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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战和中国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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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是特朗普的万能武器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世界征收对等关税,并声称这是美国的“解放日”。

之后几天,美国股市大跌,债券市场动荡,美国经济将会进入萧条的预警此起彼伏,特朗普竞选时让美国消费品再次减价的承诺受到广泛质疑。

4月7日,特朗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路德维克乘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不在白宫之际劝说老板顾全大局,暂停关税战。他们的游说获得成功,但对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的反制不停反升,从104%到125%,之后又从145%飙升至现在的245%,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年之前,2017年4月7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晤并长谈,他们就双边关系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同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一系列中国采购美国大宗商品的协议,中美因为贸易不平衡(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是3750亿美元)而产生的巨大隔阂可能会迎刃而解。然而,到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突然签署备忘录,决定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关税,理由是中国企业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同年9月,特朗普变本加厉,将征收中国关税的额度从500亿上升到2000亿。

2020年1月15日,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答应在知识产权、商标等美国认为不公正的领域深化改革之外,还同意在2017年贸易总额的基础上,在今后两年采购价值达2000亿的美国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中美贸易战没有继续升级,但也没有终止。

之后不久,新冠疫情爆发,中美两国的正常交往终止,特朗普也在同年的大选中败北,拜登在次年1月20日入主白宫。

2020年,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是3108亿美元;202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53亿。疫情期间,中美贸易总额减少,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增无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为2794亿和2806亿美元。

美中贸易的这种难以缩减的不平衡可以解释为什么拜登在执政期间没有取缔任何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其次,为了阻遏中国高科技的突飞猛进,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的美方赤字。第三,拜登在对华关税领域的无所作为为特朗普在竞选中批评拜登执政无能、只能照搬他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杀伤力巨大的弹药。

因为疫情和美国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打压,中国没有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定条款。

对特朗普来说,关税是解决贸易争端和外交困难的万能武器,任何不愿意服从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都可以被关税制裁,因为美国基本上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市场。特朗普曾经说,如果中国要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他也可以用关税终止中国的行为。其次,关税可以增加美国的国家收入,增加的国库收入既可以用来偿还日益扩大的联邦债务,也可以支付美国高昂的国防和社保经费。用纳瓦罗的话说,对外增加关税就是给美国人民减税。

美国关税的针对性

特朗普本人似乎对中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从2016年开始竞选总统到2021年1月离开白宫,从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到最近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他对中国最大的抱怨是中国产品在美国泛滥,导致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和流失,使得美国的蓝领阶层生不如死。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美国的制造回流或者让全球各国都在美国建厂并雇佣美国工人,让美国再度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换句话说,特朗普本人滥用关税似乎并没有要与中国脱钩的动机,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的关税具有普遍性,并非剑指中国。

但是,特朗普身边的人头脑是不是这么简单就不得而知了。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国安会顾问(奥布里安)和国务卿(蓬皮奥)都是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决策人。拜登政府把中美竞争意识形态化推向新的高度,即使在俄罗斯试图用武力征服乌克兰之后,还继续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危险的致命的敌对势力。特朗普目前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是靠渲染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致命威胁博得特朗普的青睐而进入他的决策团队的。特朗普的国务卿卢比奥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任不久就秘密下文告知美国武装部队将士美国最大的敌手是中国。

纳瓦罗在特朗普终止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并增加对华关税后对媒体说,特朗普从一开始就在下一盘大棋,先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然后对这些国家手下留情,将矛头对准中国,这样在与这些国家谈判时,其中一项条款就是它们必须对中国商品征税。

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贸易战开打之后推进的大规模转口贸易心知肚明。虽然中美贸易总额有所下降,但美国的贸易赤字有增无减,原因就是中国制造变成了越南制造、墨西哥制造、马来西亚制造。要一劳永逸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必须营建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共同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1)中国的经济从此进入原地踏步、低迷甚至萧条并一蹶不振;2)美国的供应链不在本国就在友好国家,永远不会受制于中国。

关税战如不偃旗息鼓,结局会是两败俱伤

中美第一次贸易战2018年开打,当时国内有三种声音,一种是美国欺人太甚,中国不能任人宰割,大不了再上一次井冈山,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另一种是美国没有能力打持久战,因为中国手里有三个杀手锏,即大豆、波音和苹果;第三种是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北京不能意气用事,要保持冷静,与美国谈判,走出困境。

应该说中国政府听进去了第三种声音,因此才有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美第二次贸易战中国肯定是有备而来,反制的力度和速度都不同寻常,但在如何应华盛顿的打压对方面依然是之前的三个选项。但2018年与2025年的双边贸易战所处的政经局势已经大不相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经济处于比较脆弱的境地。其次,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目前要少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其三,反华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第四,特朗普身边的高官和高参都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多级阶段,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但必须竭尽全力让中国处于不利地位。最后,世界其他政经中心虽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对是不是加入中国的阵营并非胸有成竹。

目前僵持在于美国在等中国的电话,中国在看美国有没有尊重北京并愿与其平等和诚恳谈判的实际表现。双方也许都在期待对方顶不住,先缴械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彼此妥协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华盛顿在与他国贸易谈判中继续对该国与中国的贸易指手画脚,北京退后一步的可能性就更小。

如果关税战在今后90天后继续僵持,美国一大批靠进口中国商品挣钱的小企业会打烊,中国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裁人或破产。

如果中美贸易争端超过半年达不成协议,特朗普就算是背弃了自己的竞选承诺,美国的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美国民众的不满程度也会飙升,2026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使共和党丢掉国会的多数席位,特别是在众议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因贸易战的延续继续走低,就业机会也因此减少。北大国发院的院长姚洋教授预测,中美贸易冲突会将2025年中国的GDO减少至少两个百分点。

这样的对峙如果一直以不同方式和程度持续,整个世界就会分成三个阵营,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以共同市场和相同价值观为支撑的阵营,因为特朗普对盟国和友邦的背信弃义,这个阵营的构成和团结密度目前并不清晰;另一个是围绕中国组合的、制度并不一定相同、价值观也各异的阵营,连接这个阵营的纽带是对美国霸权的同仇敌忾;第三个阵营主要以摇摆国家所组成,其中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个阵营的稳定性不大,成员国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会因其他两个阵营的此起彼伏而变换自己的行头和嗜好。

冷战因为两大阵营的目标明确和对使用核武器的恐惧,局势相对稳定;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世界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和平与发展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主旋律;一个一分为三的世界没有敢于和能够维护稳定的警察,再加上民族和民粹主义的泛滥,还有两个主要阵营分化和拉拢第三阵营的竞争与博弈,丛林法则也许就成了这个时代约定俗成的决策杠杆。在这个分裂的世界,气候和环境挑战将越演越烈,区域危机会更加频繁,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也会大大增加。世界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中美关系会不会“柳暗花明”?

“让美国再次伟大”(主要标志是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安全)和让“中国再次复兴”(主要标志是台湾回归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落地)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各自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结果就是中美无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故意或意外而发生撞车。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的撞车不仅会使两国人民生灵涂炭,也肯定会给全球的发展、和平与繁荣带来漫长的冬天。

今年1月17日,当选总统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之后特朗普激情四射地发帖子说,他刚跟中国的习主席通了电话,他的预期是中美会一起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合作会马上开始。特朗普还表示,他会跟中国领导人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和安全。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打断了特朗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路,虽然他也经常信口开河说没有任何依据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把他这番话当作耳旁风或不实之词。尽管效果不明,但特朗普要和平(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中东实现停火、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和不愿意介入台海冲突)、求安全(让美国的边境固若金汤、让美国人的就业更加稳固、让美国的社区没有任何打砸抢)的意愿是真诚的,措施是果断的,执行过程也相对透明。4月17日,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怎么不给中国的领导人打电话,他说,中美很快就会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无论真假,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并不想把两国关系搞僵。2024年他对美国选民的承诺太多,与中国搞僵会使其中很多烟消云散。

问题是,中美怎么尽快突破僵局,先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

无论特朗普身边的高官和高参如何妖魔化中国,美国行政部门在今后近四年的时间里是一人说了算,而且这个人并不在乎或计较媒体的报道或国会的反应。如果特朗普对自己与中国直接交涉感到灰心丧气,并将这个权力下放的话,中美贸易谈判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和漫长。2020年特朗普对对华政策放任自流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教训北京必须牢牢汲取。

如果北京能与短、平、快的节奏跟特朗普就眼前的贸易摩擦达成化解协议,两国的经贸发展会重整旗鼓,并为北京和华盛顿解决双边结构性的问题赢得时间。

在两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之后北京如果能进一步在令美国头疼的芬太尼、俄乌、中东、非法移民、伊朗和朝鲜问题提供更为具体的支持或政策协调,中美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协议也不是不可能。在中美史诗级的贸易战开打之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提出,中美应该有一个上海公报2.0。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中美能在2027年(美国一些将领连篇累牍说这是中国武统台湾的年份)前后拿出第四个制约和管控双边的关系的公报,那两国的国运之船都会朝着和平与繁荣的码头行驶。

北京手中的四张“王牌”

4月17日,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发表拜登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不要低估中国”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自它国土的辽阔、人口的庞大、国防现代化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和产业链的丰满。虽然这篇文章旨在为特朗普政府更加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建言献策,但它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中国不必为由特朗普启动(2018)、拜登推动(2021-2025)和特朗普再次助推(2025年4月)的反华攻势感到过于担心,因为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决策机制足以保障自己的国运之船可以乘风破浪。

忆往昔,1978年年底的中美建交和11届3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中国的国运转危为安,而这两个巨大事件的本质就是中国不再搞思想革命,而是以建设物质文明核心,一心一意奔小康。看今朝,中国政府手中最好的王牌还是鼓足干劲解决内需问题,只要目前已经是最大群体的中国中产阶级和刚刚进入城市化的农业人口可以扩大自己的消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就很容易被化解。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中国需要找到虽然不能替代美国市场但可以消化部分中国商品的新兴市场,并且要主动出击,争取亚洲主要国家不加入美国的阵营。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已经饱和或开始出现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迹象;亚洲主要国家的“出走”会给中国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风险,“留住”它们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实际的物质福利;全球南方国家人口众多,潜力巨大,但战乱不断,中国必须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缺席对这些的国家的经济和治理援助时找到与他们共建和平与繁荣的路径。

在目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时,对北京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台海的和平,而保证海峡两岸人民不打仗的根本因素是两岸华人笃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耐心和韧性找到和平统一的路径。

