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文章2024年12月22日由湘雅海外校友会微信公号发表。易富贤是湘雅医学院1988级的毕业生，而文章所记述的刘钟毅教授是该校1948级毕业生。本文原文题目为“湘雅1948级前辈刘钟毅老师传奇的一生”。点击这里阅读刘钟毅教授的夫人肖劲2006年撰写的文章“记美国学者资助刘钟毅赴美留学的轶事”。（图片为刘钟毅教授1985 在UCLA结束四年精神医学住院医生培训(1981-85) 摄于该医院大楼前。）

       湘雅1948级前辈刘钟毅老师于2024年11月21日溘然长逝，享年95岁。对刘老师的去世，我在两个月前已有预感，但噩耗传来，仍然感到巨大的震惊和悲痛。
      我是湘雅1988级的，和刘老师是忘年交。他在我们邻县沅陵度过童年，后面又被“流放”湘西十年。而我们黔阳县（洪江市）地处湘西，在历史上是“流放之都”，我本人因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而被反复“封杀、平反、封杀”。我们都在湘西度过童年，玩过相同的游戏，吃过同样的野味，都有水里摸鱼、逃命的经历，在政治体验上也惺惺相惜。我们通过邮件交往了近二十年，从他的人生点滴，可以看出老湘雅人的治学严谨和铮铮风骨。

在湘西的童年
     刘钟毅老师的人生非常传奇。他1930年生于武汉。其父刘进先（1896-1986）是来自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武穴镇的寒门学子，其母则是汉口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刘父于1933年受汉口英国循道会派遣，来到岳阳湖滨中学，携经费参与办学。湖滨是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复初会创办，集小学、中学和大学于一园，影响很大。1929年湖滨的大学部、长沙雅礼大学并入华中大学（现华中师大）。中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卢惠霖先生毕业于湖滨的中学和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冷泉港研究所留学，于1929年回母校湖滨中学任教。刘家与卢家是上下楼邻居。刘老师4岁时独自一人，从一楼爬到二楼卢先生家，向卢家奶奶讨糖吃，说：“你们今天上午答应了我的，要我三点钟来。”传为笑谈。1934年校董会决定把湖滨中学改为“湖南私立湖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2018年12月21日的《岳阳日报》称刘进先毕业于东南大学，担任湖滨校长长达18年之久。卢惠霖则于1935年转往长沙雅礼中学任教，1943年又任教于湘雅医学院，1950年一度有意接掌湖滨校长之职，但回校视察一番后打消了原先的想法。
      抗日战争时期，怀化成了盛极一时的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省、全国、多国的机构涌入。其中芷江是美国飞虎队的驻地；我们黔阳县是抗战屏障、指挥枢纽，以军政机构为多；北边的辰溪以工厂为多；再北的沅陵位于相对安全的峡谷，两度成为湖南的战时省会，很多文教机构和包括湘雅在内的十三家医院云集于此。1938年刘进先带领湖滨中学两百多师生避迁沅陵，刘老师在湘西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湘西决战在我们乡结束，我们隔壁村枳木槽是王耀武将军的前敌指挥部。家父接触过中美军人和多国记者、医生，见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比如重伤员来不及救治，与尸体一起分层地堆在村中庙里，疼苦地呻吟；村中空地（甚至耕地）埋满了烈士的尸体（有时是多具一起堆葬）。从龙潭前线败阵下来一个营的残兵，被王耀武的卫队招待一顿饭后，命令原路返回战场，据说全部阵亡。
      刘老师以及湘雅医院的校友回忆1944年是最艰苦的一年。刘老师所在的学校有断炊之虞，师生绘画义卖，开荒，种菜，养殖和打猎，度过了难关。而家父认为1944年、1945年的生活最好，因为各类资源都集中到决战前线。刘老师和家父对抗战的回忆互为印证、补充，构成一幅立体的战争场景。
      刘老师曾告诉我：“四郊都玩尽了，凤凰山、溪子口、太常村，还有那条酉、沅二水汇流后的沅江，大雨洪水之后，两条河一条浑浊不清，一条清澈见底，肩并肩，河水不犯井水，共同奔腾而下，蔚为奇观。在郊野躲警报，到人家的果园偷李子，打核桃。晚上三个不怕死的小家伙组成敢死队，到别人后院偷柚子，一个上树，一个搬，一个望风，偷来的柚子不甜也好吃。9岁到15 岁，天都闹翻了。以浪里白条自居，沉到船底下去摸鱼，现在回想起来，有一千次死神就在身旁，擦肩而过。”
      他的小弟确实是从死神手里逃脱，1944年病危，住进了避迁沅陵的湘雅医院，被诊断为破伤风，但是湘雅医院和市面都缺能救命的破伤风疫苗。所幸他母亲偶遇婚前在汉阳修女院教中文时教过的一个叫辛蒂的洋修女。二十多年过去了，辛蒂已是沅陵县天主堂医院的督察了，经过她的多番努力，终于在30多里外的乡下一个天主堂小诊所找到一盒疫苗，连夜高价雇船辗转送到湘雅医院，小弟得救了！
