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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新:25年前,我在医院碰到了卡特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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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作为还在为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做准备的埃默里大学医学生物遗传研究人员,我有幸参与了卡特前总统和夫人心血管系统体检就诊的过程,并他们交谈聊天,聆听他们讲述访问中国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耳闻目睹了卡特前总统和夫人平易近人的言谈举止。相处时间很短,但我感受他的平易近人和到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图片说明:卡特总统与埃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 校长雷尼 [James Laney] 合影。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于2024年12月29日在乔治亚州家中逝世,享年100岁。于 1977 年至 1981 年间担任第 39 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先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退位后,卡特先生继续从事世界和平友好事业,受到人们的称赞,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退职总统。

卡特总统在任期间,于1979年1月1日完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会永远不会忘记卡特总统做出这一决定时展示的高瞻远瞩和承受的政治代价。

卡特前总统的去世,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特提笔记述在美国行医前的学习期间我和卡特前总统在医院心血管门诊诊察室“邂逅相遇”的一段往事。

25年前,作为一个在国内工作多年的医生的我,在积极准备报考接受美国住院医生培训的时候,结识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医学院心血管专科医生斯珀林先生(Dr. Laurence Sperling, MD,现在是享誉美国的预防心血管病专家),并跟随他在门诊和病房观摩学习心血管病诊疗知识和技能。

记得那是五月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按照约定,来到位于埃默里大学内靠近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的大学医院心血管门诊部。“早晨好!”, 打过招呼后,斯珀林医生笑着告诉我说,今天,前总统卡特先生和他的太太要来做心血管年度体检。我这时才注意到病人检查室的周围有几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和职业女士。我当时心里想,他们大概就是前总统及夫人的警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了。护士随即还告诉我,这是卡特总统夫妇第一次来这个门诊部做心血管系统健康检查。他们的安保人员之前已经踩过点了。

大约早晨十点左右,卡特先生和太太走进病人检查室。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他们先和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们握手问候,然后就接受接受问诊和体检。随后,卡特总统在平板跑步机上做心脏运动测试。卡特先生当时已年过七十六岁,但身体依然很强壮,各种测试结果都达到了同龄组检测人群的最佳值。

测试停止后,护士给他递送了一条毛巾擦汗,并让他坐下来休息。这时他有机会扭过头来与我交谈。在场的斯珀林医生简单的介绍我之后,卡特先生笑着问道:“你是从中国来的?”我回答,“是的”。他随即便兴致勃勃地对在场的护士和医生们讲起一段他当年在中国的故事。

他说:“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很健康。但有一次我却没能过体检关,那是大约十多年前在中国的日子”。(作者注:1987年6月26号到28号,卡特总统到西藏参观访问。2024年11月21日中国《朝花周刊》推出的“世界屋脊上的吉米·卡特”详细记录了他此行。卡特总统1977到1981年在任四年期间并未访华。 卸任后他曾先后十多次访问中国。 )。他接着说:“我当时在中国,计划去西藏参观访问。乘飞机到达成都后,因为要上高原,便接受了例行体格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当地的医生告知,我有心血管系统的健康问题。我的血压偏低,心率慢。 医生的结论是,根据医疗原则,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高原反应和我的高龄情况,我不能被批准去西藏旅行。我对这个决定感到不解。 我告诉他们,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我应该可以去地处高原的西藏参观访问。但他们还是不考虑我的感受,不同意我启程飞往西藏”。

(图片说明:卡特夫妇与随行人员在拉萨布达拉宫金顶合影)

“我人已经到了成都, 西藏近在咫尺,我自己的感觉又很好,这个时候,去西藏的计划岂能被放弃?我当时很着急,因为得不到当地官员的批准。 我突然想到应该打电话给你们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电话里问我:你能保证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出事吗?我说:我能保证。我保证一旦出事我责任自负。邓小平随后说:那就破例,同意你去。就这样,我得以到西藏参观访问。”他讲到这个时候,近距离接触的我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自豪和欢喜。

他讲完后,准备动身离开诊断检查室。 我当时灵机一动,拿起随身携带的一本美国医学生及初级医生临床实践指南《贝氏体检与病史采集便携手册》,请他签名留念。卡特总统欣然提笔为我写下:

“ To Dr. Tang. J Carter 5/13/99”

( 写给唐医生, 吉米·卡特, 99年5月13日)。

卡特夫人随后也接受了同样的检查。两人对检查的结果都感到满意。他们夫妇两人在休息室呆了一会儿之后就离开了。

当时作为还在为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做准备的埃默里大学医学生物遗传研究人员,我有幸参与了卡特前总统和夫人心血管系统体检就诊的过程,并他们交谈聊天,聆听他们讲述访问中国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耳闻目睹了卡特前总统和夫人平易近人的言谈举止。相处时间很短,但我感受他的平易近人和到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时光飞逝, 转眼已经过了25年。 再次看到卡特前总统在行医书籍上为我写下的赠言,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深深怀念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

2025年1月5日于美国亚特兰大

(作者为亚特兰大格瑞迪医院【 Grady Memorial Hospital】布鲁克海文【Brookhaven】门诊部前医疗主任, 家庭医生)

张金峰:卡特总统是一本永远学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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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卡特总统就是一本经典书籍,可以经常翻阅和温习。是一本永远学不完的书。难怪拜登总统认为:“吉米·卡特的非凡之处在于,美国乃至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从未见过他的人,也把他视为亲密的朋友。这个国家所有的年轻人、以及任何寻找美好生活目标和意义的人,都应该向卡特学习,他是一个有原则、有信仰、谦虚的人。”相对于他的政治遗产,他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更值得珍视。相对于他的政治领导力,他的道德领导力更是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

2024年12月29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去世。虽然此时距离他宣布接受临终关怀已经过去21个月,但消息传来,还是会马上浮现出他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一个慈祥可爱,笑容可掬的老人,牵着老伴的手,行走在家乡佐治亚州普莱恩斯(Plains)的乡间小道上。

当卡特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我刚刚出生。我知道的卡特,已经从白宫回到了家乡,从媒体上的人物走向了可以偶遇的长者。他褪去了荣耀的光环,抛开了中美建交,戴维营协议,成立能源部等政治遗产,装上了工装,带上了安全帽,帮助美国低收入者修建免费住房,致力于消除热带被忽略流行病(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为世界的民主、人权和平奔走。

卡特开启了中美留学生交流的先河。当邓小平询问中国能不能派5000个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时候,卡特总统回答: “就是派遣10万个留学生,美国也伸开双臂欢迎他们!”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追忆卡特时谈到,2021年他还抱病致信拜登关切中国留学生办签证困难。受惠于卡特执政时期中美建交和他推动的中美交流,多年以后,我也成为留学美国的一员,并于2020年1月进入卡特中心实习。

在此期间,我对卡特总统的人格魅力、执政理念以及政治遗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通过卡特中心致力于“谋求和平、抗争疾病、建立希望”(Waging Peace, Fighting Disease, Building Hope),防止和解决全球冲突,促进自由和民主,改善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更让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人性的光辉,对我影响至深。

励志榜样

他出生平常,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家里种植美国南方常见的棉花和花生,生活并不富裕,小时候也是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活。上免费的海军学院,毕业后在部队服役,退役后回到家乡经营农场,然后当选佐治亚州参议员、佐治亚州州长,直至成为美国总统。从小镇青年走向白宫,从农场主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已是一部励志大片。然而,更让人敬佩的是当他从白宫又回到小镇,走下美国总统的权力巅峰以后,依然初心未改,毕其一生在全球各地孜孜不倦地努力,促成和平,消除疾病,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

道德楷模

他曾经是拥有最显赫权力的美国总统,却“不喜欢大人物,也不认为自己是大人物”。作为政治家和公众人物,他似乎与个人负面新闻绝缘。他一生清廉,在离任前就表示,他不准备利用自己的公共身份来创造财富。他是坚定的种族平权主义者,宣称“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大力推动黑人雇员进入政府。他关心弱势群体和百姓疾苦,身体力行,85岁高龄还远赴中国帮助汶川大地震灾区建房。在他脸上,似乎永远洋溢着笑容和慈祥,让人如沐春风,充满希望。谦逊、率真、善良、淳朴的品格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种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他曾说过:“当我们能够改善他人的生活时,便会获得最大的福佑。”他退休后长期献身献身公共服务事业的精神让我重新思考如何去关心他人和世界。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卡特总统在信仰的指引下,一生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坚强人生

