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北客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05期 
2019年的最后一天早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风和日丽，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海湖庄园（Mar-a-Lago）通过推特宣布，他将于2020年1月15号与来自中国的高级代表在白宫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然而，这一则消息却比不上棕榈滩的阳光，并不能给进入寒冬的中美关系带来多少温暖。美国诸多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关系仍是一片唱衰之势，在野民主党将这一协定等同于“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即便是特朗普的自家共和党，也并没有给中国政府多少好脸色看。一个羽翼日渐丰满的崛起国家与一个对外部势力忧心忡忡的世界霸主，正在以1979年后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脱钩，而即将签署的贸易协定，至少从现在看来，也无法阻止脱钩的继续。

中美脱钩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而此次贸易协定并没有消除这些担忧。以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为首的政客认为，中国政府正试图在科技领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龙头，而这一势头必须被阻止。[i] 如今，美国政府如今正如卢比奥所说那样，尽全力打压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的运营。从拒绝华为进入美国5G市场到从军方手机中卸载海外版抖音，美国正在以一个极其不自信的方式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更鲜为人知的是，美国司法部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开设了“中国项目”，旨在防止中国政府盗取美国的科技机密，最近因涉嫌窃取样本被捕的郑灶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与科学技术伴随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2019年，美国参众两院以几乎无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台湾保证法》、《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在美国两党极端对立的今天极不寻常，充分证明了美国政客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不信任与怀疑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幸的共识。同时，随着海外版抖音涉嫌删除用户内容的事件不断发酵，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这种不信任只会越来越深，并给美国政府中的鹰派提供更多谈资。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正在转嫁到在美中国企业身上。除去人尽皆知的华为以及上文提及的抖音的遭遇，在美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他们受到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近期，大疆无人机和在加州建厂的比亚迪都被列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禁购名单之中。[ii] 自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去年十月发表对华关系演说后，美国政府愈来愈坚信，完全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并不存在，因为这些所谓的私营企业也必须接受党国的领导。这种冷战思维的偏见导致了中国企业现如今在美国步履维艰的局面，也进一步加速了中美民间商业往来的脱钩。

而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也导致其越加坚信与美国在特定领域脱钩的必要。早在去年美国禁止向中兴出售零部件后，中国领导人就多次强调要摆脱中国对于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依赖。2019年末，中央政府又指示所有政府机关在指定日期前停止使用进口电脑和软件。[iii]中国政府从之前的见招拆招逐渐演变成了先下手为强，与其被动承受美国脱钩的后果，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在某些领域率先脱钩。

中国的宣传部门，也在近期不断地营造对美攻势，不论是否有意为之，对于中美脱钩的进程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指责美国为香港局势的“幕后黑手”到铺天盖地的反驳美国对于新疆事务的干预，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攻势达到了在1989年后的顶峰。[iv]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美国如此激烈的批评是中国国内唯一的媒体声音，这让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体同僚和政客们再次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国的不信任与敌意，中美两国的互信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被不断消耗，为支持脱钩的鹰派们制造了舆论与活动空间。

面对这些脱钩的根本原因，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却选择了逃避。据美方透露，此次贸易协定的内容为中国增加对美农产品的购买量，并进行部分经济改革，而美国则不会对中国的1600亿美元产品新增关税，并将12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减至7.5%，但余下的2500亿美元产品25%的关税维持不变。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贸易协定并没有包含任何关于科技和中国民营企业的条款，这意味着美国的担忧不会被打消，中美脱钩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此次贸易协定，更像是美方在谈判桌上屡次碰壁后选择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它不能化解中美之间的嫌隙，亦不能从大局上减缓中美脱钩的速度。

202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此次贸易协定也是这个特殊时间点的产物。迫于选情，特朗普需要与中国达成一份协议，以彰显贸易战的初步胜利，稳定美国股市，抑制经济下滑，提升他在选民中的声望。而中国经过贸易战的消耗，早已没了开战初期的信心与底气，加之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与一些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也需要能暂停贸易战的一纸协定。虽然双方都知道在涉及核心的知识产权与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上无法在短期内达成一致，但是两国都明白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道理，于是在各方博弈和诸多限制下，产生了这样一份双方都难称满意但又可以接受的协定。

