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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艺：民众党走向式微之路

陈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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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艺：民众党走向式微之路

2024年12月26日，台北地检署宣布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收贿等罪侦察结束并起诉，共被求刑28年6个月。随后，台北地方法院于12月27日凌晨裁定柯文哲以3000万交保可以暂时获释。这一事件立即成为轰动国际的焦点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在台湾政治生态中，民众党曾被许多选民寄予厚望，认为其能超越蓝绿对立，为台湾政治带来一股清新的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党不仅未能实现其改革承诺，反而陷入了贪权谋利、背信弃义的舆论漩涡中。与此同时，2024年2月立法院新会期以来，民众党8席立委与国民党联手，多次阻挠赖清德政府的人事提名与财政预算。尤其是强行修改“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引发社会大规模抗议，更令台湾民众深感失望。民众党与民意相违背的各种政治操作，让许多选民彻底对其失去信心。这些行为清晰表明，民众党的沉沦并非偶然，而是其政治策略与价值观的必然结果。本文从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表现、与民进党的关系转变、内部问题与民意流失等方面，分析其为何将走向衰亡，并预测其未来的命运。

一、民众党在立法院成为国民党的附庸

自2024年立法院新会期以来，民众党展现出与国民党无原则地紧密合作的倾向。作为一个曾宣称“超越蓝绿”的政党，民众党这样的表现不仅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也让选民质疑其政治操守。

  1. 民众党助韩国瑜夺得国会“龙头”宝座

2024年2月1日，在立法院院长互选第二轮投票时，民众党为了政党私利，罔顾广大民众的呼声，集体离场放弃投票，以这种方式帮助韩国瑜以相对多数票夺得立法院长宝座。当天，在议场内，就有记者喊出“恭喜草包院长”；在议场外，许多民众举着各种标语以示抗议韩国瑜夺得立法院院长；在网路上，“如何罢免立法院长”成为Google热搜的第一名，各种搜索引擎以“罢免韩国瑜”和“罢免立法院长”为关键字的浏览量在数天内达到几百万人次；恭喜“草包院长”的标题也出现在一些重要网站，全球各大社交平台留言显示，网民对韩国瑜的反感度达到90%以上。民众党这种“把政党利益摆中间，把民众利益放一边”的行为，引起大量网民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提出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嘲讽，甚至在柯文哲个人社交平台纷纷留言表示余生不会再投柯文哲和民众党的票。

  1. 强行阻挠赖清德政府的人事提名

赖清德政府在2024年提出的大法官人选名单，均是经过严格筛选、具备专业背景的候选人。然而，这些提名却遭到民众党与国民党的联合封杀，导致赖清德政府无法顺利推动大法官补选。民众党的政治动机是试图通过阻挠提名制造政府施政困难，以削弱民进党执政的效率与合法性。然而，这一行为不仅导致司法体系的重要空缺无法填补，也让民众党背离其“效率与专业”的承诺，显得极具破坏性。

  1. 与国民党合谋强行修改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2024年5月28日，民众党与国民党联合推动修订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强行通过“三读”，将立法院的权力扩张到超越行政与司法的范畴。该法案赋予立法院更大权力干涉行政部门的事务，显然超越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该修法直接导致立法院外1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青鸟行动），抗议人群矛头直指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指责其为“政治变色龙“。2024年10月25日，宪法法庭最终宣告此法违宪，令民众党颜面扫地。然而，民众党并未检讨，继续推动修订类似法案，表现出漠视民主原则的态度。

  1. 与国民党联手强行修改通过其他争议性的法律

除了“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民众党还推动修改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和《财政划分法》等重要法律。一是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法后的罢免门槛过高，导致了一些在立法院胡作非为的立法委员和地方县市长可能无法被罢免。此法被修改并通过意味着台湾人民的罢免权从此被没收。二是修改《宪法诉讼法》。该法的修订被批评欲为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通过恶法保驾护航，通过提高宪法诉讼的门槛，使得国众两党推出的违宪法案无法在宪法法庭被宣告违宪失效，此举进一步导致立法权独大的局面，甚至凌驾于司法权和行政权之上，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撕裂。三是修改《财政划分法》。民众党与国民党联手在立法院修正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导致台湾政府每年将减少数千亿收入，严重排挤国防和其他民生预算。民众党的种种行为表明，其所谓“以民为本”的口号早已被政治算计和政党私利所取代，成为阻碍台湾民主与法治发展的绊脚石。

二、民众党有“背信弃义”的政治文化

民众党创立初期，得益于民进党的礼让与支持。然而，柯文哲与民众党不仅未回报这份善意，反而在多个关键节点背弃民进党，与国民党联手攻击赖清德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政治文化，不仅暴露了民众党短视和投机的本质，也让台湾选民感到失望与愤怒。以下是民众党成员多次“背叛”民进党的案例：

  1. 民进党曾礼让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

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决定不提名本党候选人，全力支持无党籍的柯文哲参选。通过团结泛绿力量，力图打破国民党长期垄断的台北市。2014年柯文哲能以57.16%得票率高票当选台北市长，很大的原因是民进党当时选择不派参选人，礼让柯文哲参选。正是柯文哲吸纳了多数民进党选票，才造成大幅领先国民党候选人的局面。柯文哲成功当选后，民进党成为其施政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在上任后，柯文哲逐渐将民进党定位为政治对手，频繁批评民进党政策，制造矛盾。例如，他将民进党称为“权贵阶级”，甚至在公开场合贬低蔡英文，导致双方关系恶化。

  1. 民进党曾礼让黄国昌参选区域立委

2016年民进党在新北市汐止选区立委选举中，没有推出本党候选人，而是礼让黄国昌参选。2015年11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甚至担任黄国昌（代表时代力量的立委参选人）的超级助选员，帮黄国昌站台。蔡英文说，黄国昌是她台大法律、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弟，希望大家能把黄国昌送进国会；黄国昌也说，当初就是受到蔡英文的影响，才会走上政治路。然而，黄国昌如愿进入立法院后表现出明显的“反民进党”倾向，甚至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蔡英文政府的执政理念。他的行为被视为“过河拆桥”，使得民进党支持者对其彻底失望。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立委选举前夕，黄国昌意识到“时代力量”已经无法达到不分区立委最低5%的政党票门槛后，立即抛弃“时代力量”，转投民众党以换取“不分区立委”，部分民众党人士认为黄国昌的入党时间连半年都不到，没有资格列入不分区立委，加入民众党是政治投机。然而，柯文哲还是强行以个人意志违背党规。2024年2月，黄国昌成为不分区立委后立即与国民党合作，先是支持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后又与国民党勾结强行修改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并在立法院多次强力阻挠赖清德政府的人事提名和财政预算。

  1. 民进党曾礼让黄珊珊参选区域立委

2016年在内湖南港选区的区域立委选举中，民进党没有提名本党候选人参选，虽在民进党内部引起强烈反弹，但最终民进党仍然礼让黄珊珊参选内湖南港区域立委。国民党曾批黄珊珊曾为“小英女孩”（意思是与蔡英文亲密的人），也批黄珊珊具有亲民党籍的同时也加入民众党，被国民党讥讽是“政治变色龙”。2023年4月6日，黄珊珊才宣布加入台湾民众党，同时亦保留亲民党籍，直到2024年才退出亲民党。然而，黄珊珊于2024年2月担任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后与国民党联手，成为赖清德政府的强力反对者，并在多个重大政策议题上与民进党立场对立。黄珊珊的表现再次印证民众党成员的“背信弃义”特质。民进党的礼让换来的不是合作，而是更深的敌意。这让许多民进党支持者开始质疑民进党领导层的战略判断。

  1. 民众党的背叛文化

民众党的“背信弃义”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贯穿党内的文化特质。一是柯文哲的反复无常。从接受民进党支持，到与国民党结盟反对民进党，他的行为显示出严重的政治投机性。二是党内其他成员的效仿。黄国昌和黄珊珊等人同样秉承短期利益至上的策略，不断通过背叛盟友来获取政治筹码。这种文化不仅让民众党失去了曾经的盟友，也让选民逐渐意识到其不值得信任。

三、民众党在政治操作中的失误与民意流失

在短短几年间，民众党从备受期待的“白色力量”迅速沦为台湾政坛的争议焦点。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民众党在政治操作中屡屡失误、背离核心支持者的结果。从摇摆不定的立场到内部管理混乱，民众党的种种行为让选民对其失去信心，支持率持续下滑。

  1. 政治立场摇摆

（1）从“超越蓝绿”到“倒向蓝营”。民众党在创立初期以“超越蓝绿”为口号，吸引了许多对传统政党失望的中间选民。然而，进入立法院后，民众党屡次与国民党合作，先是帮助韩国瑜夺得立法院长，后是在大法官提名和财政预算等议题上，民众党与国民党紧密配合，使得“超越蓝绿”的承诺沦为笑柄。许多中间选民原本支持民众党是为了摆脱蓝绿恶斗，但民众党的表现让他们认为其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成为“傅随组织”（跟随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的组织）。民众党在立法院的种种行为都必将载入台湾“耻册”。

（2）与年轻选民的渐行渐远。年轻人曾是民众党的重要支持群体，但近一年来，民众党的表现与年轻选民的期待产生巨大落差，很多支持柯文哲的“小草”（年轻支持者）加速变成“回头草”（不再支持柯文哲）。主要原因：一是背离改革初衷。民众党未能兑现对透明、高效政治的承诺，反而在立法院制造混乱、拖延改革进程。二是失去清廉形象。柯文哲及民众党成员涉及多起案件调查，使“清廉”这一民众党赖以成名的价值观荡然无存。

  1. 柯文哲的个人化领导模式

民众党内部几乎完全围绕柯文哲个人形象运作，属于典型的“一个人政党”，这种过度依赖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失去多元性。党内政策与形象过于集中在柯文哲一个人身上，缺乏其他能够吸引选民的关键人物。二是柯文哲的法律争议。柯文哲被起诉后，民众党的形象受到重创，支持率雪崩式下滑，暴露了过度依赖单一领导人的致命弱点。

  1. 民调显著下跌

在2020年，民众党一度被认为是台湾政坛的“第三极”，但2024年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跌至个位数，逐渐边缘化。越来越多选民将民众党视为“机会主义政党”，对其信任度不断下降。许多曾支持民众党的选民正在选择回归民进党或投向其他第三势力，民众党的支持基础被进一步侵蚀。

四、台湾民众党必然衰落与被边缘化

随着柯文哲的刑事诉讼官司缠身以及选民对其背信行为的广泛不满，民众党的未来前景变得黯淡无光。从选民支持的持续流失可以看出，民众党不仅难以摆脱当前的危机，甚至可能逐步沦为台湾政坛的边缘角色。

  1. 支持率持续下滑

2024年9月5日，柯文哲遭羁押后，民众党的清廉形象遭到致命打击，选民对其信任度大幅下降。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党支持率已跌至个位数，远低于其创党初期的高点。曾是民众党核心支持群体的“小草”（年轻支持者），逐渐转向其他更具改革性的力量，如绿党或其他新兴第三势力。

  1. 与民进党的关系彻底决裂

民众党多次背叛民进党，使双方的关系从勉强合作演变为彻底对立。民进党在地方与区域立法委员选举中将不再礼让民众党推出的人选。曾经支持民众党的泛绿选民，如今正在加速回归民进党或支持其他泛绿阵营，进一步削弱民众党的选票基础。

  1. 社会信任的坍塌与公信力的丧失

（1）清廉形象的崩塌

柯文哲遭到重罪起诉不仅是个人危机，更是对民众党整体清廉形象的致命打击。一是选民会认为民众党已沦为与传统政党无异的利益集团。二是民众党再难吸引对蓝绿都不信任的中间选民，其“第三势力”形象几乎荡然无存。

（2）政策执行力与改革承诺的落空

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表现主要以杯葛和反对为主，鲜有推动实际改革的成果。民众党曾承诺“高效、透明”的政治，但其立法院内的表现却是拖延与混乱的代名词。

  1. 未来民众党的两种可能结局

（1）继续被边缘化乃至最终消亡

如果民众党无法实现彻底的内部改革与政治定位调整，其逐渐被选民遗忘是大概率事件。一是选票基础丧失。在未来的选举中，民众党可能难以跨越5%的政党票门槛，失去立法院不分区立委席次。二是党内分裂。随着针对柯文哲的多起司法调查接踵而来，民众党内部矛盾会加剧，可能会出现黄国昌想取代柯文哲成为党主席而与其他党员产生矛盾，以及现有8席不分区立委两年任期（立委一届任期四年，但民众党内部规定不分区立委任期仅两年）届满后是否卸任，都将成为内部矛盾的关键因素，如果8席不分区立委没有卸任或留任黄国昌继续当立委都将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8个候任的立委将会集体对柯文哲和民众党产生强烈不满，分裂为更小的派系，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二是柯文哲和民众党在台湾民众中的信用将会破产，绝大部分“小草”（年轻支持者）将不再相信民众党的政治承诺。（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

肖劲：记美国学者资助刘钟毅赴美留学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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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记美国学者资助刘钟毅赴美留学的轶事

编者按：刘钟毅是改革开放之初从中国到美国留学并通过考试成为美国医生的留学生之一。本文由他的夫人肖劲2006年撰写，发表在湘雅医学院海外校友会的网站上。刘钟毅教授退休后著述甚丰，亚马逊网站有他的介绍。

点击这里阅读刘钟毅教授的学生易富贤博士撰写的回忆文章“从中国赤脚医生到美国精神科大夫–刘钟毅教授传奇”。

亚马逊网站上刘钟毅教授的介绍：

刘钟毅（Zhong-Yi Liu, M.D.）1930年生于武汉。1954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工作两年后，在同一医学院攻读神经病学研究生3年。毕业后留该院参加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的教学，医疗，科研及编写工作，间以下放农村参加基层卫生工作。

1980年由美国精神病学者资助来美深造；当年考取美国医疗执照后在洛杉矶加大 （UCLA） 医学院接受完整的四年住院临床精神医学培训 。1993年考取美国精神-神经科专家证书 （Board Certified）。此后一直从事临床精神医学工作。1990年代曾担任美国Psychiatric Times月报特约新书评论员。进入花甲之年以后，开始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以中、英文出版回忆录「从赤脚医生到美国大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英文版题为Thorny Road to Dignity（美国iUniverse, 2006）；以中、英文创作历史小说「首丘梦痕」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台湾出版题为「藕丝越洋」（凯仑出版社，2003），在美国出版题为 「Unspoken Passions」（英文）（美国iUniverse, 2006），在两岸和美国出版并获奖。

近十年来主要在神经-精神科和心理学的领域，特别是老年精神病学的领域，从事中、英文专业的和普及性的写作。2000年曾长期为北美世界周刊「十方沙龙」专栏撰写不定期专论。其它文章亦散见于中、美两国和两岸三地及星加坡多种报刊及杂志发表或汇集成册出版。长短文已达百篇以上而受到关注。目前由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洛杉矶分会礼聘为该会顾问荣职。

作者现旅居美国加利福利亚洲，从事中、英文写作。在老人中的痴呆患者中推广椰油试治，不遗余力，期盼为老人痴呆患者寻求价廉物美的治疗。为此在全球亚马逊网路书店（Amazon.com），编纂「椰油可能使痴呆缓解」通俗小册发行。

一

一九八零年四月二十五日，从上海飞向洛杉矶的途中，一架巨型波音客机中，座无虚席。三百多个各种各样的中外旅客中，有一个五十开外的，来自湖南的中国旅客，穿着一身不很合身而全新的西服，不断地朝向窗外，穿过朵朵白云，回头向中国的方向凝视着。同时，他也看到了飞机腹下万丈的太平洋巨浪。可是，他心中的波涛，更加翻腾不已，可谓诗潮澎湃，百感交集。这里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一首。

白云朵朵窗外飘，别绪阵阵心头罩；

大海茫茫飞何处，回头但见浪滔滔。

他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五岁时，进入雅礼高中三十三班，一九四八年毕业的刘钟毅。沧海桑田，人生苦短。他今天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距那趟飞行，足足二十六年。记忆力对这么高龄的人来说，多少有所弱化。可是，他对当时的情和景，却刻骨铭心，一点一滴，历历如在目前。

他何以在五十开外的迟暮之年，赤手空拳，离乡背井，飞向一个充满未知数的世界？

在这次飞行之前，也是二十六年，作为受过专门培养的神经精神科医生，他有一半的时间，先后十三年，却没有机会发挥所学，而是被送到乡下，东差西使，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或者下地种田，或者打杂看病。更重要的是，他时常要低下头来，接受不实之词的批判，夹着尾巴做人。一九七八年，出国的机会露出苗头时，他只能不顾个人的困难，努力抓住它。

由于国家实行储备人才国内外并举的新政策，一九七九年，在三位先后来访的美国精神医学教授的赞助下，他决定迎接人生最大的挑战，飞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二十六年来，他终于在美国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发挥其专业，成为美国精神神经病学的有证专家(Diplomate)。

他真诚地认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要归功于在少年时代，在雅礼中学所受到的德智体全能的、尤其优越而独特的英文教育。

二

一九七八年，他从湘西农村下放十年后，调回原单位，回归原专业，在湖南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组工作。这时国门开放，大批英美精神医学专业人士不断地来访。他竟然是湖南当时少有的一个能和他们用英语准确讨论该专业学术问题的人，因而多次受领导的指示，参加接待工作，协助学术交流的口译。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了三位美国精神医学教授的赞助，为前往美国深造开辟了道路。

