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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恐袭背后,美国正遭遇帝国的迷失

作者:郑永年  来源:凤凰首席评论员

  编者按:当地时间6月12日凌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一家同性恋夜店遇袭,50人死亡,53人受伤。嫌疑人在枪战中被击毙。据报道,嫌疑人是阿富汗移民后代,目前,IS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为这次袭击负责。在“奥兰多的悲伤”背后也有人说,这是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十月惊奇”,但回顾当年的“9·11”事件,如果美国病了,特朗普真的有药吗?此次枪击事件,是否又是美国中东扩张政策的必然后果?本文为郑永年专著《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节选,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或可为观察美国此次恐袭事件提供一个切口。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回顾21世纪历史的时候,他们大概会发现,恐怖分子拉登原来开启了世纪新历史。不管人们对拉登痛恨得如何的咬牙切齿,他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纪的历史。911事件既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人们总结上个世纪历史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起点。上一个世纪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纪又会如何发展,人们不得不从拉登开始。

  20世纪:美国民主帝国的建立与扩张

  二十世纪的历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美国卷入世界事务开始的。在此之前,美国基本上是个孤立的国家,专注于新大陆的建设,享受那里所具有的无穷的资源,世界事务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所以有人说,美国当时进入世界事务并非心甘情愿,而是有些不得不这样做的味道。大英商贸帝国的衰落造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真空,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似乎毫无止境。美国当时所拥有的实力决定了美国必须取代大英帝国充当新世界的霸主。

  不管怎样,美国进入了这个世界体系。一旦进入,它就开始了建立一个民主帝国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已经是个强国,但他的行为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扩张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民主帝国真正的开始是在二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阵营。这也是一个帝国,到处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这个时候自然成了民主世界的代言人和领导者。美国的行为似乎变得仁慈了一些。首先,美国一般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来行为的。面临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外在威胁,民主国家阵营显得非常的团结,他们能够协调行动。其次,国际组织成为美国行为的行为机制。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等都是在美国权力的支持下运作的。尽管美国凭借着这些国际组织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整个自由世界也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得到了相应的利益。

  在和自由世界的竞争中,共产主义阵营最后败下阵来。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的瓦解立即导致了共产主义的阵营消失。这个局面使得民主自由的信仰者欣喜如狂。美籍日本作家福山当时就宣称“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自由民主竞争了,共产主义的解体表明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的确,苏联的解体把从七十年代开始的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据统计,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

  “历史的终结”并没有为人们带来多少和平。反之,随着美苏两极世界的解体,外在威胁的“消失”,两个阵营内往日强制性的举措不再有效,局部战争因此而起。但这些都不足以打击美国人对“历史的终结”的信任。真正对“历史的终结”信念的打击当是拉登的恐怖主义阵营的形成及其外化的911事件。

  911恐怖事件和文明的冲突?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顾名思义,文明的冲突是亨廷顿的主题。亨廷顿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都不足以改变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关系的本质。尽管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主权国家的行为,但是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也为世界带来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的宗旨还是要扩张民主。在他看来,民主如果不能在全球实现,西方的使命就不能完成。亨廷顿在随后的文章中又把民主和宗教联系起来,认为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都和基督教相关。或者说民主自由只是基督教精神的外化而己。亨廷顿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是在说,民主的扩张带有宗教扩张的味道,或者说,扩张西方式民主是基督教的使命。

  亨廷顿说得对。我们现实世界上的很多价值观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和其它所有大大小小的宗教都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确立了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都有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宗教无所谓优劣,它们都是人们的信仰。当全球化来临之时,各种宗教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碰撞的机会也就自然增多,各种和宗教相关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但是,亨廷顿错了。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解决绝对不是可以依赖西方文明的扩张而能达成。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会来自伊斯兰教和儒家的结合。他甚至牵强附会地说亚洲的日本、朝鲜,甚至台湾,尽管属于儒家传统,但已经民主化,进入了西方阵营。言下之意就是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大陆和伊斯兰世界的结合。

  911恐怖主义事件说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理论?是因为基督教文明冲击了伊斯兰教文明?还是美国民主帝国的扩张方式出了问题?这是美国人迄今还没有想通的问题。人们可以往好处想,把911事件看成是特例,一个例外,一个个别事件,而尽量不把911事件的恐怖主义和宗教联系起来。但是,追根到底,这个问题时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911事件对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并非任何一个个别事件所能显示的。

  美国:帝国的迷失

  任何形式的帝国都有其独有的代价,无论是以往中国式儒家文化帝国还是现在美国的民主帝国。对任何一个帝国来说,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帝国的无限扩张。在冷战期间,因为有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帝国的制约,美国民主帝国的扩张受到很大的制约。一旦冷战结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美国民主帝国的扩张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主的“第三波”。但实际上,在欢呼“第三波”到来的同时,很多危机已经潜伏其中了,只是人们不想去正视罢了。

  冷战一结束,美国在全球到处扩张民主的同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要实现“历史的终结”就必须把中国“西方化”。克林顿对中国实行“拉”的策略,即把中国拉入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用各种体系的规则来约制中国。当时,克林顿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说是围堵中国,倒不如让中国崛起,分享中国崛起的果实。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想法。

  正当中国“高高兴兴”地接受美国西方的规则而准备进入这个体系的时候,布什政府上台了。布什更多地继承了冷战的遗产。他一上台,马上就想与中国为敌。美国的强硬派根本就不相信美国自由主义的做法,不相信拉中国入世界体系就会使中国俯首听命于西方世界。强硬派喜欢的是冷战时期的做法,相信只有用强力才能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在他们看来,让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只会让中国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与其说让中国崛起来挑战西方世界,倒不如造就一种新冷战来制约中国。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美国强硬派想象的那样顺利。正当布什政府不遗余力营造围堵中国的世界力量的时候,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中国还没有来得及被迫成为“敌人”,拉登捷足先登。美国又不得不转移其战略重心,把眼光从中国移到了“看不见”的恐怖主义者身上。

  帝国的重造还是衰落?

  尽管很多人都会认为,美国帝国的扩张是过度了;美国要保持这个民主帝国盟主的地位,必须收缩、整顿和巩固。但是,很少美国人会这样想,正如往日中国的文化帝国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会过度扩张那样。

  911事件以后,美国和西方世界联盟反戈一击。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但是,美国人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冷战后美国原先所想象的世界。尽管迷惑,美国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关系。所谓的新帝国主义论就是这种反思的产物。新帝国主义论者把今日世界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美国、西方等后现代国家,第二类就是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现代化中的国家,第三类就是那些前现代化国家,如车臣和阿富汗。在美国西方人眼中,第三类国家简直就是糟糕透顶,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如贩毒、犯罪和恐怖主义。而要保证第一类国家的安全,保证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就要实行往日帝国的统治方式。巩固帝国内部的团结来对付邪恶世界。因为新帝国主义论的敏感性,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正式使用这一理论,但美国已经提出了所谓的“伊朗-伊拉克-北朝鲜邪恶轴心”说,这可说是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形象表白。向这些所谓的“邪恶根源”开战相信是美国今后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显然,美国在重整民主帝国。但是,这样做能够阻止这个民主帝国的衰落吗?作为民主的霸主,美国的弱点在于没有国家能够阻止得了美国的行动,也没有国家敢于这样做。美国的命令一出,谁敢不从。尽管很多国家对布什“要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不就是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边”的两分法大表不满,因为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或者黑社会逻辑。但是,实际上,谁也不该说一个“不”字。每一个国家出于私利,出于自保,都纷纷拥护支持美国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连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是这样。

  不管各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会加速美国民主帝国的衰落。各国的支持使得美国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反思自己以往的扩张政策,不必来节制自己的行为。进而,尽管很多国家都能给予美国的反恐怖主义运动这样那样的支持,但美国本身必须负责大多数代价。一旦当美国和各国因为利益关系而达不到共识的时候,对美国的支持和合作就成了问题了。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问题上就是这样。

  实际上,美国的行为越来越像一个平常的霸主国家了。二战以后,美国对扩张民主充满信心,其行为也显得有些仁慈的味道。但现在国家面临威胁,美国人也就收起了仁慈的面孔,霸道又在重现。一旦美国订下了目标,无论是否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总是要行动的。如果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就转向盟国的支持;如果连盟国的支持都得不到,美国就采取单边主义。不管做什么,达到目标就是胜利,这是美国现在的行为逻辑。

  不过,或许很少有人认识到,美国的这种行为仍然是合乎冷战的逻辑的。美国界定“邪恶轴心”,把一些主权国家确定为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认为推翻了这些邪恶国家的政府,天下就会太平,美国人可以安心了。实际上则不然。美国人正在对付的是一个比其想象要复杂得多的世界。

  有形的民主帝国和无形的“恐怖帝国”

  对美国来说,对付恐怖主义比对付有形的主权国家难得多了。无论是美国所界定的“邪恶轴心国”,还是美国从前对付过的苏联,或者美国曾想当成敌人对待的中国,都是有形的。对有形国家,美国可以有明确的策略,如对前苏联的“军备竞争”策略,对中国的“围堵”策略等等。那么,对美国所界定的恐怖主义者呢?