中美脱钩，是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因此，单凭一纸短期贸易协定想要盖灭这一熊熊大火，是不现实的。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留学交流人员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现实，并做好相应准备，以应对未来局势的进一步变化。现在值得思考的是，中美两国是否依然会寄希望于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双方面对的最根本的分歧，如果不是的话，那中美关系又将何去何从？从目前看来，2020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必将又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和不确定性的一年。

来源时间：2020/2/1   发布时间：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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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何 汤杰  来源：

《中美印象》第204期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武汉肺炎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各国不认真对待，武汉肺炎大有蔓延全球的趋势。《中美印象》为此采访了美国最著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专家之一黄严忠教授。

【黄严忠（Yanzhong Huang）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圆桌会议的召集人。他还是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公公卫生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主任。他在该校建立了一个研究生专业，专注于研究公卫问题对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这是美国国际关系学院中首次建立这样的研究生专业。他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卫生安全范式学术杂志》的创始编辑。】

蔡何：您能解释一下中国政府在1月20日之前和之后采取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

黄严忠：依我之见，我觉得第一阶段有点缺乏透明，也有点弛缓，这导致了1月18日之后疫情的爆发。

第一阶段，从12月开始（也有人说是从11月份就开始了）到1月20号，这段时间主要是武汉市当地政府在采取应对措施。但是在这一阶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的应对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做出有力的反应。特别是当医务人员出现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传人”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但他们没有及时地向社会通报疫情。

在当地（和外地）媒体报道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是一个病毒源头的时候，武汉政府在1月1号关闭了该市场，并把有些样品送到中国疾病疾病控制中心去检测。据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拿到样本之后一开始得出的结论是阴性的。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不光是地方政府，连国家级的疾控中心都缺乏准确的检测能力。

事实上，直到1月14日，在泰国出现1例确诊病例之后，有关部门才认识到“人传人”是可能的。但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中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的文章，从12月中开始病毒就开始人传人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从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样本确实不含有这种病毒。如果是这样，病毒的来源就更复杂了。这就暂时先不管它了。这至少说明了当地政府的卫生部门以及国家级的卫生部门，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政府在与公众的沟通方面表现欠佳。1月1日，武汉警方查处了八名医务人员，理由是他们散布不实消息。但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勇于站出来公布疫情，是值得尊敬的。武汉疾控中心12月31号发布了第一则《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这是第一则官方通报。从1月5日到11日，武汉停止了通报。此时正值武汉“两会”期间，有舆论认为停止通报是为了营造良好气氛，故意向公众隐瞒。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1月1号到11号就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说明人传人已经发生，但直到官方11日仍说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所以，武汉确实存在没有及时反应，没有向公众与社会及时提供疫情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武汉官员可能觉得疫情不够严重，真的相信疾控专家的话，即不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老百姓知道，以免引起恐慌。

但无论怎样，在第一阶段，我个人认为，如果给他们的应对举措打分的话，这个分数是不及格的。当然，不仅地方政府有责任，国家疾控中心也有责任。第一个阶段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如果能提早两星期的时间来采取有力措施，而不是等到1月20号之后（即钟南山带领的调查小组到了武汉之后）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了。

蔡何：很多人回顾2003年的“非典”疫情，把中国政府在“非典”时候的应对举措和现在的表现做比较。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区别呢？

黄严忠：中国政府在“非典”之后吸取了很多教训，包括极大地提高针对疾病防控能力的硬件设施的投入。如果去省级的疾控中心看一看，那些大楼不少都是“非典”之后盖的。这方面的设施和人员配备都得到了比较大的增强。而且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疾病防控网络，基层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向中央一级发送有关病情的消息。这是一大进步。

另一方面，科研能力也有提升。在“非典”的时候，就像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的，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败仗的，他们没有能够快速及时地把“非典”病毒分离出来。一开始甚至有知名的科学家认为病原体是衣原体（一种细菌）。后来，加拿大的科学家们首次分离出“非典”病毒。因此，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拔得头筹。这一次，中国的科学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也就是在1月8日左右就分离出了病毒，并在12日与国际科学界分享，这一点与“非典”时期是不同的。

