帮人要有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

还有一帮是文坛的痞子和流氓，方方当主席八年，得罪了一些投机钻营的小人，现在机会来了，他们可以一泄私愤了。

剩下的就是是非不分的傻逼，包括极左分子。邓小平同志认为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极左分子最喜欢的就是给人戴帽子，戴了帽子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消灭对手了。

疫情和方方，都是照妖镜，流氓、骗子、坏蛋和傻逼，会一一现出原形。

王实味和方方，都是真心英雄。那些对王实味和方方举起砍刀、亮出毒牙的人，看似勇敢、其实最怯懦，因为对付王实味和方方是最安全的。

历史已经证明王实味无罪。

历史还将证明方方无罪。

如果批评是有罪的，那么沉默也会是有罪的；

如果沉默是有罪的，那么鼓掌不热烈也是有罪的；

如果鼓掌不热烈是有罪的，那么最先停下来的那个人也是有罪的。

当年在上海滩，黄金荣为了讨好戏子露兰春，给看戏的人定了个规矩，凡是看露兰春的戏，只许叫好，不许喝倒彩，否则就痛揍一顿。

请记住，这种事是流氓干的。

来源时间：2020/4/19   发布时间：2020/4/19

旧文章ID：21424

作者：刘胜军  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

　　01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8日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话中有话地说:
　　如果是个错误，那就是一个错误。但如果中国负有故意的责任（knowingly responsible），我是说那肯定就应该产生后果。现在的问题是，新冠病毒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一个后来失控的错误，或是故意而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
　　“不约而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说，“中国在处理疫情中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外界称赞中国处理疫情手法有进步的说法天真”；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放言，“疫情过后，毫无疑问中英关系不能像以往一样，必须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疫情是如何爆发的以及为何没有更早地阻止”。至此，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队友全部出场了
　　疫情危机尚未解除，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已经在策划一场阳谋。之所以说是阳谋，是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其真实意图。啥意图？
　　•掩盖这些国家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真相，找替罪羊。全球已确诊231万人，其中美国73万人、法国15万人、英国11万人。
　　•决不放过任何一个遏制中国发展的理由和借口。
　　美国一个标志性动作是“断供WHO”并对WHO进行调查。须知，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4月10日，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说：
　　•要充分准备应对可能还会飞出来的一只只黑天鹅，可能还有专门针对中国的黑天鹅。我们已经嗅到了一些气味，一些针对我国的新的图谋正在酝酿和形成过程中。疫情后我们生存的外部环境将会更加严峻。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大的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
　　笔者在《文明的冲突，究竟离我们有多远？》、《世纪瘟疫、经济危机与范式革命》、《面对无底线的特朗普，我们不能只有善良》等系列文章指出：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疫情会不会加剧历史的转向，甚至引发文明的冲突？
　　中国前驻芬兰、菲律宾、捷克大使马克卿表示：
　　•此次应对疫情中，“竞争”的一面比较突出。这与我们面临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国力量相对上升，而西方相对衰落的大背景有关，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相比之下，黄奇帆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了，缺乏大历史的视野。黄奇帆说：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
　　•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的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动性涌向中国市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概率事件。
