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玉贵  来源：环球时报

据美媒报道，在拜登政府出台绿色能源激励措施以及一些美企对海外供应链安全感到担忧等因素影响下，美国国内近来兴起一股“建厂热”，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媒体上有人称这轮“建厂热”预示着美国制造业踏入一个新周期，这个新周期将在未来数十年间逐渐展开。但美国政府用上各种手段推动先进制造业回流所催生的这波“建厂热”，真能成为美国制造业东山再起的新起点吗?

首先要说的是，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头号制造强国和最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之一。所谓美国制造业要“东山再起”或“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说法，并非是指美国制造业真的已经日薄西山或彻底空心化了，而是较之其鼎盛时期(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或9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以及创造就业的能力出现相对下降。这其中的重要外部变量，就是中国制造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崛起并于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格局，使美国制造业似乎看起来“不再那么重要了”。

但事实上，尽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近年来已渐渐落后于中国，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首屈一指。200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日本和德国之和的132%，2021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142%。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以201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当年的1.74万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2.44万亿美元和2022年的2.79万亿美元。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程度等关键指标，也仍大幅领先其他主要国家。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竭力拼“美国制造”，主要原因是那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使美国意识到：制造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下降过快以至于接近10%，意味着“去工业化”，结果则是严重侵蚀美国经济根基。即便美国金融业再发达，一旦实体经济效益不能同步提高，一旦离开优质底层资产支撑，美丽泡沫也会有被刺破的一天，而泡沫破灭将对国家经济体系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在严斥华尔街金融机构危机之下仍大肆分红做法的同时，力推国会通过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正式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先后制定“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等文件，意在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国内“再工业化”进程等。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主要精力放在修复美国金融体系上，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相关举措收效并不显著。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优先”和重商主义信条支配下，相继出台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等，但2018年单边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吸引国际制造业回流所需的营商条件。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加大对美国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先后颁布了“创新和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2022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等多部法案或战略鼓励制造业发展，试图通过综合运用税收与财政补贴等手段吸引全球产业与技术资本在美投资芯片、先进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产业领域。

不过，这一系列动作是否预示着美国真正开始“重操旧业”并将本国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实体经济的深耕基础之上?进一步地，美国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与相关政策扶持会否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重塑制造业版图的新动力?都还有待观察。

其一，美国尽管仍是世界头号制造强国，但在发展趋势上走下坡路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需要基础设施、研发投入、产业配套、适配性劳动力持续供给以及供应链和贸易价值链的全球化网络支持，即便美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一旦出现断档，要迎头赶上或补齐缺口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美国在2022年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中就承认，尽管美国仍是先进技术的领导者，但在一些高科技制造领域的能力以及就业吸纳能力急剧下降。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创始人、杜克大学全球价值链中心主任加里·格雷菲就直接对美国最近出现的“建厂热”泼冷水，认为许多行业不大可能建立起完全植根于本土的供应链。

其二，从全球制造业发展规律与变迁趋势来看，美国要重振制造业乃至稳住在高端制造业中的顶层分工地位，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尊重全球产业分工与市场规则，基于优势互补和双向开放等原则形成与中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制造力量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有效分工与协作，而不应该继续人为构筑“小院高墙”。否则，即便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了一部分先进制造业回到美国建厂，也是无法“把根留住”的短视之举。(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23/5/4   发布时间：2023/5/4

旧文章ID：29762

作者：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出口限令使Nvidia和AMD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受到了限制，而上述两家企业的芯片早已是人口智能行业的标准设备。不过，为了绕开美国政府的规定，Nvidia专门为中国市场研发了运行速度较慢的芯片。行业专家对路透社表示，同该企业运行最快的芯片产品相比，今年三月Nvidia出品的最新产品H800处理一些人工智能任务时的运行速度可能会慢大约10%至30%，而运营成本则会翻番。

