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应国民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应国民（George Yin），1949年生于纽约，祖籍上海。他是弗吉尼亚大学退休荣誉教授，主要从事税法研究。2003-2005年，他曾担任美国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参谋长——这是美国税法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公职之一。

　　虽然应国民曾经在家里的黑白老相片集里看到过某些上海老房子的一角一隅，但是亲眼目睹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建筑，还是带来了与这座城市一丝特别的亲近感。随着他迈开步伐，踏访百年前家人曾经行走的大街小巷，对先辈的崇敬和对时空转移的感慨不免在心中油然而生。
　　今年10月下旬，应国民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他此行的目的不仅是观光旅游，更重要的是追寻家族长辈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上海出发，远赴大洋彼岸，成功实现了华裔版“美国梦”。
　　“据我们家人所知，我父母的祖辈都来自离上海不远的农村小镇，他们各自经历了颠沛流离和迂回辗转，最终落脚在了上海，”已经迈入古稀之年的应国民介绍道。

应国民和女儿劳拉在其母亲家旧址合影留念。这栋位于上海愚园路的老房子现在属于同仁医院，正在翻修。

　　应家及其亲属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对外国人和外国事务持开放接触态度的中国家庭之一，他们也是最早接纳和支持西式教育的中国家庭之一。
　　从这些家庭里走出了敢为人先的商界领袖、无私奉献的教育志士，也走出了锐意进取的政治大家。比如，应国民表哥的爷爷史悠明就是清末民初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他的一位远房亲戚颜惠庆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担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
　　自豪的新“上海人”
　　虽然家族里出了不少名人和高官，但事实上应国民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知之甚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一直培养我们自食其力，不能靠沾亲带故来谋取私利，”应国民解释道。
　　直到几年前，一本关于他外公的传记出版问世，让他重新燃起了追溯家族历史的兴趣和热情。通过阅读该书，他第一次了解了外公一步步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孩子变身为一代出版大亨的传奇人生。
　　一切源头要从1882年盛夏的一天说起。在上海郊县的青浦，11岁的夏瑞芳独自一人偷偷上了一条渡船，这个“农村留守儿童”决定去大上海找妈妈。他的妈妈在城里一个美国牧师家里做帮佣。
　　这是夏瑞芳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夏家和美国的渊源也从此进一步展开。夏瑞芳妈妈的雇主范约翰建立了上海第一座美国长老会教堂，还办了一所教会学堂（即后来的清心书院，上海市市南中学的前身），收留流离失所的逃难儿童。当时这所学校已经开办了20年有余。“范牧师心地善良，收留了我外公，允许他住在他家里，还让他在他办的学校读书。这无疑改变了外公的一生！”应国民说。
　　打下良好英文基础的夏瑞芳后来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找到了一份做英文排字工的工作。1897年，年仅26岁的夏瑞芳和三位好友共同创建了商务印书馆。他们很快把一家印刷小作坊发展成了中国最负盛名的现代印刷出版机构。在新旧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在为国人引介世界先进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夏瑞芳及其夫人育有一子八女。图中左下角坐着、手持兔形玩具的小女孩是应国民的母亲。

　　不幸的是，夏瑞芳英年早逝。1914年，在宣布购回外国人股份后不久，他就惨遭刺客暗杀身亡，幕后黑手至今仍无定论。
　　或许出于对早年在美国教会学校学习经历的感激之情，夏瑞芳非常推崇西式教育，在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更是如此。应国民的母亲夏璐韵（夏家八千金之一）就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沪江大学（两所都是美国传教士建立的学校），20世纪30年代远赴纽约，前往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夏璐韵在中西女中留影，大约摄于20世纪20年代。

　　她后来嫁给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化学专业的应和春。两人在美国相识相恋。应和春的祖辈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乱中逃难到了上海。他的父亲应玉书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知名的民族品牌之一——冠生园食品厂的股东之一。

　　1968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应和春的报道。他一个人单干，创办了一家小型进出口公司，但业余热衷科学发明，曾获得一项计算尺的专利，后来由于电子计算器的普及而被取代。
　　“我的父母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国内的家人劝他们延期回国，因为当时国内外战局动荡，很不安全。于是我的父母就一直不断地推迟回国计划，直到后来决定留在美国成家立业。”应国民解释道。
　　虽然应国民的父亲出差时曾在国内短暂逗留，但他的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我知道他们非常想念上海，”他不无惋惜地说。八十多年后，当应国民来到父母出生的这片土地之时，他们的心愿借着儿子的脚步似乎终于实现了。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应国民找到了祖辈在上海老“法租界”附近的住所。他还参观了母亲曾经就读的学校——现在的上海市三女中。

