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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和他的公司是美中关系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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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生逢其时(1972年)。

虽然他出生的时候中国还在轰轰烈烈地抓革命,但是尼克松已经到过中国,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调整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灾难性政策。

张磊上小学的时候中美就建交了。中国的大环境开始变化了。张磊的父亲搞外贸,母亲当律师,这都是他出生前后不可想象的职业,而父母的职业对张磊肯定有巨大的影响。

其次,他家有个亲戚在驻马店图书馆工作,张磊读了不少书。给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因为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人們正在那里決定自己的和別人的命运,我却在这儿牧马。怎么能这样呢?应该逃走,不然我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可以逃离“小”地方去大世界闯荡的路径:高考。

1990年,作为文科状元,张磊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进了国际金融系。

张磊在校的时候,中国有了股市,中国的精英和老百姓都开始喜欢那个曾经被他们恨之入骨、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泪的“资本”,张磊也投身于模拟股市。

Hillhouse Avenue(高瓴大道)19世纪的照片。在耶魯大大学求学时,張磊经常在这条街道上行走和思考。这条街道也被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称为“全美最美小路”。

离开人大后,张磊去了五矿集团。这段经历对张磊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对矿产资源和它们与资本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感受到了国有企业的高高在上,他了解了企业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让张磊蠢蠢欲动是,虽然五矿是铁饭碗,但要顿顿吃肉,光凭苦干肯定做不到。出国“镀金”或许可以改变自己本来已经不错但还可以更好的命运。

张磊像无数跟他一样不满足现状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在20世纪的黄昏申请去美国留学。

不少美国大学录取了他,但只有曾经录取过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耶鲁大学的商学院给了他一个奖学金。他决定去耶鲁大学杜工商管理硕士。

张磊在耶鲁读书期间正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的时候,从小在火车站附近长大的张磊太知道赶车的重要性,他决定休学回国创业。张磊建立的中国创业网(SinoBit)不久就倒闭了。这一失败让张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生态有了深刻的了解。

张磊返回耶鲁继续深造,并申请去该校的基金办(endowment)投资办公室做实习生。当时面试他的是耶鲁大学基金投资传奇人物戴维·斯文森(David Swenson)。斯文森后来对别人说,张磊基本上是一问三不知,但他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展示了好学和上进的劲头。斯文森决定收他为实习生,并让他了解投资木材和矿产企业回报是不是足够大。因为有在五矿工作的经历,又有斯文森这样的高手的指点,张磊作为实习生的成就可想而知。

耶鲁大学毕业后,张磊没有马上回国,先是去新兴市场管理公司(Emerging Markets Management)任职,之后又通过国内的关系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首任中国代表。

到了2005年,张磊决定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私募基金),名字是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TD,中文叫“高瓴资本集团”,意思是该公司有高屋建瓴的投资本事,而英文Hillhouse其实来自耶鲁大学资金办公室所在的街道,Hillhouse Avenue,可见在耶鲁深造那段时间对张磊的重要性。其次,张磊的公司的第一桶金来自他的实习导师斯文森,高达2,000万美金。

到2021年7月,高瓴资本集团管理的基金为733亿美元(本信息来自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高瓴资本管理的资产在1000亿美金)。

从成立到2017年,高瓴资本是全球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投资最多的私募基金。高瓴资本投资的企业包括腾讯、京东、百度、百丽、Zoom、Peet’s Coffee、滴滴、美团、去哪儿和摩拜单车等。这些公司在市场的卓越成绩彰显了张磊及其团队投资决策的精明和准确。

高瓴资本成立后投资业绩非凡,美国的大学基金和基金会纷纷把自己的钱交给张磊的公司管理,《华尔街日报》在2024年11月29日关于张磊的报道中提到的美国机构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圣母大学、康奈尔大学、大都会歌剧院、福特基金会、德州教师退休系统(The Teacher Retirement System of Texas)和俄克拉荷马州高等教育退休金(the Oklahoma Reg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高瓴资本管理的资金大多来自大学基金、基金会、主权基金、退休金管理公司和家庭基金。张磊在2020年出版的题为《价值》的自传里写到,截至2024年4月,他的公司一共为耶鲁大学的投资带来24亿美元的回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张磊的投资公司业绩惊人,不少美国大学基金将自己10%的资本交给高瓴资本集团管理。

2017年可能是高瓴资本集团最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高瓴资本投资近30起,包含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及新三板,投资的企业超过20多家,其中包括医疗健康、企业服务、消费与零售、Traveloka、摩拜单车、蔚来汽车以及优信集团等明星项目,并以470.66亿元的巨资控股“一代鞋王”百丽。

张磊二次创业极为成功。2012年,张磊决定给耶鲁大学一次捐赠8,888,888美元。2016年,张磊成为耶鲁大学315年历史上第一位亚裔董事。《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说,张磊曾拿出自己耶鲁大学理事的名片对一家电视台的摄制组成员说,有这张名片,在耶鲁大学没有敲不开的门。2017年,张磊又给自己的本科母校捐款3亿,并成立了自己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RUC Gaoli Academy)。

然而,中美关系从2018年起的交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2021年和2022年受到的挤压和中国公司近年来在海外上市难度的增加,高瓴资本集团在中国营造的淘金时代戛然而止。

管理金额超过2千亿美元的德州教师退休系统2022年要求高瓴资本退还其所有在其“中国价值基金”(China Value Fund)里的现金。高瓴资本已经不在耶鲁大学2023年财政年度公布的收入最高的承包机构名单上(2021和2022年高瓴资本都榜上有名)。2022年,高瓴资本的旗舰基金“高瓴对冲基金”损失23%,俄克拉荷马高等教育退休金遂要求高瓴资本退还它在该基金里所有的投资。该基金从2005年设立到2024年的年回报率为21%。

在中美全面竞争的今天,会见风使舵的张磊已经大幅度减少高瓴资本集团的中国元素,公司在中国的雇员人数在逐渐下降,据说张磊本人最近也拿到了新加坡的国籍。高瓴资本集团开始把投资目标转向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北美。该公司最近在香港主办的年会上宣布,它正在募集80亿美金,主要用来投资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公司高管还说,美国大学等基金今后不太会成为高瓴资本集团的客户,他们最近把集资的重点放在了中东和亚洲其他国家。

张磊还年轻,才在52岁,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媒体说他喜欢剧烈而昂贵的体育运动(比如直升机滑雪),有一艘游艇停在香港,最近在日本的滑雪胜地二世谷购买了一个度假村。2018年12月,张磊入选“中國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 2019年12月,张磊又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2024年10月12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了张磊及其他跨国企业家和海外投资人代表。

今年10月12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了张磊及其他跨国企业家和海外投资人代表,但媒体报道中只出现了他的名字。陈吉宁对张磊说,“我们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在深化沟通对接中把企业需求转化为更有针对性、更具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助力全球企业和机构在沪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虽然张磊头上“手到成金”的光环正在失去光彩,但这并不表明他自己的才智、聪慧和决断有了什么的变化。张磊是幸运的弄潮儿,但在海啸之中,他本事再大也无法幸免。张磊和他的公司的起伏其实折射了中美关系这个宏观变局对正常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决策的正确与否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多大的变化。

于是,跟不少人一样,张磊有了第二次“出走”。

这次出走的不是仅仅他本人,还有他的公司和多年来他的公司的成功传递给中国、美国和世界的信息。

CSIS:盟国出口管制对美国和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行业的真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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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的AI中心主任Gregory C. Allen 近日发表了一篇重磅报告,题为《盟国出口管制对美国和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行业的真正影响》(The True Impact of Allied Export Controls on the U.S. and Chines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Industries)。

这篇文章聚焦于中美半导体产业和出口管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10个重要观点。文章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就出口管制的影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在半导体设备制造业中最为激烈。然而,这种争论常常在没有任何现实数据或相关中国历史政策背景的情况下发生。本文旨在通过结合对中国政策文件的分析以及中国、美国、日本和荷兰领先半导体设备公司的新的财务和市场份额的数据,提出了10条重要观点。

1. 中国减少外国半导体设备依赖的目标早于美国的出口管制

中国早在2015年的《制造业重大技术路线图》中就明确提出通过本土化提升半导体行业自给率的目标,例如到2025年实现部分设备30%的本土化生产。早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便启动了半导体领域的“重大专项”。这一政策支持通过税收优惠、土地赠予和巨额投资,助推本土企业(如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发展。因此,中国对半导体产业本土化的追求并非因出口管制而起,而是长期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2. 出口管制与中国的技术进步之间关系很复杂。中国最大的进步来自于没有出口管制的领域。

