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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快报:特朗普在宾州竞选遭遇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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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报道:

  • 枪击发生时拜登总统正在德拉华州的一个教堂,他很快就回到自己的驻所。他刚刚通过电视对全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在美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暴力。令人作呕。令人作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能这样狼狈。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
  • 拜登总统今晚将从德拉华他的海滨驻所(Rehoboth Beach)返回白宫。
  • 据CBS新闻报道,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证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周一将如期在密尔瓦基市(Milwaukee)召开。
  • 美国保守人士喜欢扎堆的社交媒体(包括Truth Social,Gab和Parle)上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有人甚至说,这是特朗普天天谴责的官僚体制(deep state)作恶,是联邦调查局和疾病控制中心是幕后黑手。
  • 来自佐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科林斯(Mike Collins)在自己的X账号上说,这显然是拜登总统下令刺杀特朗普。
  • 联邦调查局(FBI)、特情局(Secret Service)和烟酒枪支及爆炸物管理局(ATF)正将此事件作为政治谋杀来调查。
  • 特朗普说子弹打中了他的耳朵。
  • 拜登总统说相关官员已向他通报了事态的进展。他一直在给特朗普打电话,但还没有通上话。他说,所有人都必须谴责政治暴力。
  • 拜登竞选班子已经从各电视台撤销了所有攻击特朗普的广告。
  • 据报道,枪手是在竞选集会场地附近的一个屋顶开枪的。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他的身份和背景。
  • 据《纽约时报》报道,两名执法官员称,执法人员从一名已身亡的白人男子身上搜出了一支AR-15型半自动步枪,他们认为该男子就是枪手。

  • 当地检察官表示,枪手当时从集会会场旁边的一栋楼上、距离特朗普约180米至275米,用AR式步枪发射了多达8发子弹。

  • 特勤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中,2人死亡,包括枪手以及1名现场观众,另有2人受重伤,特勤局人员已经击毙枪手。

  • 直播画面显示,特朗普右耳有血迹。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他的右耳上部被击中,感觉像子弹穿过了皮肤。宾夕法尼亚州警方表示,特朗普不是被子弹击中,而是被玻璃碎片击中。据称这些碎片来自被子弹击中的提词器。

6月27日拜登总统辩论发挥失常引发的民主党内地震还在余震之中,今天美国政坛又发生更剧烈的地震。特朗普在战场州宾夕法尼亚工业城市匹兹堡郊外50公里的巴特勒(Butler)发表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

美东时间周六下午,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集会刚刚开始几分钟就枪声大作,特朗普马上掩身在讲台之后。从画面上看,特朗普从讲台后被特勤局特工扶起来后衣冠不整,脸上有血,但仍旧可以走路。他遂后在特工护送他走下讲台,挥舞着拳头离开现场。现场观众高呼“美国、美国”。

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45,美联社报道有两人死亡,包括枪手和一名旁观者。CBS称,此次枪击事件是狙击手式枪击事件。

枪击事件发生的时机非常关键。两天后,共和党计划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特朗普为该党的总统提名人。

《纽约时报》说,此次枪击事件可能会扰乱预定周一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枪击发生几分钟后,特朗普的发言人史蒂文·张(Steven Cheung)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状况良好,正在当地一家医疗机构接受检查”。他没有提供有关特朗普是否或如何受伤的进一步信息。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 (Anthony Guglielm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遭遇突发事件后“安全”。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特朗普离开讲台大约 20 分钟后,特勤局要求新闻媒体人员离开,并宣布集会现场为犯罪现场。据悉,参加此次集会的民众有5万人之多,之后的撤离是一场“后勤噩梦”。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收到了有关集会枪击事件的初步简报。
拜登总统表示,他已获悉枪击事件的情况。他说:“我很高兴听到他安全且状况良好。在我们等待进一步信息的同时,我为他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参加集会的人祈祷。”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已听取情况通报,州警察正在现场与联邦执法人员进行合作。

据媒体报道,参加特朗普竞选集会的人要接受安全检查。他们被要求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后,然后进入现场,民众的包也会被搜查,以检查是否有武器和违禁物品。CBS新闻的主持人称,枪击事件显然是一个安全漏洞,执法人员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是防止特朗普支持者的报复。

事件发生后,前总统小布什发表声明:“劳拉和我很幸庆特朗普总统在遭遇懦弱的袭击后安然无恙。我们赞扬特勤局人员的迅速反应。”

拜登竞选团队的主要代理人、加州州长纽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暴力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没有立足之地。我的心与特朗普总统以及今天集会上受到影响的每个人同在。”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援引自己丈夫遭遇的政治暴力的经历来谴责这次袭击。 “我感谢上帝,前总统特朗普很安全,”她说。

历史上,美国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力经常发生的国家。上一次,美国总统遭遇枪击事件是针对时任总统里根,发生在1981年3月30日。在那起事件中,里根总统受伤但未遭遇生命危险。

2008年12月,一名伊拉克记者因不满伊拉克战争,在记者招待会上,脱下自己的鞋子扔向了小布什总统。

CBS新闻称,鉴于美国紧绷的政治形势,该新闻机构已经训练自己的记者,如何应对报道中发生的枪击事件。

特朗普枪击事件稍后不久,在Truth Social上发帖,他写道,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集会上“被一颗子弹射中,刺穿了我的右耳上部”。

他在帖子中说,他“立即意识到出了问题,因为我听到了呼啸声和枪声,并立即感觉到子弹撕裂了皮肤。”特朗普的右耳和脸上都是血,他补充说,“流了很多血,所以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特朗普在帖子中向参加集会的遇难者的家人以及“另一名受重伤的人”的家人表示哀悼。

他补充说,他对枪手一无所知,执法人员称枪手已被击毙。“我要感谢美国特勤局和所有执法部门对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刚刚发生的枪击事件做出的快速反应,”特朗普写道。据悉,特朗普已经离开了医院。枪手使用的是一把来福枪,是在集会安全范围之外的一幢建筑物上。

据一位在现场的民众告诉BBC,他在枪击事件之前,看到了远处建筑上有人拿着枪在匍匐,他立即告诉了执法人员,但执法人员并未及时做出反应。CBS新闻的主持人在报道中说,特勤局没有尽到保护特朗普的职责。

此外,据CBS新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人已经证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大会仍旧会按照计划举行。

美东时间晚上10点过后,拜登发表讲话。他说,他在努力和特朗普联系,谴责枪击事件。

以下图片是《华盛顿邮报》摄影师在现场拍摄的两张照片。

以下图片是《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报道特朗普竞选造势集会发生枪击时的头条。

“仇美”的由来:抗美援朝背景下美国形象重构

编者按:本文在海外中文网站转发极广,作者是“冯先生”,他在“知乎”网站有一个专栏,名为“冯先生写字的地方”。点击这里查看这个栏目。本站转发这篇文章因为它让我们了解抗美援朝如何重塑了中国人的美国观和国家机器在这一重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也让我们思考,中国人今天的美国观是什么?政府有在故意塑造国人的美国观吗?如果有,它成功吗?

延伸阅读:

坚决仇美、鄙美和蔑美的感情才是真正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感情。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必须彻底地清算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消除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惧怕心理,树立起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增强人民必胜的信心。

——《为什么有些人对美帝国主义认识不足?》,张彦,1950年12月1 日

(一)“仇美、鄙美、蔑美”运动的背景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下,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朝鲜战争正式爆发。

6月26日,美国命令驻日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

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港口,为蒋家政权续命,阻止我进步人士解放台湾。

6月28日,朝鲜方面夺取汉城。同日,韶山他老人家发表讲话,“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7月7日,安理会(苏联代表有意没有参加)通过美国的提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兵援韩国。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于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10月1日,斯大林向北京方面发出电报,开始正式提议中国方面为朝鲜“提供援军”“可以以志愿身份出现”。

同日,金日成向我驻朝大使提交请求信,请求韶山“给予我们以特别的帮助,….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详见沈志华,《韶山、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10月5日,我进步人士高层扩大会议,韶山他老人家力排众议,决定赴朝作战。

10月19日,我志愿军第38军率先渡鸭绿江入朝作战。

众所周知,我进步人士一直走的都是群众路线。然而,群众中还普遍存在对美国的好感,存在大量“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为了肃清此种有害思想,为了打破长期以来美国在中国树立的正面形象,我进步人士费尽心思,做出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意在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加强对美帝侵略本质的认识,让他们养成“仇美、鄙美和蔑美”的质朴情感,从而为我抗美援朝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10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鄙视、蔑视的态度”,各地随即展开宣传运动。

1951年2月2日,中央再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应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仇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

至此,一场在抗美援朝期间针对民间对美帝的认识改造运动(又称“三视运动”)正式轰轰烈烈的登场。

(二)战争初期民众对美国的观感以及本次战争的看法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民众,尤其在大城市中的民众,普遍存在亲美、恐美、崇美的情绪,不愿打仗苟且偷安的心理较深,对仇美以及抵抗美国侵略的情绪不高。

有人认为,“朝鲜离咱几千里,他打他的,管咱什么事”,“为什么苏联还不出兵?”;“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有关系”(《内部参考》,1950年8月30日;唐山专区抗美援朝运动初步经验》,1950年11月29日)

有人认为,“美国目前还不愿得罪中国,如果中国不动,美国可能放松台湾并让我们进联合国”(《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P3)。

还有人认为,“美国和善”“不会侵略中国”,并且居然说“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打起来的”,此次战争是“苏联老刺激美国”引起的,“美国攻朝鲜是维辛斯基骂出来的”。(《打倒亲美论》,双云,1950年11月20日)。

浙江的一些资本家认为美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凶残,对中国曾有不少“帮助”,“进步人士向苏联一面倒是肯定的,但何必讲,何必号召,以致刺激美帝”。(《抗美援朝高潮中浙江某些群众的思想情况和谣言》)

天津商人甚至认为,“美英侵略我国是不可否认的,但英美商人对我们还有一些’厚道’,如颐中、美孚等批发货品时,还给我们留些利润,而我们国营公司配货时,就不如美孚商行了”。(《京、津、沪汉部分群众对目前时局的反映》)

就连一向对公平正义最为敏感的学生,也有不少对抗美援朝的大业“反映冷淡”,“积极援助思想尚未成为主流”。(《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一)》,1950年11月5日)

因为对美帝的认识不清,不少人“提起美国的侵略行为来还不像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来那样立刻怒火中烧”,他们“说到美国的腐朽堕落时还不能立刻扫尽对它的假仁假义的若干幻想”;他们对美帝还充满了一厢情愿的温情。(《为什么有些人对美帝国主义认识不足?》,张彦,1950年12月1 日)

除了对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及亲美的错误思想外,更有崇美思想的标本: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

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尤金学术演讲会上说“美国没有文化’,结果很多师生反对。当场就有人讽刺,“假如说扭秧歌、打腰鼓是文化,那么美国当然是没有文化”。当陆定一说到“美帝是个王八蛋”时,金陵女大两位教授退席;说到“我们要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时,其余两位金陵女大教授亦全部离席。(《南京大专学校部分学生对陆定一同志所讲“美国没有文化”的反映》)

至于恐美,我们看各地区民众的意见。

“美国根本看不起中国,对苏联也看不起,只要美国下命令,全世界都要害怕”,“美国有的是钱与飞机,哪一个国家不害怕”。(《西安各阶层对目前时局的反映及谣言》)

志愿军加入战争之初,无锡苏州等地的民众众说纷纭,“三次大战打起来,3个月就可结束,(编者略)要垮台了”,“美国帮助蒋介石向大陆进攻,旧历年要打到京沪线”。(《无锡、苏州等地的谣言及部分干部群众对时局的反映》)

在此种普遍存在亲美、崇美、恐美的情绪下,“如何普遍展开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运动,以提高警惕,加强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的精神,巩固我们的国家建设和心理建设,实为我们战胜美帝的两把犀利武器”(《打倒亲美论》,双云,1950年11月20日)。

(三)如何展开“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运动?

