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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 Liu：武统台湾必须三思而行

分析

KSLiu

20/01/2025

编者按：阎学通教授2024年12月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发表了题为“为何中国不怕特朗普” (Why China Isn’t Scared of Trump)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台湾独立的议题一直都是，也将继续是北京与华盛顿摩擦的来源，但中国和美国不太可能为此发生战争。未来四年，北京的注意力主要将集中于重振中国放缓的经济。中国并不打算为与台湾的统一制定一个时间表，因为它最关注的是它自己的经济增长。”去年在12月25日，有记者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阎学通的观点是不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后者说：“这是学者的个人言论”，并称自1949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美国军方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表示，中国政府会使用武力收复台湾，最早在2025年，最迟在2027年。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3 年 4 月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会晤时说，“美国企图刺激我们收复台湾，但我们不会上当。”那么，关注这一问题的海内外华人学者和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早在2020年，乔良将军就在《紫荆》杂志2020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的文章。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武统”台湾只争朝夕的时候，乔良却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当今世界，经济主权、金融主权、网络主权、防卫主权、资源主权、粮食主权、投资主权、生物主权、文化主权、话语主权等关乎国家利益和生存的方方面面，无不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他主权同样是重大的核心利益，甚至有时比领土主权更紧迫，更决定生死存亡。”

《中美印象》转发此文后，一读者来稿说，“乔将军说现在武统会影响中国复兴大业，导致各国制裁，这个是有道理的，不少人都这么说，那什么时候武统不导致各国制裁呢？其实，乔将军不如像有的专家那样诚实地说，放弃武统或放弃统一算了。”

点击这里查看这一辩论。

2024年1月14日，李毅博士在题为《赖清德上台，大陆怎么干？》的视频中说，1949年毛泽东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共产党和解放军，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要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毛主席说：这一、二十个省你们有三条统一道路，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具体走哪条路，你们自己选。李毅接着说说：台湾的这次选举再次宣示，1996年以来台湾省拒绝绥远方式，坚决选择北平方式或天津方式，而且越来越坚定，越走越远。

点击这里查看youtube视频。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暂时保留部分军队的和平统一方式；所谓北平方式，就是“把刀架在傅作义脖子上”的和平统一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武力解决方式。

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肖志夫跟着李毅“起舞”，提出了所谓“大宛模式”。在讲述汉武帝征服大宛国的故事后，肖志夫说，所谓“大宛模式”其实就是：要解放台湾，1）必须真打；2）准备大打；3）打到投降。作者最后说，“解放台湾万事俱备，只欠决心！事实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大好机会。当前我们又面临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美国现在很有些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又逢美国大选年，德州边境移民问题告急，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正在进行中，红海危机，美国士兵在约旦遭无人机袭击……”。

点击这里查看该文全文。

读到肖志夫的文章后，旅美著名时事评论人KS Liu写了一个回应。《中美印象》特发布该文全文以飨读者。文章原标题为“武统台湾绝不能轻敌”。文章不代表本站立场。

“解放台湾”的口号已经喊了70多年，应做的武统攻台准备工作也一直在做，并无松懈。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只是时机和决心问题了。

事情是否如此简单？我不是军事家，只能根据常识和对国际形势的粗浅判断，意识到武统台湾可能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绝不能掉以轻心：

一、武统台湾的最佳时机应该是2009年前后，那时美军已经退出亚太，“中美友好”高唱入云，而2008年美国正面临金融危机，自顾不暇。那时如果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措手不及，解放台湾很可能成为“既成事实”。遗憾的是，由于“南海主权”问题引起了美方的警觉，在李光耀的推动下，2009年美方发布了“重返亚太”战略，要在2020年前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达到“再平衡”的目的。如今美方基本已经完成部署，并且已经把中国列为“头号敌人”，在南海、台海、东海对中方的一举一动高度警觉，而且加速武装台湾。即便在当前欧洲爆发乌克兰战争的境况下，美国也宁可放弃乌克兰而不会放松在亚太对中国的军事对峙。简而言之，武统台湾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错过，在对方继续加紧备战的情况下，武统台湾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困难，不容低估。

二、过去10年来，美国已经在国际上组成了一个“反华统一战线”，表现在东北亚的美、日、韩“铁三角”，在南海的“美、菲同盟”，在南太平洋的美、英、澳“AUKUS“军事同盟，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以及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欧盟国家对美国的更加依赖。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台海和平十分重要“和”反对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为主旋律的“反华大合唱”。尽管这些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并非铁板一块，但是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毕竟今非昔比，台海一旦爆发战争，中国所可能得到的国际援助也许只有来自俄国、朝鲜和伊朗。

三、现代化的侦察手段，使得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难逃对方的眼睛。俄军在进攻乌克兰之前，美军已经洞察俄军的军事准备，一早确知俄军准备入侵乌克兰。武统台湾需要渡海登陆作战，准备工作显然要比陆路进攻困难得多，准备工作更为繁重，需要更多时间，这一过程要想逃过美方的间谍卫星和各种侦查手段，几乎不可能。

四、解放军即便登陆成功，美军可能使用至少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及密布在中国周围的军事基地、导弹基地和多国的协同，对台湾实行封锁，使得已经登陆的解放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如此，美军还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和整个南海，阻断中国对外的海上通道。这一通道，不仅是日本和韩国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生命线。不错，中国对外还有俄罗斯的能源管道和通过巴基斯坦的对外通道，但是庞大的中国制造业在美军的封锁下势必遭受难以忍受的打击，使中国的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和破坏。

五、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是否会成为中国“东风”导弹的打靶目标？当然会，但是不能以为美军只能挨打而没有防卫能力。在欧洲战场上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证明不仅有效，而且能拦截俄军的超高音速导弹，更何况美军不会只是挨打而没有反击能力，美军密布在中国周围的导弹基地会对中国本土的目标发动攻击，中方是否有强大的拦截能力，我表示怀疑。

六、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任何打击都会被视为对美国本土的打击，激起美国的民愤和美国直接参战的借口。不要低估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不要以为美国会因为本土远离台湾而不敢参战，不要以为美国在欧洲受到俄罗斯的压力就不敢两头作战，看看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受到日军严重打击后奋起对日宣战，“二战”中美国在欧、亚敢于两头作战，而且都是远离美国本土，何况美国历来的战略就是要把战争限制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外国，战争甚至会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

七、未来战争的胜负，很可能取决于高科技的发展和竞争。美国现在已经发动了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效果，但是时间一长，科技封锁的效果很可能会拉开中、美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此。在高科技领域中是否存在“东升西降”的事实，我表示怀疑。

八、美国是否会害怕中国对美国本土的核打击？也许会，但是核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的“核威胁”并没有阻止“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现在“北约”不仅增加了瑞典和芬兰两个会员国，并且开始允许乌克兰对俄国本土发动攻击。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超过美国，更远超过中国，如果西方国家不怕俄罗斯的“核威胁”，能不能指望美国因为害怕核战争而不敢与中国为敌？我表示怀疑。

以上种种，并不是说武统台湾没有成功的可能，不是说困难不能克服，不是说时不再来，而是说宁可把困难估计大一些，绝对不能轻敌，一旦动手只能赢不能输，因此不要简单以为条件已经很成熟，以为只要敢于真打、大打，胜利就可以像菜单上的美食那样，被放在盘子中端上餐桌。

特朗普表示希望在就职后100天内访华

快报

斯韧

19/01/2025

北京时间2025年1月17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综述说，“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指出我们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都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新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始，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

习近平随后说，中国有中国梦，美国有美国梦，各自的梦想都是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美两国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习近平对特朗普说，“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大国，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我们的选择。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加强合作，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

中方对特朗普的话总结如下：他“感谢习近平主席的祝贺，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主席见面。美中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应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北京说，“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

特朗普还没有就职，因此没有白宫对通话俄正式综述。他在“社会真相”（Truth Social）社交媒体自己的账号发帖对这次通话做出如下小结：这次通话对美中都是好事，两国可以一起解决很多问题。我们讨论了贸易、抖音、芬太尼和其他很多问题。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愿意竭尽全力。

1月1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对自己的助手说，他想在就职100天之内访问中国。该报道还说，习近平的驻美代表与美方讨论了特朗普访华的事宜，并要求美方也邀请习近平访美。

本站编辑部认为，如果不出意外，2025年中美首脑实现互访应该可以实现。首先，特朗普当选之后多次提到他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铁，并且一直保持沟通。他还邀请习近平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这是前所未有的的邀请。其次，2017年特朗普就职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就在海湖庄园与他举行了两天的会谈。同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第三，特朗普说，他们两人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有趣的是，中国外交部对习特通话的报道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通话中，习提醒特朗普要“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并表示这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北京知道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知道他“反战”和“厌战”，在正式综述中淡化这个问题更好。

1月19日，为特朗普就职后中美关系有个好的开头，《人民日报》中美关系写作小组钟声发表了题为“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的时评。文章说，“中美是两个大国，国情不同，有一些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文章继续说，“中美合作能够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的历史经验”是确定的。“中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处理双边关系，以“同球共济”的精神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文章最后说，“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中美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加强合作，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

我们期待2025年中美元首能实现互访。习近平最后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2015年9月，已将近10年，而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也是近8年之前的事了。遥想当年，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洛杉矶阳光庄园畅谈；2014年，奥巴马在中南海瀛台与习近平散步；2015年，奥巴马在布莱尔宫（Blair House）宴请习近平；2016年，习近平在杭州给奥巴马讲西湖的故事。他们的每次见面都给解决两国之间一些棘手的问题找到了有效的路径。2017年，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同年11月，习近平陪特朗普在北京逛故宫。他们之间当时刚刚形成的默契后来被贸易战和疫情搅乱。现在到了两位首脑重叙旧情、一起向前看的时候了。

钟声：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

《中美印象》转发

19/01/2025

本文由《人民日报》对美关系写作小组撰写，2025年1月19日发表。文章说，“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中美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加强合作，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中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处理双边关系，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

　　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阐述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表示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特朗普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主席见面。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这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通话，为推动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良好开局注入了信心。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影响人类前途命运。正因如此，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具有长远和战略眼光。从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两国建交被称为“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再到今日人们认为“要实现一个稳定的21世纪，中美必须携手合作”，中美积极互动向来被寄予厚望。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就是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当前，中美两国都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美两国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破冰”，共同利益就是最大的黏合剂。经过46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双方利益深度融合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成长的烦恼需要在成长中化解，而不应该导致双方产生错误的战略认知。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不断开拓两国经贸的增长机遇，让经济往来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将为双方实现更大的合作共赢增添动力。

　　中美是两个大国，国情不同，有一些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4年，双方团队通过磋商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原则，共同推动两国对话和合作重回正轨，恢复和新建了20多个沟通机制，在不少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充分证明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务必慎重处理。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还会损害美方利益。中美双方应以求同存异的远见和定力妥处分歧，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走出一条新时期大国相处之道，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中美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是确定的，中美合作能够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的历史经验更是确定的。中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处理双边关系，以“同球共济”的精神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

　　国之交在民相亲。中美关系发展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没有变。“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近日，美国“同一个声音”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天坛公园用中文合唱《如愿》，清澈的童声与庄严恢弘的祈年殿相互映衬，在互联网上收获大量点赞，再次表明加强中美人文交流是得人心、顺民意的。去年，中美关系的一大亮点是“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1.6万余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实现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全覆盖，显示出青年一代加强交流互动、增进相互了解的愿望。未来，中美双方要继续为两国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架桥铺路，共同续写新时代中美人民友好的故事。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中美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加强合作，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

郝志東：從特朗普再次當選看美國民主的經驗與教訓

分析

郝志东

17/01/2025

编者按：本文首发《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24年12月號，總第二○六期，作者授权本站转发。作者在文章结论中说，“

拜登和賀錦麗在敗選後都致電特朗普祝賀他當選，並稱讚了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有效和準確，而不是像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那樣不僅不承認敗選，還造謠選舉機器被民主黨操控，鼓動支持者進攻國會。但是這種民主政治的大氣與正派的傳統，或者說心靈和思想的習慣，能否讓美國再次奪回「民主燈塔」的美稱，還未可知。特朗普未來四年對美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公民社會組織、媒體等都是嚴峻的考驗。美國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復成為民主的領頭羊，讓利益和價值得到平衡，也不可知。我們只能希望美國早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2024年的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共和黨一舉拿下總統席位與參眾兩院控制權。很多人擔心特朗普（Donald J. Trump）威權主義的行為方式，會讓美國從「民主燈塔」上摔下來，走上一條不可測的道路。本文的主要觀點如下：特朗普在人品和民主素養上都遠不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 Harris）。他戰勝後者有三個層面的原因：表面卻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貨膨脹和非法／無證移民問題；深層次的原因是階級、種族和性別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利益和價值的博弈。這些因素一起構成了一個完美風暴。可以預期，利益將主導特朗普今後四年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行為，這會給美國和世界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與可能的負面影響。利益和價值的博弈，將會是決定美國和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變得光明還是黑暗的關鍵因素。下文首先描述特朗普其人，然後分析他為甚麼能再次當選，以及其執政對美國與世界的衝擊和考驗。希望人們能從美國的民主實踐中得到一些經驗與教訓。

