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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锅”中国的背后,美国还藏着一个秘密计划!

作者:石江月  来源:石江月防务观察

  最近,美国总统及政治高层频频把病毒的矛头指向中国。
  尤其是,媒体还拍摄到,这位美国总统故意将发言稿中的“病毒”的标准说法,改了。这背后的意图已不说自明了,“甩锅中国”的套路玩得挺溜啊,原因不就是白宫抗疫不力,眼睁睁地看着现在每天5000人左右确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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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都在告急,甚至加州已经公开表示,美国的感染病例至少50万人。
  呵呵,难怪白宫着急要“甩锅”给中国。
  但是,在“甩锅”的背后,还要看到美国可能藏着一个秘密计划!
  01 甩锅和阴谋
  “我们被要求尽快用各种方式把这种声音传播出去……一切都和中国有关!”21日,美国《每日野兽》援引两名白宫匿名官员爆料,以及白宫的一份政府电报的内容称,特朗普政府正要求联邦政府官员,在对外谈话中都要指责中国,强调中国官员“负有特殊责任”。
  这就是赤裸裸地“甩锅”给中国啊,联系到最近从特朗普到美国政府的多位高官的举动,白宫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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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野兽》的报道给出的答案是,在美国病例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之际,白宫正在多个联邦机构间启动一项所谓“公关计划”,要求官员们集中指责北京。
  为此,白宫方面正在做的,是统一美国相关部门官员的口径。
  最关键的是,《每日野兽》称,对于上述爆料,白宫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换句话说,白宫似乎没有底气否认,这个电报是假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一些人从疫情一开始,就认为这是“甩锅”给中国的好机会。只不过,当时只是一些保守派的议员、前政府官员和情报部门的人员。还没有上升到白宫这个层级。
  比如,美国一些保守派小媒体和上述这些人士,在一开始就谣传有关病毒的各种涉华阴·谋·论说法。
  后来,中国官方以及一些西方权威专家都联合站出来,批驳了这类阴·谋·论。
  很典型的,就是有关“人工合成”的理论,遭到很多权威科学家的反对,其中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27位著名公共卫生科学家。他们于2月19日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声明说:“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发表并分析了病原体的基因组……他们做出了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生物的压倒性结论。”
  这些科学家还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科学家、公共卫生和医务人员表示支持,并“强烈谴责阴·谋·论”。
  而刊登这个谣言的,是一个长期对华持保守政治立场媒体——《华盛顿时报》。而撰写这个谣言的,更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个名字——比尔·格茨(Bill Gertz),号称“国家安全事务记者”,却经常炮制关于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假消息。
  02 为什么着急甩锅?
  从目前看,白宫和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都很着急将这个“锅”甩出去。
  眼下,美国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达到5000多人,目前总确诊人数已经是2万多,是世界第三。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北京时间22日7时43分,美国累计确诊数超过2.5万,达到25493例,超过了西班牙的25374例。
  白宫为什么这么急?
  第一,以现在的确诊增长速度看,美国在十天后可能至少会达到8万左右的确诊感染数量,紧接着超过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美国现在的检测数量并不大,确诊率非常高。而且,美国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社会上层人士,说白了就是有钱人,还有一些是白领。
  还有大量社会底层人群没有检测,所以加州州长说“美国感染人数很可能超过50万”,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每逢美国大选,“中国因素”都是一个热门炒作的话题。因为这容易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尤其是现在美国保守主义和民粹的气氛更浓,媒体和政治精英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所以,“中国因素”又被美国热炒,并不令人意外。
  尤其是,现在“从天而降”的疫情打乱了美国政府的安排,成为特朗普连任之路的最大障碍。当自身出现一些问题时,美国会树立一个外部对手,一方面转嫁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凝聚国内支持。这一招美国政治精英曾经屡试不爽。
  第三,去一周,受疫情持续扩散,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对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冲击等因素影响,纽约股市10天出现4次熔断,也创造了“新的历史”。特朗普上任后股市取得的增长,全都“吐出来了”。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周分别累计下跌17.3%、14.98%和12.64%,为11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周。与今年2月份创下的历史高点相比,三大股指累计跌幅均超过30%。
  以经济作为自己最亮眼成绩单的特朗普,眼下最大的任务却成了如何保住美国股市,如何保住美国经济。这也导致,白宫需要“甩锅”。
  其实,现在连美国主流媒体都不接受阴·谋·论。很明显,这些都缺乏证据,已经被科学家驳倒。但“班农等执着的中国批评者的推动下”,这些说法照样活跃于FOX新闻等保守派媒体。
  这中间,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Tom Cotton是最早的“主力”。他在FOX新闻节目大肆宣扬阴·谋·论,而且在被科学家们驳斥后,还抱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继续散播阴·谋·论。
  连《华盛顿邮报》都说,Tom Cotton参议员是在重复一个已被戳穿的边缘阴·谋·论。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则代表着另一类阴谋论者,这类人是根本不看科学根据,只凭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偏见,就把“帽子”扣到中国头上。
  “我都不用看证据,反正就是中国”。
  是不是很可笑?
  03 生物战秘密计划
  美国这些人谈论阴·谋·论,除了急于“甩锅”之外,其实还藏着一个更深的目的。
  在去年12月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当年12月3日,《禁止生物WQ公约》2019年缔约国会议开幕,美国作为缔约国,长期独家阻拦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禁止生物WQ公约》一共有183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主张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议定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
  美方给出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说白了,美国就是不想《禁止生物WQ公约》达成核查机制,进而对自己的生物WQ能力进行核查。
  那么,再看看美国干了些什么。
  2001年9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美国政府早就在秘密从事一项有关生物WQ的研究计划,而这一研究违反了美国于1972年签署的《禁止生物WQ公约》。
  当时,针对《纽约时报》的有关报道,美国时任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有关生物WQ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发明一种疫苗,以保护美国人不受生物WQ的威胁。
  根据《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一些美国官员当时透露,在(2001年)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一直在从事有关生物WQ的秘密研究。他们所从事研究的武器,都是1972年签署的《禁止生物WQ公约》上明令禁止的武器。
  美国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公约有一条文称,此类研究可以在有YM或其他保护措施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美国政府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发展生物WQ。
  据报道,早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已开始了这项秘密研究。后来由于小布什一向主张扩大这种研究工作,所以,他不仅全盘接收下了克林顿前政府的秘密研究生物WQ计划,而且加大了对这一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
  另外,美国在生物武器方面早就有“黑历史”。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陆军使用橙剂作为除草剂,但据阿斯彭研究所(AspenInstitute)称,橙剂造成的危害与生物WQ无异。它的长期影响与癌症、糖尿病、出生缺陷和其他残疾有关。
  而这次疫情暴发后,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在生物武器问题上又跳出来了。例如,美国前CIA官员查尔斯·“萨姆”·费迪斯于2月19日在“国会山”网站上撰文,高呼美国要对生物zhan做好防御准备。
  费迪斯借着上述各种的阴·谋·论,渲染美国必须对一场生物WQ攻击做好准备。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做好如何应对的准备。
  费迪斯透露,自从20年前炭疽病菌袭击以来,美国在防御生物WQ袭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也花了很多钱。例如,投入了数亿美元,用于在美国各个城市部署生物传感器,但是却发现它们的工作效率很低。
  费迪斯声称,美国针对生物WQ的防御措施是分散的,由大量不同的机构和部门控制,似乎无法统一或及时采取行动。“假设我们的情报系统失灵,我们需要一个系统,在袭击发生时迅速发出警报”。
  除了传感器之外,还应该确保有一个定期运行的能力来收集医院急诊室的数据,并通过这种方式检测攻击。
  费迪斯称,“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和发挥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们有大量的紧急药品和疫苗储备,被称为国家战略储备。这是很好的第一步,但还是不够。这批库存中的许多药物都过期了,必须经常做出替换”。
  一方面偷偷搞生物WQ研发,另一方面又借着“甩锅”中国,强调发展自己的生物zhan应对能力。我们倒应该问问美国,你究竟想干什么?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24

CSIS:美国军方如何协助政府应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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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期载文称,在美国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有关军方怎样协助联邦政府应对疫情成为讨论的焦点。纽约州州长科莫、民主党籍参议员沃伦等都呼吁国防部采取行动。事实上,国防部可以通过启动军事保护与战备状态、为政府提供国防支持来应对疫情。
  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国历史上,有许多军方协助应对灾难的例子。其中,在应对2005年8月的“卡特里娜”飓风、2012年12月的“桑迪”飓风、2014至2015年埃博拉疫情时,美国国防部采取行动的规模最大。
  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与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做法如出一辙:反应迟缓、措施缺乏连贯性、缺乏团结。不过,现在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国防部也已承诺加入“全国性”的应对行动。
  军方有必要关注两大优先事项——军事保护与战备状态,以及对当局提供国防支持。
  首先,维持军事保护与战备状态。国防部必须关心军人及其家属的健康,对文职人员和在国防部内生活工作的其他人员负责,这些人员对国防部的任务执行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都有美国军人确诊感染。截至3月18日,美国本土已有40多名军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相较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国防部长埃斯珀迅速在军中采取了旅行及其他限制措施。在此次疫情期间,国防部确保美军免受感染尤为重要。一旦部队内部出现感染,并停止基本的国防活动,国防部便无法执行作战任务和本土任务。然而,国防部无法采取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会影响其保持随时执行任务的状态。因此,需要采取谨慎的管理,以确保军事卫生政策能够为长期的战备状态提供支持。
  其次,支持当局。国防部也有责任为国家需求提供支持。现在,国防部正在逐步履行这一责任。
  医疗供应:美国军队的动员潜力是巨大的。国防部有部分医疗设备库存。考虑到部队的内部需求,国防部将部分设备留为己用,但埃斯珀已经向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承诺,将提供500万个N95口罩和2000台呼吸机。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军方还可以利用其独有的国防承包权。特朗普已经决定启用《国防生产法案》赋予的紧急权力,因此,政府有机会大幅增加对医疗必需品以及医疗材料的承包,其中包括口罩、呼吸机、病床和卫生用品。
  人员与物资:美国军方还可以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各州州长和其他地方官员提供人力与物力的支持。国防部的医疗能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可惜的是,国防部并未针对大规模的传染病采取优化措施。国防部可以采取很多明智的做法来优化医疗人员的调用。比如,可以从其预备役部队中寻找志愿者,挑选当前可以立即参与任务的现役医务人员。
  在这场危机中,部队还应当参与部署医疗平台和相关资源。海军的两艘医疗舰“安慰号”和“仁慈号”均有近1000个床位和80个重症监护病房。近期,国防部长埃斯珀确实也让这两艘医疗舰进入了准备状态,但准备需要时间,且两艘医疗舰仅限于在西雅图和纽约这两个地点进行离岸任务。此外,事实证明这两艘医疗舰无法对新冠病毒的治疗发挥直接作用,因为它们在控制传染病方面的设计有所欠缺。不过,医疗舰是军方承诺在这场危机期间为普通民众健康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标志。空军和陆军野战医院中具备可供调用且能够更早实现部署的飞行医疗队,国防部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军方投入更多人员参与协助基本安全、后勤以及其他领域也尤为重要。比如,控制人群,紧急建立远离普通人群的临时医院,对疑似病例进行初步筛查,以及协助医疗专业人员的流动。军方还可以帮助设计建造高要求的项目,负责执行远征建设任务的海军海上工程师和工程师部队便非常适合发挥作用。
  疫苗和疗法:美国军方可以协助研发、获取和分配新冠病毒疫苗,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确保尽快获得疫苗事关国防部的直接利益:为军事人员和其他必要工作人员接种疫苗,以保持军队的战备状态;为军人家属接种疫苗是直接支持战备状态的一项核心职责。最近,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计划向美国军人提供一种新冠病毒的试用药。
  过去的两个月里,美国政府和国防部因为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国家紧急状态做好准备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国防部长埃斯珀近期的行动表明,他认识到了协助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重要性。现在,还有时间留给国防部来拯救生命,推进迫切需要的“全国性”方针。
  本文编译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文章Regaining Lost Ground: Defense Support i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作者为该智库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 Hicks)和副主任约瑟夫·费德里奇(Joseph Federici)。译者:吴昊琦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23

弗里德曼: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本世纪初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唯一一位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的历史分界点。他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些国家经历了重大灾难,因此形成了“紧密型社会”的政治文化,如中国、新加坡等,它们在此次疫情中展现出优秀的应对能力。而另外一些今天松散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与更少的国家管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享受着没有重大灾难的奢侈。而在面临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这些“松散型社会”暴露出的大量问题,显示它们需要向“紧密型社会”学习。他认为,美国的松散文化在未来需要一次重大转型。

