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波  来源：经济观察网

　　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人会因为沉溺于思想、学术而牺牲现实的事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事功太过显赫，反而遮掩了他在思想方面的光芒。

　　作为美国前国务卿、中美关系解冻的关键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任何领导人都需重视的意见领袖。但在著书立论方面，基辛格同样思维深邃、成就斐然。《世界秩序》一书，就是继《大外交》、《论中国》等名作之后，基辛格对国际关系思想及历史哲学的新贡献。

　　一

　　《世界秩序》一书中的“秩序”与其说是单数的，不如说是复数的;与其说是明确的，不如说是流变的;与其说世界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单一的秩序，不如说一场多元化的秩序杂糅与冲突正在上演。

　　在本书中，基辛格的笔触回溯数千年，在欧洲、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不同的秩序观之间游走：欧洲经过历史演变发展出了一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参与国主权平等，差异得到尊重;伊斯兰世界有自身独特的普世理念与共同体概念;中国则有着以“天下”为基础的传统世界观，把世界看作一个从中央到外围的差序体系。最为独特、基辛格着墨最多的，则是美国的秩序观：美国既认为自身是独特的，又认为自身是普世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与美国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理念，世界和谐与繁荣便近在眼前，但这些高尚的理想，又往往在冷酷的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

　　在基辛格看来，西方和东方不同的秩序观，背后是不同的认知哲学与世界观。西方的秩序观是将现实世界作为外部因素，西方的外交决策者需要评估现实和各种趋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的是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现状的判断，代表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非宗教诉求。而在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中，现实情况被视为是观察者内在认识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学或宗教信念界定的。儒家思想将世界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伊斯兰教把世界分为已经伊斯兰化的“和平世界”与其外的“征伐世界”。印度教则相信历史轮回，认为超自然现实高于现世体验，将自身信仰的世界视为完备的系统，不会通过征服或劝说争取新的皈依者。

　　但在所有的秩序观中，当前最强大、也对世界的形塑发挥了最大影响的，无疑仍是美国的秩序观。基辛格强调，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理想主义和普世性的，有崇高伟大的目标。美国自认为代表全人类，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在今天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上，美国必须发挥领导力来维持世界秩序。为此，美国不仅需要传播道德化的愿景，也需要冷静地算计均势的变化，与盟国协调合作，维持平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爆发战争与秩序崩溃的可能。

　　也许正如基辛格所说，历史经验之于民族，正如性格之于个人，非西方国家不会从心底里服膺西方基于其自身经历而构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在非西方读者看来，基辛格的描述也未免带有一丝“东方主义”色彩，有时含有对“他者”的过度简化。比如，中国、印度、伊朗等很多非西方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也都会展现出务实态度和理性思维;正如美国的世界观存在普世论和例外论的张力，东方国家也同样有着复杂多样的国际关系思维;而且，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等国，在思维方式上已经有着不可磨灭的西方影响烙印。本书的非西方部分有的地方让人觉得，与基辛格对西方历史及哲学的熟谙相比，他对非西方世界的理解在深刻性方面有所不及。

　　作为美国人，基辛格的目标是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他对美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回溯，其实是曲折地对美国当前外交政策建言献策。但本书也有对美国世界观的理想主义一面过度美化之嫌。基辛格的叙述往往让人觉得，美国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善意的，如果世界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是美国推动的结果，而如果美国政策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则通常是别国因自身的缺陷而辜负了美国的好意。这不仅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而且，基辛格自身的一些“污点”，如他在美国轰炸柬埔寨、1973年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也会损害这些观点的说服力。

　　但无论如何，基辛格对美国正义性的推崇，并不代表他对异质文明理解与合作的反对。1971年他首次访问北京恢复中美联系时，曾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中国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周恩来则回答：“你们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一旦你们熟悉了它之后，它就不会像以前看起来那样神秘了。”基辛格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他呼吁，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

