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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桑德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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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史志钦何韵来源：世界和平论坛

　　四年前美国总统选举，笔者曾撰写《如何看待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桑德斯现象》，分析名不见经传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参加初选，取得不俗的成绩，在美国政坛刮起桑德斯旋风。四年后，桑德斯老骥伏枥，再次出征。尽管他在初选前四站累积的代表人票最高，但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则在“超级星期二”后成功反超。截止到北京时间3月13日12:00，桑德斯共获得725张民主党代表人票，落后于拜登的881票。随着彭博（Michael Bloomberg）与沃伦（Elizabeth Warren）退出竞选，79岁的桑德斯与78岁的拜登成为民主党初选的最终角逐者。民主党规定只有获得1,991张党代表票才能赢得总统提名，在桑德斯未退出的情况下，民主党初选大战仍存在变数。
　　与资深民主党人拜登不同，桑德斯2015年才正式转为民主党，2016年就与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因而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外人”甚至政治投机者，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更是让民主党内出现“恐桑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受民主党建制派待见的政治家，却得到美国年轻人的广泛支持。一些媒体因此将桑德斯描绘为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甚至将其与特朗普并列。笔者认为，桑德斯之所以气势如虹，固然有点滴的民粹因素，但实际上是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代际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
　　一、穷人草根政治家
　　德斯1941年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移民家庭，是佛蒙特州（Vermont）的参议员。据媒体报道，桑德斯在竞选国会议员前一直靠领政府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因而是名副其实的穷人草根政治家。大学期间，桑德斯曾投身于当时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示威游行，并加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分支——美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段经历让桑德斯接触到起源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福利资本主义模式，也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提供了方向。
　　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华尔街金融寡头破坏金融体系，聚敛财富，联邦机构拯救银行，这些公开丑闻导致全美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青年学生运动——占领华尔街，又称“99%对1%”的示威反抗运动。时任佛蒙特州独立议员的桑德斯公然支持并加入了这一运动。如今尽管这一运动陷入沉寂，但其核心主张已经随着桑德斯的崛起而不再遥不可及。桑德斯号称要在华盛顿推动一场政治革命，限制大银行家和大公司的影响，改革竞选资金；实施更加公平的税收，对华尔街以及跨国公司进行更好的监管，消除极少数富人与其余民众之间极其严重的贫富差距。桑德斯的主张让人耳目一新，也让“占领华尔街”从街头示威演变成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部分。
　　二、年轻选民的“超级巨星”
　　德斯虽年逾花甲，驼背耸肩，但他却吸引了大批青年人的支持。他的每场政治集会都吸引了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加，有记者称这些年轻人“呼喊桑德斯的名字犹如在呼喊一位超级巨星”。桑德斯的支持者大多是35岁以下的青年选民，多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高昂的学费贷款与毕业后的薪水收入不成比例，甚至使部分人生活困难。桑德斯主张通过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款来帮助他们免费上大学这一主张在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而其提高最低薪资标准，创造就业，在美国社会推动工作机会平等、薪资平等的主张这让年轻人看到希望。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在1月中旬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民主党人中，39%的34岁以下人群支持桑德斯。
　　由于有年轻一代的支持，桑德斯在募集竞选资金方面也别出心裁。与彭博依靠砸钱的竞选方式和拜登依靠金融资本捐赠不同，桑德斯在竞选过程中“不拿富人一分钱”，而是利用社会媒体和草根网络来募集资金。尽管每笔捐赠数量很小，但桑德斯却创造了奇迹：仅今年1月份，桑德斯就募集了2500万美金的竞选资金，这甚至比其他民主党领衔提名者（frontrunners）一季度募集的资金还要多。
　　成也萧何败萧何，年轻人既给桑德斯带来巨大的资金和支持，同时其较低的投票率也使桑德斯在超级星期二的表现不及预期。在初选首四站爱荷华、新罕布什尔和内华达桑德斯以34票摇摇领先于仅获得8票的拜登，这是因为这三州年轻人都投票给了桑德斯，在内华达更获得56%的45岁或以下民主党选民支持。但是，到了超级星期二，拜登则一举多得10个州，横扫南方州。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票站出口民调显示，受访选民中属18至29岁的只占13%，是4个年龄段中最少，即使30至44岁也只占23%，但仍不及较年长的45至65岁（35%）和65岁或以上（29%）。这对依赖年轻票源的桑德斯极为不利。如果桑德斯在接下来的初选中不能将年轻选民的热情转为选票的话，那么他可能会与民主党提名再度失之交臂。
　　三、旗帜鲜明的和平主义者
　　在桑德斯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是一位旗帜鲜明地和平主义者。他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对者，不仅在国会表决中两次投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议案，还公开地发起反战运动。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正是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及非裔族群和青年选民）成为奥巴马问鼎总统宝座的关键因素。在竞选演说中，桑德斯严辞抨击亨利·基辛格的冷血现实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位主流的候选人公开抨击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指责他应对上个世界发生于柬埔寨的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承担责任。
　　桑德斯还公开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认为会给欧洲的中产阶级带来灾难。作为美国的左翼代表性人物，他公开支持并声援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出现的左翼运动。在涉及中国问题上，桑德斯虽然也有不少批评，但主要针对的是抨击美国大资本家阶级的贪婪。他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把污染和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批评中国忽视劳工权利，忽视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他甚至提出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但与美国的传统“大国权力逻辑”不同，他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美国的威胁，反而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四、“美国的转折点”
　　以著写《21世纪资本》而闻名于世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卡蒂也是桑德斯的支持者之一。皮凯蒂在其个人专栏中称，全球化已经导致生产领域出现巨大的结构性变化，造成财富与收入的巨大不平等，而“像桑德斯这样的人，最终有一天会赢得美国大选的胜利，从而改变美国的面貌。”正因如此，他将桑德斯形容为“美国的转折点”，并认为他将带来“20世纪80年代前总统里根所开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美国当今的政治格局下，桑德斯代表了美国左翼发展的新方向，也是美国民主党改革的方向之一。无论他是否能够赢得竞选，他所提出的理念及所造成的影响都将会持续下去，直到美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得到彻底完成，他开启的这场“政治革命”才会最终完成。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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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与经济不平等：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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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MAX FISHER, EMMA BUBOLA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它似乎正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最严峻问题——经济不平等——形成一种毁灭性的反馈圈。
　　在病毒肆虐的社会中，新冠病毒正在带来加深不平等的后果，将许多负担推到在如今两极分化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身上。研究表明，那些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感染这种疾病。
　　他们也更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即使对那些保住了健康的底层人来说，他们也更有可能因为隔离和其他措施而遭受收入损失或失去医疗保障，这种影响可能是大范围的。
　　与此同时，不平等本身可能会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致命性产生倍数效应。对流感的研究发现，疾病流行时，贫困和不平等可能会加剧疾病的传播速度和死亡率，影响到每个人。
　　专家警告，这种相互强化的循环可能会增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同时让社会经济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人们认为这种鸿沟是右翼民粹主义、种族仇恨，以及绝望导致酗酒、自杀或吸毒过量造成的死亡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这些事情有很大的相互关联，”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公共卫生专家尼科尔·埃里特(Nicole Errett)说，她是一个研究极端事件发生时社会韧性的中心的联合主任。“一场灾难过后，原有的社会脆弱性只会变得更糟，这次疫情就是一个完美例子。”
　　她补充说，由于每个被迫接受更高暴露风险的低收入家庭都存在感染他人的可能，尽管穷人对不平等的后果有最明显的感受，但这些后果“将更广泛的社会置于危险之中”。
　　不平等如何加剧新冠病毒疫情
　　人们认为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让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更高的死亡率：年纪大以及存在基础病。
　　但大量研究指出，还存在第三个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研究发现，即使对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贫困线的人来说，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低收入与糖尿病或心脏病等慢性病的更高发病率有关。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健康差距也在拉大。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一直在逐渐向高学历和富裕阶层倾斜。
　　结果是，社会底层的人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比平均风险高出1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的数据，患有慢性疾病能让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比平均值高出10倍。
　　将这两个数据加起来考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新冠病毒肺炎的致死率可能是平均病死率的两倍。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收入较低的人患慢性疾病的时间往往比一般人提早5至15年。
　　换句话说，卫生组织已表示，70岁以上的人死于新冠肺炎的风险要大得多。
　　但慢性病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来说，这个门槛可能低至55岁。
　　这些数字只反映了不平等能让新冠病毒更致命的一小部分原因。
　　在中国，许多工人非正式就业，所以，如果他们不上班就不能指望得到社会服务，尤其是那些需要经常与其他人接触的服务行业从业者。结果是，那些最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人往往面临着最大的传播风险。
　　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这个周末宣布的政府强制停业，确实为工人提供了一些保障。但小企业可能在必须提供的带薪休假福利之后很难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尤其是那些无法在家工作的零售或其他行业。
　　日本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在那里，从事出租车司机等工作的人所享有的安全保障，高到其他国家几乎不可想像的程度。
　　相比之下，意大利的出租车司机在疫情暴发期间仍在四处找活儿。网约车的兴起压低了他们的时薪，已经让出租车司机的生活陷入困境。
　　“我有房贷要还，有账单要付，还得买吃的东西，”家住罗马的出租车司机安德列亚·阿尔坎杰利(Andrea Arcangeli)说，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不能呆在家里。”
　　他说，他工作了一天只挣了18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
　　日本大阪的日本城计程车株式会社(Nihonjo Taxi Company)的出租车司机每月有不高的基本收入保障，社长坂本笃纪(Atsunori Sakamoto)说，他正在出售资产，之后才会考虑解雇司机。
　　尽管如此，即使在日本，这些较低收入的就业阶层受到的冲击仍比白领阶层的要大。坂本笃纪说，办公室职员可以远程办公，而且几乎不用担心失去工作，但如果几个月后出租车生意仍无起色的话，他可能不得不解雇司机。
　　新冠病毒如何加剧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程度偏高时，生活成本往往会上升，迫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成为月光族。与此同时，工会的衰落和兼职工作的兴起意味着，低收入工人得到的保障更少。
　　结果是，新冠病毒这样的危机会加深贫富之间的差距。
　　米兰郊区的女服务员拉拉·富尔奇尼蒂(Lara Fulciniti)在疫情暴发前只能勉强支付房贷和车贷。随着工作小时数的减少，她已经无力偿还这些贷款。
　　“我毫不羞愧地说，我这个月没有还贷，”她说。“我必须要在还贷和买菜之间做出选择。”
　　她有甚至比感染新冠病毒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儿子的学校会在她找到工作之前复课，那会让她需要支付的汽油和学校午餐费超过她所能承担的开销。
　　在任何国家，获得医疗机会的不均等都让生病对穷人来说是更大的负担。
　　在美国，收入在前25%的人当中有90%的人可休带薪病假，而收入在后25%的人中只有47%的人可休带薪病假。
　　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发现，去年有26%的美国人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推迟了治疗。在另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家人中有人因为支付不起费用而没有做医生建议的检查，六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家人中有人选择不买医生开的处方药。
　　卫生专家担心，医药费用的问题会加速疫情的暴发，尤其是在关于新冠病毒检测或治疗的费用高达数千美元的报道四处流传的时候。
　　这会影响到每个人。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法定带薪病假政策的州，可让流感疫情的传播减少40%。美国的大多数州没有这种政策，结果可能会是更多的感染。
　　劳动力不平等和工作场所保护不力也许加剧了诺如病毒的传播，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肠胃疾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发现，25%的食品服务行业工人在有呕吐或腹泻症状时仍去上班，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呆在家里会失去工作，这让餐馆成为诺如病毒暴发的载体。
　　根据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的一项研究，生病后不敢休假可能严重延长了H1N1型流感在美国的流行，2009年至2010年流行的H1N1导致12469名美国人死亡。
　　研究发现，尽管公共卫生官员曾敦促人们保持距离（这也是预防新冠病毒的一个基本做法），但由于有些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以及兼职工作者的经济状况，30%有H1N1症状的人继续工作。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所有患者中高达27%的病例是带病工作造成的。
　　大流行病的不平等反馈圈
　　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给整个社会阶层带来冲击时，危机可能会引发一种经济地位下降导致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的循环。反过来，这会进一步降低生产率，增加医疗成本，导致更多的贫困，从而导致更多的疾病。
　　英国生物科学期刊《皇家学会学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B)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整个社会阶层可能陷入一个“疾病导致的贫困陷阱”，在这个陷阱中，“健康对贫困的因果关系以及贫困对健康的因果关系暗示着一个正反馈系统”。
　　依赖小时工作挣钱的家庭手中已经没有了现金，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出去找工作。由于社区往往是在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埃里特说，那些感染风险最大、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人住的地方很近，这大大增加了感染风险。
　　因为疾病并不会尊重将贫富社区分开的屏障，所以健康不平等是所有人的问题。印度德里是世界上经济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来自那里的一项研究发现，德里的贫民窟是流感在全城暴发的催化剂。
　　“公共卫生不只是关乎你的个人健康，也事关整个公众的健康，”埃里特说。“如果有一个人得不到治疗的话，这个人会给所有人带来危险。”