第一位是来自尔湾加州大学的Noble 教授。钟毅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份在他主讲的学术报告会上，为N 教授作酒精中毒患者血液蛋白质研究的报告作翻译。会后，钟毅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参观他的实验室。这本来只是一个表示仰慕的客气话。不料，N 教授立即表示欢迎他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参观，为期一年。不过，他说明，这是一个没有津贴的头衔，经费自理。钟毅同意不妨一试。一个月后，他果真收到了教授回国后从尔湾寄来的邀请文件，前往该校加州长堤市的教学医院精神科进修可是，由於经费没有着落，他只能望洋兴叹，无法成行。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他接待了又一个美国精神医学专业访华团。在交谈中，他得知其中一位姓Teitel的教授来自加州的长堤市。那里正是他想要往访的地方，因而不经意地对教授说道，『啊，我可能要来长堤市访问呢。』教授问他何时来。他说『还不知道。』教授感到奇怪，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照实说出了尔湾加大发来邀请函，因为缺乏经费，食宿无着而不能成行的困境。想不到这位访客爽快地表示，他的孩子都已长大，离家自立。家中只有他和太太。房子空着。而且他的家凑巧就在那家医院附近，赴院上班只需步行十来分钟，欢迎钟毅前往作客，不必为食宿操心。他也是说话算数，一回到美国，就为钟毅办好了供应食宿一年的证明，由大学当局很快寄来了补办的手续。他对这位萍水相逢的美国同行，如此慷慨，信任，感动得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这里开始，他开始办理一系列出国手续。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本单位的支持，很顺利地在一九八零年四月七日取得了出国护照。四月八日前往北京，第二天来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这时，他的心中，也和很多关心他的人一样，对于能否办成怀有很大的疑问，因为，仅仅有邀请信和供应食宿的证明，没有经济担保，办签证还是很困难的。短程交通，起码的零用，和万一生病时，开支怎样解决呢？美国大使馆不想让依靠救济的人入境。

果然，大使馆接待入境申请的经办人，看了他的资料后，颇为犹豫，因而转身到内里向她的上司请示。一会儿，一个年近五十的白人绅士来到他的面前。这位上司从办事员手中众多的资料中，拿出一封信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英文问他道：『你是怎样认识希教授的？』他是指给钟毅亲笔邀请信的Robert Heath 教授（见上图）。钟毅用三十年前由雅礼的美国老师教授的准确而纯正的美式英语，流畅地简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位负责人听到最后，面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大笔一挥，在他的签证申请表上，写下了简单的两个闪亮的字母O K，并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说道，『Welcome to America (欢迎到美国来)。』

显然，在钟毅来到美国大门的门槛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过得去。连大使馆的经办人也拿不定主意。是希教授给他的邀请信，临门一脚，为他打开了美国的大门。

希教授是谁？真的，钟毅是怎样认识他的呢？

 

三

希教授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率领美国精神医学代表团，来到长沙访问。他们在省精神病院为全省地专级以上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和医学院的有关专业人员，共三百多人，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学术报告会。

和平常一样，领导指定钟毅主持大会并担任翻译。他当时没有注意到演讲人的姓名，只是埋头翻译和讲解。在希教授『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最新进展』的主旨报告中，钟毅听到了很多原先熟悉的希氏理论和观点，却从来不见演讲人提希氏的原著和出处。这在严肃的学术演讲中，是颇不寻常的。在翻译的中途，他忽然想到，演讲人不提希思的参考资料，难道其本人就是希思吗？这时，他回想起，在五十年代读过希思的一本以动物实验研究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专著。这样算起来，教授至少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这位演讲人白发斑斑，看来正好这个年纪。他赶忙把视线投向手边的学术报告提要单。在演讲人的名录中，天哪，正是Robert Heath ¾ 希思的鼎鼎大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惭愧，惭愧。钟毅由於这位仰慕已久的美国医学泰斗，突然出现在身边而十分激动，迫不及待地打断了希教授的发言，用中文向会众宣布，他刚刚发现这位演讲的学者就是大家历来景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液中『狂乱素Taraxein』的发现者希思教授。『让我们来鼓掌，对他表示欢迎。』于是，全场突然响起了如雷的掌声。

希教授正在作学术演讲，没有料到，听众忽然作出这种莫明其妙的反应。他满脸恍惑，向担任翻译的钟毅投去了质询的目光，怎么一回事呀？这时钟毅才发现，他考虑欠周，没有向不懂中文的演讲人事先说明自己要对听众讲甚么。这不能怪教授。他只好向教授道歉，把刚才为甚么离开他讲演的内容，几乎错识泰山的故事用英文重述了一遍。希教授明白过来以后，满脸笑容，连声说『谢谢。』于是观众中又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掌声沉寂下来以后，希教授继续他的演讲，直到结束。

第二天，钟毅从湖南医学院第二教学医院的图书馆，借出了他二十五年前读过的希思那本书，请他签名留念。这本书至今仍然保存在图书馆的旧书架上。

可以相信，希思绝没有想到，会在这次的访华之行的长沙『小镇』，遇到知音似的人物。他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就在第二天的告别会上，希教授当众邀请钟毅在任何方便的时候，访问他位於新奥尔良市的土伦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实验中心。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希教授私人的邀请函。信中特别说明，客人在入境美国以后的开支，由他负担。

1985 在UCLA结束四年精神医学住院医生培训(1981-85) 摄于该医院大楼前。

钟毅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年果真应其所邀，来到新奥尔良。在那里停留的几天里，他不止一次地听到希教授手下的人告诉他，从中国回来以后，他们的主任多次对人提起那次在中国演讲被突然响起的掌声打断的趣事。他也得悉，希思曾经在一九四五年初受美国政府派遣，专程前往莫斯科，为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苏军高级将领会诊。希教授的学术和政治地位都是很高的。

希思在七十年代所创拟的精神分裂症狂乱素学说，是积十多年的观察和实验而后形成。提出之初，轰动国际，成为全球精神医学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令在非医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它大概相当于中国五十年代非数学界的人，对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的仰慕。难怪美国大使馆的那位负责人，不仅自己知道希思其人，也想知道，钟毅这个中国学者何以会得到他的邀请函。

随着时间向前，科学界积累了更多的资料。希思当年所创拟的狂乱素学说，已被介质学说代替，成为今天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这一革命性的进展，被誉为可以和医学史中抗菌素的问世相比美。但是，钟毅表示，希思的狂乱素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精神分裂症中的所谓功能性病因；这就为自那以后发展起来的介质学说，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希思对医学真正贡献的所在。

我认识钟毅、委以终身，鹣鲽与共，越四十春，可谓相知极深。他历来抓紧时间，学习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在乡下的十多年也不例外。除接受再教育外，他总是不忘当年雅礼校歌中的那一句震奋学子学习意志的呼唤和誓言。『经天纬地才能，由学问成就，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人在乡下，心怀世界，不废弃阅读中外最新的杂志与书籍，与当代的医学发展俱进。因此，一调回城市，就能够与国际友人讨论医学的最新动态。而这一切如果不全面掌握英文，也是不可能的。他深切地体会到，是雅礼六十年前的教育，给他打下了极为优越的英文基础，他今天才得以掌握驰骋国际、担当宇宙的工具。我想这就是钟毅念念不忘雅礼给予他大恩的原因。(完)

刘钟毅（Zhong-Yi Liu, M.D.）1930年生于武汉。1954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工作两年后，在同一医学院攻读神经病学研究生3年。毕业后留该院参加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的教学，医疗，科研及编写工作，间以下放农村参加基层卫生工作。

1980年由美国精神病学者资助来美深造；当年考取美国医疗执照后在洛杉矶加大 （UCLA） 医学院接受完整的四年住院临床精神医学培训 。1993年考取美国精神-神经科专家证书 （Board Certified）。此后一直从事临床精神医学工作。1990年代曾担任美国Psychiatric Times月报特约新书评论员。进入花甲之年以后，开始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以中、英文出版回忆录「从赤脚医生到美国大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英文版题为Thorny Road to Dignity（美国iUniverse, 2006）；以中、英文创作历史小说「首丘梦痕」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台湾出版题为「藕丝越洋」（凯仑出版社，2003），在美国出版题为 「Unspoken Passions」（英文）（美国iUniverse, 2006），在两岸和美国出版并获奖。

近十年来主要在神经-精神科和心理学的领域，特别是老年精神病学的领域，从事中、英文专业的和普及性的写作。2000年曾长期为北美世界周刊「十方沙龙」专栏撰写不定期专论。其它文章亦散见于中、美两国和两岸三地及星加坡多种报刊及杂志发表或汇集成册出版。长短文已达百篇以上而受到关注。目前由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洛杉矶分会礼聘为该会顾问荣职。

作者现旅居美国加利福利亚洲，从事中、英文写作。在老人中的痴呆患者中推广椰油试治，不遗余力，期盼为老人痴呆患者寻求价廉物美的治疗。为此在全球亚马逊网路书店（Amazon.com），编纂「椰油可能使痴呆缓解」通俗小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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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杜立特的衢州人郑伟勇：让跨国友谊代代相传

《浙江日报》2023年11月18日发表此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于山、高心同、唐逸涵和高心同。文章在此时发表应该配合习近平11月15日在旧金山的讲话中提到杜立特行动与中国的关系。1942年4月，美国杜立特突袭行动队驾驶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超低空飞进日本本土，分别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投下炸弹。轰炸结束后，轰炸机直接飞向太平洋对岸的同盟国中国，计划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降落。由于燃料不足，加上飞机比原定计划提前起飞，还有联系、导航、天气等原因，1架飞机飞到苏联，另外15架在中国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降，75名机组人员跳伞或迫降逃生。其中，64人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安全脱险。下图为被营救的四个机组成员在衢州汪村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防空洞前合影。

郑伟勇，衢州人，是一名银行职工，利用20多年的业余时间，翻阅资料、实地走访，还原杜立特行动机组人员在中国降落、获救的全程，至今和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保持着联系。

杜立特行动是影响二战进程的一次突袭行动。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谋划轰炸日本本土。81年前，航空母舰载着经改装过的16架Ｂ-25型轰炸机靠近日本，在杜立特中校的带领下起飞，轰炸东京、横滨、横须贺等城市后，飞往浙江衢州机场降落，但因种种原因，飞机燃料耗尽，16架飞机中有15架的75名突袭者在浙江、江西、安徽、福建一带弃机跳伞，64名突袭者被中国军民成功营救。

走进杜立特行动纪念馆，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还有中英文两种语言，讲述着当年惊心动魄的故事。郑伟勇正是这些图文资料的提供者，英文介绍来自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

上世纪80年代，还是学生的郑伟勇从《衢县文史资料》上得知了“杜立特行动”。从此和杜立特结下了不解之缘。1994年，郑伟勇参加工作，正式开启寻访之路。他先从文史资料中梳理线索，却始终无法还原降落获救的过程。郑伟勇说：“有15架飞机降落，但是每架飞机在什么位置？每位队员在哪里降落？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获救？这些都不清楚，而我却很想知道。”

为了找到降落江山的5号机上最后一位突袭者的获救信息，他前后花了4年时间。在方圆700公里的范围内一个个村寻访，直到在江山市大桥镇苏源村遇到一位老人，提供了和档案对应的线索。正是在郑伟勇的努力下，一点一点确认了降落在中国的15架飞机的地点，以及大部分机组人员的准确降落位置，同时更多的营救细节也为人所知。

江山市长台乡县立初中校长周仁贵雇人力车转移两名美国飞行员、廖诗元周兰花夫妇尽全力为3号机组的奥扎克养伤……一个个中国老百姓营救美国大兵的故事在郑伟勇的寻访中还原了出来，他也完成了《非常营救 衢州与杜立特突袭行动》和《降落中国》两本书。

“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也是一份代代相传的跨国友谊。”郑伟勇说。杜立特行动成为中美友谊的桥梁。在寻访过程中，郑伟勇将获救突袭者在衢州防空洞的照片传到杜立特行动的论坛，激起了杜立特突袭者子女们对父辈中国经历的兴趣。此后，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多次来到衢州，2018年10月25日，杜立特行动纪念馆正式开馆，24位突袭者子女来到现场，还走访了各降落点。

郑伟勇也先后4次受到邀请，参加杜立特行动70周年、75周年等纪念活动。2013年11月9日，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美国空军博物馆，最后4位健在的突袭者中有3位出席活动，他见证了突袭者最后一次相聚。

在现场，郑伟勇带了3份特殊的礼物。他收集了7号机迫降海滩的沙子，送给7号机的撒切尔；把15号机迫降点附近捡回的16枚贝壳，送给15号机的塞勒；把一小块来自1号机的碎片，送给了1号机的科尔。

2019年4月9日，最后一位杜立特突袭者科尔去世，享年103岁，但这段友谊延续了下来。杜立特突袭者子女一直与郑伟勇保持通信。就在10月底，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的客人来到杜立特行动纪念馆，重温这段历史。正是在杜立特的好友穆恩的牵线下，1993年，衢州与穆恩的故乡雷德温成为友好城市，友谊延续至今。

“期待着一起铭记和守护这份历史和友谊。”郑伟勇说。

浙江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

中国青年报：回到历史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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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回到历史的现场

本文2024年7月10日由《中国青年报》发表，讲述中国业余历史学者郑伟勇和日本业余历史学者松野诚也的故事。前者为寻找美国杜立特轰炸日本行动在中国降落的美国轰炸机和飞行员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后者不畏孤立和打击坚持发现日本对中国发动细菌战的证据。作者为中青网记者马宇平。

    就是这里了。

    6月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大洲镇，郑伟勇站在一片水田前，一手举着日军化学战例图，一手指着几公里外的山介绍：根据这张战例图，1942年，日本炮兵曾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用山炮向对面发射毒气弹。

    52岁的日本学者松野诚也站在人群中，紧挨着郑伟勇。他研究日本毒气战、细菌战等近30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日本的大学或者相关研究机构接收他，他当过高中教师，做了十几年公务员，用这些工作的报酬支持自己的研究。

    这天上午，松野诚也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的成员作公开讲座，引用日军上级指挥官日记、战时机密文件和军人回忆录等，证实“在攻击坚固的中国军队阵地时，局部使用‘赤弹’‘赤筒’等毒气武器，在对大洲镇的进攻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使用”。

    “当年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日军，”站在一个长条形的战壕里，51岁的郑伟勇转身对松野诚也说，“你是82年后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日本人。”

    郑伟勇是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过去20年，他一直在资料和历史的现场间往返。受邀去美国参加各种相关活动，他的贵宾证姓名后写着“Historian（历史学家）”。

    两个年龄相仿的人，分别来自侵略国和受害国，80多年后，在曾经的战场相遇了。他们讨论和战争相关的历史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打捞着历史的真相。

    他们的心愿很相似。郑伟勇说：“不要忘记历史。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松野诚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希望揭开战争犯罪历史的真相，“在此之上建立和平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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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勇被更多人知晓，是因为他在寻找1942年的15架轰炸机，确切地说，是15架飞机坠落的地点和残骸。

    1942年4月，美国杜立特突袭行动队驾驶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超低空飞进日本本土，分别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投下炸弹。

    轰炸结束后，轰炸机直接飞向太平洋对岸的同盟国中国，计划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降落。由于燃料不足，加上飞机比原定计划提前起飞，还有联系、导航、天气等原因，1架飞机飞到苏联，另外15架在中国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降，75名机组人员跳伞或迫降逃生。其中，64人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安全脱险。

    郑伟勇对“杜立特行动”不陌生。上中学时，他在《衢县文史资料》里读到过。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美国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郑伟勇看过四五遍。

    他真正接触到这段历史是在2007年。他蹬着自行车，骑了十几里路，找到报纸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国民政府空军第十三总站遗址”。

    郑伟勇按一个村民的提示，继续往里走，意外发现了20名获救飞行员和两名中方人员留下著名合影的防空洞。在洞口，右边的石壁上刻着两行英文字母FITZHUGH和RODNEY。后来，经查资料，那是杜立特行动队2号机的副驾驶和枪炮手的名字。

    那时，已有学者通过查阅美国的资料和中国地方的档案，对整个历史事件作了相对完整的叙述。这也成了郑伟勇最开始寻找飞机的根据。

    他根据书里的内容，最先在浙江省淳安县找到了10号机及其5名机组成员的落点，并花了50元钱，从附近农民的家里回收两个由机身铁皮做成的火熜钵——外形像茶缸，在冬天是烤火的容器。

    他把这些发现分享到美国杜立特突袭行动者协会的论坛上，“你们的父亲可能在这里被中国人救过”。一些突袭队员的子女纷纷给他留言，他们很感动。

    一名叫杰米·鲍尔的美国人联系到郑伟勇，说自己的父亲年纪很大，家人想帮父亲找一块当年驾驶过的轰炸机的碎片。他的父亲是12号机的飞行员威廉·鲍尔。

    郑伟勇答应了。但他没想到，12号机的落点太难找了！

    按之前学者的研究，12号机坠落地点在原遂安县富江村附近。郑伟勇跑到那，发现因为修建新安江水库，村子已经沉在千岛湖底，人们已经集体搬迁了。

    郑伟勇以找亲戚的理由找了当地移民局，对方告诉他，村民已经搬到了江西的峡江县。他向移民局要了村负责人的电话号码。“我是真的想找到他们。”郑伟勇说。

    他对电话那端的人介绍自己：自己是历史爱好者，就想了解村里有没有掉过飞机？是美国人的飞机吗？大概在什么地方？——他去村里见着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问同样的问题，有时语言不通，他要找年轻人帮忙。