尽管美国实施了出口管制,但中国在许多不受管制的技术领域取得了更快的进步。例如,中国在光伏设备和电动车产业实现了全球领先地位,部分原因是这些领域技术复杂度较低、市场需求旺盛,而非出口管制的缺失。相较之下,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技术复杂性更高,成为中国进展较慢的主要障碍,而非单纯的管制问题。

3. 出口管制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多样:有帮助也有阻碍

出口管制在不同情况下对中国企业既有促进作用,也造成障碍。例如,在存储芯片制造和智能手机芯片设计领域,美国的出口管制确实对中国形成了阶段性限制。然而,一些外企此前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如设备安装和技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限制。此外,尽管出口管制加强了中国政府和企业推进本土化的决心,但是否能加速实现自给仍受多种因素制约,包括技术复杂性和实施细节。

4. 拜登政府的 2022 年出口管制强化了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于 2019 年开始实施的半导体设备管制政策。

2018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被中国高层视为转折点,加强了推进“科技自立”的决心。例如,长江存储自2019年起实施“去美国化”战略,与本土设备制造商建立合作。尽管当时的出口管制尚未直接影响长江存储,但其举措表明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已转化为具体行动。2019年,特朗普政府首次采取针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例如成功说服荷兰政府取消向中国中芯国际(SMIC)出口EUV光刻设备的许可。到2020年,SMIC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禁止其购买用于先进技术节点(10纳米及以下)生产的美国设备。

2022年,拜登政府大幅扩展出口管制,不仅加强了针对特定实体和用途的限制,还首次采用了适用于中国全境的广泛管控。此外,拜登政府推动日本和荷兰加入出口管制合作,尽管政策并未完全同步,但有助于阻止中国通过这些国家获得关键设备。

5. 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公司起步规模很小,但发展迅速。然而,这种快速增长发生在出口管制之前和之后,并且发生在中国设备需求大幅增长时期。

尽管起步规模小且技术水平落后,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在过去15年中实现了快速 增长。数据显示,到2023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的份额仅为3.2%,而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为9.6%至15%之间。然而,这些设备大多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的传统节点,与全球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这一增长不仅发生在出口管制政策实施后,也得益于中国设备需求的整体增长。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支持(包括子组件供应和技术咨询)、国家大规模补贴以及网络间谍活动中获得了重要资源。

6. 中国半导体企业的研发支出爆发式增长,但增速自2021年以来有所下降。

自2015年“中国制造2025”政策启动以来,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研发支出迅速增加。尽管2021年后增长率有所放缓,但绝对金额依然很高。数据显示,研发支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不仅出现在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后,也存在于管制前。这表明中国对研发的高投入并非单纯由管制引发,而是长期战略规划的结果。

出口管制可能增强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发展本土设备行业的紧迫感,但在2018-2020年期间,中国企业依然能够获得来自国外的关键支持,包括技术和组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口管制对技术发展的阻碍。2022年及之后的管制政策虽然提高了对外国技术帮助的限制,但中国设备企业的研发能力已经接近其吸收投资的上限。

7. 2016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和国际领先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在实施日益严格的出口管制后,继续展现出强劲的中国收入增长。

2016年至2024年间,尽管美国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日益严格,但主要美国及国际半导体设备公司在中国的收入仍持续增长。这些公司包括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科林研发公司和KLA公司,以及荷兰的ASML、日本的东京电子公司和Advantest公司。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在中国的收入增长速度普遍超过了在其他地区的表现。这种增长主要源于中国企业为了应对未来可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提前采购了大量设备,类似于华为此前囤积芯片的策略。然而,这种需求的“提前释放”导致部分设备尚未投入使用,未来中国对设备的采购需求可能会暂时下降。

8. 出口管制在技术上(降低了中国需求的技术复杂性)和地理上(将更多需求转移到中国境外)改变了设备需求的构成,但可能没有改变总体需求轨迹。

出口管制还影响了设备需求的技术构成和地域分布。美国的政策并未完全禁止对中国的设备出口,但严格限制了先进技术的销售,同时允许出售较旧技术的设备。结果,中国企业的重点从追赶先进制程转向提升本地化能力和在传统制程领域的全球竞争力。这种政策也推动了设备需求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如美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然而,部分公司仍在利用未受管控的设备支持中国先进制程发展。

9. 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的增加与美国设备公司同时采取并可能导致美国设备公司确保向中国销售的产品不会从美国发货和/或在美国境外制造。

出口管制还促使美国设备公司调整生产和销售策略。为规避限制,一些美国公司加大了在海外的制造和出口,例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扩展生产设施。这种转变导致美国出口和销售数据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也对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岗位造成了一定影响。此外,中国客户还要求供应商从供应链中移除美国公民,并确保设备从非美国地区发货,这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去美国化趋势。

10. 美国或盟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放弃半导体设备去美国化和脱钩的努力。然而,美国可以采取措施使这些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并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竞争中获取更多战略利益。

尽管出口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技术进步,但并未改变中国政府和企业去美国化和实现自主化的战略目标。中国长期以来通过资金支持、技术盗窃和逆向工程等方式追求半导体设备技术的本土化。即使美国取消管制,中国仍会继续投资发展自主技术。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应更多关注如何增加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和复杂性,而非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

珀杜:中国的新战争

本文“China’s new war: America’s freedom depends on confronting the threat”是戴维·珀杜2024年9月6日发表在美国保守报纸《Washington Examiner》的时评。有人说,这可能是珀杜给特朗普的投名状,虽然那个时候特朗普还在竞选美国总统。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oday than at any time in my lifetime. America is at war — not a hot war like World War II or a cold war like the one with the Soviet Union but a New War that includes so much more than historical kinetic warfare or cold war rhetoric. This New War is existential and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free world will, in fact, remain free. It could very well be won without a shot ever being fired.

As a member of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fighting this New War.   

The PRC wants to become the global hegemon by 2049, its centenary, and displace the U.S.-led world order that has existed since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of 1944. 

As chairman of the seapower subcommittee, I participated in U.S. Navy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et with PRC leaders such as President Li Keqiang, Vice Premier Liu He, and many other top CCP officials, includ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eadership. I also traveled extensively in the region, meeting with other leaders in Japan, India,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and hearing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 CCP.

Through all my activity in China and the region, one thing became painfully clear: The CCP firmly believes its rightful destiny is to reclaim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as the hegemon of the world order — and convert the world to Marxism.

The CCP was formed in 1921, and the PRC came into being in 1949 after its civil war. It is still trying to avenge its “Century of Humiliation” that it believes was caused by “Western imperialists” who succeeded in the Opium Wars.

Mao Zedong established Marxism and ruled until his death in 1976 with disastrous results. His “Great Leap Forward” with its famine and his “Cultural Revolution” caused the deaths of between 30 million and 45 million Chinese. The evidence that Marxism is a failed ideology is also overwhelming in places such as the Soviet Union, Cuba, Venezuela, Iran, and North Korea.

Winston Churchill once said, “The problem with capitalism is that it is the imperfect allocation of prosperity. The problem with socialism is that it is the perfect allocation of misery.” A friend of mine in Moscow, when asked about life there, said, “We’re all equally poor.” Enough said!

Today, Xi Jinping i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P, the chairman of the PRC,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 for life. This is unprecedented and makes him a modern-day emperor.

He has reinforced China’s neo-Marxism that combines traditional principles with modern market-driven strateg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emphasized, and the economy is clearly state-controlled. The paradox is that wealth generation and private enterprise within socialist principles are allowed, but this has fostered widespread corruption and dramatic income dispar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wealth generation and socialist egalitarianism continues to be a challenge for this model.   

In Xi’s own words, the PRC is firmly committed to Marxism and to becoming the leader of a new world order. 

In 2018, on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Karl Marx’s birth, Xi declared, “Marxism is the ultimate guiding thought of our party and our state. It is a powerful thought weapon for … CHANGING THE WORLD. We will unceasingly spread modern Chinese Marxism.” He speaks often about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He equates this slogan to a beautiful collectivized world that is not far off.

Ian Easton, in his book The Final Struggle, quotes Xi’s textbook, The Fundamentals of Xi Jinping Thought: “The global economy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 and China’s mission will mean the destruction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In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Michael Pillsbury outlines China’s long-term strategy to displac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power. He war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target of a deliberate and systematic plan by China to weaken and ultimately surpass us.”

Our fight is not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but with the CCP. Only 6% of the population are members of the CCP. How do the other 94% feel about living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Well, in 1989, at Tiananmen Square, they let the world know exactly how they felt: They wanted freedom!   