　　Max Fisher自纽约、Emma Bubola自米兰报道。Makiko Inoue、Hisako Ueno、Eimi Yamamitsu、Motoko Rich自东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Max Fisher是《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曾在世界各地报道冲突、外交、社会变革和其他主题。他与Amanda Taub共同撰写“解析”专栏，该专栏探讨重大世界事件背后的想法和背景。同名的每周新闻简报内容包含原始报道和洞察。他目前居住在伦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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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情遇上疫情：选举逻辑与科学规律孰先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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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刁大明来源：澎湃新闻

　　3月13日，在美国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将近八周之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其任期以来第六个“国家紧急状态”，开启国家层次的紧急响应。14日一早，被认为一周前曾在海湖庄园接触过感染者的总统特朗普自己承认已在前一天晚上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并说结果会在一两天内公布。但随后不久，白宫就官宣检测结果为阴性。从宣布“紧急状态”到特朗普自己接受检测，这基本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已不得不正面回应当前在美国持续发展的疫情了。
　　那么，疫情到底会否影响目前的美国大选呢？这是我最近经常听到的疑问。当我们已经坦然地将过去三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看成是一片“黑天鹅湖”的时候，疫情在2020年大选年的登场简直就是一只长着灰犀牛角的硕大黑天鹅迎面袭来。惊魂未定之际，的确会觉得这场疫情真的是一次提前到来的“十月惊变”；但冷眼静思之后，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疫情对大选影响的重要性应该小于大选对疫情的影响。关注前者是未雨绸缪，关注后者则是当务之急。
　　疫情塑造选情？
　　一般认为，流行传染病对美国这种选举政治的牵动至少表现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降低投票率，一个是塑造选民对相关政策议题的高关注度。但这个基本规律回答不了小标题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前提，即美国疫情在波及范围和持续时间上足够影响到七个半月之后即11月3日的大选。这个前提是否成立，或者说特朗普政府的“紧急状态”到底会不会有效果，需要时间或者公共卫生专家判断。在不具备任何明确专业评估的情况下，预测疫情对美国大选影响只能基于一些不同的假设情景。
　　一种情况是，如果美国疫情虽然持续发展，但在正式进入大选环节之前，即7月份之前出现缓解，那么疫情对大选的影响就可能相对有限。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与当前民主党初选重叠，进而也的确会增加民主党初选的某些变数。比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取消了3月15日拜登与桑德斯在凤凰城电视辩论的现场观众；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两州也已宣布将3、4月份举行的初选推迟到5、6月份。
　　但这些程序性的变化目前看可能不会引发任何实质影响。辩论有无观众区别多大自不必说，而路、佐两州的调整其实也无关大局：两州代表数有限（路州54票；佐州105票），绝非不可或缺；就算后续其他州也采取类似措施，也不排除可采取网络等其他方式实现初选，只要在7月13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完成即可。
　　同时，如果疫情降低投票率的话，相对而言可能对年轻选民的影响略小；而疫情在民主党选民中的议题塑造也应该是向着更为关注医疗保险体系的方向延展。这个方向的变化对于相对拥有年轻人支持、且强烈主张“全民医疗”的桑德斯而言也许更为合拍，但意外的优势是否足够大到帮助桑德斯翻盘、甚至瓦解掉目前民主党上下一心认定拜登才能击败特朗普的高度共识呢？目前看这种概率并不大。最后可能的结果是，拜登会增加对医疗政策的阐述，甚至接受一些桑德斯的理念，从而加速民主党整合。
　　另一种情况是美国疫情持续发展，甚至到选举日也无法彻底缓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特朗普政府的“紧急状态”应对应该是没有奏效，进而对其连任、对大选本身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而言，整体上显然不利。不满的民意估计会最终冲破特朗普过去三年多保持的45%到55%区间的“防波堤”，将其满意度拖入新低。同时，投票率下降在大选中的影响则会有助于相对年轻甚至更熟悉网络参与的选民支持的民主党提名人而非特朗普。
　　此外，议题上的转变也会带来两个效果：一是对经济前景的持续忧虑削弱了特朗普标榜执政业绩的可信度；二是对医疗体系的关注凸显出共和党人对奥巴马医改的破坏。这些因素都将为特朗普的连任制造不可低估的障碍，也不排除拖累共和党在国会特别是参议院选情的可能性。
　　但必须强调的是，目前距离大选投票日还有七个半月的时间，不断变化的疫情态势是否会最终影响同样在持续变化中的选情，存在着很多变量。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仍因为掌握着应对疫情的绝对行政权力与议程而占据主动地位。如果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的话，其对大选的影响应该说就是可控的。从数据上看，虽然民众对特朗普政府防疫抗疫的不满意度已达到49%，但目前只是基本与特朗普过去三年不满意度的水平即其所保持民意结构基本持平。这也意味着，特朗普仍有空间挽回局面。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至少到3月初为止，在只有43%的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满意时，共和党人的满意比例还是高达87%。令人费解的是，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甚至延伸到了他们与特朗普共享对病毒看法的地步：与68%的民主党人担心会被传染呈现出鲜明对比的是，共和党人中63%并不担心会被传染。对新冠病毒态度上的两党极化，至少说明目前疫情的发展并未改变共和党所谓“特朗普化”的基本态势。
　　所以，最为关键的变量还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紧急状态”响应能否真正奏效。有效的话，选情就都有希望；不奏效的话，选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选情影响下的疫情
　　虽然选情走向最关键取决于防疫抗疫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选举的逻辑来推进响应，否则极可能会适得其反。在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史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976年大选年背景下美国猪流感的防控。
　　1976年的大选虽然是一次在任总统谋求连任的选举，但因为共和党人福特作为美国首位未经选举就接任副总统并进而接任总统的特殊身份而具有特别意义。当年，福特不但面对着里根在党内的强大竞争，而且还面对着因特赦尼克松而引来的巨大争议，民主党虎视眈眈更是不用多提。但如此急于以一场真正当选来证明自己的福特，在大选年之初就遇上了麻烦。
　　1976年2月4日，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一个19岁的年轻士兵因感染一种新型流感而死亡，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对19人做了取样检测，随后13人住院治疗。CDC认为这是一种“猪流感”，极可能将导致全世界大流行，并像1918年大流感那样导致全球千万人死亡。作为回应，CDC认为至少80%的美国公众需要接种疫苗。
　　2月中旬，时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的戴维·马修斯公开宣布，类似于1918年大流感的猪流感将在当年秋天大爆发。3月15日，福特总统宣布支持大众免疫计划，并于4月5日成功得到了民主党主导的国会1.35亿美元的专项拨款。虽然同步了解到情况的世界卫生组织更多只持观望态度，而且美国国内的病例也并未有任何大爆发的迹象，但福特政府还是在当年10月即大选之前开始了大众免疫接种计划。
　　有统计称，最终有4000万到4500万的美国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接种了疫苗。福特总统自己也在10月14日在白宫完成了接种。就在开始接种疫苗的当月，匹兹堡一个诊所的三位接种者就接连因为心脏疾病而死亡。之后两个月，全美有大概500人在接种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并有30人不治身亡，随后疫苗免疫项目被叫停。而在疫苗项目被叫停时，1976年猪流感在美国留下的恶果则还是一人死亡、13人住院以及据说的240人感染。事后对疫苗的研究得知，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疫苗生产者使用了减毒病毒而非灭活病毒，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些接种者的剧烈反应乃至致命并发症。
　　叫停猪流感疫苗大众免疫项目之时，福特已成为“看守总统”。很难确定他在当年11月2日以240比297的选举人团票以及48%比51%的选民票惜败给卡特的结果，是否要归罪于其在猪流感应对上的急于求成。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在大选年，或者不是福特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美国政府还会如此不惜违背科学规律地快速推进疫苗生产与接种计划吗？历史无法假设，但应该可能不会。
　　1976年的福特，正是今天特朗普的一面镜子。福特的“急”，与之前特朗普的“慢”一样，背后都是希冀确保连任的政治算计。而福特的例子已充分给出了一个历史教训：选举政治的逻辑绝不能凌驾于客观事实与科学规律之上。面对如今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现实，特朗普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疫情，关键就在于能否拿出尊重科学、回应民意、与世界同舟共济的态度与行动了。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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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美国初选：1州下令关闭投票站，3州按原计划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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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南博一，曲思翰来源：澎湃新闻

