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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折射美国当今社会现状的照片引发争议

快报

乔桥

11/07/2026

2026年7月4日，路透摄影师奥尔（Cheney Orr）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铁上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社交媒体疯传并引发广泛讨论。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也参与了对此照片的核实和讨论。有评论指出，这张照片是“2026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它“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兑现，凸显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谴责。”也有人指出记者侵犯了照片中黑人女性的肖像权。还有人说这张照片肯定不是抓拍，而是AI生成的，或者是”摆拍“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当时只有这位黑人女性“露脸”，而其他人的脸部都被遮掩。甚至有评论把这张照片与1957年小岩城事件中黑人少女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遭信奉“白人至上”的白人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本站特转发《世界日报》和谷歌Gemini对这一照片的报道共读者参考。本站将继续追踪这张照片引发的争议和摄影记者对拍摄现场的说明。

一张摄于华府地铁的照片在美国网络疯传

一张由路透摄影师奥尔（Cheney Orr）所拍摄的照片，本周在社交媒体成为热议焦点：在华府地铁车厢内，一名黑人女子，置身于一群戴着面罩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爱国阵线”（Patriot Front）成员中，直直地看着镜头。

照片中央的黑人女子，事后被其家人证实为33岁的柏尼塔‧鲍威尔丁（Bernita Bowlding），她并未在地铁上与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或口角，但她“唯一露脸、周围全是蒙面白人男性”的画面对比极其强烈，被一些人形容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甚至有评论者将其与1957年小岩城事件中，黑人少女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遭白人群众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一些自由派政治评论员、社运人士表示，这张照片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兑现，凸显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谴责。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这是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活动，过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还有部分右翼评论员怀疑整起事件是刻意操作的“摆拍”，指控爱国阵线成员是左翼人士假扮，但此类说法缺乏证据，Snopes事实查核机构也已证实照片本身并无造假或AI生成痕迹。

照片怎么拍成的

路透摄影师奥尔与霍华德（Nathan Howard）在7月4日在华府采访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跟拍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爱国阵线”成员，当天该团体有数百人在华府街头游行，活动结束后众人搭乘地铁离开，照片在此时拍摄。

不过，照片拍摄前后的具体细节，目前并无更多公开资讯。路透一名编辑对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表示，奥尔目前无法受访置评。

黑人女子是谁

鲍威尔丁的家人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当天搭地铁前往银泉市（Silver Spring）。他们先是在网络上看到被疯传的照片，却联系不到鲍威尔丁本人，令他们愈来愈担心，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与精神疾病搏斗。直到过了将近一天，鲍威尔丁终于出现在她母亲家，全家才松了一口气。

她的母亲6日告诉《华盛顿邮报》，鲍威尔丁的手机遗失了，家人平时也得等她主动来电或登门，才能与她联系上。

这张照片在网络上仍持续被大量讨论解读，还有网友“起底”鲍威尔丁曾有遭逮捕的纪录，但《华盛顿邮报》表示，法院纪录显示该指控已撤销。

她的弟弟保罗‧鲍威尔丁（Paul Bowlding）说，担心姐姐会因此成为被锁定的目标。他说，姐姐过去的种种遭遇，包括那次逮捕纪录，都是发生在她精神状况出现危机的时期。

保罗说，无论这起事件最终如何发展，他都希望姐姐能得到她所需要的协助，来面对她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美联社档案照：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央高中的白人学生对着黑人学生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右前）叫骂，艾克福特神情镇定地走向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保护黑人学生的国防卫队士兵。

谷歌Gemini对这一照片的介绍和评论

路透社摄影记者钱尼·奥尔（Cheney Orr）于2026年7月4日拍摄的一幅照片，迅速成为近年来讨论最广泛、文化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影像之一。这张独立日当天在华盛顿特区地铁车厢内捕捉到的画面，因其鲜明、强烈的视觉对比以及公众赋予它的象征意义而迅速在网络上疯传。

📸 画面场景与视觉冲击

照片描绘了一名身穿绿色T恤的独身黑人女性坐在一辆拥挤的地铁列车上。她被白人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团体“爱国阵线”（Patriot Front）的成员完全包围，该团体的数百名成员在美利坚建国250周年之际齐聚首都进行游行。

引发这张照片疯传的视觉要素包括：

露脸与遮挡的对比： 这名女性坐着，面部完全暴露，神情冷峻地直视镜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围她的男性无一例外地戴着墨镜、棒球帽和白色布面罩以隐瞒身份。
与“民权运动”的历史互文： 许多评论员立即将该画面与1957年小岩城中央高中整合危机期间的标志性历史照片进行了对比，特别是伊丽莎白·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在充满敌意和嘲讽的人群包围下平静行走的经典照片。

👤 女性的身份

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猜测后，《华盛顿邮报》通过其家人证实，该女性的身份为柏尼塔·鲍威尔丁（Bernita Bowlding），是一名来自华盛顿特区周边地区的33岁单身母亲，育有两个孩子。

她的家人分享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以提醒公众她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

无意中入座的乘客： 鲍威尔丁并不是抗议者或活动人士；她当时只是在通勤前往马里兰州银泉市（Silver Spring）的路上，当该团体上车时，她恰好就在这辆列车上。
家人的担忧： 当照片在网络疯传时，她的家人变得非常焦虑，因为鲍威尔丁长期以来一直在与精神健康问题做斗争，且当时偏巧弄丢了手机，导致家人有将近一天的时间联系不上她，直到她安全抵达母亲家。
隐私保护： 她的弟弟保罗·鲍威尔丁（Paul Bowlding）公开表达了对姐姐可能会成为网络暴力或政治炒作目标的担忧，并指出她那坚毅的表情反映了她遭遇个人艰难时期所依赖的内在力量。

🗣️ 公众与政治回响

这张照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辩论，成为观察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的政治“罗夏墨迹测试”：

自由派与民权视角： 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对现代美国民主的刺骨控诉，象征着黑人美国人所面临的持续威胁和系统性恐吓，尤其是在一个本应庆祝自由与平等的节日里。
保守派与言论自由的辩护： 另一些人则把焦点放在宪法对公众集会权力的保护上。当美国内政部长道格·博格姆（Doug Burgum）等高层人物在宪法框架下捍卫该团体的言论自由权利时，这张照片也进入了政治话语体系，而博格姆也因未对该仇恨团体的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单独的谴责而面临舆论反弹。
阴谋论： 在某些右翼圈子里，有传言称这起事件是一场“假旗”行动，或者是利用左翼演员进行的摆拍。不过，诸如Snopes等事实核查机构已经证实了照片的绝对真实性，确认这是一幅未经修改的实时纪实摄影作品。

这张照片被摄影记者广泛誉为2026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捕捉到了美国在种族、匿名性以及极端主义上面临的持续挣扎中，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局部缩影。

南华早报：中国潜射导弹试验对提升核打击能力意味着什么？

分析

《中美印象》转发

10/07/2026

中国近期罕见地从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深处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在外界对北京军事扩张普遍担忧的背景下，此举向美国及其周边邻国（尤其是日本）释放了强烈的战略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周一的这场试验很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呼吁加大国防投入，并强化彼此间的安全协同。

中国的潜射导弹试验究竟展示了什么？

这次发射公开展示了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实战准备状态。海基核力量是核部队中生存能力最强的一环，也是“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基石。目前，北京正全力打造一个横跨陆、海、空全方位运作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

据了解，这是中国自1982年以来首次公开已知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就在近两年前，北京曾公开宣布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该举动同样引发了该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通表示：“这次导弹试验的目的似乎更多是为了进行战略威慑和信号释放，而非技术层面的试验或实战化开发。尽管外界早就知道中国具备这种能力，但这却是官方层面的首次公开展示。”

尽管北京方面证实了此次发射，并提前向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国进行了通报，但关于具体测试了哪款导弹、从何处发射以及飞行轨迹如何，依然留有诸多谜团。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的斯坦顿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表示，此次发射“很可能发生在南海”，而不是一些军事观察家和网络爱好者所推测的中国北部的渤海。

中国的潜艇部队在这片广阔的航道中定期开展行动。不过分析也指出，一旦潜艇驶出其受到严密保护的“安全堡垒区（Bastion）”，被美国反潜作战力量追踪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在发射之前，北京发布了两份航行警告，指定了火箭残骸的掉落海域——其中一份涵盖了渤海附近水域，另一份则位于中国南部沿海近海。日本表示，其已于周日收到中国关于火箭残骸坠落的提前通报，这些残骸可能会落入其专属经济区（EEZ）附近的水域。然而，在发射完成后，日本防卫省表示，该导弹并未飞越日本领空，也没有进入其专属经济区。

据中央电视台周二的一篇报道，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该导弹很可能是一枚“巨浪-3”（JL-3）型潜射弹道导弹。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这一结论是“根据现场图片和官方公告”得出的。“巨浪-3”的射程超过10,000公里（约6,200英里）。张军社补充道，此次的发射平台可能是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或其升级改进型，但也有可能这次试验涉及了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

中国目前至少运营着六艘094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潜艇装备了“巨浪-2”型导弹，并且可能同样具备部署射程更远的“巨浪-3”型导弹的能力——后者可以从中国近海直接打击美国本土。

此外，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发更先进的096型核潜艇。台湾前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京发射的是一枚飞越菲律宾上空的“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并称此次试验是“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吴钊燮现任台湾地区“安全会议”秘书长。

“百利政策倡议”（Parley Policy Initiative）创始人、前美日联盟事务负责人迈克尔·博萨克（Michael Bosack）表示，目前很难确定该导弹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他指出，如果是后者，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一条并未测试其最大射程的特定轨迹上飞行的。

即便如此，博萨克表示，这次发射依然为外界了解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在潜艇制造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大投入，以期赶超华盛顿。博萨克补充道：“如果中方当时是从开阔水域向南太平洋发射，那其战略意义将会重大得多。”

“这告诉我们，这些系统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需要它们在更靠近海岸的水域内进行操作。”赵通表示，尽管如此，这次试验依然反映出中国在扩大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增强其水下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导弹试验有何反应？

与中国在2024年进行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验后的表态相比，华盛顿此次的语气明显更为严厉，这突显了美国对北京不断扩张的核能力的日益担忧。

周二，美国表示已对中国最新的导弹试验进行了监测。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美方并未透露其是否提前收到了中方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Thomas Pigott）表示，中国“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充”仍令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深感忧虑”。

而在中国2024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官员曾将北京的提前通报描述为在降低误判风险方面“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前解放军大校岳刚表示，最新试验表明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及潜射弹道导弹已达到相当高的实战成熟度，同时也向华盛顿和东京释放了战略信号。他指出，此举是针对当今地缘政治环境量身定制的，尤其是为了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发射是在渤海进行的，导弹的残骸就会落在日本的家门口，这将成为一个经过精心计算的信号，旨在让东京感到不安并对其提出警告，”他说道。

赵通提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此次发射的时机可能带有象征意义。“这次发射恰逢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一天，该事件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为其增添了另一层象征意义，”他表示。

这次试验引发了该地区多个国家政府的协同关注与担忧。日本方面表示，对中国“不断扩大且日趋频繁”的军事活动持有“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形容此次发射对该地区具有“破坏稳定性”的影响；同时，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表示，惠灵顿方面对中国的测试“深表关切”。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防务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Malcolm Davis）指出，此次发射恰逢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防务联盟协议之际。他表示：“显然，这是北京向澳大利亚、斐济以及其他西南太平洋国家释放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将彰显其力量，包括通过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敦促各国不要对此次试验进行“过度解读”。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她还补充道：“中国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此次太平洋试验后，中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前景如何？

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发射标志着中国在展示全面运作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即从陆地、海洋和空中投振核武器的能力）进程中，迈出了又一个里程碑。继2024年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以及本周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外界的注意力现已转向北京是否会展示其核威慑力量的空中一环。中国在去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空射弹道导弹——“惊雷-1”（JL-1），这标志着其在完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方面取得了进展。

赵通表示：“继2024年向太平洋进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全射程飞行试验之后，这次最新的测试引发了一个新的悬念：中国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公开进行其空射弹道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从而完成其‘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完整公开展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战战略专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表示，如果北京对其中央核力量的轰炸机部分进行公开测试，他并不会感到惊讶。他指出：“这将巩固其威慑力，同时让中方确信其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三位一体’体系——即硬件性能达标，且机组人员知道如何使用它。”

分析人士称，这次发射很可能会强化整个地区的国防规划。东京大学副教授、国际安全专家塞巴斯蒂安·马斯洛（Sebastian Maslow）表示，此次试验将影响日本的战略规划。他指出：“这将有助于日本为其目前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路线进行辩护。”他同时提到，此次试验恰逢东京方面审议关键国家安全文件的节点。

帝京大学副教授松冈美里（Misato Matsuoka）表示，虽然这次发射本身不太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地区的战略平衡，但它将加剧印太地区军事竞争的整体趋势。她补充道，日本很可能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协同配合。

Stephen Marche：美国已经“僵尸化”

《中美印象》转发

10/07/2026

（编者按：下文为《纽约时报》7月10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实际杀伤力远低于其恐吓效果，其军事承诺的贬值正倒逼全球供应链与防务体系加速脱美。美国并未消失，但它正在地缘政治中退化为一个失去高级思维、因内部分裂而陷入长期混乱的“僵尸实体”。当美国甚至无法领导自身，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正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自我主导，开启后美国时代。）

世界秩序的瓦解比预期要顺利得多。

起初，人们对美国的背叛感到愤怒——特朗普总统呼吁吞并加拿大、威胁格陵兰岛、对盟友征收关税，并开始削弱北约（这一行动在本周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最新会议上仍在继续）。如今，在一些曾经被称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中，一种奇怪的情绪正在出现：乐观的决心。国际象棋中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地缘政治：“威胁之力胜于实际执行。”美国放弃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曾经令人恐惧。但现实证明，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作为美国的邻国，加拿大自然是最先察觉到这一点的。自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在贸易上的霸凌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加拿大不得不重新衡量美国的青睐或冷落到底价值如何。加拿大央行最近进行了一项情景模拟：美国对加拿大向其出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届时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放缓约2.4个百分点，但在一段调整期内，这完全在加拿大的承受能力之内。这确实是一场灾难，但并非世界末日。这就是最坏的情况。

受我主持的播客节目Gloves Off委托，加拿大盾牌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去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下降了超300亿加元（约合210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的5%以上。但这一损失被来自世界其他地区近290亿加元的新需求所抵消。如果将服务业包括在内，加拿大的总出口额实际上增加了近70亿加元。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威胁，但只要你拥有铝、石油或钾肥，总会有人来买。

不仅仅是加拿大。欧洲股市在2025年的表现优于美国股市，并在2026年的前两个月大幅飙升。2024年实施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正将欧洲迅速扩大的军事开支更多地保留在欧洲大陆内部。此外，欧盟的反胁迫工具——允许迅速征收反制关税的所谓“贸易火箭筒”——令特朗普被迫放弃了早先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如今，欧洲人明白他们也有自己的“霍尔木兹海峡”——一个足以让美国退缩的痛点。

美国的军事威胁同样在失去威力。如果说近代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当美国决定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某个地缘政治目标时，可以相当稳妥地断言，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伊朗那个腐败而残暴的政权却保住了权力，如今甚至获得了制裁豁免。当美国军队发明出各种全新的失败模式时，海湾国家及其机场已经在伊朗战争中切身体会到，美国的安保承诺到底值几个钱。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会议上，特朗普斥责了盟国——尤其是西班牙，并再次呼吁美国控制格陵兰岛，西班牙和丹麦的领导人则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不值一提的空洞威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或许会说，特朗普在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水平的问题上“赢得了辩论”。但各国现在之所以增加开支，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衰退。美国的支持——无论这在如今意味着什么——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保障。

不仅仅是北约。曾经以行动迟缓著称的各国官僚机构正以惊人的速度采取行动，减少对美国政府以及作为美国权力前哨的企业的依赖。自一年多前上任以来，卡尼的政府已达成了刚刚超过100项国际贸易协议。欧盟有意扩大了国防采购，以避免与美国军队的深度融合。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将是最难解开的结，但这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中：欧盟已在其官方系统中将默认搜索引擎从谷歌切换到了法国的Qwant，比利时和芬兰也都已放弃使用亚马逊云服务。

当然，后美国时代的现实并不是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参与者，美国已经变成了一种行动迟缓的僵尸——这种怪物可能会因受惊做出条件反射般动作，却已丧失高级思维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明白，无论是中期选举还是2028年的大选，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国以外的许多人认为，美国人民的分裂程度已经如此之深，无论谁当选，未来都将陷入混乱。他们担心，即便是一位理智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也无法保证美国政策的稳定性，甚至无法保证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最模糊的原则。

“什么是美国？”这已不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美国许多州的州长都提出了理性的政治纲领。美国的制度依然存续。一些美国人甚至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但那个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实体已经徒有其表。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打交道的美国了。一个日益孤立主义的美国已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既然它连自身都无法领导，又怎么可能领导世界呢？

“僵尸美国”至少在短期内制造了矛盾。在加拿大，与美国联合运营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联盟。然而，这里的公务员也开始接受无人机培训，以应对与美国发生不对称冲突的可能性。只有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将本国从美国的影响中抽离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威胁之力胜于实际执行”是超现代派国际象棋代表人物阿伦·尼姆佐维奇的智慧之言。它之所以适用于棋盘，是因为你为设法避免灾难而耗费的所有时间和精力结果往往比灾难本身更糟糕。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你就可以专注于渐进式的改善，而不是一味规避。你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地缘政治中同样如此，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力量的表象。

每一个相信自由、民主、人的尊严以及国家自决权的人都应该致力于摧毁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结束它对这个世界的奇怪掌控，这样我们所有人才能继续前行。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美国自己的贡献更大了。

中国外交的大国现实主义之路

邓聿文

10/07/2026

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粗暴和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本文2026年7月7日有《金融时报》中文版（FT Chinese）首发，原标题为“‘对等报复’：中国外交毫不含糊、但有克制的现实主义”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最近几年，北京虽极力鼓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但是，对认为冒犯它的国家，表现的却越来越不客气。新近的例子是，中国宣布对10家美国公司禁止两用物品出口，以报复美国将多家中国头部企业列入新增的涉军企业清单。这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近年来中美制裁与反制裁循环的延续。

传统的中国外交对认为别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常见的做法是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可很少真正看到北京会采取什么反制措施，这既与中国反制工具少有关，也受中国的外交哲学影响。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为贵”，“和为贵”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息事宁人，怕搞坏双方关系，所以不太主张以力压人。但大概从中国领导人的第二任期后期开始，北京频露“獠牙”，不再只是口头抗议而不采取行动，尤其对美国，针锋相对，你制裁我企业，我就制裁你企业；你限我技术，我就限你稀土。

