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第二任期内阁人选的宣布标志着美中关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以卢比奥和马斯克为例，每位关键人物的人事安排都将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应吸取过往教训，回归理性与务实的外交策略，避免情绪化反应。同时，中国还应积极拓展沟通渠道，寻求与美国的共同利益，终止反美宣传和仇恨教育，以维护美中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2024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川普大获全胜，并将在2025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职。自当选以来，川普陆续宣布了其第二任期内阁人选，其中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马斯克则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主要负责人。这些关键任命将对未来美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分析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关键部门的人事安排，尤其是卢比奥、马斯克等备受关注的提名与任命对美中关系产生的潜在影响，并探讨中国应如何理性应对这些变化，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一、对美中关系有直接影响的美国政府部门

1. 国务院。作为美中关系的主要外交机构，美国国务院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实施外交手段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川普第二任期可能延续其“对华强硬”的政策，如果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他过往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南海、台湾、贸易和人权问题上的施压。
2. 国防部。国防部是处理美中军事问题的核心机构。川普政府已任命一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接替国防部长一职。尽管前国务卿蓬佩奥意外未被提名担任此职，但新任国防部长仍可能延续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包括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深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的军事合作。
3. 商务部。商务部在制裁中国企业、限制技术出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川普政府可能进一步利用商务部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击，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
4. 财政部。财政部掌握经济制裁工具和金融政策。川普在第二任期可能利用财政部加强对中国金融机构的限制，并可能推动与盟友合作，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对美中关系的潜在影响

1. 卢比奥的对华立场。卢比奥长期以来对中国持批评态度，是美国国会“对华鹰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在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上发表过强硬言论，并多次推动制裁中国官员和实体。他被中国政府制裁的历史表明其在美中关系中的敏感性。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后，他可能推动美国在以下领域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一是在人权议题上，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新疆、西藏、香港问题的干预，提升相关议题在国际外交中的优先级；二是在深化盟友合作上，将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外交与军事联盟；三是在经济问题上，将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四是在科技限制上，进一步限制美国技术和资本流向中国高科技行业。
2. 中国政府对卢比奥的制裁及其效果。中国政府曾两次制裁卢比奥，包括禁止其入境中国及其控制的公司与中国开展业务。但这些措施对卢比奥个人几乎没有影响，反而使他在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中更加坚定。由于他受到中国政府两次制裁，意味着他担任国务卿后将不能入境中国，不能访问中国，中国的外交大门对美国国务卿关闭，这是细思极恐的一件棘手的外交事件。因此，中国需要重新评估这种制裁的长期效果，避免无效制裁造成对未来美中关系的不利影响。

三、马斯克的任命及其对美中关系的潜在影响

1.马斯克可能成为美中沟通的桥梁

马斯克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中国与美国互动的重要渠道之一。作为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投资设立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全球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外商在中国的独资企业。特斯拉工厂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给中国政府上缴了巨额的税收，也带动了中国电动车企业的蓬勃发展。川普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主要负责人后，其身份更加特殊，可能在美中关系中扮演沟通和对话的角色。由于其商业背景和在中国的影响力，马斯克或成为中美关系中为数不多的非官方对话渠道之一。

2.特斯拉工厂可能成为谈判筹码的潜在风险

尽管马斯克在中国具有一定声誉，但其在华业务也可能面临风险。如果马斯克未能满足中国的预期，中国可能采取对特斯拉工厂施加监管、税收等方面的压力，也可能采取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限制特斯拉汽车进入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大院。

3.马斯克如何应对中方压力

假设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统战和拉拢马斯克或施压其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马斯克可能采取保持中立，避免直接卷入美中政府间的争端。在中方压力过大时，也可能转向美国政府寻求支持。

三、中国应吸取的教训与启示

1. 避免情绪化制裁与“战狼外交”

