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4日在就过去一周形势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就业和经济形势令人鼓舞，但他同时指出还需要进行更多工作。
　　特朗普指出，最新的1月就业数据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增长超过预期，更多人口加入求职大军。他认为这些是国家经济形势良好的反映，经济发展令人鼓舞。特朗普同时表示，政府已采取相关措施，将致力于削减对企业和就业乃至经济形成打击的管制措施。
　　美国劳工部2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达22.7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2016年美国月度平均新增就业岗位为18.7万个。
　　由于有更多人口加入求职大军，今年１月份美国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4.7%小幅上升至4.8%。衡量在职和求职人口总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劳动参与率从前一个月的62.7%上升至62.9%。
　　（原标题：特朗普称赞就业形势但认为仍需继续努力）

来源时间：2017/2/6   发布时间：2017/2/5

旧文章ID：12436

作者：王其  来源：澎湃新闻

　　从2017年1月20日到2月1日，美国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十二天。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第45届美国总统。上任一周多来，新总统几乎每天都要推出一个到两个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涉及教育，环保，贸易，移民等多个议题，一经签署，立即执行，引发了来自政府内外大范围的批评和抵制。
　　特朗普的总统令对少数族裔的波及
　　在这些行政令中，除了广为国内媒体报道的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决定和废除奥巴马医保之外，还有两项事关少数族群权益的决定。一项是恢复并推动此前被奥巴马总统叫停的侵犯印第安原住民土地的北达科塔州石油管道的铺设。该石油管道隶属总部在美国德州的ETP天然气公司，其主要目的是将开采出来的原油向东输送到位于伊利诺伊中部的炼油厂。抵制管道铺设的运动，最初由居住在施工区域的印第安原住民发起，后来渐渐发展为全国关注的环境和人权事件。人们担心施工不仅会不可避免地毁坏一些文化和历史遗迹，更会给当地的地下水资源带来被污染的隐患。同时，抗议者也质疑管道路线的选取过程不够透明公开，并且没有得到其所经过的印第安保护区里原住民的同意。抗议者和石油公司的对抗持续了一年多，先后有四百多抗议者被逮捕，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终于，在2016年12月4日，奥巴马政府出面表示不会通过石油管道的施工许可，让达科塔石油管道事件暂告一段落。当时政府的决定，也被认为是站在了抗议者的一边；而特朗普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对达科塔的抗议者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另一项引爆种族话题的行政命令签署于1月27日。这项命令以保卫国家不受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渗透和打击为名，要求边境管理处自即日起120天内，暂停接受难民；在90天内，暂停接受来自伊朗，苏丹，叙利亚等七个中东国家持普通签证的公民。这些国家公民中的绿卡持有者，需要逐个接受审查，才可入境。一时间，大批利用假期回国的旅行者，发现自己即使持有有效签证，也无法再次入境继续在美国的工作和学业；而行政令颁布时已经坐上了飞机的七国公民，则在落地美国之后无法入境，只能滞留机场，并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这其中包括伊拉克战争时为美军工作的翻译，预备赴美治疗的危重病人，和走亲属移民程序即将赴美和家人团聚的中东公民。联想到特朗普此前在大选中曾公开表示，美国应该停止接受任何穆斯林入境，直到“我们的政府弄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此项行政命令又被抗议者和媒体称为“穆斯林禁令”。特朗普政府否定了“穆斯林禁令”这个称呼。“我们只是根据国籍来划分了可能给美国造成威胁的人。”白宫称。
　　行政命令签署的当天，抗议者涌向美国各大城市的机场。他们堵在机场门口，有的高举着“欢迎回家”的牌子，有的喊着口号“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在大选中，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学城都倒向了希拉里。特朗普赢下总统，靠的是无数乡村白人的选票。这些地区的白人很多从事的是本地的蓝领工作，在文化上更偏保守，对于民主党一直提倡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堕胎合法化等议题也多不赞同。同时，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反而加剧了工作机会的流失。他们深感被时代抛弃，强烈需要一个代表保守价值观的领袖来改变现状。相比之下，城市里的选民大多生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也往往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表示难以容忍特朗普的粗俗，并反感他所代表的保守和封闭的价值观。“穆斯林禁令”颁布之后，在波士顿，西雅图等大城市，市长和议员也走上了街头，发表公开演讲，强调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自己的城市欢迎移民，反对排外和种族偏见。紧接着，更多令人担忧的消息传来。1月28日，白宫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本届总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接下来的移民政策，要以保护本国人利益为先，在绿卡和工作签证的发放上设置更高的要求，保证“只有那些最好的人才能进入美国”。1月30日，特朗普总统任命斯蒂夫·班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班农此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主要负责人，除此之外并无实质从政经验。在随特朗普进入白宫核心权力圈之前，班农是极右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主任，其本人以强硬的保守立场著称，认为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都抢夺了本属于美国公民的资源，对移民持公开的敌意；甚至多次在自己的新闻网上，声称美国需要在中东“再战一场，”在南中国海也“毫无疑问”需要一场战争。班农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对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会有怎样的影响，对美国的移民和少数族裔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一时间，种族和移民，成为了各大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关注热点。