一　特朗普其人

下面這些事實，不能概括特朗普其人的各個方面，但是足以給我們一個大概的認知：他因為婚外情的「封口費」問題被判三十四項重罪。他拒絕承認2020年敗選，並鼓動自己的追隨者攻佔國會大廈，最終導致五人死亡，已經被起訴。他煽動暴力，經常在造勢大會上說要將抗議者「打得哭爹喊娘」（knock the crap out of them），或者「劈頭蓋臉打一頓」（punch him in the face）。2024年大選前的最後幾天，他還在煽動暴力，說曾經參與調查他煽動攻擊國會大廈問題的原共和黨第三號眾議院領袖切尼（Liz Cheney）應該被槍斃。他在造勢大會上，面對着被他多年來稱為「假新聞」與「人民公敵」的媒體人，說如果有人要暗殺他，會先把這些媒體人殺死，而他不會介意。他因為私藏機密文件被起訴。他兩次被國會彈劾。他因為商業欺詐被法庭判罰3億5,000萬美元。他公開讚揚當今世界的獨裁者，並說希特勒（Adolf Hitler）也做過一些好事。他說「美國內部的敵人」比外部的敵人更危險。他要求美國的將軍要像希特勒的將軍那樣絕對忠誠於他。他說那些在戰爭中為了和自己的利益無關的原因而犧牲的美國人是傻瓜、失敗者。他被二十多位婦女指控性騷擾，被其中一位告上法庭，他被判有罪並須賠償損失。他曾經公開宣稱只要你是名人，就可以對喜歡的婦女為所欲為。他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刊登整版廣告要求對五名黑人執行死刑（後來證明是錯判）。他謊稱奧巴馬（Barack Obama）並非出生在美國，賀錦麗也不是黑人。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建立的數據庫統計，他在第一任期發表謊言或誇大其詞三萬餘次。他在造勢大會上不僅謊話連篇，而且髒話連篇。他的人生信條就是永遠不要認錯、拒絕承認落敗；他的另外一個信條是「鬥、鬥、鬥」。

最後，也許是更重要的，特朗普是一個天才的宣傳家、煽動家。他說起訴他犯罪是政治迫害，那些批評、起訴他的人才是罪犯。他崇尚希特勒及其將軍，被批評者指控為法西斯，但他的很多說法和做法卻是與法西斯一脈相承。他說激進左派是「害蟲」，（非法）移民「基因很壞」，「在毒害我國的血液」，他們「不是人，是動物」，會「走進你的廚房，割掉你的喉嚨」。這和德國納粹說的「猶太人是蝨子，會給人帶來斑疹傷寒」，以及希特勒說的要清除一切「寄生蟲」等如出一轍。「人民公敵」、「內部敵人」等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反對者的稱呼。臨近美國大選的一次造勢大會主席台上的大標語「特朗普事事正確」也和法西斯的標語「墨索里尼永遠正確」一樣。特朗普說美國的問題是由於移民佔領了美國而引起，和希特勒把德國的問題歸咎於猶太人一模一樣。他能把人性中的醜陋一面調動起來以加強民眾對自己的支持，比如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他能公開說出作為文明人恥於說出口的罵人話、污言穢語，讓人感覺到他敢說自己不敢說的話，替自己出了一口惡氣。

離大選投票日期愈近，特朗普的表現就愈離譜；他愈離譜，支持者就愈多；連他的選舉顧問都感到匪夷所思。難怪民主黨最後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這種怪才在美國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甚至使得人們將他看作是一個會改變美國歷史的人物，或者說是揭露了美國真實一面的人。他至少是美國的另外一面，而不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異類。他說上帝把他從槍手的子彈下救了出來，是要他完成一項使命。他的所謂「使命」，如下所述，是要把美國推向威權與專制。如果第一任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那麼在經過四年準備之後，他現在就要完成這個使命了。

二　把特朗普推向總統寶座的完美風暴

一個有各種各樣嚴重問題甚至罪行的參選人，居然能夠得到接近50%的選民支持，並再一次當選為總統，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人們寧可選一個罪犯而不選一個檢察官入主白宮。具體說來，有哪些原因呢？

第一，表面卻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貨膨脹和非法／無證移民問題。特朗普時期的高關稅政策，以及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通貨膨脹愈發嚴重。拜登（Joe Biden）政府的經濟發展法案，比如像特朗普第一任期那樣給每個家庭發錢、給失業的人慷慨發放救濟金、給企業和各州政府發救助金，一方面提振了經濟，避免了經濟危機，挽救了個人和企業，另一方面卻加劇了通脹。與此同時，特朗普又讓人們感到非法移民充斥了美國，政府把錢花在非法移民身上，而新移民又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讓美國人過苦日子；他們是問題的來源。

通貨膨脹和非法移民的確是選民關注的兩個最重要問題。拜登政府確實沒有處理好這些問題，而賀錦麗也未能清楚說明如何予以解決，沒有深度反省民主黨在這些問題上的失敗，並與拜登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失敗完全切割，未能讓選民相信她是一個可以改變現狀的總統候選人。這就使得即便是藍州（長期傾向支持民主黨）的選票也向共和黨大幅傾斜，讓共和黨得以在白宮和參眾兩院全面執政。在這兩個議題面前，民主黨主打的婦女權益（比如墮胎權）和特朗普對民主的危害問題都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拜登提前一年退出競選、在加沙問題上對以色列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可能也無濟於事。不過，拜登政府在加沙問題上的無能為力也使不少青年人對民主黨失去信心，可能減少了他們投票的意欲。這次民主黨支持者的總投票率遠遠低於2020年，這是原因之一。

第二，選民認為上述問題非常嚴重，其感覺和認識主要來自於右翼媒體和特朗普的蠱惑力。經濟和移民的確都是美國近年來面臨的問題，但是對它們的嚴重性與責任方面的估計，卻是感覺問題、認識問題。這裏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媒體，一個是政客；對經濟和移民的負面認知，右翼媒體和共和黨政客比左翼媒體和民主黨政客在輿論誘導上的作用要大得多。這些右翼媒體包括霍士新聞（Fox News）、Newsmax、One America News Network、Sinclair、iHeartMedia、Bott Radio Network（基督教傳媒）、馬斯克（Elon R. Musk）的社交平台X（前身為Twitter）、各種播客（podcast）比如羅根（Joe Rogan）的播客，等等；正是這些右翼媒體在主導輿論的走向，而不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廣播公司（ABC）等自由派媒體。這些媒體的體量小於右翼媒體（論者比喻為足球與籃球的區別），而且常常跟着右翼媒體的導向走（1）。

右翼媒體通常是謠言與謊言的發源地和主要傳播渠道，比如海地移民吃貓吃狗、ABC將總統辯論的問題預先提供給賀錦麗、拜登政府將風災救濟款給了非法移民而不是災民等。自由派媒體光是闢謠就已經手忙腳亂，遑論主導輿論走向。況且賀錦麗的競選團隊也沒有給它們多少可以主導的內容（連共和黨花了鉅款投放批判賀錦麗支持用聯邦財政來資助變性手術的廣告，她都沒有直接應對）。馬斯克在X上就散布了很多謠言，比如非法移民可以在聯邦選舉中投票等。霍士新聞因為散布選舉機器作弊的謠言而被控告並賠償7.87億美元。共和黨在這些媒體上的宣傳把通貨膨脹與非法移民等問題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執政黨，豈不知通脹起始於特朗普當政時期，與全球疫情造成的供應鏈斷裂等也有直接關係。拜登上任後，特朗普公開呼籲以共和黨為多數的眾議院不要考慮一個跨黨派的移民法案，不要給民主黨解決問題的機會，可見不完全是拜登政府不作為。這些事實在右翼媒體那裏是完全看不到的。在右翼媒體的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裏，賀錦麗是一個愚蠢之人，並且策劃了推翻拜登的政變，是一個極端主義份子，不會關心美國人民的死活；而特朗普則經受了多年折磨與迫害，為美國人民受難。

然而，光靠傳媒還不足以影響選情，需要政客的誇大與煽動。上面提到的特朗普的才能在此顯現出來，他有能力讓選民相信這些謊言。他宣傳了四年的民主黨操縱選舉制度和偷票等謊言，都變成選民相信的「真實事件」。直到他當選後，這些謊言才突然銷聲匿迹（他在選舉當天還說費城有大規模作弊現象）。特朗普不光跟隨右翼媒體造謠說海地移民吃貓吃狗，還誇大說新移民不僅把美國人的工作搶走，而且是罪犯、強姦犯等，激起選民對新移民的極度恐懼與強烈反感，讓人們覺得只有特朗普才能解決移民問題。他對賀錦麗的攻擊（下詳）和她的真實人品也風馬牛不相及。

第三，階級問題。在2024年大選中，賀錦麗和特朗普在受過大學或以上教育的人群中的支持率分別是80%和71%，賀錦麗超過特朗普9個百分點。他們在沒有受過任何大學教育的人群中的支持率分別是20%和29%（2），特朗普超過賀錦麗9個百分點，而這些人通常是社會的底層、沒有工會組織的工人階級（只有不到10%的私營企業工人在工會組織內）。其中一些人收入較低，經常寅吃卯糧；受毒品危害也最深，自殺傾向最嚴重。儘管拜登在支持工會組織、創造就業機會、提高最低工資等方面遠超讚揚馬斯克可以隨時解僱員工的特朗普，但是這些底層階級並沒有切身感受，民主黨的宣傳也沒有跟上。通貨膨脹對老百姓的影響不是拜登政府這些政績可以抵消的，而賀錦麗的競選活動也未能說清楚這些成果。在特朗普把拜登政府、賀錦麗和新移民當作底層人士生活困難的替罪羊時，他們並沒有感到多少不妥。他們主要分布在紅州（長期傾向支持共和黨），但是藍州也有很多。由此可見，階級問題和通脹、非法移民問題交集，使得民主黨失去了很多底層人士的支持，是導致民主黨在總統大選中落敗的原因之一。

第四，種族問題。其實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總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奧巴馬八年執政的反動。白人選民認為本來屬於自己的權利被黑人奪去了，現在無論如何都要奪回來。而今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又是一個黑人，自然不能讓他們再次得逞。為甚麼像亞裔這樣的新移民的平均收入比白人要高？是不是新移民搶走了白人的工作？這就是所謂的「大取代」（Great Replacement）理論，即認為白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被少數族裔所取代。反對少數族裔地位的提高，反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在這次總統大選中，白人多數支持特朗普：男性佔59%，女性佔53%。白人婦女中抱持白人國族主義的人數很可觀，超過了人們預期中墮胎權對她們投票意向的影響。少數族裔多數支持賀錦麗：拉丁裔男性佔50%，相對於支持特朗普的47%，差距不大；女性佔60%，相對於支持特朗普的38%。黑人男性佔74%，相對於支持特朗普的24%；女性佔89%，相對於支持特朗普的9%（3）。這個數據可以說明種族因素在選舉中的作用較大。不過，特朗普這次在少數族裔中得到的票數超過以往，也是不爭的事實，說明種族因素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第五，性別問題。賀錦麗不只是黑人、南亞新移民的後代，而且是一名女性。在男權仍然當道的美國，這又是一個犯忌的事情。特朗普在造勢大會上罵賀錦麗是一個“shit vice president”（狗屎副總統），在他的支持者罵賀錦麗是「妓女」時表現出很讚賞的樣子，對女性的蔑視是顯而易見的。他還罵賀錦麗「智障」、「懶惰」、「蠢得像一塊石頭」。他的副總統候選人萬斯（J. D. Vance）說賀錦麗是「垃圾」，污衊「沒有孩子、抱着貓」生活的女人是不成熟、不負責任的。特朗普這種男權主義的女性觀，對他的選民來說，即便不是完全贊同，顯然也認為無關痛癢，因為把女性看作自己的附屬品是男性的利益所在；這裏沒有人權與平等的普世價值。當然也有女性贊成特朗普的男權主義。一位婦女說：「我是一名女性，這麼說可能不太合情理，但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男人來處理與外國的關係。」另一位婦女說，「有些事情是需要男人來領導的」（4）。她們認為維護男權主義是她們的利益所在。可見性別在選舉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素。

無論如何，這次大選在三個最主要族群中，男性選特朗普的比例都超過了女性：在白人中是59%比53%，在拉丁裔中是47%比38%，在黑人中是24%比9%，比例差別分別為6%、9%、15%。在黑人中男女選特朗普的比例差別最大。當然在這三個族群中，女性選賀錦麗的比例都超過了男性，分別是46%比39%，60%比50%，89%比74%（5），基本和男性選特朗普的比例相反。顯然，女性對女性總統候選人更有信心（如上所述，也有沒信心的），而男性對女性總統候選人的信心總體而言則較低，尤其黑人男性對女性總統候選人的信心。

於是，連續兩次，兩位表現合格的女性總統候選人都敗給了同一位最不合格的男性候選人，性別歧視、大男子主義、厭女情節可能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國人在歷史上第一次選擇了一位犯過重罪的人當總統，而不是選擇迎來第一位女性總統。特朗普的高級移民顧問米勒（Stephen Miller）在選舉日鼓動人們：如果知道有哪個男人還沒有投票，要趕快讓他去投票。他們對男性的選票如此垂青，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有着共同的利益。