中国近年来针对美国官员的制裁往往流于象征性。例如，中国曾两次制裁卢比奥，但这些措施对卢比奥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激发其更强烈的对华敌意。类似制裁蓬佩奥并在各大媒体公开痛骂其为“人类公敌”的做法虽然迎合了国内舆论，却在国际上引发争议。实践证明，这种“战狼式”外交难以对美国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反而加剧了美中关系的紧张。

2. 重视美国政要的长期影响

中国需要意识到，被制裁的美国官员可能在未来重返政坛。例如，蓬佩奥未能在川普第二任期进入内阁，中国媒体却幸灾乐祸地报道“蓬佩奥被他的主人所抛弃，标志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等言论。其实，蓬佩奥没有入阁并不意味着其政治生命就结束。相反，他还有多个选择：一是参加2026年的众议院选举，且当选可能性极高，一旦当选众议员就有可能成为众议长，那就是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二是2026年参议院改选三分之一议员，蓬佩奥也可以竞选参议员，当选可能性也很不低，一旦当选参议员就有可能性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也就是美国第四号政治人物；三是与前副总统彭斯或前驻联合国大使黒莉等合作参加2028年总统大选，或许有可能当选副总统，甚至总统。所以，未来中国应避免采取过于情绪化的制裁措施，以免在其重返政坛后加剧双方矛盾或造成尴尬和被动局面。

3. 回归“韬光养晦”的理性务实外交

在当前美中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韬光养晦”的理性务实外交政策或许值得重新评估。中国应通过务实的对话与合作，寻找与美国的共同利益点，例如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复苏等议题。

4. 增强对美政治研究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人物动态的研究，以更准确地预测其政策走向，并提前制定应对策略。例如，卢比奥的提名早有迹象，但中国在其被正式提名后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到底该不该或以什么方式取消对其制裁，显得相对被动。

结语

川普第二任期内阁人选的宣布标志着美中关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以卢比奥和马斯克为例，每位关键人物的人事安排都将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应吸取过往教训，回归理性与务实的外交策略，避免情绪化反应。同时，中国还应积极拓展沟通渠道，寻求与美国的共同利益，终止反美宣传和仇恨教育，以维护美中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果说克利佛兰总统在第二任为美国从孤立走向世界夯实了基础，特朗普也许在自己的第二任奏起美国与世界脱钩的序曲。如果美国撂挑子，那个以规则为基石的世界秩序会不会摇摇欲坠？没了“警察”的世界会不会堕落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单极的世界会向多极转变吗？新兴的国际组织和倡议可以变成构建全球新秩序的纽带和标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在今后四年或更长的时间浮出水面。

特朗普继克利佛兰之后成为美国第二位连选连任失败但四年后又“卷土重来”的总统。美国在克利佛兰第二任期（1893—1897）打下了美国海外扩张的基础，他离开白宫不久，美国就拿下了去远东的中转站夏威夷群岛，吞并了菲律宾和古巴，进入左翼历史学家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从目前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也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美国与欧洲曾经坚如磐石的关系或许会弱化，特别华盛顿对欧美“集体安全”的神圣承诺极有可能出现松动。在他的第一任期，特朗普实现了迫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提高国防经费的目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使得欧洲安全对美国的依赖变得更加紧迫。特朗普声称要在当政24小时内实现俄乌停火。华盛顿任何对普京的让步都会使欧洲国家感到“胆战心惊”，但又“无可奈何”。避免战争的进一步延续和升级肯定需要各方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实现和平真的要以一个国家的主权被侵犯和领土遭遇蚕食为代价吗？如果美国倡导和接受这样的和平，它作为国际正义的捍卫人的地位会被颠覆。

其次，美国与中国带来全球范围内地震的全面竞争不会改变，但是，双边关系的互动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特朗普兑现大幅度增加对华关税的竞选承诺，中国的经济会会面临雪上加霜的挑战。但拜登时期形成的反华发达国家的“统一战线”会出现裂痕。华盛顿主打的“民主牌”和“人权牌”或许被束之高阁；虽然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台湾牌”，但它的打法也会有所不同。特朗普本人认为台湾使可以交易的筹码，但他的团队恐怕会反其道而行之。其实，台海局势就是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发生根本变化的。