　　孤岛上的“新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

　　1月31日，社交媒体Blind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到很多东亚裔公开讨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我们有很多非裔，白人，和南亚裔的高管和名人公开谴责现在的政策导向，为什么鲜见东亚裔的声音？是他们本身人数就很少吗？还是他们其实并不反对日渐保守的移民政策？”提问者所暗示的沉默的东亚裔一说，对华裔并不公允。近日公开站出来指责新总统“一刀切”式行政命令的人中，不乏华裔和日裔美国人的身影。出身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院议员刘云平和来自纽约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孟昭文都公开表示反对总统的“穆斯林禁令。”孟昭文在一封公开信里，称总统阻止七国穆斯林入境的行政命令“不仅是一个很坏的政策，并且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在席卷美国大学的各种抗议运动里，也不乏华裔学生的身影。但不可否认，在一片抗议的风暴中，来自华裔民间的声音并不响亮，并且和大选时华裔团体的活跃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2017年1月，经济学人杂志以“华裔正在变得政治活跃”为题，报道了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积极组织起来发出声音的华裔。华裔在美国，给人的刻板印象是勤奋工作而不问政治，历次大选之中投票率也较其他族裔偏低。2016年的大选颠覆了这个印象。此次大选中，不仅注册投票的亚裔较往届有显著提高，还出现了全力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华裔助选团。其中，“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尤其活跃。他们自筹资金，在微信上组织起来，在多个城市买下广告牌，打出了“华裔美国人支持特朗普”的标语。助选团的创始人和团长天天，在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时说，早期来美国的华裔移民大多来自广东、香港和台湾一带，这些人“缺乏教育，住在穷人区，只能干很差的工作”；又因为这些人会依赖政府福利，所以“容易被民主党蛊惑。”而近些年来的大陆移民，天天又说，都上过好大学，都是白领，而且“我们想要更多和白人融合到一起”。吊诡的是，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的华裔支持者大多数是第一代大陆移民；而他们的后代，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三代华裔移民则更多支持民主党。这批特朗普支持者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高学历和高收入。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通常学历越高，越有可能倾向于无神论和民主党；而大批高学历高收入，持无神论观点的一代大陆移民，倒向了特朗普阵营。“他们是一座孤岛，”文学城新闻在一则对天天的采访里称，“这些人住在加州的华人高档社区里，附近有适合亚洲人口味的餐馆，超市，过着美国式的‘中国’生活。”
　　对民主党诸多政策的反感，让天天口中的“新华裔们”走到了一起。2014年1月，加州民主党议员提出了SCA5提案。改法案要求细分亚裔背景，区别出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传统上说经济实力不强的亚裔群体。消息传出，华裔纷纷反对。近年来民主党推行的平权法案，在教育上使得大学招生向弱势少数族裔倾斜。贫困人口较多的非裔和拉丁裔，往往因为种族的原因，以少于白人和亚裔的SAT分数入读好大学。而亚裔细分法案会导致大学多加照顾印尼，越南等弱势背景的学生，进一步挤占华裔的入学名额。加州的亚裔人口约占总人群的12%，而加州大学每年录取的新生里，亚裔占了40%，其中大多数学生来自经济条件良好，居住在好学区里，重视教育的华裔印度裔家庭。加州的华裔们认为，亚裔细分法案所代表的平权政策，伤害了自己子女的入学机会。“（这个法案）就是歧视华裔小孩，让华裔小孩没有那么公平地去上名校。”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安排的一次采访里，天天这样说。
　　另一个让这些华裔走到一起的，是对经济和安全的关注。美国城市里的非裔和拉丁裔移民，因贫困等一系列的原因，往往需要接受社会福利；他们的聚集区，也常常变成经济破败的贫民区。经济差导致学区差，再加上父母从事的低收入工作普遍工作时间长，这些地区的孩子更容易辍学，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在美国，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会收到政府补给的食物券，也能享受专门提供给穷人的医保。华裔多为中产阶级，承担了很重的税收负担。他们当中虽然绝大多数并不清楚社会福利的发放规则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但凭直觉感到不公平。事实上，低收入人群要享受生活补贴，住房，和医疗等福利，必须通过旷日持久的财产审查；同时在很多州，一旦领了福利就不能持有超过一定数额的银行存款，也不能做购房、旅游等消费行为。虽然美国对穷人和中下阶层的福利保障在发达国家里做得差强人意，但大多数为中产阶层的华裔仍然为自己的税金被拿去“养懒人”而深感不满。在以第一代华人用户为主的中文BBS上，充斥着对福利享有者的不满和歧视。比如曾有人在MITBBS发帖，声称在超市结账时，看到有用政府食物券的人买龙虾，并由此催生了一个外号“龙虾党”，指领取政府食物券的穷人。而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对歧视性话语的容忍度极低，又让这部分中产华裔“水土不服”，感到“不敢说真话”。经过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洗礼的美国社会，在性别歧视，人种歧视等话题上非常严肃。社会普遍认为，针对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或者性取向等因素的攻击性言论，不仅不文明，是没有教养的体现，更触及了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前任哈佛校长萨莫斯，就是因为在公开场合发表了涉及性别歧视的言论而迫于舆论压力下台。特朗普在竞选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墨西哥人是强奸犯”的言论也是一例。2015年，在一次公开集会上，特朗普说：“我们需要更强的边界。来到我们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强奸犯。”此言一出，主流媒体大为震惊，并非因为特朗普对墨西哥的指责，而是惊讶于他轻易地就将整个族裔和国家的人和某种负面特质等同起来。特朗普的大胆出位，让很多对反歧视环境不适的华裔，感到大快人心。他们觉得，“终于有一个敢说真话的总统候选人了。”而在第一代华裔聚集的北美网络论坛上，类似的歧视性言论比比皆是。在MITBBS上，非裔、墨西哥人和穆斯林，被统称为“黑墨绿”，奥巴马被叫做“奥黑”，而他的夫人米歇尔则有个外号“母猩猩”。
