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吴心伯
9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正在通过经贸、AI和安全等领域的安排逐步落地。9月28日，中方公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机制安排得到进一步明确，“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进一步细化；双方同意建立AI对话机制，并计划于11月举行下一次交流；两军也同意尽快就危机沟通和预防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这一进程中，台湾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约束性承诺？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将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AI领域又能否从技术竞争拓展至应用和风险治理合作？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将给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带来哪些变量？《凤凰大参考》独家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
核心提要
- 9月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拓展出“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这一表述源自中美经贸谈判中的“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并将原本适用于经贸关系的相处准则推广至整体中美关系，进一步规范双方合作方式、竞争限度与分歧管控路径。2. 在台湾问题上，面对美国将涉台议题纳入对华政策考量的举措，中国应通过相应举措增加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成本。无论美国采取“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中国都应保持战略主动。3. 从经贸关系来看，中国的“不可替代性”已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美国若推动“脱钩”“去风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未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更加务实、精细化，在涉及所谓“国家安全”且具备替代条件的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但在非敏感领域继续保持经贸往来。4. 在AI领域，中美除了技术的竞争，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可在技术应用、商业化以及风险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当前的重要障碍是美国决策者的“零和思维”，尤其在AI安全领域，中美合作“不是要不要，而是必须合作”。但由于AI风险涉及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其治理难度极高。5. 在国际地区冲突相关议题上，美国次级制裁若波及中国金融机构，可能产生“金融核弹”效应，并进一步影响美元地位，美国对此也会权衡。在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俄乌局势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仍存在拓展第三方合作的空间。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仍需要对华关系的“成功叙事”，在中美经贸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有助于其向国内展示外交成果。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价值观、对华投资以及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增加。（对话丨凤凰网国际主笔宋东泽）
一、“尊重、公平、对等”六字从何而来
《凤凰大参考》：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丰富了“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在今年5月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时，您将其解读为从“战术稳定”提升到“战略稳定”。那么这一次拓展的内涵您如何评价？这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
吴心伯：这次拓展的“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源自中美经贸谈判期间提出来的“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方针。基本上，我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态度也是按照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处理的，所以谈判取得了进展，经贸关系也稳定了下来。而现在，双方不仅要稳定经贸关系，还需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五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现在拓展了新的内涵，道理是同样的：在经贸领域，要稳定经贸关系，就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精神；那么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其实这六个字也同样适用。
而具体来看，这次有一个字面上的调整：“平等、尊重、互惠”变成了“尊重、公平、对等”。美方在5月北京会晤之后，白宫的稿件中其实就使用了公平和“reciprocity”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就是从中方的谈判精神中来的。“reciprocity”这个词有“对等”的意味，但其实跟“互惠”的意思差不多，属于同一个英文词有两个不同的翻译。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六个字就是比照中国在经贸谈判期间秉持的六个字的精神来的。现在在双方讨论以后，把这六个字应用于整个中美关系，来谋求整个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美方在口号和概念上的重视程度其实也是相当之高的。特朗普于此次在白宫的欢迎致辞中也特地提到，他和习主席建立了“以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的伟大友谊”。所以美方也提这个东西：一个是相互尊重，还有一个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那就要讲究公平和对等。因此，这六个字反映的是中美之间关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最新共识。
《凤凰大参考》：您此前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比以往更谨慎的处理方式，这是维持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下，您认为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转化为更具约束力的政策承诺？
吴心伯：我觉得美方必须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倒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原则本身——因为原则是限制不住美国人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习主席这次访美重点阐述了我们的对台政策立场。习主席讲的主要是三层意思：第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追求国家统一；第二，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因为从特朗普访华以后，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第三，处理好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那中美的战略稳定包括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都无从谈起。这是告诉他，后果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我们讲最重要的是：我们手上有牌。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后退、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它就会在对华关系中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所以我们讲的“尊重、公平、对等”这个“尊重”，首先就是要尊重我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在习主席访美之前，谢锋大使在《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了中美关系的四条红线——当然，以前习主席跟拜登也提到过——就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应该讲，这六个字的新内涵，进一步规范了接下来中美合作的方式、竞争的限度，还有分歧的管控。这六个字把这些方面都管到了。