  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我正在构思一本新书,关于21世纪的政党;但鉴于当下传染的全球蔓延,很显然,无论你目前正要写什么非小说类的著作,停下手来!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甚至压根没有开始去思考,但是存在一些趋势,是我正在观察的。
  ▍尚且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讨论了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自此起,世界已经越变越平,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深。呜呼,当我刚开始动笔这本书的时候,Facebook刚刚上线;twitter不过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是一个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App就是你发给大学的申请,Skype是一个错别字,Big Data是一个说唱明星。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所有这些连通世界的工具,更不必说全球贸易和旅游,都在2004年后取得爆炸性的增长,世界也因此真正连成一线。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是在很多方面的相互融合。这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但这同样意味着,当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比起从前任何时候,麻烦都能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并且更容易。因此,一只携带病毒的蝙蝠咬了另一只哺乳动物,这一哺乳动物又被出售,从而使得这些动物的食用者感染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我身边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关闭了,即便身处于贝塞斯达,我也不得不同每一个人保持六英尺以上的距离。
  ▍指数的力量
  人类思维最难掌握的现象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一种东西能持续不断地加倍再加倍,例如一场肆虐的流行病。我们的头脑就是很难理解,如若我们现在不采取抑制措施,美国已经确诊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会如何迅速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释我们当前面临的指数威胁——这种方式,也恰恰是唐纳德·特朗普这样时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能理解的。这一说法同样来自Bill Joy:“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减缓传染速度,要测试每一个可能感染的人,这是一切的一切。输掉了这场战役,也就输掉了一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我所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与为救治他们所需的综合医院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例。如果在该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时,第二个数字大于第一个数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数足以接纳这些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安然过关,否则,我们就将在传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乱。
  ▍美国的文化或政治会因为新冠肺炎而发生根本转变吗?
  我确信,有一个政治笑话,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再讲了——往常竞选时,他们会说,“嗨,我来自政府,并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借此揶揄并抨击联邦政府、政府官僚,从而博得观众大笑。
  我们终将会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在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大政府中的济济人才与无私奉献:科学家,专业医疗人员,应对灾难的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这些特朗普试图革除的人员。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制药公司来拯救我们。
  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她和同事在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在那篇论文中,她们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所以,Gelfand教授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一代”就这么做过。当下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能做到么?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一只股票、一家公司、一个住宅、一家饭店、一家商店。这些钱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偿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崩盘,我们不仅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收紧我们的文化,同时放松我们的钱包,这两点我们做得越多,那么在新冠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越强大、越美好。

  本文原发表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网站,原题为“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转自“雅理读书”。篇幅所限,有所编辑。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21

特朗普的​“伟大美国复兴”,会让世界走向何方?

作者:皮特洛三世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Lucio Blanco Pitlo III),菲律宾亚太协进会研究员,菲律宾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亚洲政治和政策》杂志特约评论编辑,菲律宾中华研究协会理事。

  从弹劾案中脱身、获得个人最高支持率、对11月竞选连任充满信心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能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更好地处理外交政策吗?
  “伟大的美国复兴”是特朗普2020年国情咨文的核心内容,就在发表国情咨文的第二天,他在政治上也得到平反(指弹劾案)。他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大谈亮眼的历史最低失业率,以及创纪录的经济数据,不过这些很快就遭到批评人士和媒体的质疑。不出所料的是,他的演讲重点是国内,但其中的全球性讯息也颇引人注目,如“美国的时代,美国的史诗,美国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作为对人们预计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下降的回应,特朗普声称,“我们击碎了美国衰落的心态,拒绝了美国命运的缩减……我们永远不会后退”。不过,他也对那些期待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人表示,“作为执法机构为其他国家服务”不是美国的角色。这类言论,加上他对美国全球军事主导地位和西半球门罗主义的重申,令人担心他会以更大的决心采取更具单边信念的行动。
  同样地,特朗普宣布,随着敌对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在军事预算上投入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建立一支太空部队。此举将确保美国在所有军事领域的霸权地位,包括竞争日益激烈的外层空间。另一方面,他也称赞盟国增加了对集体安全安排的贡献,尽管这件事并非始于他的总统任期——北约国家自从结束与奥巴马政府的谈判之后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然而,过分的强力施压手段正在亚洲和欧洲盟国当中引起恐慌,面对日益增长的挑战,这有可能削弱联盟的力量。
  就委内瑞拉来说,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在其传统后院的作用,即通过组织一个59国组成的联盟反对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没有比胡安·瓜伊多出现在演讲听众席上更能说明问题了。特朗普称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真正合法的总统”,而马杜罗则是“独裁者”和“暴君”,其统治将被击碎和摧毁”。他还呼吁在尼加拉瓜和古巴恢复民主,这与奥巴马的对古关系解冻政策是相抵触的。
  至于中东,特朗普提到了他为结束巴以争端而宣布的和平协议。从最近发生的事件看,该协议很可能是解决中东地区历史热点问题的又一个失败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参与这个协议。虽然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认为,该提议也许是实现和平的路径,但它们的反应依然是沉默和模棱两可,这说明它们还在搞微妙的平衡,因为毕竟,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处境会继续让全体穆斯林拥有一个共同的事业。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强烈反对该协议,认为它是不公平的,完全不可接受。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也表示反对,因为它无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且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特朗普还为杀死卡西姆·苏莱曼尼作了辩护,并且对恐怖分子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你们永远逃脱不了美国的司法制裁。如果攻击我们的公民,你们就会没命。”伊朗高级将领和伊拉克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领导人被暗杀,引起人们对袭击合法性的争论,并导致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紧张,这让该地区陷入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同时,特朗普提到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表示他有意结束美国历时最久的战争——阿富汗战争。也许,这预示着美国将放弃阿富汗的平叛和建设。几十年来,这场战争耗尽了美国的血汗和金钱,并让美国偏离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地理位置。然而,虽然在喀布尔收手,但九年的叙利亚内战仍没有缓和迹象。美国撤出该国东北部地区,为土耳其越过边境开了绿灯。随着安卡拉与大马士革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加剧,这有可能导致事态恶化。
  演讲中,特朗普强调自己成功地重新谈判了他认为糟糕的协议,例如北美自贸协定。然而许多人表示,修订后的美墨加协议只是对前一个协议版本做了小小的修改。在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表示了反击贸易违规行为的决心,但同时,他也表达了与北京合作的意愿。他提到最近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认为该协议将保护美国的工人、知识产权,为美国带来收入,并为美国种植者和制造商提供更多机会。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密切协调合作,应对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全球大流行的冠状病毒疫情。
  但是除了贸易,特朗普却无法推进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事实上,他显然只是一味盯着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不公平的贸易也许是我决定竞选总统的最大原因”),然而,这只会引发人们对其交易型外交政策的担心。虽然辩称扭转了中国数十年来的不正当贸易行为,但他同时也声称,美国现在与中国、包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大概是最好的”。最接近于推广价值观的,是他攻击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社会主义摧毁国家。自由统一灵魂。”这大概也适用于中国、朝鲜和越南,更不要说他的政治对手、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了。然而,在一个复杂且飞速变化的世界上,这样的言论是无足轻重的。
  与上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不同,特朗普这次没有提及与朝鲜的谈判,也没有提与俄罗斯建立新的核武器控制体系的进展,这一体系也许会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拉进来。出人意料的是,他也没提下月将在拉斯维加斯与东盟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峰会在距离召开前只有两个星期的时候被推迟了。虽然美国官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提出了许多担忧,但是,特朗普丝毫未提“蓝点网络”计划。这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去年11月宣布的一项联合行动,在人们看来,它有可能成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力量。美国还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说它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希望它们的移动网络封杀华为公司,但它至今拿不出明确的替代方案。在韩国,东道国支撑美军的开支大幅增加,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在菲律宾,美国与之签订的20年期《访问部队协议》被终止。这些都是必须应对的严峻考验。
  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决心反击中国,同时在控制流行病蔓延等实际问题上保持合作的开放态度,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印太地区不是只有中国。而且,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和睦相处,可以为与北京在一系列问题上打交道提供更好的途径。特朗普对多边主义的公然蔑视,不由人怀疑华盛顿制定规则和升级全球经济与环境治理的能力。事实上,由于不断出现新的全球性威胁,“美国优先”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独行。
  原文标题《伟大的美国复兴:特朗普的磨难还是救赎?》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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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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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魔都政经青年通讯

  小编注: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元素十分引人注目,已然成为美国外交研究的经典又热门的话题之一。经典之处在于,美国外交似乎天然地与宗教密不可分,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和政治分析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热门的是,9/11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两场不乏宗教色彩的战争,这促使越来越多人投身于相关的专门研究,从而催生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学术力量。本期“新作评介”要说的就是一部以跨学科视角分析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关系的最新著作。该书作者Gregorio Bettiza认为,宗教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扮演了全新的角色——宗教不再局限于观念、话语和零星的外交行为层面,而是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到美国的外交体制当中。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冷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转向”。这期评介文末有彩蛋喔。
  一、美国对外政治的“宗教转向”有何新意?
  冷战结束后,宗教/信仰(religion/faith)日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议程。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这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因为宗教因素早已渗入美国的对外政策及行为。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宗教转向”(religious turn),决策者重视宗教的作用其实只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此,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高级讲师Gregorio Bettiza在其2019年的新书《探寻对外政策中的信仰——后世俗世界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在后冷战时代的确出现了“宗教转向”,且这种变化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堪称该国史无前例的新现象。Bettiza的主张有何深意,他又是如何论证的?
  自托克维尔指出宗教与美国政治的深层纠葛以来,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问题,尤其是宗教归属和信念如何通过影响公共舆论而塑造美国的对外政策,这类文献还时不时与世界舞台上的“美国例外论”相结合。Bettiza没有否定学界流行的观点,而是指出既有文献通常的关注点是美利坚认同的宗教基础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理念,但不太注重考察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度层面。简言之,蕴含宗教理念或考量的做法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新鲜,但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操作化、制度化却是后冷战时代才集中显现的,此即美国外交“宗教转向”的确切含义。为了捕捉这种转向的要义,Bettiza提出了“宗教性对外政策机制”(religious foreign policy regime)和“对外政策机制复合体”(foreign policy regime complex)两个概念(以下分别简称“宗教机制”和“机制复合体”),意指某些超越简单政策变化而具有多面性(如观念、利益与制度安排等)的客体存在。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外交的宗教转向主要表现为四种宗教性机制的先后兴起(见表1):国际宗教自由机制(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IRF),基于信仰的对外援助机制(Faith-Based Foreign Aid, FBFA),穆斯林与伊斯兰干预机制(Muslim and Islamic Interventions, MII),宗教接触机制(Religious Engagement)。这些机制相互区别,有时甚至处于相互竞争之中,但它们也拥有许多共同特征。最为显著的共性在于,四种机制都聚焦于宗教,且共享着一套重叠而又相互联结的政策议程和制度架构。得益于6种因素的作用——共同的宗教关注点,以多种方式重叠的制度架构,后冷战时代的新型产物,经由相似的过程而产生,多种并行不悖的去世俗化过程,超级大国的系统且有组织的干预(详见pp.208-213)——四种单独的宗教机制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机制复合体,共同致力于管理并驾驭全球事务中的宗教力量,最终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Bettiza新著的主要内容即是解释宗教机制及其复合体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兴起与演变,并探讨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给美国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带来的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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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教转向”的多重原因:宏观、微观与时机
  为什么在一个为常人所称的世俗化世界里,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会得以操作化,且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宗教性机制?如何解释机制复合体在不同总统执政时的兴起与演变?通过利用宗教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学分析(如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国际历史社会学等)的相关术语,Bettiza提出了“后世俗世界社会”(postsecular world society)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解释各种宗教性机制兴起的宏观历史情境(详见pp.26-33)。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在全球范围里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其政治意味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对世俗主义理论和知识范式的批判日益增多,对宗教地位的正名和辩护导致了所谓“后世俗意识”(postsecular consciousness)的崛起。宏观历史情境的变化可以解释宗教在世界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也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机制及其复合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微观层面(详见pp.33-40),美国国内的各种去世俗化行为体(desecularizingactors)扮演了“转化器”的角色,他们将宏观的后世俗化发展转化并植入到美国对外政策之中,直接推动了美国外交的“宗教转向”。这些行为体包括三类:
  去世俗化积极分子,活跃在公民社会与草根阶层中积极倡议和推广宗教规范的个人和组织;
  去世俗化专家,创造或抱有后世俗观念的文化精英,如知识分子、权威人士和政策分析师等;
  去世俗化决策者,主要包括国会、白宫或外交机构中的政治和官僚人员。
  去世俗化行为体通过一系列因果路径实现其偏好的宗教机制,包括培育和散播去世俗化的话语,建构观念载体与概念空间,劝说决策者采纳特定的宗教机制。
  尽管去世俗化行为体及其话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实现特定机制选择和偏好的政策结果,光靠话语及游说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仰赖两个促成性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s)——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与外生趋势(exogenous trends)。前者是一个有助于制度生成和政策调整的短暂且重要的时期,通常由两类事件启动:总统大选和新行政班子上台等国内政治变动,冷战结束、9/11事件、美国入侵伊拉克后陷入泥潭、ISIS的崛起等国际冲击和危机。相比之下,后者则非某个单独事件或重大危机时刻,而是过去数十年间观念、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长期态势,这样的趋势与宗教复兴、后世俗意识等可能并列发生,但因与后世俗过程无关而被视为“外生的”。外生趋势可能创造出有利于去世俗化行为体直接或间接受益的条件。例如,人权倡议在后冷战时期的扩散对于国际宗教自由的制度化显然是有所助力的。
  三、“宗教转向”的双重效应
  去世俗化行为体通常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世俗性有些内在的根本性问题,这种或明或暗的预设在相关行为体参与制度安排后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政教分离”宪法原则造成挑战,从而松动和改变国家与宗教的边界(state-religious boundaries)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去世俗化。去世俗化行为体对现存世俗秩序的挑战是多个层面的,概括起来包括制度、认识(epistemically)、意识形态与国家—规范(state-normatively)等四个层面。
  制度层面的去世俗化的核心在于缩小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距离,如建立特定的宗教性官僚机构和出现新的对外政策实践,致力于动员宗教行为体或针对特定的宗教认同群体、组织与个人。
  认识层面的去世俗化则是一个纠正关于宗教的世俗观念的过程,谋求重新认可宗教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突出信仰与经济、社会、政治及历史等广泛因素互动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层面的去世俗化表明去世俗化行为体希望摆脱世俗主义者关于“宗教几乎总是邪恶力量”的预设,主张宗教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力量,可能包含好的与坏的两种元素,或者直接把宗教认定为真实、现实且具有内在善意的力量。
  国家—规范层面的去世俗化挑战的对象是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条款,一种倾向是与严格的政教分离主义者针锋相对,倡导国家宣布支持一种或多种宗教的特殊地位,另一种立场相对调和,主张国家平等对待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
  除了上述偏内政维度的效应,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的宗教机制及其复合体亦以多种方式造成了可观的全球效应,即改变世界的宗教—世俗生态或地貌。
  以美国规范和利益为准绳的全球宗教现实。美国的宗教对外政策机制采取了广泛的政策工具和外交实践,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美国的国家利益、政党与意识形态分野、宗教认同与规范、特定去世俗化行为体的偏好等。
  世界政治的宗教化进程。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操作化及相关外交实践推动了宗教作用的客观提升(objectiveelevation),人们探讨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方式逐渐与宗教挂钩。此外,宗教箴言与习俗等逐步融入各种群体和制度,人们日渐积极地卷入宗教归属感的主观划分(subjectivecategorization)。
  相似宗教机制的国际扩散。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推动了相似的宗教机制在世界范围里的快速扩散,其中包含着两个并行的过程:一个是更为线性的规范与政策的扩散过程;另一个是不那么线性的知识传播与互相学习的过程。
  四、案例分析概述
  在阐述了上述分析思路与框架之后,Bettiza以全书过半的篇幅(第3~6章)分别讲述了宗教自由、信仰外援、穆斯林与伊斯兰干预、宗教接触等四种机制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政治效应。不得不吐槽的是,每一章的所谓案例分析可以说是流水账一般,文字单调又乏味,唯一的优点可能是关于该领域的全面梳理比较好地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学术基础。按照作者的分析思路,这里对每一章案例分析的内容做了简单的概括(见表2)。【真的读起来好没意思,好生硬的分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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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简要评价
  总的说来,Bettiza比较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颖且重要的现象,并呈现了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成果。Bettiza在书中全面的分析与系统的分类描述,足以让该书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研究领域难以回避的教科书式作品。然而,在本文看来,Bettiza的跨学科努力在书中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其一,跨学科努力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借用,但大量术语的引入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甚至可以说并非分析的必要,反倒更像是在“装点学术的门面”,因为各种术语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自然。其二,相关术语背后的分析立场可能是很难调和,有的属于纯粹哲学,有的是对现实的规范性解读,有的则通常用于因果解释,作者对以上种种显然缺乏清晰的观点,以至于很多概念沦为名词标签了。作者宣称的“解释”和“理论化”其实仅仅止步于描述性分类,远没有达到因果解释的地步,即便涉及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粗浅的,甚至可以说某些解释的必要性或学术价值本来就不高。事实上,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一项详实的历史研究(不回避借鉴其他学科的必要概念)反倒有助于增加人们的理解,而不是像这种跨学科的做法一样“不伦不类”——解释与解读混杂不清,因果链条停留于字面意思,描述性内容也差点火候。