      刘老师在教会家庭长大，很早就接触到英文。1945年他就近入读避难在沅陵的雅礼中学（1946年搬回长沙）高三十三班，英语是美国老师教的。雅礼协会驻华代表Dwight Rugh（俞道存，谐“儒道存”之音，寓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交融之意，1899-1981）的夫人Winifred Rugh（俞婉英，1900-1994）是刘的班主任以及英语和音乐老师。因此刘与俞氏夫妇和独女Betty Jean（俞伯琴，在长沙出生、长大，1933-2017）一家三口常有互动，比如参加课外活动（如英美音乐欣赏，英美佳作朗读之类）。全班同学轮流到俞家参加晚餐，学习西洋用餐礼节。刘还被俞婉英指定代表全班参加英文比赛，因此常到俞家接受个别辅导。
      刘老师记得俞道存个子比较矮，皮肤黝黑，眼眶深陷，声音低沉，比所有在沅陵的西方人（包括二、三十位美国人）都活跃，中文也讲的最好。俞道存在自己搭建的2平方米的公室间处理湘雅和雅礼的事务。学生宿舍是用粗糙的薄木板搭建而成。经常在空旷的场地上上课，老师站着讲课，学生则席地而坐，还经常遭受日军空袭。但即便办学条件如此艰苦，雅礼中学在沅陵期间还是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两弹功勋陈能宽院士等。

在湘雅医学院学习、工作、婚恋
      1948年刘钟毅老师入读湘雅医学院。该学院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联合创建于1914年（湘雅医院则是创办于1906年，初名雅礼医院），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现代医学院，七年制，英文教学，采用耶鲁大学的教材，有“中国耶鲁”之称。1922年，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访问，确认湖南湘雅与北京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学学校。从此，“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在全国传开。与其他外资创办的机构不同，湘雅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尽可能多地培养中国教职员工和管理者。1920年代末，湘雅所开设的所有专业的领导职位都由中国人担任。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湘雅医学院迁回长沙。雅礼协会募集30多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湘雅的重建，包括将原主体为三层的红楼（因为有防火性能而免于战火）修复并加高至四层，另在西面加建一栋四层楼病室，与原建筑组成“马蹄形”布局。

     1949年政权更迭后，雅礼协会驻华代表俞道存的妻女返回美国，但他本人仍留在长沙。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美国政府对恢复美中关系仍存幻想，这也迫使苏联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是随着中苏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这种幻想彻底破灭。
      最重要的是，是俞道存本人对美中友好有坚定的执念。1950年，他仍向雅礼协会申请资金，为雅礼中学修建礼堂。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俞婉英多次寄信力促俞道存尽快离开中国，但是礼堂没有完工，他不能离开。1951年5月，礼堂终于落成，17日，俞道存被长沙市军管会驱逐，坐火车到广州，从香港出境。湘雅师生员工大游行批斗、驱逐俞道存。是日，雅礼协会在华资产被冻结，湘雅医学院宣布与雅礼协会断绝一切交往，雅礼中学改名为“解放中学”（1985年复名）。湘雅医学院先后于1953年、1987年、2000年更名为湖南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湘雅医院旁边的公路在文革时被改名为“反帝路”，现名“湘雅路”。
      从长沙到广州的火车，每经过一站，俞道存都被持枪士兵押出车厢，背着“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牌子，跪在月台上对来往的旅客示众。但他回雅礼协会总部述职时却坚定地预测：“中美上空的乌云迟早会散去，雨过天晴的日子必将到来。雅礼协会有朝一日极有可能回到长沙，继续帮助中国人民发展教育和医疗事业。”他的预测在28年后的1979年得到验证。
      雅礼协会为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多所医学院（包括复旦大学医学院）都与湘雅有关，因此现在有“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百年史，几乎半部由湘雅人写就”之说。雅礼中学现在仍是湖南省最好的中学。华中师大也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师范之一。