2015年,卡特被查出患有皮肤癌黑色素瘤,癌细胞扩散到肝脏和大脑,他感觉自己 “只剩下几周的时间了” ,然而仅用四个月,他竟然被治愈了,他是目前所知最长寿的癌症幸存者。2019年,95岁的他曾多次跌倒,接受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照片中的他眼眶周围大片乌青,还缝了14针,但仍然坚持出席慈善活动。2023年,宣布接受临终关怀,21个月后才去世,他可能是临终关怀史上存活最久的百岁老人。老人顽强的生命力固然与医疗水平有关,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平和的心态,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和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他曾经说: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生活得非常充实,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和安静平和的心态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长寿密码。

模范婚姻

卡特和妻子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青梅竹马,携手走过77个春秋,白头偕老,伉俪情深,始终如一。他们携手从佐治亚州的花生仓库走出,离开白宫后也依旧密不可分。这是多少人眼中羡慕的神仙眷侣,一生所求。而他们婚姻保鲜的秘诀在于“我们很久以前就发现,我们需要什么都分享。我也给她很多空间。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做我想做的。我们也共同寻找能一起做的事。” 罗莎琳在卡特90岁生日会时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不仅成了朋友和爱人,也同样是合作者。” 在卡特去世的白宫公告中称赞:“罗莎琳和卡特总统的爱情是伴侣关系的完美诠释。

在我眼中,卡特总统就是一本经典书籍,可以经常翻阅和温习。是一本永远学不完的书。难怪拜登总统认为:“吉米·卡特的非凡之处在于,美国乃至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从未见过他的人,也把他视为亲密的朋友。这个国家所有的年轻人、以及任何寻找美好生活目标和意义的人,都应该向卡特学习,他是一个有原则、有信仰、谦虚的人。”相对于他的政治遗产,他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更值得珍视。相对于他的政治领导力,他的道德领导力更是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和全世界,有千千万万像我一样未与之谋面的人将其视为精神楷模。卡特总统逝世后,很多中国网友和我一样,也对他的去世表达了哀思:

“一位曾以非凡勇气和深邃智慧照亮中美关系阴霾的巨人,悄然离我们而去。”

“可以说没有卡特,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强盛,他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给了世界一个奇迹。”

“卡特用自己的大爱诠释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他身上所体现出人性的光辉和高贵,将会感染更多的人,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公道自在人心,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总统,用善良仁爱,书写自己的人生,赢得世界的尊重。”

“卡特最大的成功就是他活了100岁,超越地球上99%的人,其他都是过往云烟。”

当媒体和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他作为美国总统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产,我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阅读他的人生,感受他的风范,品味他的情怀,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思索人生的意义。

王鹏:缅怀卡特总统,展望中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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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卡特总统的去世,不仅是对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告别,也是对中美关系历史的深刻反思。卡特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而在当今全球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依然有希望通过对话、合作与务实的外交努力,迈向更加稳固与繁荣的未来。正如卡特所言:“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这一理想至今依然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注:文中所有配图皆系笔者自行手机拍摄)

2024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家中辞世,享年100岁。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卡特的去世不仅让世界失去了一位智慧与良知的象征,也让我们回顾起他在中美关系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五年前,我有幸受美国卡特中心的邀请,作为青年学者代表赴亚特兰大,与卡特总统及其团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至今日,回忆起那段珍贵的经历,依然感慨万千。

 

在与卡特的交谈中,除了对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入分析,卡特多次强调,他任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是自己总统生涯中最为骄傲的成就之一。他曾多次指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这句朴素而真挚的话语,正体现了他深刻的国际视野与卓越的政治智慧。

卡特总统的中美关系贡献

吉米·卡特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史,注定是美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78年12月15日,卡特总统正式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事件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举不仅改变了两国的外交格局,也对全球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卡特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过程中,展现了卓越的外交远见与勇气。彼时的中美两国,经济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冷战氛围浓重,双方缺乏信任。在此背景下,卡特仍然选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充分展示了他非凡的政治胆略和对世界未来的深刻洞察。卡特的这一决策,使得中美两国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间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关键角色,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

 

其次,卡特不仅仅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他还在后续的外交工作中,始终关注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在他领导下,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持,包括经济援助、技术交流和文化沟通等。与此同时,卡特总统还在1979年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合作与信任。这些举措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卡特的外交政策体现了一种务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冷战时期的许多美国总统相比,卡特更强调外交的道德维度,他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来缓解冲突与紧张局势,推动世界和平。在中美关系的构建过程中,卡特始终秉持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发展的尊重,推动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与相互理解。

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与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关系经历了多个起伏阶段。从1980年代的“黄金时代”到21世纪初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再到近年来的紧张局势,当前的中美关系无疑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和微妙的状态。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双方在经济、科技、军事、价值观等多个领域的矛盾逐渐凸显,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国际双边关系之一。

首先,贸易与科技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贸易战,更是使得两国的经贸关系进入了“冷战状态”。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华政策,但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博弈依旧愈演愈烈。美国不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试图遏制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这使得中美科技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其次,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与棘手问题。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支持,始终是中国坚决反对的重点。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愈加坚定,要求美国切实履行“一中政策”。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动不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再者,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对立也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挑战。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强调国家主权、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而美国则一直强调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文化与制度上的差异,使得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问题上,双方常常处于对立的立场。

中美关系的出路与前景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充满挑战,但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之间曾多次从危机中走出,逐步实现合作与共赢。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理性对话和务实合作,始终是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未来的中美关系,仍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首先,加强战略沟通与对话仍然是化解冲突、降低误解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诸多共同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核扩散等,只有通过加强战略沟通,中美两国才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实现合作,为全球稳定贡献力量。两国应通过高层访问、外交对话等途径,增进了解,避免误判与冲突。

其次,中美可以通过促进经贸合作,逐步化解贸易争端。尽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较大分歧,但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加强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产业链协作等领域的合作,将为两国及全球经济注入活力。此外,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领域的合作,也将为中美关系开辟新的合作空间。

最后,中美两国应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在国际秩序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革,以更加公正与多元的方式应对新挑战。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通过合作,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平等的国际秩序,是两国共同的历史责任。

结语

吉米·卡特总统的去世,不仅是对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告别,也是对中美关系历史的深刻反思。卡特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而在当今全球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依然有希望通过对话、合作与务实的外交努力,迈向更加稳固与繁荣的未来。正如卡特所言:“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这一理想至今依然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汤名晖:说说卡特总统的地缘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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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透过建交推开这扇门,西方价值更难以滴水穿石的方式进入中国,1980年后的中国或许会更像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放大版朝鲜,必然对于东亚地缘政治带来更难估算的变数,欧亚大陆也会因为中苏合作盘据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西欧国家只能退缩在一隅。美国和北约与对峙于铁幕另一侧的世界情势,将使得人类垄罩在长期的核武阴影。

美国前总统卡特于12月29日以百岁高龄辞世,虽然他并未连任成功,但是在他四年的任期(1977–1981)之间,却为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留下关键性的注解,虽然一部分是以美台关系作为沉重的代价而成就。

在1970年代晚期,东西方阵营依旧对立。卡特之前的尼克松与福特政府已推动东西方关系缓和(Détente),但苏联的全球扩张(如在第三世界扶植政权、扩张军事影响力等)仍引起美国战略焦虑。