中东冲突或许会因为特朗普曾经的特立独行而趋于缓和。特朗普在第一任内把美国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暗杀了伊朗国防卫队的负责人，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伊朗担心他走得太远，以色列不担心他三心二意，与德黑兰不和的阿拉伯国家知道他有实现和平的诚意，这三种因素或许会导致中东僵局的化解。

美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会渐行渐远，特朗普不认为这些国家对自己“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事业有任何帮助。其实，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发展需求和美国试图在这些国家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尝试拖了美国的后腿，极大地消耗了美国有限的资源。

美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被搞得体无完肤，创伤尚未痊愈，特朗普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可以想象，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气候大会等可能都要应对美国缺席或者消极怠工的困境。

特朗普认为关税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美国的政府收入和产业下滑的问题，也是让那些与华盛顿离心离德的国家“归队”的法宝。特朗普不仅要提高对华关税，还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如果付诸实践，全球经济会大幅度下滑，贸易会进入“战国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美国自己的经济能独善其身，他要美国老百姓减负的承诺也会烟消云散。

如果说克利佛兰总统在第二任为美国从孤立走向世界夯实了基础，特朗普也许在自己的第二任奏起美国与世界脱钩的序曲。如果美国撂挑子，那个以规则为基石的世界秩序会不会摇摇欲坠？没了“警察”的世界会不会堕落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单极的世界会向多极转变吗？新兴的国际组织和倡议可以变成构建全球新秩序的纽带和标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在今后四年或更长的时间浮出水面。

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在太空竞赛的激烈竞争，最后是由阿波罗计划成功登月，帮助美国人建立冷战时期的自信，最终使得苏联解体。如今的「川马体制」及有可能采用马斯克创建的体系进行大国竞争，这也较合理的说明为何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战，并且避免与中俄发生军事冲突，因为美国可采取更符合资本主义效益的方式投入资源与中国竞争。「川马体制」下的美中全面竞争，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场域，而是在整体文明进程的竞赛，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即使不是交棒给马斯克，仍将持续受到他的影响。

面对民主党与共和党建制派(Establishment camp)的阻挡，特朗普仍然越过重重争议，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近十年来美国蓬勃发展的自由主义与进步思潮遭受逆袭之，全球也得再次面对特朗普的强烈风格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剧烈影响。

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政权在外交与安全政策已有往昔的人事与施政参考，以往的不可预测性或许能降低。然而，本届选举还有着全球首富马斯克走向台前的积极参与，选举结果发布后也毫不掩饰的介入国际政治。仅有特朗普因素便能让全球体验非制度性的强烈个人风格，而今又有了新的控制变因，马斯克的积极角色，特朗普与马斯克两人将形成罕见的政治领袖与资本家的极致组合，即将上线的「川马体制」或将改写政治学甚至是人文科学领域未有的篇章。

由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第一个任期内中国政策的强硬态度，中国对于特朗普再次当选保持谨慎态度，在秘鲁APEC会议期间透过与拜登政府之间的沟通表达对既有制度的肯定。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中美关系经历了贸易战、科技制裁等多重挑战。对于特朗普回归白宫，中国社会表面上对于「川建国」有所期待，但是内心未曾忘却特朗普强硬的态度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即使还未就任，习近平在秘鲁的APEC会议上已告诉拜登，「中国愿与特朗普合作。」

美国优先与MAGA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提倡贸易保护和关税政策，也是他当前对外通用的标准化武器。他认为自由贸易使美国利益受损，因此加征高关税以平衡对中国、欧盟等国的贸易赤字。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再次上任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施压，并且在「再美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去中国化」，软硬兼施地要求全球重要企业将生产据点与海外供应链迁往美国，减少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以预期特朗普将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限制盟邦的技术和产品流出，并且可能采取更多的技术封锁措施，防止中国在半导体、5G、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2022年至今负责特朗普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智库，主要是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 (Project 2025)，以及特朗普团队为核心组成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他们是遭受共和党的排外团队，能无顾忌的基于特朗普的主张推动「美国优先」，推动驱逐移民、钻探石油、关税保护，以及吸纳台湾的半导体能力。