  书目:
  - Bettiza, Gregorio. 2019. Finding Faith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a Postsecula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ttiza, Gregorio. 2012.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90–2012.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0

旧文章ID:21019

张文宏曹彬彭志勇向美国顶级医疗专家、政界人士分享抗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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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晨  来源:八点健闻Plus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不分国界。想要帮助全人类战胜这种疾病,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各国专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必不可少。

哪类患者会转为危重症病人?哪些病人会幸存?区分他们的临床特征是什么?这些是美国各州医生最关注的问题。

曹彬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在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长达20天,比流感病毒长得多。

何时使用无创通气或有创通气,何时需要上ECMO人工肺,彭志勇分享了具体的可测量参数。

一位美国政界人士表示,"这些三位中国专家了解而我们不了解的知识,如果能够尽快应用,将挽救全美国人的生命。"

2020年3月上旬,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位华裔医生接到一位朋友的邀请,问她是否有兴趣参加一场来自中国武汉抗疫一线医生的视频会议。和许多美国华裔医生一样,从1月份就关注武汉疫情的她立即答应,并邀请自己的美国同事也参与。令她没想到的是,上个月同事们还认为她“大惊小怪”,不认为新冠疫情和美国有关系,此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会议开始的时候,这位华裔医生惊讶地发现,美国大学和顶尖医院都派了最顶级的科学家、医生参加了这场临床交流会。

美国西部时间2020年3月13日早上九点半,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全美的100多家顶尖医院的ICU主任、呼吸科主任、传染科主任及院长、CDC十几名工作人员、美国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和公共健康委员会主席等近三百名人士,同时参与了这场线上视频交流。其中,仅哥伦比亚大学就派了八名顶尖专家参与,包括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之父何大一,他正领导哥伦比亚大学四个团队研究抗新冠病毒药物。

这场会议的主讲方来自中国的三位医生。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彭志勇,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自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三位专家都一直奋战在一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城市防控经验。此外,他们也是各自专业领域中的佼佼者。

组织者并非官方,而是来自民间。这场会议几乎是疫情爆发后,美国医学界最大规模的会议,其组织方是由华人投资家李录创办的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在1月份武汉疫情爆发伊始,湖北医院物资最紧张的时刻,李录慈善基金会从海外向湖北以及全国的100多家医院捐赠了一千余万人民币的物资。在当时美国各界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疫情会影响美国时,一直关注武汉疫情的他意识到:“COVID-19不分国界,它会平等地感染所有人。想要帮助全人类战胜这种疾病,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各国专家之间地密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喜马拉雅资本的总部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西雅图成为第一个出现聚集性病例的美国城市,“保卫西雅图”成为这场会议举办的初衷。

3月初,美国已有16个州出现100余名确诊病例,并已出现死亡病例,不止是密切关注疫情发展的华人医生们,美国本土医生也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仅半个月之后,在会议当天,全美确诊人数暴涨:已有2240例确诊病例。不仅西雅图医院的医生们,全美国的医院都有迫切学习中国经验的愿望,会议报名人数激增。3月13日,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加州,是确诊人数最多的三个州,确诊人数分别为551、427和306例——这三个州,也是参与3月13日会议医生最多的州。

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会的内容,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多个方面,包括诊断、ICU重症患者的治疗、医生的自我防护、抗病毒药物的使用、疫情期间的医院管理等。


会议结束后,主办方收到数百个感谢信息,参会者之一Bill Frist ,医生出身的他是上一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前参议院医疗委员会主席,他的家族拥有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HCA Healthcare。

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段充满热情的文字,大意是:我和来自中国一线的、世界上研究新冠病毒最权威的三名专家,还有美国235位医院的医生、领导者们进行了90分钟的交流,他们将已了解的知识传授给我们,这些他们了解而我们不了解的知识,如果能够尽快应用,将挽救全美国人的生命。

新冠肺炎幸存者和死亡患者的区别

华盛顿州是美国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州之一,而西雅图更是华盛顿州疫情最严重的地区。3月1日,美国新冠病毒肺炎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在西雅图,一家老年护理中心出现聚集性病例,3月7日导致9名老人死亡——成为美国死亡病例最多的城市。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新冠病毒疫情的专家Trevor Bedford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3月1日的西雅图,就是1月1日时的武汉”。

西雅图一共有八家医院的专家参与这次会议,包括最知名的癌症治疗联盟(SCCA)多名医生参与了此次会议。死亡病例的逐渐增多,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包括:哪类患者会转为危重症病人?哪些病人会幸存?哪些会死亡?区分他们的临床特征是什么?这也是美国其他各州医生最关注的问题。

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是中国呼吸系统感染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也是第一批国家医疗队派遣到武汉的专家,从2019年12月31日开始,一直在金银潭医院参与病人救治和研究工作。

曹彬团队1月24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第一篇文章,描述了新冠病毒的临床特征,截至目前,这篇论文已经被下载了近100万次。随着时间的推进,武汉一线的医生们逐渐观测到了新冠肺炎病人的发病全程,3月10日,曹彬团队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描述了在新冠肺炎发病早期就能预测患者不良预后的3个临床特征,这篇论文在很短时间内成为有史以来《柳叶刀》点击下载量最多的文章之一。

上述的不良预后3个临床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SOFA)高(这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和脓毒症的标准),以及D-二聚体水平升高(大于1μg/mL,这提示血液高凝状态或血栓形成的可能)。这些特征,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早期快速识别预后不良的患者。同时动态检测淋巴细胞、铁蛋白、白介素6、肌钙蛋白及乳酸脱氢酶等可帮助临床医生在患者住院期间尽早发现有预后不良风险的患者。

在过去一个月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些人在内,总是将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比较,认为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流感。”曹彬反对这种说法,他的团队已研究流感多年,他发现,流感的肺部炎症主要是由淋巴细胞引起的,但在新冠病毒侵袭的肺部,却很少有淋巴细胞,“难以想象存在那么多病毒”。他认为,抗病毒治疗是改善新冠病毒肺炎病人预后最重要的手段。

结合临床观察和研究,曹彬团队还发现新冠病毒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毒,它在重症COVID-19患者体内的中位存活时间长达20天,比流感病毒长得多。

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会对危重症病人的多个器官带来损害。对死亡新冠病人的尸检及一线医生的观察发现,危重症病人常伴随多种并发症,在肺炎之外,还有严重的心脏损伤、肾脏损伤等其它器官的损伤。其中,心脏方面的并发症是新冠病毒肺炎常见的并发症,曹彬团队治疗的几例患者即死于心脏骤停和心脏并发症。

细胞因子风暴是重症COID-19患者另一特点,这是人体免疫反应失调的一种表现,即免疫系统对所有细胞不分敌我地进行攻击,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淋巴细胞减少,是提示细胞因子风暴可能发生的一种表现,对于死亡的危重症患者,他们的淋巴细胞计数持续低水平;但对于幸存者,伴随他们的康复,淋巴细胞的计数会逐渐增加。

在会议上,曹彬认为,新冠肺炎病毒侵入肺部是该疾病发展的第一步。继而他解释了病毒为何导致危重症患者多种并发症:对于新冠病毒的轻度感染,一般人体内的两种细胞能够克服病毒的侵袭;但如果患者(即病毒的宿主)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高龄人群,亦或当病毒入侵量很大时,这两种细胞就无法控制病毒,但会产生大量细胞因子造成损伤。随后病毒开始入血并在全身肆虐,并进一步造成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造成多器官损伤。

病毒还会破坏淋巴细胞,受损的淋巴细胞和血脂、纤维蛋白结合时,会引起咳嗽;同时,由于血管内皮受损,血管内形成血栓,造成心脏、肝脏、肾脏等其它器官损害。

曹彬建议,对重度新冠肺炎患者使用降低血栓形成的抗凝治疗。同时,尽早使用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等措施恢复免疫反应以及支持治疗,对改善患者的预后非常重要。

如何治疗危重症患者?