卡特的团队在地缘政治的主张大致延续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Rimland),以及凯南(George F. Kennan)发展的围堵(Containment),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更是当时地缘政治的集大成者。布热津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并在民主党政府中崛起为国际事务专家,他强烈主张在全球各战略区域压制苏联的影响力,同时把中国视为美国制衡苏联的重要合作对象。布热津斯基主要政策理念包括:围堵与渗透(Containment and Penetration):主张东欧乃苏联软肋,应在该地区进行渗透与心理战。延续尼克松政府的「三角外交」,他主张进一步推动中美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削弱苏联的全球影响力。对第三世界的「选择性干预」:为防止苏联趁区域动荡而扩张势力,强调在具战略利益的地区应有适度干预。

卡特有时强调美国对独裁政权的施压,但布热津斯基更在意的是美国的战略利益与防范苏联渗透。然而,两者都同意必须对苏联保持戒备,并积极利用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来牵制苏联。在台海政策方面,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向中国承诺「永远不承认独立台湾」,但是卡特持反对意见,认为会减少面对中国的选项。

虽然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是极为现实主义的「大棋局」,但是卡特将个人的理想主义与人权主张投射其中,使得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有矛盾与犹疑色彩。卡特在竞选期间即表达对人权议题的重视,认为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在外交政策中彰显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却是极为务实,主张美国将于有必要时对波斯湾用兵以保卫其国家利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时发生,但是大多数的政策仍是尽可能贯彻人权和理想主义。

卡特强调外交政策必须彰显民主、人权与普世价值,这种作法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部分地区都引起争议。布热津斯基则是奉行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关注的是美国在冷战中如何维持全球优势,只要能巩固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或阻挡苏联的影响力,他可以不在乎合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人权纪录。

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政府的重大失策,并且影响选情而未能连任。卡特政府另一项未竟之业是1979年与苏联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 Treaty)。当时为减少冷战紧张的情势,美国采取和缓政策积极接触苏联,随后爆发的苏联侵略阿富汗却使得限武条约破局。国会担心莫斯科重拾扩张政策,因此并未核准SALT II 条约,藉以警告苏联不要想染指中东。美国虽然透过军援阿富汗圣战士拖垮苏联,讽刺的是他们却也是往后发动911的恐怖份子。

中美建交是卡特任内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事件,中美互动可追溯到1972年的尼克松访中和「上海公报」,但是后续的美国总统并未将中美关系视为重点,越战吸引大部分的注意力。卡特上台后,重启此前的中美外交关系,并在1978年底宣布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展现的不只是卡特对中国的重视,也体现布热津斯基对于如何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的盘算。他认为台湾已不再是冷战中对抗苏联的「决定性筹码」,且若继续与台湾保持正式同盟关系,将影响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倾向于让台湾成为「次要但不可放弃」的地区利益。

与中国建交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台湾(中华民国)正式断交。为因应国会与国内舆论的反对声浪,美国国会在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外交的非官方身分对台湾的持续支持,为往后中美台三方互动定下基调,稍微减少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不论是里根政府的「六项保证」、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或是后续政府的外交操作,都在卡特时期奠定基础。这种「理想与现实折衷」的双重性格,成为卡特时期中美台关系运作的关键,也使得美国在道德上无法放弃台湾。即使是极端现实的川普,也未必能因为利益推翻四十多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脉络,只能以「交易」作为平衡的策略。

如同多数评论认为卡特的贡献大多不在总统任内,中美建交主要的效应也是来自于卡特的任期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大陆的菁英便有了前往美国的机会,其中固然有部分人士带着政治立场,但是在接触美国后带给他们的冲击却埋下对不同世界期盼的种子。随着他们回国间接带给身边的人不同的见闻,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有能力出国者将子弟送到国外,无论是否有再回到中国,他们都成为中共政权下第一批接触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先行者。

这些人士回国后有的参与推动地方有限选举,或是引进西方的稽核制度到国企,甚至是在国际私法的推动也让中国有了具资本主义的财产和信托制度。如果没有中美建交,这一切或许都不会发生,中国往后可能就不会出现「三个代表」的土壤,而是对西方价值和资本主义更为抗拒。

若没有透过建交推开这扇门,西方价值更难以滴水穿石的方式进入中国,1980年后的中国或许会更像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放大版朝鲜,必然对于东亚地缘政治带来更难估算的变数,欧亚大陆也会因为中苏合作盘据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西欧国家只能退缩在一隅。美国和北约与对峙于铁幕另一侧的世界情势,将使得人类垄罩在长期的核武阴影。撬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透过建交改中国的社会型态,是卡特任内至大的无形成就。

或有论者认为,没有中美建交的台湾会更安全,中共也将快速崩溃,作为核武国家且人口达十亿规模的中国,若是在一夕之间成为失败国家的代价不是一个朝鲜的体量可以估算。若是在骨牌效应之下形成中苏朝三国崩溃,周边国家将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将更为巨大,一个不能管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东亚世界,恐怕也不能造就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

历史没有偶然或必然,回到历史的当下进行整体的诠释也不一定真正能还原本质的样貌,但是在中国体制内发生的改变却是成功地让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即便在谈判的过程不一定有结果,但至少台湾外保没有了「单打双不打」,东北亚的六方论坛也才得以成形,这些都是推开中美关系的偶然之门才得以呈现于今日。中美建交后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再认识,过程中将全球文明的交往思维带往较和平的方向,推开的不只是通往中国之门,而是全人类文明互鉴的示范。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的国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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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2024年12月29日在家中去世。美国总统拜登随后下令全国降半旗一个月致哀。美国政府负责安葬的联合委员会12月30日公布了国葬卡特总统的具体安排。国葬仪式2025年1月4日在卡特总统的老家开始,1月9日在同一个地方结束。

1月4日

上午10点50分,卡特总统的灵车车队将在卡特总统儿时的农场前短暂停留后前往亚特兰大。

下午3点,卡特总统的灵车车队将到达佐治亚州议会大厦前,州长、副州长及州议会成员将在那里向卡特总统默哀致敬。

下午4点,灵车车队到达卡特总统中心。

从1月4日晚7点到1月7日上午6点,民众可以在卡特总统中心向他的遗体告别。

1月7日

上午10点,卡特总统的家人将护送卡特遗体乘空军专机从多宾斯空军基地飞往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下午2点,卡特总统的遗体将被安放在国会大厦的大厅。

民众从当晚7点到午夜可以瞻仰卡特总统的遗容。

民众从1月8日上午7点到1月9日上午7点可在国会大厦大厅向卡特总统遗体告别。

1月9日

上午10点,卡特总统的葬礼将在国家大教堂举行。

上午11点15分,卡特总统的遗体和家人将随灵车车队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下午2点,空军专机飞抵佐治亚州摩尔陆军基地的机场。

下午3点30分,灵车车队抵达平原镇的玛拉纳沙教堂。

下午3点45分,闭门追悼仪式在教堂举行。

下午4点45分,灵车车队离开教堂前往卡特总统生前的住所。海军战机会在此时从车队上空飞过。

下午5点20分,卡特总统棺木入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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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16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第一轮的贸易战时,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兴旺发展的强势地位,年增长率为7%,而美国的经济则相反,处于弱势,道琼斯指数为16346(2016年1月8日)。八年过去了,如今拜登给特朗普留下了一个强势的美国经济,道琼斯指数为42748(2024年12月30日),而中国的经济则处于弱势地位,投资、消费疲弱,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年增长率已下降到5%。这也许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盘”。

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人民日报》发起了“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文活动,显示中方改善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但是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及其团队,却充满了对中国的敌意,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发动针对中国新一轮以关税为武器的战争。

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中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还变本加厉,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了100%关税,并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和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今天,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已经下降到美国对外贸易第二位的水平(占比约13-14%),低于墨西哥(占比约15%),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已经下降了大约1000亿美元,但是大量中国商品正在通过第三国,例如越南和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在增加对中国商品征税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对来自第三国商品的征税。

此外,像拼多多和Shein通过大量1000美元以下小邮包可以免税进入美国的关税漏洞,也将予以堵塞。比亚迪希望在巴西和墨西哥设厂生产电动汽车出口到美国的计划,显然也会受到阻挠。

