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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对话:朝鲜半岛和中美关系

朝鲜战争是冷战期间的第一场热战。中国直到1992年才与韩国建交。两年之后,美国前总统卡特应金日成的邀请访问平壤。卡特总统当时认为美国与朝鲜可能因朝鲜正在研发核武器而发生武装冲突。他认为美国与朝鲜应该直接就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21世纪初 ,中国作为东道主举行六方会谈。2024年是卡特总统访问朝鲜30周年,但朝鲜半岛依旧战云密布。3月7日中午,丹佛大学和卡特中心将在丹佛大学举办线下对话,由清华大学的达巍教授和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谈朝鲜半岛的危机及美中是否有可能就化解危机展开有意义的合作。

时间:2024年3月6日下午五点(美国山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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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orean War was the first major war of the Cold War and turned the U.S. and China into enemies. China did not normalize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oul until 1992, 13 years after it established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Two years later, President Carter visited Pyongyang at the invitation of Kim Il-sung. President Carter believed the U.S. and DPRK were on the verge of war then and tried to convinc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U.S. should agree to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Pyongyang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Earl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osted the Six-Party Talks in an effort to resolve the crisis and achiev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Peninsula. Today, almost 30 years after President Carter’s historic visit, the Korean Peninsular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s where a war can break out and turn Northeast Asia into a sea of conflagration.  This talk focuses on how the U.S. and China worked together in the past to manage the crisis, why they failed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and what Washington and Beijing can do today to defuse the tension and embark on the goal of eventual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Peninsula.

杰克·沙利文,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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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美印象》网站启动10周年。在过去10年(2022年3月之后推出了《美中故事汇》网站),《中美印象》共首发和转发了3万余篇文章,是全球专门关注中美关系的唯一的中文网站。为庆祝《中美印象》启动10周年,我们会在今后几个月陆续汇编过去10年本站发布的优秀文章。本文在文末也汇编了一些由沙利文本人撰写,并由他人翻译的文章,以及一些分析沙利文外交理念和对华政策的文章。】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星。拜登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刚刚胜出,便宣布任命沙利文为新一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国家安全顾问,甚至评价他为 “一代人中仅有的智者”(“He’s a once-in-a-generation intellect”)。这一职位是美国总统在所有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首席智囊,本身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其影响力和作用仅取决于总统对他的信任以及总统自身的行事风格。由于拜登的年事已高,人们普遍认为沙利文在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沙利文在民主党政府中有多年的任职经历。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沙利文便是她的幕僚长。当时的国务院中曾流传着“如果事情重要,我们直接找杰克” (“If it’s important, we just go to Jake.”)的说法,足见沙利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2013年,希拉里为准备总统竞选而离任国务卿一职后,沙利文又开始担任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继续参与奥巴马政府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在希拉里参与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沙利文是她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认为如果希拉里能够赢得2016年大选,那么沙利文毫无疑问将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希拉里败选后,沙利文回归智库政策研究圈蛰伏,发表了许多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随后又在2020年总统大选加入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

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当下,沙利文是中美沟通的主要渠道。2021年3月,沙利文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道在安克雷奇(Anchorage)与时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此后,沙利文又分别于2021年10月在苏黎世(Zurich)、2022年3月在罗马(Rome)、5月通过电话、6月在卢森堡 (Luxembourg)至少四次与杨洁篪会晤,讨论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注的地区热点问题。杨洁篪退休, 王毅升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之后,沙利文又分别于2023年3月通过电话,5月在维也纳(Vienna)、9月在马耳他(Malta)、10月在华盛顿(Washington, D.C.)、2024年1月在曼谷(Bangkok)至少5次与王毅会晤,有的会谈时间甚至长达将近10小时,足见二人交流之深入与广泛。

那么沙利文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怎样的主张呢?

沙利文主张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将与中国的接触和竞争结合起来,与中国共存。他倡导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与合作渠道,以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防核扩散等共同挑战,并且处理在贸易,技术和安全领域的分歧。通过一些建设性的对话,美国可以设法与中国在某些领域建立信任,甚至影响中国的行为,防止误解升级为冲突。同时,沙利文也承认中美关系的竞争性。他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政策与中国竞争来保护美国的利益,防止中国主导对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关键行业。沙利文主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务实和灵活的。他理解中美关系是复杂并且动态变化的,合作与竞争并不相互排斥。他同时做好了追求合作与投入竞争的准备,随时等待抓住中美关系之间的新机遇,也不会放弃在一切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博弈。此外,沙利文还强调应在双边关系中明确阐述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以确保中国理解并尊重美国的意图。这包括设定明确的界限,在关键问题上表明决心,从而降低误判或误解的风险。

主张通过多边方式处理美中关系,致力于维护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沙利文外交理念的一大特点。特判普政府虽然认识到了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但其外交政策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视为负担或谈判筹码,而沙利文则坚信盟友是美国的力量源泉,坚持美国领导的全球多边机制和规则是确保美国竞争优势低投资高收益的方法。如果中国愿意遵守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全球秩序,美国不排斥中国加入。然而,如果中国抵制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并试图制定新的规则,美国将利用其在现行体制中的优势地位以及盟友体系来与中国抗衡。所以沙利文一直致力于修补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受破坏的盟友体系,他相信特朗普的零和博弈策略,包括对美国的盟友提高关税,对组成与中国竞争的联盟构成了阻碍。他致力于对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深入投资,增强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掌控和领导能力,并尝试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重塑部分国际规范和制度。

和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沙利文也贯彻着“中产阶级外交“的理念,相信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内利益,特别是中产阶级利益,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根植于美国国内的实力,美国发展模式的强大可以吸引其他国家自愿加入美国的阵营。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制定新贸易规则,促进“贸易公平”;鼓励制造业回流,确保供应链安全;确保美国科技优势,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等经济议题成为中美竞争的重点。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沙利文相信该贸易协定是重返亚洲战略重要的经济基础,可以保护美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利文的外交理念也逐渐开始转变,他承认TPP忽略了对美国工人的潜在负面影响。所以在特朗普退出后,拜登政府并没有重返这一贸易协定。