3月13日,在美国的新冠病毒肺炎死亡病例已达54例,他们都是危重症病人患者。如何在临床细节上治疗危重症患者,成为美国医生急于了解的关键问题。

出席会议的另外一位专家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他从1月6日接收第一个新冠病人开始,在ICU病房里忙碌了两个多月。中南医院在这次新冠救治过程中,成功率明显较高,病人死亡率低。到目前为止,彭志勇估算,中南医院ICU死亡率目前在20%左右,低于平均水平。他在一线治疗危重症病人的经验,成为这场中美会议交流的重要主题。

彭志勇所在的中南医院2月7日收治的第二批50名病人,是从武汉其它医院和ICU转入的,病情都非常严重。几乎94%的患者出现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超过60%的病人有心脏问题,40%伴有休克,20%伴有AKI(急性肾损伤)。所有的病人都有严重的肺损伤,都需要无创和有创通气(插管)。其中,只有28%的病人从无创通气中康复,72%的病人需要有创机械通气(即有创插管),在这些使用有创插管的病人中,又有一半的病人改用ECMO人工肺。

机械通气很可能引起继发性的肺损伤,对有创和无创通气病人进行“肺保护”,成为ICU重症监护室医生的重要任务。这些病人上呼吸机后,需要医生保持持续观察,“不断地评估模式和参数”,包括肺顺应性以及驱动压,不断调整,以选择最佳的通行模式。

彭志勇的一线经验细致入微,包含测量不同的病毒在不同类型病房中的变化。他曾经负责两个ICU病房,一个ICU是负压环境,另一个ICU只有开窗的条件。在病毒监测过程中,他发现,如果给病人采用经鼻高流量(一种无创呼吸机),在开窗的房间内的呼吸机旁,会监测到病毒,这对病人和医护人员都不安全。他建议美国同行,“最好在有负压环境的ICU内使用经鼻高流量”。

2月6日开始进入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那批危重患者,最终有17个病人用上ECMO,现在已有6名病人成功撤下ECMO。病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无创通气;何种情况下,不得不换有创通气,什么时候需要将有创通气换成ECMO,彭志勇分享了十分具体的可测量参数。

大城市防疫战中的确诊经验

出席这次中美交流会议的还有美国CDC的十几名官员,他们在CDC的会议室内远程参与了这场视频会议。

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演讲,是这些CDC官员最关心的话题。他交流的主题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何进行疫情防控。

3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上海,几乎和美国同一时间,在1月20日发现了第一个新冠病人。但当时上海的防疫压力远超大洋彼岸的美国,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数以万计的武汉人进入上海。上海也是中国除武汉之外所有城市中疫情防控压力最大的城市。

《柳叶刀》曾发表了一篇论文,预测上海可能有80万人感染,即便是较为保守的预测,也预言上海至少有8万人感染。但在上海政府最高水平的防疫战指挥之下,到3月中旬,上海只有350余例确诊病例,危重症病例只有5个,死亡人数3个。而同期的美国,到3月中旬,确诊病例已达两千余例,死亡病例50多个。

张文宏谈到,上海的管控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在早期控制住了来自武汉的输入性病例,阻止了新冠病毒在社区内的传播。他继而以上海市综合性医院华山医院为例,介绍了医院从发热门诊到留观病房,确诊病例再转到集中隔离点救治的流程,介绍了上海市通过联防联控以及通过加快诊断和迅速启动隔离的方法,阻止了新冠病毒在人群和医院内的传播。

华山医院是一家拥有2000张床位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对疑似病例的快速检测、确诊和快速收治,是减少新冠肺炎病人在社区内传播机会的重要举措。疑似病例的判别,在早期的评估中,病人符合一个流行病学标准(来自武汉)和一个临床相关症状,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将被送进隔离病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对病人做咽拭子取样,进行核酸检测,并做流行病调查。

武汉疫情爆发的前车之鉴是将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作为唯一的确诊标准,核酸检测试剂的短缺,以及只有60%左右的阳性率,使得大量新冠病人长时间难以确诊。病人得不到治疗病情加重的同时,也成为移动传染源,导致新冠病毒在社区内传播加速。

张文宏介绍,在新冠病毒确诊的过程中,华山医院动用了几乎所有资源。两次核酸检测、肺部CT只是最基本的检测,这是因为两种检测都有其局限性:核酸检测阳性率有限;在非常轻微的病例中,肺部CT的扫描特征和其它疾病的区别并不明显。

如果病人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是阴性,但其它症状依然显示高度疑似,那么华山医院会对患者进行二代测序(NGS),或者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检测(核酸检测的总体敏感性随着检测次数的增多而提高),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此外,还会对病人做其它病原体的核酸检测。一些病人,在核酸检测中,如果流感检测呈阳性,也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在华山医院20个确诊病例中,只有9个病例是新冠病毒单一感染的,其它11个病例包含多种流感和鼻病毒等其它病原体的共感染。

确诊之后,医院将尽快收治患者入院,缩短他们在医院外的停留时间,以防止进一步的本地传播。张文宏介绍,上海的确诊病例从症状开始到住院的平均时间为5.5天——较快的入院速度是减少社区传播的重要条件。

这场三位中国一线医生的经验交流会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高在线人数近三百人。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在美国本土发展迅速的新冠疫情——这是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

无疑,这场民间组织的中美交流会议影响深远,参会的美国医疗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向三位中国一线的抗疫专家提问,征集的问题有几十个。此外,会议内容也被发送至美国经济委员会及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中国经验”很可能在下一步影响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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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18

风言细雨:中方向美方通报了什么?

作者:风言细雨  来源:看那日出日落

3月20日,发炎人耿先生再一次很祥细地对外宣布,中方自1月3日开始,定期向美方通报武汉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发炎人耿先生说:

1月3日,中方开始定期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 

1月4日,两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通电话。中方通报有关情况,双方同意就信息沟通和技术协作保持密切联系。 

1月25日,特朗普总统发推特称,中国人民一直在非常努力地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美国非常欣赏中方的努力和透明度。 

1月27日,中美两国卫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美方对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透明姿态及双方正在进行的卫生合作表示赞赏。 

1月29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通过官方渠道告知美方,欢迎美国加入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美方当天即回复表示感谢。

2月7日,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对中国应对疫情举措给予积极评价,并在当天发推特称,中国正在采取严格的防控,将会取得成功。我们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

2月8日,两国卫生部门负责人再次就美方专家参加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的安排进行沟通。 

2月11日,两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就流行病学技术问题及相关防控策略进行交流。

2月16日至24日,包括2名美国专家在内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对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考察,对中方疫情防控举措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特别指出,中国也在保护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各国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3月12日,美国驻华使馆应邀出席中国国家卫健委同世卫组织共同举办的分享防治新冠肺炎中国经验国际通报会。

3月13日,特朗普总统向记者表示,中方分享的数据有助于美方抗击疫情。 

发炎人耿先生总结说:“通过上述事实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中方及时向美方提供了信息,开展了技术合作;在过去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奋力抗击疫情,为全世界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遗憾的是,就连美国许多媒体和专家都认为,美方浪费、挥霍了中方争取来的这些宝贵时间。”

另一位发炎人华女士在今年春节后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也曾透露:中方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与此同时,这位发炎人指责美方在2019年至2020年流感季导致1900万人感染,至少1万人死亡,而中方截至2月2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1万7205例、死亡361人,美国国内也仅11例确诊,“但美方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这些说法当时就在网上引来热议,中方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而如此重要的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却瞒着武汉人民,全国人民更不知道,一直迟至1月23日才由84岁的钟南山老先生含泪向全国发出紧急呼吁,这20天里为什么不向武汉人民透露一点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呢?

我更好奇的是,中方究竟向美方通报了哪些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如何也是告诉美方没有发现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国人无话可说,美方上当受骗也是无话可说,特朗普的乐观情绪也是无话可话。如果告诉美方的内容与所国人知道的并不一样,那么特朗普的问题就大了,特朗普不仅会面对弹骇,更可能要受到审判,因为对美国人隐瞒中方通报的真实信息,错过了防控瘟疫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将被问责。

众所周知,中方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的1月3日,是第一个吹哨人李文亮被当地派出所训诫的重要日子,李文亮在被逼之下承认所传播了人传人的信息为不实信息,而实际上,有关部门知道的疫情信息比李文亮所传播的更为严重,只是那个时候隐瞒了,没有让武汉人民知道没有让全国人民知道。

3月13日,马云阿里旗下的媒体披露,首名病患去年11月间确诊。这远比世卫备案的12月8日还要早。今年1月1日,已知确诊病例达到381例,但到1月11日,对外通报仅有41例,这一通报发布在卫健委1月11日官网上。根据报道,官方掌握的资料,去年11月17日一名55岁的患者,应该是首名确诊病患。此后每天新增1至5个确诊,12月15日累计确诊达27例,12月17日首次新增病例破两位数。3天后的12月20日,确诊病例已达60例。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师张继先去年12月27日向卫生部门通报,这个疾病源自新型冠状病毒,那时已超过180人确诊。去年12月31日,确诊病例达到266例,2020年1月1日增至381例。最早收治武汉肺炎病患的金银潭医院医生们,曾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刺胳针(Lancet)发表研究报告,界定首个已知感染病例是在12月1日。

《人物》杂志月初专访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3月10日《发哨子的人》在全网热传,艾芬表示,经武汉中心医院检测,曾有1名病患在去年12月16日就已确诊这种冠状病毒。艾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院方隐瞒疫情打压类似她和已病逝的李文亮医生这类所谓的「传谣者」,让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付出巨大代价。这篇文章3月10日发表后,遭遇到罕见的全网封杀。

财新的调查报道还披露了一些重要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说,该医院去年12月24日将首例华南海鲜市场的武汉肺炎患者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基因检测,3天后(12月27日),检测机构电话通知,检测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当天就有研究者从一名早期病例样本上获得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与医院及疾控部门沟通,却未获得回应。

当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等人12月30日透过微信群组发布警告讯息时,很快被官方“辟谣”,其中有8人遭到警方训诫,1月2日,央视和各省台都播放了这8人传播不实信息被惩处的消息。一位基因测序公司的人透露,1月1日就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官员电话,告知如有武汉新冠肺炎病例样本送检,不要再检,已有病例样本必须全部销毁,还警告不能对外透露样本消息,也不能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

报道还披露:卫健委办公厅在1月3日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据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来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该报道强调,中科院病毒所从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并入库,到进行病毒分离,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分离得到病毒毒株,直到1月11日对外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距离12月27日第一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去了15天,而那几天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包括武汉人民在内的社会各界却浑然不知。

还有一个不容怱视的细节,早在1月5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疾控中心研究院院士张永振团队就已完成全基因测序。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新病毒与SARS相似,建议釆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因为样本采集来源的病症都非常严重。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那个时候,民众还被告知,武汉从1月3日起无新确诊病例、没有明显人传人迹象。1月7日,张永振团队根据基因测序,向《自然》(nature)杂志提交一篇论文,明确提出新冠病毒与舟山蝙蝠病毒的2种样本(编号CoVZC45和CoVZXC21)亲缘关系最密切。其中,新冠病毒与CoVZC45的核苷酸序列同一性为89.1%,nsp7和包膜蛋白(E蛋白)的氨基酸相似性达100%。

1月11日,上海专家团队在国际病毒学论坛virological.org网站率先发布新冠病毒全基因序列,1月12日,上海专家团队从事研究的P3实验室突然被下令关闭。这个P3级别的实验室位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又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南院。为什么突然关闭一个率先发布新冠病毒全基因序列的实验室?官方并没有一个说法,但背后隐含着什么秘密?

2月10日,发炎人耿先生兴致勃勃地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中方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有力举措不仅在对本国人民负责,也在对全世界负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为世界防疫树立了新标杆。

这话听起来鼓舞人心,谁也没想到病毒会在全球迅速蔓延,截止到3月23日上午,全世界186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253085人,死亡11254人!其中意大利新增确诊病例5560人,累计确诊病例59138人,死亡病例上升至5476人,超出了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死亡人数,紧随其后的美国昨天新增6670人,累计确诊病例33276人,排在第三的西班牙昨天新增确诊病例3774人,累计确诊病例28700人。全世界在这场瘟疫袭来之际,几乎没有一片净土。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这场瘟疫流行中,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公开说过什么?1月23日,武汉封城湖北封城,谭德塞喋喋不休:“中国分享疫情信息非常实时,紧急采取相应措施,展现出相当高的透明度。”

1月28日,谭德塞说:“有国家提出希望撤侨,世卫组织并不主张这么做。在当前形势下应保持镇定,没有必要过度反应。”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确认疫情对中国之外的国家有风险,需要国际社会一致应对。谭德塞指出世卫不主张各国撤侨,强调没有理由釆取不必要的措施干扰国际旅行和贸易,呼吁所有国家执行以证据为基础且一致的决定。

1月31日谭德塞表示:“世卫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游及贸易限制。”2月4日,谭德塞说:“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国家不要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不必要的干预措施。”他进一步强调,“这样的限制会增加恐惧和偏见,对公众健康几乎没有好处。”2月21日,谭德塞表示:“中国新增病例持续减少,趋势令人鼓舞。”2月24日,谭德塞还在夸赞疫情已经过了高峰,“现在使用大流行一词不符合事实,肯定会引起恐慌。”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和总干事谭德塞才终于改口承认,“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人类对于某种病毒没有免疫力,甚至感染之后仍然不能产生免疫力,就只能寄希望于社会抗疫。所谓社会抗疫是在社会层面重建免疫力的过程,这是对个体免疫力的代偿。最幸运情形是制出疫苗或特效药,不能,就只能提前预警提前隔离,隔离虽然原始却行之有效。这场瘟疫从中国中部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都是吃了没有提前预警提前隔离的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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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17

外交部: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媒体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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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天凯  来源:中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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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7日,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AXIOS新闻网站和HBO电视网联合节目的采访,就新冠肺炎疫情、媒体关系、涉疆问题、中美关系等回答了记者乔纳森·斯旺的提问。采访实录如下:

斯旺:大使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在我们谈疫情之前,我想先就当前几个引人关注的新闻向您提问。

崔大使:好的。

斯旺:周一晚,特朗普总统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您怎么看?