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也好“清晰”也罢，中国都掌握绝对主动权
《凤凰大参考》：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中美关于台海的具体问题，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前后，他一度将一笔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称为可以对华使用的“谈判筹码”，美国官员随后又宣称，这笔军售并不取决于中国的行动。这再次暴露了该议题的解决难点，外交交涉往往难以遏制美方持续推进军售。您认为中国应通过何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才能避免美方将对台军售筹码化？
吴心伯：过去我们应对这个问题，差不多是外交上的抗议，对美国的一些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以及包括在台海进行一些军事演习，施加一点压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分量不够，对美国的打击没有让它感到疼。我觉得今后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打击。比如说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卖了10亿美元、20亿美元，那中国就取消跟美国的采购合同，比如说两倍、五倍于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对美采购合同，让美国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凤凰大参考》：除军售之外，美国整体涉台战略的走向也引发广泛讨论。近年来，美国内部鼓吹放弃所谓“战略模糊”的声音不断出现。与此同时，美方持续推进对台军售，还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推动“美台无人系统”联合开发、深化军事技术合作，并考虑扩大台湾参与地区军事交流。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逐步放弃所谓“战略模糊”？从战略层面来看，这种变化又可能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是战略清晰也好，还是战略模糊也好，我们都不要太在意，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台海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操之在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有强大的实力和决心，以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只能根据中国的选择来确定政策，而不是以战略模糊、战略清晰来决定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其实你看拜登四年四次表态，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要保卫台湾，这是战略清晰的，到了特朗普，他不这么讲了，他现在搞战略模糊。
但是实际上，拜登搞战略清晰也未必那么清晰，特朗普搞战略模糊也未必那么模糊，什么意思呢？因为拜登搞战略清晰说美国要保卫台湾，真的打起来了他就保卫吗？他有这个胜算吗？他付得起这个代价吗？特朗普搞战略模糊说我不讲介入也不讲不介入，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如果两岸爆发冲突，美国介入没有胜算，代价太大。所以我觉得不要在乎它什么清晰也好，模糊也好，关键是台海问题操之在我，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就行了。
三、台积电若赴美将“偷鸡不成蚀把米”
《凤凰大参考》：台湾半导体产业也正在成为中美博弈中的一个重要变量。9月2日，台湾方面表示当地企业计划追加约200亿美元赴美投资；此前，台积电已将美国投资计划扩大至2650亿美元。在美国的推动之下，台湾先进半导体产业更深地嵌入美国供应链。美国刻意将科技产业博弈叠加到台湾问题之上，会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这么做其实很简单，就是担心台海如果爆发冲突，那么就会影响到美国芯片供应的可靠性。所以它主要是考虑到芯片供应的可靠性，你不能在台湾生产卖给我，你必须到我这来生产，这样我才放心。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本来觉得自己配合美国，到美国去设厂、去生产、去解决美国对于供应链的担忧，这样好像就等于给了美国一份厚礼，拉近了“台美关系”的距离，美国可能会更支持台湾，但是我觉得后果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美国传统上关注台湾有地缘政治因素，但是现在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他主要考虑的就是高端芯片的问题。如果台湾企业能够在美国生产足够供应美国市场的芯片，那他就不用担心台海的风险。这样一来，台湾实际上对美国的价值大幅下降。本来台湾以为可以通过投资美国生产芯片，争取更多的美国的保护，实际上反而是降低了自己的价值。特朗普一看，反正我芯片有保障了，who cares台湾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可能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是这样一个结果。
四、美国“脱钩”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不可替代性”超出想象
《凤凰大参考》：从半导体产业延伸开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走向同样值得关注。关于中美经贸问题，您此前提到，判断一国在经贸博弈中的韧性，不能只看贸易额，还要看关键领域的“不可替代性”。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这种“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吴心伯：我觉得中国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很多领域，几乎是在一个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比如说讲到上游，大家很快就想到稀土、关键矿产以及原料药，这是美国要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地方。但是中游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中间品，美国也是离不开中国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发展AI要建很多的数以千计的数据中心。那建这些数据中心，各种计算机和电气设备，实际上都要从中国进口，所以离不开中国。还有在高端制造领域，比如说机器人、无人机，美国也是要依赖的。所以应该讲，中国的不可替代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这一点，美国现在也越来越清醒甚至痛苦地意识到了。
《凤凰大参考》：面对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举动，中美经贸并未走向彻底脱钩，这一状态后续会如何发展，未来双方的经贸联系又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吴心伯：我觉得以前美国人提出来的脱钩也好，去风险也好，这些口号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美国现在发现几乎在供应链的全链条都有要依赖中国的地方。所以它脱不了钩，也没办法“去中国化”。所以我觉得今后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恐怕要越来越走向务实，就是要重新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边界。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哪些领域美国真的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它是做得到的；在哪些领域它想摆脱但是做不到，那就妥协一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安排；还有在一些所谓的非敏感非战争领域，不需要脱钩，也没有什么风险，那就继续开展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概率必须朝着一个更加务实、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新边界。