1月30日,沙利文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活动上再次谈到中美关系,他坦承中国是目前唯一有机会挑战并超越美国的力量,美中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模式。对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竞争中共存将成为常态。作为被外界公认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操盘手,沙利文的外交理念正在从多个方面重塑中美关系。如果拜登能够连任,那么沙利文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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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涓:TikTok在美国的命运是否会峰回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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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晚上,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在 TikTok 为拜登创建账户号,这个账号发布的“超级碗”(Super Bowl)主题的视频获得 近600多 万次的观看,而选情遭遇麻烦的拜登顷刻之间就有了5万多粉丝。拜登是第一位使用TikTok吸引年轻选民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上个月,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与 Snap 首席执行官埃文·斯皮格尔 (Evan Spiegel)、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X (前推特)首席执行官琳达·亚卡里诺 (Linda Yaccarino) 和 Discord 首席执行官杰森·西特伦 (Jason Citron) 一起在国会作证。

和几位当红美国社交媒体界巨头同台作证,让TikTok在美国公众面前,展现了一个和这些平台并驾齐驱的印象,多少给人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媒体平台”的印象。

而就在去年3月,周受资在国会作证时,还面临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长达数小时的“拷问”。民众当时关心的问题是TikTok何时被在美国下架?会不会被迫出售给美国公司?

TikTok何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实现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虽然仍旧不能让有些人信服其它和北京没有任何瓜葛,但TikTok面临的压力显然小了很多。

Politico的一篇文章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TikTok斥资重金,在华盛顿发起了一场有效的游说攻势,“招揽了有影响力的朋友”。根据这篇文章的报道,在周受资去年备受煎熬的作证之后,与2022年相比,TikTok的游说支出在接下来的2023 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总共增加了 440 万美元。TikTok聘请了两党的重量级游说人物,包括前来自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和路易西安纳州的参议员约翰·布鲁(John Breaux)以及前众议员乔·克劳利(Joe Crowley)和巴特·戈登(Bart Gordon)。TikTok的这些游说活动虽然目前仍旧无法彻底扭转国会议员的负面“关注”,但“观察人士表示,这至少让事态降温”。其次,TikTok在美国有1.7亿的用户,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让TikTok在大选年美国下架自然会得罪这些对选举结果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其次,TikTok还是影响这批人的最有效的社交媒体平台。否则,拜登不会在TikTok政治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上面开设账户。

Politico的文章透露,一位熟悉 TikTok 战略的人士称,私下里,TikTok还极力说服国会民主党人如果实施禁令可能带来的反弹。比如,曾担任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总统竞选高级顾问的资深民主党策略师查克·罗查 (Chuck Rocha) 一直主张民主党不能放弃在TikTok上开展竞选活动。

前奥巴马竞选经理吉姆·梅西纳 (Jim Messina) 为 TikTok 提供有关国会听证会准备和其他事务的咨询。他说,“民主党人绝对有必要利用这个平台”,并特别赞扬了TikTok在年轻选民中的影响力。

这篇文章还透露,

拜登政府的前技术和国家安全高级顾问、现为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新兴技术高级研究员的林赛·戈尔曼(Lindsay Gorman)表示,“我们现在默认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平台,我们应该在上面发表政治言论,就像 Facebook、X、YouTube 或美国的任何其他常规平台一样—-直到有新情况发生为止。”

在去年白宫举办的首届社交媒体达人的圣诞派对上,活跃于TikTok上的达人被特别提到。

民主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riorities USA 甚至付钱让TikTok的社交媒体达人分享拜登的成功故事并鼓励选民投票,希望与他们合作宣传竞选信息。

当被问及是什么促使拜登的竞选团队使用TikTok时,该竞选团队表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考虑这样做。拜登竞选团队数字战略总监罗布·弗莱厄蒂(Rob Flaherty)表示,视频——周日发布第一个,和周一将要发布的另外两个——是“在不断变化、分散和日益个性化的媒体环境中吸引选民”的一个努力。

虽然TikTok因拜登竞选团队的“不排斥”而有了喘息的机会,但国会里对该应用平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担忧仍旧存在。目前,TikTok 仍被禁止在美国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拜登竞选团队表示,其工作人员正在使用单独的、非政府发行的手机避免违反政府的相关规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表示,尽管拜登在 TikTok 上进行竞选活动,但政府对 TikTok 的官方看法没有改变。白宫去年命令联邦机构 在30 天的时间里从所有政府设备上删除该应用程序。大多数州都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2020 年,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禁止 TikTok 的努力。但据信TikTok仍在接受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

作为国家安全审查的一部分,TikTok 于 2022 年 5 月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数据安全”的独立实体,并将美国用户数据转移到美国甲骨文公司(Oracle)的云服务器上。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团队涉足TikTok的决定可能使政府未来对该公司的审查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TikTok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其存在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批评它的华盛顿政客。但另一方面,对TikTok持批评态度的人可能会进一步抓住拜登政府和团队“无法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危害”而加大攻击。

Politico文章说,一位接近 TikTok 政府事务部门的人士表示:“当你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工具时,人们就不太可能讨厌你了。”这位人士指的是 2008 年奥巴马竞选团队使用 Facebook进行竞选。而拜登团队使用TikTok竞选就已经或多或少的踏上了这条道路。

众议院能源和商务主席、共和党人凯茜·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负责协调和组织去年的听证会,并断然宣称“TikTok 应该被禁止”。但是,她即将从国会退休。担任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共同发起了一项禁止该应用程序的法案,但加拉格尔近日也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虽然两位视TikTok为眼中钉的国会鹰派议员要离开,但未必意味着对TikTok的压力在短期内也随之消散。

“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虚伪的,”长期推动 TikTok 禁令的共和党议员布伦丹·卡尔 (Brendan Carr) 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说。

他说:“对于乔·拜登来说,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多年来一直无法认识到这是一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平台,不仅如此,还正在使用 TikTok,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For Joe Biden to be going on TikTok at the moment that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for years has been unable to reach the view that this is a platform that doesn’t present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is a real problem,” he said.)