    对方的回答很详细：是中国的飞机，因为油不够迫降在沙滩上，两名东北籍的中国飞行员在他家住过。

    这说明之前资料里的内容张冠李戴了。那么，杜立特突袭行动的12号轰炸机落在哪里了？郑伟勇先从已有的中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的文字资料里找线索，再跑当地调查。

    他拿着一张身份证，自费跑遍了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地的档案馆，查民国档案。有的档案馆给他看实物，有的需要用胶片机，民政科、军事科或是建设科的文书档案是他重点要查阅的。有时，他也需要假称记者，给乡镇的文化员打电话咨询。

    郑伟勇找参与救助的各级官员，乡长、县长、县政府科长、行署主任、省府厅长……他尽力联系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不管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或是移民到美国的，都热心向他提供能找到的一切资料。

    郑伟勇的那辆铃木雨燕，因为找飞机，没几年就开了两三万公里。

    他担心的是，“飞机还没找着，人就没了”。杰米·鲍尔发邮件告诉他，老鲍尔刚刚摔了一跤，身体好像更差了。

    “我知道他在委婉地催我，我也很着急。”郑伟勇回忆。

    没有线索，他又跑回那个书中记载的错误地址，他想，既然有资料或照片显示他们在遂安县出现过，那就以这个地区为中心搜索。

    郑伟勇通过案头资料的交叉印证，打完了所有能打的电话，就动身去现场。他把5名飞行员的落点连成一条线段，飞机坠落的地方大概在延长线上，至于往哪个方向延长，他还要再去验证。

    郑伟勇跑过的村庄有五六百个。七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见过美国飞行员的小孩子都八九十岁了。

    这一找就是两年。郑伟勇确定，12号机组成员降落在遂安县西南铜山村、荷家坞村和窄坑村一带。机长鲍尔被村民们带到枫树岭，接着庞德、布兰顿、比瑟也被村民们送到这里。

    12号飞机坠落在江西婺源锡园村附近。他从村民家里收来一根飞机操纵的钢丝绳，这绳子本是村民当年捡来在树上固定野兽夹用的。后来，这根钢丝绳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很幸运。”郑伟勇说，“我能够把它找到，记录下来，这段历史就不会丢了。”

2023年12月31日，郑伟勇在浙江遂昌北洋村流坑尾杜立特行动3号机坠落地。韩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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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痕迹越来越浅。亲历的人在老去，曾经遍布弹壳的土地上长出了庄稼、村庄和城市。

    大多数时候，郑伟勇只能找到一些“破烂儿”——铁皮、弹壳、钢丝绳，最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他查阅各种航空资料，弄清了那些有编号或没编号的零件，分别属于飞机的某个部位。

    他的一位朋友形容：“你现在给他B-25轰炸机的零件，他能组装出来一架整机，给他一架B-25，他都能开走！”“差不多吧。”郑伟勇谦虚地笑笑。

    松野诚也到杜立特突袭行动纪念馆参观，他冲着郑伟勇说了好几遍“厉害”。

    今年6月，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会长王选从上海陪同松野诚也到浙江义乌、衢州分别举办浙赣会战中日军的细菌战和毒气战的讲座，并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捐赠相关的史料。

    讲座绕不开“杜立特空袭”——日本陆军大本营为了防止杜立特空袭的再次发生，彻底摧毁了浙江省的中国机场。为此，日军发动了浙赣作战，其间大规模使用了细菌武器，中国平民在这场战役中伤亡惨重。

    来衢州的前一天，松野诚也在王选和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会负责人的陪同下，在义乌崇山村考察。崇山村是细菌战诉讼的发起地，1997年，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国家提起诉讼。

    松野诚也曾在22年前和王选一起随日本、美国的律师、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到过崇山村，村里的老人都是细菌战的幸存者，但他们欢迎松野诚也一行，和他们一起唱歌、跳秧歌、吃年夜饭。

    这次，松野诚也发现，当年参加细菌战诉讼的鼠疫亲历者只剩下1位了。他“心里很难受”。他觉得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段历史应该是“国耻”。

    他体会到了“百年伤痕”的含义——松野诚也发现原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的战时日记里记载，他曾经作为日军的司令官反对细菌战的实施，认为这会“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新的史料也证实，参谋本部有关人员对细菌战的实施责任重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被追究战争责任。

    6月7日，松野诚也和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理事、民间独立研究者奈须重雄（由王选代理）分别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义乌）捐赠资料，总共有相关书籍、报纸、地图等近千件。

    这些资料里，有些是战争时的机密文件。即便现在，日本有关方面也不愿将其公开。松野诚也捐赠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3册原件，在原日本军队中都只少量印刷、只在内部共享。

    松野诚也介绍，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史料已由厚生劳动省转交给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外交、军事相关的一些史料保存在外务省和防卫省。每隔一段时间，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就会披露一些修缮好的史料。他这次捐赠的《关东军司令部调制“编组（改编）详报”》复印件就是他从新上架的史料中发现的。

    挖到这些史料不容易。在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中，输入“731”“防疫给水部队”，什么都不会搜到。同时，如果搜索敏感内容，还可能遭到不能外借、复制或是拍摄的限制。那样，研究者就很难将它们公之于众。

    “在日本，研究日本侵略战争的战争犯罪，一般得不到积极的评价，”松野诚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在日本，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他的老师，已故的粟屋宪太郎先生鼓励他继续做下去，认为他作了非常好的研究。

    为了能自费研究下去，他干过不少工作，短的几个月，他做过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日本环境省当公务员，做了12年，后来也辞职了，因为“环境省工作太忙，自己没有时间作研究”。

    “之前，我每次到老师那里，他都会跟我讲，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要揭开历史的真相。”松野诚也说，“他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这样做，但他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个信念。”

    他认为，自己从粟屋宪太郎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自己现在也像老师当年那样，不断挖掘新资料，作研究，揭开历史的真相。

    郑伟勇听完了松野诚也的讲座，他提出了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没说出口：“在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都曾受到日军的侵害。”一位在现场听讲座的老人，爷爷死于日军的刀下，叔叔和姑姑因为感染日军撒播的鼠疫杆菌去世。

    “说实在的，日本人让我们产生的那种仇恨的情绪，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的。”郑伟勇说，“我们不可能忘记这段历史的，我们只能说面向未来。”

2024年6月8日，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左一）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作题为《浙赣会战中的日军毒气战》讲座。韩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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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勇家客厅的墙上挂了一面华东地区地图，每找到一处飞机的落点、找到一位飞行员降落的村庄，他就在地图上做个标记。等100多个地点标全了，快20年过去了。

    找飞机的前几年，郑伟勇都是“默默地”。没人关注，也没什么成就。

    家里人不阻拦他。父亲说他“血气方刚”，默默帮他做家务、带孩子。妻子偶尔会在他进家门时关心：“今天有什么收获？”

    很多时候他都是空手而归，但他乐观地认为，“错误选项又排除了一个”，而且“情报能力”和认路的本事都在提高。

    除了物件，郑伟勇还找到了人，那些救助过机组成员的普通中国人。他把他们的讲述记录下来，经过交叉印证，还原“这些飞行员，在哪里，被谁救下，过程是怎样，又是怎样转移的”。他想记录下每个具体的人。

    5号机的飞行员戴维·琼斯在夜里降落在玉山县。在山下，很多村民见到了这个身材高大、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他们微笑着看着他，但听不懂他说的话。

    琼斯没有吃村民递过来的食物，只吃自己挎包里的饼干。琼斯知道，这里唯一的铁路浙赣铁路能到达衢州，就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画了一个火车头和车厢。村民们猜出了他的意思，给他指路，铁路工作人员沈伯军帮助了他。

    3号机的副驾驶曼奇没有这么幸运，他落在接近山顶的地方。他在山上摸索着走了一天，还是迷路了，又累又饿，鞋子破了，雨下个不停，风很大。

    村民在一块石壁下找到他，看到他的手、脸都被茅草划破，鲜血淋漓。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国人伸手把他拉起来，接着，又有一些人从草丛中出现。他们带他下山，但曼奇实在走不动了。身高174厘米的村民毛继富双手搂起曼奇的膝弯，把193厘米的曼奇背回了家。

    3号机的领航员查尔斯·奥扎克在降落时左小腿被尖锐的岩脊划开一道口子，胫骨都露出来了。他挂在降落伞上，在山顶待了两天两夜，后来被巡山的村民发现。他们用竹躺椅把他抬回了家中，帮他清洗伤口，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给奥扎克吃，腾出家里的房间让他住，自己去打地铺。后来，廖诗原用竹竿和竹躺椅扎成一个轿子，抬着他走了30多里山路，护送奥扎克平安转移。

    “我想说我从来没遇到过像他们这样真诚、爽快、朴实的好人，而且他们已经打了5年仗了。”戴维·琼斯在日记里写道。

    郑伟勇和几位村民都曾被邀请到美国参加杜立特行动纪念团聚活动。在美国，“Doolittle Tokyo Raid（杜立特东京突袭）”是专用名词。每年4月18日，“杜立特突袭者协会”和“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2012年4月20日是纪念活动的“中国日”。郑伟勇作为嘉宾，在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作了20分钟的演讲，演讲时用的幻灯片用中英文标注。他的英语不好，没有翻译人员，没办法深入沟通。

    一次，他恰好和15号机的机械师兼投弹手爱德华·塞乐在同一桌用早餐。他希望郑伟勇能帮忙找到一个叫“尤富安（音）”的中国人。

    郑伟勇查了塞乐回忆录，知道曾有一个大概十二三岁，叫尤富安的中国男孩，会一点英语，然后一直陪着他。这个男孩从上海来，父母在逃难中全死了。后来，这些机组人员由中国国民政府接管，小孩子就没办法跟着他了。

    塞乐还保留着一个中国上海的地址，那是尤富安留给他的。后来，郑伟勇按地址找到了这个地方，但居民换了好几拨，没有线索和消息。

    “战乱时期，父母已经不在了，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到战争结束。”郑伟勇说。

    第四次受邀去美国参加纪念活动时，郑伟勇受邀搭乘B-25轰炸机通场飞行。他搭乘的这架“乔治的姑娘”排在第七位起飞，起飞时发动机出了一点故障。

    这让他想起了81年前，一架叫“瘸老鸭”号的B-25型轰炸机参加了杜立特行动，也是排在第七位，起飞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为与历史上的某种巧合而激动。

    突袭队员子女家人将30余位美国突袭队员写的日记、回忆录、照片、中国官员名片等复印件送给郑伟勇，同时，还将一张宽1米，高70厘米的作战地图复印件赠予即将开馆的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参与过行动的部分飞行员和他们的子女在上面签名。

    登机前，机场的工作人员拦下了郑伟勇，示意他这件装在塑料袋里的超大行李需要折叠后托运。但在得知里面的物件和用途时，工作人员立刻帮他找来了纸箱，加固包装，贴上标签，允许作为手提行李带上飞机。

    杜立特突袭者协会也特别颁给郑伟勇一块水晶纪念牌，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6月8日，浙江衢州，郑伟勇（左一）和松野诚也（左二）在衢州确认侵华日军曾使用毒气弹的战场。韩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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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在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郑伟勇给松野诚也和一起来参观的人当讲解员。

    他斜挎着一个洗旧了的帆布包和一台相机，这也是他外出找飞机时的装备。大部分时候，他专注于讲解，但每到日军暴行的展板前，他都会下意识地单手拿起相机，身体后仰，拍下松野诚也参观的照片。

    他解释，拍照不是因为好奇一个日本学者看到这些的反应。“我觉得，就像松野说的那样，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战争的真相和当时的残酷，他们自己的前辈曾给中国人造成的这种苦难，”郑伟勇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反思。”

    有人提议，让郑伟勇在纪念馆里选一个背景拍张照。他几乎没有犹豫，站在衢州机场建设的雕像前。

    当年，为了配合杜立特空袭行动，中国方面加快了衢州机场扩建工程，动员了数万民工抢修机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征集到了中径20厘米的大木360万根、毛竹90万支，山都砍秃了。而当时衢县县城人口只有4万多，“只见竹木，不见人头”。

    郑伟勇的舅舅当年参加过机场建设。还是个孩子的舅舅在当时顶一个出工名额。白天在机场干活，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天妃宫里。“几乎每一家都为修建机场出过力。”

    “我们知道，驼峰航线、飞虎队等等，都是美国人和我们友好往来的一个很甜蜜的回忆，这些都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但在杜立特行动这件事上，中国人，不是指具体哪个人，在帮助他们。”郑伟勇说。

    2015年，杜立特行动美军飞行员大卫·撒切尔的儿子杰夫·撒切尔受邀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杰夫·撒切尔和郑伟勇商量，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石碣赋”。他还特地印了名片，正面有他的中文名，背面是他的父亲所在7号机机组成员的照片。他提议，在衢州建立杜立特行动永久的纪念馆，以此纪念中美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历史。

    2018年，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在衢州开馆。24位美国杜立特突袭队员的子女和朋友参加了开馆仪式，借展了30多件展品。

    郑伟勇的团队也越来越大，二手书店的老板、国企的员工、有过21年飞行经历的退役飞行员、退休干部，都加入了这个寻找的队伍。

    郑伟勇感觉“时间不够用”，他们想去找的现场很多，有的只是“可能一个小时敌人就推过去的阵地”。但在他们看来，那些都是历史的注脚。

    还有更多事情等着他解决。今年衢州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成立后，有了不少会员。但他们没有经费来源。多年来，郑伟勇和朋友们都是自掏腰包买资料、去现场。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在深山里住过20元一晚的床位。

    “如果有钱，我们能做多少事！”郑伟勇说。他不会“化缘”。 只有在去找现场的时候，他才会和人打交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生活里，他内向，交友圈很小。

    在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捐赠资料后，松野诚也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在展示中，如果能对捐赠资料附加以下说明的话，本人会很高兴——“该资料为2024年6月7日，日本历史研究者松野诚也为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而捐赠。”

    “为什么隔着太平洋的两国人民走到一起，因为共同抵御侵略，捍卫和平的信念，”郑伟勇认为，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爱护同类，爱护和平”。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有些历史信息已经消散在时光的烟尘里，”郑伟勇说，“我可能做了点事的就是把这些断的东西，尽量多地接起来。”

中美印象简报：中国无人机深受美民众喜爱 但成为议员“眼中钉”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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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简报：中国无人机深受美民众喜爱 但成为议员“眼中钉”

2024年第17期

本期简报是2024年最后一期。我们向读者推送的几条关于中美关系的新闻分别是：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在美国市场很受欢迎，但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相关法案，可能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国的销售；《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萧功秦的“新威权主义”解释特朗普的胜选，并分析了美国与中国政治的一些相似之处；《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走向的文章，认为虽然债务缠身，但中国仍在坚持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

美联社：很多美国人依赖中国制造无人机 但或被美议员禁用

美国国会近期正在审议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和使用，特别针对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DJI）以及道通智能（Autel Robotics）。

美国国会于12月18日通过的一项国防法案包含一项条款，规定如果评估发现两家中国公司销售的新无人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将禁止它们在美国销售新无人机。国会此前已禁止联邦机构采购中国无人机，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同时多个州也禁止公共资助项目使用或采购中国无人机。

然而，对无人机实施更广泛的禁令让许多依赖无人机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感到担忧。禁令可能会扰乱包括执法、制图以及电影制作在内的各个行业的工作，这些领域的无人机操作员表示，中国无人机因其低成本和高性能而得以实现这些工作。他们认为，美国制造的无人机无法与之媲美。

文章采访了一位名叫拉塞尔·赫德里克（Russell Hedrick）的北卡农民。他使用无人机喷洒玉米、大豆和小麦需要的肥料，仅需花费传统地面撒播机成本的一小部分。

除了田地的工作，赫德里克也是一名志愿救援人员。他还使用热成像无人机寻找被泥石流困住的人，并使用货运无人机为受困者运送水和婴儿配方奶粉——例如在飓风海伦（Helene）过后，他就执行过这样的任务。

然而，如今他担心有一天他的无人机队可能停飞。在美国销售的大多数商用无人机（包括赫德里克使用的无人机）都是中国制造。这些无人机已成为美国立法者的目标，他们认为中国无人机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不仅对美国构成情报收集威胁，还会带来商业威胁，因为它们几乎使美国制造商难以竞争。这标志着美中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另一个战场可能瞄准了无人机市场。

支持禁令的人认为，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它们进行间谍活动或数据收集。

然而，许多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尤其是在农业、房地产和公共安全领域，已深度依赖中国生产的价格合理、功能强大的无人机。批评者担心，禁令可能会导致无人机价格上涨，影响小企业和个人用户的使用。

大疆公司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并表示已采取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目前，法案的未来尚不确定，参议院尚未就此进行投票。

《纽约客》：中国新威权主义之父对美国的警示

《纽约客》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全球威权主义的复兴，特别关注其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民主制度被视为胜利者，但如今，威权政体的数量已超过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的观点备受关注。他倡导的“新威权主义”主张，认为在实现民主之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确保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萧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影响了邓小平时期的中国政治改革。