　　继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宣布推迟大选初选投票后，原定于17日进行初选投票的美国俄亥俄州宣布关闭投票站。但与此同时，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官员都表示，将按原计划于17日进行初选投票。
　　推迟初选未果，州卫生署署长下令关闭投票站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温（Mike DeWine）当地时间16日晚间在推特上宣布，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州卫生署署长阿克顿（Amy Acton）将下令，原定于17日举行初选的投票站全部关闭。
　　“在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这段时间里，若明天进行选举投票，将迫使民意调查人员和选民把自己置于感染冠状病毒的健康风险之下。”麦克·德温在推特上同时表示，将通过法院寻求补救措施，“扩大投票选择范围，以便每个愿意投票的选民都将获得这一机会。”
　　当天早些时候，麦克·德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鉴于美国疾控中心要求限制超过50人参与的公共活动，该州原定于17日的初选应推迟到6月2日。
　　“明天，我们不可能在举行这场长达13个小时的选举时，既要选民亲自投票，又同时遵守这些（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准则。”德温说：“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做法。”
　　但随后，由麦克·德温背书的关于推迟初选投票的临时限制令被该州富兰克林县普通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弗莱（Richard Frye）驳回。在16日晚些时候的听证会上，弗莱表示，“在这个未知的领域，有太多的因素需要平衡”，而重新安排选举时间将“开创一个可怕的先例”。
　　德温和州务卿拉罗斯（Frank LaRose）在得知这项裁决结果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唯一比自由公正的选举更重要的是俄亥俄人的健康和安全。”
　　“从逻辑上讲，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明天根本不可能举行被俄亥俄人视为合法的选举。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在健康和行使宪法权利之间做出选择。”
　　另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拉罗斯进而指导该州所有地方级选举委员会称，他们必须“在其网站、社交媒体，以及选举委员会所在地、投票站贴出公告，告知‘3月17日美国大选初选现场投票暂停’。”
　　不过，截至目前，德温尚未明确表示他是否会对此判断提出上诉，也尚不清楚俄亥俄州是否仍将在3月17日、以何种形式举行初选。
　　另有三州将按计划投票
　　与俄亥俄州不同的是，截至目前，同样计划于3月17日举行初选的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官员都表示将会推进初选进程。包括俄亥俄在内，原定于明天举办初选的四个州中有三个被认为是在大选中至关重要的“战场州”。在目前仍未决出胜负的民主党初选中，这四个州将会分配577个民主党大会“宣誓党代表”，占代表总数超过14%。当前在初选中落后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及其团队成员表示“不确定”原定的初选是否应该举行。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16日晚间表示，该州相信选举能够安全进行。亚利桑那州州长和州务卿也表示，他们不想推迟选举。而伊利诺伊州选举委员会发言人迪特里希也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州的初选将向前推进。他说，该州州长普里茨克没有权力下令更改初选日期，也不打算要求法院这样做。“我们相信，遵循我们州和联邦卫生专业人士的指导，选民可以安全地投票。”迪特里希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升级以来，路易斯安那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已分别于13日、14日、16日先后宣布推迟原定的初选日期。目前，美国大选初选民主党内选战正酣，前总统拜登和桑德斯的角逐胜负未定。未来，是否将有更多州因疫情推迟初选受到关注。《华盛顿邮报》称，俄亥俄州州长德温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措施“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指南”。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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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朝兵：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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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仇朝兵来源：《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针对“印太地区”的战略。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消极竞争态势日益加剧，中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做法，也在不断恶化着中美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积极推进“印太战略”的做法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关注，或者说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其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决定着其基本的对华政策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其印太战略的实施也必然会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认知及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
　　从开始加入2016年美国大选起，特朗普阵营对中国就有不少批评。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政府也非常重视中美关系，但整体来说，从过去两年的发展来看，中美关系目前正面临着更严重的困难和倒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及中美两国关系看法都比较负面，更多强调竞争性和矛盾面，给中国贴上了一些负面标签。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和“规则和秩序破坏者”。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但它对中俄两国的看法也有差别。彭佩奥国务卿说，俄罗斯仍维持着庞大核武库，这既威胁美国也威胁整个世界，但其经济体量更小，中国是一种长期和全面的挑战。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Davidson）也认为，中国是对印太地区长期稳定的更大挑战。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驱动经济模式的影响并重组有利于它的地区秩序。”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继续取得优势，它将继续实施军事现代化计划，近期内寻求在印太地区的霸权，未来取代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美国还把中国视为“经济侵略者”。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2018年6月发布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增长很大部分是通过全球规范和规则之外的侵略性的行为、政策和实践实现的”，“由于其经济规模及其市场扭曲政策的程度，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威胁着美国经济，也威胁着整个世界经济”。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选择是以其对中国的这些基本认知为基础的。尽管这些认知比较负面，中美关系的竞争性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但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依然深受美国整体国家战略和传统战略思想之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尤其需要注意全面把握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
　　从美国政要言论及特朗普政府相关报告中，可以大致看出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大致思路：
　　（1）既强调中美之间注定会发生竞争，又认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意味着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马蒂斯任国防部长时曾表示，尽管美国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之间注定会发生竞争，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两国能够、也确实为互利互惠而进行了合作。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结果导向的关系。2018年1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说，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崛起代表着大国竞争的回归，但竞争并不必然是冲突，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官需要继续与这些国家接触。
　　（2）把外交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首要工具，寻求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2018年5月，彭佩奥国务卿说，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把外交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首要工具。美国压倒性倾向是用外交来解决全球挑战。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声称寻求与中国进行坦率交流，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减少误解，建立透明的军事关系。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最深远的目标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走向透明和不侵略的军事关系。
　　（3）基于前述对华认知，特朗普政府强调以“全政府”方式处理对华关系，不断强化对华极限施压。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都强调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长期战略性挑战需要整合国家力量的多种要素——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等。
　　（4）通过加强盟国和伙伴的关系，塑造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平衡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认为，美国应采取一种集体的多边行动，形成志同道合的国家集团，集体对违反国际法行为做出一致的反应，以此来成功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让中国遵守既有国际法和国际标准，或以合法方式改变它们。
　　全面、准确和平衡地把握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有助于理性和平衡地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二、如何认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及其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以上讨论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那么，如何认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会对中国的地区安全环境产生的影响呢？分析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除考察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本身之实施外，至少还需要综合考虑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中国对外部威胁的判断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中国自身政策选择及其与美国的互动以及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在众多议题领域的互动等更多因素。
　　第一，历史地、平衡地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特别是平衡地认识其意图、能力及战略实施之效果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意在塑造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首先需要把它放在美国整体的对外战略中进行考察。美国利益和关注都是全球性的。特朗普政府整体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的繁荣、以实力谋和平以及扩展美国的影响力等。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只是其整体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其目标同样也是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稳定、繁荣和安全，这也是服务于其整体战略的。虽然特朗普总统一再宣称“美国优先”，但从本质上说，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然体现着美国“领导”世界的意图。把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放在其整体国家战略中进行考察，才能更恰当地认识其可能的效果。
　　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需要把它放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目标都是一贯的，包括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维护美国自身及盟国和伙伴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扩展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世界的影响等，其差异主要体现为战略提出和实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或做法。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看，美国历届政府对东亚、亚太到现在的印太地区，战略目标都保持着高度的延续性。因此，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特别是分析其实施的影响或效果，要更多看到美国对外战略的延续性。看美国对外战略的效果，不能只着眼于眼前，要把它放在较长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这样才不致低估其影响。
　　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需要把它放在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美国国内各个部门、集团、政党等对这一战略之形成和实施所发挥的影响。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国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不能低估美国国内在印太战略上的共识。
　　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需要对照考虑印太地区各主要行为体的印太战略或印太愿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或愿景，这些行为体的印太战略或愿景所包含和强调的内容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都略有差异，但在理解和评判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时，需要充分考虑印太区域内这些行为体在战略上的连结和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未来走势。
　　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平衡地认识其意图、能力及战略实施之效果之间的关系。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是最强烈的，塑造国际和地区秩序的能力也是强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实现目标，其实施效果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决定的。因此，要客观审视他国的政策目标或战略意图与能力及政策或战略实施效果之间的差距，区分意图和能力，切不可把他国的战略意图混同为能力或政策效果，因而扭曲了对自身地区安全环境的判断。只有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会影响或制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之实施的因素，才不至于高估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第二，需要恰当地理解中国对外部威胁的判断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强大的，它能够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但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在审视自身的安全环境及美国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时，中国需要超越美国看美国，分清楚哪些是美国直接造成的威胁，哪些是其他因素导致而为美国利用所以加剧的威胁。
　　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到底如何，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一种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安全环境；另一种是作为主观感受的安全环境。这两种状态在实践中是难以截然分开的，但在思考国家的安全环境时，要区分区分客观现实和主观认知，区分现实的安全环境和对安全环境的主观感受，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不能把主观感受当成客观现实，更不能以此作为决策的基础。这对于理性认识安全威胁，塑造积极的安全环境是有意义的。对威胁的判断往往是来自对客观实力和主观意图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取决于国家间互动的经验和历史。正因为安全环境和威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观感受或主观认知，认知发生了变化，对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人们有可能通过主观努力去塑造它，也可能通过改变自身的认知而形成对安全环境的不同感知。客观、理性地认识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妥善处理与区域内其他国家或行为体的关系，对于塑造良好的地区环境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其外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威胁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实力的强弱。中国在认识外部威胁，特别是认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时，需要客观理性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地区、地区形势和地区秩序，同时也需要客观地认识自己，对自己塑造良好地区安全环境的能力有一种恰当的自信。从实力地位来看，中国目前塑造自身安全环境的能力和可资利用的手段，显然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中国需要用大战略的眼光，历史地、全面地、理性地审视自身所处的地区安全环境。
　　第三，用历史、发展和系统的眼光审视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在各领域的互动。
　　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还需充分关注地区安全体系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充分考察中国与区域内其他行为体的互动状态。中国与周边地区及世界是一体的，不是孤立的。中国的地区安全环境是区域内有关行为体之间多方互动形成的，美国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中国本身也是影响其自身地区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实际上，最终决定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是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内其他国家或行为体的互动。
　　中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众多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状态，都会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效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地区安全环境。因此，在分析中国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时，既要考虑美国的影响，也要考虑区域内其他国家或行为体的影响；既要考察中美互动的状态，也要考虑中国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的状态；既要捍卫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尊重他国的安全利益和诉求。
　　就目前中国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或行为体的互动或相互认知的情况来看，虽然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矛盾，有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有上升，但总体上看它们都很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些矛盾和分歧，也大都是可控的、可预测的。这些分歧点和矛盾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这种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真实的威胁，将取决于未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众多议题上的互动。
　　中国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够给地区和周边国家及人民提供什么，而不仅仅是自身能够得到什么。只要始终秉持“亲、诚、惠、荣”的理念，坚持与周边国家“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以扎实的行动实践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理念，中国完全可以塑造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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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疫给了美国两个月“窗口期”，是怎么被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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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石江月来源：石江月防务观察