　　华裔特朗普支持者们对政治正确的反感更延伸到了“左派”的身上。他们给宣扬种族平等，提倡接受难民，抗议警察对非裔滥用暴力的左派起了个外号“白左”；而赞同“白左”观点的亚裔则被叫作“黄皮白左”。当包括5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知识分子联名反对特朗普的政策时，知乎和MITBBS上的网民评价说：“这些白左都是精英，不知民间疾苦。”他们眼中，“白左”是伪善而傲慢的。“白左”宣扬的种族平等，社会福利，反性别歧视等观念，更显得可疑，似乎是道德大旗下的一种压迫。“我的父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一路打拼出来的，”一个名校出身的特朗普支持者这样说，“我相信个人奋斗，相信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另一个中产华裔移民说，“现在一不小心就会被人说种族歧视。如此上纲上线，简直就是‘文革’！”又有人说。特朗普就职总统后的第二天，全美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自发游行。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西雅图等大城市，游行人数均达到了往年的最高值。对此MITBBS上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不能理解，怎么可能有人真的那么较真，为了新总统“大嘴巴说过的几句冒犯的话”而游行抗议。甚至有人留言说：“规模这么大的游行，一定是民主党和奥巴马在背后操纵的。”

　　抗议风潮之下的保守派华裔
　　种种原因，使得这片“孤岛”上的“新华裔”们走到了特朗普的背后，成为新总统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眼中的特朗普，是一个大胆，实干，不怕讲真话的成功者，而主流舆论对他的负面评价，则体现了美国政治的腐败以及媒体的虚伪。学界抵制特朗普，则是因为知识分子都被自由派和左派洗脑了。他们在微信建立了自己的自媒体，拥有自己的作者和读者群。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公众号叫“civil rights”（民权），订阅公众号，首次推送的是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拽的微信公众平台，它刚刚帮助总统Donald Trump先生赢得了大选！但是，后面的事情太多，我们不能对政客寄予太多希望，世上没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请帮助我们继续前进！分享转发我们的文章！一起帮助一个伟大平台的成长！”翻开历史文章，赫然出现一则“惊爆！州警长表示：查明奥巴马出生证明系伪造！”奥巴马不是美国人，是美国近年来最为著名的阴谋论之一；而最先提出质疑的公众人物，就是特朗普。虽然早已被证伪，但这则小道消息仍在一些自媒体和市井小报中流传。
　　新总统上任以来推行的行政命令，以及引起的抗议风潮，各大华人媒体也都有所报道。Civil rights也连连推出文章。1月31日，针对特朗普对暂停七国穆斯林入境的行政令，推出文章“战胜恐惧：川普禁令引发恐慌，莫让过强的代入感取代了理性思维。”文章表示，华人没必要因为最近针对穆斯林的政策而担心。文章写道，或许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会给华裔移民也带来不便，但是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会让美国更安全，一点不方便是完全值得的。而另一个华人自媒体公众号“华人生活网”则不那么乐观，2月1日，华人生活网针对最近泄露的白宫行政令草案推送文章“做好准备！新移民令泄露或全面冲击华人留学生，无人幸免！司法部、海关局长已换新人，强制执行移民禁令！”新泄露的移民令里，提到要按照薪水来批准美工作签证H1B，更谈到要禁止绿卡拥有者领取任何形式的国家救济，一旦发现，将处以罚款并递解出境。在这则自媒体文章下，出现了这样一些留言：“媒体能不能别带情绪有倾向性的报道，看好了是占便宜滥用福利的人有麻烦，我们遵纪守法按时交税你怕什么，怎么就不寒而栗了，支持Trump，以前都占便宜惯了，人家不让占了有啥不对的。” 还有一则留言称“不为国家创造价值只想享受福利钻空子，没门儿！支持川普！”也有人委婉地表示要根据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感觉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啊，我们这样上了车的就希望车里边宽松点，坐着舒服点，没上车的就希望车门大点多点。” 泄露的行政命令里，规定H1B的年薪标准是11万美元，而美国截止2016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5万美元。
　　面对外界对特朗普的指责，华裔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某些人也勇敢地提出了疑问。特朗普刚刚赢得大选之后，他的某个支持者在脸书上向自由派喊话“为什么你们反对特朗普，并且瞧不起特朗普的支持者呢？你们既然声称人人平等反对歧视，那为什么要指责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人呢？”她的朋友回复道“我们不会按照肤色或者种族来评价人，但是我们保有按照一个人的言论以及行为来评论他的权利。你知道，这两种评价方式截然不同。特朗普赢得大选，靠的是攻击少数族裔和外国人，放大人们对他们的仇恨和恐惧，这非常可悲。”这种思维方式，被部分华裔特朗普支持者们认为是伪善的，占领道德高地的。而最近十多天里此起彼伏的抗议游行，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组织和煽动。一些人抱怨说：“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美国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些左派不甘心输了选举，所以就到处捣乱，再次证明了他们的虚伪和不讲理！”