为了扫除思想上的障碍,顺利开展抗美援朝伟大事业,我进步人士就须鼓动舆论力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改造民众对美帝的认识。

首先,如何正确看待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世界知识》杂志刊载的《蔑视美帝!鄙视美帝!仇视美帝!——国际问题问答》一文说得最好:

我们蔑视美帝,因为它是纸老虎;我们鄙视美帝,因为它是民主的敌人;我们仇视美帝,因为它是直接威胁我们的最危险的敌人!”

其次,如何开展“三视运动“的教育工作呢?

一、抗美援朝未起阶段,国家就开始做反美预热工作。1950年7月10日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组成“反美会”。然后各地成立反美分会,动员各方面人力,举行各种大会,做多种形式(戏剧、广播、墙报、演讲、漫画等)的宣传。

战争既起之后,又建立起对群众的各种宣传网,“编者略的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建立起来,1951年10月光“宣传员”就有150万人,除此之外,放手发动大量积极分子,“务使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种(抗美援朝)教育”。

这种宣传的效果如何呢,北京第五区新开路5号一位耳聋又眼又花的73岁薛老太太,通过积极分子的宣传,都知道了“苏联、朝鲜是咱们的朋友,杜鲁门、李承晚是人民的敌人,金日成是好人”。(《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P147页)

二、利用官方控制的媒体倾全力做各种反美宣传。这方面的文章就太多了,兹举两例。

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文章,指明“亲美的主张是反动的,崇美、恐美的想法也都是错误的。在充分了解了关于美国的真相后,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当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该文从历史说起,证明美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以我们要仇视它;再从美国的现状谈起,美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总统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走狗,国家很大一部分民众极端贫困,所以美国的民主是假的,我们要鄙视它;因为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所以我们要蔑视它。

由此篇文章的倡导,“三视”反美运动开始走向高潮。

11月6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法西斯”是继承了日本法西斯的衣钵,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于中国的进攻,“朝鲜、台湾和越南”,继朝鲜之后就是大举侵华,中国有“以强大的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支持,要拥护“人民以志愿行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努力”。(《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195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行抗美援朝动员:“胜利是必然的:在你们的前面只是一群数目有限、士气不高的野兽,在你们的后面却是为祖国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的几万万英勇的正义的人民!”

三、通过各种诉苦会、座谈会、妈妈会宣传美帝罪恶,引起人民对美帝的仇恨

195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指出,“通过会议诉苦和控诉美帝迫害的会议形式,能够激起广大人民对美帝的仇视”。

全国城乡普遍掀起了诉苦高潮,进步人士成功将人民对于过去生活的苦痛和不满引导到对美国的仇恨上去。事后北京市总工会在总结运动经验时写道:

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时事学习到一定程度,职工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可用诉苦方式……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但需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诉苦开始时,一般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的多,诉别人的多,诉自己的少,逐渐的联系到自己和帝国主义。

最后工人就提出:“黄狗黑狗都是狗,这些狗都是咬人的。”经过了诉苦,一般职工中崇美思想均得到肃清……(1951年3月16日,载《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p99~100)。

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总结说,“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时,必须明显地联系到美帝的可恶,并结合美帝在朝鲜的残暴罪行及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中朝战士的迎头痛击后的卑怯、胆小,使群众彻底认识美帝的阴险、残暴和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质。”(转引自吕讯,《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美国形象与国家建构》)

农村宣传的重点和难点是:“启发农民回忆控诉日蒋统治时切身经历过的灾祸,与今天的好日子相对比,激发农民仇恨日蒋,引导到仇美”。(1951年4月17日,《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P121、119页)

因为农民普遍对美国没什么印象,多认为“仇美不如仇日”。于是有的宣传队就把日本的“三光政策”引申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也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意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p130页)

当宣传美国武装日本时,说“美国是日本鬼子的后台老板,现在又在摆弄小日本想回来欺侮咱”,并结合生动的表演,例如农民听不懂什么叫“武装”,于是就“演出美国兵把战刀交给日本兵,老乡一看就明白了”。(《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第123页。)

四、发动民间及文艺界宣传对美帝的仇恨

先说民间,兹举一例。

湖南衡阳市工商联业余文艺工作队自编自导歌剧《鸭绿江上》:先描绘一对青年渔民夫妇在鸭绿江上捕鱼,妻子划船,丈夫撒网,两人夫唱妇随,歌唱幸福;可惜美好却是短暂的,美帝的飞机袭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渔夫年轻的生命,继而那位遗孀用哀怨的歌声含泪控诉了美帝令人发指的暴行,呼天抢地,催人泪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p206~207)

至于文艺界,我们先看那首家喻户晓的《打败美帝野心狼》词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11月30日,《人民日报》)

其次,我们光从抗美援朝期间作品的名字就能看出,如杨朔的《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吴甫编著的《美国——一个杀人喝血的国家》。

杨朔的另一部著作《万古青春》记载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的一个小故事:在反美军细菌战那当儿,有一回班长听见小李一个人在青枫树底下自言自语地骂:“你这个杜鲁门,再叫你祸害人!”班长跑去一看,原来李家发捉到一只耗子,倒吊在树上,手握着根藤条,抽一下,骂一句。你看堂堂一国领袖,在我战士嘴里,居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耗子。

其他反美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百度。

(四)“三视运动”的意义

“三视运动”的开展,成功让中国人民对美帝形成正确的认识。美帝成为豺狼遍地的野兽国家,“世界上最反动的、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屠杀人类的老窝”,“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世界的反动中心”。

此外,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居然敢于跟不可一世的美帝正式叫板,并在战场上不分高下,极大地长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帝是个纸老虎”的观念最终真正深入人心。

韶山他老人家自豪地宣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进行大演习”;“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于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美国连个小小的朝鲜都征服不了,就让原本恐美的犯疑惑了,“是我们应该怕美国,还是美国应该怕我们?”(《反抗美国侵略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p56)

还有个劳动模范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美帝国主义早已是我们手下的败卒,在朝鲜战场上早已证明是一个一戳即穿的纸老虎”。(吴运铎:“我时刻准备着重新拿起枪来”,《新观察》,1958年18期)

至于后来我们为何要与集人类邪恶之大成的美帝总统尼克松握手言和,就不是这些朴素民众可以了解的了。

中美印象简报:中国被强拉入群俄伊朝“反美轴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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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0期

本周热点:

编者按:在刚刚闭幕的北约75周年的峰会上,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俄乌战争的“决定性支持者”(decisive enabler)。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媒体和政策界人士开始把中国和俄罗斯、伊朗、朝鲜相提并论,并将这几个其实并没有结盟的国家称为“反美轴心联盟”、“抵抗轴心”等。本期简报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中美双方对“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看法。

  • 美方的描述

特朗普政府的国安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最新的7/8月期的《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应当宣称,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形成一个‘反美轴心联盟’。”这种说法把近期一直在隐隐把中国拉入“轴心联盟”的努力推向了高潮, 引发了舆论界的风暴。(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该文的介绍。)

这种说法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二战时期以英美苏等国组成的“同盟国”和德日意等国家组成的“轴心国”的对峙。按照这种理论,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联盟”会和“反美轴心联盟”发生世界性战争吗?这是很多人在心中最大的疑问。(2002年1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北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为所谓的“邪恶轴心”,美国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

奥布莱恩是第一位高调地把中国加入到“轴心联盟”的特朗普政府前高管。在他之前,更多的相关文章是把中国当作该联盟的“擦边球”。

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7月1日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写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已经形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种是由思想自由、心向西方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北约以及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的盟友,并与沙特阿拉伯和越南等一些非自由国家进行普遍但并不完全步调一致的合作,这个阵营我们可以称之为 ‘自由联盟’(Liberal Alliance)。另一个集团由俄罗斯和伊朗的威权国家领导,但已经扩展到朝鲜等反美国家、真主党等民兵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恐怖组织以及瓦格纳集团等准军事组织,这个集团我们称之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

《亚伯拉罕协议》的通过使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再加上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自由联盟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作为回应,‘抵抗轴心’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姿态。

‘抵抗轴心’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它有一个共同目标: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它在中东和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并削弱自由民主。

因此,轴心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最大的国家网络群,其成员国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但又相互依存地运作,相互借鉴,共享资源,划分职责,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行动。例如,一国帮助另一国减轻制裁的压力,同时从第三国接收军事装备。正如《大西洋月刊》的安妮·阿普尔鲍姆报道的那样,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在宣传战线上联手,向西方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虚假信息战。尽管轴心国通常会小心地将其敌对行动控制在不引发国家间军事冲突的阈值以下,但如果这些国家认为有必要或有利的话,他们可以而且将会诉诸直接军事对抗。

中国在军事上与俄乌冲突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宣布与俄罗斯结成‘上不封顶的伙伴关系’,帮助俄罗斯应对经济制裁,并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工业和技术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亲伊朗政权,支持与伊朗结盟的民兵使用导弹和无人机从加沙和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袭击美军,从也门袭击沙特阿拉伯。即使是轴心国军队中最弱和最贫穷的也门胡塞叛军,也动不动就扰乱地区的航运。