特朗普政策的走向，并非是不可预测的即兴之举，归纳起来就是要人为的选择特朗普和马斯克心中的「天选之民」，只有「真正的美国人」才能享有一切的恩典。至于「全球南方」和其他地区，将沦为生产资源与观念的被剥削者，抛掷于AI与宇宙探索等尖端领域的世界之外，自由贸易、贫穷、疾病和战乱也不会是「美国优先」所关注的范围。

马斯克登台的变数与冲击

马斯克对于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数额庞大，在特朗普的个人捐助者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保守派银行家梅隆（Timothy Mellon），而今马斯克执掌「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颇有执行董事的味道。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发表演讲并动员选民支持特朗普，形同帮助特朗普胜出的「盖茨堡之役」（Battle of Gettysburg）。这些重大表现以及丰富的生涯资历，使得马斯克在特朗普阵营的风采更胜过副总统当选人万斯(James David Vance)，未来在新政府的话语权应该不只是限于削减成本。

诚然马斯克面对的言行常有惊人之处，但是他带给特朗普的帮助不只是物质性的，他所展现的是1620年清教徒来到美国的绝对精神：自由、自治权利和新生活的追求，在经济与信仰驱动下的远航，对人类进取心的彰显。马斯克旗下的社群媒体X追求精神解放，以及Space X探索未知的行动力，也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相近。

马斯克在积极从政之前，便以对公共事务与国际议题提出富有个人风格的意见，旗下更拥有多家在各自领域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几乎涵盖当前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的顶点。他勾勒的体系位于空间、时间与意识的顶点，志在建构现世的意识与秩序，他的目标若全然实现，或将超越有史以来所有世俗与非世俗领袖，当前人类的哲学与价值体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马斯克早期持有的支付系统PayPal虽已转手，但是为他的创业生涯奠定资本运作的基础；开创商业化电动车风潮的TESLA使得ESG的议题有了可支撑的资本工具，并且带动全世界的大电动车时代；以火星甚至外星系为探索目标的Space X，追求「九天之上」的极限，也补强美国航天产业的停滞期面对的困境；「九地之下」深掘地底的The Boring Company看似只能用于隧道工程，却是在未来的外星探勘以及地球深处探索领域抢先布局；未来可能上传人的意识的脑机革命先驱Neuralink，使得脑波传导和精神意识成为可能。其终极目标是将精神化身于虚拟，结合X的文本与人工智能的处理，马斯克将成为处理人为意识发展的虚拟主宰。

即使上述的体系只有实现部分，也足以支持马斯克在世俗世界的话语权或是权力，外界对他纵然有所疑虑，也难以撼动他所创建的体系，在特朗普的支持之下，暂时也不会执行法律和政府手段拆解。若没有新的机制或是自由主义从批判中重生，当前的人类文明将面对他创建的体系野蛮冲撞，人文主义的灯火也将面临黯淡的时刻。

大战略转向重亚轻欧

特朗普的大战略将有别于拜登时期，未来将转向重亚轻欧，但是应对手段不会是军事型态的介入或是提供援助，而是以优先强化美国的军事能力搭配关税贸易政策。面对全球地缘政治三大冲突：俄乌战争与以阿冲突，以及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将自我防卫的责任交还欧洲，确保在中东和印太地区的实力，并且以高关税遏制中国的经济成长与贸易出口。

欧洲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俄乌战争政策的调整，作为调整全球安全布局的关键，俄乌战争停战将使得中俄伊朝四国缺少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将重心回归各自的国际环境。乌克兰或将受限于美国援助的中断，可能被迫割地停战，仿照朝鲜半岛的机制建立停战区，同时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议程。