  在很大程度上说,恐怖主义者是无形的(invisible)。可以这样认为,恐怖主义也几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帝国。美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摧毁阿富汗政府。但是,根据很多国际组织的估计,恐怖主义组织基本上健全,恐怖帝国现在又成形了。

  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我们经常把全球化看成是贸易、投资等等的自由流通,似乎每一个国家都能从中得到利益。但实际上,全球化并非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邪恶”的传播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如何控制“邪恶”因素的传播呢?没有人会相信,美国及其同盟能够控制得了他们所说的“邪恶”。到最后,对“邪恶”的控制还得依靠各个主权国家。但是,全球化正在迅速弱化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因为全球化,很多穷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主权,这些国家的政策并非本地政府所制定,而是为外国大公司、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所掌控。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内部事务的能力也越来越弱。一些国家接受了民主,但政府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能力的。结果,国家流于无政府状态。尽管有政府,但没有能力管制社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来自内部。各种极端主义的出现正在严重挑战当地政府的统治权威。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国内的极端主义一直在挑战着美国政府。

中美经济关系未来或局部恶化

作者:何帆  来源:商业见地网

  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欧、美等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会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当下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现仍处在艰难的“进行时”中,在外贸、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方面,也仍然承压。人们习惯用“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定势。目前美国大选透露出的保守右倾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会对美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尽管今年美国经济走势较好,但仍面临增速低迷、劳动参与率较低等问题,并未真正复苏。

  若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的投资。这不仅能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势头,而且能够奠定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但这样的政策很难实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国内反对扩大公共支出的声音很大: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扩大公共支出就等于是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公众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非常担心,茶党更是反对一切增税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量化宽松政策需要逐步退出。但怎么退出,谁也没有良策。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于2018年任期结束,在这之前,围绕着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和任命的博弈将会非常激烈。

  从目前情况来看,TPP能够顺利通过的概率只有50%左右。如果特朗普当选,TPP可能从此夭折;如果希拉里当选,她会推动TPP通过。但由于美国大选之后,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汇率波动。总体上看,全球化正在退潮。WTO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出现顿挫,单边贸易政策会更为常见。这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遇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

  汇率问题一贯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国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购买中国产品的意愿程度,而由汇率影响的价格竞争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始终把汇率当作一个靶标。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害怕浮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害怕人民币过度浮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处于一种两难:既要求人民币更加市场化,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或许,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向一种更为稳定的汇率安排转变,但这需要重大的改革。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恩怨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感到战线太长,希望有所收缩,于是更多地在中东地区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于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决策的独立性,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窥见端倪。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其国际收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走强,进口将会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的快慢、政治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都会影响到其财政收支政策。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何帆,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6/6/18   发布时间:201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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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美国报告之南海:欲令中国知难而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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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心  来源:凤凰大参考162期

  编者按:从6月中开始,凤凰国际智库推出2016美国报告。报告的角度皆为全新,旨在让外界了解中美关系表象下的真实状态与走向,并为决策者提供观点参考。

  报告仍然以中国新生代学者为主体,分别从南海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认识、中美俄三角、中美朝博弈、东南亚的转向、美国如何管理自己的盟友等方面加以论述。

  观察当前的中美关系,没有什么比南海更具代表性。我们以专访前沿信息人士拉开报告的序言篇,以南海危机透视当前的美国究竟在和中国较量什么,其策略又是什么。

  美国在南海的策略其实就一句话:成本强加战略

  凤凰国际智库:当前,中美在南海的对抗程度如何界定?

  胡波:目前中美在南海呈现出局部对抗的态势,博弈和竞争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特别是美国是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南海问题。而所谓的对抗,也就是说,双方都在使用所有的手段和全领域的工具,包括军事、外交、国际法等。但战争除外。

  凤凰国际智库:除了武装冲突以外,所有的手段?

  胡波:特别是美国更为明显,试图动用所有的手段采取成本强加战略,增加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成本,让中国每走出一步都付出重大代价。当然,中国也在各个层面进行了反击。为什么说现在是局部对抗,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对抗升级为武装冲突或战争,第二,双方也不愿南海问题妨碍中美整体关系,尽管局部对抗,不可否认对抗很激烈,擦枪走火的风险虽然很低,但还是存在。不过,即便擦枪走火,以中美目前危机管控的渠道,加之双方战略上的意愿,也会很快将这种危机控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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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凤凰国际智库:你说的这种激烈,就是美国军舰在新闻媒体上留下的那种表现吗?

  胡波:不只如此,外交上也同样激烈。

  美国人到中国来,谈的所有问题中,第一就是南海问题,可以说逢人必谈南海问题。南海问题现在已经超越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议题。

  凤凰国际智库:在这个议题中,美国人主要在意的是什么?

  胡波:美国在意的点比较多,权力、规则等等,但归根结底,他在意的还是南海的相对力量对比,中美之间在南海的力量差距在缩小或者说有缩小的趋势。美国担心这会损害其在该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

  凤凰国际智库:美国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规则?

  胡波:不是想建,而是想维持一种具有优越性的权力地位,维持美国的主导优势。

  凤凰国际智库:就是不希望中国挑战。

  胡波:我觉得现在还谈不上中国挑战他们,只能说中国在缩小跟美国的差距。

  凤凰国际智库:具体一点,比如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上就算是吗?

  胡波:对啊,美国会觉得通过这样的建设,中国肯定会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这样的军事能力肯定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虽然这样的能力不足以颠覆中美之间在南海的力量对比结构,但是肯定会缩小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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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3日,海军某登陆舰支队长白山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攻防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官兵实际使用武器能力和舰艇应急作战水平。图为发射干扰弹引诱“来袭导弹”偏离目标。

  凤凰国际智库:西方的舆论有很多关注,其中甚至有观点认为,通过这些岛礁建设,中国基本上已经建立起了在南海的控制能力。

  胡波:现在还很难说,对我们是有利,但还很难说有多大,这个能力还在建设过程之中,这点是美国最不安的地方,他不希望看到这个趋势出现,因此现在要逆转这种趋势,或者要阻止这个趋势。

  凤凰国际智库:怎么逆转阻止呢?

  胡波:增加中国行动的成本。包括外交、军事、国际法等各方面的成本,与中国在南海耗下去,让中国知难而退。

  凤凰国际智库:中国会知难而退吗? 胡波:很难。

  凤凰国际智库:就是说南海岛礁建设还会继续?

  胡波:我觉得肯定还会继续。

  中国要给自己降低成本,但免费的买卖不会有

  凤凰国际智库:岛礁建设会有一个时间段吗?

  胡波:这个不好说,南沙岛礁必须要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具体这个能力有多大、要多大,取决于中国面临的威胁有多大。如果美国继续在南海不断的挑衅的话,我觉得反而会坚定中国加大岛礁军事力量建设的决心和意志。

  凤凰国际智库:这种意思美国人了解吗?

  胡波:美国了解。但南海对现在的美国而言,已经成为超级政治化的话题,谁都不敢软,谁都很难讲真话。

  凤凰国际智库:刚才提到,美国人在南海投入的成本也很高,甚至比中国还高?

  胡波:这个很难说中美成本谁高谁低,取决于中美各自要的是什么。相比较而言,美国要的东西不太清楚。

  凤凰国际智库:那中国要的清楚吗?

  胡波:虽然外界多有质疑,但中国要的相对比较清楚,而且比较合理,美国希望通过强力手段,阻止中国在南海力量增长,这不太现实的,这个目标设定本来就有问题。

  中国力量增长之后,肯定是会有自己一定的权力空间和能力,这将不可避免。

  凤凰国际智库:预测一下,今年下半年美国还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吗?

  胡波:多派些军舰飞机过来进行威慑,外交上继续搞动作,舆论上继续炒作。

  凤凰国际智库:中国会很担心这些吗?

  胡波:是这样,中国可以不在乎,美国的所有动作通通的可以都不在乎,因为美国不可能直接阻止中国,但是国家做决策肯定是要综合考虑,因此也很难说这些压力和成本可以不在乎。做出选择确实很难,所以某种程度上要保持战略定力,即中国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肯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在南海积极进取,不可避免的会有成本和代价,中国心理应该有所预期,一定的成本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成本代价过高,并控制这个成本和代价。美国的意愿是让中国成本上升,那中国就要给自己降低成本。当然,完全没有成本或代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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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5日,南海渚碧礁举行渚碧灯塔启用仪式,渚碧灯塔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周边水域助航、通航治理及应急搜救能力。

  凤凰国际智库:从世界层面看,除了中国,几乎所有海洋国家没有谁在毗邻近海是不占优势的,这会是中国的具体的目标吗?

  胡波:二战以后的军事技术发展,对海权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在二战以前,海上力量可以随意攻击大陆,大陆则是没有什么能力从陆上去打击海上力量。但二战以后的发展,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航天技术、导弹、远程战斗机、轰炸机的发展,使得陆上平台也有很多工具可以打击海上力量。当然,陆上力量的这些优势也是随着距离的远近递减,离大陆越近优势越明显,特别是在临近大国的周围。比如说,在北部印度洋,印度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在北极,俄罗斯具有一定的战略优势;在西太平洋,中国也可能会构筑某种战略优势。这种优势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控制西太平洋。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保持不变,美国在东亚近海的优势迟早有一天会走向衰落和终结,不过,美国依然可以在此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待续)

来源时间:2016/6/18   发布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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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患——一个美国的悲剧

作者:范勇鹏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是枪的王国。全球6.5亿支私有枪支,近一半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社会饱受“枪害”之苦,特别是21世纪以来,枪击事件频发,已经损害到普通市民的安全感。近日,佛罗里达枪击造成100多人伤亡,系史上伤亡最多的枪击事件,白宫降半旗致哀,政要纷纷谴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声称“美国街头不应有战争武器”。如果说这次还有恐怖袭击的成分,那么刚刚过去的老兵节期间,芝加哥3天里60多人遭枪击,就只是“枪害”而已了。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说,自然状态下的人时刻面临“横死”的危险,所以才要组成国家。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国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在枪患横行之下,美国显然未能充分履行其国家使命。

  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一些人喜欢强调枪支是公民抵抗政府暴政的工具,并以2014年美国内华州的牛仔武装抗法事件为例。实际上,作为个人权利的持枪权背后,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观念的虚构。美国宪法原义并未明确保障个人本位的持枪权,这种观念的兴起,其实是利益集团推动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