应国民和家人朋友在位于新闸路的父亲家的老宅前（左图）和母亲的母校（右图）合影留念。

　　随着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足不出户也能尽览世界各地之景。但是上海的独特魅力还是让应国民为之倾心。上海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历史与现代多重元素的交织融合。“当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滩了。黄浦江的一边，欧式老建筑展现了厚重深邃的历史风貌，而另一边则处处体现了现代繁华。这太棒了！”
　　虽然应国民只在上海停留了短暂的几天，但他已经变成一位自豪的“上海人”了。“还有一点，我此前早有耳闻，但直到亲临其境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海这座城市国际化程度很高，这里的居民不仅见多识广，而且非常新潮、开放！”
　　“和美国的纽约非常像！”他补充说。
　　国会山上的中国面孔
　　虽然最初是打算回国的，但应国民的父母最终还是在美国扎下了根。然而，他们所处的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依然泛滥猖獗。美国联邦政府最早于1882年通过了旨在禁止所有华工移民的《排华法案》，此后又于1924年增加了额外限制条款。虽然《排华法案》于1943年废除，但直到1965年后才开始出现大量的华裔移民。应国民的父母因此非常注重让子女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希望我们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环境，并在这里过好日子。”他说。
　　而这正是应国民一直努力实践的。尽管不乏荆棘坎坷，他在事业上干得风风火火，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成为了所在律所（美国律所前百强企业）中第一个亚裔律师；后来他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成了该校法学院第一个获得终生教职的亚裔员工；2003-2005年，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非白人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参谋长。
　　作为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员工主管，应国民需要密切与国会议员合作，深度参与税务政策制定的几乎所有环节。他和同仁们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起草税法条文、组织调研、评估并向立法者解释税务法案涉及的经济和法律影响，同时还要对国会受理法案的财政效果（会增加或减少多少收入）做出最终判断。

2004年，应国民（右）与时任美国国家税务局局长马克•艾弗森一起出席国会听证会，就慈善组织相关问题作证。

　　美国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对众参两院同时负责，既要服务共和党议员，也要服务民主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员工的角色因此也变得极具影响力，又充满挑战。“国会里的大部分人都属于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但我们的员工必须保持中立，”应国民解释道。“所以我们经常受到各方批评，因为众口难调，总有人对某些事务感到不满。”
　　有的时候，“得罪”的人里可能还包括不少位高权重者。有一次，一份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拟定的报告结论就引发了时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的强烈不满（托马斯在聘用应国民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托马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他不请自来，突然闯进了应国民的办公室，要求立马见到撰写报告的人。
　　应国民当即意识到，如果真按托马斯说的做，那他很有可能会要求撰稿人改写报告结论，或者直接炒了他的鱿鱼。这样显然不妥，因此应国民拒绝了这位怒气冲冲的国会议员。“我告诉他，‘如果你想炒了谁，就炒了我吧！’”他说。
　　应国民态度坚定，但是坐在门外的秘书却忧心忡忡。应国民的办公室门虽然关着，但里面的争吵声、吼叫声此起彼伏，她真担心里面的人会打起来。面对施压，应国民依然坚持原则，他告知托马斯，报告的结论是整个办公室的集体研究结果，不会改变，最后托马斯只好悻悻然而去。“我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我的员工高度遵守职业操守，不因恶意批评而妥协，”他说。“同时，我也要确保国会议员们尊重我们的工作成果，他们需要知道我们不会被政治和党争所左右。”
　　在国会任职的几年里，应国民曾多次卷入风口浪尖，但他始终确保了联合税务委员会工作的高效与公正。这当然需要对原则的一以贯之，但事实上，应国民事业的成功也离不开对自己的高要求，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积极乐观的态度。
　　当被问及作为华裔的身份是否给他的职业道路带来了负面影响时，应国民坦言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劣势，但是有的时候，这也能变成优势。人们不太会忘记我的名字，不太会忘记我的长相，所以如果我做得好，大家就更容易记住我；当然，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们也很容易记住我，”他笑着说。
　　自诩为幸运的一代，应国民认为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他出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对不同文化也变得越发包容和开放。“我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很多好机会，我只是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已。”
　　协同合作最重要
　　在成为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参谋长之前，应国民曾经在美国司法部税务局、美国索赔法院任职，还曾担任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多数党税法顾问。不管是政府工作经历，还是私企执业岁月，或是高校学术生涯，都让他深刻体会到，“中美税法专业人士交流合作的机会和空间都还很大”。
　　应国民就曾于2011年参加了一次在辽宁锦州附近举办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和立法国际研讨会。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该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德国的一个机构联合举办。
　　与会人员包括来自中、美、德等国的从业律师、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应国民做了专题演讲，分享了他在税法制定领域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包括如何平衡税法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正在税制改革领域迈开大步伐，亟需聆听全球专家的真知灼见。应国民认为美国经验有可取之处。“一个可以借鉴的主要方面就是对税法政策的推进贯彻和管理落实”，他指出，“美国推行的所得税制度历史已逾百年，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处理棘手问题的经验丰富，很多问题是具有共通性的，是各国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不仅如此，应国民认为跨境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使得制定税法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国际合作也史无前例地变得越发重要。他进一步解释说：理论上，世界各国都可同时据理对某一段资金流征讨一定的税收，因此必须找到公平合理的方法平衡各国的利益，避免向相关企业过度征税（或因此削弱跨境商业活动）。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重重的领域，”应国民说，“世界各国越是协调合作，越有可能达成皆大欢喜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交流的作用就变得更为突出，也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应国民坚定地认为，“任何接触交流的机会，包括教育领域的交往，都能帮助我们冲破文化障碍、消除误解，从而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早在1970年，应国民就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成为美国教师团（US Teacher Corps）的一员。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一直在高校法学院执教。近年来，他认识和教过的美籍华裔学生和中国学生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左图]1994年，应国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课。[右图] 2019年4月，弗大法学院的教职工们
欢送上完最后一节课的应国民。