与抵抗轴心不同,中国是美国的全方位竞争对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挑战美国。尽管该国(和西方)有对抗性,但中国比俄罗斯、伊朗或朝鲜更深入地融入和依赖全球经济,因此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一方面,中国受益于轴心国使自由联盟失衡和过度扩张的战略,这大概就是中国维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不会从混乱的世界中受益。因此,尽管中国的支持增强了轴心国的韧性,但中国的影响力也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于自由联盟来说,诀窍是将中国与轴心国分开并利用他们的分歧。”

狭义上,所谓的“抵抗轴心”( Axis of Resistance)指的由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组成的网络,而伊朗可以通过该网络对外彰显实力、试图影响相关事态的发展并威慑来自以色列或美国的攻击。

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血腥袭击之后,哈马斯的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呼吁“抵抗轴心”加入战斗。他说:“我们在黎巴嫩、伊朗、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兄弟们,今天是你们的抵抗运动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起来的日子。”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以及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让“抵抗轴心”有了新的内涵,最突出的是俄罗斯也成了成员之一。之后,随着乌克兰在战场进展不顺利,美国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工业支持是战争进行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政策圈和媒体开始把中国和“抵抗轴心”或者“反美轴心联盟”联系了起来。

其实,《纽约时报》早在2022年7月就发表了一篇俄罗斯和伊朗以及中国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文章。

这篇文章写道,“尽管美国喜欢用关于共同价值观和民主的华丽言辞来包装其联盟,但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另一个公开支持莫斯科的朋友和美国的竞争对手——在他们的关系中更具交易性。”“但交易关系并不能形成持久的联盟,也不能掩盖联盟内部的压力,”文章继续写道。

  • 中国的反应

中国如何看待自己被强行拉进入“轴心联盟”?从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们可以就该问题略知一二。

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纪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

同样去参加该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选择站队任何国家,只选择和平发展。

郑永年教授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不是‘反西方’,而是‘非西方’。中国强调现代化的多元性,每个国家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他在接受环球网的采访时表示:“中国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谁倡导和平,我们就和谁站在一起;谁选择暴力和战争,我们一定反对。” 郑永年在接受《中国日报》的采访时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原则就是和平共处。美国如今指责中国跟俄罗斯站在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绑架在一起。

“然而正是因为中国没有选择任何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世界才没有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或者像一些国家那样简单地选边站,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

《中美印象》本周推送文章

奥布莱恩:特朗普前国安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再发文,给出了比特朗普在任时更为极端的对华政策意见。他建议,美国应与中国经济脱钩,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增加60%甚至更高的关税,并恢复核武器试验。他认为只有全面削弱中国才能保证世界和平,而这其中的重点就是切断经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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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韧:谁是特朗普的竞选伙伴?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择偶”标准如下:1)这个人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2)这个人能在辩论中对付拜登的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Kamala Harris)并成为他可靠和有效的“政治打手”;3)这个人不会跟他抢风头;4)他需要的不是接班人,换句话说,他不愿意看到这个人把这个职位当成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敲门砖;5)这个人最好还能给带来更多的竞选经费;6)这个人需要有一定的治国和立法经验,可以帮助在执政期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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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涓:专访宋怡明:明史、《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中美关系。中国社会比疫情之前有更严格的监控,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但坦诚对话的空间仍然很大,而且一如既往,中国人最清楚边界是什么。至少我可以确认,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黑色幽默似乎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对经济状况、国家和党的状况充满担忧。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新冠疫情后的中国时所表现出的不安情绪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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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对拜登的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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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又是在晚间新闻时间,《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电影巨星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题为“我爱拜登,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候选人”的特约时评,遂后这篇时评的内容被各大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报道。很多新闻节目主持人称此文为“重磅炸弹”,因为克鲁尼不仅是铁杆民主党人和民主党竞选经费的重要捐赠人,他不久前还在好莱坞为拜登举行过一次募捐招待会,是与拜登总统摩肩擦踵的人。

6月27日,拜登总统与共和党当然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亚特兰大参加由CNN主持的大选候选人辩论。如果说辩论使得拜登成为美国2024年总统竞选现阶段的“落水狗”,那《纽时》从第二天起就启动了痛打“落水狗”的运动。

6月28日傍晚,《纽时》发布了社论“为了更好地服务自己的国家,拜登总统应该退选”。(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这一社论的编译。)

《纽时》的痛打运动基本分为四个部分,威力最大的是“社论”(editorial),其次是《纽时》专栏作家(columnists)的时评,第三是特约时评(guest essays),最后是读者来信。以下是作者在线浏览了《纽时》评论部分从6月28日到7月11日所有的文章后看到的部分呼吁拜登急流勇退的文章。这些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狂轰滥炸和暴风骤雨。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尼克松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和唯一辞职的总统是因为另一家报纸,《华盛顿邮报》,对他的穷追猛打。换句话说,没有《邮报》记者和编辑部的锲而不舍,尼克松是可以舒舒服服地做完自己的第二任。难道《纽时》是想创造历史,让拜登成为第一个在大选之前四个月被迫退选的总统候选人吗?

《纽时》在发表呼吁拜登退选社论的当天还发表了该报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专栏,题目是“拜登是好人,好总统,但他必须退选”。专栏说,“ 拜登的家人和他的竞选班子应该尽快开会,并与总统展开最为艰难的对话。这是充满爱、目的性明确和决绝的对话。为了让美利坚能在11月阻止特朗普复辟,拜登总统应该主动放弃连选连任,并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允许自己的代表另选他人。

7月1日,《纽时》发表专栏作家戈德伯格(Michelle Goldberg)的专栏,题目是“我们不应该对拜登束手无策”。文章呼吁民主党人不要因循守旧,不要碍于面子,不要怕临时换将带来的麻烦和不确定性,因为这次选举事关美国的民主制度。

7月2日,《纽时》发表了一篇特约时评,题目是“约翰逊1968年退选了,拜登也能退”。该文的作者是博尔(Kevin Boyle),是《崩溃:1960年代的美利坚》(The Shattering:America in the 1960s)一书的作者。1968年年初,因为美国反战运动的风起云涌,时任民主党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寻求连选连任,但他的副总统参选后败给了尼克松。

7月2日,《纽时》又发表了弗里德曼的时评,题目是“拜登总统现在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此文也在《纽时》中文网站发表,题目是“拜登能送给美国的最好的礼物:退选”。弗里德曼在专栏的最后说,“拜登不仅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位真正有影响力的总统。他值得被铭记,因为他在2020年拯救了美国,使美国摆脱了特朗普的领导,带领我们走出了新冠疫情的黑暗时期,通过了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立法,恢复了人们工作的尊严,促进了向绿色经济的过渡——并且,最终,他知道何时以及如何说再见。”

7月3日,《纽时》又发表两篇特约时评,一篇是希尔佛(Nate Silver)的“对拜登的放任自流是最危险的方案”和拉德申科(Sergey Radchenko)的“为什么美国的对手搞错了拜登-特朗普的辩论?”。第二篇文章也有中文翻译,点击这里查阅。

同日,《纽时》还发表读者来信,题目是“如果拜登弃选,应该提名谁……”。来信提到了副总贺锦丽、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布克(Cory Booker)、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西佛吉尼亚州独立党人联邦参议员蒙钦(Joe Manchin),克林顿的副总统高尔(Al Gore)和肯塔基州长巴舍尔(Andy Beshear)。(点击【这里查看本站文章“民主党人社会接替拜登”。)

同日,《纽时》还发表了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组织心理学教授格兰特博士(Adam Grant)的文章,题目是“拜登面临的陷阱有名字”,文章在《纽时》中文网站的题目是“拜登为什么一定要‘死撑’”。作者说,“拒绝放弃并不总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它往往是顽固的僵化。拜登总统,为国家服务不仅仅是要站出来领导。它还意味着要有让位的勇气。”

7月6日,《纽时》发表专栏作家多德(Maureen Dowd)的题为“拜登的盲点”的专栏。多德的文笔向来辛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她在专栏开头说,“李尔王弃权太早,拜登总统放权太晚,而这正是拜登的悲剧。”

次日,《纽时》又发表了多德的题为“拜登躲进最坚固的地堡里”。她在文章里历数拜登年老体衰的症状,比如在接受一家黑人电台的采访中,拜登说他是让第一个黑人女性成为黑人总统的副总统;《纽时》驻白宫首席记者贝克(Peter Baker)跟她说,只要他离拜登几步之遥他就得戴上同传耳机,因为不戴耳机他根本听不清拜登在说什么。

7月8日,《纽时》发表了当年奥巴马总统特别顾问卡维尔(James Carville)的特约时评,文章的题目是“拜登赢不了,民主党人要有预案。这是我的方案。”卡维尔的方案是,为了让特朗普复辟不能得逞但又要公开透明地选出新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应该在美国南部、东北部、中西部和西部举行四场辩论会,辩论会的主持和提问人为前民主党克林顿和奥巴马,参加辩论的八名候选人也由两位前总统确定,其中必须包括贺锦丽。参加辩论的民主党听众将在每次辩论之后投票选举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四场辩论下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将成为民主党新的总统候选人。

7月8日,《纽时》发表了专栏作家克鲁格曼的专栏,题目是“总统先生,请做正确的事情”。克鲁格曼在文章说,他很崇拜拜登,但是2024年的大选不是一场只要你努力就会被加分、输了也问心无愧的竞赛。“如果特朗普赢了,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选举了……”。“无论如何,拜登现在是破损的物品。如果他坚持参选,各种迹象表明这是他的决定,那么,他和我们民主的未来,都会失败。”

7月8日,《纽时》又发表第二篇社论,题目是“民主党必须跟总统实话实说”。显而易见,《纽时》的负责人们对民主党领导人对拜登扭扭捏捏的做法非常不满,社论公开呼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佛利斯(Hakeem Jeffries)和前众议院议长佩罗西直言不讳地告诉拜登,当总统不是五天八小时的日常工作,他继续参选,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运都岌岌可危。(也许是呼应《纽时》的社论,7月10日佩罗西就告诉CNBC,时间不多了,她希望拜登尽快对自己是否还是胜任的候选人做出决定。)