无论怎样,拜登竞选团队决定让拜登设立“抖音”账户,不仅是对其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的认可,也让美国那些试图下架它的人的努力变得似乎有些徒劳。

王飞凌: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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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4年2月13日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是作者讨论中美博弈和竞争的系列评论的第一篇。作者授权本站转发。作者中国三部曲第三部《中华博弈》(China Race)最近刚刚出版;三部曲的头两部分别为《中国纪录》(China Order)和《中华博弈》(China Record)。

在中文世界里聊美国,难免会提到其对华政策。在近两个世纪里,美国深刻甚至关键性地影响了中国的生计福祉。当然美国的各种干涉与“指手画脚”也不断,功过是非见仁见智。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矛盾迭起,更是令人瞩目。

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利害冲突:美国对华无领土索求,无殖民企图,也无历史冤仇。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极为互补互利的:美国是中国获取科技、资本与外汇收入的最大最重要来源;美国也从中国得到了无数的人才、巨大利润与海量低价产品。华人和中国文化早已遍布美国,连农历新年也正在逐渐成为法定假日。美国引领的现代化、西化或美式文化,在中国随处可见:汽车与快餐文化以及各种仿美建筑和影视作品就不说了,就连美国那饱受诟病的传统家庭之不稳定,也成为中国新特色。中国离婚率从30年前的世界最低,赶超美国,已成为世界最高之一。

美国曾经施行过排华法案(China Exclusion Act 1882-1943),严格限制华人新移民定居美国。这个种族主义政策基本上是由当时也颇受歧视的爱尔兰和意大利新移民推动的,成为美国历史上丑恶的一页;美国政府后来还专门为此正式道歉。不过,当时的美国——尤其是学校——却一直对华人开放;无数华人学子留学后,因为基本无法定居美国而不得不回去报效祖国,客观上还大大成全了中国。法案在1943年废止后,美国直到1954年才开始授予华人留学生毕业就业后的永久定居权,即所谓工作绿卡。于是,从1949年到1954年,尽管有朝鲜战争的全面敌对,还是有多达1200名难以定居美国的留学生回归中国,对中国的科技经济贡献极大;此后25年里,直到1980年代,美国“海龟”几乎绝迹。

1970年代以后,美国开展对华接触(engagement),利用当时正在“反帝先反修(即苏联)”的中国来摆脱越南战争泥潭,打赢冷战。随后,美国继续了这一政策,希望在赚钱得利的同时,能通过经贸和交流来影响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布什战略竞争被九一一袭击打乱

但很快,华盛顿觉得这一算盘似乎是过于如意了。在2001年春,布什总统就宣称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并要武力“保卫台湾”。但随之而来的九一一袭击打乱了这一调整:美国像是患上严重过敏,不惜代价地四处反恐。尽管如此,布什政府后期还是开始重新布子,不顾反核扩散“国策”,亲近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印度。不受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牵制,奥巴马政府延续并扩展了对中国的防备(hedging)政策,向亚太地区军事倾斜(pivot),试图重组国际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抛开世贸组织,直接发动关税战,在冠病疫情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前任的对华政策,还加码扩大,尤其是组织起明确排斥中国的各个朋友圈。拜登多次公开重复当年布什要武力保卫台湾的保证。美国两党互斗无休无止,几乎是你死我活,但近十多年来在对华政策上却是罕见的高度一致,经常全票通过对华法律。

于是,中美关系明显而持续地走低:从中国的进口大幅下跌,对华投资更是消减;虽然仍有30多万中国人留学美国,留学中国的美国人却只剩下区区几百人;到中国工作旅游的美国人几乎完全蒸发;军备竞赛和各条战线上的明暗较量也如火如荼。华盛顿拉着七大工业国和北约等各路盟友,一起宣言要与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威胁的中国展开一场长期、全面的战略竞争。北京也不示弱,不断号召海内外华人与朋友都团结起来,与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势力展开一场长期、全面的伟大斗争。

既然本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这场战云涌动的竞争或斗争到底是在争些什么呢?

对此,各种议论目不暇接,黄钟大吕与瓦釜雷鸣,都震耳欲聋。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穿凿附会,认为中美是彼此的老大与老二之间那命中注定的夺嫡争锋。有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有力就要当头的丛林法则式的宿命论解释,只有独大主宰才能安全富足。

有人认为,中美之争是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或文明之争,是3000年之久的中西之争的结局篇章。有人认为,中美竞争是同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争,是没有彻底完结的冷战之延续。还有人认为,大国竞争乃国际关系下的常态;中美博弈因其体量超大、互不同质、事关人类政治制度与世界秩序的关键性选择而尤为特别,成为重中之重。

中美竞争常被断言为一场零和博弈:我失你得,你死我活。主张与反对大竞争的双方,都用这个论断来支持自己观点:主张者认为,为了生存和权力的你失我得,必须尽早尽力战而胜之;反对者认为,为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大利益,必须尽量退让以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拼死互杀。

在笔者看来,中美竞争确有接近零和的属性,也有很多非零和之处,甚至完全可以成为互利互惠、造福世界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

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曾精炼总结道:只要美国不公开破坏中国的内部政治秩序,中国也不会故意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连续三代首席外交官戴秉国、杨洁篪和王毅都一再宣示过对美的这条红线。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之间,为何有关联?两者可否以及如何共存?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蕴含着中美博弈之管理与转型,从接近零和变为正和的秘密。笔者会在后续文章中一一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也不妨翻翻笔者今年刚出齐的《中国三部曲》。

乔桥:加拉格尔不寻求连任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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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周六(2月10日)发表声明说,他不再寻求连选连任。他在声明指出,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并不打算让选举产生的职位变成终身职位。(“Electoral politics was never supposed to be a career and, trust me, Congress is no place to grow old.” )他还说,他不会在国会变老。威州的媒体还说,他表示需要跟自己的家人度过更多的时光。

2023年加拉格尔曾宣布不会竞选威州联邦参议员,但会继续争取当选众议员。因此,他的声明引发极大的震动。不过,媒体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声明。不少评论认为,加拉格尔在竞选问题上出尔反尔是因为他上周与其他三名共和党众议员一起投票反对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之后承受了来自共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但他拒绝改变自己的投票。他在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公开信里说,“弹劾不仅无法解决与墨西哥边境的问题,而且还会树立一个危险的新先例,将被用来对付未来的共和党政府。” 加拉格尔心里清楚,他的“一意孤行”后果严重,趁早离开国会也许是上策。其次,寻求年薪更高的工作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他这样背景的人都是美国跨国公司、律师事务所、游说机构和智库求之不得的人才。