     1949年后湘雅医学院改为五年制，中文教学。1948年入学的则是学了六年多，最初一年多，是纯英语教学，刘钟毅老师是少数几个能轻松理解英文讲座的新生之一。后面改用中文教学，但还来不及准备中文教材，只好由教授们带着钢板油印的讲义来教学，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更容易，但刘则是用英文做笔记，再到图书馆查阅英文文献以补充知识。整个最后一年，刘都在神经精神病学科实习。
      刘老师在语言上很有天赋，自学俄语。在毕业之前，他为全校开办俄文学习班（共十六次），四十多位教师参加，凌敏猷院长亲自到场表扬（几年后还请刘到家中为儿子辅导俄文）。毕业后他向杂志和出版社延揽了俄文医学资料的翻译工作，获得不菲的报酬。
      1954年刘老师毕业分配到新建立的湖南省精神病医院。但因医院基建尚未竣工而留在母校神经精神科工作。1955年医学院举办俄文速成班，由易有年老师主持，全院教工轮流脱产学习一个月。刘被易老师指定为“小老师”，分到一个年龄最大的学习组，这个组包括湘雅医院前院长萧元定、留美归来的潘世宬、卢惠霖教授等。
      1955年刘老师遭到病人的躁动袭击导致颈椎半脱位，次年住院治疗，整个头颅和躯干需用石膏管固定100天。当时湘雅医院接到卫生部翻译苏联医学院60多万字的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任务，分给十多位参加过俄文速成班的教工来翻译，但译质很差，正苦于无人可以修改和加工。于是医院给刘腾出一间房间，装备校核架，刘老师用双眼阅读俄文原文和译文，提出修改意见，由译者动手修改。刘老师说，这100天相当于让他接受了内抑和收敛的锻炼，增强了心理抗压能力。
      1956-1959年刘老师攻读湖南医学院首届苏联式三年制的神经病学副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第一代神经病学家黄友歧教授。1958年刘老师一度被划为右派，后来上级发现湖南医学院所划的右派超过了分配指标，于是将他的右派帽子悄悄地摘了。但是当时他已被批臭，人人知道他是右派而和他划清界线，他的研究生学藉也被取消。
      1960年元月他被分配到衡阳医学院打杂，到过内科，保健科帮忙，而主要的时间是下放农村。这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对神经科中的难题癫痫，进行了集中的学习和多语种文献搜集。1961年回到湖南医学院神经科后，写成了十多万字的《癫痫文献总汇》。老院长凌敏猷对他在逆境下仍不忘学术的精神大加勉励，建议他加上自己的临床和研究资料，完成为专著。神经科主任黄友岐教授也非常支持，决定成立癫痫实验室，由刘主持。然而，由于当时长沙发生了以几个医院的医师为主的一个莫须有的政治案件，刘与其中一人相熟，在1963年莫须有地成为嫌犯。他被调到门诊处工作，书稿也不知所终。
      尽管在政治上是异类，但由于他在专业上有较高的威望，俄文和英文水平高，让55级的学妹萧劲对他很仰慕，于是他们偷偷地谈起了恋爱。后面才知道，萧劲的父亲是曾教过刘“脑-神经外科”课的湘雅医院老院长萧元定，姐姐萧毅则是开国上将陈明仁的夫人。1963年4月，刘拜访萧府（现在以陈明仁将军故居的名义作为文物保护）。萧教授当着女儿的面，称赞刘的俄文好，并向家人讲述了刘担任俄文小老师的故事。由于萧父明显器重的态度，于是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升温，决定于1965年7月24日结婚。
      然而，这时正当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社教”轰轰烈烈开展，医院内杀气腾腾。刘成了打击对象，被取消搞教学工作。他的问题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资格参加职工会议。萧劲和其父被正式警告，如果她决定和刘结婚，应先请示领导，向“支部”咨询。但萧劲还是坚定地与刘结婚，只是一切从简。两人婚后养育一儿一女。
      婚后两个月，刘老师就被作为“内部掌握使用”人员下放到湘南农村医疗队，培训赤脚医生。可以重新参与教学了，刘窃喜，似乎有了将功折罪的机会，有望留在“人民内部”了，于是工作的劲头特别大，还编了一首赞扬赤脚医生的《鸦司坪之歌》。但是不但他编的歌未能通过，连教学资格也被取消。
      1966年文革前夕，刘老师受到本科室一个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同事株连，被咬定也有反党言论，因此被勒令写检讨交代问题。那位老右派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送到洞庭湖大通湖劳改营劳改七年。
      文革的第一阵狂风暴雨是群众大字报。从问题的严重性和数量之多来看，刘是全院被大字报攻击的第一名。刘被划分为四类份子，相当于1957年所划的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神经精神科只有刘一人是四类分子，整个医院也只有四、五人。
