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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枪击案或再次引发美国枪支管控讨论,甚至影响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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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菁菁,陆佳飞,徐剑梅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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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16年6月12日,美国华盛顿,白宫降半旗悼念奥兰多枪击案遇难者。 东方IC 图

  新华网北京6月12日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总会12日凌晨发生枪击案,目前已造成至少50人丧生、53人受伤。枪击案伤亡有多严重?枪手有何背景?此次枪击案在美国内影响几何?

  枪击案伤亡如何

  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日凌晨2时左右,事发夜总会名叫“脉动”,位于奥兰多南部。奥兰多市市长巴迪·戴尔当天证实,截至目前,枪击案已造成50人死亡、53人受伤。

  奥兰多警察局局长约翰·米纳说,枪手曾在夜总会外与一名警察进行短暂交火,这名枪手携带突击步枪、手枪等装备,随后进入夜总会内挟持人质。大约3小时后,增援警员赶到并冲进夜总会,枪手被击毙。米纳介绍,现场迹象显示,枪手的袭击行为“有组织且准备充分”。

  这是奥兰多市本周第二起枪击案。本月10日,因参加歌唱选秀节目出名的女歌手克里斯蒂娜·圭密在奥兰多的一场演唱会结束后,被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开枪打死。当地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两起案件之间存在联系。

  有目击者表示,当天在酒吧附近听到爆炸声。警方当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将在现场采取“定点爆破”。米纳解释说,实施爆破是为了转移枪手的注意力。

  目前,当地警方已宣布佛罗里达州和奥兰多市进入紧急状态。

  枪手有何背景

  据当地媒体报道,枪手名为奥马尔·马丁,现年29岁,是阿富汗裔美国人,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其与极端组织有关联,也没有其犯罪记录。

  枪手行凶的动机仍在调查中。有调查人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案是境内还是境外恐怖组织所为、枪手是否为“独狼”恐怖分子,这些细节均仍在调查中。

  另据当地执法部门官员称,调查人员已将此次枪击案作为恐怖主义行径进行调查,有迹象表明枪手“可能存在某种极端思想倾向”。

  也有媒体猜测,发生枪击案的夜总会较受当地男同性恋欢迎,枪手发动此次袭击可能是出于对同性恋人群的仇视。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官方回应。

  后续影响几何

  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奥巴马说自己将时时跟进调查进程,并要求联邦政府对枪击事件的调查及事发社区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和支持。

  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枪击案中,枪手行凶时使用致命性轻武器,可能将再次引发美国公众对枪支管控问题的讨论。此外一直有分析说,“9.11”事件后,由于美国内安保措施愈加严密,恐袭方式已从过去主要由恐怖组织领导层集中策划实施,逐步转变成更难防范的由单独个体发动的分散式攻击。

  另有分析指出,如果最终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一起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袭击事件,这或将对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产生不小影响。在对待移民和宗教问题上立场强硬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可能借此收获更多支持。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3

旧文章ID:10608

奥巴马谴责奥兰多枪击、重申控枪重要性:我们要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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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行  来源:澎湃新闻

"奥巴马谴责奥兰多枪击、重申控枪重要性:我们要做出决定"

视频丨奥巴马发表讲话谴责奥兰多枪击案:这是恐怖仇恨行为

  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12日在白宫发表讲话,将奥兰多枪击事件描述为“恐怖行径和仇恨行为”,下令美国境内及驻外使领馆机构及基地降半旗,以致哀枪击案受害者。

  “很明显,这是一起恐怖行径,这是一起仇恨行为。”他说,“今天对于同性恋社群(LGBT)来说是令人悲伤的一天”,“对于同性恋社群的袭击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把这一事件作为恐怖主义活动来进行调查,而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将尽全力协助调查。调查重点是嫌犯的动机、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

  奥巴马表示:“嫌犯袭击的不仅是一处酒吧,而是一处公共场合,是人们团结起来,彰显权利,获得关注,表达思想,并促进自身公民权益的场所。”

  奥巴马重申控制枪支的重要性:“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在美国,一个人想要获得枪支并袭击别人是多么容易。我们要做出决定,这是否是我们想要国家成为的样子。”

  奥巴马表示:“美国人将会坚定地团结在一起,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并对那些威胁我们的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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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就枪击事件发表讲话。 东方IC 图

  奥兰多枪击事件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社交网络上表态,为遇难者及其家属祈福,并表达对他们的同情。

  特朗普表示:“奥兰多的枪击事件非常严重,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是恐怖袭击,很多人死亡或受伤。”“佛罗里达的事件非常可怕,为所有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祈祷。这一切何时会结束?我们何时才能变得坚强、聪明而警惕?”“有些人祝贺我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力量,谢谢你们的祝贺。但我不需要祝贺,我需要坚强和警惕,我们一定要变得聪明起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表示:“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免于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威胁。这意味着我们要打击国际恐怖组织,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我们将为性少数人群而奋斗,让他们能够自由、公开而免于恐惧地生活。”

  此外,希拉里还表达了对控枪的支持,“战争用的武器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街头。”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3

旧文章ID:10607

孙涤:不懂特朗普?是精英自high太久了

作者:孙涤  来源:观察者网

  【根据最新的选举人票统计,特朗普已获得1238张选举人票,正式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年多前,美国精英还对他不以为然、嘲讽有加。坦言自己曾“看走眼”的孙涤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我已经不再觉得他是荒唐不经,毫无道理的。特朗普的行为和思维也并不违背逻辑,更不是邪恶的。”特朗普身后有着美国中下阶层的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心理感受的全面下滑。目前,他的粉丝还在扩大……】

  观察者网:特朗普起步时很多精英都不看好,如今势如破竹,您现在怎么样看待他的选情?

  孙涤:特朗普正式宣布参加竞选约在一年前,其实他一直有问鼎白宫的野心,但他的格调和做派令很多人大皱眉头,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笑话,认为他不过是要露露脸,过把瘾,增加个人的知名度而已。

  到了半年前,比较敏感关注的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发现特朗普貌似搅局,其实是有深谋远虑和精细算计的。他讲话纵然出格,却紧扣着民众心弦。换句话说,他和众多选民的互动是出奇的有效,比谁都有效。这是怎么回事?

  即使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上层的精英依旧认为,特朗普赢得共和党提名权的可能性很小,认为即便侥幸赢得提名权,他也不会成为希拉里的对手。

  今年二月后,尤其当他在纽约初选大胜以后,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已不再有任何悬念。而且他跟希拉里角逐,也将有机会胜出。以前的预测,特朗普赢希拉里的可能性不到1/4,现在超过了1/3。加上桑德斯的众多支持者,很有可能出于厌恶希拉里而拒绝投民主党的票,甚至为了反对希拉里而改投特朗普。这些百分之几的“摇摆投票”都会让胜负的天平倒转。因此,特朗普的赢面还是蛮大的,而这正在引起民众越来越大的关注,引起美国各界精英甚至各国政要越来越严重的担忧。

  观察者网:特朗普他到底吸引了怎样的一群选民?他们是怎么想的?

  孙涤:一开始多数人以为,支持特朗普的是趋于保守的、以白种人为主的美国中下层群体。这些人近几十年来,无论社会状况或经济收入都是每况愈下,新世纪以来的十五、六年跌落的程度更是急剧。

  这些人里有自由职业者、小生意人,或者公司但非高科技企业的员工,他们一般自我定位在社会的中坚和国家的主体,是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和市场竞争来改善生活,并提升子女的景况的一大群体。过去四五十年来,他们的平均收入、社会地位,甚至寿命预期都在滑落。一些数据,譬如吸毒和中毒的人数比例、自杀率、肝脏衰竭率、精神抑郁发病率,等等数据都反映出这个群体的落寞、愤懑、悲观,正陷于绝望的境地。他们期待和渴求改变。变化的诉求曾推动了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然而过去的八年里,这个群体的景况和感受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形恶化,特别在心理感受的层面,觉得政府没能尽到责任,没有兑现变化的承诺。不难理解,他们成了特朗普在千方百计诉诸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核心群体。

  现在看来,特朗普努力吸引的受众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如果将美国社会按综合指标分为五个等份阶层,特朗普正不断吸引处于中间的百分之六十(收入水平排在社会的20%至80%之间),慢慢囊括了中上层阶级(占80-90%的层级),许多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群。在特朗普的忽悠之下,这些人逐渐得到这样的印象,特朗普或许可能带来些新变化,而希拉里当选则无变化的可能,徒然延伸目前的状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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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四五十年来,美国中下层阶级的平均收入、社会地位,甚至寿命预期都在滑落。

  观察者网:这些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状况有多糟?

  孙涤:美国政府常常使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但界定何为中产阶级却始终含混其词。给每个美国人的感觉,似乎个个都属于中产阶级,或者稍微努力一下,跳一跳就可以摘到中产阶级的苹果。其实,按美国目前的生活成本和税收、社保等等综合测算,要能支持一个中产阶级”的四口之家的开支,年收入应当在13万美元左右,相当于80万人民币。可在事实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肯定在它的一半,也就是40万人民币之下。

  有非常多而翔实的数据在表明中产阶级的困窘状况。譬如,美联储自2013年开始的消费者财务和经济状况监测数据,提问美国民众是不是有能力拿得出来400元现金(相当于人民币2600元)来应急,有47%的人回答说拿不出来。又问那要怎么应付呢?回答是,不得不靠信用卡来透支支付,或向他人告贷,借短期的高利息贷款,或者当掉家里的某些物品,不然就没法对付。有如,银行评价客户的偿债能力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能在30天内凑足1000美元(约合6500元人民币)?多达四分之一的人说没法做到。大多数人因为家里无积蓄,担忧一个月拿不到工资会付不出账单了。收入中下阶层家里的“余粮”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即使收入处在社会60-80%层次的中高层群体的积蓄平均也低于六个月。这种状况,想来是国内的人很难想见的,至少对中国城市居民中的大多数,听起来直如“天方夜谭”。

  观察者网:特朗普的很多言论都非常政治不正确,为什么还能吸引一些少数族裔?

  孙涤:在少数族裔中,渴望特朗普会带来新变化也有人在。华裔、西裔,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认同特朗普的看法和说法的。

  特朗普一开始就打出旗号,公然挑战所谓“政治上正确”的言论。而所谓“政治上正确“的说法和政策,在民众的心目里其实从来是带着讽刺意味的,并不那么“真善美”。但是,媒体精英牢牢掌控着话语权,很少真正是代表着普罗大众的心声。

  这次选举的一大发现,就是主流媒体原本非常自信,自以为代表了民意、代表了进步、代表了社会将来的发展,其实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民众并不买他们的账,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令美国的精英阶层很尴尬,除了一些抱着现实态度开始进行反思的,多半人倾向于责难特朗普的狡诈,唤起了民众的负面的情绪和躁动。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这样的局面:是不是特朗普的精明被高估了,选民的理智被低估了,而尤其是美国精英阶层的“政治上的自我正当”,被严重高估了?

  观察者网:美国中下层的白人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地步的?

  孙涤:部分是经济上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即使在一个比较自由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环境里,也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公平的竞赛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公平”和“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都是人类社会在致力追求的两个主要的价值。关键在于,要适地适时地取得某种平衡,太偏向于一端,或两者皆失,都是难以持久的。而当下的美国,矛盾积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精英阶层更顾怜自己,沉醉在精英文化中,沉浸到自我正当的感觉里,而没有关心或照顾到其他人的利益,体验到他们的感受和痛楚。

  况且,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也是掌握在这部分高端的人手中的。他们利用整个话语系统包括媒体创造出一些“政治正确”的说法,避免政府利用政策来进行转移分配。比如在税收上的,尽管财富积聚在这些人手里,他们实际的税收却在不断减轻。出于同情怜悯,毋宁说是某种“施舍”,最底层的20%被照顾到了。然而同时,中间阶层,也就是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来改善境遇和维持自尊的人,收入和财产都在严重缩水。

  这里有个数据,1983年到2013年的三十年间,经济状况处于社会中间60%的多大数人,财产平均缩水高达40%到80%。他们中有近半数的人认为,将来的日子会更辛苦,而下一代的前景会更惨淡,更加不妙。这样弥漫的悲观情绪可说是举世罕见,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前两年皮克提在《新资本论》里提到的,世界上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最富的10%、1%,特别是0.1%的精英手里,引起了轩然的热议。可是许多精英分子,以种种理由和各类分析,来搪塞掩饰不平等加剧的基本事实,试图在继续这种局面的同时心安理得。

  本次美国大选传递出的一个新讯号,是民众越来越不满现状,越来越不耐烦两党缠斗相互指责、对政策不作为的格局。吊诡的是,强烈要求发出呼唤的这层窗户纸竟是由特朗普来捅穿的。别忘记,特朗普是个超级富豪,是美国高居于0.001%的尖端精英分子。

  观察者网:美国的媒体精英看不上特朗普这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吐槽、抨击特朗普的?

  孙涤:例如,《纽约时报》是美国自由左派的风向标,直到今年2月份特朗普的选情节节上涨之前,凡是纽约时报刊发的照片,特朗普都是龇牙咧嘴、面目可憎。此后,特朗普方才露出一点笑脸,也算是纽约时报的媒体精英的一点现实转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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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媒体上的特朗普不发龇牙咧嘴的照片

  其他的杂志也多半如此。就连共和党的喉舌福克斯新闻Fox News,也极不看好特朗普。它的大多数评论都是痛心疾首,称特朗普将给共和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甚至不少人称,宁可让民主党当选,也不能让特朗普替共和党参选。

  我个人的理解是,特朗普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迫使这些媒体看到自己并不广泛地代表民意,因此非常讶异、失落。特朗普用相当极端出格的言论来迎合民众,宣泄他们的愤懑、表达他们的亢奋,以至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很忘情地拥戴,这让各界人士,尤其是美国和各国的媒体精英人士大跌眼镜。

  更教媒体气愤的是,原本对你不爽就可以轻易把你封杀的通常手法,在特朗普身上却不奏效。特朗普不但不讨好媒体,不付媒体费用,不买广告,反而不留颜面地公开抨击他们。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媒体却不得不追着特朗普转,争相报道采访。特朗普曾经拒绝参加Fox News举办的公开辩论。当时有人说他这种傲慢的行为无异于自杀,后来屈服的反倒是传媒界。这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

  观察者网:特朗普现在喊出的口号也许可以“糊弄”住一批人。可是他能实现吗?

  孙涤:特朗普迎合民众对工作机会和收入增加的渴望,声称美国的失业率高是因为把产能移到了海外造成的,扬言要用行政或者财务税收的手段,迫使大公司转移部分产能回到国内。

  以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法权,总统至少提供几根胡萝卜,挥舞一些大棒。至少,特朗普不会再继续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说辞,不再标榜全球化、“世界是平的”,“不管你是美国人或是外国人都应该有相当的机会”,等等。而会直截了当地宣称,“我是你们选出来的,首先是为伸张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的主要职责是恢复美国的繁荣和信心,促使它更伟大”,诸如此类的。

  观察者网:这样的局面是不是新自由主义失败导致的?要扭转这个族群的“惯性”要花多大力气?

  孙涤:这个问题,责任是否完全在政府或者社会方面?我认为未必。起码有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自己的财务控制不够自律,收到钱就用掉,很少有积蓄。

  很有些人可能不赞同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尤其是竞争的分配结果。因为市场竞争中胜出者在经济分配上占了大饼的绝大部分,留给其他人的所剩无几。这些人,不管是通过自己努力和机遇运气获得的市场成功,同样有责任,甚至更多的责任,来维持适度的平等。然而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这个群体,包括媒体精英在内,始终高居在社会的顶端,很少能够切身体会到下中层的艰困和滑落。精英群体的那些所谓政治上正确的论调,也越来越背离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价值观、和话语沟通。

  这当然不单单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两党都是责无旁贷。目前民众的普遍感受是,两党的扯皮缠斗,很难有力举措,即使政府做了若干调整,短时间内也难以扭转这中局面。

  不过话说回来,美国毕竟是一个有相当活力的社会,有利的因素多,变化弹性大,从世界范围来看,要比好处许多国家很多,恢复、重建,和改弦易辙的能力是有理由期待的。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希拉里的选情?

  孙涤: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此无法下断言,应该说七、八月两党正式候选人开始角逐的话,希拉里是不是特朗普的对手还很难讲。总的来说,希拉里的支持度处于滑落,以往大家预测的她压倒性的轻易胜利、特朗普不堪一击的局面,就目前的趋势来分析,似乎不太可能了。

  现在希拉里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在重大原则和政策性问题上经常摇摆,像个见风使舵之人。让人觉得她不够真诚,并不在乎民众也不在乎政策,虚与委蛇,只想挤进白宫干一任总统。至于她能给民众什么有力的举措,改变何种社会分配结构是种奢望。

  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逐渐倾向认同特朗普。觉得他虽然厚颜无耻,牛逼哄哄,想入主白宫,但还是有可能带来一些变化的。倾向于支持他的人会这样想:特朗普也许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但希拉里肯定不能给我带来我所向往的。相当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想法,包括桑德斯的支持者,他们也许因为讨厌希拉里而选择不参加投票,甚至不满至极反而把票投给特朗普。

  说到头,一般的选民参加选举的时候,并不是理性地去解读候选人的政策诉求,或者解析他政策导向是否会对国家长期有利。选民的选择通常还是诉诸于情感共鸣的,看某个候选人是否顺眼,是否讨自己喜欢,若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就选他。

  选举虽说是大事,看起来很庄严慎重,和人际通常的交往却是同样的。你怎么分析一个人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很难讲的嘛。靠谱的还就是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跟着个人的感情来定。

  很多人建议希拉里改变她的风格,如果能改的话她早就改掉了。而且希拉里还有不少痛脚问题,是她很难坦诚面对的。特朗普反而显得更有活力,可以轻松调整口径,控制自己离谱的话少讲些,外交政策表述得委婉点。如果两个人进行面对面碰撞的直接公开辩论,我想特朗普吸引眼球和得分的机会,比较更大一些。

  观察者网:如果让您去投票,您会选谁?

  孙涤:我通常不参加票选。我所居住的洛杉矶是民主党的加州,稳定而不太会变。过去两届我投票给了奥巴马,连个锦上添花都谈不上。不过,我不投票并不是我认为大选本身无足轻重,而是我的一票投不投是不相干的。

  特朗普现象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反思自己所在的知识分子群体起初之所以看走眼,是因为关心的还只是自己偏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以自己偏狭的观点来代替民意,认为民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其实是既无基础又无说服力的。我至今还是很讨厌特朗普的难看吃相,不过我已经不再觉得他是荒唐不经,毫无道理的。特朗普的行为和思维也并不违背逻辑,更不是邪恶的。因为他的确在反映很多美国选民的想法、呼声、利益和情感。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3

旧文章ID:10606

中国必须想清楚在南海到底要得到什么

作者:王江雨  来源:南洋法雨

  各方主张的法、理、情

  某某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我国政府对与他方有争议的领土的一贯说法。这说法本身没什么不可以的,毕竟历史因素可以自然和逻辑地成为一个国家领土主张的道义基础,也可以解释和强化法理主张。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别的国家也可以拿来用,历史性主张并不是专属于某一个国家的。此外,历史性主张本身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法律用语。比如国际法上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五种方式取得领土,即先占、时效、割让、征服、添附,但并没说可以通过历史主张取得领土。历史主张只有转化为法律依据,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现在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或其他权力声索的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中国大陆和台湾(统称中方),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也都提出了一堆法律依据。我个人认为——其实国际上也不乏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主张在法律上的依据相对较为充足。毕竟,国民政府早在1947年就划下了十一段线,而当时其他声索国都还未成为独立国家呢。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的主张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将心比心,也要认识到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围,其渔民也在南海捕鱼为生。

  以南海诸岛主权形成的历史来看,先占、时效等都可以成为领土主张的最相关的法律依据。在这方面最有效的证据是“有效占领”。但在南海诸岛方面,这一点对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来说不太适用,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没什么对南海岛屿的有效占领。在国际法上讲,最先发现、命名、岛上找到古代钱币和生活材料等,都不足以构成有效占领的充分条件。但在法律上,出现冲突性权利的时候,讲究证据的相对分量,即优势证据原则,如果在大家都没有有效占领的前提下,哪一方能证明自己在发现、命名、生产生活之利用方面活动更频繁,所留下的痕迹更多,可谓胜算更大,但也并无必胜之道。

  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各声索国都有自己的道义和法理,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在各种争执中,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法律理据相对还是比较强的,但也绝不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和百分之百的胜算的。菲律宾的主张也许弱于中国,但也不能说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或曰菲律宾的疆界已经被某些过去的条约和菲自身过去的宪法所固定。必须指出,能提出这个问题,首先说明对南海问题的法律和事实之争有着颠覆性和自我误导的认知。就目前这个南海仲裁案而言,菲律宾并没有直接提出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而是主张南海诸岛不构成可以拥有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岛”,最多是可以拥有领海而不拥有专属经济区的“礁石”。菲律宾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固定自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享有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权益,这样就算中国占领的岛礁被认可拥有主权,也最多拥有12海里的权益。在这个基础上,菲律宾将继续争取对那些“礁石“的主权。

  此外,问题中所提及的法律文件,并不能视为固化菲律宾的疆界。国家的领土疆界在长期的历史阶段来看也是不断变化的,并非不可以通过国际法许可的方式继续获取新的领土,或者丧失某部分原有领土。至于是否合理,要大家各自提出证据后再评判。

  历史背景与国际政治:南海因何成为热点?