　　二

　　当今的世界不仅不太平，而且变化愈益纷乱。从叙利亚到利比亚，整个中东正在起火;通过合并克里米亚，俄罗斯正在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崛起中的中国正在主动参与亚洲秩序构建，与美国展开更为复杂的博弈。在本书中，基辛格主要是描绘2000多年来的世界形态，并对大格局发展做出预测，而不是直接规划当前的西方对外政策。不过，他也会隐晦地用历史叙述来指涉现实政策，或者直触世人当前关心的话题。

　　比如，在中东政策上，基辛格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支持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行动，但他对小布什在伊拉克的“国家构建”行动颇有微词，认为这超出了美国公众的支持限度，也超出了伊拉克社会的承受能力。最终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像是越战结局的重演，这使美国改造海外社会的雄心和激情严重受挫。他也许没有明说的是，奥巴马又从过度介入的极端，走到了束手不顾、不负责任的极端。

　　基辛格是中美关系解冻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当前西方及中东则普遍在猜测，伊朗是不是也会迎来一个“尼克松时刻”，美伊两国就像当年的中美一样，迅速地从敌对转向合作?基辛格对此深感怀疑。理由是，伊朗并没有中国当时所受的外部压力，因为其两大地区对手萨达姆政权与塔利班均已被美国推翻，潜在的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角色，沙特和埃及忙于应付国内挑战，伊朗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战略处境在恶化，从而有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意愿。同时，西方与伊朗对于核谈判的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美欧认为这是要解决一场现实的纠纷，而在伊朗宗教领袖看来，核谈判是长期斗争的一部分，谈判只是一种策略选择，并不结束与敌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伊朗核协议究竟只是技术性的妥协，还是美伊走向政治互信的一步，目前仍看不清楚。同时我们也无法知道，从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出发，是要实现与伊朗的和解，还是承认伊朗在本质上无法改变其敌我思维这一“现实”?

　　在中美关系方面，基辛格提议，中美两国需要汲取一战之前十年的欧洲国家的教训——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最终作茧自缚，陷于一场巨大的灾祸。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必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中美两国需要以智慧和技巧来保持微妙的均势。[page]

　　三

　　如何把基辛格的思想置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谱系之中?基辛格并不同于新保守主义，不认为西方有独自改变世界的实力。他相信，西方不能单以自己的形象为模本来塑造世界秩序，这是西方左派所应该会赞同的，同时也符合一些传统保守派的思维。同时，基辛格也不会与美国孤立主义者走到一起，认为美国应聚精会神于国内事务。相反，他相信设计和实施国际大战略是美国维系自身的必要元素。从各方面看，基辛格的思想都是独特的。

　　从基辛格描述的不同秩序观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影子。但基辛格没有把这种区别本质化、不可解化，把文明冲突视为无可逃避的宿命。在基辛格那里，这些区别是文化性质而不是文明性质的，各种秩序观并不代表完全异质的文明。不同秩序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藩篱，不意味着无法构建一种世界性秩序，把杂多的秩序统和起来。但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世界各地区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

　　基辛格的思想也不同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相信世界秩序随时都会处在崩解的边缘，核战争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世界未来也许会出现统一的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尊重共识的的全球秩序，但这并非易事。基辛格强调埃德蒙·柏克的告诫：“默许没有达到抽象的完美的可行计划，而不是追求更加完美”，如果坚持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可能会引发危机，甚至导致幻灭。

　　基辛格信奉的原则是：外交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作为“现实政治”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常被理想主义者视为冷酷无情，而基辛格也许会抗辩说，他比批评者所以为的要复杂得多——“理想主义者不能垄断对道德价值观的解释，而现实主义者必须承认，理想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在基辛格看来，秩序包含两方面内容——权力和合法性。政治韬略的精髓是实现两方面的平衡。如果只有权力算计而毫无道德因素考虑，每一次分歧都会变成实力的较量，各方野心将永远得不到抑制。各国不得不面对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而计算得失，这种做法实难持久。但如果在不考虑均势的情况下实行道德惩戒，也容易导致依赖武力解决问题，或者政策虚弱，容易受到挑战。其间的平衡难以把握，但无论强调均势还是道德，走到极端之后，都会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凝聚力。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基辛格绝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也并非毫不顾及情感、道德等心理因素的现实主义者。