　　“中国来的学生总体上表现很好，当然他们在语言和适应美国文化方面的能力有差异，”应国民总结道。他同时注意到很多美籍华裔学生如今都是双语人才，这让他们获得了竞争优势。“不像我父母那一代，他们在家里只说英文，因为他们希望孩子们尽快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现在的家长们更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双语能力，这点让我很羡慕呢！”
　　在应国民看来，沟通交流和协同合作的机会，不仅有助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减少误解、增进互信，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共通性远远胜过差异性。比如，他认为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品德在美国大众中也很受推崇。“举例来说，努力工作、诚实守信、尊重长者、重视教育等等，这些价值观是大家都认同的，我也一直践行着这些传统，希望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尽管媒体上对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的舆论甚嚣尘上，应国民始终希望两国能够加大力度改善相互理解、增进彼此协作。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须对所有事务持一致意见，但考虑到中美国土面积之大、国际地位之高、军事力量之强，合作对两国、对世界都太重要了。
　　“诚然，每个国家各自都要为本国利益和本国人民的福祉考虑，”应国民说，“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国家之间不协同合作，只会损伤自己的利益；不仅是在两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不相互磨合共进，对大家都不好。”
　　采写∣叶君

来源时间：2019/12/6   发布时间：2019/12/2

旧文章ID：20171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Christopher A. McNally），美国檀香山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比较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自然与逻辑的过渡。