　　02 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国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朗：
　　•特朗普：世卫组织被中国控制且故意掩盖疫情，美国因此暂停向其缴纳会费。
　　•在发布会上，有人提问蓬佩奥“中国是否隐瞒相关数据”以及美国将如何应对。蓬佩奥回答：“现在不是报复（retribution）的时候，现在仍需要公开和透明。”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事件中没有向中国追责而让美国人付出了代价。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Chris Smith与Ron Wright，于4月17日推出法案，允许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起诉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为美国人民所经历的伤害承担责任。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Jos hHawley也在参议院推出类似法案。
　　•就连以专业而受尊敬的美国卫生高官福奇也表示：中国误导了美国与全世界，新冠病毒只在动物与人之间传播。在疫情大流行结束之后，将调查错误信息的来源。
　　•3月13日，佛罗里达州“伯曼律师团队”向当地法院发起针对中国的集体诉讼，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
　　•3月16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节目中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说：“我们需要从迫使中国支付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负担和成本开始，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点，比如，总统应该迫使中国减免一大部分美国债务。”目前美国债务共计2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所持美债多达1.1万亿美元。
　　可见，美国甩锅，不仅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念头，尤其是拜登（代表反特朗普势力）和福奇（代表专业）的表态令人失望。
　　美国打头阵，其他国家跟进：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呼吁英国应向中国损失索赔3510亿英镑，并表示如果不赔偿的话就没收海外资产。
　　•巴西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称之为“中国的过错”。
　　•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赔偿国际社会因疫情造成的损失，总价值大概在20万亿美元。
　　可以说，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03 公道自在人心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无耻地甩锅给中国：
　　•英国《自然》周刊网站4月7日发表题为《马上停止借新冠病毒搞污名化》的社论：世卫组织不仅命名了这种疾病（covid-19），还含蓄地提醒了那些在新闻报道中错误地把这种病毒与武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机构——包括《自然》周刊。我们当时这么做是我们的错，我们为此承担责任并道歉。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流传地所谓“因新型病情危机而向中国索赔”的说法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不可接受的。
　　•德国联邦政府就自民党联邦议院党团的一份相关询问做出的答复：德国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并未显示中国故意隐瞒数据。
　　•《纽约时报》：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赞扬中国，其行动和言论都带着政治性的谨慎，因为作为联合国的分支机构，世卫组织自身的资源很少，没有国际合作就无法展开工作。但仔细回顾可以发现，世卫组织的行动比许多国家的政府更有远见和速度，也比自身在以往流行病中的表现要好。尽管也有错误，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世卫组织应该为欧洲和美国相继发生的灾难负责。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上的重大缺陷，正是因为没有听从世卫组织的建议。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公共卫生和法学教授阿米尔·阿塔兰（Amir Attaran）：谭德塞和世卫组织所做的决定是保持缄默，对中国做说服工作，这个决定是部分成功的。这根本不能支持特朗普的指控。总统在用欺骗的方式寻找替罪羊。
　　04 别让特朗普逃脱责任
　　尽管民主党也试图甩锅中国，但对特朗普的“金蝉脱壳”之计，美国社会各界看得分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言辞犀利炮轰特朗普“七宗罪”：
　　•罪行一：“事实是，特朗普拆除了交付给他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原本是为抗击疫情做准备的，疫情已经导致出现不必要的死亡和经济灾难。”