  南海问题成为本地区热点,是从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探勘协调委员会”发布报告提出南海海域有大量石油储藏开始的。此后沿岸其他各国见利心喜,开始进入南海占据岛礁和进行油气开发,以越南最为肆虐。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是资源之争的问题。就在其他国家在南海大肆活动的时候,中国却因为文化大革命,内政纷扰,失去了控制南海诸岛的最好的时机。

  必须指出,南海问题在近年来成为焦点,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之前,南海还一直比较平静,中国与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关系一直稳健发展,在本世纪初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阶段。但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手段之一,即所谓的“巧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尽可能地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2010年,在南海争端并未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焦点的情况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的东盟论坛上高调介入南海主权争端。此后希拉里和奥巴马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南海涉及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以超积极的姿态介入东亚事务,防范中国的目的是明显的,也是美国毫不讳言的,但美国的回归也是受到东亚国家普遍欢迎的,尤其是各个小国对中国的崛起和未来发展趋势感到不很确定的情况下。在现在的国际关系大势下,美国显然是要利用南海争端为美国军事上重返亚洲提供说服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理由,也希望凭此在亚洲建立起防范中国的统一战线。应该说,迄今为止,美国做得非常成功。这些都是考虑南海问题必须冷峻面对的现实,更是结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以大格局和大视野谋划国策时所必须详加权衡的现实。

  中国在美国介入后的种种应对表现,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实现了其离间中国与其邻国关系的目标。2012年中国以实力驱逐菲律宾军舰与民船,实现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这在东南亚引起戒惧。但此后,中国既没有在外交上采取有效的睦邻行为(比如对话、解释、安抚),也断然拒绝以国际法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解决争端,使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日渐增加(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是希望根据国际法来解决相关争端的),也将他们日渐推向美国一边。渐渐走出韬光养晦政策,这本身可以理解,我个人认为也是对的,但是要手法精细,也不能放弃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高地。

  怎样看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争端的关系?

  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必须明确指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当初积极参与了《公约》的制定,并在其中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这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尤为难得。《公约》的最后文本,也被认为是能够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第二,中国虽然做了一定的排除,但基本是接受了《公约》的强制仲裁条款。第三,《公约》虽然不涉及主权问题,但对于海上领土到底是“岛屿”、“礁石”还是“低潮高地”等,需要根据公约来判断。

  现在大家似乎在开足马力痛骂菲律宾提起仲裁是动机不纯或有政治目的云云。我觉得菲律宾将案件提交仲裁的行为应该无可指责吧。毕竟,一个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这不是什么错。国际争端各方先进行政治协商以解决争端固然是惯常做法,但协商本身并不是阻碍一方起诉或申请仲裁的充分法律条件,协商本身也有限制,否则如何防止一方以协商为名,无限期拖延争端解决?如果能这样,那么相当多的国际条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还有什么用呢?此外,中国与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达成的一系列文件,在性质上基本属于政治文件,并没有施加法律义务,也并没有排除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

  总之,菲律宾将纠纷提交仲裁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这是《公约》所允许的,也是正当的。但这并不代表菲律宾提出的请求在法律上一定是站得住的。菲律宾所提请求的合法性,应该通过《公约》本身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判定。

  中国的态度总体上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这个主张本身,我觉得倒是没有正当性和法理依据。首先就管辖权而言,中方主张自己做出了排除。菲律宾起诉的事项是否处于中方排除的范围另说,但是从程序上讲,第一,根据《公约》的规定,此类仲裁确实可以“单方”提起。第二,管辖权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公约》规定的程序,这个问题是仲裁庭自身说了算,仲裁庭有权就自身管辖权做出决定。中国当初参与公约制定的时候,对这一点并未作出反对和排除。甚至,在2014年外交部公布的“立场文件”,也明确承认了仲裁庭有裁定自身管辖权的权力。

  就算中国不接受管辖,完全“不参与”的态度也得不偿失,自己放弃了到仲裁庭直接去阐述立场而影响裁决的机会。根据国际法和相关惯例,一国不接受国际裁决机构的管辖权,依然可以至少在审理管辖权问题的庭审阶段参与抗辩。如果中国坚守不接受管辖权的立场,但是实际上做好充分准备和全力以赴应诉,延请国内和国际知名海洋法律师,准备好各种文件,当庭声明中国不接受仲裁庭管辖权,但是仍然做出充分抗辩,这既不妨害不接受仲裁庭管辖权的一贯立场,又能充分利用庭审程序进行“合法斗争”,还可以展现出中国尊重和愿意利用国际法规则的形象。

  不去出庭也等于是将这个法律”战场“完全让给了菲律宾,可谓不战而退。不言而喻,菲律宾提交的法律文书和控告理由,必然(事实上也是)耍弄各种伎俩,包括选择性引用公约法条和相关国际法案例,避开不利于自己一方的论据,也躲避不提交不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等。对这些常见的律师手段,只能通过参加庭审程序予以揭穿方可能被仲裁庭考虑,而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此类机会。换言之,当庭的充分抗辩,必然能直接影响仲裁庭的判断,这是任何其他方式的表态(包括立场文件)都所不能取代的。这次不出庭的情况下,仲裁庭做出完全不利于中国的“缺席判决”并不奇怪。在任何一般诉讼和仲裁中,当事人有无律师代理以及律师代理的水平高低都会影响最后的裁决,何况一方当事人根本不出席呢?

  未来路在何处?

  领土争端,在人类历史上很长时间是通过国家实力的比拼,到最后一般通过战争来解决。以一国的实力和武力来取得有利于自己领土分配结果,这个在今天仍然在一定范围存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国与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日益迈向法治化,通过“比拼”法理来得出个结果。应该说这是人类在经历无数次惨烈战争后学到的宝贵教训。动辄诉诸实力,必然生灵涂炭,到最后没有真正的赢家。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已经成为一国实力的必然组成部分,尤其对于大国而言。大国要“号令天下”,取信他国,激励他国跟随自己行动,都不能忽视国际法,更应善于利用国际法。在各国利益彼此纠结而战争代价无比巨大的情况下,轻易诉诸武力并不利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自持武力而放弃国际法的巨大作用,更是弃明珠于泥涂,得不偿失。“不参与”的立场,却很容易造成中国自外于国际法和国际体系的印象,极大地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

  此外,纯粹的实力主义者不可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即目下中国的实力虽然在快速增长,但仍然和美国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和美国以国际法手段纠合起来的联盟或者准联盟体系相对抗。对于其他国家占领南中国海大多数岛礁和美国屡屡进入中国人造岛屿附近海域的行为,中国目前实际上并无实力去武力应对(比如武力夺取菲越所占岛礁和驱逐美舰),且也没有政治决心去这样做。如果一方面并无武力应对的实力和意愿,另一方面又高喊着”实力高于一切“而忽视法律上的手段,以”不参与、不接受“的消极态度面世,等于是坐视其他国家通过国际法手段快速侵蚀中国主张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如果仲裁庭在实体问题上宣判,将会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宣布中国不能根据所占岛礁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甚至是全面否定九段线的效力。到时候不管中国是否接受,这个裁决会奠定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基础,给中国的南海权益带来无穷的麻烦。换言之,既没有实力,又不在法律上去努力争取,这是一个最坏的局面。

  南海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盘根错节,牵扯因素太多,而美国的介入,使得中国在其中能够运作和掌控的空间已经相当小了。为今之计,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1)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想清楚自己在南海到底要得到什么,要实现什么国家利益。是要完全独霸南海,还是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独霸能够实现吗?分享则能分享到什么程度?具体而言,九段线的具体主张和法律地位到底是什么?不把这些根本问题搞清楚,就很容易朝三暮四,进退失据。

  (2)放弃“不参与”立场,并不要再对这个立场做谩骂式的辩护。这个立场并没有国际法理依据,而且在国际上根本无法为任何其他国家所真正接受和理解,只能说是在国内自我误导。取而代之的,可以是在法律上“参与,但不接受”。参与指积极参与法律程序,不接受指不一定接受该案的程序和实体性裁决。这个有例在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案中就是这么做的。

  (3)绝对不能让南海问题恶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整体的关系,尤其是那些非声索国。要就这个问题和东南亚国家进行真诚的对话,让他们感知到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守信的、友好和遵守规则的强大邻居。

  (4)东南亚国家也必须认识到,无论如何,中国是邻居。“天堂很远,中国很近”,与中国搞僵关系,受损最多的是东南亚国家本身,其次是中国,渔利最大的是美日。但若要东南亚国家不去靠拢域外国家,中国自身的表现必须取得他们的信任。

  (5)长远来讲,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本是亚洲发展的大趋势,但这个前几年如火如荼的发展进程已经被中日争端、TPP和南海争端打断了。就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而言,如果舍弃东亚经济一体化(包括东南亚在内)给中国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巨大战略利益(将周边国家纳入中国主导的经济圈)而因为在南海死争一城一地一岛一礁,且手段粗糙引发不信任,实在是非常短视的。在这个意义上,睦邻东南亚国家,实现南海的资源共享和共同开发,是必由之路。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2

旧文章ID:10605

矫情的民主党和愤怒的共和党把美国玩坏了

作者:  来源:PKU法治研究中心

  导言:当盲目偏执的白人劳工遇上别有用心的煽动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粹主义憎恨政治与“工人阶级复仇主义”。而这,团结了右派,却撕裂了美国。

  矫情的民主党和愤怒的共和党把美国玩坏了

  美国的政治语汇里有两个词十分生动传神,值得玩味:Limousine Liberalism和 Limousine Liberal。大约可翻译成中文“豪车自由主义”与“豪车自由派”。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语境存在很大差异,这里的 “Liberalism” 和“Liberal”与国内公共讨论中常用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派”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把“豪车”和“自由主义”放一起,就像把“精英”和“革命”放一起一样,是一种“矛盾修辞” (oxymoron)。“豪车自由派”几乎就像一个“政治引火棒”(a political lightning rod),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进而导致政治的极化。通俗来说就是“招人恨”。而对“豪车自由主义”和“豪车自由派”最常见也最有力的批评,是说他们“虚伪”、“伪善” (Hypocrisy),是“伪君子” (limousine liberal hypocrite)。

  比如,这些人一方面坚持每个人都应该上公立学校,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再例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没错,就是与小布什打“世纪选战”官司的那位。他那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广为人知,讲述了工业化对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呼吁保护环境,但讽刺的是,他自己却住在高耗能的豪宅里。

  但,“豪车自由派”真的只是一群伪君子吗?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豪车自由派:一个煽动性形象是如何团结右派,却撕裂美国的》(Limousine Liberal: How an Incendiary Image United the Right and Fractured America)——却认为,指责“豪车自由派”虚伪、伪善当然不无道理,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的核心论点是,“豪车自由派”是一个带有煽动性的“形象”(an Incendiary Image),它起到了让右派团结在反对“豪车自由派”与“豪车自由主义”的大旗下,却撕裂了美国的效果。

  作者史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历史学家、作家、编辑,曾执教于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与纽约大学,还担任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基本图书、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编辑,同时是“美国历史学家协会”(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杰出讲座人”(Distinguished Lecturer)。根据该协会的介绍,弗雷泽的作品贯穿着两条主线:劳工史和美国资本主义史。

  那么,作者究竟有何深意呢?

  “豪车自由派”的缘起

  作者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的大多数“豪车自由派”都是民主党人,比如希拉里就是典型的豪车自由派伪君子。但这个词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却是指一位共和党人。个中缘由还要从1969年纽约市市长选举开始讲起。

  那年选举,经过党内的激烈角逐,最终代表两党的分别是民主党候选人马里奥·普洛卡奇诺(Mario Procaccino)与共和党候选人约翰·林赛(John Lindsay)。林赛是当时纽约的在任市长,谋求连任,他担任过代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Upper East Side)的共和党众议员。这个区权贵和富豪集中,是全美著名的上流社区(silk-stocking district)。不消说,林赛本人自然也出身豪门,是不折不扣的“高富帅”。

  普洛卡奇诺则出生于意大利,9岁时才移民到美国。为了讥讽林赛,普 洛卡奇诺生造出一个词“limousine liberal”,即“豪车自由派”,意指林赛以及他那些主要来自纽约市外围行政区(outer boroughs)的白人精英伙伴的虚伪作派:他们一方面声称要为穷人的福祉而奋斗,尤其是贫穷的黑人,另一方面又不承担改善穷人的困境带来的成本。

  这些人住在自己的高档社区里,远离穷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贫穷、犯罪以及日常生活,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资本收益和投资分红,却不管辛辛苦苦挣工资的普通纳税人的收入是增还是降;他们出行都乘坐豪华汽车,而不是拥挤的地铁;他们的思路不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求别人改变生活方式:别人应该让孩子坐校车去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应该承担起愈益膨胀的福利体系带来的税收负担,应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居住的社区的种族和社会构成被颠倒个底朝天。普洛卡奇诺讥讽道,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self-righteous folk)根本不在意小店员和小业主。

  林赛及其代表的阶层自然要作出反击。自由派媒体,诸如《纽约邮报》、《纽约客》等等,都竭尽全力嘲讽普洛卡奇诺及其竞选伙伴。结果,不久之前,人们还把那些敢于反抗有钱有势的大亨(fat cats)的下层贫穷白人——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甚至犹太裔——誉为“文化英雄”,欣赏他们身上那种“普通人的逍遥自在”(everyman insouciance)气质;但经过这次宣传,同一群人,现在却被渲染成声名狼藉的反动非法分子(reactionary outlaws),而且穿着举止都十分老土过时,简直成了“下等人”(lesser beings)。作者援引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从此“豪车自由主义”就“固化成特权阶级的正统思想了”。

  在作者看来,“豪车自由派”和“豪车自由主义”的名声促进了自由主义的衰落,并且使自由主义至今都蒙上它的阴影。不止如此,林赛1969年的胜选也是唤醒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的号角。

  右翼民粹主义

  虽然林赛出身优越,但他改善穷人境遇的想法,无论是否真心,毕竟没错。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人民”本身并不是均质的,“人民”经常是由各种自身特质与利益诉求都差异甚大的群体组成的;你的改革如果只让其中一部分“人民”得利,却让另一部分“人民”受损,那么必然会引起后者的不满。林赛的改革,似乎就出了这个问题。

  尽管林赛是个共和党人,但他对民主党的黑人选民和波多黎各社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公开表达自己对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activism)的支持。当选之后,他有意绕开既有的黑人政治建制(the black political establishment),而直接提拔那些街头运动分子进入自己的施政班子。他积极倡导不少富有争议的改革,有时甚至会因此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比如民事警察审查委员会、低收入者分散住宅计划、学校分散计划、社区管控以及纽约版的“费城计划”,后者的目的是迫使建筑业工会向少数族裔工人敞开大门。

  显然,这些面向非白人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挤占了白人劳工群体的机会和资源,势必引起他们的怨恨情绪。别忘了,普洛卡奇诺就是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移民,而林赛则是上层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因而,在普洛卡奇诺眼里,林赛不过是个试图用牺牲辛勤工作的白人劳动者利益的办法,来改善其他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的搅局者。

  白人劳工,听见这个词你会联想到谁?

  极度的漠视通常会导致极度的愤怒。利益诉求长期遭到漠视的白人劳工群体自然积攒了大量的怨气,要发出自己的“吼声”,于是他们选择了川普。但白人劳工的呼声,又被批评为把自己的不利处境归咎于比自己社会地位更低的人,比如黑人和非法移民。换句话说,是在推卸责任、找替罪羊。因而,白人劳工及其政治代表或曰“喉舌”又被贴上了“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的标签。

  憎恨的政治

  在弗雷泽看来,在“豪车自由派”这个语词诞生之前,对它指称的那种人的厌恶情绪事实上早就存在了。换句话说,观念(concept)先于语词(epithet)。

  根据弗雷泽的论述,对出身高贵的改革者的不信任与怀疑至少可以追溯到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当时,“应当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执掌一个积极能动的政府”的观念开始流行。也是自那时起,这种不太“接地气”的精英式人物一直遭到花式调侃。由此,作者回顾了从休伊·朗(Huey Long)和查尔斯·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到今天的茶党等右翼民粹主义者。

  作者认为,美国历史充满了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上流自由派的嘲弄和攻讦。在一些煽动家的蛊惑下,人们给这些自由派取了形形色色的外号来讽刺他们,力图搅起对他们的憎恨情绪,例如“只会空谈的温和激进派”(parlor pinks)、“开奔驰的马克思主义者”(Mercedes Marxists)、“穿条纹裤的家伙”(men in striped pants)、“翘着小拇指喝马丁尼”的娘炮等等。右翼民粹主义者之所以讨厌自由派,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虚伪和伪善,更是由于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盲目自信。

  结果,对“豪车自由派”的攻讦助长了美国公共领域里对过去75年来大多数重大改革的憎恨情绪,包括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以及福利国家。

  因而,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本书的主题并不是批判“豪车自由派”的虚伪与“豪车自由主义”思想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哪一个具体的“豪车自由主义者”。作者更关心的实际上是,“豪车自由主义”的标签是如何被煽动家们当作煽动右翼民粹主义者羞辱、诋毁、嘲讽自由派的稻草人的。在作者看来,前文提到的查尔斯·考夫林神父和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都是此类煽动家。

  从行文的语气看,你大概已经嗅到了作者对其笔下的“煽动家”(demagogue)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否定意味。显然,作者并不认为光靠嘲讽这些煽动家和盲目的民粹主义者就能解决问题。关键是,处境不利的白人劳工阶层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首先必须从理智上认清自己贫困的根源以及到底是谁在压迫他们。但是,结合当下的美国政治来看,川普的支持者之所以选择川普,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真理在握,而川普只是那个最接近自己想法的人。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对“豪车自由派”的妖魔化、污名化史,表明有些美国人总是顽固地支持那些煽动家。这些人同他们选择的政客一样,毋宁说中了“盲目偏执”(bigotry)的邪。

  而这背后,实际上是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把一切问题的根源以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一个由一些社会地位显赫的人(豪车自由派)与那些一无所有者(黑人与其他非白人少数族裔、非法移民)的怪异联盟。