從2020到2024年，兩次總統大選中投票給特朗普者增幅如下：第一次投票者+24%、拉丁裔+14%、18至29歲的投票者+13%、退伍老兵+11%、18至19歲的男性+8%、婦女+3%、黑人男性+25%。階級、種族、性別應該在這些人的投票意向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

第六，利益和價值的博弈。階級、種族、性別的問題和通貨膨脹、非法移民、右翼媒體、特朗普的蠱惑力一起組成了一個完美風暴，但是這個完美風暴還需要「利益」的臨門一腳。那就是更深層次的人性問題，即利益和價值的博弈。這裏的價值是指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是賀錦麗而不是特朗普代表着這些價值。相當多選了特朗普的人並不認可其人品，但是在通脹和非法移民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之後，人們轉而相信特朗普能夠解決這兩個問題。一個四十五歲的前建築工人說他知道特朗普是個獨裁者，是希特勒，他不喜歡這些品質，但是認為特朗普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阻止戰爭，所以還是選了特朗普（7）。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利益戰勝了價值，最終構成完美風暴的最後一環。

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民主黨想再次執政，就必須平衡各方利益，平衡利益與價值的關係，尤其是照顧底層階級的利益，建立一個包括各個階層、種族、性別的大同盟。除了一貫支持工人階級的措施之外，還需要具體措施幫助最底層那些受到產業結構變化衝擊、平時入不敷出，且面臨毒癮、酗酒、自殺等社會病危害的人群，他們的工作、醫療、子女教育、社區安全等都需要獲得保障。民主黨還需要繼續調整移民政策，既保護移民權益，又讓美國人感到保護移民的利益就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在堅持普世價值、保護移民利益的同時，又要有效控制邊境，支持合法移民，遏制偷渡。

在本文沒有專門論述的包括文化包容、多元性別等議題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問題上，也涉及利益與價值的平衡問題。不同的意見需要得到尊重，尤其是紅州選民的不同意見。不能因為一個人不會或不想使用「進步派」認為應該使用的人稱代詞（比如使用「他們」來指代一個人〔因為不知道這個人的性取向〕，造成單數還是多數的混淆），就認為那個人不夠「覺醒」。實現多元化有各種方式，但是沒有必要在大學裏要求求職者填寫多元化聲明。大學校園應該提倡多元聲音與觀點的對話，無論左右。多元性別群體（LGBTQ）的人權必須得到尊重，這是普世價值問題。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可以讓個人、家庭與團體來選擇，比如是否做跨性別手術屬個人與家庭的問題（自行承擔手術費用，不是國家）。又如跨性別女性能否參加女子體育比賽的問題，應該由運動組織來決定，最後或許是由法律來決定。這樣多少可以平衡價值和利益的關係。

總之，民主黨的主流需要保持上面這些中間偏左、平衡價值和利益的立場，和激進左翼（比如減少對警察的資助）保持距離，拒絕極左（比如崇尚暴力的左翼）和極右（比如反對各種不同群體的人權，崇尚威權、獨裁、專制、暴力），與中右（在國內和國際提倡民主、反對獨裁、社會觀點溫和、經濟觀點保守等）合作。中左和中右有很多共同點，都堅持普世價值，反對極左和極右。民主黨人需要主動上右翼媒體解釋自己的主張，和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溝通，讓反對者能夠聽到他們的政見，反擊別人的不當炒作，並試圖說服聽眾，否則下次選舉還是沒有希望。

當然，平衡利益和價值並不容易。民主黨在決定是否要因為特朗普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而彈劾他的時候，他們就曾猶豫不決。如果彈劾特朗普：第一，在參議院難以通過；第二，會讓他成為共和黨選民眼中的「烈士」。但是不彈劾他，又顯得是非不分。結果民主黨選擇了價值而失去了利益。封口費案、機密文件案、煽動暴民衝擊國會案、在喬治亞州企圖推翻選舉敗選結果案等情況都是如此。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將針對特朗普的所有（近百項）指控都看成是對他的迫害，特朗普甚至說他在為共和黨選民赴難，並得到後者更有力的支持。顯然在平衡利益和價值上，有時候必須有所取捨，並承擔後果。

特朗普政權的未來四年，對共和黨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他們已經為了利益而犧牲了價值，為了權力而不擇手段。在奧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拒絕考慮奧巴馬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說大選年不處理這樣的問題，結果使特朗普上台後得以任命一位保守派大法官。但是在他任上最後幾個月，共和黨又改變了大選年不考慮大法官任命的原則，讓特朗普再任命一位保守派大法官。這種出爾反爾就是利益戰勝價值的一個典型例子。共和黨籍的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對特朗普極端反感，但是為了共和黨的利益，在彈劾案中放過了特朗普，這次大選還是為他背書。利益、權力欲戰勝了價值、理智。在特朗普再次執政的四年當中，共和黨能否平衡利益與價值，向中右靠攏，和激進右翼保持距離，拒絕極右（語言與行為暴力），也是一個重大考驗，否則他們也可能失去選民信任。

三　特朗普再次當政對美國的衝擊與考驗

無論是經濟、移民，還是階級、種族、性別問題，選民在利益和價值之間，最終選擇了利益，儘管特朗普人品極差，威權與獨裁傾向極嚴重。特朗普靠利益戰勝價值登上總統寶座，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他在執政過程中，在國內、國際也會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很少會按照普世價值來行事。他在慶祝勝選的大會上說會在執政中兌現承諾，那麼他在國內會做些甚麼？

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屢次發誓要報復那些曾經「迫害」過他的人，包括參與他的彈劾案的人、審理過他的案件的人等，也即他說的「美國內部的敵人」。當然這些人數量龐大，他可能也顧不過來，但是他會挑選其中一些人，讓他們日子難過一些，比如命令聯邦調查局（FBI）調查他們有無違法情節，命令國稅局調查他們有沒有偷稅漏稅問題等。這些他在第一任期都已做過，沒有理由相信他不會再做。

特朗普對暴力的認可，也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暴力。《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指出，2023年有450個聯邦法官受到暴力威脅，比2019年增加了150%；美國首都警察調查了8,000件對國會議員的威脅案，比2018年增加了50%。202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地方官員受到威脅或騷擾8。在特朗普勝選兩天之後，他的一個可能會在政府擔任要職的法律顧問戴維斯（Mike Davis）已經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語言辱罵和威脅紐約州總檢察長、黑人女性詹姆斯（Letitia James），說一旦發現她再次損害特朗普的權益，就要將她投入監獄。詹姆斯之前負責特朗普商業欺詐案，特朗普被判有罪並被罰鉅款，目前還在上訴。戴維斯最近還揚言要將新聞記者送進「古拉格」，在法律、政治、經濟上把他們「遊街、燒死、扔到牆外」（9）。網上已經充斥着「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運動追隨者的暴力言論。

與此同時，特朗普將會大赦2021年1月6日攻佔國會的暴徒。他也會赦免自己，或者讓司法部直接取消案件，讓自己的違法犯罪事件一風吹。這些舉措違反了社會公正，表明一些人可以隨便犯罪而不受懲罰。其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赦免了很多人，多出於其個人喜好與私人關係，包括犯了戰爭罪的美國軍人以及因偷稅漏稅等罪行被判處兩年監禁的、特朗普女婿的父親庫什納（Charles Kushner）。在最高法院授予總統公職行為不受起訴的豁免權之後，特朗普甚至可以收錢將受刑人救出牢獄。

在聯邦政府內，特朗普只會任命對他唯命是從的人，而不是像第一任期那樣。他已經任命了一些明顯不夠資格的高官，比如司法部長（該人後來因為性醜聞等問題自動退出提名程序）、國防部長等，就像文化大革命時任命一個工廠的保衞科幹事王洪文為國家副主席、一個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為國務院副總理一樣，唯一的原因是他們「造反有功」、對「老闆」絕對忠誠。而資歷豐厚但是不夠絕對忠誠的共和黨人，比如黑利（Nikki Haley）和蓬佩奧（Mike Pompeo），則沒有再被邀請入閣。在聯邦機構中，他會試圖將事務官改為政務官，這樣就可以自由地開除那些不聽話的公務員，這一點他在競選時就宣示過了。在政府做事的公務員會謹言慎行，為了飯碗，不敢越雷池一步（這聽起來也很熟悉）。教育部或者會被取消，之前的民權改革方案或者被終止，監管機制被削弱。特朗普對獨裁的嚮往，現在終於有了用武之地。共和黨在參眾兩院佔多數，也會竭力配合他的獨裁統治。正如他早期的智囊班農（Steve Bannon）所說，「我們將把聯邦政府撕個粉碎，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主席說他們要進行第二次美國革命。如果左翼不抵抗的話，這會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就像當年中國人「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一樣，我們都知道那個新世界長甚麼樣子：說謊會變為常態，違反民主規範會被認為名正言順，流血也是可能的事情。一個威權的社會就這樣逐漸形成。

在商業企業界，特朗普會整肅那些沒有支持他的老闆與工會領袖。他在第一任期也的確這樣做了，比如用政府權力阻止或支持公司合併、決定和哪個公司簽訂百億美元合同等。蘋果公司（Apple Inc.）的行政總裁庫克（Tim Cook）和特朗普私人關係很好，因而避免了很多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高關稅，而其他公司卻要照章辦事。這或許就是為甚麼《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老闆阻止編輯部發表支持賀錦麗的社論的原因。大公司和政府通常有各種各樣的利害關係，除了監管、規則方面的問題之外，還有和政府訂立合同、為政府提供服務或製造產品等生意的存續問題。

大選之前幾個月，大公司主管就紛紛和特朗普套關係，說一些吹捧的話；這些都是未雨綢繆之舉。特朗普當選後，在拜登時期因商業壟斷行為遭到司法部起訴的各大主要科技公司（包括Meta、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蘋果）的老闆，紛紛在X上向特朗普發去賀詞。他們說現在可以無拘無束地發展了，科技的春天來到了。不光科技，連虛擬貨幣公司也要得到大發展，政府監管也會放鬆。所有這些，是禍是福還未可知，或許禍福參半。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任命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擔任政府效率部（DOGE）的主管。馬斯克聲稱要削減聯邦政府預算2萬億美元（每年聯邦預算約6.5萬億美元）。同為生意人的拉馬斯瓦米聲稱要取消教育部、FBI、國稅局，聯邦僱員裁掉75%（現在有僱員三百萬人），對烏克蘭、以色列、台灣的援助也要大力削減。即使他們這些野心不會全部實現，但是對美國和世界的影響都無法估量。與此同時，馬斯克的SpaceX等公司在政府幾個部門有百億美元的生意，且正在接受政府調查和訴訟案件達二十多起，他對政府部門的經費削減不可避免地會和自己的企業利益發生利害衝突。特朗普的政府官員也會有很多是億萬富翁和公司高管。特朗普和馬斯克這樣的富人及其追隨者，像在他第一任期時那樣，利用政府權力謀私的可能性也就無可避免了。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各種想和美國政府建立關係的國家和私人團體就已經想盡辦法，盡量多使用特朗普旗下的酒店和高爾夫球場來舉行各種活動，讓他收取高額費用。電訊公司T-Mobile的高管在2018年宣布要和Sprint合併之後，就在華盛頓的特朗普酒店消費了195,000多美元，兩年後公司合併被批准。特朗普習慣住自己的酒店，在自己的高爾夫球場打球，強迫納稅人為他的隨從和保護他的秘密警察高價買單。他也「舉賢不避親」，讓女兒與女婿擔任政府顧問職務，順便與一些國家建立生意關係。他在第二任期將會繼續利用各種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正如他剛提出要讓自己女婿的父親庫什納擔任美國駐法國大使。

更有甚者，特朗普給富人減稅的政策必然導致社會支出的削減，包括社會保障等項目的費用。屆時受害的就不光是反對特朗普上台的人們，他的支持者也同樣會受害。馬斯克已經說過，大家要準備過一段緊日子。這個緊日子會不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特朗普第二任期承諾要將被他定義為「佔領了美國」、「基因很壞」、「毒害我國的血液」的、那些從亞、非、拉、中東等地偷渡來美的、剛剛從那裏的監獄釋放出來的、講着美國人聽不懂的語言的二千萬非法移民（實際數據約1,100到1,500萬）全部趕走。除了會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新的人道悲劇之外，這也會使美國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因為這些移民正在從事美國人不想做的工作，比如農業、建築、家傭等。四分之三的農業工人是移民，其中一半是非法／無證移民；肉類聯合加工廠30%到50%的工人是無證移民；五分之一的建築工人是無證移民（10），他們提供着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服務。可以想像一旦這些移民被驅逐，或者在某個地方被關起來，必然造成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加劇。這與支持特朗普的選民想像的結果正好相反。反移民的氛圍一旦形成，合法移民也會遭到歧視。在職場上、在社交場合，有形和無形的歧視都會比原來更加嚴重。