7月9日,《纽时》发表了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史蒂文斯(Bret Stephens)的专栏,题目是“深渊怒视拜登”。史蒂文斯在专栏中说,拜登在接受ABC采访时说,“我不仅忙于竞选,还在领导世界。这话更像是特朗普的口吻。”既然你如此有能力,为什么不肯接受一个认知测试呢(cognitive test)?他还说,这几年他一直认为拜登应该遵守自己只干四年的承诺,而且他人老体衰的证据确凿。他呼吁拜登直面哲学家尼采当年的警告–“那些与魔鬼争斗的人经常忽视自己也变成了魔鬼”;“你盯着深渊看久了,深渊也会怒视你”。


7月9日和10日,《纽时》又分别发表了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和纪思道(Nicolas Kristof)的专栏。弗里德曼说,魔鬼也许喜欢这个选举季节,但是他感到心惊肉跳;纪思道对拜登说,选民思变。

7月10日,《纽时》还发表了特约时评“我们跟拜登一个生日,问我是不是有些精力不支”,作者是霍特(Clark Hoyt),曾任《纽时》公共事务编辑。霍特说,他和拜登的生日都是1942年11月20日,拜登有的不适他都有,比如腰椎劳损、心律不齐、睡眠失常等。他还说,他72岁就退休了,虽然那个时候他也觉得自己依然精力饱满,但还是觉得应该交棒给下一代。他最后提出,国会应该立法,就联邦政府的某些职位,特别是总统这个职位,规定年龄限制。总统这个位置权力太大,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任不能有任何因为年龄带来的闪失。

同日,《纽时》推出了本文开始提到的克鲁尼的特约时评。克鲁尼在文中说,“我们党的领导人不能继续说他们没看到5100万美国人都看到的场景。我们对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惊恐万状,于是选择对各种提出警告的症状视而不见。斯迪凡诺普洛斯的采访更加深了我们一周前看到的惨景。作为民主党人,每次看到总统走下‘空军一号’或走到麦克风前回答一个事前没有准备答案的问题,我们都屏住呼吸。(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关于斯迪凡诺普洛斯采访拜登总统的文章。)

克鲁尼还说,让我们倾听来自摩尔、贺锦丽、纽森、威特莫尔、贝舍尔和普利茨柯的声音(点击【这里查看本站整理的关于民主党人谁能接替拜登的文章)。让我们同意候选人不相互攻击。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聚精会神地找到能让这个国家再度腾飞的路径。然后我们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我们新的候选人达成共识。

克鲁尼最后说,“拜登是个英雄,2020年他拯救了民主。我们需要他2024年再次拯救它。”

7月11日,《纽时》发表题为“特朗普没有领导美国的资质”的社论。相比而言,《纽时》在迫使拜登总统退选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和笔墨。也许《纽时》领导人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无可救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和正派。唯一能拯救美国民主和国家的路径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换将,新的候选人不仅可以动员那些对拜登心灰意冷的民主党人出来投票,还能说服更多的无党派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目前,《纽时》期待的墙倒众人推的效应还没有出现,刚刚公布的新民调(ABC-《华盛顿邮报》民调)可能又给支持拜登守住阵脚的民主党人和他的竞选班子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拜登辩论表现不佳,选举的大盘并没有出现巨大的浮动)。今天晚些时候,拜登会在北约华盛顿峰会结束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是他8个月以来第一次举办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拜登反应敏捷,对答如流,反对他的大合唱也许会暂停。否则,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日子也许就屈指可数了。

崔天凯:我们应该怎样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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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2024年7月7日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上海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主旨演讲,原标题为“迎百年变局,走自强之路——崔天凯在上海科技大学2024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主旨演讲”,首发于上海科技大学网站,现标题为本站编辑所加。

尊敬的江绵恒主任、李儒新书记、封东来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非常高兴参加2024年上海科技大学毕业典礼。感谢学校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分享这份喜悦。同时,这又让我诚惶诚恐。在上海科技大学历届毕业典礼讲话的,都是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航天英雄。我何德何能,也有此殊荣?而且,我是一个“文科生”,上科大这样的科学殿堂的讲坛对我来说高不可攀。当然,我母亲从我上小学时就告诉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走了不同的路。今天既然站在这里,那就从我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工作说起,和同学们谈一点感悟。

我在中美两国上过好几个学校,可是从来没有在国内参加过自己的毕业典礼。在上海、北京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恢复学位制度。中学时正赶上那个特殊年代,还没有毕业,就作为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黑河插队落户,历时五年半。期间种过地,开过拖拉机,也扛过枪,参加过武装基干民兵战备值班,可以说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对于那个特殊年代和“上山下乡”运动,历史已有定论。我在农村也吃过苦、受过伤。我们对那场动乱不应该有罗曼蒂克的怀念,更不能允许它重演。同时,就我自己的成长而言,就我对国情的认识而言,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感受了贫困和科技文化不发达的制约,体会到我们为什么要实现现代化、从什么起点走向现代化。我插队的村子就在当时的中苏边境上,我对于同那个最大邻国的复杂关系也有了直接的观察。

所有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生在上海的都市少年,是成长、是蜕变,更是深刻、生动的国情教育,是成熟、是觉悟,让我认识到在人生起步时首先了解自己的国情是何等重要。至今回忆起来,我依然怀有感恩之心。

更值得庆幸的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给了我认识世界的机会。因为工作需要,我去过很多国家,也曾常驻日本。然而生活时间最长、感受最多的是美国。从1981年开始,我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留学生、外交官,先后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了14年多。尤其是作为留学生,可以说是一次“洋插队”。它让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了美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看到了所谓“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的种种表现。尽管当时已经认识到,美国从立国到发家的历史、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并不是像一些人宣扬的那样善良和大度的,但总体上对美国是抱着学习、借鉴的心态。

当时的美国同现在很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美国是很有自信的。它认定苏联为主要对手,扬言要搞“星球大战”;它把日本视作经济威胁,对日本的金融和制造业大打出手。到了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可以说是志得意满,在国际上力推所谓“华盛顿共识”,甚至断言历史已经“终结”。

后来事情起了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策动了好几起局部战争,导演了若干场“颜色革命”,搞乱了许多地方。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引爆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世人包括很多中国人逐渐发现,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它的全球霸权,并不是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未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和美国化,它们的套路不可能导航到我们的目标,它们堂而皇之的一些说教在实践中往往是双重标准。

最近几年,美国本身发生了不少让美国精英们始料未及、老百姓很难理解的事情。全世界包括美国人自己都在重新认识美国。现在,连华盛顿都已不再信奉过去的“华盛顿共识”,“历史终结论”本身也走向了终结。前几年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提了一个问题:“原来自信满满的那个美国怎么不见了?”结果没有人回答我。2021年夏天,我离任回国时,对基辛格博士等一些美国人士谈到,现今的美国同我2013年来上任时候的美国似乎不是同一个国家。他们居然同意我的看法。真的让人有隔世之感。

从我当年在黑龙江“土插队”到现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在美国“洋插队”到如今,外部世界包括美国也经历了风云变幻,斗转星移。我们确实生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面对巨变,作为过来人,谨提两点建议供同学们参考。

一是学会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变化的世界就像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沉下心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谈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16个字。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以全面综合的角度、发展变化的眼光、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形成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独立思考,而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现在一些“网红”、“大咖”很有影响,人工智能更是大热门,似乎有取代人脑之势。可是,我还是认为,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任何强大的算力都不可能代替独立思考,更不应该取代人类良知。

刚才我们谈到如何认识美国的问题,列举了美国的一些消极面,当然都是事实。迷信美国,盲目崇拜,显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美国从此将一蹶不振地没落下去,也是一种片面和绝对化的认识,同样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客观规律。美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很大问题,但是它的军事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创新能力、文化影响力依然在世界上领先,依然保持优势。美国的发展演变是经济、政治、文化、人口、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其进程往往是螺旋型的。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立体的、发展变化的、一分为二的,而不能是简单化、绝对化甚至是一厢情愿的。错误认知别人,结果往往误导自己。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坚持自己的目标,走好自己的路。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国家、任何个人,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从我们国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选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已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是接近成功,形势往往越复杂,阻力往往越大,风险往往越高。我们相信,国际格局演变的时和势在我们一边,道义和公理在我们一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轻松松成功。中国的发展从来是为了超越自己,而不是压倒别人,可是我们必须不断克服别人设置的障碍。“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华民族唯有“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同学们这一代人来说,从现在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四分之一世纪,正是你们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年代。如果说“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你们就是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冲刺的主力军;当你们把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人的时候,一定能够为自己投身这项伟大的事业而无比自豪。这是何等荣耀、何等豪迈、何等浪漫!这也是我最羡慕你们的地方。同学们将来会从事各种职业,可能担负平凡的工作,也难免遇到艰难险阻。只要心中铭记国家和民族的大目标,把个人发展汇入民族复兴伟业之中,相信你们会找到人生的意义,激发奋斗的干劲,会体会到“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会发现路就在脚下。

同学们在上海求学,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提炼概括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熏陶。同学们在上海科技大学受教,遵循“立志、成才、报国、裕民”的育人理念。你们以这样的精神面貌走出校门,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一定能够担负起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完成好历史使命,为祖国添彩,为母校增光。

将近100年前,30岁出头的毛泽东站在湘江边,回忆起“恰同学少年”的岁月,面对“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秋景,写下了《沁园春·长沙》一词,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过了10年,已经领导长征胜利完成的毛泽东又写下一首《沁园春·雪》,满怀豪情地宣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我谨以毛主席的这些词句来祝福同学们。当今世界何尝不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场景,国际上何尝不是又在问“谁主沉浮”?我相信,同学们这一代中华儿女,一定能回答好时代之问,一定能以你们的业绩、你们的人生向世界证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谢谢大家!