华盛顿可以通过关税堵住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的销路,可以通过出口管制堵死美国高科技产品进入中国的途径,可以通过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普世的价值观把一些发达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刺激中国去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但是它应该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中国扩大内循环的千方百计,止不住中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和赶超的努力,拉不住那些因美国的趾高气扬或指手画脚而对其失望和幻灭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把两岸的中国人再次推向自相残杀的灾难之路。

这是北京手中的四张“王牌”(trump cards),只要打得好,中国这艘在46年前离港的巨轮就会顶住狂风暴雨,并最终驶入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安全、幸福和满足的港湾。

美国民众为何不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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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和两星期前的周末,都是美国有组织的“50501全国行动日”,全美爆发了数百场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活动。所谓“50501“,即50个州、50场示威和统一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据媒体报道,本周末的声势已经比两星期前减弱了。

笔者所特别关注的是,美国人对特朗普最近发动的“关税战”2.0是否表示反对或不满,结果发现,他们所反对和不满的,集中在特朗普解聘大批联邦政府雇员、精简政府预算、驱赶非法移民和削减美国大学经费等问题。这些问题,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既得利益,当然会有所不满。也就是说,目前还看不到美国民众对关税问题的态度。

根据媒体报道,“50501运动”起源于2025年初,由Reddit用户u/Evolved_Fungi发起,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该运动反对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行政权力扩张、对LGBTQ+群体的限制以及与埃隆·马斯克相关的政府项目等方面的举措。​参与者呼吁维护宪法、保护少数群体权益,并要求对特朗普和马斯克进行调查。

这些示威的主题,是抗议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破坏,有人把它简称为“住手”(“Hands Off”)。50501 全国协调员之一莎拉·帕克 (Sarah Parker) 告诉 CNN:“我们正在向国家和当权者发出明确而紧急的信息:人民正在关注,我们正在组织,我们不会接受专制的过度扩张、法西斯政策或对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的剥夺。” “政府持续针对边缘化社区、将异议定为犯罪、并侵蚀公民自由,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回应——而这正是我们该做的。”

其实,特朗普的行动计划早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就已经公开宣布了,现在他只是在兑现他的竞选诺言而已。至于他是否“滥权”或“越权”,自有美国的司法系统来对他设置障碍,民众的反对和示威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4月16日,《华盛顿邮报》刊登长文,将特朗普的竞选诺言归纳为31项,并逐项评论他如何兑现这些竞选诺言。根据该文的分析,特朗普已经兑现了其中的4项,正在兑现的有19项,尚未兑现的有8项。至于正在兑现的项目中,有5项遇到了阻力。

已经兑现的4项是: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最低关税和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退出2015巴黎气候协议、对他的政敌采取报复、赦免“1月6日诉讼案”的被告。

遇到阻力的5项是:终止美国出生公民权、取消教育部、重塑联邦政府、改革投票规则、改革军队中的“多元化”。

尚未兑现的8项是:恢复旅行禁令、结束通货膨胀、减税、取消小费和加班税、降低医疗保健和处方药成本、维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让IVF(体外受精)免费、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

当前特朗普最“疯狂”的举措是对世界各国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和对中国商品征收近250%的进口关税,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不满呢?分析其原因,一是视中国为“敌对国家”已经成为两党共识,美国民众中很多人也持有这种看法;二是特朗普对所有各国(中国除外)关税的实施日期延后90天以便进行谈判,受到各国的欢迎,而特朗普也不断放出谈判进展顺利的利好消息;三是三月份美国的失业率(4.2%)和通货膨胀率(2.4%)表现都还不错,美国民众尚未体会到关税所带来的恶果。

近期美国RCP网站统计今年4月份以来各大民调机构对特朗普民意调查的平均结果为:46.8%满意,50.5%不满意,差距为负3.7%,和拜登末期的负18%相比,显然大不相同,与特朗普1.0的同期民调结果(约负9.5%)相比,也有所改进。

低估中国只能让美国更加衰败

编者按:本文2025年4月10日由微信公号尚道战略发布。这篇文章综述了拜登总统任内主管对华政策两位官员合写的文章“不能低估中国” (Underestimating China:Why America Needs a New Strategy of Allied Scale to Offset Beijing’s Enduring Advantages)。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5年5月、6月期。看这篇文读者也许会问,坎贝尔和杜如松过去四年就处于可以拿捏和决定对华政策的位置,怎么没有将这个战略予以落实呢?是时间不够,还是拜登政府的对华团队对如何应对中国也有派系之争?这二位在拜登当选之前也曾合写过类似的文章,并在他们同时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把他们的观点转化成了具体政策。特朗普入主白宫100天左右,他们耐不住寂寞,大声疾呼必须对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准确与客观的评估。低估它们只会让美国在衰败的路上越走越远。其实,拜登在任时也曾说,中国当下的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并说在他当政期间他不会让中国的赶超成为现实。不知道拜登政府与特朗普团队交接时,前者是怎么交代对华评估和政策的。尚道战略只综述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难免挂一漏万,本站把英文全文发布在摘编之后,供读者参考阅读。

导言

在全球战略竞争格局愈发复杂的当下,关于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讨论始终热度不减。本文由美国政策界两位重量级专家——拜登政府时期的前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联手撰写,提出了一个在当代国际关系领域值得深思的论点:美国或正陷入又一次对华“误判”的循环——从原先的“忌惮与恐慌”,转向过度的“松懈与乐观”。两位作者批评了美国近年快速转向的心态,既曾夸大中国可能一举超越美国的势头,如今却又笃信中国种种经济和社会难题足以自动遏制其崛起。这种从极度悲观到盲目乐观的反复摆动,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导致一场危险的战略误判。

在坎贝尔与杜如松的这篇讨论美国对华战略的文章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崛起所持的微妙态度: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与科技规模优势,另一方面却又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出焦虑甚至迷茫。对于中国而言,必须看到此文虽坦陈中国已经具备足以与美国相抗衡的综合实力,却同样强调要以更新、更紧密的联盟手段对华进行规模性遏制和竞争。若从中国自身的战略安全考量,这种姿态意味着美国在未来将更为系统地联动盟友,通过经济、军事与科技等多维度对华合围。本文值得中国关注的关键点,在于它所反映出的美国可能将对华竞争视为“长期且不能输的博弈”,并将“共同体量”视为最有效的抗衡方式。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种试图以“合力”来削弱中国影响力的主张,在过去数十年里已有先例可循。无论是冷战后美国对经济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还是最近几年的“印太战略”“芯片联盟”与“去风险化”,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美国希望以合纵连横的方式塑造竞争格局。然而,对于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国而言,美国倡导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并不容易彻底实现;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市场庞大、制造能力完备,因而并不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在外部压力下“速败”。相反,过去几年中国国内在芯片、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投入和多点突破,正是面对外部“卡脖子”时的自我强化与升级。这种“内生发展的韧性”构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根本动能。

文章还提到美国担忧中国在军事上的投入与规模优势。就中国而言,“世界最大海军”“超音速武器领先”等标签更多是外界对数字层面与某些技术突破的解读。中国强调国防现代化是为了维护自身主权与地区和平,并不追求类似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反观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了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与多国签署驻军或防务协议。若按照作者的逻辑,“规模”的胜负不仅体现在船舶数量或导弹库存,还取决于全球投送能力、后勤补给网络和技术创新速度。换言之,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目标更多是自卫和威慑,美国则在全球维度上维持“体系性”投入。两者定位有别,并不能单纯以数据比对来下结论。

此外,作者主张美国应与各主要经济体紧密绑定,利用关税、技术壁垒以及产业政策进行“集团化”竞争。对于此种思路,中国当然会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中国一直强调自身经济体量和市场容量对全球经济意义重大,美国若执意构建排他性集团,只会在更大范围内扰乱现有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生态,降低全球经济整体效率。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以及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互联互通上投入日深,若美国和部分盟友选择“脱钩”,中国也可通过发展与亚非拉乃至欧洲部分国家的合作来弥补潜在损失。对于中国而言,坚持开放合作仍是对冲外部联盟压力的关键路径

总之,坎贝尔与杜如松的文章一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基础条件给予了正面评价,承认了中国庞大“规模”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长期潜能;另一方面则明确提出要以跨国联合的方式对华实施“现代化围堵”。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也由此前的“过度恐慌”转向如今的“不容小觑但可合力围堵”,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战略镜鉴”。在未来的国际博弈中,中国既要继续加强自身的内在活力与科技创新能力,也需警惕可能形成的外部“集团化”压力。只有在保持内部经济韧性与推动多边合作的过程中,真正让各国看到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才能在这一轮大国竞争中继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坎贝尔与杜如松警告:不要低估中国!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最新一期刊登拜登政府时期的前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联合撰文,警告美国正陷入对中国力量的严重误判。他们呼吁美国重新构建以盟友共同规模为核心的新大战略,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在制造、科技和军事实力上的深层优势。

文章指出,过去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评估如钟摆般摇摆不定:从过度悲观转向现在的过度乐观。当中国“清零政策”结束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反弹,而美国则科技突飞猛进、股市和就业表现亮眼,美国决策圈便迅速得出“中国已不可为”的结论。然而,作者强调,这种“胜利主义”与以往的“失败主义”一样危险,因为它忽视了中国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GDP长期超过美国70%的竞争对手所具备的战略深度。

在关键衡量标准上,中国早已超越美国:

  • 经济方面:中国拥有美国两倍的制造能力,生产力在全球处于决定性地位;
  • 技术方面:中国主导电动车、核电、机器人等前沿领域,专利和高被引科研文章数量均超过美国;
  • 军事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军,其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倍,导弹库存也远超美方,并在高超音速武器、量子通信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

两位作者指出,“规模”正在重新定义国家实力。冷战期间苏联强调“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如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作者进一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19世纪末的英国也曾因失去“规模优势”而被德国与美国超越,最终走向衰落。美国在当时凭借其大陆市场和产业规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今天,这种规模优势已转移到中国。

坎贝尔和杜如松强调,美国若单打独斗,将重蹈英国百年前的覆辙。他们主张摒弃冷战时期“盟友为附庸”的旧联盟模式,转向一种“能力共建、利益共享”的新型联盟结构:

  • 日本、韩国帮助美国造船;
  • 在美设厂制造半导体;
  • 美国与盟国共建关税与监管屏障,共同应对对手主导的产能输出;
  • 美国对盟友开放其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实现军事互操作性。

这一战略不仅要改变外交思维方式,也需要根本转型:由“控制式领导”转向“能力导向型国家治理”,通过“凝聚力”与“集体杠杆”与中国的“规模优势”抗衡。

此外,作者还批评当前对中国衰退论的流行看法,认为其忽视了中国在实物产出、基础设施、军工能力等硬实力指标上的显著领先。例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早在十年前就超过美国,目前约为30万亿美元,而美方为24万亿美元;在制造业产出方面,中国是美国的三倍,甚至超过全球除中国以外前九国的总和。

美国的问题不是衰退论,而是自满病

作者指出,值得警惕的是,即使中国面各种内外挑战,其长期积累的产能、科研与军工优势不会消失。文章列举如下中国领先事实:世界一半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安装;中国每年造舰速度远超美军,舰艇总数将在2027年超越美军50%;中国每年可生产百架四代战斗机,自研发动机已突破;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稀土精炼等领域,中国全球占比超过70%。

作者批评了当前美国舆论圈内流行的美国复兴论中方崩溃论。他们引用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观点指出:真正的危险不是忧虑衰退,而是自满心态。文章明确指出,如果美国继续误判局势、单边行事,反而会丧失其唯一优势——全球盟友网络。

盟友即能力:重塑全球联盟架构是美国的唯一出路?