当2016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第一轮的贸易战时,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兴旺发展的强势地位,年增长率为7%,而美国的经济则相反,处于弱势,道琼斯指数为16346(2016年1月8日)。八年过去了,如今拜登给特朗普留下了一个强势的美国经济,道琼斯指数为42748(2024年12月30日),而中国的经济则处于弱势地位,投资、消费疲弱,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年增长率已下降到5%。这也许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盘”。

12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目是《美国在关税战中握得一手好牌》。文章称,“这让美国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更好地应对关税战的影响。不管这些政策有什么好处,它们最终对其他国家的伤害可能远远大于对美国消费者的伤害,从而使美国看起来像个赢家。”

文章指出,当特朗普的关税在其首个任期内冲击世界时,中国与许多受影响的国家达成了贸易协定。所以不难想象,中欧可以共同努力对抗特朗普的关税。而现在,由于自身经济疲软,中国的两个关键海外市场——欧洲和日本——肯定希望避免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倾销地。因此,特朗普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可能会开启一个全球保护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推动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当前的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历史的低谷。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之间约有90条对话通道,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互访,但是到了2020年,特朗普关闭了几乎全部对话通道。拜登上台后,恢复和重建了大约20条对话通道,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环境下,这些通道保持畅通和几乎每个星期的对话。特朗普再度当选后的今天,许多外国政要和企业家已经访问了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还有很多正在排队等候,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和中方却继续保持“零沟通”,没有建立任何对话渠道。

如果说特朗普希望和中国对话,目前看来也只是别有用心。特朗普似乎认为,和中国的对话会陷入长期的没有止境和结果的谈判。特朗普的任期只有四年,他拖不起。

有人认为马斯克反对增加关税,可能影响特朗普,因为特斯拉一半以上的利润来自中国。但是美国市场上的特斯拉是通过美国的供应链在美国生产的,中国市场上的特斯拉是通过中国的供应链在中国生产的,关税对特斯拉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中方用关闭中国特斯拉来反制美国,那就会触动马斯克的“奶酪”了。

也有人认为特朗普团队中掌控经济和金融的人士大都来自“华尔街”和商界,他们知道关税对美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直接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对华的强硬鹰派,是否会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有待观察。

还有人认为只要在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上支持特朗普,就可能缓和特朗普用关税作为报复手段。是否如此,也有待观察。

今年9月,参议院卢比奥提出议案,要求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上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和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建议。鉴于目前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由共和党控制,而卢比奥也已经被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这一议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这一议案获得通过,中国商品将面临美国显著升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也将降至与北韩、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家相同的水平,中国商品将被征收35%的基准关税,且有可能将这项税率大幅度提高至100%。

卡特:为正确决定牺牲第二任期的总统

编者按:本文作者齐然,文章2024年12月29日由“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发布,文章原标题为“美国‘最成功的卸任总统’去世:一个生不逢时的‘好人’”。

根据美国卡特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其美国佐治亚州的家中离世,享年100岁,他也是第一位活过100岁的美国总统。此时距离卡特1981年结束总统任期,已经过去了43年。在漫长的卸任年月里,曾经以年富力强形象登上美国正义舞台顶端的卡特逐渐褪去金发、清瘦的形象,日渐老去。他回到家乡小镇生活,与此同时设立基金会,广为参与慈善、理念倡导和外交活动。他反对关塔那摩监狱,为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发声,还前往朝鲜沟通带回被羁押的美国人。他也因“退休后生活”格外丰富,成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卸任总统”。然而,这一称号颇有讽刺意味,意即他只做了一个任期,就在1980年的大选中败给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下台。在美国历史记忆里,卡特是个好人”。这可以说是褒扬——他在任时被誉为坚持道德原则,对民众开诚布公——但更多是批评:在八十年代把苏联逼到墙角的继任者里根面前,卡特的主政风格被许多人视为是平庸、软弱。但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美国选民和美国政治,或许可以说是喜欢“翻脸不认人”——他们在1976年选卡特上台,恰恰也是因为他的早年经历塑造的“好人”形象。

来自南方的好人

1924年10月1日,在乔治亚州的小镇普林斯的医院里,在本地同时经营着小农场、化肥和保险生意的詹姆斯·厄尔·卡特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他给孩子取名“小詹姆斯”,昵称“吉米”。普林斯小镇的英文是plains,意思是“平原”,而plain还有“普普通通”的意思。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最普通的美国南方小镇:人口不过千人,只有一条主街,镇上的店铺服务那些隔三差五从农场里骑马或开车来采购物资的农民。普林斯周围,方圆百里内没有大城市,本地特产则是花生酱和脆口炸猪皮。普林斯人的解释中,小镇的地名来源于《圣经》中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地名的起源凸显了小镇的文化属性——这是一个南方的、新教福音派宗教氛围浓郁的小镇。卡特的父亲就是虔诚的浸信会信徒。传记作者、资深时政记者乔纳森·阿特尔写到,卡特儿时常被父亲拉去礼拜和主日学校,修读圣徒传记。父亲厄尔·卡特则非常热诚于践行一些信仰上学到的道德规范——比如他不说假话,也厌恶不说实话。

卡特一家很难说是最普通的农民,毕竟他们是镇上的富人。阿特尔写到他们家曾经在普林斯镇不远的乡下拥有过350英亩(约合140公顷)农地。在这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小镇上,有约30家黑人农户依靠卡特家的农场过活。老厄尔·卡特支持种族隔离,但小吉米·卡特则在黑人保姆和同龄孩子的包围中长大。这种既熟悉种族隔离,又熟悉种族混合和黑人文化的经历,日后成为了南方人卡特的一笔政治财富。虽然家境殷实,但成长于美国南方深处的卡特,确实又是一个远离大城市精英圈子的小镇青年。18岁之前,卡特的生命轨迹几乎未离开普林斯镇。直到1942年,他赴州首府亚特兰大就读工程学位,再在次年考上了海军学院。其后的服役生涯,为卡特带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段关系:和妻子的婚姻;和华盛顿精英圈子的接触;以及参与美国核潜艇项目——在项目里,他不仅结实了海军上将、美国“核潜艇之父”利科弗和他的人脉圈子,也见识了高效的管理模式和超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如果不是父亲突然罹患癌症并很快过世,卡特很可能会一直留在海军的工程部门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核技术官员。但1953年,噩耗突如其来,他决定离开海军的事业,回家乡经营农场。许多传记作者都提到:他这时固执而不容质疑的决定,几乎葬送了自己的婚姻。但最终,卡特一家回到了普林斯,并在那里生儿育女。回乡青年卡特很快把家里的花生农场做得有声有色。但他的志业不止于此。或许是受到父亲当选州议员却因病未能完成任期的影响,卡特很快决定涉足政治:我只有一次人生,我想作为公民,把握各种为公众服务的潜在机会。”1962年,政治素人卡特宣布参选乔治亚州议会的参议员并成功当选。在1960年代的州内政治生涯里,卡特已经显现出了日后的某种政治优点:坚定而不妥协——例如众议院选举中,他的对手一度利用权势舞弊做票,导致他落选。他出人意料地选择申诉到底,并成功夺回了席位。而1966年他首次参选州长失利后,更是回到家乡继续务农,并在1970年再次参选,这次他获得了胜利。但在连番的政治斗争中,卡特也开始疲劳,怀疑。他的传记作者认为,1966年是卡特沮丧感的最高点——越战、民权运动、围绕种族隔离的冲突和社会巨变,深深影响着卡特。或多或少由于家族传统,卡特以转向神学的方式应对自己的内耗:他开始大量阅读神学和哲学的作品,尤其是存在主义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和田立克。

尽管很多人指出,卡特的哲学阅读其实不求甚解。但在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时代转向自己的福音派宗教背景,卡特对接上了一个今天几乎偃旗息鼓的宗教运动:“进步左派福音派”。这个受到美国重要的神学家尼布尔影响的福音派运动,在强调道德之外,也重视社会平等和种族议题。他们在之后的总统选举中成为了卡特的重要支持者。而卡特,也成为了“进步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异军突起的代表人物。

卡特,五十年前的民主党“特朗普”?

