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无核化”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也是今年6月7-8日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国际社会所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曾多次通过决议（如第1718号、第2321号决议等），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实施严厉制裁。国际社会（包括中、美、俄、韩、日等主要国家）反对朝鲜拥核的核心原因在于朝鲜曾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成员国，后宣布退出并研制核武。如果承认其拥核地位，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东亚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也走向拥核道路，从而彻底崩溃全球核不扩散机制。

习近平第一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2019年6月20-21日，正值当年2月美朝领导人“河内会晤“无果，半岛无核化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中方在访问期间，多次公开、明确地提及“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将无核化作为解决半岛问题的长远目标和核心议题之一，积极推动美朝重启去核谈判。

在习近平的本次访问中，无论是在中朝元首会谈的官方通告中，还是双方的公开文件中，“无核化”这一词汇几乎完全未被提及。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更在峰会前高调明确表示：“绝不放弃核武器，绝对没有去核化谈判，也没有为此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方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微妙变化，是过去七年来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反映。

首先，俄乌战争期间，朝旗帜鲜明地支持俄罗斯，不仅提供武器弹药，甚至直接出兵协助俄军。作为回报，俄罗斯目前对朝鲜拥核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倒转。如果说过去（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前）俄罗斯还能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与美、中等国站在一起，投票制裁朝鲜并要求其无核化；那么到了2026年，俄罗斯已经事实上承认、接受并甚至在利用朝鲜的“拥核国地位”。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此前更是直接给出了俄方的定调，称朝鲜的核地位是一个“已关闭的议题”（closed issue）。俄罗斯已经退出了国际社会对朝施压的统一战线。2024年3月，俄罗斯在安理会动用一票否决权，终结了联合国朝鲜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实际上废除了联合国的监督机制。俄方目前的叙事是：朝鲜发展核武完全是被美、韩、日军事同盟逼迫的“正当自卫”，国际社会不应再讨论无核化。

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与金正恩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其中包含共同防御条款（一方受袭，另一方提供军事援助）。 这一条约在2025年到2026年得到了深度实践。随着朝鲜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输送大量弹药乃至直接派遣地面部队参战，俄罗斯对朝鲜的核武装和军事力量已经展现出完全的公开包容。

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了极其敏感的军事技术反哺。这包括：协助朝鲜改进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重返大气层技术。提供关于核潜艇、核弹头小型化以及军事侦察卫星的关键数据和技术支持。 这意味着，俄罗斯不仅态度上接受朝鲜拥核，在行动上也成了朝鲜核导技术加速升级的实质推手。

俄罗斯将对朝政策“砸盘”，不仅是为了乌克兰战场的利益，更有深刻的地缘政治算计：对美“极限施压”： 俄罗斯深知朝鲜半岛是美国的痛点。通过武装和承认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可以极大牵制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军事精力，分摊美国在欧洲（乌克兰）方向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俄罗斯试图通过高调支持朝鲜，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美阵营”，打破此前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网络。

北京对平壤彻底滑入莫斯科的战略轨道并导致周边局势失控感到极度不适。为了不让俄罗斯“专美于前”，中方必须展现出比以往更具包容性的姿态。不提“无核化”，是中方为了展现中朝传统友谊“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将朝鲜拉回中国地缘经济与战略引力范围的关键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反对美韩军事扩张、主张照顾朝鲜合理安全关切上达成一致，但中俄在朝鲜“核武器”这一根本议题上存在微妙的温差：中国虽然不再频繁强调“无核化”标签以顾及朝方主权，但从自身周边长治久安出发，依然坚决反对半岛爆发核冲突，并不乐见因朝鲜拥核而刺激韩日也走向核武装。

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的双边峰会曾经讨论朝鲜半岛问题，但是在关于“无核化/去核化”的表述上，中美双方展现出不同的温差和各自的叙事方式。

根据中方的官方通稿：“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表明半岛局势是本次中美首脑峰会的核心地缘政治议题之一。

美国白宫于5月17日发布了关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事实清单（Fact Sheet）。在美方的贸易与地缘政治成果简报中，美方单方面高调宣称：“特朗普与习近平确认了实现朝鲜去核化（无核化）的共同目标。” 美方试图借此向外界展示，尽管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但在防止核扩散以及遏制朝鲜核武力过度扩张方面，美中两国依然存在高层共识。