　　•罪行二：“事实是，今年1月，特朗普被警告要警惕这种流行病，但他无视警告，采取了不充分的行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和灾难。”
　　•罪行三：“事实是，特朗普告诉他最忠实的追随者，这场流行病是一场骗局，它将神奇地消失，这才危及了生命，并为经济灾难铺平了道路。”
　　•罪行四：“事实是，尽管特朗普一再声称我们在3月份进行了适当的检测，但我们（其实）并未这样做；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检测、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和必要设备，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
　　•罪行五：“事实是，由于对这场健康危机的无能反应，特朗普的强大经济现在成了一场灾难，造成无数美国人痛苦，危及人们生命。”
　　•罪行六：“事实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差劲的领导者，根本不负责任。弱者才责怪他人。”
　　•罪行七：“事实是，从这一刻起，美国人必须无视谎言，开始听从科学家和其他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意见，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之人。”
　　•如若不从事实出发，更多人将失去生命、更多苦难将来临。我们必须承认事实，我们必须讲出事实，我们必须坚持事实，我们必须而且一定要依据事实行动。
　　05 必须果断切割
　　笔者认为，流行性疾病是人类历史上常有多问题，既是在最近几年也出现了美国大流感、非洲埃博拉等严重流行病，但从未有任何国家提出国际赔偿责任问题。原因在于：
　　•发生流行病的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没有人会为了伤害别人而先害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每次疫情都会有新的变化，因此当一种新的病毒出现时，人类的认知和应对必然存在一个渐进过程。事后诸葛亮式的指责是不厚道的。
　　•在应对疫情时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常见的甚至不可避免的。此次疫情中，欧美国家与日韩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应对失误一连串：有些是麻痹大意，有些是文化差异，有些是能力和手段不足，有些是掩耳盗铃……任何有良知和理性的人都会同意：“武汉封城”本身就是对全世界无比充分的、震耳欲聋的、亮瞎眼的警告，而且如果欧美国家从武汉封城的1月23日起就严阵以待、果断决策，完完全全可以防止疫情的失控。换言之，欧美国家的疫情失控，主要是因为自身应对不力，而不能怪罪于中国或WHO。无怪乎，在西方社会备受尊敬的《纽约时报》一针见血：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
　　对于西方国家故意拿武汉前期应对出现的失误大做文章、上纲上线，笔者在《面对无底线的特朗普，中国不能只有善良》一文指出：
　　•中国应公开处理一些个别官员的失职，实现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的有效切割——武汉前期的一些延误只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非国家行为。欧美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存在个别官员的失误，但不能与国家行为划等号。例如，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提出的“群体免疫法”震撼了全人类。至于特朗普的失误，就更是多到令人瞠目结舌、人神共愤了。
　　经济学家华生也撰文呼吁：
　　•有人说，中国也许确实对疫情的扩散并无法律责任，但由于国际上现在有噪音，一些人拿这件事做文章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国内查因追责，会给外人提供证据，授人以柄，从而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不能不说，这个话恰好是说反了。
　　•有人说，我们并非没有追责，没有处理，不是已经将湖北和武汉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免职处理了吗？应当指出，当时中央针对湖北和武汉在前期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严重问题，调整和充实湖北与武汉领导班子，只是在抗疫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止血措施。但由于当时情况紧急，这个调整措施本身并不包括党对干部的处分处理，更不涉及对违反国家法规的相关人员的司法追责。2月13日新华社发的消息中，并没有提到免职，而只是说中央对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整，相关同志不再担任书记等职务。这显然不是问责或任何形式的党的纪律处分。因此，对疫情防控中的问题进行查因追责，不是已经结束，而是正待开始。
　　•现在，国外也有分析，湖北与武汉的主事人与负责人在抗疫前期的违法违规行为都已坐实，如果得不到处理，那就只能说明此事北京方面从一开始就知情参与。这种舆论的发酵扩散，势必严重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