1976年,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宣布参选总统,当时引来一片嘲讽。“卡特是谁?”尽管他已经担任一届乔治亚州州长,却在全国范围内仍是名不见经传——就算在民主党内,传统的进步派大佬泰迪·肯尼迪、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民主党人约翰·华莱士都远比他更有资格问鼎总统宝座。然而1976年的美国政治氛围已经不同以往。1972年尼克松窃听竞选对手的“水门事件”被曝光,哗然之下他在1974年辞职。经历了超过十年的越战和林林总总的社会运动,水门事件进一步把公众对华盛顿精英们的信任推到了低点。在社会暗流涌动的反建制浪潮中,面对民主党内的大佬,再到面对在任总统福特,卡特显示出了一个南方小镇青年的特点:他不服输——几个月的竞选活动中几乎走遍全国,不疲倦地到处发表演讲;他亲切而草根——他的演说不寻求华丽雄辩,但摆出诚恳、讨论实际问题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卡特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福音派信徒,能够牢牢抓住南方虔诚而保守的大众的胃口,让他们愿意相信这个“自己人”——1976年,卡特顺利当选总统。他也是至今最后一个横扫南方各州当选的民主党总统。

和四十年后再次打起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不同,卡特出身草根,但不以惊人言论见长,他不热爱攻击政敌,也不习惯没有根据地吹嘘和议论。但或许有一点上两人又是相像的,那就是50年前的卡特,和如今的特朗普一样相信美国正在失去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开始走上下坡路。他的这种想法,和他反建制的、带着浓重福音派宗教色彩的心态,清晰反映在1979年7月15日独立日的电视要说上。这次演说日后被称为“malaise speech”——“萎靡不振的演说”。而卡特自己确定的题目则是“信任危机”。在演说中,他先是列举内阁成员、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对自己的批评和不信任,接着讨论起了迫在眉睫的石油价格危机。接着他话锋陡转,对美国文化和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发起了激烈批评:“在一个以勤奋工作、强大的家庭、紧密团结的社区和对上帝的信仰为荣的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倾向于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他继而表示美国人正在失去自信,“对未来信心的丧失正威胁着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毁灭。”

尽管演说聚焦于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但卡特的言论,或许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有总统用言论敲打美国民众,说出令人不快的某种事实:“美国正在变得不那么伟大了。”民调结果显示:卡特抓住了当时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演说后,卡特的支持率陡升了11%。历史学家Kevin Mattson日后评论说,这场演讲得到了公众“压倒性的好评”,若不是卡特之后遭遇接连失误,他足以将高支持率带入1980年大选。一些后来的分析尖酸地认为,卡特的反精英态度分裂了民主党,瓦解了罗斯福时代形成的北方精英民主党人和南方草根民主党人之间的“新政联盟”。但在1976年的美国,这种分裂或许是任何人——包括卡特在内——都无力阻止的。他也许只是恰好坐在了那个位置上。美国人热爱他的“信心危机”演讲,也许已经说明了一切。

生不逢时,或恰逢其时?

回望五十年前的卡特时代,许多当今的评论人会觉得他生不逢时:1970年代末的一连串危机都恰逢卡特的任期: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社会整体的“滞胀”达到高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后是德黑兰人质危机……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卡特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实际上这些失败放大了他的“失败者”和“无能”形象,让之后的里根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了对比鲜明的充满自信的强人形象。不过若是回看198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就会发现,里根说话的方式甚至和卡特惊人地相似——语气温和,不卑不亢,并不傲慢。一些分析认为,里根正是用福音派的形象和谈吐方式,把卡特的福音派选民拉到自己一方,再灌入保守价值,实现了福音派的保守化。在连串失败”中,卡特却留下了异常丰富的外交遗产。其中,1977年签订的巴拿马运河协议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1978年他亲自主导签订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也终结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作为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政治人物,卡特在外交上几乎推翻了此前美国和苏联之间为了维持关系稳定而长期默认的各种外交模式——他大兴“人权外交”,支持苏联异议人士,在波兰支持团结工会运动……但与此同时,他也厌恶美国支持的各种军政府。在他任内,美国施压朴正熙政府,避免了对金大中的执行死刑,拉丁美洲的军政府权威也开始削弱。卡特影响最深远的外交遗产,或许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但中美关系始终没能更进一步。卡特上任后,以“和B2轰炸机同样机密”的方式推动中美关系解冻,今天中美关系的原则基础,也是在那时的沟通中形成。1978年7月,卡特首肯下,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同年12月,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月底,邓小平赴美访问。

对华政策作为一扇窗口,反映出了卡特在美国“时代危机”下主张的某种决策风格:重要的决定不要犹豫,不要患得患失,尽量推动,哪怕最后要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在上任时,卡特曾得到建议,改善对华关系争议较大,可以留到第二任期。但他最终决定在第一任期中就全力推动此事,甚至不惜因此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代替更偏向于外交界主流保守立场的国务卿万斯。而若无卡特在任期内的全力推动,很难想象曾经坚定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根,会在之后做出什么样的政策决定。一种观点认为,卡特之后的里根,其实继承了许多卡特时代的内政外交遗产。比如里根对美国市场监管部门的精简,要在卡特时代就已经随着航空业管制的大幅松绑而开始;而里根对苏联不妥协,极为重视人权的态度,也和卡特一脉相承。然而卡特又远非共和党人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益的表态,至今为止可能也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为激进的。只是,出身南方的,福音派背景的卡特,放在今天美国文化战争与进步保守之争对立的背景下,已经缺少一个合适的安放位置了。

这就像在卡特故乡普林斯的纪念品商店——一边摆着印有民主党总统卡特头像的种种纪念品,另一边是他的著名漫画形象——“大笑的花生人”。而再一边,是花生味雪糕的柜台,背后挂着一面北方进步主义者看后怕是会愤而离开的南方邦联旗——如今是种族主义者的象征。

刘亚伟:跟卡特总统在一起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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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本站主编刘亚伟2024年早些时候为澎湃新闻写的文章。2024年12月29日卡特总统去世后,澎湃新闻在次日发布了该文。文章原标题为“刘亚伟追忆卡特:他曾致信拜登关切中国留学生办签证困难”。以下照片是卡特总统2018年2月到刘亚伟在埃默里大学教授的“中国外交政策”课上演讲后与学生的合影。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享年100岁。卡特被誉为“中美关系领路人”,在他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8年的12月,我正在读大一,我们从学校的高音喇叭听到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消息,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感觉不可思议。1979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笑容可掬的卡特,看到当时欣欣向荣的美国,看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代表团的友好。那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近20年后,我会给那个在白宫迎接邓小平并启动美国与中国全方位合作的卡特总统“打工”。

初见卡特

第一次见到卡特总统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我在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读美国历史博士。从1981年被美国选民用选票“强迫退休”之后,卡特被埃默里大学聘任为杰出教授。作为大学教授,卡特每学期要在学校上几次课,并在秋季学期对在校的国际学生发表讲话并接受提问。我第一次见到卡特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能如此近距离观察前美国总统,心情自然激动,当时想要提一个问题,因为紧张,也没敢提。

1996年秋,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帕斯特(Robert Pastor)给我邮件,说卡特中心应中国民政部的邀请去观摩中国村民选举,问我能不能帮他做一些相关的事。我说我不懂选举,怕帮不上什么忙。他说不懂可以学,我先让你去尼加拉瓜观摩总统大选。当年10月,我作为卡特中心选举观察员去了尼加拉瓜。前尼加拉瓜革命领导人奥尔特加败选,他表示不接受选举结果,要“上山打游击”,卡特与他交谈,说这次输了下次可以再选,搞武装斗争只能是两败俱伤。奥尔特加接受了他的建议,终于在2006年赢得了选举。

1996年10月20日在马那瓜的洲际酒店,卡特和选举观摩团的共同团长、老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一同来看望卡特中心的选举观察员。当时正在吃饭,我一紧张,把沙拉掉在了衣服上,很尴尬。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接触到卡特。

1998年9月1日,我从卡特中心的志愿者变成了正式员工。此后,几乎每两个星期就能见到他一次。他和夫人住在离中心200多公里的老家平原小镇(Plains,佐治亚州),一个月到中心两三次,听取汇报和指导工作。

