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伟  来源：新浪国际天下周刊

　　导读：南海问题并不构成对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真正的危险在于，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日益接近战略对抗的临界点，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韩美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又给东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随着南海仲裁结果宣布日期的临近，东亚地区的氛围变得日益紧张。中国在南海海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美国也向这一地区增派海上力量、进行军演。但是，对于当前的东亚地区来说，南海问题并不构成对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真正的危险在于，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日益接近战略对抗的临界点，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上升。不管是在南海、东海，还是在朝核问题上，以及经贸关系上，两国都出现了明显的摩擦。

　　真正危险在于中美对抗

　　虽然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但是这并不排除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而导致的牵连和连锁反应。例如，尽管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在中菲武装冲突时直接参战，但是《共同防御条约》的存在以及美国在菲律宾有着军事存在，美国被牵连进来的风险不容小觑。因此，目前的东亚安全事务中，最迫切需要的，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防止小规模的军事和非军事冲突演变为两个大国直接对抗的战争。作为两个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中美两国转向战略对抗、有可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才是真正有可能对地区安全构成颠覆性破坏的根本威胁。

　　问题在于，现有的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和双边安全机制都并不是针对中美安全合作的，也无力阻止中美摩擦转向战略竞争、有效预防可能出现的直接军事冲突。诸如东盟地区论坛这样的多边机制，27个成员，关系复杂，机制效率低下、难以达成共识，而且美国在这些多边机制中的优势使得它将后者作为工具来指责和限制中国。东盟地区论坛不仅没有能够缓和中美战略关系，反而恶化了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而现有的双边安全机制就更加不可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在许多人眼里，这些军事同盟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而不断加强的。它们是恶化中美战略关系的负面因素。

　　东盟地区论坛等安全对话机制并未能有效解决地区的安全稳定问题，缺乏大国间的安全机制。

　　中美需要进行安全合作

　　但是，在这一地区，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思路，即中国和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基本稳定，因为维护东亚稳定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它在东亚地区的根本利益是维持现状、维护航行自由、反对强行改变领土争端的现状。与日本、菲律宾等的同盟关系是美国维持现状的政策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根本利益。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通过岛礁扩建等方式强行改变现状，因此需要加强平衡中国的力量。但如果中国方面明确承诺不强行改变现状，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

　　同样，对于中国来说，它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美国陷入战略对抗对于中国谋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来说将会造成巨大的阻碍。中美实力差距仍然很大，陷入与美国的战略对抗对中国来说应该最差的选择。同时，中国方面在这一地区的基本利益也是维护现状和基本稳定，包括航行自由。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受益于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样受益于航行自由等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海洋秩序上的目标应该与美国有着高度的共同点，即追求的是整个海洋的开放和自由，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让自己多占一点地盘。对于中国来说，航行自由、面向全球海洋资源才是应该有的目标。所以，在航行自由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有着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不管南海岛屿争端的最终结果如何，中国都不会是航行自由原则的破坏者。

　　专家认为，中美之间冲突可能性增加，是甚于南海等区域问题的最大安全风险。

　　两国需要在安全问题上相互妥协

　　因此，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即维护东亚地区的基本稳定、保障而不是阻碍航行自由。对于两国来说，南海问题必须得到约束，不能破坏这样的共同战略利益。而南海问题得到约束的前提是中美两国开展有效的安全合作，防止任何一方采取挑衅性的行为，例如菲律宾单方面推进南海强制仲裁这样的行为。但这一设想如何才能得以实现?

　　在认识到两国在东亚地区具有根本性的共同利益之后，中美想要实现有效的安全合作、管控这一地区的局势发展，还需要就地区秩序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应该是相互的妥协：中国方面明确承诺不强行改变现状，而美国方面明确承诺反对所有国家强行改变现状，只支持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对于美国来说，这一承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方面同意不强行改变现状，这样其他争端当事方就不会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美国也就不用担心被盟友拖入到一场自己不愿意介入的战争中去;而对于中国来说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和平、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已经明确不再扩建岛礁。中国尊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根本利益，而美国也尊重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上的基本立场。

　　而对于和中国有着海域争端的周边国家来说，这一妥协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如果真的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未必能得到美国的参战乃至军事援助。从长期的实力竞赛来看，通过双边谈判、求得一个当事方都基本满意的解决方案，才符合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无疑是明智的。

　　专家建议，在当前的局势下，两国应以战略勇气扭转日益僵化、恶化的局势。

　　应开展安全联合行动

　　在达成这样一个基本共识之后，东亚安全的最大隐患就基本上得以消除。但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具体落实相当的安全合作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中美两国应该建立更加高层的对话和热线机制。除了现有的军事热线、太空热线之外，中美两国应该建立国家元首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和热线机制，以及加强两国军方各层级的合作，就突发情况可以有效防止擦枪走火酿成大事故。