Today, with China’s social credit score system, millions of public cameras, and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nother Tiananmen seems unlikely. Who would have believed a few years ago that one of the wealthiest entrepreneurs in the world, who started Alibaba, would go missing mysteriously for three months after displeasing the CCP? This is the future the CCP pla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1978, Deng Xiaoping said,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and he unleashed a generation of state-supported entrepreneurs who with Western capital, stolen technology, cheap and slave labor, unfettered market access in the West, state dumping subsidies, safe shipping lanes (thanks to the U.S. Navy), and many other artificial benefits created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the U.S. and its allies got it wrong. Until then-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ood up to China on trade, the U.S. had pursued a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llowing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iving it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giving it total access to our consumer markets, providing capital, and turning a blind eye to much of its bad behavior. The hope was that as China grew, it would liberalize and join other countries to pursue peace and prosperity. It is now clear, however, what its true intentions have been all along: It wants to be the new hegemon, and it has to destroy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to achieve that.

While China’s intentions are clear, its methods are less clear since this New War encompasses every facet of human endeavor. Sun Tzu: “The whole secret lies in confusing the enemy so that he cannot fathom our real intent.”

In War Without Rules, retired U.S. Air Force Brig. Gen. Robert Spalding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book Unrestricted Warfare, written by two PLA colonels in 1998. These colonels laid out a detailed strategy that the CCP is executing today. In this strategy, China’s effort to become the new hegemon includes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not just military conflict. This is the New War China has been executing for the past 25 years. “The supreme art of war is to subdue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according to Sun Tzu.

This means that in this New War, every part of Chinese life, military and civilian, is aligned with this CCP goal. Understanding this, one can see this strategy come to life in all of China’s action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China has moved from being a growing economic competitor to becoming a very aggressive adversary.  The U.S. poured billions into its economy, educat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ts students, ignored most of its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only just now is awakening to the fact that it really does want to do us harm. Imagine, in 1939, having our supply chain dominated by the Axis powers.

Made in China 2025, published in 2015, told the world exactly what China was going to do. In Chinese cultu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Sun Tzu and Confucius, the Chinese never disclose their plans unless and until they believe the adversary has neither the ability nor the will to stop them.  

Having lived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Europe, and having worked in Asia for much of my business career, I witnessed how uncontrolled globalization became a tool for China in this New War.  The West treated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and China devastated entir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Two strategic industries have been especially affected. This year, China will build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commercial ships, while the U.S. will build less than 1%. According to 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China’s shipbuilding capacity is now 200 times that of the U.S.  

Except for one mining and processing company, all U.S. rare earth element processing has moved overseas, to China primarily. That’s right: We mine it here, ship it to China, they process it, ship it back — and we put it into our most classified advanced weaponry. Huh? Oh, and we don’t even have a strategic reserve of rare earth elements.

The irony of ironies: The Bible I was given by the Senate when I was sworn in, you got it printed in China — a country where your social credit score would be destroyed if you owned it.

Toda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kes it obvious China is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to dominate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As part of this strategy, the PRC has been making proprietary loans in port developments in strategic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has already foreclosed on three of these in Sri Lanka, Pakistan, and Cambodia and is building military naval bases there to add to its port at Djibouti. China has also made dozens of these port loans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ncluding Panama. So much for the Monroe Doctrine!

After Xi promised the world China would not militarize its reclam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went all out to build military bases there. On one FONOP, I flew in a Navy jet directly over Fiery Cross Reef, the large military base built on reclaimed land, and saw missile silos open as we flew directly overhead at 1,000 feet. We saw dozens of PLAN ships and supply ships at Mischief Reef, and most dramatically, we saw PLAN coast guard ships some 1,000 kilomete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emphasizing its desire to call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 of China.

As damaging as China’s cyber warfare has been already, it is intensifying at an alarming rate. FBI Director Christopher Wray said recently, “The PRC’s targeting of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s both broad and unrelenting. It’s using the immense size of its hacking effort to give itself the ability to 

to physically wreak havoc on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t a time of its choosing.” 

We again saw China’s true color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hen the virus was discovered in Wuhan, it denied it came from its lab and blocke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fforts to investigate. Most telling, though, was when it blocked any domestic travel but for weeks allowed travel out of Wuhan to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and the virus was expo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n, it threatened to halt shipments of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nd pharmaceuticals to the U.S. because it was asking too many questions.

China continues to laugh at U.S. attempts to partner with it on climate change. In 2023, China built 95% of the world’s new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polluter.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is, of course, abysmal, but what it is doing in southwestern China is unconscionable. More than a million Uyghurs are being hel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The CCP has infiltrated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and media to affect the way Americans think and behave dramatically. Movie studios must oblige CCP censors if they hope to distribute any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CCP has also used U.S. social media to indoctrinate generations of Americans with its propaganda.

The CCP is also complicit in the illegal smuggling of fentanyl into the U.S. through Mexico. Fentanyl deaths have exploded in the U.S. increasing from 5,000 in 2014 to more than 70,000 in 2022. More young people died in America in one year from fentanyl than died in 20 years in the Vietnam War.  Fentanyl is definitely a CCP weapon in this New War.

The CCP has been rapidly buil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as well, particularly its nuclear, cyber, and naval strength. It now boasts a bigger navy with longer-range missiles than the U.S., and it has a huge naval militia.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it is building a naval fleet and military ports to project power around the world, not just protect its home waters.  

China has integrated its business and military efforts in this New War. Chinese smart cranes operate in most U.S. ports. A Chinese company operates Australian prisons. China operates ports at both ends of the Panama Canal as well as in Mexico. China controls the Philippines’s power grid. A Chinese company owns the largest U.S. pork producer. These are by no means exhaustive but are simple examples of how China is perpetrating its New War.

To protect ourselves, Americans first have to realize the CCP actually is at war with us.

The combined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of democratic capitalist countries is multiple times greater tha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To defend freedom, these free countries need to unite and create an allied front, not unlike World War II. Yes, this is that serious, and time has run o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U.S. can do immediately is mobilize its allies and reassure them of its friendship and commitment to mutual survival. “America First” never meant “America Alone.” The free world must act now and not get distracted by events elsewhere.

With its allies, the U.S. needs to thwart China’s efforts to dominate the United Nations, WTO, and WHO. It also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Qua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The U.S. will have to deal with its debt crisis. This will be difficult since only a third of its total annual expenditures are discretionary. Two-thirds are mandatory and includ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Its annual budget shortfall is greater than all 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

The U.S. should demand total trade reciprocity, and China should float its currency. Decoupling U.S. supply chains from China, particularly for strategic items, should be a top priority. Having China build our commercial ships and process our rare earth elements is unacceptable. 

This will be painful, but China is using our consumer dollars against us. We have to jump-start domestic manufacturing and accelerate workforce development.  

Talent is a key weapon in this New War. The U.S. should limit the CCP’s unfettered access to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and recruit talent from nonauthoritarian countries. Too many Chinese hackers were educated on scholarship in our best universities. Our borders need to be secured, and we need to implement a merit-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like those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To compete, more U.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must be produced. The U.S. graduates about 70,000 engineers each year, while India produces 350,000 and China 600,000. 

America’s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research needs to increase dramatically to remain dominant in key area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and chip development.

U.S. energy independence should be reestablished by reopening ANWR and the Keystone Pipeline.  Energy is one of our most potent weapons geopolitically. We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s it commits the U.S. to fund it primarily while giving China a free pass.

Maybe our best weapon in this New War is ou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ength. The dollar i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and U.S. sanctions actually work. China needs acces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united free countries should restrict capital flows into China and stop investments that benefit China’s New War effort. China’s compliance with WTO rules and Western banking transparency rules should be a prerequisite to doing business with any free country.  

All levers should be pulled to get China to stop all illegal fentanyl manufacturing and shipment. In a totalitarian state, the Chinese could absolutely stop this immediately if they wanted. Imagine what we would do if China were killing 70,000 Americans each year with cruise missiles!

Future U.S. military spending must be focused on this new nature of conflict in which every area of our lives is involved. China has integrated its civilian and military endeavors to fight this New War, and the U.S. will have to do similarly. A new global strategy concerning how the U.S. deploys its military assets needs to be instituted. 

New technology needs to be developed with this New War in mind. We may be in a world now where a $50,000 missile could take out a $20 billion carrier. We also have to guard against overspending and falling into the Reagan/Soviet trap.

With its allies, the U.S. needs to continue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put pressure on China from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ina’s continued malfeasance concerning pollution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Continuing to focus on cheap polluting energy helps China put more capital into its New War effort.  

Free countries should coordinate a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effort to combat CCP propaganda. With today’s technology, we can get truth to the people inside the PRC and educate the world about China’s true intentions and increasing malfeasance.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to decide what they will do to protect democracy in Taiwan. Our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needs to be addressed with allies and clarified. Going the way of Hong Kong, where China lied abou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now extradites residents to mainland China at will, should be unacceptable.

It’s incredible that in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in June, not one question about China was asked — not one question about the most serious existential threat America has faced since 1789.  