来源时间：2020/4/19   发布时间：2020/4/19

旧文章ID：21403

作者：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

　　最近所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傲慢》《莫让浮云遮望眼：从脱钩说起》，收到不少反馈。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担心，中国在开放环境下走出的现代文明之路，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不确定性，被封闭之气影响。有人甚至悲观预测，“再这么下去，学英语可能都是崇洋媚外”。
　　同时，也有朋友与我商榷。他们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为什么不把这些道理说给美国人听？我们也不想脱钩，就像我们也不愿意搞贸易摩擦。但美国一定要摩擦、脱钩，你非说不脱？”“别太善良，既要准备好酒，也要准备猎枪！”“中美合作世界太平，但别人已经把刀放在你的脖子上，还不丢掉幻想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蔓延到如此地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多万，政客在被动之下卸责甩锅，致使双边舆情波澜起伏之时。但我还是愿意尝试。
　　这篇文章希望探讨的是，从根本上说，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完全无解，因此只会越来越对抗和撕裂？还是能够通过双边努力，打开新的建设性互动空间？
　　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就要去想，疫情总会过去，美国大选11月也要见分晓，现在就应提前思考与布局，如何在中美之间打开“再理解”、“再平衡”、“再出发”的新视野？
　　一
　　如果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完全无解，大半个世纪以来，最接近这一结论的时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
　　尼克松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正是在他任内，推动了中美关系和解。他把这一和解称为“战后最具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且他认为，即便不存在苏联威胁，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关系也是当务之急。他说他赞同戴高乐的建议，“虽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美国不应该让中国怒气冲冲地陷于孤立”，“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认它”。
　　中国古话说，“仇必和而解”。尼克松为什么要推动和解？最近重读他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很多话虽是针对前苏联，但也体现了他的世界观：
　　1、我们应同苏联发展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新关系，这种关系承认尽管两国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并将继续进行全面竞争，但两国应共同避免因这些分歧而打仗。
　　2、核战争中不会有战胜者，只有战败者。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使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谁来治理他们以及如何进行治理。
　　3、完美的和平——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个幻想。现实的和平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学会与矛盾共存的一种手段。现实的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处理和控制竞争中的各国、各种制度和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持续的过程。我们的任务不是设法消除一切矛盾——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处理矛盾使之不至爆发为战争。
　　4、我们应努力为这个世界勾划出轮廓，但我们不应该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认识到，对我们行得通的制度对于经历不同的其他人未必行得通。我们笃信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些价值观念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不把它强加于人。我们的价值观念只能以示范的方式向他人传播，而不能强制他们接受。
　　5、我们的对华政策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热衷于采取美国特有的做法，苦口婆心地训导别国如何处理其政治事务。中国人是个独立性极强的民族，对于外人企图影响或主宰他国事务历来很有反感。
　　6、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茶话会或办喜事，而是件复杂的精致品，必须时刻予以关注和照料。我们若不谨慎从事，会出毛病的地方很可能都要出毛病。我们今天与之交往的那个国家（中国）还刚刚开始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摸索前进，而明天，同他们打交道则可能是世界的头号大国。
　　7、中美两国人民都在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之列，天赋的潜力都很大。展望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土壤和气候都适于培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大有可为，它能把这个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推至空前未有的高度。
　　引述了这么多，是想说，中美曾是敌国（尼克松提到毛泽东的长子就死在朝鲜交战中），但世易时移，仍能跨越大洋去握手。美国确有“美国例外论”、“美国优越论”等傲慢，但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不引向战争”、“和平竞赛”也有很深的基础。
　　尼克松说，中美能够和解有三个原因：在遏制苏联方面有共同利益；友好关系显然会带来更多经济和文化上的好处；原子时代的严峻现实，强国之间虽有分歧仍应交往，“否则就可能产生误解和错误的判断，这种风险是现代世界担当不起的”。
　　“在这两个一度曾经是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威胁性和难以沟通、格格不入的社会之间，现在正在编结一种了解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所有友好国家关系之间都难免时而发生颠簸，这种网络有助于减轻颠簸。”今天读这样的话，对中美双方都有启示，现在需要更多的减轻颠簸的网络，而不是剪刀。
　　二
　　“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这是尼克松在1988年的预言。
　　30多年后，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美国不可能不“再定位”、“再适应”、“再平衡”。这一过程不始于特朗普，也不会终于特朗普。