　　东亚裔在美国，给人以“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即虽为少数族裔，却在教育，收入，和人均寿命等指标上居于社会中上游，甚至部分超过白人。支持特朗普的新华裔们，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吴海伦，在《成功的颜色》一书中，回顾了亚裔在美国历史上的社会形象变迁。二十世纪之初，亚裔在美国主流社会里是邪恶和危险的“黄祸”形象，是“排华法案”所针对的如害虫一样的族群；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和对抗性政治的兴起，白人保守势力迫切需要一个例子，来对抗非裔等少数族裔对种族歧视的控诉。一时间，成功华裔的故事得到大范围的宣传，而亚裔中的贫困人群则被忽视。吴教授写道，这种宣传的目的，是暗示“勤奋工作，相信美国政府，民主制度，而不是进行政治抗议，才是克服种族隔离，变成完全的美国公民的关键。”之后的十年间，随着社会总体对亚裔歧视的减少，亚裔族群整体的经济和教育情况有了显著提升。
　　“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却让亚裔陷入一个尴尬的位置。支持特朗普的新华裔们觉得，美国在民主党的带领下，已经走上了过度保护弱势群体的“歪路”，而华裔在这其中受害最大。一方面，各种以种族为标准的平权法案，帮助的少数族裔里往往并不包括亚裔；另一方面，从肤色到口音，第一代亚裔美国人又在以白人为主的社会里，真切地体会着“少数族裔”的身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忽视的不满投射到了多从事对抗性政治的其他少数族裔身上，认为非裔和拉丁裔的贫困与犯罪问题，是负担和威胁，而非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美国的成功，是靠个人奋斗得来的。在特朗普所强调的法律和秩序之下，他们有能力也有自信可以过得更好。如平权法案一样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拥护特朗普竞选时喊的口号“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认为民主党所推行的平权法案，本质上是牺牲亚裔的利益去换取更底层少数族裔的支持。在MITBBS上，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类比：“选民主党，就是我们华人伺候三个主子（白人，非裔，拉丁裔）；选共和党，就是三个族裔伺候一个主子；当然是后者对我们比较有利。”这条留言下，有很多人表示赞同，却没有人问，为什么华裔、白人、非裔和拉丁裔彼此不能是平等的？
　　然而，新总统上台之后的种种新闻，并没有让民众在美国社会看到更多的“法律和秩序”。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和极右团体来往密切，并且得到美国著名白人极右组织三K党的公然背书。大选后的第一天，美国多地就发生了极右组织和个人攻击少数族裔的报告。在以教育发达，思想自由著称的麻省，两名白人男性驾驶着卡车开入著名女校卫斯理学院，他们挥舞着写着特朗普大胜的旗子，冲进学生宿舍，向有色人种女生脸上吐口水。而在华盛顿，美国的政治中心，一群保守基督徒拉着标语，带着喇叭，站在市区一座清真寺前破口大骂。2017年1月27日，地处加州的亚裔公义促进会表示，自特朗普竞选成功以来，他们收到了多于往年一倍多的针对亚裔的仇恨性言论和攻击的报告，疑似因特朗普和班农声称中国是美国“经济上的敌人”所致。在洛杉矶，一个83岁的韩裔老妇人在街头受到攻击头破血流。被围观者制止之后，攻击者大喊着“白人崛起”而后飞快的跑开。在极右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抬头的美国，没有人更加安全，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身处风暴之中的中产华裔，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相对富足宁静的生活？在印第安原住民的土地被征用，拉丁裔非法移民被大量逮捕和遣返，普通的穆斯林公民被拒绝入境的美国，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和秩序”能否对华裔移民网开一面？在2016年大选里发出声音的第一代移民华裔，将来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美国政治？又会如何被美国的历史所记载？这一切在此刻尚是未知，正如美国本身的命运一样。

来源时间：2017/2/6   发布时间：2017/2/5

旧文章ID：12435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编者按】
　　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民主政治的楷模，但近年来美国国内发生的一些乱象表明其实并非如此。比如，国会和政府运行中腐败事件频发，选举成为烧钱比赛，利益集团利用各种资源操控决策，等等。这些现象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缺陷，金钱对政治的腐蚀日益严重。人民日报2月5日“观察版”邀请专家学者对此进行剖析。

　　美国政治体制并不像其所标榜的那样在法治轨道上完美运行。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美国政府的反腐败机制也是二战后才逐步建立的。但迄今美国的政治腐败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美国的体制机制缺陷造成的。
　　国会议员的特权
　　按照美国的制度设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相互分立、相互制衡。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要对行政部门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其中包括对行政部门腐败行为的监督。由于国会拥有立法和监督的实际权力，国会议员便成为被贿赂的对象。一些个人或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如捐赠竞选经费、送礼、提供旅行和娱乐便利等，来诱使议员在国会中提出对他们有利的法案，或在对其有利的法案上投赞成票，或在行政部门处理与己有关的案件时给予庇护或干预。因此，国会成为腐败问题频发的部门。
　　为了建立一个可以制衡行政部门权力的立法机构，美国最初的立宪者们在宪法中作了如下规定：国会议员除犯叛国罪、重罪和妨碍治安罪外，在一切情况下都享有在出席各自议院会议期间以及前往和离开各自议院途中不受逮捕的特权。宪法还赋予国会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的管辖权：每一议院是其本院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报告和资格的裁判者；每一议院规定本院议事规则，惩罚本院成员的不当行为，并经2/3议员的同意方可开除议员。这一自我管理和自我惩戒的规定实际上为国会议员保留了特权。
　　由于国会享有上述特权，历史上对国会议员违法行为的处罚都比较轻。例如，1856年，一名国会议员酒后开枪打死了一个侍者，但该议员没有为此在监狱里服一天刑。这种司法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门事件之后才发生一些变化。1976年司法部作出决定，今后在华盛顿特区，法律对国会议员和其他公民一视同仁，只有违章停车是例外。