崔大使:我不是白宫发言人,但世界卫生组织在疾病命名方面是有规则的,就是要避免污名化,不予人病症与特定地理位置、人群甚至动物相关的印象。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世卫组织的规则。

斯旺:美国总统没有遵守这一规则,您想向他传递什么信息?他会看我们的采访。

崔大使:我的信息很明确,我希望世卫组织规则得到遵守。

斯旺:大使先生,周二中国政府宣布将驱逐《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所有美国记者,他们在10天内要离开中国。大使先生,独立媒体有什么让中国政府惧怕呢?

崔大使:我先告诉你正确的事实是什么。首先,并不是要驱逐这些人,只是终止他们的记者证。第二,并不是这些媒体的所有人都涉及其中,他们中还有人会留在中国继续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中方采取的行动是对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记者实施措施的回应。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斯旺: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首先不是中国政府因《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的批评性报道驱逐了该报的3名记者,然后美国政府才要求中国国有媒体限制在美记者人数的吗?

崔大使:不是。事实是,《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对中华民族使用侮辱性语言的文章,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回应。然后美国政府又对中国驻美记者采取了行动,驱逐了这些仅仅是在开展专业(报道)工作、从未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记者。我们只能依据对等原则进行回应。

斯旺:我读了《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我认为文章里似乎没有什么违法的内容,仅是批评政府而已。

崔大使: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那篇文章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很多美国人也不赞同那篇文章的标题和语言,甚至感到很生气。

斯旺:大使先生,我相信人们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因为此事驱逐记者是个好主意吗?

崔大使:也许首先该问的问题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个好主意吗?

斯旺:大使先生,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以事实为基础开展对话非常重要。您2月9日在《面向全民》节目采访中说散播“病毒来自美国军方实验室”这样的“疯狂谣言”十分危险。大使先生,您知道是谁在散播这些疯狂的阴谋论吗?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始于美国的。你看了我接受《面向全民》的采访,我们谈到这里有人散播疯狂言论。

斯旺:是的,您当时说:“还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美方军事实验室而不是中国的,类似的疯狂言论我们怎么能相信?”您当时是回应……

崔大使:这是我的一贯立场。我当时这样认为,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并最终告诉我们答案呢?

斯旺:大使先生,很高兴听您这么说。因为事实上,是你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散播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他有相关证据吗?

崔大使:也许你可以去问他。

斯旺:您问他了吗?您是大使。

崔大使: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

斯旺:他是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吗?是赵立坚还是您代表中国政府发声?

崔大使:我是中国驻美国的代表。

斯旺: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从字面上去听他的话。尽管他是发言人,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他的话代表中国政府。

崔大使:你可以对别人的话进行解读。我无法也没有责任向你解释所有人的观点。

斯旺:这并不是怎么解读的问题,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您的意思很清楚了。我们继续采访。大使先生,您知道疫情在初期蔓延非常迅速,在早期就控制住疫情非常重要。南安普顿大学研究发现,如果中国能早三周干预疫情,感染人数将能减少95%。很多人说,因为掩盖疫情三周时间,共产党官员使得病毒不仅伤及中国人,而且危害世界各地人民。我想问您,共产党会为早期隐瞒(疫情)道歉吗?

崔大使: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歪曲事实的。你说在几周内病毒增长很快,这是对的。但如果你去认真研究事实,就会发现一开始,人们对这种新病毒知之甚少,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你不能仅因几个人发烧就认为应该警告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病毒。人们必须认真了解真实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掩盖真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现这种新型病毒的过程,要确认病毒种类,更多了解它,更多了解它的传播途径以及如何应对。实际上,仅仅在几周之内,中国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包括病毒的基因序列。我们向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发出提醒,大约两三周内,武汉市就采取了封城措施。那是在1月23日。到现在已过去了55天。在我们坚决和坚定的努力下,中国的病例数量正在大幅下降,治愈出院的人数正在显著上升。也许大家应该问一问,这55天内有什么是该做而没有做的。因为根据医学专业人士的说法,病毒所谓潜伏期一般是14天左右。那么在过去55天内,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是该做而没有做的,也许这才是应该问的问题。

斯旺:正如您所说,我认为前三周非常关键。我想问您一些具体事实,因为您刚才提到事实。多伦多大学研究发现,去年12月,中国开始审查社交媒体上提到新冠病毒的内容时,被屏蔽的关键词包括人传人。中方为什么要对有关病毒的信息进行审查?

崔大使:我们所做的努力不是你所谓的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审查”,我们的努力和工作重点首先是对每个人的体温进行筛查,确保病毒不会快速传播,同时明确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数量,这样我们才能采取措施治愈病患。所以我们的努力实际上无关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而是如何应对受病毒感染的人。难道你不觉得这更重要吗?

斯旺: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向公众通报信息非常重要。当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武汉医生发出警报、分享实验室报告信息时,他们却不听,中国共产党和警察把他们扣留审问。李文亮不得不发表声明说,他在散布不实言论。

崔大使:你所说的,还是在歪曲事实。我告诉你两件事。首先,李医生是在和同事、医生同行进行讨论,并非向公众发出警告,因为他当时也感到困惑,有所警觉,所以他才咨询他的医生同行。不知何故,这条发在他们医生同行的朋友圈信息传了出来,当然就引起人们担忧。第二,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全面调查涉李文亮医生有关问题,为什么我们不等调查结果出来再下结论呢?

斯旺:我想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医生分享实验室报告,与同事讨论,信息泄露了出去,而且有关信息对公众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却导致他被警方传唤,不得不收回他之前所说内容?

崔大使:不是这样,让我来告诉你。我对当时武汉的情况不能事事了如指掌。但通常情况下,不管哪一级政府,怎么能根据一些泄露的信息来决策呢?必须确保公开宣布的内容都是有坚实的事实和科学基础的。

斯旺:我不是说要以此作为决策基础。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李医生会因分享信息而受到惩罚?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崔大使:正如我刚才所说,整件事正在调查中。我们何不先等调查结束呢?

斯旺: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经过仔细筛查和谨慎判断,我们的最新结论是(该病毒)人传人风险较低。” 您对此有何关注?大使先生,现已无法了解有多少万人因为这一结论失去生命。

崔大使:我不是医生,我无法向你解释所有技术问题。我不知道这位李先生说了什么。

斯旺: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的。

崔大使:我不可能观看所有的电视节目。正像我之前说的,我也想再次提醒你,这是一个发现病毒的过程。

斯旺:但早在12月27日就有医生提醒人们,武汉同济医院肺科专家赵建平医生就提醒过武汉疾控中心,这一病毒可能会人传人。问题是,为什么时隔两周后,中国当局仍告诉公众病毒不太可能人传人呢?

崔大使:我们了解到这一病毒会人传人之后立即向公众发出了提醒。但得出结论之前必须要有证据,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你我都不是医生,我不认为我们有能力对所有技术问题进行讨论,这么做可能会对观众形成误导,如果那样会很麻烦。

斯旺:我只是在引述医生说的话。

崔大使:就连医生之间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这取决于你引用的是谁的话。

斯旺:医生们肯定对病毒会人传人这一点肯定有共识。医生说……

崔大使:现在这一点已经证实。所以我们才尽一切可能帮助人。

斯旺:大使先生,我们讨论的是使公众获得信息。我得问您一些失踪记者的情况。公民记者陈秋实在哪里?当时他正制作关于疫情发生后武汉的反应和当地一些混乱情况的早期视频。

崔大使:我未听说过此人。

斯旺:真的吗?在2月9日您在《面向全民》的采访中还被问到他的情况。

崔大使:没有,我没有被问到具体某个记者。

斯旺:当时您被问到了。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提到了他。

崔大使:我以前不知道此人,现在也不知道。

斯旺:一个月过去了,您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崔大使:我们有14亿人口,我怎么可能了解每一个人的所有情况?

斯旺:我不是让您去了解。我是说《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做过关于他的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他在哪里。您没有因好奇而打听过他的下落?

崔大使:我的职责所在是处理好中美关系。至于国内的事,中国国内自有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我们的司法部门负责处理(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大家不应该各司其职吗?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斯旺:结束采访后您也没去了解他的情况。

崔大使:为什么我非要去了解国内司法部门在做什么工作?我们应当尊重司法程序。

斯旺:所以你也不知道方斌和李泽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另外两名公民记者,在武汉从事报道工作时也失踪了。

崔大使:说实话,我非常怀疑这些是否是事实。

斯旺:您为什么怀疑呢?您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纽约时报》、《卫报》等国际媒体一直在报道此事。

崔大使:我为什么要相信《纽约时报》所说的一切呢?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相信报纸的所有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呢?

斯旺:我想我的问题是,您为什么不想知道呢?他们是中国公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说他们失踪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想知道真相。如果您说《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是事实,那对您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您不想知道吗?

崔大使:我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尊重各自国家的司法程序,而不是试图干预。

斯旺:好的。大使先生,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您所知,人群聚集的场所传播病毒的风险很大。中国当局在新疆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集中营”中好几十万穆斯林能安然度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崔大使:抱歉,我时不时就得纠正你的话。首先,新疆没有集中营。那里曾有一些职业培训中心,不是“集中营”,是校园。教培中心的所有学员都已经毕业,找到了新工作。幸运的是,新疆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较少的几个省份之一。因此那里的卫生形势可能比其他不少省份要好。

斯旺:那么,您可以向世界保证吗?您知道联合国和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关心这些“集中营”里的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您可以向他们保证,已经没有穆斯林在没有被控犯罪的情况下被迫进入这些“集中营”吗?

崔大使: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违反法律或受恐怖主义影响的人,美国有,中国也有。这样的人必须依法受到处理,但这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企图对无辜民众发动恐怖袭击的人都应受到法律惩处。对任何受到恐怖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我们都应竭力阻止他们进一步沦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斯旺:当然,大使先生。没有人想……

崔大使:这种做法不是针对特定民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斯旺:问题是,大使先生,没人反对您说的这一点,也就是将恐怖分子投入监狱。。。

崔大使:正是如此。

斯旺:但这些人,据估计大约有100万穆斯林没有被控犯罪,却被投入“集中营”。

崔大使:你怎么得出100万这个数字?

斯旺:不是我得出来的,是联合国。

崔大使:不,不是联合国,我不认为这个数字来自联合国。

斯旺:来自联合国小组,那些研读卫星图像的专家、独立记者、观察员等等,您知道的。

崔大使:我来告诉你,过去几年,许多外国外交官、记者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们都访问了新疆,他们可以告诉你真相。为什么不听听这些去过当地的人讲的话呢?

斯旺:我听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人讲过,这是一次有人“看管”下的参观,有些“集中营”他们不能去,也没法去看哨岗和大门。但我的问题是,您既然说这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那恐怖分子就不应该被送到这些地方去。

崔大使:不是。这些中心针对的是可能受到或曾经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人。他们大多数不是真正的罪犯,也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因此,我们向他们提供了培训,让他们学习法律和专业技能等,从而有更好的工作前景。这也是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的事。

斯旺:很多没有被控犯罪却被迫进入的人称自己被监禁、单独关押、殴打、剥夺食物。哈萨克族人凯拉特·撒马尔罕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自己遭受酷刑,必须穿着铁做的衣服。这么做就能帮助他们了吗?

崔大使:坦率说,如果你继续列举这些充满偏见和成见的材料,我们之间的交流不会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

斯旺:为何无益? 大使先生,这是美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主流新闻报道,我不是在读什么不入流的新闻。

崔大使:为什么大家不去看看事实是什么,不去听听真正去过那些地方的人的话呢?为什么你要坚持这些偏见和成见?我不明白。

斯旺:大使先生,我没有编造。我正在引用从“集中营”出来的人对媒体说的话,这是公开发表的。这就是我所能做的,这些被引导的参观…

崔大使:我努力告诉你事实,但你却拒绝听。

斯旺:不,我在听。所以,您是说所有从“集中营”出来并讲述这些经历的人都在撒谎吗,因为这样的人有几十个。

崔大使: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很多穆斯林国家的人士、外交官和记者到过那里,为什么不听听他们的话?

斯旺:他们中有任何人不是在中国政府官员陪同下参观这些地方的吗?

崔大使:他们去到中国领土上,怎么能在中国领土上排除中方的存在呢?

斯旺:不是要排除中方。如果您想访问美国的一些设施,可能不一定会受到美方看管。

崔大使:但是我们仍然必须遵守美国法律。你看,我们必须遵守当地规则和规定。而且你知道,几年前新疆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有外国访客时我们必须确保其安全,但其他方面都是开放的。他们可以去看想看的任何东西。他们会告诉你看到了什么。

斯旺:在新疆,我可以在没有中国政府人员陪同下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吗?