  民兵:从义务到权利

  现在,人们通常在“权利”的意义上谈论持枪权。殊不知持枪权源自古老的英国民兵(citizen army)传统,而这意味着持有武器在开始必然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

  民兵是英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据Abels Richard考证,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871-901年在位)确立了“子民皆兵”的原则。民兵要自带武器装备,是名符其实的“自干五”。此后,历代国王都颁布法令要求民众拥有武器参加民兵,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有《武器法》,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则颁法禁止游戏,要求父亲必须为7至14岁的男孩购买弓箭,每位男性公民在14至40岁期间,都被要求拥有长弓。

  到了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时期,现代民兵(militia)概念产生,用来描述“全民皆兵,保护国家”的概念。这种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帮助英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对王权形成了制约,由此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对英国宪政影响深远。

  进入16、17世纪,英国议会与王权斗争激化。贵族与国王之间不断内战,各种势力都企图控制民兵,并不时解除对方的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武器管制日趋严格,持有和携带武器越来越变成一种权利意识。

  1642-1645年的第一次英国内战,就直接与民兵有关。1642年,议会提出《权利法令》以任命军官控制民兵,遭到查理一世的反对,国王认为民兵应该归他管。内战爆发后,查理一世为打击议会及其控制的民兵,曾试图没收公共弹药库并解除民兵武装。内战虽然以国王的失败而告终,但这段经历使民众意识到使用手中武器的重要性。

  此后,英国又经过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体制。“外人”威廉与玛丽受邀登陆英国,即位国王并接受《权利法案》的约束。该法案第二部分第6条——“凡臣民系新教徒者,为防卫起见,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置备武器”——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影响很大。

  至此,起源于日耳曼部落的持有武器的风俗,在英国演变成比较成熟的民兵权,从一种“义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权利”。

  持枪:集体权还是个人权?

  英国人到北美殖民后,武器成了生存所需。他们需要用枪来狩猎、自卫、攻击印第安人,与其他国家的殖民者争夺资源。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殖民地政府都明确要求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组建民兵。民兵体制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各地区相继建立起民兵组织。枪和早期美国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因为英军试图收缴民兵的军火库而打响的。战争中,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长期持枪,不少殖民者都是百步穿杨的“老枪”,让英国正规军十分头疼。他们亦兵亦民,集结迅速,被称为“分钟人”(Minuteman)(美国多部关于独立战争的史学名著都以《分钟人》为标题)。“独立战争”强化了携带和持有武器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持枪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一项自然权利。

  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民兵可以制衡常备军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最后通过的《宪法》文本规定,在需要镇压叛乱、击退入侵时,国会有权征召和调动民兵,国会掌握民兵的组织训练权,但各州拥有民兵的人事任免权。民兵的权利被一分为二,充分体现了在联邦制下,联邦权与州权的妥协和制衡。

  但还是有人不放心。于是,在《宪法》通过之后又加入了第二条修正案,明确保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于当时在该修正案的内容和措辞上发生了激烈辩论,最后只好用了一种十分模糊的语言:“一支纪律优良的民兵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语言模糊性为日后的分歧争议留下了巨大空间,而最大的争议就是,它是否保障个人的持枪权?

  首先,围绕修正案两句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如果两者是并列的,那么第二句就可以独立解释,自然有可能被解释为包含个人权利。如果前者限制后者,那么,后者只应在“自由州的安全”这一前提下解释。(美国《宪法》的不少中文译本在两句话之间加了“所以”或“故”等连接词,显然没有严格尊重宪法文本的原貌。)

  其次,后一句中的“人民”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民,还是特指前款中所提到的“民兵”。如果是前者,个人基于自卫需要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如果是后者,“民兵”这个集体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无关。

  再次,“人民”这个词本身指的是什么?是自由州人民的整体,还是也包括个人?如果严格作字面解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不应该包括个人。

  在这些分歧上,形成了“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两种解释学说,后来成为持枪派与控枪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折射出古典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思想渊源。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认为持有和携带武器是一项个人权利。而共和主义则认为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民兵有责任与义务抵抗暴政,抵御外来侵略,因而持枪不是一项个人权利。

  利益和制度:枪支政治的死结

  虽然有上述争论,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持枪权归属于个人还是集体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直到现代,持枪权才成为热点。 持枪派与控枪派围绕第二修正案两种权利学说展开激烈争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两派都无法说服对方。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枪权是一项个人权利;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枪权适用于全美。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18世纪末通过的一项宪法权利,近几年才成为争论的焦点?为何持续200多年的权利争议,到了2010年才被裁定为个人权利呢?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美国社会枪支泛滥带来的挑战空前突出,另一方面,显然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

  中国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英语中也有谚语叫“按钱索骥”(follow the money)。枪支产业背后的利益链条包括枪支生产企业、销售商、枪支爱好者、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体,而“全美步枪协会”恰巧处于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交汇点上,成了“枪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为了提高成员射击水平的俱乐部,二战后大量退伍士兵加入,使其会员人数剧增。随着控枪的呼声在1960年代高涨,步枪协会也开始变得政治化。1968年《枪支管制法》出台后,越来越多的会员对协会缺乏政治参与感到不满。于是,该协会在1975年成立了立法行动研究所,之后为了应付1976年的大选,又成立了政治行动研究所。从这时候开始,全美步枪协会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政治事务当中。目前,该协会会员超过400万,潜在会员估计超过千万,成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

  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全美步枪协会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它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会员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在美国的反枪控活动中,该协会提供了近90%的经费。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全美步枪协会。协会还通过金钱捐赠,拉拢国会议员,从而影响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于全美步枪协会的压力而未被排入国会议程,导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动废止。

  当然,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虽然能量巨大,毕竟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让全美步枪协会能够如鱼得水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美国的国父们明确表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足够复杂以避免频繁变化的制度。他们成功了——复杂的分权和制衡设计,使制度和政策的重大变革十分困难。美国民主理论宗师罗伯特•达尔曾批评美国制度中有太多的“否决点”,可以使少数意见阻碍多数意见,美国学者福山则干脆称这种现象为“否决政体”(vetocracy)。

  美国的两党制度也常常阻碍好政策的实施——两党的首要任务是赢得选举,于是逐渐形成了“为反而反”的传统,特别是在历次“政党极化”时期。今年的大选中,两党表现出的不仅是极化,而且是分裂,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政治观念更加碎片化,对于下一届政府推行政策改革不是福音。

  此外,美国的政治文化也难辞其咎,代议制所带来的游说活动使商业利益集团大量介入、俘获政府,损害了政策的公共性。

  枪支政治与总统大选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眼下,选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步枪协会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传统上,协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候选人也会投桃报李。可是,去年“老大党”冒出了个非主流黑马——特朗普,他声称身家上亿,不需要筹款,同时还指责金钱操纵选举,这似乎断了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操纵选举的路子。全美步枪协会是不是该慌神了?

  且慢,外行凑热闹,内行懂门道。特朗普虽没什么政治经验,但毕竟也是美国社会“老油条”,步枪协会更不是菜鸟,双方都知道如何实现默契。私下里的交流外人不可能知道,但是隔空传话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去年10月,特朗普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自曝有持枪证,并且说出门时会带枪保护自己。12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及巴黎恐怖袭击,声称如果有枪就可以“赶走那些人”。作为政客,他的每一句话应该都是有政治考虑的,那么他会无目的地发表这些涉枪言论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果然不出意料,5月初取得初选胜利之后,特朗普即宣称自己囊中羞涩,需要开始全国筹款了。半个月后,全美步枪协会就宣布全力支持特朗普的竞选。看来,虽然本次大选有很多“非传统”看点,但至少枪支政治的传统戏码会照旧上演。

  最近连续爆出的枪支暴力事件,对两党的影响参半。一方面,枪击案频发会引起更多美国人关注和反思枪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持控枪立场的民主党。另一方面,枪击案带来的不安全氛围、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对移民和伊斯兰教的恐惧,又有利于共和党候选人。

  但笔者认为,从大格局来看,安全局势的恶化总体上有利于特朗普,因为谁都知道,即使民主党上台,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没有改变,以及近3亿支枪存在于民间的客观事实,控枪政策短期内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意义。而特朗普反移民、反穆斯林的立场,却可以给一些美国人带来心理安慰。安全议题会大大压缩民主党擅长的经济社会议题的力量,希拉里演讲时,一位母亲的反问最有代表性,这位母亲认同希拉里许诺的免费教育等政策,“但是,我的孩子可能在免费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死于暴力”。

  不幸的是,人们看不到美国有解决枪支问题的任何希望。中国人爱谈论“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几成老生常谈。可是枪患困局显示,在日常政治状态下,美国制度恰恰缺乏改革和纠错的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致力于让国内人民免于“横死”的危险、真正享受到政客们夸夸其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来源时间:2016/6/18   发布时间:2016/6/16

旧文章ID:10651

美国决策者不应置中国于失无所失的境地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凯托学会网站6月16日文章,原题:美国决策者不应置中国于失无所失的境地

  美国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向地区增兵以及深化与前对手的政治军事关系。面对美国的此类举动,中国没有退缩。相反,中国以自己的军事升级做出回应。

  为应对北京的不妥协,美国知名决策者、智库和学者主张对中国施行强硬政策,令其行为的代价更高。这种只顾提高代价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忽视了恫吓战略的“收益”方面。恫吓战略得以实现,是靠操纵目标国家的代价/收益计算,防止其采取某些行为。主张在南海加大代价的人士,想要阻遏中国的过火行为,使北京为此付出的代价大于收益。但是,中国高度重视南海,这意味着威慑成功所需的代价也极高。