《凤凰大参考》：所以中美经贸可能会演变为一个部分脱钩的状态？
吴心伯：拜登时期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在上海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中美贸易中“有问题的”只是1%，其他99%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说要脱钩，那可能只有1%是非脱不可而且美国也是做得到的，但是99%、98％是不需要脱钩的。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边界，就知道怎么样重新来界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这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美AI合作最大障碍是美国的“零和心态”
《凤凰大参考》：经贸之外，科技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当前中美在先进芯片、AI技术等领域的角力仍在加剧。从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政策的反复调整可以看出，美国既希望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算力，又难以完全忽视企业的商业利益。在科技领域的较量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中美能否在AI领域实现有限合作，还是说，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延续，AI领域也很难出现实质性协作？
吴心伯：我觉得如果实事求是来讲，中美在AI领域已经有合作，未来需要有更多的合作。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决策者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中美AI产业的发展。他觉得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且要尽可能地打压、放慢中国AI发展的步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中美之间合作的现实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合作的潜力也没有发挥出来。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和现实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AI可以分成AI技术的开发，AI技术的应用、商业化，还有AI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其实在这三个领域中美都是有合作的。比如说AI技术的发展，美国是技术上领先，但是中国也做出了贡献。像美国很多AI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用中国AI公司的模型。我们是开源的，而且我们这个资源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使用中国AI的模型。在AI的应用端，你今后会看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我们走得快，所以不管是应用于机器人，还是应用于高端制造，其实美国是需要的，这是中国的强项。在治理端，我们看到AI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会带来很多的风险。中美作为AI领域两个领先的国家，大家必须来讨论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哪些风险，怎么样识别这些风险，怎么样管控这些风险，怎么样加强合作。所以，事实上在AI领域中美有大量合作的空间。关键就是美国人现在心胸太狭窄了，老是觉得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先就要打压中国。所以他就无视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无视合作这样一个现实，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特别提到，中美在共同防范AI风险的问题上有合作空间。有观点认为中美在防范一些极端风险上存在共识，比如都不希望强大的AI被恐怖组织等恶意利用。您觉得，防范这类风险能不能成为中美开展AI安全合作的一个切入口？
吴心伯：我觉得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就是应对AI风险。这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合作的问题。因为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挑战，它的风险现在远远没有被人类所认知到。所以随着更多风险的可能性暴露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关注。 而且AI风险是有独特性的，AI可能完全就是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公司，就不一定是国家了，所以更多的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就没办法去掌控，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而且AI还在刚刚开始应用的阶段。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各种形式的甚至颠覆性的危害和风险，这个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所以管控AI风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很大的。
六、美对伊次级制裁后果需自负，其他地区议题可成为中美合作抓手
《凤凰大参考》：把视野放到更广泛的国际局势，俄乌、美伊等地区冲突同样在影响中美关系。8月24日，美国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推出针对伊朗的次级制裁，波及中国内地、香港等第三方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对俄制裁也持续影响中俄正常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正常经贸合作也面临更大的次级制裁风险。在您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既维护正常经贸合作，又避免被美国的制裁体系牵制？这种制裁外溢又会如何改变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吴心伯：我们以美伊冲突为例，美国要加大制裁，包括威胁要对中国动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立场就两个，第一个，反对美国的制裁，就是告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你的制裁是没有道理的，是没有国际法意义的。在伊朗问题上，当年奥巴马时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是达成了美伊协议的。最后是美方单方面破坏了协议，违反了国际法，然后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单方面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既违反了国际法，又是一个侵略者。美国本身在伊朗问题上就是处在一个既违法又不占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上。所以美国搞的这个制裁，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如果制裁，可能是威胁针对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那我们就要给美国讲清楚，你如果这么做后果在哪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大部分的对外贸易都是用美元支付的，我们还持有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券。所以中国对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国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如果美国要制裁中国的银行，那就是引爆了金融核弹。那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去美元化冲击，你后果自负。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如果去美元化，那你得好好掂量掂量。所以把这些东西跟美国讲清楚，刚才讲过了，美国人会算账，他知道该怎么做。