谁将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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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6月27日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凸显老态和民主党“内讧”之后,特朗普2025年“复辟”的可能大大提升。对华政策在美国今年的大选中非同寻常地被束之高阁,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本站看到的唯一的关注美国有哪些派系及其代表人物可能影响特朗普如何制定对北京的政策。本文英文版原文于2024年5月17日发表于《城市日报》(City Journal)。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如果民调准确,唐纳德·特朗普将在八个月后开始他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以及他的第一个白宫任期内都将对华政策作为优先事项。如果他能在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如何应对中国也会是当务之急。然而,这位前总统尚未建立统一的外交政策团队,导致人们纷纷猜测特朗普政府会如何应对、竞争,甚至迎合太平洋彼岸的这个巨人。

特朗普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持敌对态度,但他的立场并没有转化为统一的战略或防御政策。因此,不同的外交政策学派正在争先恐后地对他施加影响。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的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主要候选人可以分为三类:“自由派”、“脱钩派”和“保守现实主义派”。这三个派别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但在如何应对层面差别很大。

自由派是那些主张在国外推进美国理念的共和党人。自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以来,每当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们就在外交政策职位上占据有利位置。特朗普的第一届内阁中便有几位来自自由派,其中一些人可能再次成为高级职务的候选人,包括特朗普的最后一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博明(Matt Potinger)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egher)是前众议院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们在4月份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文章中阐明了自由派对中国的看法。博明和加拉格尔认为,美国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应对中国,就像里根40年前对抗苏联一样。

自由派经常建议必须颠覆中国政府,以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例如,博明和加拉格尔坚称,美国“不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而是应该赢得这场竞争”,并补充说,美国的胜利将使中国人民找到“探索新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灵感”。一位华盛顿内部人士称,蓬佩奥是特朗普选择副总统问题上“最简单和最好的答案”。(但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蓬佩奥与副总统候选人无缘。点击【这里】查看“谁是特朗普的竞选伙伴?”–译者注)

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自由派的设想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如出一辙。两者都认为美中关系是一场基于价值观的冲突。虽然自由派对不像拜登政府那样看重国际组织在遏制中国方面的作用,但两者都认为,北京支撑着全球的反民主同盟,这个同盟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次要伙伴。两者都认为,美国肩负击溃这个同盟的威尔逊主义式的责任,并支持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求自由的人民,比如台湾和乌克兰。

相比之下,脱钩派与特朗普的倾向一致:他们是高举“美国优先”旗帜的好战的杰克逊主义者(Jacksonians)。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J. D. Vance)和企业家兼政治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来自这一阵营。该阵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应该尽量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并重新考虑其在亚洲前沿的防御态势。

例如,万斯表达了作为脱钩派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生产我们的商品,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与中国开战。”拉马斯瓦米也提出,美国应该尽可能地将工业生产重新迁回国内,以减少因台湾等争端与中国开战带来的麻烦。他甚至针对美国防卫台湾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而他认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之后美国应该停止对台海事务的干预。

特朗普已经接近80岁,而脱钩派的人则偏年轻。不凑巧的是,万斯和拉马斯瓦米的相对年轻使得他们没有对冷战形成深刻的记忆。对脱钩派来说,小布什时代外交政策的失败给他们投下巨大的阴影。

第三个阵营,也是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即保守现实主义派,他们强调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实力的重要性。柯伯吉(Elbridge Colby)最能清晰地表达这种观点。他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撰写了五角大楼的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他现在或许是国家安全顾问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他在2021年出版的《拒止战略》(The Strategy of Denial)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同时挑战了自由派和脱勾派两个阵营。

柯伯吉认为,亚洲是21世纪的经济中心,中国自然会渴望主导这一地区,而美国不能让其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张美国宏大战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拒绝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不是通过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与自由派的观点相反——而是通过组建和维持一个与中国抗衡的反霸权联盟。

像加拉格尔、博明、蓬佩奥等自由派人事将中国的敌对行为归因于其意识形态。与之相反,柯伯吉和保守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被非意识形态的权力追求所驱动,且这个过程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柯伯吉坚持认为,即使中国不是由一个威权政党领导,北京也会因为其经济实力和大陆规模而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

保守现实主义派和脱离派一样,对过度投入美国资源用于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共识并不延续到其他方面。与杰克逊主义者不同,身为汉密尔顿主义者(Hamiltonian)的柯伯吉希望通过保障亚洲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来维持全球化经济框架,毕竟亚洲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业链聚集地。

如果特朗普在11月击败拜登,那许多外交政策职位将会出现空缺,来自每个阵营的代表都很可能获得重要任命并有向新总统建言献策的机会。这将会是一个有益的过程。尽管他们的建议可能大相径庭,但每个派系都会带来重要的考量,这些考量也将与美国历史悠久的外交政策传统紧密相连。自由派强调美国的理想主义历史,脱钩派指出傲慢可能带来风险,保守现实主义派则坚信实力高于一切。当然,将他们的理念诉诸于众相对容易,但要赢得总统的青睐才是真正困难的部分。

王飞凌:罪犯当总统?—— 美国政治的全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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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4年6月20日首发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去年底,笔者曾在《“古老”的美国大选与“最不坏”的民主政治》(《联合早 报》2023 年 12 月 15 日,点击这里查看该文。)一文,谈到今年美国大选很是空前:两个史上最高龄的候选人,极不友好地换了个位子后继续较量;其中之一还史无前例地官司缠身。现在,即将得到共和党正式提名的特朗普,在多日庭审后,5 月 31 日被纽约地方法院裁决,犯了 34 项 所谓重罪(felony),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公民陪审团定为罪犯的前总统。看来今年的美国政治真人秀,可谓“没有最奇葩,只有更惊人”。

美国以观念成国,由法律治国,分成联邦与地方两大块的司法体系,相当独立,内部有许多分权制衡与程序制约;外部则有无数律师抗辩与媒体挑刺。公诉案子大多先由一个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同意。开庭后,所有证人与证据都要明示双方,供当堂辩驳。至于庭审时的陪审团,更是结构性地有利于被告:辩护方可以在遴选时,轻易否决陪审员中的 任何一人;双方接受的由普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此次有 12 人)在庭审后投票时,必须要意见一致才能定罪;于是“宁放过三千,勿冤枉一人”十分常见。特朗普多年来打过许多官司,有一个一流的庞大辩护律师团。但这次估计是被抓了实锤,走了麦城;民众都认为够上重罪。诚所谓常在河边走,难免要湿足。

除非特朗普退出竞选或在漫长的上诉过程里,能及时推翻有罪裁决,否则见过无数奇人怪事的美国选民,还是要惊见一个匪夷所思的新难题:选一个罪犯当总统? 人们并不惊讶总统也会犯法失德,大人物为封口费之类做点假账更是没啥稀奇。但是一个被抓住起诉还判决的重罪的犯人要当总统,还是震撼大家的底线。

宪法没限制罪犯当总统

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法律多如牛毛的美国,并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资格条例。宪法里关于谁能当总统的条件极其简约:居美至少 14 年的 35 岁以上土生公民。

真是公开海选领袖,人人可做总统。

200 多年来,参选美国总统的人五花八门;但两大党正式提名的候选人,不论政见如何,都是妥妥的精英成功人士。不仅有雄心壮志、亮眼的成就与功绩、不凡的出身履历与造诣,还要显示出无可挑剔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与出众谈吐。自从 60 多年前进入电视时代以来,高挑身材、堂堂仪表和明星做派,更是成为必备标配。

无数参选者只因为私生活稍不检点、一时口误失态之类的丑闻,就会自己羞愧谢罪,自觉地退选,再不做问鼎白宫之想。不消说被定罪,仅仅是被司法调查和起诉,一般就是铁定退选无疑。

还有那无孔不入的媒体、多如过江之鲫的律师、全力拼搏的对手集体加持,漫长的 选举过程似乎总会自然也自动地淘汰掉各种不够正派、不知廉耻的参选者。选战中的互相抹黑和恶言相向,一到选举结束,一般也就化为愿赌服输、风度翩翩的祝贺赢家。这种欧洲贵族遗风、盎格鲁绅士派头的君子式政治文化延续下来,有力地补充了枯燥简单的成文法规,制度与文化于是相得益彰。如美国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在 1798 年所写:“我们的宪法是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的”,完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缺德少信的)社会。每次都选出人中俊杰可能不一定,但选一个各方面素质平均值以上的总统,还是比较靠谱。

担心出现终身总统而修

百密必有一疏,凡事皆有例外。70 多年前,人们意识到国父华盛顿开创总统两任就退下的高姿态君子传统,还是不够。得民心又能干还正逢国难之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毫无法律障碍。美国完全可能会有一个终身总统;而“不能替代的英明领袖”却是民主政治之大忌。国会于是迅速制定了第 22 条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当两届。

到了2020 年,不料又一个极为“非美国”的例外发生:在位的特朗普总统败选后,宣布对手作弊,操纵选举(不过至今尚无什么可信证据),坚决不认输,连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也不参加。当然,他还是按照法律规定,准时交权后离开白宫。他的铁杆粉丝之后大闹国会,试图推翻大选结果的故事乃至司法案件,早已沸沸扬扬。

无数口水战至今还在淹没一个常识性问题:为何是在野党而不是执政党能够在各州操控 1 亿 6000 万选民?因一人一时的选战失利,就质疑整个选举系统,有点像牌局输了就掀桌子,至少不够传统的君子风度。

更不料,不认输的高龄前总统还立马再次参选,成为百多年来第一次。更更不料的是,素来主张法律与秩序的共和党,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是一堆刑事和民事诉讼的被告,顺利推举他为候选人。更更更不料,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身为罪犯的总统候选人,还可能进一步成为惊世骇俗的唯一戴罪总统。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

美国有许多法规限制乃至禁止重罪犯的各种权利。即使是轻罪犯(misdemeanor)纪录,都是求职尤其是想吃皇粮时的一大障碍,却唯独没有条文不准罪犯竞选总统。估计是立法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大不敬”问题。现在,面对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法律大漏洞,特朗普竞选对手拜登虽然手握现任总统执法大权,也只能号召选民 11 月用选票来说话。

当一个人气颇旺的参选者不断豪赌,却至少口头上绝不服输,不在乎什么面子,也无视过时的君子俗套与正派风度;别说被法庭指控,就是被判了重罪也决不退选,坚持要当头领导人民去改天换地,美国那“古老”而“最不坏”的民主法治,就面临一个从未想到过的全新挑战。

今后四年,美国会不会有一个罪犯总统,就要看选民选择保全还是摇撼美国的司法制度、维护还是舍弃顶层政治的君子文化;是相信拜登“自私”地利用司法案子去针对竞选对手,还是相信特朗普“自私”地绝不放弃,其实是因为他须要竞选与筹款去应付司法 和财务麻烦。

惊天的喧嚣与震撼之后,仔细看来,美国政治制度大概率还是会安然渡过这波不寻常的挑战,一些选举法规可能还会借此得到检视与改善。毕竟,民主法治之树总是需要不断的挑战刺激和滋养,才可能长青。