文章指出,美国再也无法单凭自身与中国匹敌,必须依靠盟友共同构建“盟友规模”(Allied Scale)来形成综合国力。例如:

  • 以市场汇率计算,美国联合欧盟、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GDP总量为6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三倍;
  • 这些国家拥有全球一半制造能力,年军费开支达1.5万亿美元;
  • 在科技与研发上,他们占据全球多数专利和顶级学术资源。

但坎贝尔与杜如松指出,这些优势若不能转化为制度化、互联互通的共同能力,将依然只是纸上谈兵。美方应推动构建涵盖军事、经济、技术三大领域的“能力共享体系”:

  • 军事上,实现武器共造、技术共享、联合训练,如与日本联合生产战斧导弹,与澳大利亚共建核潜艇计划;
  • 经济上,构建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共同防御市场”,例如通过统一关税、共同监管措施;
  • 科技上,协调出口管制、设立“共同投资规则”,防止技术转让至中国,同时联合开发关键技术。

冷战模式共建模式:美帝的联盟体系会如何转型

坎贝尔与杜如松严厉批评了传统的美国同盟模式——将盟友视为“受保护者”,而非“能力提供者”。他们提出,要转向“能力共建”的平台型结构,不再由美国单向赋能,而是实现双向合作。比如:

  • 日本、韩国可为美舰艇维修与制造提供产能;
  • 欧洲与美国产业实现深度耦合,在导弹、微电子等领域共建供应链;
  • 各国彼此也应互相赋能,如法印核潜艇合作、韩欧军工协作、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防务整合等。

文章进一步提出,应建立经济版的“北约第五条款”(Article 5)机制,即若任一成员遭遇经济胁迫,其余国家应统一施加制裁或贸易回应。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美若脱盟将陷战略孤立

作者还警告,如果美国继续“美国优先”的路线,甚至威胁退群、削弱盟友信任,不仅会使自由世界分裂,还将促使盟友转向中国。例如:欧日韩部分政界已有“战略自主”倾向;美方若逼迫过紧,部分盟友可能发展核武、自建集团或转向人民币体系。

作者最后指出,“美国不应重演英国百年前的失败,也不能幻想独自赢得与中国的世纪竞争。只有将盟友变为‘规模的源泉’,才能在未来与中国一较高下。”正如文章中借用的富兰克林的名言:要么团结一致,要么各自灭亡。作者呼吁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真正实力,纠正规模错觉,重塑联盟战略,方能在这场世纪竞争中不被中国打败。

Underestimating China

Why America Needs a New Strategy of Allied Scale to Offset Beijing’s Enduring Advantages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May/June 2025Published on April 10, 2025

Success in great-power competition requires rigorous and unsentimental net assessment. Yet the American estimation of China has lurched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For decades, Americans registered blistering economic growth, domin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rowing geopolitical ambition, and anticipated the day when China might overtake a strategically distracted and politically paralyzed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n especially at the height of the COVID pandemic, many observers believed that day had come. But the pendulum swung to the other extreme only a few years later as China’s abandonment of “zero COVID” failed to restore growth. Beijing was beset by ominous demographics, once unthinkable youth unemployment, and deepening stagnation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strengthening alliances, boasting breakthrough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nd enjoying a booming economy with record low unemployment and record high stock markets.

A new consensus took hold: that an aging, slowing, and increasingly less nimble China would not overtake an ascendant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hifted from pessimism to overconfidence. Yet just as past bouts of defeatism were misguided, so is today’s triumphalism, which risks dangerously underestimating both the latent and actual power of the only competitor in a century whose GDP has surpassed 70 percent of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critical metrics, China has already outmatche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ally, it boasts twice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echnologically, it dominates everything from electric vehicles to fourth-generation nuclear reactors and now produces more active patents and top-cit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nually. Militarily, it features the world’s largest navy, bolstered by shipbuilding capacity 200 times as large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vastly greater missile stocks; and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hypersonic capabilities—all results of the fastest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history. Even if China’s growth slows and its system falters, it will remain formidable strategically.

During the Cold War, Soviet leaders often made the point that “quantity has a quality all its own.” As productivity equalizes, nations with larger populations, broader geographic reach, and greater economic heft scale up and dominate smaller first-movers. This dynamic has held throughout most of history.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ed from it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It caught the tide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then leveraged its continental scale and larger population to outclas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Japan, and ultimately the Soviet Union. Today, it is China that benefits from that dynam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t risk of being overtaken technologically, deindustrialized economically, and defeated militarily by a rival with far greater size and productive capacity.

This is an era in which strategic advantage will once again accrue to those who can operate at scale. China possesses sca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at least not by itself. Because its only viable path lies in coalition with others, Washington would be particularly unwise to go it alone in a complex global competition. By retreating to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ed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a globally engaged China.

Yet acknowledging the need for allies and partners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not an endpoint—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legacy approach to alliances will no longer suffice. That approach, rooted in Cold War–era assumptions and extended by inertia over eight decades, tended to view partners as dependents: recipients of protection rather than co-creators of power. They were often seen as helpful, but also as burdensome and even obstructive. That model is obsolete. To achieve scale, Washington must transform its alliance architecture from a collection of managed relationships to a platform for integrated and pooled capacity building across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omains. In practical terms, that might mean Japan and Korea help build American ships and Taiwan builds American semiconductor plant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hares its best military technology with allies, and all come together to pool their markets behind a shared tariff or regulatory wall erected against China. This kind of coherent and interoperable bloc,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t its core, would generate aggregate advantages that China cannot match alone.

But such an approach demands a fundamental reorientation, from command-and-control diplomacy to a new capacity-centric statecraft. This radical shift in how the United States builds and wields power is essential in a world where it no longer has the singular advantage of scale. As China plays for time and ma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must play for cohesion and collective leverage. To repurpose the warning often attributed to Benjamin Franklin: we must hang together, or we will all hang separately.

FROM SIZE TO SCALE

Not every large country becomes a great power. Size refers to dimensions; scale is the ability to use size to generat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d thereby outcompete rivals. Small states can become world-class by maximizing efficiency on a small foundation, but when large states run that playbook on a much larger foundation, they can remake the world. Broader internal markets can drive down costs, enabling companies to outcompete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Bigger populations create deeper pools of talent and research. Large states are less reliant on trade, which gives them greater resilience. And they can field larger militaries.

Small states have risen to power on first-mover advantages, often with the acquiescence or benign neglect of larger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United Kingdom was able to dominate the world with a first-mover advantage in industrialization. But that dominance was short-lived.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thanks in part to the diffusion of British industrial methods—were able to achieve greater scale than a small island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Europe. From 1870 to 1910, the British share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fell by half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caught up and surpassed it. While the United Kingdom’s steel production doubled, to 6.5 million tons, Germany’s quintupled, to 12 mill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ew sixfold, to 23 millio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the British out of major industries, leveraging their larger internal markets, resource bases, and talent pools to drive down marginal costs. That economic advantage translated into still greater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Together, these trends led to the United Kingdom’s gradual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eventual decline.

British leaders and strategists were aware of the proble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British historian John Robert Seeley, i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of the era, worried about the emergence of “highly organized states on a yet larger scale,” noting that as technology diffuse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urpass in power the states now called great as much as the great country-stat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urpassed Florence.” Even before the collap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he fear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would be reduced “to the level of a purely European Power” such as Spain. Seeley was not alone in calling for his country to pursue the kind of scale and efficiency gains an island could not generate on its own, through “Greater Britain”—tighter integration with imperial holdings in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southern Africa. But these efforts were delayed, inconsistently pursued, and ultimately a failure. The colonies went their own way, and the British never found scale.

When World War II broke out, London was fortunate to have a much more powerful ally in Washington—one with the scale to help win World War I. That scale was clear to rivals. Before the war, Hitler had observed that “The American Union . . . has created a power factor of such dimensions that it threatens to overthrow all previous state power rankings.” Japanese Admiral Isoroku Yamamoto predicted that his country’s forces would “run wild for the first six months or a year, but I have utterly no confidence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advantage. Italy’s foreign minister also recognized that a protracted war favored the United States: “Who will have the most stamina? This is the way the question should be put.” All the Axis powers feared U.S. industrial capacity. They understood that quantity was a quality of its own.

Today, that daunting scale and capacity belongs to China. American strategists must confront the ris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find itself i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 century ago. The British experience offers both lessons and warnings: its effort at imperial integration was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But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can succeed where Britain failed, by harnessing allied and partner scale in new ways.

RISE AND FALL AND RIS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at success must be accurate self-assess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ages of Foreign Affairs have featured a slew of essays making the ca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lear and enduring advantage over China. Michael Beckley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hrinking relative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current trends are solidifying a unipolar world.” Stephen Brooks and Ben Vagle cla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s a commanding and durable advantage” that would give it significant economic leverage in a conflict. Jude Blanchette and Ryan Hass conclu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s a vital edge over China in terms of economic dynamism, global influ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dicting the rise or fall of great powers is always a fraught exercise, given inadequate information, the risks of bias, the long shadow of current events, and the challenge of sorting out which metrics matter most and in what time frame. American strategists previously swung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in their estimation of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That same weakness has characterized net assessmen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China faces significant problems: an aging society, towering debt, stagnating productivity, growing risks in its housing market, high youth unemployment, crackdowns on the private sector. But even grave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do not neatly translate to strategic disadvantage. Two facts can be true at the same time: that China is slowing economically and that it is becoming more formidable strategically. And Beijing might well address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a return to sou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years ahead. Emphasizing China’s weaknesses risks understating its scale and capacity on the metrics and time frame most relevant for great-power competition.