但即便是运行速度相对较慢的Nvidia芯片，仍能给中国企业带来技术上的改善。中国最大的科技企业腾讯今年四月曾表示，借助H800芯片，有可能会将其人工智能系统的培训时间，从原来的11天缩减至四天。上海咨询公司86Research的 Charlie Chai表示："我们接触过的一些人工智能企业都认为，这种特供芯片虽有缺点，但缺点在可接受范围内。"美国政府与企业间的捉迷藏行为恰恰说明，在如何限制中国高科技领域发展和维护美国企业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美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时也必须要避免出现这样的场面，即中国全面放弃使用美国芯片，而对中国本土芯片研发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位同美国监管部门进行过私下讨论的芯片行业高管表示："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临界点，既不能立即毁掉一切，又要长远削弱中国的高科技能力。"

美国的出口限制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对芯片精准数字计算能力的上限做出规定。来自芯片工业的消息来源称，这一措施非常有效，因为它可以限制相关芯片被用于有军事目的的超级计算机。

但精准计算能力对人工智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于处理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来说，芯片能够处理数据的数量更为重要。Nvidia公司已经开始向腾讯、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出售H800芯片用于人工智能的研发，但目前尚未开始大量供货。

美国出口管制的第二部分则涉及芯片间的数据传输速度，这一点对人工智能至关重要。例如ChatGPT涉及到的技术错综复杂，一个芯片根本无法胜任，而是需要数千个芯片的相互交流及协作。Nvidia并没有对外公布特供中国H800芯片的技术数据，但路透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这款芯片的芯片间互联带宽为400GB/s, 同其带宽最高的旗舰产品H100相比，速度慢了一半还多。

对中国特供芯片的带宽比美国先进芯片慢一倍，这就意味着芯片完成一项人工智能训练所需的时间将是美国所需时间的两倍。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认为表示，虽然花费的时间更长，但最终还是可以完成任务。"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花费两千万美元，而不是一千万美元来完成训练。这当然不是件好事，但这是否意味着阿里巴巴或百度就无法去做人工智能训练了呢?当然不是。"

(综合报道)

来源时间：2023/5/4   发布时间：2023/5/4

旧文章ID：29761

作者：文/亚当·图兹，翻译/杨珈媛  来源：观察者网

与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经济政策?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一连串的制裁，发布了一系列公开的歧视性政策，美国对华投资大多数被叫停，注意力被转向了对于战争的讨论。

时至今日，拜登政府终于意识到，他们需要厘清与中国——这个美国在北美地区之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4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之后，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自2021年以来首次就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表了重要声明。

从语气上看，她的言论是为了澄清外界对于美国的动机和意图的猜测，平息争论。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她的澄清是否真的有助于平息争议是令人怀疑的。

耶伦拒绝承认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她坚持认为，“中美越来越接近冲突关系”的说法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美国正在衰退。

这一观点的出现是由于一些美国人对现实状况产生担忧和恐惧，他们担心中国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正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导致冲突。

因此，一些美国人认为，对中国采取军事对抗措施是有必要的，需要通过这种方式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避免美国陷入不利的局面。

然而，耶伦表示，这种想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自由的经济制度、创新的文化氛围与拜登政府明智管理的基础之上，美国的经济正处于健康状态。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繁荣且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因此，在耶伦看来，美国没有理由寻求“扼杀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或寻求与中国脱钩。

她坚信，美国的经济实力因其与“包括印太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亲密伙伴”的关系而变得“更强大”。因此，美国“没有理由担心与任何国家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

紧接着，重头戏来了，耶伦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并不相抵触。”

这句话意味深长。耶伦的言下之意是，中美并不一定走向冲突对抗，因为美国经济状况很好，所以中国可以在不威胁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发展。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呢?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动摇了美国的地位呢?耶伦对此闪烁其词。

很显然，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美国毫无疑问会推翻此前的这些说法。即使是在拜登政府自称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的当下，耶伦也已经强调：“正如我们所有的外交关系一样，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

当然，作为公职人员他们也不可能说别的，毕竟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外交关系中需要强调国家安全的优先性，那么必然是有问题的。

在耶伦看来，美国有权从全球层面来界定自身的国家安全。例如，耶伦指出，美国当前“最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是“保卫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的侵略”。如果任何实体在美国管辖的范围内无视其对俄制裁法令，那么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同样，美国已表示拒绝向中国军队提供某些技术，那么相应的制裁和贸易限制也将会实施。