在美方发布清单后，5月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包括韩联社）专门就“中美元首是否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共同目标”向中方求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并未直接使用“无核化”这一词汇来否定或肯定美方的清单，而是回应：“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努力。”

中方在5月面对美方时采取了“政治解决”的太极式回应，而在6月访问平壤时干脆对“无核化”只字不提。这是一种精妙的对美对韩反制策略——中方借此向华盛顿和首尔释放明确信号：如果美韩在亚太地区（如美韩军事同盟、延伸威慑扩张）继续对华进行战略围堵，中国绝不会在半岛核问题上顺从美国的剧本、替美国“冲锋陷阵”。

中方在宏观上愿意与美国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因此不介意将半岛问题列入元首会谈议题；但在具体落实上，中方已不再愿意公开高调地替美国冲在“逼朝去核”的第一线，而是将重心放在维护朝鲜的合理安全关切和推动“政治解决”上，这也为其6月份访问平壤、进一步巩固中朝传统友谊做好了铺垫。

习近平本次访问平壤不提“无核化”，本质上是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平衡艺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2026年，相较于追求一个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无核半岛”，通过务实和弹性话语来稳住中朝关系基本盘、防止半岛生战生乱、并在美俄中朝的四方博弈中下好中国自己的棋局，才是中方压倒一切的现实主义考量。

作为日本保守派与右翼代表人物，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其极具攻击性的防务观点、修宪主张以及对地缘政治的强硬态度，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产生了颠覆性、刺激性且多层次的深远影响。

高市早苗的政策与言论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东北亚安全平衡，对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026年1月，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韩日首脑扩大会谈时，高市早苗公然在发言中将朝鲜与中国、俄罗斯并列，称其为“核拥有国”。虽然日本政府随后紧急澄清“官方立场并无变化，依然坚持不承认朝鲜拥核”，但高市作为首相的这一公开表态，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被广泛视为日本右翼在潜意识和实质政策中，已经开始接受“朝鲜去核不切实际、朝方已实质拥核”的现实。这极大削弱了国际社会坚持“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去核化（CVID）”的法理凝聚力。

高市早苗长期对日本自战后坚守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持批判和修正态度。上台后，她积极指示内阁研讨和推动修改这些原则，甚至主张日本应当探讨与美国进行“核共享”。日本如果表现出任何试图松绑核限制、或者走向事实核武装的倾向，将给朝鲜提供最完美的“拥核正当性”借口。平壤将名正言顺地宣称其核计划是为了“抵御日美韩新一轮的核威胁”，从而使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大门被彻底焊死。

高市早苗在防务上极度亲美，并在2026年5月访问韩国期间，强烈呼吁韩美日三国必须针对朝核与导弹威胁建立更坚固的“统一战线”。她主张通过“延伸威慑”（核保护伞）的实体化和联合军演来全面压制朝鲜。

这种高压态势导致半岛局势从过去的“通过对话促过去核”，彻底转变成了“以核对核”的极限对峙。在中俄朝形成战略协作、美日韩强化军事同盟的“新冷战”格局下，无核化作为一个外交谈判议题已经完全被“阵营对抗和军事遏制”所取代。

在前首相岸田文雄时期，日本曾试图通过不设前提的“朝日首脑会谈”来解决日本被绑架者问题，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撬动半岛和平。但高市早苗上台后对朝展现出极端强硬的姿态，金与正随即于2026年3月公开喊话，要求日本必须在绑架问题上“一刀两断”，否则免谈。

 高市早苗的铁腕政治家形象和拒绝妥协的立场，导致日本失去了作为半岛问题独立调解人的弹性空间，朝日两国的沟通渠道几乎完全关闭，使得通过外交红利换取朝鲜在核问题上让步的微弱可能性彻底归零。

高市早苗对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影响是双重的安全困境： 在一方面，她强调美日韩协作以保障日本安全，并在韩日会谈中口头上维持“推动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官方辞令；但在实际效果上，她的一系列扩军、修宪、试图修改无核原则以及承认朝鲜拥核现实的言论，正在实质性地加速半岛无核化走向终结，迫使周边国家不得不共同面对一个“核冲突风险无限上升”的东北亚新现实。