中欧和东欧的军事实力将更为增强，像是后勤、装甲和步兵的负担也将转移给西欧国家，美国将不再欧洲主导实际的地面防务。特朗普还将进一步要求北约在内的盟邦提升国防预算至GDP 3%，扩大对美国的军事采购，这将间接活化美国内部的军工产业。最终欧洲得接受防卫自主的现实，法国、意大利甚至德国境内兴起的右翼势力也将进一步发展。

印太地区方面，面对中国长程打击与拒止/反介入能力的成长，美国采取的战略会是经济优先于军事。特朗普可能重启对中国的高额关税政策，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并促使美国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

美国在关岛与周边岛屿的军事布署的重要性将更为提升，从日韩后撤的军队与储备将以关岛为中心，整建去中心化网络布署的架构，实现以有人载台为中心，远程控制无人设备的远程打击与奔袭能力，以及重建大规模的远征动员能力。

面对印太南北两大热点的台湾与北韩，美国将比照东欧国家持续增加军售，但不代表会增加政治与军事支持。俄乌战争若在特朗普上任后停止，将使得朝鲜失去联合俄国的机会，原先可能从俄国获取的Su-35与核潜艇技术将面临不确定性，朝鲜的军事能力增长也将面临限制，间接有利于中国。

中东政策则是以特朗普将以第一任期内最重要的亚伯拉罕协议为基础，试图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目标转移到伊朗身上，从侧面牵制中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的推动障碍在于以色列允许犹太定居者返回加萨，以及说服以色列暂停对黎巴嫩的行动。

特朗普的中国政策缺乏定性原则

由于特朗普重视交易的特质，中国反而从中寻求改变议题的机会，但是中国对于贸易承诺的完成率甚低，并未达成当初的协议内容。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10%的关税，预计在2019年1月1日提升到25%，但是在2018年12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G20会议之后推迟。

2020年初，中国承诺于2020到2021年的两年时间内另外大量引进美国商品与服务，总额为2,000亿美元，其中近500亿为农产品，另还包括能源、制造业产品，但是并未达成此一金额。特朗普称之为「历史性贸易协议」并未实现，反而让中国赚取停止提高关税的机会，美国却未能达成平衡美中贸易的目标。

仅在关税一项便可看到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造成美国的损失。不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的维度，都有可能因为一次的会谈或是短期的协议而出现变化，缺乏战略定性的决策不利于美中关系增进互信，同样也不利于美国国内百业的应变。

由于马斯克担任的职务和旗下产业的影响力，足以涉及国防与外交各个领域，他所创建的Space X在俄乌战争作用显著，泽伦斯基甚至打电话恭贺他。近日泽伦斯基强调「美国不能逼乌克兰上谈判桌」 马斯克回应：「他真的好幽默」。

目前特斯拉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占有率约14.58%，马斯克的母亲在美国大选后也出席在上海的活动，来自马斯克的因素也央增添对于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泽伦斯基的遭遇不排除出现在美国在东亚的其他盟邦身上。

美国与盟邦的贸易架构难以为继

由于特朗普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美国对于「友岸外包」或是印太经济架构(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的重视可以预期将减少。他在第一任期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并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保持距离，加上主张关键性的科技企业应赴美投资设厂，例如：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造成已在东亚地缘前沿盟邦的压力。

如果要美国的盟邦自行提升防卫能力与社会韧性，经济与产业的稳定发展是必然的先决条件，唯有丰沛的经济动能才能维持防卫预算的可持续增长。如今将要求最前线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转移至美国，无疑是杀鸡取卵。未来这些高度经济发展的国家有可能产出更多的预算增长军费，如今将被「美国优先」扼杀于当下，立即性的危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利益。

美国的关税政策也同样对内部产生后座力，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使得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导致了消费者购买成本增加。许多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一些美国企业在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关税政策改变供应链结构，导致美国企业短期内面临更多供应链重组和采购成本增加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若是能开放市场与降低外企准入的条件，将能有一定的机会扩大对美国盟邦的经贸影响力。