  事实上,中国在受到挑战时表现出愿意升级军事活动和好战性言论,这就使威慑任务更复杂。这表明美国只要增加代价,都会受到中国对等的回击。如此,态势容易出现危险的升级。

  所以,美国决策者不要只顾着强加代价,而应侧重代价/收益等式的收益方面。中国不怕对美国的军力展示采取针锋相对的回应。这说明北京认为升级事态比退缩更有利。让北京放弃领土目标是困难的,但华盛顿可对中国诱之以利。在中国是否会在黄岩岛上搞建设的紧迫问题上,美国可以同意,只要中国不搞,美国就不会执行在菲律宾的5个军事基地设立“永久后勤设施”的计划。此类协议对中美都有好处。

  上述方案落实起来可能比较难,肯定也不是解决南海美中紧张的万能药,但对美国决策者制定有效恫吓战略防止武装冲突是有用的。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美中关系恶化到中国从冲突中所得大于合作所得的地步。如果北京有“失无所失”的心态,那就是大问题。(作者埃里克·戈麦斯,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6/6/18   发布时间:201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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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美国又在反恐问题上颠倒黑白

作者:华夏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6日发布题为《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回应》的报告,称两国在港口安全、集装箱安全以及航空检查方面的反恐合作取得“进步”,但美国政府不愿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因为“中国政府继续反对接受其道德和宗教政策导致了其国内恐怖主义这一说法”。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它的偏狭极端、血腥残忍彻底击穿了人类良知与道德底线,无论从任何角度为之辩护都是不道德的。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三股势力”,在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中国政府从来都严格依法办事,坚决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201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颁布施行,既是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

  恐怖分子是国际公害,现代资讯与交通为其实施恐怖活动提供了方便之门。但国际暴恐分子之所以如此猖獗,很大程度上恐怕还在于某些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多年来,美国政府拒绝将“东突”分子引渡回中国,并为在美进行分裂中国活动的某些组织或个人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这种包庇、纵容恐怖主义的行径损人不利己,既损害中国政府的反恐努力,也是国际反恐“越反越恐”的重要原因。

  美国自己在反恐问题上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它却从未停止对别国反恐行动指手画脚。我国国务院新闻办6月2日发表《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指出,新疆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但同时,宗教极端主义打着宗教旗号,鼓吹激进观点,采取极端手段,妄图建立神权统治。这不仅是新疆暴恐活动的思想毒瘤,也是美国“9·11”、法国“11·13”、比利时“3·22”等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罔顾事实,其报告中所谓“中国政府继续反对接受其道德和宗教政策导致了其国内恐怖主义这一说法”,这可谓是颠倒黑白。

  当前,恐怖主义正从国内国际安全问题转变为人类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在反恐问题上“祸水外流”或火中取栗的做法,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国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也承认,美中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十分复杂,“因为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有不同的利益,在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不同”。但这并非妨碍两国反恐合作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影响中美反恐合作的根本因素是美国部分政客的冷战思维与在反恐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政策。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升温、恐怖分子嚣张、恐怖危害加剧的背景下,继续在反恐问题上搞对抗,国际反恐胜利的曙光将更加渺茫。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只有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合作,才是遏制恐怖主义的根本出路。(作者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6/6/18   发布时间:201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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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美国“非典型性”大选,中美会怎样

作者:房宁  来源:观察者网

  2016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帷幕,从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年龄高低、再到性别分布,此次选举有诸多不寻常之处。即将揭晓的初选结果,将决定角逐总统之位的最终人选。值此之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率团赴南卡罗来纳州观选。出发前,房所长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针对为何关注初选、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如何解析候选人施政纲领等问题作出了解答。以下为文字实录。

  观察者网:您此次赴美观选,缘起是什么?

  房宁:首先,美国大选是重要的政治实践,它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是实现政治继承与权力交接的重要政治形式与制度安排,其中显示了制度的功能与特性,透过选举可以反映民众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心理、政治行为方式与政治文化等。无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的国家,无论是否实行竞争性选举制度,观察和了解美国的选举都是必要的。它可以以一种大规模的、较公开的形式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功效与表现。总之,观选是认识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窗口。我们作为专业的政治学研究机构,多年来对美国选举,包括大选和中期选举,都会派出人员前去观察。我本人在2012年美国大选、2014年中期选举时都曾亲临现场。

  现场观察和通过媒体远距离观选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说“现场找感觉,案头出文章”,现场的研究是不可替代的。以往我们是在临近选举的时候才去,但这次美国大选格外重要,所以我们计划从初选到中间的两党代表大会,乃至最后阶段,分阶段前往美国现场观选。这一次主要是做初选的观察。

  观察者网:您认为,中国读者为什么应该关注美国大选?

  房宁:作为中国,我们在发展也在崛起,已经走上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模式是比较独特的,或者说是不同于美国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关注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它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在了前面,具有重大影响力。美国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研究和借鉴,从多重意义上都是中国的参照系。

  在我看来,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与中国非常相像,那非美国莫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到美国学习,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进行了比较政治研究,对许多国家做了系统的实地考察。其中,对美国进行了两次调研。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历史到社会结构多样性、再到文化包容性,这两个国家都是非常相像的。所以研究中国一定要研究美国。

  观察者网:在初选阶段,哪些热点值得关注?

  房宁:初选阶段是美国社会中各个主要阶层、派系、各方面代表都参与其中的阶段。应该说是一次政治大汇演。通过这场“大汇演”,可以观察美国内部的利益格局、政治关系和政权体系对社会的反映。从中了解美国政治体系与权力阶层如何不同利益,处理不同的诉求。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观察者网:此次大选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房宁:这次美国选举是多年来比较重要的一场选举,普遍认为这次选举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将产生深远影响。过去初选阶段两党的主要谈美国国内的问题,比较少触及国际问题。但这次从初选开始,两党候选人就已经就国际话题,特别是中美关系话题展开辩论。从中就可以透视美国的战略思维,以及战略格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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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一个最近两周之内多次出入南卡。

  观察者网:美国初选有几个可以看作“风向标”的州,您此次前去的南卡州就是其中之一。您计划进行怎样的调研?

  房宁:美国初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带有指标性的一些选举,比如几个小州,像是爱荷华和新罕布什尔,它们是有导向性、有心理影响的。之后则是南卡州。南卡处在美国南北交界处,当年南北战争是在这里结束的。初选到了这里,带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就结束了。候选人对南卡州非常重视。 现在初选已经进入了候选人疯狂穿梭拉票的阶段。特朗普,一个70岁的老人,在最近两周内多次出入南卡。共和党候选人最近一次辩论就在南卡克莱姆森大学举行,我就是应这所大学之邀去南卡观选的。民主党方面,希拉里的女儿前几天刚刚去过。对于杰布·布什来说,南卡可以说是“生死战”,如果表现依然不佳他就只好选择退出了。几场初选下来,共和党方面候选人已从几周前的17人,减少到目前的6人。南卡过后,民主、共和两党会各自产生两到三人参加最后的“决赛”。所以一般认为南卡是初选阶段“正赛”的开始。

  后边还有一个超级星期二,这是美国大选的特殊制度安排。由于初选太花钱、太耗精力了。他们要“door to door”挨家挨户敲门,挨家打电话。据说那些在初选那一天有可能会前去投票站的人,仅选前一天每人平均要接到20个电话。这是数以万计通电话啊,这七八个候选人的团队都要做这样疯狂的拉票,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超级星期二”之夜同时进行多州初选,让大家都省点钱、省点劲儿。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叫做“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这是初选的第二阶段。

  “超级星期二”之后,多数州的结果出炉,基本上定局了。7、8月份召开两党的代表大会只是一个仪式,带有嘉年华的性质,以此开启大选的最后阶段。

  所以说,初选阶段的南卡州非常重要。当我从南卡回来的时候,美国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就将圈定在3到4个人中间。

  观察者网:目前中美关系处在新路口,怎样通过大选判断未来两国关系的基调?

  房宁:现在领跑的候选人有民主党的希拉里和桑德斯,共和党的特朗普、鲁比奥,也许还有小布什。这几个人目前都对中国表现出了所谓的“强硬”。

  美国舆论认为,无论谁当选,美中关系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候选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他们公开表达的诉求有相似性,都是要改变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虽然想法变成做法中间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想法毕竟是初始的动力嘛。我们可以从中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进行深入的观察。

  观察者网:在美国选举中,候选人总是拿中国人权、中国人抢美国人饭碗说事,您认为选举政治是否会绑架中美关系?

  房宁:选举政治确实有些民粹主义。但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美国选举政治并没有绑架中美关系。

  民粹影响的一般是美国国内问题,中美关系是比较高端的,美国老百姓不太明白国际关系,所以不太会去“绑架”。我们和美国很多智库以及政治家接触时,他们经常会和我们讲一个道理。他们说:从尼克松开始,美国的历任总统都会说“美国希望中国稳定和繁荣”,或者说“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是有利于美国的”。很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私下和我们说,你可不要把这句话当做纯粹的“官话”,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解释,也认可这些所谓“官话”。

  中美关系有三个要点,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安全。先说经济,中国的发展美国可以获利,甚至可以借势“发财”,这是30年来的一个主调。第二是政治,当然美国有它的意识形态,它也许希望中国换一种制度,但是无论中国实行什么制度,中国的稳定都非常重要。美国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它要把现实摆在前面。邓小平当年说起,中国不稳定世界会怎么样,美国会怎么样。邓小平说这句话时,西方政客们都闭嘴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第三个就是安全问题。从美苏关系,美欧关系,再到反恐等事务,美国没有那么大能力独力控制全球。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美国有求于中国在亚洲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它需要在一定阶段内和中国合作,争取中国的配合。由此可见,从经济、政治到安全,40年来,中美之间寻求稳定发展与合作是主要基调。

  但这三点都有前提,就是美国强大、它的地位不可挑战,美国仍然能把控自己制定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而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美国认识到,中国正在成长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无论你怎么计算、怎么看速度、看趋势,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这么大一个块头,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正在崛起。两个这么大的体系,相当于太阳系里的两个星球,关系当然会发生变化。美国正在认真看待来自中国的竞争,重新审视由此导致的世界格局必然发生的变化。

  应该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稳定,但是它不希望中国与之平起平坐,或者说对其构成挑战——这是美国人所没有做好准备的,所以他们要评估、要调整,很难再延续40年来的那些政策。目前看美国大选中一些重要候选人在这个问题是比较一致的,这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发生变化。

  观察者网:这次美国大选,桑德斯比较特殊,他以明显的左翼面貌出现,被称为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他能得到很多选民的支持?