目前，萧将中国的新威权主义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社会应对挑战的反应。他警告激进自由主义的危险，认为东西方社会都在向强人政治靠拢。然而，文章也强调，依赖强人领导可能会危及民主愿景，助长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精神。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威权文化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太光彩的论断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发表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福山认为民主已经战胜了20世纪的威权主义。然而，这一观点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根据一项涵盖超过200个国家的欧洲调查显示，2022年是20年来首次威权政体的数量超过自由民主国家的年份。

美国人作为国际秩序的可靠支持者的地位已经动摇。俄罗斯的普京引发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而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用非民主价值观的方式重塑全球机构。特朗普在11月的胜利将一些人认为的2016年选举中的“偶然事件”变成了一种持久的政治现实。

被称为“普京军师”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在X平台上宣布：“我们赢了。全球主义者的最后一战已经失败。未来终于敞开了。我真的很高兴。”中国知名评论员任意（他在社交媒体笔名为“兔主席”）写道，特朗普的胜利以及他与马斯克的友好关系，创造了一种类似东亚威权文化的“技术威权保守主义”联盟。任意预测：“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将引领多个国家进入非自由民主的轨道。”他总结道：“没有历史的终结，只有福山主义者的终结。”

在美国大选结束后的几天里，萧功秦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选举结果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担心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言论会导致一些中国人低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而增加“中美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萧功秦在接受采访时还详细阐述了中美两国的相似之处。他表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威权主义与当今共和党的一个共同敌人是相同的，那就是由“激进自由主义者”提倡的“浪漫主义”。他认为，特朗普是对“近年来真正走极端”的“觉醒左派”的必要纠正。这种对美国进步派的反感在中国自由派中并不罕见，自2016年以来，他们纷纷涌向特朗普，部分原因是为了否定民主党强调的政治正确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让他们想起了中国过去在社会主义治理方面的灾难。

萧功秦认为，威权主义回归美国的原因之一也许是该国的基本政治问题开始与东方相似。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都围绕如何限制政府展开。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问题往往是如何重建它，并将其从不良行为者手中拯救出来.…… 埃隆·马斯克发誓要“削减”臃肿的政府。特朗普承诺铲除一支由阴谋分子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他称之为“内部的敌人”。

《华尔街日报》：虽债务缠身 习近平坚持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写道，尽管中国债务水平高企，中国领导人仍坚持自上而下的经济规划。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增长”，反对单纯追求GDP增长的“GDP英雄主义”，并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理念。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三条红线”政策，旨在降低房地产行业的杠杆率。然而，这些措施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部分开发商违约，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此外，中国领导人还推动“共同富裕”政策，旨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然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加之全球经济放缓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仍坚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来实现其经济目标。然而，专家担心，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方式可能会限制市场活力，阻碍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的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控制债务，但效果有限。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面临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控制债务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因此，他的自上而下的经济规划在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方面仍有待观察。

《中美印象》简报本期推送文章

马斯克“捍卫”中国利益打赢第一仗？

上周四，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拨款法案后遭到马斯克的严厉攻击，并威胁说哪个议员投票支持此法案将在两年后席位不保；之后不久，特朗普也发贴说他反对这个拨款法案。这个法案包含各种国会议员为本选区或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拨款，其中也包括关于限制在中国投资的条款。为避免联邦政府打烊，众议院只好挑灯夜战，又拿出新的法案。最后通过的法案不包括限制在中国投资的条款。美国康涅狄格州众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在众议院辩论这一法案期间致信国会领导人说，马斯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不惜牺牲美国工人、创新者和企业的利益，出手干预避免美国政府停摆的支出法案。”

蔡和、祖若水：解析美国对华共识之谜

CSIS的研讨会通过一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政策圈内对华态度的多样性和潜在压力。研究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主持，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美国智库界是否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以及中国问题研究人员是否因职业压力或社会预期而人为修改了其真实观点。

阎学通：中国为何不惧怕特朗普

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2024年12月20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撰文指出，中国并不惧怕特朗普。特朗普再执政，中美关系紧张局势可能加剧，但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将帮助北京。美中之间不太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内爆发冷战或热战。

戴维·珀杜: 与中国的新战争

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人选戴维·珀杜（David Perdue）2024年9月在保守派在线报纸Washington Examiner 上发表了一篇深度长文，阐述了其对华政策方面的思考。这篇文章凸显了强烈的鹰派观点，从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终极敌手，把与中国的竞争形容为不同于过去的热战也不同于和苏联的冷战，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新战争”。这篇文章是否是珀杜为了得到大使的位置而写的一篇“投名状”表忠心的文章，还是会成为他就任大使后的“施政指南”？

马斯克“捍卫”中国利益打赢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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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捍卫”中国利益打赢第一仗？

编者按：上周四，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拨款法案后遭到马斯克的严厉攻击，并威胁说哪个议员投票支持此法案将在两年后席位不保；之后不久，特朗普也发贴说他反对这个拨款法案。这个法案包含各种国会议员为本选区或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拨款，其中也包括关于限制在中国投资的条款。为避免联邦政府打烊，众议院只好挑灯夜战，又拿出新的法案。最后通过的法案不包括限制在中国投资的条款。美国康涅狄格州众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在众议院辩论这一法案期间致信国会领导人说，马斯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不惜牺牲美国工人、创新者和企业的利益，出手干预避免美国政府停摆的支出法案。”本站转发两篇文章，中文文章来自德国之声网站，英文文章来自CNBC。

德国之声：成功捍卫北京利益，马斯克打赢硬仗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德劳罗指控马斯克强烈反对初版支出法案，是因为其中包含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条款。在最终得到国会通过的版本中，共和党议员删除了这一条款。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最高级别民主党议员周五（12月20日）表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通过“删除支出法案中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条款”来保护马斯克在中国的投资利益。

众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周五致信国会领导人说，马斯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惜牺牲美国工人、创新者和企业的利益，出手干预避免美国政府停摆的支出法案。

这项法案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条款，该条款涉及限制和审查美国对华投资。

德劳罗：马斯克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

马斯克作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和最大股东，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特斯拉在上海运营着一个大型制造工厂，并寻求与中国企业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德劳罗引用特斯拉在中国的运营资讯，认为马斯克反对法案是因为其中包含对华投资限制条款。她还提到，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和长效电池等技术在内的关键问题都可能涉及中国制造。

“近年来，马斯克在中国的投资不断增加，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日渐加深。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大约生产了特斯拉全球汽车产量的50%，”德劳罗写道。

美国众议员德劳罗指控马斯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惜牺牲美国工人、创新者和企业的利益。图为2019年1月马斯克在特斯拉上海工厂出席活动。图像来源: Aly Song/File Photo/REUTERS

德劳罗指出，2023年，特斯拉全球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来自上海工厂生产的中国制造汽车的销售额。她还提到，特斯拉在中国投资建设了一座耗资2亿美元的工厂，用于制造电动车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大型电池。

她说，支持对美国对华投资进行监管的倡议者提议将大型电池制造纳入对外投资审查的技术清单中。

马斯克：德劳罗“应该被逐出国会”

“令人极为担忧的是，在一位未经选举授权的亿万富翁的推动下，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放弃了两党和两院协商后达成一致的法案，而该法案中包含了这项关键条款，旨在保护美国的就业市场和关键能力，”德劳罗写道。

她说：“考虑到埃隆·马斯克在中国关键领域的广泛投资，以及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个人联系，这尤其令人担忧。这让人对马斯克反对支出法案初步协议的真实动机产生疑问。”

特斯拉公司尚未对此指控作出评论。马斯克在其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了多条批评德劳罗的帖子，其中一条称她“应该被逐出国会”。

修正方案：删除对华投资限制条款

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亿万富翁马斯克为削减政府成本项目的联合负责人。

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马斯克猛烈抨击两党达成的支出法案初步协议。马斯克提到了法案中的许多问题——主要包括其高成本、时间长度以及包含议员加薪的条款——但他没有提到有关对华投资限制的条款。

今年10月，美国财政部出台一项将于明年1月2日生效的规定，限制美国在中国人工智能及其他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的投资。

周五，德劳罗在众议院议事厅表示，将继续为相关条款而战。“为了保护我们的供应链和关键能力，这是必须完成的事情。”她说，马斯克“威胁共和党议员，让他们违背自己的承诺”。

周六，该项法案的修正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在最终方案中，共和党议员删除有关对华投资限制的条款。

马斯克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他对修正后的法案感到满意，称它得到了大大的精简。

CNBC：House Democrats say GOP caved to Musk in funding bill, protecting his China interests

  • House Democrats Jim McGovern and Rosa DeLauro accused Republican colleagues of bending to Elon Musk’s demands in sinking a bipartisan funding bill.
  • Congress passed a stopgap funding bill instead on Saturday, but discarded a provision to screen and regulate U.S. investments in China.
  • The scrapped provision “would have made it easier to keep cutting-edge AI and quantum computing tech — as well as jobs — in America,” McGovern wrote on X.

House Democrats Jim McGovern of Massachusetts and Rosa DeLauro of Connecticut say their Republican colleagues in Congress caved to the demands of Elon Musk, sinking a bipartisan government funding bill that would have regulated U.S. investments in China.

Congress passed a separate stopgap funding bill over the weekend, averting a government shutdown.

In a series of posts on X, McGovern said more could have been accomplished. The scrapped provision “would have made it easier to keep cutting-edge AI and quantum computing tech — as well as jobs — in America,” he wrote. “But Elon had a problem.”

Tesla, run by Musk, is the only foreign automaker to operate a factory in China without a local joint venture. Tesla also built a battery plant down the street from its Shanghai car factory this year, and aims to develop and sell self-driving vehicle technology in China.

“His bottom line depends on staying in China’s good graces,” McGovern wrote about Musk. “He wants to build an AI data center there too — which could endanger U.S. security. He’s been bending over backwards to ingratiate himself with Chinese leaders.”

SpaceX, Musk’s aerospace and defense contractor, has reportedly withheld its Starlink satellite internet service over Taiwan at the request of Chinese and Russian leaders. Taiwan is a self-ruling democracy that Beijing claims as its territory. Taiwan’s status is one of the biggest flashpoints in U.S.-China relations.

DeLauro,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wrote in a letter to Congress on Friday that Musk needs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als for his company’s projects in the country.” It’s concerning, that Musk “has ingratiated himself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she wrote.

In the letter, DeLauro referred to the Tesla and SpaceX CEO as “President” Musk, allu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world’s richest person began railing against the prior funding bill on Wednesday, befor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ame out with a statement of his own.

Trump had wanted the GOP to sink the bill, and issue a new one that would raise the debt ceiling so he could avoid that fight during the start of his second term in office. The stopgap funding bill, which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on Saturday, did not include the two-year suspension of the U.S. debt limit that Trump was seeking.

Musk responded to DeLauro’s concerns by calling her an “awful creature” in a post on X.

After acquiring Twitter in 2022, Musk rebranded it X and used it to help propel Trump back into the White House, becoming a close adviser and major backer to the incoming president along the way.

Musk contributed $277 million to the Trump campaign and other Republican causes during the 2024 cycle, according to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ilings. Since the election in November, Musk has become a nearly constant presence at Trump’s side, including in meetings with foreign leaders.

Trump appointed Musk to co-lead a group that’s not yet formed, but will be tasked with finding ways to cut regulations, personnel and budgets.

蔡和、祖若水：解析美国对华共识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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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祖若水：解析美国对华共识之谜

编者按：2024年12月1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一场名为“日益增强的对华共识：真实或是想象？”的研讨会，与会学者讨论一项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对华态度研究，揭示出了“对华共识”的深层分歧和内在张力。这项研究由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前项目官员和本站前任副主编蔡和（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共同主持。点击这里查看这项研究的英文论述（Under Pressur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mo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ofessionals）。本文12月20日由微信公号“上海美国研究”发表，由李亚琦撰写。李亚琦是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暨南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原文题目为“松散共识与深层分歧：解析美国对华共识之谜”。作者说，“文章以该研究为基础，深入剖析美国对华政策分歧的根源。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探讨美国知识精英、党派力量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张力如何影响政策决策，并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美国最终会否找到一条兼顾战略、灵活性与长期利益的对华共识形成路径？”

 

上排左起：CSIS高级顾问、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下排左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来源：CSIS会议视频截频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松散共识”与显著分歧

CSIS的研讨会通过一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政策圈内对华态度的多样性和潜在压力。研究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主持，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美国智库界是否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以及中国问题研究人员是否因职业压力或社会预期而人为修改了其真实观点。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刊发的研究“压力重重：美国对外政策专家对华态度” 来源：Rory Truex

（1）研究设计：如何挖掘真实的对华立场一

为进一步探究观点表达可能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问卷引入了一项实验性设计，将受访者随机分为实名填写和匿名填写两组。实名填写组被告知他们的姓名将被研究人员记录，而匿名填写组则保证完全隐私。通过这种设计，研究能够比较两组受访者在回答敏感问题时的差异，从而判断表达外部压力对其涉华政策态度的潜在影响。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还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了更详细的定性数据。研究团队挑选了55名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进行访谈，这些人来自不同职业阶段、机构背景和政治立场，涵盖了对华政策的多样化视角。访谈内容聚焦于两大主题：一是受访者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及应对策略，二是他们是否在发表观点时感受到压力，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这些访谈采用了开放式提问的方式，确保受访者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同时避免诱导性问题对回答的潜在影响。当访谈达到理论饱和点，即进一步访谈无法提供新的信息时，研究团队结束了数据采集。

（2）研究发现：松散共识和深层分歧

研究的核心发现揭示了对华政策讨论中存在的“松散共识”，即多数人认可中国构成多维度挑战，包括人权问题、军事扩张、经济竞争及技术争夺。无论政治倾向，大部分受访者认同中国行为对国际规则构成“挑战”，并需要一定程度的应对，但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上存在显著分歧。

具体而言，分歧的基础是对过去政策的评价和对“威胁”程度认知的不同。研究显示，超过4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接触政策失败”的观点。剩余受访者中，约30%认同这一观点，另有30%表示不确定或持保留态度。这一结果表明，美国政策圈内对过去几十年中美接触政策的评价并不统一，仍有大量研究者认为接触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

3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全社会威胁”。55%-58%的受访者不同意这一表述，认为这种语言过于极端或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研究人员对“中国威胁”的解读更为谨慎，并不倾向于将其扩大到全社会层面。对于具体政策，如限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校，仅1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据此，研究发现，传统的“鹰派”（强硬）和“鸽派”（温和）划分并不准确。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描述了政策讨论中的流动性。一些观点在不同议题上表现出混合立场，例如在安全问题上更趋强硬，而在经济或教育交流方面持更开放态度。研究还显示，不同党派背景、性别和种族群体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民主党倾向者相较共和党倾向者更温和，而女性和少数族裔受访者对抗性的政策支持率较低。年轻从业者、共和党人士和具有军政背景的从业者更倾向于支持强硬政策，但这类倾向性并不足以形成固定的群体划分。

（3）外部压力：被迫成为对华鹰派

研究还发现，约20%-25%的受访者提到感受到需要表达对华强硬立场的压力。这种压力体现为同事间批评、媒体对文章语言的修改、机构高层阻止温和文章发表等形式。尤其是年轻从业者、女性及少数族裔更易受到影响，例如部分华裔研究人员在高层会议中被质疑忠诚度或受到公众威胁。

然而，压力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既包括明确的外部干预，也包括隐性的自我调整策略。为了迎合主流，多数受访者选择采用“镜像策略”（Discourse Mirroring），即通过调整表述方式来迎合主流立场，例如先承认中国威胁，然后提出较为温和的主张。这种现象被形容为“鹰派膨胀”(Hawkflation），即尽管存在多样化的观点，但强硬立场在公开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掩盖了实际的分歧。

研究进一步揭示，华盛顿政策圈的职业规范和声誉关切塑造了政策表达的内容，使强硬立场成为职业发展的“安全选择”，而异议者则可能面临职业风险。尽管对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政策一致性，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抑制了对华政策讨论的多样性。此外，研究还挑战了美国政策界作为“思想市场”的假设，指出职业和社会动态如何限制异议观点的表达。尽管存在分歧，许多人认为当前对华政策呈现出“过度一致化”的趋势。

对于这项研究的发现，三位评议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认为，尽管研究提出了“松散共识”的概念，但实际上讨论的多样性远大于表面呈现的单一化倾向。她进一步质疑，即便是在中国挑战的诊断层面，也未必存在所谓的共识。她强调，对中国意图的不同解读（如中国是否追求全球主导地位、地区霸权或对美国的系统性替代）会深刻影响政策制定的框架。这一立场突出了她对政策讨论中隐性共识可能导致误判的担忧，同时对当前主流政策框架可能过于简化复杂现实提出警示。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则将关注点放在“压力”概念的定义及其与“群体思维”（groupthink）关联的分析上。他强调，“压力”是一种主观体验，其个体化的感受与系统性群体思维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他指出，部分受访者提到的压力感可能只是语言或文化差异的产物，而非真正的立场对立。这一立场表明他更倾向于认为政策讨论中存在的分歧是正常的互动，而非系统性问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则从研究的实证基础出发，关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的透明度与代表性问题。她认为，研究团队需要更明确地阐释样本选择和数据分析方法，以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此外，她质疑部分“压力”的报告可能只反映了政策讨论中的正常争论，而非表明系统性问题。她还指出，研究需要警惕将个别现象过度归结为结构性或文化性因素。