　　3月14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记者会开始前，白宫医务工作人员为每一位记者先测量体温。一名被测出可能在发烧的记者被拒绝进入。在此之前，白宫并没有这个措施。
　　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美国的确已经因为新冠疫情，进入到“紧急状态”。
　　在这场记者会上，特朗普宣布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之后，总统保健医生康利当地时间14日晚上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特朗普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阴性。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日20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726例，死亡54例。
　　很多人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从中国1月3日向美国第一次发出通报开始，再到中国之后的全力战疫，为美国提供了2个月的预警“窗口期”，美国怎么就浪费了？直至疫情发展到必须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才能应对？
　　01 防疫漏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月20日发布的首份疫情报告，第一批中国大陆以外确认感染这种冠状病毒的病例发生在日本、韩国和泰国。次日，美国华盛顿州发现该国第一例确诊病例，患病男子30余岁，自武汉旅行回国后表现出病状。
　　2月5日，数百人从湖北撤离，其中多数为美国人。他们搭乘包机抵达美国加州。这些人在加州一个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航空站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
　　到2月13日，美国仍只有7个州出现确诊病例，确诊患者15人。
　　直到3月2日，美国人才真正意识到，本国的新冠疫情是一个谜，也可能是个“爆雷”。
　　因为，几乎一天时间里，美国在出现第一个死亡病例后，又出现了4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而且，死者都在华盛顿州，而且4名死亡患者，都来自同一个养老院。也就是在那一天，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总数升至90人（12个州），按国别计算，美国的确诊人数攀升至全球第九。
　　为什么疫情一下就“爆炸”了呢？
　　其实，可以看到，最初美国对防控疫情的最主要措施，就是“禁航闭关”。但是，单一地依靠“修墙闭关”并不能完全切断病毒的传播，因为美国国内的防疫、预警系统此前出现了诸多漏洞。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本设有全球卫生安全小组，这一小组本应主导美国的防疫政策，领导各层级卫生部门，与世界卫生组织协调防疫。但在2018年，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下达指示，这个小组被解散了。
　　也许现在，这成了特朗普可以“甩锅”的又一个对象。
　　美国一些繁琐的疾控监管法规，也拖慢了防疫的进程。《纽约时报》近日的报道指出，这些法规本意是保护公众隐私及健康，但最终延误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病毒测试。
　　检测力度不足、检测标准过高、各地实验室进行检测的审批过程冗长……种种原因导致美国错失了防疫的黄金时期，随之而来的是难以估量的公共卫生及经济危机。
　　美国的疑似患者如果要接受病毒检测，最初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曾在两周内到过中国；第二，密切接触过确诊患者。最后，这两个条件被批评“门槛”过高，导致很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感染者。疫情也悄然进入社区感染阶段。
　　此外，在美国多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白宫曾多次表示，只要有医生指引，美国人就能接受检测。但在社交媒体上，不难找到一些人对检测无门的抱怨。当事人通常要在热线电话上等待多时，然后被告知其咳嗽、发烧症状要较重、及有相关的旅行与接触史，才能合乎检测资格。
　　甚至，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怀特（Tom Wright）在推特上表示，幸亏汤姆·汉克斯是在澳大利亚检测出呈阳性，如果身在美国，或许他都不符合受检的资格。
　　仅仅在检测病毒的力度这一个基础环节上，美国在那两个月时间里一直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全国至今完成了1万3000个测试。由于一人可接受多次采样测试，实际被检测的人数比这个数字低。
　　相比之下，韩国每天可检测2万人。甩了美国起码10条街吧？
　　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3月1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在遇到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美国的医疗系统尚不能保障民众所需。“必须承认，我们在检疫上失败了。”
　　这位福奇，是美国的顶尖公卫专家，不少中国网民称他为“美国钟南山”。虽然福奇也是白宫抗疫特别小组的一员，但他多次公开驳斥特朗普的说法，包括新冠病毒不比流感更具威胁、不会在全国流行、而会随着气温升高而消失等等。
　　福奇在3月10日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对美国的疫情发展就已经十分悲观了。
　　“我希望全国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像过去几个月那样行事了。无论你是身在有病例的州、抑或没有疫情的州，你都需要开始严肃正视目前可采取的措施。”福奇坦言，“我很抱歉、悲伤地说，感染病例终会到来。”
　　02 吹哨人
　　眼下，谁都知道在暴发初期、疫情相对容易控制的阶段，联邦政府屡屡错失进行更大范围测试的机会，最终导致危机在不知不觉中急剧恶化，美国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如同无头苍蝇，只能盲目应对。
　　《纽约时报》在3月14日首次披露了一件事，有一个团队已经扮演了美国新冠疫情的“吹哨人”的角色，但还是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疾控部门的“官僚主义”，捂住了声音。
　　美国1月20日确诊的首个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出现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据《纽约时报》报道，西雅图的传染病专家海伦·朱（Helen Y. Chu）博士就在那个地区。她有一些关键问题期待得到解答：这个人感染了其他人吗？致命病毒是否已经潜伏在其他社区并在传播？
　　海伦·朱有办法监测该地区。几个月来，作为针对流感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她和一组研究人员一直在整个普吉特海湾地区，对出现流感症状的居民中收集鼻腔拭子。
　　2月初，为了将测试标本重新用于监测新冠病毒，他们需要州和联邦官员的支持。但是，相关电子邮件表明，尽管经过了数周时间，并且感染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现，在海伦·朱求助过的几乎所有机构里，官员们要不就是踢皮球，要不就是拒绝了这个想法。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联邦和州政府方面的许可。直到2月25日，海伦·朱和她的同事再也等不下去了。他们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始对之前收集的流感居民鼻腔拭子，再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结果证实了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很快从一个没有近期出国旅行史的当地青少年的测试中，得到了阳性结果。海伦·朱和她的同事已经意识到一个糟糕的结果：新冠病毒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美国领土立足。
　　该病例是一名十来岁的青少年，与首例冠状病毒病例在同一个县，他在几天前刚做过流感拭子，但他没有旅行史，与任何已知病例也没有联系。海伦·朱迅速上报了这个情况，西雅图的疾控人员找到了这位少年。
　　当天晚些时候，调查人员、西雅图卫生官员与CDC和FDA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发生的事情。来自联邦政府的信息直截了当。“他们在电话里说的很清楚，就是让海伦·朱住手，不要再这么干了”。
　　可是，这种病毒在美国或许已经无处不在。
　　实际上，美国疾控官员后来通过测试发现，该病毒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导致了20人死亡。
　　但是，当时美国联邦和州官员的“官僚主义”让美国国内的疫情预警被忽视了。
　　由于没有得到研究对象的明确许可（因为之前只是做流感研究，没有征求取样人对新冠病毒检测的同意），实验室也未获得临床工作认证，所以疾控官员下令，该流感研究不能被再利用。
　　海伦·朱等人承认如果用现有的鼻腔拭子检测是否存在新冠病毒感染，是存在伦理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在关乎众多生命的紧急情况下，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在两天后的晚上，州监管机构还是要求他们完全停止测试。
　　所以，为什么美国错过了两个月的防空疫情“窗口期”？
　　从西雅图的流感研究这一个小的切口可见，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联邦和州的疾控机构麻痹大意，认为美国的危险不大，在出现苗头之后政府方面又极力向捂住消息，生怕产生恐慌，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
　　二是，美国当前政府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潜在的党争矛盾外溢。这几年，美国政府内部越来越变得“任人唯亲”，特朗普等人觉得一些部门用处不大，裁撤了一些岗位，或者岗位上无人可用，导致运转的效率低下。
　　美国政府事务性的公务员对特朗普政府有看法，一些州和一些人则是民主党势力范围，在大选快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美国党争日益激烈，所以看不见的矛盾和消极怠工也让政府机器的运转效率下降。
　　三是，美国政府如今在内部，更希望保持一个声音。比如，美国医学和传染病研究单位发出了警惕的声音，但是白宫一直示意美国的形势一片大好，美国很安全，压制了专家的声音，导致福奇等人越来越悲观。
　　加上，美国现行的监管和繁琐程序——有时旨在保护隐私和健康，导致无法快速进行全国范围的测试，而其他国家却可以更早、更迅速地进行。面对可能是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美国未能做出灵活反应。
　　美国疾控中心一直想利用现成的政府流感监控网络，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病毒监控系统。但是，直到目前尚未运转起来。上周，在扩大了对商业和学术机构进行测试的授权之后，对于何时可以大量增加测试，本届美国政府官员给出的说法依旧不一致。
　　03 必然之祸
　　关于美国如何浪费了两个月的“窗口期”，其实从美国第一例确诊患者背后的小插曲，就能看出，美国的疫情扩散成汹涌之势，一定以及肯定是必然的。
　　因为，最初美国疾控中心订立的疑似感染者检验的标准，是几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必须出现发烧症状，有呼吸道疾病，而且曾前往疫情严重的武汉。
　　这个标准实在太严格，美国那个首位确诊病例，当时只有武汉旅行史，咽部有些不适，但是并没有发烧症状。当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上报这个情况后，美国疾控中心认为不符合标准，不用检测。但是，不放心的州卫生官员仍要求对他进行检测，后来疾控中心同意了。
　　当地官员向亚特兰大发送了一个样本，结果检测之后呈阳性。
　　之后，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们监测了70名与该男子有接触的人，其中有50名同意接受鼻腔拭子取样，无一人检测到冠状病毒呈阳性。但是，华盛顿州负责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家斯科特·林德奎斯特说，仍然有可能漏掉了一些人，这些人会否携带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R·雷德菲尔德日前在采访中表示，迅速采取行动对抗击疫情至关重要。他说：“时间很重要。这将需要严格、积极主动的公众卫生——阻断并处理，阻断并处理……”他说。“这意味着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病例，要进行隔离。”
　　既然如此明白，当初美国疾控中心却没有做？
　　就像海伦·朱和林德奎斯特所说，曾多次试图争取批准使用西雅图流感研究。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否定的。“我们感觉在坐以待毙，等待大流行的到来，”海伦·朱说。“我们能帮忙。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事实是，把时间倒退两个月，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新冠病毒暴发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异乎寻常地被动，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政府让遏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擦肩而过。
　　他们似乎想把疫情当成中国独有的，心里想的是，中国那么遥远，那里的流行病肯定不会那么广、那么快地传到这里。
　　但是，最后疫情真的在他们眼皮底下爆发了。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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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下的美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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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郝妍爽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关键词：紧急状态，股市熔断，美国疫情
　　摘要：疫情的全球化如今正“势不可挡”，它仿佛是一次大考，在检验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如今中国的抗疫战役已经到了收官阶段，可全球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但令人震惊的是此次全球战役的发端国家不是相对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而是资本发达的欧美等大国。其中，美国、意大利等更是瞬间占据“风头”。能否顺利，圆满的渡过这次疫情也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试色板。如今，美股熔断，石油价格大跌，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这对于一直以来对我国疫情隔岸观火的美国来说，不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此次“紧急状态”真的能挽救美国吗？