其他方面，在“非典”时期，（政府）缺乏透明度是很明显的，一直在隐瞒，甚至在广州和北京医院已经在接受了很多“非典”病人之后，还向公众隐瞒疫情，对外称疫情已得到了控制，到中国旅游是安全的，没有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如果说是内紧外松的话，至少内部可以有序进行防控工作，但是外省都没有得到相关消息，国家防疫部门也没有及时向医院发布有关病情的简报。归结一下就是一方面是隐瞒病情，另一方面是不作为、没有采取措施。

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在这次疫情中也有所反映。至少如果早一点让老百姓戴上口罩，唤起民众对病毒的认知，情况也会好点，但这些这次都没有做到。这与防控能力有关系，但也和政治有关。当地在开“两会”，不希望引起老百姓的恐慌，危害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会人传人，也没必要让老百姓知道以引起恐慌。

不管怎么说，在第一阶段，这次疫情的反应模式和“非典”时期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

蔡何：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交媒体对大众情绪的影响。您能解释一下大众的恐慌情绪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

黄严忠：这种情况不是首次发生。当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的时候，即使病毒不是那么厉害或是传染力并不是那么强，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百姓会倾向于夸大病毒的危害，这样从心理上就会引起恐慌，导致一些非理智的行为。

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古今中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非典”时期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情况。再比如印度1994年的瘟疫，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40万人都跑掉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2009年，也有这样非理性的例子，亚洲很多国家对来自北美的猪肉都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

问题在于，这种反应会影响公共政策。比如目前的美国，面对中国现在的疫情，有些人提出停飞飞中国的所有航班，有人甚至提出要断绝与中国贸易的往来。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恐惧的、非理性的反应。但这种非理性的反应会导致不好的公共政策，会削弱政府有效反应的能力。比如特朗普政府即使想与中国保持贸易联系与人员往来，也可能因来自地方或利益团体（如航空公司工会）的压力而不得不改变政策。

这一点在中国更明显。口罩脱销，防护设备很难找到，蔬菜涨价，农村私自设置路障，不许外人进村。这些出于恐惧的反应也在削弱政府的有效应对的能力。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因为没有医务人员防护设备而四处求援就是一个例子。

蔡何：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举措的批评。根据您之前的评论，您觉得社交媒体的审查制度会帮助政府应对疫情吗？还是会适得其反？

黄严忠：回答是否定的。几乎所有公共政策专家都认为，信息公开是有效应对疫情的方法之一。一直捂着、盖着，不让老百姓知情，这反而不利于有效地抗击疫情。一方面，会使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特别是携带病毒的人，更容易传播病毒。另一方面，一旦老百姓知道了情况之后，他们会把怨气发在政府身上，这对政府本身的信任感和合法性都会构成一种挑战。所以，政府自上而下式地控制信息流通，不让老百姓及时准确地了解疫情的发展，不仅对有效防控疫情不利，也会造成政治性后果。

蔡何：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愿意为遏制疫情提供帮助。您觉得北京会接受这种协助吗？北京会接受来自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吗？

黄严忠：美国提出可以帮助中国抗击疫情，但是有报道说，中国一开始拒绝了这种一请求。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突发的疫情，已经不光是中国一国的事情了。传染病是无任何国界的，它不需要签证或护照跨越国界到另一个国家。由于全球化，病毒差不多可以以飞机的速度传播。

在“非典”之后，当时的温家宝总理很明确地提出的一个教训，这就是单靠中国一家来应对像“非典”这样的大规模的传染病并不是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主席在1月20日的谈话里，也提到了（在防控疫情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如果两国领导人都有促进国际合作的愿望，那么双方的卫生和疾控部门的有关人员就坐下来谈，对方需要什么，对方可以为你提供哪些帮助。

美国从防控能力、体制、技术，都有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蔡何：2018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中国拒绝向美国提供流感样本的文章，这有可能是中国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的一个回应。您觉得近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紧张关系是不是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不太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

黄严忠：坦率讲，目前我也没有搞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据《纽约时报》2018年夏天的报道，中国有一年都没有与美国分享H7N9的毒株。我们知道，H7N9是当时最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流感的毒株，所以美国对这个还是蛮重视的。

中国在“非典”后一直与美方有很多富有成效的合作。像H1N1猪流感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毒株，帮助中国大规模生产该疫苗。中国也在H7N9爆发之后，及时地与美国分享毒株。拒绝分享毒株那件事，是在贸易战之前发生的，所以贸易战并不是一个原因。