  当然,作者并非那种高高在上、对劳苦大众毫无同情心的“精英”。有论者评论道,就像大多数左翼分子一样,弗雷泽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批评富人、同情穷人。弗雷泽认为,对“豪车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是迷思,确实存在那种虚伪的“豪车自由派”,因此他能理解工人阶级的焦虑:人生已经如此艰难,贬低、嘲笑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富豪,何尝不是情绪上的宣泄与心理上的补偿呢?哪怕只是一种程式化的姿态。

  然而,同情归同情。当盲目偏执的白人劳工遇上别有用心的煽动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粹主义憎恨政治与“工人阶级复仇主义”(working-class revanchism)。而这,在作者看来,正如其书名所说,团结了右派,却撕裂了美国。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0

旧文章ID:10604

郑永年:中国在南海僵局中的关键作用

作者:郑永年  来源:环球网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刊载郑永年文章,原题为《南中国海僵局及其未来》

  近来南中国海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峻了。美国国防部长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推迟原定对中国的访问。在日本召开的G7外长会议发表了《海洋安保声明》,尽管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在明确批评中国于南中国海的行为。无论是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还是日本的加入或者澳大利亚等国的关切,无疑都是在指向中国。不难看出其中美国的角色至为重要。尽管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向美国表明,南中国海岛礁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双边争议,但美国几乎已经决定了其干预政策。也有观察家已经指出,区域内国家似乎变得更加团结了,对华政策具有了一致性。概括地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正在出现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意在对付中国的新联盟。而这个新联盟所造成的一个局面,似乎是要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让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可以退让的空间。在填海造岛领域,中国是“后来者”,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先于中国在进行此类活动;只是因为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大,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大大超越了其它国家过去数年所做的总和。中国的行为是对其它国家行为的反应。再者,如果中国不能对其它国家的行为作出反应,执政党的合法性必然产生危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其所认同的主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也存在着民族主义。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中国如果对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现状”做任何重大的退让,其领导层会面临巨大的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实际上,如果国外的压力越大,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越是会高涨起来。当然,对其他国家也会如此。

  如果这样,南中国海的情形是否就会如一些观察家所预见的那么悲观吗?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互动,一定会促成南中国海问题的升级,演变成公开冲突甚至战争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做一些细节的分析。南中国海问题实际上由三个层面的关系组成,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东盟(亚细安)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其它声索国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是互为关联着的,但分析时需要区分开来,因为在不同的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在中美关系这个层面,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背后有几个主要因素。首先,美国的主要关切便是“航行自由”。所谓的“航行自由”就是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其想去的任何地方。实际上,为了保证其“航行自由”,美国本身并不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部分。近期美国到西沙巡航也是这个意思,美国人并不是不懂西沙和南沙之间的不同,因为西沙并没有像南沙那样具有多的争议性。第二,美国对中国南中国海行为的错误战略判断,即美国认为中国填海造岛,是中国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开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就是如此,只是把自己的经验简单地套用到中国而已。第三。美国担忧军事化,妨碍区域和平。中国从一开始就一直强调,南中国海岛礁建设的非军事化用途,如果有也只是最低限度的防御。就中国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导弹能力)来说,把一些军事能力安置在海南岛和南中国海的这些岛礁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不断派军舰和飞机来从事“航海自由”促成了中国的“军事化”;或者说,中国的“军事化”只是为了向美国人显示,如果“我乐意,我是可以做到的”。

  小国与大国在国际法的矛盾

  尽管日本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也有关切,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日本一方面是出于美日同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日本也有其自己的算盘。在东南亚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必然需要。在今天的亚洲,日本主要的地缘政治空间在东南亚,日本要乘这个机会利用美日同盟介入东南亚事务。

  就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东盟国家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声索国,另一部分是非声索国。非声索国尽管在主权问题上和中国没有冲突,但也必须关切南中国海问题,包括航行自由、区域的稳定、同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一致性等等。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些国家对中国也有诸多要求,包括要求中国明确“九段线”的定义、主权的含义、岛礁和海洋的区别、中国东盟行为准则的达成等等。对中国来说,这里的难题是历史和法律之间的矛盾。较之中国,东盟国家都是较小的国家,都是倾向于诉诸于国际法。国际政治上,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大国不太乐意诉诸于国际法,而小国则以国际法来自保和追求自己的权利。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际海洋法和中国的历史权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南中国海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九段线是中国继承下来的历史产物,而国际海洋法则是非常当代的事情。历史具有特殊性,但正如所有的法律,国际海洋法追求的是普遍性。中国一直回避“九段线”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看来,一个非常当代的法律,并不能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如果东盟(和美国)硬要迫使中国明确“九段线”,中国肯定会说,“这是我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只要中国领导层面临巨大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领导人敢于说“不是我的”。如果中国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势必加剧局势的紧张。这里不难看到中国的模糊外交策略的合理之处。

  在这个问题上,东盟的策略实际上也是值得商议的。就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始的时候,南中国海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到现在,中国至少已经把岛礁主权和海洋区分开来,中国强调岛礁的主权性,但海上航道安全(海洋)则是所有国家的关切。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来破坏南中国海的航道安全。一旦南中国海出现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其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八十多都要经过南中国海。

  近年来,中国也提出了“双轨思路”,即当事国(主权声索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问题,而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或者说主权问题通过双边谈判,而海上航道安全则是多边问题。此外,如果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规制其成员国的行为,也很难让中国信任东盟。在这方面,中国正在避免这样一种情形:如果对中国不利的,东盟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如果对中国有利的,东盟没有任何共识。在和欧盟的关系上,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中国在僵局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和其它声索国之间的关系则是关键。中国和这些国家都是邻居,和这些国家之间也知道如何相处,如何去解决问题。对南中国海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国家也是理解的。即使在没有使用任何国际性法律的情况下,中国和越南早就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在和越南解决陆地边界过程中,中国的让步也不少。这个案例也说明,说中国是“大国欺负小国”并没有任何证据。现在的问题是,如同前面所讨论的,较小国家一般都倾向于诉诸于国际法来解决问题,而国际法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声索国想借用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力量,来求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有美国支持和没有美国支持,这些国家所求助的问题解决方法会全然不同。一旦大国卷入,南中国海问题就演变成为地缘政治之争,变得更加复杂。即便如此,在声索国中间,各国的态度和方法也非常不一样。例如,越南和菲律宾显示强硬的态度,而马来西亚一直秉持比较理性的态度。在不同领导人之下,同一个国家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

  南中国海似乎已经陷入僵局,而且僵局一时难以化解。僵局并不是坏事,因为较匆忙寻找解决方法为好。不过,各方必须保证不会升级到公开的冲突甚至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关键作用。有几点是中国必须意识到的。

  第一,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前中国总是回应其它国家的所作所为,而现在则是其它国家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反应。

  第二,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耐心,因为理性出自耐心。对他国的行为,中国不能有本性的反应。在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更应当理性。

  第三,中国要有自信。美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成本非常高,而中国自己的成本远较美国低。只要中国自己没有扩张的野心,美国支撑不了多久。

  第四,中国和东盟仍然有很多的外交空间。大多数东盟国家也是想和中国友好的,不想与中国为敌。奥巴马和东盟首脑在美国加州的峰会,没有明确提到南中国海问题,表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不想过多刺激中国。事实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互赖性已经相当高。

  第五,即使和其它声索国的关系也有改善的空间。中国不是美国,美国可以中断和古巴的所有关系半个世纪,但中国从来不会把事情做绝。例如,这些年来,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仍然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尽管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这表明,双边之间也会出现机会来改善关系,一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亲美了,或者对美国不再幻想了,就会有改善的空间。第六,中国可以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域外大国,例如可以容许美国和东盟国家也使用设施,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第七,在相关国家都实际占领了一些岛礁之后,中国也可以倡导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回到邓小平早年所倡议的“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

  对中国来说,如果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发生重大的国际冲突,无论对内部建设还是外交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能够稳定局势、和平地解决问题,中国会是和平崛起的典范。作为一个能力越来越大的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是具有巨大的潜能的。(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2

旧文章ID:10603

谷歌搜索为希拉里过滤不利信息?说只是没自动关联攻击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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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一苇,张春楠  来源:澎湃新闻

  一直以“不作恶”为公司座右铭的谷歌,最近遇上了个大麻烦。

  美国当地时间6月9日,流行文化网站SourceFed发布在 YouTube的一则视频引起轩然大波。SourceFed在视频中指出,谷歌涉嫌通过人为操纵搜索联想功能,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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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

  谷歌对此事件表示高度重视,当地时间10日,谷歌发布声明称,“谷歌的关键词自动完成功能没有倾向于任何候选人。相反的看法误解了关键词自动完成功能的工作方式。”

  谷歌表示,自动完成功能中显示的关键词不会包括具有攻击性、侮辱性的词汇,而“犯罪(crime)”属于具有攻击性的词汇。此外,搜索联想的最终显示会基于多种影响因素,其中包括用户的搜索历史和位置,而不仅仅是搜索流量。

  谷歌称:“谷歌的自动搜索建议并不会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或者事件。对谷歌自动搜索建议的指控纯粹误解了自动搜索建议的工作原理。当与人名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搜索引擎不会自动建议冒犯的或者毁谤的问题。大体上,我们的自动搜索建议是基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提供的,其中包括搜索词语的热度。”

  此外,谷歌搜索资深高级工程师马特·卡茨(Matt Cutts)在自己的Twitter上称,这种指责是“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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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Fed在视频中称,当用户想搜索“hillary clinton crimes(希拉里·克林顿+犯罪)”时,只输入“hillary clinton cri”是不会出现crime这个相关词,而给出的关键词是希拉里的犯罪改革、危机,以及与犯罪相关的法案,即正面积极的搜索结果,这与雅虎、bing上的相关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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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视频中还有用“Hillary Clinton ind”,其实是想搜索“hillary clinton indictment(起诉书)”,因为此前希拉里曾用私人邮箱收发公文,由此引发的“电邮门”还在酝酿之中,但谷歌给出的建议搜索关键词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印第安纳”、“希拉里·克林顿印度”,而没有“希拉里·克林顿起诉”。

  马特则解释,其实大多数人搜索关于希拉里的负面新闻的时候,那么人们通常不会键入希拉里的全名,即“hillary clinton(希拉里·克林顿)”,而仅仅只会输入“hillary(希拉里)”。如果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Hillary in” ,关键词将自动联想为“hillary indictment(希拉里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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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特透露,自己特意问了谷歌的市场部门,SourceFed在将视频发布在网上之前,并没有对谷歌进行求证。“这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在做这样一个充满指责的长视频前,不去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马特道。

  截至目前,SourceFed并未对谷歌的回应做出评价。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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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美单方终止高铁合作:诚意不等于无条件答应漫天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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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颖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6月11日消息,近日,美国西部快线公司违反与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美国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单方面发布终止项目合作的消息,显示出该公司对合作不负责任的态度。

  根据中铁国际与西部快线公司于去年9月达成的合作框架协议,任何一方对外发布有关消息,必须经对方同意。然而西部快线公司不但单方面擅自发布终止合作的新闻公报,且在公报中声称,西部快线公司的雄心“超出了中铁国际及时有效推进该项目的能力”,如是托辞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上,自去年9月达成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铁国际一直与西部快线公司就其提出的各种要求,进行耐心谈判。中方理解一些美国人建设高铁的迫切愿望,积极支持美国高铁建设项目,但合作诚意不等于无条件答应对方的“漫天要价”。

  短短十来年,中国已建成的高铁相当于全世界高铁里程的半数以上,“中国速度”已令全世界惊叹。世界等级最高的高铁、世界首条新建高寒高铁、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高铁……这些“世界第一”足以说明中国高铁建设能力。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是一切商业合作的基石。西部快线单方面擅自终止合作的行为,很容易毁掉自己的信誉。中国铁路总公司6月10日发表声明,表示已依法进行交涉。

  “高铁梦”不只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很多美国人的梦想。在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背景下,高铁是在交通领域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为人类出行提供便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为“高铁梦”奔走呼喊,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使美国另一条高铁项目——加州高铁项目启动。

  由于加州高铁建设要求更高、涉及的方面更为复杂,很多人本来期待西部快线项目能够先于加州高铁完成。但如今,西部快线公司突然单方面宣布终止合作,美国人的“高铁梦”恐怕不得不推迟实现。

  中国高铁走出去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因为对外合作中有时会遇到不负责任的合作对象。或许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唱衰中国高铁,然而是非自有公断,公道自在人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尽己所能地帮助其他国家建设高铁,优化基础设施、创造更加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受益的将是全人类。

来源时间:2016/6/12   发布时间:201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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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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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本周二已落幕,为接下来一年的中美合作画下底图,其中经济对话达成60多项成果。6月8日,美国财政部和新华社发布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美国方面提到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方承诺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允许人民币双边波动;提高经济透明化,就经济政策作出清晰沟通、提高经济数据发布的透明度和范围;以及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解决过剩产能等热点议题。而中方清单提及市场关心内容较少,提到中国承诺致力于更频发地发布更完整、可靠和详细的能源数据信息,其中包括石油储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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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习近平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与美国财长杰克·卢握手

  6月9日,外交部公布《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相比于昨天新华社发布的清单,此份成果情况说明内容颇多,重点提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常规化:“与其法定职责相一致,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与这些目标相一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推动货币政策常规化,特别是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并以透明和尽可能可预期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对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保持敏感,并将保持美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作为自身关键目标之一。”

  6月7日晚,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分别介绍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有关情况和成果。

  朱光耀表示,汪洋副总理在对话闭幕式暨记者会上已就本轮中美经济对话成果作了全面介绍和权威阐述。我作为本轮对话的参与者主要有四点体会。一是始终坚持一条主线,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今年3月底华盛顿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将于6月中旬交换新一轮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争取早日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明确推进人民币在美清算与交易合作,中方将向美方提供2500亿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双方就各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形势以及面临的风险挑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二是始终突出一个重点,即为今年9月G20杭州峰会做好财金政策准备。双方充分肯定就G20成员应综合利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改革政策,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加强汇率市场政策沟通等达成的共识,并将继续予以贯彻和推进。三是始终把握一个政策点,即不回避钢铁产能过剩这一难点问题。双方都认为主要经济体应合力应对这一由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复苏乏力、需求不足引起的全球性问题。四是达成一项没有纳入成果文件中的成果,即双方均认为中美经济对话成果显著,有力发挥了中美经济关系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应在今后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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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与美国财政杰克·卢一起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成果如下: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于2016年6月6-7日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来自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席了本轮对话。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济繁荣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在战略与经济框架下就广泛议题加强合作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十分重要。本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承诺全面落实历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包括前七轮对话中达成的成果。双方表明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双方还讨论了国际经济问题包括G20财金议程,各自国内和全球经济面临的持续风险和应对政策工具,以及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承诺继续就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关键经济事务保持坦诚和开放的对话。

  一、加强经济政策

  中美双方共同重申在2016年上海和华盛顿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相一致,中方将继续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允许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中方强调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与其法定职责相一致,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与这些目标相一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推动货币政策常规化,特别是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并以透明和尽可能可预期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对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保持敏感,并将保持美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作为自身关键目标之一。

  中方将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确保高质量并由私人部门驱动的投资以扩大本国需求。美方认同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的重大承诺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在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中方将推进下述结构性改革:

  (1)通过为下岗工人再就业提供中央支持,并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与地方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收入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更好地支持居民消费。

  (2)基于精算平衡和可行的筹资机制,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适应流动性要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全国范围转移接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且完善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3)放开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和市政公用等领域的竞争性环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4)将更多的国有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根据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关信息,包括按资金使用方向划分的支出信息。中国将建立覆盖包括国家、省级和地方各层级的全部国有企业、公开透明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

  (5)在短期,中方随时准备对这些改革作出补充,实施更为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中方将落实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等政策措施,清理相关基金,以减轻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促进服务业发展。

  美方继续致力于推动以更高的国内投资和国民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增长模式。为此,2017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多项促进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的倡议。认识到基础设施资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对提高潜在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美方承诺研究和完善公共事业监管框架。美方认识到预算进程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以及预算不确定性可能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并致力于到中期使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达到可持续状态。在2017-2026财年期间,美国本届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将带来3.4万亿美元新增税收,在满足2000亿支出提案的同时,还将实现支出的净削减。

  鉴于中美双方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融合度,双方承诺对各自的经济政策进行清晰的沟通。为了帮助评价转向消费和服务经济再平衡的程度,中方承诺:(1)继续完善分季度GDP支出法核算,待时机成熟时正式对外公布;(2)争取公布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月度服务业活动指标,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对外公布。中方将继续完善季度财政统计,以满足G20数据缺口倡议(DGI)的要求。

  中美双方支持G20对监测和分析资本流动的努力,包括识别风险。我们欢迎IMF持续工作,审查各国应对资本流动和识别新问题的经验和政策。认识到中国在对国际社会公开能源数据和统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包括最近的与国际能源署进行的加强数据交换的讨论,中方承诺继续提高向国际能源论坛联合组织数据倡议提交报告的范围、准确性和及时性,加强数据能力建设以持续提高能源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探索建立一个能源信息交换技术工作组。中方致力于在双边论坛中更加频繁地发布更加完整、可靠和详细的能源数据信息,包括战略石油储备信息。

  美方欢迎中方开始向国际清算银行提供国际银行业统计数据。中方正继续努力,解决按国际清算银行公布要求全面收集国际银行业统计数据所面临的技术问题。

  中美双方认识到,监管程序的透明度以及监管行为的全面和可靠信息的可获得性,对于促进良好高效的金融市场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鉴此,双方确认,在监管措施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中,透明度对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可预见性的重要性。除了特殊例外情况,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继续提前公布影响到外国金融机构权利和义务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提供自公布之日起通常不少于30天的公众评议期。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

  中美双方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双方认识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予以关注。中美双方承诺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上述挑战,以加强市场功能和鼓励调整。

  中美双方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中美支持现行的旨在识别解决全球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问题的有效政府政策,以及实现产业发展方面的更大透明度以促进市场主导应对措施的国际努力。

  美方认同和支持中方为化解过剩产能所做的持续努力,支持中方进一步改革以培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中美双方认识到,就控制过剩产能采取果断行动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美方认同中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在今后5年压减约1-1.5亿吨钢铁产能、严禁新增粗钢产能的计划。

  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议程相一致,中方正采取更多的措施确保市场力量不受限制,以更强的市场导向促进钢铁行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削减过剩产能。中方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恰当政策措施,用法治化和市场导向手段解决钢铁等困难行业的过剩产能。

  中美双方将确保没有针对钢产能净扩张的中央政府计划、政策、指令、指导、贷款或者补贴。为解决去产能引起的失业问题,中国政府已决定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主要通过支持下岗工人安置和福利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进行工业企业结构调整提供激励和奖补。美方欢迎中方正在进行的以确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与削减钢铁过剩产能的目标相一致的行动和计划。

  中方将采取措施,严格控制新增钢铁产能,减少钢铁净产能,淘汰落后钢铁产能,敦促环保、能耗、质量、安全达不到标准的产能依法依规退出。中方将通过采取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的方式,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中美双方将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动,包括参与定于2016年9月8-9日召开的OECD钢铁委员会会议,并讨论成立一个全球钢铁论坛的可能性,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

  美方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下钢铁对话,与中方分享那些曾在产能过剩情况下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美国城市和地区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中美双方将就产能过剩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信息分享。

  就正在推进中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美双方承诺将于6月中旬交换负面清单改进出价,以反映双方的共同目标,即致力于实现非歧视、透明、开放、自由的投资体制。中美双方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期达成一个能有效促进并确保市场准入和运营的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协定。

  美方重申,继续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产品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重申,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

  双方承诺,用以在商业领域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安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安全法规)的一般适用措施,应符合世贸组织协定,仅用于小范围,考虑国际规范,非歧视,且不应对商业机构在相关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方面不必要地设置基于国别的条件或限制。双方承诺,普遍适用于商业领域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网络安全措施,不会不必要地限制或阻碍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或服务外国供应商的商业销售机会。双方肯定,使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解决方案,通常能够增强商业机构的网络安全。