　　北京时间14日凌晨3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将释放500亿美元救灾资金，用于协助各州和市政当局控制疫情。截至美东时间12日下午4时，美国46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共有167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包括41例死亡病例。截至12日傍晚，有3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将依据1988年的《斯塔福德法案》（Stafford Act）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可让联邦政府调集更多资源抗击疫情，也使得联邦政府为各州和市政当局提供更多援助成为可能。
　　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发布的紧急状态声明可以释放广泛的总统权力，例如掌握互联网控制权或中止法律等，而《斯塔福德法案》声明仅涉及FEMA。
　　“紧急状态下”美国面临的危机
　　在由《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声明的国家紧急状态下，美国总统拥有至少136项法定紧急权力，涵盖从军事、土地使用到公共卫生和农业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美国宣布进入的“紧急状态”是一种非常状态，一方面，其宣布紧急状态时代表着总统可以动用一系列紧急权力。另一方面，赋予总统较大的权力使得个人利益受到威胁，以维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政府管制与公民人权之间进行妥协，达成一致和平衡。之所以美国此刻要选择这样一条路，是因为在短短的一周之内，美国遭遇了两次重大的危机——石油危机和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公共问题。
　　疫情下的雪上加霜——熔断危机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经历过三次熔断。1987年10月16日美国股市暴跌5%，导致在接下来开盘的星期一，全球股市在恐慌性抛售下，迎来了当时史上单日最大跌幅。第一次在1997年10月27日，东亚金融危机三个月后，美国股市遭遇了史上第一次熔断。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纽交所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前就关闭了交易大厅。2020年3月9日，美股开盘即暴跌7%，创造了2008年12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一夜之间蒸发三万亿美元。仅苹果、谷歌、微软、脸书和亚马逊，一夜之间就市值蒸发4100亿美元。紧紧在3天之后的12日，美股低开低走，标普500指数快速下跌7%触及熔断。
　　从上述历程来看，2020年美股的反应极其强烈，仅仅一周内就熔断两次，经济全球化确实加强了各国的经济联系，资本密切程度也大大加强，但是每个国家自身的经济特性，市场相关性其实是下降的，那么美股这次的暴跌实则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危机的原因和短板：
　　1、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爆发，大多数工业国家均遭其害，停工停产，全球供应链有断链的危险；
　　2、新冠肺炎会减少甚至停滞消费，而消费、市场是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3、石油价格暴跌在引发通缩隐忧的同时，会引爆美国页岩油公司的信用风险（页岩油公司负债率较高）；
　　在这里真正的导火线还是世界原油价格的降低，但是疫情也是重要的推手——随着疫情的蔓延，国际原油需求量下降，为了减少过度开发带来的损失，2020年3月6号，沙特阿拉伯作为欧佩克成员国的主要成员，提议减产。但是对于一直以能源外交为主，但在市场上又不占优势的的俄罗斯来说，减产是不能接受的。于是次日，沙特便开始大幅调低原油定价，并进一步提升原油产量，企图以此来打垮俄罗斯。根据能源机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每天的石油产量大约是970万桶。为了打赢价格战，沙特阿拉伯可以每天再增加200万桶的产量，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可以每天增加100万桶。
　　虽然这场战役一开始只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之间的事情，俄罗斯想借此机会将美国页岩开采挤出石油市场，但是油价下降带来的震动却是全球性的。如果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间的价格战持续数周以上，那么担负美国石油产量15％以上的许多小型石油公司都将面临破产。大型石油公司也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石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短期内美国确实会因为石油价格的波动导致市场动荡或是经济衰退，但是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会崩溃。
　　公共卫生体系危机四伏
　　早在2月25时，美国疾控中心（CDC）就曾发出最新表态，认为新冠病毒疫情随时会在美国出现大规模爆发国卫生官员再次发出警告，美国人需要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做好各项准备，包括未来学校出现停课、停工和医疗负荷的状况。然而，面对CDC的表态，美国似乎还没做好充分准备:物资紧缺、防疫资金短缺，医疗保障金被削减。特朗普政府更是连应对政策，防控准备也没有。直到，3月13日，特朗普才宣布美国因新冠疫情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从出现首个病例，到连续一周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破百，美国的疫情已变得越来越严峻。截止3月14日，美国已经累计确诊2213例。死亡50例，治愈12例。但经历过疫情的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需要众志成城，更需要高效的指挥与领导。
　　如今，面对滞后的病毒检测，联邦政府正在试图补救，特朗普预计3月16日以后将有能力多做50万次病毒检测。美国国会主治医师莫纳汉预测，美国或将有约7000万至1.5亿人感染。由此可见，联邦政府的失职是美国疫情恶化的重大因素。同时也显示了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欠缺。
　　“紧急状态”能够挽救美国吗？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美国经济“崩溃”的话题再次被人们提起，更有甚者直接发问——美国经济会迎来什么样的衰退？但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后，美国股市应声大涨，三大股指均涨超9%，创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对于特朗普而言，“紧急状态”既是“救命”更是“救市”，短期来看，紧急状态实似为市场注入了信心。
　　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首先，新冠疫情的蔓延还在全球制造产业链中引发了骨牌效应，使得占据全球产业链上游位置的美国面临着零部件和成品生产断链潮的困境。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75%企业认为与疫情相关的运输限制导致部分产能出现供应链中断。其次，在2019年底，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体杠杆率已达75%，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金融资本的主导性地位使得美国经济目前依旧面临着极大的经济泡沫与挑战。