崔大使:我认为你必须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当地文化以及人们的感受。不管是你,还是外国记者或外交官,都是访客,是客人,至少应该学会尊重主人,学会更加照顾主人的感受。这不是正常的事吗?如果我去你家,却不在乎你的感受,这正常吗?

斯旺:我不是不尊重。我只是向您指出那些在“集中营”待过的维吾尔族人对主流媒体讲的话。我没有引用不入流的信息。我在努力让您回应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谈谈卫星图像吗?有很多这类的卫星图像,我看过《卫报》报道里的图像,这些卫星图片表明,2016年以来,在新疆的几十座清真寺和宗教场所已被摧毁。我看到的这些卫星图像也是假的吗?

崔大使:如果你自己去新疆看看,就会发现新疆的人均清真寺数量比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包括一些穆斯林国家都多。

斯旺:但是,当卫星图像显示这些地方,比如伊玛目阿西姆,贾法里·萨迪克等的场所都被摧毁了。图像里可以很清晰看到这些。为什么摧毁它们?

崔大使:我不认为它们是被摧毁了。

斯旺:卫星图像是这么显示的。

崔大使:我告诉过你真相。按人均计算新疆的清真寺数量甚至超过某些穆斯林国家。也许其中一些清真寺在改造、在维修。去年我去了新疆,亲眼看到了很多,我还参观了其中一个教培中心。

斯旺:您去过上面说的这些清真寺吗?

崔大使:我去过新疆很多有名的清真寺。

斯旺:但当您看到这种关于几十个清真寺被摧毁的报告时,您去探访过其中任何一个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吗?

崔大使: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被摧毁。

斯旺:好的。我真的只是努力向您指出有这样的报告和卫星图像,希望您做出回应。大使先生,最后一个有关的问题:中方是否愿意在不施加监督情况下,让国际人权观察员进入新疆视察情况?

崔大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就此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进行沟通,中方正尽全力安排高专办的有关访问。但问题是有些相关人员为此访预设前提,毫无道理地设置政治前提,这干涉了中国和高专办的关系,也不符合联合国的利益。但我们正同联合国方面一起努力清除一切可能存在的、无理的和不必要的障碍,推动访问尽早成行。

斯旺:您能理解为何大家对此有关切吗?譬如有人被关进这些设施,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您能理解大家对新疆的事态感到担忧吧。

崔大使:我认为当几年前新疆发生数千起暴恐袭击,无辜民众被杀戮和伤害的时候,人们才应倍感担忧,也确实应该忧虑。现在新疆已经有3年多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了,人们应该感到放松和幸福才对。

斯旺:有人找不到家人,他们说家人还在“集中营”里,他们很不高兴,非常忧虑。

崔大使: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些教培中心已经完成任务,学员全部毕业了,他们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斯旺:那我现在去看的话会发现人去楼空吗?

崔大使:我很希望你能有机会去新疆看一看。

斯旺:我真的很想去。

崔大使:那你提出申请。

斯旺:我会的。我同事未被允许,我要试一试。我还想问一下有关病毒下一步发展的问题。在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时间内中方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全球防疫需要多长时间。

崔大使:你指的是中方自己要做什么,还是为国际社会做什么?

斯旺:我指这两方面。

崔大使:我认为,对中方自身而言,我们要确保病例不再增多,这至关重要,要真正做到清零,确保人民的健康安全得到充分保护。当然,我们也应加速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为今后应对病毒提供更好的工具。

同时,我们愿意,也正努力同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合作。我们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合作密切。就在几天前,我们同世卫组织和其他一些国家举行了视频会议,协调抗疫努力。我们还向周边国家及意大利等国提供了援助。我们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挑战,疫情防控必须在全球范围取得成功,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我们对此有充分认识,将竭尽全力帮助其他国家。

当然,在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国家向我们伸出援手,美国人民、企业、一些团体和专家们也向我们伸出援手,美一些专家很早就去往中国,一些则加入了世卫组织专家考察团,我们对他们心存感激。

斯旺:您怎么看待当前的美中关系?

崔大使: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我们——我说我们是指我们两国——必须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及子孙后代(的福祉)做出正确选择。

斯旺:您能详细谈一谈吗?关键节点是指什么和什么之间的节点?

崔大使:事实上,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唯有双方共同努力,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人民才能拥有美好未来。我们坚决反对企图挑起两国对抗、发动“新冷战”、鼓噪所谓经济脱钩的做法,这不符合且将严重伤害两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斯旺:请允许我这么说,您今天确实没有这么做,但您的同事、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却是在这么做,他撒谎说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他的说法无助于人们信任中国共产党。

崔大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动辄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你知道现在奋战在抗疫一线、救治病患的医护人员中很多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吗?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这一事实。(你刚才提到的)李文亮医生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知道吗?

斯旺:当然,我知道。

崔大使:或许你该显示出更多的尊重,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如果你攻击中国共产党,那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会认为你在攻击他们!

斯旺:大使,我向您保证,我没有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下面就以中国政府指代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出那些言论,做的恰恰是您说的那些事。

崔大使:你要全面看待所有事实。中方不是这场相互指责的发起者。

斯旺:那好。

崔大使:发起相互指责的人就在华盛顿。这才是事实。

斯旺:您对正在收看采访的美国政府官员和美国人民有什么要说的吗?两国政府互不信任已公开化。您在这个重要时刻想说点什么。

崔大使:首先,我想感谢支持和帮助过中国抗疫斗争的美国人民,包括企业、机构和普通人。其次,我还想对他们说,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公共卫生挑战,甚至不止于此。我们必须要并肩合作抗击病毒,恢复经济正常运作,重塑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培育应对其他类似危机的能力。我们有共同利益,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必须共筑美好未来。这就是我最想对美国人民和政府说的。让我们行动起来。

斯旺:我对中国人民因为疫情而承受的痛苦表达我个人的慰问。情况很糟糕,我们希望全世界的情况能好起来。

崔大使:我也很关注美国的疫情发展,确诊病例在增多,我很担心。美国有很强的医疗能力和技术,希望你们能充分利用这些强项,及时防控住疫情,尽可能降低死亡率。

斯旺: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大使:感谢你采访我。

斯旺:谢谢。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16

朱智勇:最大的威胁也许不是境外输入,而是祸从口出

作者:朱智勇  来源:一个人的地产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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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外的疫情,比我们严重得多,尤其是欧洲。

于是“**要完”、“**活该”、“坐等**崩溃”、“**可以给点、但**别给”“**跪求也不理”之类的话,各种泛滥。
在有些人看来,我们快完了、别人快“完”了,我们已经上岸了,而其它人都还沉在水里,他们能不能浮出水面、全看我们愿不愿意拉一把:某个国家以前和我们铁,我们就给他发点口罩,甚至是“一省包一国”、派个省队出去给他包了;某个国家以前和我们不太和谐,口罩就不发了,让它自生自灭。
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施主,其它人都是要饭的,他们熬不熬得过去,基本得看我们的心情和脸色,很有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优越感不是一般的强,在键盘上打出“**跪求也不理”这种话的时候,心里应该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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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抗疫这事,无论是效率还是效果、我们确实比很多国家都要好得多,所以我们有理由自豪,但自豪归自豪,最好不要太飘。

就拿“一省包一国”来说,这个地球上有200多个国家、70多亿人口,境外被感染人数已经10多万、并且还会大幅度增长,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排名大概在80位往后了,毛里求斯哥斯达黎加之类都能排在我们前面,包得了吗?拿什么来包?就在短短一个月以前,我们全国停摆、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几万医护人员奋不顾身拼死拼活,才把武汉的局面基本控制住,现在刚从坑里爬出来,就觉得自己可以拯救全世界了。
我们没有那么强大。

3

由于举国投入、由于10多亿人全力配合,我们的疫情基本算是控制住了,复工复产已经全面上路了,现在面临的情况和处境,相对要主动一些。我个人也觉得,目前这个时间点,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新的机会,在前几天的推送里我写过这么一段:“如果运作得好,我们也许能够利用这种境内外的疫情落差,用比较低的代价,把光刻机撸回来,把更多的石油矿产撸回来,把更多的合同撸回来”,昨天晚上我看到一条船舶工业协会的新闻,说是我们8430万吨级的超级油轮全部开往海湾,一次能运回1.68亿桶石油,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如果不是这轮疫情,哪来这么便宜的石油?既然这么便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多搞点回来?

从理论上讲,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还有比较多的想象空间。比如我们也许可以适当的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去减税、去适度降息、去降低高速路收费、去发消费券、去定向扶持一些产业,结合能源成本的下降,来刺激经济复苏;如果这一揽子刺激政策有效,也许就有可能带来资本市场的复苏;资本市场的复苏又会为一些高杠杆高风险部门和产业、提供比如充裕的间接融资空间,为它们托底,比如地方财政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领域的风险得到平抑以后,在资本流动防火墙基本搭建成型的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尝试真正放开汇率,让人民币真正国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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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都只是理论上的前景和可能,我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时机、能不能往前走、能够走几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上的多数群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有些姿态和言论,会招人恨。如果我们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觉得我们是施主、别人都是要饭的,没有人会接受,因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更何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算别人因为眼下的各种困难,不得不把石油矿产便宜卖给我们,把光刻机和精工技术卖给我们,但卖过以后,他们一定会记仇。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几年以后,全世界到处都是对我们不满的人,他们的政客和媒体,会怎样对他们的民众、对他们的孩子,去讲述今天的疫情故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会一口咬定,这个病毒的发源地是中国;他们会说我们在迅速控制住国内疫情以后、转过身就利用别国的困境、满世界趁火打劫;他们会说我们作为肇事者,在落井下石的时候,居然还一直摆着一副救世主的嘴脸——当全世界多数人都这么说的时候,正常的交易也会被定论为掠夺,假的故事也会被别人认定成真的,而今天有些人留在网上的那些傻逼言论,就会成为这种故事的证据

如果这种故事情节,成为境外的舆论主流,就算我们今天能够赢得一点点,未来也多半会翻倍输出去,我们不可能和所有人成为朋友,但也一定不能让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很难想象自己的处境,更很难想象海外中资企业、侨胞和留学生的处境。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相信自己可以和全世界为敌、还能取得胜利,这种人就是乡镇杀马特,但可惜的是,在今天的网民里,精神上的乡镇杀马特,占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这是疫情战,也是舆论战,这一场战斗,现在也许都还没有打到一半,如果有只图一时口快的杀马特太多,我们有可能会输掉下半场,甚至未来。

5

从疫情爆发至今,在对外公关层面,以民间身份登场的、做得最好的一个人,是大家熟悉的马爸爸。马云之前在推特上是没有账号的,海外疫情一严重,赶紧就冲上去注册了一个,注册以后出了捐赠啥都不干,日本疫情严重了,捐口罩捐防护服,欧洲疫情严重了,我又捐,非洲出现扩散的苗头了,我再捐,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乐于合作,愿意贡献——这才是今天对外公关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希望看到的是,宣传部把姚明李娜郎朗李云迪这些老外比较熟悉的中国人请来,来当这轮疫情里的对外形象大使,给世界人民送祝福,送完祝福给物资,先送后卖;商务部让马化腾许家印等等,都象马云一样、在推特上去开账号,给非洲儿童送粮食送衣服;广电总局把全国叫得上号的明星都叫来搞云义演,让世界充满爱、天下一家、ONE WORLD ONE DREAM……,诸如此类之类的歌一通唱。生意先不谈,就算以前有点磕磕绊绊暂时也不计较,扑上去先救火,火救完以后,很多家里可能都已经烧得断壁残垣,急需各种交易和输入、以及重建,而你恰好又是救火过程中,帮忙最多的,什么生意不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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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美国之所以能够一家独大,不只是因为它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也不只是因为它科技最发达武器最先进,如果只是靠这些运气和硬实力,它走不到今天。在二战以后,我们看到的是,马歇尔带着源源不断的美元,帮助欧洲从废墟里重建;麦克阿瑟在日本搞土改,给妇女选举权,利用朝鲜战争的契机、让日本工业再次起飞。

就拿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一个很自大的人,性格里没有什么平易近人和温和的成分,在菲律宾他差点就被日军逼得要自杀,无数部下都成了战俘,这次的经历被他视为奇耻大辱、并因此对日本军队恨之入骨,这样一个人、成为胜利者以后、成了日本事实上的总督以后,说的却是:“我只要当一天盟军司令,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他也并没有象外界想象的那样,废掉日本天皇——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又为什么不废掉日本天皇?