　　出于对经济力量平衡的迅速转变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中期开始采取蓄意的政策，试图抑制中国的经济进步。它把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武器化”，先是关税，继而扩展到技术和人文交流，最近则是金融领域。
　　好消息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似乎即将达成。不过，该协议至多让双方休战。有迹象表明，协议只涵盖有限的几个问题，包括关税、知识产权、美国金融服务业进入中国，以及农产品贸易。最严重的分歧则被搁置了，其中包括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和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
　　眼下，双方似乎都急于缓和冲突，因为经济剧痛让两国的经济放缓，而美国大选也将在2020年晚些时候到来。尽管如此，尚在谈判中的休战能否稳定并持久，仍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寻找并利用中国一切可能的弱点。金融成为了最新的目标领域。
　　金融制裁的复杂程度有别于贸易关税。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比较容易计算，间接影响则较难确定，你来我往的关税会使商业信心低迷，最终引发全球制造业的衰退。而金融制裁若成为这场经济战的下一个战场，那么它肯定会比关税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对于美中经济战蔓延到金融领域的前景，人们最常说的，是中国会将其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务工具“武器化”。人们常说的“核选项”，就是中国可以选择大量抛售美国资产。这很可能破坏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并推高美国的利率。
　　然而，这么做很容易弄巧成拙。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和其他证券，意味着它们的价格下跌，而这会让中国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出于若干原因，这类举措不太可能达到重创美国经济的预期目标。首先，美联储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来稳定市场。另外，由于美国享有“过度的特权”，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促使资金流向优质资产，而这往往会支撑美元。最后，除了美国国债，中国存放其外汇储备的选择很少，其他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券要么收益率超低，要么是负收益。
　　总之，“核选项”对中国的伤害将超过美国。因此，多数金融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的可能性非常小。尽管时不时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但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这一次，并不是中国在主动挑衅，而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各种金融措施。这其中包括：推动限制美国的政府养老金在中国投资；向美国股票指数提供商施压，要求它们对中国资产设限；加大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查力度，并威胁将它们除牌。与之相配合的，还有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出的“公平法案”。该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核。
　　有可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讨论，是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元主导地位推进地缘政治目标的又一例证。美元继续保持近乎垄断的地位，是因为确实没有可行的替代品。但是，如果对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贸易国和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如果对它发动金融战，那么华盛顿无疑是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特朗普一再地利用美元，这损害了美国资产持有者的信任。比方说，如果中国公司面临被美国股市摘牌的威胁，那还会有多少外国公司愿意在美国上市呢？同样的，一再威胁非美国居民，威胁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么做有可能把资金赶出美国。难怪越来越多的国家呼吁要有美元的替代品。
　　过去十年，中国一直主张要有这样的替代品。特朗普政府若对中国施压过大，就会大大加快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虽然欧元和人民币各有各的问题，但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可能来得非常迅速。例如，美元在1913年（当年美联储成立）之前在全球还默默无闻，到了1925年前后已经一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
　　换句话说，对中国施加过大压力可能会加速另一种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快美元作为世界唯一储备货币的衰落，而后者正是美国优势地位的基石之一。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已经在促使美国的友邦和竞争对手寻找规避美元的方法。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安妮·科林最近注意到，“非常有实力的国家”正在试图削弱美元的重要性。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等“主要动议者”都有强烈的“去美元化动机”。
　　一旦替代性货币体系站稳脚跟，中国也许就会声明不希望持有美元资产，甚至禁止它的公民和企业持有美元资产。虽然目前看来还很遥远，但这些举措会从根子上动摇美国经济。美国的政客们不应该忘记，美国拥有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国际资本流入的“骤停”将会引发极度的金融混乱。
　　故此，将中美经济战扩大到金融领域，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有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华盛顿方面，需要考虑到一切金融攻击的潜在后果。金融战将加深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促使各国加快寻找规避美元的有效工具。政府在金融领域挑起与中国短视的争斗，从长远看很可能严重削弱美国的实力。
　　原题：谨防爆发“金融战”