　　参考文献：
　　1、朱峰《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2、翟东升《危机全球化与治理现代化——对“战疫”下半场经济与改革的思考》
　　3、“美国CDC基调突变”，https://www.sohu.com/a/376099065_632979
　　4、“美股跌过头了”，凤凰网.
　　5、“‘感谢中国’成西班牙社交媒体热词：美国当我们是害虫，中国却在帮我们”，环球网.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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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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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谢尔盖·施梅曼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病毒在如此明媚的春日中蔓延，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水仙花和樱花的盛开宣告着复兴与希望；清爽的空气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危险。
　　可我们还是行走在恐惧之中。我们一遍遍地擦洗自己，以抵御隐形的攻击者；我们想知道在哪里藏身，怎么逃脱。我们用什么保护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是否应该囤积食物和厕纸？政府只是一味发出抚慰的声音，并把罪责推给别的地方，我们能否相信它？
　　那是1986年的春天，我作为《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正和家人住在那里。自从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并将放射性物质喷涌到广阔地区以来，我们一直在与未知搏斗——作为记者，我们要在宣传材料中分辨事实；作为个人，我们试图应对藏在风中的无声威胁。
　　当然，今天的威胁有所不同。放射性物质不同于病原体。冠状病毒可以用喷气客机的速度在大陆之间传播，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不知不觉地传播；燃烧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产生的放射性坠尘仅能到达风吹到的地方，而保持社交距离对于其辐射性毫无用处。
　　尽管如此，这些灾难仍有共同的影响。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我们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脆弱感；担心它可能已经侵入；或是意识到我们的科学来不及应对，而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优先考虑的事项和我们的不一样。
　　切尔诺贝利迎来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仅在一年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上台，承诺通过开放和重组来改革迟钝低效的警察国家。然而，当乌克兰的一座反应堆爆炸并开始喷出致命的辐射时，苏联系统迅速回到了老习惯，选择利己的谎言、操纵信息和保密。
　　几个小时后，克林姆林宫才只是承认发生了一个事故，在此之前，斯堪的那维亚部分地区的官员早已开始报告辐射危险的增长。第一个官方公报仍然是极权主义轻描淡写的经典之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因为其中一个反应堆损坏。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正在向受影响的人提供援助。已经成立了政府委员会。”
　　人们很清楚要从字里行间解读：“委员会”、“仍在采取措施”和简短的措辞传达的都是灾难。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恐惧超越了国家掌权所依靠的恐惧。宣传机器对叙事失去了控制，并且发现自己不得不一点一点地透露事实和警告，尽管责备西方的老习惯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也是——宣称美国人和西欧人正在利用切尔诺贝利破坏苏联的信誉并挑起“仇恨运动”。到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灾难发生，几周时间已经过去了。
　　中国的威权政府对冠状病毒最初在武汉的传播的反应，与克林姆林宫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北京对于信息控制的能力远远弱于数字时代以前的苏联。在早期警告人们注意疫情暴发、后来因该疾病去世的李文亮医生被官方指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政府后来对他的公开赞颂结果只能证明控制坏消息的企图是徒劳的——并且还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更快地听取李文亮的警告，人们也许可以更早地对病毒做出更好的遏制。
　　比中国的努力还要徒劳得多的，是特朗普政府为了不危及他的连任而去淡化一场疾病的大流行，因为当他指责这种疾病是他们——强健的新闻媒体，强大的医疗机构、地方政府和独立的立法者——的“新骗局”时，他们并没有被吓到。被疫情威胁的美国人，就像1986年的苏联人和2020年的中国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不会被欺骗太久。
　　尽管如此，令人沮丧的是，就在他的否认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之后，他开始承认冠状病毒的严重性，但连这场重要的讲话都包含了错误信息，例如他声称抗病毒疗法即将面世。当然，他也曾经尝试将病毒描述为外国人对美国人施加的伤害。
　　在苏联，对于一个已经苟延残喘的政体，切尔诺贝利被证明是一个加速其灭亡的重大时刻。对冠状病毒的应对也会有清算的时候，这场大流行必定会在世界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诸多疫区留下深刻的烙印。
　　在1986年，这样的分析都是在危险消退后开始的。紧接着灾难发生的是更加紧急的问题，就像早春的这几天。我敢坐地铁吗？如果我们隔离在家，该怎么获得食物？我的遗嘱需要更新吗？我们被告知了真相吗？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任时报驻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以及联合国分社社长。2003至2013年期间，他在巴黎担任《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社论版编辑。
　　翻译：邓妍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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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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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来源：微信群

这是今天在微信上流极广的关于新冠病毒来自于美国的“段子”：
2019年8月17日，美国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无故关闭，900余名雇员居家隔离候命（请网查）；

2019年8月底开始，流感全美流行，肺炎泛滥美国人却怪罪于电子烟，至今死亡已近两万人（请网查）；

2019年10月23日，世界防止生物武器可核查机制签约仪式在维也纳举行，美国是唯一拒绝在可核查条约上签字的国家（请网查）；

2019年10月27日，美军参加武汉军运会运动员驻地酒店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300米，首批42名确诊病人均与入住酒店员工有关，期间，美军5名运动员发热住进武汉金银潭医院，当时的《南方周末》正面视角进行了报道（请网查），目前，美军声称5名发热美军已全部死亡，致使WHO查找源头线索中断（请网查）；

中国的病毒全部属于C代基因序列，而无A、B代序列，美国则找到了A-E五代病毒基因序列。美军从不参加军运会，此次却破天荒派出142名运动员参赛，却没有拿到一枚金牌，不排除提前策划临时参赛嫁祸于中国；

当前，美国新冠状患者想要进行病毒检测，医院居然无权决定，必须提前向FBI报告，FBI同意后才能检测，否则违法，而FBI只同意医院检测从中国回来的患者，无中国接触史的不予检测（请网查），将医学技术行为控制于FBI，旨在掩盖美国病源，实施将美国病源嫁祸于中国的秘密战略。

再次强调，WHO主席唐德赛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说出：“世界应当感谢中国”是事出有因的。

前一个帖子在群里贴出不久，就有”好事者“查证“真相”，提出反驳证据，有微友评论说，造谣动动嘴，避谣跑断腿。

陆军特里克堡传染病医学研究中心2019年11月恢复运转（https://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19/11/24/cdc-inspection-findings-reveal-more-about-fort-detrick-research-suspension.html）；2020年2月7号马里兰两名联邦参议员四名联邦众议员检查了恢复运转情况（https://www.wfmd.com/2020/02/08/senators-cardin-van-hollen-visit-ft-detricks-usamriid/）。

美国流感今年死亡人数低于往年。 2017-2018年度死亡人数7万9千人，2018-2019年度死亡人数6万1千人，（https://www.cdc.gov/flu/about/burden/2017-2018.htm）；2019-2020年度目前预计死亡人数2万2千-5万5千人之间（https://www.cdc.gov/flu/about/burden/preliminary-in-season-estimates.htm）；电子烟死亡人数2807人（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n/e-cigarettes/severe-lung-disease.html）。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尚未开启，谈何签约仪式？（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06/c_1125318020.htm）。美国反对核查议定书是从2001年开始的政策，古已有之。