Ronald Reagan reminded us that freedom is not free. He said, “Freedom is never more than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It must be fought for, protected, and passed on.”

Americans have to decide if we are going to fight for our freedom or not. If we are, then we have to buckle our chinstraps and get to work. Time has indeed run out.

To be successful in this New War, both political parties will have to align on this issue to achieve a strategic approach and avoid changing directions every four years. This cannot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It is a survival issue.

Americans are sometimes slow to recognize they are in a crisis, but once they do, they are the absolute best at dealing with one. Americans simply must do what will be required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ir way of life and win this New War. Every prior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would expect nothing less.

David Perdue served as a senator from Georgia from 2015 to 2021. He was a member of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中美印象简报:美媒如何报道特朗普启动关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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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5期

本期简报,我们分享美国几家主要媒体媒体如何报道特朗普最新一波加征关税的新闻。

11月2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Truth Social)账号上发文说,上任首日他就会发布行政命令,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此外,他还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

特朗普在自己的贴子里说,“在毒品,特别是芬太尼,以及所有非法移民停止入侵我国之前,这项关税将一直有效。”他还说,中国政府没有兑现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的承诺,也没有把那些贩毒的罪犯处以死刑。

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没有人会赢得贸易战或关税战”。声明还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去年在旧金山会晤后中国政府已采取步骤打击贩毒活动,“中方已向美方通报了与美国有关的禁毒执法行动取得的进展。”

据悉,2023年,来自这三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价值为1.3万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对美出口额为4,750亿;加拿大对美出口额为4,180亿;中国对美出口额为4,270亿。2022年,美国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产品总额分别为4,930亿、4,810亿和5,620亿。

2017年上任后,特朗普对一系列国家征收钢铝关税。他用加征关税的方法作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筹码。特朗普还在2018年对中国征收了高额关税,然后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继续提高关税,直到2020年1月与北京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内,总共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拜登在继任总统后,保留了大部分的对华关税。

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内,经常谈到希望通过关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迫使制造业回流,在美国本土创造工作机会。这一次,他对关税似乎又寄予了其他“希望”:希望迫使中国严厉打击制造芬太尼化学材料的生产;希望加拿大和墨西哥管控进入美国的毒品;希望墨西哥政府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对于特朗普发出的这波最新关税威胁,我们汇集了几个主要美国媒体对此的报道。

NBC如果特朗普的关税生效,消费者可能会感受到价格痛苦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The Budget Lab)的估算显示,假设美国出口品面临报复性关税,基于2023年的收入水平,特朗普提议的关税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平均失去高达1200美元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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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特朗普坚称关税成本由其他国家承担,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成本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在当前物价上涨仍是主要关切的情况下,可能受关税影响的商品往往是消费者日常接触的必需品。

一些企业警告称,进口依赖度较高的经济领域可能受到严重打击。例如,美国电子产品最大进口来源国是中国,百思买(Best Buy)首席执行官科里·巴里表示,关税增加的成本“将由消费者分担”。

……

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上周在发给NBC新闻的声明中警告,关税将影响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美国人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家庭经济压力加剧,”声明写道,“所有可信、非党派的研究都证明一点: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会让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无论是非必需品还是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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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媒体和支持者对关税的经济担忧多持轻视态度,认为这是特朗普施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策略。例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凯莉·麦克纳尼称,关税威胁是“高明的谈判开局”。

不过,一些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可能并不打算实际实施关税。例如,媒体大亨史蒂夫·福布斯指出,关税是为了推动墨西哥解决边境问题,而非最终目的。

达特茅斯学院贸易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表示,特朗普倾向于将关税视为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万能手段,这使得评估其有效性变得复杂。

欧文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目标混杂,很难明确其具体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带回就业,还是为了惩罚墨西哥和加拿大未能管控毒品和移民?衡量成功与否需要首先明确目标。”

纽约时报:关税威胁凸显特朗普颠覆全球贸易决心

候任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破坏性关税,此举最终可能成为他开出的一个赌局,意在利用美国市场的力量,说服其他国家阻止毒品和移民流入美国边境。

但是,即使威胁对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经济体征收巨额关税是一种谈判策略,这同时也将是一个会给现实世界造成直接后果的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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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威胁可能是为了让投资者和经济学家闭嘴,他们最近质疑候任总统是否会实施他在竞选期间承诺的高额关税。在大选前夕,特朗普承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对所有其他进口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减缓全球经济增长。

无论特朗普的威胁最终显示了他作为交易撮合者的能力,抑或只在制造混乱,这些威胁都在提醒人们:候任总统急于颠覆全球关系,试图为美国争取利益。这包括有可能推翻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努力与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定,此前他用惩罚性关税迫使这些国家做出让步。

其中一项协定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该贸易协定取代并更新了之前已有30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称后者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

…….

这些威胁预示着可能又会出现四年的贸易动荡,这与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搅乱国家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情形如出一辙。长期以来,候任总统一直将关税视为一种强大的筹码——有了关税,再加上他那不可预测的风格,会促使其他国家迅速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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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可能会对围绕北美一体化市场组织起来的许多行业造成重大损害。自30多年前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汽车、纺织品、休闲食品和其他产品的制造商已经建立了蜿蜒与三国之间的供应链,从原材料来到最终消费者。

代表美国纺织品制造商的全国纺织组织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金·格拉斯表示,她所在的行业欢迎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加征关税,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可能会损害美国制造业。

她说,根据目前的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工厂组成了一个联合生产链。美国纺织业将53%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工厂,在那里它们被加工成成品,然后再运回美国。

她说:“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供应链,维系着美国纺织品制造商、我们的地区贸易伙伴及其劳动力的生计。”她还说,这种安排“直接与中国和亚洲竞争”。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代表着加拿大和美国金属制造商和其他行业,其主席戴维·麦考尔在声明中表示,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将“极大地伤害我们两国的工人”,因为两国的经济高度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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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分析师周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他们仍预计墨西哥和加拿大更有可能避免全面的关税。然而,他们估计,如果征收关税,将使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提高8.6个百分点,并将央行密切关注的核心通胀指数推高0.9%。

美联社:特朗普最新的关税计划针对多个国家。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关税作为政府创收的手段效率低下,并对特朗普最新提议的关税表示特别担忧。

高频经济公司(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卡尔·B·温伯格和鲁比拉·法鲁基在周二表示,能源、汽车和食品供应将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

“在没有准备好替代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情况下,对流入美国的贸易实施关税,将立刻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温伯格和法鲁基写道,“由于许多商品是消费品,家庭将因此变得更贫困。”

高频经济公司认为,这些关税威胁并非为了支持新的贸易政策,而是用来推动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之间在边境及进口问题上的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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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逐渐退出二战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降低关税的角色。这一变化主要是对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回应,原因通常归因于不受限制的贸易以及中国愈发强势的经济活动。

关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
关税通常以买家支付给外国卖家的商品价格的一定百分比计算。在美国,关税由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工作人员在全国328个入境口岸征收。

关税税率从乘用车(2.5%)到高尔夫鞋(6%)不等。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可能享受更低的税率。例如,根据特朗普时期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大部分商品可以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免关税流动。

关税成本由谁承担存在误解

特朗普声称关税是由外国支付的,但事实上,关税是由美国进口商支付的,这笔钱进入美国财政部。这些公司通常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将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最终是关税的买单者。

尽管如此,关税可能对外国经济造成打击,使其商品变得更昂贵、更难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复旦大学经济学家周扬的一项研究显示,特朗普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对美国经济打击的三倍以上。

关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工业

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关税可以保护本土制造业。它们也可能用于惩罚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补贴出口商或以不公平低价倾销商品。

在1913年联邦所得税确立之前,关税是美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据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研究,从1790年到1860年,关税占联邦收入的90%。然而,随着二战后全球贸易的增长,关税的作用逐渐减弱。

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财年,美国政府预计通过关税收取814亿美元,与2.5万亿美元的个人所得税和1.7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及医疗税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关税的实际影响

特朗普主张对农产品进口征收关税以帮助美国农民,降低食品价格。然而,事实是,农产品关税几乎肯定会减少消费者选择,削弱竞争,从而推高食品价格。

关税还可作为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工具,与贸易问题不一定直接相关。例如,2019年,特朗普威胁对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以迫使墨西哥打击经其领土前往美国的大量中美洲移民。

特朗普甚至认为关税可用于防止战争。在2023年8月的一场集会上,他表示,只需一个电话,就能通过征收100%的关税威胁阻止他国挑起战争。

经济学家对关税的看法:得不偿失

关税提高了依赖进口的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也可能引发报复。例如,欧盟对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进行反击,对美国商品如波本威士忌和哈雷摩托车征收关税。同样,中国对美国产品如大豆和猪肉加征关税,试图打击特朗普在农业州的支持者。