For example, the id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will remain larger than China’s—contrary to most expectations just a few years ago—is frequently offered as evidence of commanding U.S. advantage. But as the economist Noah Smith argues in his analysis of these GDP comparisons, “Americans should take littl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their total GDP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is outpacing China’s.” As exchange rates shift, so do comparisons of relative size, so that a 15 percent depreciation of the renminbi—as has occurred since its peak three years ago—would make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 15 percent smaller even if its output stayed the same. Accounting for purchasing power and local prices using the World Bank’s methodology, although imperfect, reveals instead that China’s economy surpassed the U.S. economy about a decade ago and is 25 percent larger today: roughly $30 trill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24 trillion. This purchasing power adjustment captures the real cost of 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power,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eapons systems, manufactured goods, and government personnel—key factors in sustaining long-term strategic advantage.

Using this approach, if one looks narrowly at goods rather than services, China’s productive capacity is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a decisive advantage in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and exceeds that of the next nine countries combined. In the two decades after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ts share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quintupled to 30 percent while the U.S. share halved to roughly 15 percen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estimated that, by 2030, the imbalance will grow to 45 percent and 11 percent. China leads in many traditional industries—producing 20 times as much cement, 13 times as much steel, three times as many cars, and twice as much power as the United States—and increasingly in advanced sectors as well.

Although still catching up in fields such as biotechnology and aviation, which have been traditional U.S. strengths, China—thanks in part to ambitious industrial policy efforts such as Made in China 2025—produced almost half the world’s chemicals, half the world’s ship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electric vehicles,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electric batteries, 80 percent of consumer drones, and 90 percent of solar panels and critical refined rare-earth minerals. And Beijing is taking steps to ensure its dominance continues and expands: China was responsible for half of all industrial robot installations worldwide (seven times as many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s a decade ahead of anyone else in commercializing fourth-generation nuclear technology, with plans to build over 100 reactors in 20 years. The last great power to so thoroughly dominate global production wa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870s to the 1940s.

American observers tend to underestimate China’s ability to innovate, mistakenly assuming it simply copies and reproduces Western innovation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it, China’s manufacturing strength creates a 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advantage. State investment helps, too; it now rivals the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provides a deep talent pool and competitive scale. In ten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from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undation, China is near the leading edge of innovation (or better) in six.

This industrial and innovative strength can be activat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China’s navy, already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will add a staggering 65 vessels in just five years, reaching a total size 50 percent larger than the U.S. Navy—roughly 435 vessels to 300. It has rapidly increased its ships’ firepower, surging from one-tenth of the United States’ vertical launch system cells a decade ago to likely exceeding U.S. capacity by 2027. Although China lags the United States in aviation, it has broken a long-standing technical barrier by building jet engines at home and is now rapidly closing the production gap, with the ability to build more than 100 fourth-generation combat aircraft annually. In most missile technologies, China is probably the world’s leader: it boasts the first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impressive air-to-air missile range, and the largest stockpile of conventional cruise and ballistic missiles. And in a growing number of military fields, from quantum communications to hypersonics, China is ahead of any competitor. These advantages, built over decades, will persist even if China stagnates.

KNOW YOUR RIVAL

China’s challenges are significant. But their strategic importance is often overstated. For example, its demographic challenges will be a major issue in the long term, but in the medium term—a timeline much more relevant to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they are manageable. A generational “echo boom,” as the grandchildren of the Mao-era baby boomer generation enter the workforce, means that, despite an aging population,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below the age of 15 has actually increased, by over 30 million between the 2010 and 2020 censuses, and it has also grown as a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China’s dependency ratio (of adult workers to children and retirees) will remain below Japan’s current ratio until 2050. And massive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industrial robotics, and embod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help China weather labor shortfalls.

Debt levels are also illustrative. Although China’s household,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debt is at a record 300 percent of GDP, other powers—including India,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have similar levels of total debt. In some cases, metrics that indicate weakness in one area reflect strategic strengths in another. China’s housing bust, for example, is a drag on growth. But Beijing is plowing credit from that sector into industrial policy efforts that are boosting competitiveness. Similarly, while American firms continue to capture a higher share of profits and dominate rankings of market capitalization, Chinese firms are focused on different goals, often running losses to gain market share and put rivals out of business. Despite short-term challenges,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the long game.

Even if its weaknesses prove more severe than projected, China will remain vastly more powerful than any past U.S. competitor on the metrics most relevant for competition. Washington may have overestimated past rivals, including Germany,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But China is the first to outmatch the United States in size alone, as well as in several strategically relevant areas. Stagnant or not, Beijing will remain more formidable than any past challenger.

Some analysts warn that American declinism is itself a risk, which could becom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re is wisdom in that admoni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often begins with flawed self-diagnosis. But it is also the case,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Huntington argued in these pages befor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fretting about decline can just as often drive renewal. The greatest risk is not declinism; it is complacency, leading to a lack of strategic intention and a failure to catalyze collective action to rise to the China challenge. If anything, the United States—particularly in the era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risks overestimating unilateral power and underestimating China’s ability to counter it.

CAPACITY-CENTRIC STATECRAFT

For Washington, three realities must be central to any serious strategy for long-term competition. First, scale is essential. Second, China’s scale is unlike anyth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faced, and Beijing’s challenges will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at on any relevant timeline. And third, a new approach to alliances is the only viable way the United States can build sufficient scale of its own. Altogether, this means that Washington needs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ways that it did not in the past. They are not tripwires, distant protectorates, vassals, or markers of status, but providers of capacity needed to achieve great-power scal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s are not about projecting power, but about preserving i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outclassed the Soviet Union. Today, a slightly expanded configuration would handily outclass China. Together, Australia, Canada, India, Japan, Korea, Mexico, New Zea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 combined economy of $60 trillion to China’s $18 trillion, an amount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China’s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and still more than twice as large adjusting for purchasing power. It would account for roughly half of all global manufacturing (to China’s roughly one-third) and for far more active patents and top-cited journal articles than China does. It would account for $1.5 trillion in annual defense spending, roughly twice China’s. And it would displace China as the top trading partner of almost all states. (China is today the top trading partner of 120 states.)

In raw terms, this alignment of democracies and market economies outscales China across nearly every dimension. Yet unless its power is coordinated, its advantages will remain largely theoretical. Accordingly,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this coalition should be the central task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this century.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by simply doubling down on the traditional alliance playbook.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long-standing bilateral alliances (such as those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multilateral alliances (such as NATO), along with newer partnerships (such as the AUKUS defense technology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less institutionalized groupings (such as the Quad, which also includes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But rather than simply celebrating these frameworks or expanding their membership, the task ahead is to deepen their function—to make them foundations for capacity-centric statecraft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too often oper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s security while others contribute political support or, at best, niche capabilities. It has been largely security-centric, too—focused on deterrence, access, and reassurance—while leaving economic coordin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s emerging but still secondary concerns. The traditional model was simply not designed to compete with a systemic rival on the order of China. It is dangerously inadequate to the demands of the moment.

The U.S. approach to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in recent decades has been shaped by a combination of strategic habit and structural hierarchy. Now, it must become a platform for generating shared capacity across all critical domains—not just military ones. That will require a level of coordination and codependence that is unfamiliar and will at times be uncomfortable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For military power, creating scale requires capacity to flow in both directions, including investment in the weaker parts of the U.S. defense industry and more generous provision of advanced U.S. military technologies to allies who historically have not received it. For the economy, scale means building a shared tariff and regulatory wall against China’s excess capacity while constructing new mechanisms to coordinate industrial policy and pool allied market share. For technology, the challenge will similarly be to erect common investment rules, export controls, and research protections to prevent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while undertaking joint investment. These steps mar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alition that is aligned in principle and one that is fused in practice. That shift—toward shared capac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strategy—will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to compete at scale and at speed.

SCALE BOTH WAY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used existing security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o construct a “latticework” meant to better distribute force posture, increase allied defense spending, and launch new security arrangements such as AUKUS while elevating bodies such as the Quad. These efforts should be reinforced, but the next step is to transform defense-industrial cooperation. The lessons from Ukraine are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lack sufficient capacity to sustain a prolonged conflict with China on its own. Although innovation from new firms in uncrewed systems is promising, true scale, particularly in legacy systems, will require co-production and deepe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ith allies. The World War II Arsenal of Democracy is unlikely to return. In its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struct what the historian Arthur Herman has called an Arsenal of Democracies: a networke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built on joint production, shared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supply chains.

This marks a sharp change from the pas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primarily provided capability to others. Now, scale demands two-way flows, including allied investment and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initial step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ok, such as having the Japanese repair American destroyers, provide a modest glimpse of what is possible. More ambitious efforts might involve joint ventures with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shipbuilders (which are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productive than U.S. firms); partnerships between Europe’s missile manufacturers and U.S. companies; or recruiting Japanese or Taiwanese firms to build legacy microelectro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 often, dated regulatory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which must be addressed jointly by 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 create barriers to benefiting from allied capa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own capability must also flow outward to allies. Biden-era efforts such as AUKUS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Tomahawk missiles with Japan are step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real progress requires overcoming a bureaucratic alliance between a State Department concerned about proliferation and a Defense Department fearful of eroding its edge. Sharing technology quickly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at Australia builds nuclear submarines, that Asian allies have sufficient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Taiwan can deter Chinese invasion, and that India is able to turn the Andaman Islands to its east into a fortress that Beijing cannot ignore. In practice, this could mean harmonizing export-control laws, aligning procurement standards, and coordinating investment in chokepoint components, from semiconductors to optical equipment.

Allies can also transfer capacity to each other, both within regions and between different ones. Some of this has begun to happen haltingly, but much more is possible. South Korean weapons can help Europe rearm and reindustrialize. French nuclear technology can support India’s submarine program. Norwegian and Swedish missiles can help Indonesia and Thailand defend their waters. Pooling capacity requires thinking across allianc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acilitating collective action.