近一段时期，在双方公共卫生合作领域我们确实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包括中国在2019年夏天时候出台了一个规定，即不让国内的基因信息和材料外流，一些机构为此还受到了处罚。国内确实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基因材料流出可能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一点阴谋论的意思。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研究合作，受到了针对华裔科学家调查的影响。这些不太和谐的声音出来，给双方有效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蔡何：中美两国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合作，抵御未来的疾病传播？

黄严忠：这样的合作有好几个方面。其一，在防控政策上可以协调，比如在进关的检查和出关的检查上进行协调。这样可以将其对旅游和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二，中方可以学习一下美国防控体制方面的经验，当然我并没不是说美国的防控体制就是最好的。美国只有联邦层面的疾病控制中心，再往下面就没有分支机构了。而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建到县一级。所以，在美国，如果州里面发生了疫情，只有该州要求，联邦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才可以参与应对。这未必就好。

但是，美国有一些制度方面的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例如，如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介入，联邦政府认定是一个卫生紧急状态，在财政上就会立即拨款，这些程序在制度上都是现成的，按部就班地执行就是了。

这种制度（设计）就会避免做出仓促的决定。武汉封城之后，很多地方没有协调好、规划好，这样就造成了一开始的一些混乱。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体制上学一学美国，怎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应对各种疫情。

在队伍建设方面，也可以学习借鉴。我去过美国疾控中心，注意到美国有“公共卫生部队”这样一个编制，它实际上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兵种，里面的人都是带军衔的，同时又被编入疾病控制中心的编制。所以，美国CDC有一群穿着军装的人，大约有6000人左右，像救火队一样。一旦有需要，他们马上就可以出征。我有机会与他们接触过。这支部队不仅在美国国内防疫，在国外抗击疾病爆发时也可以随时出发。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人员。

所以，这样的编制，中国或许可以学一学，有一个常规的编制，可以及时作出反应，而不是临时从上海、北京等地抽调医务人员。常规的军人编制人员可以更加专业地处理事情。

其三，双方可以在一些方面互通有无，比如在救灾物资、人员方面提供一些支持。现在很多口罩是从美国购买的并寄回中国的。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担心是不是没有口罩用了。在这方面，双方可以坐下来进行协调，这是互通有无这方面。还有，美国可以提供哪些中国急需的、应对疫情的药物、医疗防护设施，这些都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

总之，双方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作者简介：蔡何（Michael Cerny）为美国埃默里大学学生，汤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来源时间：2020/1/31   发布时间：20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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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03期
  2020年1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顶级智库阿彭斯研究所 (Aspen Institute) 发布了题为《争夺实力的斗争-21世纪的美中关系》专题报告。¹该报告汇编了16位顶尖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在阿斯彭战略集团第35届年会上的发言。其中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发言聚焦“修昔底德陷阱” ，试图从历史中寻求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
  艾利森教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担任过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该中心被评为全球“第一大学附属智库”。他还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和里根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对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决策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其最新的著作《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不能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发言中，艾利森教授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从现实、心理和政治三个层面分析了由“修昔底德陷阱”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冲突，甚至战争的原因，最后回答了“美中关系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他认为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但如果双方在与对方的关系中处理得当，战争不是必然的选项。

1. 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和平崛起”，“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美国则指责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未能承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此次论坛的另外一位学者，来自美国外交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曾在《外交事务》中撰文指出，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但从来不在乎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观念” 。²中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冲突？艾利森认为答案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崛起大国的威胁，这样发展的前景变得极其危险。他总结了历史上16次新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12次都以战争结束，仅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基辛格也认为， “修昔底德陷阱” 为中美两国目前的关系提供了最好的解释。

2. “修昔底德陷阱” 的危险来源

  修昔底德认为两个大国冲突危险来源于三个层面：现实、心理和政治。
  在现实层面，中国确实在崛起，并且侵害了美国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美国就意味着世界第一，他们拒绝承认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世界第一了。艾利森在报告中谈到一个在哈佛做的小测试。他让学生猜一猜什么时候中国将在汽车制造、最大的中产阶级，最多的亿万富翁等领域成为全球第一。

  学生猜测的答案五花八门，比如：2025，2040， 还有的说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会发生。令人惊讶的是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是都“已经发生”了。