麻省理工学院、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联合研究发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未能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就业。研究显示,这些关税“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美国本应受保护领域的就业机会。

例如,尽管2018年对进口钢材征税,美国钢厂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仍维持在约14万,而相比之下,仅沃尔玛在美国就雇佣了160万人。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农业领域。尽管特朗普通过数十亿美元的补贴部分弥补了农民的损失,但他的关税政策还损害了依赖进口的企业。

虽然特朗普的贸易战在政策上表现平平,但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研究发现,在那些受进口关税影响最大的地区,如工业化中西部和制造业集中的南部州,对特朗普和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度有所上升。

《中美印象》简报本期推送文章

斯韧:特朗普关税战打响“第一枪” – 中美印象

目前距就职典礼还有50多天,特朗普这么早就出牌或许是为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特朗普最讲究经商的“交易艺术”(art of deal),这也许是他经营政治逼三国领导人就范的第一轮攻势。

特朗普再度上任必须要烧几把火,在“俄乌24小时停战”这把火烧不起来的时候,关税这把火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甘思德:适得其反?美国对华科技限制政策的影响与挑战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上述技术制裁同时也限制了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出口管制减少了美国企业的收入和研发投入,学术交流的限制则削弱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全球竞争力。此外,高关税政策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拖慢了能源转型的进程。

汤名晖:“川马体制”下的美国对外政策与美中关系

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在太空竞赛的激烈竞争,最后是由阿波罗计划成功登月,帮助美国人建立冷战时期的自信,最终使得苏联解体。如今的「川马体制」及有可能采用马斯克创建的体系进行大国竞争,这也较合理的说明为何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战,并且避免与中俄发生军事冲突,因为美国可采取更符合资本主义效益的方式投入资源与中国竞争。「川马体制」下的美中全面竞争,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场域,而是在整体文明进程的竞赛,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即使不是交棒给马斯克,仍将持续受到他的影响。

滕绍骏:世界气候领导的不确定性:美国站在十字路口

国内政治是美国气候领导力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政府更替之间的反复无常凸显了气候行动需要两党支持的重要性。建立超越党派界限的持久政策对于确保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可靠性至关重要。

气候危机不是党派问题,而是全球问题。两党必须认识到,投资可再生能源、加强基础设施和减少排放不仅是环境的迫切需求,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机会。

裴敏欣:马斯克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早就试过革自己政府的命,后果是一场悲剧

本文由彭博社首发,转自2024年11月28日的加美财经网站。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著有《哨兵国家:中国独裁统治的监视与生存》,他在彭博的专栏文章中说,特朗普和盟友如马斯克,乐于将自己塑造为革政府命的人。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试图摧毁他们认为是受宠、不高效且与其议程相对立的“深层政府”的领导者。

60年前,中国曾进行过一场类似的极端试验,结果可谓灾难性的。独裁者毛泽东将政府中的官僚,视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天堂的障碍。他怀疑这些官僚对他不忠,并担心他们会破坏他持续革命的激进议程。

他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的行政机构发动一场凶猛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演变为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动员红卫兵作为运动的开端。这些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攻击政府办公室,对共产党官员进行羞辱性的“批斗会”和残酷的折磨。

许多人没有活下来。负责煤炭行业的官员在拘留期间去世。一名安全部副部长自杀。

暴力升级到如此地步,时任总理周恩来不得不将官员安置在北京中南海领导人住所内的安全区域进行保护。

然而,这种保护并未持续太久。

随着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占领了多个部委。周恩来只能依靠少数由毛泽东特赦的高级领导人来维持政府运作。

大多数躲避到中南海的官员被免职;有些被投入监狱。

铁道部、文化部和冶金部部长被监禁多年。时任商业部长姚依林则自认为幸运,在经过两年的审查后,他和他的团队被派往农场,学习收花生和修剪梨树。

1990年代因推动艰难经济改革而广受赞誉的强硬总理朱镕基,当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名工程师。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盛行的年代,他的技术专长显然无人问津。他在湖北省的一处国营农场度过了五年,期间种庄稼、养牲畜,并在公共厨房做饭。

真正的担心,当然并不是特朗普和马斯克会试图像毛一样将联邦雇员流放到爱荷华的玉米地里。教训在于,极度的傲慢、对专家的深度怀疑,以及对意识形态对手的偏执,只会导致更低下的效率,甚至带来混乱。

在毛泽东的中国,占据权力的造反派既没有技术专长,也缺乏管理大型复杂组织的行政经验,这一点与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选有些类似,比如潜在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赛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图尔茜·加巴德。

因此,竞争对手之间更多的是互相争斗而非治理。他们的下属则专注于迫害前任官员和滥用新获得的权力以谋取私利,而对政策或日常行政工作毫无兴趣。

由于专注于内部敌人,政府变成了一场荒诞剧,由无知的狂热者操控全局。

毫不意外,中国经济崩溃了,仅1967年工业产量就下降了14.7%。大学关闭,科技研究停滞不前,因为教授们被派往农村“净化”政治思想。

即使到1975年国务院及其部委重新组建后,毛泽东仍继续提拔没有资质但具有意识形态狂热的追随者担任高级职位,直至1976年他去世。

一位半文盲的农民因狂热支持毛泽东荒谬的农村政策而闻名,被任命负责农业。另一位37岁的“劳动模范”被委以监管纺织业的重任。

至于文化部长的职位,毛泽东选择了一名因协助他的夫人制作“现代革命京剧”而出名的激进分子。

不用说,政府并没有因此变得更高效。

长达十年的内部清洗给官僚机构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那些在乡村待了多年的技术官僚,对各自领域的最新进展严重脱节。培训项目和按能力晋升机制的中断,造成了巨大的人才缺口。

据中共组织部统计,1980年仅有10%的行政职位官员具备胜任工作的必要技术培训。

完全修复这些损害又花了十年时间。直到1990年代,中国才建立起以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为主的行政体系,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当今行政体系的一大特点。

中国能够恢复到这样的水平,对肩负全球领导责任的美国而言,可能算不上安慰。美国或许能够勉强挺过特朗普和马斯克似乎设想的那种强制式“革命”。但是否能承受浪费数年的代价去进行这样愚蠢的试验,则是另一个问题。

琵琶演奏家吴蛮:音乐架起的文化交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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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吴蛮与来自伊朗和印度的丝绸之路乐团的音乐家在一起。

编者按:三十多年前,来自西子湖畔的吴蛮,带着一把琵琶开始了闯荡美国和世界音乐舞台的历程。多年后,她七次获得美国格莱美唱片“最佳演奏”和“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提名,2023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传统艺术领域的最高奖项——国家传统艺术遗产奖的终身荣誉。她受总统之邀在白宫演出;在美国的艺术殿堂肯尼迪艺术中心、卡耐基音乐厅演奏、她作为特别邀请的音乐家跟随享誉世界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当年就想闯世界的吴蛮,就用一把小小的琵琶在美国闯下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

时常称自己为中美之间“文化桥梁”的吴蛮如何看待眼下紧张的中美关系?两国音乐交流领域有没有感受到这股冷飕飕的“寒意”?她如何用手中的琵琶,开展人文交流、增进了解和信任?对于处于夹缝中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年轻学子,她对他们有什么话说呢?《中美印象》就这些问题近日对音乐家吴蛮进行了专访,希望探究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之下,包括音乐交流在内的人文交流如何增强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琵琶这个乐器吗?您最喜欢她的哪个特点?

吴蛮:琵琶是世界弹拨乐器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在全世界都有。这类乐器的弦,都是用手指弹拨的,像吉他,美国的班卓琴,中东的乌德琴,都塔尔,都是一个种类的乐器。但是,这类乐器都是来自一个根源的。因此,介绍琵琶的时候,也不能说她是纯正的中国血统。其实,我觉得乐器没有一个纯正的血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流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又经过各自不同的演变。

 琵琶最初是从波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它当时是波斯的一种古老的弹拨乐器,叫巴尔巴特琴。在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之后,它就变成中国尤其是汉人的一件传统乐器了。因此,从琵琶最早传到中原地带,差不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我们从敦煌壁画等很多文献中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琵琶还是横着抱着的。 

我最喜欢琵琶的地方是她很丰富:即可以特别温柔,能够体现江南地区比较文静的文化;也能描述战争、模仿各种打击乐器特别粗犷的一面。前者的代表作品如《春江花月夜》,而《十面埋伏》就是后者的代表作品。因此,在我看来,琵琶的语言形式多样,即可以温柔也可以很强悍,是一个骨子里很硬的一件乐器。在我的眼里,琵琶是一件非常人性化的乐器,她不是一个物件,是有灵性的。我非常喜欢这个特点。

您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琵琶,这么多年,琵琶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吴蛮:琵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毕竟我从小就跟她有这样的缘分。对我来说,她给予我人生的价值。琵琶是一件很有历史的乐器,是一件古乐器,她能够流传到今天,本身就说明她的价值。我能够有这个缘分,握着琵琶走世界,传承这件乐器,这对我来说,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让我活的有意义。要不然,我也做不了科学家。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这件乐器,实现我人生的价值。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能。老天爷给我琵琶这个“饭碗”,给我这个天赋,对我来说,是有爱又有恨的一个复杂关系。

和琵琶恨的关系体现在哪里呢?