  房宁:美国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这里有些信息还是有点失真的。有些媒体说,在美国是不能谈“社会主义”的,其实不是这样。socialism和communism这两个词在美国的指代和中国不一样。

  30年前我到美国学习的时候,在课堂上自我介绍说我来自“社会主义中国”,话音刚落,大家就议论起来。老师说你不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你是来自“共产主义中国”。同学们语调也怪怪的,弄得我挺有压力。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于是问谁是社会主义国家呢?他们说美国呀!我又说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们说罗斯福啊。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罗斯福开创了美国的社会主义。美国人理解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他们的概念里社会主义更多是指一类政策。

  现在好像还有个说法,说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当不了总统,这也是不对的。

  2012年我去美国观选,那次大选两党竞争很激烈,可以说是到了最后一天才分出胜负的。我观选的那天,在共和党的庆祝派对上,他们笼罩着失败的情绪。他们痛骂奥巴马,说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学者也讲2012年的选举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之争。还有一个共和党的地方负责人,知道我们来自中国,非常激动地跟我们讲,奥巴马不研究美国宪法,研究孙子兵法。我们听了都乐了。他的意思是说奥巴马净搞阴谋诡计。后来他又说奥巴马也研究美国宪法——毕竟他过去是法学教授,教过宪法——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搞垮美国宪法、搞垮美国。他继续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打倒奥巴马,打倒社会主义。可见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奥巴马是一个社会主义总统,他上台以后干的事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击。包括医改、包括教育,这是最典型的。

  观察者网:您曾经谈到,这次美国大选是一场“非典型”选举,从历史角度看有怎样的意味?

  房宁:现代选举始于美国1800 年的总统选举,它开辟了美国选举的传统,也有世界性的影响。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1799年去世以后,第二年的大选花样迭出,美国大选的传统从这一年开始,也开启了一部非常有意思的政治史。

  回顾200多年来的美国选举,这次选举有许多“非典型”特征,相信将形成很多现象级的经典事实。现在几个万众瞩目的候选人,是希拉里、桑德斯、特朗普、鲁比奥。这几个人,你注意到了么?都特别地老。如果是这四个人竞争的话,就是三个40后VS一个70后;三个参议员VS一个大款;还有三个男人VS一个女人。如果再加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三个基督徒VS一个犹太人。桑德斯是个犹太人。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像这样的选举是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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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里一家与特朗普在一起

  特殊在哪?从历史经验来讲,这样的候选人结构不符合“美国传统”。美国选举文化中有一个“可选性”(ELectable)的说法,也就是一般说的“这个人像不像总统”,是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心理现象,有点像孟子讲的“远看不似人君”的那个味道。毕竟多数人的投票是感性投票,“感觉”就变得很重要。美国的政治学界研究过,理性投票的人一般为10%到15%,最多25%。这些是所谓的“理论家”,他们的选票是投给政策的,但这样的选民绝对不会超过四分之一。多数选民是随大流的,也就是凭感觉。这次三个老人参选绝对罕见。美国建国到今天,一共产生了44任总统,平均初任总统的年龄为54岁,也就是小布什出任总统时的年纪,历任总统中年纪最大的是里根,任职时69岁。这次4位比较重要的候选人里一下子有三位70岁上下的老者,美国舆论也拿这个开涮啦!当然,所谓“非典型”还有许多深意,容我们慢慢道来。不管怎么样,这此美国大选很值得我们关注。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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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梅新育:美国大选怎样影响中美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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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帆,梅新育  来源:《中国外汇》2016年第11期

  主持人:

  钟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何帆: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欧、美等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会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当下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现仍处在艰难的“进行时”中,在外贸、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方面,也仍然承压。人们习惯用“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定势。目前美国大选透露出的保守右倾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会对美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每次美国大选,都会对美国国内政策有所影响。目前奥巴马正忙于为其总统生涯画上尽可能完美的句号,而两党总统候选人却还走在竞选的开端。从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热门候选人的演讲来看,他们(不论是谁)上位后,会如何修正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无可能重新增加财政刺激,或调整美联储候选人并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鸽派基调?这又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帆: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尽管今年美国经济走势较好,但仍面临增速低迷、劳动参与率较低等问题,并未真正复苏。

  若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的投资。这不仅能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势头,而且能够奠定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但这样的政策很难实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国内反对扩大公共支出的声音很大: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扩大公共支出就等于是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公众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非常担心,茶党更是反对一切增税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量化宽松政策需要逐步退出。但怎么退出,谁也没有良策。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于2018年任期结束,在这之前,围绕着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和任命的博弈将会非常激烈。

  梅新育:就我所见,希拉里的政策多数只是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政策的修修补补;特朗普则希望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动大手术。鉴于希拉里主张更多地干预国际事务,在国内更多维持福利,估计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问题会继续恶化。

  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宣示来看,我认为他倾向于主张压缩财政支出和赤字,方法是通过收缩海外存在、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等方法减少军费开支,减少逆向歧视性的福利开支,同时适度增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装备方面的投资。这些对美国经济应该是有好处的,长远看有助于其减少贸易赤字、提高储蓄率。而在货币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张尚不十分清晰。

  钟伟:尽管奥巴马已是跛脚总统,但美国仍运行在试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轨道上。目前,美国和环太平洋的TPP协议进展顺利,对欧洲的TTIP虽有波折却仍在不断推进。同时,WTO的多哈回合却仍命运多舛,前景不明。奥巴马表示,未来贸易规则应由美国书写。在两位看来,美国大选之后,会在全球贸易机制领域逐渐偏离WTO而转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协定吗?这又会对全球贸易以及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帆:从目前情况来看,TPP能够顺利通过的概率只有50%左右。如果特朗普当选,TPP可能从此夭折;如果希拉里当选,她会推动TPP通过。但由于美国大选之后,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汇率波动。总体上看,全球化正在退潮。WTO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出现顿挫,单边贸易政策会更为常见。这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遇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

  梅新育:TPP目前确实在美国国内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竞选中所有主要竞选人全部公开反对TPP,包括曾经力推TPP的希拉里。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挤中国参与制定规则过程、排挤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此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而其他美国政治领导人则担忧,这会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更大,并进而影响美元汇率的稳定。

  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尚且极力否定,更不要说TPP了。美国不可能退出WTO,但区域自贸协定是可以舍弃、修订的。如果特朗普上台,区域自贸协定进展势头可能会减缓,甚至停顿。

  钟伟: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率先走上了量宽之路,目前已处于放弃量宽和加息的拐点。但欧美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滞后于美国。这是否会使得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更有干预之心?近期包括美国财长在内的一些政要,以及特朗普等人甚至用“掠夺性”来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两位觉得在美国大选的政治生态中,人民币汇率是否仍会成为敏感的靶标?

  何帆:汇率问题一贯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国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购买中国产品的意愿程度,而由汇率影响的价格竞争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始终把汇率当作一个靶标。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害怕浮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害怕人民币过度浮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处于一种两难:既要求人民币更加市场化,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或许,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向一种更为稳定的汇率安排转变,但这需要重大的改革。

  梅新育:大选期间,美国政治家肯定会更多地拿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汇率说事;同时,由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在货币政策不同步所导致的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中遭到巨大削弱,美国也就更有能力强迫其他经济体接受自己的要求。

  钟伟:美国似乎在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领域存在一些不安全感。这也许和美国全球战略焦虑感有关。例如近期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就反恐和爱国法案等敏感问题,沙特甚至威胁说不排除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选项。同样,美国股市和债市也面临调整压力。两位觉得美国对自身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政策的调整,可能产生怎样的外溢效应?

  何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恩怨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感到战线太长,希望有所收缩,于是更多地在中东地区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于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决策的独立性,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窥见端倪。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其国际收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走强,进口将会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的快慢、政治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都会影响到其财政收支政策。

  梅新育:就理论而言,美国的政策调整努力方向应该是压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特朗普对此主张尤甚。据此,许多人担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可能会变得内向,并有损中国的出口。同时,某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路径,美国有些势力也企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扶植他们以抑制中国,侵蚀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换一个视角,如果美国经济变得相对内向,也意味着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要想复制中国的成功路径没那么容易了。同时,一个更加强调美国国内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朗普总统”,也意味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机会会更多。

  关于美国与沙特的矛盾,如果沙特全面抛售其官方美元储备资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沙特自己的伤害都超过对美国的伤害,因为目前美方公布的沙特持有的美国债券仅为1168亿美元。

  从1970年代起,美国自身在经济上对沙特的需求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沙特向美国提供稳定可靠的石油供给;沙特石油美元回流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目前美国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甚至将油气出口视为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一大增长点。另外,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初期,美国需要沙特等国石油美元回流以支持美元稳定的话,则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

  钟伟: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有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甚至冲突。在过去,人们习惯于使用“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美中关系,但随着美国大选所折射出来的保守和孤立主义氛围,人们开始担心美中之间能否有效建立互信,管控冲突。在两位看来,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还存在哪些必须关注的风险点?