加拉格尔还表示,虽然离开了国会,他不会离开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出谋划策的领域。

加拉格尔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还是2023年1月成立的美国与CCP竞争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首任主席。

今年39岁的加拉格尔200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先后在中东和北非担任过情报官。在国家情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进入乔治城大学研究冷战史,并于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他2016年当选威州第8选区的众议员,在2018,2020和2022三次连任。

虽然从政时间不长,但在美中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作为国会协调制定对华政策委员会的负责人,加拉格尔很快成了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民意代表。因为也来自威州,不少人把他看作21世纪的麦卡锡(约瑟夫·麦卡锡是来自威州的美国参议员)。

以下是《环球时报》一篇文章(美国“80后”对华鹰派议员都有谁?)对加拉格尔的描述:

–从军生涯和冷战学博士的背景让这名“80后”议员脑子里充满过时的冷战思维。(2023年)7月,加拉格尔和两名民主党议员一起提出一项法案,呼吁美国重建一个冷战时期的旧机构——外国广播咨询处(FBIS)。该机构冷战期间专门负责搜集、翻译和分析有关苏联情报。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中国。加拉格尔提议,美国应在FBIS的基础上建立重点针对中国的“公开翻译和分析中心”,系统地把中国政府及军方的讲话、文件、报告、战略、新闻文章、评论、采购合同等翻译成英文,以加强美国对中国这个战略对手的了解。

–加拉格尔在台湾问题上也持非常激进的立场,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转向“战略清晰”。2020年9月在一场智库活动上,他把台湾比作“冷战时的柏林”,声称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不再适用,华盛顿应采取“战略确定”姿态,制定威慑中国的军事战略。他还扬言,美国需要帮助台湾“成为一只刺猬,让它在传统军事攻击下难以被攻克”。

–2023年初,加拉格尔又提出所谓“武装台湾法案”,再次呼吁美国终结长久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美国应该提升对台湾军队的训练,定期派高级军事官员访问台湾,扩大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协助台湾加大对建立“不对称防御能力”的投入。他还建议美国重建1979年美台“断交”后就废除的“美台共同防卫司令部”。

去年年初,加拉格尔接受一家线上杂志(Wire China)的采访(迈克·加拉格尔谈美中关系的未来),谈他对中国的认知、谁是他中国问题的主要顾问及美国国会在与中国竞争中的作用。在中国问题上对他影响大的人包括博明(Matt Pottinger)、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高安西(John Garnaut,曾任澳大利亚驻北京记者)和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曾特朗普总统政府任国家完全顾问)等。“他们塑造了我对中国的很多看法。”

在谈到他所主持的委员会的作用时,他说,这个委员会主要有三个职责:一、告诉美国人民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性质和必要;二、把与中国斗争变成两党“同仇敌忾”的事业;三、拿出遏制北京的办法。

加拉格尔仅仅是宣布自己不在寻求连任,他还会在国会参政议政近11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不再担心共和党保守议员(甚至来自特朗普)的激烈攻击和能否连选连任,他的“庐山”真面目会显露得更加清晰,特别是他对美国是否重塑与台湾的关系的态度应该会变得更加明确。

加拉格尔不到40岁,当过兵,有博士学位,负责过国会一个重要委员会的工作,能言善辩,也颇有风度,他的不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应该不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

延伸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更多本站关于麦克·加拉格尔的文章。

托马斯与克雷普斯:美国需要布局全球以维持其对华科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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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4年1月26日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网站,作者为香港咨询公司Integrated Insight创始人、原英特尔中国区负责人克里斯托弗·托马斯(Christopher A. Thomas)和康奈尔大学政府学系教授莎拉·克雷普斯 (Sarah Kreps);两位作者也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资深研究员。原文英文标题为“America Can’t Win the Tech Race Alone: Keeping Its Edge Over China Will Require U.S.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broad”,请点击此处查看英文原文。笛扬编译。

在全球竞争中,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技术创新已成为主战场。”2015年,北京宣布了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政策旨在将中国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制造强国,并减少对外国技术和进口的依赖。中国还推出了数字丝绸之路,旨在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接受国家采用中国技术相链接,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在北京(2023年)的一带一路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于10月宣布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治理计划,并重申了他对科学技术国际合作的支持。

 

在某些方面,美国正在模仿中国的计划。华盛顿旨在加速创新,并尽可能在人工智能能力和先进半导体方面领先于北京。为了促进国内创新和制造业,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承诺提供527亿美元用于美国半导体研究、开发、制造和员工培训。并且,在其国外的技术政策中,美国正在采取所谓的“小院高墙”方法,使用出口控制等工具限制中国公司使用基础技术如人工智能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能力。10月,美国通过关闭之前出口管制条例中的漏洞,扩大了申请许可证的范围,并使更多的中国公司受到贸易限制,加强了中国已经称之为“技术封锁”的政策。(In October, the United States upped the ante by closing gaps in a previous set of export controls, expanding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nd subjecting additional Chinese companies to trade restrictions, tightening a policy that China had already referred to as a “technology blockade.”)