吴蛮:恨她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辛苦。其实做音乐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很快乐。一旦你把音乐作为事业,你得要把你所有的才能和天赋都给予在里面,那就很辛苦。你可以去问所有的音乐家,都会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小就要花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这件乐器中,去学习这门手艺。当你学到一定程度后,你需要用音乐来表达你想说的话,表达你的情绪,来感动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恨琵琶的地方是她带给我的压力。比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去欧洲度假,但我有音乐会要准备,就没有去。我要放弃很多。喝茶、爬山和朋友聊天这样的事情,都是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不过话又说回来,音乐和琵琶带给我的快乐,是一种内心的快乐。尤其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音乐家,那种合作之间所特有的灵敏,是一种独特的快乐。

上图为吴蛮与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的巡演。

您刚才讲了琵琶的历史。虽然她有世界性的一面,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您手里拿的那把琵琶仍旧是一个中国传统乐器。这么多年您在美国演奏的经历中,您发现美国观众对琵琶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吴蛮:乐器一般有几大类。像琵琶这种用手指弹的是弹拨乐器;像小提琴那样拉的是拉弦乐器;像手鼓那样的是打击乐器;还有一类是各种吹弦乐器。这些乐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都能找到对应的乐器。所以,对于美国观众来讲,我在弹琵琶的时候,他们就能找到似曾相识的乐器。

我昨天从德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演出回来。一位观众跟我说,她听出来了曼陀铃、吉他、尤克里里、班卓琴的声音。我告诉她,琵琶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乐器,听众总是可以听到触动他们熟悉的声音。

您是丝绸之路乐团的创始成员和首席音乐家。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作为乐团一位主要的音乐家,在传播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增进理解方面,您有什么体会?乐团现在的工作有没有达到最初创团的目的?

吴蛮:这个乐团是2000年成立的,最初只是一个几年的项目,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乐团,提醒大家东西方的音乐不是孤立的、不是隔阂的,而是不断交流的、是相通的。比如,日本的琵琶叫biwa,但也是中亚传过去的;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很多作曲的灵感都来自民歌,而民歌就是互相流传的,有时候都不知道一首民歌来自哪里;马友友先生说他的大提琴的制作材料很多来自非洲,不只是意大利。再比如琵琶这件乐器,她本身不是中国的,但是流传到了中国之后,变成了一件中国乐器。

所以,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音乐,打破不同国家之间的陌生感,让观众更能了解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乐器。911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很多音乐家都来自中亚国家,这让我们觉得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乐团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音乐上,而是有更重要的意义,需要坚持下去。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音乐比政治更能促进人们之间的了解和互相尊重。音乐是最直接的交流方式,是人类的智慧。我们就是希望通过音乐提醒大家所有的人最初都来源于一颗大树,在这颗大树上有不同的分支,但我们是同源的,我们之间的互通性大于差异性。我最近刚刚带了一个欧洲国家的音乐团,里面有印度的、叙利亚的、突尼斯的、伊朗等国家的音乐家。很多国家我都没有去过,但通过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了解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快乐、很融洽的事情。

现在中美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一个低谷期,关系非常紧张,两国的教育交流也受到了影响。两国的新闻报道中有很多关于各自的负面新闻,您所在的音乐交流领域,感觉到这个恶寒了吗?

吴蛮:好像没有感受到这个寒意。前几年,我和我的经纪公司也确实担心我的事业是否会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因为我演奏的乐器毕竟是一件中国的传统乐器。但现在发现,我的演出比过去还要忙。今年11月初,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为庆祝1973年首次友好访华51周年,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隆重的访华活动。我们先后到北京、成都、海口等地进行了为期二周的巡演。他们邀请我作为中国巡演的特邀独奏家。被邀请到我的母亲国家进行巡演,我感到特别的荣幸。有些地方比如海南我都没有去过。我们给中国的观众呈现了世界一流的西方乐团,一流的西方指挥,但我演奏的是赵季平先生写的琵琶协奏曲。我能够感受到的是费城交响乐团对中国观众的尊重和理解,对中国的友好。我们的演出在中国是场场爆满,每个人都像过节一样,洋溢着快乐和过节的气氛。从民众的反应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冷,我们看到的是热。

上图为吴蛮在德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与当地小学生见面。

在您的演奏生涯中,对于音乐作为一种两国关系交流的桥梁,作为一种人文交流的方式,您是如何切身体验的?能为大家分享一两个例子吗?

吴蛮:我希望我的工作能让中美两国的“文化桥梁”更加地坚固。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流是很重要的。交流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恐惧和敌意。我们两国之间的敌意,我觉得其实是在于不了解对方。在这方面,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很重要。我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讲只有向不同的文化和音乐学习,你才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反之,对方如果也以这种心态来学习我的文化,这对双方就是一个互相了解、建立信任的过程。有了和对方的信任之后,工作起来就容易很多。这些年,我和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音乐家一起共事,感受到的是融洽和信任。国家与国家之间其实也是一个样子。

有时候,音乐会举办方在音乐会季期间,会专门安排特邀音乐家到当地中小学拜访,展开音乐介绍workshop活动。当然有的音乐家不太喜欢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我觉得很有意义,每次都答应这样的音乐教育活动。这次在德州圣安东尼奥演出的时候,主办方同样安排了去学校拜访的活动。我去了一所小学。孩子们都提前做了功课。我到了之后,孩子们就“Wu Man Wu Man”的叫我的名字;我抱着琵琶问他们这件乐器叫什么,他们就大声说“Pipa”;我又问哪里来的,他们大喊“China China”。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快乐。我觉得这种教育活动很有意义,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来和小学生们交流中国音乐。这样的经历他们能记住一辈子。

目前,因为两国关系的不景气,很多年轻的学生都不敢或者不愿意来美国留学了。您有什么要对这些学生说的话吗?

吴蛮:把我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告诉学生,那就是:相信自己,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你就应该坚持自己想要的。人生很短。你如果看到自己的特长,看到自己的才能,你就坚持。我的家乡在西子湖畔,多么美丽。但是,我13岁的时候就只身闯世界,去北京学习。家长放手了,孩子才不会那么脆弱,才能够成长。

在北京毕业之后,我就想闯世界,想去看看离开中国,作为一位独立的音乐家,能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展。我觉得我当时的情况比现在很多孩子的情况要难很多。我学的是琵琶,不像数理化那样有既定的道路,但我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我特别想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坚强、坚定和坚信,就一定可以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人生。

甘思德:适得其反?美国对华科技限制政策的影响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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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小院高墙”是拜登政府提出的战略概念,用于描述其针对关键技术出口的严格限制政策。这一概念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于2022年10月12日提出,是导致中美科技冷战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个特朗普任期内,这一战略是否依旧奏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中国商业和经济高级顾问兼受托人主席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其《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对这一战略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的英文题目为“How America’s War on Chinese Tech Backfired;And Why Trump’s Plans Would Make Things Even Worse”。以下为“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徐宇深对该文的编译。

脱钩背景

在对华全面竞争驱动下,“技术制华”成为美国寻求经济安全的核心策略。

自2018年以来,美国逐步加强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出口管制和市场限制,包括将约850家中国机构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此外,华盛顿还敦促日本和荷兰等盟友加入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同时,随着拜登政府和未来潜在的特朗普政府扩大这些限制,这种“脱钩”趋势进一步向汽车、制药和航空等领域蔓延,试图封锁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阻止中国供应链中使用美国技术。

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开始强化针对具备“军民两用”性质(dual-use) 的关键技术(critical technologies)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的管控,旨在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和技术优势。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出口管制、高关税和投资审查等措施,试图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防范技术泄露。

“小院高墙”政策已产生了多层次影响。

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影响:

“对华技术战”试图通过高强度管控关键技术领域来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然而,随着关键技术领域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呈现出喜忧参半的局面,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后果。(译者评:关键技术领域范围的扩大正是国家安全定义范畴扩大的结果)

美国对半导体行业的出口管制导致中国企业在先进芯片获取和生产设备方面遇到严重困难,降低了自身的产量和产品的性能。西方技术供应商撤出中国市场,迫使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然而,中国半导体制造业依旧落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针对英伟达(Nvidia)芯片的禁运使中国企业无法有效训练模型,使其在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开发方面进程受阻。