  中美双方承诺将进一步改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审批程序。中方将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评价办法》(农业部令第8号)及相关措施进行修订。中方所做修订将符合2015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中就有关农业生物技术管理达成的成果。中方将及时、持续、科学地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申请进行审批,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完成相关评价后依法完成最终审批进程。美方将针对非同步审批对可持续性、贸易和创新的全球影响开展一项研究,并在2016年10月之前提交中方。中美双方将于2016年底之前召开会议,全面讨论农业生物技术相关政策事宜。

  美方承诺落实中美双方在往届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达成的共识,并已启动中国禽肉输美的国内法规程序,以期尽快实现中国自产原料熟制禽肉输美。

  中美双方欢迎两国政府在农业科技研究领域探讨互利合作,并在根据两国政府事先达成的共识和合适的条件下,讨论与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

  中美双方承诺在原则上鼓励业界就互利共赢的科技研究进行探讨,开展精准农业科技的技术交流,分享精准农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以促进双方现代农业的发展。

  中美双方承诺在原则上通过两国农业部资助的科技合作交流项目等机制,加强农产品加工合作。

  中美双方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沟通合作。

  中美双方支持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努力,包括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PPP)与国内外投资者一起增加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商业投资。

  双方鼓励关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最佳做法的宣传,这将激励两国企业探讨可行项目和商业合作模式。

  美方重申其在2015年第2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就特别301报告和恶名市场报告作出的有关承诺。

  中美双方认同在监管措施的制定和发布中,透明度对于提高可预见性和市场参与的重要性。中方承诺其产业发展相关文件平等对待所有企业。中方承诺对于《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发展政策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和措施,将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时限等要求公开征求意见,并提高政策透明度。中国的产业发展基金——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基金——都将以市场为基础的概念运作,中方将依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和措施公布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文件草案。中美双方承诺建立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法律和监管环境。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美国商务部就中美先进制造业交换了意见,就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的作用、“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及《中国制造2025》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认同利用现有对话机制探讨两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等议题的价值。

  为支持中方提高企业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努力,中方承诺提高企业所有制和治理信息的透明度。为此,中方承诺在省级工商主管部门进一步建设数据库,向有兴趣者公开提供免费或合理收费的、容易搜索的信息,包括在全国各地方工商主管部门注册的企业工商登记、备案信息,以更好地为商业从业者提供指导。

  认识到一个高效的航空系统对安全运输人员与货物的重要性,以及航空运输在总体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战略角色,中国和美国在2016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举行了航空边会。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以下五个领域交换了意见:(1)如何构造一个整合的、一致的和可持续的全国航空系统,包括航空安全监督、航空保安、空中交通管理和机场准入;(2)如何推进国家航空系统的管理更新,以满足对运输能力不断增加的要求;(3)如何建立能够协调、有效和透明地履行职责和义务的体制机制;(4)如何支持正在推进的双边适航活动取得成功;以及(5)在现有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上制定长期、跨部门协作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双方计划通过适当的双边机制加强航空合作,以应对21世纪航空系统的挑战,并认识到,以战略性的、跨政府部门协作的方式应对挑战至关重要。双方将利用现有双边合作机制,如中美航空合作项目(ACP)合作解决这些挑战。作为第一步,双方高级代表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边会期间讨论过的计划的实施方式。双方将向2017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报告进展。

  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与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对话和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互利中美两国,努力达成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互认。

  中美双方认识到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联合工作组在促进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政府在第2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期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关于建立促进中美地方贸易投资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并继续推动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间贸易和投资双边合作。中美两国商务部对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团组互访和相关促进活动提供适当支持。

  三、促进金融稳定与改革

  中美双方欢迎按照适用法律进一步发展在美人民币交易与清算能力,在深化中国金融市场的同时,改善美国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双方强调保持中国和外国金融机构公平参与人民币交易和提供清算服务的重要性。

  (1)中方承诺在美指定人民币清算行,作为人民币代理行清算之外的一个机制。

  (2)美方欢迎中方初步给予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并期待2016年底前美国机构获得牌照。中国将根据市场发展和需求提高美国的RQFII额度。

  (3)美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至少每年对在美人民币交易和清算机制联合评估一次。

  认识到培育机构投资者基础以支持股票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中方承诺采取措施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

  (1)中方认识到在证券基金行业引入境外机构有助于提升行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承诺将逐步提高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持股比例上限。

  (2)中方欢迎符合条件的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申请登记成为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中方将颁布外资机构参与此项业务的监管和资质要求。

  (3)美方欢迎中方出台实施细则,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包括利率掉期和用于对冲目的的债券远期交易。为支持外资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美方也欢迎中方宣布给予合格美国金融机构结算代理人资格和债券承销许可证。中方承诺通过明确启动破产案件的标准,确定明确且具体的破产门槛,提供自申请之日起的自动冻结程序等,加强国内外投资者的债权人权利。中方承诺简化QFII和RQFII的法规和审批程序,以便利跨境投资。

  (4)中美双方欢迎由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认可的更新的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双方承诺支持实施该原则并参加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其进行的同行审议。中国证监会将会同有关方,在坚持对所有上市公司实施一致的信息披露和公司监管标准的同时,完善中国的公司治理准则。中方承诺加强措施确保执行公司治理规则,并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包括对关联方交易增加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协助允许股东向欺诈公司提出合法索赔的努力。为帮助股东能够分享公司的利润,中方还承诺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披露其分红政策。

  中方宣布,作为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的后续工作,中方发布了《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了向境内支付卡交易提供电子支付服务的国内外机构发放牌照的程序。

  为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稳定,中美双方承诺实现如下成果:

  (1)在逐渐融合的全球金融市场中,中美双方认识到与市场保持有效沟通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分享信息的重要性。

  (2)双方对自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为推进公众公司审计监管跨境合作所作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工作表示赞赏。双方将在去年对话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于近期启动检查工作,并将继续探索长期合作的有效方式,以保护投资者和增强公众对两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3)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监会已建立促进跨境执法合作和其他信息分享安排的工作层定期电话会议机制。根据2015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相关成果,美国证监会建立了通报中国证监会中国概念公司在美国证监会注册和在美国上市情况的机制,美国证监会已开始定期向中国证监会提供此类报告。此外,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监会过去一年中在专业技术交流会上讨论了关于市场成长与发展等问题,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监会期待继续开展专业技术交流项目以及工作层面的对话,以促进包括在美上市中国概念公司的执法监管事务合作与信息交流。

  (4)中美双方支持中国证监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就双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期货市场监管进行更直接和频繁的对话与合作方面的努力。双方监管机构认识到这些衍生品市场在本质上是全球化的,认同此类合作的重要性和双方在市场运行概况、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市场和风险监控事务、监管改革与技术发展(如日益增多的程序化交易)等领域及时分享信息具有的重要价值。中国证监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期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加强合作,包括电话、会面和联合研讨会等。

  (5)中美双方承诺继续推进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市场改革,包括如下方面:对标准化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合同实行中央清算;对非中央清算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规定较高的保证金和资本要求;在适当情况下,通过交易所或电子平台交易标准化的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合同;以及向交易资料库报告场外衍生工具交易。中美双方欢迎对适当的场外交易衍生品合同实行中央清算,将根据其G20承诺,分享有关实施清算和其他金融领域改革的更多消息。美方也欢迎中方承诺全面实施结算体系委员会(CPMI)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建立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以及接受PFMI对实施情况的评估。在针对中央对手(CCP)给予适当监管豁免方面,中方欢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给予上海清算所无行动豁免。此外,中美双方承诺进行更直接和更频繁的监管合作,并在完成信息分享细则安排方面取得进展,以管理有关清算机构监管信息的分享。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将采取具体步骤以取得双方监管同行之间公开和对等的对话。

  (6)关于在美外资银行执行《对银行控股公司和外国银行机构的强化审慎标准》,中美双方承诺继续就中资银行执行该标准进行沟通与对话。

  (7)美方欢迎中方迄今为止在简化证券市场行政规定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承诺将进一步简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政审核程序,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

  (8)中方将修订相关监管规则,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美方允许位于中国的交易所作为境外交易所在美国注册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美国开展业务。

  (9)美方通过监管规定实施沃尔克规则。当遇到有关规则的解释问题,包括涉及外国基金的解释问题时,美方将寻求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解决有关问题。美方愿与包括中国实体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会面,讨论沃尔克规则的实施。

  中美双方承诺按各自过渡期达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中方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承诺将继续强化落实此制度以确保及时处理问题银行的相关事宜,将对金融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中方将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属性》,加快完善商业银行处置法规和实施细则,确保商业银行能够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处置。

  中美双方欢迎交易平台之间的持续合作,以便在与双方各自的法律和要求相一致的条件下加强双方金融市场和产品的互联互通。

  四、加强全球合作与经济治理

  美方支持中方作为主席国于2016年主办一届成功的G20杭州峰会,期待同中方紧密合作,致力于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承诺同其他G20成员一道,(i)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ii)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促进信心和增长,灵活使用财政政策推动增长,根据中央银行授权,使用货币政策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和保障价格稳定,使用结构性改革在中期提升增长潜力;(iii)探索创新带来的机遇;(iv)完善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治理;(v)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发展清洁能源;(vi)通过在国内及国际范围内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时落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包容和可持续全球发展做出贡献。双方承诺同其他G20成员一道,推进在G20上述及其他议程上继续取得进展,推动杭州峰会在诸多领域取得积极成果:包括在一个确定时间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在气候和能效领域继续开展讨论和合作,包括提高重型卡车排放效率和逐步削减甲烷排放;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外部评估工具基础上开展传染病防控、检测和应对,以及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双方鼓励所有G20成员全面落实历次峰会承诺。

  中美双方支持提高主权债务重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的相关努力,包括进一步推动在新发行的主权债券合约和存量主权债券合约中纳入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CACs)和同权条款,以及鼓励主权债务重组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作。

  中美双方支持G20绿色金融研究组报告其实质性研究结果,以识别在全球金融系统中不断增加的绿色活动的挑战和机遇。双方欢迎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将其金融活动从对环境有害的投资或实践转向更加环境友好型的自愿行动。

  中美双方认可出口信贷国际工作组在官方支持出口信贷新的国际指导原则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并期待在今年7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继续对一般规则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中美双方将继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保持双边沟通和技术性交流以加强合作,研究探讨改进国际工作组工作机制的方式,包括在第十二次会议上和之前寻求国际工作组对设立秘书长的支持,并继续保留轮值主席。中美双方也确认国际工作组具有包容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给予相同的关注,推动国际工作组在研究制定新的官方支持出口信贷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在国际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就现有的一般规则文本草案发表意见;或者提出其他的适用于政府或代表政府提供的官方出口信贷支持的一般规则文本建议。双方重申,新的国际指导原则应该考虑和尊重各国不同利益及发展情况,与国际最佳实践相一致,并有助于确保政府对商业出口融资的补充,为全球贸易与广泛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中美双方重申巴黎俱乐部作为官方双边债务重组主要国际平台的地位,并认为巴黎俱乐部应适应官方融资的发展趋势,包括将其成员范围扩大到新兴债权人。双方欢迎巴黎俱乐部讨论一系列主权债务问题。中方愿与巴黎俱乐部保持进一步沟通,并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包括进一步讨论潜在的成员身份问题。

  中美双方将寻求通过世行、亚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领域的合作。双方已经在能源、农业和卫生领域确定了潜在合作机会。

  中美双方承诺采取具体步骤落实2015年9月和2016年3月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关于运用公共资源优先资助并鼓励逐步采用低碳技术的承诺。双方将建设性地参与关于公共资金在支持低碳技术和气候适应以及减少高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作用的讨论。除在最贫穷的国家以外,美方已终止向新建传统燃煤电厂提供公共融资。中方将继续加强绿色低碳政策规定以期严格控制公共投资流向国内外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中美双方承诺在某一具体日期之前规范和逐步取消鼓励浪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同时为最贫困人群提供特定帮助。

  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的非政府组织、私人和公共机构正就绿色金融展开合作,体现了建筑、能源、银行、证券、基金管理以及其他行业的共同利益。各方参加了2015年召开的圆桌会,在这个圆桌会上启动了绿色建筑能效基金的建立工作。

  中美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两国号召IMF执董会抓紧工作,以按时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审查,包括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以进一步完善IMF的治理。中美双方重申,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IMF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

  美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决定。中美两国支持IMF研究扩大SDR使用的可能性。

  中美双方欢迎双方金融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采用赤道原则。

  附录

  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一系列其他对话和机制开展经济合作,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双方合作领域包括:

  1.智库就经济问题的讨论

  2.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合作

  3.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

  4.保险业合作

  5.国际审慎保险事宜

  6.中美银行业监管磋商

  7.保护金融系统不受非法金融活动威胁

  8.反洗钱监督(AML)和反恐怖主义融资(CFT)合作

  9.反假货币合作与交流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11.中美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对话

  12.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与美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13.标准趋同方面的技术合作

  14.贸易统计技术交流与合作

  15.原产地规则合作

  16.反向贸易代表团计划

  17.中小企业合作

  18.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考察团

  19.继续知识产权合作

  20.第七次中美创新对话

  21.打击商业电子邮件侵害诈骗

  22.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23.检验检疫领域的合作

  24.中医药领域合作

来源时间:2016/6/11   发布时间:201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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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南海问题的本质

作者:王键  来源:爱思想网

  摘要:笔者以为,中国应当主动停止在南海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原因是,尽管美军舰队经常在南海地区出没,但美国同中国并不存在领土纠纷,这种军事存在仅限于表示航道畅通。美国对中国的南海岛屿,实际上不构成威胁。

  最近几年,南海地区争端不断升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任内高调推行“重返亚太”政策,这对中国主张的南海政策形成了一定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规模越来越大地介入南海,展开改造岛礁的大量施工活动。自2015年始,由于很多海域早就存在争端,加上大规模造岛完工后引发问题,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又多次发生争执,纠纷愈演愈烈,一再成为舆论焦点。

  在中国用挖沙填海方式快速填充岛礁的现象后,美国防长卡特在2015年连续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停工,终止在南沙的造岛行为。[1] 2015年五月,当事各方又进行了香格里拉对话,结果却很不理想,自说自话,各说一套。卡特指责中国的施工规模巨大,速度极快,会迅速改变海洋现状,因此呼吁区域内所有国家停止类似行为。中国否认这一指责,认为美国的介入才是造成南海问题的肇因。紧接着,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访日时,称中国占领菲附近岛礁是侵略,将行为跟纳粹德国类比,呼吁西方插手干预,引发舆论哗然。

  南海问题的特殊性

  应该说,南海问题是相当特殊的,也比较复杂。它跟一般的领土争端有区别。在亚洲,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争端。比如中印在藏南地区,日俄在北方四岛,日韩在独岛,中日在钓鱼岛,都有争端。包括形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中俄,以前也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只是后来通过持续协商,解决了争端。上述争端,都是双边问题,没到激化的程度。只要没有哪一方像俄国入侵乌克兰那样,霸王硬上弓,对国际秩序就没有太大影响,算不上大问题。

  但与上述问题不同,南海问题确有特殊性。首先,它是复杂的多边问题,牵涉到中国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之间的纠纷,涉及面很广。而且,不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纠纷,东南亚各国之间也有纠纷。其次,这片有争议的海域,面积特别大,位置特殊,它并非处于偏僻边缘地带。南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路通道之一,这里的纠纷会影响国际航道。再次,众多岛屿和海域争端还会影响东南亚各国(乃至澳大利亚)的地缘安全,造成这一地区军力重组和军备竞赛,重构海权国家普遍认可的现有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以共同规则为核心观念)。所以,南海问题才会闹的这么厉害,越演越烈,变成了全球热点,因为它会明显影响现有国际秩序。

  南海问题对美国提出挑战

  谈到现有的国际秩序,很明显,还是美国主导和控制下的秩序。具体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种秩序其实也就是一种海洋秩序,是美国主导,但又是由很多海权国家共同参与建构形成的共同规则体系。中国有很多学者,总是习惯成自然地去质疑美国的国际公信力。然而,尽管美国也有过越战和伊战等不太光彩的经历,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信用仍然在大国中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尤其不同于俄国和中国,作为海权大国的美国,一直是通过以强大海权为基础的共同规则体系来发挥其世界影响力。美国确实有很多对外军事行动记录(不乏失败)和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干涉意识,但它从未表现出对其它国家具有任何领土野心。仅这一点,就使得美国天然具备有别于俄中两国的地缘平衡能力,也使得它在裁决重大国际纠纷时,具有任何其它国家都难以替代的高信用水平。

  当然,美国的国际信用得以保持,因素很多,这包括它特殊的地缘,民情,政体,法治状况,等等,在此不展开详细讨论。[2] 但无论如何,美国也是个现实中的国家,它必然也无法彻底摆脱“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忽视对现实利益的计算。尤其当面对像俄中两国,这类基于强大陆权而形成的巨无霸国家时,美国的处理方式,也自然会非常谨慎小心。其实从这次南海纠纷也能看出来,至少在最初阶段,美国政府的表态,仍然是有所控制的。一方面,它要表明原则必须得到遵守,另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刺激中国。

  而且,不但美国的最初态度有所保留,同中国、同亚太经济圈联系更紧密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在中国大规模扩大岛礁并部署军事设施之前,澳大利亚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确意向,要协同美国、日本和印度集体介入南海争端。其理由就是:澳政府并不希望以不必要的联盟架构来刺激中国,导致对方产生误判,造成军事对抗。但最近澳政府却明确表态,由于忌讳的势头已经出现,那么它终于改变以往立场,并大幅增加未来五到十年的军事预算。

  尽管如此,从中国政治的本质,从政府的态度来看,中国对南海众多岛屿的施工,加固,扩大,完善,甚至军事化[3],恐怕绝无可能真的会彻底终止。从政治架构来分析,中国的造岛行动,并不可能是轻率的举动。中国的政治决策架构,以及行为模式,跟欧美国家完全不同,它并非通过共同的规则体系,如法治原则和高透明度,来获得其合法性,而更像是某种可以不断逾越任何具体规则的动态政治的产物。[4] 从现有情况来看,中国的造岛战略,应该是配合政府崛起大战略的举措,它是有意试探美国等海权国家的底线,通过不断展示力量,来向世界表达一个新的强大权力中心的出场。这种策略,就意味着必须试图削弱作为核心领导国家的美国的影响力。尤其在逐渐扩大并巩固南海岛屿的控制权之后,再进一步推出防空识别区,对整个南海地区进行控制。一旦中国在事实上获得了南海国际航道的垄断权(这无关是否就会真的会立刻使用这种权力),那也就意味着,以往美国不可替代的国际信用将会遭受严重损毁。

  而美国的这种特殊的国际信用,主要就表现在它对国际公共航路的维护,它对国际纠纷的裁判权,以及它对国际事务的平衡能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俄国入侵乌克兰,已经破坏了美国在大陆地区的国际信用,接下来在南海,中国如果顺利实施造岛战略,不断扩大周边海域,控制并垄断国际航道,最终通过军事化的手段确立周边国家根本无法抗衡的军事优势,渐渐危及东南亚众多海权国家以往的独立地位,那么美国的国际信用将会难以维持。