　　另一方面，既然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特别关心航行自由，而中国也是航行自由秩序的坚定拥护者，那么中美两国安全合作的联合行动完全可以从联合巡航开始。通过两个主要大国的海上巡航行动，有效打击跨国犯罪、维护航行自由，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可以航行，从而大大简化现有的南海问题——它本质上只是一种海域划界的争端，并不涉及所谓的航行自由和地区安全。至于南海问题，可以争端当事方通过双边谈判慢慢解决。暂时解决不了，就维持现状、有条件的话共同开发，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达成战略共识，共同充当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稳定器，这无疑会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一件大好事。在当前的局势下，两国以战略勇气扭转日益僵化恶化的局势，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宋伟 新浪国际天下周刊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时间：2016/7/12   发布时间：201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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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纳森·劳赫  来源：参考消息

　　令人惊讶的是，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赛是由一个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算共和党人的候选人主导的。党员登记记录显示，从1987年起，唐纳德·特朗普先是共和党人，之后是一名无党派人士，然后是民主党人，再然后是共和党人，他曾说“我不希望加入任何党派”，最后他又成了共和党人。他给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捐过款，他对两个党派都未曾表现出忠诚和喜爱。位列第二的共和党参选人、参议院特德·克鲁兹通过搞垮自己的政党来树立自己的口碑：他诋毁共和党参议院领袖，严厉抨击共和党，自己的仕途目标就是让政府关门。

　　对于民主党，初选以后，仅剩的两名竞争者从任何方面而言也都不是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此前是一位无党派人士，直到申请参加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当天才转为名义上的民主党人，而当时距离民主党初选只有三个月时间。特朗普、克鲁兹和桑德斯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彰显一条新原则：政党之间不再有清晰的边界和强制性规则，这样一来，政治变节行为就容易多了。

　　但是，并非是特朗普制造了乱局，而是乱局造就了特朗普。我们正在看到的并不是临时发作的乱局，而是一种混乱综合征。

　　混乱综合征是政治体制的自我组织能力的慢性衰退。它最初的症状是机构和掮客(包括政党、职业政客、国会领袖和各委员会)的能力变弱，这些机构和掮客过去督促政客之间互相问责，防止体制中的所有人一味毫不遮掩地追逐私利。随着这些掮客影响力的衰退，政客、活动人士和选民都变得越来越我行我素和不负责任。这一体制已经化为齑粉。混乱变成了新状态——不管是对竞选活动而言还是对政府本身而言都是如此。

　　造成这一混乱局面的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意识形态两极化、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共和党大本营的激进化。但是，混乱综合征让上述那些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它妨碍了试图抵抗乱局的努力。

　　和许多病医院，混乱综合征是能自我增强的。它导致政府运转不良，这会激起公愤，继而导致政治分裂，最终产生更严重的政府机能失调。要想扭转这种螺旋式发展，就必须了解它。那么，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种政治疾病进行一番病因学分析：两个世纪以来捍卫政治肌体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的逐渐失灵、会产生新弱点的病原体的出现、乱局的症状，最后是预后和治疗。

　　免疫：为什么说政界精英是有益的

　　政治掮客有一个特性是政界不可或缺的：他们的持久性。因为有野心的人以及政客们要靠政治体制谋生，所以组建长期联盟、长时间掌权以及确保政府有序运转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

　　兵戎相见的抗议活动以及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改革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起义者和变节者在体制中扮演着一种角色，那就是用新精神和新理念撼动体制：那些专业人士也扮演着一种角色，那就是稳妥地吸收起义者们宣扬的精神。他们就像是抗体和白细胞，负责在政治肌体和潜在外部侵入者之间设置障碍并进行巡查。政治学和生物学一样：当免疫系统正常工作时，它常常受人忽视;只有当免疫系统崩溃时，我们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弱点：对掮客的战争让美国丧失自卫能力

　　从20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的趋势是：改革派和公众反对各种内幕政治：职业政客、闭门协商、个人利益、党派大佬、金钱纠葛等等。改革主义者指责掮客损害公众利益;民粹主义者指责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保守主义者则指责他们保护和发展“大政府”。

　　病原体：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病毒

　　在这个十年伊始，政治体制对外来者和起义者的有机防御显然在瓦解，只欠合适的病毒到来并对弱点加以利用。

　　唐纳德·特朗普是完美的病毒传播者，他把人们对政治的厌恶情绪集中起来并令其增强，然后再把它注入总统选举政治。他能够调动的资金和自由媒体太多了，根本不会在竞选过程中被耗尽。他没有需要为之辩护的政治履历。他没有欠下政治债，也没有忠于任何一个党派。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用最完美的音调唱出政治厌恶幻想曲的每一个音符。