Tighter integration also requires more burden sharing—and burden shifting. Even as allies and partners build bridges across continents, they must also play a bigger role in deterrence closer to home, with Europeans stepping up in Europe and Asians stepping up in Asia. That can be done in part by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increasingly important groupings (the Quad or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Korea). But Washington also needs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with allies for actual warfighting—through steps such as modernized joint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s, new investments in interoperability, and more sophisticated joint exercises. That could include creating joint units with U.S. allies and partners, starting with ground-based antiaircraft and antiship missile battalions to be used in a crisis in the Indo-Pacific and later extending to more complex air and naval air form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lso reinforce extended deterrence by offering allies a greater say in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kinds of nuclear sharing arrangements that it pursued with European allies during the Cold War.

Globally,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pursue a new version of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Guam Doctrine,” which devolved responsibilities to partners after the Vietnam War. That would empower regional states—what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called “deputy sheriffs”—to take the lead on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ir neighborhood: Australia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ndia in South Asia, Vietnam in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 Nigeria in Africa. In practical terms, the next time a South Asian country faces challenges,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efer to India’s judgment on what might serve regional stability or counter China’s influence rather than seek to advance its own preferences.

COMMON MARKE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ok important steps i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it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he U.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coordinated semiconductor export controls with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But withstanding China’s excess capacity and retaining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will require more ambitious action, beyond what Washington has typically been willing to do.

China’s nonmarket practices and sheer scale have overwhelm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now pose an existential risk to the industrial b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Attempting to act alone against this threat will mean failure: securing the U.S. market will do little good if China can still push U.S. companies out of partner markets, depriving them of the scale they need to remain competitive.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must find scale together, through a defensive moat against Chinese exports. Building a protected common market could start with coordinated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But because tariffs can be easy to circumvent, a better approach might be to use coordinated nontariff barriers, including regulatory tool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used such barriers against digitally connected vehicles from China.) Such regulatory measures c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partners relatively quickly and easily.

Another tool is “preferential plurilateralism”—selectively opening allied and partner markets while creating higher barriers for Chinese goods. This approach, broadly supported by figure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from Robert Lighthizer,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to prominent Democratic legislators, echoes aspects of the early post–World War II trading system, which ga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members of the free world over autocratic rivals. If the era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is over for now, then sectoral agreements with allies could offer promising avenues for pooling markets while avoiding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Coordinated industrial policy instruments would also be useful, such as a new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investment bank that would make loans to firms in strategic sectors to diversify supply chains out of China, especially in key sectors such as medicine and critical minerals. And coordinated efforts to remove barriers to allied and partner investment could, for example, allow the bypas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300 billion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th continued growth under Trump). And despite a tendency to dismiss Europe as economically stagnant, it outproduces the United States in steel, cars, ships, and civil aircraft; claims a greater share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has a manufacturing workforce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eanwhile, stro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scientific ecosystems—with more coope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along with common research protections—will help ensure that U.S. allies and partners can match China’s scale.

Pooled market share would also create strategic leverage. A collective framework for economic defense—what some have called an “economic Article 5,” drawing on NATO’s mutual defense clause—is a long-overdue response to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Such an agreement would trigger coordinated sanctions, export controls, or trade action if one of the group’s members encountered economic pressure from Beijing. It would also function as a platform for deterring military aggression.

EXIT OR LOYALTY?

Trump has presented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s with hard choices and outright threats. Many may understandably be loath to further tie themselves to Washington any time soon. Trust, built over generations, is easily squandered.

Great powers often overestimate their influence over others. Soviet Premier Mikhail Gorbachev did not believe his experiments in regional autonomy would result in the exit of Soviet republics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y not expect its belittling and coercion of allies to lead to a “Gorbachev moment,” but key U.S. allies are already considering declaring “independence” from Washington—pursuing nuclear weapons, building new regional groupings, challenging the dollar’s role. Some, spurred by domestic reactions to U.S. pressure, are contemplating moving closer to China, even at enormous peril to their industries or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risks fracturing the free world and closing its best path to scale.

Yet as Washington turns away from its coalition, China is constructing its own. Driven together by anti-Western grievance and their own parochial interests,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are creating substantial authoritarian scale. China has built Russia’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helped Iran provide Russia with one-way attack uncrewed aerial vehicles, and assented as North Korea has sent troops to fight in Europe. All four governments are working to erode U.S. sanctions and are engaged in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intelligence sharing, and military exercises. This is a unified challenge that requires a unified response.

As s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lk about creating divisions among China’s partners by executing a “reverse Kissinger” with Russia, Beijing is determined to exploit fissures in Western alliances, notabl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risk now is that Washington will split from Europe while failing to split China and Russia. Efforts to build democratic capacity have been aided by China’s own missteps in conducting confrontational “wolf warrior”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engaged in counterproductive diplomatic pugilism of its own, providing openings for China to play the role of reasonable partner. Washington will have better luck partnering with allies than with adversaries animated by deep anti-U.S. sentiment.

If the United States fails to pursue scale with others, or retreats 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hile undoing its alliances, the contest for the next century will be China’s to lose.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before it, will find itself diminished by a great power with unprecedented scale. It will encounter a world divided among multiple great powers, but with China the strongest among them and in some areas stronger than all of them. The result will be a United States that is weaker, poorer, and less influential—and a world in which China sets the rules.

Although a growing consensus has swung toward underestimating China’s power and overstating America’s resurgence, that thinking echoes past cycles of misjudgment. Rosy perspectives on America’s trajectory risk fueling the kind of go-it-alone unilateralism that assumes, implicitly and increasingly explicitly, that American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obsolete or overvalued when they are in fact the only path to scale against a formidable competitor. Success requires going much further and with greater ambition than the alliance-friendly policies of the previous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rejecting outright the alienating, go-it-alone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aking shape under Trump.

Such a commitment is not just a policy, but a signal of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inordinately focused on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power, and a critical input in that equation is its estimation of Washington’s ability to pull in the allies and partners that even Beijing openly admits are the United States’ greatest advantage. Accordingly, the most effective U.S. strategy—the one that has most unsettled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and can deter its adventurism in the future—is to build new, enduring, and robust capacities with these states. A sustaine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o an upgraded alliance network, coupled with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emerging fields, offers the best path forward to finding scale against the most formidable competitor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encountered.

弗里德曼:我从未如此担心美国的未来

编者按:本文2025年4月15日由《纽约时报》发表,英文标题为“I Have Never Been More Afraid for My Country’s Future”。4月1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站发布了该文的中文版。弗里德曼在文章中说,““他正在破坏我们神圣的法治,他正在抛弃我们的盟友,他正在破坏美元的价值,他正在粉碎国家团结的任何希望。他甚至让加拿大人开始抵制拉斯维加斯了,因为他们不喜欢听到我们很快将成为他们的主子这种话。

特朗普政府每天都有很多疯狂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一些极为怪诞但又非常说明问题的事情被淹没在噪音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4月8日在白宫发生的一幕,贸易战如火如荼,我们的总统认为这是签署一项支持煤炭开采的行政命令的最佳时机。

“我们正在复兴一个被抛弃的行业,我们要让矿工重返工作岗位,”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总统在戴着安全帽的煤矿工人们簇拥下说。过去10年里,煤矿工人的数量从7万人下降到4万人左右。此外,“你可以给他们一套位于第五大道的顶层公寓和一份不同的工作,但他们不会开心的。他们想挖煤;这是他们爱做的事,”特朗普这样评价矿工们

总统尊敬那些用双手劳动的男男女女,这值得称赞。但是,当他把煤矿工人单独拿出来赞扬的同时,却试图将清洁技术工作岗位的开发从预算中剔除——2023年,美国风能行业雇佣了大约13万名工人,而太阳能行业雇佣了28万名工人——这表明特朗普陷入了一种右翼的“觉醒”意识形态,不认为绿色制造业的工作是“真正的”工作。这怎么能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整个特朗普二世政府就是一场残酷的闹剧。特朗普竞选连任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在21世纪改变美国。他竞选是为了不进监狱,也为了报复那些有真凭实据、曾试图追究他法律责任的人。我怀疑他根本没有花过五分钟时间去研究未来的劳动力。

然后他回到了白宫,他的脑子里仍然充满了上世纪70年代的想法。在白宫,他发动了一场贸易战,没有盟友,也没有认真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他几乎每天都在改变关税——他也不了解全球经济现在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产品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然后,他让一位商务部长来执行这场战争,这位部长认为,成百上千万美国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取代中国工人,去做“拧螺丝造iPhone”的工作。

但这场闹剧即将触及每一个美国人。他攻击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和欧盟,以及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同时他明确表示,他更喜欢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更喜欢破坏气候的能源行业而不是面向未来的行业,让地球见鬼去吧,特朗普正在令全球丧失对美国的信心。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特朗普的美国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一个由冲动的强人领导的流氓国家,背离了法治和其他美国宪法原则以及价值观。

你知道我们的民主盟友是怎么对付流氓国家的吗?让我们把这些点联系起来。

首先,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大量购买国债。因此,美国不得不向他们提供更高的利率——这将波及我们的整个经济,从汽车付款到住房抵押贷款,再到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偿还国债的成本。

“特朗普总统反复无常的决策和边境税是否导致全球投资者回避美元和美国国债?”《华尔街日报》周日社论版以《美国是否出现新的风险溢价?》为题发问。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问出这个问题并不算早,因为债券收益率持续飙升,美元持续走软——这都是信心丧失的典型迹象,这种信心丧失并不一定要很大,就会对我们的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件事是我们的盟友对我们的制度失去信心。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称,欧盟管理委员会“正在向一些前往美国的员工发放一次性手机和只有基础功能的笔记本电脑,以避免间谍活动的风险,这是传统上为出行前往中国而采取的措施。”它不再相信美国的法治了。

外国人做的第三件事是告诉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几周前我在中国反复听到这种说法——去美国留学可能不再是个好主意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孩子什么时候会被任意逮捕,他们的家人什么时候会被驱逐到萨尔瓦多的监狱

这是不可逆的吗?我唯一确定的是,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像史蒂夫·乔布斯的叙利亚生父这样的人——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我们的国家,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如今,这个人原本打算在美国学习,但现在却想去加拿大或欧洲。

你削弱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吸引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创业精神的移民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使我们成为世界创新中心;我们在全世界的储蓄中占据格外高的比例,使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过着超出收入的生活;以及我们坚持法治的声誉——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最终会看到一个不那么繁荣、不那么受尊重、越来越孤立的美国。