     这时全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就是通过触及皮肉的批判触及灵魂。一天傍晚湖南医学院传来消息，说上海医学院精神科对由印尼归侨、有才子之称的年轻医生纪明的批判，演变成为在斗争台上的拳打脚踢，以至腹部内脏多处破裂，还不让急症室进行治疗而活活拖死。这一消息对刘老师的震动特别大，因为他在本院、本科的情况与纪明在上医类似，例如纪明通英、俄、日和德文，而刘在科内也常引用这几种外文。刘这时已是砧板上待宰的羔羊。有关部门曾准备将刘送到洞庭湖大通湖劳改营。当时囚犯因身心俱疲而淹死湖里并不罕见，这让刘极为恐惧，多年后仍经常做噩梦。
      正在他最紧张的这个时刻，“上面”突然向全国紧急传达一个文件，指出全国的运动方向有错，违背了最高领袖对文化革命要以党内走资派为整改的重点。于是刘老师不再被归为四类，也不再被禁止参加群众性的政治集会。

下放湘西龙山县
       虽然被摘帽“四类分子”，但刘老师夫妇还是在1968年12月与湘雅医院其他四五十位医务人员（包括唐启信、宁国媛夫妇）一起下放湘西州龙山县。村民听到省里来了高级医生，一片欢呼；而在当地干部中传开的却是“省里来的是一堆要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
      刘老师夫妇所在的三元公社卫生所，还有五名当地员工。翻山越岭的出诊任务主要是由刘老师承担，通常来回六七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路上险象环生，这时他在沅陵童子军所学的野外求生知识就派上了用场。有时候刘老师还得到其他公社出诊。比如1971年唐启信作为医生受命随龙山县的几百民工，到东邻大庸县的张家界林场（现在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修路。唐医生士气高昂，修通天门山石洞公路时，插上红旗，用中英文向妻子报喜。但几个月后，他被抬了回来，骨瘦如柴，颧骨高耸，四肢瘫软，生命垂危，夫妇俩也不知患的是什么病。刘老师越过几十里高山峻岭，走了6个小时去为唐医生看病。原来唐患的是一种慢性饥饿导致的罕见的代谢病，随时可能因为心肌衰竭而瘁死。经过注射维生素B1等、补充营养而康复。
      1972年刘老师被调到水田坝区医院。工作不再那么繁忙了，于是利用闲暇时间，夫妇俩合作完成了《答赤脚医生一百问》，以帮助赤脚医生提高业务能力。但是县卫生局领导不同意印发，说：“下放改造的人还想写书、出名？”
      刘老师发现，不用说赤脚医生了，即便专职医务人员也很少运用医学统计学概念。于是他写了一本7万字的通俗易懂的《医学统计学简介》。这次他获得县科委领导肖征龙（后任张家界市市长、书记）的支持，以《龙山科技》（卫生专集）印发3000册，全县赤脚医生和相关干部人手一册。
      1975年，刘老师被调到县办卫校。作为唯一的专职教师，除了独自完成第一年的基础医学教学外，还与县医院的医生一起参加第二年的临床医学教学，并负责课后解答。赤脚医生的特点是有学习的积极性，但没有耐性，上课容易打瞌睡。于是刘老师变着法子，将课堂搞得很生动。比如他把血液传染病的讲授变成了一次有关谋杀的侦探故事讨论会。
       刘老师还曾与“巫师”博弈。一个由二十多个年轻女子经营的“三八红旗”养猪场，一个军嫂首先发起“神经”来了，然后全部队员跟着发病，表现为怪脸哭像，片刻之间，换为笑脸呈欢，有些双手还做一些没有人理解的动作。公社妇女主任来探望，也受到感染学起样来了。人心惶惶，担心“疫”情在全公社扩散。
      村民认为是上年修水利时挖开了一个向姓老土司的坟墓，土司的邪魂出来骚扰年轻妇女。基层干部主张重金礼聘早已洗手不干的巫师到阴间走一躺，安抚土司受伤的鬼魂。可是吃国家粮的干部担心被怪罪是搞迷信，于是请示县卫生局。局里干部来到现场，被吓得心惊肉跳。上级州卫生局急派州人民医院神经科主任方丽群到龙山县处理。方医生说：“我的神经病学老师和师兄都在龙山，还要我去干什么？”原来方医生1959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1963年到母校附一院神经科刘老师的医疗组进修一年，也认识科里的唐启信医生。
      唐医生离“疫”发地较近，准确地判断是性压抑导致的癔病。但他是以神经科为专业，对于群发案例，还是第一次看到，不知如何处理。于是他请年资高四年、且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刘钟毅医生来看看。刘老师建议，取消队员集体留宿的规定；向队员说明集体发“神经”的原因是过度疲劳和工作条件艰苦；给每个队员分发红枣、冰糖、补气汤。于是“疫”情解除，队员们也没有丢面子。
      我曾问刘老师：“王昌龄、高力士等很多历史名人曾被流放到我们县，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诗作显示流放生活并不总是痛苦，而是也有欢乐和成就感。文革时很多湘雅人被‘流放’来我县，也很受村民欢迎。下放医生提高了农村医疗水平，培训了赤脚医生，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使得中国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普查时的68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印度只有55岁。您下放湘西，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与以前在长沙的哪个大？”他说：“在龙山的十年是此生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很有成就感，长沙则正好相反。农民很欢迎我，因此总是点名我出诊。”