一个强大且自信的美国没有任何理由阻碍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现代化，除非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发展都被美国那全世界最庞大的国家安全系统界定为涉及美国核心利益。

耶伦口口声声说，美国对中国的措施具有严格的针对性。但是，很明显，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阻碍5G技术的世界领导者华为，制裁中国芯片供应链，将中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列入严格限制贸易的实体名单。

更令人困惑的是，尽管耶伦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制裁并非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她却大肆宣扬拜登政府通过的立法，特别是具有明显反华倾向的《芯片法》和《降低通货膨胀法》，她认为这对美国的未来繁荣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美国虽然表示欢迎中国经济现代化，并拒绝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中国的发展不能侵犯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

看似合理且包容的声明背后却是如此刺耳的警告——中国必须接受美国对现状的规划，如若不然，等待中国的将是大规模的制裁。

只能说，必须感谢耶伦如此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华盛顿究竟期望北京作出怎样的回应?中国并不是1945年后的日本或德国，平等是中国的基本诉求。基于此，那些被耶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显然是不太合理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渴望重塑世界格局，挑战美国称霸世界的国际秩序，而华盛顿表示难以理解，甚至很“受伤”——“难道中国不明白，它的增长要归功于美国的主导?”耶伦公开表示，挑战当前的秩序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耶伦说的也有一部分是对的，中美并不一定要走向冲突对抗，两国的关系的确取决于双方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很难说明耶伦如何定义中国的行动，中国循着怎样的轨迹发展经济在美国看来是可接受的，哪条轨迹对于美国而言又是不可接受的?这在目前仍是不明确的，那要怎样做到和平不对抗?

很显然，美国应当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平变革持开放态度，促进对话，否则就是在自找苦吃。

来源时间：2023/5/4   发布时间：2023/5/1

旧文章ID：29759

作者：杨奕萌、孙成昊  来源：观察者网

“谁在乎这个?你叫警察啊!看看他们能做什么?我还会当着他们的面骂你‘你是中国XX(脏话)’，怎么着了?”

这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亚裔餐厅里，一名美国女子在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对店主大飚脏话。

而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并非个例。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ing,UCR)项目的披露，2021年美国仇恨犯罪(hate crime)数据和情况，显示美国境内仇恨犯罪事件从2020年的8120起增加到2021年的9065起，是1991年FBI公布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图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ing,UCR)

而美国民权组织“领导会议教育基金”(The Leadership Conference Education Fund)4月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仇恨犯罪将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后激增”。

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为何仇恨犯罪在美国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美国针对仇恨犯罪的治理又将走向何方?

在暴力中孕育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提出“仇恨犯罪”的概念，并颁布相应法律并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尽管当前仇恨犯罪的研究在各国较为普遍，但大量文献资料显示不同国家对仇恨犯罪的定义和应对模式差异较大。

1990年，美国出炉《仇恨犯罪统计法》，对仇恨犯罪进行明确的法律释义，而后FBI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因偏见导致的犯罪”，而偏见一般包括种族、宗教、民族、性取向、身体残疾等因素，即“仇恨犯罪并非真正关乎仇恨，而是涉及偏见与歧视”。

仇恨犯罪本质上是一种偏见犯罪，但由于评价标准不同，偏见的范围模糊、标准宽泛，而且仇恨犯罪的方式和手段也往往大相径庭。

在动机层面，最新的《统一犯罪报告》显示，在超10500起单一偏见事件涉及的12411名受害者中，有64.5%的动机是犯罪者的种族偏见、15.9%的动机是犯罪者性取向偏见、14.1%是犯罪者的宗教偏见、3.2%是犯罪者的性别认知偏见，其余1.4%和1.0%则是由于犯罪者的残疾和性别偏见。此外，还有310起包含上述两种或以上动机的多重偏见仇恨犯罪事件，涉及411名受害者。

在犯罪行为层面，最新数据表明有8327起仇恨犯罪事件被归类为针对个人的犯罪，其中43.2%是恐吓行为、35.5%是一般攻击、20.1%是严重攻击行为，另有19起强奸案和18起谋杀案被归为仇恨犯罪。在被归类为针对财产的犯罪的3817起仇恨犯罪中，71.2%是破坏性行为。