军运会染病的外军没有来源确定是美军，染病均为疟疾。《南方周末》2月报导，在2019年10月18日至10月27日武汉召开的军运会期间，共有5名外籍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因身患输入性传染病被送往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对于这则旧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当天晚间向该报予以了回应，他指出，这5名外籍运动员所患的输入性传染病均为疟疾，该病是一种蚊虫叮咬或患者输入带有疟原虫血液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症状为发热畏寒以及食欲不振，因此“这都是不需要辟谣的内容”。。

“5名发热美军全部死亡“ 查不到。

在美国找到所有基因序列不奇怪，美国没有禁止旅游，来自各国的病毒携带者在美国都能找到。

美军出席了1995年以来所有的军运会（https://armedforcessports.defense.gov/CISM/Military-World-Games/）。2019年名列奖牌榜第35名，8块奖牌，2015年第23名，6块奖牌，2011年第30名，5块奖牌。2007年第15名，10块奖牌。2003年第15名，10块奖牌。1999年第8名，26块奖牌。1995年第8名，21块奖牌。

FBI控制医院检测病毒这个就无稽了，现在各种医院、NGO、甚至停车场都开始支摊检测病毒，跟FBI扯不上关系。

北大学姐：驳斥武汉军运会阴谋论（溪畔鹿鸣）

我的初衷是希望我们年级群至少保持起码的北大水准，不要沦为二溜子群，那样大家都难堪。

关于病毒的来源，这是一个大的科学问题，是需要世界各国科学家、流行病学家、病理学家们一起追踪调查、科学论证的极严肃的科学问题，不是几个水军写手弄几个数据，配几个时间点，一番臆想和胡编出来的。
现在有人敢编病毒源头。但只需问几个小问题，便见分晓：
第一，若是军运会美国有意带进来的，那其他国家参会的军人怎么没感染？好，专门针对中国人的，那他们来时的飞机上绝大部份是中国人，跟他们飞了十几个小时，怎么没感染？他们在武汉住的酒店、吃饭的歺厅那么多中国人怎么没感染？⋯，
第二，中国病毒专家一再说，此病毒传染时间15秒就可传染一个人，军运会9月份，12月三个月后才发病。开什么国际玩笑啊？！给中国人的智商留点面子好不好？其实只不过是阴谋论的一种。
有关部门已一再强调不要散布阴谋论。但水军写手自有其目的：扰乱视听，在国际上贬损中国形象。
我们毕业多年有个年级群，老同学能在一起交流切磋，是一乐事。有不同观点也属正常，只要大家友情讨论就好。但请转的帖子如渉及到国家大事，至少能保持北大的科学民主精神，即科学、理性、良知、真理。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种自尊。

后记：

现在网上频传新冠病毒是美国军人在武汉军运会期间带来的。
我是门外汉但是有一般的常识，就几个军运会的数据大家分折一下：武汉第七届军运会在2019年10月18日—10月27日共10天，参加国109个，运动员8158人。如包括记者观众（主要是军人）等人数不下10万。只想弱弱的问一句，这8158个军人包括中国的军人运动员和军人观众有几个人被感染了？从10月27日到宣布武汉人传人时是1月20日差不多有3个月，那这个病毒的潜服期可够长的！大家可以在中国最后一个病人出院后再在家休息3个月！
讲一个常识，若病毒是美国人来投的，那他至少也应该有解药啊，总不见得投了毒，最后自己也毒死了吧？看看欧洲、美国现在发病的情况，就知道这个病毒不只是针对武汉人吧？

你真能够驳倒谣言吗？（微友）

疫情中出现的各类舆论战异常激烈，人们往往不在意信息真实，而在于是否符合自己的感觉。你会发现那些最热门的争论都围绕着某些谣言的细节相互叫骂，却不追究原始事件的真实性。例如，一个海外媒体造谣说武汉疫情是4P实验室泄漏所引发，于是一些人就马上跟风说是中国的阴谋，然后一些政客就趁机炒作武汉病毒这个名称，这就是以讹传讹，结果导致族群歧视。如果我们反过来用逻辑推理分析，就会发现这类争论何等荒谬，他们首先接受了一个虚构的事件为前提条件，然后按照这个谣言去找证据，于是编造了更多谎言，例如实验室人员被蝙蝠咬等，虽然这种故事很离奇，但为了驳倒对方也被接受，于是有更多谣言被当成证据叠加起来，乃至各方都盲目坚守自己所支持的谣言体系，制造出更多伪命题。这类争辩永远不会得出真相，只会让各种别有用心者借机炒作，借别人的嘴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话。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把中国说成是生物战发动者，那么意味着其他国家有权用生物战报复，生物战因此被合理化，这个世界所有人都被笼罩在不信任氛围下，不敢消费，不敢去公共集会，不敢旅游，这个世界经济就会崩溃，无论谁自称驳倒对手，真正的输家却是全体人类，大家不要继续沉迷在伪命题争论中吧！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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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美国原告因疫情扩散向美法院起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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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来源：风古影清

3月13日，4名美国人及1家公司联名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地区法院迈阿密分院提起了一项针对中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集体诉讼。

被告具体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

国家紧急管理部

民政部

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武汉市人民政府

起诉书中称，因中国政府及其他四名被告为了维护经济利益和超级大国的地位，瞒报病情，导致了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并对五名原告造成了损害。

提及的论据包括：

传播真相的八名医生被训诫

明知存在人传人还举办万人宴会

在一月初到1月20日前明知会发生人传人却向公众做相反宣传

武汉市的一个生物Lab运营管理中违背中国国内法，存在造成疫情的安全隐患

最后这条论据是未经证据证实的。但是原告诉讼代理人认为随着案件的进展，可从被告处获得证据。

尽管4名自然人原告并没有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原告认为由于各国采取的抗疫措施以及严峻的形势，让他们承受了精神痛苦，给他们的实际生活以及日常业务带来了损害，因而要求5百万美元的赔偿，并要求有陪审团陪审。

代表5名原告的律师事务所是伯曼法律集团（Berman Law Group）。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兄弟弗兰克·拜登及前参议员约瑟夫·阿布鲁佐是该律师事务所的顾问，不过这二人都并未参与该案。该律所表示自从提交起诉书以来，已经收到了几十人的电话要求把他们也追加为共同原告。

事务所的首席战略师杰里米·奥特斯，是其中一名原告的父亲。他曾是一名执业律师，代理过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被吊销了执业资格。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Lrt21012注明读者。

考虑到在案件管辖权方面的巨大争议，中国很可能不会应诉。但是该律所表示他们有经济手段可以确保被告遵守庭审程序。这些手段包括瞄定各种银行账户和中美之间签署的相关条约。

此外，一个星期以前，《太阳报》（The Sun，默多克旗下的一个小报，在2018年以前是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后被Metro超过)一名前编辑Kelvin MacKenzie在《早安英国》（Good Morning Britain）节目中呼吁，在疫情中失去至亲的人应该向中国提起诉讼。

在主持人Susanna提及中国防疫措施已经极大地降低了感染人数时，MacKenzie表示“但是是他们起的这个该死的头”。该节目的有些观众在推特上指责他是种族主义。有人认为他“是在煽动仇恨”。

信息来源：

1、Metro官网 3月9日消息文章题目 Former newspaper editor urges people to sue China if a loved one dies from coronavirus

2、棕榈滩邮报（Palm Beach Post) 3月13日消息文章题目 Coronavirus：Boca Law firm sues Chinese government over its role in pandemic

3、当事人的起诉书
延伸阅读：
Coronavirus: Boca law firm sues Chinese government over its role in pandemic

A Boca Raton firm is seeking class-action status in a lawsui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ing it “covered up” the dangers of coronavirus.

A Boca Raton law firm sought class-action status Thursday for a lawsuit with a novel aim: to hol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me of its government agencies accountable for the deadly coronavirus now sweeping Americ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knew that COVID-19, the disease caused by the virus, was “dangerous and capable of causing a pandemic, yet slowly acted, proverbially put their head in the sand, and/or covered it up for their own economic self-interest,” reads the complaint by The Berman Law Group.