      刘老师身在湘西，却并不与世隔绝，而是密切跟踪国际医学前沿，为医学院和大医院的专业人员翻译最新的医学文献。他为《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精神病学分册》担任翻译工作，获寄成套的俄文、德文杂志。他建立了一条通往大图书馆的固定而畅通的渠道。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只有相片影印，3角6分钱一页。后面发现上海图书馆有缩小到四分之一的相片，1角5分钱一页，需用放大镜看。影印资料要花去他月薪的四、五分之一，不堪重负。后面他从上海图书馆购买微缩胶片，仅5分钱一页。用显微镜阅读，即令把放大的倍数调到最低，一个视野也只能涵盖半行字，很不方便，但毕竟能获得资讯。
      1975年，中国精神学界决定编写一部四卷本的大型参考书《精神病学丛书》，第一卷《精神医学基础》由湖南医学院精神科的杨德森医生（中国精神病学泰斗，行为医学开创者，后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们精神病学，尤其他的行为医学选修课座无虚席，多所高校的师生来听课）主编。杨邀请刘参与编写。他们二人是湘雅医学院六年同班好友，一年级新生同睡双人床高低铺的伙伴，并是副博士研究生班三年同窗，都师从黄友歧教授。
       杨要刘在《精神病的神经学基础》和《精神病的遗传学》这两章中选一章。刘自从研究生以后，一直从事神经科，理应选前者。但他舍易就难，选了后者，以逼迫自己学习新东西。通过查阅国际资料，在一年内写出了15万字的文献综述式的初稿。
      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免疫学是过去二十年进展神速的学科。于是他查阅国际文献，着手撰写《免疫学最新进展在神经科精神科中的应用和展望》。1977年，当他快要完稿时，忽然收到杨德森的来信，问他能不能为《精神病学丛书》再写一章：《免疫学在精神病学中的应用》。凑巧刘老师有现成的书稿，只稍微加点工，就交卷、出版了。
      我说您在那么艰难的条件，怎么还这么执着于跟踪国际医学前沿。他说：“云开雾散终有时，守得清心待月明”。1976年春他在龙山土家山寨挨户发放小儿麻痹症糖丸时看到老鹰展翅有感，写了一首诗，他拍照发给我：

        桃红李白油菜黄，踏溪跳涧送药忙；
        吴下村寨已八冬，五彩景色无缘赏。
        忽见山鹰盘旋至，上下起伏引遐想；
        自古人亡政常息，阿蒙展翅露曙光。

回到湘雅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民间交往撕开了一个口子。俞道存的女儿俞伯琴（婚后名Betty Jean Elder）与夫君及两个孩子曾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1974年1月3日获准前往长沙，是首批进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而23年前她父亲是最后离开中国的美国人之一）。她父母曾给她拟定一份湘雅和雅礼老友的名单。接待的官员问她是否有想见的人，她就拿出名单，获得满意的安排，帮她将客人接到宾馆，她宴请了这些老人。

      2003 年俞伯琴出版《The Oriole’s Song – An American Girlhood in Wartime China（莺之歌—一个在战时中国生活的美国女孩）》，书中收录了与六人的合影（包括湘雅医学院老院长凌敏猷，湘雅医院老院长萧元定和刘泽民，湖南省心胸外科奠基人谢陶瀛和湘雅二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孙定祥夫妇，雅礼中学的应开识）。
      俞伯琴回忆，这些客人都穿着整洁的蓝色干部服，彬彬有礼，当主人问候他们“你好吗？”时，都一律用英文回答“谢谢，我很好。你还好吗？”客人们正襟危坐，不互相交谈，因此宴会像哑剧，也没有人敢出于礼貌问候她父母—这场宴会隐形的真正主角。客人们吃饭很拘谨，只吃俞伯琴夫妇给每人敬添的菜，与以前她在长沙时，大家聚餐时大快朵颐、开怀畅谈形成鲜明的对比。看到以前的熟人迫于文革的政治压力变得如此麻木，俞伯琴的心情也从极端兴奋、高兴下降到冰点，只好用无关痛痒的话题打发时间，连预备干杯的酒都没有打开。刘老师从他岳父萧元定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与俞伯琴的记载一致。俞伯琴后面还去过沅陵的雅礼中学和湘雅医院的旧址，并在2006年应邀参加雅礼中学百年华诞。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下放农村的医教人员按政策调回原单位。刘钟毅老师一家四口返回长沙。刘老师本应回到湖南医学院附一院神经科，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而是被调到附二院精神病学科，主持《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精神病学分册》的日常编务。萧劲老师则在湘雅二院儿科工作。