　　四

　　好的国际关系观察家和思考者从不会盲目相信既有秩序已臻完善，而是时刻担忧崩溃的来临，基辛格就是如此。他强调，今天的人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使用“国际社会”一词，并相信其存在。但在现实中，各国并不存在明确、一致性的目标、方法与约束机制，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与陷入混乱的风险同时并存。当爆发局部性冲突时，大国或许可以协调一致，但如果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并没有中立的机构可以判定对错，更遑论规则的执行，这意味着世界随时有重新陷入动荡的可能。

　　在观念领域，偶然地在欧洲历史演进中出现，由饱经战乱的各国所设计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准则。然而，非西方国家尽管出于反殖民、独立等现实需求，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原则，但并非在心底里服从。它们所接受的，是一套他们所未参与塑造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各种已有千百年历史的世界观，如中国的“天下观”，依然在作为潜流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其优点：在价值观上中立，各国享有主权，互不干涉，但该体系不能提供一种道德性和方向感。在构成秩序的诸要素中，它过于偏向力量和均势，而不能就合法性问题做出解答。简言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非一套完美的秩序。

　　现代科技能拯救我们吗?当今信息化、扁平化的世界，常常让人对未来抱有一种玫瑰色的想象，然而基辛格的忧虑是，广泛快捷方便的信息不一定意味着大众赋权，意味着传统的民族与教派对抗的缓和，它也可能损害领导力、魄力与远见，因为信息不等于知识和智慧。大众媒体时代往往要求领导人快速回应民意，而这往往会带来冲动、短视的政策。《世界秩序》不仅是一本国际关系的著作，也是历史与哲学著作。对于已92岁高龄的基辛格来说，这可能是他的收山之作了。作为思想家，基辛格是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作为外交家，他亲身主导中美和解、越南撤军、中东停火等重大事件。他参与塑造了冷战后期乃至今天的国际秩序。他的人生穷究了最大的可能，像他这样的人，很可能会有洞察天下一切、全在掌握之中的思维。

　　这也许曾是年轻的基辛格的野心：他在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标题就是《历史的真义：关于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歌德的感想》。但作为一个毕生寻找历史意义并亲身参与其塑造的人，他在本书末尾谦恭地坦陈，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作为对漫长复杂的欧洲史有深刻记忆的德裔犹太人，作为一个喜欢沉浸于哲学思考中的人，基辛格在本质上是个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对世界能否走向更好的状态抱着天生的警惕。

　　或许我们应当铭记的一点是：当今世界已经成形的秩序源于对混乱的恐惧，而非对人性善和理性的信赖，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已有秩序和规则的否定，而是意味着对维护努力的尊重。

来源时间：2016/8/23   发布时间：20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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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小芳，查君红  来源：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学术思潮，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在其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落落寡合，处于学术边缘。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出现“滞胀”危机和凯恩斯主义遭遇困境，新自由主义由边缘而中心，崛起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自80年代始，为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的需要，其影响迅猛向外扩张，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从历史上深受民族主义经济理论影响的拉美国家到民主社会主义滥觞之地的欧洲，从剧变后的前苏东国家到1997-98年金融危机后的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面目渐渐变得司空见惯，甚而理所当然，一度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正确性”。

　　新自由主义由“书斋里的学问”到现实政治中的“名流”，再到纷繁多元世界的“正统”，如果说故事的前半部分还颇有些“励志”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祛魅”和“揭蔽”。拥趸者通常将新自由主义的的全球性扩张描绘成要么是自然的市场过程，要么是中立的学术过程，要么是民主的共识过程。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说法恰恰试图遮蔽其本身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话语，有着特定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导向，将新自由主义秩序干预性地强加于当今世界，是一种政治行动。