如果把传统的中国外交形容为“老好人式外交”，今天的中国外交则可称为“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外交”。它遵照博弈论的反应模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北京的话来说，绝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被动挨打，以战止战。这在中美关系中有鲜明体现。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北京能忍则忍，甚至不能忍也强忍，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不开第一枪，但绝对不会不开第二枪。这几年，中国对美国就既有外交反制，也有出口管制；既有不可靠实体清单，也有关键矿物管制；既有对军工企业的制裁，也有对美国国会议员、智库和相关机构的制裁。美国受到中国的制裁和限制之多，在中美建交以来是前所未有的，放在冷战以后的美国历史，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对综合国力弱于中国、但又有美国同盟加持的次强国家，北京出手也越来越果断。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后，北京认为日本冒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先是外交抗议，然后是旅行限制，在高市拒不收回言论也不道歉的情况下，北京不断加码反制措施，从企业、经济、关键原材料到军事，几乎全面制裁，冻结和日本的官方往来，一点情面都不给。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还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中国外交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首先缘于实力的增长。没有实力，现实主义只能是口号。过去中国也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真要“犯人”，手里没有足够工具，也“犯”不起来。今天不同了。中国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供应链地位，有稀土等关键资源和材料的控制能力，有电动车、光伏、电池、无人机、港口、通信设备等产业优势，也有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法律工具。实力变化带来工具变化，工具变化又改变外交行为。所以北京现在格外强调外交要有斗争精神。

现实主义外交也和“百年变局”的判断直接相关。在北京看来，世界力量结构正在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西方不再能单方面决定国际政治规则，中国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规则的对象，它的崛起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既然时与势已经不同，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用过去的低姿态、忍耐型外交来处理外部压力。

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中，“百年变局”意味着大争之世的到来，故而，“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仅对所谓损害中国的利益，要敢于反制，也要敢于使用中国的力量，去改造世界。北京认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能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的国家，而是一个可以塑造环境、改变规则、制造成本的大国。过去的中国外交，核心任务是为国内发展争取外部空间；今天的中国外交，要用国内形成的实力去改造外部环境。一个是适应世界，一个是重塑世界，差别就在这里。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同时也是在遵循中国领导人的底线思维模式。底线思维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必反制”。在北京看来，外部世界尤其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中国对一次制裁不反击，对方就会认为制裁中国没有成本，北京仍然怕冲突，不愿付出代价。于是，下一次试探就会更进一步。底线思维的本质，就是不能等到底线被突破以后再反应，而是要在对方逼近底线时让它感到疼。

可以说，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近乎惯例化的做法：凡制裁，必反制；凡围堵，必反围堵；凡把中国企业政治化，中国就把对方企业安全化。反制的意义不只是报复本身，更是建立一种外交信用。北京要让对手相信，中国不是每次都会忍，也不是只会口头抗议。只要你出手，中国一定还手。哪怕一次反制的实际杀伤力有限，但长期来看，它会改变对方的风险计算。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外交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就认识和态度来讲的，也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要清醒，而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具体到现实外交，北京虽然强调斗争，也讲究斗争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对实力明显比自己弱的南方国家中那些想跟中国扳手腕的对手，北京的报复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克制，而非往死里打。

菲律宾就是明显例子。从北京来看，菲律宾这些年在南海的动作已经惹得中国非常不快，若按纯粹强权逻辑，中国完全可以用更强烈的军事方式教训它，但北京没有这样做，最多是在灰色地带不断给菲律宾加压。它是要让菲律宾的每次冲动都付出更高成本，但又不主动跨过战争门槛。在这方面，北京表现出了相对克制的一面。巴拿马也是类似例子。围绕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问题，北京没有采取军事或外交断交式手段，而是通过港口检查、船舶滞留、经贸压力等方式表达不满。它同样说明，中国对中小国家的报复并非没有压力，而是尽量把压力控制在非战争和非断交层面。

这种相对克制让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形成了分层结构：对美国这样的强国，追求对等反制；对日本这类有着历史恩怨和现实领土争议的、又在台湾问题上不断靠前的国家，则采取更强烈的惩罚性反制；对菲律宾、巴拿马这样的中小国家，在高压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克制；对欧盟这样的集团，追求精准分化，同时也准备对等报复；对全球南方，则继续使用传统外交话语争取。它不是见谁都打，也不是对谁都忍，而是按照对象、议题、力量对比和战略后果来决定反应等级。

这种外交有其效果，它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只会抗议的大国，但也有风险。反制工具用得越多，对方就越会寻找替代。稀土牌越有效，美日欧越会加快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市场牌越常用，跨国企业越会考虑分散风险；海上灰色地带压力越大，东盟国家越可能接受更多美国安全存在。现实主义可以制造威慑，也会制造反威慑。中国必须在让对方疼和不把对方彻底推向对立之间，掌握分寸。

因此，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粗暴和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中美相争，伊斯兰堡得利

分析

陈张安迪

10/07/2026

—巴基斯坦给了美国一个新杠杆，也让北京面对一个更具独立性的伙伴。

从边缘重返台中

前些年，巴基斯坦似乎正从国际视野中悄然淡出。经济疲软不振，政局波谲云诡，境内外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更使其国际形象雪上加霜。与印度的竞争也愈显力不从心——印度更富庶、体量更大，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分量日益吃重；而巴基斯坦则愈发仰赖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倾力扶持。

然而，过去几年情势骤然逆转。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伊斯兰堡重新进入华盛顿的视野。它在反恐战线上鼎力相助，重启了与白宫的高层对话，向美方释放矿产与能源合作的积极信号，在美伊停火进程中穿针引线，更再度成为美国评估印度、阿富汗乃至中国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总而言之，巴基斯坦重新变得”有用”了。其价值在于它处在多个地缘冲突的交汇点上：伊朗、阿富汗、印度、中国、海湾地区，以及恐怖主义策源地。在中美博弈的棋盘上，巴基斯坦不再仅是中国倚重的铁杆伙伴，也成了华盛顿可用于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一枚棋子。

缘何再度入局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巴基斯坦在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式微。反恐战争期间，巴基斯坦虽是棘手伙伴，却不可或缺；但2021年之后，华盛顿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伊斯兰堡作为补给线或前进基地。与此同时，印度作为民主政体、经济引擎和军事力量，在制衡中国方面对华盛顿的价值与日俱增。

中国填补了美国留下的诸多空白。北京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大力投资，开发瓜达尔港，向巴出售尖端武器，并在外交上力挺巴基斯坦。这种伙伴关系在多个层面相辅相成——巴基斯坦让中国得以直通阿拉伯海，并助其牵制印度；中国则成为伊斯兰堡最可靠的外部后盾。

然而，这种依赖也给伊斯兰堡埋下隐忧。若巴基斯坦仅仅日趋依赖中国，其议价空间就会收窄，影响力也将受制于单一强国。如今，通过重新向华盛顿敞开大门，伊斯兰堡获得了更多选项，同时也给美国提供了一条重返中国已占优势地区的通道。特朗普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再接触”策略，逻辑一清二楚——一石多鸟，一箭数雕。

其一，反恐与通道价值重获认可。

2025年3月，巴基斯坦逮捕了涉嫌参与2021年喀布尔机场爆炸案的穆罕默德·沙里夫拉赫。特朗普公开致谢，而伊斯兰堡也借此昭示天下：它仍能在反恐问题上助美国一臂之力。随后的美巴反恐会谈聚焦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解放军。地理优势更使巴基斯坦身价倍增：它毗邻阿富汗、伊朗、中亚、海湾地区，并扼守中国的西部侧翼——这些皆是华盛顿持续关注的要地。自阿富汗撤军后，美国无意在该地区再次大规模驻军，因此巴基斯坦在情报、通道和地方伙伴方面提供了难以替代的资源。

其二，打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排他性影响。

尽管中巴仍将彼此关系称为”铁杆”和”全天候”，但影响力不等于独占权。中国仍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伙伴，但美国已重新入场。鉴于巴基斯坦对中国南亚战略举足轻重，即便只是部分削弱中国在该国的独家影响力，对美国而言已是战略上的收获。

其三，以巴制印，增加对印筹码。

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因其体量、经济实力和制衡中国的作用，仍比巴基斯坦对美国更具战略重要性。但印度同时也是俄罗斯武器和石油的大买家，奉行战略自主，未在乌克兰战争等重大地缘问题上向华盛顿一边倒。美国长期希望获得更多筹码以促使新德里更贴近自身立场，而巴基斯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杠杆。

2025年印巴冲突又添新变数——巴基斯坦动用了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巴方击落了印度战机，其中至少包括一架”阵风”战机。这一事实令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刮目相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作为美国制衡中国关键伙伴的份量。若中国武器系统能助巴基斯坦挑战印度的军事优势，华盛顿便有更多理由视伊斯兰堡为战略上有用的棋子。巴基斯坦既能从西翼牵制印度，又能戳破印度军事优势的神话。

特朗普多次声称他阻止了2025年印巴冲突，印度对此矢口否认，并视之为对总理莫迪的轻慢。随后，特朗普于2025年6月在白宫高调接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据报道此举进一步激怒了新德里。与此同时，美国在关税和俄油采购问题上持续对印度施压。这并非意味着华盛顿正”以巴代印”，但足以表明伊斯兰堡仍能牵动印度的战略处境，有助于推动新德里更靠近美国的条件。

海湾风云，水涨船高

巴基斯坦在海湾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最鲜明地体现在它与沙特阿拉伯新签署的防务协议上。2025年9月，巴沙两国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议》，明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侵略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虽然公开声明未明确表示巴基斯坦已向沙特延伸核保护伞，但鉴于巴基斯坦是拥核国家，协议一经签署便立刻引发诸多猜测。

值得玩味的是，沙特长期视伊朗为心腹大患。若伊朗逼近核门槛，沙特将面临空前压力去发展或获取自身威慑能力。巴基斯坦的可信安全保证或可化解这一燃眉之急，或至少为利雅得提供一条无需自行制造核武的迂回之策。而对巴基斯坦而言，这份协议证明它既能安抚沙特，又能与伊朗对话，同时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并维持与华盛顿的沟通渠道。如此一来，巴基斯坦便成了横跨海湾、南亚以及中美竞争之间的安全掮客。

巴基斯坦重获青睐的最新迹象，出现在2026年美伊危机期间。伊斯兰堡在斡旋停火和维持谈判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6年6月提交美国国会的临时协议——正式名称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甚至冠以巴基斯坦首都之名。协议将伊斯兰堡列为见证方和调解人，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设立60天进一步谈判窗口。

因此，伊朗危机进一步抬升了巴基斯坦的身价。它提升了伊斯兰堡对华盛顿的价值，向中国表明巴基斯坦有助于稳定危险地区，并提醒海湾国家伊斯兰堡依然举足轻重。巴基斯坦成功地化地利为资本，变地缘为外交。

归来之意

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在伊朗危机中的角色可谓利弊交织。美伊协议降低了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缓解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压力，这直接惠及中国的能源安全。但巴基斯坦的成功也表明，伊斯兰堡如今可以通过华盛顿和北京两条轨道左右逢源、提升自身地位。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并未因协助调解危机而削弱中国。短期看，它通过减少动荡或许帮了中国；但长远观之，一个能帮助华盛顿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国家，绝不再是北京可以呼来喝去的”小伙伴”。

因此，巴基斯坦的重新登场，最好被理解为”议价能力的升级”，而非联盟关系的转向。巴基斯坦仍严重依赖中国的武器、基建、资金和外交支持，北京仍是其最密切的大国伙伴。但伊斯兰堡如今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它可以争取中国投资、美国关注、海湾资金、沙特安全纽带，以及调停伊朗问题带来的外交红利。这使巴基斯坦在与各方打交道时都握有更多筹码。

对华盛顿而言，这可谓正中下怀。美国不必将巴基斯坦完全拉出中国轨道，只需让它不再被北京独家把持。美国对巴基斯坦关注度的提升，迫使中国为维护其在巴的影响力而更努力地竞争。对北京来说，挑战在于伊斯兰堡如今有了更多选择。中国或许仍是其最重要伙伴，但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巴基斯坦别无他选。

这也折射出中美竞争的一个更广泛特征：竞争不再仅仅围绕关税、科技或南海，也受到中等强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利用地理、军事纽带、资源和外交渠道来提升自身价值。巴基斯坦正是典型范例。伊斯兰堡通过危机外交、地缘优势、海湾安全和大国博弈，使自己变得举足轻重、不容忽视。对美国，巴基斯坦再次成为有用杠杆；对中国，巴基斯坦仍是可信伙伴，却已更加独立。

对中美关系的启示明确无误：未来的竞争格局，不仅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的意志，更取决于中等强国能从两个大国手中赢得什么。

专访Paul Triolo：谈美中 AI 竞速与供应链的相互绞杀

采访

中美印象

10/07/2026

（编者按：当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关键矿产深度交织，中美科技关系告别了传统的单向围堵，演变为一场在高度相互依存下的复杂角逐。华盛顿极力渲染的“脱钩”与“全面威慑”的说法，正面临着两国企业在开源生态、商业应用落地以及上游供应链反制等现实角度的双向绞杀。为了透视中美科技竞争的真实本质，《中美印象》专访了全球顶级科技政策专家、DGA-阿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合伙人兼技术政策负责人保罗·特里奥洛（Paul Triolo）。特里奥洛先生基于其美国政府高级情报分析与全球科技政策咨询的资深背景，刨析了政治口号掩盖下的“脱钩幻象”，系统性解构这场正在重组全球地缘格局的技术博弈。）

埃玛·布里格纳尔（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围绕中国科技发展的诸多政治叙事，其核心都聚焦于大国竞争。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您看来，中美科技领域面临的是“零和博弈”的挑战，还是存在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遇？

保罗·特里奥洛（以下简称“答”）：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竞争（或者说军备竞赛），实际上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2016年离开政府部门的。我最初接触这类议题是在5G和现代电信系统领域，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中美正在争相部署5G网络。在那个阶段，虽然大家探讨的也是一些相似的问题——比如数据访问权，但那完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时的核心论点其实是：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不应在电信设备上过度依赖中国，以免面临潜在的间谍活动风险，或者防止中国在长期威胁中直接切断这些设备。不过，考虑到当时已经拥有能够降低和化解风险的技术手段，我认为这两种担忧在当时明显被夸大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到了2020至2021年前后，AI开始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脱颖而出。而在更早的2017年，也就是在 ChatGPT 诞生很久之前，我就曾与中国 AI 领域的重量级投资人李开复共同撰写过一篇报告，探讨中美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

在当时那篇报告中，我们将 AI 划分为几个细分领域：其一是当时已被广泛应用的网络推荐算法，尤其是被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巨头熟练掌控的技术；其二是与物流相关的 AI，用于优化物流网络和供应链；其三是感知 AI，这在当时的中美互动中因面部识别等技术而引发了巨大关注，进而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因技术被用于警务与监控而较早地面临了出口管制；最后则是自主 AI。那时，我们通过这些大类来解构 AI，并试图评估哪些国家的哪些企业正处于领先地位。

时间快进到2022年，随着 ChatGPT 的问世，AI 领域的焦点瞬间变成了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 AI）”。自2022年以来，我们见证了前几轮 AI 竞赛中未曾出现过的现象——这项技术在如此多的垂直领域中呈现出惊人的爆发式演进速度。这使得生成式 AI 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失控风险”等领域的国家安全影响，以更快的速度显现出来。因此，当前在 AI 领域的角逐要复杂得多。

其复杂性在于，生成式 AI 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典的“通用技术”。人们常说它是“军民两用（双用途）”技术，但这种说法其实有些误导性，因为生成式 AI 未来绝大部分的部署和应用都将发生在民用领域。诚然，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会延伸出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应用，但如果看看美国和中国私营企业投入的资金体量就会发现，压倒性的绝大部分投资都在驱动商业化应用的落地。

因此，AI 呈现出了一种双重特质：一方面，它是一种极其普适的底层技术，有人甚至将其比作“电力”，意味着未来它将无处不在——我自己每天在手机和电脑上也会使用 AI；但另一方面，它又带有类似“核武器”的色彩，也就是说，一旦被用于特定方式，它可能会带来极具毁灭性的国家安全后果。这种特性在所谓的军民两用技术中是极其罕见且独特的：它既能在宏观上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又能在微观上颠覆性地增强军事实力。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AI 还伴随着一种关乎人类存亡的长期威胁，即对这些大模型失去控制的风险，或者说模型可能无法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对齐（Alignment）。我们甚至可能面临人类灭绝的危机。核武器确实具备这种毁灭能力，但我们日常普遍使用的其他通用技术（比如电力）绝不会置我们于死地，可人们现在却普遍感知到 AI 具备这种危险。这使得 AI 成了中美关系中一个更为棘手和复杂的议题，两国以及两国的企业都在各自的商业应用和技术栈中开足马力，加速部署。

我认为，理解这一问题需要理清竞争的多个维度。目前引发地缘紧张局势、并直接催生了诸如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深层竞争，其核心逻辑在于这样一种认知：任何一方只要率先触及极高阶的人工智能水平，就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全局”，并能利用这种超凡的能力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转化为自身的战略优势，甚至以此来迫使对方进行政权更迭。

例如，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最近发表了他的第三或第四篇系列随笔。达里奥在这些议题上是一位极具开创性的深度思考者。在美国所有主流 AI 实验室的 CEO 当中，他对 AI 涉及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是最为深刻的。然而在另一面，Anthropic 和达里奥本人都极其坚定地支持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及其他限制措施，他将这场博弈定性为一场几乎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场在“民主的人工智能”与“威权的人工智能”之间展开的较量。

我个人的感觉是，那种（将 AI 竞争视为民主与威权生死存亡之战的）定性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叙事框架，未来中美两国在围绕高级人工智能设置“安全护栏”时，将很难展开实质性的合作。而就在前不久，双方刚刚结束了美中元首峰会后举行的首次真正的“一轨对话”——即政府间的人工智能官方对话。我认为，这大概是5月峰会达成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

然而，如果继续将这项技术渲染为民主阵营与威权政府之间“争夺谁先触及高阶 AI”的拉锯战和军备竞赛，这种叙事定性是极为不妥的，因为它会直接提前宣判中美合作的破产。美国和中国的企业是这一领域的绝对领头羊，因此，如果中美两方无法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协同，共同为这项前沿技术设立安全边界，那么达成任何全球性共识和协议的概率都微乎其微。

问：我想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特别是中国本土开发的 AI。我们看到，深度求索（DeepSeek）已经拿出了一个可以替代 ChatGPT 的方案，同时马纳斯（Manus）、通义千问（Qwen）和夸克（Quark）也是新一代的中国 AI 智能体（Agent）和网页浏览器。随着腾讯近期宣布可能在其国民级应用“微信”中内置 AI 智能体，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与美国相比究竟如何？这种发展又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答：你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企业。我想在开始时先强调一点：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美中对抗”这种宏大的国家叙事，因为本质上，真正处于竞争最前线的是两国的具体企业和生态系统。

从宏观维度来看，AI 在这两国的发展轨迹其实各有侧重、略有不同。在日本和欧洲等海外观察者眼中，中国的 AI 产业主要是由“应用端（Applications）”驱动的，也就是倾向于思考如何利用 AI 去切实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者缓解某个行业痛点。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在中国与几乎所有顶尖的 AI 公司都进行了交流。同时，我也走访了许多正在将 AI 嵌入自身商业模式的企业——从初创公司、时尚服饰企业，一直到行业巨头。这是一种高度关注“实际应用落地”的部署路径。

相比之下，美国则呈现出另一种生态。人们普遍感觉到，像 Anthropic、OpenAI，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 Meta、xAI 和谷歌等美国顶级 AI 实验室，都在开足马力、一路狂奔，试图率先触及某种极高阶的人工智能形态，从而让自己的模型成为“终极赢家”。