胡锡进:要给在华外籍人士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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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虽然海内外对胡锡进的看法五花八门,但他的博客(和各种评论)均会引发极大的关注。他7月6日在新浪微博发表的关于对在华外籍人士的言论不要要求太高的博客就引起了海内和海外的极大关注。因为胡锡进曾任《环球时报》主编,他跟政府负责管理媒体和舆论的机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就社会某一个热点的评论常常会被解读为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不认为胡锡进这番感想是无的放矢,它很有可能与长春大学最近解雇一名外教的事件有关。无论胡锡进的“有感而发”是作为任务还是良心使然,我们都要对这样有理性和良知的讨论表示最大的支持。其实,胡锡进2019年9月8日发表的题为“对爱国门槛别定得太高了”的博客跟昨天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社会一些人对老外的期待过高,好像老外不使劲夸中国,不猛批西方,就不是“好老外”。如果某个老外在某件事上为我们不喜欢的国家辩护了,或者抱怨了中国,即使他平日里对我们比较友好,说过不少公道话,也很可能要翻车,被网上舆论贴上黑标签。

这样不好,会缩小我们自己朋友圈的。老外不是咱们中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归属,希望他们完全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发表公开言论是不现实的。一是他们很难与我们的看法高度一致,另外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们在中国说什么,或者对中国媒体说什么,都可能在复杂的外部舆论中给自己带来困扰或压力。

所以只要不突破底线,我们要包容在华外国人就中国的事情发表一些没有主观恶意、但相对复杂的意见,那些经常对外正面介绍中国的老外,有时也在具体事情上与我们的态度不一致,尤其要得到包容。

当然有个别外国人站到了反华舆论的锋线上,而且刻意通过造谣抹黑带国际舆论的节奏,性质极其恶劣者应当受到限制甚至制裁。但这样的人显然是在华外国人中的极少数,我们舆论场应注意不搞扩大化。自有国家的机构做这样的甄别,我们的大众社会应该友好对待在各种场合打交道的外国人,我们的舆论在引用外国人的言论时,也有必要把标准适当降低些。

有容乃大,这个认识和信念非常重要。我们的舆论场要跟上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步伐。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有爱国的天然情感,除了国家是故乡的放大版,还因为它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大家都看过世界杯和奥运会比赛,那种时候人们自然会为本国运动员助阵,这就是爱国情感的天然流露。有的人向往西方国家,甚至有些嫌弃自己的国家,但是去了西方,被各种隔阂所困,不想做中国人也被人家归入中国人,这种与祖国的不解之缘会让他们在很多时候的立场站在中国这边。人一出国就变得爱国,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对爱国做定义,门槛别定得太高了。弘扬爱国主义无疑是正能量,无论什么人,持什么立场,都别把爱国主义与特定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要尽量保持它的纯粹,广泛。前几天有个着名主持人在节目里对孩子们说“要爱国”“要爱五星红旗”,结果据说被网友翻出她的孩子生在了美国,取得的是美国籍。把她说爱国和她孩子是美国籍两件事一对照是挺别扭的,网友的不满是情不自禁的,他们的逻辑蛮强大的。互联网时代,舆论场高度敏感,制片人应该考虑这样的对照引申风险。但是是另一方面,我也不觉得一个人如果孩子取得了美国籍,她就不爱国了,或者不可以谈爱国了。这也是老胡的真实感受。

老胡的亲人中没有移民海外的,但我理解现在有一些人仍希望孩子获得美国或者某个西方国家的国籍,我看到身边一些相对富裕些的中产家庭在这样做,我认识的有的年轻人把两个孩子都生成美国籍了,我说他们这样多麻烦啊,因为孩子还是要在中国长大,但他们乐此不疲。

必须承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许多老百姓仍是有吸引力的,个人的人生安排、家庭规划如今都挺自由的,社会无需干涉。

回到爱国主义,它在中国引起的争论太多了,这实在不应该。我认为应当做以下厘清:

第一,任何人都不应随意指责别人不爱国,给自己在舆论场的对立面贴“卖国”的标签。爱国与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应与意识形态倾向和具体行为表现挂钩,爱国应当是大家共同维护的公共情感,这里应当只有加法,或者绝大部分都是加法,很少有减法。

第二,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变得激烈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无疑是国家应对挑战的正资源,它会更有益于面对美方压力形成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承受力,它是中国反制美国的力量源泉之一。

第三,爱国是情感,然而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个人利益,我们尽量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不要把爱国或者不爱国标签化。对普通人不宜做过高要求,比如中国与哪个国家发生了冲突或摩擦,一些人出于爱国情感选择了冷淡那个国家的产品、暂时不去旅游等等,这时也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样做有必要,后者不应因此成为舆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第四,官员和公众人物需要更加谨言慎行,他们的责任和影响力更大,舆论对他们有额外要求,他们应当对此理解并适应。

尹向:中国军人看美国的新视角

编者按:中国军人如何看美国一直是美国五角大楼和各类智库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这些研究多年来一直被很多耳熟能详的中国军人的文章、作品或讲话所影响。该书评指出,窦国庆的新书《美国百年全球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全球霸权的历史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完全引用英文文献,他所得出的结论或许会有不同。本站特约撰稿人尹向应编辑部邀请撰写本文介绍此书的若干创新点。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的立场。

延伸阅读

202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的一部题为《美国百年全球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全球霸权的历史演进》的著作引起了中国官方和学界的关注。作者是窦国庆不是一般的美国研究人员,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校。

窦国庆上校这一敏感而特殊的军人身份,使这部书可能为中美同时树立起两面相视的镜子,立于中间可清晰地察觉后背,看到遭到忽略的良机或致命之险。

这位陆军上校象一位心理学家,在一一分析美国影响世界的一件件重大战略时,更准确和深刻地洞察出美国的内心世界,似乎未来的美国并不存在能被完美掩饰的秘密。

这部书有着极为罕见的特质:作者几乎完美地将自己代入美国“性格”,使美国骨子里的优势与真正的劣势,毫无先例地被赤裸裸的真实展现。这告诉我们,应当注意中国官方、尤其是军队中研究美国时更加开放与科学的全新模式。正是这一罕见的特质揭开了美国霸权的最深刻之处,即“个人自由”塑造美国“性格”:注重竞争与创新,使美国社会的变革性力量总是“伺机而动”;私人财产按照契约精神放大为多元化国家行为等。这些“性格”决定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远见与策略,成功与失误:寰宇全球处于难以撼动的力量优势,但也自我陷入道德感怀与残酷的地缘政治行为“怪圈”,以至于犹豫不决、左摇右摆,既被视作明灯而倍感期待,也被认作唯利是图而饱受苛责。这一深刻洞见,为我克服语言障碍读下去制造了的动力,并发现了这部著作包含着深刻而广泛的十个极具创新性的关于美国的研究范式。

第一个创新之处,在于系统地提出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动因。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具有天然的地缘政治优势,美洲大陆远离欧洲与亚洲代表美国受到命运垂青。但窦国庆上校却认为,地理条件并不存在优劣之分,美国仍然是在欧洲大国夹缝中渡过最脆弱的“成长期”,尤其是指出了美国成功的真正根源:“在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之前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从未耽误过一支新生力量应该做的‘正经事’“。既美国全球霸权的四条历史经验:将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科技成果用来顺应全球市场与贸易成型的大潮流;在灵活巧妙地与欧洲列强和日本战略周旋中,形成稳健而不失灵活的国家大战略;与当时最强者英国避免战争前提下,充分利用战争和危机,谋求和塑造国际秩序中有利位置;激发国家和社会创新本能,主动进行其他国家军队难以追赶与仿效的军事变革。

第二个创新之处,在于指出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时的道德作用。

在大多数中国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培养道德感的研究,它们普遍将美国近一百年全球战略的底蕴归咎于单纯的实力政策所为。但是,窦国庆上校却富有历史眼界的看到了,“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威尔逊,也开创了美国走向全球的起点,伴随着改造全球秩序实现自我利益。”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现道义、实利、地缘政治主动权的全面战略收益”。因而认为:“威尔逊主义不仅制定了美国构建新世界的道义标准,还启蒙了实用主义的运用逻辑:根据荣誉和道德的感召,将追求现实利益与天赋理想浑然天成的结合,在复杂形势中进退自如、灵活取舍,而非孤芳自赏般超然处之。”而这正是威尔逊主义对美国成就霸权最大贡献,更进一步表明,美国相对于欧洲列强和日本的超越之处,不单纯的实力抑或道德,而让道德与实力发生显著的化学作用。这一点,即便在孤立主义盛行的1921年至1941年,也是美国用来影响世界,最终塑造世界的根源。

第三个创新之处在于,指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弊端滞后于最大危险加剧及其根源。

几乎所有人,包括历史学者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根源时认为,美国的压力与日本的冒险;在研究美国对纳粹德国充满敌意的根源是,美国最大担心是希特勒统治欧洲和对纳粹政权的厌恶。窦国庆上校并没有从这些历史表象性因素,而是更加深刻地从经济、价值观、军事等变量维度分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误,鲜明地指出美国对日本“保守与审慎的军事准备与主动、灵活经济制裁(石油与钢铁禁运等)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刺激日本得寸进尺的冒险挑衅,后者刺激日本与日俱增的危机感,为珍珠港事件的悲剧埋下伏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由支持到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和敌对,根源于经济利益主导军事姿态。这样的分析比普遍的历史性分析更加深刻地指出了美国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几乎是“习惯性”助长了最大、最紧迫危险的滋生与蔓延。尤其是指出了美国战略思维的漏洞:“当共同利益无法确保时,纯粹的商业原则就不可能支配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美国将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经济上的纯粹商业原则进行实践后,开始了不自觉的自我改造,将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结合。既然是两种对立理念的结合,免不了间歇性偏离与左右摇摆。”这一战略思维短板至今仍然时常显现。

第四个创新之处在于,指出了美国推动组建全球军事同盟为全球战略服务的基本经验。

在整个中国学术、媒体、政府和军队的历史观感中,通常将美国全球同盟全球战略二者割裂分述。窦国庆上校却准确地深究出美国全球同盟是服务于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支撑,日益成为全球战略的基本载体。比如,书中通过分析罗斯福领导美国在1942年至1945年重塑全球格局的历史,揭示了 “先欧后亚”全球战略与美英军事同盟之间的紧密关联,最终“凭借无可匹敌的经济、科技实力和无以伦比的组织管理能力,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最重要的领导国,开始按照自身的利益与理想,在全球纵横捭阖地重新构建国际新秩序,成为举世无双的世界强权,走上世界舞台中心。”至此,美国组建北约、美日同盟等,均是全球战略的重大举措与手段。尤其是美英同盟是美国成就世界霸权的基础,而反映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全球霸权的依托是全球海权。因此,美国全球同盟的本质是美国以控制全球海洋为基础的全球战略承载。这一点,从冷战至今,从未改变。