来源时间：2019/12/6   发布时间：2019/12/2

旧文章ID：20170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FT中文网

　　下面这个观点也许当事的两人都会讨厌。但在关键方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外交政策似乎惊人地相似。
　　这两位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大相径庭，掩盖了他们在处理全球事务上的根本连贯性。但观察一下实质，而不是风格，他们的相似之处却令人印象深刻。
　　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努力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这一政策引发了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的颇多不满，这群人曾被奥巴马政府嘲弄地称为“一团赘肉”(the blob)。随着他们从中东抽身，两位总统都将目光转向了亚洲。奥巴马努力让“重返”亚洲成为其执政时期的标志性外交政策。特朗普也在亚洲上演了他的两出最大的外交政策大戏——与中国打贸易战、与朝鲜进行核谈判。对中国越发猜疑、对朝鲜核计划日益担忧也是奥巴马执政晚期的主题。
　　这两位总统都不得不讨好极度厌倦战争的选民。结果，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试图削减美国的全球军事承诺，这不仅震惊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建制派，也震惊了该国的盟友。
　　北约(NATO)本周在英国举行峰会，值此之际，这种担忧加剧了不安的气氛。特朗普对北约直言不讳的不满经常被描绘为对美国常规的全然背离。但事实上，正是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2011年警告称，如果欧洲人继续依赖美国人来维护他们的安全，那么北约的未来将是“惨淡的”。
　　自从9月特朗普解雇了其好战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之后，这两位总统的本能的相似之处就更加明显了。特朗普与博尔顿之间的关键分歧在于，总统急于与伊朗、朝鲜及阿富汗的塔利班谈判。鹰派的博尔顿对此感到震惊。但特朗普一意孤行。结果，经过剑拔弩张的“火与怒”阶段后，特朗普现在正在推行一项让人强烈联想到奥巴马的外交优先战略。
　　外交政策的谨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外交政策建制派的冲突——奥巴马被攻击为“软弱”，特朗普也被斥责为“孤立主义”。围绕阿富汗的论辩说明了这一点。奥巴马和特朗普上台后，都对继续进行军事介入持怀疑态度。两位总统接着都被说服派遣更多的部队——然后在两人任期的晚些时候，又都再次撤军。
　　两次取消空袭的事实也凸显出他们都很谨慎。奥巴马2013年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对叙利亚的轰炸，本来轰炸的目的是要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使用了化学武器，取消轰炸的决定受到了华盛顿建制派的广泛谴责。当特朗普在2018年下令对阿萨德政权的目标发起空袭以回应其又一次化学袭击时，他在华盛顿因纠正了奥巴马的“错误”而得到两党的赞扬。
　　但这些空袭只是些一次性的空架势，并未扭转叙利亚的战争态势。最近，特朗普也在最后一刻不顾顾问们的建议取消了一次空袭，这次的目标是伊朗，因为可能的伤亡水平令特朗普退缩。
　　特朗普不愿意攻击伊朗事关重大。这突显出一个事实，即他的强硬言论掩盖了他对外交而非武力的强烈偏爱。特朗普和奥巴马类似的、从中东撤出的政策很关键，因为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
　　然而，在其他问题上，两位总统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奥巴马相信国际协议的重要性，而特朗普对它们非常怀疑。他已经让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及其他许多国际协定。
　　特朗普政府强烈的保护主义不仅代表了与奥巴马分道扬镳，还是与1945年以来其他所有美国总统分道扬镳。然而，特朗普似乎与时代精神相一致。争夺民主党提名的热门参选人现在也都接受了保护主义和对中国的敌对态度。
　　两党对保护主义的支持在经济上无异于奥巴马和特朗普在撤出中东上的趋同。两种政策都是美国对自身与外国对手在经济或军事竞争中取胜能力信心下降的产物。结果就是采取了更多的防御性与闭关自守的政策。
　　由于特朗普和奥巴马阵营互相攻击，双方在政治和心理上仍感到有必要忽视其外交政策之间的任何趋同。但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两位总统时，肯定会注意到根本的连贯性。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减少了美国对全球作出的承诺，并让美国适应更加普通的国际角色。
　　译者/偲言

来源时间：2019/12/5   发布时间：2019/12/5

旧文章ID：20167

作者：凯特•法兹尼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CNBC网站12月3日文章，原题：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称，美国不能用冷战那一套与中国打交道 
　　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的迈克尔·罗杰斯本周二受访时，谈到了在技术领域美国面对中国的种种问题。
　　他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取得21世纪科技霸主地位。他为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何在不改变美国的商业理念的同时应对中国的挑战。
　　罗杰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经济增长的是西方开发的核心技术。这使西方拥有军事优势，再转化为重大的外交和政治力量”。
　　西方的这种权力部分来自制定全球科技标准，它使美国保持了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从而造就了称霸各个科技行业的全球科技公司。
　　罗杰斯认为，中国目前在效仿这一模式，但为的是下一代科技进步，中国因此向量子计算、5G网络、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其他关键科技大量投资。
　　罗杰斯警告称，如果企业或政治领导人将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分开，那么可能不得要领：“在21世纪，两者是密切交织的。”最能说明这种观点的是当前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罗杰斯说，使中国如此具有挑战性的是经济部分。“上一次我们遇到的一个实力接近的对手是苏联。但他们主要是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从来不是经济上的挑战。在经济上，他们从没有可能超过美国，不具备我们所拥有的那种全球经济影响力。他们从未有那种方面的手段。”
　　“再看现在：中国在外交、政治和军事上是重大挑战。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们从未遇到过一个经济实力接近，而在其他方面也是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的国家。”
　　但他提醒说，如果政治或企业力量一味将中国当作敌人，那将无济于事。他说：“我认为，那样会使我们走上一条不符合我们国家最佳利益的道路。”
　　他还说，把我们目前与中国在贸易、隐私或安全方面的对峙与“冷战”相提并论也不好。他特别提到“遏制”战略，认为对中国采用这套战略可能不会像对苏联那样奏效。“这种战略存在很大缺陷。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罗杰斯提醒称，对于美国来说，以针锋相对的方式与中国竞争可能没用。政府增加对科技公司的干预在美国根本行不通，政府去支持搞走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也于事无补。
　　美国可以大改善公私合作关系。“从‘太空竞赛’时代就见过这种合作关系的威力了，就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强强联合。”他说，美国不可能“把什么都变成上世纪60年代‘太空竞赛’那样的事”，但可以先在“数字时代核心科技”方面合作起来，制定新政策鼓励企业开发那些技术，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竞争。(作者凯特·法兹尼，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9/12/5   发布时间：2019/12/5