在仇恨犯罪诱因的共性层面，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群体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刑法规制能力不足、文化传统和大众观念的渗透影响、个人心理因素的副作用与社会心态的偏差等，都会导致无差别的仇恨犯罪行为。仇恨犯罪者为了宣扬特定文化价值，野蛮暴力地发泄对受害群体的歧视情绪，这是此类行为的主要心理动机。社会因素、个体因素、政治法律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的叠加使得仇恨犯罪异常复杂。

“美国是在暴力中孕育的国家，”作为记者的美国原住民列维·里克特写道，“从欧洲人登陆美洲，我们的祖先就面临着暴力的侵袭。”他援引了美国吉福兹预防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公布的数据：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遭枪杀的美国原住民数量就增长了34%。他担忧道，“美国近期频繁发生的枪击案，让人感到充斥美国社会的暴力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的历史文化、人口构成等因素成为仇恨犯罪的“催化剂”。从历史上看，奴隶制度、种族矛盾和阶级分化，始终是引诱仇恨犯罪者将偏见动机外化为暴力攻击性行为的首要原因之一。二战以来，由于文化、宗教、习性的差异，接收了大量移民的美国社会中公民行为方式千差万别，对他人日常行为的不良解读和分歧碰撞下，群体间矛盾加深、刻板印象固化。在社区层面，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原住民“身份认同焦虑”，继而引发偏见甚至过激的暴力行为。在价值观层面，不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团体往往被贴上“异类”的标签，并通过污名化和弱化特定群体成员的方式促进歧视、进一步强化观念，直至其成为多数人的预期或无意识的共识。

除了上述主要因素外，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认为，近10年美国仇恨犯罪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都受到充满敌意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社交媒体的刺激和影响。

“赛博仇恨”加剧政治暴力、恐惧和回避

当前，美国的仇恨犯罪已经逐渐过渡到“赛博仇恨”阶段，美国主要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在广义上成为一种新的仇恨犯罪形式。

一方面，赛博空间中美国国内仇恨团体(hate groups)更加普遍化。即越来越多带有偏见的极端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互联网表演、动员和扩张，并通过虚拟社群聚集，共享信息。同时，这一现象也会使得具有同类偏见的潜在仇恨犯罪者相互联系，形成非实体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使得仇恨犯罪具有更加高弹性、非正式的特性。仇恨犯罪行为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区隔和高昂的交互成本，同时，被社交媒体管理员删除内容后，犯罪者可以切换身份重新进行暴力行为，且由于网络追踪的难度和隐蔽性，赛博仇恨犯罪行为的成本空前降低、形式灵活多变。

值得注意的是，赛博仇恨犯罪已经对美国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仇恨犯罪受美国政治和社会极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加剧国内政治撕裂。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成为美国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2023年年初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已创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控枪分歧愈发难以弥合。

而不断超越时空局限的赛博仇恨犯罪煽动美国民众普遍的不安和恐惧。不信任感不仅会使得群体间相互恐惧，也会加剧两极化的现象。社交媒体能够无限放大仇恨犯罪向社会传递的偏见和憎恶情绪，将仇恨蔓延至邻居、团体和整个社区，加剧社会分裂和认知分歧，破坏多样性和社会和谐，影响选区选举等公共政治生活的一致性和凝聚力。

赛博仇恨的影响也会延伸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日常生活中。有研究分析了2020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统计数据，得出现实中“冷漠政治派”约占美国公民的58.5%，“网络政治派”则占25.15%，热衷参与选举或为政治团体提供资金的“现实政治派”仅约占16.35%。未来，对政治持冷漠态度或选择网络参政的人数将进一步增加，“现实政治派”则会因更多现实层面的风险和掣肘而减少。

美国针对仇恨犯罪的治理及困境

作为世界仇恨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力图在立法政策和社会层面推进治理举措。

在立法层面，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是美国治理仇恨犯罪立法的起源，后依据仇恨犯罪行为的变化，国会1990年起多次修订《仇恨犯罪统计法》(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界定了仇恨犯罪的两个构成要件，并将基于残疾、性别等偏见的犯罪行为纳入这一范畴。2009年奥巴马签署《仇恨犯罪防治法》，赋予司法部调查或起诉仇恨犯罪的权力，扩大保护范畴。近年来，美国仇恨犯罪立法呈现出加大对煽动仇恨偏见行为的刑罚、注重数据和统计、扩大受保护群体范围等特征。