等等,等等,你说,但中国不是也在挖煤吗?是的,中国是在挖煤,但中国有一个长期的计划,逐步淘汰煤矿,并使用机器人去做危险和损害健康的矿工工作。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特朗普在搞他的“编排”——漫无目的地谈论任何他认为是好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编排长期计划。

2015年,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前一年,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布了一项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前瞻性增长计划。该计划开宗明义地发问:21世纪的增长引擎是什么?随后,中国政府对这个引擎的零部件进行了巨额投资,以便中国公司能够在国内外占据主导地位。这里是在说清洁能源、电池、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新材料、机床、无人机、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最新的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已成为“在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和物理科学数据库的研究产出方面全球领先的国家,在生物科学和健康科学方面排名第二”。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否。如果北京认为世界其他国家会放任中国无限制地抑制国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让中国政府继续补贴出口行业,并试图为每个人创造一切,让其他国家被掏空、变得依赖中国,那就大错特错了。北京需要重新平衡其经济,特朗普向中国施压是正确的。

但特朗普不断的咆哮和断断续续的疯狂关税不是一种战略——在“中国制造2025”提出十周年之际与中国对着干,更不是一种战略。如果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真的相信自己愚蠢的言论——北京只是在“拿着一手烂牌虚张声势”,那么请告诉我白宫什么时候举办扑克之夜,因为我想去押钱。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经济引擎,这让它有了更多选择。

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其它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利用其产生的所有盈余?它会把资金投入到更具威胁性的军事上吗?它会把这些钱投资到更多的高速铁路和通往不需要那么多公路的城市的六车道高速公路上吗?还是会投资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和服务,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以50-50的股权结构建立下一代中国工厂和供应线?我们需要鼓励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至少中国还有选择。

对比一下特朗普正在做出的选择。他正在破坏我们神圣的法治,他正在抛弃我们的盟友,他正在破坏美元的价值,他正在粉碎国家团结的任何希望。他甚至让加拿大人开始抵制拉斯维加斯了,因为他们不喜欢听到我们很快将成为他们的主子这种话。

那么,你告诉我谁在拿着一手烂牌虚张声势。

如果特朗普不停止他的流氓行为,他将摧毁所有使美国强大、受人尊敬和繁荣的东西。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担心美国的未来。

美国和中国为何要争着与俄罗斯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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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就中美俄的地缘政治博弈和竞争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特转发供读者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一、黄亚生之问

推特上,黄亚生教授(Yasheng Huang 黄亚生@YashengHuang)问道,

I am genuinely curious. How does Russia, with a GDP comparable to that of Texas and Guangdong, manage to cast such an oversized influence over America and China, respectively the largest and second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 What is the magic? What is it that I can teach my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acquire this hard power in reverse? Again I am genuinely curious and I really want to know.(我真的很好奇。俄罗斯的 GDP 相当于德克萨斯州和广东省,它是如何对全球 GDP 第一和第二大的国家美国和中国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的?这其中有什么魔力?我可以教我的学生什么,让他们反过来获得这种硬实力?我再次真的很好奇,我真的想知道。)1:08 PM · Mar 1, 2025  6.2M Views

我的回答是:你可以告诉你的学生:卡尔·马克思错了。不是经济决定政治体制,而是政治体制决定经济,政治是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发展或衰退的结果。

华盛顿和北京都不是傻子,因为地缘政治游戏不是GDP的对抗,想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甚至今天的朝鲜,他们经济上都很贫弱,却都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特朗普)的重视与改善关系的友好行为。

二、世界贱民普京突然成了香饽饽

俄罗斯吸引中美两国的,是其传统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强国传统: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拥有最强大的核武库之一(以及在战争被动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宣言),世界最大国土面积,是美国和中国的1.7倍,1.4亿人口大约是德法或德英二国的总和。它依然是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经济实力弱,但潜力巨大。

此刻的世界政治棋局中,经济不是主要问题,意识形态不是主要问题,地缘政治竞争才是。中国试图拉拢民主化转型失败的威权俄罗斯,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世界。美国拉拢俄罗斯,是为了“扶弱抑强”:不要让俄罗斯过于孤立和弱小,而不得不向中国这个唯一有实力、有意愿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靠拢。

这一过程可能会强化欧盟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进程,造成美欧分裂。但美国更欢迎欧洲与俄罗斯的分裂,正如俄中友好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一样。当前发生的事情表明,当美帝国主义者感到自己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受到束缚时,在国际社会上,他们会放下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交好独裁国家。作为英国全球霸权的继承者,地处美洲的美国不希望欧亚大陆出现一个超级大国,俄罗斯无论与中国结盟还是与欧盟结盟,都会给美国带来噩梦。

俄罗斯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美俄结盟的唯一意图就是遏制欧盟和中国的崛起。“远交近攻”是专制“秦”的扩张战略。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安全,遏制欧洲和中国的崛起,帮助软弱的专制俄罗斯,对于美帝国主义者是中期风险较低的战略,就像支持更专制的共产主义中国对抗更加强势的俄罗斯一样。而特朗普吞并格陵兰和加拿大、重新命名墨西哥湾的意图,就是要开辟美国帝国主义的“新边疆”(原始的,地理意义上,是对克林顿政府九十年代所倡导的“高技术边疆”的反动和复辟)。

 托克维尔预言美俄是20世纪世界两大主导力量

19世纪上半叶,天才的法国政治观察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后,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最后预言,美国和俄罗斯将成为20世纪世界两大主导力量:

“目前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国家,它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似乎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我指的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这两个国家都是默默无闻地成长起来的,当人类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时,他们突然把自己置于各国的前列,世界几乎同时了解了他们的存在和伟大。

所有其他国家似乎都已接近其自然极限,他们只需保持自己的力量,但这些国家仍在成长。所有其他国家都已停止或继续极其困难地前进;只有这些国家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上轻松而迅速地前进。美国人与大自然给他设置的障碍作斗争;俄罗斯人的对手是人类。前者与荒野和野蛮生活作斗争;后者与文明作斗争,后者则用所有武器。因此,美国人用犁头征服了世界;俄罗斯人用剑征服了世界。英美依靠个人利益实现自己的目标,让人民不受约束的力量和常识自由发挥;而俄国则把社会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手中。前者的主要手段是自由;后者的主要手段是奴役。他们的出发点不同,路线也不相同;然而,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受上天的旨意所左右,以左右半个地球的命运。”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曾数次与英国联手介入欧洲战争,挫败了法德两国企图武力统一欧洲的企图。上世纪上半叶,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两次将美国卷入其中,打击甚至肢解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从而导致了二战后美苏一统世界的格局。而这一格局的背景是德意志帝国、土耳其帝国、奥地利帝国、大日本帝国在一战和二战中的相继崩溃,以及二战后英法世界帝国殖民体系因美苏的压制而土崩瓦解。世界也因为美苏对抗而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不单是计划经济和共产极权的崩塌,也是拿破仑战争以来再次兴起的俄帝国主义的崩塌。没有俄国英国的介入,欧洲早就被拿破仑帝国武统。而没有俄国美国的介入,欧洲或许早就被德国武力统一了。可以说英美俄一直是欧洲武力一体化的最重要障碍。无论两次世界大战中意识形态差异有多大,英美俄三国都站在一起,在欧亚大陆对抗德日等新兴大国。二战中,美国、苏联、英国站在同盟国一边,德国、意大利、日本站在轴心国一边。德日战败的结果,就是美苏重新瓜分了世界的势力范围。欧洲中东部靠近苏联的地区(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和东亚的中国、蒙古、朝鲜等,都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所谓的二战秩序,正是这些地区的人民被迫忍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共产极权暴政的原因。如果将来不幸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可能是主战场),他们还会站在一起吗?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已经终局, 特朗普意图联合中国和俄罗斯共管全球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开始构建和运作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让中东欧地区加入欧盟,欧洲一体化加速,看似弱小的欧盟有比肩美国的升级潜力。

现在看来,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最终发展成世界大战一样,观察家们普遍期待的全球化2.0并没有出现,在拜登政府短暂尝试之后,急躁的特朗普美国改变了“近岸外包”、“友好岸外包”和“本地生产”相结合的政策,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世界宣战(贸易关税战)。贸易战、经济衰退、全球化供应链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就业机会减少,物价上涨,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松动和断裂。欧美政客越来越多地谈论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威胁和外来商品威胁,民粹爱国主义甚嚣尘上, 世界正在迅速进入上世纪上半叶的状态。强调国家安全的全球化2.0,就像布林肯的外交几何,复杂得难以维系。要么新冷战,要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似乎没有太多选择。

欧美主要政界人士已经意识到,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政治秩序已流于形式。特朗普对金砖国家挑战美元霸权的威胁、要求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威胁退出北约、外交政策中心频繁变动等,在全面关税和对等关税政策之间的摇摆,都反映出美国主导的后冷战秩序崩溃后,难以找到新的定位。美国政府如何处理终局的方式引导多极世界初始演化方向

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再次伟大图谋东山再起的宏伟计划建筑在高关税的空中楼阁之上,3月10日的股灾让评论者联想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股灾原因在于二:1、美国长期的通货膨胀政策扭曲全球生产结构,造成全球产能过剩,资产价格虚高。2、特朗普的高关税计划加速全球经济萧条到来,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避免其祸患 。

拜登任内美俄关系极度恶化,美中关系岌岌可危,拜登发誓让普京成为世界贱民,也是卡特以来第一位任内未曾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拜登四次表示会在台湾遭受中共武力攻击后出兵保台湾。拜登实施明确的意识形态政策,建筑民主国家联盟,围堵中俄伊朝“邪恶国家轴心”。

特朗普竞选时屡次指责民主党政府会带来1929年大股灾,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

特朗普上任后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基调,威胁美墨疏离欧洲,亲善中俄。在特朗普表达在俄乌战争中的中立立场后,据传特朗普将与六月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贸易谈判并举行二人的生日宴会(中国领导人的生日是1953年6月15日,特朗普生日是1946年6月14日)。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急转弯让世界地缘政治形态急剧变化,美国政府的亲俄亲中政策急转弯也加速东亚诸国以及欧洲的备战以及核武扩散。

特朗普的新平衡外交之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会对撞过来还是擦肩而过?