　　民主党也不能幸免。和特朗普一样，桑德斯倡导反传统政治理念，仅仅是给他投票都能引发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将设法解决医保覆盖、金融改革以及金钱政治等棘手问题。

　　特朗普、桑德斯和克鲁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政治圈里的反社会人士——这并不是说他们疯了，而是说他们不在乎其他政客对他们的行为作何感想，他们也不需要去在乎。2016年总统初选的最后四位角逐者中有三位都是反社会政客，这个迹象说明混乱综合征已经有多严重。

　　症状：这种病能加重其他所有疾病

　　政治起义在美国压根算不上新鲜事，它本身也没有任何错误之处。事实上恰恰相反：起义带来了新鲜的理念，也为政治体制补充了新的参与者。

　　问题不在于乱局出现，而在于混乱综合征会破坏体制吸收和疏导乱局的能力。设法平息政治乱局很可能只会制造更多的混乱。诀窍在于具备治理乱局的能力。

　　政治乱局和政府运转不良会彼此强化。混乱已经成为新状态。

　　作为一种免疫系统疾病，混乱综合征会放大其他问题，让政治感冒变成肺炎。以两极化为例，在过去数十年里，公众已经以党派和意识形态为界陷入严重分裂。混乱综合征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让可以取得两党立法进展的机会溜走。

　　或者以正在革新媒体的新技术为例。今天，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可以通过推特拥有数百万受众，而无需经由网络、电视或是花费一分一毫。像桑德斯这样的人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接触到数百万名捐赠者，而不必求助于传统的筹款资源。

　　预后和治疗：混乱综合征是一种心理疾病

　　想要制止一场混乱，就必须组建反抗它的同盟。但最大的障碍是民众对政客和政治进程持有反射性的、无缘由的敌意。对政治阶层神经质似的仇恨是美国最后一种普遍易被接受的偏执行为。由于这个问题是精神问题，而不是客观问题，因此它确实很难被治愈。

　　民粹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有益的，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好这个程度。政治专业人士和政党应对许多问题负责，但是对他们不留情面地严厉抨击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下这番话，没有任何人说过，但现在应该有人站出来讲：我们如今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是美国抛弃了当权派，而不是当权派放弃了美国。

　　(本文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7/8月合刊。)

来源时间：2016/7/8   发布时间：20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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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莹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号

探讨失序抑或秩序再构建问题

——傅莹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演讲

　　尊敬的罗宾·尼布里特博士，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皇研所邀请我来发表演讲。

　　今天主办方希望我谈谈对秩序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从亚太的角度，包括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和南海争议。

　　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很高兴又回到伦敦，感觉空气中都漂浮着熟悉的气息，自别伦敦我一直继续关心这里的动态，对英国复苏经济和应对多种挑战的努力印象深刻。

　　习近平主席去年十月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问”为中英合作谱写了新篇章，两国打造黄金时代的前景令人充满期待。

　　英国人一向善于制造惊奇，最近脱欧公投获得通过令世人始料不及，而第二天看新闻时，已经有人追悔莫及甚至想重新投票，再次让世人跌破眼镜。

　　现在还难以预料事态的前景，但我们都看到世界在发生变化。人们在问：欧洲一体化是否已经止步甚至走向瓦解?这是否会加快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我看到的各种评论和分析中最为深刻的是基辛格博士的呼吁，他希望不要忘记欧洲如何终结了纷争和开展一体化的初始目的，主张即便英国要脱欧，英伦和欧陆也要保持团结之心，不要让欧洲从小的分离走向大的分裂。

　　许多人问，此事对中国何益何损?其实中国对世界一向持整体观念，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全球的稳定发展。目前我们要表明的是，中国仍然要与英国更加紧密地合作，也要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对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一方面有人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或者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又有人忧虑21世纪的世界将滑向失序。我今天主要谈第一个问题，当然两种担心既是相互矛盾，又是相互关联的。

　　请允许我借用雷蒙德·卡佛的一句经典句式：当我们谈论秩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英国和西方，人们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概括看这个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二是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三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组织。这个秩序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美国作为主导者从中获利匪浅。

　　讨论中国对这个秩序持什么立场，首先需要搞清楚中国与之是什么关系?必须承认，所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未完全接纳中国。尽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因与西方体制有差异，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也不关心中国的安全利益，甚至在亚太对中国构成安全压力。所以至少可以认为，这个秩序在包容性上存在缺陷。

　　同时，这个“世界秩序”确实面临多重挑战，但并非源自中国，而主要是源于它无法为今天世界的所有复杂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有时甚至制造的问题多过解决的问题。

　　例如，美欧在全球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被证明效果不彰，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当旧的治理体制被破坏时，新嫁接的体制却不能有效运作，权力真空引发更多混乱，甚至动荡外溢,结果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失序。想想看，反恐战争打响的时候，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恐怖主义会发展到准国家形态?在阿拉伯世界燃起革命之火的时候，谁又想到后来欧洲会面临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