　　国会内部对行为严重不当的议员有两种惩罚方法，即谴责和开除，其中开除是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两院都很少采取这一惩罚措施，尤其是针对腐败行为。例如，从国会建立到1991年2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参议院有9次、众议院有13次因腐败或贪污而动议开除某议员，但在参、众两院的表决中都未获得通过；而对谴责某议员的表决也仅有6次得到了通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惩罚决议都要得到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而议员们碍于朋友、同乡、同一利益集团或同一党派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不愿对惩罚决议投赞成票，特别是在参议员之间。无论党派倾向如何，全美为数不过100名的联邦参议员，都属于美国的上层社会，他们自然彼此相互维护。
　　当然，国会议员也会受到政府道德管理体制、媒体、选民等的制约。1989年的《道德改革法》要求原本仅适用于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道德标准，也同样适用于立法部门。然而，国会道德管理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国会议员的特权与其受监督程度之间不平衡的状况。结果就是，国会议员的腐败问题屡禁不绝，并且近些年来美国的重大腐败案件大都与国会议员有关。例如，2006年曝光的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游说业丑闻——阿布拉莫夫案中，有4名国会议员以及十几位现任或前任国会议员的助手都卷入其中。
　　国防采购的诱惑
　　在行政部门的腐败问题中，国防采购中的腐败始终是一个痼疾。美国国防采购涉及巨额资金，在多年运行中不断出现腐败案件。从2008年到2016年，五角大楼每年的军事采购费用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2008年甚至达到1600亿美元，这诱使一些政府官员在进行国防采购时试图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
　　美国国防工业公司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从法律上讲，它们本应彼此保持一定距离，但实践中它们又密切合作。虽然庞大的国防工业公司大都是私人企业，但政府却把国防工业公司看作介于私人商业和公共事业之间的实体，既把它们当作合同商，鼓励它们相互竞争；又把它们当作公共事业，对它们进行严格限制。国防合同商不像大多数公共事业那样对商品和服务拥有垄断权，但它们的地位又常常接近于垄断。美国政府对它们的策略是竞争和管制并用，通过竞争来减少成本，通过管制来限制利润。所谓竞争往往是指在政府采购中采取竞标的做法，但是即便如此，仍有很多能让个人获利的空子可钻。
　　五角大楼在国会的敦促下，一直努力将政府采购中的多种非竞标合同转为竞标合同。但是，五角大楼所谓的竞标实际上是它同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合同商之间的谈判投标。
　　此外，国防采购涵盖了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由于武器性能和价格问题的复杂性，国防采购的案子非常难以被起诉。而且，国防部采购官员有时会从政府部门转到私人公司工作，比如达到退休年龄的军事采购人员和其他想得到更高薪水的人，时常留意私人部门的工作机会，许多人最后转到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时负责监督的公司。这种职位上的转换，让人很难判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也无法判断国防部的采购人员是否真正站在政府立场上与公司进行合同谈判。由于把国防合同公司看作是潜在雇主，他们往往并不是为政府的最佳利益工作，而很可能利用内部情报订立损害政府利益的合同。
　　针对严重违反现行采购规章的情况，特别是国防部中的情况，国会1988年颁布了《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修正法》，以限制采购腐败行为。尽管有法律规定，与国防采购相关的腐败问题仍然不断发生。1988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12个州突然搜查了35个以上的办公室，为调查有关采购的违法行为收集证据。这次调查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它进行了270次传唤，导致可能针对100多人的起诉。它的调查对象集中在三种非法活动上：相互竞争的合同商直接在投标时进行共谋；国防部官员把关于投标的内部情报透露给合同商；国防部官员改变合同说明书以使某一公司有可能获得合同。在这些行为中都涉及贿赂。随后，调查范围不断扩大，到1990年至少对15个国防合同商进行过调查，如麦道公司、诺思洛普公司、尤尼塞斯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等这样的大公司。调查有很大收获，比如证实了前海军官员向麦道公司透露了海军发展喷气式战斗机计划的内部情报。
　　到2004年，又暴露出军事采购领域的另一个大丑闻。此事涉及五角大楼负责空军采购的第二号人物达琳·朱云。在事发前的10年中，朱云有权决定政府出多少钱购买轰炸机、战斗机和导弹，并负责与波音公司大多数的交易谈判，每年她经手开支的纳税人的钱约300亿美元，甚至高于国土安全部或司法部的预算。但是朱云从2000年开始，在同波音公司谈判合同中，以多付给波音公司将近60亿美元作为贿赂来换取自己的女儿、女婿在波音公司的任职。2002年11月，她又为自己谋取了波音导弹防卫系统副总经理的职位，年薪25万美元，外加5万美元奖金。而朱云的上级竟然对其所有违法行为毫无察觉，朱云甚至在同事中还享有“强硬的谈判者”的好名声。这说明，美国国防采购中的腐败漏洞确实太大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美国一直自诩为民主政治的楷模。然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充斥的种种乱象，严重影响了美国这一形象。消极竞选、选民分裂、选举操纵、金钱政治等问题，让这场选举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也再次暴露出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缺陷。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有几百年历史。国家元首兼政府行政首脑经一定程序实现更替，这一制度曾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作出过贡献。然而，二战后美国进入现代总统选举阶段，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其中存在的缺陷引起人们的反思。