　　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自然演进的秩序”还是“人为建构的秩序”?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经院修炼、政策实践和意识形态扩张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奉行货币主义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奉行供应学派思想的美国总统里根上台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摆脱了多年受冷落的境遇，开始其政策实践的历程。新自由主义进入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策层面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政策选择。但正像大卫·哈维所言，“一旦新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英语世界中，它就不能否认其对于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总体运转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说，一旦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它就很难避免不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正统。只是，如果说前者还是自主的政策选择的话，后者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扩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国家先后被迫或主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向被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之典范的东亚和具有因社会改良而使“资本主义文明化”之誉的西欧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向新自由主义转向。“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的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 在世界范围内，这些“障碍”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随着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被淹没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单一话语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话语霸权地位也得以确立。

　　(一)拉丁美洲与“结构调整计划”

　　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后院，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进行投资和控制的重点，也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试验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利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特别是拉美国家出现暂时的经济困难时，迫使它们接受某些条件或在制度上、政策上做出有利于外国资本的调整。早在50年代，芝加哥学派就为拉美培养了一批“芝加哥弟子”，在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但这些努力以失败告终。在新自由主义全面扩张之前，拉美国家受本土的民族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主义的影响更深，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民族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实现经济的完全独立自主。直到80年代初，由于债务危机爆发和国际金融机构施加压力，新自由主义才终于在拉美迎来天赐良机。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银行低息贷款的诱惑下，拉美国家大量举借外债。但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利率大幅提升，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骤然加重，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机要求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1985年美国提出“贝克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其后于1989年再提出“布雷迪计划”，敦促拉美国家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各国迫于外来压力，被迫接受了苛刻条件，通过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调整改革，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前苏东国家与“休克疗法”

　　在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无可选择地加入了转轨国家行列，推行由西方经济顾问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现代货币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案。“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采取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全社会的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以此抑制社会总需求和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第二，私人产权必须确立，否则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作出正当的反应，为此，必须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同时，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第三，正确的价格信号是经济增长的良好保证，价格的完全自由化(撤销价格管制)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第四，要与世界经济充分一体化，否则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梗阻。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尽快在外汇和贸易方面与世界市场接轨，要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的任何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 前苏东国家之所以采取“休克疗法”，一方面在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受挫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被视为典范，一方面在于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都把采取“休克疗法”、立即实行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作为提供贷款和减缓债务偿还的条件，也视为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重新“社会化”、成为“正常国家”的必经途径。但“休克疗法”并没有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文明的现代市场经济，反倒把“国民经济搞休克了，把国家搞休克了，把人民搞休克了”。

　　(三)亚洲国家与金融危机

　　上个世纪中后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历了持续较长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其政府在产业发展中伸出的“扶持之手”，被视为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90年代以来，西方诱导亚洲新兴经济体采取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措施，大幅开放金融市场。当这些措施在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面前失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不是去反思新自由主义框架的不足，而是将危机一概归咎于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和“上令下从的亚洲模式”，从而要求各国修正自身政策、配合以额外的附加条件，即斯蒂格利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附加”，以适应作为新自由主义完成形态的“华盛顿共识”。

　　面对20世纪90年代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一连串金融危机，以七国集团为核心的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冠之以加强“国际金融架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之名，该词在此后十年间被广泛采用，成为这段时期的国际金融改革努力的代名词。但是，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国际金融架构不只是一个由试图推进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机构与行为体组成的复杂网络，而且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战略，其目标在于通过确保南方国家的公共与私人部门遵从资本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规则，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再造现行权力关系，尤其是跨国金融资本和美国的权力。

　　(四)欧洲与“第三条道路”