两国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在于，绝大多数美国公司倾向于采用闭源模型（Closed-source）或不公开模型权重（Closed-weight）。换句话说，它们的接口是专利私有的，这些公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售 API 访问权限给其他企业来攫取巨额利润。但核心的模型权重对外界而言是个“黑盒子”。

而在中国，特别是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除了字节跳动（ByteDance）以外，几乎所有主流的中国 AI 实验室都转型成了开源权重模型（Open-weight）的开发者。其余的重量级玩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DeepSeek、月之暗面（Moonshot）、MiniMax、步天歌（StepFun）以及智谱（Zhipu），这些在中国极具技术实力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并向市场释放开源权重模型。

这也导致了两国的成本结构和商业逻辑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分化。在美国，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样的企业正通过这些闭源模型，特别是通过面向企业端（Enterprise）的部署来创造极其惊人的营收。如果看看它们过去一年的收入增长曲线，那简直是陡峭得令人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它们正积极筹备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目的就是撬动这笔营收红利，并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更多资金，以用于疯狂扩建数据中心和算力集群。

另一个此前稍显不同（尽管我认为这种差距正在缩小）的方面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深度与广度极其惊人，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跟进。因此，只要企业想要扩大算力，它们就能轻易融到海量资金。

目前，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疯狂的技术拐点：我们正在从过去“模型训练占80%，推理部署占20%”的旧模式，快速向“训练占20%，推理部署占80%”的新阶段过渡。随着各大企业逐渐发现这些模型在实际业务中越来越有用，用户发起的大量即时请求需要海量的计算能力来维持运转。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引爆了市场对算力（Compute）的刚性需求。

在美国，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源源不断地抽调资本来疯狂扩产，从账面数字上看，这些资金体量是天文数字。然而，美国现在面临的真正瓶颈变成了能源（Energy）。而中国企业恰恰在能源这一关键环节点上拥有极强的话语权。正如黄仁勋所提出的 AI“五层蛋糕”模型所揭示的那样——整个 AI 产业由底至顶依次包含：能源、模型、网络（Networking）、网际互联（Internetworking）以及最顶层的应用。在所有这些垂直细分领域中，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深度参与。甚至在其中的某些核心链条上，美国企业还不得不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商或是中国庞大的工业基础。

因此，尽管模型与模型之间存在烈度极高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国界线。在中国本土，由于美国模型未被获准入华（中国政府并未批准 OpenAI 或 Anthropic 在境内落地），中国本土的模型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便如此，不少中国企业总能找到各种路径去绕过限制，使用 Claude Code 等前沿工具，行业内的策略渗透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而在美国，同样有大量的科技企业正在基于中国公开的优质开源模型，去搭建属于它们自己的上层商业应用。

在某种意义上，竞争确实存在，尽管它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正面交锋，而更多是企业之间一种暗流涌动的隐性竞争。许多竞争将发生在海外市场，比如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大模型开发商，本土的基础设施也可能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一款对硬件配置要求较低、运行成本更低的中国模型（例如 DeepSeek），显然要比支付巨额费用去获取 Anthropic 的 API 来运行模型更具吸引力。因为许多企业根本不需要最顶尖的极限模型，它们只需要一套“足够好用”的方案，而中国的模型恰恰做得相当不错。

如果你关注一下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U.S. AI Safety Institute）旗下的“AI标准与创新中心”，它在几周前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分别将美方模型和中方模型放在不同的坐标轴上进行了对比。从差距来看，是的，中国模型确实还处于落后位置。至于中国模型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力获取等因素。但实际上中国大模型并没有落后太远。

请不要忘记，美国自2022年起对先进算力实施出口管制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AI 模型在各项基准测试（Benchmarks）中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依然能做到几乎媲美西方主流模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由于整个行业正在向推理阶段过渡，加之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施加了重重限制，而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思考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导致当前的整体环境变得极其错综复杂。

问：您认为中国开发的 AI 能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吗？这其中是否存在与国家安全或情报监控相关的潜在风险？

答：首先，我们得把“监控”这一疑虑彻底排除掉。由于这些中国模型是开源的，当它们在美国被使用时，其实是托管在微软或谷歌等主流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Hyperscalers）平台上，或者托管在 Hugging Face 和 GitHub 等社区。

我给你举个切身的例子：我最近下载了 DeepSeek 的一款模型并在我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运行。我是从 GitHub 下载了该大模型及其权重文件，并完全在本地电脑上进行离线运行。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数据会被传回中国，因此 DeepSeek 根本无法窥视我在电脑上做了什么。这正是目前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普遍方式。

要精确评估中国开源模型目前在美国的使用范围有多广，确实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我的直觉是它已经被运用得相当广泛，但主要分为不同的使用类别。比如科研人员，他们需要使用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模型，因此很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Qwen）、DeepSeek 或者是月之暗面（Moonshot）等大模型。Kimi 当前非常火爆，其他中国开源模型也同样大受欢迎，因为它们触手可得、品质极高，且运行成本低廉。

如果你是一家科研实验室，你显然不会愿意向 Anthropic 或 OpenAI 支付昂贵的费用来通过 API 调用模型。相反，你会直接下载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模型，然后在其基础上搭建自己的上层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同样没有任何信息会倒流回中国。你很可能要么在本地运行它，要么将其托管在谷歌、微软或亚马逊（AWS）等超大规模云平台上。

许多美国巨头企业其实也在这样做。例如，爱彼迎（Airbnb）就已经宣布在其一款客户服务应用中采用了通义千问（Qwen）。Perplexity 同样在调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事实表明，许多公司可能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这正是出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顾虑，以及担心这些模型内部是否对特定敏感词设有“内置审查”。然而我的发现是，对于像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很多所谓的关键词过滤和审查都发生在“运行时（Runtime）”。如果你不是在绑定了这些额外审查机制的中国本土服务器上运行这些模型，而是将其部署在美国的服务器上，你就不会遇到这种审查。

诚然，这些模型在训练时所采用的数据集，相较于美国的数据而言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过滤。但如果审视它们所接受训练的整体数据集总量，真正被过滤的数据比例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根据你所执行的任务（无论是编写代码还是其他工作），中国模型在训练时是否包含了一小部分被过滤的数据，其实根本无伤大雅。况且，许多中国模型都引入了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这使得它们能够实时检索互联网上的最新信息并加以利用，其中也包括那些未被过滤的信息。因此，这个审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外界放大了。

真正更为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在未来将如何看待中国的开源模型。因为无论是在中国海外市场还是更广泛的范围内，这场竞争的一大维度就是争夺围绕这些大模型的“人心/思想份额（Mindshare）”。

如果中国大模型未来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将会演变成一个奇特的局面：美国的顶级实验室虽然在最前沿的技术研发上保持领先，但它们模型的商业调用成本对多数企业而言过于高昂，导致这些企业最终集体倒向并使用中国的模型。目前，包括英伟达（NVIDIA）在内的许多美国企业正在不遗余力地开发属于自己的开源模型，谷歌也在做同样的尝试。在未来一年里，关键的风向标将是看中国模型能否持续升级，以及在市场上出现几乎同样优秀的替代模型时，美国企业是否还会继续依赖和选用中国的模型。

就目前而言，在开源模型这一层面上，中国模型似乎正处于领先美国模型的地位。前几天小米推出了一款非常出色的小模型；而腾讯在今年早些时候也从 OpenAI 挖来了一位技术大牛来执掌其模型开发业务，他们最新推出的混元3（Hunyuan 3）表现非常抢眼，吸引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当你审视中国境内的这一动态时会发现，每家巨头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这些模式在如何将 AI 融入自身业务的方式上也各有侧重。就像在美国一样，中国的科技版图也分为两类公司。一类是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在中国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这类似于美国的谷歌、微软和亚马逊。这些企业不仅拥有庞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同时也在开发供内部业务、自身产品以及更广泛生态使用的大模型。这些巨头的优势显而易见，因为通过将模型部署在自建的基础设施上，它们能够形成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而另一类则属于纯粹的模型开发商，在中国以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为典型代表。这些公司并不是云巨头，它们的业务重心高度聚焦于大模型本身的研究开发，并且各自瞄准了不同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s）来推广其产品。这在定位上更类似于美国的 Anthropic 和 OpenAI，彼此的运作逻辑如出一辙。

举个例子，我本人就拥有一部字节跳动的“智能体手机”（Agentic Phone）。就在去年12月，字节跳动推出了一款非常酷炫的智能手机，它在底层设计上就完全植入了原生 AI 智能体功能。你可以直接对手机说：“帮我在成都订一家酒店，再订一张机票或火车票。”手机里的 AI 智能体就会直接代表你完成所有这些高难度的跨平台操作。

但这在去年12月的中国市场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因为这个智能体需要获取该智能手机上微信、支付宝等所有其他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而那些巨头公司最初直接屏蔽了字节跳动智能体的接入。直到最近，腾讯才开始逐步对该手机的用户界面开放了一定程度的智能体访问权限。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字节跳动的重心非常明确地放在了这种“应用落地”上：即如何最大化地提升用户体验。TikTok、抖音以及所有让字节跳动名声大噪的应用，本质上全都是由 AI 驱动的，这正是它深耕人工智能的初衷。字节跳动其实并不打算在“谁拥有最顶尖的极限大模型”这一赛道上盲目硬拼。

在这个领域，每家企业通常都有其独特的“利基优势”，这主要取决于它们能获取什么样的训练数据。例如在中国，百度拥有长达20年的沉淀搜索数据，阿里巴巴坐拥所有的物流和电商数据，而字节跳动则垄断了海量的视频数据。所有这些巨头在数据端都各有胜场，因此在如何落地 AI 应用上，它们也持有完全不同的理念。

微信和腾讯在部署 AI 时则显得极为审慎。毕竟，微信拥有高达14亿的庞大用户群，它们绝不想破坏现有的用户体验。因为当下个月我前往中国旅行时，我的手机里必须依靠微信和支付宝，它们绑定了我的网约车、共享单车以及在中国生活所需的一切场景。腾讯和微信要确保这种极其成熟的生态体验绝不会因 AI 的草率介入而被打乱。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对 AI 能力的渴求又是全方位引爆的。与美国消费者不同，中国的消费者对获取更酷、更炫的 AI 应用展现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这里面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中国，大约有80%到90%的消费者渴望拥抱 AI、并期待更多的 AI 创新。但在美国，社会舆论却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公众普遍对 AI 产生恐惧、抵触心理，并强烈呼吁对 AI 进行严格监管。这种近乎“八二开”的民意对比在两边刚好调了个头，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动态。

总体而言，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绝对的正向推动力。在过去20年里，他们亲眼见证了科技如何以一种曾几何时难以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对 AI 没有天然的抗拒，中国国内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被“AI 最终是否会毁灭全人类”这种宏大的“末日论”（Doomer）思辨所主导。虽然这种担忧在中国部分圈子里确实存在，但它绝非主流声音。

反观美国，像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和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这样的行业领袖一直在公开宣扬 AI 在引发大规模失业等层面的长远风险。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公众对 AI 的整体认知非常负面。相反，中国的 AI 掌门人们往往在向外界传递一种更积极、更乐观的信号，他们不会去吓唬中国的消费者。虽然最近中国社会也开始对失业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但由于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和人口下滑趋势，这个问题在境内的舆论走向与美国截然不同。

问：英伟达（NVIDIA）近期一直在全力推动对华芯片销售。黄仁勋在不久前的特习首脑峰会期间现身北京，美国商务部也早在1月份就批准了将其 H200 芯片销往10家中国企业的申请。然而据报道，由于出于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等核心考量，中方至今尚未下单采购。您如何看待美中之间这种技术贸易密度的提升，以及为什么这一进程在两边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答：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回到去年12月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的那条帖子，那其实是整个局势发生剧变的分水岭。那次政策破冰直接源于黄仁勋在华盛顿与总统以及白宫顾问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进行的深度游说。

他们当时抛出了一个非常微妙且极具说服力的论点：美国应当允许向中国出口一部分性能稍低的英伟达 GPU，以此来防止中国在硬件源头上彻底走向全面“自给自足”。这个逻辑极其具有战略前瞻性，因为大卫·萨克斯和黄仁勋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必须让中国的开发者继续留留在美国的硬件生态和工具链中，否则一旦逼得他们全盘转移，美国将彻底失去对这批开发者的掌控。”

黄仁勋曾指出，全球几乎有一半的 AI 开发者都扎根在中国，他绝不想将这批庞大的人才红利拱手让给一套纯粹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AI 技术栈。因此，当时的辩论焦点在于，美国应该在管制上稍微松绑，允许向中国销售 H200 级别的 GPU——尽管这在技术上已经比最尖端的极限芯片落后了几年。

然而，目前在中国的瓶颈在于，中国政府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战略算盘。北京的终极愿景非常明确，那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本土企业最终全面倒向并彻底使用国货。尽管美国近期在政策上做出了微调、释放了 H200，但由于技术更迭实在太快，加之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尚未勾勒出一套清晰的长远对华科技政策，未来的风向完全是个未知数。

中方企业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在于：这究竟只是一个“一次性”的权宜之计——让中国企业买到这批 H200 之后就永远与未来更先进的英伟达芯片绝缘？还是说，美方未来会设立一个明确的技术阈值或时间表，届时最尖端的美国技术仍可获准对华出口？

由于政策缺乏透明的预期，这使得中国政府在战略上极度警惕，绝不愿让本土企业继续对美国的技术产生“路径依赖”。这是一个极其拉锯的利益权衡，因为中国绝大多数的 AI 开发者正是通过英伟达的硬件以及 CUDA 软件生态培养起来的。CUDA 是一套门槛极高、极其复杂的开发环境，一旦工程师彻底熟练掌握了这套生态，他们在主观上是极不情愿轻易切换到另一套完全陌生的底层环境中的。

但残酷的现实是，随着美国持续施加技术绞杀，一部分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做出了清醒的战略误判和切割：它们认定无论通过走私还是远程访问，自己未来都不可能再百分之百指望获得稳定的美国硬件供应。

当然，目前的博弈中还存在另一个复杂变量，即中国企业目前依然可以通过“远程租用”部署在海外的 GPU 来维持运转。例如，它们可以访问位于日本或东南亚数据中心里的 GPU 集群，这些基础设施要么是它们自己的海外实体运营的，要么是由第三方托管的。这也是目前美国国会部分对华硬派正试图全力堵截的“灰色政策漏洞”。

但这其实深刻暴露了美国现有出口管制机制的滞后性——这套机制在设计之初，根本没有预料到如今这种可以通过“远程云端”去访问那些本属于管制硬件的复杂场景。说到底，这是因为美国今天在使用一套最初为了围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核技术和化学武器而量身定制的冷战工具，去试图套用并解决 AI 研发这样一个性质完全不同、也复杂得多的前沿课题。

美国真正想要遏制和掌控的其实是中国的“计算工作负载”（Workloads）。但由于走私渠道的猖獗以及大量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转口交易，硬件本身的物理跨国流通是极难被完全锁死的。市场、中国企业以及各种中介机构总能嗅到商机，并想方设法去满足中国本土庞大的算力刚需。美国的政策严管，在设计之初就从未真正具备全面预防这些灵活绕道策略的能力。

当前的半导体大局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权力交接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大概率将不得不全盘转向一套完全“以中国为核心”的 AI 技术栈。这套生态将由华为的处理器，以及来自壁仞（Biren）、摩尔线程（Moore Threads）和燧原（Enflame）等其他本土新贵设计的 GPU 来共同承载。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本土初创芯片企业的创始人，许多此前都曾任职于英伟达和 AMD，这使得它们在硬件设计和生态兼容性上，天生就与英伟达的硬件及 CUDA 软件有着极高的衔接度。

当前，我们正卡在这个“美中硬件生态全面分化”的奇特转型期中。每一家中国企业在如何将算力分配给模型训练、如何分配给推理部署，以及如何在这些庞大的工作负载中切分计算容量上，都有一套各自为战的算盘。它们在这场战略转型中其实都走得颇为吃力，因为与那些能够无忧无虑规划未来的美国同行不同，中国大模型企业根本无法预知两年后自己究竟还能否拿到先进的算力支持。它们可能彻底买不到英伟达的硬件，而中国本土的产业链届时也未必能百分之百释放出足够庞大且稳定的高阶芯片产能。这直接导致它们在规划未来的技术路线图时，普遍陷入了一种极其被动和焦虑的战略进退两难之中。

问：台湾至今牢牢占据着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最前沿，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担忧：一旦中国大陆试图对台启动军事统一，全球的顶尖技术演进都将面临全面停摆的危机。在您看来，台湾应当如何利用好手中这张分量极重的“技术底牌”？而美国又该如何在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半导体贸易中精准掌舵？

答：我们必须先从宏观上认清美中台三边关系目前所处的总体格局，然后才能准确评估半导体问题在其中产生的深远冲击。从传统层面上看，这一三边关系几十年来一直维系在四十多年前——甚至有些是五十多年前——美中台三方达成的一系列历史性文件之上。这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国内法层面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其中一项明确规定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问题与北京进行事前谈判）。在当年炮制这些文件时，各方都极度渴望能让美中关系在一个良好的起点上破冰。因此，台湾问题以及国共内战引发的历史遗留问题，本质上被采取了“搁置争议、向后推延”的冷处理方式。而自1982年（甚至更早）以来，这个皮球就被这样一路踢了下来。

然而，自1982年至今，台海局势却演变出了当年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戏剧性翻转。回望1982年，台湾只是一个重要但体量相对微小的岛屿。当时它甚至还未走向民主化，依然处于蒋氏政权的戒严独治之下。它虽然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火药桶，但随着双方达成协议，更广泛的双边关系开始全面铺开，台湾问题逐渐退居为美中交往中的次要议题。

可当你一觉醒来切换到2022年，台湾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全球信息技术（IT）经济的绝对震中。张忠谋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半导体代工厂——台积电（TSMC），如今已成为全球制造和封装高阶 AI 硬件的核心命门。在1982年，谁能孵化出这样的狂想？根本没有人，对吧？

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正如我此刻在屏幕上所看到的，美国及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中数十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与市场市值，如今全盘系于台湾能否作为一个稳定的实体继续存在，全盘指望台积电能够7×24小时全天候运转、源源不断地吐出先进芯片。与1982年的底层逻辑相比，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全新局面。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上述那些古老的关系框架和历史文件，至今依然是外界在探讨这一议题时的教条基石。政客们总是指着这些文件说：“一切都没有变。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北京的政策没有变，台湾的政策也没有变。”但是，心照不宣的事实是，其赖以生存的周边外部环境早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彻底巨变。

我一直坚持的论点是，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思维模型来重新审视这一难题。因为在1982年，把皮球继续往后踢是完全可行且代价可控的；但时至今日，当我们为企业进行诸如“台湾遭受全面封锁”等推演时，其引发的骨牌效应是灾难性的。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对全球经济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在技术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去风险”（De-risk）的避风港。

哪怕是退一步看那些相对不那么极端的场景——比如中国大陆仅仅将台湾海峡及台湾上空封锁两周——即使这样，也足以给全球经济带来立竿见影的重创。部分严谨的研究报告评估认为，根据特定衍生因数的计算方式不同，这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5万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就在几天前，我还听到有人引用了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但在我看来，这显然大大低估了其真实杀伤力。因为正如我经常指出的，单单英伟达（NVIDIA）一家公司目前那高达约6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值，就百分之百寄生在台湾的防务安全之上。如果台湾明天突然消失，英伟达的股价推测将直接归零，而全美无数退休人员的养老基金也将连带遭到毁灭性重创。