 

这种依赖补贴和出口管制的做法并非没有风险。作为报复,中国已经开始对半导体和电动车生产中的关键材料实施自己的出口限管制,并限制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一家美国半导体制造商,进入中国市场。此外,美国重新安置生产的努力被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阻碍。因为环评和审核多达数百个项目的人手不足,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一年后,尚未有任何一笔资金被分配。同时,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面临人员挑战:太少的美国人在STEM领域接受了必要的教育,而美国培养出的许多(接受STEM教育的)国际学生却流失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国家,只因为这些国家的快速通道人才签证更多,也不像申请美国签证那样繁琐。

 

华盛顿的科技战略狭隘地专注于国内投资,忽略了真正的竞争正在美国和中国的境外发生。真正的竞争者是技术生态系统,而不是国家产业。因此,美国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内的创新和生产,也取决于在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和企业家所做的决定。为了加强和整合其更广泛生态系统的这些关键组成部分,华盛顿需要直接投资并鼓励私人对国外的技术开发投资。因此,设立一个新型的政府资助的技术基金非常必要,它将帮助美国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弹性供应链,以及拥有领导世界未来技术的资源和创新能力的网络。

 

美国应考虑开发具有普适性的技术生态系统

技术竞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或两家公司之间的竞赛,它不会由一个政府实验室或一家公司交付单一、特定的技术能力而赢得。一个成功的技术标志是它被作为产品或服务交付给成千上万的企业或数百万消费者。实现这种规模需要一个共同工作的公司生态系统。世界上有两个新兴的技术生态系统,一个基于美国,一个基于中国,是全球性的、界限模糊的、经常重叠的研究、开发、制造、软件、标准和供应链的网络,共同为政府、商业和消费者生产商品以供使用。在这场复杂的竞争中,获胜的生态系统将是那个集体能力最先进、成本最有效、最可靠的。

 

技术使用和大量技术创新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两大枢纽之外,使得网络化方法成为刚需。除去中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占据了超过65%的所有互联网和电话用户、60%的工程毕业生以及50%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不仅是美国和中国希望激励他们的技术产业或站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进步的前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家在获取资本时经常面临挑战——他们寻求外部投资来填补这些缺口。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也是如此占据主导性的玩家,以至于其他地方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技术行为者在选择遵循哪些标准、部署哪些软件、训练哪些人工智能模型、使用哪些半导体供应商以及服务哪些客户时,将需要在中美两套体系中选择一边来站队。

 

中国政府开始迎合其全球技术生态系统,而不仅仅关注其国家技术产业。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包含的激励措施,以及为技术购买提供的贷款担保和补贴,正在鼓励非洲、中亚和中东的各国政府采用中国技术。与此同时,中国的高质量、低成本的5G网络、电动汽车和智能手机对全球预算意识强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对于有意推进其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来说,中国的融资和基础技术是一个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美国应考虑扩大其在全球的科技资助规模

相比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国政府还没有办法做到与中国在同一水平上竞争。其当前的机构或传统的经济国策工具也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和能力这样做。为了提升其博弈水平,美国需要一个具有新方法的新投资基金。一个旨在支持关键技术的全球科技基金将帮助华盛顿吸引全世界的政府、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到美国技术生态系统,并使这个生态系统的供应链更具弹性。

 

当前的美国政策本质上相当于一个补贴计划;相比之下,全球科技基金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并以市场表现获得补偿的投资基金运作。以成功的公私合营投资项目为模型,例如由美国国际发展署实施的数字投资计划——该计划提供政府种子资金以吸引私人投资资本——该基金将公共投资和优先事项与私人发展激励措施对齐。通过数字投资,美国政府已提供845万美元并为新兴市场的数字金融和互联网服务提供中筹集了2.75亿美元投资。全球科技基金将有一个类似自我维持的结构,其中包括为纳税人赚取足够投资回报的任务。

 

该基金使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债务融资的组合,将承担“临界点”风险——提供前期资本投入,给予投资足够动力以交付结果——对于那些提高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电子、半导体、电池和绿色能源供应链弹性的投资。这些临界点投资不仅支持美国技术,也支持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发和制造。为了增加其影响力并确保公私部门利益之间的平衡,全球科技基金的每一美元投资应至少由私营部门的四美元共同投资(或更多,遵循数字投资计划的模型)来匹配。虽然该基金需要灵活性以采取长期的、市场驱动的投资方法,但其表现也将由跨机构政府咨询委员会监督——确保它对国家技术优先事项保持响应。

 

作为初步估计,如果基金要在基于美国和基于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中具有竞争力,每年可能需要投资100亿到300亿美元。以通过投资方式资助其他国家在制造业上取代中国为例——而这只是这一基金诸多优先事项中的其中一项——就需要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

 

美国应加强与全球盟伴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当美国发放补贴和实施市场限制以支持国内产业时,这通常是以牺牲在其更广泛技术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公司为代价的。然而,通过全球科技基金,华盛顿可以建立双赢的伙伴关系。例如,随着《通胀削减法案》为电动汽车电池在国内制造提供强大的财政激励,日本或韩国公司必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以符合美国的补贴条件——这是全球科技基金通过与日本和韩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所能支持的努力。同样,《芯片与科学法案》优先考虑了美国的制造业,而忽视了美国欧洲盟友在供应链弹性方面的需求,这些盟友的整体经济健康和防范外国影响的能力都应该是华盛顿关注的问题。全球科技基金和欧洲公司及政府可以共同投资于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欧洲半导体供应链。

 

全球科技基金也可以在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不如东亚或欧洲深厚的世界地区寻求类似的安排。例如,在东南亚或拉丁美洲,基金可以与区域伙伴合作投资于能源供应链,特别关注电池和绿色能源。它可以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工智能投资,以确保阿拉伯语大型语言模型通过美国技术运行。在拥有顶尖电气工程项目的许多国家,它可以为那些下一代无线编码技术可能成为6G标准构建块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它可以投资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拥有关键矿产储备的国家的精炼能力,如石墨或锗,以帮助美国将其供应多样化,远离中国。在这些情况下,所有方都将受益——基于美国标准和软件的技术整合将给美国带来影响力,美国科技产业将变得更加韧性,美国的融资将帮助接受国家为技术经济的成功定位。

 

全球科技基金的投资也将帮助美国减轻技术竞争的一个缺陷,即使得美国不再依赖于中国的工程、科学专长和运营能力。对于那些希望投资并将公司迁出中国的中国技术领导者和企业家,基金可以赞助研究和开发中心、商业运营乃至公司总部转移到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这样的程序对墨西哥来说将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该国已是电池和新能源组件制造的吸引地。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科技自给自足。甚至没有国家可以假设它将无限期地保持其当前的优势——无论这些优势是在太空技术、先进半导体开发还是生成式AI模型方面。为了继续参与竞争,华盛顿需要比当前更多的工具。它需要帮助关键的美国伙伴建立技术能力和本地能力,确保这些伙伴做出对美国有利的技术投资。如果美国要在跨越全球的两个科技生态系统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的投资绝不能止步于国境之内。