　　比如，选举人票制度就存在问题。这一制度有时会导致普选票少的一方却能当选总统。该现象已在2000年大选中出现过，2016年大选又再次上演。特朗普的普选票比希拉里少了近280多万张，但凭着选举人票的多数当选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许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结果不公。再比如，初选阶段党内提名制度也有问题。该制度导致近些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很难推出真正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2016年参选的特朗普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他曾多次更换党派标签，1987年以前和2001—2009年，他标榜自己是民主党人；1987—1999年以及2009年以后他又成为共和党人。因此，共和党大佬杰布·布什在初选阶段曾讽刺特朗普说，“他在民主党的时间比在共和党长”。
　　选举制度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选举被利益集团操纵。2016年大选就是一场受到操纵的选举。从美国媒体曝光的材料来看，操纵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初选阶段，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落选几乎就是希拉里集团操纵的结果。在大选阶段，多数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倒向希拉里，或者偏离特朗普，这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非常少见，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为操纵的因素。在决定选情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奥巴马政府更是频频给希拉里输送利好，先是曝出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持下，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然后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高调发布美国经济状况褐皮书，对美国经济给予积极评价，这些新闻事件显然都有利于希拉里竞选。当然，在临投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也有浓重的幕后操纵痕迹。这些操纵无疑加剧了美国大选的乱象，撕裂着美国社会。
　　其实，背后操纵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老问题，从19世纪中叶美国两党制成熟以来就存在。两党政客们通过操控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与特殊利益诉求。在1952年以前，将近80%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都是党内大佬们内定的。后来随着两党初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未能杜绝，如遇上资深政客亲自上阵，党内操纵现象又会重现。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是民主党的“数朝元老”，其党内资历与影响极深，桑德斯自然就成为民主党内牺牲的对象。即将卸任的现职总统往往利用在位可控的政治资源与不对称的影响力优势，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助选。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看，几乎每个正常卸任的现职总统都会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拉偏架”，2016年的奥巴马也不例外。国会中的两党代表通过操纵联邦众议员选区的划界和两党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实现“政治分肥”。每隔10年左右，美国众议员选区就会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作相应调整，如何划界以利于本党候选人，就成为国会两党争夺和操纵的焦点。尽管操纵选举现象在美国也备受批评，但由于选举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这一现象始终无法根除。
　　每次在大选中获胜的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后，都会“论功行赏”，将一大批亲信带入联邦政府内。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选择内阁成员时，也表现出商人本性。比如国务卿人选居然是毫无从政与外交经验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政府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商务部的要员和重要的政府顾问，很多也是来自高盛、微软、思科、特斯拉、IBM、英特尔等知名企业的高管。另外，国防部长与国家安全助理人选都是军人出身，这显然是特朗普对支持其当选的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投桃报李。可以看出，金钱对美国政治影响深刻，对美国社会肌体的侵蚀积重难返。
　　（作者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美国向来是一个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无法否认是一个政治腐败十分严重的国家。这种政治腐败的产生和发展，与美国选举民主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传承而来的。早些时候，美式民主对金钱的侵蚀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例如，在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中，禁止公司对联邦层次政治竞选参与者给予直接金钱捐助；1939年的《哈奇法案》又限制政治组织用于选举的开支为每年300万美元，公民个人付出的政治捐款为每年5000美元，旨在弱化特殊利益集团和富人对选举的影响力。但是后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职能日益增强，它在实质上发挥了间接助选的“白手套”作用，冲毁了由上述两个法案所建起的防止金钱侵蚀政治的堤坝。于是，美国国会1943年出台了《史密斯—康纳利法案》，1947年又出台了《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把禁止政治捐款的范围从公司扩展到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