而人工智能（AI）这一维度的接入，让本就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诡谲。正如我前面提到的，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最近发表了一系列随笔，其核心论调竟然是：美国必须全力以赴率先赢得高阶 AI 的军备竞赛，其部分终极目的在于促成威权国家的“政权更迭”——这里他暗示的其实就是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你坐在北京的权力中枢，看到全球最具指标性的 AI 巨头掌门人公然宣称，他们研发高阶 AI 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行颠覆中国的政权；而讽刺的是，这家公司赖以生存的所有 GPU 硬件，恰恰全部是在一个被中国视为自身领土的省份（或根据西方视角所称的国家）制造出来的。坐在北京的决策者看到这里，心里无疑会想：“这真是一个极其讽刺且危险的转折。”我此前曾公开论证过，这正在极大地推高地缘风险，因为这很可能会逼迫中国大陆重新评估并调整其对台政策的战略总算盘。

当然，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半导体并不是中国领导层在定夺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时所权衡的唯一指标。海峡两岸之间还交织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沿革、台湾自身的政治定位、统独走向的底线，以及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的政治观感等综合变量。因此，半导体、台积电和 AI 如今已经深度楔入了这道方程式，但整个台湾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越了其中任何单一维度的总和。然而，可以笃定的是，这些新兴技术变量至少在客观上大幅拉高了台海的引信风险。

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变量是美国的出口管制。华盛顿全面施加的技术绞杀，强行将台湾与台积电拽入了这场大国对抗的漩涡。随着美国管制法令的触角向海外实施“长臂管辖（Extraterritoriality）”，其直接后果是，大量中国顶尖的科技巨头再也无法将设立在台湾的台积电作为其芯片的代工基地。对于北京的领导层而言，当看到本土企业被强行剥夺去使用一个他们认为是本国领土之上的制造基地时，这在战略上显然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由此可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完全跳出既定窠臼的全新危机处理机制。目前，华盛顿传统的建制派外交精英们抛出的核心解药，无非是源源不断地武装台湾、并极限推行所谓的“军事威慑”政策。但在我看来，这种企图通过武装台湾来吓阻中国大陆的思维，简直幼稚得令人感到危险。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中国更不是俄罗斯，两者的底层逻辑完全没有可比性。其历史渊源大相径庭，且台湾在战略地理上其实是“无从防守”的。

只要你亲自去一趟台湾，实地看看那些星罗棋布在西海岸的晶圆厂，坐上高铁从新竹一路切入台南，你就全明白了。那条极其狭长的地带，就是统治当今世界 AI 命脉的震中。它不像乌克兰，乌克兰好歹拥有广袤的战略纵深可以充当缓冲区，并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本土防御。在台湾面对绝对的军事压制时，这种防御模式在战术上根本无法复制。

当然，我不否认地缘上确实需要维持某种形式的威慑，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威慑必须与“战略保证”（Assurance）并轨而行。台湾问题绝不存在任何军事层面的终极解药。如果你仔细核算过各方的推演数据，就会发现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本质上就等同于亲手引爆全球经济的末日炸弹。这绝不应该成为政策选项。

遗憾的是，当前华盛顿的决策思维完全被死死禁锢在传统“威慑”的冰冷框架里，根本无法进行建设性的逆向思考。我此前曾提议过，各方或许需要共同构思并达成“第四个联合公报”。我们需要探讨是否可能与中国大陆、台湾达成某种全新的战略共识，将台湾塑造为一个“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这在操作上无疑会极其棘手，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全面松绑那些出口管制法令，而且各方必须在 AI 领域达成某种制度性互信，从而彻底将“美国将台湾作为硬件基地来颠覆中国政府”这一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危险企图从谈判桌上拿掉。同时，两岸及中美之间也需要配套推行大量的信任构建措施（CBMS）。

我深感忧虑的是，按照目前各方相互试探、切香肠的危险走向，我们很可能会被裹挟着推向一场围绕台海的正面冲突，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估量的巨大经济灾难、政治动荡、军事对抗以及社会撕裂风险。

最理想的结局应当是让科技变量本身——即 AI 革命以及台湾在其中所占据的核心枢纽地位——反过来充当促进台海问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在最优方案下，海峡两岸及国际社会应当达成一种清醒的共识：台湾由于太过珍贵，各方根本承受不起为了它而大打出手、乃至将其彻底毁灭的代价。任何试图用导弹彻底摧毁新竹那些晶圆厂的疯狂念头，在理智上都是极其荒谬的。同样，正如华盛顿部分极端鹰派在私底下所叫嚣的那样——宣称一旦局势走向特定结局，美国应当主动炸毁台积电晶圆厂——这种所谓的“焦土策略”在我看来同样荒谬绝伦，且天真得令人发指。你竟然要去炸毁支撑你本土所有顶尖科技巨头存活的台湾芯片命脉，这究竟能换来什么战略回报？难道仅仅是为了防止中国大陆获取先进半导体吗？

目前在这一议题上，决策层显然缺乏足够打破常规的逆向思维，导致我们被死死扣在了当前的危险死循环里：北京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台北见招拆招做出防御部署，美国国会疯狂叫嚣提供更多武器，而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则不断为极限威慑推波助澜。这种螺旋上升的对抗链条是极其危险的。然而不幸的是，目前政坛上几乎听不到任何呼吁改弦更张、寻求替代路径的理性声音。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美中台三方对当前陷入死胡同的现状进行全盘的颠覆性重构，并深度评估半导体与人工智能对这道地缘方程式所产生的决定性变数。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科技命门总是被主流政治辩论视为微不足道的次要细枝末节；传统的政策博弈习惯性地忽略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核心——即深藏在地缘危机底层的半导体维度。而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在台海局势的宏大叙事中对此类战略盲区视而不见，其最终引发的恶果，将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承受之重。

问：我很好奇这种博弈将如何延伸到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上。随着关税战的打响，我们看到了对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效应的骤然抵制，尤其是在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美国市场在中国拥有多么庞大的利益裹挟。在关税政策的后续余波以及现任政府的治下，您认为美中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这对未来几届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稀土问题确实彻底暴露了美国方面存在的一个巨大战略盲区。如果你打算开始将供应链“武器化”——这一趋势始于拜登政府，并在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时期也初见端倪——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这种武器化的终点在哪里？终极目标是什么？你又该如何防止局势走向失控？

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深知本土企业在稀土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并曾在2010年短暂对日本使用过这一杠杆。然而，直到美国在2022年10月祭出极其严厉的出口管制法令之前，北京其实并未真正下定决心全面武器化这一能力。美方当时的那轮管制是具有毁灭性扫荡效果的，因为它们直接锁死了半导体行业的核心命门——不仅针对 GPU 芯片，还切断了制造半导体所需的关键设备。

在北京的视角来看，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安全争端，而是剥夺了中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权”。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4月与拜登总统会晤时，以及同年晚些时候的 APEC 峰会上，都曾将此明确划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严正论证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权是一条与台湾问题具有同等分量的红线。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管制做出的核心战略回应。

自那之后，我们见证了中方对关键矿产实施了密集的追加管制，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利器，包括《反外国制裁法》和《阻断办法》。随后在2025年4月，中国全面落地了针对重稀土的广泛出口许可制度，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效应。到了2025年10月，中方对稀土的监管再度升级，其法令触角甚至延伸实施了“长臂管辖”，全面覆盖了稀土、关键矿产以及相关加工设备。而在今年（2026年）早些时候，国务院更相继推出了第834号、835号和837号行政指令，从更高层级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战略框架，用以全面对冲其眼中西方对全球供应链的武器化围堵。这些指令实际上为中国反制这类制裁措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制度支撑。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双方都有能力对彼此经济造成重创的危险临界点。当中国在去年4月悍然收紧稀土出口时，底特律一家福特汽车（Ford）工厂的磁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宣告断供，导致其明星车型福特探险者（Ford Explorer）直接被迫停产。在过去一年里，双方在稀土问题上陷入了拉锯式的博弈，因为中方在发放出口许可证时显得极其审慎，虽然发放了大量许可证，但在速度和广度上都卡得非常严格。中方正在精准掌控诸如“钇（Yttrium）”这类对航空发动机和半导体制造设备至关重要的稀缺材料。同时，它们也在严格控制钴基磁体（Cobalt-based magnets）的出口，而这是从汽车工业到军工防务系统等无数核心应用中绝不可或缺的命脉。我们正处于这种双方都将供应链作为武器相互绞杀的奇特困局中。这场博弈究竟要在哪里收尾？我们又该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这种绞杀甚至已经开始波及到 AI 供应链。路透社（Reuters）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磷化铟（Indium phosphide）”的深度报道，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种材料。而我们因为长期在这个领域深耕，早就洞察到了这一风险。磷化铟属于那种极其生僻、极少有人能真正搞懂的冷门技术，但它偏偏是光子学（Photonics）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核心环节。

美国目前正执念于构建一套全盘自主可控的“美中脱钩版 AI 技术栈”，但现实是，这套技术栈的硬件骨架事实上横跨了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其中大量的核心上游原材料百分之百源自中国。这些投入品既包括光子学不可或缺的特种材料（如磷化铟），也包括大量看似不起眼但同样致命的基础部件——比如变压器、功率半导体和涡轮叶片，这些产品的供应链中都流淌着极高含量的中国工业血统。我们残酷地发现，华盛顿政客鼓吹的“美国可以与中国彻底脱钩、并凭空打造出一套完全独立的科技栈”的宏大叙事，在现实中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市蜃楼。一旦你把台湾的变量也加进来，这场幻景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不可否认，将一部分制造业“回流（Onshoring）”到美国本土是有益的，这确实能创造部分就业岗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对台湾防务的过度依赖。但这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供应链深度“相互依存”的底层顽疾，而稀土问题正是这一顽疾最典型的活标本。

事实证明，高阶半导体的出口管制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绝对死穴”，因为它的封锁效率在现实中打折得厉害——大概只有50%到60%的拦截率；相反，中国牢牢扼杀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链，这才是真正一剑封喉的终极卡脖子武器（Chokepoint）。美国在政坛上率先点燃了将“战略死穴武器化”的引信，但放眼全球，只有中国手里才握有真正能够让对方窒息的绝杀王牌。

然而，华盛顿的不少政客至今仍未能清醒地接受这一现实，决策层内部依然弥漫着某种程度的病态否定与逃避心理。我们的一位大客户近期与几位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进行了深度闭门会谈，令人震惊的是，哪怕是在地缘对抗已经演进到如此严峻的晚期阶段，这些高官竟然对美国在这些关键材料上对华的深度依赖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匪夷所思。

这恰恰无情地暴露了一个事实：华盛顿高层普遍处于一种虚妄的抗拒状态中，满脑子寄希望于美国能在短短一两年内彻底戒断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这在工业常识上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痴人说梦。中美两个大国必须找到一种共存之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或稀土关键矿产供应链做到百分之百的彻底剥离与去风险。强行推进这种切割将燃尽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耗费整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并造成极其恐怖的资源浪费。

在此期间，全球的企业被迫陷入了极其煎熬的夹缝之中，因为它们往往根本毫无选择。要么在中国国境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可替代的稳定供货源，要么中国大陆随时一个法令就能彻底斩断它们目前赖以生存的唯一血脉。

举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家极度依赖中国进口钨粉（Tungsten powder）的日本企业，由于中国近期为了对冲美国制裁而全面收紧了出口严管，这家日企已经连续几个月无法获得任何钨粉原材料。而日本之所以被无端卷入这场无妄之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首相此前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了一些越界的政治言论。这家日本企业恰恰是台积电、三星（Samsung）和 SK 海力士（SK Hynix）等全球顶级晶圆厂的核心上游供应商。就在本月晚些时候，该公司已经正式向这些芯片巨头发出紧急通报，警告称其用于制造高阶半导体必不可少的核心衍生产品即将面临彻底断供。

我们必须对这种“在完全看不到战略终局的情况下、盲目滥用并依赖‘卡脖子’技术绞杀”的自残政策进行全盘的颠覆性反思。我和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积极奔走，试图为当前的僵局寻找一条体面的退路，但现实极其举步维艰，因为两边的政治对抗烈度已经烧得太高了。美中之间如今几乎毫无政治互信可言，中日之间的信任资产也同样荡然无存。

事实无情地证明，一旦你踩上了这条由大国对抗驱动的自残跑步机，想要在半途安全抽身将变得异常困难。我们迫切需要在全线引爆更大规模的连带附随损害（Collateral damage）之前，共同构思出一条紧急刹车的可行路径，把各方从这台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上解救下来。

历史盲区：在美国250周年国庆之际反思中美关系

分析

陈少艺

09/07/2026

202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这个年轻的超级大国以自由与宪政为基石，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也与大洋彼岸的中国结下了长达百年的不解之缘。回溯历史，美国自从建国以来从未占领过中国一寸领土，相反，在教育、医疗、军事、外交等诸多关键地缘节点上，美国都曾给予中国无私的帮助。然而，在当今中国，从普通民众到精英群体，对美国怀有深深敌意的人竟占了绝大多数，网络空间更充斥着狂热的暴戾之气。

这种“恩将仇报”的敌意究竟从何而来？数据给出了一个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惊人真相。根据中国国家移民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大陆居民持有的有效普通护照总量约在 2.3亿本左右，这意味着约有12亿的中国大陆居民从未出过国。而在出过国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约七至八成）的出行目的地是亚洲周边国家。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出生地为中国大陆的移民（含已入籍、持绿卡及长期工作签者）约有 240万至290万人。加上目前在美的 26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属，这部分长期或曾经在美生活的人口基数约为400万人。又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统计数据显示，在14亿中国大陆总人口中，曾去过美国的人数约为 1,500万至2,0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在 1% 到 1.4% 之间。这意味着，有13.8亿从未踏上过美国土地的中国人，在完全没有现实接触的情况下，完成了对美国“恨之入骨”的认知构建。

这是一种人类群体心理学与地缘政治史上罕见的“人造景观”。在美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拉开现实的铁幕，通过回顾美国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巨大贡献，去逐步消减中国民间社会的反美敌意。这不仅是一场对历史理性的深情呼唤，更是一份留给中美关系风雨未来的清醒备忘。

一、美国在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对华贡献

在现代中国的文明演进中，教育与医疗的近代化并非完全自内而生，而是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人道主义与知识谱系的深度浸润。回溯近现代史，美国在华建立的诸多教育和医疗机构，不仅是一场资金与技术的单向输入，更是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播撒现代文明与科学理性的破晓之光。

1.教育领域的贡献

要理解美国在教育领域的贡献，必须提及清华大学的诞生及其背后的“庚子赔款”退款。1900年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承受了巨额的庚子赔款。美国政府率先做出了一个改写中国近代教育的决定——将美国所得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约1165万美元），破天荒地退还给中国，并明确规定这笔款项必须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以及在中国兴办教育。正是基于这笔退款，1911年“清华学堂”（后发展为清华大学）应运而生。它最初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源源不断地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送往世界科学与文化的前沿。胡适、竺可桢、闻一多、钱三强、邓稼先……这些后来奠定中国现代科学、文学、哲学基石的巨匠，无一不是这一远见卓识的受益者。美国此举的初衷，正如当时的美国政要所言，是为了用现代知识和自由思想培养中国的未来领袖。这种“退款办学”的模式随后引发了英国、法国等国的效仿，客观上极大地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进程。

而在私立高等教育领域，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渊源，则是美国民间社会对华倾注心血的另一个巅峰。作为一位生于中国、热爱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在20世纪初着手筹建一所全新的综合性大学。为了寻找资金，他长年奔波于美中之间，向美国的富商、中产阶级甚至普通教会信徒募捐。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他不仅在北平西郊（今北京大学校园所在地）建立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现代化校园，更凭借其卓越的声望，吸引了周作民、陈寅恪、钱穆等一代宗师登台执教。为了让燕京大学具备世界顶尖的学术研究能力，司徒雷登在1928年促成了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深度合作，共同创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一机构不仅资助了大量中国学者进行汉学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造，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的大舞台。燕京大学所倡导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成为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灯塔。在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更是成为了沦陷区内保存爱国力量、坚守学术尊严的圣地。

2.医疗领域的援助

如果说教育重塑了中国人的思想灵魂，那么美国在医疗领域的无私援助，则直接挽救了无数濒临绝境的中国生命。

1914年，美国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创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将目光投向了医疗卫生极度落后的中国。经过深入考察，基金会决定斥巨资在北京建立一所“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北京协和医院。为了追求极致的医学水准，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计成本，从美国运来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聘请世界一流的医学专家，并建立了极为严苛的医学教育与实习制度。协和医院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医学临床、科研与教学体系的正式确立。这里培养出了中国妇产科学开拓者林巧稚、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先驱兰安生等医学泰斗。更为关键的是，协和所确立的病案制度、护理标准和公共卫生理念，直接成为了后来中国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的骨架与蓝本。甚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协和的学者和医生们依然在战火中坚持救死扶伤，成为了中国战时医疗的人道主义中流砥柱。

除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协和医院，20世纪初由美国等西方教会及民间慈善力量在华创立的华西、湘雅、齐鲁医院，同样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半壁江山，至今仍高居中国各大医学排行榜的前列。在西南腹地，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基督教会于1910年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其医学部（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引入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三级查房”和“精英教育”制度。华西不仅拥有中国最早的牙科医院，更在战时成为保存中国医学火种的避风港。在华中，美国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于1914年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创办了湘雅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医科完全照搬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严苛教学模式，其培养的医学人才极具含金量，在近代医学界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至高美誉。而在北方，美国北方长老会联合英美多国教会，在山东济南建立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其杰出的血清学、细菌学研究和临床水平，使其成为享誉亚洲的医学圣地。

这三所如今被合称为中国医学界“四大天团”（协和、华西、湘雅、齐鲁）的顶尖机构，其根基无一不源于美国等西方现代医学教育范式的移植。美国民间社会当年的慷慨倾注，不仅为中国留下了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巍峨的医疗地标，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命健康格局。

然而，美国对华在医疗领域最大、最直接、受益人数最多的一次人道主义救赎，发生在一个被当代多数人遗忘的节点——20世纪80年代末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是世界上乙肝病毒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有数百万新生儿和儿童感染乙肝病毒，无数家庭因肝硬化和肝癌走向破碎。当时，中国自身研发的血源性乙肝疫苗不仅产量极低，而且存在血液污染的巨大安全隐患。而此时，美国默克制药公司（Merck，在北美以外被称为默沙东）在总裁罗伊·瓦杰洛斯（Roy Vagelos）的带领下，刚刚研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款安全高效的“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