　　在防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将其安全利益置于他国之上，在全球安全中引发新的矛盾，尤其在一些地区争端中导致更为复杂的局面。这如果控制不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加快失序。

　　全球化的进程改写了世界，同样也改变着世界力量格局。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先看到资本、技术和市场从西方发达中心向更加广泛的边缘地区扩散和转移，使较不发达国家有条件实现经济超越型发展。而现在我们也开始看到，伴随这个转移和扩散，世界权力也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新兴国家被期待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和分担责任。

　　权力的分散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然而，世界是否必然要走向失序?难道国际社会不能及时应对、重新构建或者是补充秩序结构?

　　中国作为崛起性力量，已经认识到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期待和关切，那么，中国是否要发起挑战，是否必然走向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世界常听到中国领导人讲，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需要澄清的是，此处讲的“秩序”指的是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也包括国际法原则。它或许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中国对这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强的归属感。中国当年参与其创立，现在是受益者、贡献者，也是改革者。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讲，中国的意图“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

　　中国正在学习和适应伴随成长而来的高涨的国际期待，正更加主动地为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例如：中国启动了亚投行,英国也加入其中。中国还提出了能更好地连接亚欧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比如，在安全领域，中国国家主席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

　　目前的一大挑战是南海争议问题，中美双方陷入分歧的困境。

　　显然，美国更多的是从地缘竞争的角度看待和处置与中国在南海的分歧的。

　　从学理的角度讲，美国这样表现有其战略文化根源。在座各位对地缘政治学并不陌生，是英国议员和学者的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20世纪初最早提出“中心地理”学说(Heartland Theory)，主张“谁控制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就掌握了世界”，这个思想影响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思维，乃至其后的战争与争夺。

　　当美国上升到称霸世界之后将重点转向海洋。美国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主张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我回顾这一段是试图理解，美国的霸权战略基于对海上要冲的控制，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行为天生地敏感，对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如此紧张。

　　事实上，南海总面积达350多万平方公里，而南沙群岛所有岛礁面积加起来不到20平方公里，而且远离国际航道。美国媒体无限放大中国的岛礁建设，让中国看起来有地缘政治的野心。我在美国常听到秉承“现实主义者”理念的人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中冲突不可避免。

　　然而对中国而言，尤其是中国民众，南海的核心问题是围绕处于南海四个群岛最南面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海域的争议。中国民众坚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治权二战后被日本交还中国，一直得到外界尊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洋勘测等事项都是向中方申请的。冷战时期有东南亚国家开始侵占南沙岛礁，甚至声称发现了“新领土”。然而，二战以后地球上哪里还有新领土可以被“发现”?后来在南海发现的油气资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经过多年努力，与存在争议的国家达成共识，我们决定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解决之前搁置并且寻求共同开发。这个分歧没有影响东亚地区成功地走向多边合作。《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为管控好争议提供了制度框架。

　　然而，令中国苦恼的是周边个别国家没有遵守《宣言》的精神，试图把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永久化和合法化，包括扩建设施和划分附近海域。中国在忍耐多年劝说无果后，采取了应对和强化在南海存在的举措，包括更加严格地警戒和扩建岛礁改善设施。

　　而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安全色彩，更多强调盟国利益，给南海地区领土争议增加了新的维度。尤其美国不断派军舰军机靠近中国岛礁，甚至进入几海里内，构成对中国军事和安全上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支持一些国家与中国对抗。

　　行动引发行动，错误判断导致相应反应。要走出因南海问题形成的安全困境，中美需要澄清彼此意图，避免误判。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目标首先是维护主权权益。观察中国不能忽略历史维度。这个国家是在首都被帝国铁蹄践踏之下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曾有一个多世纪屡遭外敌入侵、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也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那样的事哪怕在局部重演，哪怕是寸土。也为此，我们需要足够的军事防御能力。

　　第二，南海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国是最主要使用者，希望它保持畅通，航行自由。中国需要提高在南海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三座大型灯塔已建成投入使用，同时我们也有海洋监测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计划。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没有旨在谋求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中国也正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紧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构建地区规则。

　　第四，美国在南海问题中不是争议方。根本上讲，中美都需要南海和平和保持航行自由，应该也需要逐步走向合作。

　　我不认为中美应该进入地缘竞争的状态。一旦开启，双方将难免陷入漫长的权利争斗，焉知其尽头不是“修昔底德陷阱”?

　　刚刚过去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提醒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在讲话中，他也谈到外交政策和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重申了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表示中国愿意与世界一道，为构建公平的国际秩序努力。

　　借此，让我们回到秩序的话题。在考虑未来秩序时，也许我们需要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作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来源时间：2016/7/8   发布时间：20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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