性小眾也會受到更多的歧視。前述特朗普的反對變性的競選廣告為他贏得了更多選民的支持，包括白人、拉丁裔人和黑人，這就預示着LGBTQ人群的基本權利會受到侵蝕，他們爭取人權的努力也會更加艱鉅。的確，在特朗普獲勝兩天之後，德克薩斯州州立大學的一個校區已經出現了貶低婦女與同性戀的牌子：“Women Are Property”（婦女是男人的財產），“Homo Sex Is Sin”（同性性行為是犯罪），儘管非本校人員所為11。性別歧視在特朗普的加持下恐怕更有恃無恐。就像他的造勢大會的一首主題歌所唱的：“It’s a Man’s Man’s Man’s World!”（這是一個男人的、男人的、男人的世界！）「你的身體我做主」（“Your Body, My Choice”）的口號也開始流行起來——針對女權主義口號「我的身體我做主」（“My Body, My Choice”）。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會繼續分化美國政治，壓制不同意見，加劇階級、種族與性別歧視。政府等公營部門包括學校的工會是否允許存在，也被特朗普陣營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提上了議事日程，至少要削減它們的影響力；拜登政府對工人權益的保護措施（比如童工問題、超時工資、安全與健康問題、勞資矛盾處理方法、組織工會的條件等）也會被削弱。當政府更加腐敗、美國社會更加兩極化，社會騷亂就會發生，就像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那樣。如果抗議事件持續發生，且規模擴大到某種程度，甚至引發暴力，那麼特朗普派軍隊鎮壓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四　特朗普再次當政對世界的衝擊與考驗

在國際事務上，特朗普會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繼續執行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孤立主義、高關稅等與利益相關而不是與民主和人權相關的政策。拜登政府在印太、亞太地區以及和歐盟一些國家建立的新聯盟也將名存實亡，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會是這樣。

特朗普聲稱要對所有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10%到20%的稅，對中國徵收60%的關稅（他說「關稅」[tariff]是英語裏最漂亮的一個詞）。生意人不會賠錢做買賣，不可能自己把成本都扛起來，至少一部分要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結果就是更嚴重的通貨膨脹。貿易戰一旦引發，相互加徵高關稅（墨西哥已經表示會強烈反制），會產生預想不到的後果。

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利益會再次戰勝價值。特朗普大概率會終止對烏克蘭的援助，迫使其放棄土地、取得和平，而歐洲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幫助烏克蘭打敗俄羅斯。當然，這會迫使歐洲加強軍備，但這需要時間。與此同時，沒有人敢保證俄羅斯不會趁機蠶食其他還不是北約（NATO）成員的國家。如果北約國家被入侵，也不能保證美國會出兵相助，因為特朗普說過，如果這些國家不投入更多的金錢，他會讓普京（Vladimir Putin）想幹甚麼就幹甚麼；甚至美國退出北約都是可能的事情。

在中東，特朗普會繼續強力支持以色列，就像他在第一任期時按照他的大金主、賭博業大亨艾德森（Sheldon Adelson）的意見將美國使館遷到耶路撒冷一樣。艾德森的遺孀在這次競選中又給了他一億多美元的支持。在利益面前，特朗普別無選擇。儘管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戰爭或許會短暫中止，但是以巴之間的兩國方案更加不可能實現。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佔領也不會停止，加沙的前途不可預期，中東仍然看不到光明前景。

在台海兩岸，若從利益方面考慮，特朗普應該不會出兵護台。美國民意已經在反對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他們的厭戰情緒和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政策一拍即合。特朗普政府最多只會讓台灣當局更多地購買美國的武器，他還說要像黑社會那樣要台灣交保護費。如果台海戰爭真的來臨，被特朗普認為偷走了美國芯片工業的台灣恐怕只能自求多福了。在利益與價值的博弈中，價值在這裏仍然會缺席，因為特朗普看不到出兵能為美國帶來甚麼好處。

在與中國的關係中，特朗普也會只考慮利益。對所有產品加徵大額關稅會迫使更多外資企業撤離中國（現在他們已經在計劃了），進一步減少中國人的就業機會，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留下的外企成本加高，最後還是會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進一步造成通貨膨脹。同樣地，中國的反擊也會造成對美國經濟的傷害。

另外，特朗普對中國的民主與人權問題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第一任期就已經是這樣了。特朗普對1989年民運的看法（只有強力鎮壓，才能顯示政府實力），對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的看法（「不想參與其中，因為我們自己也有人權問題」；「我們要和香港站在一起，但是我也要和習主席站在一起」），對新疆問題的看法（支持建造再教育營，擱置了一項懲罰涉及拘禁維吾爾人的官員和企業的計劃），都已經非常明顯。就在2024年大選前，他還說中國領導人用「鐵腕」控制着十四億人，是一個「棒極了的人」。特朗普崇尚鐵腕統治，多年前他就認為終身主席的做法很好，美國也應該試試。這次大選後和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見面時，他再一次提到任期結束後續任的可能性。在世界上捍衞民主與人權是傳統共和黨的觀念，但在特朗普時代已經過時。

總之在特朗普時代，美國會放棄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世界會變得更加混亂無序，軍備競賽、核擴散會加劇，尤其在東亞；全球威權者的統治在他的鼓勵下會得到加強。奉行威權主義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 Viktor）在祝賀特朗普勝選時，說他的當選使世界得到了一個急需獲得的勝利，並準備和他攜手與其他右翼政黨一起拉着歐洲向右轉。海內外支持特朗普的中國異議人士會大失所望，看到其政治理想離自己愈來愈遠。

五　結論

我在美國大選之前的一篇文章裏討論了美國民主的危機，描述了特朗普在近十年的時間內如何影響美國政治與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對選舉制度與施政規範的侵蝕、對法律規範的侵蝕、公民社會包括媒體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政治文化方面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煽動仇恨與暴力，以及美國的威權化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從而導致世界格局的變化等12。現在特朗普要再執政四年，看來國內和國外都會繼續動盪。在最高法院給了總統幾乎絕對的權力之後，這些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不過，美國畢竟還沒有演變成為一個尋常的專制國家。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民主黨和共和黨內堅持原則的議員和官員，是制衡特朗普政府、不讓其辦事太出格的一股重要力量。議員的行為需要檢點，因為有競選連任的壓力；再次當選是他們的利益所在。美國的法律制度相對比較完善，法官有相對獨立性，不總是按照任命自己的黨派的意見判案。各個民主黨州長也都在抓緊立法保護民眾的權益，這些州的檢察總長也都準備共同為州民的權益對特朗普政府的過頭做法提出訴訟。美國的傳媒也相當發達，起着非常重要的調查和監督政府的作用（儘管特朗普已經威脅要吊銷幾個媒體組織包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ABC的執照，起訴《紐約時報》）。美國有言論自由、遊行抗議的自由；也有強大的、涉及各個領域的公民社會組織、維權組織、移民權益組織、LGBTQ組織、工會組織等，它們的律師已經準備好在法庭上挑戰特朗普政府的過頭政策。這些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制約總統的權力。

但是，特朗普的四年威權統治，恐怕還是會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傷害的大小，要看這些制約因素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可以說，情況並不樂觀。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在今年5至6月辦了一個「戰局推演」活動，有近二百人參加，包括前政府高官、議員、退休將軍，以及來自多個領域（宗教組織、非營利組織、大學、基層組織等）的公民社會領袖。他們都扮演了與自己原職業相關的角色（包括特朗普政府官員），以推測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美國能否抵擋住他的威權主義傾向。結果發現，各種政治、法律和其他社會力量應對特朗普政府各種過頭政策的能力都很有限。街頭和校園的抗議會起反作用，對抗威權的力量內部也紛爭不已。美國人需要向威權國家的人們學習如何反抗專制。抗爭可以減少特朗普對美國的傷害，但是不能完全避免（13）。這恐怕是對未來四年比較可靠的預測。

正如一位專門研究美國總統的歷史學家所說，美國是由希望和恐懼、正義和非正義、優雅和憤怒之間的張力塑造而成的。正義能否戰勝邪惡，取決於相當一部分有權力和沒有權力的人的心靈和思想習慣。美國曾經有過奴隸制，但是一場內戰將它廢除了。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本不想參與反法西斯戰爭，但是「珍珠港事件」和納粹德國對美宣戰，使美國改變了主意，也從此改變了世界。特朗普執政下，歷史是否會重演，還未可知。美國曾經有過種族隔離，但是鍥而不捨的非暴力抗爭，也把這個制度改變了。老話說，「美國人只有在窮盡了其他所有的可能之後，才會去做正確的事情」（Americans do the right thing only once we have exhausted every other possibility）（14）。或許特朗普當選及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情，只是在做正確的事情之前必須嘗試一下的可能，儘管這個可能大概率會是一個悲劇。

美國民權鬥士路易斯（John R. Lewis）說：「民主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個行動。」換句話說，民主是脆弱的，需要人們不斷地爭取，不斷地維護，否則有朝一日，即使民主制度被建立起來，也會被侵蝕、腐蝕，甚至或多或少地變為專制，因為在利益和價值的博弈中，價值不一定會勝出。

註釋

1 關於右翼媒體在大選中以及大選後的作用，參見Michael Tomasky, “Why Does No One Understand the Real Reason Trump Won?”, The New Republic, 8 November 2024, https://newrepublic.com/post/188197/trump-media-information-landscape-fox。

2 Linley Sanders, “How 5 Key Demographic Groups Voted in 2024: AP VoteCast”, AP News, 7 November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election-harris-trump-women-latinos-black-voters-0f3fbda3362f3dcfe41aa6b858f22d12.

35　Steven R. Johnson and Elliott Davis Jr., “How Key Demographic Groups Voted in the 2024 Elect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6 November 2024, www.usnews.com/news/national-news/articles/2024-11-06/how-5-key-demographic-groups-helped-trump-win-the-2024-election.

4 Dionne Searcey：〈川普當選是「女權倒退」嗎？有些女性並不同意〉（2024年11月13日），《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usa/20241113/women-feminism-harris-trump/zh-hant/。

6 “Democrats Need to Take a Hard Look at Our Brand”, Axios (email version), 11 November 2024.

7 Josephine Harvey, “‘MAGA in a Nutshell’: Voter’s Wild Explanation for Backing Trump Goes Viral”, Huffpost, 12 November 2024, www.huffpost.com/entry/trump-voter-like-hitler-viral_n_67333120e4b0745a493ba0b6.

8 Danny Hakim, Ken Bensinger, and Eileen Sullivan, “‘We’ll See You at Your House’: How Fear and Menace Are Transforming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19 May 2024, www.nytimes.com/2024/05/19/us/politics/political-violence.html；轉引自郝志東：〈第三波威權化回潮：美國大選與民主危機〉，《中國民主季刊》，2024年10月號，頁163。

9 Ron Dicker, “Trump AG Prospect Warns Letitia James: ‘We Will Put Your Fat Ass in Prison’”, Huffpost, 8 November 2024, www.huffpost.com/entry/mike-davis-letitia-james-fat-ass-comment_n_672de5a9e4b0933e82c99ab2.

10 Paul Krugman, “Why Trump’s Deportations Will Drive Up Your Grocery Bill”, The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2024, www.nytimes.com/2024/11/11/opinion/trump-deportation-inflation-grocery-bills.html.

11 Faith Bugenhagen, “‘Women Are Property’: Demonstrators Spark Outrage a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7 November 2024), www.chron.com/news/houston-texas/article/texas-state-protestors-19896848.php.

12 郝志東：〈第三波威權化回潮〉，頁148-71。

13 Rosa Brooks, “I Helped Run ‘War Games’ on Trump’s Plans. They Were Not Reassuring”, The New Republic, 12 November 2024,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88149/trump-war-games-2025-plans-not-reassuring.

14 Jon Meacham, “I’m a Presidential Historian. This Is My Biggest Regret about Trump”, The New York Times, 5 November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05/opinion/donald-trump-regret.html.