  何帆: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梅新育:如果特朗普上台,中美之间政治摩擦会趋向降低,经济摩擦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但未必能持续多久。

  审读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开篇他就明确提出,要“用目标来取代盲目,用战略来取代意识形态,用和平来取代混乱”;他强调,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可以猜测,如果未来进入“特朗普”时代,美国主动挑起的直接的对华意识形态摩擦的烈度将有望明显降低,中国与美国在实力基础上达成务实交易的概率也许会提高。但我们也不能把特朗普主张的美国在海外的有限收缩,等同于中国获得了在海外全面伸张影响力的机会。中国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要积极稳妥、谨言慎行。

  钟伟:谢谢两位的参与。在两位看来,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经济政策延续目前奥巴马政府基调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么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可能更为内向和保守。两位都认为,未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宽松的可能性不大;而对目前奥巴马力推的TPP以及TTIP的前景,两位则都不看好。何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更谨慎地强调管控风险和危机,而梅教授则对特朗普主义的淡化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务实交往抱有一定的期待。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变局仍在演进之中,有待我们持续观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6

旧文章ID:10663

特朗普拒绝的美式政治正确,对美国伤害有多大

作者:一娴  来源:观察者网

  奥兰多枪击案对美国的影响还在继续,并直接引发了各路总统候选人的唇枪舌战。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尴尬,仿佛50死53伤的悲剧只是为政客们提供了可以侃侃而谈的素材。

  惨案发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表示有足够的信息将这起袭击定义为恐怖行为,也是仇恨行为,并强调任何针对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的攻击都是对所有美国人的攻击。奥巴马在声明中没有提及“激进伊斯兰”。在后来的谈话中,他虽然提及凶手效忠IS,但也谨慎地提及凶手是受网上“极端主义信息”的影响。

  相比之下,这个纠缠了极端伊斯兰思想、同性恋、枪支泛滥的惨案,对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来说似乎有利许多。首先他强烈批评奥巴马在声明中只提恐怖袭击,并不将恐袭归咎于“激进伊斯兰”,暗示奥巴马应该为此下台。类似的批评特朗普同样送给了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宣称希拉里如果不提“激进伊斯兰”,就应该退出总统竞选。

  值得注意的是,6月13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明确表示:“我拒绝政治正确。我只做正确的事情——我想把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我想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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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奥兰多枪击案对特朗普的选情有利

  这并非是特朗普故意语出惊人,尽管他一向喜欢这么做。奥兰多枪击案包含了诸多元素:枪支管控、同性恋、恐怖袭击、宗教冲突、难民和移民等等,几乎是最大限度地涵盖了美国社会激烈争议的焦点,其中同性恋、少数族裔、因某些少数族裔而来的宗教冲突、难民和移民等问题,都涉及“政治正确”。恐怖袭击和枪支管控是绕不过去的,尤其是枪支管控,奥巴马在声明中虽然提及了这一点,但被认为是老生常谈——因为毫无用处。但“政治正确”在这次惨案后还是被凸显出来。

  美国的政治正确之说,源自上个世纪70年代,是由美国自由派政治家、学术界和媒体生发出的话语体系,其内涵是保护弱势群体不受歧视和侵犯。但什么是弱势群体、什么样的言行是歧视和侵犯,则由自由派政治家、媒体和学术界说了算,政治正确成为左派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具开放性和可操作性的核心元素。目前,弱势群体一般包括同性恋LGBT(包括男同、女同、双性恋和易性者)、少数族裔(以非裔西裔为主)、非法移民、非基督教的宗教(在特定条件下指伊斯兰教),甚至气候变化、动物保护……等等不一而足,有时候连鹅肝鱼翅都被归于政治正确范畴。

  保护弱势群体毫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下美国,政治正确的话语权被自由派政治家和媒体等牢牢把住,政治正确就是一切。只要有任何涉及“弱势群体”的因素——不管是否正确——都要遵循政治正确。在种族歧视、非法移民、同性恋、非主流宗教等话题上,政治正确已经成为美国自由派政治的逆鳞。

  政治正确有其必要性,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当政治正确走过头的时候就成为一柄双刃剑。已经有批评认为过分的政治正确会损害美国的政治生态甚至言论自由,很多美国人认为过分的政治正确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伤害。2015年12月2日,美国加州圣伯纳丁诺(San Bernardino)发生枪击惨案,造成14死21伤(当时媒体将这次惨案定义为全美近3年来最严重的枪击案,现在看来这一记录要被刷新了)。根据后来披露的消息,有邻居声称看到凶手在后院鼓捣可疑的装置,但因为担心被批评为种族歧视而没有告知当局。也正是这次惨案,让很多美国人开始对身边的普通穆斯林充满戒心,哪怕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是为追求美国梦而努力的普通美国人。这个时候,所谓的政治正确又被抛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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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伯纳丁诺惨案发生后,自发悼念的民众

  另外一个被政治正确伤害的议题是近年争议不断的平权教育中的逆向歧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出台的“平权法案”中,美国大学原本为平等权利而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录取原则,现在成为对白人和华人的“逆向歧视”。在同样的条件下,白人和华人在SAT考试中,要取得比非裔和西裔高出上百至数百分的成绩,才有可能被大学录取。本来是出于平等原则的政治正确,却越走越远,造成了新的不平等。这样的“逆向歧视”引发了白人学生以及维权团体对美国大学的诉讼,也引发了华人群体和社团的强烈不满,并对某些大学提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期将对费雪vs德州大学案进行审理,这项裁决结果将对美国大学招生平权的“政治正确”产生重大影响。

  非法移民问题也被政治正确囊括其中。美国目前有1200万非法移民,其中多数是来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西裔。日益庞大的西裔选民对民主党的影响无人敢忽视,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多次呼吁和制定对非法移民各种形同“大赦”的政策。在西裔众多的加州,非法移民能够获得的权利和福利是历史上罕见的,以致有戏称说加州的非法移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合法移民。这虽然是戏说,但对非法移民种种形同“大赦”的政策措施引起了很多合法移民的强烈不满。对于那些辛苦打拼的中产阶层、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亲属正苦苦等待排期的合法移民来说,这种对非法移民“平等”的“政治正确”就是对他们的不平等。

  这些撕裂美国社会的种种议题,都和标榜自由平等权利的过犹不及的政治正确有密切联系。

  最后让我们回到奥兰多惨案,民主党政客和自由派媒体避免提及“极端伊斯兰”,或者谨慎地以“极端意识形态”、“极端主义信息”替代,显然是出于政治正确和竞选的需要,为了避免刺激穆斯林社区。政治正确是自由派政治体系的核心要素,民主党政客竞选需要所有弱势群体选民手中的选票。

  事实上,极端伊斯兰和普通伊斯兰有根本区别,“极端”就是特指和区别。尽管有歪曲伊斯兰的言论,但没有人会真正把所有的穆斯林群体等同于极端穆斯林分子,虽然不能否认有些民众会有某种心结。但是如果因为政治正确和选票的需要,避免提及“极端伊斯兰”原意可能是不愿意刺激普通穆斯林群体,但在特定背景下,却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后果可能是人们对这样的政治正确产生反感。

  不能否认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能得到越来越多人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奥兰多惨案集合了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诸元素,又发生在临近美国大选这个节骨眼上,二者相交,肯定会对美国大选产生相当的影响。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有舆论认为有利于特朗普的选情也不无道理。

  多元化的美国社会需要政治正确,而无论反对政治正确的特朗普是否会当选,政治正确过犹不及的话题将会继续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6

旧文章ID:10661

美国打南海“舆论战”居心叵测

作者:郝薇薇,郑玮娜  来源:北京青年报

  南海本无事。但某些国家受利益驱使,却非要在国际舆论场上人为炒热南海话题,颠倒黑白,制造事端,将本该风平浪静的南海搅浑。

  究竟是谁在制造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舆论偏见?

  不妨先来看个“案例”——今年2月,西方舆论炒作中国在西沙部署导弹问题。时间选在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方式则是全线出击:2月16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率先发表所谓“独家报道”,爆料中国在西沙永兴岛部署“红旗”-9防空导弹;17日美国国务卿、白宫发言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又同步发声,攻击中国在南海加强“军事化”;当天日本政府代表也出面表示“严重关切”;之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曝光一组卫星照片,称中国在南沙建设高频雷达,继续放大“中国威胁”。

  随便翻翻西方舆论关于南海问题的言论,无论是摆在台面上讲的,还是潜台词里说的,中国的形象常常被固化为“以大欺小”,搞“军事化”,破坏“航行自由”,“挑战国际法治”,“谋求地区霸权”……这些声音把中国描绘成“躁动不安的帝国”。

  眼花缭乱中,这出以美国为中心、盟友为呼应,借助官方、学界、媒体三方平台的演出,将地区局势紧张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了中国身上。

  美国和它的“小兄弟们”很擅长制造舆论偏见,混淆概念只是其手法之一。另一常用手法是双重标准。譬如,打着维护国际法治的旗号,却绝口不提自己曾拒不执行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的判决;对菲律宾等国在非法侵占中国的岛礁上部署雷达、飞机、火炮、导弹等军事设施视而不见,却给中国在拥有主权的自家领土上搞建设贴上“军事化”标签……

  混淆概念也好,双重标准也罢,西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偏见归根结底,是源于对中国“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在南海问题上,任何民事和军事行为,只要是中国作出的,一定是中国的错。

  这一逻辑让人想起所谓的“大国原罪论”,西方把基于自己扩张历史而形成的国强必霸理论以己度人地套用在中国身上。新加坡联合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意图与角色都误判了,它把判断建立在其作为扩张主义帝国的历史经验以及根深蒂固的强权政治思想之上,而不是在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表现。