      当时中日关系缓和，药理学陈修教授为全院骨干老师举办了日文学习班。由于刘老师在湘西时自学了日语，于是担任代课老师。但上了三堂课而自发散伙，因为雅礼协会代表要来访，要恢复关系，于是掀起学英文的热潮。
      1978年11月全学院在50岁以下的教师和医师中举办留学英文摸底考试，刘老师获得第一高分，英属地出生、在美国学习的韩明教授第三。大家都想不到，得第一的竟然是刚从湘西农村回来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经国务院批准，湖南医学院与美国雅礼协会在1979年10月恢复了合作关系。
      1979年春天，湖南医学院为科室骨干举办脱产一个月的“英语九百句”的课，第一期由韩明教授讲授。但韩教授是外科骨干，非常忙。于是在韩教授的推荐下，王鹏程副院长要刘老师负责7月第二期的英语教学。
      由于湖南医学院是中国精神病学的重镇，是《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精神病学分册》编辑部所在地，因此1979年8月之后有大量欧美学者来访。最开始像刘老师这样“政治”有问题的人没有资格参与接待。但后面逐渐放松，加上刘老师是湖南当时少有的几个能和欧美专家用英语准确讨论专业问题的人之一，因此参与接待。开始只能用耳朵听，由省外事局译员统一发言。但有一次英国精神病专家团来访，在讲座中官方译员将术语搞混淆，导致后面翻译的意思完全混乱。刘老师忍不住用英语纠正，英国专家团发现中方有专家能用英文交流，就都向他提问。
      刘老师很忐忑，但领导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允许今后在讲座中可以用英文或中文发言了。省外事局看到医院有人可以接待外国专家，也就不再派译员了。于是刘老师就负责学术交流的口译。

行医美国
      在接待外国专家的过程中，刘老师得到了三位美国精神医学教授的赞助，得以来到美国。第一位是来自尔湾加州大学的Noble 教授，邀请刘作为访问学者到该校加州长堤市的教学医院精神科自费进修一年。但由于经费没有着落，无法成行。另一个访华团的Teitel教授刚好来自加州长堤市，听说此事后，慷概地让刘住到他家，并办好提供食宿一年的证明。但仅有邀请信和提供食宿的证明，很难获得美国使馆的签证，因为交通、零用、医疗保险也需要开支。Robert Heath 教授及时提供经济资助和邀请信。
      美国使馆签证官对刘老师这种拼图式的签证申请资料感到很奇怪，向上司请示。上司出来问刘是如何认识大名鼎鼎的Heath医生的（1945年曾被美国政府派遣到苏联给高级将军会诊）。刘老师就用英语讲述了一个动人故事：
      1979年12月，Heath教授率领美国精神医学代表团来到长沙访问，为湖南省地级以上精神病学的三百多医生举办了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会。刘老师开始没有留意演讲者的姓名，但在Heath做《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最新进展》主旨报告时，听到他多次提到希氏理论的观点，却未提作者。刘老师猛然意识到，演讲者难道就是希氏理论提出者Robert Heath本人？核实演讲名单后，发现果然如此！于是他激动地打断Heath的发言，用中文告诉大家，台上是仰慕已久的美国精神病泰斗，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Heath教授满脸疑惑，明白过来后，很高兴连声对刘和听众表示感谢，这又引起听众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刘老师从图书馆借出了1954年Heath的书，请他签名。Heath想不到中国与外界隔离了三十年，竟然还有他的知音。得知刘的情况后，Heath表示邀请、资助他去美国游学、参观一年。
      1980年4月25日，刘老师来到美国加州Long Beach的老兵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最初，他不用出示医生执照。三个月后，8月17日，他被告知不能看病人了，因为没有执照。他不得不停止临床见习，而备考执照。其时离1980年12月3日的执照考试刚好只有100天。
      美国的医学是精英教育，本国医学院毕业生考执照也不容易，外国的医生来美后通常需要耗时多年才能考上。而刘老师已经年过五旬，毕业26年了，且刚离开农村两年。但他备考100天竟然顺利通过考试，堪称奇迹！一方面是刘老师有雅礼中学、老湘雅深厚的英文、医学功底，一方面是他坚持跟踪国际前沿，一方面是他下放农村是全科医生，接触了很多病例，尤其是他在担任卫校全科老师的时候，将所有医学科目全部复习了很多遍。