  因此,美国必然会越来越深地介入南海问题,绝不可能事不关己,置自己的国际信用与责任于不顾。对此,中国政府千万不能产生误判。

  正确评价俄国的立场

  几乎与香格里拉对话同期,也有媒体报道称,未来俄中两国将会联手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在南海问题上,俄国发言人表达了对中国立场的同情和理解,这似乎是一种有限度的支持。同中国类似,俄国也把南海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美国的介入,甚至有意要把美国势力赶出亚洲。那么,在目前俄中联手的情况下,有俄国做后盾,中国更不大可能会停止南海的既定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南海的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笔者个人的感觉,恐怕已经是箭在弦上。前面已经分析过,中国政府不大可能会克制或退让,但如果中国不做任何妥协和退让,执意按现有方式控制南海,不断扩大岛礁,部署军事设施,那么南海爆发战争将会是个必然的结果。中国的主要对手,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一定迟早会在海上跟中国发生冲突。而美国会为他们做后盾(可能还有日本,澳大利亚,视情况而定)。[5] 同时,对越南来说,俄国一直提供的武器支持,也将是其另一后盾。在支持越南的问题上,俄国绝不会吝啬。

  中国恐怕要认识到,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持续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历史也多次表明,俄国本身是一只身处大陆深处的重要地缘平衡力量,这种作用是其它国家无法替代的。而俄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也将是中国难以支配和左右的。对俄国而言,目前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削弱美国的影响,这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维持的主要基础。至于支持越南、印度等国会不会削弱中国,那并不是它考虑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中国高度重视和建设的“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实有地缘安全上的重大意义,但同时它也具有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之一,可以体现于俄国立场的摇摆。但风险同样体现于这一点:即使按照中方最理想的假设,俄中两国始终步调一致,坚定地互相支持,那也只会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地缘平衡将会难以维持。考虑到中俄两国都是核大国,一旦出现失衡局面,倘若中俄任何一方借对方之势而启动错误决策,甚至对外扩张,那都将是非常危险的失控趋势。若出现最坏局面,中俄联手会适得其反,甚至会诱发核战。实际上,目前的朝核危机就已经表露出这一极度危险的先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因此,正如牛军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需要更全面更小心地评估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外交政策。不能想当然认为中俄联手,世界多极化了,就会天下太平,似乎接下来人类文明一定自然而然会走向正确方向。

  海陆之争的终极博弈

  南海问题的本质,同俄国此前入侵乌克兰的危机类似,实际上仍未脱离近代以来陆权国家同海权国家的斗争模式。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中难以摆脱的宿命。[6] 在古代,欧亚大陆就是一块充斥着最残酷最血腥杀戮的区域。一方面,欧亚大陆造就了早期的文明起源,这一地区最庞大,最古老,有丰满的历史,也最有文明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陆权虽然承载了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但此后却也不断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兼并,造就出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帝国形态。[7] 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庞大的帝国,就是蒙古帝国。但在前工业时代,在当时普遍落后的生产力约束条件下,还不存在强有力的海外干预力量,因此,蒙古帝国没遇到海陆之争问题。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蒙古帝国向海上扩张的势头,也未能实现。(有说法称蒙古曾派舰队远征日本,但遭遇风暴导致远征失败)。

  到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的快速进步,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地缘结构异常破碎的欧洲,无论是拿破仑法国,还是纳粹德国,或者在内陆地区,深居庞大腹地的俄国,始终都开始面临强大海外力量的牵制,使得这些强大帝国难以扩张到欧亚大陆的极限,因此,大陆地区再也无法产生类似于蒙古帝国那样庞大的国家。尽管苏联借助二战胜利,通过联邦和联盟形式,取得类似于蒙古帝国的规模,但没维持多久就走向了解体。

  回顾以往的陆权帝国,它们在面对海外干预力量时,往往都处于下风,其文明的特征并不明显,甚至经常更具野蛮色彩。而海外干预力量,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权国家,往往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先进的技术,更民主,更珍视自由,更具包容力和文明色彩,这似乎是历史上的常态。[8] 包括强大的苏联在内,尽管苏联的综合实力曾在欧亚大陆上一枝独秀,但它的影响力仍然主要局限于大陆地区。苏联在海上的扩张,没能取得什么效果,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基于陆权的文明形态,尽管可以在大陆地区形成一个以俄国为核心的庞大联盟体系,但仍然严重限制了它在海洋上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

  海权国家的这种先进性,并非偶然产物。实际上,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就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指出了由众多海权国家构成的世界均势体系,会更加和平,更具有稳定性。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海权国家的文明形态会同陆权国家有非常大的差异。[9] 受限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主客观因素,社会结构,文化模式,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它们各自的成长过程,面临的外部压力,对权力和政治的把握,对安全的需求,对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的理解,都完全不同。陆权国家囿于更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往往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理论所刻划的权力政治,在霍布斯丛林中塑造出“极权在手”“国家至上”的异化政治。[10] 而从英美的情况来看,有别于大陆国家,他们的内部政体高度依赖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和共同规则体系,缺乏充斥相互掠夺和压迫行为的“竞劣”机制和暴民传统。其对外政策,也往往更倾向于采取离岸平衡策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缺乏武力入侵并霸占他国领土的暴力倾向。[11]

  尽管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曾凭借强大军事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地区获得了大片殖民地,但后来的进程也表明,英国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蒙古帝国所代表的那种简单的侵占、压迫和奴役他人的关系。英国有浓厚的法治传统,也更具建设者角色,更有创造性。英国对待殖民地更倾向于采取干预较少的自治机制,缺乏血腥残酷的暴力镇压和奴役手段。后来大片的殖民地(包括美国在内),也都成功地独立或自治,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这种局面,同海权国家以契约、法治和规则为核心的文明传统高度相关。

  不止欧洲存在激烈的海陆之争,在欧亚大陆的东段,同样存在海陆之争,只是最初的表现形态,是日俄和日中之争。由于东亚地区各国民族主义的激烈斗争和相互建构,日本内部的军国主义者不断受到激发和鼓励,此后日本意外做大,诱发了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不得不介入同日本作战,最终以日本的战败告一段落。但在战后,海陆之争的形态,很快就由日本同大陆地区之间的斗争,演变成了美日联盟的海外干预力量,同大陆力量继续斗争的形态。而大陆力量的形态,先有中苏联盟,之后又出现了中苏冲突,中美联手。

  冷战之后,情况又有所不同,美国牢牢地确立了它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海陆之争又逐渐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中美争霸。根据以往的历史分析,经过多个回合的海陆较量,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海权跟陆权的两个集大成者,这是美中两国之间的对冲关系,它恐怕有必然性。那么,中国能否避免以往海陆之争中陆权必然失败的宿命,尤其是,通过南海的争端,来打破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

  笔者认为,尽管此前已有过纳粹德国和苏联等国的多次失败先例,但考虑中国的庞大形态,巨大人口,经济规模,以及潜在国力完全有可能会远远超越苏联。因此,中国就有可能也会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外。[12] 尤其因为有邻近南海地区的地缘优势,中国能够以苏联无法比拟的方式,最充分地对东南亚各国施加影响力。更由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发展,中国也很可能会具有充足的强大国力,投入巨额军费支出,在海上开展苏联无力实施的持续扩张,形成世界史上陆权国家成功渗透海权国家体系的唯一先例,逐渐破坏现有海权国家的安全体系,打破美国的世界地位,最终瓦解现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但仍要指出,非常遗憾的是,同苏联类似,中国自身顽固的陆权形态,又极大地限制了它能发挥的全球角色。因此,即使中国最大程度地削弱了美国,破坏了以往的海权体系,中国也仍然无法有效建构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尽管中国的国力可能会超越苏联,但即使相对于苏联,中国基于陆权的基本形态又很有特殊性。较罕见地,受限于内部各种纠缠不清的复杂情景,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的国家形态。以中国为中心的权力体系,难以实现契约化,也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的特点。因此,中国现有的整个运作体系,既无法很好兼容于基于海权国家法治原则的国际体系,但也无法像苏联那样建构出一个独立的庞大陆权国际体系。这是中国模式的局限。

  若这样来分析,凭借实力而重构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国能发挥的主导作用,就会有一定破坏性,这将导致一个更加无序的国际社会。

  中国应如何处理南海问题?

  在最近的三月初,美国高调派遣“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随后却又爆出了航母编队“被中国军舰包围”的新闻。对此,英国《每日邮报》评论说,“派出航母战斗群是美国‘最大胆的举动’,这必然导致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角力愈演愈烈”。中国的发言人傅莹,也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强烈不满。而在此前,南海的“军事化”议题早已吵得热火朝天。不但美军军舰多次巡航,中国在人工岛屿上也部署了先进的“红箭”防空导弹。那么,随着南海局势的愈演愈烈,争执不断升级,中国究竟如何处理好南海问题?

  笔者以为,中国应当主动停止在南海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原因是,尽管美军舰队经常在南海地区出没,但美国同中国并不存在领土纠纷,这种军事存在仅限于表示航道畅通。美国对中国的南海岛屿,实际上不构成威胁。对于南海地区其它国家,美军的存在也得到它们认可,不对其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执意在靠近海权国家的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只会引发当事国家的安全焦虑,甚至会造成军备竞赛。中国跟美国不同,无法模仿对方。中国的权力运作,政治合法性,军事存在,无法像美国一样,得到南海地区其它国家的认可。而单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南亚国家不会也无力向中国占据的岛礁发动军事攻击。在这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中,军事化只能被理解为或是针对美国的抗衡手段,或是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威胁手段。但这种手段无益于保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安全,而只会适得其反,引发日趋激烈的安全困境,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却都显得逻辑错乱。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吴心伯就曾高喊“亚洲国家要自己主导和主宰自己命运”的口号,他认为“亚洲安全事务主要由亚洲国家主导”。但问题在于,亚洲安全事务到底该由哪个亚洲国家主导呢?是日本,还是中国,或东盟?中国恐怕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谁军事实力最强,亚洲安全事务就应该由谁来主导。按照这种思维,“亚洲自决”就还停留在二战时的“亚洲共荣”层次,甚至只会更低。

  如果中国一味延续以往政策,不断扩大人工岛礁面积,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最终必然会促成区域相关的海权国家构筑军事联盟,在海上形成一个新的军事联盟组织(类似于北约)。这恐怕是最坏的结果。因此,中国应当避免军事化手段,遵守国际规范和共同规则,这是明智之举。

  应当看到,中国内部在欢呼雀跃迎接“海洋时代”来临的时刻,却依然缺乏对海权的正确理解。海权并不等同于强大的海军,而更是一种共同规则体系。脱离了这一点,强大海军只会破坏海权体系,把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条块切割,变成如陆地一般充斥杀戮的战场。这恰恰不是海权的特征。与条块分割、具有排他性的陆权不同,海权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公共水域的共享和畅通。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海权国家普遍奉行法治,共同遵守规则。因此,美国海军的强大并不是源于这种强大使得美国可以为所欲为,而恰恰是因为美国有国际信用,能维持公共水域的普遍秩序,它才会不断变得富强,美国海军才会强大。

  倘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就不能试图通过无限度地动用挖沙船和追加军费来封堵别人的家门口,而应当寻求更文明的途径来解决问题。[page]

  若从海陆之争的视角来看待南海问题,中国处理问题的最佳策略,就不是采用陆权国家习惯性的“实力至上”思维,在南海地区不断试手,让临近的海权国家产生恐惧,甚至激发冲突和战争,而应着重于加强中国内部的改革进程,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视角,在内部逐渐确立“规则至上”而非“国家至上”的基本机制和生活方式,最终重塑过去基于陆权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国需要全方位地接纳海权国家那种基于共同规则的法治框架,并严格约束自身行为。对南海争端问题,中国尤其应大胆地采取多边主义框架,并主动引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观察国,同东盟国家一起通过多边协商解决纠纷。[13]

  中国必须看到,多边框架才是解决南海纠纷的唯一可行路径。一对一,双边框架,只能适用于传统的接壤陆权国家之间的纠纷,不适用于南海这样的复杂海洋区域。中国更不能试图利用自身庞大的国力,通过一对一谈判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外交优势。这种以大吃小的手段,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暴力,无法建构良好的共同规则体系。即使通过这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中国能暂时取得外交优势,从长远看,也只会为国际秩序埋下隐患,导致不稳定的后果。

  而且,通过多边框架进行协商,本身也有助于中国学习和借鉴“规则本位”的国际政治机制。由于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南海纠纷牵涉各方复杂性,多边框架可以起到较好的约束作用。正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如果中国在功能上无法替代美国,北京终究不可能像华盛顿一样包容万象,那么多边框架就会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不只是对中国的行为有限制,也会有很多积极作用。它会有助于让中国看到差异,聆听不同的观点,虚心学习借鉴。最终效果,是让北京更好地理解问题,做正确决策。

  同时,中国还需要认识到,基于法治原则的多边框架所形成的结果,并不只会对中国构成约束,一旦大家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规则,这对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它海权国家,会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排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重要国家参与南海问题的多边框架,而应主动听取对方观点,因为这种参与本身就会有助于产生更稳定的全球规则体系。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规则体系一定会跟一个更开放更文明的中国发生冲突。

  这就是“后民族亚太愿景”的思路,也是笔者几年前就在《中国远洋战略的局限》一文中表达过的策略。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试图让中国之命运融入世界的思路。[14] 但非常遗憾,中国国内的现有状态,决定了这一思路不太具有可行性。冥冥之中,中国崛起的命运,似乎早已徐徐展开,一切按预定形态运行。恐怕难以扭转。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必须对自身面临的危险有所预警,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力量的释放,巨大的风险同样会前所未有。

  中国的巨大规模,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会跟以往的新兴国家完全不同,不会再有那么多随意犯错和轻易纠错的机会。在极端情况下,也许只需一次重大失误,由其导致的悲剧命运,就会难以逆转。届时,命运将不再是中国人自己能左右的事物。此时此刻,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世界,如何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将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15]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现为独立学者)

  注释:

  [1] 对于造人工岛的指责,中国国内也有报道称:岛屿包括海礁,其特点是露出水面,中国在岛礁上填海造地,并非是建造人工岛。而在《联合国海洋公约》中,这就涉及到对于“岛礁”和“低潮高地”的区分,后者包括人工岛在内,无法享有领海。

  [2] 关于美国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笔者的两篇文章:“美国何以成为全球最强国家”,“美国科研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3] 中国政府否认“军事化”指责,并认为美国的介入才是军事化的推手。但问题在于这种军事化是否得到地区当事国的认可?美国介入南海是通过契约体系来实现的,能得到周边海权国家的授权,但中国却无法实现这种地位,这是军事化问题的关键。

  [4] 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主题,在此不对中国的政体和传统问题详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笔者的文章:“中国远洋战略的局限”,其中有更详细的表述。

  [5] 笔者认为,恐怕也无法排除美国直接动用武力介入南海问题的可能性,而这会取决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海权国家的共同规则体系所约束。

  [6] 不止近代,早在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就展开了海权和陆权的激烈斗争,只是由于雅典背靠大陆并非岛国,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其海权优势。而雅典和斯巴达之争,也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来源。

  [7]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详细描绘了早期文明的兼并过程。尤其是中国,作为最早具备强国家传统的大国,中国在早期起源阶段的兼并战争,其数量、规模和残酷程度非常惊人。

  [8] 包括日本也是相对更先进的文明形态。除了二战导致日本本土遭到大规模战争破坏,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日本是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免于大规模战火的地区。不同于亚洲大陆地区,在日本,文明的传统,权力的平衡,法治状况,都保持的更完好。无论是天皇,还是幕府,从未出现过大陆地区常见的暴君现象。而这也是冈仓天心所主张的“日本特殊论”的依据,他由此认为日本特殊,有责任带领亚洲走向文明。

  [9] 尽管米尔斯海默指出了这个更稳定的均势模型,但受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含义。这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缺陷。

  [10] 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理论恰恰是错误的。尽管他很早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预测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但问题在于,他只是用一个错误的理论刚好预测对了一个同样信奉这类错误理论的对手。这是他的预测之所以看起来有效的原因。

  [11] 日本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对此米尔斯海默的解释是,日本对亚洲大陆地区的入侵是因为朝鲜和中国太弱。但笔者以为,日本的入侵更可能是因为远东地区的特殊结构,导致日本无法像英国一样成功地采取离岸平衡政策,而这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做大,铤而走险。

  [12] 在中国问题上,米尔斯海默早有预判。尽管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缺陷,但他至少是部分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存在危险。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重点关注了未来东北亚安全局势的不可持续性,但他对南海问题有所忽略。

  [13] 中国恐怕需要正视自身扭曲的国际观念体系。在应当采取多边框架时,如南海问题,中国排斥这种可能,以自我为中心。然而,在需要中国承担责任时,如朝核问题,中国却推卸责任,主张无法实现的美朝双边会谈,或通过长期无效的六方会谈,渐渐导致死局。

  [14] 所谓“后民族亚太愿景”,其核心理念,是通过经济合作和移民共享,淡化国界和国家身份,同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建立无缝的超国家关系,消除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戒备,通过对海洋文化的吸收,最终克服中国历史悠久的“世俗洞穴”传统,也通过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彻底改变以往单靠中国自身根本无法改变的命运。

  [15] 贾庆国,牛军,都曾撰文表达过对中美关系的反思。贾庆国指出,中国尤其要认识到自身力量的限度,延续以往的“搁置争议”政策。牛军指出,同美国的合作关系不是短时策略,而是持久战略,中国需要延续自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对美政策。但无论坚持邓小平路线,还是主张更有作为,中国学者普遍缺乏对“中国中心论”的反思,更难以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中国本身就是问题”。

来源时间:2016/6/11   发布时间:20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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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祥:中菲南海仲裁案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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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云祥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03期

  摘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海领土争端是目前中国南海政策的主要内容,但是争端各国对南海岛礁的不同实际控制及其各自立场和主张的差距太大,很难通过谈判相互妥协得到解决。

  自从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事件”以来 南海局势动荡不安,其中既有中美在南海南沙、西沙海域的军事摩擦与对峙,又有中菲、中越围绕南沙、西沙岛礁权利和海上资源开采的冲突与对峙

  同时还有中国同美、日等西方国家围绕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问题所展开的外交博弈以及菲律宾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围绕南海问题诉中国案所引发的法律纠纷

  总之,尽管中国政府试图低调处理南海纠纷并坚决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但是南海局势的实际演变却正在使得围绕南海的纠纷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并且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在军事、外交和法律层面都面临巨大压力。

  也就是说,在军事上中国面临着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及其盟国在南海发生军事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在外交上中国同样面临着同美国及其盟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由于南海问题而出现的外交摩擦,甚至这些国家对中国在南海行为的疑虑而试图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在法律上中国则更是面临从未有过的压力,不但美国等西方大国通过各种场合不断呼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而且作为南海争端当事国之一的菲律宾直接将中国告上了国际常设仲裁法庭。

  面对这种情形,对于长期以来相对更习惯于从实力和外交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中国政府来说,在法律上所受到的压力感觉就更大,尤其在应对菲律宾仲裁案方面,显得极为被动。

  “黄岩岛事件”之后不久, 菲律宾于2013年1月22日向中国发出包含有15项仲裁诉求的《通知及权利主张》,2月19日中国向菲提交照会,菲方拒绝接受书面通知并将其退回,随后菲律宾遂单方面向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提起仲裁请求。

  同年4月5日,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任命5名分别为德国、波兰、法国、荷兰和加纳国籍法官组成仲裁小组开始工作并在6月25日组成仲裁法庭, 法庭于7月11日在海牙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发布了程序令,通知中菲双方享有对程序规则草案提交意见的机会。

  菲律宾于7月31日提交意见 8月1日中国向常设仲裁法院递交照会重申不接受的立场。

  8月27日, 法庭确定了程序规则及仲裁的初步时间表,确定2014年3月30日为菲方提交书面陈述的日期,陈述内容包括法庭的管辖权、诉求的可受理性及争议实体问题。

  菲律宾按期提交了近4000页共十章的陈述报告, 第一章为近270页的文字陈述,其余部分为支持其诉求的证明文件和地图等资料,按照法庭的要求全面阐述了其实体主张以及仲裁法庭的管辖权等问题。

  随后,法庭确定2014年12月16日为中国提交辩诉状的日期,但中国并未提供法庭所要求的文件, 而是在2014年12月7日公开发表了一份《中国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 (以下简称《立场文件》),仍然继续坚持不接受和不参与的立场。