  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美国正全方位动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其中,制造南海舆论偏见无疑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方式。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高级研究员哈里·卡齐亚尼斯说得直白:“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迫使中国陷于守势,并在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一次又一次地羞辱中国……在新闻界和社交媒体上散布一起又一起中国在南中国海侵略行径的经济费用会很小,但通过媒体曝光来揭露中国的行径所带来的回报则可能是巨大的。”

  卡齐亚尼斯们的盘算是,中国会碍于“面子”被迫作出“某些非常艰难的抉择”。然而,这大概只是一厢情愿。幻想通过舆论施压逼迫中国在维护自身主权和相关权利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作出妥协和让步,只能是痴人说梦。

  抹黑一时,抹黑不了一世,中国致力地区和平发展的善意与努力“日久见人心”,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制造南海问题的舆论偏见早晚都会被拆穿。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7

旧文章ID:10656

南海形势趋紧,孰是孰非?——中美印象第110期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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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西斯•郗士等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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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10期 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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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南海仲裁案结果即将揭晓,南海再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弗朗西斯•郗士6月15日于Cap X发文称以美国为首的反中国地缘政治包围圈正在南海地区形成,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困境;6月14日华尔街日报资深专栏作家安德鲁•布朗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中存在“受害者”心态,并对此进行了剖析;6月9号美国政客福布斯•兰迪于《国家利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随着南海仲裁结果的出炉,美菲应加强联盟关系,以做好共同抗击中国的准备。本期周报为您提供此三篇文章的独家译文,以促进对南海争端不同观点认识的全面性。

    弗朗西斯•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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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奥巴马访越,轻松地挥了挥手,45年以来的地缘政治进程便来了一个360度的大反转。

    1971年,由于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想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抵消越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加入西方阵营,共同对抗苏联。

    1978年,由于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美国卡特总统支持中国出兵越南,并在这次战争之后消除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极大地促进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这次奥巴马总统的访越行为,将历史上这一“亲中远越”的政治趋势彻底转换。

    美国解除了对越南杀伤性武器的禁运,却仍不肯消除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出口限制。就在奥巴马访越的几天后,日本与越南就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协议,这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反中(中国)联盟成立的标志之一。日本与越南都敌视中国,两者靠近有很明显的意图指向——抗衡中国。

    而且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南海局势的紧张,其他国家也会加入到这个反中联盟,印度已经开始了与越南和日本的情报与防务合作。

    经过美国的协调,南海地区以及形成了一个反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包围圈。冰冻三尺非三日之寒,之所以会出现围堵中国的情况,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在1997——1998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当时很多金融机构纷纷进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货币贬值的恶性竞争循环,阻止了当时金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基于这一行为,当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就南海争端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时,所有的国家都持赞同态度,在随后的几十年保障了南海海域的和平。

    然而在发生于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中,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虽然危机之初,中国确实加大了投资力度,促进了世界的需求和经济增长,有助于金融危机的修复。

    然而,问题出在2009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但是中国拒绝了。当时中美之间就这一问题都存在着误解,中国认为,美国这样要求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已经为由你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做了很大的努力去止损了,亚洲国家对中国在金融危机的作为也是满意的。而且,中国还在美国经济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买下大量美国国债,并坚持不抛售,这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帮了你美国这么大一个忙,你却来要求我人民币升值?

    然而,事实上,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虽然是美国提出的,但却不仅仅只是美国一家的看法。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都受到了中国人为操控的低汇率的负面影响,或许通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而帮助这些国家的出口才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变化。这些国家并没有向中国表明这个意愿,原因是多样的,比如慑于中国的强大国力。但是,他们却是向美国表达了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亚太地缘形势变化的一个明显信号发生于2010年,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保障南海的航行自由属于美国的利益。不同于十年前大家一边倒地支持朱镕基总理,这次,亚太国家都站在了美国这一边。中国低估了自己与美国、亚太国家间权力形势的复杂性。

    中国只和美国搞好关系是不够的,中国必须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紧密相连、相互依存。这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就表明了,“美国考虑到了其他国际的关注与担忧,但是在南海,中国却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关切,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个体。”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二十年,或许便可以看清楚这个地缘形势的走向。

    1997年金融危机时,中国努力调整自己的国家利益,让其与地区和世界的利益保持一致,因此,中国不害怕那些试图破坏中国自身经济的势力,也成功地战胜了它。十年之后,中国却没能这么做,并在对外交往中开始越来越自说自话,许多国家都感到在经济和领土问题上与中国有了冲突。

    现在,南海争端有两个纬度的发展动力:一个是国内,一个国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以对抗正在进行军改的习近平,那些不满于习近平反腐的势力或许想要把中国拽进南海冲突的漩涡,以使习难堪。

    对习近平的不满,其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南海争端或其他国际问题上,他们的目的在于反对习近平的反腐与国企改革——后者可能会对数万亿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他们努力去搅乱南海,以给习近平创造压力——要么在国际上丢脸难堪,要么考虑我们的关切与利益。

    同时,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阻力也来自四面八方,“一带一路”试图扩大亚洲的贸易,使中国走出去。路上丝绸之路往中亚方向走,水上丝绸之路需要穿越南海。亚洲与美国的领导官员们都多了表达了不满——他们觉得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官员们既骄傲又自大,只是在狭隘地推进本国的利益,不顾周边国家的需求。

    所有的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的困境。如果这些问题不被妥善解决,再加上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很可能将中国推入一个大灾难。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扳倒苏联的战争中,中国也贡献了很大力量。当今美国在塑造的联盟或许会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相似的结果。然而,中国仍然可以选择避免这个问题——通过认真考虑周边国家与美国的担忧与关切。问题是,中国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允许他这么做吗?

    安德鲁•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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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南海仲裁结果即将揭晓,中国正在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南海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仲裁法庭对此案没有裁判权;美国是这一行为的幕后主使;中国是受害者。

    特别是最后一点,中国一直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由于可以预见,如果仲裁庭的结果不利于中国,很有可能激起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鲜明的受害者心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时时刻刻、处心积虑想要阻碍中国的发展,试图去奴役中国人民。这种心态常常激起强烈的公共情绪,必须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大使馆所引起的激烈反应。而这次在南海争端上,谁都没办法保障中国不会使用武力。

    美国认为,中国下一步有可能会在南海划定防空识别区,就像他2013年在东海的行为一样。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如果中国这样做,将是一件非常挑衅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南海的和平。

    三年前,在中国占领了黄岩岛之后,菲律宾向仲裁法庭提出了仲裁申请。而中国以为自己才是受伤的那一个。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燕怡大使说:“中国是南海争端的受害者。”中国外交部条约与法律司司长徐宏说:“这次仲裁案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认为:“这个案件背后的阴谋非常明显,只是美国霸权压制新兴国家的一个表现而已。”

    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主张之间有矛盾,由于仲裁法庭无权判决主权问题,所以这次中菲仲裁案只是仲裁争议岛礁的法律地位。然而你,中国认为,这些问题与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拒绝参加仲裁庭的仲裁。

    同时,中国也在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其南海“九段线”的主张——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吹沙填海,进行岛屿建设,并将军队与武器置于岛屿上。

    南海的周边国家看到这一情景后,也匆匆开始购置军备,并欢迎美国重返亚太,为他们提供保护。

    然而中国仍然一幅无辜的样子,认为自己是这场争端中的受害者。

    中国的逻辑是这样的:南海这些岛屿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设置在海牙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是无权管理此争端的。像越南、菲律宾这些南海周边国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攫取这些岛屿不仅进行岛屿建设,还钻探该地区的石油。奥巴马宣布的“重返亚太”政策,无非就是支持这些国家继续对抗中国。

    自从18世纪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一直带着“受害者”心理的悲情色彩。中国正在将鸦片战争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欺凌带给如今的南海周边小国,过往惨痛的经历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觉醒。

    虽然今天中国更加现代化,实力也稳步渐增,但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真正捡回自尊。

    这种历史上的惨痛耻辱经历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起点——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荣光。而且在南海,中国的行为也矛盾重重,时而耀武扬威,时而灰溜溜地溜走…

    南海岛屿的大小并不重要,这并不是重点,对中国来说,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正如中共宣传的那样,“每一次外敌的入侵行为都时时刻刻提醒着中国的世纪之耻。

    中国害怕,如果菲律宾在仲裁中赢了,那么越南和印尼很有可以也会走这条路。中国已经坚定地宣称不接受这次仲裁的结果,即使冒着违反国际法,牺牲道德名声的危险。

    加之美国霸权与崛起中的亚洲之间微妙的关系,南海争端的局势将会越来越严峻。

    小心中国的“受害者”心态,一个悲伤的、仇恨的、抱怨的、保守的国家对国际秩序产生的破坏作用是极大的。

    兰迪•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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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迪•福布斯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共和党议员,目前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送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

    兰迪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采取更强硬的姿态,支持美国在南海争议岛屿的航行,提倡扩大美国海军,是美国增强国防建设最有力的呼吁者。

    上周,兰迪在共和党议员初选中失败,意味着其讲不再能出席美国议会。6月9号兰迪于《国家利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随着南海仲裁结果的出炉,美菲应加强联盟关系,以做好共同抗击中国的准备。以下为译文:

    联合国海洋法常设仲裁庭关于中菲南海争端的裁决结果即将出炉,不管结果如何,美国都必须坚定地站在菲律宾这一边。

    随着南海局势的紧张,美菲65年以来的盟友关系即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近来,整个世界都目睹了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通过主张“九段线”——主张对南海的2/3拥有主权,中国正逐渐达成对南海岛屿与水域的实际控制。

    未来几周内,联合国海洋法常设仲裁庭的判决结果即将出炉,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判决中国扩张性的南海主张非法。几乎在判决出来的同时,菲律宾的新总统也将正式入职,届时中菲关系必将陷入紧张。在如此艰难、多变的情况下,美菲最应该做的就是并肩携手,减少紧张、抗衡侵略。