2001年9月,我第一次陪同卡特访问中国,见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又跟着卡特见到多位中国领导人。

“咱们一起喝一杯”

2009年,我陪卡特到中国参加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活动,当时中国政府还邀请了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在内的很多美国前政府官员参加各种活动。卡特带着他们一道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了中美建交30周年图片展的开展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北京之后,卡特到了上海,下榻在当年尼克松访华住过的锦江宾馆,并在“上海公报”签署的小礼堂发表主旨演讲。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卡特叫我到他的房间去一下。我很紧张,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活动没有安排好要挨批评。我敲门进到他的房间,他说,“亚伟,这次访问很成功,咱们一起喝一杯。”他打开了一瓶红酒,并给我倒了一杯。

第二天卡特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与本地的精英座谈,在去机场前,他突然说想坐磁悬浮列车去机场。因为这是临时提出的要求,中美保安“大惊失色”,马上去安排。卡特后来在各种场合多次讲到他乘坐磁悬浮的经历,褒扬中国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

2010年9月,卡特应邀去湖南芷江参加陈纳德将军雕像的揭幕仪式。揭幕当天,赤日炎炎,卡特总统夫妇准时到达揭幕场地,但仪式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他们就坐在那里等候,没有任何怨言。这也许是卡特作为曾经的美国海军军官,对陈纳德这位美国陆军军官的一种无声的尊重吧。

2011年,中方邀请卡特到北京参加纪念乒乓外交40周年的活动。我当时担心卡特会因为这事跟他无关而拒绝,但他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其实,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卡特总统在白宫为他举办国宴,并邀请前总统尼克松参加宴会。这是尼克松1974年8月辞职后第一次返回华盛顿。

在中国过90岁生日

2014年9月,卡特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参加庆祝中美建交35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的活动,并在北京和青岛参加了中国朋友为他主办的90大寿的宴会。在北京贵宾楼,《财经》杂志创始人王波明为卡特总统组织了一场庆生宴会,参加宴会的是所有健在的中国前驻美大使和夫人,以及曾经参与过管控中美关系的党政军退休人员。邓榕坐在卡特旁边,她拿出1978年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的《人民日报》和她父亲访美时与卡特总统的一些照片,并向卡特赠送了邓朴方写的回忆录。当时两人都流了眼泪。卡特中心在中国最早的合作伙伴就是邓朴方出任主席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除了向卡特总统汇报工作和陪同他多次访华,我和他还有几次更为“密切”的互动。

2018年2月14日,情人节,作为杰出教授,卡特到我在埃默里大学所教的《中国外交》班上课,回顾了中美建交的过程,分享他与邓小平的交往,评论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讲了近70分钟,快94岁的他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还略带歉意地说,他今天讲得有点多了。来自中国的几位留学生特意给卡特赠送了春联。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卡特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主办了大型纪念活动。1月18日,卡特在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致辞之后在会上做主旨发言。他说,中美多年的外交关系给两国和世界带来了和平、稳定和繁荣。他感谢邓小平当年的远见,表示两国外交对其他地区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对于中美启动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合作,以及两国携手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他也表示了支持。他还谈到作为总统当年是如何稳定出现巨大麻烦的美日关系。

这是卡特最后一次参加由卡特中心主办的公开活动。

2021年1月5日,我正在线上参加中心的一个例会,卡特的秘书通过会议软件发信息说,卡特要给你打电话。当时在线的同事都羡慕地看着我,已经几乎足不出户的卡特为什么要给我电话?电话很快打到我手机上。卡特问我是不是可以和当时还是候任总统的拜登的团队的任何人说上话,他听说现在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办签证比较困难,希望能帮他向拜登的团队传达这一关切。我对他说,你是最能跟拜登说上话的人。他说,那你替我给拜登起草一封信。我当天写好了信,卡特也在当天做了修改和批复。第二天,这封信由卡特中心总裁亚历山大通过他的老熟人、当时已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布林肯转交给了拜登。后来拜登发布行政令,减少了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签证限制,与卡特的这封信有一定关系。

图片说明:2013年,吉米·卡特总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在卡特中心美中关系高层论坛的主席台上。

百岁卡特去世,他在中美关系上的作用超过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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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凤凰网香港号陈笺今年早些时候对刘亚伟的采访。卡特总统在2024年12月29日去世后,香港号发布了这一采访。本站在转发时做了一些文字调整。

核心提要:

  1.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当地时间12月29日下午在位于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平原镇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表示,将在华盛顿特区为卡特举行国葬。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其任内中美正式建交。刘亚伟回顾称,当时中美的矛盾要远大于今天,但双方却能从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反观当今鼓吹美国应对华强硬者: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是无知的;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是幼稚的;从未来来讲,这些人是不怀好意的。
  2. 卡特任总统期间:在内政上,取消了对航空和汽车运输等行业的严格管控,成立了美国的教育部、在白宫屋顶装上太阳能板,这些方面今天来看都是先知先觉的;在外交上,他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人,与中国正式建交,在中美关系上所起的作用要远超过尼克松和基辛格。
  3. 卸任后卡特落叶归根,与自己的故乡土地紧密联系;同时也多次访问中国,为取消特朗普任内以国家安全名义不给国外留学生签发签证的决定致信拜登。民众多次表达出对他的关爱和关心,似乎没有哪个美国的领导人能够像他这样接地气,并让美国老百姓一直认为他一个好人。

各位网友好,欢迎收看“香港號”,我是陈笺。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经历了21个月的临终关怀后去世,享年100岁。说到卡特总统,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中美建交就是在他的任内完成的。当时还处在冷战时期,他是如何搁置双方的不同意见,作出这样历史性的决定的?卸任后的他创立了卡特中心,为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美国前总统?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大国博弈持续、战争挥之不去的今天,他与其他多位美国总统相比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香港號此前曾经采访与卡特共事多年的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卡特的一生。

一、卡特总统眷恋故土,关怀人类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刘博士,您好! 你至今还是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以及担任中美印象网站主编等等工作,您跟卡特总统也有过很多共同工作的时光。在您的印象当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和其他美国人或者美国总统有什么不同?

刘亚伟:我跟其他的美国总统没有什么交往,但是比较来看,所有的美国总统大概没有一个像卡特生活这么简朴、这么平易近人、这么有幽默感。

你看同是来自南方的总统克林顿,他做了总统之后就再没有回到老家去居住了;从芝加哥出去的奥巴马甚至都没有回到芝加哥。只有卡特总统卸任之后,又回到他的老家一个只有600多人的小镇(Plains)。这个地方实际上比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子可能还小。他们老两口一直住在1961年他们自己共同盖的一个三室一厅的小房子里边。

在卡特中心,卡特夫妇各有一个办公室,两个办公室中间是他们的卧室,一个折叠的床从墙上拉下来,他们就睡到这儿。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这么艰苦朴素并且叶落归根的总统。卡特是一个跟自己的故乡、跟自己的土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可能才会有对家人的爱,对国家的爱,对全人类的爱。

二、卡特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超越尼克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们知道中美建交就是在卡特任总统时,所以中国人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在他卸任之后,他又建立了卡特中心,您多年来都在那里与他共事,他是如何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呢?