第五个创新之处在于,以“遏制战略”的理论基础为“窗口”,洞见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弱点。

窦国庆上校对坎南(George Kennan,也有将其姓译为凯南)个人才华的赞誉有加,却认为他的思想“不完美但实用”。这是我首次看到一名中国学者独立、直白地评论我们的先贤:坎南学说继承并超越了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斯派克曼(E. C. Spykman)的现实主义说教,引入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等变量,为遏制战略成为“杀死”苏联的政策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策略,但缺乏马汉和斯派克曼历史性的灵动智慧,以美国人自己的理性逻辑,一厢情愿地将苏联当作永恒不变的绝对理性个体。

美国的冷战经历的确表明,坎南学说之于遏制战略,的确出现了隐藏在漫长过程中的多彩映射。当然,众所周知,令人尊重的坎南并不是遏制战略的直接制定者。书中历史纵深感背后的认知逻辑,清晰可见地将北约、第一次柏林危机、遏制理论等,定位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奠基”之事,其后诸多优秀治国者皆以此为根的策略性转变。

第六个创新之处在于,将军事变革的原理给予清晰的阐述,体制是“土壤”,装备和人是“果实”。

窦国庆上校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付出过多资源和代价的根源:“一是陆军和海军之间无序竞争,使战争资源在难以集约使用的过程中,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费,拖延了战争胜利的进程。二是战争决策随意性大,使美国政府和军队的决策滞后于战局变化。前者是因为政府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陆军、海军行动的权力机构,后者则是因为政府缺乏一套受到法律约束的决策机制。美国军事领导体制的弊端归根结底是,军事力量体系结构不合理和领导制度缺乏法制规范和专业支撑,导致军事资源分配总是处于失衡风险中。”因此,书对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里根政府时期三次对美国军事体制进行优化重塑进行的详细分析,首创性提出了军事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是,构建了精英团队决策制度,通过精英们的视野、思维方式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利益面临的风险、效益、代价进行综合衡量,提升制定军事政策、运用军事力量、建设军事力量的专业化、法制化、集约化程度。

第七个创新之处在于,首次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提出了美国在亚洲失败的根源,难以在现实利益与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

普遍认为,美国“丢失“中国,以及在亚洲推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错误根源是,在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使用了错误地支持方式,以及支持了必然遭受失败的错误的一方。但是是,窦国庆上校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成功,令遭受千年封建糟粕和外部力量侵害的民族走向上现代国家道路。这是美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美国在东南亚的失败,是僵化地固守意识形态,无视其他民族的自我追求,而将自身政治制度强加于人,否则便“刀兵相向”,最后导致自己也陷入战争泥潭,拖延了整个世界共同走向繁荣的步伐。”“美国在东南亚既提升了国际威望,高价值地缘政治板块,也制造了令自己痛苦的对手,其根源是各种力量各守畛域,而非开放合作。”这样的分析更加具有对未来的映射力。

第八个创新之处在于,提出美国塑造和保持军事优势的方法是,使军队成为举国之力变革的受益者。

中国军队将美国军事优势通常定位为美军作战能力优势,从技术装备、教育训练、管理等不同纯军事专业领域介绍美军经验做法。窦国庆上校却认为,美国军事优势远远超过美军作战能力优势,成为美国举国变革创新在军事领域内的体现,美军作为其中受益者而“顺应潮流”进行自我优化。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当苏联军事力量显著增强时,更是提出:“能力极限对等时,军事竞赛的主动权总是属于率先进行创新的一方。军队引进全新科技成果,需求富有变革精神的领导者。信息优势、行动优势、效果优势,使美军作战能力发生革命,直接促使美军以新的思维设计战争。这一系列变革打造的优势蕴含着思想、眼界的智慧扩展。” 美军在充分、快速吸收最新科技革命、商业革命成果时,令他国军队落入为调整利益格局而追随美军。

第九个创新之处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落实机制是对创新行为的包容。弱点是整体利益容易被局部利益“绑架”。

作为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研究美国,总容易倾向于将美国看作是少数利益集团维护垄断利益的工具,但是窦国庆上校却将美国全球战略看成是多数人秉持自身价值观和尊重多元化的结果,因而提出,美国笃定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支配其行为的是多元化社会力量,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其大战略取决于多元化社会力量之间在理念与利益全部领域内无法用数学方式计算的妥协与融合,而不是某一领域利益与理念的垄断。因此,美国大战略成败取决于它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完美的个人自由与市场竞争以判定国家安全与利益,在外部现实世界中不断平衡矛盾,产生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美国解决自身弊端的诉求超过外部威胁时,类似于孤立主义倾向便容易出现,而当外部威胁明显时,推行所谓民主制度和推行市场体系,便成为美国大战略的终极目标。

第十个创新之处在于,挖掘美国军事变革与新地缘政治行动二者之间的融合机理。

作者在付诸于浓重的笔墨时,以超越许多当代人的视野,提出从克林顿总统直到特朗普总统的美国霸权与冷战、两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霸权的深彻之别。

冷战后美国历次军事变革都产生了新的激励因素,驱动着我们思考和采取新的地缘政治行动。反过来,新的地缘政治行动为美军注入新的科技成果主动变革,提供了新的“导航仪”。最为典型的是兴起于冷战初期的“硅谷”,既是当代帮助美军变成“无人军队”的功不可没的先驱,又是美国全球贸易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转移的强劲“推手”。美军当代转型自然与印太战略高度契合。

足见作者深厚的思维与文字功底的十个创新之处,为我们反思冷战历史提供新了的现代视角。显然,这部著作表明,窦国庆上校在中国军队更为广博的新型知识体系内,受到过良好的系统性思维训练,反映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新的战略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著作的参考资料全部为英文原版,显示出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开放,以及作者向往“原汁原味”的纯粹。据我所知,这在中国学者中尚属首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著作忽略了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当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遍布世界所有角落时,美国的历史就不能仅仅由英语来告诉大家。

另外,这部著作也有所遗漏,中美之间严肃地存在朝鲜半岛、台湾、南海等问题,曾经共同渡过难得的“蜜月期”,当代也面临复杂的战略竞争。这些都是研究美国全球战略不可回避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遗漏代表作者学识受限,更宁愿倾向于认为,作者对遗漏之处几乎未曾着墨是出于对现实的慎重,以及对未来更加多变的可期。

窦国庆:美国百年称霸的机遇、根源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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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窦国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校,他的新书《美国百年全球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全球霸权的历史演进》2024年年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出版社这样介绍本书的:“本书试图从整体高度分析一百多年来美国在不同国际条件、不同实力对比背景、不同国内政治氛围、不同决策机制下的军事战略演变。作者力求把握国际关系、战争战略、军事变革三大领域的内在联系,探索美国外交、国际危机应对、对外战争行为的规律。本书指出,美国在危机、战争时期的决策,有时表现得理性、坚定,有时却相当轻率、鲁莽;美国历届领导人高谈世界和平、避免核战争,却又热衷于军事变革,甚至主动挑起军备竞赛;美国各届政府的安全战略强调其特殊性和创新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历史连贯性;美国国防领域的精英人物极富个性,但仍能在制度框架中发挥作用;美国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成果,涉及复杂的决策因素,却能够迅速转化为各类法规与政策。上述这些矛盾现象,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却是探讨美国军事霸权能够长久维持的原因所必须要研究的问题。本书独树一帜,有许多新鲜思想和独特见解。”

本文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2024年3月25日发表的该书的前言,标题由本站编辑所加。

延伸阅读:

窦国庆:美国百年全球战略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百年过往,展望未来,必须以超越一时一事、一地一域的宏阔视野,瞄定时代发展的方向。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在风云变幻中,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等数次深刻而又全面的国际体系转换,工业化、信息化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变革,造就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为色彩斑斓的一百年。其中,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伴随时代演进,以己之心度他人之需、以己之力自行标定“世界公理”。以美国百年全球战略为缩影,从中窥探世界不可逆转大势,不失为一个可取视角。

  今天,人类文明多元并存,国际秩序激荡难测。美国作为变局中最重要的变量,无论继续强盛或者转而衰弱,继续主导国际秩序或者回归孤立主义,都将对世界变局的整体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研究未来世界变局,必先研究美国百年全球战略。

  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历史过程,不仅是单纯的美国军队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更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战争胜利、建立军事优势、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过程。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作为当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既享受过辉煌胜利之后的自豪,也品尝过惨痛失败之后的苦楚;既时时不忘展示“天使般”的理想,又体现着肤浅的自负;既忍受了巨大的牺牲,也获取了令所有大国羡慕、嫉妒的巨大收益。

  美国是否会在未来更加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变得清醒和谦卑,取决于它能否认识到一条经常被忽略(也许是故意被忽略)的历史定律,霸权衰落的“种子”在其兴起时就已经埋下。

  历史上称霸者,无一不尽力将先天优势发挥至极致。相对于古代罗马、近代英国等“前辈”们,作为霸权“继承者”的美国具有两大先天优势。

  一是从未遭受封建集权制度的“侵蚀”,成为最富内在创新活力的大国。15世纪,为躲避欧洲(尤其是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怀揣反对集权压迫、追求公正的心灵向往,源源不断地奔向美洲新大陆。他们自称“朝圣者”,志在将此生之地变成“令万民仰望的山巅之城”。独立战争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这块土地,居住着“最不老实的臣民”。他们支持共和政体、反对英国国王在议会同意前征税。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成为一个新生国家。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废除,更多的公民获得选举权,国会须经各州人民选举后产生。19世纪中后期,美国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公立教育体系,为构建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末期,美国国内进步主义运动兴起,该运动致力于督促政府努力消除腐败、保护劳工权益、注重环境和食品安全等。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又逐步完成了根除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的立法。尽管美国国内弊端百出,但仍然在时代前进中建树良多。