  其后,法庭在继续要求菲律宾提交一些补充材料之后对该案的程序性问题进行了审理并且在2015年10月底做出初步裁决,认为法庭对该案所提管辖权以及诉讼问题具有可受理性。

  之后,法庭审理已经进入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讨论的阶段,据估计最终裁决将在2015年年内或最晚在2016年初作出。 菲律宾起诉中国的仲裁请求虽然有15项之多,但其实质性的诉求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即

  (1)认为中国在南海划定 “九段线”及其之内的所谓“历史性权利”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2)请求确定黄岩岛等南海争议岛礁的地形意义及其权利, 认为这些岛礁大部分属于低潮高地或岩礁从而不应该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甚至领海

  (3)中国 在南海的行为干扰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和渔业等活动并破坏了海洋环境等等。

  对此,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不接受和不参与,而对于菲律宾提起仲裁的实体性问题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即使在上述的《立场文件》中也明确表明提出这一文件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仲裁法庭不具有管辖权的理由而非同意接受仲裁和就实体问题提出意见。

  中方之所以认为仲裁法庭不具有管辖权的理由,主要是认为该项诉讼实质上为主权争端因而不属于《公约》调整范围,而且在中菲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双方已经承诺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因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明显违背自己做出的承诺,何况中国早在2006年就按照《公约》第298条第1款声明不接受任何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然而遗憾的是,中方的理由并没有被法庭所接受,法庭在做出具有管辖权的裁判之后,自然地开始就仲裁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和讨论。

  从该案出现至今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国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尽管中国坚持不接受和不参与的基本立场并提出了仲裁法庭无权管辖的各种理由,但这些理由最终都被法庭否定并裁判拥有管辖权并进入实体问题的审查仲裁。

  而且,根据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一仲裁案件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对中国非常不利比如有可能明确裁决中国在南海所划定的“九段线”违反《公约》所体现的现有海洋法规则

  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大部分权利,此外可能会断定南海大部分岛礁的法律属性为低潮高地或岩礁从而难以拥有相应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甚至领海,这样中国根据目前实际占领南海岛礁所能够拥有的合法海域面积将大大缩小,以及可能还会间接地对中国在南海诸如填海造岛等行为也进行指责等等。

  总之,菲律宾的仲裁请求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而中国在本次仲裁案中基本处于被动局面以及不得不接受一个非常不利的结果。

  而且,一旦做出如此的裁决,中国在外交上能够得到的国际同情也非常有限国际舆论也会不利于中国。

  当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尤其对于像中国如此规模的大国来说,任何国际裁决都会受到限制,尤其在执行层面更是困难重重。既然中国的一贯基本主张就是不接受和不参与,那么当然就不会承认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决,尤其是对中国明显不利的裁决。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不论最终仲裁法庭做出什么结果的裁决,并不会实质上改变中国在南海的存在以及中国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围绕南海问题的持续竞争和博弈。反而,面对一个中国无法接受的裁决,中国可能会在南海有更积极的行动。

  但是,由于这次裁决中国可能在法律上会更为被动,日本、越南等同中国存在海洋领土及其海域争端的国家将会援引此案在法律上攻击中国的海洋主权诉求同时西方国际媒体也会大肆攻击中国不遵守国际法,这样就会极大地损害中国的国际信用和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南海政策,其重点基本上是依靠实力和外交,即在南海积极行动扩充其实际占领的岛礁,以及展开积极外交尽量获得其他国家对中国南海问题主张的认可或同情以便减轻中国的外交压力。

  但是在法律层面,中国只是主张所谓“自古以来”和“祖宗遗产”,这当然有其合理成分,因为在判定领土主权时历史依据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中国的这些历史性主张在现有国际规则下其理由并不充分

  仅仅利用长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的历史记忆和记载很难去解释亚洲国家之间近百年以来才具有的领土主权概念,而且还必须考虑实际有效控制及其时效等各种因素,因此就更难判断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

  此外,虽然中国主张南海的权利,但是究竟南海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至今并没有确切的说法,主张南海权利根据之一的所谓断续线究竟是一条什么线,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即使最接近中国利益的“历史性权利”或“历史性水域”的概念,也由于缺乏实际有效的控制和国际条约的承认而显得并不完整。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与实践来看,任何领土的争端一般只能够通过战争或外交谈判或国际司法的方式加以解决,战争解决方式需要实力的绝对强大,外交解决方式需要实力支撑下的外交技巧,司法解决方式则需要具备合理合法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在近代殖民扩张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依靠实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进行领土变更的几个关键时间点,然而当时中国正是国力衰弱时期,丧失的领土权利比得到的要多,二战之后中国虽为战胜国,但同样由于实力和法律意识相对不足而丧失了收回南海岛礁领土等历史性权利的机会。

  冷战后的中国虽然正处在一个崛起的过程中,但中国的实力还远没有强大到绝对强大的程度,尤其在面对美国的军事实力时就更显得实力不足,何况现在已经早已不是殖民主义时代和发生世界性规模战争的时期,因此完全依靠实力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海领土争端是目前中国南海政策的主要内容,但是争端各国对南海岛礁的不同实际控制及其各自立场和主张的差距太大,很难通过谈判相互妥协得到解决。

  因此,中国也必须要考虑通过国际司法的方式解决南海的领土争端,即要更多地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和运用国际法律规则

  以现有国际法规则所能够接受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一味简单地“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和不执行”,否则中国自身很难真正地和平崛起,甚至很难长久立足于国际社会。

来源时间:2016/6/11   发布时间:201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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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制胜 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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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胜利  来源:《当代亚太》2016年01期

  摘要:冷战期间,美国经常采用军事援助实施楔子战略。如苏南冲突期间,美国就尝试对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以增强其对抗苏联的能力。在与苏联争夺中东、亚洲、非洲等势力范围时,美国也经常采取军事援助的方式以笼络人心。

  1、问题的提出

  美国如何赢得冷战,学界对此看法见仁见智,存在美国实力制胜、制度优势苏联战略失误等多种观点。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应该注意到,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之间的较量。

  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分化和削弱对方,这也成为他们各自重要的战略目标。对于美苏双方而言,谁在分化和削弱对方阵营方面做得更成功,谁就更有可能取得冷战竞争的优势和胜利。

  因此,“分而制胜”可以视为冷战期间美国获胜的重要法则之一。那么,冷战期间,美苏是否采用了一些措施来分化和削弱对方呢?事实上,分化敌对联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的形成被视为一种楔子战略的运用。

  楔子战略在古今中外不断呈现,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中则更为明显。冷战期间,世界的主要力量都被纳入两大阵营,形成了两大联盟体系,并且美苏双方对于均势的细微变化都极为敏感,经常患上“多米诺效应”恐惧症。

  为此,美苏双方在巩固本方阵营的同时,经常担心对方对其阵营的分化与破坏同时也不断采用楔子战略谋求分化、弱化对方阵营。由此也引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冷战期间,美国如何通过楔子战略分化和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作为冷战的主角之一,美国的“天定命运”意识和“绝对安全”观念推动其不断向外拓展,积极构建与自身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一致或有共识的世界秩序。

  苏联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而言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威胁,限制并分化、削弱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头等大事。

  冷战期间,美苏爆发战争可能带来的沉重代价以及随后所形成的核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不可想象。美国既不能陷入与苏联的交战状态,又不能坐视苏联势力扩张,美国对此的应对便是遏制战略。

  但是,“遏制战略”实际上又十分笼统模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注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战略,外延十分宽泛。简而言之,遏制战略就是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限制苏联势力的一系列努力,需要综合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等各方面的力量,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力量。

  作为一项总体战略,遏制战略具有限制性与演化性两个方面。尽管遏制战略的目标十分明确,战略机理也相对清晰,但操作起来却异常复杂。

  遏制战略属于大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种资源的运用,呈现出宣传战、心理战隐蔽行动、经济援助和政权颠覆等多种外在形态,而旨在削弱和分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楔子战略一直贯穿其中。

  战略具有层次性,不同的战略执行是由更低层次的诸多战略来完成的。相对而言,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其下由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层战略支撑,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大战略体系。楔子战略便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种中层战略,与联盟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还是促其演变,楔子战略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限制苏联力量扩张方面,美国基于联盟预阻的目标而实施楔子战略进而使得苏联势力范围扩张的难度加大。在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演变方面美国的主要手段有:

  (1)离间对手与其盟国或附属国之间同盟关系的楔子战略 (2)挑拨对手国内民众对政权或领导人的不满直至反叛的心理战术;(3)以自身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动摇对手挑战现状信心的政治较量。

  其中,第一种是非常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楔子战略,而第二、三种则是楔子战略中的心理战等的使用。不过在遏制战略的演化方面,楔子战略主要充当一种战略工具,服务于阶段性目标,两者的目标并不一致。

  虽然可以将楔子战略视作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中层战略的一种,但两者都重视目标而几乎不择手段,导致两者的外延都十分宽泛,也增加了区分的难度。

  相对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更注重的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限制和削弱,演化的成分较为微弱,更多是基于权力对抗的角度而非价值观念演变,这也是其与遏制战略在目标设置上的差异所在。

  遏制战略谋求对苏联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演化,而楔子战略主要寻求对苏联的各种类型的联盟施加影响。对楔子战略的界定更多是从一种“反联盟”的视角去理解,因而主要围绕冷战中联盟与反联盟的这条主线去理解楔子战略。

  楔子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执行遏制大战略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在分化苏东关系、瓦解中苏同盟、限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当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的研究并未对楔子战略给予相应重视。

  作为减少敌对联盟威胁的一种重要战略,美国在冷战时期频繁运用该战略。在不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美国根据其在不同地区的利益,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楔子战略手段来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从长远来看,取得了不错的战略效果。

  不过,对于冷战时期美国如何使用楔子战略分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学术界少有研究。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还包括:尽管冷战时期美国大量采用楔子战略分化社会主义阵营

  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策略选择又不尽相同,其内在逻辑是什么?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等方面有无规律性可循?美国实施楔子战略的效果存在何种差异?冷战时期美苏都采取过楔子战略,为什么美国的楔子战略的运用要比苏联更为成功?

  2、既有研究及不足

  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运用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冷战时期美国瓦解中苏同盟分化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势力在第三世界的扩张等问题。

  相对而言,虽然楔子战略在古今中外不乏运用,但对其的学术研究却是近期才成为焦点。目前,对于楔子战略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手段与作用机制三个方面。 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是较早对楔子战略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楔子战略的概念进行界定

  将其视为“一个国家以可接受的成本去阻止、破坏或弱化一个敌对性联盟(alliance)”,其核心在于削弱敌对联盟或潜在的敌对联盟的力量。

  楔子战略是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

  楔子战略分化、阻止、 破坏和弱化敌对联盟涉及联盟重组(realignment)联盟解除(dealignment)、联盟预阻(prealignment)和联盟分化(disalignment)四种目标。⑩除联盟分化所涉及的范围相对宽泛外,其他楔子战略的目标都比较明确。不过,对于楔子战略的具体实施,在手段选择上还存在分歧。

  由于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其战略手段进行归类相对困难,大体可将其分为奖赏和强制两大类,并还需考虑战略环境是一般联系环境还是特殊联系环境考虑到对象国的需求和战略阻力等因素,克劳福德认为奖赏性手段比强制性手段更能奏效。

  不过,泉川康弘(Yasuhiro Izumikawa)对此却存在异议,认为国家到底是采取强制还是奖赏的手段与其相对奖赏能力有关。奖赏手段也并非时刻都比强制手段有效,强制手段在两种情况下会比奖赏手段更加有效。一是自身奖赏能力不如对手且敌对联盟间相互需求不一致

  二是分化者与对象国联系有限,强制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对于楔子战略的作用机制,既有研究基本上是从利益关系和联盟困境方面着手认为楔子战略的运用将改变敌对联盟的利益关系,进而影响联盟关系。

  不过,已有研究面临的共同困境是难以证明楔子战略是否真正有效?上述楔子战略的理论研究对于了解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运用具有重要帮助。

  中苏同盟是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实施的重要对象,对此的研究也相对丰富以往关于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视角出发,较少注意到美国在促成中苏同盟破裂中所发挥的作用。

  根据目前已经解密的美国方面档案,可以发现美国事实上一直密切关注中苏同盟的发展,并尝试采用各种手段来阻止中苏结盟、分化中苏同盟等。

  关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研究,资中筠、沈志华、张小明、张少书(Gordon H. Chang)等都有所研究。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美国不愿中国成为苏联附庸,为此采取了缓和与示好等方式来阻止中苏结盟,但由于国内政治的牵制以及战略资源投入不足等多种原因,阻止中苏结盟失败。

  关于美国如何采用楔子战略离间、分化中苏同盟,国内外学术界也有研究。张曙光主要从经贸角度分析美国如何通过对中国施压来增加中苏同盟的矛盾。

  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主要通过美国解密档案分析了美国如何分化中苏同盟,并对其战略效果进行了评价。张小明的研究基本持类似观点,认为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经历了“软拉”和“硬压”两个阶段。

  胡晓丽分析了历史文化因素对美国对中苏同盟的影响,并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历程。

  分化苏东关系也是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内外有关冷战时期美国的东欧政策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美国分化苏东关系的楔子战略,涉及心理战、宣传战和隐蔽行动等多方面。美国对东欧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离间苏东关系,确保自身在冷战中的优势地位。

  关于美国分化苏东关系的楔子战略研究,侧重分析了其战略手段演变及影响美国分化苏东关系的楔子战略主要以心理战、宣传战和经济战为主,其战略目标由初期的“解放”转变为“演变”。

  李兴认为,军事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国家对付苏东国家的两手,其目的都在于分化苏东关系。解放政策在于推动东欧国家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统治,和平演变谋求在长期目标上能够分化苏东关系,并且能够将这些国家重新拉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

  美国在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等第三世界也大量使用楔子战略来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长期以来,美国绝不容许其他大国染指作为其后院的拉丁美洲,拉美地区一旦出现对美国的离心倾向,美国就会横加干涉。为了对抗拉美地区的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美国采取了组建地区联盟、经济援助、政权颠覆和军事征服等多种手段来实施楔子战略。

  徐世澄等人总结了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十种干涉行为,其中论及了美国如何应对苏联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介入。

  不过,对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楔子战略的研究主要以历史研究为主,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对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古巴、智利和格林纳达等采取的颠覆或征服行动,这些都是美国在拉美地区针对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楔子战略运用的典型代表。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楔子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防止该地区落入苏联势力范围。在美国看来,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而又十分脆弱。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除了减少英法在该地区的影响,控制中东石油外,遏制和包围苏联势力是其一以贯之的重要目标。

  对冷战时期美国在该地区的楔子战略的研究,一是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二是重点研究了美国基于联盟预阻目标的楔子战略运用。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美国如何通过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等地区联盟来防止苏联势力的介入,同时加强与该地区的一些重要国家如埃及、伊朗和沙特等国的联系,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优势。

  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出于对共产主义传播“多米诺效应”的担忧,随着美苏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加剧,非洲在冷战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美国对非洲楔子战略的使用与美苏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及竞争加剧有关,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苏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刚果等国如何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展开争夺,不过主要是描述性为主,对于其效果评价和内在逻辑分析较少。

  此外,对冷战时期美国的其他中层战略,如隐蔽行动、心理战和宣传战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美国楔子战略的运作,事实上,这些也是楔子战略的主要策略选择。白建才通过对隐蔽行动的研究发现: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分化瓦解对方阵营, 给对方的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的紧张促使对方的政权和制度发生变更,这就需要诉诸隐蔽行动战略。”

  于群等则主要对冷战期间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进行了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冷战时期美国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解。崔丕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管制政策,以最初分化瓦解苏联集团为目标力求最终达到改变苏联国内政治的目的

  有关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既有研究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对于楔子战略的研究大多比较散见,不成系统,缺乏整体审视二是研究大多基于历史视角,理论分析不多,战略审视更是少见。

  本文主要立足于战略视角、基于战略过程,对美国楔子战略运筹的各个战略要素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力图对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清晰认识。

  3、楔子战略的谋划

  冷战时期,美国为何会采取楔子战略, 该战略如何出台值得关注。NSC68号文件是确定美国冷战时期遏制大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为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设定了理性分析框架,也推动了楔子战略的出台

  该文件对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判定美国只能通过“不战而胜”的方式获胜。

  二战尚未结束,美苏之间就龃龉不断,这也导致冷战很快就得以形成。在战后初期美国的战略评估中,美国基本认为苏联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与美国所引领的自由世界格格不入。

  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是全球性、全方位和持久的,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并且这种威胁在未来仍将持续,其根源在于苏联的敌对意图和不容忽视的实力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冲突决定了美苏之间的敌对不可避免,但美国的对苏战略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武力对抗解决。原因在于,一是美国发动战争将不得民心。

  二战的惨痛仍历历在目,美苏都对再次发生大战心有余悸,加之此后核武器的恐怖性威力,美苏都因此而相互克制,使得两国之间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美苏之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冲突使得两国间的和谐共处也几无可能。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导致美苏双方的战略选择相对有限,如何实现“不战而胜”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唯一可能的战略导向。

  二是美国并不认为其在美苏实力对比中占据绝对优势,无法确保对苏作战获胜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的评估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使其战争动员能力远胜美国短期内实力也强于美国,但美国的经济活力助其拥有后发优势,能够迅速扭转劣势。

  尽管如此,美国并无绝对把握确保对苏作战胜利,即便获胜,其代价之高也难以承受。三是美苏核武器的发展进一步抑制了美苏大战的可能性。至少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苏之间并未形成“核武器不可用”的共识,而是不断尝试如何利用核武器为彼此战略服务,但对核武器基本持谨慎态度。

  总之,美苏大战不可想象的战略环境决定了美国的安全战略只能寻求“不战而胜”并谋求“战而胜之”的能力。而如何实现不战而胜,除了增强自身实力和联盟力量外,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分化和削弱亦十分重要,这也使得“分而制胜”成为重要战略手段。

  对战略环境的评估确立了美国“非战”的战略基调,但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又不能坐视不理,而应积极组建联盟予以遏制。“美国应该防止克里姆林宫的力量强大到无法集结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来抵抗它的程度。”

  这表明美国既认识到组建联盟遏制苏联的好处,又担忧美国的孤立主义导致最后无国可盟。因此,美国采取楔子战略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国家与苏联接近作为联盟预阻,另一方面也对苏联业已形成的扩张势力进行联盟分化。

  总之,从战略环境评估来看,一是苏联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美苏冲突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二是美苏大战的昂贵代价要求彼此采用“非战性”战略,即不战而胜的方式。

  尽管美国在手段选择上追求非战手段,但不排除武力的使用。美国认为,为了自由民主等目的可以不惜使用武力,遏制苏联威胁的任何手段都被认为是可用的和正当的。

  在战略手段选择上美国毫无顾忌,甚至连核战争也无所畏惧。尽管存在备战思想,然而美国战略手段的重心却是非战,主要谋求在非战的条件下实现其基本目标,为此需要采取一些削弱苏联势力影响的政策:

  一是限制苏联势力扩张,不断分化苏联与卫星国的关系,逐渐孤立苏联;二是鼓励苏联人民转变态度,从而制约苏联目前的行为方式,改变其国际行为;三是打破那些远离苏联军事影响的人民对于从属于莫斯科的幻想;四是创造有利环境迫使苏联认识到其基本理念并不可取。从战略手段的选择来看

  一是注重非战性和备战性;二是具有综合性,涉及政治、心理、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三是谋求长期性、间接性和渗透性。美国战略手段的特性与楔子战略的特点十分一致,由此也推动楔子战略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应对苏联威胁的重要战略选择。