刘亚伟:第一,对所有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大家应该知道尼克松在52年前去了中国,别人说是破冰之旅,但是我觉得那次去中国的结果是打开了一扇窗,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可以通过这扇打开的窗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

那之后近7年的时间,尼克松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能够让中美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最后还是卡特总统在他的任内,1978年12月15号美国时间、12月16号中国时间,双方共同发表了建交公报。

所以我觉得所有从中美建交后获得红利的人,都应该牢牢地记住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勇气和远见 ,他们能够搁置当时的巨大争议,然后从大的方向着手,把建交作为当务之急,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卡特在中美关系上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尼克松和基辛格。

第二,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任内的确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离开政府后跟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更多的实质性的来往。只有卡特和他在1982年成立的卡特中心,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今天还是跟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90年代初跟中国残联合作,引进假肢生产线和对聋哑学校特种教育教师的培训,到90年代末,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中国观察村民选举,并在海外讲中国的故事;到2012年应中国方面的邀请,卡特中心开始做消除中美偏见,增加中美相互理解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我觉得不是其他哪一个美国的前政要,或者是美国关注中国的人,都能这样无私无畏地做促进中美友好的事情。

三、卡特曾为赴美留学生致信拜登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记得您也陪同卡特总统一起多次访问中国,在跟他近距离的接触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细节留给您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刘亚伟:我第一次陪卡特总统到中国是2001年9月,到2014年最后一次陪他去中国,中间大概有八次吧。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次是2009年到中国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的庆祝活动。

当时除了卡特,中国政府也邀请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就是三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所有当时能够到中国去的前任驻美大使或者是总领事,在北京、在上海,在其他城市都有很多活动。

到离开上海回国的头一天晚上,我们总裁跟我说,卡特总统叫我到他房间去一趟,当时我也不知道去他的房间干什么?进去以后,卡特总统说这次访问很成功,感谢你的帮助,然后打开一瓶红酒,我们就一块喝,一边聊了一会儿。卡特总统把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当作亲朋好友,关心他们,呵护他们,对他们的努力表达谢意和感激。

2021年1月5号,那时候因为疫情都在家上班,我正在线上参加一周一次的工作会议,卡特总统办公室的主任突然给我电话,说卡特总统要跟你通电话。电话接过来后,我听到卡特总统说:亚伟,你认识拜登当选总统团队的人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我需要跟他们联系,让拜登当选总统后能够开始给中国的留学生再发签证。

我说,你最有资格去跟拜登团队直接联系。卡特做总统的时候拜登已经是参议员了,后来又有很多接触。卡特总统说,那你们给我起草一封信,我给拜登寄去。我在卡特中心从98年到2024年,从来没有一次一封信从起草、修改、批准到寄出去只有24小时。这封信通过卡特中心认识布林肯的总裁交给布林肯,后来由布林肯转交给拜登。

拜登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取消了特朗普当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给国外留学生签发签证的决定。国外的留学生中的最大群体来自中国。今天中国留学生还能够申请到美国来读书并获得签证,卡特总统应该是发挥了一点有意义的作用。

四、搞好中美关系须有大局意识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从您点点滴滴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卡特总统是一个简朴有爱心的政治家,而且非常热衷推动中美两国关系。那么,今天美国越来越政治化,为什么现在的政客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刘亚伟:我觉得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卡特总统爱说的一句话是,当年他跟邓小平谈判建交时,中美之间的矛盾要远远超过今天,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冷战期间,中美之间的鸿沟似乎不可逾越。

从当时卡特和邓小平或者推到更早一点,尼克松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障碍,国内的政治现状不允许他们对对方有任何示好,但是他们都以大局为重,从改善自己老百姓生活水平的目的出发,从两国不要进入冲突,保持和平的目标出发,所以他们能够搁置争议,最后做出那样历史性的决定。

2011年,中国政府邀请卡特总统到中国参加纪念乒乓外交40周年的活动。我们担心卡特应该不会参加,因为这个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结果是基辛格没有去,反而是卡特去了。在我看来,对卡特来讲,在中美关系上他没有什么党派意识,认为只要能够为促进中美和平、改善中美关系,让两国能够相互合作,不仅改善自己国家的经济,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水平,这样的事他都愿意去做

所以卡特总统非常高兴地参加了2011年中国政府组织的纪念乒乓外交40周年的活动。我记得当时习近平接见卡特时说,我们新一代的领导人应该以老一代的领导人为榜样,共同把中美关系搞好,搞扎实,让这个关系能够互赢,大家一块儿走向更为光明的前途。

五、鼓吹对华强硬是无知幼稚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他到90多岁高龄还一直为推动中美关系不遗余力。到今天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唇齿相依的地步了,却因为政治原因,渐行渐远。您认为他在美国老百姓心目当中,又是怎样的一个领导人呢?

刘亚伟:美国人对卡特总统四年的治国理政业绩众说纷纭,但对他的人格、对他的信仰、对他在离开白宫之后为美国和世界的繁荣、和平和发展作出的贡献确实众口一词。我觉得很少有哪一个美国的领导人能够像他这样激起大家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关心。

其实,卡特总统在执政期间做出的一些决定意义深远,美国和世界还一直从其中一些决定中收获红利。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决定美国不会在阿富汗跟苏联武装对抗;卡特做出了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人的决定。当时这个决定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美国后院儿那些国家对美国的看法。

卡特另一个重大决定是中美建交。今天有很多美国人说从尼克松到卡特,一直到奥巴马,他们对中国都是“姑息养奸”,结果造成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所以我老是跟别人说,凡是说中美接触错误的人,我觉得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是无知的;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是幼稚的;从未来来讲,这些人是不怀好意的。因为大家都非常清醒地看到,中美建交45年给美国、给中国、给东亚,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好处。

所以如果说尼克松72年到中国去错了,79年卡特跟中国建交就是错上加错,后面一系列的总统都对中国的崛起视若无睹,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我觉得这种认知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们这些年在卡特总统的领导下试图改变的错误认知。我们的使命就是让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对对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两国老百姓,两国的精英都对中美和平共处对两国的好处、对全世界的好处有更深刻的认可。

六、卡特内政方面有前瞻性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所以,从刚才您讲到的非常多的细节当中,让我们看到卡特总统认为,维护世界和平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的外交决策从长远看根深叶茂,那他的内政决策呢?

刘亚伟:在内政方面,卡特再任内取消了政府对航空公司的严格管制、敦促国会通过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资源保护法、启动美国环保评估、设立了教育部、在白宫的屋顶装上了太阳能板。实际上他当时做的很多决策从今天来看都是先知先觉的。因为当时发生能源危机,卡特穿着羊毛衫通过电视发表全国讲话,号召美国人民为了节约能源把自己家的暖气温度调低一点。

所以今天倒过来去看的话,卡特真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做了非常不平凡的事。

七、卡特中心会继续为更好的中美关系奔走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首先要懂得勤俭持家,才能够做到勤俭治国。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负债累累或者是严重透支的状况,当经济衰退的时候,确实面临着重大的危机。而卡特就能做到未雨绸缪。

今后的卡特中心如果没有了卡特先生的话,它会还起到以前这样的作用吗?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它还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不会有改变?

刘亚伟:好多人都问我说,老先生不在了,卡特中心会不会也就烟消云散了?我说其实卡特早就想到这个中心应该是永远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心建立的时候就是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卡特中心有时候也被称为是埃默里大学的卡特中心。

其次这些年卡特在全球奔走,为减少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苦难,为了他们有更好的身体状况;为了区域冲突化解,为了促进全球民主质量的提高。卡特中心所有项目都是需要花钱的。大家也都知道卡特做这些事儿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全人类,是为美国,是为更好的中美关系。

卡特中心现在的财务是非常坚实的,我相信卡特中心还会永久的持续下去,继续为人类和平,为中美关系的友好,为全球人民。说实在的,卡特做的事儿跟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在卡特中心,包括我们现任的卡特中心的领导人也都知道,卡特总统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今后卡特中心还会继续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自己的努力。

2024年1月10日,卡特中心主办了首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第二届吉米·卡特论坛2025年3月22日将在中国杭州举办。卡特中心创办的中美印象双语网站已经10岁了,是全球唯一关注中美关系的网站。2024年10月,卡特中心还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北京主办了美中合作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虽然卡特离开了我们,但是我觉得卡特中心会牢记初心,不忘初心,用中国的话说,继续把中美关系的事做得更好。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好的,非常感谢刘教授详细地跟我们分享了您心目当中的卡特总统。他非常有爱心,非常简朴,也非常看重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谢谢您。