面对中国迫在眉睫的卫生危机，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谈判，希望引进这项技术。当时，如果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默克公司可以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市场获取极其惊人的专利费和商业利润。但是，瓦杰洛斯总裁在了解了中国儿童的悲惨现状后，做出了一个违背商业利益，却彰显人类大爱的决定。他力排众议，宣布将这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核心的疫苗生产技术，以区区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这7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它甚至不足以支付默克公司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和派专家指导的差旅成本。在商业上，这等同于完全无偿的技术转让。默克公司不拿一分钱的专利费，不抽取一分钱的利润提成，甚至承诺自己绝不向中国市场销售一剂美国生产的乙肝疫苗，以确保中国本土工厂的生存。在转让协议签署后，美国专家手把手地帮助中国在北京和深圳建立了两个现代化的乙肝疫苗生产厂。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终于能够依靠美国赠予的技术，实现乙肝疫苗的自主大规模生产，并最终实现了对全国新生儿的免费普及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后来的数据显示，得益于这次技术转让，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至少有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儿童因此免受乙肝病毒的侵害，从而改变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生命轨迹。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从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到洛克菲勒的协和医院，再到默克公司那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乙肝疫苗转让，美国在教育与医疗领域对中国的帮助，从未带有任何领土野心或奴役目的。这是一种基于普世价值、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慷慨馈赠。然而，令人扼腕长叹的是，正是这些在清华砖瓦上、协和病房里、以及每一个免受疾病折磨的普通中国人血脉中留下的文明印记，在百年后的今天，却在舆论的迷雾中被刻意淡化、曲解乃至抹杀。这种历史事实与现实情绪的巨大割裂，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剖析的时代悲剧。

二、美国是帮助中国军队战胜日军的最关键因素

在人类文明的浩劫中，唯有浴血奋战的同盟最能检验出国与国之间的道义。在中国官方叙事中，中日战争的胜利往往被归结为单一的内部必然，但冷酷的历史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抉择、源源不断的物资输入以及年轻士兵的生命填补，近代中国极有可能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彻底沦亡。

美国对中国抗战最深远的帮助，实际上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就已经通过地缘经济博弈全面展开。当时，日本的战争机器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废钢铁和橡胶。面对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在道义的考量下，开始逐步收紧对日的经济绞索。到了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做出了最决绝的决定——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资产。这一举措直接掐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命线，使其战争存油面临在半年内耗尽的绝境。正是在这种被美国彻底逼入死角的背景下，日军才孤注一掷，于同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试图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是用自己的国运、重创的舰队以及数千名士兵的鲜血，直接分担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而此前已苦战数年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紧随其后在第三天正式对日宣战。中美正式成为血盟。

在随后的漫长战火中，由于中国沿海港口全部沦陷，陆路通道被日军彻底切断，中国沦为了一座被世界孤立的巨大孤岛。在物资和士气都濒临崩溃的绝境中，是美国硬生生在天空中为中国砸开了一条生命通道。这就是世界航空史上最壮烈的传奇——“驼峰航线”。为了将武器、弹药、医药和燃油送进中国西南大后方，美军飞行员驾驶着性能尚未完全成熟的运输机，强行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那里海拔极高、气流狂暴、气候瞬息万变，且随时面临日本零式战机的拦截。在长达三年的跨国空运中，美军共向中国运送了超过70万吨的战略物资。但这背后的代价是惨烈的——美军共坠毁飞机500多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及机组人员超过1500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飞行员们甚至不需要导航，因为山谷中折射着阳光的飞机残骸铝片，就是最清晰的航线标志。这条由美国年轻人的尸骨堆砌起来的航线，维系了中国战场抗战到底的最后一口气。与此同时，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创建的“飞虎队”（美国志愿航空队）在中国上空创造了神话。在日军掌握绝对空头制权、肆意轰炸中国大后方城市的黑暗日子里，是这群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着战机迎战日军。他们不仅极大地遏制了日军的轰炸，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平民的生命，更在精神上给绝望中的中国军民注入了必胜的信心。这些历史的细节，每一个都重若千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催化剂是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而非中国军队在本土战场打败了日军。

从当时中日战场的实际态势来看，中国军队在长达八年的阵地战中付出了极其惨烈的牺牲，成功拖住了百万日军主力，这在战略上对盟军有着不可磨灭的牵制贡献。然而，直至1945年上半年，由于国力与装备的代差，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依然难以对日军精锐实施歼灭性的战略反攻，大片国土仍被日军牢牢控制。

真正将日本彻底送入地狱的，是美国开辟的太平洋战场并通过艰苦的岛屿孤立战，彻底摧毁了日本联合舰队，完全切断了日本本土的海外海上生命线。而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瞬间将两座城市化为废墟。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武器，在物理上摧毁了日本最后的挣扎能力。面对美国绝对核威慑的最后通牒，日本深知继续抵抗将面临整个大和民族的彻底灭绝。正是两颗原子弹带来的绝望，促使裕仁天皇于8月15日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的客观逻辑非常清晰——中国军队在长夜中艰难坚守，而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天降雷霆，才是砸碎日本军国主义脊梁骨的临门一脚。

三、苏联对华核威吓下的盾牌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美国在物理层面上对中国存续的拯救，那么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的核危机，则是美国在战略与人道层面上，将中国从“核大灭绝”的边缘硬生生拉了回来。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边界武装冲突。这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决裂，迅速升级为极度危险的地缘对峙。当时，正处于国力巅峰且拥有庞大核武库的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秘密制定了一项针对中国的毁灭性计划——对中国北京的政治核心区，以及罗布泊、兰州等西北核武器研发和制造基地，实施彻底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企图一举解除中国的核武装，甚至彻底瘫痪中国的政权。

在正式动手前，为了避免引发全球性的全面核战争，1969年8月，苏联向美国通报了这一计划，试图刺探美国的态度，并寻求美国的默许与战略中立。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中苏都是美国的对手，而中国更是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血战过，且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无序中。按常理，美国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任由两个共产主义政权互噬，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1969年中苏交恶期间，苏联曾计划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面对迫在眉睫的核威胁，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分散”原则，中共中央高层随即决定撤离北京，分散疏散到全国各地，以防国家领导核心被一网打尽。

然而，美国尼克松政府在经过深层战略评估后，做出了一个令苏联极为震惊的决定。美国认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遭受核打击，不仅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会彻底摧毁全球的战略平衡，导致核武器使用的底线彻底崩溃。由于中苏之间当时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而美国如果直接通过外交照会通知中国，又可能引发苏联的警觉从而提前动手，美国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公开曝光”策略。1969年8月28日，美国政府通过《华盛顿明星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震惊世界的消息，题目赫然是：《苏联欲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章直接将苏联的绝密核打击计划完全曝光在阳光下。消息传出，全球舆论哗然。毛泽东等中国最高领导层大为震惊，随即下令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大批领导人紧急疏散到全国各地，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备战狂潮。中国因此赢得了最宝贵的预警和准备时间。不仅如此，尼克松总统还对苏联最高层发出了严厉的实质性警告——美国绝不会对苏联攻击中国坐视不管。美国明确表示，如果苏联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美国将认为这是对全球秩序的公然挑衅，并威胁将对苏联的130多个战略城市和军事目标实施同等规模的核报复。正是美国这种坚决的“核保护伞”姿态和强大的军事威慑，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了核冒险计划，中国从而避免了首都变成废墟、国家陷入核冬天、高层领导集体被灭的灭顶之灾。

四、美国是中国获得联合国与WTO“入场券”的关键推手

历史的指针拨向冷战中后期，中国开始谋求摆脱国际孤立，融入国际社会。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张极为关键的“入场券”——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身份，其背后最为关键的推手，依然是美国。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教科书在提及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总是习惯性地表述：“是中国被非洲兄弟抬进去的”。这固然肯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投票中的多数优势，却在法理和地缘政治上故意忽略了最大的地缘事实——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和安理会最具分量的常任理事国，其所拥有的超级权力。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关于席位变更和会员国地位的重大决议，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在当年的关键节点上，美国出于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敌视，在安理会或者联大相关法理程序中坚定动用否决权，或者全力动用其对西方阵营及拉美盟友的绝对控制力进行全面外交围堵，中国的“复联”之路将面临不可逾越的法律与政治障壁。正是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华，向世界释放了美中关系即将破冰、美国不再绝对封锁中国的明确信号，才引发了国际外交领域的连锁反应，导致大批西方国家转向。美国的默认、放行与不动用否决权，才是中国顺利进入安理会核心权力圈的决定性绿灯。

而真正奠定了中国当今经济体量、创造了长达20多年外贸奇迹的，则是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

中国加入WTO签字仪式现场。美国为中国加入WTO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由于1999年与中国达成了决定性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为中国在2001年正式“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想要加入WTO，最大的制度性和政治性障碍在于美国对华的“最惠国待遇”审查。根据美国法律，由于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且存在意识形态差异，美国国会每年都需要对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行极为严苛、充满政治博弈的年度辩论和投票。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企业每年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面临美国市场一夜之间关闭的风险，而其他西方国家也因此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深度贸易投资持观望态度。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让步。美国政府全力在国会游说，最终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正式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即永久最惠国待遇。这一举措彻底消除了中国加入WTO道路上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美国政府当时的逻辑是相信通过将中国纳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让中国共享美国和全球的市场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繁荣，并寄希望于财富的增长能促使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开放、法治与融入普世价值。正是美国的这一慷慨让渡，向中国敞开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引爆了外资对华投资的狂潮。此后，各国纷纷效仿美国，中国才得以在2001年顺利入世，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史上的财富腾飞。

从庚子赔款的教育破晓，到抗日战争的血盟御侮；从冷战核阴影下的强力庇护，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将中国亲手推上全球化财富浪潮的巅峰。美国对中国的帮助，时间跨越百年，领域涵盖教育、医疗、军事、外交与经济。这种帮助在人类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具有高度利他色彩和建设性意义的。然而，历史在此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令人痛心的扭曲。当我们在2026年审视当下，会发现这长达百年的恩泽，在如今的中国民间却结出了有毒的果实。那些享受着协和医疗成果、受惠于外贸红利致富、甚至因为乙肝疫苗转让而健康活下来的13.8亿以上从未去过美国的普通民众，却在网络和现实中对美国怀有深入骨髓的敌意。这种“恩将仇报”的旷世悖论，其背后的操弄机制与心理根源，正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字字见血、深度剖析的核心所在。

结语

当历史的聚光灯从百年的无私援助转到当下的现实图景，我们目睹了一个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多次挽救中国于水火、在文明近代化进程中给予中国最大滋养的国家，在今日中国的网络空间与市井坊间，却被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万恶之源。当我们站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些被尘封、被篡改、被刻意遗忘的历史事实，依然在时间的深处散发着冷冽而清醒的光芒。

纵观过去百余年来美国对华的贡献，是用文明的种子、人道的光辉、甚至鲜血与国运交织而成的巨大历史丰碑。然而，现实却给人类国际关系史留下了最荒诞、也最沉痛的一章。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竟然有13.8亿从未踏上过美国土地的普通民众，在高度信息固化的“拟态环境”中，对这个曾多次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的国家怀着最深重的仇恨。这种“未曾谋面，却恨之入骨”的社会心理畸变，是权力的逻辑对历史真相粗暴强暴的结果。通过抹杀恩情，隔离真相，依靠纵容狂热的民族主义来转嫁国内矛盾，最终成功地在神州大地上驯化出了一代丧失历史记忆、丧失基本逻辑、以怨报德的“仇恨机器”。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人心也是无法永远被禁锢的。

在中美关系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还原历史真相，是为了给陷入狂热与迷茫的中国民间社会保留一剂唯一的“解毒剂”。唯有当历史的归历史，事实的归事实，才能穿透现实的重重迷雾，重新照亮中美品格中最真挚的理性之光。

特朗普为何突然高调大谈“共产主义威胁”？

分析

KSLiu

09/07/202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独立日前夕在拉什莫尔山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人保护国家缔造者 250 年前设想的自由，对抗他所描述的进步民主党人构成的“共产主义”威胁。

他说：“现在，共产主义威胁在我们国家死灰复燃，其中一些人是新移民，他们信奉的思想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决心并向所有人宣誓，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将迅速战胜共产主义……我们将迅速把他们赶走，我们将继续建设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美好的国家。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他说：“我们的战士们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与共产主义作战，绝不是为了看到这种威胁在美国本土死灰复燃。我们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国家不需要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从来行不通，以后也永远不会行得通。” 在总统山演讲中，他称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甚至说它“比一战、二战、珍珠港或9/11更危险”。

特朗普一贯表现出强烈的商人“交易型”人格，他务实、看重利益、喜欢一对一谈判，往往把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对抗放在次要位置。如今他为什么突然高调大谈“共产主义威胁”？

在面对美国国内政治时，特朗普经常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他大谈反对“共产主义威胁”，这并不是他在外交路线上转向了空洞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国内政治防御与进攻策略。

距离2026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选举政治中，“恐惧”和“身份认同”是最强大的选民催化剂。最近在民主党内部，一些带有“民主社会主义”标签的激进左翼候选人在大城市的党内初选中表现抢眼。特朗普和共和党高层迅速抓住这一点，将民主党整体贴上“正在变成共产主义政党”的标签。通过将“进步主义/社会主义”极端化为“共产主义”，特朗普能够成功激发保守派选民的危机感，提高他们的投票率。

特朗普的逻辑里，意识形态是分对象的：对内他需要用意识形态作为“分水岭”，把政治对手塑造成“美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者”。此时，“共产主义”这个词在美式政治语境中，是他用来凝聚右翼、打击左翼、备战中期选举最顺手的政治杠杆。这种极端的修辞，是为了在文化和历史解释权上彻底孤立左派。

对外他依然是一个交易者。他大谈反对共产主义，并不会妨碍他在外交桌上与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坐下来谈关税、谈购买美国农产品或谈地缘利益。对于特朗普而言，国际上的主义是“别人家的事”，只要利益分配谈妥即可；但国内的主义关乎他的“权力基本盘”。在国际上，他依然会遵循“美国优先”的实用主义交易逻辑。

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讲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逻辑闭环：他将自己一贯的核心议题——反非法移民，与反共结合在了一起。在近期的集会中，他宣称许多新进入美国的移民带来了“与美国完全对立的、拥护共产主义的想法”。通过这种捆绑，他不仅巩固了反移民选民的支持，还给驱逐出境等强硬政策涂上了一层“保卫国家安全、反意识形态渗透”的道德和历史正当性。

目前美国国内面临部分地区的社会对立，以及外界对其强硬执政风格的批评。在建国250周年这样的历史性时刻，转向宏大的“反共”叙事，能够有效淡化具体的政策争议，将舆论焦点引导到“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这一抽象但极具煽动性的文化内战上。

特朗普大谈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因为他变成了理想主义者，而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政治交易者。

美国建国250周年，本来可以只是纪念《独立宣言》和美国历史。特朗普却试图赋予它一个新的主题：1776年的美国建立在反对暴政之上，2026年的美国仍然需要反对新的意识形态威胁。因此，他把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描述成与建国时期相似的“自由与专制”“共和国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就是说，他希望把250周年不仅讲成历史纪念，更讲成一场“新的建国保卫战”。

过去十几年，美国政治更多围绕通货膨胀、非法移民、犯罪、税收、堕胎…… 而特朗普现在增加了一条主线：资本主义 vs. 共产主义。

这样做有几个政治好处：容易激发共和党基本盘；可以把不同的左翼政策（如扩大政府福利、提高税收、加强政府干预等）归入同一个“共产主义”框架；把政策争论提升为价值观和制度之争。

近几年，美国两党越来越强调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特朗普虽然没有在这次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对象，但“反共产主义”的表述，很容易与美国对华竞争的长期叙事相衔接。

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的主轴是“自由世界 vs. 共产主义阵营”。特朗普试图借用这种历史记忆，强化美国国家认同和制度优越感。不过，这次讲话的主要矛头仍然放在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直接针对中国。

特朗普希望借建国250周年，把美国政治重新定义为：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争，而是“美国建国价值”与“共产主义（按其定义）”之间的竞争。

这样做有三个战略目的：把国家庆典与自身政治议程结合，赋予第二任期更强的历史使命感； 把民主党左翼描绘成制度性对手，将政策分歧提升为价值观之争； 借用冷战时期“反共产主义”的历史记忆，强化支持者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动员。

从特朗普近一周在拉什莫尔山和华盛顿两场重要演讲来看，这并非即兴发挥，而是经过设计、反复强调的一条核心叙事。

专访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俄乌战争促朝鲜崛起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挑战

采访

中美印象

08/07/2026

专访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俄乌战争促朝鲜崛起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挑战

（编者按：随着俄乌战争催化东北亚地缘格局重组，朝鲜通过对俄军火贸易实现经济与军事现代化，逐步侵蚀了中国传统地缘制衡的有效性。本期《中美印象》专访斯坦福大学学者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教授，系统剖析了“中俄朝”新型互动背后的战略失衡。梅惠琳教授基于双边威慑与军事博弈视角，指出朝鲜近期的强硬姿态本质上是“高压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信号传递，旨在向美国勒索地缘与经济让步。）

埃玛·布里格纳尔（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朝鲜的崛起对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以及中国在半岛的地位意味着什么？

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以下简称“答”）：我认为在短期内，这意味着半岛局势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在我最近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写的文章中，我指出了为什么我认为朝鲜未来会表现出更多攻击性的两个原因。

第一，得益于与俄罗斯的关系，朝鲜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不仅是因为朝鲜军队在地面战场上协助俄方对抗乌克兰从而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更关键的是，作为出兵的条件之一，俄罗斯向朝鲜转让了部分军事技术。我认为朝鲜在常规军事能力上已经变得更加强悍，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底气。

第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对朝“踩刹车”的约束角色。尽管美国经常抱怨、并希望北京能做得更多，但总体而言，只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中国过去一直在努力约束朝鲜。

然而，如今随着俄朝关系日益如胶似漆，中国开始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朝鲜的影响力。而一旦失去这种影响力，就意味着中国在半岛地区的传统话语权遭到削弱，进而无法保障自身在半岛的战略利益。现在，如果北京扮演“坏警察”的角色——对朝鲜态度过于强硬，俄罗斯就会趁虚而入。因此，中国觉得现在能够向朝鲜施压、迫使其重回正轨的战略空间，已经远不如从前了。我们目前看到的结果是，中国正在对朝鲜放宽限制，并在外交上向其提供更多的庇护，例如在联合国减少对制裁朝鲜或其他对朝强硬措施的赞成票。我认为这也造成了朝鲜所受的外部约束大为减轻。

问：中国在朝鲜的核心利益是什么？这些利益发生改变了吗？

答：我认为中国在朝鲜交织着多重利益，其中既有眼下的现实考量，也关乎未来的战略走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涵盖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和东北亚是全球的战略重镇。中国作为地区霸主，认为自己必须成为半岛上最具影响力的强权。鉴于美韩之间存在同盟关系，中国需要通过拉近与朝鲜的关系来与之抗衡。从长远来看，中国希望在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退一步说，即便未来半岛走向统一（由韩国组建唯一政府），中国也要确保自身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去敲定某些底线——例如，确保统一后的半岛上不再有美国驻军。因此，这其中绝对存在着安全考量与大国博弈的成分。

在经济层面上，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商机，这就好比当年许多国家在中国刚结束毛泽东时代的动荡、开启改革开放时看待中国一样。当时国际社会普遍抱有极大的期待，认为如果中国引入经济规则，大家就能通过参与其经济重建而大赚一笔。中国现在看待朝鲜也是类似的心态。朝鲜近在咫尺，其拥有的众多港口对中国极具吸引力。他们看重的是一旦朝鲜对外开放所能带来的巨大投资回报率。因此，中国一直在维持自己的地缘位置，以便在未来朝鲜开放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特惠待遇。