  从上述战略评估可见,美国的战略选择受到了诸多限制,“不战而胜”成为主要战略导向,“分而制胜”成为重要战略手段。

  因而,如何尽可能地拓展本方的势力范围,壮大本方阵营的力量,同时也竭尽所能地削弱对手力量就成为美国获胜的重要法宝。楔子战略可简单理解为巩固且壮大自我,分化并削弱对手,这非常契合冷战环境中美苏的战略需要。

  从冷战初期美国较为审慎的战略评估来看,美国希望通过非战方式竭力限制和削弱苏联的影响,这就有必要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分化,为此一是需要阻止苏联势力进一步扩张,主要可以通过联盟预阻的楔子战略,如阻止苏联在拉美、非洲、中东的势力扩张

  二是分化苏联已有的联盟关系,如分化中苏同盟和苏东关系。从具体政策实施来看,美国也的确采取了楔子战略,在避免战争冲突的前提下,美国通过心理战、经济援助、颠覆等形形色色的楔子策略来削弱苏联的联盟体系。

  4、楔子战略的策略类型

  尽管美国基于“分而制胜”采取楔子战略来分化和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具体手段却形形色色。一般而言,战略执行涉及对战略资源的运用。战略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与科学。

  尽管不同国家对于国家力量构成的认知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心理几个方面。美国也一般将国家力量分为四类,即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

  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资源基本上也包括这四个方面,战略手段是对战略资源的具体运用,因而与战略资源具有一致性,也大体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语言四大类,但在具体实践中却是千姿百态,包罗万象。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削弱苏联而采用楔子战略,为达目标几乎不择手段。美国认为:“凡是会导致苏联力量的相对下降, 而无须冒无法承受的风险的行动美国就应该去做。” 这也就意味着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多种多样,对其进行归纳难免挂一漏万。

  不过为了研究的需要,对其策略类型进行区分又十分必要。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依据强度由低到高也可分为语言、经济、政治和军事四大类。不过在强度区分上,还需区分奖赏和强制两个维度,其强度的强弱主要是指在奖赏或强制的同一维度内进行比较。

  (一)语言类楔子策略

  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等特点,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能够建构意义,产生话语,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能够在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语言也是楔子战略的一种重要工具选择,其中心理战和宣传战是比较常见的方式。

  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运作中大量采用心理战。心理战是攻心之战,主要谋求影响对方的人心,进而有利于自身目标实现。

  为了研究需要,本文中的心理战主要是指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来影响战略客体的心理,不包括经济制裁、军事演习等方式。

  心理战大体可分为隐蔽、半公开和公开三类。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心理战的使用,将其视为性价比较高的战略手段之一,为此也制定了大量的心理战方案。

  杜鲁门政府将隐蔽心理战视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先后出台了NSC4/A、NSC10/2、NSC59/1、NSC10/5等文件,确立了国家对外隐蔽心理战略的基本框架。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 又出台了NSC5412/1和NSC5412/2号系列文件,扩大了国家对外隐蔽心理战略的范围,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对外隐蔽心理战略。

  1949年年底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美国对东欧卫星国的政策》的文件指出要采用非军事手段推行解放政策,开启了美国心理战的新阶段。通过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等广播媒介,美国夜以继日地向东欧国家进行宣传,诋毁苏联和共产主义,希望争取人心。

  此外,美国还非常重视新闻和文化交流在心理战和宣传战中的作用。针对美国的心理战,苏联也不甘示弱,动用各种宣传工具,发动了针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和平攻势。

  不过,美苏的心理战不仅针对敌对阵营,也针对本方阵营,前者谋求分化离间后者追求巩固强化。为了推行心理战,美苏双方可谓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图书馆也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卷入其中。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运用心理战的目的在于掩饰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利用各种心理因素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行动。

  总之,语言类楔子策略旨在在巩固本方阵营的基础上推动对手阵营从内部瓦解进而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

  (二)经济类楔子策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类楔子策略主要有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两种,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对对象国施加影响,进而促成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经济援助作为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实施的重要工具在楔子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初期,美国十分看重对外援助的作用。

  基于联盟预阻的目标,美国不断实施经济援助,通过援助对象国以自立来对抗共产主义的渗透或倒向共产主义阵营。“马歇尔计划”可以被视为经济类楔子战略在冷战时期的首次大规模运用。

  通过研究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援助可以发现,美国对一些地区、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往往与其在该地区或国家与苏联的竞争态势有关。此外,在谋求联盟分化瓦解或重组等楔子战略目标上,美国也会不时采取经济援助。

  如苏南关系破裂后,美国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谨慎的经济援助,以图阻止南斯拉夫屈服于苏联压力和增进美南关系。

  不过,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有其限度。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认为尽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十分必要,但美国不应独自承担,而是需要与盟国共同分担并逐渐向盟友卸责。

  但总体而言,限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性和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敌视的政治生态,美国较少对苏联的核心盟友采取经济援助的奖赏方式,这在冷战时期美国对东欧的援助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经济制裁是冷战时期美国经济类楔子策略的另一重要方式,也是针对苏联阵营成员最为常见的手段。冷战时期,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施加压力,美国领导设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实行管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政策。

  通过经济制裁,一是可以减少西方的先进技术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可能性;二是可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苏联的依赖,加重苏联负担,进而有可能加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促进楔子战略分化联盟目标的实现。

  不过,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实施楔子战略利弊共存,其弊端主要体现在有可能损害美国私人企业的利益,也增加了西方联盟内部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总体而言,在经济类楔子策略的运用上,美国实行联盟预阻时更倾向于使用奖赏性的经济援助,而在分化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时更多使用对抗性的经济制裁但也不排除对中小国家使用奖赏性的经济援助以诱惑策反。

  (三)政治类楔子策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虽从属于遏制战略的大战略,但也不能忽略其政治性的一面,而且政治宣示和谈判等方式也是楔子战略的主要方式。总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采用较多的政治类楔子策略主要有背书、谈判和颠覆。

  国际关系中,背书是指一国通过外交表述、政策声援等方式表达对另一国的支持。

  在楔子战略中,当对手联盟陷入争吵或分歧时,对对象国进行背书有可能加深对手联盟间的互不信任,进而分化甚至瓦解对手联盟。冷战期间,一旦苏联与东欧盟友出现重大分歧,美国往往会对东欧国家进行声援,如苏南冲突、波兰事件、捷克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

  尽管美苏对抗一直贯穿于冷战始终,但谈判也一直如影随形,成为冷战时期美苏相互克制、解决危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楔子战略的巧妙运用方式之一美国认为,谈判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方案,而是一种建构力量的手段。

  不过冷战时期的美苏谈判大多是目标多元,因而经常声东击西、貌合神离。通过与苏联或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谈判,有可能使得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感觉到被交易,盟友间联盟信任下降,进而会加剧联盟利益分歧。

  颠覆是一种强度较大的政治类楔子策略,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小国家使用较多的手段之一。“颠覆”是指用某种手段发动政变或武装叛乱,进而推翻现政权在楔子战略的使用中,对对手阵营的国家实施政权变更是一种成本相对昂贵的选择,风险相对较大,不会轻易采用。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负责实施颠覆等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主要通过提供资金武器援助、人员培训和遥控指挥来进行政权颠覆活动。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对伊朗摩萨台政权和危地马拉阿斯本政权的颠覆,但失败的案例更多,包括对古巴波兰等国的颠覆行动。

  (四)军事类楔子策略

  军事类楔子策略是强度最高的楔子策略,主要包括军事援助、军事制裁和军事征服三种。

  军事援助是对外援助的重要一种,包括提供军事贷款、出售武器装备、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

  冷战期间,美国经常采用军事援助实施楔子战略。如苏南冲突期间,美国就尝试对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以增强其对抗苏联的能力。在与苏联争夺中东、亚洲、非洲等势力范围时,美国也经常采取军事援助的方式以笼络人心。

  不过在美国楔子战略的实施中,军事援助有其限度,一是出于技术差距的考虑往往不会将先进的军事装备或技术作为军事援助内容;二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军事援助往往慎之又慎,因为美国不愿苏联因此误解而引发冲突,也不愿因援助失败而使援助武器落入敌人之手。

  军事制裁是指制裁国(或制裁发起国)中止、禁止或限制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技术出口到目标国(或被制裁国)或从目标国进口的行为,即在军品和技术进出口上施加的限制行为。

  冷战的两极对抗使得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在安全上往往依赖于美苏,在军事技术和装备等方面对美苏都有所需求。

  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施军事制裁,从短期看有可能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强团结,从长期看则是增加了苏联的军事负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防务分担而产生矛盾的可能性。

  因为苏联出于自利的考虑,并不愿过多承担军事责任、转让先进的军事技术或装备,这会使得其盟国感到失落,联盟关系受到损害。

  军事征服是指使用武力使别的国家或民族屈服,征服也是对外政策当中最为激烈的手段之一,意在迫使对象国屈从于征服国。军事征服是楔子战略策略中成本最高、风险最大,但也有可能是见效最快的战略手段。

  冷战时期,出于非战、慎战的考虑,美国一般不会采取军事征服方式来实施楔子战略,除非美国认为对其战略利益十分重要、战略阻力较小,战略资源所需有限就能实现战略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征服式楔子战略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如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但整体而言,这种高强度的楔子策略在冷战期间的运用为数不多。

  上述分类只是对冷战期间美国楔子策略的大体概括,依据强度,语言类、经济类、政治类和军事类楔子策略总体存在强度递增态势。其中,语言类属于低强度,经济类和政治类(颠覆除外)属于中等强度,颠覆和军事类属于高强度。

  不过,美国楔子策略并非单一使用,更多时候是复合使用并有所变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都有所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楔子战略运用毫无章法总体来看,冷战时期美国对楔子战略的运用大体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于联盟预阻目标的楔子战略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也更有可能采取奖赏性楔子策略。二是楔子战略的使用深受美苏争霸影响。楔子战略的使用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美苏争霸态势密切相关。

  三是楔子战略的策略尽管复合使用,但在不同阶段存在主导策略。四是冷战时期美国楔子策略的非战性和慎战性特点显著。五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是一种积累战略和间接战略。

  美苏冷战竞争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这也意味着美苏的长期竞争并非线性发展,因而更适宜采取积累战略。楔子战略谋求非战性和慎战性,主要通过间接战略实现战略目标,这与美国力求避免美苏大战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5、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规律

  在对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策略类型有所了解后,还需对其在具体运用中的规律进行把握。为何美国对一些国家采取奖赏手段,对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手段,而对一些国家则是兼而有之呢?楔子战略到底是采取奖赏还是强制手段学界存在不同看法。

  克劳福德认为奖赏手段比强制手段更能奏效。泉川康弘对此却存在异议,认为国家到底是采取强制还是奖赏的手段与其相对奖赏能力有关,强制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比奖赏手段更有效果。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不过对于楔子战略的手段选择需要考虑到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资源、战略阻力等重要战略要素。

  其中,战略目标主要是联盟预阻、联盟分化、联盟瓦解和联盟重组四种;战略利益主要基于美国对对象国的利益认知进行区分;战略资源是美国在实施楔子战略时所能运用的国内外一切资源;战略阻力是楔子战略实施中所遇到的自身和对手所施加的所有限制。

  楔子战略目标的合理设定需要考虑到战略利益的重要性、战略资源的约束性和战略阻力的强弱性,因而决定楔子战略策略选择规律的主要是战略利益、战略阻力和战略资源三者。冷战时期,为了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美国不遗余力地采取楔子战略,并且在策略选择上呈现出多样性。

  战略利益、战略阻力和战略资源三者基本上决定了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同时国内偏好也有所影响。美国实施的楔子策略依强度从低到高依次为语言、经济政治和军事类楔子策略。对冷战时期美国楔子策略的选择规律,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战略利益越重要,美国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

  冷战时期,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进行了区分,这也使得其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楔子战略目标存在高低之分。

  纵观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设计,其全球战略中的地区构成主要涉及苏联及其在欧洲的卫星国、西欧、远东、地中海与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本土几个部分,在全球军事战略方面,美国在海外划分了西欧、亚太、中东西南亚、拉美、大西洋五个战略地区。美国对不同地区的利益界定有所差异。

  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罗宾逊根据优先性、特殊性和持久性三个标准,将国家利益区分为生死攸关利益、一般利益和永久利益。

  “纽克特莱因将国家利益依据利益强度分为 生存利益、重大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借此国家利益的区分标准, 冷战时期出于维护美国霸权的需要在楔子战略的实施方面也对各个地区的利益做出了主次之分,可以大体分为生死攸关利益、重大利益、主要利益和一般利益。

  西欧和拉美事关美国的生死攸关利益,在这两个地区,美国为了清除苏联影响不惜动用武力。战后西欧成为权力真空,面临苏联扩张的威胁,美国认为西欧的安全与北美安全休戚与共。

  为了西欧的安全,美国不惜与苏联发生战争。拉美地区被美国视为后院,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确保美国在西欧和拉美的利益还关系到美国对西半球的影响力,维护其在大西洋地区的海上霸权。

  中东和远东对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美国只有得到盟友的支持才会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在这些地区面对苏联的攻势,美国也会选择一定的妥协,允许苏联在这些地区存在部分影响。

  美国认为,中东的威胁主要是冷战,只有苏联军队对中东展开军事进攻才有可能引发热战。“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本战略思想是通过对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保持前沿存在和危机介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美国认为亚洲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地区,美国在此的战略目标在于阻止亚洲被一个自我扩张的敌对国家或国家联盟所控制。远东地区是亚洲的重心,中苏结盟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主要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等手段来帮助东亚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

  非洲和东欧则属于美国的主要利益,美国一般不会采用武力,同时也默认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存在。不过考虑到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拉美虽然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但面临威胁的紧迫性较小,因而经常被美国忽视。

  此外,冷战的特殊环境导致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而也很难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视角去理解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不过,国家利益基本上提供了一个认识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指南针。

  本文将美国的地区利益大体分为西欧、东欧、中东、东亚、非洲和拉美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冷战时期美苏有过交锋的地区,也是美国使用过楔子战略的地区美国在这些地区的不同利益定位决定了其楔子战略目标设定的高低,也制约着楔子策略的选择。

  战略利益越重要,美国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成本意愿、风险意愿就越强烈,也就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不过单纯从战略利益来看,很难推断国家到底是偏好奖赏还是强制手段。

  假设二:战略阻力越大,美国越有可能采取低强度的楔子策略

  战略具有互动性,也往往需要克服阻力来实现目标,这种阻力既来自于对手也来自于自身或盟友。

  在战略评估中,首先,战略阻力的大小需要基于敌我力量的判断,同时也应考虑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志。敌我实力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实施楔子战略时的相对奖赏能力,这也被认为是决定分化者采取奖赏还是强制的楔子战略策略的关键因素。

  敌我实力对比越占优势,相对奖赏能力就越大,国家的策略选择空间也就越广阔,也就越有可能采取奖赏手段。但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志也会对战略阻力产生影响,战略意志的强弱往往基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判定。

  战略利益越重要,国家的战略意志就会越强烈。因而国家虽实力不如对手,但战略意志更强则有可能在具体问题上缩小甚至扭转实力对比劣势。

  其次,战略阻力的评估还需考虑自身限制因素。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而言,对外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在战略阻力的国内评估方面将主要考虑国内一致性程度。

  再次,战略阻力的判断还需考虑联盟关系。冷战中的联盟关系影响重大,如何处理联盟关系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重要一环。盟友之间并非利益完全一致,彼此间的分歧也影响着各自战略的实施。

  盟友支持与否以及支持的强弱是战略阻力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争取对象国的难度也是战略阻力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象国的大小和战略需求等因素决定了美国实施楔子战略争取对象国的难度。

  最后,战略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影响着战略阻力。战略不确定性与战略阻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从楔子战略的实施来看,美国与对象国联系渠道的多寡影响着其情报收集与战略评估的准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战略不确定性和阻力。

  总之,战略阻力越大,战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多,实现战略目标所需的战略资源就越多,由此导致美国实施楔子战略的成本增加、风险增大、意愿下降因而更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低强度楔子策略。

  与此同时,在奖赏还是强制的类别选择上,战略阻力越大,国家越倾向选择强制手段,战略阻力越小,国家越倾向选择奖赏手段。

  相对于奖赏手段而言,强制手段的战略资源付出较少,战略失败的后果也相对较轻,对于权力变更的效果影响有限。

  假设三:战略资源越丰富,美国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

  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采用有效的战略手段。战略手段的效果与战略实力密切相关,国家实力的大小影响着战略手段的选择。

  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权力对战略手段选择的重要影响。国家的战略资源包括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能力等诸多方面。此外,联盟关系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应被视为战略资源的一部分。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在进行战略决策时,都必须比较自己与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资源。战略资源的运用要学会借力、造势和集中。

  战略总是在诸多不确定性中运行,战略资源的多寡影响着国家对战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应对。一是战略资源的多寡决定了战略选项的多寡。战略资源越丰富,战略手段就越有可能多样化,从低强度到高强度一应俱全。

  二是战略资源的丰富程度也制约着国家应对战略阻力的难度。战略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克服战略阻力,国家也就越有可能采取楔子战略甚至是高强度的楔子策略。三是战略资源的多寡影响着国家对战略不确定性的态度。

  战略资源越丰富,国家面对战略失败的挽救余地就越大,国家应对不确定性所愿冒的风险意愿就会越强烈。

  冷战时期,美国战略资源并非变动不居,这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战略手段的选择由于历届总统奉行不同的战略资源观,这对美国的战略手段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战略资源相对有限,经济与军事之间存在竞争性,要对国防开支进行限制,大多以核武器这一相对单一的战略手段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挑战。而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认为军事和经济具有共生性,战略资源更为丰富,因而在战略手段上更趋多样化。

  换言之,美国实力决定着美国的战略成败。强大的实力也为美国赢得了战略调整的时间。在楔子战略的运用中,战略资源不仅指美国能运用的全部战略资源还涉及针对具体地区、对象国的战略资源。

  楔子策略方面,从低强度到高强度所需的战略资源基本存在递增规律,战略资源的多寡影响着楔子策略的选择,战略资源越是丰富,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高强度的楔子策略。与此同时,在奖赏还是强制的类别选择上,战略资源越多国家越倾向选择奖赏手段,战略资源越少,国家越倾向选择强制手段。

  此外,美国的楔子策略选择还受两点因素影响。一是受国家偏好影响。国家偏好是战略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国家受历史传统、地缘环境、文化习性等因素影响形成不同的偏好。楔子战略主要针对敌对联盟进行,在冷战敌我泾渭分明的环境中,战略资源转移所产生的权力变更效果更为直接。

  因而相对于奖赏手段而言,国家更热衷于使用惩罚手段,后者相对前者而言酿成权力变更不利于己的可能性更小,并且战略成本要更小一些。从心理角度来看,相对于收益,国家更在乎损失。

  冷战时期,在楔子策略使用方面,如果奖赏与惩罚手段都能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更有可能使用惩罚手段(即对抗性楔子战略),即使战略效果的显现要更为漫长一些。当战略利益、战略资源和战略阻力等战略要素倾向于国家采取强制手段时,国家最终采取强制手段的可能性更大。

  而当战略利益、战略资源和战略阻力等战略要素倾向于国家采取奖赏手段时尽管国家的首要偏好可能是强制手段,但更有可能采取奖赏手段。

  二是对象国与苏联关系越密切,美国越有可能采取强制性楔子策略。意识形态的渲染使得美苏之间妥协的可能性下降,与苏联进行谈判或交易被视为虚弱的表现,这也推动了美国在楔子策略选择上的对抗性。

  越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盟友,美国就越可能采取对抗性的楔子策略,因为对这些国家采取选择性调适的楔子策略承担着额外的道德成本,难以为国内所支持甚至有可能背上绥靖主义的骂名。当然,与苏联关系密切的盟友也意味着战略阻力较大,国家越有可能采取低强度的楔子策略。