美国公众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政府禁用社媒应用程序？

分析

曾卡等

17/01/2025

【编者按：在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截止日期马上来临之际，很多人都在关注TikTok在美国的前景。三位重量级学者曾卡(Ka Zeng) 、达米安·拉斯（Damian Raess）和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近日对1494名美国成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支持禁止某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他们的研究显示，美国政府有关TikTok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正是多数受访者支持禁止的理由。“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TikTok的某些描述方式几乎像是在实验室里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以激起美国人的不信任感。”

该文的第一作者曾卡是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的政治学教授；达米安·拉斯是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Université Laval）的政治学教授；保罗·马斯格雷夫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Qatar ）的政治学教授。

该文的英语原文发表在中美印象的英文网站，以下为中文版。】

本周，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数千万美国用户正在焦虑地等待最高法院对国会之前通过的“不卖就禁”法案的合宪性做出裁定。TikTok 在美国的生死命悬一线。预计，最高法院最快本周可能做出裁决。

国会这项法案要求 TikTok出售其在美国的运营，必须卖给美国所有者，否则该应用程序将在美国被禁止使用。

这项要求 TikTok 剥离的法案去年在两党支持下获得通过，被媒体称为“不卖就禁”法案。人们可能会认为国会对该法案的强力支持反映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事实上，公众在该问题上存在分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仅有 28% 的美国人明确反对禁用 TikTok，32% 的人支持禁用，而有 39% 的人表示不确定。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人支持或反对禁止外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为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对1494个美国成年人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在支持禁用应用程序的因素上存在着惊人的共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TikTok的某些描述方式几乎像是在实验室里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以激起美国人的不信任感。

为得出我们的结论，我们使用了一种方法，向受访者随机呈现假想应用程序的不同特征。通过随机化应用程序的多个属性（例如应用程序是否来自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是否面向年轻人还是所有美国人），我们能够确定哪些特征会让受访者更倾向于支持或反对禁用该应用程序。

我们的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受访者最担心的是应用程序是否对军事和情报机构构成威胁。例如，受访者支持禁用被描述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高度”威胁的应用程序的比例，比支持禁用被描述为“低”威胁的应用程序的比例高 25 个百分点。即使是“中等”威胁，与“低”威胁的应用程序也能使支持禁用的比例增加 10.5 个百分点。

受访者同样关心应用程序与其母国政府的关系。相比于由政府拥有或与执政政权有联系的私人应用程序，受访者支持禁用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私人应用程序的可能性要低约9个百分点。同样，他们对禁用一个来自专制国家的应用程序的支持率比对一个来自民主国家的应用程序的支持率高出超过5个百分点。

此外，应用程序是否来自允许美国应用程序进入其市场的国家这一因素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应用程序的母国市场允许美国应用程序运营，那么受访者支持禁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会降低12个百分点。

不寻常的是，我们发现不同群体（不管性别、年龄、种族如何）对这些因素的态度都基本类似：几乎所有人都担忧国家安全、政府类型、市场互惠准入以及所有权独立性等问题。虽然存在一些小的差异，比如相对于民主党人或中间派人士，共和党人对应用程序所在国家是否是民主政体的关心较少，但总的来说差异并不大。

即便是TikTok的用户，其观点也与非用户大致相似——尽管在应用程序所有权是否独立于政府这一点上，用户支持禁用的可能性明显较低。（我们还发现，应用程序在处理虚假信息以及保护用户隐私方面的政策对支持度也有影响，但不如市场互惠准入或国家安全等因素重要。）

不出意外，TikTok在我们关注的几个重要因素上得分不高。尽管这个应用程序是私人拥有，但被广泛描述为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由于其潜在的安全风险，该应用程序早已被禁止在（美国的）军事设备上使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禁止大多数美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进入其市场。此外，中国政府被西方认为是专制政体。

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禁用一个与TikTok的描述在许多方面类似的应用程序的支持度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坚定。当然，说自己支持禁用TikTok容易，但要真正放弃一个由似乎万能的算法精心策划、令人上瘾的视频则是另一回事。但正如法案的作者、前共和党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在《华尔街日报》中写道，这项法案实际上只要求字节跳动剥离该应用程序——这一要求相对容易接受。

对我们而言，这些发现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眼前的争议，而在于存在一个可能很大的群体支持阻止被视为具有威胁的外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的存在。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潮流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许多理想主义者憧憬着全球互联网能够促进国际交流甚至和平。这也与2010年代的观念不同，当时许多人相信Facebook和Twitter可以帮助推翻专制政府。

如今，美国人似乎愿意考虑切断互联网访问，部分原因是为了强迫其他市场开放，部分原因是因为互联网被视为一种威胁渠道。即使TikTok最终幸存，这种情绪仍将持续，总有一天，这种情绪所支持的（禁用）做法可能会得以付诸实施。

专访孙梅岑（Meicen Sun）：人工智能的布局、治理与博弈

采访

翟乐南（Nick Zeller）

15/01/2025

孙梅岑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信息学院助理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科技项目客座教授。她曾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会员，并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研究中心及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从事研究。其研究成果见刊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分析》、《哈佛商业评论》、世界经济论坛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等。她还创作中英文小说、戏剧等，在中国、新加坡和美国执导多部原创作品。其近期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顶刊《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发表的论文《达摩克利斯之键》（“Damocles’s Switchboard”）首次以量化的方法阐明了信息政策与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是中美印象英文版(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执行主编翟乐南（Nick Zeller）对孙梅岑的采访。

翟乐南（Nick Zeller）: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用来作弊写论文或创作搞笑内容的工具。然而，世界各国政府却把它当作战略性的重要问题来对待——投入大量资源，并坚持制定人工智能治理计划的必要性。您认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为什么如此重视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规则？

孙梅岑（Meicen Sun）：简言之，就是人工智能庞大且莫测的双刃性：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在经济、军事等领域都能引发飞跃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求高求快容易无视其中的风险——包括算法偏见、技术性失业等。目前，各国出台的治理法案很多不健全。人工智能所触发的焦虑而给希望监管的利益方提供了契机。

翟乐南（Nick Zeller）: 这也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对人工智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担忧是由市场因素驱动的？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继续坚信人工智能具有战略重要性和无限潜力，许多公司将从中获利的话。

孙梅岑（Meicen Sun）：相较于谁将从人工智能的开发中获利，更值得思考的是谁将从人工智能的监管中获利。标准化专利、默认隐私设置等各类纷争无外乎是监管的具体表现，而人工智能自带的算法黑箱对于企图通过技术细节蒙蔽大众而达到俘获目的的科技公司来说可谓天助我也。与其滥用人工智能发横财惹众怒，不如打着人工智能安全的旗号名正言顺地从中渔利。科技公司利用其对相关技术的了解占领了监管方和公众的信息制高点，进而得以通过收买监管方驱逐竞争。此类先发优势往往具有叠加效应。因此，对任何将某些价值和取向嵌入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行为必须加以警惕，因为一旦嵌入便难以剔除。美国这边一些治理方案初衷虽好，但不得其法，许多业内专家也已公开指出其弊端，对当前一边倒挺监管的风向或能起到一定制衡。

翟乐南（Nick Zeller）: 您在为2019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撰写的时评中指出了信息政策对世界各国的重大战略意义。是什么促使中国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如此重要的战略层面？您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治理方面的总体策略是什么？

孙梅岑（Meicen Sun）：解读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切入口是中国的数据战略，具体还要从十年前的“大数据”时代说起。包括十三五和《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首次将大数据定性为“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挖掘不像原油一类资源受制于自然条件，研发成本也较低。而对于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都尚匮乏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数据与人口成正比，这就将巨大的低技能人口基数从负担转变为资产。而互联网普及率、相对宽松的隐私环境以及互联网管制等因素都进一步保证了数据更快更有效的积累。

数据对于任何一个大国都是重中之重，但在中国则被赋予了更为特殊的地位：大数据不仅仅是一个关键节点，更是具有近乎天意的历史性时刻。打赢数据仗的目的远不止提升综合国力，而是通过改写信息时代的交战规则确保在主场而非客场拿下更大的人工智能一仗。“弯道超车”的本质无非是借所谓“数据红利”掩护而避免在技术短板上与美国正面交锋。同理，“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一提法直指的是数据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可能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非关于现代化的泛泛而谈。

数据诚然重要，但迷信数据却会陷入“XX不够，数据来凑”的怪圈。就人工智能来说，XX非算力即算法。而广义来看，XX可以是从资本到人才到技术等任何驱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中国在数据上的下注激化了美国在硬件和人才上的封锁，继而促使中国在数据上进一步加码。

翟乐南（Nick Zeller）: 谈到数据，不能不提及您近期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顶刊发表的论文《达摩克利斯之键》。您在文中指出，互联网政策已在国际贸易中以隐性关税的形式普遍存在。美方批评中国的数字贸易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偏袒中国数据密集型企业的同时抬高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能否解释一下这其中的机制？包括数据监管、数据本地化和出口管制在内的限制措施对本国和外国高度依赖数据的企业有何影响？特朗普新政府上台，您认为这个问题将如何发展？

孙梅岑（Meicen Sun）：信息能通过若干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最直接的是通过信息流中的知识部分，即我在播客里谈到的互联网政策何以左右国家创新力，而对信息流中的数据部分则讨论较少。数据密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利用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算法，比如约车软件靠出行数据优化路径等。用户一旦无法登陆国外软件，就会更多地使用本土的替代性软件，这便是我文章中数据密集型企业从互联网政策中获利30-50%的机制。至于国家为什么不趁热打铁进一步扶持本土公司，原因在于这些公司同时坐拥资本和数据，而一旦参与上市一类的海外扩张，数据就成为了安全隐患。这也是近年来国家对此类公司加强监管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去年已经放缓了之前一贯推行的数字贸易自由化政策，下届政府亦不会有大变动。迫使放缓的主要压力来自于美国国内而非国际。信息政策的日益复杂意味着数字贸易不得不让位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更为紧迫的议题。

翟乐南（Nick Zeller）: 在您在论文中曾提到，国家在信息监管中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需要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取舍。能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 “达摩克利斯之键” 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如何影响中国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决策的？

孙梅岑（Meicen Sun）：不少人问：若信息政策对创新影响如此之大，何未有相应的调整？首先，政策是有所调整的。现今信息政策的双向精准度都有提升，错屏率和漏屏率都有所降低。但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信息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很难定夺。就专利、论文，甚至高影响力专利论文等常用的宏观指标看，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确已经赶超了美国，这似乎跟我文中信息政策造成创新力22%边际性下降这一点相矛盾。

要理解为什么二者并不矛盾就要了解什么是“边际性“，即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信息政策对创新的影响。一个负重的赛跑选手，在改善了训练方式和装备之后与对手齐平，但显然不负重会跑得更快。这里的”重”即相当于信息政策。而训练方式和装备的改善相当于科研资金的投入等其它因素，也恰恰掩盖了负重本身的拖累。要准确测量负重对创新的阻力需要一些数据科学的技巧，这也是我论文的一个突破。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是只要政策有碍创新，那么政策必然会调整，但事实证明边际性下跌即便达到了22%也有可能被弥补性因素掩盖，故不影响创新指数的总体上升。

赛跑的比喻还可以用来审视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有观点认为美方的制裁反而推动了中国自主创新，好比负重训练一样加速了华为新一代手机的面世。但就技术上看，此类案例并不能与英伟达或者开放人工智能最优的硬件或算法相提并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除却用统一指标衡量中美各自的最优模型，不妨探讨此类限制性政策是否对两国人工智能研发的方向性产生了影响，例如研究的内容、使用的方法等。假设答案是肯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倘若互联网管制、芯片制裁之类政策无意中促进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多元性，那是否就应任其分化？科技政策着眼的多是政策导致的不良后果，而对相反的情况则考量甚少。

翟乐南（Nick Zeller）: 放宽视角，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追赶策略是否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其经验？哪些方面具有参考价值？同时，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资源、政策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国的哪些做法可能不太适用于其他国家？

孙梅岑（Meicen Sun）：最具参考价值的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包括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落地比自主研发更具实际意义。但正如之前所说，中国人工智能得益于海量数据和标注，因此若本国规模效应不足则不宜生搬硬套中国模式。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公司依靠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为其进行模型标注，包括严重危害精神健康的内容，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翟乐南（Nick Zeller）: 中美在哪些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创新的领域竞争最为激烈？目前的情况怎样，双方各自拥有哪些比较优势？

孙梅岑（Meicen Sun）：基于上述中美竞争中最优模式和中国在数据方面的比较优势，需要强调的是“XX不够，数据来凑“这类策略前景堪忧。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科技项目的研究显示，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资本会日趋重要。只要有足够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对科研的助力将不可估量。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解释就是人工智除了通过“L”（劳动力）更能通过“A”（全要素生产率）激发经济增长。目前对人工智能的关注点还较局限在劳动力这块，比方自动化对就业和工资的冲击等。这些固然重要，但如果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即创新这个杠杆，则未免主次颠倒。

翟乐南（Nick Zeller）: 中美合作制定全球人工智能规范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合作是可能发生的？或者有哪些奖励机制可以促成这样的合作？

孙梅岑（Meicen Sun）：世界秩序由几个大国政府协商制定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国家对数据和算法的管控与其对核武器之类资源的管控有着本质区别。粲然可观的经济利益外加技术的广泛分布使得把持着人工智能最前沿的业界将成为不可忽视的推力。各国政府必须直面自身在人工智能治理中辅助性而非核心性的角色。

人工智能的演进本身就是一次跨国资源的大整合，其莫大的潜力正源于其不确定性。这一点无论是对于传统风险评估还是对于信奉两极化和共同毁灭原则的传统外交来说都是颠覆性的。但较之无谓的恐慌，积极发掘人工智能所能给予人类的福祉是必要的。

中美印象简报：2025年中国是否会武统台湾？

快报

ZHANG Juan

15/01/2025

2025年第18期

本期中美印象简报是第18期，也是2025年的第一期。本期的内容有两点：有关中国武统台湾的讨论，以及继续推送各界对卡特总统的纪念。

本期关注焦点：是否武统台湾？

2025年对于台湾问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多位美国军方人士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中国政府会使用武力收复台湾，最早在2025年，最迟在2027年。

在2025年开始之际，大陆是否会武统台湾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白宫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但在2025年1月10日其发表的《美国对印太地区持久承诺》报告中重申了对台湾的支持。报告中写道：“我们已经运用各种安全援助权力和资源，为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以使其具备足够的自卫能力，应对其所面临的威胁。”