而在外交层面上，中国实际上并不愿意为了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目标）去支付任何实际成本，因为那主要会让美国受益，中国自己捞不到什么好处。但从纯外交博弈来看，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对朝斡旋和外交活动，确实能为自己赚取不少筹码。这也是他们通过保持与朝鲜的亲密关系所能获得的红利。

问：同样在外交层面上，从最近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晤中，中朝关系以及国际社会能读出哪些最核心的信息？

答：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习近平出访了朝鲜，并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中朝传统友谊的历史底蕴与重要性。这无异于公开重申，中国不会改变其对朝政策的既定路线，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朝鲜。

要知道，在此之前，习近平曾连续多年未曾访问朝鲜——我认为他上一次访华是在2019年。此后，他出访过许多其他国家，唯独将朝鲜排除在外，这在当时显然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战略边缘化决定。因此，光是中方如今同意进行这场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并且对当前及未来的双边关系做出极度积极的定性，这就完全达到了朝鲜的预期。这场会晤将朝鲜重新带回了地缘政治的舞台中央，向世界表明它同时拥有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重量级伙伴。当金正恩能够与俄罗斯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谈笑风生、频频留下合影时，这在国际上为朝鲜赚足了面子。

问：国际上常说中国不想要盟友。那么，中国在俄罗斯和朝鲜身上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对这两国的诉求又有何不同？

答：中国之所以不想要传统的军事同盟，是因为结盟意味着必须“选边站队”，这会阻碍他们在全球国际体系中获取全方位的务实利益。他们既希望与朝鲜保持良好关系，同样也希望与韩国交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排斥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到俄罗斯，与莫斯科保持亲密关系可以协助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塑国际秩序，使其对威权体制提供更多的保护。而在历史上，俄罗斯的军售和技术转让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构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当年的国防现代化是无法达到那种高度的。

此外，中国还把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抗衡美国的一张威慑牌。中国自身不搞海外军事干预，但美国在考虑是否对某个地区动手时，其顾虑往往不是因为该国离中国很近，而是美国确实会停下来掂量一下俄罗斯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在亚太地区以外，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地缘反弹，增加了美国在其他地方侵害中国利益时所需支付的行动成本。中俄两国还可以在国际机构中串联配合，共同在国际舆论上将美国塑造为一个“地区局势的搅局者”。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俄罗斯能够助力中国的崛起、为其谋求地区霸权和迈向全球性强权提供侧翼支撑，同时确保国际体系的规则对中国有利，并在美国企图全方位围堵中国时，逼迫美国不得不有所投忌、行事更加谨慎。

问：考虑到朝鲜的崛起以及中朝之间不断密集的对话，美国现在应该如何与在朝鲜半岛拥有核心利益的相关国家进行接触？

答：我无法代表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做，但我可以预测一下接下来的局势走向。这无疑会将朝鲜重新推回美国的优先议事日程。拜登政府此前决定对朝鲜半岛采取边缘化、冷处理的态度。而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在其列出的《国家防卫战略》的所有优先事项中，韩国仅仅被提及了一次，而且我认为那还是在要求韩国承担更多驻韩美军防务费用的语境下。

因此我推测，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会开始把更多精力转回到朝鲜身上，甚至可能会举行首脑峰会，试图在某些核心议题上推进外交谈判——比如探讨以发表正式结束战争的声明，来换取朝鲜在终止或削减其核计划方面做出某种保证。但如果这种外交接触未能发生，或者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我认为可以预见朝鲜将会重启核试验或导弹试射，以此来重新夺回国际社会的关注。

问：顺着这个话题，鉴于朝鲜经历的这场“经济奇迹”以及北京对其约束力的下降，我们是否应当预期朝鲜的行为会发生戏剧性的剧变，或者该地区会爆发更直接的军事冲突？

答：我认为朝鲜的核心意图依然是通过展现强硬姿态来迫使对方做出外交让步。他们之所以频频展现攻击性，本质上是在推行这种策略。现在有些人认为朝鲜已经走到了企图通过武力强制统一韩国的节点，但我认为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未来看到的攻击性举动更多将是一种“威慑外交（高压外交）”的手段。他们是在利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向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勒索外交和经济上的让步。从朝鲜的视角出发，他们看重的是印度当年被国际社会默认接受为核国家的既成模式。朝鲜也希望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作为“事实核国家”的承认。因此，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的打算动用武力去实现所谓的宏大目标；相反，这更像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目的是把所有人逼回到谈判桌前。

问：在最近的博弈中，台湾的防务是另一个焦点。美国在提供对台军售上的迟疑和拖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是否会对朝鲜半岛的安全产生连锁反应？

答：这在多个层面上都极其危险。在政治层面上，美国的既定政策向来是，我们绝不会在与北京的谈判中去勾兑或决定对台军售的规模、以及我们支持台湾防务的方式。但在上一次的中美峰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表态暗示了双方正在就对台军售问题与中方进行讨论和谈判，这显然严重违反了美国当年提出的“六项保证”。

在战术操作层面上，遏制战争爆发的最佳保证，是让北京确信他们无法在台海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鉴于美国海空军奔赴战场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能够将解放军阻截在海峡对岸的关键，全看台湾自身军队在开战初期的坚守能力。而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提供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我们在协助台湾提升防务能力上的任何延误，都意味着北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全面超越对手。这极有可能导致一种后果：当中国军队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实施两栖登陆的能力时，他们转头审视台湾军队的防备状态，发现现有的防务实力根本不足以阻吓他们迈出最后一步。我认为这无论从战术操作还是从政治信号的释放上，都是非常不利的。

问：台湾的内部政治版图近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您如何看待国民党现任核心人物郑丽文（Cheng Li-wun）在处理与北京关系时所采取的更趋向和解（迎合）的路线？

答：我觉得这与他们过去的传统路线并无本质区别。我不想使用“极端”这个词，但她的姿态或许比她的某些前任表现得更为明显。事实上，自从马英九执政时期大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对话以来，这一直是国民党的政治定位。国民党始终将自己塑造为“全台唯一有能力管控北京、从而确保台海和平”的政党。

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从过去达成的那些经济协议中可以看出，尽管当时两岸的经济往来热络，台湾民众却并未觉得这给他们带来了所需的实质安全感。因此，现在看到国民党试图炮制出一套全新的叙事、来论证他们的亲北京路线才更安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虽然外界对此见仁见智，但事实是，国民党已经在过去的连续几届领导人选举中铩羽而归，尽管他们在地方县市长选举中斩获颇丰。然而，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焦点是国家安全和更宏大的地缘战略，这与地方选举的民生议题截然不同。这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强烈的信号：台湾民众目前依然没有被国民党那套“通过与北京进行更多对话来换取和平”的妥协路线所说服。

问：最后，除了不断飙升的国防军费开支，还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能够促进这两个战略区域的安全？

答：替代方案非常多。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杠杆，这迫使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在试图联手遏制中国时显得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同时，美国自身也存在严重的供应链漏洞，这让我们在全面抗衡中国时显得力不从心。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下定决心，让自己成为亚洲所有国家雷打不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将对遏制北京起到立竿见影的战略效果。但问题在于，美国总统唯一能直接拍板决定的，只是军费的投入以及在海外的军事力量部署，我们无法直接用行政命令去操控市场经济。我们可以给美国企业提供某些政策激励，促使它们做出特定选择，但你很难单纯靠政府意志去决定自己必须在某个地区成为绝对的经济霸主。在这场博弈中，工业界和私营部门其实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们并不是美国政府可以直接调控的政治杠杆。

郑永年：美国霸权是衰落还是在转型？

分析

《中美印象》转发

08/07/2026

（编者按：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郑永年最近接受媒体采访，采访围绕“美国是否衰落”展开讨论。郑永年认为，美国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衰落，而是在经历从传统霸权向技术、数字和规则主导的新型霸权转型，其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核心实力仍然保持全球领先。面对中国崛起和国际格局多极化，他强调中国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美国，应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美国的变化，避免战略误判；同时，美国梦、中国梦及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并存，不同文明应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发展。以下采访来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

美国霸权没有退场，而是在转型

大湾区评论：关于美国实力的讨论，很容易走向夸张。“美国衰落论”的论断一直经久不衰，几乎每隔几年就要被重提。这是为什么？

郑永年：为什么大家会热衷于讨论美国衰落？从一个分析者的角度，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国自身的客观变化确实很剧烈。和历史上黄金时代的美国相比，美国确实衰落了。过去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规模多大、军队多强、中产阶级比例多高！以前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信念是“我相信我的下一代会比我更好”，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信念了。有调查显示，18到3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47%认为下一代生活会更好，53%认为会变差。大家普遍感觉内卷、失落——这不是凭空说的，是有数据支撑的。

第二，外部有很多人希望美国衰落。美国从19世纪以来长期搞霸权主义，做了不少坏事，对一些国家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很多国家和社会群体对美国很是愤怒。那些被美国欺负过、打压过的，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个人，当然希望它早点衰落。尽管这是一种主观愿望，不能当客观事实来看，但确实放大了美国“衰落”的声音。

第三，美国自身浓厚的“危机文化”。西方文明里有“堕落”的观念，基督教文化特别害怕堕落。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上世纪初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便是典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讲新教伦理，核心就是“不努力就会堕落”。美国是西方的典型，本质上是一个被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是一片乐观，到处宣扬“华盛顿共识”和“历史终结论”。但今天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学界、政策界和媒体，大家都下渲染美国衰落的论调。各种制度安排也倾向于聚焦衰落面。两党互为反对，今天完全没有共识，互相往死里骂——特朗普说美国什么都好，民主党说美国什么都坏。媒体也一样，坏消息才是新闻。党争和媒体，不断对“坏消息”进行推波助澜。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危机感就被不断放大了。当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尤其是那些曾经被美国欺负的人们，也自然乐意接受和相信这一切。

所以，总体说，“美国衰落”这个说法，既有客观上的衰落，也有外部的主观期待，还有美国内部危机文化驱动的放大效应——几层东西叠在一起，我们才会感觉这个声音一直存在。

大湾区评论：正是因为主观的意见不够可靠，近期《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从主观判断转向量化分析，对美国的全球实力进行了一次实证考察，认为美国250周年依然强大，实力并未衰落，但其主导地位正在削弱。您怎么看，美国真的在衰落吗？

郑永年：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要从五个层面来看。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OECD数据显示，虽然2025年美国的GDP有所放缓至2.1%左右，美国的经济基础还在扩张，技术和生产力还在发展。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于它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确实比较慢，但美国本身还是在发展，尤其是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在大多领域原创性技术依然产生在美国，或者首先在美国落地。其它很多经济体基本上处于追赶地位。如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美国今天的问题更多出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分配机制上，而非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方面。

第二，大国的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就像中国从清朝后期开始衰落到最后被列强打败，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国家能不能纠正错误、能不能抓住新的机会，都是在变化中的，不能用“命定论”来看问题。美国从189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真正确立全球霸权，中间也经历了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几十年的过程。大国衰落的道路也不会是一条直线，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十年，中间充满变数，“中兴”的机会也是有的。特朗普和其MAGA运动的目标就是“中兴”。

第三，美国仍然是“衰落中的霸权”。它即使相对衰落，仍然是霸权，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或力量能够真正替代它。盖洛普（Gallup）2025年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显示，中国领导力支持率中位数升至36%、美国降至31%——这确实反映了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和多极化趋势的加速。但“下降”和“被替代”之间不仅还有很长的距离，而且“被替代”迄今也只是一个假设。美元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军仍然拥有全球最强的投送能力，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仍然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承认，单极霸权是“不正常的”，世界终将回归多极化——但多极化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在这期间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极。

第四，美国霸权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从“建设性”转向“破坏性”。二战以后，美国的霸权有过比较“正向”的一面。比如联合国体系、国际发展体系、马歇尔计划，以及对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的帮助。即使是对德日的战略，美国“本意”也是要帮助这些战败国的重建。但从老布什海湾战争之后，美国霸权就开始产生变化，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投入、驻军、占领和重建，它更多是通过打击、威慑、维持自身战略优势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它不一定要像传统霸权那样占领土地，而是要确保你不要挑战它。现在看来，“大中东民主计划”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天的美国对涉足广泛的全球事务尤其是对美国直接利益没有多大关联的事务越来越没有兴趣。马斯克已经辅助特朗普把美国的国际发展署送进了“碎木机”。

第五，美国在重要领域的霸权不但没衰落，还在强化升级。如果你从传统角度看，比如占领土地、传统军事控制，美国的确衰落了，但如果从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形态看，美国正在建设新的霸权。人工智能领域非常集中。IDC数据显示，美国持续主导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发展，其市场规模占比超55%。

全球范围内，真正处在第一梯队的主要是中美，但中美之间差距不是有些人说的“几天”那么简单。美国在核心算法、先进算力、芯片架构等方面优势明显。应当记住，“差几天”的说法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是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美国人现在对中国是“捧杀”和“棒杀”同时进行。一方面说“中国和美国只差几天”，满足一些人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工智能威胁很大”，好在美国国内动员资源。这两种说法都是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不能全信。我们必须具备自己的判断能力。

除了人工智能方面，从军事、安全和技术行动看，美国也仍然有很强的能力。它不一定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占领，也不一定在乎土地和资源，而是通过短时间、高强度、技术化的打击和控制，达到目的。它现在更关注空间，尤其是虚拟空间、技术空间和战略空间。

美国的霸权形态正在转型，也在升级——不是领土扩张，而是空间扩张、虚拟空间扩张、技术标准扩张。我们不能再用农业时代的“土地帝国主义”、海洋时代的“海洋帝国主义”来理解今天的美国。很多时候说“美国衰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还没变化。今天的美国衰落和复兴并举，在一些领域的确衰落了，在另一些领域则在高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讨论美国衰落，但不能“一刀切”地讨论，绝对不要忽视美国的转型升级。低估美国可能会犯颠覆性错误。

“收”不是“退”，别用老眼光看美国

大湾区评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这一年并不太平。伊朗战事、俄乌战争等仍在持续，美国在多重战线上都卷入军事冲突。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又在扩张——比如对格陵兰、加拿大的兴趣。这矛盾吗？

郑永年：“收”不是退。我们以前就讨论过，“收”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是调整、整顿、巩固和重新布局。

以前美国到处撒钱、驻军、搞重建，那是传统霸权的做法。现在它要转型，要进行新的调整。先把西半球和关键基础守住，然后通过其他方式施加影响——比如伊朗问题，搞离岸平衡，不用像以前那样投入那么多。这是一种新的国家战略。

问题其实在于，一些学者还在用老眼光看美国。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正落后的，可能是我们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还没有跟上实践。农业时代看土地，海洋时代看港口，金融时代看资本。现在进入虚拟空间时代了，我们的观念需要跟上。

“唱衰中国”和“唱衰美国” 背后是同样的心理逻辑

大湾区评论：中国经济这些年在转型，外部有很多“中国经济崩溃论”。现在美国转型中，也有很多声音说“美国霸权终结”。这两种唱衰是同一种逻辑吗？

郑永年：“唱衰中国”和“唱衰美国”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心理逻辑，看不得别人好。

美国人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互相唱衰、互相妖魔化，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会把关系搞坏。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会出现误判，最终失误。

你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些东西已经崩溃了很多次。同样，“美国衰落论”也讲了多少年。但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美国霸权的形式、施加影响力的形式确实在变化。但你不能说美国没影响力了——很多地区事务，美国不干预和干预，结果完全两样。很多国家说美国衰落，其实是觉得美国没有像以前那样能够保护自己了，这是一种心态。例如欧洲，有美国人在，他们感到安全，现在美国人不是那么重视他们了，他们就感到不安全。尽管很多人在讨论“战略自主”，但心里还是希望美国人呆在那边。有些人则有宗教立场、意识形态立场或者狭义民族立场来看这个问题。这些不可避免，但作为政策分析者，我们看问题，还是要尽量客观，从不同层面去看，否则会导致自欺欺人的局面。

我们此前强调过，全世界都可以误解美国，唯独中国不可以。现在的世界形成了“事实上G2”的格局，美国把中国作为对手，我们不能麻痹自己。“知己知彼”不是互相欺骗，否则就会反颠覆性战略错误。

美国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在推动“另一种全球化”

大湾区评论：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推手，现在却用关税大棒向全世界收“保护费”。甚至成为了“反全球化”的力量。如何看？

郑永年：我想这是一种暂时现象。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确是在“反全球化”，但是在反对自己不利的全球化。全球化最大的驱动力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会流向一切能赚钱的地方。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只要中国和其他国家还开放，全球化就停不了。

全球化也不是第一次出问题。1875年到1914年，以欧洲人为主体的第一波全球化，带来了很大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最后走向一战、二战。

同样，上一波全球化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超级全球化导致超级问题，这更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但相比之前还是有进步的，至少迄今尚未导向世界大战。俄乌冲突和全球化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简单由全球化导致。伊朗问题和能源、地区政治有关，也不能完全说是全球化导致。

美国确实需要调整了，但不能只盯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你看中美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仍然很大。还有美国的数据流通、人工智能国际化，这些难道不是全球化吗？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只是有些领域、有些问题出现了，需要解决。

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推进全球化。美国在某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货物贸易领域搞保护主义，但在它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数据、芯片、技术标准、虚拟空间，它仍然在推动全球化，并且是快速有效。美国对盟友、对东南亚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方面仍然在全球化。世界上的人才、资本和技术仍然在流向美国，美国的技术和平台也在流向世界。

所以，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前面讨论的美国“衰落”要实事求是，对全球化的讨论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把“去全球化”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否则会蒙蔽自己的眼睛。

大湾区评论：美国在AI和高科技领域高度集中，但美国的盟友们，比如欧洲、日本等却跟不上进度。未来美国盟友关系会怎样变化？

郑永年：很简单，这个趋势反而会使美国霸权地位更加巩固。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都参与其中。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各有优势，技术分布相对分散。耐用品、汽车等产业，大家都有能力。

但这一次人工智能高度集中。从西方世界看，几乎高度集中在美国。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依附美国。欧洲领导人整天讲“自主”，但为什么自主程度反而越来越低？因为技术结构、经济结构变了，它们在实际能力上离不开美国。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局面，说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事实上，美国盟友对美国越来越依赖，而不是越来越摆脱美国。你看G7，如果美国不参与，作用就非常有限，甚至没有。这说明美国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硬实力仍然很强。

当然，美国的这些盟友们，比如日本、欧洲，都希望发展自主的能力。特朗普有时候也支持它们发展，因为可以减轻美国负担。但前提是，不要损害美国利益，关键地方仍然是美国主导。如果日本、法国或其他国家将来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也会像20世纪80年代打压日本一样打压它们，直到把他们打趴下。

什么叫文明？不能只看历史长度

大湾区评论：有人嘲笑美国历史只有250年，认为和文明古国相比没有文明。您怎么看？

郑永年：如果只用历史长短来衡量，伊朗有6000年。但文明不是比岁数，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看——美国不仅是一个文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优秀文明的“集成”。

正如我们上次所讨论的，美国的三权分立、参众两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设计，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智慧和知识总和的一部分。美国工业化发展，也吸纳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你说它不是文明？不仅是文明，还是一种集成性文明。