  总体来看,一是美国在东欧地区的战略利益较低,战略资源中等,面临的战略阻力较大,与苏联相比相对奖赏能力弱,而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属于核心盟友,因而美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强度的强制性楔子战略,主要以心理战和经济制裁为主;波兰和南斯拉夫是美国在对东欧楔子战略实施的“和平演变”阶段为数不多进行经济援助的国家。

  二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战略利益中等,战略资源适中,战略阻力中等,中苏同盟在冷战时期被美国视为重要挑战,因而更有可能采取中高强度的楔子战略,主要体现为核威慑和经济制裁。

  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中等,战略资源相对较少,战略阻力也比较小,这些国家与苏联关系一般,因而美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强度的奖赏性楔子战略,如经济援助。

  四是美国在拉美的战略利益较高,战略资源较多,面临的战略阻力较小,拉美国家除古巴与苏联关系密切外,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一般,因而美国更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奖赏手段,不过现实情况是,苏联对拉美国家的奖赏性手段强度不够,而且更多地采用了高强度的强制手段,这与美国强大的相对奖赏能力有关。

  五是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较少,战略资源也相对较少,战略阻力除安哥拉部分国家外较小,这些国家并非苏联核心盟友,因而更有可能采取低强度的楔子战略,但在部分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也有可能采取中等强度的楔子战略。

  6、楔子战略的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使用旨在分化和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基于不同的楔子战略目标,采用不同的楔子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上述目标。具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实施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实现目标。

  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美苏所代表的两种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较量,在国际舞台上,二者所获得拥趸的多寡是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了限制苏联的扩张,冷战初期,美国主要是在苏联势力范围的前沿关键地带加强围堵,如西欧、近东和中东等地,杜鲁门政府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可视为典型代表。

  为了实现联盟预阻的目标,美国主要采用心理战宣传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负面性增强这些国家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增加他们结盟的难度;或者是通过经济援助促进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稳定,减少苏联渗透的可能性

  更有甚者,可能采取严厉的颠覆或军事征服方式来扶植亲美政权,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与影响扩大。从联盟关系的内在机理而言,主要是减少对象国的结盟需求,增加其被牵连或被抛弃的联盟困境,加剧对象国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与间隙。

  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谋求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破坏性影响是冷战期间美国始终坚持的战略目标之一。

  出于非战、慎战的考虑,美国难以与苏联进行直接战争而决一胜负,但分化和削弱苏联阵营的力量则有可能不战而胜。美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这也就意味着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可能,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又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而激怒苏联

  因而主要采取心理战和少量援助等方式,对于难以争取的对象国或战略贿赂所需资源巨大的对象国则主要采取施压方式。通过制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和与矛盾,削弱其团结,使社会主义阵营陷于内耗,以此减少其外在威胁。

  三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尽管冷战时期美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在对苏联盟友实施楔子战略时也高度警惕其反应尽量规避引发苏联的激烈反应。

  但一有可能,美国还是尝试与苏联盟友化敌为友,实现联盟重组的目标,不过这些主要是苏联的边缘盟友,散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

  相对而言,边缘盟友是苏联的松散盟友,主要是出于经济、军事援助的需求而与苏联靠拢,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完全信奉共产主义甚至对其采取防范态度,如埃及和索马里。这些松散的盟友极有可能被美国的援助所收买,实现楔子战略化敌为友的效果。

  总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使用主要聚焦于限制、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楔子战略欲发挥作用,其主要机制在于影响对象国对联盟利益的认知。国家的联盟利益主要分为三类:

  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软利益(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和国家声誉等),楔子战略的运用在于影响对象国对联盟行为的利益认知,加剧敌对联盟的利益分歧进而使其对结盟与否和是否履行联盟义务发生分歧,从而改变敌对联盟的行为。

  但冷战毕竟是一场持久战,美国许多楔子战略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并且大多数时候楔子战略并非促成后果的唯一主导因素,因而如何说明楔子战略奏效并非易事。

  很多时候,无法证实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对分化和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起到了多大程度的作用,但往往可以通过证伪的方式说明楔子战略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过程追踪与反事实推理是比较适宜的方法。对于判断楔子战略是否有效可以有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楔子战略的运用是否改变了对象国的联盟利益认知;二是楔子战略是否加速了敌对联盟行为的变化,其中联盟重组最好判断;三是楔子战略是否改善了对象国与分化者的关系。

  7、结 语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 在“非战”的战略导向下,“不战而胜”成为美苏的重要战略选择, 楔子战略的“分而制胜”成为重要的胜利法宝。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确立了遏制战略这一大战略楔子战略作为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中苏同盟,美国主要采用强制性手段施压,具体表现为核威慑和经济施压在中美敌对的情况下, 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阻力较大,只能采用“以压促变”的强制性楔子策略。 美国不断对华施压加剧了中苏同盟的内在矛盾促进了中苏同盟分裂。

  针对苏东集团,美国主要采用中低强度的楔子策略,主要表现为心理战和经贸战。东欧基本处于苏联势力范围,美国旨在在不与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心理战和经济战等手段在东欧国家逐渐培育、鼓励分化苏东关系的因素,这一战略效果在东欧剧变中得到了体现。

  针对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楔子战略,美国依据战略利益、战略阻力和战略资源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楔子策略。总体而言,冷战期间美国在世界各地广泛地使用楔子战略,对于限制和削弱苏联势力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也为美国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

  不过,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运作也面临着诸多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战略性限制;二是国内限制;三是联盟限制;四是美苏互动的限制。本文主要就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总体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的案例研究可以在未来深入。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冷战时期美苏使用楔子战略的比较。美苏在冷战时期对楔子战略均有所运用,也各有成功,不过相对而言,美国的楔子战略更成功一些,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的结果?

  这与美苏两国的楔子战略使用的特点、相对奖赏能力、战略手段的多寡、战略互动中应对对手的楔子战略是采用奖赏还是强制手段都有一定的关系,也值得未来进一步展开研究。

  研究冷战时期的 美国楔子战略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也有所启示,当前有关“中美国”(G2)、中美新冷战、中美两极的说法不断呈现

  有关中美如何争夺盟友,中国如何分化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但却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对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分析,对于理解当前中美互动也能有所借鉴。(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6/6/1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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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中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争夺海情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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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博强  来源:中评网

  为期3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今天于新加坡举行,这是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亚太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国防部门和军方,就亚太地区的安全和防务问题进行高级别对话和磋商的场所。在南海地区形势日趋紧张,中美两国大国博弈不断加剧,以及菲律宾对华仲裁案的结果即将出炉的大背景下,南海问题将毫无疑问成为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上各方争论的重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原北京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日前接受中评社访问,就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的前景、美国在南海的真实意图、南海问题的中美博弈以及中国未来的外交对策进行了评论。

  南海问题或将成为本届香格里拉对话核

  展望今天开始的香格里拉对话,各方将会就哪些议题展开讨论?孙哲向中评社分析了中国周边可能的“四海联动”形势,指出南海将是对中国外交而言力避“四海联动”的重要支点,必将成为对话中的重要议题,引发激烈争论。

  “四海联动”

  孙哲解释说,“四海联动”的意思是指,黄海海域朝鲜半岛有可能生乱生战,东海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之间转圜的空间已经不大,台海方面蔡英文上台以后两岸关系可能会恶化,南海也遇到了美国的频繁介入。南海是“四海联动”的重要支点,中美直接交锋,其象征含义和实际结果肯定会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孙哲表示,从过去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和东盟之间互动的模式来看,中美对香格里拉对话十分重视。中国派出与会的官员级别并不算高,但是在和美国的对话和质询方面都是精心准备过的,也表达了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立场和观点。目前中美双方都有在南海问题上都有敢于硬碰硬的表态,双方言辞相向,实际军事较量又屡屡升级。倘若一旦发生变局,中国就需要总体考虑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提早下些“先手棋”,争取战略主动。

  对卡特讲话应全面解读其善意和“恶语”

  就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始前不久,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刚刚于5月25日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批评中国的南海策略正使中国陷入“自我封闭的长城”(Great Wall of self-isolation),亦有报道称卡特将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对峙比作美苏50年冷战。

  如此强硬的表态也引发了中国外交部和官方媒体的强烈响应。外交部批评“美方有一些人,身体虽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环球时报》随后也在5月27、30日及6月1日接连发表社评,点名抨击卡特的冷战思维。

  卡特的发言是不是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孙哲认为,中国媒体对卡特讲话的解读可能并不全面。总体上来说,卡特对中国的批评是非常尖锐而且也是很不讲道理的,是对中国的单向指责,既没有提及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也没有提及菲律宾等其它国家建礁为岛的事实,“语气确实比较霸道”。但是卡特在演讲的末尾也提及了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等,释放出了愿意和中方沟通、扩大军事交流的积极信号,“但可惜的是卡特善意的这一方面国内媒体几乎没有报道。”

  中评社在美国国防部网站上找到了卡特演说的全文内容,而卡特在演讲快结束时的确对中美两国及两军关系作出了一定的正面评价。

  卡特在演讲中表示:“事实上,只要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负责任的角色,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崛起。美国并不想和中国寻求冲突。中美之间拥有诸多共同利益,也拥有广泛和积极的双边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两国长期的军事联系。我希望加强这种联系。

  近年来,美国和中国在建立更多更好的沟通管道上,以及减少可能导致危机的误算(miscalculations)上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与两国之间增加互信的举措以及进行多边联合军演(例如今夏即将举行的环太联合军演)都是分不开的。美中也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和其它国际议题上实现了合作。我们希望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而至于媒体报道称卡特将中美关系比作美苏50年冷战的说法,并未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卡特演说稿中,也未见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评社查阅互联网发现,这个说法最初源自较早报道卡特演讲的美国网站防务一号(Defense One)上。

  孙哲表示,全面了解卡特的表态并非为卡特辩解,而是中国可以通过其演说更好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的立场——卡特的表态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美国军方对中国的表态,这体现出五角大楼的立场是,硬的时候要硬,软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和中国的军事沟通。

  美高官谈美国南海意图:有私利也有“道义”

  孙哲认为,中国如果要在南海上打赢外交战争,就必须做到对各方立场透彻理解,做到知己知彼。“有文章写到如果想要了解日本,就必须了解日本右翼的立场。那么同样地,香格里拉对话如果想要有成果,中国就必须了解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各自立场。”孙哲说,中国在“知彼”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举例说,东盟可能也希望搭中国的经济顺风车,但是部分南海主权声索国的态度可能就像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尔特的表态一样:我考虑和中国合作,让中国帮助建造铁路和高铁,但是南海我也绝不放弃。

  而南海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参与者美国的立场,则显得更为复杂。孙哲表示,二战结束后70多年来,美国一直插手南海问题,但是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美国采取消极的“三不政策”,即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2010年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其南海政策从“三不”演化为“五不”,即增加了直接针对中国的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争端的两项内容。当然,美国对南海的积极干预和介入也并非完全一心一意为其他小国谋取利益,其中以廉价的军事方式牵制中国、防范中国的考虑成分较重。所以,美国在南海的态度恐怕还是以“炮舰外交”式的恫吓和威慑为主,并不想和中国真正发生冲突。

  美国很矛盾,一方面不愿意减少抵近侦察的飞机架次,另一方面又希望中方保持克制,不要发生类似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这是美国没法自圆其说的行为。但是美国的逻辑是,是中国挑衅在先,谁叫你建岛建得这么快,规模那么大?

  孙哲说,克里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2015年8月,克里曾表示中国在过去18个月建出了1200公顷的陆地,相当于过去45年来越南、菲律宾、台湾三方在南海造地面积总和40公顷的30倍,所以在美国人看来,这都是“违章建筑”。我们对主权不持立场,但是你挡了邻居房子的阳光,影响了周边的安宁,所以美国就一定要替他们打抱不平。

  孙哲表示,他在和一位曾任奥巴马国家安全顾问的高官谈论时,后者详细解释了美国之所以在南海强势介入的重要原因。这位官员说,美国也知道自己在航行自由上的要求夹杂着其主权私利的居心,是以海权理论为指导搞霸权。为了保证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的畅通,所以要求其他盟国加以配合。“美国人也认为,中国说这些岛礁都是用于和平用途,但是它都可以降落大型战斗机和运输机,这些岛礁就是海上堡垒,挡了邻居的阳光,让不少邻居寝食难安,敢怒不敢言。所以注定会联合起来一直抱怨不停,或者会请实力更强的大业主来替他们‘打抱不平’。美国人觉得你这些岛都是违章建筑,虽然没有办法强拆,但是他要天天说你、折磨你。”

  孙哲说:“打个比方吧,美国本来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武林霸主兼南海‘片警’,但是中国开始建滩划线,美国便三番两次开始下战书挑衅中国了”。

  美国人为什么要维护航行自由?

  这位官员解释说,第一,美国人一直有航行自由的传统,美国的巡航从1945年就开始了。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航运都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行的,美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甚至还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不收你保护费就是好的了”。  第二,美国不允许中国挑战其在南海的权威,美国就是老大,今天是,明天还是。  第三,美国要维护区域势力平衡,不允许中国一家坐大,尤其是中国的军力发展太快,美国必须做出实质性制衡中国的举动,例如进行航母巡视、动员日本支持菲律宾、继续对台军售等等。  第四,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同盟国之间有协议和信义,美国要仗义执言,要保护这些国家不被欺负,从道义上批评中国。  最后,美国理应在未来拥有平等开发南海的经济权利,不能接受中国以“域外国家”为由把美国排除在外。倘若未来美国公司希望在开发南海上分一杯羹,现在就必须特别强调自己在南海区域的存在。

  孙哲指出,这些原因明显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辩解,中国不可能认同,但是这也体现出美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不只是‘用蛮劲’”,而且也在加强“巧外交”的努力。中国如果要打赢南海的外交战争,就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对美国的想法进行深入思考和缜密分析。

  其实,在孙哲看来,不管怎么抱怨,如何炒作,中国仍会按照既有的步骤和方案完成甚至扩大南海填海造陆规模,结果已经可以预知,美国最终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反过来,中国也应该认识到,因为美日和其他国家不会就此罢休,自己在南海受到的战略干扰也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南海大战略“胜利的顶点”不会马上到来,美日和一些国家仍然会放大南海冲突,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围攻力度,其“退缩的底线”可能被反转成对中国的持久抗衡。这可能就是双方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中美与其互相指责不如提出务实方案“往前走一小步”

  无论卡特此前的表态是表达不满还是释放善意,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中美两国能否在香格里拉对话上进行沟通、增加互信依然是外界关注的重点。2014年中国军方代表团长王冠中曾在15分钟的发言中,用前10分钟脱稿回应美日对中国的指责,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两军高官能否利用香格里拉对话为平台让两军减少摩擦加强对话?孙哲表示并不乐观。

  “增加互信恐怕不太可能。从以往香格里拉对话中中国对美国防长的提问上来看,中国也是带着怨气来的,中国也会采用卡特式的方式对卡特进行批评。”“在南海问题上,各方基本上是在各说各话。中国急于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批评和质问美国,美国又不肯放弃老大心态,拉帮结派批评中国,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于新型大国关系无补,非但没做到习主席提出的管控分歧,而且还令矛盾和危机继续扩大。”

  在孙哲看来,中美双方已经因南海问题争吵多年。美国防长每年都会批评中国,也会受到中国的批评。“但是美方执迷不悟,中方的指责也一直没有太大效果。”

  因此孙哲强调,各方来到香格里拉对话上,不应该是为了吵架而来,中美都应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美双方可以利用香格里拉对话的平台,明确双方都不要因为言语冲突而中断交流,让两国的军事交流“风筝不断线”,“斗智斗勇不斗气”。两国不应把香格里拉当做一个说气话的场所,而是确确实实地讨论一些实际问题,这也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孙哲说,中美已经于2014年签订了预防两军冲突的两个备忘录,分别是《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这已经为管控危机建立了初步的防火墙。香格里拉能否推动两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孙哲举例说,中国曾经提出中美两军关系存在三大障碍,包括对台军售、美国舰船抵近侦察和美国对华歧视性法律,现在看来这三大障碍都尚未被排除。其中,美国2015年对华抵近侦察次数达到了1200次,比过去更为变本加厉。孙哲认为,中国在香格里拉会议上不应只对美国作出一些大而化之的指责,还应该对美军提出一些具体的反制性要求和方案,例如更进一步地要求美国消除这几个障碍,或者要求美方认真解读、理解中方数次非常克制的表态,包括国防部长常万全和原海军司令吴胜利的几次呼吁南海和平的重要讲话和建议。

  南海争议

  中国不应放弃多边外交努力

  菲律宾对华仲裁案的结果已经推迟出炉,但外界猜测其结果可能会对中国不利。孙哲认为,仲裁庭或许有可能将一些岛屿判作礁石,但同时也难否定很多包括太平岛在内的现成岛屿的法律地位。

  无论菲律宾对华仲裁案结果最终如何,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担心一直是,中国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办?还会再建几个岛?会不会寻机抢岛来“先占先得”、造成既成事实?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说服各国,在类似香格里拉对话的国际场合上,各方的战略猜忌就会不断加大。

  孙哲表示,中国现在有一个观点是,南海是我们的内政问题,“是我们和东盟各个国家一对一的问题,所以美国你别插手,跟你没关系。”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态度将导致中国放弃在多边对话中争取中国南海权益的机会。

  孙哲指出,东盟很多国家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它们对中国的建岛行为也是很担心的。如果中国不利用香格里拉峰会、东盟峰会等一对多的对话机会,而只强调中国和个别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实际上就使中国失去了多边对话的渠道。因此孙哲呼吁,中国不应该放弃多边外交的一对多对话,也应该不反对任何对话的机会。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都只是对话的形式而已,中国应该抓住一切机遇做外交工作。[page]

  孙哲表示,中国恐怕要有在南海问题上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希望快速解决争端、分化对方立场或者或让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来表态支持中国一起反制美国对华联盟的做法不太会有长期效应,那种因为中国在南海做强、“美国十年后会退出南海”的判断是不准确的;

  靠与东盟国家扩大经济往来、以经济利益影响相关声索国立场的政策也未必能真正奏效。比如,中越、中菲贸易额近年来都在数百亿美元,中国在越、在菲的直接投资项目很多,人员往来数目也很大,但是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解决不了南海纠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内有关南海的声音很多很杂,关于中国如何出手的政策建议、民间议论不断升温,但是在知识界、决策界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造成一种尴尬:说服自己都不容易,说服别人可能就更难。孙哲认为,中国其实应该由中央部门牵头,综合各界意见,对南海问题商讨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孙哲说,南海问题越是复杂,中国就越需要保持头脑冷静,从随势到谋势的角度来做战略准备,这恐怕不是哪家单位、哪位学者所能单独承担的重任。否则像现在这样,“有关南海对策的雄文四处可见,但总感觉除了批评对方无理取闹之外,对南海形势演变的兵棋推演太少,可操作的方案更是罕见”。

  中国在南海领域已经投入建立了一些智库,同时还有军方的智库和外交部的相关司局。孙哲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其它中央部门牵头,汇集外交、国防、媒体、学界等多方力量对南海问题进行定期共同调研,由这些国内最好的专家、最优秀的大脑来给中央出谋划策。甚至可以请一些国外的智库参与,扮演“蓝军”角色,听取它们的建议。

  孙哲深度忧虑中美在南海的直接交锋:“南海不仅是中美国家意志较量的新焦点,更是中国海情与民意交集的外交新疆域,是中国向海洋进军、经略海洋的试验场。南海问题是否能够妥善处理,牵一发而动全身,考验着中国的地区领导能力和外交应变能力,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是否能够承担“海上丝绸之路”之使命、是否能够载负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具有深远影响”。

  他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几次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如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今天复杂的中国海情特别来自海洋方向的新的安全威胁,中国决策者必须把握亚太新变局,及时出台新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真正展现陆海统筹的文武韬略。

来源时间:2016/6/11   发布时间:20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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