二、三层共识之间：美国新对华战略为何难以塑形

在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解析时，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智库界对华认知的“松散共识”与其背后的深层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精英共识、党派共识与社会共识这三层次之间的张力与不协调。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通过实证研究与访谈数据，尽管美国政策圈在“中国构成多维度挑战”这一诊断层面上形成了基本认知，但在应对策略的具体路径上仍存巨大鸿沟。

知识精英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长期框架，他们重视战略层面的抽象分析，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系统性影响，形成了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系统性理解和学理性认识。这种共识体现在智库、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他们能够超越短期利益的束缚，构建长期应对框架。然而，精英层的抽象化视角往往忽略了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容易导致政策的顶层设计脱离实际民意基础。

知识精英的系统性分析强调以长期竞争框架应对中国崛起，推崇技术研发、军事优势和多边机制的综合运用。然而，这种以全球秩序为导向的规划在社会层面缺乏共鸣。普通民众更容易被具体的事件和短期经济利益所驱动，例如就业流失、供应链安全以及日常生活中与中国相关的技术产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党派共识以选区利益为轴心，将知识精英的战略性分析简化为可量化的政策目标，例如增加关税、限制学生签证或推动半导体产业本土化。

党派共识的简化策略虽然在政治宣传上卓有成效，但其对公众情绪的迎合却进一步拉大了与知识精英的距离。比如，部分共和党政策制定者将对华强硬政策描绘为“一场对抗邪恶的战斗”，试图通过情绪化的语言动员选民支持。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提供一个全面且可持续的对华战略框架，反而可能在中美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

同时，民主党内部一些对华较为温和的人士则试图通过强调气候合作或全球健康危机等共同利益，重新塑造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向，但这一策略又因过于依赖多边主义而受到国内鹰派的质疑。

2022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篇调查指出，对中国的认知仍然会因党派而显示差异 来源：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

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层面的共识，因其情绪化和碎片化特征，难以与精英分析和党派博弈实现有效对接。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的抽象“挑战”很难具体化为实际影响，直到TikTok的隐私争议或“气球事件”这类具有冲击性的单一事件发生。这种局限导致公众认知更容易被短期的舆论热点驱动，形成波动性较大的对华态度，而非建立在深入理解上的长期共识。

正是这三层次间的错位和不协调，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松散共识”背后的深层分歧。知识精英共识的宏观分析在传递到党派共识和社会共识层面时往往被简化或扭曲；党派共识虽能发挥凝聚部分民众注意力的作用，却常因政党利益最大化而强化社会共识的情绪化与碎片化倾向；而社会共识的缺乏系统认知又反过来限制了精英分析和党派争论对公众理解的提升，并形成了“审核”知识精英表达的外部压力。各层次之间缺乏顺畅的沟通机制，导致真正的共识难以稳固形成，政策讨论在压力与分歧中徘徊。

总之，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的“松散共识”及其背后的深层分歧，不仅是学界与政界、政府与公众互动中的自然现象，更是知识精英、党派精英与普通民众这三层认知体系彼此张力与缺乏协调的结果。

三、弥合认知鸿沟：人文交流与共识塑形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人文交流的公众人物在弥合美国对华共识的三层次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跨界影响力能够在知识精英、党派和社会共识之间架设桥梁，为分歧提供整合性的路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文章近日引起热议，他以“埃隆·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范式”（Elon Musk-Taylor Swift paradigm）为核心构想，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和文化互动来改善两国间的互动与合作。

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分析以马斯克和斯威夫特为代表的科技和文化人物对中美关系的作用 （来源：New York Times；点击这里查看该文中文全文。

弗里德曼认为，面对中国的技术竞争，美国需要推动更多类似马斯克的技术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制造业影响力；同时，中国应开放市场，让更多类似泰勒·斯威夫特的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刺激国内消费和人文交流。这种互惠关系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的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还能为双方创造更多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他强调，通过文化和技术的双重互动，中美两国可以共同构建更稳固的合作关系。例如，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中国消费者对文化交流的渴望，而埃隆·马斯克的技术成就则证明了全球创新合作的必要性。这些案例表明，文化和科技不仅是中美竞争的战场，也可以成为构建互信的桥梁。

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若要从“松散共识”走向更深层次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在政策设计中注入更多文化和人文维度。这不仅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对外战略，也是为了构建一个能够持久支撑的国内共识。

参考文献：

“A U.S.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 Moving beyond a Misguided Narrative | Crisis Group.” 2024. Crisisgroup.org. October 10, 2024. https://www.crisisgroup.org/united-states/united-states-china/us-consensus-china-policy-moving-beyond-misguided-narrative.

Doshi, Rush. 2024.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ina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9,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administrations-china-challenge.

Friedman, Thomas L. 2024. “Opinion | How Elon Musk and Taylor Swift Can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17/opinion/us-china-musk-swift-tariffs-manufacturing.html.

“Growing Consensus on China: Real or Imagined? | CSIS Events.” 2024. Csis.org. 2024. https://www.csis.org/events/growing-consensus-china-real-or-imagined.

Jessica Chen Weiss. 2024. “The Case against the China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6,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se-against-china-consensus.

Kafura, Craig. 2022. “Partisan Divides on China Continue to Grow.” Globalaffairs.org. 2022. https://globalaffairs.org/commentary-and-analysis/blogs/partisan-divides-china-continue-grow.

Truex, Rory, and Michael Cerny. 2024. “Under Pressur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mo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ofessionals.” Rory Truex. 2024. https://www.rorytruex.com/underpressure.

Wyne, Ali, and Ryan Hass. 2024. “Questioning the Presumption of a US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 Brookings. July 15, 2024.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questioning-the-presumption-of-a-us-consensus-on-china-policy/.

阎学通：中国为何不惧怕特朗普

余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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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国为何不惧怕特朗普

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2024年12月20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撰文指出，中国并不惧怕特朗普。特朗普再执政，中美关系紧张局势可能加剧，但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将帮助北京。美中之间不太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内爆发冷战或热战。本文由《中评网》余东晖编译。

文章开篇指出，多年来，特朗普一直猛烈抨击中国，将美国各种弊病的根源归于中国。在特朗普准备开始第二个任期之际，他的言论和内阁任命表明，他将加倍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两国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将变得更加不稳定。

然而，阎学通认为，中方并不惧怕特朗普。他们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朗普的经济保护主义倾向将导致进一步的争端和紧张局势的加剧，但北京相信它可以驾驭这种对抗。此外，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可疑承诺将鼓励其他国家两面下注，与北京建立联系以抵消华盛顿的不可预测性。 

阎学通还认为，中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很低。由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从未表现出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承诺，两国之间的竞争似乎不太可能呈现出冷战更具破坏性的层面。特朗普不想卷入战争，更愿意专注于国内改革。他很快就会带着遏制中国的意图入主白宫，但中国领导人并不害怕他的回归。

阎学通表示，北京并不认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有太大影响。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下一任总统都将得到两党共识的支持，即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并将继续试图遏制中国。

阎学通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任与其第一任会有所不同。特朗普任命了右翼极端分子担任重要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职位，其中一些人不到50岁。许多人是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迅速崛起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并主张采取更极端、更具强制性的政策来压制中国的进步。

不过，阎学通认为，过去8年来，北京更善于管理与华盛顿的竞争。北京方面应对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不同策略：奥巴马和拜登试图通过多边方式遏制中国，而特朗普则采取了更为单边主义的路线。有了这些经验，中方对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前景并不感到担忧。 

中方近期频频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向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释放讯息：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

阎学通的文章解释，北京将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相互尊重”意味着中国将对特朗普采取的任何挑衅行动予以反制； “和平共处”意味着中国将寻求与特朗普就管控分歧和冲突进行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合作共赢”是指中美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全球问题上开展合作，比如结束乌克兰战争、制定人工智能法规和指导方针、遏制非法毒品流动等。

阎学通指出，特朗普似乎有意在第二任期内推行经济保护主义，尤其是在对华问题上。他已表示可能进一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美国在华投资和中国资本在美股市更多地设限，对技术合作施加更多限制，并减少在美留学生数量。这些决定必然会导致中美之间产生更多摩擦。

阎学通表示，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可能会更加努力地推动更广泛的脱钩，并试图大幅减少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北京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势可能将两国之间酝酿已久的贸易战推向新的高峰，而许多其他国家也将纷纷效仿，采取各自的保护主义政策，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 

阎学通预期，随着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升级，其政府可能会加大对北京的军事压力。在面对对手时，特朗普经常采取霸凌和虚张声势的策略。当美国试图处理与北京的军事紧张关系时，尤其是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卢比奥和赫格塞斯等鹰派可能会助长特朗普虚张声势的倾向。通过好战的言论和冲动的行动，华盛顿可能会引发类似于2022年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危机。

阎学通预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几乎肯定会对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官方对话产生寒蝉效应。特朗普可能会暂停拜登政府建立的近20个对华渠道，并用他直接监督的新渠道取而代之，而不是通过高级官僚。但中国在与特朗普接触时会极其谨慎。

阎学通认为，中美之间的敌意也可能在社会层面上加剧。民粹主义在两国都日益壮大，助长了沙文主义的火焰。如果特朗普坚持以经济手段打击中国的威胁，并采取更多武力威胁，两国之间由此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

尽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可能会以经济和军事约束中国而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但阎学通的文章分析，特朗普的实践可能会在几个方面使中国受益：

首先，特朗普对意识形态问题相对不感兴趣，这可能会软化中美对抗的一些尖锐问题。特朗普从未真正关心过人权问题，他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太可能热衷于干涉中国内政。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经济和战略冲突可能会加剧，但它们不会升级为让两国的意识形态直接冲突。

其次，与经济保护主义相对应，特朗普的政治孤立主义可能导致美国减少对保护传统盟友的投入。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谴责美国盟友利用美国的实力和慷慨。这些抱怨可能会促使美国的欧洲和东亚盟友看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对冲的好处。

特朗普还将努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冲突，无论他的言辞多么尖锐。“台湾独立”一直并仍将是美中摩擦的根源，但中美两国不太可能因台湾问题而开战。未来四年，北京的注意力将主要集中在重振经济上，不会制定统一台湾的时间表。特朗普则希望自己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为此，他将专注于国内改革和国内经济，他不想冒着发生大国战争的风险，而卷入台湾问题。

阎学通说，那些预计美中将爆发冷战的人是错误的。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而是技术上的竞争。中国和美国将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创新之争，争夺市场和高科技供应链。他们不会试图让其他人接受他们偏爱的执政意识形态。今天，大国之间的代理人冲突毫无意义。特朗普没有理由在台海或南海挑起针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

最后阎学通表示，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无疑为北京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创造了机会，但国内改革才是真正决定两大国竞争走向的因素。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特朗普团队都更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事务。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未来四年内比特朗普更好地实施改革，中国将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

Why China Isn’t Scared of Trump U.S.-Chinese Tensions May Rise, but His Isolationism Will Help Beijing 

by Yan Xuetong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0, 2024 

For years, Donald Trump has inveighed against China, describing it as the root cause of all manner of i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has lamented Washington’s huge trade deficit with Beijing and blames China for hollowing out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heartland. He has insisted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was China’s fault. More recently, he has pinned the U.S. opioid crisis on Beijing, accusing China of “attacking”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entanyl. China has appeared in Trump’s rallies and press conferences as a monstrous adversary, a foe whom only Trump can subdue. During his first term, he upended decades of U.S. policy by initiating a trade war with China. As he prepares to begin his second term, his rhetoric and his cabinet appointments suggest that he will double down on that hard-line approach. The rock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set to get rockier.

China’s leaders, however, do not look at Trump with fear. They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his first term. His propensity for economic protectionism will lead to further disputes and rising tensions, but Beijing believes that it can navigate such confrontations. Moreover, Trump’s dubious commitment to U.S. allies will encourage other countries to hedge their bets, building ties with Beijing to offset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shington. The likelihood of military clash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low. Since Trump’s foreign policy has never evinced any deep ideological commitments,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take on the more destructive dimensions of the Cold War. Trump does not want to get enmeshed in wars and would much rather focus on domestic reforms. He will soon arrive in the White House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ntaining China, but Chinese leaders are not dreading his return.

UNFAZED BY TRUMP

Beijing does not believe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much bearing on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No matter who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backed by a bipartisan consensus that perceives China as a threat to U.S. global dominance and would keep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Of course, not everything will remain the same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another. In his second term, Trump’s China policy will not only differ from that of U.S. President Joe Biden’s but also from that of his own first term. For instance, Trump has filled importan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sitions with right-wing extremists, some of whom are less than 50 years old, marking a departure from the kinds of senior officials he selected after the 2016 election. Unlike those figures, many of whom were military officials steep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te period of the Cold War wh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rategic partners, many of his new picks came of age during China’s meteoric rise on the global stage. They see China as the primar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favor more extreme and coercive policies to suppress China’s advances.

Such a hard-line approach may not work all that well in a geopolitical context that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since Trump’s first term. When Trump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in 2017, most countries thought he would behave in office much like a conventional leader, an ideologically neutral and economically rational decision-maker. Major U.S. allies hoped that Trump would commit to their security. Beijing invited Trump to visit China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term. Despite U.S. opposition to Russia’s 2014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Kremlin invited Trump to Moscow in 2017 for Russia’s annual celebration of the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This time, leaders are keen to protect their countries from the uncertainty of a second Trump term.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invited Trump to Paris in early December, hoping to underline to the president-elect that Europeans will be the main decision-makers when it comes to their security. Germany and Japan worry that Trump will demand more financial payments to guarantee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ir countries. South Korea’s interim government fears that Trump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ts lack of authority to extract economic gains. Trump will have to grapple with the fact that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ar in Ukraine. Washington’s unwavering political support and military aid for Israel’s brutal operation in Gaza—which many in the world consider an act of genocide—has further exposed the hypocrisy of U.S. claims to champ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eight years ago, Beijing has become more adept at managing its competition with Washington. This competition can be said to have begun in earnest in 2010 when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mbarked on a “pivot to Asia.” In the succeeding years, Beijing has navigated the differing strategies of the Obama,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Obama and Biden tried to contain China through multilateral approaches while Trump took a more unilateral path. With that experience, Chinese leaders are unfazed by the prospect of another Trump term, and even publicly released strategic guidelines on how to handle the president-elect’s potential policies toward China in November. Beijing,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published by China’s consulate general in Los Angeles on November 17, will adhere to the “commitment to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s principles for handling China-U.S. relations.” “Mutual respect” suggests that China will retaliate against any provocative actions taken by Trump; “peaceful coexistence” means that China will seek to engage Trump in dialogue on managing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to stabiliz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win-win cooperation” refers to joint work on those global issues in whic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hared interests, such as ending the war in Ukraine, developing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rbing the flow of illicit drugs.

TURBULENCE AHEAD

Trump seems intent on engaging in economic protectionism in his second term,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China. He has indicated that he might levy further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impose more restrictions on U.S. invest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on Chinese capital in the U.S. stock market, place more constraints on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decisions will invariably lead to more fric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xtended the tariffs that Trump placed on Chinese products during his first term, but it focused principally on excluding China from technological supply chains; it did not seek to comprehensively decouple the U.S. economy from China. During Biden’s tenure, trade in other secto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d even as cooperation on cutting-edge technology came to a halt. In his second term, however, Trump is likely to push harder for wider decoupling and try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market share of Chinese produ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goods assembled outside of China but heavily reliant on Chinese investments and components. Beijing will likely retaliate. The tit-for-tat dynamic may drive the simmering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powers to a new peak, with damag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many other countries scramble to adopt protectionist policies of their own.

As Trump courts an escalation in the trade war,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likely ramp up military pressure on Beijing. When confronting adversaries, Trump has often turned to bullying and bluffing tactics, such as his threat to attack North Korea with “fire and fury” after Pyongyang tested midrange missiles in 2017. Marco Rubio, Trump’s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Pete Hegseth, the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defense, are both considered China hawks with strong anticommunist beliefs. If the Senate approves their nominations, they may encourage Trump’s tendency to bluff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to address military tensions with Beij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maritime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nflicts about Taiwan. Through bellicose rhetoric and impulsive actions, Washington might provoke crises similar to that which followed the 2022 visit to Taiwan by Nancy Pelosi, then Speaker of the House, when China responded to U.S. provocation by stepping up its military activity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It would hardly be surprising if Trump or his officials end up sparking similar incidents and causing spikes in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ump’s second term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official dialogue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90 official channels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By the end of Trump’s first term, there were none. Trump will likely suspend the close to 20 channels with China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established, and he may replace them with new channels under his direct oversight rather than through high-ranking bureaucrats. But China will exercise extreme caution when reaching out to Trump, as leaders there still remember how Trump’s visit to Beijing in November 2017 led to a precipitous deterioration in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next month when Washington denied China’s statu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eyond the sparring of governments, animos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grow at the societal level. Populism is gaining strength in both countries, fanning the flames of jingoism. If Trump carries through with his threat of targeting China with economic measures and engages in more saber rattling, the resulting political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states will inevitably encourage hostility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peoples. Both American populists and Chinese populists (groups that mainly consist of radical netizens who follow jingoist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ttribute the cause of their domestic problems to foreign malevolence, an argument that will be encouraged by those in power as it conveniently shifts blame to an outside agent. It may become harder to improve bilateral relations as cultural and social pressure keeps the countries at loggerheads.