对其他行业的扩展性影响:

高关税政策与可能的进口禁令正将中国电动汽车和相关电池制造商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的关税政策,将来可能影响中国商用飞机(如C919)及药品行业,进一步限制其全球化发展。

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

美国的政策加剧了中国对技术自给自足的强调,但过度投资导致供应过剩,削弱了众多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由于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民间企业和家庭消费信心下降,导致投资和消费的减少。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归因于其自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果也是对西方压力的反应。这些措施在抑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合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经济政策走向的民族主义倾向已使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感到警惕。即便相信重回“以市场为中心”的重要性,对职业安全的顾虑依旧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保持沉默。

中美经济与技术轨迹的变化: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上述技术制裁同时也限制了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出口管制减少了美国企业的收入和研发投入,学术交流的限制则削弱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全球竞争力。此外,高关税政策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拖慢了能源转型的进程。

未来展望

中美技术对抗所带来的多重挑战需要更加平衡的应对策略。过度依赖限制措施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美国需在保护经济安全与促进技术创新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制定全球经济规则以及审慎评估政策效果,美国有望实现经济繁荣与安全的双重目标。

黄之瀚将出任国安会二把手(追踪特朗普组阁连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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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之瀚认为,台湾自我防卫以及因应可能突发事件的决心,应该要比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更坚定。 这并非单纯国防预算和政策的问题,可能还涉及文化、政治等更广泛的讨论。台海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人民居安思危意识的深入和强化。

感恩节前,特朗普继续忙于组阁,其中参与权力交接的一名助手因“卖官”被调查,特朗普就此发表声明说,谁进入他的内阁,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之前观察家看好的前特朗普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至今两手空空,但他的助手杰米森·格里尔被提名出任贸易代表。特朗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吉斯·凯洛格被提名为俄乌事务特使。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美籍印度人杰·巴塔查理亚将统领国家卫生研究院。美籍华人黄之瀚将出任国安会首席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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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贸易代表

格里尔(出生日期不详),从杨伯翰大学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到法国几个大学深造,并从佛吉尼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空军服役,退役后在几家律师事务所供职,参与国际贸易诉讼,曾代表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跟中国打官司。2017年至2021年,他一直是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的办公室主任。他对中国的敌视可想而知。格里尔目前是美国著名律所King & Spalding的合伙人。

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

哈塞特(1962年生人),目前特朗普内阁中唯一“官复原职”的人,2017年至2019年他担任同一职务。哈塞特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后从宾州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后担任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级顾问,并曾为小布什和麦凯恩的总统竞选团队提供经济政策咨询。他还长期在美国右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供职。

杰·巴塔查理亚(Jay Bhattacharya),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巴塔查理亚(1968年生人),出生在印度的美国医生和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人口与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巴塔查理亚的所有学位,从学士到经济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均来自斯坦福大学。从斯坦福拿到各种学位后,巴塔查理亚进入兰德公司,后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又返回斯坦福从事卫生经济研究。在疫情期间,他和其他一些专家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各国各级政府的封控、核酸检测、强制戴口罩等抗疫措施,认为群体免疫就可以抵御新冠病毒。这一观点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道德,也不可行”。他是美国反福奇运动(Anthony Stephen Fauci,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急先锋之一。

吉斯·凯洛格(Keith Kellogg),俄乌事务特使

凯洛格(1944年生人,应该是特朗普内阁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官员),退役陆军中将,曾任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在桑塔·卡拉拉读大学时凯洛格成为陆军预备役军官,进入部队后,他又从堪萨斯大学获得国际事务专业的硕士,还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参与外交和高级管理专业的深造。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凯洛格是第82空降师的参谋长。1996年,他被任命为该师师长。凯洛格2003年从陆军退役,又被反聘参加阿富汗政府的重建。2024年6月,凯洛格向特朗普提交了俄乌和平计划,其要点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必须建立在基辅同意与俄罗斯和谈的基础之上,俄乌停战应以实际控制线为基准。特朗普对这个方案表示赞赏。

詹姆士·奥尼尔(Jim O’Neill),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

奥尼尔(出生年月不详),曾在参议院、白宫、教育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供职,后“下海”去硅谷,进入硅谷著名风投人彼德·希尔(Peter Thiel)的团队,后与希尔共同创立希尔学者项目(Thiel Fellowship)。奥尼尔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进修一年。奥尼尔认为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过度官僚化,条条框框太多,遏制了创新,并造成药物和治疗费用的飙升。他主张将市场化机制引入医疗保健和新药研发。作为小肯尼迪的副手,他们会共同把这个部门改革得“人仰马翻”。

美麦特·奥兹(Mehmet Oz),联邦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中心主任

奥兹(1960年生人),土耳其移民后代,外科医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奥兹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从宾州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外科手术。他2003年在美国著名电视节目Oprah Winfrey Show作为嘉宾首次出镜,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医生。2009年,他自己的节目“奥兹医生”在Winfrey和索尼的支持下上线。他在自己的节目里经常兜售治病的江湖之道,受到美国医学界的普遍批评。2022年,他在特朗普的支持下竞选宾州联邦参议员,但败给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费德曼(John Fetterman)。

黄之瀚(Alex Nelson Wong),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席副顾问

黄之瀚(出生年月不详),中国广东移民后代,从宾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哈法大学法学院,并担任该学院法学杂志(the Harvard Law Review)的执行编辑。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黄之瀚先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布朗(Janice Rogers Brown)做助手,之后在一家国际法事务所供职。

从2007年到2009年,黄之瀚在国务院做伊拉克法制建设顾问,为完善伊拉克的司法和反腐制度提供法律咨询。2012年,他是罗姆尼(Mitt Romney)总统竞选团队的外交与法律政策小组的负责人。之后,他进入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的办公室,负责国安、国关和执法事务。2017年12月,他被提名为国务院亚太局负责朝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他还同时是国务院朝鲜问题副特使(deputy special representative)。在这个位置上,黄之瀚参与了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

2018年《台湾旅行法》生效后,黄之瀚去台湾访问,并在驻台美国商会的年夜饭上发表演讲,说“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 美国的政策目标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继续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受胁迫”,“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黄之瀚2021年在出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讨会时表示,孤立的台湾更容易成为中国战略规划者的箭靶。当台湾和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坚强连结,它就不容易受到侵犯。黄之瀚认为,台湾自我防卫以及因应可能突发事件的决心,应该要比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更坚定。 这并非单纯国防预算和政策的问题,可能还涉及文化、政治等更广泛的讨论。黄之瀚的一个论断是,台海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人民居安思危意识的深入和强化。

塞巴斯迪恩·戈卡(Sebastian Gorka),白宫反恐高级顾问

戈卡(1970年生人)跟其他特朗普任命的内阁成员不同,他有三重国籍,是英国人、匈牙利人和美国人。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戈卡曾在白宫工作7个月,现在是几个保守媒体的节目主持人或特约评论员。

戈卡生在英国,父母是流亡的匈牙利人。戈卡1992年到2008年在匈牙利生活,2012年成为美国公民。

戈卡1992年在英国一家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到在罗马的北约防务学院继续深造。1998年,他成为现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助手。2007年,他从布达佩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为被怀疑是英国间谍,戈卡无法在匈牙利政府担任任何要职。戈卡在德国的马歇尔中心和其他机构工作几年后,2008年移民美国,被美国国防大学聘为管理人员,并兼职教授反恐课程。戈卡后来还在乔治城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做兼职教授。在Breitbart新闻网站工作时,他认识了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班农(Steve Bannon)。2016年,戈卡被世界政治研究院(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聘为战略与非常规战争教授。

2017年他随班农进入白宫工作,但因不能通过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而无法参与核心决策。班农离开白宫后,戈卡也只能另谋他职。过去近八年,戈卡除了为一些产品代言,基本都是在保守网络和电视媒体做评论员。专家不仅认为戈卡反伊斯兰教的观点极端和偏执,甚至认为他的博士学位也拿得十分蹊跷。

易富贤: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新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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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4年11月25日由VOA中文网站发布,是对本站发布的快报“特朗普关税战打响‘第一枪’”极好的布充(点击这里阅读该文)。感谢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11月25日表示,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此前特朗普承诺,当选后要向中国商品征60%关税。这些高关税对中国经济将带来什么影响?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广场协议

在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品。但是二战后,由于德国、意大利等国制造业快速崛起,而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制约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48年的31%降至1970年的16%,美国的出口/进口从1961年的137%降至1971年的97%。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暂时遏止了美国制造业的衰退。