  在心理层面，守成大国对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感到恐惧，而崛起的大国则往往表现得不可一世。过度的恐惧会导致歇斯底里，过分的自负则产生傲慢。当歇斯底里的守成大国遇到不可一世的崛起大国，双方就会视对方为敌人。论坛的另外一位专家，也曾任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 当竞争对手视对方为敌人的时候，这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无论对方做什么，都会被敌意的另一方看做是想取代或者征服自己。

  艾利森感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力量崛起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广泛，也没有一个守成大国的地位改变得如此之快，如此剧烈。用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话说，事情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都来不及感到惊讶。艾利森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把中美看做是坐在跷跷板两端的两个小孩，代表各自GDP（PPP）的体量，美国人发现他们的两只脚快要离地了。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跷跷板的平衡就完全颠倒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政治层面，每一个国家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永远不能让重要的政治竞争对手挑战其国家安全。华盛顿在军事领域对华政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美国国防情报局（DIA）推出的2019年《中国军事力量》³报告称，解放军近年来的长足进步已经接近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其可能已经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在任何领域战胜对手。美国防部《2019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称，中国军力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谋求缩小与美军的差距。⁴

   对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 兰德公司2017年还发布了《美中军事记分卡》（英文）⁵，该报告分析了美中两国在十个作战领域的军事实力对比。记分卡采用五色信号灯描绘美方 的重大优势或微弱优势（分别以深绿色和浅绿色表示）、中方的重大优势或微弱优势（分别以红色和橙色表示）、以及势均力敌（以黄色表示）等情形。时间上选定了四个年份：1996 年、2003 年、2010 年、 2017 年。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橙色和黄色的区块越来越多。虽然在大多数领域，解放军的技术与技能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已经在缩小。 毫无疑问，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让华盛顿对国家安全感到担忧和不安。

3. 美中关系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冲突与竞争无法避免。中国的崛起开始侵犯到美国的“地盘”，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而且肯定会反击。

  其次， 真正的战争可以避免。但前提是美中双方能管控好分歧，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可能产生战争的历史教训。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有可能会重演，甚至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再次，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导致战争，需要双方加倍的小心，相互合作防止危机的发生，随时准备处理不断产生的冲突。做到谨慎处理，加强沟通，保持克制，必要妥协和相互合作。

   在此次论坛上，一个中心的议题便是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中国的挑战。一方认为美国低估了中国在诸多领域对美国造成了的威胁，美国应该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反击策略。另一方则认为美国高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中国只是受益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秩序，将中国视为敌人将是一个错误，建议采取更加平衡的方式处理。奈在做会议总结时说， “低估导致自满；高估引发恐惧，既不高估，也不低估也有可能导致误判。” 可见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美国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需要极力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怕“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导致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灾难。

  《中美印象》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从国会山到白宫，从华尔街到硅谷，甚至普通民众都会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格外敏感，想回到2009奥巴马和胡锦涛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美中关系”短期内不太现实。但美国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防止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在处理美中关系时更加谨慎。同时，中国也应该认识到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现存的超级大国，正如前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 马蒂斯（Jim Mattis ）所说，美国拥有绝对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种是通过强大军事力量施压的硬实力， 也具备通过民主，法律秩序、移民、一流的大学、经济和技术革新，自由和开放社会的软实力。虽然美国希望通过软实力与中国争夺影响力，但如果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如台海问题）产生误判，中美有可能重蹈“修昔底德陷阱”导致战争的覆辙。

附：《争夺实力的斗争-21世纪的美中关系》专题报告16名专家简介

1.  1）James B. Steinberg: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Law at Syracuse University.

2.  2）Michael Pillsbury: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for Chinese Strategy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3.  3）Elizabeth Economy: C.V. Starr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for Asia studie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4.  4）Ely Ratn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Studie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

5.  5）Shivshankar Menon: 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n New Delhi.

6.  6）Kurt M. Campbell: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Asia Group, LLC.

7.  7）Graham Allison: the Douglas Dillon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8.  8）Kathleen Hicks: senior vice president, Henry A. Kissinger Chair, and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9.  9）Joseph Federici: associate director and associate fello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11 10）Mira Rapp-Hooper: senior fellow for Asia Security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11 11）David E. Sanger: national security correspondent and a senior writer at The New York Times.