一点联想:

今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对普京执着于恢复的雅尔塔秩序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是必要的。台湾问题也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特朗普对待泽连斯基,有点类似杜鲁门二战后对待蒋介石:相信斯大林,讨厌蒋介石,指责他是独裁者,面对俄共在中国的代理人扩张,借口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愿意支持他。杜鲁门在关键时刻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援助,与特朗普停止对泽连斯基的军事援助如出一辙,都是想逼迫他们与对手谈判,结果蒋介石军队的炮弹比毛泽东军队还少,蒋介石最终战败,逃往台湾。

失去中国的结果是什么?韩战、越战后美国士兵死了多少?49年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政权逃到台湾。如果北京要武统台湾,特朗普会不会以拒绝泽连斯基的理由,拒绝赖清德?

泽连斯基会不会是第二个蒋介石?我认为不会,原因有三。

1、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远超中国领导人对普京的支持

2、蒋介石失去了杜鲁门的支持,没有国际援助,英法既不关心他,也没能力帮助他。虽然特朗普不支持泽连斯基,但欧盟对他的支持更坚定,欧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大于俄罗斯。

3、随着特朗普全面调整美国政策,恢复美俄关系,中国与乌克兰也在走近。

特斯拉在中、美两地设厂生产,苹果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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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求苹果手机的制造回归美国,在美国设厂生产。苹果借口种种困难,强调在美国生产几乎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但是,特斯拉电动车却可以在美国和中国两地设厂制造,这是为什么?

其实,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所谓“制造”,主要是“组装”,涉及几千种零、部件,极为复杂,据说,唯有中国的供应链经过几十年来的磨合,最为成熟,而特斯拉电动车的供应链却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苹果手机可以在印度生产,却不能在美国生产,看来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人工成本。富士康在中国的工人数以百万计,这在美国几乎不可能。

根据网上资料,苹果手机组装的自动化程度不到1/3,而特斯拉电动车的自动化程度则高达2/3。自动化程度越高,在美国制造的可能性就越高,就像天源服装的美国厂,由于大量采用机器人,每件T恤衫的人工成本仅0.33美元,低于世界上任何低工资国家的成本。

苹果手机从第一代产品开始,就为了节约成本,将组装外包给富士康,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产品的性能,而不是制造技术的改进。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在美国本土生产,企业的注意力不仅在于产品的性能,也在于制造技术的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和特斯拉电动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拖累了苹果手机制造技术的改进,而美国的高昂劳动力迫使特斯拉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依赖生产技术的高度自动化。

难怪马斯克对机器人如此感兴趣。

据媒体报道, 2021年8月的“人工智能日”,马斯克首次提出Tesla Bot(“特斯拉机器人”)概念,目标是替代人类执行危险或重复性任务。2022年10月,第一代“擎天柱”Optimus 原型机亮相,全身28个自由度,能完成浇花、搬运等基础动作。

从2023年2月开始,他们启动了首个人形机器人项目,即“大黄蜂”Bumblebee。2023年9月,Optimus通过端到端神经网络实现视觉分类和单腿瑜伽动作,同年12月发布的Gen-2版本减重10公斤至63公斤,步行速度提升30%,新增22自由度灵巧手和触觉传感器,可完成“二指拿鸡蛋”等精细操作。

2024年4月,Optimus进入特斯拉工厂执行电池分拣任务,人工干预率从30%降至5%;10月在Robotaxi Day活动中展示聊天、倒饮料等交互功能,尽管部分动作仍需远程操控,但标志着向家庭场景迈进。

今年3月,特斯拉宣布Optimus量产目标为5000台,零部件储备可支持1万至1.2万台产能,中国供应链贡献40%核心部件,包括长坂科技的反向式行星滚柱丝杠,成本降低60%,推动售价低于2万美元。Optimus的核心突破包括反向式行星滚柱丝杠提升关节负载能力3倍、端到端神经网络实现自主纠错、多模态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交互,以及影子模仿学习大幅缩短技能训练周期。其应用场景从工厂扩展至家庭服务、医疗和教育领域,预计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超200亿台。

本月2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第二代”(Optimus Gen-2 )的最新运动视频,称其机器人再次更新,“精准执行器加速自动化”。“步态更稳,摆臂更轻盈,AI技术与车同源,持续进化”。同时,特斯拉未来将实现“不到5秒就生产出一台无人驾驶电动车”,并最终达到无人驾驶车的行驶安全水平比人类驾驶安全10倍的目标。

现在,特斯拉的智能手机Pi也将上市了,据说可以和特斯拉的卫星群Starlink联网,技术上更先进,而售价仅239美元,将于明年上市。很多人说,这将是苹果手机的“末日”。

卡特中心和人民大学在北京举行中美经贸关系对话

编者按:2025年3月27日,美国卡特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人民大学举办题为“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对话。本文2025年4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别研究院微信公号发布,作者分别为蔡元明和翟颖。

2025年3月27日,美国卡特中心代表团到访,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开展专题研讨。

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利世控股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美国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副主席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J.Smith)做开场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利世集团CEO李中子博士分别主持两个半场的讨论,来自高校、智库、学会、企业界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双方存在的分歧与共识,以及促进双边关系进步的具体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开场致辞

翟东升教授在开场致辞中感谢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J. Smith)女士及其团队,并回顾了过去25年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卡特中心的过往交流与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在美国研究及国际问题方面的领先发展及成就,并就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挑战向与会嘉宾提问,希望借此机会与嘉宾深入交流。
美国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副主席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J.Smith)在开场致辞中回顾了卡特中心的使命、历史和工作,特别强调了民间对话和学术合作的重要性。史密斯副主席提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挑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引用吉米·卡特总统的话强调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她呼吁通过合作建立强有力的机制,避免竞争转化为冲突,并期待未来继续开展合作和对话。

第一节: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研讨会第一节“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由利世集团CEO李中子博士主持。

欧亚集团中国业务前董事总经理、卡耐基中国中心主任华自强(Rick Waters)先生就美中关系的复杂性进行了探讨,他强调应避免简单使用“脱钩”标签对中美关系进行定义。美国正重新调整其全球和地区安全战略,这可能对美中关系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他建议,在安全领域、两岸关系、芬太尼问题进一步加强磋商和努力,并认为中美应聚焦微观问题,寻找可行的合作领域,防止局势恶化。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永指出,近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化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不仅可能导致供应链断裂,还可能推高全球通胀压力,加剧经济动荡。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摩擦的影响已不仅限于美中双方,还对第三国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外溢效应,加剧了全球市场的紧张态势。当前贸易关系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企业需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灵活调整供应链布局,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风险与成本压力。

龙洲经讯创始合伙人兼研究主管葛艺豪(Arthur Kroeber在发言中表示,美中贸易关系面临挑战,市场准入限制和关税政策加剧了谈判不确定性。尽管美方希望借贸易政策提振制造业并缩小逆差,但策略缺乏连贯性,投资合作或成稳定双边关系突破口。与此同时,中国加快经济自给,但市场开放度、制造业补贴、服务业监管严格,削弱企业信心,影响增长。若中美调整政策,或可改善经贸关系,促进全球合作。

深圳卓尔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思波探讨了美国制造业衰退及技术流失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他指出,特朗普政府通过货币贬值、谨慎投资政策和制裁等措施应对当前经济挑战,但这些政策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并加大政治压力。他认为,长期的美元贬值将对美国的整体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并加重美国公民的经济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表示,中国对美贸易占比下降,削弱了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直接影响,但若贸易战升级,双方将比拼经济韧性。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从美中脱钩演变为全球经济割裂。短期内,他或继续推行激进政策,但国内政治现实可能限制其影响力,最终更严重的经济后果或迫使美国政治机制发挥制衡作用。

第二节:特朗普2.0时代下的全球经济秩序

会议的第二节“特朗普2.0时代下的全球经济秩序”由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国内政治层面,第二次当选的特朗普指引马斯克等人,在短期内推动了多项激进的改革,暗示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存在系统性危机。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正从制度主导型全球治理方针转向强权控制型。特朗普所表达出的领土扩张意愿以及孤立主义思想将会使跨大西洋联盟出现裂缝,同时会使全球南方国家向中国靠拢,为保持开放姿态的中国创造了战略窗口期。

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东亚项目代理主任文哲凯(Jake Werner肯定了金灿荣教授的观点,并认为特朗普不过度执着于技术封锁与制度竞争,在一些问题上更容易接受模糊化处理,这为贸易谈判制造机会。他认为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标志着美国国内的权利联盟已经重构,并呼吁各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沟通、协商,以应对特朗普对国际秩序带来的不稳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刁大明教授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重心从外向内转变,因此更关注产业回流和基础设施等内政问题。在国际层面上,国务卿鲁比奥等所谓的“多极化”可能意味着抛弃现有国际体系和规则,回归19世纪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这与中国所提倡的平等共赢的当代国际体系完全相反。刁大明教授认为,中美双方均不愿意步入高强度对抗环境,特朗普政治遗产驱动型的执政特点为中美战略对话提供了机会。

伊利诺伊大学助理教授孙梅岑(Meicen Sun从外交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美交流遇到的问题。首先,她认为中美两个国的外交表达方式、对权力来源的认知有较大差异,导致双方在磋商时面临困境,呼吁中美双方在高层对话时相互理解并尊重文化差异,从而达成有效的沟通

卡特中心发展事务高级副总监申熙然(Janet Shin从人道主义援助的角度提出了对未来中美合作的展望。她指出,美国削减对外援助会导致受援国经济失稳,进而引发区域安全危机。中国在世卫组织框架下的工作充分体现出中国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兴趣。因此,美国资金的缩减也是中国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良好的信誉并同各国建立互信。

最后,翟东升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肯定并感谢了参会嘉宾就中美关系提出的详细且有深度的见解,并强调,民间外交和对话是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增进相互理解和合作的重要途径。他鼓励中美学术界与智库界加强合作与对话,积极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搭建起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和美国研究中心能够与美国卡特中心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对话渠道。

中美关税战 中国应对措施实时跟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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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17日,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抵达北京,此前美国限制该公司H20芯片的对华销售。

特朗普政府前一天通知英伟达,今后该公司向中国出口所有H20 GPU都需得到商务部批准。英伟达进一步表示,对该许可的要求将“无限期有效”。

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华盛顿就已经限制英伟达最先进芯片的对华出口。H20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立的“阉割版”GPU。去年英伟达对中国出口高达170亿美元,H20和早前的H800(也是H100的“阉割版”芯片)支持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用的就是H20和H800。美国咨询公司Tech Buzz China的创始人马睿表示,如果限制措施持续存在,预计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将“完全脱钩”。