      但是考上医生执照后，还需要参加为期四年的住院医生培训才能在美行医。刘老师被海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科录取。曾任该中心的族裔生物精神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克明教授是刘老师的老友，他认为，他俩共同的老板、恩师Dr. Milton Miller教授（1978-2004年任该医学中心主任）是刘来美后最大的贵人。1981年精神科的住院医师的名额已满，于是Miller教授当即向神经科借了一个住院医生名额给刘。
      由于刘老师是访问学者身份，只有一年的停留期，必须由接受培训的大学出面逐年延期；而校方对为访问学者办延期手续，总是很勉强。1983年5月，刘在办理第三次延期手续时，被告知今后不能再延了。
      这时候，他的俄语优势派上了用场。1980年12月，他曾到新奥尔良参观Heath教授的实验室，在回加州的飞机上偶遇一个开中医连锁机构的华裔老板，在物色懂中医、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华人医生。两年多后，刘老师与这位老板联系，面谈时没有谈拢。但临走寒暄时，这位老板提到1984年洛杉矶将举办奥运会，他准备籍此盛会举办中医中药国际论坛，苏联西伯利亚科学院分院东方医学研究所会也会组团，随奥运代表团来参加论坛，但他苦于没有俄文翻译。刘老师破口而出：“我会俄语。”这位老板比刘老师更兴奋，要求刘一定来帮忙，问有什么问题需要他帮忙的。刘老师突然想起绿卡的事，就说：“我的身份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位老板连说没有问题，“我可以用第三优先雇你为我们公司的技术必需人员，不会花你太多时间，你可以继续做住院医生。”就这样，刘老师很快拿到绿卡。但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担心洛杉矶将发生反苏抗议，于是抵制了此次奥运会。
      刘老师在1985年做完住院医生，通过笔试和口试，取得美国精神-神经科专家委员会有证专家的资格（Board Certified)。林克明教授说，专科医生资格非常难得，全美精神科医生只有一半考过，许多人还考了很多次。
      此后刘老师一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VCMC医疗中心担任主治医生之职，成为一个精神健康中心的主任，并担任Genetics & Epigenomics期刊的编委。他还学过西班牙语。他在2006年部分退休，2008年（78岁) 完全退休。
      文革前刘老师在附一院神经科时，科副主任、政治小组长是湖南省神经外科创始人曹美鸿教授。刘来美后，以曹教授为首的神经外科跟神经内科分开，常托刘在加州大学图书系统内查索世界最新神经外科资料。2009年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为曹教授编印了九旬诞辰纪念画册，包含曹本人撰写的《一位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范例——我们认识的刘钟毅医生》，对刘颇多溢美之词。曹表示他多年来一直对神经外科的研究生和进修生介绍刘这个主动学习的范例。曹教授认为，“在文革的年代里，刘医生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经受折磨最为严重的一员。”曹的评语，对刘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在全医学院员工大会上为其平反。
      湖南医科大学老校长徐有恒也曾托人转达对刘的嘱勉：“你在湘雅读研究生时，徐教授为你辅导答疑，是教师份内工作（不必感谢）。他表示你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功，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学校的光荣。”刘老师在1980年获准自费（来去自由）来美深造、留美执业，未再回到湘雅复职，内心不免暗存几分内疚，但徐校长不仅未加责备，反而谅解且以为校争光相勉。这说明他对刘在校学习和工作期间，自从反右运动后几十年来的坎坷历程是了解的。

笔耕不已
      在退休之前，刘老师就以中英文分别在中国大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台湾、美国出版长篇小说《首丘梦痕》（英文版名为Unspoken Passions）。退休之后，更是笔耕不已，并且是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顾问。2016年2月他曾发给我一个他2006-2015年发表的文章的目录，共162篇。发表的平台包括《世界日报》（尤其是旗下的《世界周刊》共79篇）、《The Sign of Jonah Monthly》、《环球采虹季刊（洛杉矶）》、《洛杉矶作协年刊》、《加大系统卫生月报》、《健康报（北京）》、《北京青年报》、《怀化日报（湖南）》、《联合早报（新加坡）》、《健康世界（台湾、月报）》、《当代医学（台湾）》、《台灣時報》等。