MIND THE GAP

Trump’s second term may create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he tries to use economic and military pressure to constrain Beijing. But in practice, a Trump presidency may benefit China in several ways. For one, Trump’s relative disinterest in ideological issues may soften some of the edges of the rivalry with Beijing. With his eyes firmly fixed on the bottom line, Trump has never really cared to advocate for human rights, for instance. He has no interest in shaping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o conform to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and he is therefore unlikely to be keen to intervene in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Beijing has no plan to spread its ideology internationally,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cused on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t hom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conflicts may increase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but they will not escalate into ideological conflicts that place the two states on a direct collision course.

Trump’s political isolationism—the diplomatic counterpart of his economic protectionism—may lea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duce its investments in protecting traditional allies. The president-elect has long berated U.S. allies for riding on the coattails of U.S. power and largesse. These complaints may drive U.S. allies, both European and East Asian states, to see the merits of hedg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case of Singapore. In 2010, with the U.S.-Chinese competition growing, Singapore adopted a strategy of hedging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It leaned into its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hile rely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curity. Many other countries followed suit, including Japan, Germany,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other ASEAN member states.

Since 2022, the war in Ukraine has shake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nd compelled them to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if Trump reduce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as he promised on the campaign trail, then confidence in U.S. security promises may wane. To shore up their economie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support Ukraine’s war effort, European countries may become more forthright hedgers, allowing China fresh opportunities to buil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 allies. Trump also sees himself as a peacemaker and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ay that he brought the war in Ukraine to an end. China could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helping Trump achieve that goal. The war has on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Beijing would be happy to see the back of it. China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t could leverage that influence in working with Trump to find an effective peace deal.

Trump will also seek to avoid overt conflict with China, no matter his strident rhetoric. The issue of Taiwan’s independence has been and will remain a source of fric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bu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unlikely to go to war over it. In the next four years, Beijing’s atten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occupied by the task of reviving the country’s slowing economy. China is not about to draw up a timetable for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when it i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its own GDP growth. For his part, Trump wants to go down in histor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U.S. presidents, on par with the likes of George Washington and Abraham Lincoln. To that end, he will focus on domestic reforms and building a strong economy at home. He will not want to get entangled in the matter of Taiwan and risk entering a war between great powers—after all, he is very proud of not having started a single war during his first term.

Those who anticipate a darkening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Trump’s United States are misguided.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not over ideology—as it was with the Soviet Union—but over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depend hugely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attle over innovation in field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wrestle over markets and high-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They will not—and certainly not under Trump—seek to convert others to their preferred governing ideolog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ed proxy wars to spread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respectively. The global South, in particular, still feels the echoes of the devastation and upheaval these wars unleashed around the world. Today, however, proxy conflicts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serve little purpose. Beijing has no interest in changing another country’s ideology. Similarly, Trump has no interest in spreading American values, whatever he thinks them to be. He sees the war in Ukraine as a proxy war against Russia and finds the endeavor wholly objectionabl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him to stoke a proxy war against Chin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fter all, China has far more economic and military resources than does Russia.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policy can often play second fiddle to domestic policy. Although Trump’s isolationism certainly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Beijing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 with U.S. allies, reforms at home will really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s. Currently, both Chinese leaders and Trump’s team are preoccupied by domestic matters more than foreign ones. If Chinese leaders do a better job of implementing reforms than Trump does in the next four years, China will narrow the power ga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if Trump does a better job than China in this aspect—and eschews damaging foreign conflicts and entanglements—the power ga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get bigger.

郝志东：第三波威权化回潮–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郝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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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东：第三波威权化回潮–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本文原載《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10月号，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摘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第三波威权化的回潮，中美两国都深陷其中。本文详述了美国在其选举制度与施政规范上面临的诸多问题、法律规范遭到的侵蚀、公民社会包括媒体面临的问题、政治文化方面尤其是只问立场不问对错、煽动仇恨与暴力的问题，以及美国的威权化对其外交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影响。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川普2015年开始竞选美国总统、后就任美国总统、到否认2020年的败选结果、现在又继续参选企图再次掌权的近十年期间。美国的威权化发展表明，民主制度的建设并非一劳永逸，需要人们不断地修改、完善、维护与巩固。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威权化的一些共同特点。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是摆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们面前的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被看作是可以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抗衡的最主要力量，是政治、军事、经济的第一强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1989之后的民主运动以及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联盟的垮台，使得人们觉得弗兰西斯·福山当时说得很对，民主已经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专制的历史走向了终结，美国第一强国的位置不可撼动，民主潮流不可逆转。

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却又在往回走，正在经历第三波的威权化，包括美国。中、俄、北朝鲜、伊朗等国家对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形成挑战。2016年川普上台后推动美国往威权统治的方向迈进。欧洲从川普第一次执政的情况中得到教训，感到自己对美国的依赖随时会崩塌，需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渐走向自力更生。东亚和东南亚的民主国家也感到自己需要加强国防，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美国自己也发现和欧洲与东亚民主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需要从原来的主导地位转变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地位，尽管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1]

这个世界的大变局，对各国的民主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么这第三波的威权化到底是什么情况，最近十多年来美国的威权化回潮具体情况如何，川普的第一任期如何加剧了威权化，可能的第二任期会如何加深美国的民主危机，以及其对全球民主化有什么影响，这些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

相伴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威权化回潮

亨廷顿在1991年出书讨论了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但人们通常不太注意的是他不光讨论了这三波民主化浪潮，还讨论了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之后的威权化回潮。他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828到1926年，之后便是威权化的回潮，发生在1922到1942年。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43到1962年，之后的威权化回潮发生在1958到1975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74年之后，但是他没有来得及讨论这波民主化浪潮后的威权化回潮。

他讨论的民主化浪潮与威权化回潮的主要标志是民主国家的增加和减少。比如第一波浪潮增加了33个民主国家，回潮时减少了22个民主国家；第二波增加了41个国家，回潮时减少了22个国家；第三波民主国家增加了35个，之后的回潮他打了一个问号，但是他认为回潮已经开始，民主国家已经减少了4个。[2]

在亨廷顿的基础上，Luhrmann和Lindberg讨论了威权化从1994年真正开始、直到现在主要发生在民主国家的第三波回潮。[3]比如过去十多年来，匈牙利、印度、俄国、委内瑞拉甚至美国都发生了比较实质性的威权倾向，比如对反对党派的骚扰、对问责制的破坏、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对公民社会的逼迫、行政权力的扩张、对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制度的削弱等等，尽管多党选举的制度仍然存在。到2017年，第三波威权化回潮影响了22个国家，尽管其时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数目也达到高峰，即53%。

民主国家第三波威权化的特点是它的渐进模式，即温水煮青蛙的模式，通过点点滴滴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威权。其走向威权的主要方式不是军事政变、革命或外力介入等等，而是通过法律的、渐变的手段来达成侵蚀民主的目的。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一下美国在这第三波威权化回潮中的情况：选举制度与施政规范；法治规范；公民社会包括媒体的规范；政治文化的变化；美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这些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另外美国只是在走向威权，还没有形成一个威权制度；只是民主遭到侵蚀，有形成威权制度的危险，需要相信民主的人们提高警惕，并采取积极措施阻止其走向威权。

美国的威权化对其选举制度与施政规范的侵蚀

美国的民主首先是建立在全民普选的基础上的，即每个符合选举条件的公民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实践中，这个制度的实施又有很多缺陷。比如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规定每个州的选举人票等同于每个州的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人数。由于州无论大小，都有两个联邦参议员，那么一个像怀俄明这样一个不到60万人的小州就有两张以参议员人数所分配的选举人票，而像加州这样约4000万人的大州，也只有两张以参议员人数所分配的选举人票。小州在无形之中占了很大的便宜。这就是川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输了300万票却仍能当选总统的原因。

尽管这个制度有很多问题，但是其运作基本公平、良好、得到遵守，一旦输掉选举人票，即使赢得普选票，也愿赌服输，正如2000年民主党人高尔输给共和党人小布什那样。

但是2020年川普在既输掉选举人票又输掉普选票之后，仍然不服输，认为选票被民主党偷窃。川普发动了自己的支持者进攻国会，企图阻止国会的投票认证程序。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起了60多个诉讼案几乎全部败诉（包括共和党自己提名并被任命的法官的判决）。在近四年之后，川普及其不少支持者，包括诸多联邦和州的参议员与众议员，仍认为川普并没有失败，是民主党作弊才使得拜登上台。他们还将这个观点作为这次2024年大选的主要诉求之一。

这在美国近250年的民主选举历史上是罕见的，除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之外，几乎绝无仅有。如果每次选举后败选方都不认输，并发动群众围攻国会，屡次法律诉讼失败之后还不服输，并以此为诉求，企图东山再起，如果这能得逞，那很难说美国的民主还能存在。[4]这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与规范受到威权化挑战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川普两次被众议院弹劾、在四个刑事案件中的一个已经被陪审团判决有罪、在涉嫌性犯罪、商业欺诈犯罪的几个民事案件中被发现有罪并被罚巨款。这样一个罪犯居然可以被美国两个大党中的一个党选上成为总统候选人，58%的共和党选民不在乎自己的候选人是否犯罪，[5]这也是美国民主受到侵蚀的标志之一。如果他被选上做第二任总统，无疑标志着美国威权化的加强。

第三，如果川普当选，他可能会在威权化的路上狂奔。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宣称宪法给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力”。下台后他宣称要废掉宪法，使得自己一旦再次选上后还可连任总统。在竞选演讲中，川普甚至说他一旦上任，就会把一切权利搞定，共和党的选民在四年以后就可以不参加选举了。是不是选举制度就被取消了呢？这里面至少包含了很多威权的观念。其实他在台上时就羡慕中共领袖修宪以便不受宪法限制而连任的做法，他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这完全是走向独裁的节奏：他说上任第一天要当独裁者，即使只是一天。[6]其实历史上的独裁者哪里只有独裁一天的先例？在最高法院给了总统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之后，川普就会更加有恃无恐。除了赦免自己的罪恶之外，他还要消灭异己。

在这次的竞选活动中，他屡次发誓在第二任上，会报复那些曾经“迫害”过他的人，包括弹劾过他、处理过他的案子的司法人员、审判过他的法官，以及拜登总统等任何他认为是自己的敌人的人，包括拜登全家以及2016年选举败给他的克林顿夫人，并宣称这些报复是为了他的选民。在联邦政府内的工作人员，凡是不忠诚于他的人，或者忠诚不够绝对的人（insufficiently loyal—听起来很耳熟），都在被开除之列。[7]他甚至宣称那些不支持他的公司老板们都应该被开除——他一旦上台是有办法做到的。[8]这一点，我们也似曾相识吧。川普的律师在为他辩护时甚至说总统可以暗杀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不负刑事责任。美国的建国者们曾经预见到美国产生暴君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设计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两百多年来没有产生暴君只能说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的幸运，但是幸运能不能长久还不得而知。[9]

川普的智囊Russ Vought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宪法时代”，川普第二任要推动“激进宪法”，把联邦机构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进而重新定义非法移民为“入侵”美国，各州可以使用武力制止；川普和他的智囊Stephen Miller说在第二任期，他们要遣返川普认为在“毒害我国血液的”二千万非法移民（在美国的无证居民实际数字是约一千一百到一千五百万），[10] 挨家挨户搜查无证居民，至少先把他们集中在一个个临时居住地，像二战时把日裔美国人集中起来一样，不惜撕碎家庭、毁坏社区。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也将被剥夺公民权，注销护照、社保卡，不能享受任何政府福利。川普说这些从亚、非、拉、中东等地来的移民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罪犯、恐怖分子或者从疯人院放出来的病人，讲着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语言。[11]如果还差一点就将基督教定义为国教，那么至少要保证基督教至上的位置。正如川普的另一智囊班农所说，“我们将把联邦政府撕个粉碎，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12]这听起来好像是我们之前所谓“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革命口号。但在美国像是右派在搞文革，左派反而是维护旧世界的保守派。

如果说在川普第一任期，还有些政务官、事务官会竭力阻止他的一些过激行为，那么在第二任期，他已经充分接受了第一任期的教训，只会任命他自己相信的、忠诚于他的人。于是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税局、各种情报机构都会失去独立性，会听命于川普，去迫害他心目中的敌人。川普的威权与独裁行为也就无人能够阻止。他手下的人会全力支持他，并想方设法帮助他在这条路上狂奔。

第四，如果一个主要政党愿意支持一个破坏美国民主的候选人，将其视为一个舍我其谁的大救星，那么这个党就变成了一个邪教。即使在川普之后，共和党也会发现川普主义的有效性而仿照执行，使得美国民主在多年之后仍然很难摆脱威权化。这又使后面将讨论的法律规范、公民社会、政治文化的威权化侵蚀更加严重，因为它们互为因果。

美国的威权化对法律规范的侵蚀

人们或许可以说法律可以制止暴政与独裁。但是现实并非那么乐观。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法官在近些年来的判例中，屡屡支持有害于公平选举的行为。早在2010年，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裁定，商业企业公司对支持党派候选人的宣传机构捐赠可以没有上限，个人捐赠则不能超过$3,300元。[13]这就使得大公司的老板可以通过自己的公司，给支持该候选人的组织捐款，从而对候选人产生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巨大影响。似乎更多的大公司老板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因为后者一上台就会给他们减税并放松对他们的监管。当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比如金沙老板的遗孀今年计划花一亿美元资助川普的竞选活动，原因是Adelson夫人知道，川普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上会完全听从她的意见——之前川普就听从了Adelson夫妇的意见，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14] 无论如何，最高法院对富人捐款无上限的裁决，极大地损害了美国选举的公平性，并有可能高度影响美国的国内与国际政治。

最高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接受了关于美国总统是否有刑事豁免权的诉讼，也即川普涉嫌煽动其支持者进攻国会大厦，是否可以被告上法庭并判罪。结果最高法院在接受审理该案两个月后的4月底才开庭，一直到7月1日才判决。之前的科罗拉多州是否可以禁止川普参加本州初选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在接受案子之后一个月便开始庭审，庭审后不到一个月便做出有利于川普的判决。[15] 最高法院对涉及川普案件的判决，天平倾向于川普，使得总统煽动其支持者进攻国会案在大选之前无法开审并判决，使一些选民无法确定川普是否犯罪，从而增加他们投票支持川普的可能性。

更有甚者，最高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法官的判决几乎给了川普及其后任相当于一个独裁者的权力，即任何“公职行为”都不受法律追究。如此一来，正如持反对意见的法官所言，如果总统指使军方暗杀自己的对手、策划政变、接受贿赂赦免罪犯，统统可以被看作“公职行为”而享受刑事豁免，那这和独裁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最高法院的两个保守法官，一个被发现在家里倒挂美国国旗以支持2021年1月6日的暴动（该法官说是他的妻子挂的，与他无关），另外一个法官的妻子是川普的激烈支持者、共和党活跃的组织者，但是两人都拒绝迴避涉及川普的案子。

负责审理川普私藏机密文件案的弗罗里达地区的联邦法院法官Aileen Cannon，接案之后一再推迟案件的审理，似乎是要保证在2024年大选之前案件不能有任何结果，而如果川普当选，此案就可被川普撤销。该法官由川普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天提名任命。她对辩方提出的任何疑问，都要开庭辩论，包括是否公布证人名单，尽管这些问题在之前的法律诉讼中都已经有了答案。她还要求控辩双方提供对陪审团的指引文字。但是这个程序通常是在开庭之前才需要，而法官并没有确定何时才能开庭。媒体和法律专家都认为这些程序的审理，除了拖延审判之外毫无意义。她还甚至暗示无论陪审团如何定案，她都可以宣判证据不足，让川普脱罪。她最后甚至判决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不合法，从而撤销了这个案子（此案正在上诉中）。[16] 当然像她这样由川普提名、参议院任命、明显为川普保驾护航的联邦法官并不很多，但是即使有几个就足以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

川普对司法机构的诋毁也是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降到多年来最低的原因之一（只有约不到40%的人对司法有信心）。川普曾付钱给与他有过性关系的女子，让她封口，以免影响他选总统。负责审判此案的法官遭到川普持续的谩骂，检察官持续受到川普粉丝的人身威胁。川普污蔑因机密文件案搜查他弗罗里达住所的FBI警员，说他们受命于拜登，曾经想把他当场枪毙掉（实际上FBI是选择了川普不在住所时、带着当地法官签署的搜查令去办案的，全程依照标准程序进行，而且和保护川普安全的秘密警察协商好了各自的行程）。 川普在诋毁美国司法机关、使其失去民众的信任方面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也在为他第二任期内使司法走向威权化铺平道路。[17]

保守法官占多数的高院还在共和党人为操纵选区划分、以确保自己的候选人能够当选的诉讼中，利用种种藉口，做出有利于共和党的裁决，比如要求控方将政治和种族分开等等，否则不能说共和党操纵的州议会的选区划分不公。