「美国反对美国」受到客观条件限制

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强调对手和敌人的区分，激发强烈的政治对立，并在美国社会中引发了「身份认同政治」的分裂。这些矛盾不仅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在美国社会中不断深化，导致了社会分裂。王沪宁当年提出的「美国反对美国」的思维，或许是长期竞争的参考。王当年在书中指出，美国存在着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包括种族、贫富分化、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美国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和利益，导致文化价值观的分裂。现今美国也正陷入处理种族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等社会议题的内耗。

这种长期竞争的策略避免以军事作为大国竞争的主要途径，而是从社会与制度层面逐步地展现自身的优越性。然而，中国当前的客观条件仍有不足之处。中国在「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还在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但是乡村贫困的「攻坚地区」仍面临着现代性难题，乡村与都市的发展不均衡，省份之间的定位不清晰，与美国内部的「锈带」相互抵销彼此的负面因素。美中双方各自面对不同境遇的发展问题，但是特朗普的全面执政使得对外更有自信，避免急遽陷入对立性竞争的可能性。

「全球南方」是中国的机会也是挑战

要实现当前中国主张的「多极世界」需要两大支撑，一者是欧洲更为偏向「战略自主」的变化，其二是「全球南方」的支持。前者由于特朗普即将减少介入俄乌战争，法国总统马克宏再次呼吁：「国防别再外包美国，欧洲勿再做草食动物」；后者更是特朗普所忽略且不重视的外交场域，更使得中国在金砖峰会等全球南方的场域增长话语权与影响力。

诚如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指出，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全球多边体系造成冲击，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也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应明确自身属于「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也是以第三地进入美国的途径，像是运用「近岸外包」（Nearshoring）进入美国市场。一些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设立工厂，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USMCA），享受低关税或免关税待遇进入美国市场，尤其是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产品，联想集团便是一例。目前第三地途径面临加强原产地证明，以及跨国盘点的「实体列表」（Entity List）的调查，中国在2024的APEC会议上加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或许也蕴含着化整为零进入美国的思路。

但是中国实际面临的境遇是，如何有足够的资源促进「全球南方」发展，以及兼顾欧洲的「战略自主」要求，这一切仍需要中国的经济保持增长作为依托。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总投资额约为470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54%，创下历年新低，2022年才略有回升。2021年的研究指出，「一带一路」部分国家背负约3,850亿美元的「隐性债务」。

至少在中国经济规模占比超过六成的金砖集团，也不可能让中国独自出资支撑「金砖币」或「金砖之桥」，中国的主张应是与各国共同发展，并不是提供「全球南方」的零元购。

美中关系面临「川马体制」考验

历史上能与马斯克相提并论者，大概就只有内森·迈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他生于英法争霸之际，帮助英国击败拿破仑，也是第一位得知拿破仑败于滑铁卢的权贵，对于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马斯克和内森在不同领域都扮演「变革者」的角色。内森在金融领域革新了国际借贷和债券市场，马斯克则通过特斯拉和SpaceX推动可持续能源与太空探索。

马斯克透过SpaceX的太空计划，试图重新定义国家与民间在太空领域的角色，与内森改变金融业的影响力相似，都是透过新模式塑造全球格局，Space X的太空能力更比18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情报网络更为精确。马斯克的星链在俄乌战争中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显示他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这与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为英军提供财务支持的角色有些类似。即使马斯克不直接涉及国防与外交事务，仍然能对美国的政策与行为造成影响，例如：马斯克在APEC会议期间与巴西第一夫人姜嘉（Janja Lula da Silva）的唇枪舌战。

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在太空竞赛的激烈竞争，最后是由阿波罗计划成功登月，帮助美国人建立冷战时期的自信，最终使得苏联解体。如今的「川马体制」及有可能采用马斯克创建的体系进行大国竞争，这也较合理的说明为何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战，并且避免与中俄发生军事冲突，因为美国可采取更符合资本主义效益的方式投入资源与中国竞争。「川马体制」下的美中全面竞争，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场域，而是在整体文明进程的竞赛，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即使不是交棒给马斯克，仍将持续受到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