美专家:在困难时期,如何保障中美关系不脱轨?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徐剑梅等,2024年2月日9日首发于《参考消息》网。

今年1月,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在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论坛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用流利的汉语大声说,会场响起掌声,许多人受到触动。

在困难时期,如何稳定中美关系,保障中美关系不翻车脱轨,是与会者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两天的会议上,虽有很多政治层面上分歧的声音,但也透露了中美在地方、经贸、气候、公共卫生、民间交往方面涓滴细流般持续的友好合作,令人看到中美建交45年来积蓄的韧性和黏性,也看到继续下大力气,耐心细致地积蓄这种韧性和黏性的重要性。

鼓起勇气,做了正确的事

与会者在发言前,不约而同致敬美国最长寿的总统卡特。用总统历史学家乔纳森·阿尔特的话说,当年,尼克松和毛泽东打开了美中关系大门,而“邓小平和卡特带领他们的国家,一起走进了大门”。

中美建交时,欧伦斯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但对建交时的美国政治气氛记忆犹新。他说,如今的人们已经忘记了1978年的美国环境。当时美中领导人做出的,“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他说,卡特曾告诉他,当年华盛顿国会山上,约60%的两党议员反对他的建交决定,不少参议员谴责他出卖美国利益。但卡特立场坚定,“鼓起勇气,做了正确的事”。

在卡特总统图书馆暨纪念馆的中美关系展览中,也能依稀看见这一历史留痕——一块展板的标题赫然便是:“与敌人交谈”。“敌人”,这便是贯穿上世纪50-70年代,直至中美建交时,美国对中国的定位。

展板的说明这样写道:“卡特总统在处理美中关系时,遇到每一任总统都面对的挑战:如何对待国家之敌?孤立,还是接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荣休教授戴维·兰普顿认为,卡特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为后人提供了四点历史启迪。

首先,当断则断,在做艰难决定时不拖延。兰普顿说,如果卡特当年迟迟不决断,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不仅加强政府间往来,更要加强两国的社会交往。正是得益于卡特确定的这一战略和由此逐渐发展出的各领域美中民间往来,数十年来,两国成功度过双边关系中的大风大浪。

再次,处理美中关系时,要有甘冒政治风险的勇气,采取主动,构建信任。

第四,美中建交时,两国领导人达成默契:暂时搁置难以解决的分歧,留待后代人解决或根据变化的情况加以适应。

兰普顿指出,卡特处理对华关系时,因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美中双方培育积极声音。当前,美中关系处在动态演进之中,两国需要让这种演进朝更好而非更坏的方向发展,共同致力于寻找共同点,而不是本能反应般地相互报复,“这是问题的核心,也是一切的基础”。

卡特晚年这样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特,世界将铭记的他的外交业绩,不是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戴维营会谈,而是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阿尔特在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始于1979年的美中外交关系,不仅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对全球繁荣也至关重要。“这就是中方所说的‘双赢’,美中两国都从中受益匪浅。”

他认为,过去40多年美中关系的成就最终应归功于两国人民和他们的创业精神,但只有在两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关系,人民之间保持良好关系,两国之间有着良好的科学、教育以及其他能够创造共同繁荣的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

需要做很多改善性工作

欧伦斯建言,不妨从增强勇气的角度思考美中关系,先易后难地为稳定和改善美中关系发力。

在他看来,增加往返太平洋两岸的航班;两国联合打击芬太尼等成瘾药物;美国放宽签证,不再无故遣返获得签证入境的中国公民;美国重启富布赖特计划与和平队;将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与卡特签署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续签5到10年而不是目前的仅延期6个月;鼓励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属于“不需要太大的勇气”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至于面对美国不利的政治环境,难度更大、更需要勇气的目标,欧伦斯列举了三项。其一,美中通过谈判相互降低关税——欧伦斯说,这是“美中关系的瘟疫,惩罚中国人,也惩罚美国人”;其二,相互重开中国驻休斯敦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他认为,这对两国西南地区都有巨大好处。

其三,两国政府共同定义什么是国家安全,创建一份“可以做什么”的白名单。

欧伦斯还说,上世纪60年代,他在美国属于反对越战的少数派,但7年后却变成多数派。如今,面对刺耳的反华声音,他愿意坚持不懈地做美中关系的“少数派”。“因为我的立场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最重要的,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人了解美国,是正确的事情。”

兰普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表示,当前美中两国面临的最艰难决定,“是如何从战略上定义彼此”。他说,美中都倾向于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但两国需要认识到,双方共同面临攸关和平的国际挑战是更为严重的威胁。他指出:美中“不需要让对方成为自身的主要问题。这是最艰难的决定,其他都是外交辞令”。

兰普顿认为,未来的美中关系,要有继续承受大风大浪的能力,民间交流,而非两国政府,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在增进民间交往和学术交流方面,“双方都需要做很多改善性工作”。他说,美中必须建立互信,确保彼此不会用尽自身优势损害对方。

卡特曾说,下一代领导人必须带着新的愿景、勇气和创造力来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也必须接受我们的信念,即美中两国需要为自己和整个人类共同建设未来。在卡特中心的论坛上,不止一位学者提及卡特这段话。而与会学者介绍的中美在卫生保健、气候变化、教育、河流保护、地方合作等多个领域的交流情况,也令人惊喜地看到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积累的韧性、黏性和弹性。

美国对华态度缘何“冷暖交织”

本文2024年2月6日发表在新华社的公共微信号。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吴宝澍)“中美两国深植于一张复杂的相互依存网中,涵盖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并延伸到世界各国。”“世界需要美中合作。”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美国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等纷纷撰文评论中美关系。

 

自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各领域各层级交往正在推进:两军恢复沟通对话,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禁毒合作工作组启动,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列上日程……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依然在一些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继续在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主权与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文章,在科技、经贸等方面打压中国,一些国会议员还提出多项针对中国的法案或条款。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要处理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人民都需要更加辩证、理性看待当下双边关系发展中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共同致力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寻求中美两国正确相处之道。

推进落实“旧金山愿景”