《台北时报》以《美国重申对台湾的防务支持》为题，对这份报告涉及台湾的部分进行了报道。在台湾海峡的对面，大陆网民这几天也在热炒是否武统台湾这个问题。

搜狐网12月31日的文章《我国为何迟迟不武统台湾？最大障碍并非老美，其中三大要素最关键》写道，“硬实力、软实力，台湾都不是大陆的对手，以当前中国解放军的实力，早已具备了解放台湾的实力，”但“中国军队想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面临三大难题无法解决”。它们分别是：第一，中国“始至终的态度是更倾向于和平统一”；为此，中国制定了法律，规定“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统一武力。一是台湾省被强行分裂。二是台湾省因重大事件被迫分裂。三是完全失去了和平统一的可能性。”第二，国际舆论可能对中国不利；第三，动武后关于如何治理台湾的问题。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大陆有能力完成统一”。“台湾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放不下的牵挂，不管过去多少年，经历多少代人，我们都不会放弃接他回家，也不会放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

在腾讯网1月8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台媒：“武统”关键是大陆海警部队，将执行三大任务》中，驳斥了台媒的报道，即“大陆武警部队正接受水上作战和城镇作战等特种训练，或将在未来的“武统台湾”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篇文章写道，“动用武警解决台湾问题不是不行，只是没有必要。解放军，顾名思义，其核心任务就是在必要时刻解放和收复失地。即便武警拥有强大的技能与装备，他们的历史使命和功能定位与解放军仍然大不相同。”文章最后写道，“从长期战略角度出发，通过和平谈判，展示善意和智慧，是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最佳途径。对于台当局而言，无论是从美国采购武器装备，还是炒作大陆收台在岛内营造紧张氛围，都改变不了两岸统一的大势，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其实，是否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唾手可热的话题。对该问题的讨论重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2024年12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阎学通教授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发表了题为“为何中国不怕特朗普” (Why China Isn’t Scared of Trump)的文章。在涉及台湾问题上，他写道，“台湾独立的议题一直都是，也将继续是北京与华盛顿摩擦的来源，但中国和美国不太可能为此发生战争。未来四年，北京的注意力主要将集中于重振中国放缓的经济。中国并不打算为与台湾的统一制定一个时间表，因为它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增长。”

阎学通的这个观点很快引起了关注。去年在12月2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记者会上，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大陆某学者在《外交事务》期刊刊文表示，大陆未来4年的注意力集中在重振经济上，不会制定统一台湾的时间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陈斌华回答：“这是学者的个人言论。我要强调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陈斌华的回答中，他没有否认阎学通的观点，但也没有表示赞同。他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必定要和台湾统一。至于统一的方式，他没有提及。

在习近平发表的2025年新年祝词中，他说，“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无法割断我们的血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这番对台湾的表述沿袭了中国过去历届新年祝词中传统的表态，并没有特别的新颖之处。但是，习近平在2023年4月的一番谈话却令人回味。

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会晤时，习近平说，“美国企图刺激我们收复台湾，但我们不会上当。”从习近平的表态中，他似乎并没有急于“收复”台湾，更多的是对处理台湾问题的谨慎。

那么，大陆的学者是如何看到武统台湾这个问题的呢？

早在2020年，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良就在香港《紫荆》杂志2020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乔良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他写道，“当今世界，经济主权、金融主权、网络主权、防卫主权、资源主权、粮食主权、投资主权、生物主权、文化主权、话语主权等关乎国家利益和生存的方方面面，无不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他主权同样是重大的核心利益，甚至有时比领土主权更紧迫，更决定生死存亡。”

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肖志夫在去年2月发文，写道，要解放台湾，1）必须真打；2）准备大打；3）打到投降。作者最后说，“解放台湾万事俱备，只欠决心！事实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大好机会。当前我们又面临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美国现在很有些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又逢美国大选年，德州边境移民问题告急，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正在进行中，红海危机，美国士兵在约旦遭无人机袭击……” 。

读到肖志夫的文章后，旅美著名时事评论人KS Liu写了一个回应，发表在中美印象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大陆面临的武统台湾的八个大挑战，包括武统台湾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他认为是2009年前后），过去10 年来，美国已经在国际上组成了一个“反华统一战线”，现代化的侦察手段使得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很困难等。

最后，KS Liu写道，“以上种种，并不是说武统台湾没有成功的可能，不是说困难不能克服，不是说时不再来，而是说宁可把困难估计大一些，绝对不能轻敌，一旦动手只能赢不能输，因此不要简单以为条件已经很成熟，以为只要敢于真打、大打，胜利就可以像菜单上的美食那样，被放在盘子中端上餐桌。”

《中美印象》简报本期推送文章

刘亚伟：吉米·卡特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邓小平和美国的吉米·卡特一起把横亘于中美之间的高墙搬到，把浩瀚的太平洋变成连结两国的湖泊，在这一史诗般的互动中，他们一起改变了中国和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无论今天G2是不是成立，中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左右的命运，在1978年12月15/16日，在两位政治巨人的爱国和仁爱的情怀中诞生。

刘亚伟：百岁卡特去世，他在中美关系上的作用超过尼克松

对所有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大家应该知道尼克松在52年前去了中国，别人说是破冰之旅，但是我觉得那次去中国的结果是打开了一扇窗，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可以通过这扇打开的窗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

那之后近7年的时间，尼克松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能够让中美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最后还是卡特总统在他的任内，1978年12月15号美国时间、12月16号中国时间，双方共同发表了建交公报。

所以我觉得所有从中美建交后获得红利的人，都应该牢牢地记住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勇气和远见，他们能够搁置当时的巨大争议，然后从大的方向着手，把建交作为当务之急，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卡特在中美关系上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尼克松和基辛格。

刘亚伟：跟卡特总统在一起的日子里

1978年的12月，我正在读大一，我们从学校的高音喇叭听到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消息，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感觉不可思议。1979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笑容可掬的卡特，看到当时欣欣向荣的美国，看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代表团的友好。那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近20年后，我会给那个在白宫迎接邓小平并启动美国与中国全方位合作的卡特总统“打工”。

徐剑梅：卡特总统其人其事

卡特是民主党人，仅执掌白宫４年，前任与继任都是共和党总统。通常，单任总统很容易被视为过渡人物，但卡特却不是这样。于今回望，人们发现，卡特在白宫的４年，“是民主党和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是“理解当今美国经济和政治轨迹的关键时刻”。美国国家档案馆发表讣告说：“无论人们对他的政策或选择有何看法，毫无疑问，他的总统任期及其后果，远比人们曾经认为的更为深远和重大。”

高院辩论TikTok“不卖就禁”法案：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哪个更重要

分析

ZHANG Juan

12/01/2025

1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就TikTok一案进行了辩论，综合多家媒体的分析，最高法院似乎倾向于支持可能禁止TikTok的法案。该法案是国会于2023年4月通过的。根据该法案的规定，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1月19日之前出售TikTok，否则该应用程序将被关闭。因此，该法案也被很多媒体称为“不卖就禁”法案。

在周五的高院辩论中，虽然几位大法官表达了对该法案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能存在冲突的担忧，但多数大法官似乎认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国会法案是否涉及侵犯TikTok的言论自由权，更多的是其所有权而带来的对美国的危害。

代表美国政府出庭的司法部副部长普雷洛加尔提出了两个辩护理由：国会法案是防止来自中国的隐秘虚假信息传播，以及禁止中国获取美国人的私人信息。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最高法院虽然对于第一个理由存在分歧，但几位大法官似乎对中国可能利用TikTok收集数据进行间谍活动或敲诈勒索表示担忧。美国政府一再强调，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由中国控制。

卡瓦诺大法官说，“国会和总统担心中国正在获取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国人，包括青少年和二十多岁人的信息。”

他继续补充到，现在使用TikTok的年轻人，以后可能会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或国务院工作，但他们“可能被用来发展成间谍、成为策反人员、或被勒索。”

TikTok的律师弗朗西斯科表示，他并不否认安全方面的风险。但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应对这些问题，而不是直接要求该应用程序“关闭”。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没有被弗朗西斯科的说法所打动。他说，“我们难道应该忽视这个情况：TikTok的母公司实际上可能受制于中国政府并为其进行情报工作？”

大法官卡根虽然提到TikTok是一家美国公司，因此享有《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但她觉得如果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它仍然可以自由地表达其任何观点。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对代表TikTok用户的律师费舍尔关于禁止TikTok是侵犯美国用户言论自由权利的论点不置而否。“国会对言论表达并没有意见，”罗伯茨说。“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一个被他们认定为外国敌对势力的实体收集1.7亿TikTok用户的所有信息。”

大法官卡瓦诺还表示，国会禁止TikTok的法律有历史先例。他说，“美国一直致力于防止外国（在美国）拥有或控制媒体。”

TikTok禁令设定的截止日期为特朗普就职的前一天，即1月19日。去年12月底，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诉讼摘要，敦促最高法院暂停该法案。

摘要写道，“鉴于本案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法院应考虑延长法定最后期限”，以便让他“有机会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案”。

特朗普法律团队的摘要还写道，“特朗普总统目前反对在美国禁止TikTok。”

在周五的辩论中，卡瓦诺大法官问TikTok的律师弗朗西斯科，如果法院在此期间裁定对TikTok不利的裁定，那么1月19日会发生什么。

弗朗西斯科说，“据我所知，我们将关闭。”他补充道，最高法院应暂时阻止该法律，以“给各方一些喘息的空间。”

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普雷洛加尔表示，从1月19日开始的任何关闭都不必是永久性的。这一观点引起了阿利托大法官的兴趣。

“那么如果我们支持这一法律，而TikTok被迫在1月19日停止运营，”阿利托大法官问道，“你的意思是，之后仍可能进行剥离，TikTok可以再次继续运营？”

普雷洛加尔表示，即使在禁令生效后，如果出售该平台的话，仍将允许TikTok恢复运营。她提到，马斯克收购推特并将其更名为X的案例表明，社交媒体平台的出售可以迅速完成。

她说，马斯克的交易从报价到完成仅用了大约六个月。

普雷洛加尔强调，自2020年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以来，TikTok就已被“通知”，如果无法满足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担忧，就必须要出售。言外之意，TikTok已经有足够的时间为此做准备。

TikTok此次在最高法院的辩论是因该公司在去年12月输掉了联邦上诉法庭起诉“不卖就禁”法案的案件之后，迅速地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请求而发生的。

美国政府认为，TikTok收集的大量用户数据，包括观看习惯等敏感信息，可能通过胁迫落入中国政府手中。他们还担心，推动用户内容推荐的专有算法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操控，中国可能会施压字节跳动，以难以察觉的方式操纵平台内容。

TikTok长期否认其会被用作北京的工具。他们还强调，公司超过一半的股份由全球机构投资者持有，中国政府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持有TikTok或字节跳动的股份。

字节跳动注册于开曼群岛，但其总部位于北京，并主要在中国的办公室运营。后者也是令美国政府一直不放心的理由。纵观TikTok在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辩论来看，TikTok所提到的禁令违反言论自由权的观点并没有太大说服力，法官们更看重国家安全这方面的影响。

最高法院预计在下周会对TikTok一案做出判决。

纽约时报：吉米·卡特和他的遗产

编译

ZHANG Juan

11/01/2025

1月9号，美国为近日逝世的前总统卡特举行了国葬。所有在世的美国前任和现任总统出席了卡特总统的国葬。拜登为他的“挚友”卡特发表了悼词。在悼词中，拜登对在场的悼念者表示，卡特总统向世界展示了何为“行善的践行者，以及一位忠实于上帝和人民的仆人。”

拜登继续说道，“今天，许多人认为他属于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但实际上，他看得很远，看到了未来。” 卡特曾在1977年至1981年间担任总统，试图在水门事件和越战创伤之后用自己的领导力治愈国家。

《纽约时报》驻白宫首席记者彼得·贝克尔（Peter Baker）是该报报道卡特去世新闻的首席记者。他写道，在很多方面，美国可能不会再有像卡特那样的总统。

在水门事件和越战之后，卡特以“人民总统”的形象走入公众视野。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卡特夫妇意外地从总统专车中走下，徒步走完通往白宫的游行路线。

根据贝克尔的报道，卡特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平民化的形象。他取消了前总统尼克松等人钟爱的在公开活动场合乐队在总统进来时由军乐队奏“向统帅致敬”（Hail to the Chief)，卖掉了总统游艇“红杉号”，并坚持自己携带行李登上“空军一号”。此外，他禁止白宫高级幕僚使用公车上下班，并在他入住白宫的第一个冬天将白宫的恒温器调低至65华氏度（约18摄氏度）以节约能源。

然而，这些举措也引发了批评，有人认为这些做法削弱了总统职位应有的威严。在公众和顾问的建议下，卡特对部分措施做出让步。他允许在特定场合重新演奏《向统帅致敬》，但始终没有重新购置总统游艇。

卡特的谦逊作风在他总统离任后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贝克尔说这是源于他的“个人本性”。

在他竞选连任失败后，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回到了乔治亚州平原镇他们于1961年建造的单层住宅，并在这座四居室、三浴室的房子里度过了余生。这栋房子按照房地产网站Zillow的估值，仅价值24.12万美元。贝克尔说，很多时候，停在房子外面、保卫卡特的特勤局的专用车都比他的房子贵。