　　在历史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过以“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局部批判和超越。法国人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表面看来铁板一块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内部是存在差异的，至少可以区分出“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两大资本主义类型，前者建立在个人成功、特别是短期金融利润之上，后者促进的则是集体成功、共决制和长期利益，他显然觉得“莱茵式资本主义”较之“美国模式”要更有效、更公正些。然而，伴随着20世纪80、9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的全面新自由主义化，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化”转型，“第三条道路”即为代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主张，从一开始就具有要求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和对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加以否定的“中间道路”色彩，而第三条道路则试图寻找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国家与公民社会、权利与责任之间的最优结合，在老左派与新右派之间走新的中间道路，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

　　在新自由主义向全球蔓延的三十多年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那么，谁是驱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答案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市场的自发力量，而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新自由主义为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里，新自由主义在前鸣锣开道，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后攻城略地——非圈地也，实圈钱也。

　　二、推动新自由主义化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在新自由主义三十多年的扩张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就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和美国金融霸权的巩固。这两者之间是如此的高度相关甚至重合，如果不是有意忽视或者想当然，则我们很难不去思索与拷问其背后的共谋关系。

　　新自由主义的勃兴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肇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体制。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特里芬困境”凸显。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受挫，美国政府发现，按照欧洲统治全球的路走下去，前景只能是步欧洲的后尘。原因很简单，随着帝国战线的拉长，总有一天，其经济会不堪重负而崩溃。为力图维持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和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1971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果断地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这被视为美国力量衰退的征兆。但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无限增大会为其带来国内外财政支出的“金融搭便车”。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由于路径依赖，也由于还不存在其他可以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也因为美元与黄金相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此后，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货币领域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但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世界各主要货币均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

　　随着各国汇率形成机制走向“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走向“自由化”，尤其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后布雷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阶段(而不再是战后初期的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主要内容)，其实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经济的高度金融化：金融资本利润取代产业资本利润在资本积累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金融霸权在国际财富与权力分配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金融资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都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层面。在物质层面，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撑，以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体的多边国际金融机制为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为其提供了强力后盾，而其物质层面的核心则是货币霸权，即美元霸权。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一文中，将美元霸权严格地界定为自1971年以来，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财政和金融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方面使美国经济寄生化，国家运行债务化，美元不仅承担了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成本，还制造了美国“繁荣”;另一方面使美元高度虚拟化，进而导致整体经济的虚拟化，利润的来源越来越以虚拟经济为主，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金融资本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推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

　　而在意识层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要求突破国家主权的藩篱和各国自主发展能力的障碍，要求自由的、无管制的市场，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恰好为其提供了智识基础。“美国政府、美国操控的国际金融机构之所以卖力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期望全世界都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目的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性的生产分工体系，最终建立美国主导、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非常清楚一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内置了有利于强势国际、跨国垄断企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一旦被纳入全球性的生产分工，承认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就将不仅失去运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保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在经济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在思想上也将受到自由原教旨主义的奴役，并最终在政治上依附于霸权国家。”

　　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和金融霸权造就了当前失衡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模式，其运作包括三个层次：①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向美国输送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以获得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以此满足美国国内消费;②美国贸易伙伴对美贸易顺差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使美国得以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同时保持了美元汇率的稳定和美国利率的较低水平;③美国在通过贸易逆差积累外债的同时，也对外输出资本。其积累的外债以美元和国债这种无息和低息负债为主，而输出的资本以直接投资这种高收益资产为主，只要美元债券的利息支付额度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所得总和，那么，美国就可以继续以政府债券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美国的富裕完全是一种‘流入式’的富裕。外国资金、熟练工人和进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国，而美国只需付出以美元纸币计价的债务。美国获得外国资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致于其本国境内的生产已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彻底扭曲的世界格局，这样一种格局如果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根本无以为继。新自由主义刚好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美国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努力的大逆转，它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

　　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三、“遮蔽”与“揭蔽”——以“去自然化”对抗“去政治化”

　　话语即权力。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霸权话语，服务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其权力机制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以暴力手段为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运作则有些类似福柯所谓的“规训权力”，规训是一种巧妙的强制，具有弥散性和不可见性;也符合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界定，这种霸权的获得更多不是凭借强力，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把它当作“正常的现实”或“常识”来接受而实现的。因此，掩蔽性是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重要特性，而揭蔽也就在所难免。