　　然而，1943年和1947年的这两个法案却引发了一场违宪诉讼，它们被指控违背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诉讼所持态度暧昧，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蔓延与扩展。2010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的裁决中判定，竞选捐款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金。这一裁决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打破了对企业投入选举行为的制约。在此之前，企业不能为某一候选人独立地、积极地开展竞选活动；而此后，企业、利益集团、大富翁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用资金来影响选举。
　　这样一来，利益集团操纵选举就更加便利。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促使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这种委员会在用于政治用途的开支方面没有限额，他们只要承诺不与候选人竞选团队存在任何联系，就可以无限制地筹集和使用捐款，而不必透露捐款人的身份。他们名义上不受政党领导人指挥，但实际上都会在选举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某一方。大量资本流向竞选活动，政客们拿着企业、富人们的金钱，自然要为他们的利益代言。美国学者劳伦斯·莱西格在《迷失的共和国》一书中评论说，美国的政治制度陷入了一场严重危机：美国的民主政治受到团体及其出资人的摆布；美国政治中的每个重要问题都涉及竞选资金制度的改革；只要不消除这个状况，就无法在解决核心问题上取得进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选举民主就沦为靠金钱支撑的、竞选人之间的烧钱比赛以及隐藏其后的政治分赃和权钱交易。美国的选举民主被金钱牢牢控制，进而使整个民主政治陷入利益集团的摆布之中，民意实际上无法通过选举体现。如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能源公司的捐助，作为回报，里根在其任内推动取消石油、汽油价格管制；布什父子则通过发动两场伊拉克战争， 把石油储量占世界第五的伊拉克控制在手。民主党的克林顿接受了更多信息科技产业的资金支持，上任后积极推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奥巴马之所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行业整顿力度不够，也是因为大型金融集团曾为他的竞选活动慷慨解囊。
　　美国选举民主受竞选出资人摆布的这种情况，曾使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无法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现今的美国，金钱主导政治，少数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通过竞选捐助等控制了政府决策。面对这种助长政治腐败的体制机制，普通民众越发感到民主成了一个幌子，选举也沦为一种金钱游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游说在美国是一项成型的制度。它是指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向议员、官员陈述自己的建议、主张，希望自己的建议、主张能够被采纳和实施。最初，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任性，阻止政府随意决策，也希望政策在反复博弈中更加体现理性和公共性。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联邦游说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对游说进行规范。但在发展过程中，游说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成为利益集团操控政策走向的工具。而在游说中滋生的腐败现象，也成为一道棘手的难题。
　　按照美国的权力设计，负责立法的国会掌握着财政预算、军费预算、对外宣战、媾和等重要权力，参众两院议员对国家决策无疑拥有重要影响力。因此，谁能最大程度影响他们，谁就能影响决策走向。参众两院议员尽管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选民对他们的制约仅局限于选举阶段，在具体事务的决策上议员们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议员们也不会就所有问题与选民进行充分沟通，常常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信息进行判断，这就为游说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当前，游说在美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产业。仅在华盛顿进行专业注册的游说者就超过1.2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全美从事游说活动的人数可能超过10万。但由于拥有的资源和禀赋不同，游说者的能力差异也很大。离任的国会或者政府工作人员、熟悉法律的律师、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相对来说拥有更多优势，他们的背景和资源为其游说提供了从业便利。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5年，从国会离任后没有转任其他政府公职的198名原国会议员中，有86人注册登记为说客，占总数的43.4%。政府高官同样如此。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国防部长盖茨在离任后迅速创立了公司，据该公司网站介绍，他们专门给客户提供有关能源政策和市场信息的权威咨询，且服务范围涵盖亚洲、中东和北美。
　　由于游说者拥有深厚的人脉资源，熟悉立法和决策程序以及政策漏洞，因此他们善于利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垄断民意表达渠道，把持政策议程设置，将自己背后利益集团的诉求伪装成民意。他们通常采取邀请参与研讨会、提供调研报告、旅行考察、出席听证会、培训活动等来影响决策者，进行利益输送。这些方式手段隐蔽，既可以规避法律风险，还能为决策者带来实际利益。在这种“合法”腐败面前，决策者们即便意识到这是一种伪民意，也会有意无意、半推半就地接受。