　　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甚至要“退群”，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美国的力量不足以管控世界，不想管那么多事了，他要通过重修与他国的关系，为自身争取更大利益。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尼克松书中写道：“当我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6个月见到他时，他问我：‘美国的唯一目标就是和平吗？’我回答说我们要的和平不只是不打仗，而是‘公正的和平’。”
　　其实特朗普要的也不是战争，不是和中国市场脱钩，他念念不忘的是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认为中国过去占了美国太大便宜，他要通过“公平贸易”把损失要回来。这就是贸易谈判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美国很清楚，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和平稳定繁荣对美国也有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美国从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可以说，美国大部分全球化大公司能站在全球之巅，在中国的成功是重要垫脚石。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为美国提供廉价货物以抑制通胀，让美国老百姓用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同时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对美国大量支出（如留学、旅游、就医、知识产权、运输），挣的是辛苦的工钱，买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服务（如学费）与品牌。中国把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让储蓄率低下的美国可以获得便宜资金维持繁荣，同时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则远超美国国债收益率。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7万多个，实际投入850多亿美元。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截至201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投资存量）为8.9%，而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为11.2%。
　　从这些角度看，美国会罔顾自身巨大利益和中国完全脱钩吗？不会。特朗普想的是，该拿的利益一个不能少，过去应该拿但还没有拿到的，现在也要拿回来。中美贸易摩擦边谈边斗，边斗边谈，最终还是走向“合和之道”，取得了进展，说明只要有更大的利益，美国就不会脱钩，因为脱钩意味着放弃利益。
　　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投资等方面有诸多限制，本质也是为了守住最重要的利益环节。
　　对特朗普的做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去年5月曾撰文，《中国不是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企业的贪婪才是》。他指出，真正的战争不是与中国，而是与美国自己的大公司，许多公司在赚大钱的同时却无法给自己的工人支付像样的工资。美国的商业领袖和巨富们推动减税、增加垄断权力和离岸外包——一切为了获得更大利润的事情——同时拒绝任何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的政策。
　　今天看起来中美矛盾重重，且有扩大化之势，但因为分歧就导向分裂，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对美国来说，真正谋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如尼克松所说，现实的和平是“一个处理和控制竞争中的各国、各种制度和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持续的过程”。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也会持续发生，但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出发，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很大可能还是会沿着“处理和控制”的轨迹加以解决，而不是陷入“放大与加强”的泥沼。
　　三
　　在1972年那么意识形态化的年代，中美关系能够破冰，显示了两国的远见，对世界也是巨大贡献。此后近半个世纪，中美间既有风和日丽，也有风云莫测，走过来并不容易。
　　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有过这样的叙述——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武器用来对付中国。从1990到2000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和1993年克林顿上台第一年除外），每年美国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持续两个多月，但讨论的不是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而是人权、宗教、计划生育、台湾、西藏、核不扩散、贸易逆差、劳改产品等不相干的问题。这实际上成为美国国会牵制政府对华政策和要挟中国的重要手段。（注：最惠国待遇指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
　　那些年，不管两国关系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反映到美国国会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干扰，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上半年波动、下半年稳定”的怪现象。美国这么做还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美国每年都要恩赐什么东西给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中国得听话，否则就会被美国国会“修理”。
　　中国老百姓很不高兴，明明是互利共赢的事情，美国凭什么拿最惠国待遇说事儿，这不是霸权主义又是什么？
　　如果今天发生最惠国待遇的事，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人都会拍案而起：“理他什么最惠国？！我们自己有这么大市场，自给自足算了。”