《凤凰大参考》：除了制裁带来的经济影响，当前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等地区热点也在持续牵动全球安全形势。中美虽然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避免冲突失控、保障能源和航运安全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共同利益。那么，中美有没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实际合作？
吴心伯：我觉得当下比较紧迫的当然是美伊冲突，中东的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关系到世界范围的能源供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那么这个领域中美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呢？当然有，因为对中国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自由通行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我们一方面可以做伊朗的工作，就是美伊冲突不应该拿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通道、国际水域，有广泛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做美国的工作，告诉美国你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不对的，你要认错，然后要纠正你的政策，不仅不能再打，也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你该赔偿就赔偿，该保证不再对伊朗动武就要做出保证，这样一来，伊朗才能够相信你，跟你达成新的协议。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做的就是做双方的工作，既要做伊朗的工作，更要做美国的工作，这样我们的立场才有建设性。
《凤凰大参考》：除了美伊问题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性的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开展有限合作的切入点？吴心伯：我觉得其他的比如说俄乌冲突、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俄乌冲突问题上现在特朗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外交努力，俄乌谈判相关各方也发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我觉得一旦直接相关方愿意坐下来谈判，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为最后俄乌如果达成协议，恐怕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而应该是一个多边的协议。包括美国、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可能都要充当这个协议的担保人，就有点像奥巴马时期美伊协议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当然是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朝鲜半岛问题也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李在明政府希望改善南北关系，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特朗普也屡屡表态，希望跟朝鲜领导人见面，讨论改善美朝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跟朝鲜的友邻关系，发挥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作用，包括促进沟通，甚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有关各方去考虑。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地区国际问题还是很多的。过去特朗普政府，特别是他第一任期，他的外交议程很狭隘，只关心他关心那些事情，比如说跟中国他只关心贸易。第二任期除贸易以外还有芬太尼问题，现在发现好像还不止，伊朗问题出现后，其实美国也是希望中国帮忙解决问题，俄乌问题上中国也能够发挥作用。本来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就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我们在元首外交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中美在第三方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就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增加了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动力。
七、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希望借中美关系打造外交政绩
《凤凰大参考》：最后，我们把视线从地区热点拉回美国国内。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您认为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还有多大的调整和谈判空间？
吴心伯：我觉得特朗普在对华外交上还是依赖于成功叙事，意思就是你看我跟中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是我外交的一个亮点，不仅要稳住对华关系，而且要能够取得进展。比如说在贸易问题上，在打击毒品执法合作领域，这都是他可以在国内对选民展示的成果。
《凤凰大参考》：如果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对华政策？长期来看，又会如何影响特朗普任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吴心伯：民主党如果控制众议院，在对华外交、对华关系上，其影响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它会批评特朗普跟中国搞关系主要就是做生意，不重视人权、民主、价值观，所以不行，你必须重视这些问题，所以要打价值观牌，这是一个冲击。 第二个，特朗普可能会考虑，比如说中美之间要成立一个投资理事会，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投资理事会，推动中国扩大对美投资？特朗普觉得这对美国经济是好事情，中国来投资提供就业、创造税收是好事情。但是民主党基于背后的工会势力，可能会担心中国这边的投资，特别是对美国汽车业的投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写信给特朗普说，你不能开放美国的汽车市场。拜登的时候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了100%的关税，就是要阻止中国去投资。民主党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特朗普对中国的投资严加看管、严加控制，这是第二个有可能的影响。
第三个领域就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从5月中美元首会晤到现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还是处理得比较谨慎，包括军售等等。民主党回来以后，可能会说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你得给台湾卖武器。所以这也会影响到台湾问题的处理。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我想主要可能就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凤凰大参考》：那您觉得国会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制约可能有多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国会的无视似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吴心伯：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共和党里面有不少亲台势力，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总统现在你得给台湾卖点武器，好久没卖了。所以民主党讲的话特朗普未必听，但是共和党讲的话恐怕他就不得不听。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民主党的压力实际上是通过共和党来体现出来。
《凤凰大参考》：感谢吴心伯教授的深度分析，为我们厘清中美在台海、经贸、科技与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