旧文章ID：20161

作者：NIALL FERGU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转折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在2019年加剧，使全球市场陷入不确定状态。
　　第二次冷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是2019年。
　　一些人会坚持认为，2014年莫斯科向乌克兰派兵时，一场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已经开始。但是，与过去几年来不断升级的中美对抗相比，俄美关系的恶化相形见绌。尽管美国和中国大概能避免一场热战，但第二次冷战的前景依然令人生畏。
　　迂腐的学者可能会说，新的冷战实际上始于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或始于2018年1月特朗普首次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组件（其中许多是中国制造的）征收关税。其他人可能会提议把新冷战的合理起点定在2018年10月初，当时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谴责了北京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的手段来推进自己的影响力”。
　　然而，直到2019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对抗做法才得到了两党政策精英成员的有效支持。特朗普的敌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从一种个人外交政策癖好变成了大多数人的看法。甚至连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开始呼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公众舆论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至2019年的60%。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
　　其他事情也在2019年发生了变化。中美冲突以贸易战开始，双方在关税问题上针锋相对，同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争论不休，如今迅速演变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冲突。
　　美国和中国很快发现，它们卷入了一场技术战，涉及到中国公司华为在5G电信网络的全球主导地位问题；以及一场意识形态对抗，事关中国虐待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此外还有经典的超级大国对科学技术霸权的争夺。一场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威胁也迫在眉睫，中国央行已允许下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年纪大点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再打一场冷战是个坏主意。他们对冷战的记忆可能包括接近世界末日的体验，比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在好几个国家的常规战争，从越南到萨尔瓦多。但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第二次冷战应该以核边缘政策或代理人战争为特征。
　　首先，中国在核武器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任何对抗更有可能发生在网络空间，或者发生在太空，而不是洲际弹道导弹的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扩张方面的做法也不同于苏联。中国的钱进了基础设施项目和政客的口袋，而不是给了外国游击战士。“一带一路”倡议，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表性海外投资计划，并不是为了世界革命。
　　如果第二次冷战把冲突局限在民主与非民主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上，其好处可能远远超出其代价。毕竟，第一次冷战时期的研发活动引出的经济副产品，是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如此强劲的部分原因。
　　那时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好处。麦卡锡主义的发作过去之后，随着美国人对他们面临一个共同敌人达成共识，国内的分歧明显减少。冷战时期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最大根源之一，是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反共战争——对手是越南。这很说明问题。
　　如果美国人现在意识到一个新的外部敌人，这会不会减少近期声名狼藉的内部两极分化呢？我们能从国会里两党合作的减少、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中看到这种两级分化。我觉得有可能。
　　也许外部敌人的概念能够说服美国的政客们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开发新技术中去，比如量子计算。中国在美国学术界和硅谷的间谍和施加影响活动的证据，已促使政府在研发活动中重新把国家安全放的优先位置。如果中国赢得了量子霸权的竞赛，那将是一场灾难，它将淘汰所有传统的计算机加密技术。
　　第二次冷战的一大风险是自信地认为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这是对第一次冷战和当前局势的误读。在1969年，美国能战胜共产主义敌人这件事看起来远非必然。苏联的最终解体会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发生，这也不是预料之中的结论。
　　此外，今天的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要比苏联大得多，苏联从未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挑战。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估计显示，在冷战期间，苏联的经济规模从未超过美国经济的44%。根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这种算法，中国经济自2014年起就已超过了美国，它把中国生活成本较低这一事实考虑了进来。苏联永远无法从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获取资源。但中国可以。在一些市场，特别是金融技术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简言之，2019年不是1949年。70年前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是为了对抗苏联的野心；没有人将采取类似措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我不认为明年会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然而，我的确预计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即使特朗普试图通过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形式来解冻。这位美国总统可能是制造这场大寒潮的催化剂，但冷战不是他可以想停就停的事情。
　　2007年，我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造了“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一词，来描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共生经济关系。如今，这种伙伴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而且，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的话，第二次冷战是在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内开始的，它将持续比其任期长得多的一段时间。

　　Niall Ferguson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米尔班克家族高级研究员。他是15本书的作者，最近出版的一本为《广场和塔楼：从共济会到Facebook的网络和力量》(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Networks and Power 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9/12/5   发布时间：20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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