弗里德曼:中美需要一个新的上海公报

编者按:《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最近访问了中国,先后去了上海和北京。回到美国后,他先后写了两篇时评。第一篇,“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How Elon Musk and Taylor Swift Can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发表于12月19日,第二篇,“中美对抗只会令世界更加混乱”(I Never Felt Like This in China Before)发表于12月24日。这是弗里德曼在疫情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他的文章更多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如何让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变成零和竞争和冲突的导火索。弗里德曼的第二篇文章的中文上线时,英文标题被改成了“What I Learned Most From My Trip to China”。其实,弗里德曼的第二篇文章最重要的观点如下:1)中国已经不是美国候任驻华大使珀杜所说的要在中国和世界推进和落实共产主义的国家;2)中美领导人目前都需要拿出当年尼克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当年重启中美关系的勇气;3)北京和华盛顿需要与时俱进,在调整双边关系的时候修改对对方的战略认知,并重新界定各自的核心利益;4)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但双方需要在建立一定的互信之后制定合作的计划和步骤。用弗里德曼的话说,中美需要一个更新的(updated)的上海公报。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中美需要“确保战略认知不走偏”。

候任总统特朗普曾在本月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盛顿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引起了许多人挑起眉毛,暗自发笑。当然,外国领导人是不会来美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但我觉得特朗普这个想法其实不错。我不久前刚从中国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叫我用一张图来描绘这两个国家如今的关系,那将是两头大象透过一根吸管互相对视。

那可不是好事。因为突然之间,美国和中国有了更多要讨论的东西,不仅是贸易和台湾议题,还有谁在21世纪的世界拥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等问题。

世界此时此刻面临着三个划时代的挑战: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从崩溃国家蔓延出来的混乱。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是世界两大碳排放国。两国的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都有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换句话说,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已变得超级融合的时代,它们的合作能在管理超级智能、超级风暴,对付失败国家里拥有超级权力的一小群愤怒男人——更不用说对付超级病毒上,给世界带来希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新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因。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与毛泽东见面后签署的这份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制定了的规范。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让两国关系走向非正常化。两国正在各个层面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我30年来多次访问北京和上海,以前从未有过我在最近这次旅行中的感觉——似乎我是在中国唯一的美国人。

我当然不是,但以前通常会在上海主要的火车站或北京的酒店大堂里听到的美国口音明显缺失。中国的父母们说,许多家庭不再想让孩子去美国留学,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正在变得危险——联邦调查局特工可能会在孩子留美期间跟踪他们,学成回国后,自己的政府可能会怀疑他们。对目前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来说也如此。一名与外国留学生打交道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一些美国人选择在海外学习一个学期时不再想来中国,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喜欢与优秀的中国本科生竞争,部分原因是,如今,在中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可能会引起未来的美国潜在雇主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怀疑。

没错,尽管有许多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但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现在仍有逾27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但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只有约1100人,低于十年前的约1.5万人,但高于2022年的几百人,那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达到顶峰后不久。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会说中文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将从哪里来,同样,了解美国的中国人又将从哪里来?

“我们需要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是我们在全球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方面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复杂的现实是,我们也需要在气候变化、芬太尼和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北京对我说。所以,“我们需要一批会说普通话、与中国年轻人交朋友的年轻美国人。我们需要为两国人民创造交流的空间。人民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之间以前曾有500万游客来往,现在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

伯恩斯的看法至关重要。随着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中关系更多倾向于直接对抗,而不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商业团体、游客和留学生是在这种时候缓和中美之间日益尖锐对抗的群体。随着这些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两国关系现已越来越多地由赤裸裸的对抗定义,合作空间所剩无几。

特朗普提名戴维·珀杜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他曾在2015至2021年间担任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珀杜是有能力的人,进入参议院之前曾在东亚做生意。但他于2024年9月发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通过我在中国和该地区的所有活动,一件事情已变得清晰无比:中国共产党坚信自己的正确使命是回归其世界秩序霸主的历史地位,让世界信奉马克思主义。”

嗯。我对霸主的说法没有异议,但“让世界信奉马克思主义”?在珀杜上任前,我希望有人能向他介绍一下情况,让他了解如今的中国有更多马斯克主义者——那些想成为埃隆·马斯克的年轻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正试图在我们的游戏——搞资本主义上打败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

是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对中国的控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任何时候一样严密。但它的共产主义只是名义上的。中共推崇的意识形态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放荡牛仔的资本主义的结合,让数十家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各种高技术行业进行适者生存的竞争,以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

尽管特朗普在中国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抨击中国的人和“关税人”,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采访的许多中国经济专家都暗示,中国更愿意与他,而不是与民主党人打交道。正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世界观》一书的作者李稻葵向我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懂特朗普。他们把他看作邓小平。中国人懂特朗普是因为他认为经济是一切。”

邓小平是以务实、做买卖、做交易闻名的中国领导人,他强迫中国向世界开放了经济,为了让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改为使用任何方法创造经济增长,他提出了非常不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所有这些都不排除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从网络黑客到监视对方的飞机和海军舰艇。我希望我们正在这些方面用中国对付我们的方式对付他们。但像美中这样的大国也有做其他事情的共同利益,这两个国家之间每年仍有近60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30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近1500亿美元的产品)。这让我回到为什么特朗普试图打破常规,邀请习近平来华盛顿是正确的上来。

本月在上海时,我的同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柏凯斯建议我们去锦江饭店看看,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72年2月27日晚在那里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为美中恢复关系提供了方向。美国在公报中承认了一个中国的观点——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做出的让步——但美国坚持未来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是和平的,双方还制定了经济关系,以及民间关系方面的目标。举行签署仪式的大厅里挂着尼克松和周恩来热情举杯庆祝新关系的褪色照片。今天看到这些照片,我不禁想问:“那真的发生过吗?”

一份新的《上海公报》可以帮助管理中美两国及全球面临的新现实。第一个新现实: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竞相发展通用人工智能。中国更专注于加强工业生产和监控,而美国则将其应用于从编写电影剧本到设计新药等更广泛的领域。即便通用人工智能——一种具有感知能力的机器——还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实现,北京和华盛顿也需要合作制定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将由双方共同使用并为全球所遵守。

这些规则应嵌入所有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中,以确保系统不会被恶意行为者用于破坏性目的,也不会自行行动,摧毁构建它的开发者。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秘鲁峰会上迈出了建立这种机制的第一步,而这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在宣言中表示,“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权方面,双方领导人确认需要对其保持人类控制权”。这意味着发射核武器不能由人工智能单独作出决定,必须有人类的参与。

美国官员告诉我,这17个英文单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谈妥。围绕人工智能的使用建立护栏,这一定不会是是最后一次相关讨论。

在气候变化管理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需要就一系列策略达成一致,以确保到205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从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毁灭性健康、经济和极端天气问题,这些挑战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混乱。

在此次中国行中,我试图向我的中国对话者解释:你们认为我们是彼此的敌人。或许我们是敌人,但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共同的重大敌人,就像1972年一样。这次它不是俄罗斯,而是混乱。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陷入无序,并且由于移民争相涌向有序地区,这些国家也在大量流失人口。

不仅是利比亚、也门、苏丹、黎巴嫩、叙利亚和索马里这些深陷无序的中东国家,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比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缅甸,也面临类似困境。而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个参与国,包括斯里兰卡、阿根廷、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黑山和坦桑尼亚也在挣扎。中国现在开始要求这些国家偿还贷款,并减少新的贷款发放,但这只会加剧这些国家的危机。

只有中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才有资源、实力和影响力来遏制这些无序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多次向我的中国对话者提出质询:你们为什么要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失败者为伍?你们怎么能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保持中立

中国从一个贫困、孤立的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巨头,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是在“二战”后主要由美国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稳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现的。

认为中国能在凶残的小偷普京这样的“混乱代理人”,或原教旨主义伊朗这样的“混乱推动者”(下一个很可能会分崩离析的国家)的价值观塑造的世界中发展,或者依靠全球南方,甚至仅靠自身独立生存,都是异想天开。

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考虑采取类似“尼克松访华”的举措——推动中美之间的和解,完全孤立俄罗斯和伊朗。单这一招就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削弱伊朗在中东影响力并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特朗普难以预测,也许他会尝试这么做。

无论如何,如果希望21世纪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共同合作。如果竞争与合作完全让位于对抗,那么中美双方都将面临一个混乱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