　　但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当初中国坚持推动“入世”谈判，特别是在和美国谈判中千方百计排除干扰，哪怕“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也不放弃。终于，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这时美国就面临着选择：要么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使美国能从中国“入世”中获得好处；要么援引互不适用条款，将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机会拱手让给别国。当时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和CNN长时间播放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广告：从太空俯视地球，看到美国和中国，接着出现中国商人、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还有人在打篮球。画外音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新的贸易协议将使中国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市场大门。现在是国会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是选择孤立还是接触？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2000年5月24日、9月20日通过有关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中美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入世”对中国的作用这里不多说了。中国的外贸企业解决了全国20%-25%的就业，创造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建立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优势，这都和“入世”分不开。
　　如果当初，因为人权、宗教、计划生育等等任何一方面的分歧，就放大，就升级，就诛心，就不玩了，中国经济会有今天吗？要斗争，但斗争也是艺术，而斗争的目的，是要服务服从于一个更大的大局。
　　四
　　以上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的视角，表达了中美虽有分歧仍可破冰合作的观点。
　　接下来直面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从制度和意识形态看，中美之间的分歧是不是不可调和的？
　　无论中美，很多人的回答都是Yes。
　　在不少美国人的潜意识里，美国富有特殊使命，是天选之民，是世上的光，“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一部从拓荒奋斗到称雄世界、开辟新秩序的美国史，也让美国人的自信有着坚实根基。
　　而在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自觉挺中，并不是因为不了解世界、盲目自大，而是走遍世界，看到中国实实在在进步了，而美国在某些方面反倒停滞不前，还要经常指责中国，自然会站到声讨美国的一边。
　　这是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常态。但我觉得，尽管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也没有真正回答好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到底是靠什么崛起的？中国特色道路和美国的价值观与制度只有不同、没有交汇吗？
　　我的基本观点是：
　　1、人类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无论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是选择改革开放与世界拥抱，说明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和世界存在着同心圆关系，即在根本价值观上有相融的一面。中国常说“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一点我们不明确，而有些含混，很可能导致中国越强大国外越担心，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异质的”乃至“可怕的”存在在崛起。
　　2、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主题。现代化背后是现代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也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情境下，实现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现代性是每个地方的人民都能从内心长出的观念，如自由、平等、独立、公正等等。这里不存在“命定论”，即只有在某个特定之地（所谓“上帝应许之地”）才能产生现代性。
　　3、由此，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建构现代主体性的过程中，也必然形成自己的特点与差异，和美国有所不同，再正常不过。正如人类文明有不同的发源地，当今世界的文明发展，也有“和而不同”的多种形态。差异性不排斥一致性，形态的差异，不等于“本体的对立”。
　　4、价值观落实为制度。制度非常重要，它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竞争最终是制度的竞争，看谁能建立更有效的制度，看谁的制度更具自我更新能力。但制度并不是简单抽象的概念。首先，制度是一系列用于约束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利益关系的社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正式法律、法令、章程（他律规范），也包括不成文的习俗、传统、道德伦理（自律规范），等等。其次，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不断演进和动态调整的过程。制度不是一颗贴了某种标签的种子，丢到地里，就能长出标签认定的模样。制度是活的，是无数参与者的共同创造。凡是能动态响应社会需求、以人为本、倾听人民呼声、不断改进的制度，就是进步的制度。一种制度有没有生命力，关键看实际的治理效果。善治是良序的最佳证明。
　　相反，一种当初被历史证明是优越的制度，如果形成路径依赖，以为自己的制度到顶了，可以一劳永逸了，就会忽略从人类社会新的创造实践中汲取营养。那么，这种制度所能带动的创造力，就会逐步下降。
　　五
　　用上述逻辑来分析美国和中国，会有什么结论呢？
　　先说美国。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愿景，自由开放，有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历史上美国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创新、制度、秩序等等。
　　尼克松说：“我们的制度旨在使个人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和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有最大的活动余地。我们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而苏联人则囚禁了他们之中最有创造力的人。我们创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制度——其最令人艳羡之处不是它的产品而是它的自由——而苏联人则建立了一个被官僚机构窒息的停滞的社会。”这是对美国制度的总结，前苏联确实也在这样的制度竞赛中失败了。
　　前苏联的瓦解，根本原因是人民凝聚力的瓦解。
　　前苏联瓦解后，美国的制度和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更通畅地供给了全世界，并获得了巨大红利（如美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文化红利）。但红利的另一面也有“负利”。靠资本、品牌和知识产权打遍天下，不知不觉就弱化了制造能力和生产性创新的能力。全世界都相信美元，都买美国国债，也会助长无需进行结构改革就能沉浸于太平胜景的虚浮感。作为规则开创者，美国还有一种巨大优势，就是诉讼力，美国的律师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但诉讼主义的过度兴盛，不仅是巨大的交易成本，从根本上是保护既得利益群体和既有游戏规则的，从客观上是妨碍创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