　　游说者们之所以愿意运用自己的政治资源进行复杂的政治运作，并非仅仅出于他们的政治倾向，其背后是利益集团与游说者之间的利益交换。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华盛顿智库的相关数据称，2016年前3个季度，美国企业总共花费了约23亿美元用于游说工作。在利益面前，游说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底线，如利文斯通公司甚至接受美国宿敌利比亚卡扎菲的佣金，为其改善形象开展游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此可见，游说不仅是对民主的腐蚀和破坏，也可能对美国所谓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
　　事实上，美国国内一部分人也深刻认识到游说的弊端。特朗普在其竞选纲领中，专门针对这种腐败现象提出了解决办法。其中包括：禁止行政官员在离任5年内担任说客；扩展说客的定义，限制行政官员离任后以顾问或咨询等名义掩盖说客身份；终身禁止高级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限制外国说客在美国选举中捐款等。然而，就连特朗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竞选团队里充满了说客。
　　总之，在游说者们的操控下，游说已经演变为篡改民意的政治手段。通过游说，利益集团得以操控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决策。这彻底违背了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也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与游说相伴的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而游说早已与美国政治体制融为一体，要想彻底革除其弊端，恐怕并非易事。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原题为《金钱政治成为美国社会顽疾》）

来源时间：2017/2/5   发布时间：2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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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普伦德  来源：FT中文网

　　到目前为止，伟大的特朗普通货再膨胀构想——意味着股市上涨、债市走弱和美元强势——在全球投资者心里已变得完全根深蒂固。这并非没有原因。但是，当某一信念在市场中变得几乎被所有人认可，就有理由思考一下投资者可能漏掉了什么。在我看来，这一构想最可能的缺陷在于保护主义政策的代价。
　　这位新总统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不确定性。不过，一件事是极其清晰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准备冒发动一场贸易战的风险，不管是通过提高关税，引入惩罚进口的边境税，还是双管齐下。明显的先例是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或许没有导致大萧条(Depression)，但它毫无疑问加剧了大萧条，因为调高进口关税招致了报复，损害了世界贸易。
　　鉴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在当今全球化市场中，贸易战或许会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提高关税，会对美国汽车制造商产生极大的损害。而这么做是否将增加美国就业，是个未知数。
　　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贸易惩罚的另一个目标，看起来要容易一些。供应链的牵扯程度没那么高。也就是说，在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中，源于美国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大得多。不过，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太过复杂，美国无法保证能轻松取胜。
　　首先，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拉开保护主义政策的序幕，这种做法简直是超现实。由于投资者和企业想方设法多元化，再加上担心受到贪腐指控的中共官员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中国出现了大量资本外流。自2014年以来，中国央行(PBoC)面对资本外流激增一直在支撑人民币汇率。
　　北京方面必将对美国的贸易攻击做出回应，停止支撑人民币汇率。于是美元升值幅度甚至将高于目前预期水平，从而损害美国出口竞争力。对于美国提高关税，中国也可能以牙还牙。
　　另一方面，美国智能手机和计算机巨头已将生产大量外包给中国，所以，美国消费者、工人或股东将不得不承受关税提高或边境税带来的成本上升。沃尔玛(Walmart)等非常依赖中国进口商品的零售商也面临这种状况。
　　然后，还有金融相互依赖的问题。即便花掉近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汇率之后，中国的官方储备仍接近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鉴于特朗普通货再膨胀计划将扩大本已庞大的政府赤字，疏远作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的中国，是极其不切实际的。如果中国决定重新调整其储备中的货币构成，那么由此带来的金融不稳定性不容忽视。
　　最后的问题是，哪个国家更能承受贸易战的痛苦。无论贸易战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整体影响如何，在某些行业都会产生与失业率升高相关的极端后果。美国也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而中国领导人的考量却完全不同。美中贸易摩擦会明显有利于他们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应对外部威胁。实际上，美国保护主义正让不民主的领导层变得合法化，并将创造一种氛围，令北京方面更容易放弃一个只有借助过度信用创造才能达成的增长目标。
　　此外，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了中国强化自身地区地位的机会。这对北京方面而言并非唯一的意外收获。这位总统在竞选期间让人们对美国对日韩等亚洲国家安全保障产生的怀疑，已推动很多亚洲国家向中国靠近。
　　市场认为，特朗普通货再膨胀将解决掉所有问题。然而，在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的背景下，比当前预期强得多的美元，可能会削弱再通胀构想所依赖的动物精神。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2/4   发布时间：20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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