随着朝鲜彻底关闭去核谈判大门、将韩国定性为“头号敌国”，以及韩朝关系的极度恶化，韩国对朝鲜拥核的态度呈现出“现实主义的阶段性应对”与“朝野路线撕裂”的复杂交织。

总体而言，韩国官绝不承认朝鲜的拥核国地位，但在如何应对这一威胁上，韩国的政策和民间思潮正发生深刻的转变。

根据韩国总统李在明在2026年6月8日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上的最新表态，韩国政府现阶段采取了“现实与理想结合”的折中路线：韩国政府明确表示，绝对不能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最终目标。李在明强调，如果因为执着于眼前的地缘现实而彻底放弃无核化，是政治上最不负责任的表现。韩国承认，在当前国际格局下，要求朝鲜立即“完全去核”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韩国现阶段的短期目标已经转变为：通过谈判，首先促使朝鲜停止追加生产核物质，并冻结其洲际弹道导弹（ICBM）技术的开发。韩国希望通过“拉长战线、分步走”的裁军或控核谈判，逐步消除朝鲜的体制安全威胁，最终促使其走向无核。

由于朝鲜不断进行战术核武器的精确化打击演练，且核导技术在俄罗斯的反哺下迅速升级，韩国社会的“核焦虑”空前高涨：韩国保守派阵营以及很大一部分民众（多项民调显示超过60%）强烈主张，面对朝鲜的核讹诈，韩国不能仅依赖美国的保护伞，而应该发展属于韩国自己的核武器（自主拥核），或者重新引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回朝。

尽管民间和右翼呼声强烈，但李在明总统为首的现政府在2026年明确对“自主拥核论”持否定和克制态度。因为韩国深知，一旦韩国寻求拥核，将直接遭到美国（如美国能源部已将韩国列为敏感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重创韩国作为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

虽然在外交上试图保留与朝鲜对话的火种，但在国家安全层面，韩国对朝核采取了最高级别的防御与反制态势：韩国正积极深化与美国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以及日本高市早苗内阁的三边军事同盟。韩国重点推进美韩“延伸威慑”（核保护伞）的实体化，确保一旦朝鲜动用核武，美韩将以“压倒性的常规与核力量”直接终结朝鲜政权。

韩国对朝核的态度，深深受到国内政治极化的影响：进步派（现执政党主流）主张“对话与威慑并重”。认为应该创造让朝鲜感到安全的外部环境，理解朝鲜拥核背后的“安全恐惧”，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和外交让步来换取朝鲜“冻结核武”。保守派（现主要在野党）主张“全面强硬与对等威慑”。他们认为对朝鲜的任何怀柔和让步都是“欺骗和幻想”，主张通过极限施压、甚至不惜一战的姿态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对现政府的“分阶段谈判”路线持强烈批评态度。

在2026年的当下，韩国对朝鲜拥核的态度可以用“清醒的痛苦”来形容。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朝鲜不仅已经事实拥核，且绝无自愿去核的可能；但出于国家命运和经济命脉的考量，韩国只能一方面咬牙通过美韩同盟建立高压核威慑，另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极其艰难的外交谈判，先“冻结”朝鲜的核能力增量。

美国是世界第一个拥核大国。冷战时期，美国接受苏联为拥核国家，后来，美国又接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拥核。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核，国际社会也许最终不得不在核武问题上转向“管理”而不是“消灭”。朝鲜半岛议题正在从“如何让朝鲜弃核”，转变为“如何与一个拥核朝鲜长期共存”。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媒体面前公开表达“要与赖清德通话”或“不排除通话”的意思，前后一共 3 次。

第一次放话是在5月中旬，约5月15日，特朗普在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峰会、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首次向媒体透露，自己在决定是否批准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约合4400亿新台币）的对台军售案之前，需要和台湾方面通个气。

特朗普当时称： “我必须与那位目前正在——你们知道的，你知道他是谁——掌管台湾的人交谈。” 虽然当时他没有直接喊出赖清德的名字，但外界普遍明白其指代。当时不少分析人士和官员甚至猜测这是否只是特朗普的一时口误。

第二次是在5月20日，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登上专机时，有记者当面明确追问：“您是否有计划在就军售案做出决定之前，打电话给台湾的赖总统？”特朗普直接回应：“我会和他通话，我跟所有人都通话（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我们对那个情况有很好的掌握。我们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谈……我们会处理这件事，台湾问题。”