但由于美元仍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样就要求增加美元供给,导致美国从世界第一顺差国变成第一逆差国,为全球提供流动性、顺差和市场。

在日本、台湾、韩国商品的冲击下,美国出口/进口跌至1985年的65%,于是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并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弱化美元,使得美国的出口/进口从1986年的62%回升到1991年的86%。

广场协议成果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抵消

中国商品在1980年代开始流入美国。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廉价中国商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美国的出口/进口降至2005年的54%。

1972-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稳定在1770万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分别稳定在24%、13%左右。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制造业工人从2000年的1727万锐减到2010年的1153万。

美国政要非常震惊,2003年小布什总统在演说中表示,2001年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240万制造业工作;他将成立一个新部门,专责振兴制造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颁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法律框架和项目计划。特朗普政府开打美中贸易战,推出“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拜登政府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

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制造业岗位从2011年开始缓慢增加,但是到2023年依然还只有1294万。美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2001年的13%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6%,同期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从25%下降到15%。

2018年贸易战,中国应对失策

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毁了中国的人口、内需和美国等国的制造业,预警将爆发贸易战,预测美国将振兴制造业、设置贸易壁垒(比如关税)、限制高科技出口。我建议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提高居民收入,靠内需驱动经济。但是中国直到2016年才实行二孩政策,至今没有停止计划生育。

与中国政要的迷糊不同,美国很多政要认识到美中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因此在2018年引爆了美中贸易战。中国通过转口贸易、人民币贬值这种小伎俩规避美国的关税。加上新冠疫情和美国的政党轮替,美国的第一轮关税政策之后,美国的出口/进口并未回升,贸易顺差并未减少,制造业也未复兴。

第一轮关税政策是“损中不利美”。中国占美国总逆差的比例从2018年的48%降至2023年的26%,而东盟的占比从11%提高到19%(其中越南从4.5%提高到9.8%),墨西哥的占比从8.9%提高到14.4%。东盟和墨西哥的占比提高很大部分是中国的转口贸易,因此中国的占比其实降幅并不大,中国的经济和就业依然高度依赖来自美国的顺差。

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根源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从而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国际社会占60%左右)。如果中国明智的话,2018年就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已经占GDP的50%了,居民消费占比也会随之提升,在应对美国第二轮关税战上会从容的多。但中国白白浪费了六年时间!

中国如何应对新美中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万斯副总统都曾考虑过象1985年那样,通过弱化美元来振兴制造业。万斯认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对美国消费者的补贴,但却是对美国制造商的征税。

但是现在欧盟、日本、台湾、韩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比美国老了,中国的人口也在快速老化,货币都在贬值,无法升值了。因此,关税成为主要手段。特朗普扬言要对所有逆差国都征收关税,其中中国60%,墨西哥和加拿大25%。候任财政部长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主张通过每日增产300万桶石油、放松管制以实现3%的GDP增长来对冲关税引发的通胀。

要实现制造业崛起,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出口/进口比例,意味着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将减少。2023年美国的逆差,中国占26%,欧盟20%(德国7.8%,爱尔兰6.2%,意大利4.1%),东盟19%(越南9.8%),墨西哥14.4%,日本6.7%,加拿大6.1%,韩国4.8%,台湾4.5%,印度4.1%。

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是需要贸易平衡的。2024年前10个月,中国的总顺差中,美国、欧盟、东盟、印度分别占37%、26%、19%、11%,而他们对美国存在顺差,在美国新关税政策下,他们必然会减少给中国提供顺差。如果中国增加向其他国家出口而规避关税,这些国家由于美国的关税而无法从美国获取顺差来对冲来自中国的逆差,那么会导致债务危机,必然会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台湾对美国存在顺差,对中国大陆存在更大的顺差,关税战导致台湾被夹击。如果大陆减少从台湾的进口,两岸经贸依赖度下降,将增加台海两岸的政治、甚至军事风险。可见,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将重塑世界格局。

如果在关税压力下过度贬值人民币,可能引发资本外流。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实现“利美不损中”?

第一,进行结构性改革。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国际正常水平,可以一举四得:通过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从美国进口;靠增加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壮大中产阶级,从而缩小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分歧;提高家庭的养育能力,有助于提升生育率、避免人口崩溃。

第二,调整进出口格局。中国从中东、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的相关产品,尽量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第三,产业链合作。美国重振制造业,如果从头开始,难度大、成本高,如果与中国在产业链上合作,有助于美国重振制造业,也保留了中国的市场份额,特斯拉就是这种产业合作共赢的例子。第一轮贸易战,产业链撤离中国,但并未转移到美国。如果产业链继续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但这些国家的人均购买力还不如中国,无法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在产业链上也无力帮助美国。

第四,建立战略互信。即便美国提高关税,能将出口/进口提高到80%就很不错了,仍然为世界提供顺差。中国不能有“以牙还牙”的狭隘心态,而应该从“东升西降”的“中国梦”里醒过来,放弃“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企图,在非经济事务、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这种战略互信有助于中国从美国获取较大的顺差份额,也有利于美国降低外交成本(包括类似乌克兰战争、加沙战争这样的成本),便于专心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美中的经贸失衡靠政治来补,这需要领导人有足够的战略眼光。

特朗普关税战打响“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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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讲究经商的“交易艺术”(art of deal),这或许是他经营政治逼三国领导人就范的第一轮攻势。特朗普再度上任必须要烧几把火,在“俄乌24小时停战”这把火烧不起来的时候,关税这把火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周一(11月2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Truth Social)账号上发文说,上任首日他就会发布行政命令,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此外,他还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

特朗普在自己的贴子里说,“在毒品,特别是芬太尼,以及所有非法移民停止入侵我国之前,这项关税将一直有效。”他还说,中国政府没有兑现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的承诺,也没有把那些贩毒的罪犯处以死刑。

周二,墨西哥政府声明,如果特朗普关税生效,墨西哥不会不报复。

加拿大对特朗普的关税声明感到震惊,特鲁多总理已通知各省省长见面并商量对策。渥太华对特朗普指责加拿大也是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始作俑者感到十分困惑。

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没有人会赢得贸易战或关税战”。声明还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去年在旧金山会晤后中国政府已采取步骤打击贩毒活动,“中方已向美方通报了与美国有关的禁毒执法行动取得的进展。”

第二段翻译:我跟中国领导人就大量毒品,特别是芬太尼,流入美国交谈过多次,但均无效果。中国的代表跟我说,他们会对被捕的贩毒分子施加最严酷的惩罚,会处决他们。不幸的是,他们言而无信,毒品从墨西哥涌入美国,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只要毒品不禁,我们会对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商品在已经征收的关税基础上在加征10%。

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是美国前三大进口商品来源国,今年迄至9月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42%。

2023年,来自这三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价值为1.3万亿美元。其中,美墨贸易额高达7,980亿美元,墨西哥对美出口额为4,750亿;美加贸易总额为7,720亿,加拿大对美出口额为4,180亿;美中贸易额为5,750亿,中国对美出口额为4,270亿。2022年,美国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产品总额分别为4,930亿、4,810亿和5,620亿。

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将关税武器化,不仅对盟国进口产品征税,还与中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这次竞选,他多次表示,一旦当选,他将对所有国家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20%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60%。

周一是特朗普当选后第一次对关税问题表态。看来,他的确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目前他宣布对三国加征关税主要与非法移民和贩毒有关,还不是广泛的贸易战。

那些认为特朗普提名贝森特(Scott Bessent)为财政部长会给美国终止自由贸易的言行设置护栏的人将大失所望。

担任特朗普顾问的亿万富翁马斯克步步紧跟,在X上发帖称,拟议加征的关税“将非常有效地”阻止非法移民和贩毒。

特朗普对三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威胁如果落实,美国的人民的日常生活开销自然会直线上升。特朗普如何兑现自己当选后美国人民消费费用会大幅度下降的承诺不得而知。

《纽约时报》周二发文说,北京可以通过对人民币的贬值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特朗普2018年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后北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纽时》的文章指出,将人民币故意贬值不仅会激怒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复苏也有极大的副作用。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经济专家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对记者说,美中贸易摩擦的加剧肯定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汇率到8:1也不是不可能。当然,一切取决与中国政府对特朗普关税的应对。不过,在特朗普宣布对三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开始下滑。路透社报道,周二,离岸人民币下跌约0.3%,至1美元兑7.2730元人民币,为7月3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岸人民币开盘也走低,报1美元兑7.2524元人民币。

目前距就职典礼还有50多天,特朗普这么早就出牌或许是为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特朗普最讲究经商的“交易艺术”(art of deal),这也许是他经营政治逼三国领导人就范的第一轮攻势。

特朗普再度上任必须要烧几把火,在“俄乌24小时停战”这把火烧不起来的时候,关税这把火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