12 12）Anja Manuel: Co-Founder and Principal along with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tephen Hadley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Gates, in RiceHadleyGatesManuel LLC.

13 13）Thompson Paine: operations leader at Stripe, a San Francisco-based technology company that builds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for the internet.

14 14）Joseph S. Nye, Jr.: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meritus and former Dean of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15 15）David Shambaugh: scholar and award-winning author o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16 16）Robert D. Blackwill: the Henry A. Kissinger senior fellow for U.S. foreign policy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相关链接：

1. 1、争夺实力的斗争-21世纪的美中关系

2. 2、易明：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革命

3. 3、中国军事力量

4. 4、中国军力报告

5. 5、美中军事计分卡

来源时间：2020/1/31   发布时间：2020/1/31

旧文章ID：20545

作者：  来源：BBC中文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让巴勒斯坦人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随即引来批评被指是个“阴谋”。
　　特朗普早前宣布计划时，说整个耶路撒冷将继续是以色列的首都，但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将包括耶路撒冷东部部份地区。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批评特朗普的计划，扬言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不可出让、也不可以讨价还价”。
　　特朗普宣布计划后，一些巴勒斯坦人周三（1月29日）发起“愤怒日”示威，跟以色列保安部队爆发冲突，造成最少三人受伤。
　　巴勒斯坦政府指，部份示威者受枪伤，指控以色列当局以实弹镇压示威者。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一些示威者被以色列保安部队成员发射的橡皮子弹射伤。

　　特朗普有什么计划？
　　特朗普的计划主要如下：

• 美国将承认以色列在西岸许多地区的主权，包括具争议的犹太人居住点；
• 计划将会让巴勒斯坦政府控制的地区面积“增倍”，同时让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在耶路撒冷东部建立首都，美国将会在这个首都设立大使馆；
• 耶路撒冷将继续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
• 计划强调“不会强迫任何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暗示位于以色列控制的西岸地区的犹太人聚居点将维持不变；
• 以色列将与约旦合作，维持耶路撒冷圣殿山（Temple Mount）目前运作的安排。阿拉伯人将这个地方称为“圣禁地”（al-Haramal-Sharif），目前由一个约旦营运的宗教信托基金管理；
• 按照特朗普计划，转移给巴勒斯坦的土地在未来四年将不会被开发，让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协商立国的条件。

　　以巴双方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计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与特朗普召开联合记者会期间，形容这个计划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协议”，以色列绝对不会放弃这个计划。
　　“希望上帝保佑我们安全、繁荣和和平！”
　　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回应特朗普的建议时说，他相信“没有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回教或基督教的小孩子会接受一个不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又说巴勒斯坦一方“从一开始就拒绝这个计划”，“立场没有错。”
　　巴勒斯坦政府首席谈判员埃雷卡特（SaebErekat）形容，特朗普的计划完全跟内塔尼亚胡的建议一样，批评建议是把以色列当局“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殖民区合法化”。
　　国际社会有什么反应？
　　中东地区国家对特朗普的计划看法不一。沙地阿拉伯和埃及当局欢迎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重新展开谈判，但约旦认为要真正达致和平，以色列必须放弃1967年“六日战争”后取得的土地，让巴勒斯坦按战争前的控制线立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没有直接回应特朗普的计划，只重申联合国已经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许多决议中表明立场。
　　其实大家在争吵什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数十年来都十分复杂，虽然双方早在1993年已经签署和平协议，双方近年仍然为这些议题争吵：

• 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声称拥有这个圣城的主权。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从约旦手上取得东耶路撒冷控制权。以色列视整个城市为首都，但巴勒斯坦认为东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
• 巴勒斯坦立国问题：巴勒斯坦人希望以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为领土，成立独立国家。多任以色列首相先后称会接受一个与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但没有明言这个国家的具体详情。现任首相内塔尼亚胡就认为，巴勒斯坦国可以自治，但不可以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因此不可以拥有军队。
• 互相承认：以色列坚持巴勒斯坦必须承认以色列是个“犹太人国家”，因为如果巴勒斯坦不这样做，它会继续声称拥有以色列控制地区的主权，但巴勒斯坦指出以色列国内还住有许多巴勒斯坦裔的居民，称以色列是个“犹太人国家”对这些族群构成歧视。
• 边界问题：巴勒斯坦希望沿1967年战争前的控制线立国，但以色列认为这些界线军事上无法防守。以色列自己没有说明希望巴勒斯坦以什么界线立国，只说明以色列东部应以约旦河为界。
• 以色列社群定居点：以色列1967年至今，在它控制的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兴建约140个社区，让以色列人居住，除此以外，一些人在没有以色列政府许可下另外兴建约121个类似的社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兴建这种定居点的做法违反法律，巴勒斯坦也认为除非以色列拆除所有定居点，否则巴勒斯坦根本不可能立国。
• 难民问题：联合国指目前中东地区约有55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当局指这个数字其实高达600万。这些难民当中包括1949年以色列立国时，从家园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当局认为这些人都有权返回他们的原居地，但以色列当局认为他们没有权这样做，因为容许这些人返回家园会令大量非犹太人涌入，将无法保障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地位。