这次表态直接打破了“口误说”，明确证实了他确实有和赖清德通电话的意图。这让华盛顿和台北的幕僚官员都感到相当意外。赖清德随后在台北也做出回应，表示若有机会通话，将向特朗普传达台湾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第三次发生在 2026年6月5日。当时的情况是，由于之前两周的通话风波，白宫的高级幕僚们在5月底刚刚对外吹风，暗示为了照顾秋季的美中高层会晤，这通电话已经“暂时搁置”。结果就在 6月5日，特朗普在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再次被随行记者团追问是否仍有通话打算。

在这次采访中，他打破了幕僚们前几天的“搁置论”，再度放话：“我总是会和他通话的（I’ll always talk to him）。”这也正是最近几天各大国际媒体和智库重新开始热烈讨论这件事的原因。

6月5日这个时间节点非常关键，这表明即使面对幕僚的劝阻和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难以预测的行事风格。

特朗普这种“连续三次放话，却迟迟不按电话键”的做法，完美体现了他独树一帜的“交易艺术”（Art of the Deal）和极限施压的谈判风格。

根据目前华盛顿智库、白宫幕僚流出的消息，以及美中台三方的博弈态势，这通电话之所以一直引而不发，主要有以下四个深层原因：

1. 把“电话”当筹码，博弈秋季的习特会

这通电话现在已经变成了特朗普手里的一张高级政治牌。

中方已经对美方释放了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今年秋季访问美国。中方驻美使馆也公开吹风，强调如此重要的元首会晤需要“创造有利条件”。 特朗普很清楚，只要这通电话还没打，北京就会一直悬着一颗心。他把通话可能性挂在嘴边，是为了在接下来与北京谈判秋季峰会的具体议题（如关税、地缘利益）时，手里拥有一个随时可以推倒重来的巨大筹码。

2. 核心焦点在“140亿美元军售案”的定价

特朗普自己多次承认，想通话是因为要决定是否批准今年国会通过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 在特朗普的商人思维里，这笔钱不能随随便便就签字。他放话要直接找赖清德谈，实际上是给台北施加心理压力：对台湾而言： 如果想让美国顺利放行这批武器，或者希望在关键时刻得到白宫的直接支持，台湾可能需要在国防预算、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或购买美国农产品上，拿出更多的“诚意”和真金白银。

3. 幕僚的拼命踩刹车与制度性阻力

白宫高级幕僚、国务院和军方官员在这件事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5月底，白宫高级官员已经通过媒体（如CBS）公开放风，称“考虑到秋季的峰会，通话已经搁置”，试图给局势降温。 由于美美外交政策的传统惯例（1979年以来的断交状态），现任总统直接通话形同承认某种“官方定位”，其政治后劲极大。幕僚们担心，一旦电话拨通，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彻底脱轨。因此，内部的官僚体制一直在给特朗普的冲动“踩刹车”。

4. 专业的“切香肠”战术：不战而屈人之兵

前美国国务院东亚政策官员分析指出，特朗普正在玩一场高明的心理战。

如果他直接把电话打了：北京会立刻采取最强烈的实质性反制（如大规模锁台演习或中断外交接触），博弈直接掀桌子，后面就没得玩了。

如果他一直不打：台湾会觉得美国支持有不确定性，因而更加配合；北京会为了阻止这通电话，在其他国际事务上对美国做出让步。

通过“嘴上坚称要打（6月5日还说‘我总是会和他通话’），行动上却引而不发”，特朗普不需要承担任何打破台海现状的实质性外交后果，就同时调动了北京和台北的神经，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他最喜欢的“模糊战略”。

中方很清楚特朗普是在通过“切香肠”的方式试探底线，并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因此，中方的反制是一套组合拳，既有台面上的强硬警告，也有台面下的利益博弈：

1. 外交“划红线”：拿秋季访美峰会做杠杆

在特朗普前两次放话后，中国外交部和驻美大使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坚决反对，并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方最核心的外交牌，是“秋季元首会晤”。中方明确向白宫高级官员释放信号：两国的健康互动需要“创造有利条件”。换句话说，如果特朗普真的拨通了这通电话，打破了1979年以来的外交默契，那么今年秋季备受瞩目的“习特会”极有可能直接告吹。这一表态直接对白宫的传统官僚和务实派幕僚（如国务卿卢比奥等）施加了巨大压力，促使白宫内部拼命给特朗普踩刹车。