二战以后,美国的对外公关,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纪实故事,情节我记不清了,大致的梗概是有5个美国人,其中有飞行员有退役军官,带着药品、工业用品、书籍等等,去到一个原始部落,想把现代文明带给那里的土著,结果沟通中产生了误会、导致被杀害,然后这5个美国人的家人和朋友,继续去到这个部落,继续用药品工业用品书籍去输入文明。在二战之后美国对外界讲了无数个类似的小故事:收养、安置、帮扶……,它的这些小故事和民主人权之类的口号、它在欧洲和东亚的示范动作、它的可口可乐好莱坞迪斯尼和导弹,三位一体,构建起了美国的对外形象和核心竞争力,它竭尽全力的显示,作为战争的胜利者,作为世界上武力最强大的大国,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重建者和保护者,以及文明的输出者,他们要做的不是趁火打劫——这才是公关,黄轩和佟丽娅在【完美关系】里玩的那些,连幼儿园过家家都算不上。

有了这种形象铺垫以后,欧洲的政客、日本的政客,关于美国是一个什么角色、这个角色为什么会存在,才能对自己民众有所交代,有了这种交代以后,在欧亚大陆上、美国的军事力量才能够延续至今,美元的硬通货地位才能延续至今。如果因为和德国在诺曼底打过仗、占领以后就不给德国人发口罩,如果因为和日本在太平洋上打过仗、接管以后就第一时间拿下天皇,美国过去几十年,能一直稳住自己的地位吗?最后能得到这么多利益吗?不可能的,穷尽几届总统之力都摆不平的中东,就是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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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成功案例,成功的逻辑总是相通的。

比如M主席对尼克松说,我们只谈哲学,比如总设计师对田中角荣说,过去那些不幸的往事、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主席和总设计师都是以强硬著称的人,他们从不害怕亮出拳头去战斗,但正是为了战斗,在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尽量的张开臂膀,去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哪怕站在对面的,是曾经势不两立的敌人。
如果他们过去没有张开臂膀,我们不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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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网上泛滥成灾的精神杀马特,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有时间的时候,少打点游戏,少追点爱豆,多看点书,如果书看不进去、看点纪录片也行,看看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那些强者、是因为什么成为了强者,看看他们成为强者以后,为了延续强势需要扮演什么样角色——如果连记录片都看不下去,那少说两句话好不好?

因为傻逼话说得越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伙伴就越少,和对手竞争的时候就越吃亏,我们梦里面的厉害了我的国,也许就只能停在梦里面。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15

美籍华人连发十推谴责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

作者: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22期
编者按:3月19日,特朗普在举行新冠疫情的新闻发布会的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非常广泛。看照片,特朗普讲稿中的“ Corona”被用黑色粗笔改成“Chinese”,成了“中国病毒”。这张照片的流出被人解读为是特朗普或者其团队故意在炒作这个事情。他们试图利用对中国的攻击,转移外界对他“抗疫不利”的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做法,完全没有顾及美籍华人、在美国学习、工作和探亲的华人和其他属于亚裔种族的美国人的安危。这种煽动种族仇恨的做法引起了在美华人、美籍华人、美籍亚裔人、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及美国主流社会的的极大愤慨。

著名时事评论员、SupChina 的总编辑郭怡广先生 (Kasier Kuo) 次日愤怒地在推特上连发了十条推特,强烈谴责特朗普总统的做法。郭怡广的十条推特以及之前的相关推特引起了广泛关注,包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都表达了支持。郭怡广推特里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一、因为特朗普的煽动,美国白人对华人的仇视会把所有祖上来自东亚的人都置于危险境地(1982年6月23日,美籍华人Vincent Chin在底特律一家酒吧被两名白人打死。当时这两个白人要打的是抢走他们工作的日本人);二、美国无数枪击案表明,美国偏执狂拥有枪的比率远远超过一般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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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华人联合会(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在3月21日发表了一份针对特朗普的公开信。公开信强烈呼吁特朗普总统停止使用“中国病毒”,认为这个词“只会助长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给华裔和亚裔美国人蒙上污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流行病清楚地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因此,战胜这种大流行需要历史性的和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任何政府或公职人员都不应发表阴谋论,进行指责游戏或利用新冠疫情给政治加分。这样做很卑鄙,并且在当前的危机时刻是尤其不负责任的。美国应该像我们过去一贯所做的那样,抓住机会,领导世界解决这场危机,而不是陷入深深的仇恨和敌意的深渊,最终无人受益”。

美国华人联合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寻找其他志同道合的组织共同签名。

与此同时,中美印象将郭怡广的推特内容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1) 您可能已经看过特朗普修改后的讲稿照片,在原文“ Corona”的地方,用粗的黑色笔改成了“Chinese”。这是蓄意的挑衅,他甚至在该讲稿照片出来之前就已经好几次使用“中国病毒”了。毫无疑问,在以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还会再次使用这个词。

2) 但是,即使特朗普不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偏执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那样那么至少,他对偏执的容忍度是无法接受的,并且毫不在意他的蓄意煽动。他正在威胁那些看起来像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以及我的许多朋友的人。

3)我已经听过并读过数十件轶事,其中包括我自己亲密朋友的几件轶事。这些事件涉及对那些看似“中国人”的人进行公开的种族主义歧视,即使这些人可能来自韩国、台湾、日本或其他东亚血统。

4)在9/11事件和圣贝纳迪诺枪杀事件(2015年)之后,这个国家发生过在街头枪杀来自旁遮普邦、戴头巾的锡克教徒的事件。锡克教徒当然不是穆斯林,但这些偏执狂不知道或因沉浸在复仇心重重的“爱国”热情里根本也不关心。

5)同样,他们不会知道或不在乎他们是否因错位的“报仇”而瞄准的人实际上不是中国人。他们也不会根据你对中共或特朗普的看法,比如憎恶前者热爱后者而饶恕你。不会这样的。

6)我还要提醒你,这是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偏执狂和枪支拥有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枪支持有者都是偏执狂。但是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者拥有枪支的倾向更高。

7)令我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是,许多中国人出于自己对某钟制度或个人的反对,正在捍卫或实际上在鼓励使用特朗普的“中国病毒”一词,而没有意识到其影响。

8)这实际上是给了那些想要推广这个词的人许可:他们的“中国朋友”纵容或支持使用这个词。

9)还有一些人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坚持认为,任何批评特朗普激起仇恨的人也有义务批评北京早期的失误,或称赞李文亮医生,或攻击赵立坚或其他散布阴谋论的人。

10)这种想法毫无道理。我(也希望美国人这样认为)之所以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担心对东亚血统籍美国人的影响。你对中国的罪责或宣传工作的观点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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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郭怡广今天在自己的“推”里转发的一位华人医生收到的骚然信件。这位医生要求联邦调查局立案调查。信的文字之肮脏根本无法翻译。)
延伸阅读
《中美印象》专访郭怡广:我们希望为中美竞争加装护栏

 英文原文

1)You’ve probably seen the photo of Trump’s modified speech, where he crossed out “Corona” and wrote in “Chinese.” This was a deliberate provocation, and he said as much even before the pictures were out. He’ll doubtless use it again in his upcoming press conference.

 2)But even if Trump is not a hateful bigot –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he is – then at the least, he’s unacceptably tolerant of bigotry and insensitive to how he is fomenting it. He is endangering people who look like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and many of my friends.

3)I’ve already heard and read dozens of anecdotes, including several from my own close friends, about incidents of overt racism toward people who look “Chinese” –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of Korean, Taiwanese, Japanese, or another East Asian ancestry.

4)This is a country where turbaned Sikhs, of the Sikh religion from Punjab, were gunned down in American streets after 9/11 and San Bernardino. Sikhs are not Muslim, of course, but these bigots all hopped-up on vengeful patriotic fervor didn’t know or care.

5)And just the same, they’re not going to know or care if the person they’re targeting out of a misplaced “revenge” isn’t actually Chinese. Nor will they ascertain your views on the CCP, or on Trump, and spare you if you hate the former and love the latter. Not how it works.

6)This is, let me also remind you, a well-armed country where I can promise you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igotry and gun ownership is shockingly high. That’s not to say that most gun owners are bigots. But racists in this country have a higher propensity to own guns.

7)One thing that truly frustrates me is that many Chinese people, out of their own opposition to the CCP or to Xi, are defending or actually encouraging the use of Trump’s phrase “Chinese Virus,” not realizing what its effects are.

8)This is in effect giving permission to the others who want to popularize this word – who can then point to their “Chinese friend” who condones or endorses the use.

9)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for some bizarre reason insist that anyone pointing out the hate being whipped up by Trump is also obliged to criticize Beijing for early missteps, or praise Dr. Li Wenliang, or attack Zhao Lijian or other people who’ve spread conspiracy theories.

 10)This expectation is nonsense. What’s at issue here for me, and I hope for all Americans, is the impact on Americans of East Asian ancestry. Your views on China’s culpability, or its propaganda efforts, are another wholly separate matter.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13

如何看待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作者:  来源:知乎

特朗普发推特称:美国将会为民航等受「中国病毒」影响的行业提供强有力支持,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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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员汤姆·科顿也将病毒描述为「中国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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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0089207/answer/1086291165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设计之初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防止专制政治,这个最广为人知。但第二个一般人却不太留意,即是防止暴民政治。而第三个,大家肯定想不到,就是防止党派之争。显然第三个早就失败了,在此不在多说,只说第二点,防止暴民政治。

具体的方法是,民众只能通过选票来选择候选人,但是并不能直接对国家政策做出抉择。这样做的好处是,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就好比你去医院,你可以选择让那个医生给你看病,但是不用担心给你做手术的是开挖掘机的。如果让开挖掘机的来给人做手术,显然这个病人能存活的概率非常小。与之相反的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制度是全民(公民)直接参加公投来决定政策,比如杀死苏格拉底,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继续跟斯巴达开战……

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这么多年运作得没有问题,就是因为这套防爆民政治的体系一直与时俱进。也即是,所有候选人都被一定程度筛选过。那些言行举止违背常识的候选人,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给拿走。

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美国建国之初是给于财产达到某个数值的人选举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资产达不到某个数目,你是没有选举权的。这样做就在选民层面把乌合之众的“暴民”给剔除了。而后则是靠媒体。你没看错!媒体起到了一个筛选作用。媒体的后面都是精英,如果得罪了媒体,那么这个人就等于是政治自杀。如此一来,总统候选人必须在言行上符合一定标准,没有前科,没有黑料。以早前医生的例子来说,媒体的作用就相当于医师资格的考试,通过了给个资格证,就可以行医了。当然,通过考试的不见得都是好医生,可是总归保证了那些神棍,骗子不会混进来。

这套玩法进行了很多年,行之有效。但在特朗普这里玩脱了!这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本身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特朗普用推特绕过了传统媒体,直接跟人民对话。如此一来,哪怕传统媒体不喜欢他也没法封杀他,哪怕传统媒体集体抹黑他,人们有了其他信息的来源,根本就不看传统媒体。可以这么说,互联网技术让美国制度中那个防止暴民政治的防火墙给崩塌了。

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展现出来了如同两千年前雅典民主的相似属性。总统不再遵守某些约定俗成的共识,为了选票无所不用其极。很多人讨厌政治正确,但是忽略了政治必须正确这一基本常识。为了钱和女人的口号肯定斗不过天下大同。在过往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人能凭借政治不正确真正战胜政治正确。

在理想情况下,民主制度是以精英为榜样,让人民参与政治,而后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的政治素养,以最大限度的达成社会广泛的共识。

但当总统连常识都要不断挑战的时候,民主就会变成政客以暴民喜恶来发表言论,纵容和怂恿暴民挑战基本常识,挑战科学。最终,国民的政治素养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社会的广泛共识没有达成反而撕裂;人民放弃对事实进行判断和思考而只依照政治立场来判断敌我。就好比篮球比赛的裁判,如果不按照客观规则判罚,而是哪边球迷人多就偏向哪边,那么篮球比赛最终就会变成一场球迷间的战争。这一系列现象,在美国的今天正成为常态。而这就是暴民政治的基本表现,也即是本应作为仲裁的政要,只去投机,完全不遵守客观规则。

要知道哪怕是不走的表一天也会准两次,今天到处都有号称能治癌症的巫医四处招摇撞骗,他们每个人手上也都有“被治愈”的神奇案例。所以不靠谱的人,也总会有走运气的时候。但是,把巫医放到正规医院里当院长,不用我说大家就知道这个医院迟早要完。同理,把特朗普这种大巫师放到总统的位置上,哪怕他真的碰巧做对了几次事情,其伤害必然比贡献要大得多。

因为美国政治正在迅速蜕变成“暴民政治”,因此未来,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奇葩操作还会继续。不仅会继续,而且会成为常态。而且特朗普带来的破坏不会随着他的离任而结束。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怪物就再也收不回去,后面更离谱的事情还会层出不穷,而且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仇恨的种子会继续生长,最终会变成仇视自己人。须知道,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甩锅的对象,任何时候都有怨天尤人的理由,任何时候都可以拍拍屁股说错不在我。