       2016年他中风，但在夫人萧劲老师的精心护理下，加上他自己不断摸索康复方法，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尤其是大脑能大致保持正常的效率。2016年后他仍然发表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文章（但没有给我发目录），包括如何从中风中康复。2022年他92岁了，依然用中英发表文章。
      刘老师对社会事物也极为敏感。当我率先掀起停止计划生育思潮和运动时，很多湘雅的老师指责我不务正业，辜负了老师们的期望。陈修教授三次开车到我家，每次都语重心长规劝我不要不务正业，我导师郭兆贵老师也劝我适可而止，不要影响专业和家人。刘老师知道后，对陈修老师说：“易富贤这么重要的研究，你竟然劝他放弃？他的研究攸关无数人的生死，经济的荣枯，文明的兴衰。”陈老师后面也将我的文章转给他的朋友韩启德副委员长。
      我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后，2009年8月2日刘老师在《世界日报》旗下的《世界周刊》发表书评“易富贤大国空巢-力撑大厦于将倾”。该书比国内图书贵几倍，尤其在大陆是“2007年中国第一禁书”，难以买到。当时网友们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国空巢》读书会，发起了自费购书运动，比如一个日本网友自费购买了几十本，送给各读书会，读完后再邮寄给另一个读书会。刘老师也参与了这个活动，捐赠300美元。后面我通过网络传播电子版，有数千万人次浏览，光是在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论坛就有近两千万点击、6万多条评论。2013年《大国空巢》被中国解禁，新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版，被新华网选为“十大好书” ，当选“2013年度中国100本风云图书”榜首。我在后记中致谢了刘老师。
      刘老师一直认为我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他去世前一年，身体很不好了，还念念不忘。我说我推动停止计划生育，是螳螂挡车，试图阻止人口和文明的崩溃，并非为了获奖。2015年12月6 日刘老师在《世界周刊》发表“医学社会家易富贤，其《大国空巢》影响中国人口决策”：
     “我们在信件来往的早期，对他直言我阅读《大国空巢》后的体会说道，‘富贤，你的业绩将载入史册。50年后，历史能记住的湖南人有三个，毛泽东，开发水稻杂交技术成功，导致大面绩水稻增产的袁隆平，和你易富贤。……，5000年后，能记得的恐怕只有你一个了。’”诺奖提名的暗影在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浓重，……易氏理论对中国错误人口政策的纠正，起了巨大的作用。用人命的数字来表示，远远超过屠呦呦。” 清华大学旷新年教授等多人也与刘有同感，2008年旷在人民网和《光明观察》上发文：“历史将会记住易富贤和袁隆平这两位湖南人，他们的事业功德无量。”
      我受邀参加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路透社Next峰会，他比我还高兴。我因为指出中国经济超不过美国、人口已经负增长（官方预测要到2031年），而被中国封杀，他比我还难过。2022年官方承认人口负增长，我的理论再次被“平反”，他对还不解除对我的封杀而愤愤不平。
      刘老师和夫人萧劲老师感情极深。退休后，俩人环球旅游，十分愜意。他86岁中风偏瘫，无法自理生活，他后面在《家园》发表“小妹妹变成大姐姐”，说：“此时一直被我待为‘小妹妹’的老妻，几乎一夜之间成长为‘大姐姐’，把对我的生活全部安排担当了起来。” 他说：“妻子对我的爱护和关怀可以说是感动天地，惊动鬼神，人间少见。”2021年11月18日，他说他为了感谢夫人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连续8个小时行五体投地的感谢古礼。
      萧劲老师于2023年11月14日无疾而终，令刘老师极为悲伤。他对我说：“我或将不久于人世，实在打击太大”。我想请在加州的湘雅校友代表湘雅海外校友会和我本人去看望他，但他不答应。
      2024年9月15日他曾尝试给我发一个长邮件，但没有成功，我只收到语无伦次的一句英文，是思念他夫人的。我回邮说：“理解您对萧老师的怀念！萧老师在天国应该得到安宁了。”9月17日他问我是否收到他的长邮件，我说没有，他说他会再发。他先发给我一段英文，说在他夫人去世两周后，他感受到复活的神迹。我回复说：“我将您的信转到海外校友会500人的微信群，校友们都很挂念您，也怀念萧老师。校友们要我代大家祝您中秋节快乐，祝您身体健康！”得知校友们很关心他，他感到很欣慰，回复说将努力继续完成第二、三段。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为衰弱了，后面没有发来第二、三段。

      11月21日传来他仙逝的噩耗，比萧劲老师去世的时间刚好晚一年。
      敬爱的刘老师，一路好走！

–晚辈学生易富贤洒泪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