2. 军事“秀肌肉”：打破常态的大规模施压

北京深知，对付特朗普这种现实主义者，单靠言语谴责是不够的，必须展示实质性的代价。 在5月中下旬特朗普第二次直接点名赖清德后，解放军迅速在台海周边展开了高强度的海空联合警巡和演练。当时外媒报道有上百艘舰艇以及大量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

中方的政治信号很明确：这不仅仅是针对台北的“联合利剑”式威慑，更是做给华盛顿看的——如果美台敢迈出元首通话这一步，中方随时有能力将台海局势升级为实质性的危机。

3. “听其言观其行”：将筹码反向锁定在“140亿军售”上

特朗普既然把这通电话和“是否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捆绑在一起，中方索性顺水推舟，将博弈点拉回到他最熟悉的“做生意”领域。 据华盛顿智库分析，在5月中旬的北京峰会上，中方高层就已经当面向特朗普阐明了台湾问题的极度敏感性，并对这笔数额巨大的军售案表达了严重关切。中方现在的应对是不随特朗普的言论起舞，只看他的最终行政决定。 如果美方通过延迟、削减或调整这笔军售的内容来换取中方在贸易或其他地缘问题上的让步，中方不排除在商务领域给予对等的回报；但如果特朗普真的“既要电话，又要军售”，中方也做好了全面掀桌子的准备。

4. 舆论上“冷处理”：淡化特朗普的“大嘴”风格

面对6月5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第三次声称“总会通话”的言论，中方的官方媒体和外交回应在保持严正立场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冷处理”。 中方智库普遍研判，特朗普在短时间内反复提及此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内政治宣示和个人行事风格的需要。因此，中方在宣传上极力避免帮特朗普“炒热度”，不随他的节奏随歌随舞，从而保持自己在博弈中的战略被动与主动。

总结来说，中方的应对可以用“不妥协，但留有空间”来形容。军事上摆出随时可以掀桌子的最坏打算，外交上用秋季峰会作为诱饵和紧箍咒，同时静观特朗普在140亿军售案上的最终签字。只要这通电话一天不打，中方就同样握有反向制衡华盛顿的战略空间。

由于这通电话直接捆绑着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台北既渴望获得美国元首级的公开力挺，又深知沦为“筹码”的政治风险。面对特朗普接二连三的放话，台湾方面的反应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迎合、亮明底线”到“高度低调、谨慎降温”的明显转变。

在5月20日特朗普第二次明确点名赖清德时，台湾“外交部”的态度相当积极，公开表示“总统赖清德乐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随后，赖清德本人在台北面对媒体时也给出了正面回应。他当时的策略是，如果能通上电话，他要把台湾包装成“受害者”与“负责任的守护者”，试图向特朗普“告洋状”。

在华盛顿一线，台湾驻美代表俞大㵢也积极在美媒（如Politico）上造势。他接受专访时公开表示：在美中博弈中，台北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方，理应参与其中。因此“美台领导人之间进行通话是完全合理的”。这也是在向华盛顿政界喊话，试图推动这通电话落地。

随着5月底白宫幕僚放风“通话因秋季峰会已搁置”，以及6月5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突然再次宣称“会随时与他交谈”后，台湾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得极度低调。赖清德在6月6日的公开活动中被大批记者追问“是否已经与特朗普通上电话”或“如何看待最新表态”时，他选择“冷处理”，全程保持微笑，仅以“谢谢”二字低调回应，绝口不提通话细节。

台湾方面为什么突然闭口不言、拼命降温？因为台北的国安幕僚团队也看清了现在的局势：特朗普已经公开在媒体上承认，这笔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是他极好的“谈判筹码”。如果台湾表现得太迫切，只会在接下来的军售谈判中被特朗普“敲竹杠”，被迫在半导体产业链或者美国农产品采购上让渡更多利益。

5月下旬解放军在台海的大规模舰艇施压，已经给台湾造成了实质性的防空和海防压力。如果台北继续高调配合特朗普炒作“元首通话”，一旦真的彻底激怒北京，而特朗普最终又为了美中秋季峰会把台湾“卖了”，台湾将独自面对地缘政治危机。

台湾方面现在是“心里很想和提朗普通电话，但嘴上不敢再接话”。他们把管道留给台面下的外交和军事团队去对接，表面上则极力配合华盛顿务实派幕僚的步调，避免自己成为特朗普用来激怒北京的过热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