　　(一)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自由主义掩盖了政治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在政治上大多是维护既定秩序、反对政治变革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与保守，从字面上看，无论如何是一对矛盾，沟通这二者的无非是利益。布罗代尔在其名作《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反复讲一个道理：资本主义反对的并不是国家干预。相反，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与国家政权合流、取得了国家政权的全面支持才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正因为资本主义是当前的国家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资本主义所真正反对的，其实是国家政权试图通过调整形成新的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或者说，其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原有制度结构下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即为“保守”，它主张的不改变现存秩序、不触动既得利益的自由，从而也否定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通过对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变革或调整，使现存秩序下的受损者摆脱不利地位，获得真正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只是，“一项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计划，势必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民众支持。但是，有计划地鼓吹个人自由的尝试就能获得民众基础，并借此掩饰重建阶级力量的推动力。”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已浸润于西方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利益集团利用民众对于 “自由”的非批判性的接受态度，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减少了阻抗、质疑。

　　(二)新自由主义以中性化遮掩了政治性

　　新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试图强化其经济科学属性，宣称要把“技术”经济学与“政治议题”非理性、成问题的干扰相分离，这样一种旗号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正是在这样的“中性化”、无关政治的迷惑下，俄罗斯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专家和权威国际组织的“休克疗法”。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1999年11月2日在俄罗斯杜马自然资源委员会作证时，曾做了精辟分析：“阻止潜在的对手成为真正的对手是权力政治不言自明的原则。鉴于这个原则，人们一定会问，美国是否真的想帮助俄罗斯发展成像美国那样强大的经济体?美国乐意看到俄罗斯提高生活水平并在国内消费其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吗?或者，它准备通过摧毁俄罗斯成为竞争对手的潜能而把俄罗斯变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国，以此来巩固冷战的胜利果实?美国外交家是否在帮助美国投资者和公司获得俄罗斯矿产资源和公共设施的所有权，这样，它们的利润就会汇聚入美欧经济中?美国想要俄罗斯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粮食、鸡肉、香烟和其他生活消费品，甚至美国的货币吗?或者这只是1990年以来美国建议的一种无意的结果?”“这些问题本身其实已有答案。当俄罗斯寻求外国顾问帮助时，这些顾问会忠于谁——是忠于俄罗斯，还是忠于支付他们报酬的美国政府机构、IMF和世界银行?”可见，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中性化”实际上是为了遮盖其政治性。

　　同时，新自由主义提出“自发秩序”的概念，将任何试图改变现存秩序或寻求替代方案的努力——革命、社会改良、国家干预、社会运动、社会批判等——都解释为政治对于一种自然的市场进程的破坏，而加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去政治化”不仅意在掩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还试图借“自发秩序”、“自然状态”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状，心安理得地放弃寻找其他可能性的努力。

　　(三)新自由主义以普适性遮蔽了情境性

　　任何一种理论或政策主张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勃兴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面对凯恩斯主义失灵所做的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具有自己的现实性与历史性。大卫•科茨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根据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都能有效地刺激盈利达几十年之久，但这种刺激作用到一定时刻就会停止。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在1973年前后步入危机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 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同样地，当这种新自由主义结构陷入危机，正像目前已有所预兆的那样，我们也许就要进入新一轮的制度重建时期了。

　　但是，新自由主义却有意地遮蔽其情境性，将自身打造为一种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信条，而“不管人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是什么”。这样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主义立场，导致新自由主义缺乏有效的自我反省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诸多问题后，他们不是去关注“华盛顿共识”有何不足，而一味指责这些国家有何不足，不是检讨“华盛顿共识”该如何修正，而是检查这些国家该如何不断修正以适应“华盛顿共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打造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屏蔽了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解读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屏蔽了各个国家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可能性。

来源时间：2016/8/23   发布时间：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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