在社会层面，美国倡导群体领导人、民权组织和执法部门共同采取行动，加强对仇恨犯罪的制度化反应机制，完善社区关系，缓解公民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同时实时掌握小范围内部群体结构变化，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的偏见和暴力行为。例如，由谷歌和ProPublica联合推出的机器学习工具能够帮助公民查找和跟踪偏见引起的仇恨犯罪的新闻报道，并形成实时的预警图，在技术层面防范仇恨犯罪。

此外，美国主要采取主动教育和康复教育干预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信仰、文化和价值观念。例如马萨诸塞州要求已被定罪的仇恨犯罪罪犯参加多元化教育，用康复教育来代替延长刑期，教育的长度和类型将与所犯的罪行、罪犯年龄和受害群体成比例。教育可以是课堂形式，也可以是网上授课，还包括进行社区服务，从而加强其与整个社区和社会的联系，有助于在犯罪者和受影响社区之间架起桥梁。通过人际接触和交往，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加深了解，有助于减少偏见、化解刻板印象。

然而，美国对仇恨犯罪的治理方式也面临国内分歧和严峻挑战。尽管仇恨犯罪立法覆盖整个美国，但大多数仇恨犯罪是在州一级被起诉而非联邦一级。美国各州对于偏见和仇恨犯罪的立法和量刑也存在差异，阿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怀俄明州甚至没有制定仇视性犯罪法律，在这些没有仇恨犯罪立法的州，执法部门几乎没有动力去调查那些出于偏见而犯下的罪行。

此外，以詹姆斯·威斯汀和詹姆斯·雅各布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学者，在“仇恨犯罪立法化和提高量刑”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以仇恨犯罪作为单独类别的立法司法实践仍缺乏共识。同时，当前美国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效果有限，存在较大局限性。尽管对于仇恨犯罪的惩罚可能是公正的，但却不能弥补受害人实际受到的伤害，也不能缓解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和负面情绪。

美国各州仇恨犯罪立法情况。图源：《今日美国》

仇恨犯罪的治理困境，实质上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共鸣与共识难以达成。基于偏见的群体间仇恨意识与逻辑交织缠绕，并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由于偏见和仇恨表达的地方性，任何普世意义上对仇恨犯罪的观察、统计和防治都难以深入根源。只要美国仍存在适宜各种偏见生存并壮大的“土壤”，仇恨犯罪就难以得到根治。

展望未来，随着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对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重视，智能技术为干预美国仇恨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Facebook将网络仇恨行为的程度分级并给予攻击者梯度惩罚，又不断调整仇恨言论政策的保护范围，逐步增加对移民、年龄、职业等特征人群的保护;Twitter先后宣布将屏蔽报复性内容、恐怖主义言论等;YouTube也频繁更新相关条例，以适应“赛博仇恨”的新发展、新动向。但是，各个公司的仇恨干预政策都针对于自身特定的内容生态，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各异，因此至今关于赛博仇恨犯罪的定义和惩罚程度等仍然缺乏行业共识。

由网络媒体、极端主义者等煽动的偏见是否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永动机式的愤怒机器”从而使“美国民主陷入险境”，“否决政治”是否会异化为“报复性政治”，仍有待对现象和数据的进一步观察分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仇恨犯罪带来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共识。美国国土安全部曾多次警告，由“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内极端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群体之间和公民与公共政治的信任赤字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中长期结构性变迁。从中长期看，美国仇恨犯罪带来的影响将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新变量。

来源时间：2023/5/4   发布时间：2023/5/1

旧文章ID：29758

作者：文/格雷厄姆·艾利森，译/马力  来源：观察者网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宣称，美国经济正在“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该观点在华盛顿引发了轰动，对那些感觉到美国已陷入深刻分裂的人们来说，尤其令人感到振奋。