The lawsuit, which names five plaintiffs from Florida, seeks class-action status for any American injured or af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Two of the five plaintiffs, Lawrence Wood and Stephen Clyne, are from Palm Beach County. Two, Logan Alters and Marta Reyes, are from Miami-Dade County. The fifth is The Pitching Lab, a Boca Raton-based business owned by Clyne.

https://www.palmbeachpost.com/news/20200313/coronavirus-boca-law-firm-sues-chinese-government-over-its-role-in-pandemic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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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变化莫测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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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斯韧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18期
新冠病毒源头之争

13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新闻一加一》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时表示，“我觉得病毒源头的问题还是应该让科学家来回答，其他人妄加猜测没有意义，而且对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工作也没任何帮助，可能会制造一些恐慌、歧视，甚至传播谣言。”外交部部发言人之16日回答记者问题时也说，“关于病毒源头的问题，我们多次说过，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应该让科学家来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信口开河、妄下结论对各国抗击疫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制造恐慌和歧视。”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发微博批评中国国防大学退休教授梁芳在自己的微博里批评美国人把新冠病毒当成将来对付中国的潜在武器。他说，“这个微博来自一名大学教授，帖子所说的《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环球时报没有查到。而且这个报道的存在突破了我们所能够有的最大想象。美国向中国投放生物武器，作为一种底线思维和怀疑，是可以成立的，但即使这是真的，由美方自己大鸣大放地披露出来，也是难以置信的。”

赵志坚似乎也把引起巨大争议的推特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交部对此问题的标准说法。

尽管如此，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上周五，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大伟（David Stilwell）把崔天凯大使叫到国务院对赵志坚发推的事表示抗议。

北京时间周一，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说，“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

《中美印象》快评：在接受《中美印象》书面采访时，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总裁、约翰·霍普金斯中国研究中心主任Lampton说，“两国在新冠病毒流行病上的合作正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阻碍。极端民族主义以恐惧为食，试图使两国公民在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领域都走上相互敌对的道路。”他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说，“尽管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我们还是会发现，双边合作受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一个警告，一个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中美合作对两国的利益并非不足挂齿，它对双方的福祉和更广泛的利益，无论是人道主义、经济发展还是安全问题，都至关重要。这一段经历所揭示的是，所谓的‘软、安全问题（如国际公共卫生）和’硬‘安全同等重要，对“软”安全的疏忽会导致极大的危害。这一经验将迫使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在我们都在努力建设的互联世界中，‘脱钩’或‘自立’都是危险的妄想。

拜登变幻莫测的“中国观”

2011年8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在与习近平副主席的会谈中，他说他非常钦佩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祝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他还说，美国欢迎中国持续稳步发展，致力于同中国建立紧密、强有力、永久性的友好关系。

2012年5月16日，拜登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美国不怕与中国竞争，竞争使得美国做得更好，变得更强大。只要竞争公平，美国人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都不会输，肯定赢。

2013年，底拜登再次访华，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他对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表示极大的不满，并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之上。

2019年5月，在拜登刚刚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不久，他在艾奥瓦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吃掉我们的午饭？别扯了。在（南）中国海与东部山脉，我是说西部山脉之间，他们有太多的差别，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Come on, man…they can’t even figure 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is great division between the China Sea and the mountains in the east, I mean in the west.”】（点击这里查看媒体对这次有争议的演讲的报道。）

在今天2月25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拜登试图表明在7个候选人之中，只有他最敢和最有资格跟中国叫板。

昨天，在拜登与桑德斯的辩论中，桑德斯说，谴责威权制度是一回事，承认推行这些制度的国家做的好的方面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美国都要跟这些国家打交道。拜登拒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说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业绩“不值一提”（marginal）。他还说，如果我们夸奖中国，韩国会怎么想，澳大利亚会怎么想，日本会怎么想？（点击这里查看3月15日拜登与桑德斯辩论中关于中国的说法）

《中美印象》快评：说实话，仅从辩论看，桑德斯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和平共处有更务实和客观的看法，尽管他在如何改变美国这个问题上要比拜登更左、更激进。拜登与中国的交往和对中国的了解，无论是通过与中国两代领导人的交往，还是通过与在中国有生意的儿子的交谈，应该大大超过桑德斯。拜登心里应该清楚，无论中国在美国政府与人民看来有多少问题，不与中国打交道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拜登为何要让选民相信自己是那位如果中国不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就可以开出中国球籍的强人呢？

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老了，到今年11月20日，他就78了。在2月25日的辩论中，他说，巴黎气候协定是在他向邓小平施加压力之后北京才妥协的。（"One of the things I’m proudest of is getting passed, getting moved, getting in control of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Biden told the crowd. "I’m the guy who came back after meeting with Deng Xiaoping and making the case that I believe China will join if we put pressure on them. We got almost 200 nations to join."）

这个解释自然站不住脚。另一个解释是，美国目前两党对中国的看法一致，即如果不“围堵”中国，美国就可能真的没午饭好吃了。这个时候讲中国好话在选民那里不会得分，更不能得票。

还有第三个解释，那就是拜登现在怎么讨论中国必须要考虑今后跟特朗普总统竞选时怎么在中国问题上一比高低。拜登、桑德斯和其他民主党人都爱说特朗普跟搞独裁的外国领导人打得火热，俄罗斯的普京、朝鲜的金正恩和沙特的王储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说到中国问题，特朗普可以反问，既然奥巴马和你对中国那么强硬，跟中国摊牌打贸易仗的怎么不是你们而是我呢？对这个问题，目前看不出来拜登会如何作答。但他在摆姿态，无非是想向选民表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如果他执政，他会比特朗普“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2年克林顿竞选时说，要是当选，他会动用美国的资源推翻从巴格达到北京的威权领导人。入主白宫后，他不但没有践行诺言，反而最终开始了把中国吸纳进WTO的谈判。

2000年小布什竞选，他宣布美国和中国是竞争对手。入主白宫后他说如果北京武统台湾，他就会动用一切手段干预。911之后，美国与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恐和其他合作。

奥巴马执政八年，没有响应中国的中美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折腾出了一个试图遏制中国的亚洲再平衡（pivot to Asia）的政策。

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说，如果当选，他会给中国一点颜色看看。他说到做到了。

假设拜登能当选，美国疫情的发展和股市的暴跌使得他当选的希望大增，他会说一套做另一套吗？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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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是被谁挖出来的？兼与胡锡进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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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20

作者：罗春伟来源：

塔西佗，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个元老院贵族，曾出任过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诸多职务。因为写了《塔西佗历史》一书，被世人尊为古罗马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个称谓，反倒比其生前所担任的官职在后世影响更大，更为显耀。
可见，功名可速朽，文章越千年，能够青史留名的，并不在于这个人在当时有多高多大的官职地位。在《塔西佗历史》一书中，有一段记载：罗马的上一任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命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到达之前他就应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于是：“……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映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塔西佗并不是“塔西佗陷阱”的发明人，总结出这五个字的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潘知常教授。2014年，大领导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醒全党要注意“塔西佗定律”。他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为此，他又提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路线。由此，塔西佗陷阱，从学术研究范围溢出，成为了一则指导公权力运行的著名的政治学定律。此处暂停一下。【尊敬的微信小秘书：以下文字内容，政治上，全部遵循最高指示，目的上，出于对公权力公信力的维护，绝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企图。另，凡举报此文者，当日原地爆炸】
之所以重提“塔西佗陷阱”，是因为今天（3月11日）堪称自有微信公众号以来最为魔幻的一天。如你所见，因为公众号《不是动物》刊登的一篇关于一位不是兽医的采访文章被删除，导致全网接力，以至于从甲骨文、火星文、二维码、无字天书、各种洋文版本纷纷出动，呈现出传播史上最为奇幻的景观。删帖的人和发帖的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删肯定是要删，发也肯定是要发。删删发发，发发删删，无限循环。朋友圈一片红色感叹号，像散落一地的孤魂野鬼，然后又重新排起长长的队伍，手里拿着托生的号码牌。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及时站出来说话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网上行为艺术”。作为全网最为“忠啃”的老胡主张：还是要多沟通，体制的相关设计要给社会必然存在的一些不满情绪留出必要的释放出口和空间，而不要让一切都处于刚性的管理之下。对于老胡的说法，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这绝不仅仅是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网上行为艺术”，而是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粗暴的网络舆论管理模式的集体抗议。毫无理由，不由分说，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过一个，即便是最温和的表达、最谨小慎微的建议也绝不放过。这绝不是合适的管理手段。说小一点，是对公权力的滥用，说大一点，是给最高执政挖设陷阱。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奇幻景象，使得连平日里最为岁月静好的人们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进行接力。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团结大多数，也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重要原则。现在，通过这种粗暴的管理手段，把本来是朋友、或者是中立的一方，纷纷推向对立的一面。本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篇文章，人们看过也就看过了，不出两天就会被新的热点覆盖，反而因为持续不断的删除，引发了暴风式的次生舆情。试问，这种管理模式，有没有坚持遵循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是不是遵循了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四个原则？第二、体制的相关设计要给社会必然存在的一些不满情绪留出必要的释放出口和空间。这句话，说轻了，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说重了，胡锡进是不是了解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都要打上一个问号。无论是最高的宪法章程，还是部门法律规定，都有完整的管理要求，都有明确的认定标准，绝不是毫无理由不由分说的予以删除。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无论任何言论，都有被阉割的风险，然后扔给你一条“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让你在风中凌乱。被阉割者，根本不知道究竟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由此导致，写作者们，噤若寒蝉，纷纷进行自我审查。最终的结果便是，第三、公权力的公信力逐步丧失，跌入“塔西佗陷阱”。歌颂和赞美的文章，即便是谣言，也可以大行其道，收割流量，大圈其钱；批评和追问，哪怕是最为公允和最为温和的为制度建设补台的建议，也无处存生。于是，在人们中间，似乎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判断标准。对于歌颂和赞美的文章，哪怕是最为真实的、最为发自肺腑的歌颂和赞美，也认为是编造的、虚构的；而对于批评的文章，哪怕是最为偏激，最不理性的，都可能会被视为良心之作，备受追捧。长此以往，形成了上面说的下面不信，下面说的上面看不到，两个舆论场各行其是，虚假繁荣。综上所述，建议：改善言论管理方式。当务之急，请立即停止对相关文章的删除！

来源时间：2020/3/17 发布时间：2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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