法治是任何民主制度的基石，如果司法不公，如果总统可以犯罪而不受惩罚，如果司法在民众心中失去信心，如果司法变成威权统治的工具，民主制度就不复存在了。

美国的威权化对其公民社会的侵蚀

公民社会也是民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包括公民的集会权、言论自由与媒体的新闻报导权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20年夏天，曾经发生过因为George Floyd被警察扼颈而死的抗议游行甚至暴力等事件。川普当时的反应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枪，可以打腿或其他什么（不致命的）地方。早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他就非常欣赏的中共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方式，认为强力镇压显示了政府的实力。他非常崇拜实力。他说对美国国内的类似抗议活动也不能太软弱。关于在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抗议以色列在加沙轰炸行为的集会，川普说如果他再次当选，他会即刻遣返那些参加抗议的、追求吉哈德主义、反美主义、反犹主义的非美国学生 。[18]

从2015年竞选开始，川普就将独立媒体描绘为“人民公敌”，进而使得不少普通民众对独立媒体失去信任，将任何批评川普的媒体都视为敌人，同时将Fox News等几家支持川普的媒体以及各种社会媒体当作自己的主要消息来源，对事实产生怀疑，使谎言变成了川普顾问所说的也是事实的“另类事实”，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狭隘、封闭。除了Briarcliff Entertainment之外，美國多家電影發行商都不敢進口一部對川普有所批判的電影，主要原因之一是怕一旦川普上台會報復他們。对商业公司的报复，川普是有前科的。有可能成为内阁成员的一位前川普政府官员说，一旦川普上台就会对那些批评川普的记者们提出刑事或者民事的诉讼。[19]

但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媒体自由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如果媒体不能自由批评政府与公众人物，公民不能集会，那么也就没有了非政府组织，没有了公民社会，也就没有了民主。川普认为2020年大选民主党舞弊成功，使得他可以终止任何法则、条文、乃至宪法，美国即可实现威权化，川普即可实行美国建国者们所担心的暴政。

美国威权化对政治文化的侵蚀

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人人平等、人格尊严的基础之上，所以才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主的观念和人权的意识至关重要。但是美国目前的两党政治的极化，使得不同党派的人视对方为自己的敌人，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观点，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就像2021年1月6日攻占国会的情况一样。美国人相信纳粹法学家施密特的理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分清敌友，泾渭分明，对待敌人要残酷无情，进而将暴力合理化、合法化，彻底地消灭异己（elimination or erad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20]  

第一，对异见的不能容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共和党人David French提到了自己被已经参加了15年的教会排挤出去的故事。他参加的是美国的长老教会。但是因为他批判川普（说他给共和党政治带来了极端与恶劣的影响，其人格无法被人认同）、领养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女孩、支持LGBTQ人士的权益，于是受到教友的攻击与谩骂。极右翼人士还攻击他的女儿，要让她进毒气室、上绞刑架。一个教友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他们不领养一个挪威的女孩。他儿子的老师问他，父亲是否用一条面包买来了他妹妹。他女儿的同学给她解释奴隶制如何对黑人有好处。另一个同学说她不能到同学家去，因为同学的爸爸说黑人危险。一个教会的长老批评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川普。[21]

 在这里，威权主义的基督教国家主义是很有市场的。在教会里的一些共和党人不要民主党人或者不支持川普的保守派在他们的教会里。David French不是孤例，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被清除出自己的教会。川普一旦上台，基督教国家主义就会大行其道，在任命保守的联邦法官、制止堕胎（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妇女需要到没有禁止堕胎的州去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手术）、性别歧视、移民、禁书等问题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基督教会成为政府政策的基础，没有其他标准。正如众议院议长所说，他的所有世界观都来自圣经。川普对他的福音派选民说，你们会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22] 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和真相、不是对人的尊重与行为的得体和优雅，而是赤裸裸的族群和党派政治，结果最后都以暴力相向。那样的话，民主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第二，只问立场不问对错的倾向。比如在前面讨论过的、川普已经审结和待审的几个犯罪案例，持共和党右翼立场的人们，从上到下不管川普事实上是否有犯罪的行为，将对川普的起诉和宣判一律看作是司法机构的政治化与武器化。前面提到了纽约市检察官起诉川普的案例。在纽约的法律中，川普付钱给和自己发生过关系的女子，以防止事件曝光会影响到自己竞选总统的成功性，是违法的，也被12个陪审团成员一致认定犯法。但是川普的右翼支持者从上到下一直认为是拜登在背后操纵，该案是司法政治化、武器化的产物。

这种不顾事实，只问立场不问对错的问题，会一直侵蚀美国的政治文化，会使美国民主的历程步履维艰。在海内外的华人圈子里，同样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这也同样会严重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在2010年，只有30%的白人新教基督徒认为一个有道德问题的官员能够以符合道德的方式执行公务，但是到了2016年，居然有72%的人这样认为。这些人不光是对错不分，好坏也不分了。就和川普说参加越战的老兵不是傻瓜就是失败者一样。他自己则因为他爸爸串通医生给他开证明，说脚上长了骨刺而逃避了服兵役。[23]川普被判有罪，反而使他在共和党选民中更有吸引力。川普经常把自己比作黑手党领袖Al Capone，使得这些选民感到川普更有魅力 。[24]

第三，煽动恐惧与仇恨，是政治选举中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却是非常有害的做法。当年的希特勒就是宣传了对犹太人的仇恨，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危机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结果就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川普在两次大选中都在宣传新移民对美国的危害，宣传美国的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被民主党所破坏，今天是他被起诉定罪，明天就是每一个普通人会被无辜起诉和定罪。他之所以参选，是要为普通人声张正义，是要为他们“复仇”（当然他如果成功当选，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撤销两起他在联邦法院被起诉的犯罪案件）。

这种煽动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仇恨，是非常奏效的。因为美国白人的比例（现在为70%）在下降，少数族裔的人数在上升。在欧洲和美国盛行的“大取代”理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多数的白人感到一种危机，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利会被少数族裔所取代。白人中的工人阶级等中下层百姓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原因就是少数族裔地位的提高，尽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白人仍然居主导地位。即使少数族裔未来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在地位上仍然不可能超越白人。财富与政治资本的积累是几代人的事情，而且会代代相传，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非中国式的革命。但是在美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挑动仇恨只是一个选举策略，并不是真的有仇恨的理由。川普和他的竞选伙伴万斯造谣污蔑海地移民吃本地居民的猫、狗并扬言一旦当选就要驱逐他们，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美国这种对少数族裔的仇恨、对不同党派的仇恨，严重地挑战了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人权、平等、自由等原则，是威权主义的药方。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这都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当年的中国被挑起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一党以暴力夺权，暴力治国，后患无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任何煽动恐惧与仇恨的行为，都应该在被警惕与制止之列，因为其后果最终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这一点已经有前车之鉴。川普两次被试图暗杀就是一个明显的宣传仇恨与暴力、最后自己反受其害的鲜活案例。

第四，对谎言的容忍与接受。上述移民造成白人地位下降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谎言，但是人们通常不去追究，因为论证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对一些比较容易认定或者已经被司法与各种选举机构认定的谎言，人们仍然照单全收，却让人费解。比如说“民主党偷了2020年的大选”，[25]川普被起诉是美国司法的腐败导致的，海地移民吃猫吃狗等等，这些谎言都对美国民主、法治与社会安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川普在竞选中一再宣称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美国的宪法已经破产等等，这都是夸大不实之词。[26]川普第一任期时华盛顿邮报历数了他几万个谎言与不实之词。[27]

但是如果说谎变成常态，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政治行为而不感到羞耻；如果把违反民主规范看作名正言顺的行为， 那么美国的民主还能持续下去吗？[28]  民主制度需要民主文化的滋养，如果民主文化没有了，民主制度就岌岌可危了。这一点，我们有很多前车之鉴。

第五，对政治斗争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认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置法治、民主、政治平等于不顾，可以认可川普再次上台后报复政治对手。川普还扬言要枪毙不忠于他的将军，同时大赦那些1月6人攻占国会的暴徒。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和前川普政府的官员以及以后可能参加川普政府的智囊，都主张对政治对手进行无情的报复。[29]共和党选民中46%认为攻占国会是爱国行为；72%不赞成国会后来对这个事件的调查。[30]这些选民就和中国民主派中那些挺川的人一样，觉得这个制度对自己不公 ，自己的尊严被伤害、文化被忽视、认同被否定。为了撼动这个制度，不惜让一个坏人做自己的总统，那怕他是美国的普京或者金正恩。[31]他们不会想到，如果坏人当道，自己某一天也会成为牺牲品。中国革命的教训已经历历在目了。

川普自己说如果2024年的大选不公，也即自己没有当选，他不排除暴力抗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主席Kevin Roberts说他们正面临著第二次美国革命，除非左翼让步，否则会是一场流血的革命。俄亥俄州的州议员George Lang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造势的大会上说，如果这次总统大选共和党失利，就会发生一场内战来拯救这个国家。[32]

暴力似乎变成了美国政治的“新常态”。2023年有450个联邦法官受到暴力威胁，相比于2019年增加了150%；美国首都警察调查了8,000件对国会议员的威胁案，比2018年增加了50%。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地方官员受到威胁或骚扰。检察官、法官及其家人都受到威胁。尽管暴力的真正实施还不很多，但是也在增加之中。[33]

川普对美国的政治暴力发展难辞其咎：对政治对手进行恶意人身攻击、起外号、骂人，不一而足。这个恶行，川普在美国政治中无人能比。审议川普案件的所有法官和检察官都被威胁过。川普甚至在自己的传媒上问大家哪个（审理他的案件的）法官最坏、最邪恶、最腐败。这已经直接导致了很多针对处理川普案件的法官和检察官的暴力威胁。[34]

政治暴力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政党之间或者在自己的政党之内。两党的选民对暴力的支持都有所增加，但是右翼的暴力倾向更加严重。一项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认可因为政治原因而生发的暴力，比如“制止选票被盗”。[35]

政治暴力的后果是除了有人真的被打死打伤之外，想参政的人、可以做检察官和法官的人、负责选举的人及志工需要有能够应付暴力威胁的能力，有一些人就觉得不值得而放弃。内华达州2020年以来已经有50%的负责选举的官员辞职。[36]本来不赞成川普行为的共和党议员也不敢反对川普，怕被网民暴力威胁并最终失去自己的席位（这种事情已多次发生）。乔治亚州共和党籍的州务卿，因为不认为自己负责的选举工作有误而导致川普在该州失利而被告上法庭，现在已经为打官司损失了50万美元。[37]这些政治暴力使得极端的人更容易上位。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应该明确反对并制止政治暴力。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不看主流媒体，只看社会传媒，而后者充斥了虚假信息与阴谋论。人们的负面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并诉诸行动。社会媒体的发达，使得威胁更加容易，更加不易被发现并被惩罚。这对政治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使其更加暴力，更加威权化，民主的力量更加式微。

美国的威权化对其外交关系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川普对独裁政权的憧憬、对独裁者的敬仰。根据川普第一任期和败选后近四年的行为与言论，可以推断，他如果再次当选，会继续原来的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和民主国家保持距离。

2018年在赫尔辛基，川普和普京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川普说他相信普京没有介入美国选举的说法，而不相信自己的情报部门的结论。他说自己和金正恩是好朋友。

拜登几次宣称一旦台湾被入侵，美国会出兵护台。川普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承诺，甚至暗示台湾可能要自求多福了。[38]之后又说台湾应该交保护费，因为美国就像一个保险公司。[39] 根据川普一贯的做法，出兵护台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川普之后的共和党，出兵护台的可能性也不大。这会给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前途未卜。

关于俄乌战争，川普也已经说他一旦当选，战争就会结束。言外之意是他会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使其放弃自己的领土，以此达到和平的目的。他在第一任期时和欧盟以及北约的诸多冲突，使我们可以想像到他在第二任期会继续自己的孤立主义政策。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北约其他国家不按照他的要求提高军费等等，他会让俄国为所欲为，想侵略哪个国家就侵略哪个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订立的条约，他可以随时放弃。

一个声称和金正恩相互尊重、相互热爱、情投意合、保持美好关系的川普，[40] 不可能对民主有什么信仰。他对中国包括香港的民主化也没有兴趣。一个威权化的美国只会使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无序，核军备竞赛、核扩散会加强，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战会扩大，各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已经威权化的国家会继续加强威权化，第三波全球性的威权化时间会持续更长。

结论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制度并不是一旦建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时，不少人说不要担心川普，美国的政治制度之完善，不会让他胡作非为的。实践证明，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了。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影响无数的选民，从而让民主制度变为威权制度。川普就正在成功地让相当多的美国人适应并容忍威权主义。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制度、文化与个人这三个方面互为因果，一个都不能忽视。民主除了要建设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之外，还要精心构建并维护一个民主的政治文化，包括对自由、平等、人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思想与理论的建设，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川普的出现，让人们再次意识到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一个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领导者，这一点，中国当代历史上也有宝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没有很多人的努力、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文化，一个民主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如果制度建立起来了，像美国这样，它也可能被破坏，它的政治文化也会被侵蚀，人们也会随波逐流走向威权化。民主制度需要维护、文化需要构建、人人都要努力，不能支持和维护威权主义领导人，否则民主社会无法建立、无法维持。这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美国宪法的公平性、法律制度的完善性、选民的理智性，会使美国安全度过这波威权化，再次恢复并强化民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波威权化会持续多长时间，即使川普没有能够胜选。追求行为和观点的一致、反对思想的多元化、追求行动统一、反对个人自主，是威权主义的通病。反映在两党政治上就是各自行为与观点的极端化。[41]无论下届美国总统是谁，或许竭尽全力防止威权化、保卫民主化才是正道。

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制度比较而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值得人们去争取、维护与完善，比如修改选区划分办法、初选办法，甚至从长远来看最终取消选举人票制度、高院法官实行有限任期制或者增加法官人数等等，以减少政党偏见的影响、使选举制度和法治更加公平。拜登已经建议最高法官实行任期制、为他们制定有效的伦理规则、限制总统的刑事豁免权以使任何人都不能驾凌于法律之上等等。尽管在国会通过这些法案会非常困难，但是至少可以掀起一个运动，像妇女争取选举权那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后取得成功。

而维护与完善民主的方式只能是和平与理性，而不是暴力和激进。有些红线，比如犯罪、暴力和谎言，是任何政党都不能逾越的。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否则就没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就是独裁，不是民主。极左和极右，即使非暴力，也都会使人们离民主越来越远。中庸之道，相互尊重与理解，寻找最大公约数，找到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正途。

美国民主和威权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来说也同样适用。美、中的经验可以相互借鉴，各自都是对方的镜子。尽管两国基本制度很不相同，但是在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上，道理是一样的。在第三波威权化时期，中、美都在面临著严峻的考验。

[1] Damien Cave, “In China’s Backyard, America Has Become a Humbler Superpower 在中国的后院，美国变成了一个比较谦卑的超级大国.”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24.

[2] Samuel P. Huntington 亨廷顿,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14-16.

[3] Anna Luhrmann & Staffan I. Lindberg, 2019, “A Third Wave of Autocratization Is Here: What Is New About It第三波威权化已经到来：它有哪些新特点.” Democratization, 26:7, 1095-1113, DOI:10.1080/13510347.2019.1582029

[4] 見Alexander Bolton, “Republicans Divided on Pledging to Accept 2024 Election Results共和党在是否要宣誓接受2024年的选举结果问题上有分歧.” The Hill, May 28, 2024.

[5] Thomas B. Edsall, “Trump Would Be Long Gone if Only We Could …如果我们能够……的话，川普早已被选民抛弃了”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 2024.

[6] David A. Graham, “Trump Says He’ll Be a Dictator on ‘Day One’川普说他会在上台后的第一天当独裁者（只当一天）.” The Atlantic, December 6, 2023.

[7] Adam Liptak, “Trump’s Vows to Prosecute Rivals Put Rule of Law on the Ballot川普发誓要起诉他的对手，美国选民将决定美国是否还是一个法治国家.”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24.

[8] Steve Bensen, “Trump Wants Business Leaders Who Fails to Support Him to Be Fired 川普要解雇那些不支持他的商界领袖.” MSNBC, June 19, 2024.

[9] Peter Baker, “A Felon in the Oval Office Would Test the American System一个占据白宫的罪犯对美国的制度是个挑战.”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 2024.

[10] Jamelle Bouie, “Trump’s Taste for Tyranny Finds a Target川普对暴政的爱好找到了一个目标.”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4, 2024.

[11] Maureen Dowd, “Holy Cow, 34 for 45天啊，第45届总统有34项罪行!”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24.

[12] Beth Reinhard, “Trump Loyalist Pushes ‘Post-Constitutional’ Vision for Second Term川普的忠实信徒推进川普第二任期的‘后宪法时期’愿景.”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8, 2024.  關於川普的移民政策，也見注10.關於川普治下的威權化，也見Spencer Bokat-Lindell, “Is Liberal Democracy Dying自由民主制度是否要寿终正寝?”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8, 2022.

[13] Kimberly Wehle, “Another Blow to American Democracy from the 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对美国民主的另外一击,” The Hill, June 19, 2024.

[14] BBC, “Obituary: Sheldon Adelson, the Casino Magnate Who Moved an Embassy讣告：谢尔登·阿德尔森  迁移了一座大使馆的赌场大亨.” January 12, 2021.

[15] Leah Litman, “Something Rotten about the Justices Taking So Long on Trum’s Immunity Case高院法官缓慢推进川普刑事豁免诉讼案，有点腐败的味道.”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9, 2024.