在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看来,“最近几个月最大的惊喜莫过于美中关系的稳定”。

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经历曲折,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呈现止跌企稳势头。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在政治外交、经贸金融、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20多项共识和成果,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段时间,中美双方稳步推进落实中美元首共识,多个领域的政府间对话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在高层交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泰国曼谷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双方同意共同落实“旧金山愿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中共代表团访问美国,同美方各界人士深入交流。在军事层面,中美两军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稳步恢复对话磋商;第17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华盛顿举行。在经济领域,中美金融工作组已举行三次会议;中美农业联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重启了中美农业合作机制。此外,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正式启动,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定于今年春天举行。

这些进展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文说,自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并达成共识以来,两国推进落实,双方重回“面对面外交”。中美恢复两军对话,启动禁毒合作,这是两国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的文章说,即将举行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双边对话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新亮点。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两国民间往来更加热络,青年交流项目接连不断。岁末年初,北京大学乒乓球队访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队访华,续写中美“乒乓外交”佳话。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青年学生代表团、犹他州友好代表团、马斯卡廷中学学生代表团陆续来华参观交流,林肯中学学生也将在3月奔赴与中国的春天之约。

林肯中学12年级学生蒙特塞拉特·罗梅罗-罗查告诉新华社记者,自己是“美中关系发展的获益者”。她说,人民之间的联系对两国关系很重要。“能成为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的一部分,我感到非常自豪!”

美政客仍然在说一套做一套

在中美两国政府间对话、民间交往升温回暖的同时,美方一些人仍未能正确认识中国和双边关系,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行为并未停止,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障碍。

1月30日,沙利文就美中关系前景发表讲话,再度提出“中国构成的挑战”,强调继续推行对华“竞争战略”。同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告诫欧盟要警惕中国电动车带来的“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国会多个委员会近期接连举行听证会,炒作涉华议题,渲染“中国威胁”。

在台湾问题上,美政府虽然反复口头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上从未停止打“台湾牌”:去年12月出台新一轮对台军售,执意通过并签署包含涉华消极内容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发表声明,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在科技经贸问题上,美方继续加码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破坏中美正常经贸合作,包括去年12月将13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未经验证清单”,今年1月将10多家中国芯片或科技企业列入扩增投资黑名单等。美方还在南海问题上挑动对抗,纠集一些西方盟友抹黑攻击中国人权状况。近日,一些中国留学生入境时还受到无端滋扰、盘查甚至遭到强制遣返,严重干扰中美人文交流和人员来往。

美政府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不符合中美元首共识,也不符合两国有识之士的普遍期待。中国美国商会2月1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受访企业都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一半美国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的投资目的地,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将生产或采购业务迁出中国的计划。

既然加强中美合作是广大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普遍共识,为何美国相当一部分政客却试图以中国为对手,挑动对立冲突呢?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所谓政界人士依靠的并不是美国人民,而是贡献政治献金的美国军工复合体。他们与军工复合体利益深度绑定,通过“旋转门”进行利益交换。为了迎合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动荡冲突,帮助其谋求暴利。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取得新的成功之际,由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的军工复合体自然将中国视为目标。与此同时,这些美国政客还企图通过把矛头指向中国、煽动反华情绪,来转移美国国内矛盾,以应对美国民众对国内种种政治乱象和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强烈的不满,进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美国政界一些人与普通民众、地方政府在对华态度上的差异和矛盾了。

对话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这是管总的方向性问题,亟需树立正确认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研究名誉教授戴维·兰普顿对新华社记者说,美中当前面临的最艰难抉择是“如何在战略上界定彼此”。两国共同面临攸关和平的国际挑战,不应“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主要问题”。

建交45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总体保持向前发展势头。历史经验表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对话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对于风云跌宕的中美关系,也有不少美国人士坚定发出理性声音,指出美中合作关乎两国利益,也关乎世界未来。

美国德雷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斯基德莫尔在“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合作战略,避免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竞争,支持构建包含中国在内的多边主义秩序。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美中即便有分歧,也应同舟共济。“难以想象美国成功、中国不成功,世界能运转良好,或者中国成功、美国不成功,世界能运转良好的情形。”

美国资深记者、前总统卡特传记作者乔纳森·奥尔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中关系对全球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美中自建交以来都从两国关系发展中受益颇多,美国过去40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中关系正常化,“这就是中国所说的双赢”。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在美国卡特中心日前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用这样一句中文,呼吁各方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展多做正确的事。(参与记者:柳丝、邓仙来、徐剑梅、胡友松、熊茂伶、吴晓凌)

当年的美国“中国通”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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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中国外交学院推出了一项重大研究成果,为当时美国的“中国通”排了座次。这个报告的全文一直没有公布,但媒体的报道透露了这个座次的前20名。次年,中国的“美国通”之一陈定定教授推出了自己的“美国十大中国通”名单。比较这两个名单,可以看出当年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中国通”的“神通”看法不一。今天再看这两个名单,一些“中国通”依然老当益壮,一些已经淡出,但似乎都远离美国的政策制定圈。重新发布当年关于美国“中国通”的文章是为了让读者思考谁是今天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通”,他们与老的“中国通”有什么区别。把任何“中国通”的名字输入本站搜索框(网页右上角),你就能找到与他们相关的文章。

2015年1月,外交学院轰轰烈烈地召开“美国知华派与未来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了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初步报告。根据对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大指标测算,大卫·兰普顿、沈大伟、金骏远、李成和李侃如等人位列报告中评估的美国知华派学者前20名。(延伸阅读: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发布排名报告

有人根据这个报告撰写了美国“十大中国通”是如何分析和评论中国的文章。(延伸阅读:美国十大“中国通”如何谈论中国

根据这篇文章,我们看到外交学院的编制的美国“中国通”前十名如下:

  1.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1946, 2018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退休)
  2.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1953,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
  3. 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1954,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
  4. 陆伯彬 (Robert S. Ross1954,在波士顿学院任教)
  5. 谢淑丽 (Susan L. Shirk1945,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
  6. 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出生年月不详,2001年离开联邦政府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
  7. 李成 (Cheng Li,出生年月不详,1985年到美国留学,2023年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去香港大学任教)
  8. 傅泰林 (M. Taylor Fravel,出生年月不详,2004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9. 季北慈 (Bates Gill,出生年月不详,1991年从佛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亚洲学会中国分析中心的主任)
  10. 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1943,已从布鲁金斯学会退休多年)