那些古国几千年主要是农业文明，尽管各国都希望自己实现现代化，但像中国那样成功的寥寥无几。美国是工业文明的重要代表。美国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直都是重要参与者甚至引领者。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大规模制造”，通过工艺和零件的标准化实现大批量生产，而美国正是这一革命的核心发源地。你可以说美国没有传统农业文明那种厚度，但从工业文明的角度看，美国当然是文明——而且是一种全新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形态。

什么叫文明？不能只看历史长度，也要看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人的文明层面。有些人觉得美国是“野蛮人”——但如果一个几千年文明被一个250年的“野蛮人”打成这个样子，还固守“我是文明、你是野蛮”的解释，那在一般理性思维上很难说得通，只能在宗教意义上理解。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你不能否认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

美国梦、中国梦和其他梦是可以共存的

大湾区评论：以前我们一直说“美国梦”，代表自由、民主的灯塔，让全世界的人向往。现在，美国梦还在吗？

郑永年：过去不仅美国人有美国梦，世界上很多人也有美国梦。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梦当然存在过。美国梦还在不在，要看对谁来说。对美国人来说，对很多美国传统中产来说，它确实在褪色、在变淡。但对很多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来说，它依然有吸引力。BCG的报告也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吸引顶尖人才的头号国家，2025年人才流入仍在增长。世界范围内的人才、资本、技术仍然在流向美国。

此外，人的意识会变化。每一代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打字机时代、电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美国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还可能是一个大转型。如果科技右翼设想的东西实现了，可能形成一种我们不喜欢、不向往的新文明——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形态。那还是不是美国梦？这也要看那一代人怎么理解。梦是一种理想，但每一代人的理想不同。今天的人们很难为未来的人们定义“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以后，很多华人回到中国，最优秀、最顶尖的中国科技人才正在加速回流。再者，中国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上升。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成都等城市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有人可能觉得，美国梦和中国梦是冲突的——你赢我就输，你强我就弱。我们不能简单地这么认为。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第一次提出“美国梦”时，他描述的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这个理想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景。美国梦、中国梦，以及其他国家的梦，都可以同时存在——只是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而已。

分散一点，让人类有更多选择，反而更丰富。人们既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更可以做其他梦。世界这么大，容得下不同的梦。当世界不再只有一个“梦工厂”，当不同文明都能为人类提供各自版本的“好生活”想象时，人类才真正从“历史终结论”的幻觉中走了出来。

白易洁：专访尼克松访华首席翻译傅立民大使

采访

白易洁

08/07/2026

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破冰之行，不仅奠定了现代中美关系的基石，其间达成的涉台协议至今仍深远地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本期《中美印象》特别专访了那场历史性会晤的美方首席翻译——傅立民（Chas Freeman）大使。作为美国资深外交家，傅立民大使曾历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处长、驻华公使衔参赞以及国防部助理部长，亲历了冷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设计与美中军事关系的重建。

白易洁（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您最初是如何对外交产生兴趣的？您的职业生涯带您走过了如此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中国显然是您投入了大量心血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偏偏选择中国？

傅立民（以下简称“答”）：我来自一个有着五代人传统的家庭，我们家过去规定，每周二和周四在餐桌上必须说外语。就我而言，周二说法语，周四说西班牙语。过去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尽管我的家族在很久以前就和中国有过渊源。美国独立战争后，最早前往中国的纽英伦（新英格兰）船只之一就是由我的一位先祖担任船长。我的三位曾祖父都曾在中国工作过。其中，约翰·R·弗里曼（John R. Freeman）是孙中山的顾问，也是三峡大坝的设计工程师——但他当时深知大坝无法动工，所以待了六个月就离开了。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即史景迁）的《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一书中还记载过这件事。

我外祖母的父亲罗伯特·埃兹拉·朴（Robert Ezra Park）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奠基人，后来也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以及岭南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部分）参与过创办工作。另一位曾祖父——我戴着的这枚玉戒指据说就是当年清朝山东巡抚赠送给他的——曾与亨利·西门子及其亲哥哥（平炉炼钢的发明者）共事。他当时受雇于清政府，负责推进中国钢铁工业的现代化。只有一位曾祖父没去成中国。

我是后来在哈佛法学院就读时，几乎纯属偶然地发现了这些家族往事。当时我已经确定自己不想当律师。因为热爱文化交流，我非常喜欢语言。同时我也热爱历史，于是我便跑到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去研读历史，反而不去上法学院的课。我博览了世界各国的历史。由于接受过英式教育，我对英国视角的欧洲史等内容有着非常扎实的基础。此外，我还拥有耶鲁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学位。当时关于非洲的著作并不多，所以没花多久就读完了。接着我涉猎了中东、印度、东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最后读到了中国。

我彻底被吸引住了。这引发了我的思考——那是1964到1965年间。当时我们和北京方面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我们把在国共内战中败北的台北当局，奉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后来，我曾前往联合国为“将北京拒于中国席位之外”进行辩护，当时我们的措辞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其首都在台北，不在北京；这并非流亡政府，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当时的官方口径，而且我们靠这套说辞维持了远超理应维持的时间。总而言之，我对当时的地缘政治局势着了迷。我认为这不合逻辑。中国当时已经尝试过与苏联结盟，如今又退出了该联盟。我们与中国没有交情，但在冷战中我们正面临来自苏联的压力。我们需要联络中国，而中国也因为面临苏联的压力而需要联络我们。当时我想，当这一历史性时刻发生时，我希望能亲历其中。令我大为惊喜的是，我后来真的见证了这一幕。

问：1972年，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开启美中关系破冰之行的历史性时刻，您担任了他的翻译。您能带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场景吗？当时华盛顿和北京两地对此有何反应？

答：其实我对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华破冰之旅做出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现场翻译，尽管我等会儿会谈到这一块。当时，美国总统拿到的关于中国的简报文件中，几乎有半数是由我撰写的。因此，他对范围极其广泛的各项议题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那是一项浩瀚的撰写工作。为此，我在美国国务院一个受控的封闭空间里足足关了几个月。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也能随团出访。直到有一天，几张行李标签塞进了我家的邮筒，接着我看到《时代》（Tim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着我已被指定为随行翻译。那篇文章里还写错了许多关于我的生平背景，显而易见，那是白宫里某个人透露的消息。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知自己要去的，但当时没有人交代我具体做什么。虽然我为了参与“中美华沙谈话”接受过专门的翻译训练，但我此前从未真正担任过实战翻译。“中美华沙谈话”是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的大使级会谈，最初在日内瓦开始，前后共进行了136轮，并在其后期阶段孕育出了最终巧妙化解台湾问题的外交措辞，从而使尼克松的访华行程得以成行。

我抵达北京后，本希望能得到指示，明确总统需要我做些什么。我们入住了钓鱼台国宾馆。下午三点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总统想见你”，于是我便去了他的下榻别墅。我以为他会交代工作，但他没有。我记得他走进房间，个子比我稍高一点。他的鼻子刚好与我的视线平齐，鼻孔里冒出三根黑鼻毛，鼻梁上有道沟，其中一根鼻毛上还粘着一小团蜜丝佛陀（Max Factor）化妆品。除了在电视演播室，我从未见过男人化妆，所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他并没有向我交代具体的翻译任务，只是说听到过不少关于我的好评。随后他就回去了，留下我和另外两名备用翻译站在那里，接着我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随后，尼克松总统便出人意料地动身去会见毛泽东了。当时毛泽东基本上是在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这也是为什么中方此前一直无法确定具体会面时间的原因——他们必须帮他调理好身体，以确保他能在会面时神志清晰、表达连贯。尼克松去的时候没有带任何国务院的人，所以美方房间里没有一个懂中文的人。有时候我还会开玩笑地想，当时担任中方翻译的唐闻生或另一位翻译，会不会是自己编造了毛泽东说的话，因为美国代表团里根本没人懂中文。但我敢肯定她们没有这么做，她们都是非常严谨专业的人。

因为那次（突如其来的）会面，国宴的时间被推迟到了晚上九点半，这对中国人来说已经非常晚了。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被叫到了总统的别墅。他的礼宾官兼日程规划师德怀特·查平（Dwight Chapin）从总统下榻的套房里走出来，对我说：“总统希望你来翻译今晚国宴上的祝酒词。”

我说：“好的，能让我看看文本吗？” 他说：“我想没有文本。” 我说：“查平先生，我想你搞错了。请去跟总统核实一下。” 他走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说：“总统说了，他准备即兴演讲。没有文本。” 我说：“查平先生，你可能会感兴趣想知道——今晚的祝酒词其实是我起草的。我知道有文本，而且我还听说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工作人员在里面加入了一些毛主席的诗词。如果你觉得我会站在全人类以及中国中央委员会面前，把一段来路不明的英文翻译版毛主席诗词即兴口译成中文，那你真是——（我这里用了一个粗俗的词）疯了。” 他仍坚持说：“确实没有文本。” 我说：“行吧，既然这样，那我不干了。”

于是，他这才从口袋里掏出文本交给了中方人员。中方人员转头问我：“这里面引用的诗词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避免了一场外交灾难。两天后，尼克松眼里泛着泪光向我道歉，说：“我不该那么做的。”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背诵演讲稿；他拥有近乎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巧的是，我也一样。其实就算他手里不拿文本，我也完全有能力站在那里完成翻译，但他当时担心我会拿着文本破坏他想营造的“即兴”效果。就这样，一场灾难被化解了。尼克松总统再次展现出他极其古怪的个性。不过，我并没有因此丢掉在联邦政府的前途，而是继续了我的职业生涯。

顺便提一句，当时国务卿的所有翻译工作也都是由我承担的。首脑峰会的议程通常是双轨制。国务卿往往被赋予一项吃力不讨好的艰巨任务——与对方逐一核实并排查所有的分歧。我们争论了印度支那战争、越南问题，以及我们曾站在对立面的朝鲜半岛问题；还争论了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双方未能达成共识的日本在地区内扮演的角色。这些争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们建议《上海公报》应当首先向我们各自的盟友和藩属国表明，我们并没有出卖他们的利益。因此，这份公报的开篇详细阐明了双方完全不兼容的各自立场。随后，公报过渡到声明：从根本上讲，美中两国拥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外交政策。尽管如此，双方仍可在共同利益的事务上开展合作——而这在当时实际上指的是共同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议程。

问：从那时起，您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数十年，见证了无数世界领袖的更迭。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唐纳德·特朗普，在您看来，美中关系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有哪些？

答：这很难说。在《中美建交公报》达成后，我是邓小平访问美国活动的主管官员之一，那绝对是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参加了与邓小平的许多场会晤。后来我跟邓小平也变得非常熟稔。他曾在1974年来到联合国，那是他结束劳动改造后，被起复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时我陪同基辛格（时任国务卿）一起接见了他。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能够近乎瞬间地劈开层层迷雾，直击问题的核心。他说话非常直率，也许算不上一个传统意义上和蔼可亲的人，但他极其聪明、精力充沛且行事果断——这一点在他后来推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1981年夏天，我担任临时代办并暂管大使馆馆务期间，还在北京亲自将吉米·卡特介绍给了邓小平。当时这位前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一起到中国访问。

但大概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关于《八一七公报》的谈判。那份公报其实是在我北京家中的饭桌上谈出来的。正式会谈只是用来确认我和中国外交部同行在非正式沟通中达成的草案，然后再提交给罗纳德·里根和邓小平首肯。如果上面点头了，那么大使和他的中方同行就会举行正式会晤，正式签署通过。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谈判方式：你先与中方同行进行半官方的、探讨各种“假设情况”的碰头会，如果双方能达成表面的共识，再由更高层予以确认。

那份公报暂时解决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两国建交后曾一度威胁到双方关系的存续。这并不是一个能让任何一方都满意的结果。双方也都没有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中方不得不妥协，同意美国对台军售在一段时期内继续进行；而美方也不得不妥协，同意最终将终止军售，并且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步递减。当我们最终达成这项协议时，气氛算不上欢快，但这毕竟远比两国断交要好得多——而断交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结果。那确实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时刻。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我认为，作为一名外交官，与中国打交道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他们都是完美的“演技派”，能够把不同的事情完全割裂开来（公私分明）。比如，我会为了某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去拜会我的中方同行——比如某位副外长或部长助理。我们坐下来，整个人陷在他们偏爱的那种宽大舒适的真皮沙发里。我会对他说：“你家娃上次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看过最近那部电影了吗？你爱人挺好的吧？最近有什么旅行计划吗？”诸如此类。我们大约会闲聊五分钟，接着，我们两个都会在沙发上直起身子，双膝并拢，双手按膝，双脚平放在地上。

这时我会对他说：“我奉命对贵国在波斯湾极度令人愤慨的表现，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你们的所作所为是任何文明国家都干不出来的，你们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然后他会回应道：“我全盘拒绝你的每一作态。你说的完全不是事实。在波斯湾犯错的恰恰是你们美国人。”

我们就会这样你来我往地唇枪舌剑一番，过了一会儿，我们看着对方说：“我们谈完了吗？”接着我们又重新陷回沙发里，我会说：“这周末一起去野餐怎么样？”你很难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往往会把个人关系与官方立场混为一谈。我们每个人都忠实地代表着各自的政府，但同时我们也拥有私人情谊。当双方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时，这种私人关系就会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知道我不会对他撒谎，他也绝不会对我撒谎。我珍视他的意见并对他保持尊重，他对我也抱有同样的看法。这就是当年在北京搞外交的样子。但如今听说这种互动已经凤毛麟角了，这真的很遗憾。

问：您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崛起，而这一现象如今已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国内大部分人共同焦虑的跨党派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走向全球舞台中央的崛起？它又在如何影响着世界秩序？

答：首先，当尼克松当年开启中美关系时，我们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中国的脆弱；我们担心的不是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连接，而是中国的孤立；我们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富有，而是它的贫困。我们当时希望扭转这一切，目的是拉拢中国来共同遏制苏联，并希望能说服他们停止在越南和印度支那支持我们的对手（虽然我们最终没能说服成功）。

而现在，我们担心的恰恰相反。中国已经重返富强，并且在科学、技术、经济等诸多领域正在赶超我们。当我们在全球舞台上选择退缩时，中国正成为世界的一股主要力量。我们退出了多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我们在国际上对自己的伙伴和朋友并不友善，有时我们甚至对敌人比对朋友还要好。我们正在走向一种我称之为“抛弃外交”的外交政策，这让我们根本无法与拥有完全不同行事风格的中国进行有效竞争。这就是第一点，极具讽刺意味。

第二点是，正如你所说，我确实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崛起，而这在邓小平看来，显然是承接毛泽东革命之后的“真正的革命”。邓小平毫无疑问将毛泽东视为秦始皇一样的人物。他们曾经历过一位极权统治者，其对中国的蓝图最终未能完全贯彻，取而代之的是汉朝对其统治的重新阐释，并确立了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儒家思想。邓小平将自己置于类似汉朝的角色中，在毛泽东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

我大概是第一批敏锐洞察到这一根本性转变的人。当时我在北京。我是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处处长，全面掌控两国关系，在那个年代，这个级别的职位拥有真正的实权。我前往北京与大使馆沟通，随后又去了香港——那是当时观察中国最重要的前哨站。

有一次，我从北京饭店步行出发，朝着故宫和天安门的方向走去。在故宫的一个拐角处，有一条叫南池子的街道。就在那个十字路口，有一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在卖面汤。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不可思议。那时全是国营食堂，根本没有任何个体商贩，中国传统“小吃”的繁荣景象基本上早已销声匿迹。所以，这个小贩的出现让我大受震撼。我走上前去，用中文问他：“你属于哪个单位的？哪个公社的？”他回答说：“我自己就是我的单位。”那一刻我想：某些根本性的变革正在发生。

我回到美国后，在第二年（1980年）的2月份，史密森尼城堡（Smithsonian Castle）召集了一场“全美中国观察家大会”，我出席了会议。当时，我是全场唯一一个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中国正在改变前进方向并且这条路行得通的人。其他所有人都在争辩说中国不过是固步自封、老调重弹。我当时气坏了，散会后立马跨上我平时通勤用的摩托车，连夜赶回国务院，花了一整夜写了一份名为《2000年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的备忘录。这份文件现在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ChasFreeman.net）的辅助材料里找到。我在报告中坚称，中国即将摆脱社会主义式的低效懒散，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结果，我遭到了中央情报局（CIA）的严厉批评，甚至被叫过去开了一场针对我的“批判会”；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也纷纷指责我过于乐观。我当时预测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率能达到6%到7%，但实际上他们增长了15%。我当时认为中国能够重振农业，而中国农业实际的增长速度是我预估的两倍。他们当时对我说：“不、不、不，你彻底错了，中国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证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预测对了，唯一看走眼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因为我万万没有料到，苏联竟然真的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期望的那样，因自身的体制缺陷而土崩瓦解。我曾设想在21世纪初，苏联和中国依然会处于竞争状态。当然，到那个时候，苏联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错了，但话又说回来，当时全天下的人都看错了，所以我也不觉得太难堪。

问：您认为当今的美中关系中，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答：我认为这些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从本质上讲，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幻想式外交”的习惯中，我们对外国的看法极其扭曲。你在录音前提到了赖斯（Condoleezza Rice）。她当年对伊拉克的看法就极其扭曲。她曾幻想伊拉克人民会手捧鲜花欢迎我们，把我们当成将他们从萨达姆·侯赛因手中解放出来的救星；她还幻想这场战争的军费完全可以通过伊拉克自身的财富来自给自足，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伊拉克人都住着宫殿，每棵椰枣树下都埋着黄金。我们当年入侵的是我们梦境中的伊拉克，而不是现实中的伊拉克。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打交道的是我们噩梦中的中国，而不是现实中的中国。

中国是否企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然而，我们自己害怕被取代，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崛起确实在挤压我们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以我们过去的方式来统治世界。我们幻想中国具有扩张性，但除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传统疆域之外，它并不对任何领土抱有野心。我们看到南海存在争议，于是我们选择站在非中国主权声索国的一方来对抗中国。然而，那些国家的声索依据即便不比中国更薄弱，也绝不比中国更充分。我们习惯用德国当年寻求“生存空间”（即抢占更多领土来安置人口）的桥梁来生搬硬套中国。但中国人根本没有这种迹象。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领土上有更多的朝鲜人、越南人或土耳其人。我们或许还会用帝国主义、大日本帝国或重商主义的理论去套用中国，但中国人并不渴望通过军事占领或吞并来控制市场，他们非常乐意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进行竞争。

事实上，我们对华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恰恰在于事实证明他们比我们更擅长玩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许多看法都是扭曲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员对美国的了解要现实得多。但如今在两国的民间——如果你愿意称之为平民阶层的话——都对彼此怀有深深的猜疑，有时甚至是仇恨。这也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在军事上部署在中国所有的边境线上，我们包围了它。我们每天都要对他们的防线进行三到四次极具挑衅性的侦察测试。中国并没有堵在我们的国门口，但我担心我们正在刺激它，最终导致它“顺藤摸瓜”找到我们家里来。我总喜欢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那句名言，即美国不应“去海外搜寻并消灭怪物”。我想补充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当你执意去海外寻找怪物时，那些怪物往往会跟着你回到家里。我恐怕我们未来会看到中国人出现在拉丁美洲国家——那些目前正被我们疏远、从而向中国的影响力敞开大门的国家。