和卡特总统相比，其他总统卸任之后靠通过演讲酬劳、在企业理事会任职等方式企业赚取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收入。但卡特的主要收入却是总统退休金和著书立说。他一生写了32本书。贝克尔写道，卡特“从未过上如同其他总统享受的奢华的生活。”

贝克尔在其系列报道中，从卡特的总统生涯、政治挑战、外交政策、1980年大选中的争议，以及他作为美国前总统的持久影响等多方面对卡特的遗产进行了剖析。

总统生涯与政治挑战

贝克尔在其文章中全面探讨了卡特总统的执政时期，尤其是1977年至1981年间，他面对的种种挑战与成就。

国内政策：坚持清廉作风
卡特以其道德操守闻名，他在竞选期间的主要承诺之一是恢复公众对总统职位的信任。贝克尔强调，卡特继承了尼克松“水门事件”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他因此非常努力地重建公信力。然而，贝克尔认为，卡特对细节管理的偏好和技术官僚的风格使他在国会内部缺乏足够的支持。在经济政策方面，卡特面临高通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难题。贝克尔指出，虽然卡特在能源政策改革方面表现出长远的眼光，但短期效果有限，这也为他的连任带来了阻碍。

外交政策：从人权到危机应对
贝克尔详细分析了卡特外交政策的几个重大成就。卡特在中东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成功推动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然而，贝克尔也指出，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随后的人质危机暴露了卡特政府的脆弱性。这一危机不仅拖累了卡特的公众支持率，也成为他1980年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贝克尔强调，正是因为卡特本人的执着，这使得《戴维营协议》得以成功签署，但同样地，他的执着却在伊朗人质危机中成为他的一个政治败笔。因为他的朴实，卡特坚持要把营救人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量淡化该事件。他的坚持使得媒体也把该事件作为报道的中心，该事件也因此成为美国民众关注的中心。这后来对卡特的竞选造成了沉重打击。

贝克尔在其报道中，没有大量强调卡特的另外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成就：中美建交。当时，他的顾问希望他推迟建交，担心建交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但卡特的回复是这件事情时不我待，不能等。他破除阻力，和同样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一道，在中美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卡特的这个决定，给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创立了一个友善的外部环境。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也因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0年大选与“十月惊奇”争议

贝克尔的一篇重要报道聚焦了有关1980年大选中所谓“十月惊奇”的指控，即里根竞选团队可能试图通过与伊朗方面接触，拖延释放美国人质的时间以削弱卡特的竞选优势。贝克尔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州政治家本·巴恩斯（Ben Barnes）的证词，详细描述了里根盟友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如何访问中东国家，试图游说伊朗方面延后释放人质的时间。

贝克尔指出，虽然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对这一指控提出了各种看法，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里根团队直接参与了阴谋。尽管如此，这一争议反映了当时美国政治中不择手段的激烈竞争，同时也突显了卡特在面对国内外双重压力时的孤立与无奈。

卡特卸任总统之后的生涯：人道主义与全球影响

贝克尔特别强调了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前总统。他在离开白宫后建立了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公共卫生和选举监督等领域的进步。贝克尔评价道，这种延续至今的公共服务精神使得卡特在美国人心目中逐渐摆脱了“一届总统”的政治标签，成为道德领导力的象征。

著书立说
贝克尔写道，卡特在卸任后撰写了大量著作，从《白宫日记》到探讨信仰和全球问题的书籍，一共有32本之多。这些作品展现了卡特对和平、正义和宗教信仰的深刻思考，也帮助他巩固了在知识界的地位。
跨党派合作与个人生活
卡特与前总统杰福特（Gerald Ford）的友谊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体现了美国政治中跨越党派的合作可能性。在生前，卡特和福特相约为在对方的葬礼上致悼词。福特在2006年12月26日去世，卡特应约在他的葬礼上致辞。福特也在自己去世前就写好了给卡特的悼词，在国葬上由福特的儿子宣读。

贝克尔的评价：卡特的复杂遗产

贝克尔认为，虽然卡特的总统任期充满争议，但他的长期贡献，特别是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努力，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尊重。

贝克尔的这些系列报道，不仅让读者了解了卡特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启发读者思考更广泛的问题：领导力的本质、权力的伦理边界以及一个领导者如何在卸任后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

徐剑梅：卡特总统其人其事

分析

徐剑梅

11/01/2025

　1月９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为前总统吉米·卡特举行国葬。

　　一位历史人物如果活得够久，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亲眼见证历史从不盖棺论定，并且历史评价可能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更高。毕竟，后人回溯的视野更深而广，因果脉络更清晰，还会叠加映照时过之后演变的境迁。这个“境”，既指情境，也涵盖不同于前人的心境。

　　卡特正是这样一个典例。他于2024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10０岁零3个月，做了一任总统，44年前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最具道德感的总统“、“危机中缔造和平的总统“、”被严重误解和低估的总统”＂绿色能源的远见者＂”体现了美国政坛如今罕见的价值观““美国政治奇观的解毒剂”……两周来，美国媒体围绕卡特去世的评论与报道不绝如缕。中国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谥卡特“美仁宗”，被英国广播公司写进报道里。　　

华盛顿“真正的局外人”

卡特赢得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年仅52岁。

　　很多人知道”谁是卡特＂这个段子。因为卡特参选前，在美国国家政治中是一个无名小卒，多数美国选民没有听说过他，“谁是卡特”成为大选中一个高频问题。就连卡特母亲听到儿子说要竞选总统，第一反应是反问：什么总？英语中，总统与公司或机构总裁是同一个词。

　　不过，恐怕很少有人记得卡特最著名的竞选承诺：“我永远不会骗你”。他把个人诚信作为竞选主题，以华盛顿局外人自我定位，承诺要为华盛顿带去“一种开放、诚实的领导风格”。在总统候选人辩论时，他许下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承诺：“我永远不会撒谎。我永远不会发表误导性言论。我永远不会背叛你们对我的信任，我永远不会回避有争议的问题。”

　　诚实到什么程度呢？大选投票前夕，《花花公子》杂志采访卡特。一生没有绯闻沾身的卡特回答说：“我曾用淫欲的眼光看待许多女人，我曾多次在心里通奸”。美国没有“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的说法，一时间舆论大哗。不过选举结果有惊无险，卡特仍然击败了尼克松辞职后接掌白宫的共和党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只是优势“令人不安地微弱”：他在普选票中仅领先两个百分点，50州中只赢得23个州。

　　上世纪70年代，是美国低迷而动荡的十年。1976年大选前，美国刚刚经历越南战争“彻底的军事失败”、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崩溃、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剌身亡、1973年阿以战争后的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高企，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低增长、高通胀）和大萧条后最严重的深度衰退（1974-1975)，对美国例外主义的迷思破灭，“每个人都同意：美国正在衰落”。水门事件更是严重削弱了民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卡特承诺要恢复国家政治制度的清明，引发选民强烈共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南方州花生农场主出身、在海军服役十年、自律正直、誓言“不撒谎“、从未在华盛顿担任公职的卡特，成为选民眼中“解决国家挫折的良药”。很多人认为，卡特这匹黑马当时之所以能一路冲到白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正确地认为他是一位善良正派的人”。

　　美国历史学家们说，卡特是美国现代选举政治史上，第一位以华盛顿局外人身份入主白宫的总统。在他之后，这种反建制姿态几乎成为挑战白宫和执政党的某种竞选常态。特朗普2016年首次参选总统时，就以“局外人”自居，并在其后八年里，通过抨击“假新闻”和“深层政府”等方式设法保持与建制的距离。

　　但卡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论在白宫还是之后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固执、自豪地保持了这种（局外人）状态”。《纽约时报》因此称他为“真正的局外人”，写道：“他从不关心首都的文化，从不迎合那里的官员和权贵，从不屈从于那里的惯例……其他外来的总统最终都适应了华盛顿。但卡特先生却没有。”《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也在回忆录中把卡特称为一位“局外人总统”。

　　这方面卡特的轶事很多。正式晚宴，他总是很快告辞；邀重量级参议员到白宫打网球，打完不聊天就回办公室。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没有参与华盛顿的社交生活”，造成对他很不利的隔阂。但他说，他当佐治亚州长时，就决定避免经常外出，“搬进白宫后，我从未打算改变这种做法”。

　　这让他付出沉重代价。华盛顿冠冕堂皇的权力制衡制度，“从历史上看，一直受到个人关系、恩惠、讨价还价和社交活动的润滑”。在卡特把华盛顿称为“与美国主流生活隔绝”的孤岛同时，他也被华盛顿精英和建制圈嘲笑为“来自内地的乡巴佬”。时任国会众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谈到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他（卡特）从未真正理解这个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不乏史家认为，卡特遵循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大众政治，将道德责任与政治实用主义对立起来。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凯·伯德（Kai Bird) 把他称为“异类”，并以此为传记冠名：《异类：吉米·卡特未完成的总统任期》。

　　卡特在任时，经常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连续工作12小时甚至更久，几乎没有丑闻。熟悉他的人回忆说，在海军核潜艇工作多年的他，具备工程师思维，致力于解决问题，关注复杂世界的细节——但也许过度关注，“很强硬，非常令人生畏”。他虔诚的福音派信仰和“主日学校老师的头脑“，则使他的政治宣讲不时被批评像在“布道”。卡特在《白宫日记》中承认，他可能“事无巨细”且“过于专制”，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和华盛顿说客对他政治命运的影响。最终，在执政后期，他“没有党派，没有朋友，被孤立，被包围。民主党建制派打败了他，侮辱了他，背叛了他，对他的蔑视史无前例。”

　　卡特踌躇满志进入白宫，奈何时运实在不佳，４年任期充斥着令美国人心烦意乱、失望沮丧的事件。伊朗霍梅尼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加油站排起长队、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率飙升，以及长达444天的伊朗扣押美国人质危机。美国电视台每天播报人质危机持续天数，而美军解救失败堕亡沙漠的画面，更是长久留在世界记忆里，这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低谷。

　　1979年7月，卡特在戴维营自我隔离多日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面对能源危机和美国人的沮丧，他没有寻找外部替罪羊，而是把美国的问题归结于美国自身，痛陈美国人“自我放纵”、崇拜消费，存在“信心危机”和“美国精神的危机”。他宣称，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社会存在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人类的身份不再由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来定义，而是由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但我们发现，拥有和消费并不能满足我们对意义的渴望……堆积物质财富无法填补没有信心或目标的生活的空虚”。

　　这就是后世著名的“萎靡演讲”。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卡特或许道出不受欢迎的真相，但忽视了经济滞胀、能源短缺给普通美国人造成的痛苦。他的演讲，最终被解读为推卸责任的说教。

　　卡特上台时，手捧乔治·华盛顿使用过的《圣经》宣誓，在就职演讲中宣称，要在水门事件和越战的“双重创伤”之后，恢复美国人的信心，建立一个用信任、正直和同情构筑的“新基础”。这一承诺最终全然落空。他后来表示，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快”，又与华盛顿风气格格不入。2021年，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回顾说：“当我们进入政治领域时，我以为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事实证明，问题比我想象的要持久和险恶得多。”

　卡特的内政顾问、后来为他作传的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说，三个因素注定了卡特竞选连任的失败：民主党内部分裂、通货膨胀和伊朗人质危机。但其中，经济是决定性因素。1976年大选时，卡特针对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美国的经济衰退，设计了结合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痛苦指数”。他当选时，美国人的痛苦指数为13.5，而他离开白宫时，这一指数为19.9。里根在与卡特辩论时发问：“你们现在的生活比四年前好吗？”这成为回响在之后美国大选中的经典问题。1980年大选，里根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卡特，赢得美国50州中的 44 个州。美国一位媒体人如是总结：尼克松让卡特变得诱人，卡特让里根变得不可或缺。

　　卡特黯然离开华盛顿时，美国人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平庸总统，“诚实却无能”。但45年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转而赞同他的传记作者们的一致观点：卡特不是厄运的对手，但很多事不是他的错，非他所能控制；他不是伟大的总统，但也不是软弱无能的总统，相反“优秀而富有成效”；卡特作为糟糕总统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宁愿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普利策奖得主、《政治》(Politico)漫画家马特·沃克 (Matt Wuerker) 画过无数挖苦卡特的漫画。他说，他现在为当时的“肤浅理解”感到有些愧疚。沃克说，“我们对一个有原则的人很不友善”，“把卡特作为失败总统任期的象征，从长远来看，这确实不公平”。

　　主要播报联邦政府新闻的美国有线电视公共服务网络C-SPAN自2000年起在美国总统历史学家中间展开总统领导力调查，卡特历次排名在第22-27名之间，居于中游，名列尼克松和小布什之前。1980年民调中，他的支持率一度跌至21%，但2024年盖洛普民调中，57% 的美国人认可他在任期间的表现。

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总统

　　卡特去世后，盘点他的执政遗产成为美国媒体和智库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从内政到外交，卡特的政策和理念常常走在时代前列，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只是如他的传记作者艾森斯塔特所说，许多成果是在卡特卸任之后才实现的。　