英伟达在4月16日给美国证监会的报告表示,预计美国新出台的限制措施会导致该公司本季度损失55亿美元。英伟达股价当日下跌近7%。

据报道,黄仁勋17日在北京表示,希望与中国“继续合作”。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17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会谈时表示,中国市场对英伟达非常重要。这是黄仁勋时隔三个月再次到访北京。

有媒体报道,黄仁勋的这次北京之行是应中国贸促会邀请的。黄仁勋在北京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

黄仁勋在此次访问中称,美国政府加强芯片出口管制已对英伟达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全球正掀起一场激烈的人工智能竞赛,世界各国都在加速推进这一当代最具变革性核心技术的应用,推动研发创新与能力提升,这必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黄仁勋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具规模的消费市场之一,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推动英伟达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而与中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也使公司成长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因此,英伟达将继续不遗余力优化符合监管要求的产品体系,坚定不移地服务中国市场。

从黄仁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有继续跟中国市场做生意的意愿。但在美国政府对其生意往来限制越来越多的时候,如何即遵守政府的销售限制规定,又能够继续维持对中国市场的销售,将是英伟达需要急切面对的一个问题。

此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北京时间17日说,单边加征关税措施完全由美方发起,“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极限施压,停止胁迫讹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当时,有记者提问,前一天特朗普称“球在中国一边,是中国需要与我们达成协议”,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想法。

“中国商务部与美方对口部门一直保持工作层沟通。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对与美方进行经贸领域磋商持开放态度。”何咏前还说。

在这次发布会上,何咏前还表示,近期,美国对小额包裹关税政策进行破坏性调整,将严重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时间4月16日,彭博社报道,中国希望在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之前,看到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具体举措,其中包括约束其内阁成员对中国的贬损性言论,以展现出更多的尊重——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除“尊重”之外,北京还希望美方在对华立场上保持一致,并表现出解决中国关切问题的意愿,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台湾问题上。此外,北京还希望美方指派一名获得总统充分授权的谈判代表,负责与中方沟通,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时促成一份可供两国元首签署的协议。

彭博社的这篇报道多大程度上是北京特意透漏出来的风声,目前还不得而知。此外,《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与70多个国家的关税谈判,要求他们限制与中国的贸易,不许中国货物经由他们的国家运输、不许中企在其境内设立工厂以规避美国关税、不将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吸收到其经济中等等,藉此换取美国对他们降低关税。提出这一战略计划的是美财长贝森特,目的是迫使美国贸易伙伴在经济上“孤立中国”。至于这一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我们将实时跟进。

中美关税战 中国应对措施实时跟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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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4月15日,白宫网站上的一条公告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其中写道,自从4月2日“关税解放日”以来,已经有超过75个国家主动联系美国,商讨降低关税,但只有中国采取了报复行动,因此,“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现面临最高达 245% 的关税,” 较此前的145%再增加100个百分点。

这一调整并未在美国主流媒体引起广泛报道。有分析认为,白宫此次悄悄加征关税是在北京时间周三凌晨抛出来的,因此是“专门在中国A股盘前和盘中吓唬投资者用的”。但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媒体中引起轰动呢?也许媒体对于加征的数字已经有免疫力了,不管是加征200,还是加征500,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样的关税规模使得两国间的贸易已经无法进行。

对于美方这一行动,中国商务部迅速作出强硬回应。北京时间4月16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中国出口美国的个别商品累计各种名目的关税已达到245%。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已经到了毫无理性的地步。”发言人强调:”对于美方这种毫无意义的关税数字游戏,中方不予理会。但倘若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权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中国外交部当天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发言人林剑强调,中方已多次阐明在关税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这场关税战是美方发起的,中方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完全合理合法。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

中国虽然没有在关税税率上和美国一拼高低,但采取了反制措施。据彭博社4月15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航空公司已暂停接收美国波音飞机,并停止采购相关航空零部件。目前,中国对美国航空器及零部件征收125%关税,并考虑为租赁波音飞机的中国航司提供补贴,以缓解高昂运营成本。

北京时间4月16日深夜,英伟达宣布,美国政府要求其所有H20 GPU对华出口需经商务部批准,且这一限制”无限期有效”。H20是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阉割版”AI芯片,性能大幅低于H100。这一决定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比拜登时期更为激进——拜登政府仅限制高性能芯片(如H100、H800)出口,而允许阉割版(如H20)无需许可对华销售。因此,特朗普政府目前最新举措是封住了英伟达对华销售的最后一道门。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限制将给美国芯片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英伟达周二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新规可能导致公司计提55亿美元费用。受此影响,其股价次日下跌7%,AMD股价也跌6%(AMD预计损失约8亿美元)。

2023年英伟达对华芯片出口达170亿美元,H20及此前被禁的H800支撑了中国大部分AI大模型训练(如DeepSeek)。美国咨询公司Tech Buzz China创始人马睿(Rui Ma)预测,若限制持续,中美AI半导体供应链将”完全脱钩”。目前,英伟达的芯片大多由台湾制造,而中国则是其重要市场。特朗普已威胁将对来自台湾的产品征收32%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

有趣的是这个消息周三在中国传开后,并没有产生很大舆论冲击。这一点和美国媒体对白宫最新245%的关税新闻一样没有太多轰动性。中国著名媒体人胡锡进写道,“是中国人没意识到美方新限制的含义吗?未必是。许多中国人,包括业内人士或许认为,中国的AI基础建设已经形成规模,中国工程师发现了节省GPU算力的途径,因此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特朗普这一招真能扼住中国人工智能的喉咙。”

为了应对美国步步收紧的贸易战,中国在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北京时间4月16日,中国商务部宣布李成钢出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兼副部长。

李成钢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商务部工作,并担任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和多个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根据官方文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主要负责人。此前,中国前副总理刘鹤也担任过类似职务,他曾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进行贸易谈判,并最终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不过,就目前两国的贸易争执,还没有立即进行谈判的迹象。

中、美“贸易战”开始蔓延到服务类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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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通常包含两大部分:“商品类”和“服务类”。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集中在“商品类”,现在已经开始蔓延到“服务类”,唯一的不同,在于服务类的贸易战很难使用关税作为武器。

服务类贸易主要包括五个部分:教育、旅行和旅游、知识产权许可、金融服务、商业服务。到2024年,美国的全球商品贸易逆差膨胀至创纪录的1.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服务类贸易顺差却从2000年的770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2950亿美元。

根据中方公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美国对中国的服务类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2023年为265.7亿美元,即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服务类产品高于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同类产品。

中国可以停止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但是很可能难以停止购买美国的服务,尤其是“知识产权许可”和“金融服务”这两项。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服务类产品的依赖性,远高于对美国商品的依赖。

如果中国停止向美国提供敏感商品,例如稀土金属,美国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寻找替代的货源,但是如果美国中断向中国提供服务类产品,中国很难从其他地方找到代替品。

以“知识产权许可”类为例,美国微软的Windows(“视窗”)操作系统在中国被广泛使用,尽管中方在敏感领域中自主开发了操作系统,但是企业和个人电脑仍然大量采用Windows操作系统。

谷歌的Android(“安卓”)被中国的智能手机所广泛使用,尽管华为自主开发了“鸿蒙”操作系统,但是中国的其他智能手机仍然广泛使用安卓操作系统。

芯片制造中所依赖的设计软件如Synopsys、Cadence、Siemens EDA 和 Ansys 等都是美国公司的产品。 

制造业和工程领域所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软件、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软件、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企业资源规划(ERP)软件、制造执行系统(MES)软件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所提供的软件,例如AutoCAD、ANSYS、Mastercam、PowerMill、Oracle ERP 和 Rockwell Automation FactoryTalk。尤其是“甲骨文”Oracle软件在ERP软件中占据头等重要地位。

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大行其道,其软件虽然广泛使用如 Linux、ROS、Gazebo、OpenCV、ROS2、BraccioLib和 YARP 等开源的平台,但TensorFlow、PyTorch 和 MATLAB/Simulink 等重要软件都是美国公司开发的。美国的TensorFlow和 PyTorch机器学习框架被广泛用于开发自动驾驶系统中的人工智能( AI) 算法,例如用于物体检测、路径规划和控制的算法。 人工智能(AI)算法在自动驾驶系统中至关重要,它们使车辆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做出决策并控制其运动。

以上这些软件美国几乎都处于垄断、主导或重要地位,这就是美国的“软实力”。中国多年来虽然极力自主开发本土的同类软件,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依赖,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如愿的。

美国在服务类行业中对中国的威胁和霸凌其实早已开始。

金融服务方面,目前美元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美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通过实施制裁来推行其外交政策目标。这些制裁通常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执行。例如禁止外国银行进行美元交易,这实际上将其排除在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之外,甚至对与受制裁国家进行交易的第三方实施制裁,即使这些交易不涉及美元。

去年6月,美国财政部发出威胁,将对同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消息一出,中国的银行立即行动起来,路透社援引一家俄罗斯电商的话写道,“在那段时间,所有到中国的跨境支付都停止了。”

教育方面,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一直很庞大,多年来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虽然近年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数量有所波动,但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自疫情爆发及结束以来,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数量呈现递减趋势。2023-2024学年,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人数为277,398,低于2022-2023学年(289,526)、2021-2022学年(290,086)和2020-2021学年(317,299)。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不公正的审查、盘问,甚至驱逐出境。这些事件给相关学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不安全感。

旅行和旅游方面,由于中方放宽入境签证的限制,吸引了大量游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爱中国行的,竟是美国游客。上海和北京的官方数据都显示,美国游客入境人数最多。北京文旅局数据显示,在2024年1-5月来京的外籍游客中,美国游客入境北京过夜最多,达11.2万人,相较去年同期增长233.5%。

但是,根据媒体报道,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则呈现断崖式下跌。

知识产权方面,近年来,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担心对方的软件是否“开后门”以收集数据或情报。例如中方禁止“特斯拉”电动车进入敏感地区,美方禁止港口的运输用吊车使用中国软件。

从贸易战和关税战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敌对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对抗性也越来越尖锐,继续发展下去,完全可能掉进“冷战”的深坑,双方都可能无所不用其极,美方完全有可能中断对中方提供上述的服务类产品,成为针对中国的新“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