20164月,当时还在澳门大学任教的陈定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美国“十大中国通”的名单。(延伸阅读:陈定定:美国智库的十大“中国通”

陈定定的名单如下:

  1. 李侃如(Ken Lieberthal,同上)
  2. 兰普顿( David Lampton,同上)
  3. 柯庆生(Tom Christensen,出生年月不详,2006-2008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 2018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4. 江忆恩(Iain Johnston,出生年月不详,1981年从多伦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目前在哈哈佛大学政府系任教)
  5. 卜睿哲(Richard Bush,出生年月不详,197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已从布鲁金斯学会退休多年)
  6. 谢淑丽(Susan Shirk,同上)
  7. 傅泰林(Taylor Fravel,同上)
  8. 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出生年月不详,1986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
  9.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同上)
  10. 麦艾文(Evan Medeiros,出生年月不详,2002年至2009在兰德公司从事中国问题研究,20092015年出任奥巴马总统政府国安会中国问题顾问,现在乔治敦大学任教)

外交学院研究小组决定谁是美国中国通前10名的标准是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有数据支持。陈定定的取舍标准是“学术、政策和媒体影响力”,与外交学院的标准大同小异,但文章没有提供数据支持。

在两个列表都出现的美国“十大中国通”有兰普顿(1和2)、沈大伟(2和9)、谢淑丽(5和6)和李侃如(10和1)。

外交学院的“美国中国通”从11到20的名单是

  1. 范亚伦(Aaron Friedberg,1956年,现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2. 蔡斯(Michael S. Chase,出生年月不详,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兰德公司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目前在美国国防部供职)
  3. 卜睿哲(Richard Bush,同上)
  4. 杨大力(Dali Yang,出生年月不详,1993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5. 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同上)
  6. 毛学峰(Andrew Murtha,出生年月不详,2018年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7. 斯洛特(Anne-Marie Slaughter,1958,现为智库新美利坚的总裁)
  8. 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出生年月不详,他的博士论文2001年成书出版,现为防务集团副总裁及研究和分析中心主任)
  9. 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出生年月不详,1985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15年后进入匹兹堡大学任教,2017年退休)
  10. 傅瑞珍(Carla Park Freeman,出生年月不详,1999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外交学院的后10名里有两位出现在陈定定的“10大中国通”名单里,他们分别是柯庆生(15和4)和卜睿哲(13和5)。陈定定在文章里还说,“这个排名完全是比较主观的看法,很多完全可以排在前五名的泰斗人物和领军学者我都忍痛割爱了,比如何汉里(Harry Harding)教授和狄耿蒲(Bruce Dickson)教授。另外,因为专业关系,我这里的中国通其实应该叫中国外交通更合适一些,还有许许多多的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泰斗人物都未能包括进来。或许以后哪家智库可以分领域来排一排,代际也可以分开来,那样会更加公正全面。”

几点说明:

  • 本站在每位中国通后标出了他们的生日和目前工作状态和就职机构;对出生年月不详的中国通尽量提供可以判断其年龄的信息。
  • 其实外交学院和陈定定的名单基本侧重的都是在中美关系领域特有建树的学者,研究其他领域而在中美关系领域涉猎较少或没有的学者为李成(精英政治)、诺顿(经济)、杨大力(政治)、毛学峰(公民社会)和罗斯基(经济)。本站也仅关注在研究和分析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影响超大的学者。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多中国通都曾到政府任职。
  • 如果现在重新编制一个美国“10大中国通”,你认为应该包括哪些学者。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美国又涌现出一批新秀。

李成和那些离开美国的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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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美印象》网站启动10周年。在过去10年(2022年3月之后推出了《美中故事汇》网站),《中美印象》共首发和转发了3万余篇文章,是全球专门关注中美关系的唯一的中文网站。为庆祝《中美印象》启动10周年,我们会在今后几个月陆续介绍过去10年本站发布的特别受读者欢迎的文章或我们认为在分析双边关系的性质和走向方面特别有建树的文章,也会介绍那些不断给我们投稿或者授权我们转发其文章的作者,还会推出一些关于美国的中国通或者中国的美国通的文章。本文聚焦香港大学教授李成和他对在美华人学者处境的看法。】

 

李成教授出生并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于1985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学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以研究中共精英政治著称,曾多次准确预测中共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李成于2006年加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后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2023年,李成突然辞去这一职务,前往香港大学任政治学教授。

美国也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的机构最多的国家,至少有上百家智库和研究中心开展了有关中国的项目。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就有十多位全职或兼职研究员。李成在采访中提到,在17年前他刚进入学会时,华裔学者的身份是正面资产,而到了后期却变成了负面资产(或累赘)。现在的美国决策层里有些人对华裔学者对美国的忠诚表示怀疑,因为他们认为在美国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战屡竞争之时,华人是否脚踩两只船不得而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许多知华派美国专家也被排挤、被边缘化。比如去年过世的基辛格博士,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和曾被评为知华派榜首的兰普顿教授,作为之前政府常常咨询的资深顾问,他们目前的境况是门可罗雀。 

现今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很多都还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而是纯粹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美竞争角度来研究中国,导致整体对华态度更为强硬。对此现象,李成在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时表示,这与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改变有关系。新一代美国学者更擅长和喜爱以数学、统计学、通过建立模型等方式,对中美关系进行量化、数字化研究,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人文和决策机制等的研究,而后者往往才是研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维度。

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博士在美国的“留美率”为87%。但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暴发,美国对与“中国行动计划”(the China Initiative)有关的华人学者的起诉也激增。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放弃美国终身教职,或回到内地,或前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在2021和2022年就有1400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估计未来人数会有更多。李成认为,这会对美国的教育,研究,和科技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大损失,也不利于整个世界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发展。

李成在香港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主要使命是寻求中美利益的交汇点,促进东西方文化对话。他主张中国应在开放和包容中发展,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虽然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很多不理解、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有偏见,但我们更需要把视野打开,用希望、善意、良知来取代猜疑、恐惧、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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