　　美国制度有其优越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很多美国和世界上的学者都做过严肃研究，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六
　　再说中国。
　　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的重大变革之始，是一场危机驱动（农村是饥饿驱动，城市是失业驱动）的自我革命。当时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很低，制度很不完善，但中国通过变革进行制度完善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西方经济学家强调“斯诺增长”（源于贸易与专业化分工的增长），“熊彼特增长”（源于创新的增长），“奥尔森增长”（源于改进激励、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的增长），这些增长在中国一直在发生。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方向，和尼克松引以为傲的“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超级奋斗的人力资本，有地方竞争背景下的两个经济人（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有多种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有后发成长易于使用新技术、发展新经济的“弯道超车”……这一切结合起来，让中国脱胎换骨。
　　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深层价值观层面，和全世界所有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大家都是现代文明运动队的成员。一切发展都基于人性，离不开对人的尊重、激发、满足、保障。
　　而从制度层面，中国演进的方向，就是人与人重复博弈所形成的原则，如诚信，合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中国的道路不是奇奇怪怪的道路，而是证明了人类共同价值的作用。中国一直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只有当这种特色和以人为本的方向，和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化开放合作秩序相结合的时候，中国才脱颖而出。
　　中国道路也证明了，哪怕一开始很不完善，但只要是“活的制度”，即制度始终处在改善之中，其所激发的创造能量，会比那些优越的“固化制度”更大，更多。
　　如果有机会跟美国朋友讲中国故事，这就是我的基本脉络。美国精神的闪耀时刻是西部探险，是硅谷传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造就了无数中国的探险与传奇。这背后都是“梦想加努力，再有一点好运气，你就可以实现它”的绽放与胜利。因为基数低，更因为充满危机感和追赶意识，中国的制度变迁速度更快，创造增量的意愿更强。
　　中国的制度并不是最完善的，还有不少漏洞和不足，但中国制度的完善速度可能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的力量之所在。我从太多案例中可以预见，中国创造力的喷发远未结束。依托今天的资源、技术、合作与想象力，中国为人类做出新贡献，创造出各种“新四大发明”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七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所受的大学教育中，将现代价值观融入了血液，其中有很多知识和观念都源自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学习。
　　从中美贸易摩擦起，我写过很多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我反对逢美就反，反对只要谁说了一句中国的不好，他就会被认为不好。如果我们的国家一直都是如此之好，好的什么都说不得，那根本用不着搞改革开放。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特别是忘记历史的真实。
　　正是在接受现代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要有勇气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简单地把某国的今天作为中国的明天，这恰恰是主体性思维遗失的表现。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中体味参透，保留在我精神的天地之中，在我心中堆起人类的苦乐，让我自己的自我发展融入人类无束缚的自我。”不经自己独立的观察、判断、思考，则主体性人格就无法建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无从达成。
　　大学毕业后的30年，我很幸运，主要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亲自采访见证了中国经济改天换地的过程，这些实实在在的经历让我深信，现代价值观青睐中国，中国有机会成为现代价值观的践行者，真正造福人民，并为世界做出应有贡献。司马迁尝言：“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百年复兴，百年功业，不靠巧，不靠术，靠德，靠诚，靠和人类文明接轨的现代价值观。对此须臾不可忘怀。
　　今天是一个新的关键时刻。
　　尼克松在1988年展望千年一遇的2000年的时候说，“在这历史性的一天，人类将首次面临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变得比过去更美好，而且是我们能否活下去过未来的好日子”。
　　美好的价值有时也很娇嫩，需要不断照料和培育，如果疏怠，无所谓，它也会凋萎以至死亡。
　　我们要努力防止全球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尽力维护作为全球化基础的互信。即使接下来，全球化进入一个迂回期、困难期，也要相信，全球化体系在一定调整后还会以新的形态出现、以更高的水平呈现，并为此付出努力。
　　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政策驱动型的制度变迁”迈向“价值观驱动型的制度变迁”，如此不仅可以使中国价值在全球获得更大的通约性、认同感，在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内部，也能让所有人感到，改革、开放、激活、发展的道路不会摇摆，而将更加定型化，更加可预期。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利益而变革，这是中国道路活的灵魂。
　　越是外部环境出现压力，我们越要清醒。
　　我们不是要活在别人给自己造成的阴影里，我们要活在为明天创新价值的努力中。关关难过关关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中国需要新的话语体系。让中国梦也成为世界梦，文明梦，开放梦。中美之间需要再认识，再平衡。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如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先辈们做出的历史选择一样，将对未来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责任不可谓不重，选择不能够不慎。

来源时间：2020/4/19   发布时间：20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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