  二是身处独特的地理位置,远离频繁的大国纷争而聚精会神地增强综合国力。美国与战火纷飞的欧洲和亚洲,分别相隔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可以“保持与众不同的独立地位,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者和平”。国父乔治·华盛顿多次深谋远虑地告诫后人,远离外部战乱,保持有益的中立。彼时,欧洲列强正“心怀高傲地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年幼的美国”。连在独立战争期间给予美国重要帮助的法国,也“执行阴险的政策,试图把美国变成听任摆布的附庸”。如若“选边站队”,无论主动抑或被迫,美国必将成为欧洲大国的“棋子”,难有“寝食之安”。华盛顿的优秀继任者们,尽管内政之治声誉不一,但在外交上始终“独善其身”,安全渡过了最脆弱的时期。美国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残酷世界中,将商业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几乎从未在政治上主动谋求有所作为。建国后100多年间,尤其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至19世纪末,已然引起欧洲列强敬畏,但“华盛顿还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的大使级外交官”。对此,美国依然默默无闻地醉心于追求财富,无视被当作二流国家的尴尬。然而,美国也在积极扩张领土。美国建国之初仅有13个州,起初从墨西哥手中武力夺取新墨西哥州,利用拿破仑战争获得路易斯安那州,并在西部大力拓荒。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低价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财政窘迫的俄罗斯手中购得“不毛之地”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打败衰落的西班牙,控制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1901年,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开凿、管理、防卫巴拿马运河的特权。获得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花费”不大但极具实效。与此同时,美国始终避免卷入欧洲列强在欧洲、东亚、中南半岛、非洲等地的争斗风暴。这种克制与低调是美国基于难言优势的实力地位时,面对杂乱无章的强权政治的明智选择,使之借机完成了历史上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扩张,成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总之,凭借大洋屏障和精明的暗自用力,美国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在不知不觉中强大得足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众不同的美国已经令欧洲大国刮目相看。

  先天优势从来不会自动发挥作用。美国的先天优势得以发挥作用,得益于各个时期的政府、民众、军队合理地运用了这些优势,以识别和规避风险,创造和抓住机遇。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着力关注。

  第一,美国全球霸权的时代机遇:经济科技崛起之时恰逢世界变局。

  19世纪中后期,全球被列强瓜分完毕。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和工业实力,构建了欧洲大陆均势体系,主导着全球海洋,控制着全球贸易航线,成为“日不落”帝国;法国掌控太平洋部分岛屿、中南半岛、北部非洲;俄罗斯在中亚和东北亚有着强大影响力;德国和日本分别在非洲和东亚扩张;美国推行门罗主义控制了美洲大陆。按照传统的博弈定律,有各自势力范围的列强本应“井水不犯河水”。然而,两个因素迫使列强们眺望远方,协力制造世界变局。一是工业革命将全球各区域连接。远洋邮轮、跨国铁路、越洋电报等新兴科技成果,以及工业巨头、跨国公司、金融寡头等新兴商业力量崛起,驱动着洲际贸易和跨国贸易扩大为全球贸易。利害安危的略域难存之下,列强顺之则兴,逆之则衰。二是大国矛盾错综复杂,全面激化。美国、德国、日本相继崛起后,英德矛盾、法德矛盾、德俄矛盾、奥俄矛盾、俄日矛盾、美日矛盾、美英矛盾等,使欧洲的混乱与全球的混乱无序,世界秩序重构大势步入了一触即发的风暴酝酿期。

  正当欧洲、亚洲、非洲饱受战火蹂躏时,北美大陆却享受着和平安宁。南北战争之后,国内统一、政治稳定的美国,获得了全球大多数地方都无法获得的繁荣经济、稳定社会所必需的外部和平。经过了近40年的黄金发展期,美国在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时,成为全世界少有的富庶之地。其中,科技最具根本性作用。英国和法国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手工产业向机器产业升级。美国对其成果充分利用,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以能源革命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群蓬勃发展。美国的汽车、航运、石油、建筑、电力、钢铁等新兴产业,对欧洲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据统计,“1897~1901年,美国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54亿美元,1907~1912年,这一数字增至525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从1900年的13.94亿美元增至1914年的23.65亿美元”,“191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达200亿美元,同时期英国、德国分别为70亿美元、120亿美元”,“191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两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比美国的五分之三稍多一点”。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使英国、法国这两个老牌工业强国,感到除来自“近在咫尺”的德国的威胁之外,远在大西洋彼岸,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巨人美国。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正式就任总统时,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数量,使美国军事潜力远大于欧洲和日本。此时,欧洲离战争越来越近,在亚洲,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旧世界面临崩溃,新世界又将走向何处?旧式大国无法回答。

  旧世界的国际秩序之于美国,犹如一件童衣被强行套在快速发育的青壮年身上,终究被“胀破”。美国毫不意外地将目光越出国界、洲界,投向被列强把控的世界,像在一群抢食秃鹰中,再飞来一只更大、更特别的秃鹰,新的争斗即将开始。然而,打破列强势力范围谈何容易,美国欲改变“先占先得”的竞争规则,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着重依靠道义的优越地位,避免凭借实力陷入冒险和结盟泥潭”.。这又说明,任何时代都是利弊相伴。内强外乱是美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根源。

  第二,美国全球霸权的行为根源:稳健而不失灵活的全球战略。

  被历史表象误导的概率远高于从中得到真知灼见的概率。仅从表象来看,美国夺取全球霸权有两个前提:一是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二是欧亚大陆矛盾此起彼伏,既可使受两洋屏护的美国“坐收渔利”,又可使其进退自如。许多人认为,美国全球战略成功的根源在于远离世界乱源的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但是,这种观点却不能解释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同样远离世界乱源的国家,为何没有取得美国那样的成就。

  美国与其他大国一样,也是从险恶环境中诚惶诚恐地起步,先是执行孤立主义,完成领土扩张;再执行门罗主义,控制美洲,同时兼顾太平洋,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等”,拓展亚洲市场;打败衰落的西班牙,在西南太平洋获得“桥头堡”;而后执行国际主义,利用两次世界大战,获得全球霸权地位。冷战至今,美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纵观历史,步步为营的全球战略使美国几乎在每个阶段都合理运用了天时地利,面对全球乱局,既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守拙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又敏锐地瞅准时机,主动作为;既不陷入敏感的地缘政治旋涡,又充分利用大国矛盾“另辟蹊径”地扩张。美国表现得不像新兴大国,反倒像经验丰富的传统大国,谨慎、灵活、坚定,始终位于全球棋盘的最佳“方格”,进则无须顾忌后方,退则有掩护屏障,成为世界变局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也遭遇过强力挑战和惨败。

  美国在巨大的风险与挫折中形成了稳健而灵活的全球战略,是它成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霸权的保障。如果未来的美国不够稳健和灵活,必将招致危险。百年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美国全球霸权的实现路径:利用战争和危机,谋求和塑造国际秩序中的有利位置。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两条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一是利用国际战略格局变化,趋利避害地实现美英权力和平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一边支持英国,一边大力扩充海军;巴黎和会后,一边与英国合作,一边取得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海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边与英国结盟,一边在殖民地、贸易、金融等领域与英国展开竞争,最大化谋求自己的利益。英国首尾难以兼顾,在权衡利弊之后,只能容忍美国崛起。美国既不与英国对抗,又合理地挖英国霸权墙脚,这是“性价比”极高的成就霸权的关键一步。二是树立远见,谋划全球军事布局。1942年4月,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仍处于被动,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极富远见与雄心地指示军方,研究战后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构想。1945年初,大战胜利在望之际,罗斯福要求国务院和军方联合研究美军战后进驻战略要地中东。当时,中东仍然是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参战最晚、消耗较小、收益最大的战胜国,与其说是源于坐拥地利的机会主义,不如说是源于洞悉全局的敏锐眼光和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

  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大师尼科拉斯·斯派克曼指出:“在一个由现实权力主导的世界中,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是在西欧和东亚维持均势。”美国的地缘政治成就远超斯派克曼的期望。冷战之初,美国建立北约和美日同盟,在西欧和东亚驻足;朝鲜战争之后,进入欧亚大陆东端;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进入中东;同时对任何在西半球的威胁“零容忍”。“9·11”之后,美国进入中亚,2021年,美国虽然撤出阿富汗,但始终避免被动适应国际形势变化。

  第四,美国全球霸权的内在动力:其他国家军队难以追赶与仿效的军事变革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独拥原子弹、远程轰炸机开始,美国战略力量(如核武器、运载火箭、空天武器等)垄断地位被多次打破,但美军作战方式总是“开风气之先”。这容易造成“美军靠技术优势打仗”的印象,使人认为,过度依赖先进装备,令美军遭受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也对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散兵游勇缺乏有效办法。

  然而,当表象令人印象深刻时,本质却常常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混淆。如果将美军置于战争演进历史全貌时会发现,其根本优势是自我变革能力。美军用打世界大战的经验打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错误百出后开始了艰难、漫长的变革。从基于朝鲜战争教训提出有限战争理论开始,美国政府先后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里根政府提出低烈度战争战略。不同时期,美国政府总是出台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驱动美军创新作战方式,从一支侧重于打世界大战、打毁灭性核战争的大规模军队转变为既能打世界大战、打毁灭性核战争,又能打小型常规战,进行特种作战的灵活多能的军队。冷战时期,美军每变革一次,每更新一种能力,都凸显苏军缺陷,使之被迫成为美军新型作战能力的追赶者,自我变革能力受到扼杀的同时,还背上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美国败于越南后主动变革,终于在海湾战争中尝到“甜头”。冷战结束后,环顾世界,美军已经没有对等对手。按照常理,每支军队,相对于其他对手的优势越大时,变革难度越大。但是,美军从未停止变革。其新型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变革力度、深度、广度,为世界军事史所罕见。美军自我变革能力优势的最大战略价值是,引领世界军事潮流,其他各国军队担心落后,唯恐学之不及,于是争相模仿,由此不断塑造新的优势。

  美军自我变革注重先于对手反思和纠错,进行能力重塑和优化。这归咎于举国之力。国会出台法律、政府制定政策、大学等智库出谋划策、军工企业研发装备、部队在作战训练中验证问题并提出需求。本质上,美军自我变革是商业资本在逐利天性下,运用科技、市场的力量不断冲击既定利益格局所致,是国家整体性变革重要产物。

  纵观美国百年全球霸权,可以判定,它在未来不可能放弃独特的理想主义,也不可能放弃具体利益,也必将对未来世界的格局变化更为敏感。然而,当今美国似乎正在违反全球共同逐利与自我逐利的基本原则,正制造着“自我拆台”的危险前景。这种危险前景是否会在将来真实显现,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世界。

窦国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作战指挥学硕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学博士,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从事战略学博士后研究,陆军上校,主要个人学术著作有《大国突围:历史上大国突破困境的战略及其现实借鉴》《大国转型: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霸权的兴起、均势的幻灭和地区秩序的终结》《回望与远眺:中国战略转型成败的历史分析与未来前瞻》《大国兵智:新型作战能力与战争战略》,在《中国军事科学》《国防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