　　综合一些美国报端的评介：　

　　——经济上，卡特放弃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新政自由主义原则，支持市场导向框架，放松美国银行、航空、铁路、卡车运输、酿酒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管制。这标志着民主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也重塑了民主党本身，为之后几十年间主导美国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奠定了基础。这种急剧转向的功过是非，迄今美国左右两翼争论不休。

　　研究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兴起的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兼职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西蒙兹指出，卡特虽是民主党人，在财政上是保守派，主张放松管制、有限政府。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两大支柱——反对税收和反对监管，在卡特总统任期内首次凸显”。不仅如此，正是卡特任命的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遏制住美国长达十年的“大通胀”。西蒙兹认为，卡特为里根时期的重大政策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卡特任内，还成立了教育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削减了500亿美元国债。

　　——是第一位意识到气候危机严重性并努力采取行动的美国总统，发起美国对太阳能研究的投资，致力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呼吁美国人调低恒温器来节约能源，把美国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称为“道德战争”。推动通过《阿拉斯加土地法案》，将美国受保护荒野面积扩大三倍；成立能源部，加速了战略石油储备的发展。

　　里根上任后拆除了卡特在白宫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之后很多年里，白宫太阳能电池板“被许多人视为无用之物——一位天真、过度自由主义、不切实际的总统的象征”，但如今回看，乔治华盛顿总统图书馆执行馆长林赛·切尔文斯基说，卡特“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

　　——致力于消除种族隔阂，任命了数量在当时创下纪录的女性和非白人担任联邦职务，特别是大大增加了非裔、拉美裔等有色人种在联邦法官职位中的数量。卡特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终结奴隶制之后，第一位来自美国南部邦联州的总统。

　　——在外交上，卡特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戴维营和平协议》，埃以两国从此休兵；与巴拿马领导人共同签署《新运河条约》，规定美国在1999年12月31日前撤出全部驻军并将运河主权与管理权归还巴拿马。前美国驻北约大使（1993-98 年）罗伯特·亨特还说，卡特“是第一位毫无保留地支持现在的欧盟的美国总统”。

　　——卡特上台时，希望削减国防预算，与苏联签署第二份《战略武器限制条约》。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转而提议在５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国防开支，“启动”了里根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为冷战的终结埋下伏线。在布热津斯基敦促下，卡特还同意为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本·拉丹等“圣战者”提供武器，为美国自己埋下“祸根”。

　　2010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汤姆·多尼隆说，卡特在任四年间，成功塑造了美国之后40年的外交政策，在继任总统对中东、拉美、中国和俄罗斯政策中，都能看到他留下的外交遗产。例如，宣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卡特主义，多尼隆说，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对波斯湾政策的基础。卡特为这一承诺建立的快速部署部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身，如今是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主要军事存在。

　　卡特去世后，美国媒体鲜少提及或评价卡特在中美关系上的贡献。但对亿万中国人乃至世界来说，卡特最重要的外交遗产，是在任内推动实现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开辟了中美交流、贸易和政治合作渠道。

　　1978年12月15日，卡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读中美建交公报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说：“我今晚宣布的改变将对我们两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产生巨大的长期利益——我相信，也将对全世界人民产生巨大的长期利益。”

　　40年后的2018年，他再度强调：“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中关系。以相互尊重的方式维持这种关系对于我们两国和世界来说非常重要。”“美国和中国需要共同建设未来，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全人类”。

　　2024年初，在卡特中心举行的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45周年论坛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说，当时国会山上，约60%的两党议员反对建交决定。卡特做出的“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卡特传记作者乔纳森·奥尔特说，1976年大选时，福特因党内阻力明确表示不考虑首个任期内与中国建交。如果卡特没有当选，中美建交很可能会再推迟４年。

　　为卡特作传的艾森斯塔特说，卡特可能不适合从政，但卡特的成就使他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奥尔特则说，根据总统在位时受欢迎程度评判他们，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应该根据他们如何让国家和世界变得更好来评判他们。”

　　2019年，卡特在谈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意味着什么时，把维护和平作为第一要素。他说：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由其军事实力决定，而是由其缔造和平的能力决定。

美国”最伟大的前总统”

　　卡特经常被称赞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前总统，但媒体不止一次披露，他对这一褒扬十分恼火，因为话里话外，隐含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他离开白宫后的表现比在任时好。对此，民主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这种说法对于他（卡特）本人以及他的工作来说都不公平。”

　　尽管如此，人们这样的称赞，是真心实意的。

　　卡特自述说，他下台时56岁，回到佐治亚州家乡时心情低落，“不知道自己余生该做什么”。但一年后，他确立了新目标，于1982年成立卡特中心，致力于调解国际冲突、开展全球人道主义工作和改善全球公共卫生计划。他访问了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80 多岁时仍在执行外交使命。2002年，他因“数十年来不懈努力寻求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 年，卡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的遗产，由“对和平的承诺”定义。

　　令人感触的是，卡特在全球卫生领域，重点研究很少引起发达国家关注、“感染最贫穷国家的最贫穷人群”的疾病，如在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常见的沙眼、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等。1986年，卡特中心开始努力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为此亲自去尼日利亚和加纳近距离观察这种疾病的影响。当时，全球 21个国家约有350万人患上这种蠕虫通过被污染的水寄生人体，给患者造成巨大痛苦的疾病。截至 2024 年 11月，全球这种病例初步统计仅发生在两个国家，共7例。90岁患癌时，卡特被问及遗愿。他说：“我希望最后一只麦地那龙线虫在我死前死去。”　

　　卡特在2001年时写道：“获得医疗保健是一项人权，尤其对那些遭受疾病折磨的穷人而言。他们被遗忘、被忽视，而且往往没有希望。如果他们知道有人关心，不仅可以减轻他们的身体疼痛，还可以消除可能导致仇恨和暴力的疏离和愤怒。”

　　卡特还利用卡特中心作为全球平台，倡导妇女权利，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认为全球范围内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虐待，是当今时代“最严重且尚未得到解决的全球性挑战”。他在2014年出版的《行动的号召：女性、宗教、暴力和权力》一书中写道，性别不平等是全球男性对女性施暴的根本原因。他说，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与该国如何对待女性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基本权益存在相当密切的相关性，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每个社会中的男性，包括有影响力和权势的男性，都以多种方式延续着性别歧视传统。卡特去世后，美国《女士》杂志把卡特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支持性别平等的男士之一”。

　　几十年来，卡特夫妇每年会花一周时间——往往选择在他生日期间，与一家非营利组织合作，在美国和世界多个国家为低收入者建造和翻修房屋。2019年，95岁的卡特在家中摔倒，头部缝了14 针，眼睛青肿，但仍然坚持到纳什维尔参加建造活动。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卡特致力于“减轻人类痛苦”，这不是他卸任后的追求，而是一种回归。

　　卡特曾在被问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时回答道：“我认为最严重、最普遍的问题，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在工业化世界中，人们对那些生活在绝望和无助中的人们缺乏理解和关心。”

　　卡特说：“我的信仰——这不是可选项，要求我尽我所能，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何时，只要我有能力，尽我所能，用我所拥有的一切去努力改变现状。”

　　在当年的就职演讲和卸任后的一些讲话中，他重复引述他在中学课堂里学到的一句话：“我们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但仍然要坚持不变的原则。”

我的生活充满刺激、冒险和满足。

　　卡特被称为”最好的前总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朴素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美国总统中绝无仅有，以至于有的美国媒体称他是19世纪人物。《华盛顿邮报》说，他是“唯一一位真正为纳税人省钱的”前总统。

　　卡特是农场主的儿子，家境称得上“小康”——“总能吃饱，没有经济困难，但也没钱浪费”。他童年生活的农场，种花生、棉花、蔬菜，也养猪养鸡和牲畜，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厕所在户外，用水从井里打。他和黑人孩子一起摘棉花和劳作，夏天的时候去镇上卖煮花生。节俭朴实的生活习惯，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种族隔离时期与黑人孩子结下的友谊，是他社会正义感的最早萌芽。

　　少年时代的卡特“有一种强烈的热情，一种学习和追求卓越的动力”。16 岁时，他以全班最高分成绩，成为家中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二战期间，他被美国海军学院录取，1946年毕业一个月后，与姐姐的朋友罗莎琳结婚，随后继续在海军服役，这使他有机会见识世界，包括见证1949年的中国。当时，他作为美国潜艇上的一名年轻军官，到过香港、上海和青岛，在山东目睹国共交战的火光。他与新中国同一天生日，童年时曾尽量为在华传教士每月捐５美分。卡特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对中国怀抱着“特殊的感情”。

　　卡特在白宫时，拒绝“总统的奢华”，坚持穿廉价西装和毛衣，送孩子就读公立学校，自己拎行李箱登上空军一号，拒绝在他进入房间时播放《向总统致敬》歌曲，取消为高级职员配备专车司机，出售总统游艇红杉号……当时，华盛顿媒体经常嘲笑，批评他这么做“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总统职位的光彩“。曾任卡特政府白宫通讯联络主任的杰拉尔德·拉夫松 (Gerald Rafshoon) 则说：“他不喜欢大人物，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艾森斯塔特说，“朴素风格是卡特的DNA，”他把这种风格带进白宫，也把这种风格带出了白宫。”离任之后，卡特主动选择不加入任何公司董事会，不通过公众演讲获取任何报酬，出行乘坐商业航班。他说，他“不想利用入主白宫来获取经济利益”。“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也不怪别人这么做，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变得富有”。

　　没有人再怀疑卡特这些话矫情或虚伪，因为他以一生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作为前总统，卡特的收入除每年21.07万美元总统退休金外，主要来自写作。他一生写了30多本书，主题从白宫到中东和平、女性权利、到钓鱼和木工，甚至还有小说和儿童读物。他的养老金、办公室、员工等费用的年度预算，不及其他所有在世前总统的一半。　

　　卡特夫妇从离开白宫到去世，一直住在家乡小镇上一栋两居室平房里，这是他们1961年亲手建造的，2018年时市价仅16.7万美元，不及一辆高档汽车贵。卡特93岁时,《华盛顿邮报》拜访了他的家，描写道：陈旧但温馨，有一间质朴的客厅和一间小厨房，厨房地板上放着一个印有总统印章的冷藏箱——卡特说他们用它来装剩菜。平时，卡特早起后在书房读书写作或游泳，罗莎琳练习太极拳和冥想，下午会一起看电视。他们没有厨师，自己做饭。罗莎琳搅拌煎饼面糊，卡特放入烤箱。餐后，卡特洗碗。

　　卡特屡次打破人们对老年生活的想象。他九十高龄确诊肝脏和脑部患有黑色素瘤，但三年后摆脱了癌症。他喜爱户外活动，喜欢钓鱼、观鸟、徒步旅行，62岁学会高山滑雪，94岁时还去狩猎火鸡，结果因摔倒不得不接受髋关节手术。他去世前，接受了22个月的临终关怀。外界担忧他时日无多时，他家人说他在大快朵颐地吃冰淇淋。卡特的表弟告诉《人物》杂志：“多年前他曾告诉我，他希望穿着靴子死去，而不想坐在摇椅上离世。”

　　卡特的最大爱好是木工。他年轻时就是手艺精湛的木匠，在白宫也没放弃这个爱好。离开白宫后，在写作《坚守信念：一位总统的回忆录》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设计制作了30多件家具——桌、椅、床、长凳、橱柜、箱子和配件，足够装饰一整栋房子”。

　　卡特是第一位公开接受摇滚乐的美国总统，也是乡村音乐和爵士乐的粉丝，与美国很多音乐家有私交，尤其喜爱鲍勃·迪伦的歌曲。他还画油画，写诗，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任教36年，每隔一周在家乡小镇的教堂主持主日学课程，还会为教堂修剪草坪。

　　以东西方标准衡量，卡特都是幸福的长寿老人。他和妻子是初恋，婚龄长达77年，是美国婚龄最久的总统夫妇，并且儿孙满堂，有４名子女，11 个孙辈， 14 个曾孙。

　　2015年患癌时，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泰然处之。我的生活很美好。我有成千上万的朋友，我的生活充满刺激、冒险和满足。”　

　　对幸福，卡特生前有言：“当我们能够改善他人的生活时，我们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他去世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讣告里援引这句话说：“从这个标准以及其他许多标准来看，卡特总统的一生都是幸福的。”

　　卡特的孙子杰森·卡特说，他认为他祖父的遗产，是即使达到权力的最高巅峰，仍能保持自我。”他向世人证明，你可以从政而不改变自己的本性。”

　　卡特去世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吉米·卡特是过着有意义、有目的的生活的典范，是坚守原则、有信仰、谦逊的生活的典范。但我发现吉米·卡特的非凡之处在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从未见过他，都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一位朋友。”

　　据美媒报道，有记者问拜登：“特朗普总统能从卡特总统身上学到什么吗？”

　　拜登回答：“体面，体面，体面”。拜登称，卡特是一个正派人。

　　美国媒体对卡特的缅怀跨越了党派。一位媒体人评论，这反映了美国人对一个更体面、政治更文明的时代的集体渴望。

　　在华盛顿举行国葬后，卡特将重返家乡，归葬在妻子罗莎琳身边。美媒报道说，墓地在一座他参与挖掘的池塘边，旁边是一棵成荫的柳树。（完）（徐剑梅，首载于《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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