问：目前美国国内有一股对华推行“威慑”政策的呼声。美中两国如何才能开展更多合作？双方分别需要做出怎样的妥协，才能为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

答：我认为威慑固然有其作用，但它必须辅以“政治上的安抚（保证）”。也就是说，我在威慑你不要去做某件事（X）。只要你承诺不做，你就会获得回报。那么，你不来挑战我的动力是什么？当然，我是在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挑战我，我会让你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从你切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你不挑战我能获得什么好处？不幸的是，我们目前对华采取的是一套完全军事化的威慑政策，毫无政治层面的考量。

因此，这种威慑最终演变成了挑衅。结果就是，我们陷入了军备竞赛，双方发生了军事对峙，甚至频频上演武力示威——尤其是在台湾周边地区。我们试图说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让他们相信自己需要美国的保护来对抗中国。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想要我们的“保护”。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支持”，好让他们能腾出空间，摸索出一种与中国共存的方式。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中国曾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如今正在重新成为这个地区的中心。他们希望与中国达成一种安全的和解与顺应，并希望我们能协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但这恰恰不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我们该如何合作？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许多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美中合作才能解决，无论是防扩散、世界贸易体系、投资监管，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对就业和人类社会结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随着它的推进，我们将看到经济的许多大宗领域不再需要人工劳动力。我们该如何应对？

还有全球变暖问题。我知道特朗普政府对此深表怀疑、全盘否认，但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在这么干。我们本可以与中国开展非常高效的合作，因为中国恰好在所有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技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太阳能、风能、核能、水利，当然还有电动汽车。我们却在试图让自己的经济继续安稳地躺在内燃机时代。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聪明，而且也绝不会奏效。事实上，我们刚刚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让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共识，那就是你不能再指望石油和天然气了。世界需要电气化，这不仅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也为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以及已经迈入“后西屋时代”的中国核电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中国人正在建造52座核电站，而我们目前一座也没建。

我们可以在许多领域并肩工作。过去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就最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大学里许多最顶尖的科研人员实际上都是中国人。但我们现在却让美利坚的生活环境对他们变得非常不友善，以至于许多人正成批地选择回国。这就是一场悲剧。你可能知道钱学森的故事，他曾任职于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也是我们核计划的奠基人之一。当年联邦调查局（FBI）对他大肆进行无端审查和施压，最终将他逼回了中国，结果他成为了中国核计划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国父。这本是不必要的，也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但我们现在竟然在重蹈覆辙。

我们理应张开双臂迎接中国日益增长的繁荣，并通过向中国推销更多产品来从中获益。美国应当努力扩大对华出口，而不是切断销售。就拿半导体行业来说，你可以看到英伟达（NVIDIA）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尽管英伟达的芯片是在台湾制造的，而不是在美国本土。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通过切断英伟达对华销售，我们实际上剥夺了英伟达维持领先地位所需的营收和资本，同时还倒逼并刺激了中国人去复制英伟达的技术实力——而他们现在也确实在一步步做到这一点。这个局面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有一个成语叫“闭门造车”，字面意思是关起门来自己做车。换句话说，就是试图在工业上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这根本行不通。中国人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证明了这一套行不通；而我们在21世纪的美国，却正在步他们的后尘，再次证明这招行不通。

问：您刚才提到了台湾，以及如今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相互依存，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您在法学院期间的研究曾作为《台湾关系法》的基础，您也亲眼见证了美国从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过渡。在这段转型期中，与这两个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是怎样的？这又是如何影响当下的双边关系的？

答：我在哈佛法学院读了两年，第三年因为加入了外交部而没有继续就读。九年后，一位优秀的哈佛法学院教授杰里·科恩（Jerry Cohen，即孔杰荣）邀请我回去，帮他一起主持一个关于中国法律和谈判风格的研讨会。我对他说：“我干不了这个。我没有学位，没办法列入教职人员编制。”于是他帮我安排，让我一边在教职岗位上任职，一边注册为三年级学生。所以，在我离开法学院十年之后，我最终拿到了法律学位。

至于《台湾关系法》——当时核心的核心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打算与台湾断交并撤销对其国家地位的承认，我们该如何保障台湾人民的福祉，并履行我们对其负有的道德义务？这到底该怎么操作？这就是我当时研究的课题，并最终成为了《台湾关系法》的基础。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起草这部法律，但我协助了与国会的谈判。当卡特政府将法案草案提交给国会时，国会几乎没有做出什么修改。我的法律研究以及起草者对它的运用，显然是扎实合理的。不过我确实加上了一段前言（序言），阐明了国会的政策。我曾就此与他们反复磋商，以确保这段话能与北京方面达成的建交谅解基本兼容。所以，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

我们在建交协议中曾达成过一项共识。我们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也曾就对台军售达成过一项共识。然而，我们如今全盘推翻了我们当年承诺的所有谅解。这让台湾陷入了险境。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这种后果。比如郑丽文（台湾政治人物）和她的论点。她认为国民党现在作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反对党，能够同时与北京和华盛顿展开对话，而这恰恰是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得以存续的先决条件。我认为大陆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就台湾的某种受保护地位进行谈判。大陆过去曾明确表达过这一意向。但当然，香港的例子——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喜忧参半。香港人此前发起了激烈抗议，随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整顿，香港也因此付出了代价。这个例子在台湾被解读为对香港的打压，因此并不能鼓励双方进行谈判。但郑女士表示，即便在大中华的框架下，她也有能力为台湾勾勒出一个能够保留其生活方式、经济模式及国际关系的未来。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当前围绕台湾有着太多令人焦虑的问题，尤其是去界定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究竟是什么，以及那笔悬而未决的军售。

问：既然当前围绕台湾有这么多棘手且充满焦虑的问题，您认为美国方面与台湾接触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答：我觉得极其讽刺的是，特朗普在这场博弈中引入了比“战略模糊”更进一步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之为“战略摇摆”或“战略冷漠”——而他现在却被指责是在做出一种战略评判。我原以为这正是总统该干的事。你只需要扪心自问：台湾能为美国做什么，或者能反制美国什么？大陆又可以为美国做什么，或者能反制美国什么？台湾能够解决我前面提到的任何全球性课题吗？它是美国农产品不断增长的市场吗？它是科学与技术的领头羊吗？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表示，在他们监测的74个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中，中国目前在68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可能只在6个领域领先。我认为，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其牵涉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妥协的准备。

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应当珍视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对法治的尊重以及高度的公民自由。在许多方面，台湾现在的居住环境甚至比美国还要好。那里可没有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到处在街上横冲直撞地殴打或谋杀平民。我认为，在台湾摸索与中国其他地区达成某种共存模式（modus operandi）的过程中，我们欠台湾一份支持。但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最不该做的事就是为了它去打一仗。如果我们真的开战，我们进行的每一次兵棋推演都表明，我们将损失大约三分之二的空军和海军。中国也会蒙受同等损失。但他们拥有快速重建的能力，而我们没有。我们根本不具备那种工业制造产能。而且，一场因台湾而起的战争将面临演变成核调停（核交换）的威胁。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攻击中国本土、同时又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土免受中国攻击的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因此，有太多理由说明，我们应当去推动海峡两岸的贸易和对话，帮助台湾去为自己寻找一个既不向中国宣战、同时又能被中国接受并共存的未来，无论两岸同意将这种状态维持多久。

我在德克萨斯州最喜欢的政治家是一位已经过世的名叫金基·弗里德曼（Kinky Friedman）的家伙。金基·弗里德曼曾说：“相比于女人，我更喜欢猫，因为猫很少、甚至几乎从来不用‘关系（relationship）’这个词。”尽管记着金基的这句格言，但我依然认为，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各种关系所带来的道德义务。我们与台湾人民之间存在着一段历史关系。我们应当为自己曾向台湾提供过帮助、并最终协助其发展出如今的民主体制而感到自豪。但是，法国也拥有民主体制，我们似乎并不会因为这一点就认为自己必须去替法国的立场武装防卫。我们拥有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这并非无足轻重，但这绝不是值得你去发动战争的理由。

问：由于您在中国和中东地区都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个地区的关系变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的？您如何展望未来几年的中国与中东关系，特别是在这场与伊朗的战争之后？

答：中国非常小心翼翼地遵循着乔治·华盛顿的忠告：绝不结盟。中国将同盟关系视为一种负债（累赘），因为盟友可能会做出某些迫使你不得不去施以援手的举动，而你对这些举动可能毫无兴趣，或者它可能会纠缠并拖累你，就像我们现在被生生拽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对伊战争一样。因此，中国人不搞同盟。他们努力不卷入别人的家务事（地盘争夺），这一直指引着他们处理西亚——即中东问题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战略层面，体现在获取能源供应和打开商品市场上。他们目前已经远远成为了该地区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正在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阿联酋的迪拜或阿布扎比，字面意义上聚集着四五千家中国企业。我想我看到过数据，现在有数十万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波斯湾地区。他们不仅与伊朗保持着良好关系，也与沙特交好；事实上，正是他们从中斡旋，促成了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和解。他们既与以色列维持着亲密往来，同时也与巴勒斯坦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这绝对是高超的平衡术。

但毫无疑问，出于自身的原因，该地区国家在远离美国的同时，正在将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对他们不提任何政治要求。中国不会说：“你们必须推翻你们的政府体制，换成别的什么制度。”毫无疑问，中国人并不喜欢该地区许多社会中排斥女性的陈腐态度，无论对方是正统犹太人还是严格的穆斯林，但中国绝不会把这当成一个外交议题。它不会要求该地区国家为中国冲锋陷阵。它唯一要求的只是尊重与尊严。

这种做法得到了回报。新疆穆斯林的状况，并不是波斯湾或西亚穆斯林关心的问题。他们对与中国的关系感到非常舒适。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在宁夏和新疆等中国的穆斯林聚集区设有援助项目。因此，这是一段对彼此要求少得多、同时也更具吸引力的双边关系。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竞争（rivalry）”与“对抗仇视（adversarial animosity）”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竞争可以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两个国家同台竞技、力争上游，每一个都在努力提升自己，以求交出比对方更漂亮的成绩单。这种竞争可以是非常高产且建设性的。而对抗仇视则完全不同，这就好比在一场田径比赛中，你不是像面对普通对手那样试图跑得比他快，而是试图在跑道上使绊子绊倒你的对手、去作弊、去伤害你的对手。这毫无建设性可言。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与中国相处的方式。

这种状态正在逼近“敌对（enmity）”。敌对的本质是渴望将你的竞争对手彻底消灭。这就是我们在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关系，而我们当年之所以没有走到那一步，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通过核武器实现了相互保证毁灭的威慑。这正是我们目前与中国人正在走向的终局，这绝对无法让我们中的任何人感到安稳。

问：我们通常认为外交官只会专注于某一个特定的地区或国家，但您曾同时主管过东亚、西亚和非洲的事务。您是如何在全球这么多不同国家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中穿梭游刃有余的？我们未来应当培养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外交官，还是区域问题专家？

答：你既需要将外交作为一种信条、一种职业来对待的专业主义，也需要区域核心知识。在正式谈判中，即使你像我一样精通中文或阿拉伯语，你也不会直接使用该语言。你一定要使用你自己的母语。为什么？因为这能带来巨大的外交优势。如果现场出现了任何误解，你可以把锅甩给翻译，而不是由你或对方来承担责任。此外，如果你能听懂对方的语言，这就能在对方的话被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为你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构思和组织你的回应。我会说，外交是一门“准专业（proto-profession）”。

什么是专业？它是对普通人不具备的专业知识的宣示：去解决普通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你需要去参考一门信条，以及你所处行业中其他人积累的宏阔经验。例如，医学是在19世纪中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式作为一门专业确立起来的。突然之间，原本跟随某位医生当学徒的模式，被正规教育和认证流程所取代。于是我们便有了现代的医学博士（MD），他们就是专业人士。当然还有辅助专业人员，比如资质没那么广泛的执业护士、注册护士、医疗机构的前台等，他们都是医疗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医学博士那种意义上的专业人士。

而在美国的外交领域，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归咎于“分赃制度（官职分赃制）”，以及历任总统倾向于将重要职位赏赐给亲信、政治献金筹措者以及那些脑满肠肥、腰包鼓鼓的人。这让美国的外交时至今日依然停留在“准专业”的阶段。有些外国的外交服务体制比我们要专业得多。我认为我们的外交机制需要进行彻底的重组，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再也无法单靠武力胁迫或金钱贿赂、再也无法单靠拳头或钱包来横行天下的时代。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我们的智慧（ wits ）来生存。这意味着我们迫切需要外交官的专业知识和战略洞察力。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敏感度，因为外交的基石在于“同理心（共情）”。你必须理解对方是从什么样的背景中走出来的，他们为什么会抱有那样的信仰和立场。只有这样，你才能组织起一套有说服力的论点，去说服他们改变立场，并接受你想做的事情——不仅符合你的利益，同样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是外交最基本的手段：协助他人用你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并说服他们去做符合你利益的事，因为你已经让他们相信，这样做同样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你接受这个关于外交的定义，那么在我们当前的国际实践中，你将找不到任何能与之一一对应的证据，我认为这是我们巨大的损失。

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中国因素”

分析

KSLiu

07/07/202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6年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上任后的首次正式访问，并于7月2日在新德里与纳伦德拉·莫迪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

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介绍高市早苗时称呼她为妹妹，“我的妹妹，高市早苗首相”，还用日语说“你好”。高市早苗通过同声传译回应：“刚才您称我为美丽的妹妹，莫迪总理。” 随后，高市早苗还高调官宣，今后将与莫迪“如兄妹般继续交往”。

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包括：双方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MoU），涉及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半导体、能源、信息通信、医药等领域；发表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联合声明，重点加强供应链韧性，推动关键矿产和半导体合作；在安全合作方面，同意扩大联合军事演习、推进海军舰艇维护合作，并加强防务装备合作；印度提出未来10年吸引约10万亿日元日本投资的目标，双方还推动“印度制造”框架下的产业合作。

此次访问也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分析普遍认为，日本希望在经济安全、关键矿产和高科技产业链方面深化与印度合作，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并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不过，印度仍强调其“战略自主”外交政策，在加强与日本合作的同时，也会继续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高市早苗此次访问印度容易引起北京关注甚至不满，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一次单独的访问，而是它所体现的地区战略趋势。

日本和印度近年来不断加强安全、防务和经济合作。如果双方在联合军演、海上安全、防务装备合作等方面继续推进，中国可能会认为这增强了其周边的战略压力。

此次双方重点讨论了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产业合作。这些领域也是中国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北京通常认为，一些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依赖（即”去风险化”）会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日本一直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而中国长期批评这一战略，认为其具有遏制中国影响力的色彩。如果此次访问进一步强化这一合作框架，中国可能会对此表示警惕。

中印边境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两国互信有限。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加强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北京可能会认为这在客观上提升了印度的战略能力。

高市早苗长期被视为日本保守派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态度通常较为强硬。她曾主张加强日本防卫能力，并多次关注台湾海峡安全等议题。因此，由她主导推进日印合作，比其他相对温和的日本领导人更容易引起中国媒体和官方关注。

中国外交部2026年7月2日例行记者会上，对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作出了明确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他随后进一步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 他并指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他最后还强调：“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从外交辞令来看，没有直接点名印度，措辞比一般表态更尖锐，核心批评仍然是“反对阵营对抗”。这次外交部的回应针对的是日本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及其相关外交活动，而不仅仅是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这一事件本身。

近期（尤其是2026年以来），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明显升温，而且与日本、印度合作的方向有不少相似之处，重点集中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海洋安全和供应链合作。

2026年3月底，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首次正式访问日本，与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并邀请高市未来访问印尼。

双方在东京举行了日本—印尼商业论坛，签署约10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投资、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据印尼方面公布，这批合作意向金额约200亿美元。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越来越重视能源进口安全。印尼作为亚洲重要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国，日本希望扩大：LNG供应、清洁能源、能源运输安全、关键矿产合作

高市在会谈中特别提到，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凸显印尼在能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日本开始通过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向印尼提供安全援助。双方讨论了：海上安全、海军合作、防务装备、海岸警卫合作、南海局势。日本还表示将帮助提升印尼的海上安全能力。

双方继续提及”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理念。不过，与印度不同的是，印尼始终强调奉行”自由积极”（Free and Active）外交政策，不愿加入针对任何国家的军事集团，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

中国对日本加强与印尼合作的关注程度，通常低于日本与印度合作，原因包括：印尼长期奉行不结盟和战略自主外交，并未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尼与中国经贸联系非常密切，中国连续多年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之一。印尼在南海问题上虽然与中国存在部分海上摩擦，但整体仍倾向通过外交方式处理，不愿卷入大国对抗。

因此，北京对日印合作的警惕主要集中在防务合作、供应链重组和经济安全，而对日印尼合作更多是保持关注，而非像日印合作那样视为具有更强的战略针对性。

总体来看，日本目前正在推进一条较为清晰的区域布局：与印度重点加强经济安全和战略合作，与印度尼西亚重点加强能源、供应链、海洋安全和投资合作。这两个方向共同服务于日本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和提升印太影响力的目标。

继菲律宾之后，日本积极发展和印尼、印度的地域政治关系的目的，可以说“中国因素”是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发展和菲律宾的关系，中国因素是最主要原因。

日本在亚洲发挥了许多美国希望发挥、但美国自己不容易发挥的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代替美国，而更像是在美国战略框架下充当了一个更容易被地区国家接受的推动者。

首先，日本比美国更容易被东南亚国家接受美国推动安全合作时，很多国家担心”选边站”。而日本通常采取的是：提供基础设施贷款、海警能力建设、灾害救援合作、技术援助、投资建厂。这些合作政治敏感度比美国主导的军事合作低，因此更容易推进。

其次，日本提供的是美国不擅长提供的经济合作。美国近年来在亚洲的安全影响力仍然很强，但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有限。日本则几十年来一直是亚洲重要投资来源，因此，美国负责安全，日本负责经济，在很多地区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第三，日本更了解亚洲国家的政治文化。日本长期深耕东南亚，很多国家和日本有几十年的企业合作、政府开发援助（ODA）、人员交流、制造业合作。相比之下，美国外交往往更强调民主价值、人权、国内政治改革。而日本通常较少公开介入这些议题，因此更容易与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保持合作。

第四，日本能够降低美国战略的”存在感”，这是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提到的一个特点。如果由美国直接推动某项地区合作，有些国家会认为这是美国主导。如果由日本发起，很多国家接受度更高，而美国则可以在背后提供支持。因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桥梁”和”协调者”的作用。

但日本也有自己的目标，不能简单认为日本只是替美国做事。日本有自身的国家利益，例如希望维护海上贸易航道，因为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希望扩大本国企业在东南亚和印度的投资机会；希望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摆脱过去过度依赖美国的局面；希望在印太地区塑造更有利于自身安全的环境。因此，日本很多政策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自身利益。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美国提供战略和安全框架，日本则通过经济合作、能力建设和外交协调，把这一框架更容易地落地到亚洲国家。因此，确实可以说日本发挥了不少美国想发挥但单独去做效果有限的作用；但这更接近一种分工合作，而不是日本简单替代美国。日本有自身的战略考量，也会在某些议题上保留独立立场，而不是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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