    一个好消息是,如今美菲的盟友关系是冷战以来最好的,且其见好的趋势仍在增强,正在走向更好。过去的15年里,美菲坚定地站在一起共同反恐、抗击自然灾害、反对中国日渐激进与强硬的外交行为。今天,71%的菲律宾民众支持美国在亚洲加强其军事力量,这个比例高于该领域的任何其他国家。

    2014年,美菲签署了里程碑式的防御合作条约(EDCA),授权美军可以进驻菲律宾境内任何条约约定的地点。上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

     东南亚海洋安全协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这将极大确保美国与菲律宾或东南亚其他盟友的合作,提升大家在该领域的军事存在。

    这些发展趋势都是令人鼓舞的。然而,随着美菲联盟关系的增强,中国的力量也在增长。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正在平稳、有序地增加其在南海的力量,并通过其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发起了一场准军事侵略运动,使的中美两国处于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

    2012年以来,中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有效占领了黄岩岛——这个岛离菲律宾吕宋岛很近,但是中国却声称其拥有该岛主权,并开始了吹沙填海与岛屿建设,成为其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前哨阵地。

    由于菲律宾向仲裁法庭提出了申请,为避免冲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创造了条件。菲律宾对中国占领黄岩岛的反应、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还有两国渔船频繁发生的冲突事件等紧张局势都得到了缓和。

    目前可知,仲裁庭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是有利于菲律宾的,这将很可能引来中国侵略行为的加剧。据南海观察家们的深入研究,中国下一步很可能会在南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ADIZ)并以驻扎在其吹沙填海打造出的前哨岛屿上的军机和地对空导弹系统强力实行它。同时,中国也很可能会开始另一个离马尼拉只有200海里、黄岩岛的要害岛屿部分进行吹沙填海建设工作。

    同时,中国也会加紧驱赶那些越过“九段线”的来自菲律宾或其他国家的渔船。

    为了防止中国采取上述扰乱南海稳定的行为,美菲应该在未来的几周或几个月内紧密合作以威慑中国。两个国家早已在1951年签署了相互防御条约,“任何想要实行侵略行为的国家都不要妄想美菲两国会背弃盟约,放弃合作。我们在太平洋上不是孤单的。”正如美国国务卿卡特四月份所说,“我们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是坚定的。”

    然而,为了威慑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正如条约所言——美国与菲律宾每一方都有义务对第三方的武装力量、公共船只或者飞机的进攻进行回击,当然也包括对彼此治下的一些岛屿的攻击。

    为了威慑效果最大化,上述条约得以践行,短期内,美国海军力量应该持续存在;长期来看,美国应该帮助菲律宾提升其防御能力,以抗衡中国的军事增长,保持南海军事力量的平等。

    强大的实力不意味着真理,但这种实力确实可以用来威慑那些对和平、繁荣及法律规则的威胁行为。虽然美国不应该在领土争端中选边站,但我们应支持那些寻求和平途径解决争端的一方。菲律宾就是这样的一方,且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是卡特国务卿所说的亚太“合乎正道的安全之网”的具有示范性意义的重要一环。

    65年前的美菲联盟或许名大于实,然而随着未来几周形势的严峻,在美菲共同的利益与目标指导下,美国和菲律宾可以证明两者的盟友关系将越来越坚固。

编译:Hui
原文链接:
http://capx.co/the-new-political-geography-against-china/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danger-of-chinas-victim-mentality-1465880577
http://globalbalita.com/2016/06/09/as-south-china-sea-verdict-nears-washington-must-stand-with-manila/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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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日趋保守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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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6月7日发文称中国正在走向自我防御的保守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基础是经济,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困难及维稳需求,中国正在一步步关闭其贸易大门,走向保守。欧洲与美国的企业都在抱怨中国的控制与审查趋紧,对外企的敌视在上升。随着习近平上台,对国有经济的保护让外企很不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中国正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形势,其对外行为也愈发不可预测。


    The basi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is business, but increasingly, China’s own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at home are undercutting the foundation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The WSJ reports: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a trade group representing over 1,600 Europea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said in an annual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increasingly hostile” toward foreign companies and “perpetually tilted” in favor of domestic players.

    Pessimism among Europea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t said, with 31% of respondents bearish about the profit outlook, up 8 percentage points compared with 2015 levels. And 70% said they felt significantly less welcome in China than in years past, up 7 percentage points over 2015. Particularly negative in their outlook: the machine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The results mirror the findings of an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urvey in January in which 77% of companies said they felt less welcome now than a year ago, compared with 47% in 2015 and 44% in 2014.

    At a time of great political friction — when the opposition of China’s neighbors to Beijing’s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minates international meetings throughout Asia, China should ideally be reaching out to its friend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primarily,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is heavily invested in China and sees China as a big part of the future. But the opposite seems to be happening.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tinues to be a major concern of foreig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in addition, transparency and the rule of law both seem to be on the wane as, according to reports, foreign firms feel less and less fairly treated. Favoritism of homegrown companies, partly no doubt a consequence of the nationalist feelings that the Xi government is encouraging, and partly as a consequence of actions being taken to protect jobs and local interests in difficult economic times, is increasing to the point where the foreign business community is openly complaining.

    This has consequence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Chinese authorities now seem to think that it’s more important to support local interests than to keep foreign firms happy—one more piece of information pointing to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The slowing economy and the massive over-investment that the slowdown has revealed look more and more to be part of the most serious domestic trouble China has faced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s not a good thing for anybody—for the Chinese people trying to gain access to better lives, for foreign firms trying to operate in a complex situation, for Chinese authorities trying to keep their country on a steady course, or for foreign governments who may be faced with an increasingly unpredictabl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原文链接: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2556-beijing-s-self-defeating-strategy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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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崛起?问题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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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UNG MIN LEE  来源:中美印象

   
   过去三十年间,亚洲崛起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不仅中国、日本、印度各方面的表现不俗,越南、印尼和韩国也干劲十足,奋勇向前,使的亚洲成为与欧洲、美洲并驾齐驱的全球发展的三架马车。然而,亚洲崛起其实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经济放缓、印度的腐败、日本和韩国老年化等等,这些挑战不解决,亚洲就不可能会崛起。文章认为,亚洲面临的最主要的两个挑战一是地区军备竞赛加剧;二是地缘政治日趋复杂(朝核、南海等等)。


    Riding the crest of seemingly unstoppable growth, Asia’s rise has capture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for three decades. By most hard-power measures, such 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rade volumes, technological prowess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Asia has emerged as the world’s third pillar, alo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ndeed, many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that the 21st century will not only be dominated by key Asian states such as China, India and Japan, and major middle powers including South Korea, Vietnam and Indonesia, but also that the region as a whole is on its way to eclipsing the West.

    But as President Obama embarks on a highly symbolic trip to Asia, it’s timely to point out that such linear conceptions of Asia’s inexorable rise are misleading and incomplete, given the magnitude of political, security and socioeconomic problems confronting Greater Asia. With the Asian economic juggernaut coming to an end, due to lower growth in China, an ag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India’s ongoing problems with corruption and a bureaucracy that impedes structural reform, the continent must be viewed from another angle: as a department store of many of the world’s gargantua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hallenges. Indeed, unless Asia’s strategically consequential states can significantly mitigate, if not resolve, the region’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ficits, Asia’s rise will never be completed.

    Today, the Asian continent confronts two major challenges. The first lies in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Asia’s de facto arms race.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lead the world in annual defense spending, at $596 billion, but the combined defense outlays of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Taiwan and Singapore reached $334 billion in 2015. The institute data also show that from 2010 to 2014, nine of the top 20 arms importers were Asian states. China seeks to contest the U.S. militar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n order to project power into the so-called first and second island chains by the 2020s, and its aggressive moves recent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monstrate its determination. And beyond this, the continent is home to three major geopolitical flash points: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re North Korea could conduct a fifth nuclear test;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do-Pakistani nuclear competition in South Asia.

    Asia’s de facto arms race creates deeper and wider security dilemmas and a constant, destabilizing introduction of more lethal, more accurate and longer-range weapons systems. If this military competition isn’t worrisome enough, the region is also burdened by unparalleled political quagmires. In 202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celebrate its 100th anniversary and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made enormous economic strides since reforms began in 1978,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be proud of its achievements. However,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via ironclad one-party rule. As the party continues to crack down on dissent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while also issuing edicts on empowered nationalism, stopping “spiritual contamination” and resisting foreign intrusions, China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progressively harsh surveillance and internal policing. The party’s biggest threat doesn’t ari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r Japan; it comes from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ducated, globalized and economically well-off citizens who will demand increasingly great liberties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ir government. “Performance legitimacy” — the trade-off of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for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despite constrained political freedoms — no longer works as China’s social contract.

    Asia’s political landscape is replete with other dangers, too, including the failed state of North Korea, with its nuclear weapons and increasing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Pakistan, also a virtually failed state, faces unprecedented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while being run by the army despite a facade of civilian rule, all while locked in a nuclear arms race with archrival India. Burma is transitioning to a quasi-democratic system, but the army refuses to fully surrender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democracy has regressed in Thailand, while Malaysia’s government is embroiled in a major corruption scandal.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 vast majority of Asian states feel much more comfortab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China as the indispensable power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sia has made enormous progress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but it’s time to wake up to the continent’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quagmires. It is undeniably true that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ong l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est faces problems. But attempts to blame the West for Asia’s problems today are intellectually shallow and politically expedient. Asia must undertake wrenching political reforms, including the embrac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universal values, for an Asian century to truly dawn. Asia has risen, but it is far from reigning.

原文链接: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5/22/major-problems-facing-rising-asia/izeg

来源时间:2016/6/17   发布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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