[16] Alan Feuer and Eileen Sullivan, “For Judge in Trump Documents Case, Unusual Rulings Are Business as Usual对审理川普私藏机密文件案的法官来说，不寻常的判决被认为是例行公事.”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 2024.

[17] Maggie Astor, “Trump Falsely Claims Biden Administration Was ‘Locked &Loaded’ to Kill Him川普谎称拜登政府‘锁定目标，荷枪实弹’要将他杀死.”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2, 2024.

[18] Charles M. Blow, “Trump Is Still at War with the Constitution川普仍然在和宪法战斗.”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24.

[19] Michelle Goldberg, “The Chilling Reason You May Never See the New Trump Movie你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关于川普的新电影了，背后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24.

[20] Jennifer Szalai, “The Nazi Jurist Who Haunts Our Broken Politics 那个仍然在困扰着我们破碎政治的阴魂不散的纳粹法学家.”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24.

[21] David French, “The Day My Old Church Canceled Me Was a Very Sad Day我原来参加的那个教会将我取消了，那是非常悲伤的一天.”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9, 2024.

[22] Michelle Boorstein and Hannah Knowles, “Here’s What the Christian Right Wants from Second Trump Term这就是基督教右翼想在川普第二任期内想做的事情.”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24.

[23] Michael D. Shear and Peter Baker, “Biden Visits a Military Cemetery in France That Trump Once Snubbed拜登访问了法国那个被川普嗤之以鼻的阵亡将士陵园.”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9, 2024.

[24] 同注释5。.

[25] Eli Saslow, “A Republican Election Clerk vs. Trump Diehards in a World of Lies在谎言遍地的情况下，一个负责选举的共和党籍秘书对战川普的死忠派.”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24.

[26] 也見David French, “MAGA Turn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MAGA运动转向挑战宪法.”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24.

[27] Gino Spocchia, “Final Tally of Lies: Analysts Say Trump Told 30,000 Mistruths – That’s 21 a Day – During Presidency谎言的最后统计：分析表明川普在总统任期内说谎达3万个之多，也即每天21个.” Independent, January 21, 2021.

[28] 也見Thomas L. Freedman, “How We’ve Lost Our Moorings as a Society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如何丢掉自己道德的锚链的.” The New York Times, Many 28, 2024.

[29] Jonathan Swan, Maggie Haberman, and Charlie Savage, “The G.O.P. Push for Post-Verdict Payback: ‘Fight Fire with Fire.’在被判有罪之后，共和党准备如何报复：以火攻火”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24；Peter Baker, “How a ‘Committed Partisan Warrior’ Came to Rethink the Political Ethics一个‘忠诚于党的战士’为何决定重新思考政治伦理.”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24；同注23.

[30] Thomas B. Edsall, “The Seeds Had Been Planted. Trump Didn’t Do It Himself种子早已播下。不是川普一个人的责任.”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24.

[31] 也見注12，Spencer Bokat-Lindell.

[32] Charles M. Blow, “Democrats, All of Them, Must Protect Harris民主党，所有的成员，都必须保护哈里斯.”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4, 2024.

[33] Denny Hakim, Ken Bensinger, and Eileen Sullivan, “’We’ll See You at Your House’: How Fear and Menace Are Transforming Politics在你家见：恐惧和威吓正在改变政治生态.”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24.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注25；也見Peter Eisler and Ned Parker, “Special Report: How Trump’s Intimidation Tactics Have Reshaped the Republican Party专题报告：川普的恐吓战术如何重塑了共和党.” Reuters, August 16, 2024.

[37] Nick Corasaniti, “This Georgia Republican Defied Trump. Now He’s Fighting a Defamation Suit这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官员违抗了川普的命令；现在他陷入了一场诽谤罪官司.”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24.

[38] Jacob Heilbrunn, “The Real Danger if Trump Is Re-Elected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真正的危险是什么.”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24. Thomas Kika, “Donald Trump’s Taiwan Remarks Spark Fury and Concern川普关于台湾的发言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与关切.” Newsweek, January 21, 2024.

[39] Helen Davidson, “Trump Says Taiwan Should Pay the US for Its Defense as ‘It Doesn’t Give Us Anything’川普说台湾需要给美国付保护费，‘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给我们’” The Guardian, July 17, 2024.

[40] Ed Mazza, “Trump Ripped for Bragging about ‘Very Beautiful’ Relationship with Brutal Dictator川普被猛批，因为他吹牛说和残暴的独裁者保持‘非常漂亮’的关系.” Huffpost, May 28, 2024.

[41] 同注30。

弗里德曼：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

托马斯·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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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

本文转自2024年12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中文版，作者是该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这是弗里德曼2019年之后第一次去中国访问。这次访问让他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也看到了它面临的巨大挑战。弗里德曼也毫不留情地地指出了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他提出，要让中美关系进入正轨，管控这一双边关系的人必须同时拥抱马斯克和斯威夫特。

我刚在北京和上海待了一周时间，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见面。我就直说了吧：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中国已在高技术制造业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如果还没有人跟特朗普提过，那么我要告诉他：他如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绰号是“川建国”——意思是“特朗普是（中国）的国家建设者”——因为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他不停地批评中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种做法已激发了中国政府的热情，让他们为争取电动汽车、机器人、稀有材料等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加倍努力，同时尽可能不依靠美国的市场和工具。

“中国有了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他的名字是唐纳德·特朗普，”曾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Jim McGregor)告诉我。“特朗普唤醒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事实：要将本土的科学、创新、先进制造技术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需要全国上下总动员。”

特朗普将要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更难以对付的出口引擎。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数量在过去八年里迅猛增长，尽管中国人民的消费体量仍微不足道。

如果要我把今天的中国经济画成一个人来描述的话，这个人会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强大高端制造业上身——像仍坚持吃菠菜的大力水手那样，但作为消费的腿细得像柴火棍儿。

中国的出口机器现在如此强大，只有非常高的关税也许才真能放慢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对非常高关税的回应可能是，开始切断美国工业现在几乎无法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关键供应。这种供应链战争不是任何人、任何地方想看到的。

我两周前访问中国时，与我交谈的中国专家们希望避免这场战争。中国人的出口仍需要美国市场，但他们不会听从摆布。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能在美国逐步提高关税上达成协议的话，双方都将受益，让双方得到做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的时间。

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称之为“埃隆·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范式”。美国将用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赢得的时间来帮助更多的埃隆·马斯克脱颖而出，让更多的本土制造商在美国制造大件产品，这样我们就能向世界出口更多的东西，减少进口。而中国将用这段时间让更多的泰勒·斯威夫特进入中国，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花钱购买国外制造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时也生产更多中国人民想购买的商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

但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段时间全面提高自己的科学、创新和工业水平，作为对中国的回应，就像我们在苏联1957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那样，那我们就会完蛋。

需要去中国走一趟才有所体会，但由于参议员查克·舒默2023年10月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美国立法者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官方访华，加上许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将美国员工撤出中国的美国公司从未让这些员工返回，很多美国人错过了看到中国制造业惊人增长的机会。

下面是关注制造业的撰稿人诺亚·史密斯前不久发布在网上的，他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0年，“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及其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来自中国的只占6%，尽管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快速发展”。史密斯写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将与美国及其所有盟友的相当或超过后者。

“一个国家独占制造业鳌头以前在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以及二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史密斯写道，“这意味着，在一场大范围的生产战争中，全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也无法保证能打败中国一个国家。”

让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规模：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接近尾声的2019年，中国的银行提供给国内工业的贷款全年增加了5912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这个数字去年飙升至4.82万亿元。是的，你没有看错。

我2019年访问中国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那时，小米和华为只是两家生产智能手机的中国公司。几周前我再次去中国时，这两家公司已经成了电动汽车公司，它们都在利用自己电池技术的优势来制造非常酷的电动汽车。

小米的SU7是今年4月北京车展上的热门话题，这款车是在一个曾经生产汽油动力车的废弃工厂制造的。与此同时，在以制造电池闻名时就已涉足汽车制造的比亚迪现在更是加倍投入汽车领域。我在上海出行乘坐的都是滴滴运营的超舒适的比亚迪电动车。比亚迪现已推出了一款超小型电动汽车海鸥，起价折合美元不到1万。

为了将大量的汽车库存出口，中国已开始建造一支由170艘船组成的船队，这种船一次能运载数千辆汽车横跨大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各地的造船厂每年只交付四艘这种船。是的，你没有看错。

由于中国的电网基本上归国家所有，它能在全国各地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车销量的一半以上是电动汽车。苹果公司谈论制造电动汽车已经15年了。有人开过苹果汽车吗？

我从北京去上海坐的是高铁。这两个城市的距离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但只需4个半小时就到了，因为列车时速超过每小时350公里，而且每天有近100趟列车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列车行驶得非常平稳，如果把一枚硬币放在列车窗台边上——硬币的一半在窗台上，一半在窗台外——硬币会在整个旅途中原地不动。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阿塞拉列车上试试这样做，你会发现，硬币会在列车摇摇晃晃地驶出车站后的两秒钟内掉到地上。

也许你错过了这个消息：我在北京时，通用汽车对其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尖端工厂的价值进行了逾50亿美元的减记。据路透社报道，通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汽车公司“今年前11个月的销量下跌了59%，降至370989辆，而本土新能源汽车冠军企业比亚迪的同期销量是该数字的10倍以上”。

但大家别担心，救助马上就来。特朗普已誓言要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他将开足马力采油，加倍努力生产高油耗车，并停止为购买电动汽车的美国人提供政府补贴。

所以，你认为将来会发生什么？世界其他地方将逐渐过渡到使用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电动车，“而美国将成为新的古巴——你慕名去那里观赏那些需要人来驾驶的老式油车，”正如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擅长报道汽车行业的基思·布拉德舍对我说的那样。

如果这会发生的话，我们某天从梦中醒来时会发现，中国将拥有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而且，因为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只适用于电动汽车，那意味着中国也将拥有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这是特朗普2025年将面对的中国与他上次当总统时面对的中国有很大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就算特朗普对中国说“嘿，如果你在美国建更多工厂，我会在关税问题上放你一马”，虽然这肯定会有助于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对共和党人来说，也许不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因为中国会这样说：“没问题，你们想要多少工厂？40个？50个？但顺便说一下。这些装配线将全部使用机器人，我们甚至能远程操作它们。”

我这次去中国学了个新词：“黑灯工厂”。一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退休中国官员随口提到，她想买一张新的高科技床，于是决定去工厂看看有哪些产品。但当她来到工厂时发现，那是一家 “黑灯工厂”，灯是专门为她开的。她告诉我，工厂不开灯不是因为它停业了。而是因为工厂已经完全自动化，除了每天来清洁或调校机器的工程师外，公司没必要为任何人开灯浪费电。

正如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从钢板厂到手机厂，从家用电机到火箭点火装置零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向智能化生产迈进，引进了24小时不间断、无人值守进行生产的‘黑灯工厂’模式。‘黑灯工厂’，也叫智能工厂，因车间内的机器可以自动运作、不需要灯光照明而得名。”

还记得那个老笑话吗？“现代工厂将只雇一个人和一条狗。狗负责防止人触碰机器，而人是负责喂狗的。”这在中国不是笑话。

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许只是住酒店时使用客房服务，更多美国人就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我很喜欢看一名德国旅行视频博主在一家上海酒店的经历，《环球时报》英文版最近对其作了报道：“‘对，电话铃响了。这意味着机器人到了，’他在视频开头时说。他把门打后看到一个机器人站在外面等他。他按下机器上的‘打开’按钮，机器上面的一个盖子开了，露出了里面他下单的食物。他取出食物，按下‘完成’键，把盖子关上，看着机器人返回电梯。”

还不需要给小费。

但中国急于实现机器人化还有另一个原因：人口结构变化的必要。美国有强大的工会和增长的人口，这让机器人成为劳动者的天敌，因为机器人会取代蓝领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已出现缩减，而且中国严格限制工会，这使得在工厂车间使用越来越多机器人既有经济必要，也在政治上更容易（但中国也很可能面临蓝领工人的强烈反对）。

仅在过去七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已从1800万下降到900万。最新的预测是，中国目前的14亿人口到2050年时将减少1亿，到本世纪末时可能减少7亿。在劳动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生活水平，有能力照顾所有的老人，中国将出于自身需求、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所有方面的机器人化。

特朗普第一次担任总统（以及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征收关税是正确做法，因为中国没有给予我们对等的市场准入。中国一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对等的市场准入，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这个问题。历史上，中国向美国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美国就从中国购买四美元的商品，而且中国的进口以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为主。

但可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再生产那么多中国想买的东西。中国几乎能以更低的成本、通常更好的质量生产几乎所有东西。

陈博屹是中国材料科学公司青昀的创始人，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杜邦。他向我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国年轻企业家从腾讯、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巨头那里学会了如何“快速创新和改进”。陈博屹说，他的外国竞争对手们在产品升级上速度慢得多，当它们升级产品时，新工厂也需要五六年时间才能建成。

“我们每30天就对一些产品进行升级。我们能在六个月里建成一条新生产线。我们向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学习。美国人非常擅长将产品‘从0变1’，我们则擅长‘从2变100’。”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制造能力的稳步提升意味着如今几乎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从微小的零件到稀土产品——都可以在国内采购。陈博屹解释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完整的本土制造业生态系统，所以你想出来的任何想法，“都能在这里完成所有的采购。我们有一个目标，在三年内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组合，实现生产和库存的零劳动力。”然后，“我们就能坐在中国遥控中国以外的生产。这将让我们能把工厂建在离客户更近的地方。”

但他也有一个警告：“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中国，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向我们双方逼近。”

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高管会告诉你，过去你必须身在中国才能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他们表示，如今你仍然需要在那里，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进入中国不断扩大的创新者市场。准备迎接更多的“中国设计”，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吧。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实力的增长只是源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这种增长的原因也包括中国仍有大量满怀干劲工作的人，如他们的“996”工作制所描述的那样：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为了追求更好地生活。还有其他原因：中国政府投资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它故意抑制消费支出，它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读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而没有多少读体育管理、社会学、性别研究专业的大学生。

“中国人对待教育与我们对待体育的方式类似，”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的林汉升说。

那么，中国将埋葬我们吗？这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离开中国时对其弱点的印象与对其优势的印象一样深刻。我不想看到中国出现不稳定。中国能继续让其14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世界来说很重要，但这不能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我能从这次访问中清楚地看出，由于外国游客人数相对减少，许多中国人已不再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正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我所说，中国启动《中国制造2025》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惊慌失措”。该议程是一项由国家主导和资助的产业政策，旨在让中国成为从航空航天到材料科学，再到机床等先进制造业等所有方面的主要生产国。这不仅吓坏了美国和德国等更发达的制造业国家，也吓坏了巴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在海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限制国内消费。

中国有多达上百万亿的储蓄，这些钱可以用来刺激经济，但只是在对政府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把储蓄花掉。但中国政府结束新冠疫情的糟糕做法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缺乏透明度让手中有钱的人对花钱持谨慎态度。

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在17%以上、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派税务人员到其他省份去追查逃税者——这些都加剧了中国人不愿花钱的心态。此外，过度建设导致的房地产危机持续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有房无钱”。中国连续三位前任或现任国防部长因涉嫌解放军中的腐败而被调查的消息也进一步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将中共意识形态和国有企业放在首位，这已促使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私营部门创新者悄悄地将资金、家庭或他们本人转移到日本、迪拜和新加坡。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趋势。

我给我的中国朋友提供的免费忠告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不可持续。这种经济最终会产生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贸易联盟。世界不会让中国制造一切，只进口大豆和土豆。中国需要更多的护士为国内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更多的工程师为国外设计更多的汽车。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更多表达他们创意的渠道，而不必担心他们写的歌词会让他们身陷囹圄。我和太多说话小心翼翼或不敢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交谈过。他们看到了香港的镇压。15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现在渴望出国是有原因的。

对我的美国同胞们，我要坦白一件事。我在中国感染了一种从未想过会感染的病毒：“欣赏埃隆·马斯克”。

我对马斯克用他的X扩音器欺负不能自卫的人、向特朗普献殷勤的做法如此之厌恶，以至于我只想那个马斯克闭嘴走开。但还有另一个马斯克。那是一个能制造东西的天才工程师兼企业家，能用和任何中国人一样好、而且往往更好的方式制造电动汽车、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以及卫星互联网系统等大东西。

处于最佳状态的马斯克是中国人害怕和尊重的美国制造商。但特朗普却想把马斯克的时间浪费在缩减美国官僚机构上，在我看来真是不理智。他不该领导缩写为DOGE的非正式的“政府效率部”，而是应该领导另一个DOGE项目，一个让更多美国人“做好工程”(Do Good Engineering)的政府办公室。

总而言之，美国需要加紧工作，但中国需要宽松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致敬的原因：他为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6日，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后，在前往机场途中绕道前往位于中国首都艺术区的“莱蒎”唱片店。

布林肯买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中国经典摇滚歌手窦唯的专辑。另一张是泰勒·斯威夫特2022年推出的专辑《午夜》。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斯威夫特2019年推出的专辑《情人》(Lover)发行后一周内在中国流媒体播放、下载和销售的总量超过100万次，这对一名国际艺人来说是创纪录的数字。

中国消费者有这个需求。我想对中国领导人说，是时候为你们的人民提供更多这种供应了。这对我们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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