来源时间：2020/1/30   发布时间：2020/1/30

旧文章ID：20543

作者：  来源：侨报网综合

美国众议院本次通过的法案截图

　　【侨报网综合讯】28日下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涉藏法案”，名曰“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中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答记者问。她表示，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华春莹指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过去60多年来，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变化。当前，西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宗教和睦佛事和顺，文化繁荣发展，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正在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也越来越理解支持中国的涉藏政策。
　　华春莹强调，涉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敦促美方客观看待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美众院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上述法案以392票支持22票反对“压倒性通过”，意在确立美国的一系列涉藏政策，包括未来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领袖的继任权不受中国政府“干预”。
　　这项法案称，如果中国官员干预达赖喇嘛的转世过程，将根据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受到制裁。并且，该法案还呼吁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建立美国领事馆。
　　众议院本次通过的法案，是对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的更新。该法案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国会众议员吉姆·麦克高文（Jim McGovern）牵头提出，此人还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
　　事实上，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在去年12月就审议通过上述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时回应表示，此举严重违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来源时间：2020/1/30   发布时间：2020/1/29

旧文章ID：20542

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据外交部网站1月29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公布“中东和平新计划”政治部分内容答记者问。
　　问：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中东和平新计划”政治部分内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研究。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有关决议和“两国方案”、“土地换和平”原则等国际共识构成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应当得到遵守。任何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倾听主要当事方特别是巴勒斯坦方面的看法和主张，应该通过平等对话和谈判达成协议，应该有利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来源时间：2020/1/30   发布时间：2020/1/29

旧文章ID：20541

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尽管巴勒斯坦人此前成群结队地上街游行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选择借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的契机宣布了其中东和平计划。
　　据路透社1月28日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活动中表示，该计划为巴以双方提供了双赢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的两国方案，解决了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的安全风险。内塔尼亚胡则表示该方案提供了一个“世纪机遇”。
　　白宫活动结束后，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其和平计划的方案概念图。
　　据报道，“中东和平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承认以色列根据这份计划所建议方案行使主权，这就意味着美国将继续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承认以色列对位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主权。与此同时，该计划建议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东部郊区为首都；两国的首都应以隔离墙为界限，双方将在四年时间里冻结任何领土开发并展开建国谈判。
　　而据联合国官网28日消息，联合国一向不承认以色列在西岸修建的定居点。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安理会的决议也确认，“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但目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被占领土上共有大约240个以色列定居点和近65万定居者，而且以色列还在不断扩建定居点。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28日在回应有关提问时也没有对特朗普的计划表示支持。他表示，联合国仍然致力于支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根据联合国决议、国际法和双边协定解决冲突，并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在公认的基于1967年之前边界基础上和平与安全并存的愿景。
　　巴勒斯坦方面更是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明确反对。据今日俄罗斯网站28日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日表示“耶路撒冷不用于买卖”并警告“所有的阴谋协议不会得到通过，巴勒斯坦人民将会反对它”。阿巴斯还将特朗普口中的这一“世纪协议”形容为“世纪交易”。
　　自从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巴勒斯坦政府就一直没有同美方展开过任何实质接触。