我一直都相信,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试图颠覆它的人都会失败。但是投机主义者往往不这么认为,因为从历史规律上来看,历史有的时候会非常吊诡会在短期呈现出违反常识的事件,所以颠覆常识在短期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投机客对人类最广泛的常识发起进攻。但是,对于一个大规模的组织来说,颠覆常识万万不可以的,因为它将让组织失去凝聚力和公信力。对于国家这种组织来说,凝聚力和公信力比组织一时的得失要重要得多。而且可以这样说,越是在艰难的时刻坚持底线,越是能为组织换取巨大的公信力,越是能在长期让组织更具备向心力,凝聚力和公信力。所以,今天的美国恰恰应该坚持他的理念,继续承担大国的责任,这样才不至于让所有人觉得,美国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不过是一个普通国家。要明白,当人们不再相信美国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不再相信美国的政治宣传,不再认为美国不一样,那么美国将会迅速失去其神圣感和道德至高点。一旦如此,美国在国际上的任何事物都只能通过钱财和武力开路,其效率会低下到无法让人忍受。类似的例子就是苏联,当他四处援助不计回报,把共产主义当做国家理想的时候,苏联是蒸蒸日上的。而当苏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在周边进行扩张,欺压邻国,攫取利益的时候,苏联解体的种子就此埋下。

因此,国家是不能当作公司来经营的。因为评价公司的好坏也许可以用它是否合法,是否可以盈利来判断。但是评价一个国家好坏却不能用这两条来简单判断。

首先,国家本身就是制定规则的政治体,并没有另外的权威机构可以制约一个国家。所以如果国家不遵守道德,没有人可以制约它,而它在一定的时期就可以为所欲为。

其次,国家利益包含很多重,并非股市大盘,失业率可以衡量。用一个指标来治理国家再加上国家没有制约,最后就会使得这个国家全面失衡,也即是围绕着某个指标浪费资源,而其他方面却捉襟见肘。

比如特朗普专注于国家的经济效益,所以一上台就大幅度削减了防疫部门的人员和资金,还有为了政治利益迫不及待地仓促废除了全民医保。在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这些被裁剪的机构和废除的医保,都使得疫情对美国的影响更加严重。换而言之,从牙缝里挤出的那点儿经济利益,最终要几百倍,几万倍地归还。这就是用经营企业的方法来经营国家的恶果。

又比如,川普称病毒为“中国病毒”,短期也许有助于他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有助于他赢得大选。但是它却在中美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现在的局势非常明显,不久全世界的产能都会停摆,只有中国的产能有望恢复,所以美国的经济复苏,到头来肯定是要靠中国,口罩,呼吸机,就算美国使用紧急条款,这些急需物资的缺口依然只有中国能帮忙补上。这个时候的嚣张跋扈,逞口舌之快,跟削减防疫经费的操作一样,未来肯定又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恢复。

这些川普颠覆的常识,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个一个都将让美国付出更大更多的代价。引用早前的例子,这就好比巫医用鸦片给人治病,最终病没治好还染上了毒瘾。这也正是美国的现状,结构性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但是经济上量化宽松,政治上排外民粹的毒瘾却染上了。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吸毒的挥霍。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载体。譬如抗日战争,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并不是为了自己工资条上加个0。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愿意,跟日本妥协,很多人都不会家破人亡,国家也不会成为一片焦土,而且当时中国的很多精英,只要投降,金钱和女人一样都不缺。但是当时中国人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也不愿意投降。在敌占区,只要有人组织抵抗,民众就竭尽所能的去帮助,甚至伪军也通过各种方式给抗日武装行方便。中国人当年以三千万条性命誓死维护的,并不是高官厚禄,金钱女人,也不是政府或者主义。中国人誓死捍卫的是中华的文明,是诗经里的“杨柳依依”,是李太白的“黄河之水”,是李易安的“绿肥红瘦”……

因此从更高纬度上来说,一个合格的领导人还要为自己国家承载的文明添砖加瓦。这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文治”,也就是曹丕在《典论》里说的,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如果考虑这个维度,那么川普对美国文明的破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痛恨伪君子觉得伪君子伪善,可是如果连伪善都不去做了,那岂非更加可怕?川普表现出来的流氓地痞属性甚至比不上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说到张作霖我再插一句,要说兵强马壮,武器先进,资金雄厚民国各派势力又有几个比得上张作霖。可是争地盘,抢大洋,坐拥钱与枪的大军阀,不是先被国民革命军暴揍,再被最穷的共产党收编?为什么?因为大帅只能给自己收下那点儿人钱却不能给所有人希望,更谈不上为一个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草头王哪里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再看川普的一系列做法,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希望这样的美国做大做强,希望这样的美国优先呢?哪怕是日本,韩国,沙特,德国甚至英国,他们真的愿意川普式的美国强大吗?

我觉得,我们在看特朗普这种愚蠢行为的同时,也应该深刻自省。其实来自中国不理性的声音也非常巨大。今天,一篇类似《美国完蛋了!》《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美国怕了!……》这样的文章的在网上点击率高得吓人。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我们也采用类似美国现在这样的暴民政治体制,我们会选上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讯技术进步的时候,就会对原有的政治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比如民选上台的希特勒就是通过先进的通信技术把德国的暴民政治发挥到了极致:

希特勒命令研制一台成本非常低的收音机,并且大批量生产,每个家庭都可以免费领一台收音机。

现在很多人把希特勒看作是专制的代表,认为德国纳粹纯粹只是因为所谓的专制。但其实,专制只是一个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新的通信技术绕过了原有政治制度的防火墙引爆了民粹主义的炸弹,激发了狭隘偏激的暴民政治。暴民政治才是灾难的源泉因为暴民政治是非理性的,不负责的和短视的。

“德国人吃亏了,犹太人都是骗子,杀掉他们……”,

“美国人吃亏了,建制派都是骗子,把他们关起来……”熟悉的配方,一样的味道!

事实上,同样的言论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呼声,“为什么我们要援助其他国家?”,“政府都是贪官污吏”,“中国吃亏了……”

所以,在互联网技术不断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民众舆情如何疏导,政府如何用好互联网技术把正确的理念传达给民众,我们又该如何不因为迎合自己喜好的推送而变得极端和反智,这都是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川普应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让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而不应该仅仅把目光焦距在他的杂音和噪音上。总之,只要我们永远迎难直上,永远专注于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无论外界杂音如何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进步。反之,如果我们因为这些聒噪而分心,把注意力放到了一些表面的文章上,甚至跟人斗嘴置气做出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我们就真的被拉下水,大家半斤八两谁都好不到哪里去。中国的强大,中国的正确并不需要美国总统来认可!

最后,我大胆预言,美国最不靠谱的总统绝对不会是川普。还会有更加极端和短视的总统再次涌现,大家系好安全带。看着暴民政治是如何把美国这个比肩大唐的超级大唐的超级大国给败坏掉的。

同时,我还有一个猜测,美国也并不会因此就彻底衰微。因为文明的坚韧超乎想象,希腊雅典废墟之上能够建立起罗马,安史之乱后的大唐也维系了百年。文明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摧毁。新技术只会冲击到原有的文明,很难彻底将它摧毁。德国在被纳粹洗礼后,依然强大。所以我们应该放弃一种狭隘的想法,觉得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美国就会彻底衰败。相反,如果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加以完善,重新整合,它很快有能焕发活力。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损失很大,但一旦完成,就如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一样,反而会焕发更大的优势。

也即是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沾沾自喜。国内大把的问题还要踏踏实实一个一个的解决。至于暂时比美国优越,并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眼光还是要放得长远,着眼于制度,着眼于文明。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旧文章ID:21012

二大爷:大国外交应该是什么样子

作者:二大爷  来源:微信

因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疫情的爆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忽略了中美之间近来的磕碰。而事实上,中美之间裂痕之大、之深,可以说已经达到贸易战之后的一个峰值。而后果之严重,很可能在疫情缓和后会逐步呈现。在世界尤为需要彼此放下分歧,共同携手面对疫情的时候,中美关系何以貌似不可收拾?

这轮争端,最直接的起因源自双方的记者互逐。去年9月以来,从美国要求新华社、中国国际电台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开始,双方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分歧摆上了台面。在“亚洲病夫”事件中,中国驱逐了《华尔街日报》记者,美国立即要求中方媒体减少在美雇员人数,继而中方再次于3月17日驱逐美国三大报记者。

在紧张的气氛中,一条关于病毒起源的推特又火上浇油。

3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连续发出多条石破天惊的推特。他借美国CDC主任在国会听证会上的部分言辞,认为新冠病毒的起源可能在美国,并要求美国解释。最要命的是,赵立坚引申到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认为是美国军人在军运会期间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

需要注意的是,赵立坚的这条推特在发送后,中国好几个驻外使节同时转发。

认为美国是病毒起源的说法在国内流传已久,贯穿始终,并不新鲜。但在国内无论你怎么说,最多也就是代表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态度。而赵立坚作为外交部发言人,言论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认知和态度,轻重完全不同。

果然,赵的言论立即引发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大反弹,上了美国热搜。美国国务院很罕见的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抗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其后和中国的通话其实也主要是这个内容,要求中方解释——美国人被骂很常见,但是这个锅太重,导致美国抗议这并不多见。

随后蓬佩奥和川建国分别就这个事发表了反驳言论。蓬佩奥故意在讲话中使用了“武汉病毒”这个字眼,而川建国更为尖刻,使用了“中国病毒”这个字眼。

坦率的说,蓬佩奥和川建国的说法都极为错误,病毒是全人类的威胁,刻意强调地域是类似于种族主义认知的偏颇。但是,你要把脏水泼给别人,导致别人反泼,这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今天我们不讨论到底谁有理,而反过来想想,一个国家的外交,目的和手段应该是怎样。

很多近年来看惯了战狼式叫嚣的人都以为,是不是中国人对外就一直是如此。其实不是。如果我们有心翻一下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你会发现那里面有你想都不敢想的中国外交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时代,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处处体现一种文明气质。比如两国交战前,要互派使节按照《诗经》上的模板,诗书唱和,表达对敌人的尊重和不得以开战的苦衷,虚虚实实,刚柔相济——虽然很虚伪,但这种代表文明的体面实际上为胜败双方都留有回旋的余地。比如霸主齐恒公伐楚,开战前楚国使节说:“君若以德,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不卑不亢,化解战端。

从目前在《左转》《战国策》中保留下来的很多外交措辞中,你都可看出,即便是剑拔弩张,话也说得极为委婉,绝不直白更无粗鲁。即便是满清这种愚蠢的时代,他的很多外交使节其实都是很有涵养的,比如郭嵩焘之类的,知道自己国家的实情,绝不会惹火烧身。

外交语言作为代表国家立场和争取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普通人的用语其实是存在极大的区别的。外交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为了缓和冲突而不是激化矛盾。所以方式和力度很重要,模糊、婉转、去攻击性这都是基本的要求。“深表遗憾”“寻求共识”“交换意见”等等词语其实都是暗含丰富的含义。所以我们以前经常会把一些正确的废话称之为“外交辞令”。这些文绉绉的词汇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体面和气度,更重要的是,它在瞬息万变的外交态势中,保障进退有度——尤其是你并不是最强者的时候。

这个世界最强硬的外交语言体系毫无疑问是北韩。天天要从地球上抹除别人,但是有用吗?

很遗憾的是,言辞北韩化居然也成了我们的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中美关系的定调要从差不多七十年前的“三视教育运动”说起。1950年朝鲜战争不久,上层就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时事的宣传运动”——也就是所谓“三视教育运动”。这个“三视”是指: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这个宣传基调在中美建交,特别是邓小平的那句“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的论断后,一度有所缓和,但本质上并没有废弃。这就造成我们现在所见的很多矛盾的中国人——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强大,另一方面认为这只是强盗的强大,不会作任何文明或者制度层面的思考。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好生活,但是基本很难把这样的生活和中美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事实上,说后者是改革开放的外交压舱石所在毫不为过。

赵发言人这一条推特,代价很可能过于昂贵。对于本来就尚未从贸易战和记者互逐中缓过劲的中美关系,真可谓雪上加霜。在蔓延全球的史无前例的疫情中,事已至此其实从哪里发病都已经不重要,但这个锅并不是谁都愿意背。这种幼稚的甩锅方式,除了鼓动本来就不名一文的国内民族情绪,在国际上可谓招实祸而无实利,这其中的动机让人很难理解。

3月16日,美国贸易鹰派人物纳瓦罗接受采访称,美国将召回在中国的医疗产业链;3月18日,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商品关税上调至25%。脱钩的伤害是彼此的,但肯定有一个更重,更不能承受的。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其实毋庸赘言。很多中国人在看热闹的时候很难想象,其实这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闭关锁国,和美国为敌的前三十年,混得怎样不需要多说;改革开放,和美国为友的后四十年,得到了什么好处也不需多说。不承认不要紧,因为结果没几年就能见到。

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彼此的攻讦中,那道令人恐惧的铁幕已经在降下。无论川建国能不能连任,他开的这个头,业已形成美国两党和朝野的共识,很难逆转。如果一方的外交思路和政策不出现极大的改变,目前中美关系的裂痕,只会成为一代人无法跨越的鸿沟。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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