许多人对下一次大选仍像2020年那样，还是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和一位被起诉的前总统之间进行感到非常沮丧。此外，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已经陷入僵局，债务违约似乎将不可避免。

就在此时，能有一篇文章宣称“美国经济在全球没有对手”，这正是许多人想要听到的消息。“美国在发达世界的主导地位之稳固是人们想象不到的”，《经济学人》杂志写道。

然而，我不得不提及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经济学人》得出上述结论时，并没有考虑到美国唯一的真正对手：中国。

该文只是把美国与七国集团中的其他竞争对手进行了比较：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在这场竞赛中，美国不仅领先，而且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扩大。但是，宣布美国在七国集团中超过其他竞争对手勇夺冠军，就像把奥运金牌授予一位美国短跑运动员，却把世界冠军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排除在外一样。

全球南方国家批评七国集团是一个过时、老化、虚弱的前帝国主义国家俱乐部，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但不容忽视的是，自七国集团半个世纪前成立以来，该组织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在持续缩小。如今，这七个国家仅占全球GDP总量的44%。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购买力平价标准(这是比较各国经济实力的最佳单一指标)来测算，这个比例仅为30%。

如果在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的赛道上，我们的竞争者只是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六个国家，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为美国不断扩大的领先优势而感到振奋。但在当下这个全新的世界中，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美国正在与迅速崛起的中国竞争。

当然，GDP并不是一切，但GDP的确构成了国际关系中各国实力的基础。当我们看具体数据而不是杂志上的文章时，残酷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哪个国家在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其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10%到去年却猛增至75%?哪个国家在过去30年的每一年里其经济增速都超过七国集团的每一个国家?今年全球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是谁?

中国官方上周发布了2023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报告：受国内消费和出口增长15%的推动，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的增长率为4.5%。中国经济在未来三个季度及以后会如何表现还有待观察，但各国投资者、公司和政府必须尽力做出自己的最佳判断。在美中竞争领域过往预测记录良好的那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增速不可能超过中国。

除了一些古怪的学者和政论家宣扬“中国经济增长将遭遇天花板”外，所有人都预计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将超过美国。他们还预计，中国经济明年的增速也将超过美国。2025年乃至更遥远的未来也是如此。许多颇有见地的分析师和投资者在争论的唯一问题是：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会是美国的多少倍?两倍?三倍?还是更多?

如果真有人认为美国正在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或者确信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遭遇天花板，我建议他们像我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那样，跟自己的同事们打个赌。我已经下了高达1000美元的赌注，我认为2023年美国GDP的增速不可能超过中国。我甚至还下注打了这样一个赌：美国经济今年的增速不会达到中国的一半。

不过在下注之前，我建议那些想参与此赌局的人先看看如下事实。对2023年经济状况进行预测的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要的投资银行，此外还包括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也都参与了预测。结果是：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在0.1%至1.6%之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4.8%至6%之间。截至目前，此预测与事实是相符的。美国商务部本周称，上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折合成年率增长率为1.1%。我的判断是，到2023年结束时，中国经济的增速将是美国的三倍以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们以自己公司的命运为赌注所做的隐性押注。

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颇为引人注目，他解释了自己为何将公司的未来押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上。虽然苹果公司在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不断扩张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95%的iphone、ipad和macbook仍在中国生产。

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长期担任全球最知名消费品牌之一星巴克的董事长，他认为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市场。星巴克目前每9小时就在中国开一家新店。两周前，世界上最富有、最怪异的企业家之一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中国下了更大的赌注，他宣布在上海建立第二条生产线用来生产特斯拉汽车电池。用马斯克的话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我们将在这里生产最多的汽车、拥有最多的客户。”

2023年初，美国的实际GDP约为20万亿美元，中国约为16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4万亿美元。如果事实果真像《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所宣称的那样，美国经济正在“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那么美中之间的这一差距应该扩大才对。然而，除非发生某种意料之外的特殊情况导致上述关于美中经济增长的预测落空，只要我们所关注的是反映事实的数字而非某些封面文章，我们将看到这一差距还会继续缩小，就像过去46年里每一年所发生的那样。

来源时间：2023/5/4   发布时间：2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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