来源时间：2020/1/30   发布时间：2020/1/29

旧文章ID：2054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习近平违约，他将终止刚刚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巨幅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
　　特朗普22日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间隙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做如上表述。特朗普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getting along）”，但如果中方违反贸易承诺，他将不惜终止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并“征收巨额关税”。
　　特朗普说，他充分了解中国过去一直不值得信赖，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具有“巨大的管辖行动”，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管辖权。如果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他将终止协议的执行。
　　特朗普说，“中国有占小便宜（being cute）的名声”，“可我与习主席的关系良好，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特朗普举例说，他就芬太尼毒品问题所施加的压力，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特朗普回忆，“我（对习）说，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你必须停止芬太尼”。特朗普说，中国现在对芬太尼的走私实施了刑事处置，“他们过去从未这样做”。
　　特朗普并表示，第二阶段的美中贸易谈判“马上”就将开始。

来源时间：2020/1/30   发布时间：2020/1/23

旧文章ID：20538

作者：申华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司法部1月28日（星期二）宣布，现年60岁的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博士（Dr. Charles Lieber）和两名中国公民受到了“与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指控。利伯教授当天早晨在他位于哈佛大学的办公室被捕。
　　当局对利伯教授提出的刑事指控是向美国政府做出“严重的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利伯当天下午波士顿联邦法庭短暂出庭后被继续羁押，听候星期四的拘留听证。
　　与此案有关的两名中国公民也分别受到指控。其中一人是29岁的叶燕青（音译，Yanqing Ye），此人目前在中国，他在星期二被控签证欺诈、做不实陈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串谋罪；另一人是30岁的郑灶松（音译，Zaosong Zheng）。2019年12月10日，郑灶松在试图把21瓶研究样本偷偷带回中国时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被捕，此后一直在押。他在1月21日受到起诉，罪名是走私货物和做出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
　　哈佛大学星期二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有关法庭文件。负责侦查取证的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提供的法庭证词说，利伯在参与中国“千人计划”问题上，2019年曾对美国国防部（DOD）做出“严重的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同年1月，利伯还就参与中国“千人计划”以及与中国武汉科技大学（WUT）的隶属关系等问题，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同样做出“系列严重的虚假和欺骗陈述”。
　　利伯博士与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有项目关系。美国司法部指出，研究纳米科学的利伯博士从2008年起从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得到了1千5百万美元的拨款。
　　司法部说，这三起案件“是司法部‘中国行动’的一部分，这项行动反映反制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战略重点并增强总统的全面国家安全战略。”

中文版的“千人计划外国高层次专家工作合同书”。合同书显示，“聘任方（甲方）：武汉科技大学（简称甲方），
受雇方：‘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CharlesMLieber（简称乙方）”。

　　哈佛大学向美国之音提供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证词还包括中文版的“千人计划外国高层次专家工作合同书”。合同书显示，“聘任方（甲方）：武汉科技大学（简称甲方），受雇方：‘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Charles MLieber（简称乙方）”。
　　这份2012年至2017年期间有效的合同中，利伯教授被中方称为武汉科技大学的“战略科学家”。
　　合同规定的生活条款包括，每月五万美元（税前），另享受100万元人民币生活补贴（免税），分三年用支付。
　　美国之音询问有关查尔斯·利伯教授的辩护情况，哈佛大学媒体办公室表示不掌握这方面信息。利伯教授对上述指控的辩护陈词，目前还不得而知。
　　哈佛大学媒体办公室星期二回复美国之音采访请求时，发出了校方就事件的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针对利伯教授的指控极其严重。哈佛大学正在与包括美国国立卫生院在内的联邦部门合作，同时正在对被控的失当行为进行独立审查。利伯教授目前被安排无限期行政休假。”
　　哈佛大学的声明指出，正像联邦特工证词所说，里尔伯教授在其与中国武汉科技大学以及“千人计划”的关系问题上，“多次误导”哈佛大学。声明还说，“在带薪行政休假期间，里尔伯教授不得使用学校电脑，不得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中国有关方面、包括武汉科技大学对哈佛教授查尔斯·利伯被捕和被控事件的反应，目前还不得而知。
　　鉴于事件刚刚爆出，庭审需要时间，案件有待审理，不过，谈到对事件基本看法时，克里夫兰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谭青山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对事件并不了解。不过，我的最基本的看法是，你要尽忠你的职业，也就说，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是最基本的。大的方面，比如在法律方面，你遵守法律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谭青山教授说，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要有职业精神，同时遵守相关法律，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来源时间：2020/1/30   发布时间：2020/1/29

旧文章ID：2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